青岛己丑年

——沈从文

己丑，公元1949，肖牛，鼠后虎前。围绕着这个普通年份发生的一切，后来被证明全无平仄相间的束缚，却俨然抑扬顿挫。夹杂在江河日下的浑浑之中，激流勇进者无所畏惧，噤若寒蝉者夺路而逃，不计其数的身不由己者，任凭风吹日晒，一双眼睛紧盯着窗外的街肆，唯恐遗漏下一丁点大风暴的讯息。己丑之门，敞开，关上，再开敞，须臾之间，天翻地覆。大雾弥漫之中的胶州湾东岸，被遮蔽的历史现场，搏击声，喘息声，咆哮声，尖叫声，不绝如缕。所有洞开的夹缝，透露出的都是布满灰尘的蛛丝马迹，手碰上去，灼热四散。

一个一个的人影，走过来，走过去，塑造出片段，凝结成瞬间。勇进者与缄默者泾渭分明，又不分彼此。芸芸众生退隐到幽暗的光亮之外，慢慢消磨“昨夜清霜冷絮裯，纷纷红叶满阶头”的时光，期待着“园林尽扫西风去，惟有黄花不负秋”的兑现。在几乎无可阻挡的锐利面前，那些苍老的祝福，不堪一击。

太阳底下的己丑1949，海浪拍岸溅起的一长串水珠，怦然四射，惊飞一片白鸥。天上，白色翻腾，海上，倒影扑朔。在时间一如既往的滴答声中，堤岸上看风景的人，都成为了风景，概莫能外。历史早已证明，有落败，就有崛起。在大变局面前，大多数落败昭然若揭，而一部分崛起，却需要时间的积蓄。时间平稳的延续，人们平静的生活，于是城市这的居民就开始用平常心思考人生。呼啦一下子，回到了生命本源。

引子 逃出城的人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这是莎士比亚写在传奇剧《暴风雨》中的一句话。1611年47岁的剧作家在伦敦进行的写作，涉及了接纳、宽恕和家园这些年轻人不太关心的主题。对1949年的青岛来说，莎翁完成在338年前的这个童话，不论就人物、地理还是时代背景，都格格不入。唯一的联系，是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从西南搬回来的藏书里，夹杂梁实秋早年搜罗来的一堆莎翁英文剧作。解除了捆绑着的书籍，没有多少人借阅，上面布满灰尘。

也许，在1949年的一半时间里，距离莎士比亚最近的一个人，是1948年秋天刚刚在青岛市立女中谋得教职的中央大学毕业生刘禹轩。他的中大外文系学业里面，莎士比亚是一块绕不开的石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刘禹轩会对这块石头有兴趣。1949年的青岛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被分成了迥然不同的两截，上半截，刘禹轩不在场，下半截，他顾不上莎士比亚。

看上去，“凡是过去，皆为序曲”这句话，在1949年的前前后后，都不构成任何隐喻。锈迹斑斑的钥匙，打不开葱翠欲滴季节的心锁，也不适合摊开在阳光下暴晒。

踏破铁鞋，无独有偶。距离1949年十几年前，梁实秋的同事沈从文从青岛的一潭溪流牵扯出来的《边城》里面，也留下过类似两句后来被一再提及的话：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当时，沈从文正躲在福山路一堆罐头瓶子的缝隙里，想象着被爱熏陶的未来。间或，他会不怀好意地揶揄一下他的几个同事。打破国立大学校园无所事事的寂寞，算得上是那几年沈从文对青岛的最大贡献。

从刘禹轩日记透露出的信息看，在抗战结束后的几年，不论是莎翁还是寡言少语的沈先生，似乎都不曾构成这个年轻大学生的关注焦点。他的敏锐与注意力，耗费在了他发表在上海《观察》周刊的若干时政话题上，直到他毕业后获得青岛的教职，置身于一个末日之城，也没有多少改变。

可惜，1948年秋天在青岛这个初来乍到的城市，刘禹轩满大街也找不到一本《观察》，《世纪评论》也没有新近的，这让习惯了南京阅读口味的刘禹轩，不能不悲鸣“青岛文化空气的淡薄”。他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城市不需要储安平的《观察》，还是《观察》里储安平式的喋喋不休，不符合这个城市“金玉其外”的胃口。亦或这两者都不是，倒是《观察》的年轻作者刘禹轩，来错了地方。

不过，不满者，不乏其人，尤其是思想活跃的学生。种种迹象显示，一个逆行的潮流，正在激进的年轻人中间形成。甚至在青岛海军军官学校这样的地方，学生阅读左翼书籍“也没什么不对”，比如来自泰安的李恒彰，从上海开始就是《观察》周刊的长期订户。不过，李恒彰也隐约觉察到，学校搬迁到青岛后，过去“抓贪污不抓思想”的方式，已发生了很多改变。

改变的起因，是政府已陷入不可救药的塔西佗陷阱，一个封闭的恶性循环魔方，丧失了几乎所有的公信力。尽管军政宪特的监督力度越来越大，但在市立中学、教会中学、职业学校和国立大学的校园里，由强烈的社会治理失望引发的激烈质疑言论，几近公开化，这导致当局不能不采取强硬手段应付。1948年9月17日，山东大学王方、罗遨威、袁砚田、曾润伍、纪朴立、董国楹、王皇、王济民、钱守建、刘景田、王传孝、石荫萍、周惠民、金益礼、李茂吉等15名学生，被青高特刑事法庭以“匪嫌”拘押。次日中央社发布消息，以儆效尤。

对这次传讯学生，山大校方开始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随后就进行了辩解，校长赵太侔复函特刑庭为被押学生开脱：“当此时局艰难之际，青年学子受此刺激最易对于现状表示不满，而望政府有以改善其环境及生活，此固一般之普遍现象，不独一校为然。即间有一、二青年关怀时事，偶发牢骚，亦不能指为有意危害国家”。就事件的原委，赵太侔本人三年后的叙述是：“特刑庭之逮捕学生，虽然没有通过学校，而是直接经由训导处协助执行的，但我事前却曾与闻，伪教育部并曾电令学校协助。我对这种作风并不认为妥当，然而由于个人政治关系，和学校行政系统，我却无意违抗，而甘心作了帮凶。”

山大学生遭传讯一个多月后的10月21日，市立女中的姜荣芳、周佩薌、王绪芳三个学生给刘禹轩写了一个纸条，上面说：“在这样混乱污浊的社会中，我们早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我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走’，但是，如何‘走’呢？我们想不出，所以请您给我们一个解答，并且能给我们找几个同伴吗？不知可否？”下午四点，刘禹轩在学校前廊的阳台上遇到她们，四个人谈了近一个钟头的话。他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告诉她们如何“走”。随后他到屋里，把自己在《世纪评论》和《观察》上的几篇文字拿给她们看，这是他这一年秉持的公开态度。他注意到，三个学生把几本杂志一册册地小心放到了书包里。

寒冷的现实很快就咄咄逼人。1948年12月24日，激进的《观察》因“违反动员戡乱国策”被南京政府内政部查封。之前一个月的11月25日半夜，刘禹轩在发觉危险愈来愈近的当口，决定逃走。起因是一个父亲在警察局供职的学生告诉他，家中的一份秘密逮捕人员名单上，有刘禹轩的名字。

刘禹轩供职的市立女中，在青岛口弧线海岸底部，面对开阔的胶州湾出口，与小青岛航标灯遥相呼应，一泓从青岛山流淌下来的溪流，在校舍西北缓慢汇入海中。坐在教学楼的窗前，听得见潮起潮落。这个恍如威尼斯城堡的建筑旁边，错落分布着海军军官学校、国立山东大学、监狱和红卍字会。海军学校的人文学科教授，多来自山大，教学质量很高，被学生认为是海校的一段黄金岁月。海校学生李恒彰对留英的校长魏济民非常推崇，说他具有英国绅士风度，在公开场合不苟言笑，英文比中文流利，和山大校长以及美军第七舰队司令关系都非常好，且很受青岛新闻界的追捧。

与女中一墙之隔的莱阳路8号有一栋房子，是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一团第五营第一连的连部，连长黄宝龙的日常任务，主要是负责海军基地的警卫，但对一些地方治安的人与事，也时有涉及。

市立女中的门前，是一个丁字路口，背海面山。太平路、大学路、莱阳路和金口一路在这里交错。学校的马路对面，是驻防清军1893年建成的总兵衙门。破败的清军衙门拐角，一棵枝叶飘零的老槐树，哨兵一般监视着女中大门，仿佛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出警报。而刘禹轩所在的女中内部，教职员和学生多已人心浮动。危城之中，分化自不可避免，出路却未可知。

1948年11月25日晚上，当22岁的刘禹轩偷偷溜出女中大门的时候，他不觉得自己的一生会成为一个时代疑云重重的投影，也没有想到很快就会再回来。当天晚上11点，他在慌乱中给南京女友写了一封信，解释了逃离青岛的理由：“我对于这一个腐烂的社会早就死了心眼了。苟延残喘下去，最后还是要给没落的旧势力殉葬。”随后，他在一个朋友的掩护下星夜通过封锁线，前往250公里外的青州。

刘禹轩得以顺利出逃，得益于当局九天前开始实施的疏散市区人口策略。出于“加强冬防”的考虑，青岛11月16日起只准出，不准进。

面部轮廓缺少柔性的刘禹轩，自认为是一个清醒者。他“饥渴”的文字表达，与他年轻的脉搏一样节拍清晰：“我们该庆幸，在我们周遭的人还在发着梦呓的时候，我们已看到远处的熊熊的火光。在追求那火光的漫长的路上有着豺狼、荆棘和陷阱，但只要我们紧紧地拉起手，我们将会不断地得到鼓舞和希望，因而终于能够完毕我们的行程。”

刘禹轩的这段私人记录，与《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毫不顾忌地抨击政府的犀利言论，如出一辙：“现政权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他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法律上，他迄今仍然是国内国外所公认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只不过，比较储安平，刘禹轩的态度更坚决，行动也更直接。刘禹轩11月25日逃离青岛，储安平则在12月12日从上海逃往北平。

刘禹轩逃亡的目的地青州城，1948年3月被中共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夺取，两个月后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迁入驻扎，弥河闵家庄一时人流如织。当1949年的黎明蓦然到来的时候，青岛和青州，已然两个世界。在刘禹轩和与他经历相同的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心目中，这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已经不可调和。这类似生存还是死亡的思考，关联着光明与黑暗的紧迫现实，却没有留给思考者多少充裕的时间去权衡。一切，都像是风驰电掣。任何微弱个体投入进去，瞬间便会被淹没，并旋转成一种统一且无比强大的意志力量。

作为一个教师，刘禹轩在汇入滚滚红流前却不无矛盾。离开青岛前，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给那三个女中学生的这段话：“你们听不到一句真话，于是你们找到了我。你们的乞求的、期待的目光对于我是一把犀利的长剑。然而我不能满足你们，因为，在基本上，我和你们一样，也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可怜的孩子，在黑暗中摸索，在黑暗中呼唤，想从深夜里渡到明天。”

实质上，在1948年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不乏激情与向往的刘禹轩所不知道的是，对一个普通的生存个体而言，在他预备脱离的这个建城史短暂、缺少启蒙历程且匮乏自由与独立意识的海滨城市，踌躇于寒风凛冽中放眼波涛汹涌，去“在黑暗中摸索，在黑暗中呼唤”而获得不了一丁点回应，是一种多么艰难乃至孤独的体验。于是，选择本身，其实就意味着没有选择。

强大的集体意志旋风，不需要独立思考。旋风下面，所有偶然必然成为未来的坐标。不论是一个冥想，一场邂逅，还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选择。只有时间过去，时间的背面才会裸露出一些真相与意义，让记忆者或俯首称臣，或恍然大悟，或沉默不语。对一个人来说，某个平凡的日子像命中注定，自然刻骨铭心；对一个城市而言，某个记忆的节点更如同预言，昭示着一场历史性涤荡的到来。

1948年11月25日的风雪夜，不过是刘禹轩用一生时间经历莎士比亚之问的开始，而七个月后的1949年6月2日，扑面而来的夏日海风，则让青岛在时间的大钟上豁然显现出两个字：现在。

孤悬之城

1949年1月11日，伴随着一架自北平搭载知识分子的飞机至青岛转南京，青岛的孤独，俨然千里冰封融化前的最后寂静。机翼下方，沧口四方一线工厂区林立的烟囱，一根根冻结的冰棍一般伸向天空，不见丝毫活力。烟囱制造的阴影，被薄雾笼罩着，串联起一场闭幕式的开阔现场，荒谬却不乏真实感。飞机起飞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前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都放弃了南去的机会，拒绝搭乘。这让当天胡适等人在南京进行的蔡元培诞辰82周年纪念活动，变得愈加索然。飞机消失在胶州湾口的时候，雾去云散。从天上回望，枯枝败叶缠绕中的青岛好似一只奄奄一息的螃蟹，在凹凸的海滩上蹒跚，划出歪歪扭扭的印迹。

飞机消失的方向，几只花花绿绿的风筝上下飞舞，嚣张地向下面穿梭往来的军舰示威，仿佛那也是些随风摇摆的纸玩意。风骤起，两只风筝的纠缠瞬间出现，随后坠落海中。岸上的一个孩子很沮丧，另外几个却拍手称快。远处，剩下三只风筝的领头者，在一根细线的牵引下俯冲挣扎，似乎要拼命证明这个纸玩意的命运是可以把控的一样。

结果，坠落接二连三。

十天前的1949年元旦，南京政府“惟国民的公意是从”的惺惺相惜，与西柏坡发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铿锵宣示，将青岛一城的命运走向，浇筑在了生死抉择的最后时间点上。有意味的是，在战争是取得政治合法性的直接渠道这一点上，对峙的双方都没有异议。剩下的，便是彼此军事力量的白热化角逐。历史跳跃般快速推演的道路上，没有给第三条道路留下一丝一毫的喘息空间。在这个尖锐且脆弱的撕裂关头，普通人所感受到的通常意义上的善和爱，同袍与携扶，坚守与操持，无限悲苍。

1月的最后一天，北平息战之门洞开，青岛苍白的时间指针，在海岸线上颤抖的频率再度加快。伴随着己丑新年的降临，凌乱的现实面前，所有人都面临选择。

混乱和恐慌，在市街随处可见，任意盯着一个陌生人的背影看，衣服的褶皱里面也能攥出一箩筐迷乱。黄台路邻辽宁路一头，大庙山青岛神社的南边，有个很大的院落，原来这里是日本高等女子学校，1946年成了山东省立青岛临时中学，800多各地的流亡学生，挤在一栋三层楼里学习生活。1948年夏，山东各地的国民党相继失去政权，孤城青岛前途黯淡，于是有100多名临中学生决定脱落困境，由高6级一个叫李易登的同学率领南下，以图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对其中的许多人来说，逐渐远去的黄台路校舍，成了他们记忆中保留的最后青岛。

1948年夏秋，毕业于北平医学院的守军下士军医林维良，也面临选择。三个月前，他刚刚与青岛新娘麻兰英在青岛生下了一个女孩，其乐融融的家庭温暖还没有真正享受到，困城的危局便已降临在家门口。何去何从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事，一家三口的命运也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门外胶州湾的海平面随波跌宕。他并不知道，这一次他与女儿的骨肉分离，一别就是38年。林维良的这个孩子叫林莉，她是林维良第三个孩子林青霞的姐姐。

与此同时，一个叫李约翰的流亡学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在新，他随第四临时中学到达济南的第三天，因为思想激进而被学校除名。临别时刻，同窗三年的同学们在留言簿上留下了激昂慷慨的赠言，其中不乏“光明在前，希望在即”之类的期待。和许多人一样，李约翰这个年轻基督徒的在新命运，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春天被改变了。

李约翰祖籍山东昌邑，父亲李师圣是一位靠在毛笔上刻字谋生的乡村牧师，某年李姓家族生变，李师圣便带着妻小数口挑一副担子出离，一路向东北跋涉，一边讨食，一边赶路，一边传播福音。李师圣大约不擅农事，所以迁徙成为一种常态方式，目的地似乎也并不确定，但颠簸一路应不乏日常被尊称大先生的满足。期间他最小的儿子李约翰，出生在嫩江平原的甘井子。这里地处大兴安岭边缘，距齐齐哈尔一百公里，盛产葵花。1931年东北战事爆发，多大学问的汉学先生也无可奈何，四年后李师圣只能带领妻子和幼子李约翰自哈尔滨南岗返鲁避难，留下学医的女儿在东北自己谋生路。最终移居青岛的时候，李师圣的九个孩子，仅剩一女一男。葵花一般生长起来的李约翰，对流离失所记忆深刻，在这番仿佛没有终点的疼痛颠簸中，根植下对碎裂家国的认识。1949年的早春，从李约翰到李在新的信仰转换，是一种立场选择，也是一个拥抱未来的姿态，其凤凰涅槃的象征性意味，不言而喻。只是他并不知道，这个似乎已触手可及的未来，对于他个人生活的颠覆意义。

离开青岛后，李易登和青岛临时中学同学一路颠沛流离，经过上海、杭州、南昌、衡阳、广州后，这些十七八岁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到了澎湖，被编入澎湖防卫部的陆军第39师，求学梦断，并就此和大陆天各一方。这支流浪队伍到达湖南时，高七级王积华等8位同学决定返回青岛，并最终乘坐最后一班从上海发出的海船回到青岛。

与此同时，已离开国立山东大学的留英海洋生物学家朱树屏，正率助手赴舟山海区进行中国首次渔场调查。尔后，解放军包围上海，这次由中央政府组织的渔业综合调查被中止。1月8日，他给山大水产系代系主任沈汉祥写了一封信，请其离青前，给女儿朱履冰“留金元三百，作彼零用之资”。

在距上海300公里外的南京，国民党核心层的分化，愈演愈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南京政治格局的裂痕持续扩大，权力松动迹象公开化。1月21日，“因故不能视事”的蒋介石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出面和谈。元旦一句“惟国民的公意是从”的承诺，在农历己丑新年到来之前，给历史开启了一线和平生机。但去了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军权仍紧紧握在手里。

1949年1月16日，一艘自海西驶青的帆船遇风沉没，加剧了青岛的风声鹤唳。居民家中留声机播放的施特劳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传到街上影影绰绰，像个摇摇晃晃的梦游者，听上去如泣如诉。十天后的晚上，国民党守军32军754团官兵在团长方本壮率领下向解放军投诚。方部1100余人携带武器装备，经过一夜激战，冲破国军重重阻截，次日早晨到达胶东解放军控制区即墨店集。这一天，是1月27日，戊子年腊月廿九。

青岛城内，一片惨淡。尽管处在风暴眼核心，大部分居民却并不能确切地明了局势，更谈不上把握机会进而改变个人命运走向。穷于应付的反倒是迫在眉睫的压力，比方说无处不在的抓丁。如果说一些居民本来还对政府抱有一丁点惯性依赖，军方孤注一掷的抓丁闹腾的鸡飞狗跳，则让众多家庭残存的最后一丝期望，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一篇发自现场的报道，直接将青岛描述成“恐怖区”，如同进入人人自危的陌生之地：“未至天黑，青岛市民便纷纷的关门睡觉，否则出门逛马路，便有被‘剥猪’的危险，因为各商店黄昏打烊，入晚路静人稀，有如死市一般。其中以莱阳路等处为最，未到天黑，行人至此便有戒心。瑞蚨祥为青市最大的绸缎店，在撤退的谣言声中，一夕竟为贫民将各项货物搬运一空，事后，青市各报均奉命不准刊载该项消息，籍以避免刺激人心，然‘此地无银三百两’掩耳盗铃之事实，早已哄传，至是各商店均有戒心，而想方法疏散货物。”

公共资讯的集体死亡，导致传言毁灭性风暴一般四处蔓延，摧毁掉所剩无几的信心。群体信任和个体判断力像被电线拉扯的电线杆一样，一排排倒下去，横七竖八的阻挡着辨别方向的视线，让人的逃生本能，疯狗似的跳跃到最前面。各个公立机关撤离的人员，在不断扩大。青岛市邮电局的十位员工，1月中旬再次向南疏散，不过已没有了之前连大米面粉花生油都可以带走的待遇。确定疏散者，需各自前往航空公司订购机票，与去年包两架飞机撤眷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为维持通讯的运营，留青人员大都高升一级，课长股长等均有公费补助，虽然数目不大，却也聊胜于无。翻看报纸，诸如居庸关路10号出售美国收音机、韶关路54号101户出售冰箱、宁武关路10号房屋招租、湖南路36号出售湛山住宅的广告，比比皆是。

1949年新年伊始，一篇刊登在新一期上海《内幕新闻》周刊的《撤退声中的青岛》，披露了更多的混乱信息：“市场上却买不到东西，即使什么市价钱也买不到，人们麻木了，对这情形也不为怪了。现在盛行的是空前未有的逃难狂，逃难上船的人们行李带不了，便码头上当场出卖，很好的西装只须几百块一套，上了船便认是莫大的幸福，可他们不知道南京人也在逃难中。”

作为一个孤悬之城，青岛如同一块被架在火炉子上烘烤的猪肉，风大风小，火旺火息，肉生肉熟，乃至生与死的命运走向，一概由不得自己。有罗自梅氏遂在1949年2月1日出版的《新闻天地》半月刊第57期刊文，一边替青岛市长龚学遂的黑白交困担忧，一边对青岛的未来发出一番忧心忡忡的预告，其心拳拳，其意殷殷，却徒生悲凉：“漫天烽火，远悬北国的青岛，几个月来是被白色恐怖与黑色恐怖笼罩着。而今后暴风雨的袭击与种种艰难险阻，更将千百倍于往昔。”有意味的是，这一期《新闻天地》的封面，刊登的是政协时期张致中与毛泽东、朱德在延安机场的一张留影，图片说明使用了具有极强暗示性的七个字：又将重演的镜头。

冰天雪地之中，青岛惊悚着，等待着一辆被大肆张扬的推土机的开进。随着时间指针不动声色的移动，罗自梅的忧虑，很快就将被证实。

新年

1月29日，己丑正月初一，细雨霏霏。仿佛是为了与四处流窜的彷徨气氛相匹配，天像患上流感一般阴郁，沉闷的空气，堵的人喘不动气。一截坡地的犄角旮旯里，半张老掉牙的《青岛民报》摊在湿地上，依稀可见市立沟崖小学学生采集的土调《节令歌》：“正月初一是春节，过了初二过初三，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二三月三，清明寒食是一天，四月八日五月端午，六月初一过半年，七月七后中元节，八月十五月团圆，九月九，十月一，冬至，腊八，年除日。”

北方人过年的观念，根深蒂固。除了一家团圆，还有着浓烈的信仰意味。进了腊月门，家家户户就是一番大扫除，恨不能把一年的晦气从上到下都打发到地狱去。好些红色的纸片开始往屋里屋外粘贴，什么窗户纸、剪纸、年画、窗花、门眉、红布不一而足，一切不洁的物件，统统被几张粉红色的薄纸遮起来。小年一过，各种五花八门的禁忌登堂入室，小把戏便没机会冒头了，小孩子任何不吉利的言辞，都会毫不留情地遭到呵斥。等到一付诸如“知恩图报效兵仙，善目慈眉思漂母”的春联贴到门板上，年就齐活了，静等着一顿好饭上桌。年年过年年年过，老百姓心里面守的是礼义廉耻，信的是温良恭俭，图的是吉祥如意。不是遇到天大的事，这年是万万不能不过的。己丑肖牛，牛气冲天的得意，本就是老一辈朝思暮想的好年景。

不曾想，己丑年的青岛第一天，却偏偏是一派丧气。

城中湿冷的过年场面，被一个叫明涛的人，一一记录下来，只言片语之中，年的苍茫一览无余：“初一这天，濛濛的小雨，整下了一天。除了汽车阶级出外去拜年的外，街道上静悄悄的。几家报馆也因春节停刊，所以连报贩小童也绝迹了。大概就因为这种寂寞的原因吧？谣言纷起，大家就都掉到这惶恐的漩涡里了。”己丑年的这个春节，注定是1922年青岛回归之后最陌生的一个年关了。人心浮动，去留不定，城市也就失去了热络年味的活力，诸如三五一簇的拜年人流和六七一堆的逛庙会人潮，都消失的无影无踪，“那些旗袍剪发的时髦女子，短装留髻的乡下姑娘，涂脂扑粉的少妇，白发驼背的老婆婆，形形色色的，满眼里尽是人”的场面，已一去不复返了。明涛的这篇“青岛通讯”，题目直接写成《我们在生活中挣扎》，全然不管不顾年的堂皇，成为还原中华民国在青岛最后一个春节的现场凭证。

不过，伴随着几个月的南迁风潮，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青岛己丑年的这个新年了。毕业于上海路礼贤书院的前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校长尹莘农，没来得及在青岛度过己丑新年，便匆忙离开青岛赴台湾，再也没有回来。尹莘农出走那几天，美国海军的汽车也在拼命抢运物资登舰，城里传言美军廿号撤退青岛，消息一遍遍塞进市民耳中，自然激起骚动。

刊登明涛文章的《海王》旬刊，是范旭东缔造的永久企业团体的一份杂志，出版历史悠久，视野、口味和专业判断力，都不坏。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逝世后，其拥有的青岛永裕盐业等规模庞大的投资，在经历了短暂的成长后，生产和销售都陷入停滞。《我们在生活中挣扎》的作者明涛作为青岛永裕的职员，当下最关心的，是自己该何去何从。

己丑年正月初二，天晴了，解放军的传单也出来了。明涛早起走上马路，看见行人在抢一些粉红色传单。他拾起一张，看到传单的一面写着“恭贺新禧”四个字，另一面则印着这样几句话：“对不起青岛的同胞们！你们处在水深火热中，迟迟的没有得到解放，你们忍耐点，我们马上就要来了！华东军区司令部启。”明涛四面看看，街上行人都行色匆匆，只要有人迈步跑一下，周围就会像惊弓之鸟一般慌张起来。

一个神经绷到极致的农历新年，使许多经历者不能不终身难忘。各种相互矛盾的消息，一会一个样，让人难辨真伪，无所适从。

初三那天，明涛几个人在家中谈论时局，正争执到激烈处，忽然从外面传来消息，说八路在攻打李村。大家立刻都神色不安，小孩子也吓得哇哇大哭，更显得空气的紧张。李村距市内不过30里，如果李村的大门被击破，危险无疑就在眼前。这边还在议论纷纷，有人就匆忙返回家，料理准备应变的东西。

初三下午，一个卖报的小孩拿着报拼命跑，明涛和几个同事以为又有号外，等着他过来买报，不料一会小孩子就跑得踪影不见。顷刻间，又有消息传出来，说国共开始和谈，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八项条件，共军已答应停止攻击，与北平一样成立联合组织，等等。明涛的一个同事说：“我说吧！非和不可，当然还是和的好，不管谁让步也好，都是自己人，好事不落外人手啊……”另外几个同事，为了看到真实的新闻“号外”，就骑着脚踏车，跑到各报馆去问。消息一会传回来，果然昙花一现。明涛再从另外渠道得知，各机关都已奉令撤退眷属，正在收拾行李，搭海苏轮撤退上海，并说政府机关准备在二月底撤退完毕。

两层杂货船海苏轮，是战后国民政府驻美物资供应委员会向美国购买的第一批澳菲旧轮，作为首艘驶往中国的样船，海苏轮率先于1946年1月抵沪，由轮船招商局接收。至同年7月底共16艘轮船陆续到齐，各船均以海字为首，加以各省简称取名，即海苏、海浙、海皖、海赣、海鄂、海湘、海川、海康、海滇、海黔、海桂、海粤、海辽、海冀、海鲁、海陇等，计27500总吨，船价加修配运输费用共350余万美元。这批船是一战前后的产品，船龄均在28年以上，船壳及甲板多腐蚀严重，机器陈旧，速度慢，吃水深，沿海多数港口不能驶入。青岛港是深水码头，遂畅通无阻。其中海苏、海桂等船参与了己丑年后的青岛大撤退。

正月初三，是1月31日。青岛的平衡砝码日趋凸显出分量增减的作用，倾斜已显而易见。当天蒋经国在其《自述》中记述说：“北平既失，父亲认为青岛形势，孤悬北方，补给困难，防守不易，主张依原定计划，迅速放弃。”青岛这边，明涛和他的同事，则又听到一个更恐怖的传言，说某机关计划在撤退青岛之前，将大港码头、水源地、发电厂和中纺、齐鲁两公司以及各重要工厂机器破坏。一个同事急得要哭，直问怎么办？自己在一边半诉半泣地嘟囔着，到那时水也没了，电也没了，饿不死，也得逼死了。明涛祈望，这仅仅是一个计划，他祷告有一种力量能够让这个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2月1日正月初四半夜，从昌乐逃亡到青岛的昌潍临时中学18岁学生张泗清，在益都路74号他的八叔家中，就去留问题，跟八叔进行了一次严肃谈话。这些日子，南迁已在青岛各个流亡中学形成风潮，张泗清的两个同学预备第二天早晨上船，他们动员张泗清一起走。八叔回答的话，张泗清记忆了大半生：“这要你自己决定，如果我说你应该走，将来遇到困难，你会说是八叔让你走的；如果我说你该留，今天青岛的局势如此，将来的结局不可能好，到时你会说是八叔教你留下的，所以必须你自己决定。”接下来，张泗清作出了一生中第一个影响命运的决定。

张泗清八叔的益都路家，临近泰山路，处在传统日本街区的边缘，俗称小鲍岛。益都路与周边的辽宁路、博兴路、蒲台路、临淄路、邹平路、桓台路、乐陵路、章丘路形成密集度很高的棋盘路网，临街房屋一层开设的药房、诊所、洋服店、洗衣房、咖啡馆、包子铺、茶叶店、澡堂等等五花八门，上面则多是住家。沿着街边的门洞深入进去，里面会有一个一个串联起来的天井，四面是两到三层住户，扯开嗓子喊一声，满院子听得一清二楚，口音南腔北调。益都路一些1945年秋天没收的敌产房子，战后陆续被诸如中国蚕丝公司、后方勤务总司令部第五兵站支部、青岛在乡军人筹备会、中医师公会、缝纫生产合作社、童子军用品供应社、交通管理处等机构获得，人员更替频繁，街区气氛大有改观。辽宁路一头的青岛神社，战后改名中正公园，甬道顶头的日本大庙改成忠烈祠，是孩子们跑出去打打闹闹的地方。

两年前作家赵清阁在桓台路寓所小住的时候，曾经摩肩擦踵的日本人几乎看不见了，由操持着各种腔调的外地接收人员取代，彼此保持着谨慎的礼貌。旁边一家叫“饺子大王”的小饭店，门口挂着扎了红绸彩的招牌，里面一间屋，摆着三张桌子，只有一个小跑堂的。掌柜娘穿着白绸衫裤，挽个髻儿，笑嘻嘻地招呼着客人，像个家庭。赵清阁点了三十个饺子，抽着烟等饭上桌的空档，注意到边上一个客人，“先前是在看报，如今报看完了，嘴里哼起小曲儿。听口音，不是山东人，像是北平人。再仔细听，并不是哼的小曲儿，乃是在背诵《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而且翻来复去地老是没个完。”这个日常场景，透露出一种典型的小鲍岛味道，平凡、平静、平常。读书人和生意人像街坊一样相处，和睦且不乏生机。

赵清阁1947年逗留青岛的那半个月，一个叫张继兰的17岁莱阳女孩，正在益都路一家安姓诊所学习护理，这里距离张泗清八叔的家，不到300米。到1949年2月1日昌乐流亡学生张泗清下决心跟同学一起出走的时候，张继兰在小诊所已经里里外外一把手了。

2月2日正月初五清晨五点半，张泗清拿着八叔给的十块大头，背起行李赶赴小港码头。八点登上北铭轮，随昌潍临中第二批师生百余人一起南去上海。

挂在脖子上的爆竹

张泗清乘坐的北铭轮，原属天津直东轮船公司，战后归入轮船招商局天津分局。之前和北铭轮关联最大的一条新闻，是其参与万里号海难救援的过程。1948年4月11日早晨，上海福民轮船公司的万里号客货班轮，由天津驶回上海，12日上午航行至北嵊山附近时，因天气突然发雾触礁，船上哀嚎一片。行驶在临近海域的北铭轮等客船得到求助信号后，立刻驶往抢救，至下午1点左右，四百余乘客获救登陆，而此时万里轮已下沉了一半。

作为北铭轮的船东，轮船招商局战后几年不断扩大的航运版图，不论就速度、规模还是服务内容，都令人咂舌。在这一惊涛骇浪一般的扩张之中，青岛占有了很大份额。

抗战结束后，招商局在沦陷区的各分支机构，随即开始着手恢复。1945年9月21日，奉命主持招商局青岛分局筹备事宜的方重由重庆搭机北飞，10月21日到达青岛。从一年后方重执笔的《招商局青岛分局复业周年报告》看，自抵达青岛的第二天开始，方氏便着手分别接洽接收敌伪航产。六天时间，方重一口气接收了曾属大连汽船株式会社、东亚海运、大阪商船会社的七所房产，并同时接洽接收海轮两只、拖轮四只、驳轮四只。10月29日，招商局青岛分局在馆陶路37号原大连汽船株式会社址复业。11月8日，青岛分局接收的3215吨兴隆轮开赴上海，六天后，5530吨的来兴轮也开往上海，青沪间中断的航线始告恢复。

11月10日和11日，招商局天津分局的有利号、北铭号由津抵青，青津航线恢复。12月12日，青岛分局海兴号、海瑞号、海裕号三艘轮船开航连云港，北洋航线均告复航。

华北航政接收委员会青岛代表办公处抵达青岛后，方重不再代表招商局自行接收敌伪航产，而是由该办公处进行接收，然后转交代管。到1946年10月，青岛招商局总共接管了由华北航政接收委交转的27艘船只，另外还有9艘船只，由处理局移交。依照要求，招商局接管的这些船只后来都分别发还原主或进行了标售。根据《招商局青岛办事处接收船只处理情形表》的记录，船只发还和标售集中在1946年上半年进行。一李姓商人一次竞购了同利、华航二号等三艘船只。招商局在青岛除了接管华北航政接收委员会交转的船只外，还曾接管过小下帆船株式会社、军委会战运局青岛物资运输处、军政部派员办公处清理处、青岛航运公司、山东保安第8团和联勤总部第九兵站分监部等处的超过28艘船只，并也陆续进行了发还或标售。

据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接收船舶档案》的记载，招商局青岛方面整个接收船只的处理，到1947年4月结束。根据统计，这55艘船舶的总吨位为89760吨。

在1946年，招商局青岛分局从青岛运出货物88922吨，旅客17524人，同期输入货物5324346吨，旅客72732人。输出与输入的巨大反差，反映出这一时期青岛的强大城市吸纳力。其后，输出与输入数据开始出现颠覆性转变，大量物资与人员的转移，成为青岛招商局的主要任务。

到1946年，招商局青岛分局相继开通了青岛至大连、上海、天津、塘沽、秦皇岛、葫芦岛、营口等港口的航线。并对应航运业务的突飞猛进，在青岛力争恢复与胶济铁路的联运，以青岛为接运地点，铁路沿线各站为联运车站，上海、汕头、香港、广州为联运口岸。但所有这些努力，随着局势的急剧演变陆续失去作用。到了1948年底，从青岛出发的大部分航线均名存实亡，只剩下南方几个港口能够维系。而招商局就是凭借着这寥寥无几的陆地支撑点，在1949年春末的最后时刻，支撑起了一场席卷青岛的世纪大溃逃。

从1946年开始，招商局的部分船只租给了许多民营轮船公司使用，其中就包括中兴轮船公司临时租用的北川轮。1948年3月6日晚，朱树屏在给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的信中说，“三月六日抵沪，当即进行运酒精事，幸今日业已装北川轮”。在信中，朱树屏告诉赵太侔，此轮3月7日可离沪赴青。因为在上海遇到了“苦力工须仍借口货满不肯装货”的麻烦，他同时提醒赵“原合同是运到青岛码头，惟是在由青岛码头装运到校尚亦甚或麻烦。或可由庶务处仍请青岛中旅社负责校本部。”

几个月后，朱树屏与青岛方面就航运事宜的通信焦点，已不在航班周期与服务能力上面，而快速演变成对断航会在那一天发生的推测。

1949年2月2日张泗清乘坐的北铭轮驶往上海途中，南京方面多个机关的发言人，出面否认共军再向青岛展开攻势。并指美海军当局也表示，目前仍有美军飞机驻扎青岛机场，并没有接获机场附近落下炮弹的消息。当天，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在青岛接受美国合众社中国分社总经理高尔雅的采访，就和战问题发表谈话：

高问：青岛在10日至15日内有无变化？

刘答：看不出变化，（外围）有若干共产党的军队，有二到三万人。

高问：共产党军队如果进攻青岛，你迎战还是讲和？

刘答：当然迎战，虽战至一人亦所不惜。和平是全国一致的运动，当然遵从政府和平政策，贯彻全面和平。

高问：如果和平实现，共产党能否实践诺言？

刘答：从以往事实看，无法证明。就是共产党自身，恐怕也无法保证。

这是一个微妙的对话，借美国人之口传递出来，各方都无话可说。要害在于中枢与政府两个权力中心的平衡，刘安祺一方面表示不惜一战，一方面又鉴于频频接受来自溪口的指令，不得不出面澄清，他本人及所统率的军队，仍会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

刘安祺的脖子上的，挂在一串明晃晃的红皮爆竹，点燃的火柴看似在自己手上，却也不在自己手上。

2月6日，由本地八家报纸联合在两个月前拼凑的《青联报》和《联青晚报》，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在上海路6号完成终刊，2月7日改出晚报。新报纸上市一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乘飞机抵达沧口机场。这是他对青岛的最后一次访问。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司徒雷登在中国的使命也即将结束。时正草木零落，街面上凌乱的鞭炮声，如同是一场四处张扬的葬礼。

一些关键人物的撤离行动，是依照计划秘密进行的，比如53岁的湖南籍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根据范本人回忆，2月8日，刘安琪忽派参谋长冯骥送来青沪飞机票两张，说担心范母的安全，要范派一人伴老母亲到上海去。范意识到，刘这是借此来窥测其意向，当即答复，奉养多年，不能这个时候把老母送走，一边对刘安琪的关怀表示感谢，一边把票退给了中国航空公司。可冯并不肯罢休，随后力陈利害，不断劝范离去。正好中国航空公司会计主任是范的表弟，范从他那里问明中航截至2月12日止，就没有班机了。范随即让冯给代买12日机票七张，以表示决意离去。范以为12日既无班机，票也就决难购到，事情也就解决了。不料2月11日上午，冯竟派人送来次日机票七张，范非常诧异。电话询问，答曰正因为范要多张飞机票，中航遂决定临时增加班机。范弄巧成拙，不胜懊丧，旋即派公司翻译欧阳旭辉到美国驻青海军打听消息，复称刘安琪当天上午与美海军七舰队司令进行过商谈，已决定暂不撤退。范随又退去机票，并借此责问冯，你们既然不走，为什么逼我离青？

冯骥支支吾吾，无法解释，监督范澄川撤离的计划，故此作罢。

不过，一些迟缓的消息，依然像是“固若金汤”的梦想一般，给荒谬的现实添加出黑色幽默，似增强免疫力的针剂，安慰着濒临死亡的城市。比如2月下旬在上海出版的《电世界》月刊，就慢条斯理地宣称，“青岛市是我国五大都市之一，拥有发电设备三万五七瓦，平均每人每月用电13度，仅次于是上海。”

1949年己丑正月，青岛这个中国第二大电力消费城市，黯淡却像瘟疫一般蔓延，空荡荡的街道上，寥寥无几的行人形影自吊。在这个拥有1040943人口和70495难民的狭长城市，电灯的光亮，已很难驱散撕心裂肺的寒意。

2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撤离青岛，1600名士兵当天分别乘坐两艘运输舰回国。两天后，美联社自上海发布消息称，青岛美海军陆战队撤退后，美国在华驻军已仅剩两个连左右，青岛与上海各一个连。中央社则报道说，之前在2月5日,国民党海军巡防处的六艘炮舰，已从大沽驶抵青岛。海军方面并表示，将继续增派舰队来青，以增加防御力量。

青岛市立女中隔壁的海军军官学校，也在撤离。继1月23日首批500余师生奉命迁往厦门之后，2月6日剩余人员开始迁校。当天晚上，因为饭厅的活动房屋已拆除，学生便改在大礼堂吃晚饭。

1946年自上海搬迁青岛的海校，顺手并入了中央海军训练团，一开始由蒋介石自兼校长，蒋每到青岛，都会去视察，跟学生说一些励精图治的话。留学英国的代教务长魏济民升任校长后，青岛海校进入短暂的黄金期，教学全部照搬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官校课程，唯中国地理与世界地理，由出生北平的本校教师段佑泰自己编辑。因为距离鱼山路的国立山东大学一步之遥，学校就请了若干山大教员讲课，如许桂英、丁山、祝楣等等，近水楼台的便利，让学生受益匪浅。段佑泰回忆，丁山课余常高谈阔论，有次居然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出了西直门，便是第八路”，让教育处的职员无比尴尬。

闲暇时光，校长魏济民会丢开不苟言笑的刻板面孔，手把手教学生西餐礼仪。谈笑之间，并不掩饰对英国饮食的眷恋。不过一年，风云突变，海校再次漂洋过海，不仅西餐吃不成了，人生前景也顷刻暗淡。即便是对撤退厦门后的处境不抱希望，可也没人预料，海校这一走，包括魏济民在内的一干人，命运会陡然一变。

2月15日，海校学生将莱阳路校内所有的物品都搬运到六号码头，再陆续装到军舰上。2月17日早晨，11辆卡车拉着剩余的700官兵，驶向码头。学生杜福新在迁校记《自青岛到厦门》中记述，看着车轮在马路上滚动，心情复杂。不过一年半前，同样是坐在铺盖上，他们这些海校学生离开上海高昌庙校舍搬来青岛，这次又要挪往厦门。时运蹉跎于风雨飘摇之中，不能不令人唏嘘。

杜福新在青岛最后的一餐，是在码头盐场吃的，中午每人领了一个盆，六个人分到一罐牛肉罐头、一盆白脱油、一条半面包，每个人的牙缸当做了盛稀饭的碗。饭吃到一半儿，吹哨登舰。军舰在胶州湾开动，杜福新站在甲板的炮座旁，全然不顾周围堆积如山的校具，眼睛紧紧盯着城区方向，看着天主教堂、小青岛、莱阳路校本部、海水浴场、东海饭店，一一消失。

杜福新在心里说了一句：青岛，再见了。

春节甫过，17岁的通讯兵张曾泽也接到了开拔的消息，但不是和海军军官学校一般撤退，而是上前线。他所属的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6团，被命令转进。

张曾泽家在青岛，父亲住在馆陶路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的隔壁二楼，窗户下面就胶济铁路从青岛站到大港站之间的铁道。伴随着战事地理的压缩，火车已只能抵达50公里外的兰村。这也是青岛防线的边缘了，外面的阡陌炊烟，与里面的寝食不安，已然两个世界。

出发前，父亲在家中为张曾泽设酒送行。这顿饭，张曾泽终身难忘。因为在张曾泽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跟儿子一起共饮，其标志意味，尽在不言中。吃完饭，父亲给了儿子一枚七分金戒指，并写了一段家训让他带上。

张曾泽坐上拉青年军的火车，夜行军前往即墨南泉。南泉处胶东半岛腹地平原，毗邻城阳、兰村，距青岛港30公里，譬如进出青岛的咽喉。青年军第6团的行军目的地，为32军及50军防区，构成了青岛前沿的最重要力量。

火车货厢内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黑影中张曾泽隐约看到一张张带着惶恐的脸。火车摇摇晃晃的走，笛鸣声中，天光渐亮。上级说青年军的任务是体验战场生活，张曾泽猜测这大概是对恐惧上战场的新兵们的一种安抚。黑暗中，一个声音在提醒他，子弹不长眼睛。

天亮后张曾泽下车，附近的砲声已清晰可闻。极目所见，到处是铁丝麻袋搭盖的掩体，连墓地也挖成了洞穴。张曾泽架好电台，看到有伤兵被抬下来。

三十六计走为上

青岛的己丑正月，疏散是唯一的关键词。拿《南齐书.王敬则传》的“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放到一个个情形不同的家庭里面，“走”字的指向性却绝对一致。对青岛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波逃亡潮，是不是最后一波，没人说得清楚。走不是问题，眼睛看到的，耳朵听见的，都是催促快跑的紧锣密鼓。问题倒在于，什么时候走？多少人走？怎么走？去哪里？

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大多数人眼下只有青岛一个家，积累了几十年的坛坛罐罐，说一句走，谈何容易，更别说上有老下有小，更别说各自的老家早四分五裂。这份难舍，家家不同，户户相似。破城看上去就在眼前，走掉的踉踉跄跄，想走的犹犹豫豫，走不了的战战兢兢。

在施特劳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梦游者一般的冥想中，那些希望的光芒，正丝丝缕缕地失去颜色。一如之前所有坍塌发生时的景象，机会窗口在关键时刻向权力敞开，并且毫不犹豫地占满所有资源。

根据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的说法，刘安琪原定1949年2月12日前后弃守。风声所播，所有公私银行、工厂纷纷停业，负责人逃走一空。中央航空公司班机已停。青岛一地，仅中纺各厂和水电两厂未动。刘安琪之所以放弃了在2月12日撤退的计划，据说是得到了美海军七舰队暂不撤离的承诺。期间，刘安琪去了一趟南京，回青后即召集全市工商、银行以及一些掌握物资的机关企业负责人到绥署开会。一开口，他就说这次在京，总裁已把青岛一切党务、民政、财权，统统交给他，由他自由支配。他说，这个会不是讨论，是事先打个招呼，一到军事需要的时候，凡属各方面库存金钱、材料，都必须听从征发，不得违抗或隐匿，否则后果自负云云。所有在座的人，除唯唯称是外，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各自要先向上级备案，才能照办。刘安琪见在座的范澄川含默不言，便问有无意见。本以为范能随声附和，就算功德圆满了。不料，范开口却说，在大环境里，不能与众不同，可是情形特殊，也不能不照顾。中纺仓库里的五金材料，都是为生产而储备，保险柜里的财物，也是为生产而运用，如果一旦提走，生产就会停顿，两万多工人就会饿肚皮，所以中纺现在无法答复。秘书长李某怕范澄川再说下去，连忙说，中纺那里的确有些特殊，得从长计议。散会后，刘安琪把范留下，说你刚才的意见，这个时候说就好了。范答，本不准备发言，是你要我讲，只得讲实话了，没有破坏气氛吧？彼此相与一笑，这事情就过去了。但范澄川相信，骨子里刘安琪一定对自己恨得牙痒痒。

2月10日，第十一绥靖区召开青岛地区疏运物资联席会，制定《青岛地区军眷物资疏运计划》，决定率先疏运32军、50军、17兵团等部队和青岛市政府、招商局等机关的家眷万余人。转运的物资则包罗万象，包括布匹、盐、器材、弹药、军事工厂和重要设备等，数量近万吨。《青岛绥靖区司令部工作报告》显示，军方征集了400辆民营卡车组成汽车服务总队，辖五个中队，每队80辆。为保证装运迅速，军方还“派员负责集合码头工人1200人，编队管理使用。由本部按士兵待遇供给主副食外，每日发给工资伍角，日夜无间”。

港口，是维系青岛的生命线。对角色逐渐向摆渡人转移的刘安祺来说，这把打开城市之门的钥匙攥在手上，才能够睡个囫囵觉。而对张泗清这些流亡学生而言，码头搭设的就是明晃晃的逃生通道，拼命挤上船，才有未来。那些停在海水中的船，尽管大多锈迹斑斑，可看上去比庙里的菩萨还慈祥。每次船一走，岸上被扔下的人就哀嚎一片。

青岛与青岛港，始终唇齿相依。自1898年城市化开端，青岛就视以港兴城为宗旨。港是城的脐带，城是港膀胱，港城一体，城港共荣。德国人从船上来，日本人从船上来，美国人俄国人从船上来，宁波人无锡人日照人从船上来，牧师医生法官买办铁路工程师建筑师从船上来，铁轨木材发电机眼镜片电话啤酒咖啡印刷机法国梧桐樱花树，都从船上来。从船上走的，有花生大蒜绸布草辫和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十数万劳工，也有先后战败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几十年过去，人和船来去匆匆，码头却像个气定神闲的算命先生，不急不躁，不亢不卑。管理过码头的人，比如1922年出任青岛港政局局长的余晋龢，后来当过厦门市长和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北平特别市市长，看似飞黄腾达一时，终究也没能逃脱命运的捉弄，在监狱里一命呜呼，而惊涛拍岸的码头，依然如故。当1949年青岛港的时间钟摆，传递到青岛港务局代局长孙继丁手上的时候，码头看门人的角色，已不比监狱中的余晋龢从容多少。

在青岛市政府的序列中，港务局是一个大机构，规模上仅次于警察局。根据1947年6月《青岛市政府职员录》的记载，时任局长张衍学55岁，籍贯山东莱阳，1945年11月到任，住在金口一路32号。张的秘书赵汝川是河北深泽人，44岁。机要股的主任和科员两位，则都是莱阳人。港务局内设四科，并设有小港办事处和码头运输管理处，股级部门设置有文书、庶务、出纳、材料、警防、航事、系船、营业、计算、堆栈、仓库、土木、船机、浚渫、稽查、作业等十几个，职员超过900人。青岛大小码头的正常运转，皆由其指挥调度。

集中在胶州湾东岸的青岛码头，分大港、小港、前海栈桥铁码头和一些零散的自然渔港。而1898年4月开始由德国港口工程师着手设计建造的大港，则是这些码头的旗帜。

大港是一座大型现代化深水远洋码头，不冻不淤，有数条通达欧美和日本的航线。到1949年时，大港已以2700万吨的吞吐量，成为中国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最大的现代化人工港，规模与德国汉堡港相当。战后几年青岛连续实施的最大建设工程，也集中在青岛港的增强扩建上。其中由中华联合工程公司以820亿中标的五号码头钢板椿岸壁修改工程，1948年11月刚刚打完从伯利恒公司订购的979根80尺钢板椿，连同附件总重量超过2700顿，被认为是国内年度最佳工程。直到己丑春后，青岛港的建设依然在持续进行中。

1901年率先建成的小港，是近海内陆码头，连接大连、营口、天津、日照等口岸。长年累月，小港码头“舳舻相属，万里连樯，风帆遮海”，来自各地的土特产品堆积如山。战前一波波闯关东的难民，许多就是从这里登船一去不返的。长时间旅居青岛的新文学作家王统照，写过一篇小说《沉船》，记述了1927年9月一次从小港出发的死亡航行，细致描绘了渡海人的凄凉与沧桑:“一群一群衣裳褴褛的乡下人走来，着实不少，都是为看船来的。一样的凄风把他们从长守的故乡中，从兵火、贼盗、重量的税负和天灾中带了出来，到这陌生的海边。同着他们的儿、女，兄弟、伙伴们，还要乘着命运的船在这黑暗中更到远远地陌生的去处。”

整体看，青岛港口类似一个吞吐功能强大的城市吸纳系统。作为青岛水上交通的枢纽，大港配备有数个高效输送泊位以及引航、船舶修理、龙门吊、仓库、报关、水上派出所等设施与机构，同时吸纳了大量城市劳动力参与港口服务。周边成十上百的货栈，成百上千的商贩，成千上万的苦力，以及一群群花枝招展的舞女，都是依靠青岛港养家糊口的。一个西镇，一多半的人口一天也离不开码头。几十年过去，一港一城的紧密捆绑，密密匝匝，结结实实，从没有割断过。但临到1949年初春，这份港城一体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性命攸关的历史最高峰。

青岛港，正待崩溃成一个风暴眼。

己丑正月还没过完，一个叫港口警备司令部的机构伴随着《青岛地区军眷物资疏运计划》同时出现，由少将武鸿轩任指挥官，将大港、小港及附近地区划为警备范围。

第十一绥靖区这一倒腾，全城哆嗦。日夜无间奔驰在马路上的400辆卡车，像一支支出殡的队伍，从各个地方驶向码头，轰轰烈烈碾压在城市的胸口上，撒出一路哀歌。

一时间，青岛的进与出，都聚成了焦点。2月11日，在上海的前山大水产系主任朱树屏，致信返江苏江阴故里的水产系代主任沈汉祥，表示了对“交通或有断绝”的顾虑：“甚愿吾兄能与嫂夫人尽早赴青，以安全系同学之心，以免日后交通或有断绝之困难。景兴轮八日午时驶青，日内即返沪，下次驶青之日期定为二月十八日，日后景兴轮不再赴青也是可能的，请兄切实考虑，为感。”朱树屏的担心，并非多虑。早在几个月前，从青岛出来已是一票难求。据《大公报》一篇《青岛社会相》的观察，去年深秋就是这艘景兴轮，从上海往青岛一个航次的乘客，只有八个人。而同期从青岛到上海的乘客，则人满为患。

所有的信息，聚集在一张“逃出去”的船票上。己丑正月从济南逃向青岛的某男，遇到的一个几乎完全“紊乱的青岛”。2月22日，己丑正月廿五，他以“企程”笔名发自青岛的一篇见闻，勾勒出了一幅牵引着全城骚动节奏的要员出走图：“到青岛的日子是二月十二日，正是全市最混乱最人心恐慌的时候。中央信托局经理沈铭盘将存库调空后个人偷偷的溜走，中纺分公司的经理范澄川早已南去，高教职员已多半去台湾广州，余下的员工已开始遣散。连地方机关的首长也在纷纷逃美了，市长龚学遂、警察局长黄佑和各科科长已先后辞职，各分局长也跟着辞职，财政局长孔福民社会局主任秘书牟乃竑，前绥区司令部高参徐人众，也都先后辞职或迳挂冠南下。大港小港两处码头行李堆积如山，一逢轮船开入，即一拥而上，被挤落水的也有，挤伤的也有，人多得轮船无法开出。仅能容纳乘客四五百人的利春轮就曾挤上二千多人。”

信心的动摇，摧毁了青岛一城最后的矜持。头面人物衣冠楚楚的外衣狼狈不堪地撕扯下来，赤裸裸的恐惧便暴露无遗。一时间，所有的本地报纸，都将注意力放到了疯狂的“雁南飞”上。2月22日，《青岛健报》报告说，“南行飞机、商船均已满员。登记南迁者已至12月之期。”2月28日，青岛《大众报》报道，“国军从济南、烟台败退，青岛富豪纷纷携眷南迁，目前已达三千名。”同日青岛《大民报》更印证坊间传言，披露已南迁官员包括市政府秘书长、财政局长、警察局长、港务局长、自来水厂厂长、直接税局局长、储汇局局长、邮政局局长、盐管局局长、中央信托局经理、齐鲁公司经理、中央航空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等数十人。

青岛政府机构本来就不算大，1948年核定全部13个单位总员额1512人，同年8月接替李先良就任市长的龚学遂急火攻心，一上手就裁撤了民政、卫生、地政三个局，员额减少五分之一，现如今财政、警察、港务、税务、储汇、邮政、盐管这些重要部门的头头脑脑一下子都跑没了，剩下的办事员无路可走，像一群被圈在笼子里的小白鼠，上蹿下跳，惶惶不可终日，政府离瘫痪就一步之遥。

殊为难堪的是，仓惶南去的官员里面，还包括了身负重托的港务局长。扔下偌大一个港口和一城不知所措的人，船长兔子一般跑了，连头也不回。一个掉了链子的尴尬场景，说多荒唐就多荒唐，说多无奈就多无奈。这逼迫焦头烂额的市政府秘书长孙继丁匆忙兼任代局长，以维持港务，收拾残局。

孙继丁的残局，是千方百计把人运出去。险象环生的时刻，他即便要让自己扮演一个生命摆渡者的角色，却也并不让刘安祺放心。伴随着港口警备司令部的成立，青岛港务局长的权力，就大部让渡了出来。

第十一绥靖区的疏散令一下，在联勤被服厂工作的李恩渥就带着堂弟李恩涵，乘机搭招商局轮船离去。19岁的李恩涵是来自诸城的省立青岛临时中学高三学生，在他跟随堂兄撤离之前，学校800多名流亡学生的一部分，已率先脱离孤城南下。

李恩涵晚年在《八十忆往》中回忆：“3月2日，父亲突然从远在四方区的家赶来市区江苏路我省中宿舍找我，告诉我，要我随堂兄恩渥前往台湾；他与叔父则仍留青岛。我虽对父亲之所言感到震惊，但知道青岛的局势已外驰内张，也了解到，这次随渥哥南撤台湾是一项绝佳的机会，但想到此次与父亲离别之后，再见父亲不知将是何年何月？父亲嘱咐我几句话，不外是在外边要听渥哥的话，要注重身体健康。然后在街头，我父子握别。父亲身体一摇一摇地蹒跚地向四方区我家的方向走去。我看着父亲的背影，欲哭无泪，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就是我与父亲最后的一次会面。”

3月2日，己丑二月初三，龙抬头第二日。江苏路的上坡，一辆救护车呼啸着驶入山大医院，透过墙内稀稀落落的枯枝败叶，人们看见从担架上抬出来一个人。边上的围观者交头接耳几句，顷刻散去。开阔的大街上，一群麻雀在法国梧桐的树梢上叽叽喳喳，三三两两的行人匆匆走过，没有人关心李恩涵的孤独。几个月前，也在李恩涵和父亲告别的江苏路上，一个银行职员因为爱恋妓女，一时想不开吞下盐酸，还没走到山大医院门口，就死在了路旁，年龄比李恩涵大不了几岁。李恩涵二月初三的孑然模样，不过是众多人生苦难的一例。这样的悲欢离合场面，接下来的日子会层出不穷。

之前的2月7日，61岁的国立山东大学训导长刘次箫，在青岛山下给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他的同乡，山大医学院二年级学生王恩渥到台大寄读。刘次箫评价王恩渥“人极忠诚，平日向学心殷，研读努力”，并期待傅斯年念其“远道前来之艰难及向往心情之诚挚”，予以收留，以免失学。随后，王恩渥与妻女乘坐渔船到上海投靠大哥，并由亲戚协助转去台湾。

刘次箫就一个24岁小同乡的前程给傅斯年写推荐信，并非敷衍，彼此之间，过去曾有过频繁的工作联系。1930年11月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傅斯年、刘次箫与李济、王献唐、杨振声、张敦讷、董作宾、郭宝钧组成个一个8人委员会。在战时的1942年，刘次箫与傅斯年亦曾就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史语所、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事宜，有过广泛接触。

王恩渥走了，杜福新、李恩渥和张泗清也走了。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去着不同的地方，试图挣扎出一个未来，却始终都不能脱去命运的摆布。己丑正月的凌乱之中，一个人像一滴海水，瞬间就被汹涌的波涛淹没，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位离去者，在苍茫海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离港口渐渐地远了，船驶入了大海，在海面上，船像一只小金甲虫，人就是一只蚂蚁。这小金甲虫负着重大使命，载着许多蚂蚁，到上海，到南洋，而它们怀着不同的心情，不同的理想和不同的目的。”

一条船尾后面的青岛，依然有另一条船在码头上装满了另外一些人，像前面的船一样，驶向未知。风浪之中，所有人的脸上，找不到一丁点快慰表情。

草木皆兵

1949年2月10日，青岛后海一艘军舰的离去，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这一天，国民党海军第二军区所属黄安舰完成大修后，装满弹药物资，奉命开出西镇海军青岛造船厂船坞，沿弧形海岸线驶往小青岛航标灯东侧海域，抛锚待命。是日临近己丑正月十五，待命的黄安舰军官多琢磨着如何回家团圆，戒备大为放松。由是，一场酝酿已久的脱离计划，随即进入实施阶段。

黄安舰系1944年日本建造的护航舰。抗战胜利后作为战争赔偿被接收，1947年秋编入国民党海军第二基地建制，8月30日驶入青岛港。因为交付前舰上所有的武器都被拆除，此后一直停靠在青岛造船厂码头待修。不料，军舰修复作业很快变成了一场拆卸竞赛，大量完好无损的零配件被造船厂人员当做废品倒卖，以增大维修预算。一艘从没参战过的新护航舰，拆来换去断断续续折腾了一年几个月，才勉强竣工交付。这个时候，青岛大溃退的脚步声，早已嘈杂半城。

黄安舰归属的海军第二基地1946年在青岛成立，辖海防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刘公岛、烟台、长岛山巡防处。辖区北迄安东卫，南至连云港，包括全部渤海及黄海北部。1948年5月海军第二基地改为第二军区司令部，直属海军总部。2月10日驶离青岛造船厂船坞的黄安舰，排水量745吨，设有航海、枪炮、机电、电讯和舰务等部门，编制126人。因为刚刚完成维修，舰上当天实际配备64人，其中有包括准尉王子良在内的军官12人，士兵52人。离开船坞后，黄安舰在青岛口抛锚，等待任务命令。

两天后的2月12日，是己丑正月元宵节，青岛口风大浪急。晚上8点的时候，19岁的海军青岛造船厂绘图员宁德辉，被黄安舰代理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带到了舰上。

在宁德辉家，王子良对宁说：今晚我值班，风浪大，请你帮忙收录空军气象台和海军基地的天气预报，电码信号收完后就送你回家。宁德辉答应，随即跟随王子良出门。这一走，改变了黄安舰的命运，也改变了宁德辉的命运。

宁德辉2006年对前往采访的陈光荣回忆：“此时，在黄安舰旁边停有美国第七舰队的部分军舰，还有国民党海军的值班舰艇，要行动必须进行通讯联络，好向指挥所报告方位才可以行动。由于当时舰上还未配备报务员，无法进行通讯联络，负责起义的的王子良便想起了我。因该舰在工厂修理时，我是工厂技术科绘图员，参与了该舰的无线电设备的修理及调试等工作。这样，我就在当天晚上约8时许同王子良一起乘救生艇上了黄安舰。”

此时，海上风力约7级，宁德辉有点晕船。收完气象预报后，他就交给了王子良。与此同时，黄安舰已在起义人员的指挥下，起锚开航。舰刚一行动，附近的美舰就发出信号询问去向，黄安舰用灯光信号回答：避风。

宁德辉对黄安舰哗变的事并不知晓。起航后，他问王子良，什么时候送自己回家过元宵节？王对宁说，现在风浪大，放不下救生艇，先找个地方休息，等风浪小时再送你回家。并告诉宁不要乱动，以免发生危险。宁德辉因为晕船，也没有怀疑什么，就到前舱去睡觉，迷迷糊糊很快就睡着了。宁德辉回忆说，“现在想起来，实际上是起义人员将我看管起来了，因为舰上只有我一个是可以与外界联络的人，他们怕我走漏消息不能放我走，还对全舰实行灯火管制。”

2月13日晨约4时许，宁德辉在迷糊中听到了枪声，赶紧起来到甲板上一看，才知道到了连云港。原来解放军驻守部队调防后，新换来的部队不知道双方事先约定好的汽笛信号。情急之下，黄安舰只好放下救生艇挂上白旗划向码头，说明情况后，误会消除，黄安舰被允许靠上码头。

三天后，中共中央军委向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山东军区政委康生、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发出电报，庆祝争取黄安号反正的胜利，并指示“该舰全体人员均须留用，除极端反动而又为群众检举外，目前不要更动一人。”而青岛守军方面，五天后才提供给媒体消息，称装有大批军火和南迁物资的黄安舰，在擅自离港后因劝阻驶回无效，17日在渤海湾被空军侦获炸沉。荒谬的是，除了黄安舰离港这个事实之外，军方的消息从头至尾，没有一句真话。

没有人注意到，黄安舰酝酿发起哗变的2月12日，其实是个有纪念意味的日子。37年前的这一天，中国自秦始皇创立帝制以来的最后一位皇帝，含泪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标志了大清帝国的终结，也宣告了中国两千年帝制的灭亡。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弹指一挥间，作为昔日失败者的末代皇帝溥仪还活着，而打倒他的敌人，推翻了帝制的国民党，却又面临着被推翻的结局。一艘军舰的背叛，不过是向一个腐朽政党发起的一连串挑战的微小部分，这些形形色色的瓦解，很快就汇集成滴水穿石的坍塌效应。

2月12日白天，黄安舰还在青岛口抛锚待命的时候，蒋介石电令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通知青岛绥靖区司令官兼行政长刘安祺，勿轻易放弃青岛。《蒋经国自述》记曰：“上午，奉父命电告顾总长墨三，建议其通知刘安祺将军，‘在未奉命令之前，暂勿撤离青岛’。先是，不久以前，美国陆军部长罗耀达、魏德迈等经东京，往青岛参加军事会议，研究西太平洋防务，改变其驻青岛美国海军撤退之计划，要求我国军固守青岛。但我方早已决定撤退青岛，增防长江。”

一时间，刘安祺成为了南京中央政府和青岛之间的一个按钮。他像一个面对各种口味的乡下厨师，气喘吁吁地在青岛这个大厨房里忙前忙后，火烧到了锅里，就浇水灭火。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出身的刘安祺，参与过东征战役和北伐战争，由排长一步步升至兵团司令官，算得上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职业军人。不过，在他的青岛防线外面铁桶一般紧紧围困的强大对手里面，同样不乏出生入死者。而伴随着1948年秋天济南城和烟台口岸相继被攻陷，偌大一个山东国民党几近片甲不留，刘安祺龟缩的青岛，早已是孤悬之城，孑然伸出海面，茫茫然不知所措。在1949年最寒冷的日子里，刘安祺手上的牌，几乎荡然无存。他只有一边看着美国人的眼色，一边忙不迭地向外倒腾物资，自个儿算计着一个快速坍塌的政权，在这个城市的最后死亡模样。

刘安祺唯一清晰的，是窗户外面胶州湾的海平面，波澜起伏，烟雾缭绕。海是刘安祺的屏障，也是刘安祺的出路。

对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说，生死未卜的前路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空洞。作为胶东半岛南端最耀眼的凸出部，青岛三面环海，唯一的胶济铁路线早就被分割的七零八落，形同摆设。1948年秋天国民党失去济南之后，胶济铁路大部纳入共产党控制区，这条钢铁线路对终点站青岛来说，已是一条死亡轨道。余下的陆路通道，也全部被包围的水泄不通，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2月13日的《申报》在对青岛的报道中强调，慌乱不已的青岛市民不再关心美军撤不撤，而是在问“国军撤不撤？”

不过，尽管城里焦虑中一片茫然，城外却相对平静，维系着表面上的军事对峙。2月16日，汉口《大刚报》刊登守军的独立渠道消息说，青岛前线没有一点事。“共军现只有向西去的，没有向东来的。”

农历己丑春节之后，圣米埃尔教堂身后圣功女子中学的外籍修女，开始陆续撤离。圣功的荣耀，在雨雪交加的1949年岁首渐行渐远。伴随着学生傅玲玲在市礼堂举行的英语讲演比赛中独占鳌头，圣功女中与文德男校的一场排球决赛，将圣功女中“征服现在”的历史，铭刻在德县路1948年秋风萧瑟的校园中。圣弥爱尔教堂的钟声下面，扑朔迷离的幻影正一点一点消失殆尽。

普通人家的日子，也惶惶然。当时驻守青岛的海军陆战队少校连长黄宝龙回忆，“临近解放时，我岳父家里有一个远房亲戚叫向泽民，外号叫小精神，经常往来于解放区和国统区做买卖，他经常跟我们讲兵荒马乱的，存钱没有用，还不如投资买卖，他还活灵活现地说了好几个极有诱惑力的投资渠道。在他的鼓动下，我岳父岳母和我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处理了，总共凑了一百多两黄金，银元四五百块，基本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交给他去投资买卖。谁知他拿到东西后，就杳无音信了。后来才知道他把这些都给拐到台湾去了。”

黄宝龙和岳父家合计一百多两黄金的资产，可以作为同时期青岛中产阶级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样本。1948年8月币改开始，一两黄金等于金圆券200元、而一美元等于金圆券四元。那么一百两黄金，就是5000美金。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1948年6月一个普通公务员的月薪，大约换算五美金，也就是一个人给政府服务两辈子，也挣不到这些钱。1948年10月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吴荣森向邹某购买过一台美制20R型收报机和无线电器材，要价仅为一个金子和20美元。1949年5月有上千名学生的山东大学，移作储粮经费的建设专款，也不过是两万美金。

困城之中，混乱频生。仓促上任的末代市长秦德纯在《青岛于役前后》中记叙：当时的青岛“因各地逃难群众聚集，幸有美援麦粉可供食用，但居所及燃料万分困难。难民多搭盖临时草房，聊避风雨。因缺乏燃料，全市民众纷纷挖掘马路上所铺柏油烧饭，因火力不足，只有吃半生不熟的饭食。更有砍去不少（树木）。因此各区区长前来诉苦，要求救济。当由市府以青岛棉纱装运赴台湾，换回煤炭应用，但青岛树木已损失强半。”

2月20日，蒋介石遣小型飞机接刘安祺赴溪口谈话。刘安祺报告青岛近况，谓美军要求坚守，但对中美组织联防机构事宜，却不能保证实施。蒋介石表示，美方既不能切实保证协防，则刘安祺部仍按照原定计划作随时撤退之准备。就是次溪口会面，《蒋经国自述》的记录是：“中午，刘安棋将军来溪口，向父亲报告青岛近状，谓‘美国海军人员对青岛问题，态度已变，表示不愿放弃，但我本身实无把握固守’。父亲个人仍主张照原定计划迅速放弃，以免徒劳无功。”出了溪口，刘安祺却仍对记者表示，决心保卫青岛，并称青岛已恢复年前宁静。于是2月23日，各报遂以“放弃青岛谣言，如雨过天晴，化为乌有”大肆宣扬。

这一年，蒋介石62岁，刘安祺46岁。

面子和里子，从来不是一回事。大人物和小人物，想的也不是一回事。1949年2月25日，己丑年正月廿八，在青岛的青年诗人刘燕及以《夜街的压力》为题，发表了一首诗，讨论的是“饥饿”与“自由”这两个关键词：

却在大街上失掉自由

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己丑年正月似昙花一现，噗嗤就没了。从西北吹过来的海风，裹挟着最后的寒意，敲打着青岛街头的每一扇窗户。窗户外面的腊梅，随雪而去。须臾之间，张泗清、李恩涵、王恩渥们的青岛，已渐行渐远。

新学年伊始，返江阴乡里省亲的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代主任沈汉祥，并没有如期归来。群龙无首的山大水产系学生人心浮动，竞相函电前系主任朱树屏，请教出路。就水产系的尴尬处境，在上海的朱树屏一方面认为“青岛的环境及前途实不下于上海及厦门”，一方面又不能不面对围城的严峻现实。3月11日，他给李重华、王堉、谭玉钧、尹法章、王录宇诸水产系同学统一回信说，“以前青岛局势极紧之际，惟恐有些同学没法在青读书，曾由王以康先生对借读事向复旦有所接洽。复旦行政会议只议决收受山大借读生二十名。现章校长九日晨已当面允为三组全体同学筹备宿舍。复旦正切盼山大拟定详细办法，课室及实验室亦由复旦筹备。”

一天后，持续缠绕在“青岛研究工作必需进行”的矛盾旋涡之中的朱树屏，再驰信助教辛学毅，讨论山大水产系学生南迁事宜，并坦言，“水产系全体迁沪后，对前途并无能抱乐观之理由，到复旦后，师资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到厦门也仍是困难多端，校方现既嘱王以康先生与屏等接洽复旦，并嘱急可进行为求急切收效，我又没法顾忌许多。为目前诸同学课业计，不得不如此也。不过我从不以为上海比青岛好，在青岛师资并非不可聘致。现校方既决令水产南迁，我们实无参加意见之余地。”

然而，朱树屏铺设的借读上海这条路，很快就不通了。

他乡

1948年8月12日早晨，刘禹轩乘坐的利春轮从上海起航，开启了他始料未及的青岛人生的第一站。当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只是船上装的人和货物都太多，船舱里外人挤人，让刘禹轩觉得不太舒服。

船开的时候，距离码头四五公里外的静安寺路一栋西式楼房的二层里，从青岛发家的一代银行家刘子山，正在预备他的71岁生日，刘家上上下下，忙成一团。刘老太爷和他的家人不曾预料的是，这会是刘子山一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刘子山1877年出生在距离青岛170公里的掖县湾头村，17岁进入青岛谋生，经历了德国租借地和1914年之后的日本占领以及1922年后的北洋政府统治多个历史时期，积累经年财富羽翼逐渐丰满，1924年其47岁时在青岛创办独资东莱银行，此后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期间将个人金融帝国从青岛延伸至济南、天津、上海、大连，成为北方巨富，政商关系也遍及平津京沪。战后，渐入老年的刘子山客居上海，减少了公开活动的频率，颐养天年，守候着生命一步步走向1948年深秋的终点。

刘禹轩1926年出生于山东东明，父亲是个乡绅。其5岁开始随大他三岁的三哥上学，每天来回要走40里的山路。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12岁的刘禹轩跟随撤退的菏泽中学，与山东各地的3000多中学师生跋涉7000里，历时一年零三个月，抵达四川绵阳，编入教育部直属的国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之后考取中央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1948年8月刘禹轩毕业，获得青岛市立女中英文教员职。

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往青岛去，一个早已脱离青岛的饱经沧桑的财富长者，进入人生的告别式。这两个不相干的场景像极了一场暗喻，在1948年的夏末，将一个时代的分野，清晰标注出来。青岛对于刘禹轩和刘子山，都不是故乡。这个北方海滨城市对两个人的意义，标志着两个人生阶段的开始与结束：一个是在学业有成的关口走进去，试图实现梦想，一个在一无所有的早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出离去扩大梦想。任何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能够放置的恰恰是不同机遇下蠢蠢欲动的欲望与野心。

刘禹轩是8月7日晨离开南京的，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二等票，每张一千二百万元。从上海开往青岛的船票，每张三千二百万。船票的价格，是几天前的一倍多。

8月12日开船，11日上午刘禹轩就上了利春轮。一天时间，都有人陆续上船。傍晚时分，一个40多岁一身乡绅打扮的中年人登船，上来送到青岛去的一个老太太，听口音是长垣人，搭过话，居然非常熟悉东明刘家，刘禹轩二哥、三哥、五弟他都认识，一个意外的遭遇，让漫长的等待，增添了几分乐趣。

在船上睡了一夜。12日晨8点左右开船，当天风和日丽，开始相当舒服，后来就不行了。太阳升起来，直晒得浑身冒油。利春轮船小，在无风三尺浪的海里颠簸得像打着摆子，旅客接二连三地呕吐，海景自然也就无法欣赏了。刘禹轩头晕得厉害，就一直躺着，一动也不敢动。口渴得要命，却找不到水喝。他猜测也许不是晕船，而是太阳晒得太凶了。事实上，刘禹轩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看见海的，因为黄浦江到了下游，已经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了。水起先是黄的，后来成了深绿的，但其中并没有一条显明的界限。

刘禹轩在日记里写道：“夜来了。是美丽的夜。海风凉嗖嗖地吹过，我们真有点复甦之感了。但一忽儿天空里布满了云，等我们意识到的时候，细雨已经把被头打湿了。真是苦也！只好硬着头皮，任凭风雨的吹打。一会儿雨停了，真是谢谢天！但它的恶作剧已经堪称杰作了。天亮的时候，看到远处的灯火，日出的时候看到了虚无缥渺的崂山，有经验的旅客说青岛已经快到了。这使我精神一振，站起来凭栏远眺，一个钟头之后前面出现了环抱着胶州湾的两螯，我也就看见了山上的绿林红瓦的青岛。”

青岛的美，超过了刘禹轩的想象。胶州湾很蓝的海水和上面飘浮着的美国军舰，给了刘禹轩同样深刻的刺激。利春轮等了好久，海关的人才来，办完手续船靠岸，一船人舍舟登陆。过了检查岗，刘禹轩和那位老太太作别，坐上黄包车去市区。

第一面的青岛，在刘禹轩眼里是干净的街道，到处英文路标，美军驾着吉普满街乱跑，让他有些到了美国留学的感觉。车到鱼山路国立山东大学门口停下来，几个老朋友握手寒喧，帮忙把行李搬进去，使他立刻有了一分如归故乡的亲切。

刘禹轩留意到，山大教职员没有伙食团，年轻教师多自炊自食。学生伙食团虽有，但办理不善，很多同学也都自炊自食。跟着老友吃了晚饭，刘禹轩随同参加了国立六中旅青校友在中正文化馆举行的一个茶会，欢迎第一任校长杨鹏飞，遇到熊自明。刘禹轩在日记里描述，“这家伙现任市党部书记长，简直成了大胖子了”。

中正文化馆在广西路14号，从鱼山路国立山大校门出来，和市立女子中学形成一个不对称的三角。彼此的步行时间，不超过10分钟。

对国立山大绝大部分师生来说，青岛也是异乡。1948年8月的校园，隐藏着一股风雨欲来的焦躁，磨炼着承受力教员，多在静观其变，学生则分化的厉害，几个阵营彼此对峙，各自打各自的算盘。十个月前，国立山东大学举办过一场题为“中国到那里去？”的学术座谈会，由陆侃如、丁山、刘次箫三教授主讲。陆谈走光明之路，丁说增加生产人人有饭吃，刘则认为，中国要向前走，和人家一样向前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人类普遍的要求，中国也不能例外。三个人各说各话，最终也没能将“中国到那里去”说明白。

刘禹轩所在的青岛市立女中教员，也分有两派，不过剑拔弩张的程度，远不及国立山大。一派是毕业不久的青年学生，一派是沦陷时期留在青岛的老教师。前者“生活有点浪漫”且不买学校的账，和学生处得挺好；后者则对校长毕恭毕敬，对校方奉命唯谨，教起书来不卖力气，和学生俨然分在两个时代里。刘禹轩和中大历史系毕业的一个学友刚来到女中，就被迎进前一派的队伍。8月27日，少壮派为了欢送一个同事并欢迎刘禹轩们的到来，八个人在楼上两个新同事住的房间里大吃大喝一顿，痛痛快快地发泄了一回。刘禹轩喝了不过三杯啤酒，就已经天旋地转，两眼发黑，从过午一点半直睡到五点。其他几个也是东倒西歪，在房子里吐了睡，睡了吐，死猪似的躺到半夜。

刘禹轩的他乡日子，就这么开始了。看上去不简单，却也没有多么险恶，天马行空和谨小慎微混杂在一起，表面上的落落大方和背地里的斤斤计较相互衬托，像窗户外面的潮起潮落，日复一日，平淡并不乏生机。接下来的变化，刘禹轩并没有丝毫准备。

当8月12日刘禹轩从上海搭乘利春轮驶往青岛的时候，青岛忽然冒出一个传言，说是李宗仁和周恩来在北平被刺。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华民国副总统，一个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一个执政，一个在野，执政和在野的两个人，是老相识。这俩大人物遇刺，可谓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令人不能不闻之色变。消息出于当天的《军民晚报》头条，“李宗仁周恩来被刺”的标题下面，两行副题则隐约透露出一丝“花边”意味：“在平郊会谈被爱国志士所杀，首都有此谣传确否迄未证实”。

《军民晚报》是《军民日报》的晚刊，1946年6月16日创刊，社址在聊城路。而早几个月创刊的《军民日报》隶属驻防青岛的第8军，军长李弥兼理事长，少将副师长王晴初兼社长，总编辑是东北人王福春。军方办报，青岛并非第8军一家，海军训练团的《扫荡简报》和青年军208师第9团的《青年军》周刊都属于一类，这本也不足为奇，可第8军偏偏不想多花钱，新闻除了采用中央社电稿，剩下就采取拦载战术，也就是在空中窃取同行的新闻，而这一条“迄未证实”的电讯，也是这样“截获”的。

8月12日《军民晚报》“实难臆断”的电文不长，标明信息源为南京：“京中谣传，李宗仁与周恩来，在北平西郊会谈，被爱国志士知悉，当将李与周匪一同刺死，惟尚未见诸官方消息，此项谣传，此间各界，姑妄听之，未加深信。”紧接着是一则编者按，曰“此项消息，既系传自首都，事属真假，实难臆断，基于报人天职，自当披露，事实真相，尚待证实。”

以传言做头条新闻，《军民晚报》也算是开了新闻界的创例。结果引发一连串一本正经的反响，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委童世荃出面澄清说，李副总统已接总统电召，飞往牯岭，这是奸人散放空气，想动摇我民心士气，希各界勿自相惊扰。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则表示，这消息简直荒唐，这种报纸应该关门，要加以追究。青岛市长龚学遂也附和，称《军民晚报》确有澈查必要。一家英文报纸，第二天译登了原文并附言说，这种“报道”已传为本地新闻界的笑谈，其作用纯为吹牛皮，因为该报销路日跌。

这件事的内幕，出乎许多人意料。因为青岛有若干报纸，常在空中拦截新闻，各报派驻京沪平徐等地的记者，辛辛苦苦采得了消息，交给电台发往报馆，却被这些不劳而获的报纸坐享其成，只要用一台短波收音机和一个熟练的报务员，就可截得许多“本报专电”，令同业异常愤慨。南京的同业遂想设计一出恶作剧，给青岛的仁兄吃些苦头，于是乎就有了这条“李宗仁周恩来被刺”新闻。本来，如果稍加琢磨，这条“请君入瓮”的假消息，很容易发现漏洞，因为里面埋藏的玩笑成分太明显了，不料《军民晚报》竟会眼睁睁地上当，让自己成了1948年新闻界的新闻。

《军民晚报》闹腾出了一个大乌龙,立刻就蔫了，不敢再去贸然进行“拦载新闻”作业。而另有报纸，则寻摸出了新的“新闻”操作门路，瞄准了青纺这只“大老虎”。

青纺公司是战后青岛的最大国营企业，工厂众多，资源丰厚，且不受地方节制。某报出于利益考虑，经常渲染青纺公司及各厂中同事的桃色新闻和马路消息，因之轰动一时，青纺职工也争相购买，一时有洛阳纸贵的势头。报纸出到第16期的时候，某参议员见到青纺公司经理范澄川，就问，见过某报的报道没有？范答，见到了。参议员遂以关切的口吻说，报上所登载的新闻，对青纺的名誉有妨害，应该注意。范并不上套，说报上指陈的多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揭发出来，儆一戒百，也是好事。如果是捏造的，报馆应负法律责任。参议员不以为然，劝说范还是耳根清静些好，不如每月给报馆一点津贴，或一张经营纱布的牌照，他们就不好再找麻烦了。范自然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一口回绝说：“这样做，对他们没有好处，反而害了他们。因为他们拿青纺作为笑料的来源，报纸才有人看，销路好，收入多，大可维持生活有余。如果我们对他有所加惠，就等于收买了他们，他们不拿青纺作题材，报纸的声价，将会一落千丈，就会没有人看，这不是反而害了他们吗？”一番较量下来，青纺公司终不为动，某报背后的力量也不便公开非难，一场敲诈青纺的连环套便“黔驴技穷”。不久，某报经营无以为继，也就悄然停刊了。

刘禹轩夏末刚到青岛，两个具有象征性的“他乡”本地人相继离世，似敲响了一记丧钟。秋风瑟瑟之中，这些凄然的变故，仿佛共同预示着一个时代的落幕。这两个人，一个是刘少文，一个是刘子山。对青岛来说，在即将过去的时代里面，他们分别扮演了不同的人生角色。

9月28日，60岁的中学教员刘少文卒于青岛寓中，身后留下了一部“悒悒满腔忧国泪，拳拳一颗悯民心”的《青岛百吟》。刘少文出身高密书香门第，少年在青岛入读德国礼贤书院，1923年返回母校礼贤中学任教，再转文德中学、崇德中学执教，经历了青岛的不同时代的沟沟坎坎，见证并记录了城市的各种光怪陆离。

10月15日，71岁的青岛耆绅刘子山，也在上海静安寺路住宅病逝，身后遗留下的却是一时难以统计的巨额财富，遍及青岛、济南、天津、上海、大连等繁华城市。出身掖县农家的刘子山少年到青岛谋生，跟着德国人学语言，学经营，学金融革新，一跃成为一代资本大鳄，其传奇故事，辄为本地人艳羡，以为榜样。

青岛因为刘少文和刘子山的存在，增添了许多不可知的可能性，也极大地丰富了本地的精神与财富履历，而青岛对刘少文和刘子山而言，却都不是故乡。将一生托付“他乡”并孜孜不倦地耕耘拓荒，此二人无疑可彪炳史册。

刘子山逝世前几个月，青岛《青报》刊登过一篇题为《十年后，满街尽是刘子山》的文章，慨叹本地物价飞涨，人人俨然都成了一代富豪刘子山。

这份感慨，从两个故事展开。其一，某男去胶州路一家商店买面粉，谈好一包价格560万，等他回家拿钱返回时，价格却已涨到600万。双方遂发生争执，买方将店主打破了头。其二，济南路某商号去银行存储21亿法币，因为太多太沉，只好找来三个苦力用大车搬运，满满装了七麻袋。由此，市面上就新添出个“装卸法币业务”的奇特行业。

两个看似荒唐的真实故事，让《青报》的这个作者禁不住拿刘子山出来调侃了一番：“据说战前的青岛第一富户刘子山先生的财产值三千万银元。了不起，这是如何惊人的数目！但只有十年的时间，肩挑负贩之类，莫不超过这个数目，满街都是刘子山了。不知刘子山先生作何感想？”

在1948年的这个深秋，刘子山已经不能对任何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进行“感想”了。他和他的时代，正无可奈何地滑入坟墓。而对遍地荒唐的故事发生地青岛，不着边际的“感想”则毫无意义。

稳定一旦被打破，落花流水就不可抑止。不论在岸上还是在水中，无论曾经沧海还是初出茅庐，都无法置之度外。人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更加残酷的生存现实。

苍老的时间，正在敲打命运脊背上的每一根神经。刻骨铭心的疼痛，逐渐被麻木埋没。

的是我吗

这是1948年底在青岛出版的一本诗集中的一首诗。诗的题目叫《黄昏》，不长的几行，前辈诗人卞之琳的影子历历在目，可透露出的却是更浓烈的悲观主义情绪。一个循环的悖论，让失去方向感的年轻诗人的怅然，显得无比荒谬。

《黄昏》的作者圣野，本名叫周大康，浙江东阳人，1948年26岁。他与青岛的联系，是这一年由他牵头与青岛《民治报》编辑主任黄耘、《青报》校对员杨唤和在一家公司上班的田地等几个同龄人，在青岛编辑了一套《星诗丛》，圣野的《列车》是其中一本。在2019年2月2日去世的“青岛诗歌化石”黄耘，生前曾回忆说，他们当时很穷，有时生活都朝不保夕，大家凑了一点钱，但只够买一部分纸张，黄耘就利用报社工作之便，先在副刊上将诗集内容作为“诗专页”，分上下两次刊载，之后请印刷工人帮忙，把报版改拼成书版，偷偷印刷成书，这样一共印出来五本诗集。圣野、废丁的两本先完成，李瑛、杨唤和黄耘的三本还未装订齐备，就被发觉，报社把大部分诗集扣留并销毁。黄耘不得不逃离报社，匿藏在杨唤伯父家中。杨唤的父亲早逝，一直跟随在青岛山大医院的伯父生活。黄耘说，这五本诗集是对光明发自内心的挚爱，对黑暗的愤憎。而半个多世纪之后，圣野则说，这是出于真诚的良心的承诺。

狗和黄昏的意象，与青岛这个城市的契合，恰如其分。在即将结束的1948年，年轻的黄耘们经历的青岛，正是一个踌躇在海岸线的窗口上，怀疑着“自己的影子”的孤独者。潮起潮落之中，上帝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人开始不认识自己了。

在1949年降临之前，风声鹤唳的青岛，正变得愈来愈陌生。狗和黄昏的撕咬，亦或是黄昏和狗的撕咬，都已不能完成彼此的唤醒。蓦然回首，像一场春梦，慢慢沉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日子磨成茧，习惯成自然，青岛的茧磨了50年，却半生不熟。青岛是一个近乎全部由移民构成的城市，从1898年夏天城市化规模开发开始，城市人口的基本成分，是以德国人为主体的欧洲移民、日本移民、白俄流亡者和来自广东、长江下游开放口岸的技术移民，以及北方区域和山东境内的投资移民，余之是大量蔓延涌入的劳工。就人口比例来说，从青岛周边乡村持续进入的无产者劳动力，占据了最大数量。辛亥年革命发生，跑进来一堆失业的晚清遗老遗少，没多久就走散了一多半，剩下几个垂垂老去的长者，看着日本人来，军阀来，国民党来，日本人再来。咔嚓一声，光复了。

粗略看上去，以1945年秋天为界，战前战后不过八年，青岛还是那个青岛，城市人口的成分与密度，却大有差别，社会结构与氛围也不太一样了。战后的青岛，基本人口由四部分组成，中央政府派来的军政警宪和知识分子及家属、经年积累并已本土化了的市民阶层、流亡难民、大学生和驻军。这几类人口里面，除了市民阶层这部分有本土延续性，余者多初来乍到，摘桃子、分果果、镀金、投靠、寻机会、找出路者不一而足。一城之中，早些年富人和穷人之间积攒已久的隔膜，战后非但未除，阶层划分却更加清晰，贫富差距如崇山峻岭。

坐着飞机到来的公教精英，一付踌躇满志的样子，并不把当地人放在眼里，一揽子分包了政府职位后，毫不客气地搬进老的欧洲人城区和荣成路以东特别开发地。这些房屋要么是战后返还的私人资产，要么就是政府没收的敌产，所处位置、视野、规模与建筑质量，都属精华，礼仪与实用性兼顾。在家里打开窗户，立刻海风拂面，开阔的海景一望无际。楼外多带有院子，地上植被茂盛，繁花似锦。门口的车库，直通街道。出了家门，公园、浴场、商场、餐馆、赛马场、电影院、俱乐部，应有尽有。除了舞厅不能去，其他就没什么娱乐禁区了。

最早移民的一批商业精英，在青岛深耕有年，多已成为本土化的财富象征，家业盘根错节，资本积累充盈，自是如鱼得水，遇到风口浪尖，也容易找到遮风避雨的办法。从青岛起家的银行家刘子山，1948年10月在上海逝世，家族统计在册产业，仅青岛一地的房产股票，折合下来就是天文数字。刘子山以降的本地工商金融航运各业富绅，粗略计算千余不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父亲供职在万国储蓄会的王伟华，曾在个人回忆录《变迁》中描述过童年时代伏龙山脚下家里洋楼的阔绰：“楼分上下两层约四百平方米。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客厅，饭厅，书房，厨房。院子很大，花岗岩的石阶下花砖铺成的长廊，长廊的右侧是一排排丁香树；左侧是一排排剪的整齐的松树；院子的中央矗立着一颗十人环抱的大松树；围绕着松树的四角是苹果树桃树；房子的东窗外是两颗洋桃花树；右边窗下是一架秋千；秋千前面是一颗柳树。春天来到的时候，满园的红花绿树，香飘四溢。”

不过，比较几十万普通市民，千余翘楚很容易被芸芸众生的熙攘淹没。这几十万普罗大众，尽管存在文化背景、职业分工、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差异，因为本乡本土住久了，各种资源得以储蓄，也大部算得上稳定。比如1923年从天津到青岛的少年郭士奇，和调职胶济铁路会计科主任的父亲郭凤翥一起在费县路生活，尽管因为母亲早逝导致“怯懦”和“孤独”的性格，却也从12岁开始一路在台西镇小学、铁路中学读书下来，课余时间跟着一个叫孙沾群的老师学绘画，毕业后谋得肥城路《正报》漫画记者一职，安静的勾勒漫画故事，还在全国首届漫画展览会上展出过作品。郭士奇的父亲郭凤翥过去是津浦铁路医院的外科医生，嗜好烟酒茶，闲暇喜好搓麻，平日对孩子缺乏关爱，这让郭士奇一直到晚年都记忆犹新。在某种意义上，郭士奇通过《正报》走向自立和抨击时弊的激情，恰恰是对自己少年时代苦闷经历的一种不可遏止的反抗。1938年初日本人进来，郭士奇报社的饭碗没了，他就去小学教书，业余时间给《青岛新民报》主持《艺术专页》，并以绘制《教书生活三部曲》这样一些贴近现实的漫画，发泄一下不满。1945年日本投降前，郭士奇给《民民民》月刊画过两张漫画，一幅描写小职员困苦生活情形，画了一个人力车夫和一个手拿皮包衣服破烂的小职员，图说是“小职员说,拉车吧？又没力气，当职员又挣得不够吃”；另一幅描写夫妻离婚，说明文字是“妻：你既养不起老婆又何必要老婆？夫：你既知我养不起老婆又何必嫁我！”日常市井生活的尴尬与荒谬，跃然纸上。

郭士奇的父亲、张泗清的八叔、黄宝龙的岳父这些普通市民的生活，多年按部就班。战后除了门前的路名改了，其余一切似乎照旧，大家继续过着和昨天一样的日子，赚钱吃饭，走亲访友，饭馆里推杯换盏，麻将桌上海底捞月，电影院里卿卿我我。甚至连聊城路上的日本居酒屋，也只是换了老板，经营内容没任何改变。不过，热衷于绘画的郭士奇却不安于现状，供职市立中学并与平度籍女子孙桂珍结婚后，他涉及公教生活、金融通账、民生困顿方面的漫画，讽刺性越来越强，社会干预程度也越来越高。1946年他绘制的《阿Q画传》由青岛爱光社出版，请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撰写了序文，徐不吝啬溢美之词，一上来就说丁聪和丰子恺画的阿Q，都不及郭士奇。而郭士奇也不客气，不仅原文照登不误，还笑呵呵地对人说，这个阿Q，是他照着镜子画的自己。

更多的时间，郭士奇喜欢在城中转悠着写生，描摹他已耳熟能详的城市。从市立中学所在的西镇，画到四方的铁路中学。所到之处，不乏同学同事栖息的房前屋后，山势街景，犄角旮旯，都一一记录。几十年下来，青岛市民阶层几十万人，分布在西镇、小港、大鲍岛、日本新街区、海关后、伏龙山、台东、海泊桥、四方、水清沟、沧口。住的房子形态差别很大，临街连体住宅、别墅、里院、公寓、职员宿舍和民众大院，兼而有之。1947年夏天坐着《民言报》社长杨天毅的吉普车逛游了一天的某游客曾感慨，“在青岛，无论大街小巷，路总是一样的平滑整洁，所有建筑式样容有不同，大小或有互异，但都是一样秩然有序地排列着……”

循着街道深入进去，街坊邻居多彼此保持着和睦的交往，举手投足之间，不乏教养的熏陶。一碗饺子，一盘春卷，一幅手套，一张电影票的来来往往，构成一种日常化的邻里风景。城市氛围的养成，依靠的便是这种相濡以沫的积累。这是一幅风俗画，也是一份光荣。而所有的光荣背后，不免都千疮百孔。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关上门窗，温良恭俭让的表皮里面，无一不储满螨虫。各家各户都有难言之隐，就如同欲望的病毒，一旦遇到适宜温度，便泛滥成灾。不过，逾越公序良俗的事情，在青岛还是很容易招致谴责，这让一份本土光荣的维系，保持了尊严的底线。

1948年夏天，住登州路23号的北平某私立大学学生卢善铭，因另结新欢虐待发妻，被原配诉至法院，引发舆论关注。故事的原委迄无新意，卢善铭和原配郭金蓉1943年在原籍高密乡下结婚，卢家是木匠，郭家开设乡村医院，起初两人恩爱有加。战后卢家因曾与日本人在青岛合作木材生意而暴发，卢家公子得以考入北平某大学深造。期间卢善铭与其邻居摩登女子王凤英关系暧昧，卿卿我我，遂欲结不解之缘。自此卢氏一改过去面目，时常借故打骂原配。暑假期间，冲突升级，终致7月1日卢家母子将郭金蓉毒打致残，引起公愤，郭女遂起诉至青岛地方法院。卢案的审判结果，不得而知，因为伴随着城市司法精英阶层的不断出离，审判的效率和公平，都已残缺不堪。

城市的治安情况，也每况愈下。1949年开春，韶关路上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受害人损失金戒指两只，价值银元八元。舆论立刻指向警察局，嚷嚷着城里到处不安全。其实，长久以来，青岛市区的偷盗抢劫事件鲜有发生，治安状况之好，每每令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惊奇。战后城市发生的最大麻烦，是难民。难民一进来，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同乡找上门投靠，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二十几号人，本来住的房子就不大，一下子几家人挤成麻花，经济日见拮据，戾气不断上升，各种矛盾遂层出不穷。

青岛50年形成的城区，大致呈L形状。西边一竖沿着铁路线延伸，大小工厂林立，间或穿插着工人住宅、仓库和传统村落。上下班时间，街道上到处都是拎着饭盒的纱厂女工，手上的饭盒摇摇晃晃，街上顿时就生机盎然。南边一横沿着海岸线展开，红瓦绿树连成一片，几处丘陵的边坡，布满密密麻麻的独立住宅，构成游客眼中的经典青岛模样。更多的平民，居住在高低起伏的纵深地带，形成若干围合式聚集街区，街巷依照地势交错，质朴的市井气氛扑面而来。

战后几年，政府权力的边界不断扩大，行政效率却每况愈下，城市利益失衡愈演愈烈，公共舆论对社会不平等的抨击，逐渐加大。但政府除了做些表面文章敷衍一下，并不尝试推动实质性变革，社会凝聚力就如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四面裂缝，漏风透凉。等到战事炒豆子一样噼噼啪啪一声声紧起来，社会分化的调整，就更似天方夜谭了。大梦初醒，好日子便已成往事。一城人，好似在眼巴巴地等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在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演变中，城市始终是具有号召力的文明标杆，也是社会变革力量的集合点。从乡村走出来的年轻人聚集在其中，一边体验城市生活的新奇，一边梦想着成为城市社会的新一代主宰者，而年轻的青岛恰恰是一个适合的试验场。在战前沈鸿烈缔造的黄金十年，舆论对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多有赞誉，但刚刚毕业的山大学生臧克家却在这里大声谴责“罪恶的黑手”，中国诗歌会的粤籍领袖人物蒲风则更不留情面，直接描述“青岛是位被逼卖淫的娼妇”。社会阶层、观念的分裂，可见一斑。一般意义上看，质疑和批判的声音能够顺畅传递出来，至少表明社会的宽容度与弹性，还在一个可调节的良性互动范畴。抗战结束后，当这些声音一步步被屏蔽掉了，社会分裂的危机自然就加重了。

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前一年，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刚刚在国立山东大学谋得一职的台静农写过一封信，云“青地绝佳，常在海滨独坐，即是无上快乐。人情复杂，似不必介意，待人处事，只有忠信笃敬四字。以弟饱经忧患，定能领略。”台静农那年33岁，小陈垣接近两轮，晚辈受前辈指教，自然诚惶诚恐。而陈垣的核心意思，也不外是告诫不可意气用事。战后陆续进入青岛的新移民，总体素质并不比台静农高，却一度近乎成为城市复兴的种子。这个数量不大的群体，多是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年轻人，经历过八年抗战的颠沛流离，理想主义的信念未尽磨灭，也不乏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希望自身能够成为一种革故更新的力量。1948年出版的《青声》第2卷第1期，刊登过盛树滋一篇《我选择了青岛》的文章，以“每个人做着自己的梦”的姿态，不管不顾地大声嚷嚷：“对于青岛，我们寄予无上的希望，因为它在历史上，正如一块未经雕琢的完璞，正在发芽的幼苗，值得以全生命托在它的怀抱里。这增强了我们生存的自信，点燃了生命的火花。”口号式的宣泄激情四溢，但也仅仅具有鼓动效果，仔细看进去，缺少干货的肆意，经不起风吹雨打，比台静农一辈的学识与练达，不免少些火候。

这些不乏乌托邦想象的年轻移民，尽管客居异乡，却因各有依托，或在学校报馆机关，或在铁路银行大企业等机构，在物价飘忽不定的情形下，生活依然能够维持。许多人通过专业技能，还可以获得一份兼职，如介绍刘禹轩到青岛市立女子中学任教的刘兆申，就是一面在国立山大做事，一面在市立女中兼课，两面来回跑，收入就多了不少。这一部分人群，对城市公民意识、公平观念和新文化的提升，具有阶段性贡献。可惜不论就时间还是规模，也不论策略还是坚韧性上，都不足以在本质意义上改变积习。

战后早几年，青岛公职群体的日常生活还算优渥，工作轻松，财务自由。作家赵清阁1947年秋天曾在辽宁路一家卖饺子的小馆，遇到过一个30多岁的单身公务员，一个月仅在这家饭店就付出了20万的账单。老板娘却说，“二十万还多吗？一天吃两顿，才三万不到。”

一年之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压力便普遍增大，日子就不乐观了。1948年3月6日的《华北日报》记述，社会局一个叫孙晓峰的掖县籍职员，因为生活逼迫一时走投无路，在德平路18号宿舍屋内自缢，时年仅34岁。检索1947年6月版《青岛市政府职员录》，孙晓峰是社会局第一科书记，1945年10月入职，和同科的另一位书记李传第同住德平路18号宿舍。披露自杀事件的作者评论说，公教人员都如此，“至于毫无固定收入的小民们，其生活之惨，是可以想见的。”

城中最窘迫的人群，是战后蜂拥而至的难民，将逍遥青岛的最后一抹霞光，遮蔽的一干二净。作为规模庞大的一群流亡人口，来自山东各地的难民举目无亲，居无定所，生存境遇举步维艰。教会、同乡会、红卍字会之类团体初始还能够时不时伸出援手，来一番雪中送炭，可人一多，就不免自顾不暇，拆东墙补西墙。难民却顾不了许多，没地方住，就蜂拥占据工厂、学校、寺庙、隧道、山洞，连这些地方也捞不着的，夜晚就在马路边上的商店工厂门口露宿。一条繁华的中山路，沿街乞讨的妇女儿童，乌央乌央接连不断。

战争之手

1948年11月21日晚上，青岛西南角的团岛美军仓库，发生了一次大爆炸，周围东北两个方向十公里范围的居民，均被激烈的震荡波及。临近团岛的西镇，则家家户户惊恐万状。由于事发突然，因为燃料短缺而时常停电的青岛，一夜在瑟瑟寒风中惊魂不定。事后派出所报告，爆炸是由一架正在修理的水上飞机引起，造成美军数人死伤。所幸，黑暗中的大火，没有伤及西镇附近平民。

一夜惊魂，第二天的太阳照常升起。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语，多了些欲言又止的疑虑。车夫拉着美国兵上街，路边有人就指指点点，在摇摇晃晃的行道树下面，影影绰绰。

作为城市出现后的青岛，一直具有军事堡垒与港口贸易中转站的双重价值。胶州湾自1897年11月被720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兵不血刃地占领后，发生在青岛新城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是1914年秋天日英联军对德军的武装包围，以当年11月德军投降终结。胶州湾畔，城市易主。战争之手，断送了德意志帝国东亚“模范殖民地”的拓展幻影，也扭转了青岛的发展方向。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青岛遂成一战亚洲战场，并被日本全面控制。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作为一战巴黎和会遗留争端的青岛悬案尘埃落定，青岛主权回归中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青岛不驻军，城市防卫仅依靠一个税警团作为象征。军事活动在城市生活中占比不大，产生的影响也小。1945年8月日本人一投降，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几年下来，国民党海陆空宪加地方武装各个兵种的驻军，来来往往有数万人，驻地分散在城市各个地方，不同兵种番号的军事机构到处都是，叫人眼花缭乱。

除了1945年9月李先良领导的崂山保安团捷足先登，进驻青岛最早的建制部队，是陆军少将李弥率领的第8军。该部三万余官兵1945年11月由香港九龙出发，乘美军第七舰队船只开往青岛驻扎，1946年7月至10月间陆续调拨淄博、益都、平度、掖县等地作战。1946年9月志青在《青岛剪影》记述，以前第8军驻节的时候,有人告发过许多贪污作恶的区镇乡老爷和游击队,军长李弥都出面一一惩办，但第8军开去后，原告都受到了报复性辱害,后来就再也没人敢开口说话了。李弥是云南腾冲人，1926年黄埔军校第四期结业，曾在朱德为团长的第3军教导团担任过中尉排长。

驻青岛的第十一绥靖区，1948年1月以青岛警备司令部为基础编成，是卫戍青岛的陆军主要力量，辖整编第32师第57旅及新编第36旅，第50军第36师、107师、270师，整编第54师第7旅、36旅，新编第2旅、第103旅、警备旅、保安旅。刘安祺是继丁治磐之后的第二任司令官，掌控青岛辖区内的大部军政资源。守卫青岛和扩充兵员，是刘安祺的两项基本任务。

刘安祺性格的养成，多少与出生地的文化归属有关。他的老家鲁南峄县韩庄，地处微山湖东南苏鲁交界处，自古隶属关系错综复杂，今天莲花明天牡丹。明初几户韩姓人家定居于此，万历三十二年开始成为漕运码头，至清初顺治年间逐渐兴盛。康熙、乾隆皇帝频频南巡，这里都是必经之路。清咸丰五年开始，也就是1855年到1949年百八十年，黄河改道，运河中断，韩庄的衰落，已属必然。刘安祺1903年初夏出生，幼年耳染目濡的都是适者生存经验，“寿如”两个字，就是一个外姓家族对人生的最大期待。

21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之前，刘安祺已经乡村私塾、高等小学、洋学、私立中学、公立中学都上过了。从军之后，刘安祺很快就有机会直接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唯校长马首是瞻，从龙潭战役的特攻队长到蒋介石公馆警卫，再到87师261旅上校旅长、61师少将副师长，淞沪开战、兰封会战、徐州会战和灵宝会战，几乎都历练了一遍，不说九死一生，身经百战可算是不夸张。1946年他从青年军205师师长调升青年军第6军军长，肩负起陪都卫戍重任，与蒋家父子的关系进一步加深。1948年刘氏受命去青岛接替丁治磐的防务，其中的分量和信任，不言自明。利害关系，不仅仅是刘安祺自己知道，明眼人也都一目了然。

1948年之前，青岛驻军的管理还算严格，政府定向供给饮食津贴，士兵衣食无忧，对社会的骚扰并不明显。西镇一位吴姓老人晚年回忆，“打早不常见大兵上街，后来才多起来。”老人住在东平路坡上，1947年夏天16岁时和叔叔一起从日照老家来青岛找父亲。伴随着局势日趋紧张，军人的行为便愈来愈不受纪律限制，违规事件频发发生。

刘安祺执掌的第十一绥靖区，1948年底公开提出了两万人的征兵计划，再加上中央要求的一万名配额，一共是三万人。三万的数字落实到一个个具体人头上，近乎一网打尽。青岛的壮丁，除了符合免役条件的，差不多所有适龄人口都可能摊上，于是乎就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刮风一般的征兵，很快造成了市面上兵役员额买卖的公开化，保甲长在其中包办借以中饱私囊，接着就是青壮年大规模外逃。去年敞开的封锁线，不得不再关上，所有适龄壮丁，一律禁止出境。到了1949年农历己丑年春节前后，军方疯狂征兵的手段，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伴随着太平洋战争结束进入青岛的美军，是大街上无人不知的军事存在。自1945年9月16日九艘美国军舰在西特尔率领下开进青岛港,解除日本海军武装后，青岛就一直是美军的重要军事基地。前后有西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第38特种混合舰队等登陆驻扎。1949年16岁的青岛市立中学高中学生邵名堉描述，美军“给青岛带来一种殖民地式的繁荣”。

驻青美军的主要构成，是1945年10月从西太平洋硫磺岛、塞班岛移防的海军陆战队第3师，由司令谢勃尔少将率领，兵力为两个团及七个直属营，约两万人，营房设置在原德国俾斯麦兵营和鱼山路前日本中学，建筑工程营驻防沧口机场，司令部设在前海原日本驻青岛海军司令部。陆战队移防二个月后，美国西太平洋第七舰队驶来青岛，设置第七舰队司令部，航空母舰、轻重巡洋舰、主力舰、驱逐舰、运输舰、登陆艇、潜水艇舰、修理舰和医院船等百余艘舰艇，密密麻麻泊于青岛前海和后海。1947年招商局经理徐学禹到青岛视察，发现青岛6个码头，美军占了三个半，剩下一个是盐码头，一个是煤码头，商用的码头仅有半个。由此可见美军在青岛的驻防规模与资源占有之大。

伴随着美军的大量进驻，青岛的军事影响力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远远超过了1897年德国对胶州湾的占领和1914年日德青岛围困作战时期。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这八个月时间里,美国军政要员相继来到青岛,这其中包括杜鲁门总统的私人代表洛克,总统代表兼赔偿委员会鲍莱,太平洋舰队司令盖格尔,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巴贝尔、柯克,美国议员海军视察团团长雷菲尔,美军中国战区总司令魏德迈。

这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海军上将，成为美国海军驻中国的老大。在青岛期间，白吉尔住在山海关路9号，之前这里曾住过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到1949年美国第七舰队离开前，山海关路9号是中美军事最重要的联络点之一，美军太平洋司令兰姆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赖普汉和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琪等青岛军政要员，都曾多次出入其中。

驻青岛美军，一直是舆论关注焦点。其中美军干扰社会日常生活的情况，尤其突出。1946年随父亲来青岛的邵名堉回忆，当时美军占据了大学路一条街，老山大的房子也占着。大学路红卍字会红墙外边的旱水桥，两个杆儿的人力车天天排队，几十辆上百辆，等着拉美国兵。“美国兵一出来，一招手马上过来一个黄包车，坐上，就到中山路一带，当时这个酒吧叫BAR嘛，到处红灯绿影，他们在那儿寻欢作乐，去那儿消遣。从大学路到中山路没有几步，但美国兵也都坐洋车。洋车夫他们愿意要美金。给一块钱美金，比给金圆券更值。美金值钱，所以人力车就很愿意拉美国兵。我们小孩儿，路过那儿就看光景。”

美军人数少于驻青国军，但地位和待遇更高，并且拥有各种默许的特权，激发社会矛盾的事件频有发生。打开报纸，诸如美军酗酒滋事、冲撞行人、调戏妇女、封查旅馆、检验食品这样的新闻，每有发生。比如1947年8月1日，几个美军在中山路国际俱乐部附近打伤了两个政府职员，有记者去美军宪兵司令部调查，发现同时在处理的竟然还有四五件伤害案。久了，人们对美军的不守规矩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街道上，最容易引发外地游客议论的，倒是商店招牌上面“洋文字写得比本国字尤大”。

一般节假日，美军士兵可以上街娱乐。平时则需呆在军营，但规定执行起来，不免会大打折扣。美军对城市生活的影响，长时间受公共舆论的讨伐，政府则以“中美传统友谊”为说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不出人命为限。1947年9月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实在看不下去眼，就在第3卷第4期《读者投书》栏目刊登了王树尧的一封来信，题目叫《美国人在青岛的行为》，将耳闻目睹一一进行了苦诉。

不过，美军士兵与城市的关系，并非仅仅具有破坏性一面，诸如乐善好施、仗义执言和见义勇为之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一般来说，豪爽、慷慨和不喜欢绕圈子的性格，让不少市民乐意接受。至于美军在军事礼仪、体育运动、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上的表现，则对年轻人影响显著，比如踢足球、捣毛克思（拳击）和羽毛球，青岛的中学生就趋之若鹜，并很快形成本地习俗。

战争之手，关涉千家万户。

美军的去与留，不是平民百姓能够决定的事，而平民百姓的哀与乐，却不能不受美军行为的牵扯。1949年2月2日，滞留上海的朱树屏在写给沈汉祥督促其早日返回山大的信中，表示出对美军动向的密切关注，“今报载青岛美军司令白吉里声明：在两周内美海军大部撤离青岛，如是则青岛局面近中可发生变化。”市立中学的邵名堉则在晚年回忆说，“美军一撤退就人心惶惶了，觉得也不知道八路什么样子，那时候都没见过八路军，就说八路要来了，加上国民党的反宣传，很混乱，思想上很混乱。”

逃亡者

1948年春夏之交，一个叫李云汉的山东省立昌乐中学毕业生，进行了一次“生与死系于俄顷之间”的逃亡冒险。他的唯一目的地，是青岛。几个月前，他还期待着报考那里的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几个月后，一场变局降临，求学梦想瞬间被求生的现实取代。

到青岛，要通过两条封锁线，一条是共产党的，一条是国民党的。没几天时间，李云汉逃了两次。第一次，他伪装成商人，到了蓝村检查站被扣留下来，说是要再审查，他害怕夜长梦多，就趁机跑了回去。第二次，他决定和父亲一起逃，两人在离老家50华里的地方汇合，计划到坊子镇搭火车去青岛，这一次因为有“路条”，路上有惊无险，到蓝村检查站，随着一群同路人过了关。接下来，是一段国共两军的缓冲地带，到了国民党检查站，依然要检查身份，他出示了省立昌乐中学的学生证，得以顺利过关。父子俩赶紧搭上商用汽车，直奔青岛市区，两小时后到了西镇亲戚家。一进门，李云汉说了句：谢天，谢地。

西镇在城市的最西南角，被胶济铁路青岛起始段的铁路线，分割成一个半封闭区域，1920年代逐渐形成高密度移民人口居住区，以平民院形态聚集的居住部落林立，供低价位出租的里院星罗棋布，居民来源鱼龙混杂。海岸下面的一个市集，曾被客居在附近的青年作家艾芜描述为“和垃圾同在的贫民窟”。一无所有的流亡者李云汉父子俩，在这里得以暂时停留喘息，已属三生有幸。

西镇移民和核心城区移民的区别，不仅在于籍贯不同，更在于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的差异。被海岸线和铁路线界定了边缘的西镇，像一个醇厚并始终留有温情的港湾，在城市不间断的人口扩展中，一次次容纳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异乡人。

但这一次，西镇已经没有能力收留更多的李云汉们了。李云汉在西镇惊魂未定的日子，报纸上诸如“难民挖煤灰破坏西镇路面”；“四川路难民院内晨爆炸惨剧，雪花膏小贩当场毙命，五人受重伤三人濒危”；“西镇公园乌烟瘴气行道树砍伐殆尽”这样的社会新闻，连篇累牍。不仅仅是西镇，就是整个狭长的青岛，从西镇、火车站、小港到湛山、浮山所、四方、沧口、李村，所有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都已被仓皇逃窜出来的李云汉们塞满了。市民对“烟台难民纷至增多房屋纠纷，湖南路占房曾吵闹，黄希真遭殃被殴打”之类的消息，多习以为常。一座城市，就是一幅蒋兆和《流民图》的拥挤版，啼饥号寒，贫困交加。难民越多，分摊到李云汉父子身上的机会就越少，机会越少，城市的裂痕就越大。裂痕大到一定程度，爆裂就是早晚的事情。

难民连绵出现的直接原因，是1946年胶东与鲁南战事的爆发。随后，胶东各县及鲁南临、郯、费、莒、诸城等县流亡来青人群与日俱增。面对不断涌入的难民，政府遂在同年5月17日成立青岛区难胞管理委员会，设立了53处收容所。四个月后，改组为青岛市难胞管理委员会，并不断扩大接收规模，将收容所增加到84处，但收容的人口，也仅仅为4.29万，不到在地难民数量的五分之一。

1947年5月，青岛难胞管理委员会解体，一个月后成立青岛区临时赈济委员会，以应对日趋膨胀的城市贫困人口。《青岛公报》公布的1947年10月《青岛市户籍统计月报表》显示，本月统计人口817373人，迁入13537人，迁出9289人，增加4894人。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市辖区，有市南、市北、四沧，而台西、台东两区，距离10万人口也不过一步之遥。1947年11月18日青岛市政府召开第98次市政会议，记录显示头两个讨论事项，都与粮食有关。一个是警察局说给监狱囚犯买粮的钱上个月已严重入不敷出，申请尽快补救；一个是社会局提议修正《青岛市节约食粮消费暂行办法》，以解决粮食短缺难题。

难民不断涌入，人口不断膨胀，聚成具有传染性的城市病，各种公共资源调度不暇，青岛工务局长张益瑶就此专门撰写了《从都市计划观点论目前青岛市难民迁移问题》，以寻找破解途径。张益瑶租住在僻静的金口一路21号院内，背山面海，关上大门，宛如世外桃源。

但是，张益瑶门外，窘促城区的困境依然持续，并且愈演愈烈。1948年8月22日上午，刚刚入职市立女中的刘禹轩与几个朋友逛湛山寺，发现寺旁的八角七级砖塔上面，也住满难民。一行下山到汇泉公园茶馆吃午饭，还没吃几口，身旁就渐渐集拢起一些饥饿的乞丐，眼巴巴盯着桌子上的饭。几个人只好将就着吃完，把剩下的半碗残羹交给茶房处置。刘禹轩在当天的日记里描述，“茶房当然是势利鬼，但她们仍然不肯散去，企图以各自的恳求得到茶房的特别哀怜。这种情形真令人难以看得下去，于是我们就谈起了住洋房坐流线型汽车的阔大爷是不会有这些饿鬼苍蝇似的去打搅的。”

亲历过难民营生活的张克嘉回忆，他住过的难民营在火车站，公安局西边那条路上，没工作也没有亲戚朋友的难民，一般都躲去那里，满地躺着的都是人。张克嘉记得他那次住难民营是9月份，不太冷，屋里人挤人坐不开，难民就铺点干草躺在院子里。下雨了，抱着草进屋躲雨，下完雨再出来。还有人在马路上睡，有一些难民则跑到居民院子里面，找个犄角旮旯睡。张克嘉1934年出生，老家在黄县，他的身份与普通难民不同，是一个中共地下交通员。他进出青岛好几次，每次都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传递情报，办完事就回去。十三四岁的一个孩子，不容易被发现。

青岛临时赈济委员会设置在观城路、昌乐路、第三公园、沧口、小村庄、仲家洼、王哥庄、惜福镇等地的难民收容所、粥厂，以及从社会部分配的1100吨粮食和22吨布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趋严峻的难民问题。期间诸如颐中烟草公司捐助青岛市政府难民救济会法币2000万元、李村区教育会发动教职员学生捐款救济各地来青难民这样的善举，已不过杯水车薪。

关键时刻，美援发挥了作用。1948年6月25日，给七万余难民提供免费饮食的青岛25处粥厂，因为社会部所拨解冻食粮用罄，不得已只好停办。驻青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白吉尔遂急电美国驻华大使馆求援，争取到美援赈米1000吨，随即派出克利尔号运输舰赴上海，两天后将赈米运到青岛，使各粥厂在28日恢复供应，本地难民一时欣喜若狂。

难民带来的城市困境，非仅填饱肚子一项，住宿安置、冬季御寒、治安维系、教育衔接、卫生防疫等个个都是棘手问题，令当局应接不暇。人身上与日俱增的戾气，就像是挤压在城市下水道里快到了燃点的沼气，四处寻找释放的出口。疏忽一时，小事情就会酿成大冲突。1948年8月，私立东莱中学因为校舍被难民侵占，遂四处寻求解决办法。期间本地报纸也频频报道进展，一时间，诸如“难民不肯离学校，东莱中学无法扩充班次，为了学业校长大伤脑筋”、“难民占住校舍，东莱中学学生无处上课，张校长向报界说明真相”、“东莱中学辩正，难民占房妨害教育且违警章，以学校文弱可欺竟无理取闹”这样的标题充斥在各报。1947年开办的东莱中学本来也具有临时性质，由掖县同乡会基于“造福学子建设尤需青年”的考虑举办，以“居青掖绅盍屈解义囊，张杜二公筹划”成就，校址在临沂路1号。不料开学未几，难民蜂拥而至，校方穷于应付，自然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到1948年秋天，涌入青岛各区的难民，保守估计已有30万人。报纸上诸如“华北酒精厂敬告流亡青岛学生家长，关于杜仁山率领男女学生强行进驻请求迅作合理解决”这样的紧要启事，不绝如缕。期间，青岛区临时赈济委员会收到南京国民政府拨来赈款8亿元，山东省政府赈款4200万元，自筹53.16亿元，共61.58亿元。临时赈济委员会发放了赈款59.28亿元，救济难民19.23余万人，救济流亡学生4.39万人。1949年《同工》第3卷第1期刊登的一条统计说，青岛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宝山路粥厂，自开办以来平均每天有5500人领粥。

期间，本地学校、教会、社团机构通过举办演出、义卖、舞会、讲演进行的募捐，接连不断。典型的一例，是市长李先良离任前一个月，李夫人赵士英为救济团岛被水淹的难民，发起救灾跳舞会，一日收入可观，可跳舞会过去一个多月，李市长要走了，给团岛难民的募捐款究竟怎么分配的，却迟迟不见下文。诸如此类的事情并非一两例，因为不透明，隔着屏障似雾里看花，坊间一直传扬不断，算不算丑闻，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人说的清楚。

尽管面临着物资匮乏、资金调度失衡和停工停产的诸多困难，青岛工商业对绵延不断涌入的难民，依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显示出这个城市在抵抗混乱与寒冷中的仁慈。但实质上并不是所有本地募集的赈款，都能够留下来应付难民的救济支出。1948年10月3日，中央社发自青岛的一条电讯说：“青市救济特捐，原配额为法币五百亿，经积极劝募后，已超过原额，共筹达法币五百八十三亿。内二百三十三亿，按规定移交青市临时救济会，充作救济之用。至此次如期如额缴纳捐款之华新纺织公司齐鲁公司等十三家，当局均已呈报中央，分别给奖。”

对30万人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这点钱仿佛毛毛雨，瞬间就被吞噬。饿死鬼们一张张湿漉漉的脸，凄厉无比。

李云汉这些进入青岛的流亡者，多是被迫迁徙，被突变的现实死死捆绑着，异常焦躁。其中一些人过去家业兴旺，生活安定，丰衣足食，懵懵懂懂到了青岛，身无分文，乞讨为生，面对前途渺茫的日子，便极端悲观，情绪愤懑。这个无处栖息的庞杂群体，蝼蚁一般遍布城乡各处，生存状况不堪描述。而恰恰是这个卑微无助，且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背井离乡人群，数量在战后几年一直呈持续增长势头，并且没有任何打住的迹象。

李云汉们拼了命要来，是因为别无出路。而当人为了活命而狂奔的时候，刀山火海也会在所不惜。

一顶难民城的帽子，摘不掉，躲不了，压迫得青岛气喘吁吁。政府束手无策，居民无可奈何，难民自身则焦头烂额。在某种意义上，天空上飞过的一只麻雀，都比城里饥寒交迫的李云汉们，更自由自在。而自由，哪怕是卑微的自由，对此时此刻虫子一样在青岛喘息的许多人来说，已经难于上青天。

1947年12月5日，21岁的青岛诗人黄耘，终于看不下去难民们不见尽头的悲怆了，当天他写了一首题目叫《小木屋》的诗，作为他的流民曲系列创作之一，发表在1948年1月上海出版的《铁兵营》诗刊第10期。这个时候，从小耳濡目染的青岛，在黄耘眼里俨然已沦为千疮百孔的“地狱”，一个又一个的噩运降临到走投无路的逃亡者头上，盘结成悠长的陌生岁月：

苦难的海湾

黄耘算得上一个地道的本土人，这在他同时代的人中并不多见。他祖辈生长在与青岛新城一海之隔的胶县古城，因为父亲一代早年离家，供职青岛市财政局，他1926年就出生在青岛，经历了之后20年的城市变迁。黄耘出生的年代，青岛人口不过30万，像个玲珑剔透的微雕，里面的各式人物操持着各色各样的方言，活动在红瓦绿树之间。当年7月辞北京教职定居青岛的职业作家王统照，对寂居海隅的直观评价是，“那比较幽静的半岛上，人口尚少，生活安定，所以易静心神，易启深思”。每至凉秋暮冬，望着冻波敛彩，听着枯枝索战，王统照便“消磨日月于种种的苦闷情绪之中，渐渐把以往的青年心理与对人事的简易看法随时刊落。”

黄耘的大多数同龄人，都是跟随父母进城的小移民，土生土长的城市孩子，凤毛麟角。黄耘六岁开始在青岛中华小学上学，后来转到市立黄台路小学，这次转学的一个附带结果，是黄耘与新文学发生了对接。黄台路小学校长王亚平籍贯河北威县，黄耘出生那年在河北省立第四师范毕业，1935年留学日本。王亚平与少年黄耘的最大关联，是他校长之外的诗人身份。王亚平一段时间在青岛很活跃，出版过诗集《都市的冬》和《十二月的风》，思想激进，风流倜傥。当时黄耘的叔父和往来青岛的袁勃、沈旭、蒲风等年轻诗人相识，手边有多种诗刊诗集，这使黄耘第一次触碰到滚烫的新诗热度，不禁晕眩。诸如王亚平《灯塔守者》里面“在曙色欲来的前夜，我把生命献给了光明”这样的诗句，让黄耘内心的冲动被唤醒，从此与新诗结下不解之缘，并以此为寻求自我表达的利器，投射到目光所及的社会肌体之中。

实质上，与新诗一并埋下种子的，是黄耘一颗不安分的心。这为此后黄耘许多看似不连贯的诡诞行为，铺设了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黄耘跟随父亲辗转崂山王哥庄乡村建设办事处和老家胶县，1940年秋天小学毕业返回青岛上中学，并于第二年元月在《大青岛报》上发表第一首诗作。黄耘入读的上海路崇德中学是美北长老会兴办的学校，设置宗教课程，黄耘和几个同学因在学校公开反对读《圣经》，几乎被辞退。这样，他在崇德中学只读了一年，就又回到老家胶州中学续读，之后再返崇德读高中，直到一年后的1944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结果又是只读了半年，就跑回青岛与孟力、默汀等人编辑地下诗刊《诗青年》。不久，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战败。黄耘以一首《悼一个无辜的死者》的诗歌，为1945年12月16日因为反甄审学潮被枪杀的青岛文德女中教师费筱芝鸣不平，拉开了一场新抗争的序幕。这个时候，青岛已是一个拥有60万人口的大城市，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

接下来，黄耘流民曲中描述的一幕，就似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开始十面埋伏一般敲打着城市的神经末梢，这边锣鼓声不停，那边脚步声不止，日趋杂乱无章。

战后的青岛人口，突然就如同大爆炸一般形成滚滚浓烟。烟雾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与规模，弥漫在城市的所有角落，遮天蔽日，密不透风。笼罩在浓烟中的青岛，像一个踉踉跄跄的盲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到时间隧道的尽头。

从统计数据看，1900年到1922年，是青岛城市化规模开发和现代文明输入、工商业兴起时期，22年时间人口增长了近15倍。除了被记录的胡存约等寥寥无几的原住民，傅炳昭、丁敬臣、刘子山、包幼卿、成兰圃、周宝山、宫世云这些后来一一崛起的创业者，都是这期间从各地移入的。莱阳人宫世云19岁进入青岛学习营造施工，快速成为建筑承包商。1905年在芝罘街组建公和兴工程局，与山东铁路公司合作承建胶济铁路沿线桥梁、土木工程，并在黄岛路与芝罘路交叉口投资建造里院。此后又承揽了公立市场、青岛病院、青岛中学等公共建筑以及大康、内外棉、富士等纱厂的施工。仅宫世云的公和兴一个企业，就吸纳了大量劳工。而他参与建造的各个纱厂在开工后，招收的工人更是数以万计。

1922年北京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第一次调查人口，市内有289411人，12年后的1934年增至445895人，沦陷时期的1941年，再增至626234人。青岛人口逐步增长的节奏，对应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阶段过程，逻辑线索清晰。

战后几年，畸形的人口膨胀开始出现。1946年3月青岛保甲编组完毕，全市划为12区327保6873甲，122908户，683571人。接下来在1946年5月，青岛遭遇了一次爆发式的大规模人口异动，当月迁入18049户，103098人。两个月之间，人口迅速增至近80万，创历史记录。

青纺公司所属的各个纺织工厂，是输入人口的集中接纳单位。1946至1947年两年，青岛原属日资的八个纺织厂全部开工。青纺公司又合并了两个印染厂、两个针织厂、两个梭管厂，扩大了原属丰田的机械厂，并在厂内增加了一个电机工场和一个针布工场，同时利用第五厂内呆置的化工设备，设立了化工厂。这13个工厂从接收时的5000人，增加至20000余人。为弥补日本技术管理人员离岗后的人才缺失，青纺公司大量罗致技术人员，其中包括一次性吸收了湖南大学等大专毕业生50余人。在新一轮技术与专业人才移民中，南方人口的输入比例明显增大。1948年青纺公司曾就公司和各厂千余名职员的籍贯，作过粗略调查，计山东籍380人，江浙两籍各240人，湖南籍180人，湖北籍160人。南北比例，差不多是二比一。

输入人口的增长势头，到1948年上半年依然持续。据中央通讯社1948年4月11日披露的统计数据，截止到消息发布时，青岛人口为163602户，843223人。其中男性470448人，女性372875人。到了1949年2月，根据《中央日报》刊登的《青岛近貌》记载，尽管由于近几个月酝酿的南迁风潮减少了5000人，青岛城市人口依然增长到了97万。

在剧增的城市人口之外，难民是一大块难以统计的灰色区域。到底有多少，没人真正知道。尽管有层层叠叠的封锁线，却阻挡不了大量流亡难民的持续涌入，1947年8月1日，刁抱石在《青岛难民救济工作剪影》披露，青岛流入的难民已达25万。这个数据是政府提供的，实不实，只有天知道。而这还不是难民流入的最高峰，一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消息渠道，都一致估算城市难民的输入量，在30万上下。

伴随着难民人数的不断攀升，无处投亲靠友的人越来越多，市区所能提供的廉价铺位等居住空间极端匮乏，所有设施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难民实际需要，更有连一个床铺也住不起的赤贫人群，占不了学校寺庙，挤不进收容所，只能露宿街头。这导致私搭乱建的窝棚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一发而不可收。街边横七竖八的堆积物随处可见，带来治安、防疫上的一系列问题，花园城市的外部观瞻也大受影响。由此，1948年6月13日市长李先良主持第113次市政会议，通过《青岛市难民搭盖临时棚屋暂行办法》，由政府统一设置若干可供难民自行搭盖简易住所的棚屋区，并根据所在路段命名，以图从源头上强化窝棚搭建管制，严格市容管理。但这个暂行办法涉及地政、卫生、警察、社会、工务、民政多个部门，手续繁琐，相互牵扯，最终导致形同虚设，强制措施不了了之。

伴随着国共战事带来的青岛难民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由津抵青，策划接收敌伪产业及经济复原办法。次日，国民参政会青岛籍参政员张乐古上书七项建议，救济地方难民应施急赈排在了第一位。

四个月后的5月16日上午，青岛警备司令部举办记者茶会，强调当局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急救难民，第一步工作是进行难民总登记及集中管理，该部并已于一天前召请各关系机关，组织筹备青岛难民管理委员会。就与难民有关的粮荒问题，警备司令部给出了三个原因，即交通破坏严重导致物资不能畅流；鲁东难民增加；海运物资缺乏。解决粮荒的对策，警备司令部提出四个办法：一禁止粮食出境；二胶、高、即设难民救济站；三设法由外埠购食粮由海路运青；四严惩囤积奸商。

1947年6月15日,由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芮麟主办的《青声》第1卷第3期出版。发表了金陵大学钱浩步杜甫原韵《新哀江头》和《新哀王孙》两首，并云“伤难民也。胜利已逾一载，中央召开国民大会，招待侈糜，车水马龙，游尘塞空，假日聊出北门，籍及新鲜空气，车抵下关，哀鸿遍野，无衣无褐，冻馁死亡，据日数起，不忍目睹，爰借少陵本韵，志我心哀。”钱浩描述的南京难民现场，与青岛相差无几，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青岛的“哀鸿遍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就政府统计，1948年3月青岛全市难民在册数22万，尽管比1947年8月25万的数据已缩水不少，却也连累到城市疲于奔命，不堪重负。可不料几个月后难民数字再跃升到30万，救济供应链条骇然崩塌，市面“冻馁死亡”不计其数。这之后，难民的统计数字已毫无意义，来一个与来一堆人，死一个人与死一群人，不再有本质区别。人乌央乌央卷过去，再乌央乌央卷过来，城市颤颤巍巍，摇摇欲坠。而这一切，作为当事人的芮麟，自然了如指掌，因为期间大部分的政府市政会议，他都是与会者。这些年的这些会，争争吵吵，躲躲闪闪，多半都与饥肠辘辘的难民有关。

粮荒、难民救济和经济恢复这几个难题，一直困扰着青岛，也一直无从根除。地方行政长官从CC派的李先良换成政学系的龚学遂，再到蜻蜓点水的秦德纯，一概一筹莫展。一个中央政府下面，南京与青岛，说是同病相怜，却自有厚薄之别，南京要面子，青岛想要的是里子。

鉴于每次青岛的“呼声”到达南京，回响都很有限，青岛诸的问题迟迟不能获得解决，本地各界多种不满不断上升，导致政府与社会团体起意联合行动。1948年9月2日的《青岛晚报》报道，青岛市参议长李代芳、财政局长孔福民、工业会理事长尹致中等人，就城市面临的五项紧迫问题，预备近日内联袂向中央请愿：

一、 向交通部接洽八千亿元贷款，恢复本市交通公司；二、增加食粮的数量及煤炭的供应；三、力争美援，建设大青岛；四、加强救济物品的来源，办理经常救济工作；五、请中央增派劲旅，开展胶东军事局面。

五项请愿，增加食粮和煤炭的供应量是根本，余之则可忽略不计。但也就是这一白一黑两项，始终不得圆满。等到国民政府在山东政权尽失，青岛一城便只能在唉声叹气之中，慢慢耗尽气力。

1948年秋天国民党相继失去济南、烟台以后，逃亡青岛的人口再度攀升。但沿路盘查也愈来愈严，如果过关卡者说自己是商人，盘查者会反复询问所操行业的各种物价，必须所答相符，才获通过。及入深秋，仅潍县一地，被阻人员已过千人。阡陌之上，秋风瑟瑟，人影蹒跚。

脑袋和肚皮

孟力1945年下半年回到青岛的时候，日本人刚刚投降，这个半岛城市还没有被孤立，一付只争朝夕的雕琢“山海重光”模样。17岁的他从济南跑回青岛，应聘到一张叫《青报》的报纸干校对，并卖力进行文学创作。社址设在聊城路116号的《青报》，1946年9月创刊，日出一张半,日发行5000份上下。该报战前系邢冠洲和姚公凯共同经营的《新青岛报》, 战后姚以中统局特派员身份回到青岛，将报纸更名《青报》重新出刊，他和邢分任正副社长，聘请一个聂姓上海人任总编辑。姚是湖南人，出身黄埔16期，不久与军方关系密切，还有青红帮背景，回到光复后的青岛，可谓左右逢源。1946年在《青报》谋得一份差事的孟力，因为志趣相投，不久就和青岛当地的一些年轻诗人，像黄耘、田地、杨唤等等，成了朋友。

《青报》所在的聊城路，是两次日占形成的日本人商业核心区，在1946年已是寸土寸金之地，沦陷期间这里和风拂面，各业繁盛，卧虎藏龙。多年居住青岛的礼贤中学教员刘少文，曾点拨说，“古董铺在聊城路一带，皆日人经营，以微利啖小商贩，往往得重宝。”1943年到访的记者朱慕松，在《青岛游踪》中则记述了这里的绚丽夜色，“尤其美丽的，是聊城路的夜市，街口有着粉红的霓红灯，一条街，伸出铁架，穹形的横在马路的上空，铃兰灯三盏一架，密密地像暑夜之繁星。”战后相继在聊城路出刊的报纸杂志，除了《青报》，还有《狂澜画报》、《军民晚报》和《民报》。早年有过走南闯北经历的孟力，很快就适应了聊城路的繁华，与一班同龄人闹中取静，如鱼得水。

孟力原名郑旭升，父母都是广东人，父亲20岁左右随北伐军到天津打工，母亲是开滦煤矿一个工头的女儿。两人在开滦煤矿结婚后，生了十几个孩子，孟力是老二。他先在济南上了四年小学，后在青岛崇德小学又上了两年，毕业后考入青岛崇德中学。七七事变后，孟力的父母带着四五个孩子兜圈子，从济南逃难到香港，又从香港回到青岛。孟力四处流浪的经历，让他比同龄人更接近社会底层，更了解人性的幽暗。

作为一个仅仅具有籍贯符号的广东人，孟力的江湖记忆，都在北方。在北京前门，孟力洗涮过汽水瓶，在香山放养过几十头山羊，在天津摆过地摊，在济南当过钟表店学徒，在谦祥益绸布庄卖过布。在车站、看门人的地上睡，是他的常态。日本投降后，孟力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强烈渴望社会变革与生活改变，他沿着津浦铁路一路跋涉，步行到济南，然后返回青岛。他梦想着在这里，实践他期冀的改变。

孟力回到青岛后的两年，算得上是本土经历的一次短命的“文艺复兴”，很多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集中在一些新闻机构，用诗歌、评论等文艺形式，抨击随处可见的社会不公。孟力晚年回忆，“当时青岛的报纸很多。《青报》是国民党中统局姚公凯办的，《青岛公报》是国民政府李先良办的，《平民报》是青红帮张乐古兄弟办的，《青岛时报》是民营实业家尹朴斋办的，《民报》是有中统背景的何凤池、王葆仁办的。”

孤立的局面，逐渐形成。孟力在2016年3月进行的一生最后一次关于1940年代个人经历的叙述中，清楚地告诉采访者：“当时共产党进不来青岛，就破坏国民党的交通运输，组织民兵破坏铁路，把胶济铁路炸得一段一段的。从济南到青岛，铁路不通了，有钱有权的人只能坐飞机。后来内战爆发，青岛就更乱了，一直到1949年。”

孟力所指的“乱”，一个在脑袋里，一个在肚皮里，合起来就是装了一堆脑袋和一堆肚皮的城市。有饭吃的时候，脑袋决定肚皮，没饭吃的时候，肚皮决定脑袋。脑袋和肚皮，都不能闲着，因为等到一成不变的政治正确冒出来，挂在裤腰带上的脑袋和肚皮就会乱成一锅粥，叮叮当当自己打自己，城市便离着死亡不远了。

从战后第一年到1949年春天，不论是李先良还是龚学遂、秦德纯，青岛当局一直都在为一城人的吃饭操心。1948年1月的时候，《华北日报》记者曾对拥有83万人口的青岛，进行了一次“最低活命标准”的粮食需求分析，每个月必须大米五万大包，面粉三十万袋，杂粮六万包，才能把每个人的肚皮填饱。可是在1947年全年，记者获得的青岛实际粮食配备是，“平均每月由海路进口的食粮，只有大米三万余包，面粉十二万袋，杂粮四万余包，与实际需要相差过巨，因此有一部分市民每日只有拿野菜和地瓜干来充饥了。”

1948年6月4日，《青岛晚报》以《青岛吃多少粮》为题，披露了当局估算的本地粮食消费状况，统计结果为：城市人口83万，难民33万，以每人每个月40斤计算，月需面粉3320000斤，55万人，一半吃米，一半吃杂粮，每人每月需要39斤左右，月需杂粮20902石。

一座城，一天下来，就是一个10万斤的饭碗。

账面上的统计，永远距离实际状况千里迢迢。私底下看不见交易，每天都在发生。这些隐秘的通商往来，从来不会出现在政府公开的信息中，也就不构成计算城市运转成本的数据。而实际上，很多人恰恰是靠着这些不存在的物资，度过了在青岛的每一天。

城中的粮食和日用品，本来就入不敷出，但城外国共两军各自建立的封锁线上，各种货物的走私活动，却一直频繁进行，几乎不受限制。共产党控制区有食粮、棉花不断进来，城里的大宗工业品、军用物资和面粉，也会顺畅出去。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是哪里来的，也没有人真正想知道，这些东西最终去了哪里。交易的一方收了钱，马上遁形，消失的无影无踪，城里人的死活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一个在青岛采访的美国记者描述，“在青岛你所到之处都可看见生存斗争的剧烈。人死在水沟里连饿狗都不理睬。”而许多有钱人对城市责任的麻木，却让他困惑不已：“那些年青商人在国际俱乐部赌二十一点，每点美钞两元计，对防御城市毫不出力。”这个美国记者说，同一时间里，更多的难民则在“为了一堆煤炭而冒生命之险”。

重中之重，其实还在于怎么填满一城人的饭碗。粮食匮乏，城中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就容易点燃火焰。早在1946年8月19日，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抵青视察时，就引发过滞留青岛的40余县流亡学生和失业工人请愿，三万余人要求“改善救济，武装还乡”。年底，胶澳中学再电请青岛各机关，呼吁对本校收纳的失学青年和流亡学生实施救济。学生本来就是有脑袋的，即便是饥肠辘辘，他们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收买，也不肯轻易妥协。

伴随着流亡人口的几何增长，脑袋碰肚皮的事就多起来。圈起脑袋来，是政府首先想到的措施。并且只有先圈起脑袋，中央政府才会去管肚皮。于是乎，胶县爱德中学、高密县联合流亡小学校、高密四维中学、省立青岛临时中学、省立青岛临时师范、青岛市辖临时中学、烟台国华中学、黄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昌潍临时中学等数量众多的流亡学校在青岛相继出现。其中鲁东联立临时中学，自1946年1949年陆续开办了第一分校莱阳中学、第二分校平度中学、第三分校日照中学、第四分校高密中学、第五分校诸城中学共五所分校。

三所规模较大的流亡学校，分别是馆陶路8号的鲁东联立临时中学第一分校莱阳中学，1946年有教职员66人，学生1417人；黄台路12号的省立青岛临时中学，1947年1月有学生893人；郭口路青岛市辖临时中学，1949年有教职员78人，学生1700多人。粗略估计下来，这些流亡学校容纳的学生人数，超过8000人。

和几所市立中学不同，大多数的临时中学都管“肚皮”，也就是管吃管住。因为流亡学生无家可归，无处可去，圈起脑袋来，填上肚皮，关上大门，政府就会省去一堆心事。但凡是流亡学生，脑袋里面一定藏着比同龄人多很多的秘密。秘密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己冒出来，堵着不让冒，必然出大事。而这期间，学生之间彼此政治立场与人生方向的分化瓦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1947年冬天考入单县路青岛市立中学的流亡学生于宗先回忆：“到了卅六年冬天，快要过年了，青岛市立中学招插班生，我去报考插班生。青岛市立中学是正式学校，四维中学是流亡学校。那时候流亡学校不只四维中学，还有平度县中、高密县中等。我们在那儿上了半年的高中二年级。当考进青岛市中时，感到高兴极了。在青岛市中的流亡学生不多，大都是城市的孩子。那时候青岛市中不单纯，有些学生倾向于国民党，有些则倾向于共产党。我们同班同学也分两批，一批是我们乡下来的，倾向国民党，还有一批是城市学生，他们多偏向共产党，学扭秧歌，贴大字报。”

于宗先的记录，与1948年秋天刘禹轩在市立女子中学观察到的状况类似。在某种意义上，市立女中部分城市学生的政治倾向更明确，态度更坚决。两所市立中学学生日趋激进的立场，在圣功、崇德、文德、明德等教会学校，同样不乏响应者。但就分布在城市各处的流亡中学来说，情况就复杂的多。作为避难所的青岛，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家园，也不是久留之地，何去何从，是每一个流亡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

回不去，走不了，何其苦哉，何其哀哉。

可哀苦并不止此，还有更诡异的事情在发生着。令单纯且脆弱的流亡学生不可想象的是，问题的解决者，同时却是问题制造者。

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拨开面纱看进去，政府的算盘和流亡学生的肚皮，并不在一个节拍上。表面上，政府一直在解决流亡学生的肚皮，也就是吃饭问题，可暗地里却在利用肚皮，让肚皮成为一把双刃剑。或者说，青岛街头一群群流亡学生的饥寒交迫，相当意义上就是政府有意制造出来的混乱现场。政府在等待一个契机，将这些学生引入圈套。1948年1月19日出版的一期《燕京新闻》曾刊登过一封署名“黎上”的读者来信，以一颗“被深深刺痛的心”，揭露了青岛当局“变相拉丁”的阴谋。

政府的做法分四步，第一步，对流亡中学的数千学生采取自生自灭的管理方式，由中央和本地民间机构进行有限救济，听任饥饿蔓延；第二步，通过发政府文告和在电影院播放文告的办法，进行“启发式”征兵宣传；第三步，让流亡中学的学生挨饿，被迫从学校出来集体乞讨，造成舆论对市井混乱的恐惧，再以“有意图谋不轨”的罪名，解散学校；第四步，由政府以“宽怀”面貌出场，开始收容这批年轻学生，编入“知识青年军”，提前授予高中毕业文凭，而后进行军训。

这几招，不露声色，步步为营，一揽子释放了数千流亡中学的管理压力和军方兵源匮乏的焦虑，政府还赚取了名声，一箭双雕。几个月之间，这些无奈的年轻学生被一步步引入圈套，最终踏上了不归路。

诚然，1946年在北平复刊的《燕京新闻》，一直受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牵制，立场上与政府意志相向而行人所共知，但在青岛当局连番玩弄手段这一点上，“黎上”披露的情节却并非杜撰，而是有着相当事实依据支持的。比照同一时间节点不同来源的消息，“黎上”所使用的材料和叙述逻辑，基本可以获得证实。

剥开青岛当局的“两张皮”，一幅流亡学生嗷嗷待哺的饥饿图，就没有那么单纯了。

实质上，比较机会主义与功利主义，具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单纯政治和政治单纯，在病入膏肓的制度权力天平上，早就丧失殆尽了。对绝对权力的绝对质疑，不仅仅自由主义信奉者孜孜以求，奇迹般崛起的共产党人，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政治正确的画皮，正在被揭去最后的伪装。

侯圣麟之死，便是一例。1948年4月6日傍晚，《青岛公报》社长侯圣麟在西镇东平路被绑架，尸体随后出现在太平角海滩。报纸上的唏嘘和愤慨过去，被时局和生计困扰着人们，便连饭后茶余也不再有兴趣议论这个笼子里的政治纷争故事。侯圣麟1902年生在平度大吴庄村，后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1929年出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就此，这个二十七岁的平度农家子弟和青岛的瓜葛，断断续续持续了接近二十年，并最终结束在这里。侯圣麟与青岛来来去去的经历，和国立山东大学训导长刘次箫相仿，仅仅在一年前，两人还曾一同赴南京，出席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青岛市仅有一个名额，侯圣麟参政员资格的取得，是接替1947年获罪的报业领袖张乐古，所以有推测说，侯圣麟之死，幕后推手是同业张乐古。张乐古最后参加的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1946年3月20日至4月2日召开，期间刘次箫等提《请政府迅即采取有效措施籍以澄清山东局势案》。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会议1947年5月20日至6月2日召开，刘次箫和侯圣麟分别以山东、青岛籍参政员身份与会，这是国民参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1947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发布延长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期至1948年3月28日的命令。参政员任期终结一周后，侯圣麟陈尸太平角海滩。在时候，整天忙碌着国立大学校园学生政治思想动向的刘次箫，并不曾预料到自己业已迫近的死期与死法。

就职责而言，流亡学生的脑袋和肚皮，教育部都要管。顾不顾得过来，唯有天知道，反正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法则，千年不变。1948年6月26日，自青岛视察完毕返回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一脸同情地讲到在青岛的900余昌潍流亡学生生活困苦，无学校可进，遂决定先拨国币10亿元，以救燃眉之急。朱家骅战争前就和青岛教育界联络不断，现在老部下刘次箫又在青岛履职，想不帮忙，也不好开口。

据山东大学校长室助理秘书李希章回忆，朱家骅是6月20日自南京抵青视察的，山大“在八大关的一所华丽楼房里”举办了一场接风宴。1934年8月1日朱家骅曾访问过老山大，当天山大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记：“朱家骅部长、李四光、李书华前部长偕蒋台长来访，导往参观各部，甚赞大学之猛进，与之久谈别来事，并及大学无端风雨，金甫、毅伯以次来会，沁酒代茶，谈至晡方散。”14年后的八大关一宴，大概应是朱家骅和两任山大校长赵太侔对一个末日之城最后浮华的见证。不过几年，一切都落花流水，人去楼空的寂寞，近乎梦幻。

昌潍流亡学生这边刚刚有了着落，烟台那边的逃亡学生又来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主办的《协进》月刊1948年第7卷第6期刊登消息说，长老会所属益文中学的21个教职员和247名学生，在烟台失去庇护后逃往青岛，露天而宿，饮食无着，电请上海长老会协助，教育协会遂急函青岛南京有关政府机关请求救济，然复音皆无。

俗话说，按下葫芦浮起瓢，拆了东墙补西墙。人来了，找钱，钱有了，还要到处找人管理。兵荒马乱，这并不是件容易事。碰巧是年8月，40岁的山东省立昌乐中学校长兼省立益都师范校长霍树楠避居青岛，遂受邀参与创办临时学校，以解救乡里流亡学生于水火。《霍公树楠教授生平事略》记录，“民国三十七年大陆局势混乱，暂住青岛市，是时青岛流亡学生众多，其中以省立昌乐中学学生占多数，青岛市奉教育部令，成立临时中学，地方耆儒张贡制老先生推荐公担任校长，成立学校，公婉拒，仅允诺暂任教务主任，协助完成创校、编班、排课等事宜，开学后即辞职。”霍树楠出身寿光书香门第，1933年国立北平师范数学系毕业任教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一年后转往青岛胶济铁路中学执教，对青岛并不陌生。其最为人看中的经历，是战时临危受命接手昌乐中学，被视为“播撒抗战火种”者。

但这一次，霍树楠显然不想重新当一个“播种者”。因为他知道，土壤已经干枯的太久了。

挡不住的封锁线

和一个个接连发生政权更替的城市不同，青岛像一个事先预告了葬礼的公园花匠，不紧不慢地等待着死亡。象征着青岛还存活的标志，是一条密密匝匝的铁丝网。这是块伤疤，舔着伤疤上的流脓，城市才知道疼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一条临时封锁线，就将青岛与外界隔离开来。开始铁路还通行，慢慢铁路不通了，再后来，所有的陆上交通也都截断了。青岛像一只金丝鸟，被圈进笼子里，看着外面的光景，自生自灭。里面外面的人往来，需要在一个一个的关卡验明正身，或者进入伊甸园，或者进入集中营。这边，想象自己是伊甸园，那边，想象对方是集中营。一条愈来愈严密的铁丝网，限定了里面和外面的边界，里面有里面的自由，外面有外面的自由，两种自由，不一样。只有刮风下雨的时候，里面和外面才统一起来，一同感受同一个天空下的人间冷暖。

1948年11月25日半夜通过封锁线的刘禹轩晚年回忆，“当时青岛的边界在就是现在的城阳，有个卡子口，城阳外面有几十里地，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空白地区，过了大沽河，河那边就是共产党管的地界了，大沽河旁边有共产党的军队。当时还办了一个招待所，投到共产党这一边的蒋介石军队里边的人，可以到那里去。”

铁丝网围着的笼子里，滋味需要一点一点咂摸。因为这城市是即便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卡住了脖子，金丝鸟的呼吸，依然有模有样。嗅到瓦斯，马上失去知觉，再给一点氧气，又会苏醒过来。不一会，就满马路蹦蹦跳跳起来，立在路边的汽车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柏油路和汽车，一直是青岛的脸面，蛇一般盘桓丘陵与丘陵中间，游鱼一般在树阴下穿梭，一动一静，有张有弛。高处看下去，搭配的如天造人间。外地游客坐着一辆别克，一天下来，青岛的上上下下就逛游遍了。中间去海滩咖啡馆点上一盘鸡肉沙拉，一客炸虾，一杯冰啤酒，吹着海风慢慢享用，并不耽误行程。猛不丁下起雨，司机会举一把布面雨伞，静静地等在门口。雨伞周边落下的雨滴跌碎在柏油路上，立刻飞溅起一层浅水花。马路边很多的雨伞在游动，水花就荡漾成一盘点缀着香菜的清水鱼片汤。

初来乍到的善男信女，站在咖啡馆门口，会把这场景当做是一付春药。

历史上，青岛曾经是北方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城市，满街车来车往的光景，很让人艳羡。可战后不几年，车多数成了摆设，开始还能在城里开开，不小心出了城，危险系数就倍增。铁丝网像一根挑战意志力的三级跳横杆，诱惑着野心和欲望，也围困着一场灿烂梦想的开放。没多久，城里的汽油被管控，汽车一下子便降为累赘，开一次，像过年。满大街上横冲直撞的车，都是美国兵的吉普，有时候，上面还会有舞女招摇过市。撞上了人，就引起舆论哗然，议论纷纷，同仇敌忾，过几天，便烟消云散。圈在笼子里的人，好忘事，但唯独一条铁丝网，像一块总不能痊愈的伤疤，所有人都念念不忘。

孟力在晚年回忆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李先良率部从崂山进来，接收了青岛，美国第七舰队也来到青岛；共产党也想从胶东进青岛，但没进来。青岛被国民政府接收后，周边地区大批因土改出现的难民，纷纷涌进青岛，成立了很多地方流亡政府，满街挂牌子，如高密县政府、益都县政府、昌邑县政府等等，街面很乱。”

政治从来就不是高山流水，自然不能长时间退避三舍。众声喧哗，才是政治的乐土。避入青岛的胶东流亡政治团体，尽管没剩下几个人，却也不甘寂寞，在保定路5号办起了一张三日刊的《胶东民报》，以图沟通流亡者的信息传播渠道，慰藉思乡之情，激励“重返胶东”的意志。保定路5号似为吴霞卢房产，与中山路咫尺之遥，周围开有福顺兴、和生隆等商号和保和堂药房，1947年前后一度成为胶县难民还乡登记点，也算是热闹了几天。不过，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怅然，很快就淹没了《胶东民报》版面上的空洞说教，最终连主办者也不知所踪。1947年岁末的一场暴风雪之后，“重返胶东”的喧哗被冻的瑟瑟发抖，终究幻灭成南柯一梦。

另外一边，希望却一如既往地生长，并为许多年轻人身体力行，比如孟力们。根据孟力的回忆，当时在青岛的许多“流亡政府”也花钱养了一些文人，办起一些文学刊物，如《高密文学》等，发表一些花花草草和骂共产党的文章。

在这个背景下，有人就鼓动孟力写进步文章。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个人，叫徐保光。徐是孟力在《青报》时的同事，经常接触他，给他讲解放区的事，后来孟力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工委的人。徐保光发展孟力开始进行地下活动，接收地下党的领导。孟力的回忆，地下党的指示“一般的口头说，重要的给张无字纸条，拿回来用药水一泡，就显示出文字来了。”

地下党让孟力出面搞个文学社团，团结一些文学青年。于是1946年底孟力就在熟悉的作者中发起成立了一个火花文学社，主要成员有山音、刘绪萱、金德栩、赵永章、纪钧、高芒和黄洋等。不久共产党渤海军区也有人跟孟力接触，让他在青岛发挥作用。孟力说，火花社的活动，全部由青岛地下党工委提供经费，纸张、印刷费，都是他们出。

接下来在1947年，孟力就直接去了平度解放区参加学习。

对于为什么去解放区，孟力的解释是：“主要是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当时共产党主张自由民主，感觉很好。国民党专制独裁，连一个写稿子的都要抓，所以要跟共产党走。特别是听到《毛泽东之歌》中的‘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怕黑暗无边夜雾茫茫，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就想成为一只海燕，呼唤暴风雨，走向光明自由的新世界。后来不仅我自己去，还介绍好几个人也去了。”

孟力前后去了两次解放区。第一次去的是平度，孟力觉得一个人太危险，就带着女朋友高芒一起，化妆成兄妹走亲戚。回来过卡子的时候，被国民党兵拦下审查，说是共党，要抓起来。孟力赶忙拿出记者证，旁边一个军官有些文化，看了看，就让孟力通过了。孟力说，当时把高芒吓坏了。1948年孟力第二次去解放区，去的是莱阳，也是和高芒一起。这一次，孟力“把青岛的报馆、杂志、书局、书店及文学界的情况都向组织做了详细报告，为接管青岛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

孟力多次出入的城市封锁线，常年人来人往。因为每一个在青岛的“流亡政府”，每一个背井离乡者，都和乡里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各种人进进出出，各种信息进进出出，各种物资也进进出出。1948年初夏从昌乐逃往青岛的李云汉两次过蓝村关口，发现只要是商人，国共两边都通行无阻。他第一次就是假装商人，过关时险些被识破，等待审查时趁机逃脱，差一点就没了下文。

通关的秘密，可谓迷雾重重。有逃亡者披露途中见闻，说普通人过检查站，带出去的几斤面半尺布，会遇到刁难扣押，可一些身份不清的特殊人物，却能够把汽油、火药、车带、纱布等等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往共产党控制区。

更荒谬的是，走私的源头人物里面，居然还有刘安琪。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在《我在青岛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工作的回忆》中记述，1948年秋，刘安琪在跑马场北面家里，宴请范澄川和青岛中纺副经理王新元、业务科长李德贤三人。到了刘宅，三人看到出席的还有绥靖公署经营与解放区交换物资的一位冯姓经理。冯对解放区的地理人事都很熟悉，据他介绍，解放区的原棉堆积如山，急于要运出来，而棉纱棉布则极端缺乏。只要从中纺公司提出一部分纱布，他就能与关系人进行物物交换，并能以少换多。这项利益，绥署和公司可以分享，一方面充裕了军饷，一方面取得了原料，可谓一举两得，说得天花乱坠。范澄川断定这是一个骗局，就绕圈子说：“到解放区换棉花确是最好的办法，比拿外汇到几万里外买美棉好得多，只希望能把这条路打通就好。我们现在也正和商人们研究，办法是商人取得国家银行保证，向我们公司换得纱布运往解放区。商人们在那里有贸易的线索，互守信用，不担风险。万一发生问题，我们有银行担保，不至受到损失。”接着，范澄川又补充说，“至于军事机关去做这种买卖，危险就大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绥署的目的，既在筹饷，如果我们之间密切合作，保证商货顺利通行，用不着兴师动众，只要仿照曾国藩抽收厘金的办法，在主要卡口，派驻两三个人，按照货值，征取一定的手续费，这就可以做到以简驭繁，安全稳妥，不劳而获，较之担风险，耗时日，而不一定能获得多少利益的办法要强得多，不知以为然否？”一番交涉下来，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想法，便以“考虑考虑再说吧”收场。一场跨越封锁线的生意，最终胎死腹中。

看上去荒谬绝伦的交易，即便是双方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也一直存在。幽暗之中，许多人看不见的地方，生长着坚韧不拔的意志，也隐藏着密密麻麻的贪婪。暴露在太阳底下的，仅仅是表象。把表象当全部，自然谬以千里。

城里边蔓延着的种种“自毁长城”的管制盲区，终于在1948年冬天促成军方做出反应。11月7日，一份《青年工作总队告本市青年书》公开刊登在各报，强烈抨击“贪官、污吏、奸商”对城市日常运转的侵害。由第十一绥靖区直接领导的这个青年工作总队，11月1日开始在本地青年学生中征求队员，5天之内汇集起3200多人，职责为“稳定经济，清查囤积，严防走私，打击贪污”，以洗净社会污秽。十天之内，在总队长陈孝祖组织下，接近4000名青年学生组成的青年工作总队被编成11个大队，4个直属中队，9个直属分队，2个直属小组，随后参与执行缉私、旅行检查等任务。

实质上，第十一绥靖区匆忙组建数千人青年总队的目的，固然有公开宣扬的紧迫需要，潜在的动机还在于控制兵源，防止青年学生大规模流向共产党控制区。刘安祺和陈孝祖都异常清楚地知道，青岛并不是久留之地，就是美国人不走，国民党也留不下来。青岛这个“世外桃源”，终究不是国民党的耶路撒冷。

而组建青年总队，却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扩充了实力，一方面利用青年学生的热情，为最后的城市整肃与政治清洗，孤注一掷。这个计划，成本不高，收效却很大。就实质工作效果看，从成立到溃退的四个月里，青年总队最主要的贡献，并不是在城中缉私和打击贪污，而是紧盯着同龄人活泼的思想传播领域，大肆围剿和查禁倡导自由言论的出版物。

青年总队的搜索目标，就包括了孟力这样的人。

被中共地下人员秘密招募的孟力，1947年第一次进入平度解放区，接受思想教育和渗透训练，期间“主要学习党的政策文件，还培训如何开展地下活动，在马路上与谁接头，用什么暗号等，都有规定。有些活动，要经过领导同意，不同意就不能去。”

孟力“按照工委科长衣吉民的要求，提供了文化界的一些情报和信息。”学习结束时，衣吉民交给孟力一项任务，回青岛团结一批人，成立一个文艺团体，联系大家出一本书。孟力当时并不知道，共产党很快就会进入青岛，他并将会与负责公共安全的衣吉民长时间同居一城。

实质上，青年总队开始组建的时候，孟力已离开青岛，去了莱阳。“时为接管青岛而成立的党政机关都在那里，对外称教育研究会。我在胶东文化协会工作，受会长马少波、江风的直接领导，高芒在文协管理图书。”

在两次进入解放区之间，孟力的工作目标，是一群不满现状的同龄人，他希望以一个志同道合者的面目，成为他们信任的人。而这份信任由于文学的粘合，并不难获得。

被铁丝网分割的青岛，需要阳光雨露，需要自由，需要和平生活。这份渴望，在许多交头接耳的年轻人心中，正以望眼欲穿的姿态，形成不可抑止的精神痉挛，迸发出一声呐喊。1946年9月25日，一个署名志青的作者从青岛发出一篇现场报道，感慨“金风玉露，一叶一秋，青岛也早已穿起秋衣来了。我们从表面看起来,青岛确是有她媚人的地方,但如仔细一瞧，却会令人难过和悲痛。”孟力1947年被要求去团结的青岛文化人，此刻体验更多的却是贫困与愤懑。

饥者易为食

所有的都市，都是一个矛盾体。常态之下，各种矛盾彼此缠绕着，达成表面均衡。但一旦异常状况出现，矛盾的极端对立性，就昭然若揭。伴随着外部局势的日趋紧张，青岛自抗战结束到1949年的四年，凸显出是社会矛盾不断升级的严峻现实。一边是重生后繁华街区随处可见的欣欣向荣，一边是城市犄角旮旯此长彼消的贫困交加。两种存在荒谬的寄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真实并残酷地持续着。但匪夷所思的是，作为一个不断膨胀的容器，即便到了1949年春天生死存亡的临界点，青岛的城市秩序也依然没有彻底崩溃。

阳光下面，冰火两重天。

城市里面，朱门饿鬼各行其是。

一个失去了昔日光彩的城市，令人感伤。小说家王度庐的日子，便是一例。本来他并没有计划在青岛长时间逗留，尽管他眼中的这个海滨城市，是“最好的休养之所”，尽管他被优美的风景线系住了心灵，被清凉的气候抚摸了身体。但各种阴差阳错，让他一住就是十几年，并在这里成为广受追捧的通俗小说制造者。

从1937年的1945年，整个沦陷期都在青岛生活的王度庐，因为给《青岛新民报》写武侠小说，算是混过了悲欣交集的七年。通过河岳游侠和宝剑金钗初试锋芒，王度庐体味着古城新月中的落絮飘香，再于剑气珠光与舞鹤鸣鸾中，一现卧虎藏龙的荡气回肠。于是乎，海上虹霞里的虞美人，擎着铁骑银瓶弹奏寒梅曲，终得紫电青霜，直到电闪雷鸣山海重光，金刀玉佩便也偃旗息鼓。

1945年秋天战败的日本人灰头土脸地走了，青岛山海重生，王度庐的日子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为了生计，他像过去几年在教会女子中学兼课一样，兼任了摊商公会一份文墨差事，武侠小说写作仍持续，不过文字数量似乎没前些年那么大了。所幸想象力并没有衰减，故事也就一如既往地讲下去。新血滴子佩戴风雨双龙剑，绣带银镖宝刀飞，阅尽燕市侠伶与粉墨婵娟，看绮市芳葩与洛阳豪客，龙虎铁连环勾连着风尘四杰、香山侠女，几度寒暑浅夜。初入己丑，一任金刚王宝剑、春秋戟、紫凤镖封存入库。

王度庐在青岛报纸连载小说配的插图，都由一家美术社的刘氏绘画。刘平常为商店画广告，也给人画像，街面上熟，王度庐家有什么为难的事，就去找他帮忙。像打个“铺保”什么的，王度庐没有办法，他却毫不费力。

刘患有肺病，家里有四个孩子，日常生活全依靠刘的手艺，家境困难不说，稍有阴差阳错，不免捉襟见肘。战后1946年的年初，天寒岁暮，刘和王度庐商量，说快到年关了，能不能两人合伙卖一次春联，赚几个钱过年，王自然允诺。两人商量好分工，王度庐负责写，刘氏负责到街上卖。刘于是赊来几卷大红纸，由王度庐的太太李丹荃一张张裁好，王度庐一幅幅写。李丹荃在晚年回忆，春联的内容不外是“五谷丰登，财源茂盛”之类，一切以能够迎合消费者为标准。剩下的纸料裁成方形，斜着写“福”字。一时，王度庐宁波路家里的地上床上就晾满浓墨红纸。不料，几天后到了该卖的时候，刘氏却突然生病，咳嗽吐血，起不来床了。

春联不能积压，不仅留到下一年会褪色，就是赊来的纸，也不能拖着不还账。没法子，王度庐夫妇只好在四方路摆了个地摊，叫卖“新鲜”春联。两人一站就是一天，中间轮换着回家吃饭，李丹荃还抱着个孩子，很是辛苦了几天。好在四方路离宁波路王度庐的家不远，过来过去的不太费事。冬天街上风很大，层层叠叠的春联就用砖头压着，怕被吹跑了。直到腊月二十九，好不容易才把春联卖完。李丹荃一结帐，除去纸笔钱外，还真赚了几个，总算没白忙，赶紧把钱给刘家送去。两家人的情谊，由是愈加浓郁。

从人数众多的平民阶层的视线看，王度庐和刘氏一家的日常交往方式，算得上是本地司空见惯的市井伦理，温情的相濡以沫，贯穿在街坊邻居零零散散的寻常行为里，耳濡目染，形成风气。左邻右舍，战前战后，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彼此熟悉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天长日久，不难体会到温暖感。这时候，贫困与疲乏带来的困扰，也就容易获得释放。

但这仅仅是一个微观现场。就战后青岛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而言，无处不在的公平缺失与贫富差距，依然是积重难返的城市顽疾，腐蚀着社会肌理的正常生长，影响着人们的情感走向、立场选择、是非判断与公共交往方式。

检索1946年5月17日出版的一张《扫荡简报》青岛版，广告栏里，中国食堂、英记酒楼、广聚隆酒家、蓬仙馆、中国大饭店的推销的种种美味佳肴，令人垂涎欲滴。再加上“纯良牛奶冰基凌”这样“世外桃源”般的奢侈叫卖，对城中间大清早便到处都是的衣衫褴褛者来说，果然就荡漾着讽刺饥饿的刺激。阳光下的这一份黑色幽默，有些人看得见，有些人则看不见。

对有钱人，每日喝牛奶是家常便饭，没有谁会大惊小怪。芝罘路18号的中华牛乳社，号称“岛上唯一早点专家”，产品有蛋糕、水糕、酥皮点心、咖啡、红茶、名酒、汽水、冰牛奶、冷牛奶、熟牛奶、生牛奶、奶油、奶粉，可谓琳琅满目。中华牛乳社的牧场有两个，一个在太平镇，一个在大湛村。而恰恰是在这两个地方，众多无处可去的流浪者席地而居，一片狼藉。

1946年5月17日出版的这张《扫荡简报》青岛版，5月1日刚刚创刊，由国民党海军中央训练团主办，四个月后改名《民治报》以消匿旧有痕迹，并迁入黄台路35号办公。1947年因向商民强派戏票，被报业公会呈请当局取缔，成为青岛“整肃报业第一声”，1948年3月公告改组，存活到1949年2月22日终结，算得上与气息奄奄的国民党同生共死了一场。作为军方战时在各地出版的一种临时性宣传品，《扫荡简报》战后试图进行的市场化转变，多不成功。主办方青岛海军中央训练团，1945年12月在海阳路成立，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负责训练，后来构成了海军军官学校的前身。海军在青岛一直自视高人一等，一班衣食无忧的年轻军人，跟着美国大兵摸爬滚打，闲暇时间在俱乐部享用一杯牛奶、咖啡和冰基凌，是屡见不鲜的日常生活。而军官们时不时地出入中国食堂、英记酒楼、广聚隆酒家、蓬仙馆、中国大饭店，享受美味佳肴，更司空见惯。

为维系职员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本地各个经济机构煞费苦心。范澄川在《我在青岛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工作的回忆》记述，“我们接收工厂时，工厂停工已久，在厂工人工资，因币制贬值，只及正常待遇的三分之一，我们认为太不合理，遂逐月递增，直至持平为止。此后又由福利委员会按照物价指数，每月加以调整，但仍然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所以从一九四八年秋季起，工资的绝大部分，都折发布匹或粮食，仅发少量钞票以供零星使用，这个办法，一直执行到青岛解放。”

实质上，尽管大街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疾病层出不穷，精英阶层的固有生活方式，却并未受到大的影响。马照赛，舞照跳，酒照喝，人照醉。歌舞升平，风花雪月，一样不少。1948年9月永裕盐业公司的掌门人任致远逗留青岛半个月，吃饭的地方除了齐东路公司宿舍的餐厅，还包括东海饭店、新新公寓、聚福楼、大学路丁敬臣宅的鲭筳。掌控了大半个中国盐业产销的任致远，算得上“提倡节约”一辈，对齐东路宿舍天天有鸡鸭鱼肉和青岛啤酒的餐食，并未觉得不妥。出门以车代步，闲暇游览第一公园、水族馆、湛山寺、观象台发今古之思，路遇联合舞厅、咖啡室、酒排间忆灯红酒绿，连平常购买的食品，也是冠县路物资供应局销售的美国产品。对他来说，这一切当然算不上奢华。

对哀号遍地的城市疮疤，任致远也不是视而不见，一篇洋洋洒洒的《小住青岛半月记》，夹杂着“公园门口的杂树，表皮剥夺尽净，嫩绿叶子也被抢采一空，难民的食料和燃料，都仰给于此”的记录。一声感叹之后，任致远说一句：饥者易为食。

拎一句2250年前孟轲老先生的话搁在这里，任致远倒是费了心思。不过，转过身去，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太平角青松俯岸、碧海扬波的风景吸引了去，不再挂念“店无存货，路有难民”的现实。他的烦恼，依旧集中于青岛这地方究竟还算不算一块“乐土”的叹息。

1947年8月27日，《益世报》在一篇题为《乞丐在青岛》的特写中，戏剧化地显现出城市两极分化的残酷：“一部份人在饥饿，一部份人在跳舞，这一对照，再没有比在青岛更明显的了。每一个酒楼与舞厅门口，不知拥集有多少难民，一辆汽车或一辆马车人力车停下来，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立刻给无数只肮脏的手缠绕住了......”

无数只肮脏的手，缠绕住的其实是整个城市。这是一个无法掩饰的疮疤，所有人却都对此显得无能为力。谴责粗鄙很容易，铲除衍生粗鄙的社会机制与布满细菌的土壤，却绝非易事，实施上极端困难不说，打破利益纠葛的悬崖峭壁，更是让改革者怵目惊心。而这恰恰是战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根本所在。摆在胶州湾边上的青岛，概莫能外。

逆行者

对刘禹轩这个甫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尽管已拥有战时跟随学校南迁的长途跋涉过程，青岛的城市经验与他过去经历的东明、绵阳、南京依然大不相同。这是一个爆发式显现的新城市现场，一个妖娆的度假胜地和政治避风港，一个在20世纪前50年不断吸引着公共注意力的城市资源舞台。1898年胶州湾东岸陆地成为德国租借地之后，随即快速进入城市化规模开发期，十多年时间一个青岛新城以传奇一般的拓展卓然而立，至1914年11月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青岛围困战发生，战败的德国留给日本的，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模范城市”和贸易口岸。随后日本开始鼓励大移民，一年时间一万人日本人涌入青岛，使得城市扩展成为必须。经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两轮国际斡旋，1922年青岛成为清政府崩溃后第一个收回主权的中国城市，在持续的去德国化、去日本化、去官僚化的“政治正确”风潮中，通过南京政府的一番城市复兴的本土化努力，知名度与影响力与日俱增。抗战结束，“三化”未尽去，政治新贵和美军又一并进入，城市面目再度增添新元素，到1948年8月刘禹轩到来的时候，他看见的干净的青岛，“到处是英文的路标”和“美军驾着吉普满街乱跑”之类，对本地人而言早已不足为奇。

作为一个外地人，刘禹轩对青岛这个城市的陌生感愈大，吸引力也就愈大。

战前的青岛，两极分化固然有，可大部分平民百姓还是能够安居乐业。沈鸿烈领导的政府在平民住宅和乡村建设两个吸引眼球的方面，更是格外卖力。一般说来，当时的社会满意度，要比战后高不少。朱枕薪曾在《青岛纪游》里面，记录过劈柴院里的平民娱乐现场：“中山路畔，有劈柴院一处，下层民众之娱乐场所，仿佛北平之天桥。一日，余偕魏君步征信步行经其处。入其院，小饭店鳞次栉比，大声招揽顾客。有大鼓书场数处，听众杂沓，摩肩接踵，但多是男子。除在台上度曲者外，台下不见一女性，时在下午三时余，正是一般人工作之时间，居然有如许村夫，不远数里而来。若辈闲散自乐，不知天下事，亦不问天下事，自身虽贫贱，亦不妄求富贵闻达，布衣粗食，知足安命，多少秋月春风，多是这般度去。呜呼！民之易治，无有如吾国者。执政者应以保赤子之心保百姓，谋如何教之养之之道，则百姓将戴之如父母；而得民者斯得天下矣。”

朱枕薪对沈鸿烈有好感，叙述起来不免多溢美之词。社会矛盾不激烈，对抗性事件就少不少，产业工人的几次罢工，多能够获得和平解决。但时间不过十年，“得民者斯得天下”的场景，已恍若隔世。城市病像潮水般一波一波涨上来，却不退。不仅仅不退，还愈来愈骇人听闻。

青岛素来鲜见逆行者。例如1919年春天爆发的主权争夺，尽管始终环绕着青岛，可街头抗议的浪潮，从没有在本地触碰出火花，一城人一付事不关己的样子，一任听闻北京青年学生摇旗呐喊，始终无动于衷。倒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崂山保安团延续了血性，在日本占领区弄出些不大不小的声响。

抗争结束，逆行者的角色，又回落到青年知识者身上，并快速形成击鼓传花效应。变化的征兆，是共产党思想的传播与接受范围，不断扩大。市立中学教员刘禹轩晚年回忆，城市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学生过去尊敬蒋委员长，后来到底下都在看共产党的书。就是慢慢的变化，不是像过去似的。尤其是大学里面，已经很多地下党员，看到共产党的宣传作品。共产党的书，毛泽东的著作都看到了。”这些书，都是通过封锁线不断流入的，“书的封面都是用的国民党（图书）的封面。那个时候你封锁的再严，他（共产党）有很多人通过封锁线。把守封锁线的人也有的是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

寻找新方向的逆行者，终归是少数。而享乐，则符合普遍人性。剩下的，就是社会底层为生存的挣扎者。挣扎者最容易转化成逆行力量，但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能够吃饱饭，二是出现引领者。

战后第一年的青岛，城市娱乐业复兴的势头野蛮生长，报纸上诸如大青岛饭店舞厅、仙乐舞厅、光复舞厅、玫瑰乡舞厅、皇宫舞厅、第一大舞厅、大兴舞厅、大华舞厅、永安舞厅、纽约舞厅、太平饭店大舞厅、却尔斯登舞厅各种活动的广告，铺天盖地。不料，“玻璃旗袍海上舞厅新装”的新闻正热乎着，“二十家舞厅一齐停业，二百名舞女四路分发”的冬天就降临了。《民言报》更是尖锐抨击“本市各舞厅剧团咖啡馆所唱歌曲很多都是敌伪时代遗留下来的靡靡之音殊另人骇异”。码头边上密密匝匝的霓虹灯转瞬即逝，夜就显得愈发漫长。所幸其间陆续有尼可思咖啡店、丽华咖啡店、文登咖啡店、长虹咖啡店、富丰咖啡店、各林兰咖啡厅、万胜咖啡店、大光咖啡店生生灭灭，冲抵掉夜的寂寞。

青岛市舞厅商业公会筹备处征集同业委员的消息还在扩散，1946年2月警方取缔娼妓、乐户、舞女、舞场的行动，已箭在弦上。9月25日的一份《青岛剪影》清晰报告说，“青岛的舞厅从前曾极盛一时，但现在都已关门，只剩四家了。舞客自然多是美国水兵，中国海军官员也常涉足，公务员和陆军是禁止进去的。舞女以土产为多，上海舞女早在两个月以前舞厅奉命关门时大都送回上海去了。他们尽情的在异国战友的面前实弄风骚，也不过为了几个钱。至于是苦是乐，只有她们自己知道了。”尽管舞厅的黄金时代似已落幕，但充斥在青岛《民报》等报纸的诸如“戏剧之都百老汇声色犬马不夜城”的嘈杂，依然是1947年城市流行时尚的向往所在。

很快，《青岛健报》一则“舞场营业兴旺”新闻，回应了娱乐分子的不满。联合大舞厅、却尔斯登舞厅、第一大舞厅等复活者由是重新登堂入室。1948年3月4日，朱尔斯·达辛执导的一部悬疑片《不夜城》在美国上映，七天后在瑞典上映。依照之前的新片传递路径，这部由纽约公寓女模特谋杀案引发的黑色故事，很快就会进入中国市场，出现在年轻人的流行话题中。不过，这一次情况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由一个死亡事件牵扯出的另一个流血事件，被阻挡在危机重重的城市外面。与此同时，《大中报》刊登的“黎莉莉舞厅里溜冰”消息，成为了一个消失时代的最后背影。

逆行者的不断递增，重要的原因在于城市现实的急剧恶化。

城市患病，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就不免下降，所幸各个社会组织尚能够有效运转，缓解了许多人的“终年竟岁悲行路”。

因为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雪，1948年1月下旬青岛气温一度降到零下11度，出现了罕见的奇寒天气，鹅毛大雪，随风飘舞。到红卍字会粥厂领粥的难民，几天就增加到1900多人。因为临近春节，红卍字会又再度筹措粮食，将分发给每一个难民的热粥增至双份，并另加五斤小米过年。

天灾人祸之下，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1948年8月17日，《青岛晚报》的本埠新闻披露“青岛的一日间，死亡不断发生”，指当天早晨武城路棚户和东乡东路发现多起死亡悲剧。武城路的死者是一个五岁女孩，怀疑死因是雨后伤寒不治。东乡东路的无名男尸，在路口厕所发现，年龄约20岁，貌似乞丐，尸身陷入粪坑，手上还握着一块馒头。

更多活着的人，在为“一块馒头”你抢我夺。1948年10月17日，外埠某报在头版刊登《青岛购米图》，以“专电”形式直击市井哀嚎：“青抢购风日甚，各百货缎布店凭身份证每人限购一件，食粮此间亦有钱买不到，粮店仓库冻结，市上无人卖米，黑市价格超过限价甚大，市民虽凭身份证向存粮商购粮，但限十五市斤，不独买不到而且挨不上号，一般家庭主妇们莫不拥挤于米店门口，人群中哭求哀号，但大部分仍望米兴叹。”

刚刚离任的李先良和刚刚就任的龚学遂，都不会知道8月17日粪坑里攥着一块馒头死去的乞丐。这个不知名的年轻人的死亡，在1948年的秋天轻如鸿毛。这样的新闻，隔三差五就和出现在报纸上，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挂念。就是米店门口哭求哀号的现场，也没有人试图记住。人的情感闸门，已经紧紧封闭，硬邦邦如同磐石。

1948年10月24日的一场大雨，很快就将这些污渍冲洗的干干净净，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雨过天晴，达官贵人最关心的事情，是怎样加快加入雁南飞的队伍，远离这个已成泥潭的城市。而普通人则操心着物价和面粉，甚至连什么时候城破人去，也不想知道。唯独有年轻人不甘心，不甘在青岛就这么沉沦下去。

和王度庐这样一些困于隐忍的旧文人相比较，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矛盾显然更激烈，更具行动色彩。因为，许多人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崩溃的“那一天也许需要很久才能来，或竟永远不来，但我们却不能不作那样的打算。”

越来越多的人，在酝酿成为逆行者，与一个行将就木的时代诀别。这不是简单的抛弃与被抛弃之间的交换，而是一次泾渭分明的立场选择，一场用生命作为抵押的冒险。1948年10月25日，刘禹轩在市立女中给女友朱文蕙写信说：“最近的青岛是更加骚动了。往南去的船都是满坑满谷的，便是我所认识的熟人当中也走的走，打算的打算，惶惶然有朝不保夕的样子。我不能说丝毫不受到影响，虽则我现在并没有任何‘逃’的打算。我想，我最多怕也只能撑到寒假。寒假一到，我也要离开。但离开后又逃到哪里呢？而且，‘逃’的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我是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要到一个更多希望、更多光明的地方去。我的意思，你当然明了。局势，从一种立场说，是这样险恶，从另一种立场说，又是这样光明。我们该把它认为险恶呢还是光明呢？这一点，全在我们自己的抉择了。我现在停留在这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有之，也只是生命的浪费。书，不能看。东西，又不能想。如果说我是为了家庭，则以青岛物价之疯狂，我的薪水已不足购买两袋面粉。而且，勉强地剩十几块钱，到邮局一问，开封又因情势特殊而不通汇。这样，无论对人对己，我在这里已没有丝毫的裨益。郑州完了，开封恐怕也是旦夕间事。有时候，我真希望赶快完蛋，一切完蛋，那样，我就可以少了很多顾虑而作一个比较自由的人了。这年头一个不甘苟且偷生的血性青年是不能不有所牺牲的，我事实上已不能不抛弃一切个人的理想，为了一个更大的属于全民族的理想。我在近来心里充满了矛盾，这矛盾终会有消没的一天，虽则遗憾是不能没有的。”

与青岛遭遇的逆行者里面，包括七月派作家贾植芳。不断逃亡的记忆，似是这个左翼作家习以为常的生活，他把这种见不得光亮的匿遁，形容为“老鼠躲在地洞里”。与之前的逃亡经历不同，这次困陷青岛的日子，因为有久别的妻子伴随，颠肺流离之中自然就多了一分温情。出生山西襄汾的贾植芳，晚年在《我的人生档案》叙述，“一九四九年初，平津、淮海两大战役正进人高潮，北方的难民往南逃，南方的难民往北逃，都拥塞在青岛。我们本来打算乘船到青岛后，再设法去解放区，但现在青岛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得铁桶似，看来不可能再走了，只好在青岛暂时住下。”贾植芳夫妇被圈在孤城动弹不得，只好找了家叫三义栈的货栈住下。三义栈在大沽路50号，火车站北面两条街外，算得上是老字号，战前若干年因经营不善由张乐廷兑与朱善卿。贾植芳住进去前后，《青联报》曾刊登过一则三义栈出售管弦乐器的启事，显示出其住客面临的窘迫状况。

三义栈旁边的泰安路上，战后政府给难民设置了一个大型救济粥棚，因为离火车站近，天天等待领取供给的饥民人山人海。贾植芳住进三义栈后发现，客栈里面，也住满了逃难的人，脏乱不堪，每天都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贾植芳自述，“因为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在上海又受到特务的追踪，所以行动格外谨慎，一般白天不出门，由任敏外出随便买点食品回来吃，就像两只老鼠躲在地洞里似的。”贾植芳的妻子任敏，出生在晋中富商之家，抗战爆发后随学校转移四川，考入西安商业专科学校会计系，通过《七月》杂志和贾植芳结识同居，之后分隔八年。

一开始，贾植芳在客栈写刚刚结束的监狱生活，这是他和任敏天各一方之后的再一次分别，记忆尤其深刻。每天任敏操持着简易饭食，他埋头写作的进度就很快，不几天写出五万字。不过，即便是专心致志爬格子，火车站边上每天都发生着奇怪事情的三义栈，也不能不影响到自身。离开上海前，《大公报》副刊编辑刘北汜见贾植芳穿着单薄，便把自己身上的呢大衣脱下来送给了他。但住进三义栈不久，这件呢大衣就不翼而飞了。这还不算，随后更大的威胁出现了。贾植芳回忆，“一天下午，客栈门口突然出现了大批军警宪兵，人声沸腾，形势严峻，一副要抓人的样子。我对这种事情经历多了，担心他们会闯入搜查，环顾房内，空空四壁，唯有一堆文稿堆在桌上惹眼，而店簿上我的身份又是一个商人。因此，我叫任敏赶快把文稿拿到后面的灶间，扯碎了放入火里焚为灰烬。军警们折腾了一阵后走了，但余悸却占领了小客栈里人们的心，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写小说，以后就不得不以译书来打发日子。”

五万多字的回忆烧了，接下来贾植芳打发时间的方式，便是译书。他回忆说，“青岛原是个开放城市，原来这里外侨很多，这时他们都带着细软回国了，留下一些无法搬走的器具、书籍，都被看房子的中国仆人拿出来当废品卖。我有时傍晚到街上去走走，发现地摊上摆着许多英文日文图书，价格也便宜，我挑了不少书。在那次遇险焚稿以后，我就开始以译书为生，在几个月里，先后译出了三本书：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Edward J．0’Brien）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以及匈牙利作家E·维吉达（Ernest Vajda）的多幕剧《幻灭》。”贾植芳在三义栈译出的三本书，总字数超过50万字，也算是一个逆行者的青岛逃亡见证了。不过，对贾植芳围绕的恩格斯、尼采和维吉达这三个人来说，随后改变的时代，待遇已截然不同，恩格斯上了天，尼采和维吉达却入了阴曹地府。而伴随着标准与界限的颠覆，贾植芳自己的境遇，也波澜再起。

53岁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范澄川，是另一个逆行者。这个供职青岛的长沙人1949年3月上旬赴上海述职，引发一系列不归传言，成为青岛工业界人士去留的风向标。

范澄川自述，4月20日解放军大举渡江，不几天就占领了南京，沪青问的陆海空交通，全部断绝。因为无法回青，他先找到由南京逃沪的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秦还挂着山东省主席和青岛市长的头衔），想争取一个军用飞机座位回青岛。秦因熟知刘安琪与范澄川不睦，劝其不要回去，同时他也无力为范找到飞机。范又通过蔡叔厚找到当时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负责人之一沙文汉，请代设法，其也辞以未能，并劝范留沪，帮助他了解中纺总公司情况，范未同意。范的理由是对总公司内情并不熟悉，留沪无益，而青岛则必须其回去负责，否则，群龙无首，将造成恶果。最后，范澄川通过商人包租了陈纳德大队的飞机，于4月27日返青。后来的事实证明，范澄川的回归，保证了中纺公司在青岛各个大型工厂的资产安全与平稳过度。

苍蝇似的饿鬼

城市令人迷惑的繁衍性，多在于其饱满的灰色张力，即便是在泥菩萨过河的当口，仍然不乏生机。政府行政之手的夹缝中，始终存活着一些蠕动的活泼细胞，像老鼠一样出没无常，像狐狸一样嗅觉灵敏，像魔术师一般变换花样。城市的内在肌理因此而层峦叠嶂，也因此柳暗花明。1946年秋天的一篇青岛观察记录说，北平路口和天津路口相接的地方有座石桥，桥的北端是国民饭店，门口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和货物，这便是人所共知的美货市场。桥的东南端也有一群人来来往往，那是美钞市场。两个互有联系的自发市场连接在一起，互通有无，微妙地拨动着城市运转的节拍。美货市场上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小到保险刀片，大到衣服被褥，无所不备。食物罐头多是排地摊，一部分轻小物品排高摊，其余的东西都是拿着叫卖。这些物品大多数军用品，新的旧的各式各样，没人知道是从哪来的。有时美国宪兵开着吉普车过来，人群就一哄而散。人被逮着，东西会被没收。但美国宪兵似永远只是停下车来看看，嬉笑一会便长扬而去。

美货市场上的商品，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士兵。有报道显示，在青岛的美军待遇优厚，一个士兵除了至少80美金的薪水，还有配给的各种必需品，例如51型派克钢笔。80美金在黑市上合法币1500万元，每支51型派克笔在美国的标价是美金15元，但军队的配给价仅需7.5元，其他的诸如手表、奶粉、水果、罐头，以及许多日用品，都是以售价对折配给。士兵得到配给的东西再卖出去，所赚的钱有时还会超过薪给。如此一来，美货市场上的货物自是源源不断。

不知道当局是因为自顾不暇，还是故意网开一面，北平路和天津路口的这两个灰色的自由市场，一直有滋有味地存活着，美国宪兵熟视无睹，国民党宪兵也习以为常。1947年的《军民日报》还曾以《国货公司与美货市场》为题，讨论过彼此的联系。1947年5月，海军总司令部警卫第五营迁驻北平路国民饭店87号办公，门口的熙来攘往似也未受影响。不过，面对着市面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美钞日常化的私人买卖愈来愈频繁，交易也就不再限于一地，1947年的《青岛公报》曾公开抨击说，中央银行门前俨然已成为美钞市场，投机份子无孔不入。青岛中央银行的营业部在馆陶路，从济南路斜穿过去，到北平路天津路口不过一袋烟的距离。《青岛公报》所谓投机份子无孔不入的川流不息，在沿途一览无余。

美钞不是人人都有，平价日用品却是大多数家庭必不可少的需要。城里的几家日用品平售店,可以依户口凭券配售平价日用品。但奇异的是,店里挤满了人买东西，门口则挤满了人卖东西。店内有的, 外面也有,价钱自然要贵，却也比普通店便宜，挤不进去的人，便在门口买一二样，毕竟也算是“平售”。

熙熙攘攘的美货美钞市场和平售日用品店外面，更多的难民蜂拥而至。

1948年1月26日前后，青岛突降暴风雪，1月27日早晨的气温降到零下13.1度，出现11年仅见的奇寒。本地历史上有记录的最低气温，发生在1931年，曾达到零下16.9度。由于缺煤，整个城市自1月23日开始已停电多日，到了晚上四处黑漆漆一片，“市民都感受到黑暗威胁的痛苦”。闹市区的电影院、歌舞厅、餐馆都闭门谢客，天一傍黑，街上空无一人。而奇寒之时，难民的处境则更加困苦，到处鬼哭狼嚎，惨不忍睹。1月31日《华北日报》刊登的一条青岛航讯，清晰捕捉了一些悲惨的现场：“在这十余年来仅见的严寒天气里，最感痛苦的是那些难民们，室冷有如冰窖，上面还有风穿雪扑，有的一家人，冻得战栗号叫，互相偎依在一块儿，有的涕泪纵横，皮肤冻成了青紫色，妇女小孩的低声哭叫，尤其酸楚，两三天的奇寒侵袭，难民所里冻死了不少的人。”

记录显示，所幸慈善机构在危机关头及时出面救助，部分意义上减少了难民的煎熬：“红卍字会的职员们于二十五日起，全体出动，分为十二组，采取突击方式，分往各难民所各山洞分送衣票，定于三日之内，将所收的棉衣两千件全数放完，对于冻毙的难民，每人发给二十万元，在风雪中有的难民妇女生产的，特别发给产妇美国毯子一条，棉衣一件，小米十五斤，及现款十五万元。”

接下来，因缺煤造成的停电，仿佛已成为常态。《华北日报》1948年2月29日从青岛发出的一则报道说，青岛“二月下旬刚刚恢复的电又停止了，公布的原因是煤源中断，自二十五日起暂停白昼供电，唯二十七日电厂又公布此次燃料管委会系派凌云轮载煤来青，原定本月二十八日运达，顷接燃管会急电，谓凌云轮发生故障，特改派台安轮运煤来青，故迟至三月二日始能到青。该厂以存煤无多，供给自来水厂及全夜用电，实难维持，故自今日起，特再缩短夜间供电时间，计自下午五时半起至晚十时止有电，俟煤船到青后，始能恢复。那么夜间的供电时也只能到十点了。”

人挤人，人挤城，城市仿佛要爆炸了，所有人都怨声载道，所有人也都惶恐不安。“像气候般，每个人的神经在衰弱下去；每个阶层都有他独特的谣言，以非乱真。”这是1948年10月24日《青岛晚报》刊登的一篇《深秋话青岛》发出的一声叹息。作者佩兰恻然描述：“目前的青岛，已经被物价和生活的重担，压迫着每个市民窒息不安，今后惟有镇静自持，打发未来的岁月。”

跟黄耘、废丁、李瑛、杨白郁熟悉的年轻诗人圣野，居住在杭州，诗的源泉，来自人间天堂的现实经验。在他的诗集《列车》中，有一首《城》，将1948年的中国，放到了历史的拐弯处：

泥菩萨过河

在不合时宜的时间，53岁的龚学遂出现在青岛。

就国民党政治派系而言，龚氏属政学系的技术官僚，不过背景却不甚了了，算不上大角色。其出身江西金溪大户，尽管到他这一代家族已呈颓势，但却没有阻断其留学日本的途径。这为他之后的仕途，积蓄了专业资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科毕业回国后，龚先获得了一些煤矿和铁路公司基层岗位的从业经验，其后陆续担任铁道部南浔铁路管理局长和农矿部专门委员。1930年龚学遂返回家乡，出任江西省建设厅长兼任南昌市政主任委员，期间赴欧美考察,归来撰写《欧美十六国访问记》，就欧美各国现代化发展趋势,向中央提出若干建言。1936年龚获任中央直辖的南昌市首任市长，尝试在南昌建设中实践欧美经验，全身投入，殚精竭虑。战时龚学遂先后任职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运输统制局与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参与实施关涉战局的滇缅公路建设，1945年出任交通部政务次长，次年完成《中国战时交通史》的写作并在11月成为候任的大连市长。所谓“候任”，是国民政府的任命下了，市长却进不去被苏军管制的大连，只好等着。这一等，就是一年半。期间因为龚学遂擅自向外界表示，预将大连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解决。导致蒋介石大发了一通火，训斥其好露锋芒，“以后应切戒为要”。

惹了一番被斥“大言无识，招摇荒谬”的外交是非，龚学遂可谓惊吓不小，“切戒为要”算是铭记在心了，再不敢多言多语。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后，“靠边站”的龚学遂重新赢得信任，得以终结尴尬的“候任”角色，在1948年7月下旬接替怨声载道的李先良，出任青岛市长。这份差事，是江西佬表龚学遂“泥菩萨过河”的背水一战，也是其民国政治生涯的终点站。

1948年4月6日，《青岛晚报》曾以“没有职员，没有市民，一个市长，一颗鈐记”来形容这个“候任”大连市长的狼狈。不曾想，三个多月后，被视为“可怜”的龚学遂就来了青岛。更不曾想，龚学遂的“可怜”依旧如影相随，并没有根除。

1948年8月1日晚上十点，龚学遂和夫人、公子乘飞机从上海抵达青岛，获得本地军政党宪一干人马异常隆重的欢迎，第十一绥靖区两任司令官丁治磐和刘安祺悉数到场，唯独离任市长李先良托病不出，郁郁寡欢的模样，差一点就挂在脸上了。《中央日报》等报纸随后刊登了龚学遂就任青岛市长的消息，同时披露徐祖善任秘书长。龚学遂甫一到任，便通过前行政院政务委员雷震介绍，与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款洽，以疏通与本地最大工业集团的关系。范澄川后来在回忆中说，他只知道龚属于“政学系”的人物，并没有和其作过涉及政治的谈话。范澄川和当时正介入国共和谈的雷震在抗战时期共过事，两人在重庆开设中国工业建社公司，雷是董事长，范任总经理。

从抵达青岛的一刻开始，龚学遂就陷入了和耐力竞赛的考验，直到精疲力竭，心如死灰。他从最初的挥拳头“打老虎”和缩减政府机构入手，很快就黏连在恶性循环的城市困局中不能自拔，既无法施展专业特长，更无机会复制南昌经验。蓦然回首，当年修筑滇缅公路的豪情万丈早已不复存在，不论向左向右，还是向上向下，摆在龚学遂面前的都是一盘孤立无援的死棋，他挣扎着攀援破解的可能性，结果却不断被验证是徒劳无益的妄想。

等到龚学遂把履职的城市看清楚，1948年夏天的清凉日子正在远去。李先良留下的政府班底里，从秘书处、人事处到统计室，再加上几个局的头头脑脑，没有一个江西人，这不免让龚学遂捉襟见肘的局促，平添一分孤独。不过，这个缺憾很快就获得了弥补。龚到任不久便和江西方面建立起顺畅的联系渠道，一时间沂水路的市政府办公楼，几乎成了江西同乡会的代名词。四面楚歌之时，环顾胶州湾东岸，丘陵上下郁郁葱葱的植被逐渐由绿变黄，眼看着弯弯曲曲的街道一片凋零。掠过胶州湾的西北风冲涤着龚学遂办公室外面的花岗岩墙面，愈来愈强劲，愈来愈锐利。

到任之后，龚学遂发现因为燃料极度缺乏，难民把街上一些行道树的皮剥了，拿回去当柴烧，一个昔日郁郁葱葱的花园城市，被刮的千疮百孔，惨不忍睹。龚学遂让农林事务所统计了一下，被剥皮折枝的行道树一共1240多棵，遂决定砍伐，原地重植新树，并严格保护。如再有剥皮砍伐，一律严惩不贷。是次集中砍伐的树头树根，全部分配给难民生火，树干则用来修理难民住房。为了公平分配，临时救济会还专门召集各难民保甲长开会，讨论实施办法。

树被剥皮会死，城被围困也活不长。龚学遂能把死的树伐去补种上新的，却没办法制止风卷残云一般的逃亡大潮。从1948年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席卷而来的南迁潮达到顶峰，经常是码头上停泊的航班还没到开船时间，就被鼓鼓囊囊的人群塞满了，吓得船长急忙命令起航，根本顾不上有船票还是没船票。有钱人乘包机南飞，精打细算的太太会把家中的铁床、钢琴、沙发、马桶和火炉子一股脑都带走。当时参议会有人提议凡带走钢琴沙发的，要拿点捐款，最终也无法实行。诺大一个青岛，阔太太毕竟没多少，更多的人连钢琴也没摸过，就更别奢望坐飞机逃命了，只能听着别墅里传出来的钢琴和抽水马桶的混响声，拍打着干瘪的肚皮，望天兴叹。就这个逃亡季社会阶层界限分明的差别，景憔在《远风》月刊撰写《南迁的浪潮》指出，“在这个动荡中，显然人们的行动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大有钱的远走高飞，小有钱的徘徊犹豫，没有钱的死心塌地，这南迁的浪潮，直到最近徐州会战开始，胶东形势稍缓，才算松了一口气。”

让青岛稍微获得喘息机会的徐州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打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最终刘峙指挥的55万国军被解放军一锅端。破除了济南的屏障，徐州离青岛说远是远，说近也近。断断续续的胶济铁路拼接起来，一整天就到了青岛的家门口。

整个1948年10月，忧心忡忡的龚学遂，精力多耗费在了蜂拥而至的难民和流亡学生的救济上，结果依然杯水车薪。青岛学者刘宗伟在《龚学遂的青岛岁月》中引用的文献显示，短短十几天，龚学遂的求援触角，遍及南京各个权力关隘。

10月10日，龚氏致函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请其拨款安置流浪青岛街头的1500名昌潍学生，言辞焦虑不安：“昌潍地区学生1500余名抵青已半载，经日流浪街头，奔走衣食，鲁省政府所派校长因环境困难至今未到校，若长此以往，不仅荒废学业，且恐影响地方秩序。尤以济南流亡学生又陆续到青，请即派员管理，编级授课，务恳将部拨该校经营各费，即赐汇下，以维校务，而安人心。”

10月13日，龚学遂致电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社会部部长谷正纲，请其为烟台流亡学生拨粮救急：“首批难民学生9000人抵青，时值本市粮荒严重，生活堪虑，恳请行政院先拨粮食廿万斤，以资救急。”

10月20日，龚学遂再致电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蒋经国，请其协助采购杂粮，青岛本埠报纸随后刊登蒋经国复电，称“杂粮一项原不属限制转口之列，青市所采杂粮，请在限额范围内派员来沪自行采购”。龚学遂接电后，一边即刻致函中央信托局协助，一边通知市商会粮食业公会洽商，迅速派员前往采购。其时，青市粮食配额有面粉6万包，大米1.5万担，杂粮3万包。

粮食有限，面粉只能施行配售，但却只限于市民购买。一个人配发一票三联，分上中下三旬使用，每次五市斤，但城里各个配售店领到的面粉往往不敷分配，市民排几次队也买不到，因此就作废了很多。

1948年11月中旬，城中最触目惊心的场景，是馆陶路中央银行门前兑换法币的人群。上海《远风》月刊的主编李白凤1934年曾在青岛客居，其1948年底在《远风》约请的一篇青岛通讯描述，济南被解放军占领后，从济南流入的大量法币进入青岛，大肆套购物资，龚学遂被迫下令兑换法币，每天只限取金圆10元，规定11月20日到期，导致中央银行门前瞬间出现人山人海的长蛇阵。为维持秩序，当局紧急采取了分流措施，规定每天下午三点在央行门前先发兑换牌号，第二天到励志社收兑处兑换。但兑换牌号的人太多，每天从黎明开始馆陶路央行外面就挤满了人，摩肩擦背，混乱不堪。因为男女混杂易生摩擦，排队形式被要求改成男左女右两队，女队人多，从抱孩子的少妇到十几岁的女孩，形形色色，因拥挤而发生的骚乱，每天频频出现。警察没有办法，就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胸前写上数字编号。央行门前的空地上，弯弯曲曲的队伍里面人人寸步不离，周围的小商小贩就蜂拥而至，贩卖烧饼、油条、花生、地瓜这些吃食，一时间让馆陶路的中央银行门庭若市。一般兑换10元的金圆券，需要两天工夫，穷人只能自己排队，有钱人则可以雇人代兑。队伍里面，以换牌号来卖钱的，也有不少。一条长蛇阵，直到11月20日才偃旗息鼓。

龚学遂十分清楚，难民安置是城市混乱的最大难题，难民问题一天不解决，城市就一天不得安宁。万般无奈之中，龚学遂想出一个疏散策略，就是以资助难民迁移方式，分解不堪重负的城市压力。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了老家江西。10月27日，龚学遂致函行政院长翁文灏，吁请为青市难民前往江西垦荒自救下拨经费：“查本市难民麇集已达三十万人，救济工作备感困难，前拟将难民壮丁迁移江西开垦生产，以资救济，经洽准江西省政府，可先容纳迁移一千人，惟给养卷棚购置耕牛农具暨管理等费则统须自筹等由，本市现已登记壮丁难民一千人，每人准带眷属五人，每人约需旅费、食粮、种籽、卷棚、耕牛、农具等费金圆八百元，共需八十万元，管理费约需一万元以上，合计金圆八十一万元，此项经费本市无力筹措，拟电请钧府准予筹拨，电复为祷。”

为尽快给饥寒交迫的难民趟出一条生路，龚学遂出面利用广泛的乡里资源，多方协调江西省政府，请求分批转移青壮难民，前往垦荒自救。获准后，随即成立难胞移垦辅导委员会，龚学遂任主任委员，市社会局长高伯玉为副主任委员。11月底，青岛本埠多家报纸连发首批1000名移垦难民报名须知，限定12月5日开始报名，当月30日结束。

几天之后的1949年1月6日，中央社发布消息称，青岛遣送赴赣移垦的首批200人，当天搭乘轮船驶沪，其余正等待下一班轮船南下。2月13日，中央社跟进后续报道说，青岛难民335人，当天上午抵达南昌，当局派员慰问并予接待，此批难民将疏散至永修垦荒。接收青岛335个难民的永修，位于江西北部，修水下游，古艾地，秦隶九江郡，汉高祖六年置海昏县，南朝宋元嘉二年改名建昌县。进入民国后，因其与四川建昌道同名，1914年易名永修县，取“泮临修水，永受其利”之意。

这是青岛历史上与江西发生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人口集体迁徙。龚学遂在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不言而喻。然而，一个龚学遂和一个永修，却救不了乌泱乌泱的一城青岛难民，更解不了危城的困局。

把生命交给命运

青岛把自己煮成了一锅粥。锅里却没有米。

走不了，住不下，吃不饱，穿不暖，流亡者在日趋拥挤的避难城市里经历的艰难境遇，让绝望感雪崩一般扩散。这其中，包括1948年春末和父亲一起从昌乐逃亡过来的李云汉。在诺大一个城市，这个几近走投无路的残缺家庭，只剩下听天由命的份儿。

对两个相依为命的父子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借宿他处，一日三餐，拖累别人一时还说得过去，时间长了就只能自己另想办法。尽管李云汉的父亲1923年曾在青岛做过事，但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郭口路的青岛市辖临时中学，倒是聚集了数百名昌乐中学的逃亡师生，可以用教育部的拨款免费食宿，但李云汉已经高中毕业，就没理由去那里白吃白住。相识的老同学只能安慰他几句，对其处境毫无办法。过去认识的教师郑书厚送给了李云汉几个火烧，算是请客。临别前，他还把校徽借给李云汉佩戴，一是方便进出学校，二是往来在大街上也比较安全。

一个校徽和几个火烧，是李云汉在一片灰暗的青岛遇到的最灿烂的阳光。这份平常的光照，他用刻骨铭心的方式，记忆了一生。

当人饥饿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任何羞耻和道貌岸然的伦理，都不堪一击。迫不得已，李云汉决定卖身。他瞅准机会，顶替了胶州路35号瑞蚨祥绸缎店的一个兵役配额，得到了44块现大洋。回到临时住处，他把这些钱统统交给父亲，自己随即去了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的青年教导总队报到。李云汉计算过，这44块现大洋能够维持父亲一年多的生活费用，这样就不至于两人都饿死。不曾想，这一别，就是终生。多年后，李云汉写一篇题目叫《我的一九四九》的文章，对他在1949年5月的这一抉择，说了一句话：把生命交给命运。

跌撞进1949年的青岛，糟糕的社会状况愈加恶化。根据当年1月的统计，在各个粥厂领粥的难民超过302万人次。家住辛家庄的辛美英回忆说：“难民就在这儿。拐着棍儿。就是要饭吃。不说少，也不定住哪儿，也没有地方住，真有困难的。”

吃住取暖看病都是要紧问题，却都不是最要命的问题。面对久拖不决的围困，接下来，流亡者的去留，开始逼近又一次“生与死系于俄顷之间”的抉择。很快，这个时间节点进入倒计时，滴答滴答，由远及近。

去与留的问题，也折磨着疲惫不堪的青岛市长龚学遂。这导致了其与中共之间生出一场近乎罗生门一般扑朔迷离的接触。而这一番秘密会谈的背景，是战时龚学遂任职西南期间，与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有过一些交往。

但时过境迁，此时已非彼时。据中央档案馆存有的一份1949年1月28日中共华东局发给中央社会部的电报显示，龚学遂尝试向中共联络人传递的输诚姿态，并没有获取预想的结果，原因是中共方面认为龚学遂并无多少利用价值。在周恩来回复华东局的电文中，对其作用的判断，十分清晰：“龚学遂为市长，无军权，不可能直接发动投降，他所能做者只是在目前推延将一切工厂和物资南移，并供给重要情报，在美蒋军撤退时保证不破坏任何建筑、工厂、机器、物资和档案图书，在紧急时应负责推动刘安祺或其他军事负责人员迅速放下武器，实行投诚，龚如能实现上述条件，我自可给以将功折罪的保证。此外，不必对龚作过高要求。”

周恩来显然很清楚，青岛弃战之门的按钮，在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兼青岛警备区司令刘安祺手上。而这一点，蒋介石更是明白的不得了，尤其是进入1949年2月以后，青岛军政的大事小事，蒋都一杆子找上刘安祺，没地方行政长官什么事了。

不过，龚学遂对中共的投石问路，似乎也并非仅停留在口头上。自古以来，投桃报李是情谊，是姿态，更是买卖。而这对摇摆不定的龚学遂来说，投资未来的利益交换需要，毋庸置疑。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是龚出面搭救过的一个叫刘文东的中共地下人员。1950年3月他在香港九龙城向《民报》副社长王忻民讲述，秘密得到营救黄县人刘文东的信息后，龚给南京军统局的毛人凤去电保释，获准后去找刘安祺放人。电报给刘安祺看过后，得知半小时前刘已被押上船预备沉海。龚要求刘安祺急令快艇追赶，在燕儿岛附近海面追上行刑船只，最后一刻将刘文东从船舱麻袋里找出来。

逾越了界限的龚学遂，实质上已成为两面人。包括搭救刘文东在内的一些秘密行为，契合了旧识周恩来的期待，这让龚学遂脱离了国民党的后半生，得以在大陆如常安放。如果这是一次命运赌博，在做出抉择的最后一刻，龚学遂显然知道输少赢多。大厦将倾时刻，树倒猢狲散是大概率事件，龚学遂不是唯一一个背叛者，也不是最决绝的一个。

龚学遂与中共秘密勾连的过往，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也有参与，其后来回忆，某天龚学遂忽然问范与掌控青岛保安旅的高芳先关系如何，范说，无恶感，也谈不上好感，他曾带着几个护卫，陪同看过水源地，还曾游过一趟崂山，人很殷勤。龚又问，想借范的寓所，和高作一次长谈，不知行否？范因听说龚有意接洽共产党，可能与此有关，就答应了。那天晚上，龚高两人按时到了华山路13号范宅，寒暄之后，范故意避开，不介入他们的谈话。范澄川事后推测，龚应是想利用高的部队有所作为。范澄川在回忆中表述，“结果如何，我始终没有问过他。”

1949年2月1日，己丑年正月初四。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XT131小型客机，中午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赴青岛。飞机搭载的是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组建的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以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教授邱致中为首席代表，预备前往北平与中共探讨和平前景。由于南京与北平联络不通，飞机无法直抵北平，代表团只能先到青岛，等待中共方面的答复。落地后，代表团被航空公司安排住入新新公寓，前后滞留青岛六天，由一位随团的女记者负责与北平联络。其间，龚学遂前往这个民间代表团的住地，探访了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十位代表。由九名教授和一名律师组成的南京代表团，当时已准备了一份由张君劢参与制定的《和平谈判纲领》,提出了“六六比例制”的政治体制设想，也就是倡议即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构成为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社会领袖六方面各六人。

龚学遂探访的目的，自然是企图在种种政治涡流中间，增加一份不被淹没的保险。尽管他知道，自己手上的牌，寥寥无几。他告诉南京代表团的教授们，中共部队距离青岛最近的海路，是八公里外的黄岛，中间隔着胶州湾，最近的陆路，是几十华里外的即墨。龚学遂描述说，两军的瞭望哨都相互看得非常清楚。在场的人，似乎并没有听出龚学遂这些话的复杂含义。

2月6日下午两点，停留多日的XT131客机得以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顺着阳光照耀的方向飞往北平，去完成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伴随着这些衣冠楚楚者的离去，龚学遂在至暗时刻“去与留”的罗生门故事，似乎也戛然而止。他的退意，已不可抑止。三天后的2月9日，龚氏获准辞职。

毫无疑问，龚学遂不想成为一场压轴戏的在场者。他渴望在大变局的最后时刻，寻找到安度余生的最大机会。看着船一点一点沉没，和龚学遂抱有同样企图的人，并非一个。这让龚学遂的职守时间，延长了一个月。期间，就面临失控的难民处置困局，龚学遂向滞留南京的接任市长秦德纯发急电，通报险恶局势：“顷闻ECA（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施粥拨米本月底有停止之说，兹以本市难民计达30万人，其中非救不活之老弱妇孺十余万人，端赖施粥生活，一旦停止，势必濒于绝境，特请就近洽请经济合作总署上海分署予以援助，以维救济，见复为感。”

3月9日，新任市长秦德纯由沪飞青履新。11日，龚学遂在《青联报》上刊登公告，向社会各界致谢：“学遂主青半载，愧乏建树，虽云环境艰困，实因应付无能，承蒙各界推重，鼎力协助，共支危局，良深感恩，惟求人地相宜，劳须让贤自代，临行之际，更蒙各界殷殷惜别，或良言相赠，或以盛馔相待，隆情厚谊，益增惭怍，行期急迫，未能一一踵辞，敬希鉴谅是幸！”

这些看似诚恳的遣词造句，不露声色。表面文章的背后，却埋藏着龚学遂的叵测心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龚学遂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噼噼啪啪的算盘打的甚至都算不上老道。在幽暗的情感交织与命运抉择的立场伸缩之中，一场电闪雷鸣转瞬即逝。

对54岁的龚学遂来说，1949年的头几个月可谓度日如年。抱着炸药包过日子，龚学遂的梦魇与流亡学生李云汉的绝望，都是一场“生与死系于俄顷之间”的考验。不过，直到3月11日龚氏得以离青的时候，青岛迎春花遍地盛开的田野上，两军互不相犯的对峙状态，依然持续。

在龚学遂离去的胶州湾，己丑年的春天，近在咫尺。

过山车

1948年8月，中央大学毕业生刘禹轩来青岛报到，他对这个“比旧金山还美”的城市，最突出的感受就是，“除了山水之美外，青岛可以自豪于全国的就是物价之高了。和南京不同，这里谈到钱大半都是论美钞的。”

8月16日，刘禹轩和两个朋友在街上吃了一次中午饭，点了一个冷盘、一个冷拌海蜇、一个拔丝苹果，21个锅贴，花费1300万元。这在来自南京的刘禹轩看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拔丝苹果最贵，要500万元。吃完饭三个人到青岛电影院看了电影《青梅竹马》，走出电影院，路上淅淅沥沥落起一阵冷雨。

刘禹轩当天经历的冷雨，是青岛前一天瓢泼大雨的尾声。这场破纪录的暴雨，被中央社驻青岛记者以《青岛大雨》为题，发往全国。消息称，15日凌晨，青岛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一小时内降雨量66.2公厘，雨势之强，创本市历史记录，贵州路积水齐腰。到中央社记者当天发稿时，青岛大雨仍未停止。

这场大暴雨，将街道冲洗的干干净净，却涤荡不到五脏六腑的沆瀣一气。钱堆积出来的城市，一切以利益为驱动器，并不信服脉脉含情的《青梅竹马》。南京初来乍到的大学生嫌拔丝苹果贵，偏偏有人不以为然。这就像是刘禹轩不用美钞，却挡不住别人趋之若鹜。

美钞在青岛的通行无阻，刘禹轩到来之前市井已司空见惯。一篇两年前撰写的《青岛剪影》见闻，就记述过“真不知道我们已到了美国还是尚在中国”的光景：酒吧舞厅用美钞，一般的商店甚至街头的摊子小挑都也用美钞。高尚些的店家，会把货物美钞的价格标出来。舞厅里汽水每瓶美钞两角，舞票每张美钞两角，舞女坐楼子每小时美钞两元等等，都以美钞做标准，如付国币，就以时值来折合计算。美钞市场上，见天一群人熙熙攘攘着穿插过来穿插过去，看涨望落，忙活的不亦乐乎。

甫一照面，刘禹轩遇到的就是一个面临绝境的“矛盾之城”。这个外表光鲜亮丽的城市，正犹如一只被束缚的兔子，一丁点惊吓，就会战栗不止。没有人真正知道，希望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出路在哪里。

青岛的物价狂涨，已非一日，积劳成疾，令中下层民众苦不堪言。这就像一面黑丝绒帷幕，一层一层落下来，落一层，真实的黑暗和寒冷就逼近一份。可问题是，人们并不知道，接下来的黑暗和寒冷，会到什么程度。1948年3月6日《华北日报》曾有一篇青岛见闻，记叙伴随着城市大面积停电，“在黑暗中物价却开足了马力大跑——这比抓兵与停电更普遍的威胁着每一个人。从过了旧年以后物价出人意料之外的上涨，自旧历年（二月十日）到阳历二月底二十天中上涨一倍半强，如兵船面粉年前不过八十多万一袋，至二月底就涨到二百万元，零售价格有售至二百二十万元者。”

城市外部交通的梗阻，是青岛物价狂涨的最大原因，陆上交通遭封锁，来源断绝，海运方面又因为各处统制食粮出口，购运手续异常严格繁琐。而城市内部，居民一下子由60万増为85万并快速向90万奔跑，加上难民源源不断的汇集，消耗与日俱增，到处供不应求，粮价高涨便自然而然。

物价，是城市安定与否的晴雨表。物价不断波动，居民寝食难安，市场就抽风一般愈加摇摆。为解决通货膨胀，政府在执行金圆制货币改革上就格外用心，企图杀出一条血路。至少，这比坐以待毙的死相要勇敢些。1948年8月19日币改开始，全国一刀切，一金圆兑换300万法币，一两黄金等于金圆券200元、一两白银等于金圆券三元、一美元等于金圆券四元。第二天青岛报纸登出消息，刘禹轩说“大家为之沸腾起来，终天讨论合多少金银面粉等问题。”以刘禹轩三个人三天前在青岛的中餐花费计算，1300万元法币，也就4个金圆券多点。

8月25日上午刘禹轩在青岛拿到八月份薪水，按照七月份生活指数270万倍折合新币，核41.40元，扣除半月伙食6元等，计得35.33元。下午上街，2.5元买面盆一个，0.4元买玻璃杯两个，1.15元买热水瓶一个，1.75元买发蜡、肥皂、镜子、肥皂盒各一。刘禹轩感慨道，“对于惯于百万千万数目字的我们，乍听几块几角几分，真觉得像是耳朵出了毛病，又仿佛回了战前的太平年月去了。然而，然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啊！”

但“沸腾”的好景不长，币改维系的金融信用就开始崩溃，不可抑止的贬值与日俱增。1949年1月1日，青岛高密路78号同济大药房诊所的中医徐开五，在一张处方上写下了一段备忘录式的告白，将一场昙花一现的币改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勾勒的首尾相接：“自民国三十七年翁揆组阁，九一八改革币制，以法币三百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当时值物价一跃数涨之际，偶尔稳定物价，凡人力生活者，皆举额称度。当时银行公布兑换金银，黄金二百金圆一两，银元二圆金圆一块，面粉十元左右，小米两百上下，诊费公会定为门诊一圆、出诊二圆。每日可能诊例所及，买一袋面粉。谁想好梦不常，仅维持月余，抢购之风各地烽起。政府虽严厉制止，仍不能制服商人操纵矣。随之翁揆倒阁，物价开放，又孙科组阁，头一天各货更大涨矣。十二月份，年底三五日间，面粉六百余元一袋，黄金万余，白布八百余一匹，猪肉五十元，白菜三元多。处此之际，诊费亦随之而涨。然虽涨，已不能跟上物价平等矣。”写完这段话，徐开五给自己开出了新的价码：门诊卅元，出诊六十二元。老老实实说，如果徐大夫的病号不是排着队应诊，这个门诊费是养不活一家人的。

以徐大夫一家七口人吃饭计算，徐家在1949年一月份的活命公式，必须符合下面这些条件：每天保证六个病号得180金圆券，收现金不记账，一个月可买八到九袋面粉，每袋面粉45斤，一个人一个月吃一袋，不买衣服，不吃肉蛋，少吃鱼，只以清水煮萝卜白菜土豆佐餐，勉强能够度日。病号一旦少过这个数，或者面粉再涨价，这个平衡立刻就被打破，徐家就只能再节衣缩食。

套用同一个公式，放到三个月前，徐大夫家则会宽慰许多：每天六个病号计得六元金圆券，同样是收现金不记账不打折，一个月可购买18袋面粉，这样的日子便宽松逍遥，既能逛街买衣服看首饰，也能吃鸡鸭鱼肉并几两烧酒，还可以抽烟喝茶打打麻将，不节衣缩食，日子也挺滋润。不料，好梦不长，旧病就复发了。

元旦涨价的，不止青岛同济大药房诊所的徐大夫一个。高密路历来商号密布，数九寒天定眼一看，玉春号、宏新号、隆兴号、春兴楼、天顺福鞋店、裕源商行、成文堂书局、中华池的各门生意，都奄奄一息，眨眨眼喘气的，就算是活着了。门外的大街上，物价魔幻般疯涨，如同过山车。1949年1月1日，在距高密路一条街外的四方路瑞芬茶庄买一斤茶，要花80元金圆券。到了2月份，80元一斤的茶叶，涨到480元。转入3月，瑞芬茶庄的茶叶已经是6400元金圆券一斤。3月的最后一天，9600元金圆券，才能够买一斤。

34岁的作家贾植芳偕同妻子任敏，1949年年初拿着上海卖稿所得的两万金圆券，乘船抵达青岛。其晚年回忆：“我们这次到达的时候，它是已经陷入混乱之中，街面上也凌乱不堪，与我记忆中的青岛恍如两个地方，北方的难民逃往南方，南方的难民往北逃，都涌塞到青岛。我们本来乘船到青岛后，再设法去解放区，但现在青岛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得与铁桶相似，看来不可能再走了，只好在青岛暂时住下。”两万金圆券显然不够贾植芳和妻子的生活费，好在贾植芳伯父的商行在青岛有办事处，紧要关头能接济一些，这才让一对年轻夫妇勉强把肚子填饱，不至于流落街头。

过去的几个月，对市立女中教师刘禹轩来说，生活的压力自然咄咄逼人：“近来青岛的物价涨得不象话，看样子，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许多同事们都唉声叹气，惶惶然有朝不保夕之慨；但我们几个（我是说我们几个相好的校友）还是处之泰然，而且越来越起劲，越过越痛快，天塌大家顶，我们怕什么呢？一个人能在渺茫的现实里看到希望而不惧不惑，这人是幸福的。我们虽非仁者、智者、勇者，但也绝非刽子手、胡涂虫和懦夫，我们又有什么顾虑的呢？”

但夕阳西下的青岛，气息奄奄，已焕发不出一丁点活力。一座城，笼罩在暮气沉沉之中，像极了斗兽场里疲惫不堪的困兽，预备将最后的气力，填进一场长睡不醒的春梦。来自泰安的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学生李恒彰1997年回忆，“什么都不对了，政策开始紧缩，币制也很不稳，早上领了钱，下午就买不到东西，政权摇摇摆摆，老是听到共产党打下这里，又打下那里……”官员在撤，有钱人在移，知识分子在躲，流亡者在逃，外国人在迁，伴随着出离名单的不断加大，物价的过山车，更是加速度狂奔不止。

1949年2月20日，己丑年正月廿三，中央社自青岛发出一条“青岛封结大量游资”的电讯，称“青市物价一周来上涨三倍，全由于游资作祟所致，十九日午沧口机场检查站在由沪飞青之民航机上查货现钞二十七麻袋，数额达九千四百余万元，运输市区时满装一卡车，该款系颐中烟公司张凤萧与中英人士伙同自沪交民航局包运来青者，闻警备部顷将该项游资全数封存英商汇丰银行，暂予冻结，听候处理。”

1949年4月1日，政府公布财政金融改革案，规定黄金白银准许人民自由买卖。城市日常交易中，声名狼藉的金圆券被要求兑换成银元结账。4月11日，国华商业银行青岛分行签发出一张本票国币改金圆券壹佰万元的支票，印证了金融混乱的现状。4月18日湖南路四十号大美汽车行的一张票据上，清晰盖有“付款时按当日银元价格折合金圆收款”印章，并同时加印“因印花无从购买容候补贴”字样。也就在这几天，甘肃路一户人家的厨房灶台下面，发现了一颗生出黑芽的土豆，表面粗糙的土豆皮面上，几株黑芽剑戟一般破皮而出，狰狞着扩散，让人看着不禁心惊肉跳。

滥发纸币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破坏了城市的所有平衡，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统计显示，中央银行青岛分行1946年上半年纸币发行额为97.7亿元，到1948年发行额竟达到107，808亿元。1948年8月，由于法币信用破产，当局再次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及黄金、白银、外国币券。随着物价飞涨，金圆券紧步法币后尘，面额越印越大。1949年3月30日，中央银行增发面值1000元金圆券，4月24日再增发面值10万元金圆券，随即在5月10日又公告发行50万元大钞。当局允许银元自由买卖后，青岛军政人员的薪饷，也开始改发银元和部分实物。

5月4日，青岛市政府向各银行、厂商等摊借细布6000匹、银元24500元，以发放员工薪饷。第二天，政府允许各银行开立银元存放款账户，但实已无力回天。5月8日，中央社的一条电讯直接说，青岛金融业已无业务可做。5月14日，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使出最后一招，以中央银行名义，发行五分、一角、五角银元辅币券，票面上空空荡荡的栈桥，被海水包围着，孤零零伸向远方。一盏路灯，将“银元辅币券”的凄然，烘托的惟妙惟肖。

一座困城，已无路可走。

侯健作为青年军复原保送生，1946年进入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其将1949年春天的青岛经历，称为“中国货币史上的奇观”：“卅八年春，金圆券是烫手山芋，谁与不肯留在手里，在青岛用的是美钞、银元、铜板（包括战前已不能用了的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镍币，以及自一分至半圆的美国硬币。银元使物价恢复到战前标准，而零钱不足。于是，美金一元，折银元八角，银元一元，可换得美国硬币八角，坐使美金一元，谨合辅币六角四分。辅币而高于本位币，实在是异数。更异数的是，山大自治会为‘解民倒悬’，自发辅币钞票，规定拿银元来换，没人只限两元。市面上居然一致接受，直到绥靖区司令部与青岛中央银行协商，由后者发行辅币，山大自治会的钱即刻收回才罢。”

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和青岛中央银行同在馆陶路办公，距离不过50米，大声咳嗽都能听得见。但上演在温水煮青蛙一般的城市闭幕式上的这一场末日合作，却是彼此发生的最紧密的联系。根据赵建修在《青岛银元辅币券》中的记录，“以应急需”的青岛辅币券虽然以中央银行名义发行，但设计、印刷等全由十一绥靖区主事。此券5月14日发行，采取“现兑”及“兑现”制度。市面可以银元自由兑换零用，兑入现银则专案保管，中央银行青岛分行不作一般营业支付。因时间仓促，十一绥靖区一印完辅币券，就交由青岛中央银行公吿，同时开始“现兑”，到5月25日止，兑出辅币券81000余元。翌日“兑现”收回20000余元。到5月31日，三种券面共印制830000张，合银元111000元。计五分40万张20000元，一角31万张31000元，五角12万张60000元。

青岛中央银行5月14日发行的三种辅币，在青岛市面上流通了不到20天，咔嚓一声就成了废纸。历史上最短命的货币“奇观”，让一城人手捧着花花绿绿的票子，泪湿半城。票面上路灯下的栈桥，保持着探入海中的姿态，一声不吭。

四方路福隆绸缎店的店员尚友贤，1945年日本投降后从平度来青岛，投奔姨家。他晚年回忆，1949年初几个月，市面物价飞涨，尤其是生活必需品，像大米，一天一个价儿。出门去买东西，得拿着大包袱装钱。没有人敢存现金。有钱人家就兑换成金元宝，富裕家庭就换成银圆，普通老百姓就存面粉，44斤一袋，都存不少。后来，绸缎店的生意不好干，就把一些店员撵回家了。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米面的记忆往往最深刻。纺织女工于桂芳1950年代初听四方大康纱厂的老工人说，几年前那会，纱厂女工“发了工资就跑到大门那去。那些家属就在那儿等着。抽着空从车间跑出来，把钱递给家属。家属拿着钱赶快去买粮食。你买晚了，它又涨钱了。”于桂芳1934年出生在青岛，父亲那一辈从掖县辗转到青岛打零工，住江苏路，一家姊妹五个，属生活贫困家庭。于桂芳的父亲会木工手艺，1949年她刚小学毕业，父亲就不让她继续上学了，原因是供不起。她小学上的是公立学校，不收学费。1951年17岁时于桂芳被招工进入国棉一厂，两年前“跑步买粮”的故事，她是听老职工讲述的。1919年建立的大康纱厂，是国棉一厂的前身。很多年里，老职工一直习惯称呼国棉一厂为大康纱厂。

19岁的尚友贤回忆说，“大家也觉得可能要打仗了。老百姓就担心停水、停电、没有吃的，很多人家就开始提前储水，准备照明设备，备下生活必需品。”尚友贤记得，他金口路家是用一个刷干净的汽油桶存水，能装300斤。家里不知道从哪找来一个干电池，接上个灯泡就能照明。

看门人

危机四伏时刻，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和电气工程师孙继丁两个年过半百的长者，成为了一个崩溃时代的看门人。

1949年2月，两个月前获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秦德纯，兼任青岛市长，3月上旬抵青履新。秦德纯接替的前市长龚学遂，仅履职青岛6个月，深陷粮荒、煤荒、钱荒、难民和流亡学生等诸多难题无法自拔，终致2月9日以“环境艰困，应付无能”为由获准请辞。但继任者姗姗来迟，龚学遂离青行期也就只能一拖再拖。直到3月2日中午，龚学遂在迎宾馆匆忙参加了青岛市工业会召集的一场送别餐会，才得以脱身。吃这顿饭的时候，龚学遂履新讲的“身为一市之长，即为一家之主，诸位是一业之首，我们应共同努力，执行政府法令，为人民解除痛苦”一席话，还言犹在耳。

这一顿饭，是一个自称“本人不是军阀官僚”者的青岛告别式。在迎宾馆的大厅里，龚学遂获得了一阵阵的掌声，却没有赢得一丁点光荣。

看上去，秦德纯并不愿意接手青岛这个烫手山芋。这不仅仅在于过去6个月里龚学遂面临的困局有增无减，更因为秦德纯明白，就一座垂死之城而言，不论中央或者中枢，都无力回天。秦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清晰记述，这个时候“青岛已成华北各省及山东各县难民云集的地方”，难民生活极苦，食住均成问题。煤源断绝，难民无柴，随便伐树，甚至砍伐果树。秦德纯表示，“幸而刘安祺司令官的部队纪律严明，能负治安之责。”3月14日，孙继丁以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代青岛市府秘书长，20天后再兼代青岛港务局局长。困城之中，束手无策，秦德纯、孙继丁两个人艰难维系的青岛地方行政度日如年，不可不谓之殚精竭虑，也不可不谓之苟延残喘。

一个秦德纯，自然没有能力破茧成蝶，却也不想作茧自缚。他的期望，不过是蜻蜓点水之后的柳暗花明。这番无奈，在同期出版的《纽司》杂志中，被一个叫丁汀的匿名作者剖析的看似一清二楚：“青岛市早成了孤悬在北国的一个孤岛，惊涛骇浪，时刻袭来，百万市民，在艰险的气氛中过着日子，秦市长到青后，市面上似乎略趋安定，但是事实上，这个局势，并没有甚么好转。”这里的局势没什么好转，其实不是指兵临城下的危机四伏，而是说青岛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和秦德纯无一兵一卒的尴尬。丁汀对城外时局瞒天过海的乐观，三个月后就被证明这篇《秦德纯与青岛》的无知与无畏，有多么荒谬。《纽司》的这位“青岛通讯员”的一番长篇大论，最终只能成为历史转变中的一个笑柄。

比较起刘安祺，出生在山东沂水的秦德纯所受到的专业军事训练，似乎更系统。他从济南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一路走下来，历任团长、旅长、师长、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察哈尔政府主席、北平市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长，军事、行政、民政、监察、司法，个个烂熟于心。青岛并不是他个人的滑铁卢，也不是他的梦想之地。他不过是时代打在落日幕布上的一个投影，影影绰绰的图像，孤独并残缺。秦德纯1893年出生，1949年时已近56岁，夕阳西下的时刻，他和孙继丁的孤苦伶仃，近乎残酷。5月11日，秦德纯获辞青岛市长兼职，飞赴广州复任国防部次长，像是摆脱了苦海。孙继丁同时奉命代理青岛市长，请辞未获允准。

作为一个具有良好科学背景的技术人才，孙继丁和青岛的联系，始自1922年。1887年出生在蓬莱的孙继丁，1911年入清华学堂，不久获庚子赔款赴美国留学，入印地安那州普渡大学机械系学习电气工程。1915年毕业后在西屋电器公司实习一年，回国后进入北京邓子安电器公司，1917年获聘私立南开中学物理及数学教员。两年后南开改大学，续任该校教授一年。1920年8月出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秋受聘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1922年孙继丁被北京政府交通部派任津浦铁路济南机械厂工程师，同年11月调任胶济铁路机务处长，随同胶路管理局长赵德三到青岛办理接收事宜，此后在胶济铁路任职七年。1930年冬调任陇海铁路机务处长，1939年和陕西省政府合营同官煤矿，成为战时大后方主要能源来源。1942年2月其调任铁路局专门委员，一年后再调任兰州西北公路局，负责将河南灾民从西安运送至新疆奇台县，先后运送灾民2000余人，并在沿途供应食宿和医药。1944年夏升任西北公路局副局长。战后被任命为晋豫鲁区接收专员驻北平办公，后转任鲁青救济分署副署长，并在62岁的时候目睹了1949年春末国民党政权在青岛的分崩离析。

在秦德纯履新青岛的前几天，一个署名霞光的作者写了一篇见闻录，题为《心弦跳跃的青岛》，向外面报告说：“青岛的人心目前呈现着极端动荡不安。被服厂兵工厂，早在一月前撤退完毕，海军军官学校，宪兵团，后勤部又在两天前悄悄坐船走了。此外绥区司令都更将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一律军用，载运军属南下，市民亲眼看着军队和要人眷属撤走的撤走，飞去的飞去，心中惶惑今日的青岛，明天会不会有个突然的转变？”从署名“霞光”上看，作者显然已经不再对青岛的前途抱有幻想。

秦德纯到任不几天，诸事缠身，不料随即就遇到了张镜夫伐树一事。3月23日，警察局呈文市长秦德纯鉴核观海一路13号院内树木砍伐案。作为园林绿化的样板城市，砍伐树木在青岛历来不是小事，围城之下，各种资源濒临枯竭，伐树却依然被严格管控。砍伐案涉及的张镜夫也非贩夫走卒，而是本地有名士绅，其出身胶县大户，自号千目庐主人，1912年入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1919年以南开学校学生身份参与五四运动，曾任大总统府秘书，后移居青岛鬻产购书，穷毕生之力购藏山东先贤遗著一千零四十一种，三千五百九十七册。即便是一代藏书大家，树砍了，也不能免责。4月14日，市政府指令社会局查处张镜夫伐树案，以儆效尤。

青岛视事两个月，伐树一事倒让秦德纯记忆了大半生，晚年还对“甚至砍伐果树”耿耿于怀，足见兹事体大。而名士张镜夫穷困潦倒的背景，却被忽略了。始自1948年春天，张氏的日常生活已沦落为“以书易米”的窘境，个中苦涩，难以尽述。一棵树之系一城，或可管中窥豹。而一棵树的生死凸显出的一个人的生存挣扎，更令人唏嘘。

树的生死，毕竟不及人的生死紧要。很快，政府的色厉内荏失去威慑力，更多的树被更多的人砍伐掉。而这个时候，秦德纯也预备远走高飞了。

无论张镜夫家的那棵树是死是活，青岛的局势都已刻不容缓，大意不得，也放任不得。但这对秦德纯来说，却不是最重要的，他关心的是他如何摆脱这根套在自己头上的绳索。1949年4月9日，秦德纯到任仅一个多月，就匆忙经上海返回南京。在宁一下火车，秦便声称，“青岛情形极为安谧，人心十分镇静，惟食粮燃料殊感缺乏，现正设法解决中”。秦表示他将在京逗留一周，期间会向李宗仁代总统和行政院何应钦院长述职。4月14日下午，秦在南京山东同乡会举办茶话会，招待鲁青两地百余旅京人士，通报流亡学生救济、难民转运江西等事项，以及青岛军事情势和经济概况。

叙述青岛平安无事且人心镇静，大约是为紧随其后的辞职铺垫，以减少“临阵脱逃”的非议。这番套路，明眼人不难识破，可在“风萧萧兮易水寒”时刻，没有多少人愿意做一个“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牺牲品，秦德纯的一番说辞，自然也就无人回应。大厦将倾，国将不国，人性真实的一面，很快显露无遗。平时隐藏着的小九九，一下子全都暴露出来。至于一城人的安危，就随他去吧。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南京会见鲁青旅京人士26天后，秦德纯在自己参加的行政院第59次政务会议上，把自己的青岛市长兼职给免除了，将一颗烫手的山芋，转到了孙继丁手上。

依稀樱花入梦乡

作为占领并接管城市的必要准备，1949年4月，一份由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搜集的《青岛概况介绍》编制完成，手抄的秘密文本被护送到胶地根据地的指挥中枢，以制定相应的方案。这份情报内容包括概况、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教、宗教、卫生共计八个部分，涵盖了城市现状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大量基础性数据，如行政区划、政府组织、参议会、流亡政府、警察、街道、下水道、人口、侨民、难民、粮食与煤炭需求量、社团、工厂、银行、贸易、驻军番号、铁路、港口、医院、学校、报社、电台、书店等，也涉及了诸如山东大学赵太侔、杨季璠、刘次箫这些头面人物的政治立场及群众评价。

情报人员提到的三个人，依次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和训导长，其中赵太侔和刘次箫均为山东人氏，都长时间与青岛保持着紧密联系。前者1918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戏剧，之后在青岛两度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并主持1946年复校；后者早年留学日本，1924年作为国民党的青年骨干，在青岛操持胶澳中学教务并出任过青岛特别市政府教育局科长，后赴济南山东省教育厅任职，广泛介入青济两地的文化与学术活动。1938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中央调查统计局长后，刘次箫奉召担任中统主任秘书，掌管着朱家骅的印章，在职业履历中留下一段敏感的隐秘记录，这为其人生结局埋下伏笔。战后国立山东大学复校，朱家骅推荐刘次箫返回青岛，出任山东大学训导长。1947年5月2日刘次箫陪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山东大学，并目睹了山大学生向司徒雷登递交《致大使书》的全过程。两天后其与山东大学教授王统照一起参加第四届文艺节讲演，王统照讲述文学运动，刘次箫则谈到了五四运动在济南的来龙去脉。从1949年4月《青岛概况介绍》的信息记录看，中共情报人员并不认为赵太侔、杨季璠、刘次箫是“同路人”。而这三个人随后的不同境遇，也验证这个分析的可靠性。

三个人，立场不同，角色不同，命运自然也就不同。对临近1949年的这一段经历，特别是与刘次箫的关系，赵太侔在1951年的一份《我的自传》中，曾进行过辩解：“我对特务政治没有好感，尤其关系到学校，觉得这与教育是根本不相容的。然而特务分子终竟侵入了学校，这该怨我疏于防范。刘次箫与我有多年的友谊，他在中统局担任过秘书，我也知道，不过据我的了解，他只是替朱家骅作些应酬文字，并没有参加中统内层组织；在他离职到中央研究院以后，似乎也没有维持任何关系，所以容他到学校来，这是我对他的认识不足。”

而就个人对大学职责的认识，赵太侔在经历了一场大变革之后，则依然固执己见：“北大教育和美国资本主义教育所给我的影响，使我成为纯个人自由主义者。我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超政治的学术集团，应该保持绝对的学术独立，和充分的思想自由。我以为大学教育应该由具有学术地位的各科教授来领导，学生应该在教授辅导之下，从学术研习中，养成健全的思想意识。我不主张统一思想，认为它是妨碍进步的；我反对政治活动，认为它是妨碍学业的。因此对于‘一切党团退出学校’这个口号我很赞成，但同时对于一切革命活动我也主张应该退出学校。这样我梦想把学校同社会隔离起来，把思想和行动也割裂开，这就是我对大学教育的基本态度。”

1949年的4月中旬，青岛中山公园中央大道的樱花如期开放。这些最早由德国人在1899年移植的樱花树，经过日本人的不断增植，50年下来已遍及城市各个角落，几乎成为了预报青岛春天的消息树，游人如织的场面，被数不尽的青岛人和旅行者津津乐道。客居青岛多年的国立山东大学教授老舍，曾在1937年城市沦陷前的几个月慨叹：“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

1949年的樱花依旧。1949年的青岛街头，却失去了赏花气氛。4月11日，刘安祺召开第十一绥靖区高级军官会议，部署青岛防卫，制定撤离计划。守军试图以青岛周边布设的三道防线，延缓解放军的进攻速度，争取更多撤离时间。与此同时，在沙子口修建临时码头，并通过报纸透露消息，实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策略。作家龙应台在《端午节这一天》中记述，时年17岁的安邱青年张曾泽，“刚刚加入了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六团，就上了青岛前线。跟部队行军到青岛郊外，发现青岛郊外四周密密麻麻全是防御工事，铁丝麻袋遮盖着大大小小的军事掩体，坟，都被挖空，变成伪装的洞穴和壕沟。”

在1949年的早春，从孤城青岛透过被迎春花缠绕的铁丝网向外看去，时间指针留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大口喘息的机会，已经不多。4月24日上午起床后，毛泽东在北平香山的凉亭里，看到了《人民日报》宣告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他似乎很高兴，让33岁的摄影师徐肖冰给他和工作人员照了一张合影。几乎在同一时间，驻守青岛的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宣布在本绥区实施军事管制，青岛市区及惠民壕以内地区，自4月25日起实施特别戒严，水陆交通全面封锁，绝对禁止出入。在刘安祺看来，斯城“已经到了陷落边缘”。

4月25日，山东军区给中央军委并华东军区发电，报告“21日沧口敌机场全部南飞，驻青美军全离陆登舰”。同时请示中央对适时进行青岛攻击作战的指导意见。

而南京方面，却依旧死不认账。中央通讯社4月25日发布消息，渲染当局有坚守青岛决心。同时披露本月上旬各国在青侨民时有增加，计有968人，内有美国95人，法国14人，苏联424人。中央社一条不长的新闻，不说如何保卫青岛，偏偏说本地有多少外国人，拉大旗作虎皮的虚张声势，不言而喻。

在青岛城的里面与外面，茫然并阵痛般的焦虑，愈来愈接近歇斯底里。4月24日，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所属青岛各厂，以原材料断绝、生产陷入绝境为由，宣布全部停产。同日，当局释放了19名监禁以久的政治犯，并以囚粮不足的理由，疏散了9个案情较轻的人犯。

4月27日，经过了一系列的波折，中纺青岛分公司经理范澄川返回青岛。这个时候的范澄川，已下决心与中纺青岛企业共存亡，并力图保证工人、设备的安全。和范一同返青的，有青纺第一厂厂长楼震旦，和楼向中共上海地下工作负责人沙文汉请派的一个叫张美道的人，还有与刘安琪有旧的王志文。刘安琪在蒋介石南昌行营任团长时，王志文在侍从室。范澄川回青的消息传到中纺各厂，是一服很好的镇定剂。为了探明刘安琪的态度，范一下飞机就打电话给刘手下的情报头目陈孝祖，约其次日到范家见面。陈孝祖抗战时期曾在湖南大学任教，1946年回青岛与范澄川相识，因为范是湖南人，就通过陈向湖大要来机械系30多个毕业生，分发到各厂实习。陈孝祖并未隐瞒刘安琪对范的真实态度，披露刘对范反感极深，原因是第十一绥靖区曾多次向中纺公司赊购纱布，范都未同意。陈孝祖表示说不好刘会不会对范下手，不过行动起来，必然要通过陈。陈保证在奉命下手之前两小时通知范，以便走避。5月中旬某日，范澄川用电话约好高芳先，就同中共地下党成员赵仲玉一道，乘车到江苏路，赵留在车中，范只身前往高家谈话。范在紧急的时候去找高芳先，事出有因。高原是日资公大纱厂打包工，身材高大，魁梧有力，后来参加国民党军队，做了沈鸿烈部下。1937年12月对日本各纱厂的破坏性爆破，就是他主持的。青岛沦陷后，高随李先良在崂山一带打游击，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李入城任青岛保安总队长，后升保安旅长。枪杀反甄别的文德女中教师费筱芝后，

青保的恶名，在青岛路人皆知。但这支部队是李先良的嫡系，也是护身符，李先良在青岛的时候，别人也不太好动。李先良去职后，保安旅改隶刘安琪节制，刘看不起这支游击武装，对高歧视，经常克扣所部军饷，让高忿忿不平，却也无以为计。1948年某日，高曾向范澄川投诉，至于泣下。关键时刻，范澄川想到，高是十年前爆破纱厂的人，今拥兵在手，定能保护纱厂，免于毁灭，碰到这个机会，范便在应变费中给予法币五千万元的支持，以解其厄，高自然感激万分。1949年5月这一次范澄川去高芳先处探望，是赵仲玉提醒的结果，范与楼震旦、张美道交换过意见，认为可行。那天，范与高一见面，范就单刀直入，劝高不要离开青岛，以免将来受刘的摆布，不如趁主力部队撤退时，将保安旅调到沧口至四方一线，保护工厂。并直言高立了这一大功，解放军来了，一定不会亏负他。高也很坦率，说他有三难：一是他的手上，已经沾满共产党人的血，解放军来了，不会放过他；二是他的部队，远在青岛东北方前线，拖回来，要穿过中央军三道防线，势所难行；三是他的家属和行李都上了船，不能退回来，所以不能按照范的愿望办理。听取了高芳先的说明，范澄川已明了实际情况，知道确是无法相强，遂兴辞而出。

4月25日，舒耿给第46期《新闻天地》杂志撰写的《观象山上眺青岛》一文，从青岛发出，其中有一段作者与一个美国海军少尉的对话：

问：你到这里多久了？

答：近一年。

问：可以告诉我对于青岛的印象吗？

答：自然，这是一个好地方，它像是美国。大的街道，建筑、汽车，美丽的中国舞女。

问：你知道情势严重吗？

答：是的，你们中国人老是打仗。

问：假若战事发生，你将做什么呢？

答：我不知道。我们只是等待命令。

对青岛扑朔迷离的战事感到困惑的，包括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6团通讯兵张曾泽。他晚年在《我参与青岛大撤退》记述，“战情反复胶着，今日进攻十里，明失又撤退十里，倒底是确保还是弃守？消息一日三变。从年后初五一直喧腾到了五月，人心惶惶不知所以。”

红色五月

五月如期到来了。

作家老舍曾经在《五月的青岛》里说：“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儿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

1949年的这个月份，花香依然浓郁，前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熟悉的卖花姑娘叫卖声，却难得听见了。探出墙外的白色丁香花，遭遇的多是惶恐不安的面孔，偶尔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一脸的灿烂跑过去，与大人的表情形成鲜明对照。

迎接五月的，是一件抢劫案。4月25日晚上8点左右，绥远路19号的张王氏、徐桂兰、赵卓夫等三户人家，先后遭到闯入的三名持枪匪徒抢劫，计抢去银币30块，金戒指四只，并将徐桂兰打伤。市北警察分局接报出警，三人鸣抢拒捕，遂逃之夭夭。

绥远路是伴随着青岛港的建设出现的一条街道，原名德意志街，与青岛港码头、胶海关、水上警察署、胶济铁路大港火车站近在咫尺。距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和青岛要塞司令部也不远。早期零星住宅围绕着港务工程与服务业人员展开建设，1910年代晚些时候日本新町建立后，改称大和町一丁目的街区获得规模化快速扩展，形成错落有致的街道景观，区域最引人瞩目的大型建筑，是日本第一寻常小学的校舍。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后，武定路29号日本小学的校舍完整划归山大，成为山大第三院，由医学院使用。校长赵太侔就居住在学校东北一侧的绥远路18号，之前是日本小学校长的住宅，与4月25日晚上发生劫案的绥远路19号房子，一路之隔。

青岛的社会秩序一向为人称道。家住黄岛路的王玉贞，1949年8岁，在她童年的记忆中，并没有强烈的恐惧感，以黄岛路为起点，她每天“从这出去直奔这个湖北路，从湖北路下去，到太平路就上学了，上学，到家，上学，到家。一直就这样，非常的平安。”王玉贞的父亲在后海的海军兵工厂上班，1949年后那里叫503厂，再后来叫4308厂。她对1949年初夏这个城市拐点的街面描述是，“不混乱，挺好的”。

即便是青岛街面始终治安良好，绥远路持枪抢劫案也并不是一件大新闻。旷日持久的围城之下，城区法纪日趋松弛，街道上既往的安宁，已不复存在。在王玉贞的视线之外，城市的痉挛，如同狂风暴雨之下的海面。

三户统共被劫去的30块银币，不是小数目，也算不上大钱，当时中纺青岛企业的一般职员，一个人每月仅伙食津贴，就有8块银元。诸如赵太侔这样身居高位的街坊，收入就更高了。麻烦的是因为金圆券溃不成军，银币就愈加显得金贵。这三个劫匪显然也知道银币是硬通货，自然就照收不误。嘲讽的倒是，就在三匪行劫的当天，刘安祺掌管的第十一绥靖区刚刚实施了异常严格的军事管制，八条“格杀勿论”令中，第六条赫然写着“持械抢劫者杀”。

不过，第十一绥靖区的八条“格杀勿论”令里面，造谣惑众者、通匪匿匪者、破坏工事及电信交通者、聚众暴动者、鼓动学潮及罢工者、扰乱金融破坏社会秩序者、纵火及破坏水源者这七条，才是绥靖区的宪兵当下最关心的。三个来历不明的劫匪“持械抢劫”，还真不算头等大事，跑了就跑了吧。

末日之城的看门人，一双眼睛死盯着的，是工厂和学校。

5月3日，青岛市警察局长刘国宪签发了一份预防“工潮学潮”的《青岛市警察局三十八年度五月份警备计划》，总则开宗明义：“查五月纪念日特多，奸匪每于五月份中乘我间隙煽动工潮、学潮，制造社会不安定现象，故一般人称为红色五月。本局针对此项奸匪并适应本市之特别戒严起见，特制定本计划。”

5月11日，青岛市政府以兼市长秦德纯名义指令教育局，注意防范四方高级工业学校学生的“嚣张异常”情况。据5月7日警察局长刘国宪的报告，“师生素不相睦”的四方高级工业学校学生近日“要挟校长提早毕业”，导致校方无法管束，并称“该校学生种种捣乱情形，似有不良份子从中作崇”。地址在四方奉化路27号的高级工业学校，1946年7月由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发起，工商界人士筹资捐助，利用原日本国民学校的校舍创办。董事会成员涵盖多个工业门类，分别由青岛市工业会会长尹致中、华新纱厂总经理周志俊、中纺青岛分公司经理范澄川、交通部津浦区铁路局青岛办事处主任栾宝德、前胶济铁路委员兼铁路中学校长崔士杰、青岛市造胰公会理事长陈从周、青岛市建筑同业公会宫子谦、青岛交通银行王绍季、青岛茂昌蛋业公司董事长郑源兴和孔士愕、杨子南、陈孟之、黄羽佳、于希禹、石学明15人组成，董事长尹致中。章程规定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但实质上，在第一个任期还没有执行完毕的时候，15个董事会成员就已各奔东西。其中，有“蛋业大王”之称的中国冷冻业先驱郑源兴1948年冬赴香港，以“制针大王”赢得诸多工业革新美誉的尹致中，1948年底也从上海出走香港，再也没有回来。而5月11日给教育局的防范指令，也是秦德纯在青岛履行的最后责任，当天他获辞青岛市长兼职，从沧口机场飞往广州。

城中传言四起，混乱无处不在。中纺青岛各个纺织厂的日常运转，大部分依赖进口美棉维持。1949年5月初原棉快用完了，工厂便等着两万包棉花从美国运来，不料轮船走到半路上听闻青岛即将弃守，顺手就将货物转口到了大阪。中纺青岛公司经理范澄川闻讯后，带上翻译欧阳旭辉跑到美军旗舰去找美第七舰队司令白吉尔，请他电告大阪把棉花调回。无奈，范澄川一番说辞也没能打动白氏，空努力了一场。中纺青岛多家纺织厂的生产，随即停顿。

红色五月里，奇怪的事情出现了。5月5日晚上8点后，青岛天空突然出现大批蝼蛄，漫天飞舞，吸引大量市民上街仰头张望，有迷信者大惊失色，以为凶年之兆，因为蝼蛄是不能飞的。不过，这大批会飞的蝼蛄一拨过去，并没有接二连三的出现，倒也没有引发更多的惊慌失措。危城之下，诸事紊乱，一群蝼蛄的兴风作浪，很快就被人遗忘在脑后。

5月14日，中央社发自青岛的消息称，中断多时的胶济铁路青岛至城阳段，5月8日恢复通车，每天开行混合车一次，票价银元三角五分。这条近乎回光返照的消息，对大部分城里人已失去实际意义。青岛和城阳都在一个笼子里，谁都挪动不了。况且，前线战事一触即发，城阳离着火山口近在咫尺。

市面上，由于货币系统的全面崩溃，导致工商业的运转几近枯竭。5月16日，青岛市纱布商业同业公会发出通知，鉴于5月份“本市物价趸售指数为一百九十四万一千九百倍”，5月13日起预备变更资本登记标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曾经风生水起的本地保险业也日益萎缩，各公司无法维持，纷纷歇业。随着中山路62号中国保险公司这家青岛最大保险机构申请停业，本土符号意义极强的保险业的光荣，终于一一散去。

与此同时，在青岛拥有12000名道徒的一贯道，也开始预备后事。战后两年，这一全国性会道门组织一度被当局视为邪教，活动不断受到限制，1947年秋天稍微喘了一口气，时局就进入瞬息万变的紊乱期。1949年开年，久拖不决的青岛围困前景日见清晰，破城迫在眉睫，青岛一贯道各坛在“红色五月”便惶惶不可终日起来。5月下旬，青岛一贯道道长董玉泉在胶州路1号杏林药房召集十数点传师开会，讨论应变措施，决定暂时停止活动，焚毁账册名录。同时计划暗中积蓄力量，让道脈不致中断。

董玉泉可谓青岛一贯道一路拓展的灵魂人物。他被推算1888年出生在山东德平，受过两年半私塾教育，很早就进入青岛谋生，并初步积累下人脉资源。但其后被记录的经历，却扑朔迷离，多语焉不详并缺少关键情节。一份1951年整理的简历显示，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管治青岛后，26岁的董玉泉曾充当巡捕，1922年进入胶澳督办公署调查事务所担任调查员，次年转入驻青岛的渤海舰队和第三舰队。但实际上，青岛在1922年12月完成主权回归后，胶澳督办公署仅在1923年后陆续设置工程、农林、水道、测候、卫生五个事务所，并没有添设调查事务所的记录。至于其担任第三舰队舰队长的描述，就更接近天方夜谭，类似于妖言惑众或者欲加之罪。青岛档案馆的文献显示，1928年1月，董玉泉参与了贞记报局的收购并将其改组为玉华报社。至此，从这份漏洞百出的履历看，董玉泉差不多军警宪特加报业，都轮番历练了一遍。

董玉泉与一贯道发生联系的起始，是1935年3月。沐浴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季节，47岁并经营杏林药房事业有成的董玉泉，在绥远路徐衡甫家的临时佛堂加入一贯道，成为一贯道进入青岛后发展的第一批道徒。1937年其升任点传师后快速崛起，先后掌控胶州路大元坛和无棣一路拱辰坛，1943年出任青岛一贯道道长，全面主导一贯道的本土发展。期间，其派遣徐治洲赴上海宝光坛参办圣事，随后继续南下开荒香港。从包括董玉泉在内的一贯道核心人员看，在青一贯道的各个分坛主，多有行医和从商履历，军警政商各界人脉资源丰富，战后遭遇国民政府取缔死而复生，也算是命大福大造化大了。

供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白季恺在《一贯道在青岛的活动片断》中回忆，一贯道的组织机构有总佛堂，座落在无棣一路，下设若干分佛堂，以后改名为坛。其中有白季恺入道的中山路华振氏药房三楼许氏佛堂，坛主为许书年；嘉祥路商氏佛堂，坛主叫商学礼；东镇董氏佛堂，坛主董道修；东镇历城路佛堂，坛主许铁岩；安徽路李氏佛堂，坛主李性澄；苏州路佛堂，坛主王正功。此外，冠县路金城银行仓库、郯城路、四方、沧口都有佛堂。

一贯道佛堂的摆设，都是一个模子。当中悬一个牌位，上写“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二十个字。佛堂牌位左右，或挂对联。据说这一真宰，就是最尊、最贵、最高，掌握着宇宙万物的至上神仙，它无影无踪，能生育万物，也能毁灭万物。道中人都口称它为老中。佛堂设一盏铜质豆油佛灯，有灯台、灯碗，放灯芯一条，传道时，即燃起，散道场时，即吹灭。设盖碗两个，一盛清水，一盛茶水，并摆放素点心、糖果和水果等供品。此外还有香炉一个，左右各置一个瓷缸，一个贮存香面子，一个贮存檀香丁。再左右向外各设蜡台一个。供桌前设三个或六个拜垫，前三后三，外备有蒲团数十个，预备道徒磕头用。

在白季恺的记忆中，青岛一贯道的道长董玉泉，是张光璧由点传师中提升的，代表张光璧在青岛执掌道中大权。下设点传师数人，有董藜农、李性澄、于春汀、许铁岩、张寰影、许书年、盛毓根、许益忠等。董玉泉就是张寰影点的道。这些人每周麇集于总佛堂研究道务，不准外人参加。

1949年5月，在青岛40年经历过多个统治主体并长袖善舞的董玉泉，不知道对末日会是一种怎样的判断，亦或是他相信一贯道依然能够在新一次“改朝换代”中逃脱覆灭也未可知。不过，在解放军大兵压境时刻，从青岛一贯道核心层无异议地做出暂停活动的决定看，董玉泉们对前途的判断，绝不乐观。

红色五月，类似一个扑朔迷离的死亡寓意，一排排刚刚变绿的法国梧桐树下，一个个的谣言瞬间变为事实。接下来，又是谣言，又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随着解放军的日益逼近，危城之中，处处草木皆兵，一片肃杀之气，大清洗甚至深入到警察局自身。5月21日一夜之间，青岛市警察局一下子逮捕了60多个“涉嫌政治问题者”，21人连审讯也来不及实施，随即被执行枪决。一城百万人，好似惊弓之鸟，唯恐一闭眼，命就没了。

这个时候，许多人终于绝望地发现，偌大一个城市，居然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保险的。

多米诺效应

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

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香山对山东军区下达《同意对青岛进行威胁性攻击》命令，确认“同意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第一步集12个团，对若干据点试行攻击。得手后看情形再决定第二步行动。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但又避免与美军作战。此点应与部队干部讲明白。”

5月3日，解放军的青岛攻击战役从即墨灵山开始。华东警备四旅对国民党32军764团一个营和704团一部首战告捷。

5月4日，美国西太平洋舰队的一艘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由海岸起锚驶往海外，全部撤出青岛。青岛警察局长刘国宪当天向兼市长秦德纯呈报《驻青美军动态日报表》称：“本日午后三时半据大港分所外事警周锡祉电话报称，美军11号司令舰、16号运输舰及19号船坞，于本日午后二时离港。再大港码头内美军岗屋及电话线、电灯线均已拆除。”文件加盖秘字第426号印章。

5月7日，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成立海上运输管制处，对青岛所有船只实行军管。军队同时开始在城区、乡村无节制地劫掠物资、补充兵员、强征民夫。

5月9日，青岛港务局就码头上的亨春轮在卸煤时发生难民聚众行抢骚乱，呈文报告情事。遭到抢劫的亨春轮，属贺仁菴的长记轮船公司所有，期间受青岛市政府指定载运青岛中国纺织公司布匹到台湾，交换煤炭运回青岛发电。15天后由贺仁菴亲自押运抵基隆港的亨春轮，是该轮从青岛出发的最后一次航程。青岛已回不去了。在随后爆发的大撤退中，长记公司停泊在青岛的另外四艘轮船，由刘安琪指挥突击载运了数万人员和物资。

5月9日青岛码头上的难民抢煤骚乱刚刚报告给市政府，中央社也自广州发出了一条电讯，称“此间军政当局对远处华北、独立海滨之青岛安危问题备感关切，尤以阎锡山将军坚持‘青岛必守、青岛易守’之主张，他以为刘安祺司令官对此任务，必能胜任愉快。惟阎氏亦坦白指出，青岛兵力仍须加强，他以近日发生之即墨战事为例，认为共匪方面对青岛之企图已报明显，政府如欲保有此战略政略基地，应迅速派劲旅增防，闻何兼部长对阎氏此建议已采纳，指定先驻某地之某军立即集结某地，由此登轮前往加强青岛防务，并待机反攻云。”

5月10日，中央社多条电讯涉及青岛战况，内容包括前线沉寂、驻青海军巡逻薛家岛海面、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赴医院慰问伤病员等，多语焉不详。唯路透社一条发自上海的电讯称，9日早晨万余解放军猛烈攻击了胶州湾彼岸的薛家岛，并指此地仅距青岛30里。

中共一方，前边的青岛攻击战在进行中，后边的城市接管人员也完成了集结准备。1947年开始担任中共临朐县嵩右区委书记的陈波萍回忆：“1949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抽调我到胶东工作时，我身上带着两把枪，一把手枪，一把匣子枪，先从益都步行到济南省委机关取上介绍信，然后经潍县、寿光，一路步行到青岛市委驻地莱阳县温家庄。”陈波萍到莱阳时，胶东区党委已从各地陆续调集了4000多名干部统一进行过集训。他被分配到市委宣传部，因到的晚，未赶上集训，部里就发了一些关于城市政策的材料让他学习。陈波萍1921年出生，淄川县九区傅家镇孙家庄人，1949年28岁，十多年里已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

来自即墨的消息，迅速形成多米诺效应。战战兢兢的青岛城中，危机机制匆忙启动。春暖花开的街道上，寒意从一个人瞬间传到下一个人，整个城市噤若寒蝉。

5月9日，国立山东大学成立应变委员会。设安全、生活、总务3组18股，并成立武装纠查队，由学生代表刁正清、杨颐康等与校方谈判，获得校方保证尽力安排师生员工生活。校长赵太侔答复愿与学生合作，并以美军所付校舍使用租金购买面粉一万袋，运回学校储存，其量可维持在校人员三个月之用，并储备一个月之用的净水。对这一过程，赵太侔在《我的自传》中记述，“经过校务会议议决，将建设专款的美金两万元移作储粮应变经费。应变工作由于全体同学的参加，进行得很顺利，而且因此更增进了师生的团结。”山大应变委员会同时清查全校户口，准备膳食、燃料、消防、防空、救护、警卫、交通工具分配登记和家具保管等。在此前一个月中共秘密情报人员编制的《青岛概况介绍》中，赵太侔等学校主要负责人被认为“对学运采取不理或反对态度”，一般教职员“进步者六、七人，余则大部偏于学术研究不谈政治，极少数为亲美派及反动派”，学生“一般倾向进步，三青团活动不明显”。时国立山东大学有文理工农医5院15个系，教职员300余，学生800余。就学生数量来说，山大在1946、1947、1948三个年度，分别招收了520人、318人、172人，合计1010个学生，1949年4月仅剩在校生800人，流失率接近28%。

己丑春日，万物复苏。山大校园八关山寒冬被砍伐过的树根周围，野草疯狂生长。两只黄鼠狼躲在一堆乱石边上交配，随后闪电般窜入草丛。山的下面，整个学校影影绰绰，像一个幻觉。午饭的时候，太阳把老科学馆窗户上的一排排玻璃，照耀的无比刺目。

山大校园的外面，一些被穷追猛打到了山穷水尽地步的国军残部，在拼命捞最后一根稻草。5月23日，青岛市警察局报告说，由台湾开来的第40军官兵进入大沽路31号驻防，以接运新兵。同时报告40军在宁阳路12号的泰和栈内，架设了无线电台。可不到十天，这些一路奔波的入驻者就再次落荒而逃，连个鬼影也看不到了。抗战结束后几度整编的40军屡战屡败，几个月里经过徐州、安新的战事后，早已溃不成军，到处搜刮兵源以维系一只不死鸟的番号。2月2日拿着八叔给的十块大头从青岛南下的流亡学生张泗清，一路经过上海、杭州、株州、岳阳、衡阳、广州的长途辗转，7月7日抵达澎湖，即刻就被编入第40军39师115团。千百山东知识青年的命运，再次陷入不可知的泥泞之中。而40军军长李振清随后的整肃作为，则让一些人本已十分艰难的生命跋涉，变成了一场地狱般的人生苦难。令人刻骨铭心的白色恐怖，由是开始。

1949年的5月，青岛的命运，与上海的战事走向，紧密关联。在改变区域历史方向的意义上，20世纪中叶这个日趋燥热起来的混乱季节，繁荣的上海时间，也就无从选择地成为了青岛时间。5月12日，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集中发起上海战役。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指示“中共解放军一旦占领上海，美国海军陆战队立即撤离青岛；如果上海打不下来，就再等一阵。”11天后的司徒雷登日记载，“上海仍然继续遭受共军围攻中。美国海军离开青岛。”经过16天被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城市攻坚战，三野在5月27日完成了对上海的完全占领。

20天过去，作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电力消费城市，青岛改天换地的命运，已无悬念。

5月26日，向青岛进发的解放军攻占即墨古城，继而夺取铁骑山、驯虎山、蝎子山等屏障，随后趁势攻下娄山、沧口等工业密集地域。至此，青岛国民党守军三道防线全被突破。青岛大门开始敞开，溃军依次向城中撤退。与此同时，预备参与接管城市的人员也陆续从莱阳向青岛进发，用陈波萍的说法就是，“解放军在前面打，我们在后面跟进。”

这几天里，撤退中的国民党兵在工人宿舍区四处抓壮丁的惊恐场面，构成了四岁的徐培范童年记忆的起点。徐培范的家在四方北岭西南坡四方机厂宿舍，那是一片红瓦平房住宅区，有超过200户人家。徐培范记得几个国民党兵挨家挨户地抓人，并看见带走了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工人。后来徐培范的母亲告诉他，当时不上班的工人大都躲藏在自家的吊铺上。人爬上去，家人再在吊铺入口外面遮上报纸。士兵进来搜索，上面的人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徐培范说，他的父亲那几天就是这样躲过搜查的。

5月30日早晨开始，国民党守军32军252师、266师、36师分别在255师、107师支援下，依次向市区撤退。同日上午，大量等待登船的国民党溃军进入浮山所村驻扎，浮山所小学被迫停课。

5月31日凌晨，国民党252师全部在125师掩护下，向东西吴家村撤退，6月1日下午四点开始登船。6月1日凌晨，50军107师、32军255师经过浮山所孤山口子线，之后分别上船。

5月31日中央社发自青岛的电讯承认，青岛外围的解放军沿胶济铁路向守军攻击，已逼近城区，激战正进行中。次日，中央社通告青岛全日实施特别戒严，市民在炮声中闭门度过端午节，并称城市秩序井然。这差不多是中央通讯社从青岛发出的最后信息了，当这条消息出现在华南国民党控制区几张报纸上的时候，中央社记者已登上撤退的舰艇，开始向青岛告别。

5月31日，山东大学学生自治会召集应变会。当晚学生赶制标语5000份，印刷《告青市各界父老人士书》等传单万余。

改天换地的日子，近在咫尺。

转折点

“上海解放”的消息，刘禹轩是5月26日在一个叫康家新庄的地方听王哲宣布的。作为接管青岛教育五人团队的成员，刘禹轩一行5月20日下午从济南乘坐胶济铁路的接收专车上路，天亮到坊子，再换上汽车继续走，晚上到平度。5月23日从平度出发，花了三天时间到即墨，看见崂山的时候已经是5月27日下午。

刘禹轩的领导，是山东省教育厅长王哲和罗竹风。这两个人是北京大学校友，也都是山东人，49岁的王哲来自沾化黄升乡黄升村，38岁的罗竹风出生在平度蟠桃镇七里河子村。王哲曾进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去过延安，先后在延安大学预科部、华北联合大学政法学院、辽东军事大学任职。罗竹风则在1935年北大毕业后回乡，同乔天华组织过抗日游击队。1938年后其陆续出任《抗战日报》社长、八路军胶东五支队秘书长、平度县长、胶东文化协会研究部长和胶东公学教务长。对刘禹轩来说，这两个人不论是年龄、资历、政治可信度还是学识、经验、人脉关系，都远非一个来自国统区的年轻学生可比拟。这五个人的任务，是接管国立山东大学。

6月1日，夏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刘禹轩在赶赴青岛途中，给南京女友朱文蕙写信说：“昨夜十时许我们到这里来了。汽车路较以前好，沿途的工事、碉堡战壕真多，因为这里是新解放的地区。大概是我的方向弄迷糊了，崂山更近，而方向却由西南而东北了。这个小村叫王家庄，距即墨五里，距青岛则还有八十里。刚才远处响了一阵激烈的炮声和机枪声，现在却沉寂了，不知道是否战斗已经结束，如结束，则今天还可能行军，且可能直达青岛。蕙，这一路所见所闻，对我的教训是很多的。即以昨晚而论，虽然时在深夜，汽车两旁却有不断的人流涌向青岛，有战士，有接收人员，有民夫，有步行的，推车的，骑马的，骑自行车的，坐马车的，一路不断。今晨醒来，村外的路上还像蚁阵似的往前蠕动着这样的人群。这样的力量，蒋介石那一小撮战争罪犯们怎能抵抗得住呢？进军青岛尚且如此，进军江南想必一定是更伟大而壮观了。”

刘禹轩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再次与青岛相遇。1948年8月17日，刘禹轩从上海乘船到青岛，他的第一印象是：“青岛像个什么呢？说它像一幅画是不够的。它是一部五彩电影！南京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庄严，上海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繁华，但青岛，我得说，是超乎我的想象的那么美了。”

6月1日，被安排参与四沧区接管的王桂云等46个年轻人，随军自即墨步行到城阳。中午每人分到两个鸡蛋和三个粽子，午后从城阳起程，继续向青岛方向行进。17岁的王桂云老家文登，之前在莱阳胶东教研会接受了两三个月的学习培训。

同一天，在距离城阳不到20公里的沧口，作为最后一批从青岛撤离美军的一员，Tom Gentry带着一大批照片进入军事机场，解放军已经到达他们背后500码处。Tom Gentry 1946年6月开始驻守青岛，跟海军陆战队一起在FMF COMNAVWESPAC服务。同日，从青岛撤离的国民党军队255师、266师、青年教导总队的船只，分五个时段从大港驶往外海。前线被击溃的残兵用一些小舢板划到外海，登上等候的船只。

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乘坐招商局台北号轮船驶离码头，在军舰护卫下，与其它船只一起远去。这艘台北号轮船，系招商局1946年元旦接收大雅丸号后重新命名的。不过三年，战后在基隆海关码头升起的一缕和平彩霞，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以战争定胜负的形态在青岛海面上重新开启。挥手自兹去，阳光下的潮起潮落，波光粼粼，如同过去把酒言欢的岁月。这一切，与刘安祺们无关了。

但据永盛织造厂的一位女工后来对儿子沈景春的回忆，驻守青岛的军舰并不是一次性全部开走的。她记忆很深的是，6月2日之后，站在东吴家村南山的场院上，还能看到停在燕儿岛前方海面的国民党军舰，好几天没走。

撤离青岛前，刘安祺曾奉命前往绥远路山大校长赵太侔官邸促其同行，但未得见。个中缘由，两年后赵太侔在一份自传材料中记述说，“伪绥署及伪市党部三番两次催促我走，我不胜其扰。也正因为旧病慢性肠炎发作，附属医院尹学熙大夫劝我住院（潘作新大夫亦在场），我就乘机避进医院，校务委托杨教务长季璠代理，因此避过伪市党部之逼迫。”赵太侔在《我的自传》中陈述，“我不能丢开全体员生不管，而一走了之，虽然我也没有力量管，但在危难之际，只有和大家抱在一起患难生死与共。”

台北号轮船抵达台海码头的时候，刘安祺已临近46岁生日。遥望大陆，一片茫茫然。烟雾生腾，弥漫不消。6月9日蒋经国记曰：“本日青岛国军刘安祺部安全撤抵海南、雷州，毫无损失，昆乃不幸中之大幸。”在蒋经国眼里，刘安祺的摆渡人角色，扮演的不错。

但在省立青岛临时中学高五级学生吕实强的回忆中，台北号轮船实际上在6月2日上午才离开大港码头。从6月1日6月2日不过24小时，吕实强、于福山、李中立、徐作舟、董春山、王家俊几个青岛临中学生如无头苍蝇一般，在灵山岛和市区、小港码头之间来来回回，最终在小港码头以加入在那里驻防的青年军208师一个连为交换条件，乘辎重团的大卡车急入大港码头，匆忙登上台北号离岸，四天之后抵达基隆港。

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勤务团的二等兵李云汉，晚年在《云汉悠悠九十年》中证实，十一绥靖区司令部人员的确是在6月2日被护卫着登上台北轮的，目的地是基隆港。同在一条船上，李云汉并不认识司令长官刘安祺。两人的相识和经常性的往来，十多年后经过原第十一绥靖区青年教导总队总队长陈孝祖的引荐，才得以完成。赴台后，陈孝祖解除了军职，在台中的中兴大学担任教授，而后来刘安祺则出任了《山东文献》的社长。刘安祺和陈孝祖两人，都在1995年去世。陈孝祖是老同盟会成员陈干的长子，青年时代曾在青岛日本中学接受基础教育，多年在青岛参与领导国民党青年组织。逝世前，接触过大量过往情报的陈孝祖，曾将1949年青岛撤退的一些从未公开的秘密，告诉过李云汉。

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六团的张曾泽，也在台北轮上。登船之前，他返回青岛市区家中，拜别了父母。张曾泽一家1943年从安邱迁居青岛，那年他还没有完成八联中初中部的学业。“我看看父亲，他一向是个很严肃的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一直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只注意到，父亲的嘴都起泡了。站在父亲后面的母亲频频拭泪，站在母亲身旁的弟弟则楞楞地看着我。就这样，我与家人没说一句话就分手了——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这也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在回家的路上，张曾泽看见“街上行人稀落，门窗都紧闭着，到了家门口，门窗也一样紧闭着。”

6月2日，在青岛成为短暂的静寂之城的同时，刘安祺和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数千人乘坐的台北轮，先行在青岛港起航，开始了失败者的南行告别式。凄然的汽笛声中，港中各船依行进序列，陆续起锚跟进。经历者回忆，第三补给分区司令部和各后方勤务单位所乘的台中轮，紧跟在台北轮后面，与前后船只鱼贯而出。船缓缓开动时，码头上的气氛骤然绷紧，船上船下的人紧张地向东张望，唯恐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一下子出现。直到船队脱离了堤岸重机枪的有效射程之后，甲板上拥挤的人群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头顶上的太阳将胶州湾的海面，照耀的无比开阔。

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从青岛港六号码头出发执行最后撤离任务的，是台湾港务局集中派遣的海轮，有台北轮、台中轮、台南轮、高雄轮、燕京轮和长春轮，载重量都在 5000 吨以上。从其他各码头起锚的船只，多数是海军的登陆艇和招商局、长记公司的一些轮船，总共有 30 多艘。

大溃退风卷残云一般来去，海面上浓烟滚滚。《第十一绥靖区青岛撤运船只实载数》统计显示，不到半个月时间，一次船载超过5000人的国民党军政警员撤退安排包括：台北号载绥靖区司令部及所属各单位5000人，台中号载第三补给分区及所属单位5320人，延平号载青岛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局5690人，中117艇载32军266师7400人，海张号载32军252师11454人，大江号载32军255师9502人，华胜号载50军36师9176人，海宿号载50军军部及107师及319团11000人，海桂号载32军270师5400人，万民号载保二旅及808团5500人，渤海号载青保旅5482人，台安号载第一补训总队7500人，大小船只实载合计122328人。

根据中央社随后的报道，从青岛撤退的23艘船只，7日抵达日本大阪神户，另外20余艘船只则到达广州。6月17日，中央社再从海口发出消息称，青岛撤退部队已抵海南岛榆林港。

刘安祺部青岛守军原有兵力五万人，青岛战役损失7000余，除去逃兵等减员，剩余兵力应在四万出头 ，但刘安祺实际带到台湾的部队，多达八万余人。增加部分，多是动员的青年学生和临时强征的本地壮丁。从青岛撤离的几万非战斗人员中，除去政务官员，也包括许多专业人员和1000多名学生。

自1947年1月蒋经国视察驻防青岛的青年军208师第1旅第1团后，青岛地方长官和208师已多次召集在青岛的各流亡学校校长等团体，研究发动学生从军办法，以让这支诞生于“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一抗战危机时刻的年轻近卫军，能够延续奋不顾身的血性。1947年7月30日，薛心镕担任总编辑的青岛《民言报》，曾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青年军青济区失学失业青年招训委员会招训简章》，大肆征募陷入困境的各地青年参训入伍。而本地公共舆论，对愈演愈烈的征兵却日趋反感，讥讽不断。1948年6月16日的《青岛晚报》曾刊登过一幅《青岛有猛兽》的漫画，中心位置画了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身下碾压着两个奄奄一息的瘦弱男丁，边上父子两人个个惊慌失措，彼此呼叫，唯恐落入其中。一幅漫画，传递出了公众普遍的反战情绪与恐惧心理。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军方抓壮丁已如洪水猛兽，民众不能不胆战心惊，好似惊弓之鸟。

由前青年军203师和原晋军32军混编的青年军103旅，1948年在青岛重建，作为前青年军205师长，刘安祺对年轻人自然不乏号召力与激励经验。但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历史性大溃退的“花絮”，在巨大的改变力量面前，不曾发挥一丁点作用。

不过，作为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兼行政长，刘安祺对青岛一城的眷恋，似乎始终存在。在其晚年出版的一份访问记录中，陈孝祖证实：“撤退前夕，寿公有一个指示，我们要很有秩序地上船，不要使父老受到骚扰，因为我们还要回来，所以要为青岛父老留下一个完整的青岛，不准破坏任何水电设施和生产设施，以免40万人口生存受到影响。”

陈孝祖回忆中的所谓寿公，指的是刘安祺，其字寿如。而40万人口的说法不知所指，似应为青岛核心城区的人口。

小人物

1949年6月1日，西安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五期骑兵科毕业生，战后奉调青岛的陆军上尉刘自铭，以鲁东师管区胶县团管区部员身份撤离青岛。当日，刘自铭携即将临盆的妻子和三岁儿子刘以善登上延平轮，漂泊八天到达基隆港。这一年，这个漂洋过海的河南郾城公正乡宁沟刘庄人，29岁。同在这艘8000吨轮船上的，还有26岁的青岛《民言报》总编辑薛心镕。他的全部家当，仅为一两黄金。

1949年刚刚加入国民党第26军的郎丰津，也是从青岛撤退的一员。郎丰津1923年出生在山东潍县，1941年考取东北大学，1949年甫一入伍便被授予上尉军衔，前脚赶后脚跟着刘安祺从青岛撤离。其子郎咸平说：“撤退的时候每一个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的父亲这个人特别有趣，他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和我的母亲就上路了。”郎丰津自己则在《八十年风雨人生》一书中提到，当时他花80美金租了一个水手的床位，带着怀孕的太太坐了11天的船到台湾。

出生在辛家庄的辛克雨，1949年12岁。他2017年11月在回答志愿者“您见过当时国民党军队败退的样子么？”的口述历史提问时，回答说：“解放前一天是端午节，很乱，他们很狼狈。挨家挨户的翻东西。十四五六的青壮年都带走。有时候一床被都带走。”辛克雨家里有三间茅草屋，住着六七口人。他告诉采录的两个青岛大学学生说，辛家庄“这一片基本都是草房，瓦房很少。像农村一样石头墙，年头多了的。那时候房子修起来也不容易，街道也都很窄。”

辛家庄周围村里，也有自愿出走的。1926年出生的辛美英回忆，“俺一个哥哥就跟着上了台湾，俺妈家的哥哥，他是跟着厂里去的，船厂，跟着船出去的。”辛美英是辛家庄人，18岁结婚，之前上过“也不知道两年还是三年小学”。她对1949年前后村里饥饿的难民群印象深刻：“他们就是要饭吃，也不定住哪儿，也没有地方住。”6月1日，“就是麦子还不熟的时候”，辛美英第一次见到解放军。

辛家庄村民见到解放军的同一天，在十几公里外的城里，撤退的国民党守军闯入警察局仓库，运走七卡车被服等物质，直接在大港搬运上船。据在现场目睹的益都路诊所护士张继兰生前回忆，在大港入口附近，两个手持短枪，大声喊叫着阻拦守军汽车的工装青年，被士兵当场开枪打死，尸体被拖到路边，第二天才运走。张继兰说，两个人很英俊，穿戴干净，似乎一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就在守军抢劫警察局仓库被服的时候，西镇的一个母亲却因为一句气话，丢了儿子。根据王灏远《西镇感旧录》的记述，那天14岁的儿子和母亲拌嘴，被母亲痛骂了一番，一气之下跑去街上，不料自此渺无音讯。母亲等了一天没见儿子回来，就疯了一般到处找。后来有人告诉她，看到她儿子在天桥一带被撤离的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绑上大卡车拉走了。同样在西镇，这一天西大森一个贩卖小食的年轻人，也被撤退守军抓上船，稀里糊涂跟着一群穿制服的士兵出了海，一别经年。

6月1日，太平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大楼里的剩余工作人员撤离，之前被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策反的警卫宋小元关上大门，持枪守卫在现场，等待解放者的到来。战后几年，从葛覃、童世荃到尹君采，在这栋大楼里重温旧梦的国民党青岛市机关，已经走马灯一般轮换了好多掌门人。

不到五个月前的1月13日，新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尹君采接替辞职的童世荃，在最寒冷的日子里抵达挤满104万居民的青岛，四天后，这个末代党代表在太平路的大楼里匆忙就职。尹君采所要履行的是一份注定不可能完成的职责，因为这时候，离着他所服务的暮气横秋的国民党在青岛的末日，已屈指可数。

作为“城市之门”，宋小元1949年6月1日守卫的前海这栋大楼，曾两次成为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办公场所，见证了国民党20年间在青岛的多舛命运。这里最早在1913年属于李梅荪产权地块，1922年成为鲁大矿业公司地产，当年因欠债抵押给刘子山的东莱银行，变成刘子山住宅，一年后因潮湿刘家搬离，陆续在1926年租赁给美国海军俱乐部，1929年租赁给城堡旅店。1930年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迁入。不料，一年半后的1932年1月9日，青岛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以《韩国不亡，义士李奉昌刺日皇未遂》为题报导樱田门事件，遭到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抗议。报社按照日方要求道歉后，日本侨民又对报社所在地和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大楼进行多轮破坏，造成两楼被焚毁。太平路市党部大楼1月12日晚上被纵火焚烧，大楼内部结构及阁楼被焚毁。事发后，国民党市党部迁往栖霞路办公。1934年，刘子山之子刘少山赴青岛处理大楼修复事宜，按照他的意见，大楼阁楼和四个塔冠被拆除，整个大楼改为平顶。修复后，东莱银行以每月700银元的价格将其出租给中央银行青岛分行。1938年青岛沦陷后，这里成为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再次进入这栋大楼，是1945年战后。这一次，青天白日的旗子在大楼里悬挂了三年多。

1949年6月1日晚上，空荡荡的党部大楼里只剩下宋小元一个人。陪伴他的，是警察局统一配发的一支半自动步枪。枪身上，没有一丁点火药味。

入城

6月2日凌晨，中共华东局山东分局统领的解放军部队分三路进军青岛市区，西路沿胶济铁路两侧东进，中路自李村进击，东路占领沙子口，而后转向浮山所、八大关。上午10点，水清沟南山的守军最后据点被 95师285团攻克。与此同时，94师281团从李村攻占浮山主峰。中午12点，三路攻击部队会师沂水路政府大楼。

6月2日上午，最后撤出浮山所孤山口子线的国民党守军266师798团、36师107团残部，在解放军的追击下一路狂奔，当日下午2点30分登船离岸。

6月2日拂晓，王桂云等46人在流亭杨埠寨村的住宿地整好行装，准备出发。前夜楼山激战，枪炮声震耳欲聋，午夜后才停止。随后，接管人员背上背包，带着柴草和干粮袋，夹在军队中间，向市区行进。王桂云讲述说，路边的庄稼和果树长势良好。到了楼山，建筑物上的枪弹痕迹已清晰可见，山上的暗堡群附近，农田里将熟的小麦成片倒伏。进了板桥坊北卡子门，是营子村，很多平瓦房，到了大马路，多是两层楼房。橡胶厂的大烟筒，直冲云霄。来到沧口时，太阳刚刚露红，天已经大亮，朝霞放射出光芒。

6月2日早晨8点左右，张迪勋所在的部队进入吴家村，上午到达华阳路五号炮台。在张迪勋的记忆中，马路上空无一人，随后部队全体休息，喝着水，拿出烧饼啃。这些烧饼是出发时每人随身携带的干粮，几天下来时已经很干。这是张迪勋在青岛吃的第一餐。一个多月前刚过19岁生日的张迪勋，出生于在平度城东关，七岁随家人迁居城郊李家疃村，1947年6月考入华中建设大学，同年8月29日参加解放军，加入胶东保卫战。

参与攻城的32军通信员梁同山回忆，6月2日清晨追击到沙子口，看着溃敌坐着军舰出海逃窜，一小股没能登上军舰的士兵则乘卡车逃往市区。“我们从沙子口一路追到北仲家洼，卡车没了踪影。等我们到台东一路时，道路两边已经聚集了很多市民、学生……”梁同山18岁参军，最早在八路军胶东军区所属部队，后来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2军94师280团2营6连，1949年6月时不到21岁。

6月2日，第一批入城的队伍分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军事单位，青岛军管会及其率领的地方干部是第二梯队，军管会粮食处秘书毕可瑞在第二梯队。6月2日一早，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从即墨营上附近向青岛进发。上午10点左右，第二梯队的车队到达沧口楼山后一带，前面通知，敌人逃向码头，尚未撤完，暂时休息。停留期间，毕可瑞发现前面虽然打扫过战场，但仍能看到血腥痕迹，有些尸体还没有搬走。11点半左右，上面通知说敌人全都逃上船了，毕可瑞这边等待的人员于是赶快上车，开始入城，汽车直接开到广西路财政局门前。

张迪勋所在的部队上午从五号炮台向西镇进发，到西镇，十里地的路上已是人山人海，张迪勋记得楼上还有人撒花。近中午到西镇，部队做饭吃午饭。

6月2日10点，新华社播发少年生活在青岛的随军记者台旭青岛前线急电：“青岛前线人民解放军，连日乘胜追击青岛匪军。1 日，我军占领青岛市正东40 里的重要港口沙子口。2 日拂晓，我军向青岛继续进击，先后占领了青岛市重要工业区沧口及其以南的飞机场，以及东边的李村重镇。现我军已将青岛残敌压缩至三面环海的牛角尖端，青岛市区已在我军炮火射程之内。”

6月2日下午3点，以中共滨海区公安局副局长身份参与接管警察局的周鸿恩，到达湖北路警察局大院。他看见，“院内焚烧档案文件的残火仍在燃烧，各办公室房间门开柜倒，一片狼藉。”

来自莱阳胶东邮电管理分局的江洪滨，也在入城的队伍里。江洪滨1928年1月3日出生，小时候在家种地。1947年春天参军，培训了两个月，被分配到海阳邮政局。1949年春天和济南邮电管理局的人一起，开始在莱阳做接管青岛邮电局的准备。

江洪滨说，他们是“走着过来的。头一天的晚上我们宿在即墨城附近，一个村子，晚上在那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往青岛这边走。那时候我们在莱阳聚集了有三个月，学习舆情形势。我们邮电局进青岛这帮人，叫武交队，武装交通队。”

6月2日早晨从即墨走，江洪滨的队伍十点来钟到仙家寨，在那等着，听命令。等到下午三四点，从仙家寨开始往城里走。到了楼山后的板桥坊，走到了沧口，差不多太阳就快落了。6月天长，天黑得晚。走到水清沟的一片庄稼地里，休息，吃饭。

江洪滨跟随的队伍大约有100来人，里头有武装交通队的30多个，三个班。再有通信排、架线排，也有三个班。再就是接管邮政业务的人员。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三天吃的，都是之前在莱阳准备的。因为出发的时间一直不确定，就准备了好几次，先期吃的东西坏了，接到命令就再做些饼。

晚上天黑了，江洪滨跟着走进了青岛。他们是被潜伏的地下人员领着进去的。“我们都不知路，就跟着走”，夜里大概10点来钟，进入堂邑路的邮电局。

当天晚上，王桂云一行46人被安排在国民党四沧区分部办公室住宿，打地铺睡了一夜。而梁同山所属的32军一部，入城后则露营在锦州路。他回忆说，“我们二营六连被安排在锦州路露营，四连、五连在吉林路小学操场露营。考虑到刚刚解放，国民党部分残留部队和特务仍妄想实施破坏计划，为提高警惕，当晚我们都是席地倚墙而睡的，随身带的铺盖卷就没有打开过。”

随部队进入西镇的张迪勋，傍晚被安排到一个大屋里，在地上倒头就睡。睡觉前，张迪勋发现地上白白的。

6月2日夜里，新华社随军记者台旭再发电称：“中国沿海著名良港、华北重要工商业城市青岛，在我军连续进击下，于今日12时正式宣告解放，残敌从海上逃窜。”

同一天，名义上的代理青岛市长孙继丁，与溃逃的国民党守军一并登船离青。在登船的人群中，还包括兵工厂王姓电工夫妇和他们四岁的儿子王正琛。这个孩子，后来改名凌峰。四十年后的1989年6月2日，凌峰用一部片长一小时的纪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返回了自己的记忆起点。

在纪实文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作家龙应台引用英国驻青岛总领事的日记，平静记录了6月2日发生在青岛的“改天换地”。从上午10点到晚上，“共产党”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词：

刘将军大约在9点45分启航，留下了两千人的部队在码头上，无法上船。爆发大规模骚动。

10:30 共产党进入四方区。

12:00 共产党抵达码头，占领海关，骚动立即终止。

13:30 更多共产党穿过高尔夫球场……

14:00 得报告，两千被遗弃之国军强迫一挪威籍运煤船载送国军离港，本领事馆居中协调，与该国军指挥官谈判，拖延谈判时间，以便共产党有足够时间进城，问题自然解决。

16:00 共产党占领中国银行与中央银行。

16:30 共产党从四面八方涌入青岛。

18:15 共产党占领政府大楼，但尚未将国旗降下……显然他们没想到占领青岛如此迅速，他们人还不是太多。

两颗手榴弹

6月2日早晨，刚刚洗完脸的李村师范简师四年级甲班学生韩专德，第一次看到解放军。他在当天日记中记录：“解放军来了，我的确做梦也想不到如此迅速……”韩专德2009年回忆说，惊慌过后，校长王桂浑把留校同学召集到操场，讲在新时代应有的态度，希望大家能更加努力充实自己，更好地为大众服务。当日校长拿出自己一部分薪水，嘱咐伙房给同学们做了一顿猪肉包子。韩专德由是慨叹，“我记得那是我上学吃的第一顿猪肉包子，真香啊！”

李村师范所在的李村，是三路攻击部队的中路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西边一路，沿胶济铁路两侧东进，东路占领沙子口后转向西，韩专德6月2日一大早在李村师范校园看见的解放军，正自李村向西南进击。东北三个方向的压迫式合围追剿，最终将守军残部赶鸭子一般驱入城市最西边的青岛港，那里是溃军逃生的唯一海上出口。当天，撤退守军和进攻者之间，最小的时间差不过三小时，距离三十华里。

沧口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第六棉纺厂16岁的女工燕秀芳回忆，6月2日她上中班，早晨在家听说解放军从北边进来了，就和父母、弟弟拿着梯子到靠近路的墙头看，“看看解放军是不是红鼻子红眼”。燕秀芳对解放军的第一印象是“看着也挺乏的”，她说他们背着行李包，唱着歌儿，身上有土。燕秀芳的父母都在中纺六厂上班，这个厂的前身是日本钟渊纱厂。过了中纺六厂向东南不远，是沧口飞机场。一天前，最后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从这里撤离青岛。爬着梯子看解放军过来的时候，燕秀芳确信他们不是红鼻子红眼。

6月2日上午，那位家住东吴家村的18岁永盛织造厂女工，跟着一些大人在村头惶惑地看解放军进城。她回忆说，部队从洪山坡方向跑来，三五成群，每跑一段路，前面的战士就在高处点一堆火，好像告诉后续部队到达的方位。

在辛家庄村里，辛克雨看到了解放军进城。他描述说，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你打我打，是解放军撵国民党军队跑。东边听见一阵枪响，跟表演似的，一会又不响了，过会再一阵枪响。国民党啥也顾不上，就跑。头一天端午，国民党还抢东西抓人。青壮年都在野外藏在麦田里头趴着。辛家庄靠海边，陡的地方有洞，当地叫花子洞，很多人都躲在那里面。国民党军跟着送饭的人，进去一抓就能抓到。辛家庄被抓走的三四个人，大部分是在那里，在麦子地里抓去的不多。辛克雨大伯的孩子，叔伯弟兄，都是从洞里抓去的。辛克雨说，一艘军舰就停在海上，国民党军和被抓走的人，都上到了这个船上。

辛克雨说，辛家庄这个地方消息闭塞，不大有人知道解放军，都叫八路军。刚进来的时候，八路军穿的是灰色的衣裳，不是黄色的，打着裹腿。那天把国民党撵跑以后，他们就在辛家庄打粮食的场院里休息。

辛家庄和浮山所相邻。苏世利回忆，国民党军“看见个人就抓，有抢的。浮山所，十个八个的有，被抓走了。”苏世利说，开进浮山所的解放军是一个团，“一个团兵都在这儿”。在浮山所的解放军士兵，没到过城市，也没见过电灯，一个吸烟的老兵将烟袋装上烟丝，对准电灯泡一个劲地吧嗒着点烟，最后将灯泡捅破了，也没点着烟。20岁的华东警备第4旅文印组缮写员王枝功的感受，印证解放军城市经验的普遍匮乏。他说，第一次进城，觉得城里的一切真好。

同一天，家住仲家洼的柳植棠也目睹了部队进城的情景。上午，有人喊国民党跑了，大家蜂拥出门，冲进一个粮库抢粮。这时候跑过来几个解放军，进了仓库大声喊：“大爷大娘，别抢了，现在这是人民的东西了，国民党被打跑了！”受派遣以国民党宪兵11团第2营（青岛宪兵总队）宪兵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地下人员郝铭盘回忆，6月2日当天“听说有人在哄抢位于利津路的敌军遗弃粮库，我立刻和徐学江拿着两颗手榴弹赶过去，在粮库墙外，投放两颗手榴弹，驱散了哄抢的人群，使粮库避免了损失，当日被军管会接管。”

家住江苏路的于桂芳回忆，6月2号上午父母说，晚上听着枪声了，说是有人贴标语，大概还没撤退的国民党就打他们。于桂芳说小孩睡得比较死，没听见。那一天解放军进城的时候，从热河路上来，每个人都背着行李包，边上还挂着一个喝水的碗，穿黄军装。热河路坡挺大，上来是十字路口，一块很大的平地，那里有碉堡。于桂芳的弟弟比她小三岁，爬到碉堡上看，她和姐姐就站在马路边儿上看。队伍上来时候，看的人不是很多。走上来以后，往胶州路下边儿走的时候，他们开始唱歌，走着唱歌，看他们比较疲惫，挺累的，但是很精神。

累并亢奋着，贯穿在6月2号这一天占领者绵延不绝的入城道路上。愈向城里，疲惫的光荣就显现得格外强烈，直到尘埃落定。呼啦一声，城市就装进了一杆步枪支撑的梦里。原来，家乡的泥土和柏油马路之间，近在咫尺。

家住黄岛路的王玉贞回忆，那一天她看见解放军都坐在胶州路的大马路上，抱着枪，倚着墙睡觉。她说，这些兵不一样，不进门，也不抢东西。

6月2号上午，王伟华和五姐王岱华去谷香村吃面的计划，被打乱了。两姐妹住在伏龙山下，父亲王建义是青岛农民银行的行长，家里有汽车电话和帮工。这一天的早晨，五姐王岱华接到一个叔叔的电话，邀请她俩和弟弟到谷香村吃排骨面。

依照约定，姐姐王岱华背上弟弟，后来跟着王伟华，无忧无虑地朝谷香村饭庄方向去。走到江苏路和莱芜路交叉口处，忽然听到一阵防空报警笛声。姐姐王岱华一时慌了手脚，背着弟弟就朝观象路跑去，王伟华在后面跟着姐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父亲工厂在北京路的营业部。临街的门已经关了，王伟华和五姐一边大声叫着，一边使劲拍打大门。

门打开。营业部的一个伯伯连推带搡地把三个孩子拉进屋，然后关紧大门。屋子里鸦雀无声，只听见王伟华姐弟三个“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王伟华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听见外面“刷刷刷刷”很多人走路的声音。营业部的伯伯叔叔悄悄拉开大门上方的一个小窗，小声嘟囔着“来了，来了，都进来了”。王伟华踮起小脚，伸着头，用小手拨拉着人群，嚷嚷“我也看看，谁来了？”一个伯伯将她抱起来，让她把脸贴在小孔处。王伟华看见身穿绿军装的大队人马，蜂拥而过。

王伟华疑惑地问伯伯：他们是谁，从哪里来的，来这里干什么？她得到的回答很严肃：他们是解放军，从农村来的，要赶走蒋介石。

6月2日中午，在胶州湾海口一片汪洋之中，青年军通讯兵张曾泽站在台北轮的甲板上，清楚看到了馆陶路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所在的建筑，它的隔壁就是张曾泽家。张家在三楼，海上眺望清晰可见。

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大楼的前身，是日本建筑师三井幸次郎设计的青岛取引所，一家证券、股票、货币、期货交易机构，战后被接管解体。1946年3月青岛警备司令部驻入，1948年1月升格为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面积超过18000平方米的建筑体量巨大，三层高的科林斯廊柱顶天立地。不过，6月2日中午张曾泽在台北轮甲板上看到的绥靖区司令部大楼，是建筑面向后海码头的背面，与张曾泽家的房子一街之隔。在起伏的海浪中，城堡一般凸立的司令部大楼上下颠簸，而周围包括张曾泽家在内的成千上万个房屋的窗户，像一只只眼睛，死死盯着一场正在码头上演的闭幕式。

这个时候，一艘船和一个家的距离，已仿佛隔着千山万水。海边，一群海鸥噗噜噜飞过来，噗噜噜掠过去。空气中散发着浑浊的煤油味，任海风吹涤，挥之不去。

张曾泽知道，他的家人此刻一定在注视着海面上升火待发的船队。他不知道的是，此刻家中餐桌上的一杯茶，究竟是冷的，还是热的。

这一天，守望与离别，恐惧与期待，陌生与想象，度日如年与一日千里，交织成一锅粥。

这一天，可以证实的变化是，一个孤悬之城的冷与热，终于抵达了临界点。

没派上用场的地堡

几十年后，从孩子变成老人的“大小姐”王伟华，对1949年6月2日的表述，言简意赅：“解放青岛的那一天，是平静的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拉起了警报。不一会儿，解放军便进城了。”

城里的人，并没有经历枪林弹雨，一个旧时代就结束了。住龙江路10号的郑宝珩回忆说，“没打仗，就在外边儿，一宿之后，治安非常平稳，国民党跑了，共产党就进来了，青岛解放没有一枪一炮。青岛原来不大，就到黄台路那里，居民都没受到伤害，就一夜之后说青岛解放了，换成共产党了。”郑宝珩是河北人，1930年出生，1936年跟随开鞋店的父亲来青岛，1948年高中毕业。1949年6月2日的青岛战事在他的记忆里，是龙江路那儿几个没派上用场的地堡。

家住合江路1号山东大学第二公舍的邵名堉，也没看到战斗场景，他记得，国民党军队突然就没了，“原来也不是满街跑，但是能够见到他们的军官，带大官帽子的，在街上，后来就不见了。发现前海的军舰，也没有了。这个时候解放军还没进来。解放军进来那个时候，应该是从辽宁路，大连路一直往前海方向走的，拿普通的步枪，到一个路口还匍匐前进，就弯下腰，后来就再往前跑，最后一直到太平路前海沿，上团岛，东就上鲁迅公园。”邵名堉1933年出生在青岛，父亲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毕业，1930年代初自山东大学、北平艺专一直跟随校长赵太侔，战时辗转进入西南联大，战后参与了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的前期筹备。邵名堉是1946年被父亲乘飞机从济南接回青岛的，因为当时胶济铁路已不能全线通行，从天上飞行是迫不得已的办法。解放军入城的时候，邵名堉16岁，是市立中学的高中学生。当时他的父亲因为与山东大学训导长刘次箫的矛盾，已离职赋闲。在青岛山下的街道上，拿着步枪“匍匐前进”的解放军，构成了邵名堉对征服者的初始记忆。

6月2日上午9点，福隆绸缎店的尚友贤在金口路家里听到一阵阵汽车声。他跑到院子里的西墙边，透过镂空花墙趴着往外看。尚友贤家的西墙外是当时青岛唯一的网球场，再往西，就是市立女中的操场。尚友贤回忆，“我就看着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拉着国民党军队，从太平路向东，顺着二中门口，向着莱阳路8号，也就是鲁迅公园的方向去了。每个路口都有当兵的，扛着枪站岗。车队过去之后，岗哨就全撤了。又过了很长时间，这些卡车就空着从莱阳路8号方向原路开回来了。我感觉这些车不大一样，像是征用的民用车，但是隔得远，又看得不是很清楚。过了一个来小时，我就看见来了穿土黄色衣服的部队，我想这肯定就是解放军来了。可能是经过了长途跋涉，我感觉到他们有点疲惫。我记得在这个过程中没听到枪炮声。”

家住西镇东平路德兴栈的王振忠，对6月2日中午的“死亡之城”记忆深刻。王振忠1926年出生在日照涛雒，晚年的时候，他给晚辈描述，“上午还能零星听到几声枪响，到了中午，外面就没有一点儿声息了，家家户户紧闭着大门，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房子里死一般寂静，桌上掉下一根针也听得见。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有陌生人挨个里院敲门，说八路军进来了，不要害怕，大家都出来吧。人这才松一口气。”第二天上午，王振忠听说八路都在云南路，就跑去看，结果看见满马路都躺着人，穿着黄绿军装，拿着抢。居民一层层围着看，马路上困乏不堪的人被看烦了，就说不是“红胡子绿眼睛”吧？

在郑宝珩、邵名堉、尚友贤们屏住呼吸的窥视下，沿着辽宁路，大连路、合江路、龙江路、金口路、太平路，穿过铁路线到云南路，解放军攻击部队的入城路线在6月2日傍晚逐渐清晰。士兵进入了一些重要的城市目标，并没有过分惊动居民，也没有扩大警戒范围。一些偏僻街道上，到晚上也没有出现占领者的身影。

家住北仲家洼的崔志刚，也一直称入城的解放军为“八路”。他1935年12月出生，祖籍就在青岛，1949年6月在台东六路小学上四年级，14岁。他对这个夏天经历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到了晚上，八路军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进城。老的晚上能听到小车推着东西，那个小车是一个轮，木头车，刹车的时候就是两个木头挤着轱辘，吱一声就刹住车了。晚上，就听着这个车响，说八路军进来了，要有变化，你快别上学了。”

当天晚上，崔志刚远远看到村北头树下一个卖烟酒的小铺，有两个八路军站在那里，像是买什么东西，就跑过去看。他俩买了烟，要给钱，卖烟的老头不要。崔志刚说国民党时候，老头习惯了当兵的不给钱，你要是跟他要，他就找你麻烦。所以八路军买烟，他寻思也是当兵的，就连说不要，拿着抽吧。八路军说，大爷，八路军买东西一分钱都不能少。好说歹说，老头才把钱收下了。崔志刚说，这是他在现场亲眼见到的。

崔志刚讲述，解放军还没进来的时候，利津路有一个粮食仓库，大米一垛一垛的，许多人就跑去抢粮食，大米在路上撒的到处都是。这一抢，就是一天。第二天，崔志刚几个小孩约好去看，去了以后，发现仓库已进去了解放军，一个当兵的，很年轻，站在墙上吆喝，让人们赶快离开。人群就往外跑，人出来，仓库门就关上了。崔志刚去的时候，早晨七八点钟，看到马路边人行道上，穿军装的战士在躺着睡觉，看样子往城里进的时候，一夜都没睡觉。崔志刚说，“过去一看，睡的呼呼的。累了。”

崔志刚还经历过一件事。解放军刚进来那一天，晚上听着小车响，这时候看着一个国民党当兵的，背着枪，穿着军装，沿着街边跑。一边跑，一边把帽子衣服全脱下来，扔到墙边人家种扁豆的架子里边。但是枪他没撂，背着枪往南跑。崔志刚说，八路军不是一下子都进来的，陆陆续续进。那一天他跑到海泊桥看八路军“满屋子搜人”。这些八路军没穿军装，都是十七八，二十来岁的青年。

大路歌

6月2日第一批进城的接管人员中，有带了“两支枪”的原新华社冀察支社记者林明。他的任务，是接管无线广播电台，并在进入青岛的第一时间开始播音。2013年夏天，林明用了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在青岛台南路家中向口述史采集者讲述了他经历的1949年青岛之夏。接受本地学者臧杰和赵夫青的采访，是林明生前最后一次完整叙述自己的经历。三年后，林明逝世，终年93岁。

林明原名丛祥滋，1923年生于山东文登，县立第一小学毕业后进入威海公立第一中学，不到一年转入烟台省立第八中学。1935年初中没毕业，开始参加抗日活动。1937年9月林明来青岛，在沙子口加入东北军，经历过淮河战役、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等。1939年春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和工作。对这一段经历，林明概括成了几句话：“十四岁我就出来了，一出来就打仗，紧张得不得了。抗战胜利后，大家都高兴极了，别人问我们‘胜利以后，打算干什么？’我们一致的意见就是先睡三天觉。八年抗战，我们没有一天是放心睡过的。”

1945年后林明调任新华社冀察支社记者，参与创立了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并任台长。“大反攻时，我是新华社冀察支社的记者，我们记者团随部队打进张家口，因为进驻大厅的电灯不亮，我找到了断路的地方，把它修好了。在烟台中学上物理课时，我照着老师讲的做过一个矿石收音机，后来父亲和哥哥为了宣传抗日，还弄了一个直流收音机，所以我对电懂一点常识。我们新华社的领导就认为我是这方面的人才，就让我去接管日本的那个广播电台（日本人叫它放送局），创办了我们解放区第一座现代化的广播电台，就任了第一任台长。”

林明参与接管青岛，是因为伤痛。“我在平北抗日根据地一次突围战中受了伤，天气一冷，我的伤腿就疼得厉害。我在张家口医院曾让一个日本大夫医治，这个日本医生说，治你腿最好的办法就是到海里洗泡，然后让太阳晒干。那时我才二十三岁，很想保住腿，就请示上级，后经中央北方局批准，我就从晋察冀回到了胶东来疗治。”

接下来，攻击青岛的战事全面展开。“大反攻后，中共开始接管城市。我的腿可以拄着拐活动了，就要求工作。在胶东区党委，遇到我哥林江生前的同事张干。他看了我曾在张家口电台的履历，就让我留在胶东，等着接管城市电台。最初华东区给我任务是养好伤去上海，但胶东把我留下了，安排我担任青岛电台接收队副队长兼支部书记，队员有杨洁等七八个人。”林明报到时，接收队已经组成，队长是原《胶东日报》编辑部主任于梦尤。

女队员杨洁是播音员，1929年出生在湖北麻城，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参与接管青岛广播电台时刚好20岁。

5月26日，林明和电台接收队离开莱阳驻地向青岛进发，行进时间与作战部队严丝合缝。他叙述说，“6月2日，近午时到达沧口，登上大卡车，在枪炮声中向市区方向时急时缓地行进，下午二时左右，到达胶州路中山路，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当车队行至中山中路南端，电台接收队转路西行，几分钟就来到朝城路广播电台大门前。此时，军管会派来的一个排的武装警卫在那里守护。”

这时林明看了看表，时针指在15时40分。

两个小时后，天还亮着，一个新的无线广播声音从青岛发出。“大约下午5时半，以杨洁从济南带来的聂耳《大路歌》为开始曲，她播出了‘青岛人民广播电台XGDP’这座新生电台的呼号，宣布人民广播电台的诞生。”

富有强烈节奏感的《大路歌》，是1934年聂耳为电影《大路》写的主题歌，词作者孙瑜，显现出“为了活命”的筑路工人筑造自由之路的顽强毅力。长箫与风铃配合的合唱声中，一连串的“哼呀咳嗬，咳嗬咳”节拍由远至近，如泣如诉：

“哼呀咳嗬，咳嗬咳!

哼呀咳嗬吭，嗬咳吭！

大家一齐流血汗，嗬嗬咳！

为了活命，

哪管日晒筋骨酸，嗬咳吭！

合力拉绳莫偷懒，嗬嗬咳！

团结一心，不怕铁滚重如山，嗬咳吭！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

我们好比上火线，没有退后只向前！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

哼呀咳嗬咳，咳嗬咳！哼呀嗬咳吭，嗬咳吭！

哼呀咳嗬咳，咳嗬咳！哼呀嗬咳吭！”

接下来，20岁的杨洁以一种本地人陌生的语调，发出了第一条“新青岛”的消息：“青岛同胞，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刚接管的无线电台，改名为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在林明的记忆中，在现场的每个人都十分激动，一个人握住他的手连说“太好了，太好了！”

随后，杨洁播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青岛市军管会的各项命令。

当晚，全市灯火通明。

发生在这个历史性时刻的青岛行状，被滞留火车站旁三义栈客店的贾植芳记录了下来。他的散文《美丽的早晨》和《欢迎人民军队》，成为了一个新生城市的开幕词。与此同时，由王哲、罗竹风、高剑秋三人组成的军管小组进驻山东大学。军管会文教部长王哲宣布：山大从此以后变成人民大学了。刘禹轩回忆，“6月2号解放那一天，我们就到了青岛，到了山东大学来接管了。接管负责人是军管会文教部大学处的处长罗竹风，他带着20来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最年轻的一个。”

第二天下午5点15分，刘禹轩在到达青岛的第一时间，给女友写信报告了他的神奇经历：“六个钟头之前我还在王家庄给你写信，现在却是在青岛，而且是在山东大学，给你写信了。而且，现在之五时三刻是看着我自己的表而知道的。半年又七天之前离开青岛时我把这表留给一个同学，今天一进山大碰见的就是他，这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了。”

6月3日，新华社自济南发出电讯称：“重要商埠青岛已于二日解放，守敌登船南逃，市内秩序良好，该地与北平等地电讯联络已于本日恢复。青岛解放后，山东省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已控制了北起辽宁，南达浙江的全国海岸线的大部。”

青岛确实不一样了。如同一瓢被热情烧开的水，逐渐沸腾起来。

新面孔多起来

持枪守卫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的宋小元，在现场守候到6月3日上午。等接管人员到达后，他打开大门，上交了枪支弹药，独自走回家去。仅仅一天时间，他经过的街道俨然换了人间，气氛已迥然不同。

街道上，穿制服的新面孔多起来。城市恢复运转的调度者，是全面负责接管事宜的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时年29岁的军管会办公厅秘书方俊回忆，“当时参加接管的干部有3000多名，我们是分三批陆续进入市区的。那天的场面可真是壮观。每个接管干部提前换上干净衣服，排着整齐的队伍尾随解放军大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市区。”方俊说，“青岛解放前，胶东区党委与统战部组织了一批地下工作者，历时半年摸查青岛市内情况，并将收集到的各类情报汇总编印了《青岛调查》，这本书可谓包罗万象、细致入微，为接管青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方俊原名陈美珠，江苏吴江芦墟人，是青岛军管会主任委员向明的妻子。时年40岁的向明原名巨同璞，山东临朐北博崖村人，1925年到青岛谋生，曾任教李村乡区枣园小学，1932年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1943年与方俊结识于苏北盐阜。1948年2月，向明调任中共胶东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方俊为胶东区党委秘书。

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5月24日成立，向明以中共山东分局第二副书记身份兼任主任，胶东区党委书记赖可可、32军军长谭希林为副主任。之前中共胶东区委以青岛市教育研究会的名义，从胶东各地陆续调集了4548名干部，分为政法、财经、教育、工业等若干大队，在莱阳大埠村进行了集训。军管会成立之初，下设市政、公安、文教、卫生、后勤等16个部和办公厅及外侨事务处。6月2 日陆续进城的周鸿恩、林明、杨洁、刘禹轩、毕可瑞、王桂云等等，都是军管会各个部门领导的年轻接管干部。

分配到宣传部担任干事的陈波萍作为第二批接管干部，6天后也抵达青岛。他回忆说，“6月8日随队进入青岛，我们步行到城阳，然后从城阳坐火车进入青岛市区。”

陈波萍到达的时候时，城市已进入紧张的恢复作业。6月3日，胶济铁路青岛至城阳段恢复通车；6月4日，全市恢复供水，电话线全部修复，同日随中共胶东区党委迁入的《胶东日报》驻进上海路6号原《民言报》旧址，次日开始在青岛出版；6月5日，部分公共汽车线路通行；6月6日，电报局恢复营业，同日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本位币，金圆券以20万元折人民币1元；6月7日，《胶东日报》在一版登载《大众日报》社论《庆祝青岛解放》，同时发表《青岛解放的过程》和《青岛解放的当天》两篇通讯；6月10日，全市实行全日供电，纺织厂开始复工。

6月12日山东分局向华东局并中共中央发送的《青岛市接管工作综合报告》显示，6月2 日晚上，曾发生9起群众性抢劫风潮，部队未及时到达的数处仓库被抢，面粉厂面粉被抢一部，哄抢过程中，发生了10余人的打挤踏死伤。报告记述，到6月3 日晚上，哄抢风潮已被制止，3 日一夜平安无事，4日市内秩序开始恢复常态，学校复课，商店陆续开业，部分工厂开始复工。6月5日，刘禹轩在日记里记述了一个发现：“回山大不久就同田丹、王迅、孙更生、锦铭等同志由山大保管股二职员引导查阅仓库。山大仓库共十余个，存贮的都是些美军的剩余物资，如车轮、机油、铁器、电线、水箱、DDT之类。”

看上去，城市新生的开端，有条不紊。

忙碌和奔波，成了1949年这个初夏接管人员的关键词。6月6日，刘禹轩在给女友朱文蕙的信中说：“这两天忙于接客拜访，校友都见了。军事管制时期我们工作人员要军事化，无事不得随便外出，所以这两天我一直留在山大，但知道我来的女中学生一簇一簇来看刘老师，竟日不绝，情景使我非常感动。山大几个较熟悉的教员也还没去拜访。”同一天，刘禹轩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女中学生的相聚情形：“锦铭说，早晨的生活检讨会上有人认为我们两个的自由主义空气太浓厚了。早饭后罗督学叫我们两个谈到这一点，同时女中学生一天几帮地来看我们，大家办公、休息、会客、开会都在一起，觉得很不方便，最好找一个机会到女中去和她们作一个总的见面，免得以后麻烦。这其实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于是就冒着小雨到女中去。先见到了杜颖（王玉珍），然后在体育处见了俊芳、薛丰亭先生。这时学生就大批涌来了。我随着她们到楼上去，先到高五三，次到高五一，最后到高五二和她们讲话，谈些出走的经过，时代的认识之类，孩子们都非常感动。她们的教室都换了，行列当中也添了几个比较生疏的面孔。”

当天，刘禹轩在女中高五二班通过亲身经历，讲到蒋管区的腐败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他以悲惨世界的故事说明，自己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最后，刘禹轩对女中的同学们说：“不是我对不起蒋介石，而是蒋介石对不起我。”

军管会宣传部工业宣传科干事陈波萍，被派到各企业进行调研，了解产业工人的思想活动情况。他晚年回忆，“我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大厂子，先后到国棉二厂、国棉三厂、国棉五厂、国棉六厂等调查工厂运行情况及群众的思想状况。二厂、五厂、六厂去的最多，情况最熟悉，二厂的军代表是王军、副代表是王竹轩。每个厂的军代表都非常配合我的工作，我分别找军代表与工人谈话，了解情况并宣传党的政策。然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加点撰写调研报告，及时上报到宣传部，为市委、市政府提供第一手真实资料。”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更多的接管人员很快被填充进来，这其中包括从胶东军区武装部后勤部调来的李生信。他的任务是接管西镇的一个骨粉厂，工厂把骨头砸碎了当肥料。在他的印象中，“这个厂什么都没有了，就接管了一个空地方，有些房子，有些大缸。大缸是做肠衣的，就是现在吃香肠那个肠衣。”

雪亮的眼睛

6月12日，在青岛的地下工作者郝铭盘接到上级命令，到新组建的青岛市公安局报到。因为郝铭盘曾在宪兵十一团当过宪兵，便被安排干侦察员，协助部队肃清潜伏的敌特人员。白天他身穿便衣，走街串巷，到以前了解的敌特分子住处周围，观察他们是否仍在原处，碰到眼熟的可疑人员，就暗地跟踪到其藏匿地点，一旦确定，晚上立刻组织抓捕。

之前当交通员数次来往于黄县和青岛之间的张克嘉，进城后从事着和郝铭盘类似的工作，不过工作方式更隐秘，潜伏时间更长。他晚年回忆说：“我们解放后没公开，在公安局领导下做秘密保卫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局发现哪里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搬家到这儿来住。就当邻居，就观察，哪些人跟他有接触，接触的是谁。一开始不知道，慢慢就知道了他（接触的人）在哪个单位工作，住在哪里。搞清楚我们就提供给公安，他们就去了解。了解完以后就形成一个网络，结果就发现当中有一个人当年干过反动事情，现在到青岛来装市民装干活的，谁也不知道。但是他这段历史，政府控制了。”张克嘉说，如果单纯是历史问题，看严不严重，如果不够逮捕条件就过了，掌握就行了。如果一旦发现大问题，比如一调查他当年杀过贫下中农，就去取证，证据确凿就定性，该判刑判刑，该枪毙枪毙。

2017年11月10日，83岁的张克嘉在巢湖路2号社区中心的一张桌子前面，语气肯定地对采集口述资料的志愿者分析说，“解放以后为什么社会稳定，就是秘密工作做得相当好。”他当时住在太平路，记忆中龙口路有好多市民主动提供情况，告诉说谁家来了一个从没见过的人。

他说，“群众眼睛都是雪亮的”。

资料显示，完成全面军事占领后，青岛市军管会第一时间发布《布告》，着令国民党、三青团及其公开或隐蔽的特务机关等一切反动组织“即日解散，停止任何活动”。7月18日，青岛市公安局颁布《青岛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勒令军统、中统及其性质相同的地方情报组织成员，到设在各区的“特务分子登记处”办理登记手续。至8月底，全市有643人履行登记。此后109名悔过者被解除管制，328名企图蒙混过关者被逮捕。9月15日，青岛市公安局成立管训特务大队，首批管训的65人中有54人坦白罪行，并检举潜伏特务线索400余条。

黄宝龙原属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军衔是少校连长，不是特务，但他也主动去登记了。2016年8月至2017年2月，在合江路13号寓所，已102岁的黄宝龙对前往采访的城市史研究者王朋说：“我看到军管会贴出布告，说是蒋军官兵，只要把历史问题坦白交待清楚了，既往不咎，于是我就赶紧去军管会登记。我从崇明岛回来时，带回一把勃朗宁手枪，我马上到武定路警备司令部去交，结果两个站岗的小兵不让我进，最后只好由门岗打了个收条，把手枪交上去了，随后就到女姑口办了三个月的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按照籍贯在哪回哪的原则，我们全家被迁回了养马岛。”

黄宝龙的老家在牟平养马岛黄家村。祖父黄守谦做航海生意，从东北装满大豆和豆油卖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装上丝绸、双妹牌花露水等，经香港运到泰国，再从泰国上满大米返回上海，有时也到连云港上黑瓷碗、赌具，贩运到韩国，再装上一些人参药材等去东北或是回家。黄宝龙说，“财富来得容易，也意味着风险大。结果，有一年春节前在渤海湾出事了，突然间狂风四起、巨浪滔天，不是人力所能挽救，连人带船沉到了海底，再就没有下文了。”那次风浪的幸存者后来告诉黄宝龙的二伯父，黄守谦的船当时载重太大了。

祖父去世后黄家就败落了。黄宝龙的父亲黄克武年轻时就尝试经商，却一直差强人意，后来带着黄宝龙的母亲到大连跑单帮维持生活。黄宝龙1915年阴历三月二十七出生，是他这一代的长子，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养马岛本村的江夏小学受过七年制教育后，黄宝龙到烟台大华书局当了学徒。不久书局倒闭，他被书局客户介绍到芝罘中学旁听，一年后经一个本家哥哥引荐到青岛麟呈祥棉布店打工。棉布店在河南路和天津路拐角，前面一个门头，后面是仓库，隔壁是万福临点心铺。黄宝龙的日常工作是到码头拉回日本进口的棉布，拆箱整理，再出去给买家送布。学徒没有工钱，管吃管住。每天送完布，他就到中山路华乐戏院门口报栏看报。16岁那年他厌倦了这种生活，跑到南京当了兵，进入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参加过西安事变、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和长沙会战。战后黄宝龙加入海军，成为驻守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一团第五营第一连连长。担负的任务是莱阳路8号青岛海军学校以及海军烟台、威海补给站、长山八岛巡防处的警卫。黄宝龙的连部，在莱阳路8号海校院内，和刘禹轩1948年11月25日半夜逃离前短暂工作过的市立女子中学一墙之隔。

1948年3月22日，黄宝龙和青岛圣功女子中学毕业的丁履贤在北京路上的顺兴楼结婚，海军军官学校校长魏济民做了证婚人。丁履贤是日照丁氏家族的后代，父亲丁惟熙是丁惟汾的堂弟。黄宝龙说，“我岳父丁惟熙我没见过，但是丁惟汾我在南京见过，那是植树节的时候，到中山陵种树，一下车蒋介石还搀扶着他，他还给我们讲过话。”

一年多之后，前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少校这个身份，带给黄宝龙的已没有任何成就感，反而全是拖累，他所有的选项，不可能摆脱掉这个板上钉钉的事实，只能夹紧了尾巴，老老实实做人。他1949年底被迁返养马岛的时候，弟弟已得肺病死了，父亲和妹妹分别去了台湾，一家人“除了身上穿的和一点简单的被褥之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好在没多久他千方百计找到门路回到青岛，报上了户口，开始挑一副担子满大街贩卖咸盐。

黄宝龙说，第一次出去卖盐，挑着担子走到上海路一个院里，刚吆喝一声“卖盐来!”便一下子蹲到地上，眼泪“哗哗”流出来。对这个35岁的盐贩子来说，回到青岛已属不易，怎么活下去才是最大的现实。

接下来，黄宝龙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多次搬家，他发现上缴手枪的收条找不到了，担心后面会有麻烦，就赶紧去警备区补开了一个。不料，这个条子后来又丢了，他再去找人家，结果遭到一通斥责，也不再给补了。所幸后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快节奏与慢节奏

6月15日，星期三，青岛举行由市长马保三主持的庆祝大会，军管会主任向明发表了讲话。陈波萍回忆，主会场设在市政府大楼前，楼上高悬着毛泽东和朱德画像，检阅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在主席台下面。上午10点，由解放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组成的游行队伍，分别从各集合地出发，汇集到市政府大楼前的主会场。游行队伍里不时有代表上台献辞、献花、献锦旗，主席台上的首长向游行队伍挥手。”

驻守在西镇的张迪勋穿军装从朝城路步行到现场，部队要求光脚穿布鞋，不准穿袜子和衬衣。大会结束后，游行到中山路第一百货。张迪勋记得二楼阳台上挂了两面旗，一面是红旗，一面是八一军旗，中间是地球，写着“中国人民、美国人民握手”。刘禹轩也加入到了6月15日的游行队伍，晚上他在日记中说，“今天青岛各界举行十多万人的庆祝解放大游行。我参加在山大文学院的队伍里，后面就是女中。游行到下午一时许才回来，精疲力竭。”

庆祝游行的第二天，张迪勋所在部队放假，这是他进入青岛后的第一个休息日。张迪勋很高兴，和战友去逛中山路，在劈柴院一进门的一家烟卷摊，意外遇到了姑家表哥。平度一别，不过短暂几年，两兄弟的身份已大不相同。世事弄人，让熟识者彼此经历的变数，清晰异常。

当天张迪勋和战友一起逛中山路的时候，刘禹轩的二哥在附近给他买了二斤猪肉，要回去煮给他吃。“上午奉命和老×老昌到街上去看山大进行街头宣传的情形。到东方市场一看，什么都没有。随后遇到二哥传颜，我就同他一块到年希古那里坐了一会，还见了年希天和柳永广。二哥问我要不要钱，我说什么都不要，给我买点稿纸吧。在街上溜了很久，就是买不到合意的。后来终于还是买了一百张福东印刷社的，这和宝聚早晨给我买的五十张一样。”到北平路时，刘禹轩看见山大学生正在讲演，说的是保护民族工商业。下午2点钟他去找二哥吃肉，发现肉还没煮，只好吃掉两个馒头走了。

许多事，比与二斤猪肉失之交臂更令人挠头。

周鸿恩这些年轻人接管湖北路警察局不久，发生了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令新警察的城市工作效率接受检验。故事的来龙去脉很简单，某日新任青岛市长马保三到平度路永安戏院看戏，众目睽睽之下居然被人偷去了新派克笔，一时大为光火，命令三天破案，结果第二天小偷就抓到了，派克金笔物归原主，市长警察皆大欢喜。

许多事，却不能皆大欢喜，比如发生在山大外文系微妙且脆弱的人事。知识分子凑成堆，地上掉根针，也能吵成一锅粥。平地起风云的故事，在山大从来就屡见不鲜，即便是被新政权接管了，意气用事者，依然比比皆是。6月18日星期六上午，外文系开系会，要代表接管方的刘禹轩“出席指导”。刘当天日记载，“这本是我们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我当然没有理由不参加。会是九点钟开始的。开会前，张健先生来了，谈了一会，外文系先生陈家湧来邀，就一块去了。会议由教务长兼系主任杨肇廉先生主持，到会的十几个全有名教授的风度，使我枯坐一旁颇不自安。”

会议一开始，杨肇廉略微介绍了一下刘禹轩，然后就言归正传。在座的十几人，包括三个外籍教师，刘禹轩只对到会的梁希彦和李家源两位，印象深刻，虽则他之前并不是从学术杂志或著作中获得的相关资讯。不料，就是这两个外文系仅有的教授，却因为争论外文系的课程安排，几乎打起架来。在刘禹轩这个“外人”看来，争执双方的表现，李家源属态度傲慢，梁希彦则有些可怜巴巴。当梁希彦提议把戏剧调在二年级，把英诗调在三年级，以使学生能够更多领会的时候，现场终于碰撞出火星，高潮出现了。

原因在李家源教戏剧，梁希彦教的是英诗。表面上是戏剧和十四行诗打架，背后却是谁也不服谁的人性幽暗。魔鬼穿一件莎士比亚的袍子跑出来，人性的真实图像便昭然若揭了。

李家源质问：你根据什么？

梁低声回答：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提供大家讨论。

梁话音未落，李家源火了，说是欺侮他，要拂袖而去，并威胁说，我的书可以不教，反正有这么许多专家。一个叫徐维垣的助教随即接话：你可以不教，我们也可以不教。

一场外文系的教学例会，半路横出个所谓降低身份问题，结果不欢而散。

这个上午，刘禹轩会场上体味的“颇不自安”，一下子就平生了好多层含义。而这一次的遭遇，不过是开端。更多非黑非白的人性风景，接下来会依次出现在刘禹轩的视线中，并慢慢展开其多面性的面貌。

6月21日下午，刘禹轩和赵纪彬、陆侃如、杨拱辰、郭宣霖等人在山大科学馆111教室，参加了一个文艺座谈会，见到前辈作家王统照。他在日记中记述：“一个戴近视眼镜穿褐色长袍，状似戚简候的人作了主席（讲话也和戚差不多），钟咸说就是王统照。罗督学简单报告了解放区文艺动态，就有三个穿灰衣服的从外面进来。罗督学向大家介绍，名字没有清楚，但知道一个是诗人，一个是戏剧家，一个是音乐家。音乐家最受人注意，头发很黑很长，胡子也很黑很长，但如果他能刮个干净，我相信他至多不过二十五六岁。诗人先讲话，戏剧家继之，都没有讲出什么名堂来。倒是音乐家的工作还比较有点意思。他说艺术家之在解放区欲求有成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对自己的思想意识进行改造。他自己说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者，但如果没有党的培养，情形就会更糟。”

在山大科学馆111教室的这次文艺座谈会之前三天，军管会已召开过一个有山大教授、系主任、院长、观象台和水族馆工程师等46人参加的文教界座谈会，22人发言。被一份简要会议报告记录的发言，包括了尖锐抨击青岛过往的内容：“有人说青岛是东方瑞士，但实际是无灵魂的，在三代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变成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状态，且有较浓厚封建色彩。”会议报告同时提及“较下层文教界人士，因过去生活地位不高，故对我较积极。”

出现在6月21日山大科学馆会场的王统照，是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老人和《山雨》的作者，1930年代在青岛市立中学教书，长时间活跃在青岛文学圈，与本地青年作家往来频繁，被视为精神领袖。战后薛心镕在青岛主持《民言报》出刊并创办文艺副刊《潮音》，也请王统照主编。随后赵太侔领导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王统照曾短暂谋取过文学院教职。徐中玉晚年在《与母校共命运的日子》中记叙，1946年山大在原日本中学校舍里复校，“中文系教授有王统照、丁山，稍后有黄孝纾，30多岁，除我外，还有孙昌熙、刘泮溪等。”王统照一年后失去山大教授职，人却没有离开青岛，过着“悒郁无聊”的日子。1948年3月2日，王统照在天津路意外购到自印《栩野诗存》正编二册，遂在扉页题跋曰：“距今十六年初冬，余在青录印此册，凡二百本。次年又印下册，本数与此册除分赠外各存百本。经抗战，余在青之中西书全失，《栩野诗存》亦无一存。”

王统照1947年的去职，算不上是一场风波。但这对1949年6月的王统照，俨然已是一份“不合作”的光荣履历，他的被动去职，也被描述成一种主动辞职行为。不过，前校长赵太侔后来对此的说法，却排除了政治原因，并没有给“咸鱼翻身”的王统照背书。其在《我的自传》清晰叙述：“王统照先生之停聘，绝对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因为他教课不负责任。”作为一个正在“与旧知识分子所有的各种传习作斗争”的人，赵太侔的这个话在王统照志得意满的时候说出来，并不容易。

一年之后，青岛还是那个青岛，山大却已不是那个山大。对王统照来说，6月21日在科学馆主持文艺座谈会，算得上是凯旋归来。旧山大在过去没有善待王统照，此刻的王统照，自然也就没兴趣对其顶礼膜拜。在这个1907年就装备了东亚第一套抽水马桶的校园里，王统照心无旁骛地追随者时代的前进步伐，不惜修正掉所有失败的人生履历。很快，他就离开青岛去了济南，出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

6月30日，刘禹轩再致信朱文蕙叙述工作状况说：“我现在是深陷在事务主义的泥坑里。我整天作着鸡零狗碎的琐事。以今天来说：五点半起来，盥洗后就吃饭，吃饭后就开会，开会后又吃饭，吃饭后又开会，开会后又吃饭，吃饭后又开会。说清楚一点就是：整个上午开会，整个下午开会，整个晚上又开会（晚上的会我没参加，才能写信给你）。”开这些会的内容，既有核对清查物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字纸篓都要准确入册；还包括一个个地讨论决定各院系教授、讲师、助教、工友的去留。刘禹轩是文学院的“院长”，从物资到人头，自然需要面面俱到，不能有一丁点马虎。

在刘禹轩工作的山大，一些悬而未决的事，开始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比如几个月前闹出一个个风波的水产系。7月12日，依旧在上海的朱树屏，给“水产系各位同学”回复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这封信距离上一次在3月29日给水产系同学的信，尽管才过去不到四个月，尽管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但情形已大不相同。朱树屏回复的是“各位同学”，却使用了“您”这个单数敬语：“今天得到您七月六日各位分别签名的信，表示愿我到青岛去和您一起研究学习，您的热诚使我很受感动，使我非常感激。只要山大的环境能使我对全体同学和水产系在水产的研究和学习上作最有效的服务，我当然是愿意到青岛去的。”

接下来，朱树屏再次“老生常谈”起对山大水产研究的期待：“我想山大尚可不会停办水产系和水产研究所的，那么只要决定认真地办下去，委任得人，诸多师资一定可以请到，许多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确是愿意到青岛去发展水产教育与研究。只要同学们决心献身于水产事业，以复兴我国水产业为己任，山大水产系前途极为光明，有用着我的地方必书其在我竭力为您为复兴我国水产业而服务。”

朱树屏的“老生常谈”和刘禹轩所谓鸡零狗碎的琐事一个连一个，构成了1949年整个夏天繁忙的接管节奏。到7月10日，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全市实施接管的374个部门和1254个单位的清点，基本完毕。旧政权的痕迹，开始一点点被清除。

一个多月后，刘禹轩告诉女友说：“山东灾荒严重，为了厉行精简，光青岛就要撤掉1500干部。山大原定的扩大招生也因此而停止了。王校长还滞留在济南。我会留在山大的那点希望也许就要告吹。我现在还是悬在半空里。”

太阳雨

悬在半空里的刘禹轩不知道，一个城市也会一下子就悬在半空里。

7月21日，青岛中纺四厂出事了。而且是大事，工人罢工了。这是推翻旧制度后新政权遇到的第一次罢工，牵一发而动全身，军管会赶忙紧急处置。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天后中纺五厂工人又发生罢工，并且有蔓延到其他工厂的趋势。这下军管会着实不敢怠慢了，派出大批公安进驻工厂，并在中纺五厂设立了指挥部，专门负责处理和防止中纺各厂的罢工事件。

青岛是历史悠久的纺织城，产业规模和影响力在全国举足轻重，纺织工人占了全市20万产业工人的多数，拉扯出城市上上下下的更多家庭人口，是城市工业命脉，也是一个一个家庭的饭碗。命脉是大事，饭碗更不是小事。

出事的中纺四厂、五厂毗邻，都在四方和沧口交汇处的水清沟。而四方和沧口既是青岛纺织工业心脏，也是青岛最早和最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专业人才、技术资源、产业工人聚集地。在20世纪前50年间，一代又一代的失地农民和城市无产者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在成为工业化流水线上的一些熟练程序符号的同时，也生产出具有明显纪律性特征的行为习惯。这里是纺织产业族群的真实生长土壤，也是产业工人的精神家园。

在20世纪初，青岛极具象征性的工业存在，和青岛的城市化息息相关。从1898年进入城市化开发之后，伴随着1900年推出的第一个城市规划，在青岛区、大鲍岛区、港埠区和别墅区之外，出现了以1902年诞生的德华丝绸公司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曙光。

继蒸汽火车在海岸线上划出第一道钢铁彩虹之后，德华丝绸公司巨大的直立烟囱，出现在开阔的农田之间，打破了一如既往的乡土宁静，也打破了相濡以沫的伦理平衡。在当时，这根象征着现代工业的烟囱给人们带来的震撼是可以想象的，它给人带来了紧张、惊恐和慌乱，也在懵懵懂懂之中给了人们一种希望，而这种希望则是旧式的传统经验所无法制造的。实质上，正是这间工业公司开启的希望，逆转了难以尽数的普通人的人生方向。

青岛工业化萌芽的启蒙意味，并不仅仅体现在速度、效率、利益和规模化这些方面，也包括了人口的迁徙流动，包括了劳动者的契约观念改变和权益意识的培育。

一部青岛工业史，同时也是一部政治、外交、文化和资本的角逐史，一部城市化的制度主权争夺史，一部产业工人逐渐成长的觉醒史。1914年日本战胜德国取得青岛的统治权以后，以纺织业为龙头重新布局青岛工业，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非青岛城市化历程的前16年可比，最终改变了德国租借地时代的工业版图。30万枚纱锭、1700台织机、4300万日元、15000名中国工人，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意义，很快作用于青岛城市化的各个环节。不到十年时间，日本纺织工业在青岛狂飙突进一般攻城掠地，从而引爆了整个中国纺织业地理格局的迅速裂变。

1909年，日资棉纺企业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在上海设立，从此日本纺织业将其在中国的纱厂称作“在华棉”。1916年7月，内外棉株式会社在青岛四方村圈地兴建纱厂，同时招入即墨、潍县、莱阳、海阳等地破产农民选送日本和上海，培训成为技术骨干。1917年，占地七万多平方米的青岛内外棉纱厂开机，27000枚纱锭飞速旋转，正式拉开日本工业资本一统青岛纺织业的序幕。

内外棉的成功，激发了日资纺织同业掘金青岛的热情，就此展开纺织工场的建设竞赛，不到三年时间，胶州湾东岸五个纺织厂破土而生，成为雨后春笋一般的现代工业风景。1919年11月大康纱厂开建，紧接着是富士纱厂、钟渊纱厂、隆兴纱厂，最后是1923年11月宝来纱厂竣工投产。日资纱厂资本总额1.55亿元，占到青岛全市工业资本总数的90%，居华北首位。不过十年，在华棉再次大举投资青岛，丰田、上海、同兴三家日资纱厂相继开机，日资九大纱厂沿胶济铁路线一字排开，形成阵容庞大的纺织帝国布局。到1936年，青岛已有纺织产业工人3.3万，以日资为主的纺织企业拥有纱锭56.84万枚，占全国的10%，织机9286台，占全国的15%。就规模和产值而言，上海之下，无出其右。

与此同时，就规模庞大的青岛纺织业各个利益关系体而言，拉拉杂杂的鸡鸣狗盗之事一直屡见不鲜。在工业化磨炼中逐渐独立起来的数万新一代产业工人，通过集体罢工进行的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由是此起彼伏，并不断花样翻新。几十年看下来，夹杂着一波一波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宣泄，罢工策划者与资本家；罢工参与者与维持者；罢工支持者与骑墙派，各自使用擅长的手段，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由是，以对话作为媒介的沟通，就达成了一次次阶段性平衡。

1945年日本投降后，青岛的日本九大纱厂悉数由中国纺织公司青岛分公司接收，大康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一纺织厂，职工共1793人；内外棉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二纺织厂，职工1762人；隆兴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三纺织厂，职工1540人；丰田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四纺织厂，职工1615人；上海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五纺织厂，职工1566人；钟渊公大第五厂改名中纺青岛第六纺织厂，职工2250人；宝来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七纺织厂；富士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八纺织厂，职工1212人；同兴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九纺织厂，职工1400人。宝来纱厂与华新纱厂毗邻，1938年1月青岛沦陷后宝来收购华新合并经营，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厂被中国纺织公司青岛分公司接收，后由华新纱厂赎回自营。中纺半数以上企业拥有铁路专用线，一、二、五、六四个纺织厂自设发电厂。

1946年1月成立的青岛中纺，一下子拥有了17个大型工业企业与一个同业公会，成为庞然大物，资产占去青岛经济半数，产业工人数量超过20000人。到1949年，青岛军管会接管的前中纺工厂拥有纱锭389074枚，线锭40216锭，织布机8064台，规模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

水至清则无鱼，庞然大物一般的青岛中纺上上下下聚集了各色人等，自然鱼龙混杂。根据范澄川《我在青岛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工作的回忆》的记述，战后同其一道到青岛的中纺高级知识分子，多数思想比较进步。其他来自各方的千余职员，政治成分就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无党无派，有些则是国民党员，有的属于军统、中统等系统的人员。“到了解放前夕，蒋经国的复员青年军人和华北各地逃来的特务，也成批地由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形式派到公司和各厂充当职员。”1948年时，中纺五厂出过一件和姚公凯负责的青岛中统牵扯的纠纷，透露出一些诡异的信息。当时中纺五厂的12名工人，不知何故深夜在车间寻衅，将技师袁某和技术员姚某殴打成重伤，并强迫两人写了一份认过书，以推卸罪责。中纺管理层因为这起事故关系到工人与职员之间的纠纷，又牵扯到各厂人员的安全问题，遂慎重考虑如何妥善处理，才能免于后患。不料这时姚公凯突然来到公司，说这12人是中统成员，要求从轻发落。中纺经理范澄川早听说中纺五厂是中统分子集中之地，得姚言而益信。中纺也不是等闲之辈，既然此事出于故意酿成，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事情就这么悬着，落不下，也抹不掉。姚知事态严重，四出奔走，对范施加压力，相持数日，也未谋得解决办法。就在这时候，范澄川听说中统头目陈果夫因事来青，便在厂长联席会议上研究，决定把这一事件提请陈来解决。范澄川与陈素昧平生，就邀青岛市长李先良一同去见陈，并邀他次日到中纺一厂参观。陈不知就里，欣然答应。第二天范澄川和李先良陪同陈果夫到工厂，姚公凯尾随而来。参观后进餐，范澄川提起打人事件，称非常棘手，陪同吃饭的各厂厂长纷纷发言，说此事发生后，各厂同人多有人人自危之感，陈当场表态须严肃处理以煞住歪风，主张将肇事人开除，并嘱李先良协助解决。因为姚公凯事先不曾将此事告陈，所以陈也不知事关中统，这件事就算是有了最终决定。姚一时不知所措，窘状可掬。后来范澄川也并未把事做绝，只开除了涉事六人，表示了宽大，也让姚公凯有个台阶下。此一事，揭示出了中纺企业人事脉络的错综复杂。

中纺四厂、五厂合计3000多人，1949年7月21日的罢工先是由中纺四厂细纱车间发动，规模并不大，起因也不复杂，就是一个多月前工厂被接管后，军代表扣除了原中纺公司在5月份预支给工人的20天工资。这个钱，中纺公司发的时候叫“应变费”，以应对工厂发生事变时工人的生活支出，也算是企业负责任的一种态度。6月2日解放军进城，各个工厂前后有10天没开工，一下子扣除掉预发的20天工资，工人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对立情绪就开始蔓延。同时接管人员这时又强制施行严格的劳动纪律，加之潜伏特务与离心离德者的鼓动，一时激发矛盾公开化，形成星星之火。此事惊动了山东分局、华东局乃至中共中央，几天之内分别提出处理意见，并由中共青岛市委进行了检讨，调整了工作思路，采取了安抚措施，一场罢工风波，方偃旗息鼓。

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就青岛中纺工人罢工问题的处理指示中，开宗明义提出批评：“分析罢工原因，显然是有特务分子挑拨捣乱，但特务分子所以能煽动群众，则是由于我们工作中尚有缺点有错误引起群众不满，给了特务煽惑的口实，这应该在检讨这次罢工教训中认识到的。”

7月21日的中纺工人罢工事件发生半个月后，青岛各业职工代表大会召开，会场内外，人声索然如阳光雨露下的咀嚼，三三两两，左顾右盼。到场说话与不说话的，都知道该说什么和不应该说什么。不明白事理和无关紧要的猫猫狗狗，自然无话可说。结果，皆大欢喜。极地滑雪一般，顺溜溜一路到底。

夏天多雨，一次太阳雨过去，地面上的雨水迅速就被蒸发，树影婆娑之间，城市安然无恙。

贯穿全城的一道清流

1949年秋天，江苏沛县的16岁少年吕家乡，考进了山东大学。他2014年11月在济南文化东路山东师范大学宿舍家中接收采访时叙述：“我是糊里糊涂考进山东大学的。1949年暑假，我在徐州一中刚读完高中二年级，才十六岁，看到山东大学的招生广告，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家庭困难的学生入学后可以得到助学金。我就是冲着助学金报考的。因为没上高三，微积分等课程没学，不敢报考理工类专业，报的是文学院。不料考试时，数理科目都考得很顺利，倒是语文考砸了，作文题是《评美国的白皮书》，我虽然在时事政治课上听说过‘白皮书’，可是自己实在‘评’不出什么，硬着头皮完成了作文卷。”

吕家乡以为自己肯定考不上，就继续安心读高三。可有一天下午打完篮球，正在汲水井边冲洗，有个同学向吕家乡高喊：“你考上青岛山东大学了！”这时候，《新徐日报》也在报头旁边把徐州地区录取的名单登出来了。就这样，吕家乡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山东大学文学院有中文系、历史系、外文系，入学后开始分系，吕家乡不知道该选哪个系。来自徐州地区的学长武作育，鼓动他进了中文系。吕家乡说，“学中国文学专业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不过我从小也挺喜欢语文课，作文也不断受到老师表扬，初中二年级时被推选参加徐州地区中学生的作文比赛，还得了奖。上高二时，学校里成立了许多课外学习小组，我进过文学小组。如果对文学一点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进中文系。”

新生刚到青岛，最让吕家乡震撼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因为吕家乡在冰心的文章里读过大海，非常向往，可从没见过。另外一个让吕家乡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山大校园里许多作为美军营房的铁皮屋，从正面看去呈半圆形，绿油油的一片。他们刚进校时就住在这些铁皮屋里，十多个同学住在一起，各院系的都有，将近一年后才搬进楼房。

吕家乡入住的这些美军绿铁皮屋，1946年山大复校后陆续到来的赵太侔、刘次箫、赵纪彬、陆侃如、王统照、徐中玉、黄孝纾等早已司空见惯。甚至，就是这些铁皮屋表明的美国军事存在，构成了王统照、徐中玉们一致表述不久后愤然离职的理由。在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看来，一个和美国兵营共存的国立大学，如果不是知识界的耻辱，也肯定不是教育界的光荣。1947年春天经过访问山大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番努力下来，铁皮屋里的美国陆战队搬家了，房子就归了继承者。人换了，气氛自然就截然不同。从1948年到1949年，吕家乡们已经是入住这里的第二批学生，也是新山大的第一批学生。

入校不久，吕家乡看到《胶东日报》就课外阅读进行征文，便投了篇稿子，很快发表出来。这是吕家乡第一次在报纸上发稿，从此他和《胶东日报》以及随后整合成的《青岛日报》建立起了联系。

1949年9月2日，前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华岗应召从香港赴北京参加政协会议，途中因健康原因滞留青岛，被安排以山东大学教授身份讲授《社会发展史》，随后出任山东大学校长。稍后成为华岗秘书的刘禹轩回忆说，“他本来是要到北京去做统战部长，结果被向明留在了青岛，报告给了中央。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在青岛蹲过国民党的监狱，算是难友。”

刘禹轩对华岗的资历印象深刻：“华岗是什么人呢？原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者。地位很高，华岗是五级干部，相当于部长级。他原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就是共产党的统战部长。”到青岛一个月后，华岗度过了他的46岁生日。华岗抵达青岛不久，画家黄苗子偕郁风也由香港乘船到青岛转北京。36岁的黄苗子和33岁的郁风，看上去都意气风发。

9月28日，一个长期在青岛工作的苏联人阿莱-尤力甫告诉他的儿子说：“10月1日将成为中国伟大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将永远不会再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她将变得富强、民主、繁荣。我要你去北京，加入这个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伟大的盛会。你会成为成千上万在那里见证这一天的人之一！”

然后，阿莱-尤力甫给儿子了一张车票，让儿子到了北京，住在自己一个朋友家，他的家在苏联使馆附近胡同里。10月1日一大早，小尤力甫就去了天安门。当时，成群的人也在前往那里。到处都在张贴标语，播放音乐。

小尤力甫回忆：“我很幸运地站在了天安门主门洞对面的第一排。不久我看到毛主席和他的同志们来到台上。之后，毛主席宣布了共和国的重生。虽然他的声音不大，但却非常真实。不过遗憾的是，他所说的我一个字都没听懂！我听不懂他所说的方言！但不管怎么说，那一天我就在那里，和千万个见证了这个伟大时刻的人一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

1949年10月5日，“商定建设人民新青岛方针任务”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薛尚实、王少林、宋兹心、范澄川、王统照、陈志藻、张公制等15人为常驻委员会委员。次日《胶东日报》在《用民主光荣写下崭新一月》的通讯中三次提到80万青岛人民这个数字，这比六个月前中共情报人员在《青岛概况介绍》中记录的“1040943人口和70495难民”的统计，减少了接近21万人。

当选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驻委员会委员的第二天，王统照写了一首长诗，叫《红十月》，开头几句是：

十月，——红十月，

早开始了动摇，

那贯穿全城的一道清流也

泛出一片艳红飞波。

从大城的中央，——从大城的四方，

到处高吹着革命号角。

人类历史，从那一夜里新写出

以前是空白的一页！

依托芬兰湾的圣彼得堡，比濒临黄海的青岛，城市史年长一百岁。但青岛却从没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圣彼得堡，不论是信仰、思想、帝国梦想与末日的交织，还是文学、艺术、音乐与心灵的郁郁葱葱；也不论是政治，还是对政治的革命。在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线外面，狭小的胶州湾和同样狭小的青岛，翻腾起的最大波涛，不过是1919年5月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动的一场街头抗议，而生成事件的几乎所有添加剂，都不是本土产出的。而这一次，情形不同了。1949年的秋天，王统照通过《红十月》显现的，是努力冲洗掉种种德国、日本、美国味道的新青岛，并宣告这里将流淌出苏维埃的“一片艳红飞波”。

1919年5月4日，王统照参与了因“还我青岛”引发的火烧赵家楼行动，那一年他22岁，还是北京西单二龙坑郑王府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的学生，对文学改变社会充满向往。到1949年10月6日，行走在青岛海滨的他已经52岁，年过半百，功成名就且饱经沧桑。但王统照的心，似乎依然年轻，依然会激情澎湃，他觉得前路一片光明。

1949年的这个秋天，在距离学校不过1000米的辽北路15号家中，前国立山东大学训导长刘次箫就没有那么欣欣然了。早在6月30日，也就是国立山大被接管28天后，刘次箫等人被解聘，饭碗没了。“砸饭碗”的过程在接管人员刘禹轩当天日记中的记录寥寥数语，波澜不惊：“六月三十日，星期四。早晨六点起床，没有睡够，精神很不济。漱洗后吃早饭，接着开会，讨论各院系教授讲师助教的去留问题。文学院经决定解聘刘次箫、翟宗沛、许桂英、毕国箴等四人。教经济的陈雲章则使其受训后转业。这处理很够了，别院的工作人员对文学院的情形都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别院的情形，所以我的意见就是带有决定性的意见。”接下来的几个月，刘次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刘禹轩的日记中出现，更没有获得更大范围的注意。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殉葬者，刘次箫已被新山大的进行式彻底剪除。

10月9日“晓七时”，刘次箫迎着一片旭日霞光，在零星秋蝉的最后鸣叫中，提笔为所藏宋姜夔撰《姜白石诗词合刻》题了跋。他并不知道他和他收藏的这套九卷清刻本诗词集，不久就会天各一方。与王统照“泛出一片艳红飞波”的十月欢愉相比较，刘次箫在这个早晨体会更深刻的，恐怕是元尚仲贤“满目霞光笼宇宙，泼天波浪渗人魂”的凄凉。

刘次箫居住的辽北路在青岛山下，东方山中茂密的林木尽管经过了1948年冬天大量私人砍伐的劫难，残存的植被依然顽强度过了1949年夏天的暴晒，再遇秋日。刘次箫在生命倒计时的落日中，慢慢体味着窗外姜夔《扬州慢》词中“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的寂寞，一盏灯，一杯茶，一本书，唯剩“随遇而安”的煎熬。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另一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就是1949年初因为伐树被查处的张镜夫。其自1948年春天开始的“以书易米”之策，在一年半之后愈加变本加厉起来，演化成藏书史上的“古今奇闻”。

青岛历史研究者王鹏，收藏有58岁的张镜夫在1949年8月21日填写的一张民盟登记表，其中的《自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转变的文字：“胜利后，儿女侄孙辈秘密带给我各种解放区的新书，始觉恍然大悟，这真是救中国、救世界之唯一光明道路。薛侯二同志谈话间，知我思想改变，乃约我参加民主同盟。及盼之青岛解放，民盟公开登记编组。我在支部更得多读新书，多学习文件，觉快乐的人生前途，有伟大的光辉，有照耀美丽的远景。”

但实际上，张镜夫期待的“快乐的人生前途”，并不曾真正照耀进他窘迫的个人生活。整个1949年夏秋，作为一代藏书大家的张镜夫，贫困交加愈演愈烈，一口气卖了3000余斤古籍杂志，哆哆嗦嗦，心如刀割。

寒风瑟瑟之时，羸弱老人孤灯之下，终于一吐为快：“呜呼！贫穷之困难也！老病无能，生产无力，四野歉收，八方不静，贫困更难矣。处此，不得已只好出售古籍。弓失弓得，昔者易主而已，今则还原投入水池以造纸。每斤得米半斤，宣纸白棉不及报纸之半，洋纸更贵，且古书好纸者轻，一架不及洋书一束，真古今奇闻也。予生活不继，三月来售约十架，重仅二千余斤，洋纸本杂志有千斤，尚待售于学校，稍为多价，善本似（拟）寄北京，而邮资亦不克办，奈何？愁闷不堪，夜不成寐，秃笔记之。己丑冬月朔张甡识于岛上。”

许多年后，研究者王鹏在《张镜夫与千目庐藏书考》中慨叹，穷到连点邮费也拿不出来的藏书家，翻遍中外藏书史也罕见。

不幸的是，不幸并没有停止。依据王鹏的叙述，1949年的这个冬天，还不是张镜夫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沸腾的水

咫尺之遥，王统照正踌躇满志。他相信，在这个“海浪平静、天风轻拂”的红十月，他正“听万千人民的歌声欢愉，合成一片坚钢的意志。”王统照的《红十月》，发表在11月7日的《胶东日报》上。而这几个月《胶东日报》的副刊，几乎成为了王统照抒发情怀的舞台，隔几天就有他的文字见报，诗歌、评论、回忆，不一而足。

另一个在《胶东日报》副刊频频出现的作者，是华岗。在10月19日“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专页”发表的《鲁迅所理想的新中国》上，他大段引用了鲁迅《华盖集续集·记谈话》的文字，以为新时代佐证：“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有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在“歌声欢愉”之中，城市运转的速度明显加快，解放者与被解放者的身份差异，也日显突出。

1949年12月9日，青岛市首届人民体育运动会在汇泉体育场举行。当天，32军后勤部医疗二队卫生员杨文训穿着新发的棉衣，在中山路栈桥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17岁的杨文训，表情略微拘谨。杨文训是牟平农民，最早跟一个同辈的同乡参军到胶东卫校。胶东的部队组建32军后，他随着医疗二队一路打到青岛，抢救了不少伤员，也看见过不少死人。6月2号入城以后，他所在的医疗二队，驻扎在登州路。拍完照片不久，杨文训他们就接到命令渡江南下，准备解放台湾。

12月9日晚上，刘禹轩和随同华东大学一块搬来青岛的张星波玩了半天，结束时把他送到黄台路口。华东大学的驻地，就是之前的省立青岛临时中学，那里再前是日本女子高等学校。华东大学是1948年夏由原临沂山东大学留守人员会同华中建设大学一部在潍县组建，设置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三个临时研究班和两个预科部，1949年5月由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校长。进入青岛的华大，待遇很高，学生都是供给制干部，在刘禹轩眼里他们有花不完的钱，整天大吃大喝。华大的到来和华大预备与山大合并的传言，让刘禹轩增添了一丝不安。彭康曾清楚地指出过，山大华大是两个学校，然而党只有一个，除了地域不同之外，无所谓“华大党与山大党！”

12月10日，梳妆一新的《青岛日报》创刊，发表《为建设人民的新青岛而奋斗》的社论。周鸿恩的名字出现在报纸次日一则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通告中，他的身份已是公安局副局长。他在湖北路的办公大楼，自建成之后一直就是维系城市法律与秩序的枢纽，埋藏着无数秘密。

12月18日，为“解决本市失业知识分子的就业问题与充实乡村教育工作”，市军管会文教部与新政府教育局，进行了招聘600名小学教员的考试。青岛分布在城区街巷和乡村的旧有小学，资产分市立、私立、教会、慈善、同乡会多种，教学管理上统一受政府的节制与监督。不论是课程设置、教员聘任、日常管理还是教学质量，都不乏口碑。郊区小学教育经过19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的大规模充实，尤其为人称道。一揽子进行600多名小学教员的招聘考试，一举多得，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城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失业，同时也需要弥补因为城市易手带来的小学师资缺失，再一个就是满足乡村教育的实际扩充。

城里边，中苏友好的氛围，像一盆盛开的郁金香，香气四溢。11月7日，青岛召开有1100人参加的各界代表庆祝伟大友邦苏联建国卅二周年大会，并通过向斯大林元帅的致敬电。青岛影剧院的会场上，悬挂着列宁、斯大林、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青岛党政军的所有头面人物和苏侨公民协会的会长，一并出现在会场，期间不断出现被引领高呼“中苏友好万岁”口号的场面，现场一片震耳欲聋的声音。同一天，由中苏友好协会青岛分会主编的半月刊《中苏友谊》，在《胶东日报》出版创刊号，华岗、王统照分别撰写了长篇分析文章。《胶东日报》同日还刊出一整版的《十月革命卅二周年纪念特刊》，并发表王统照的长诗《红十月》。

更引人瞩目的变化，是苏联电影对好莱坞影片的取而代之。各个电影院被要求不放映美国影片，报纸也不再刊登美国影片广告。一夜之间，影院红彤彤一片，莺歌燕舞没有了，齐刷刷的脚步声振聋发聩。12月24日的《青岛日报》副刊，刊登了孔林的一篇随笔《苏联电影在青岛》，记述青岛解放不到一周，苏联影片就开始在各影院放映，吸引了大量观众。七个月共有36部影片被引进，在8家公私影院放映895场，每天平均5场，观众累计161300人。在青岛放映的苏联电影，大都配有中文字幕或者华语对白，以方便观看。孔林描述，《森林之曲》放映了82场，一位工人看过之后说，“我们中国虽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有信心也像苏联工人兄弟一样的发挥劳动热忱，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孔林引述不知名工人的这段话，无疑是一份严丝合缝的标准答案。诸如这样清晰的表述，接下来在公开场合会愈来愈多，立场和态度也越来越正确无误。舆论一律的节拍，开始逐渐融入城市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家庭。

接管青岛的诸多事项，一年后功成愿遂。军管会的职权，也开始让度给城市的日常管理机构。1950年调任青岛市委副秘书长的章若明回忆，“到1950年上半年，军管任务已陆续基本完成，各项党政职能陆续移交市委、市府，军管会的机构只剩下个空壳子。”

水沸腾起来，会产生强大力量。普通劳动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新时代传奇。这时候，一个叫郝建秀的16岁女孩，开始崭露头角。

1949年11月，贫苦家庭出身的郝建秀考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当养成工，三个月期满，定为正式细纱甲班值车工。1950年春节，当正式工人后上的第一个夜班，她因为打盹，放了大花。这个教训，让这个女孩记忆犹新。后来为了不打盹，她用不断地巡回车挡的方法来保持清醒。在巡回中，郝建秀发现，只要做好清洁工作，断头就少。于是，她把几种工作程序进行有序连接，省出时间来做清洁，掌握了巡回规律，减少了断头。1950年工厂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郝建秀的工作方法被发现，从而在全厂出了名。1951年2月，山东省企业检查团到工厂检查工作，听到郝建秀少出白花的方法后，认为应当研究推广，郝建秀操作法由此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1951年4月15日，《青岛日报》刊登了郝建秀“再创少出白花新纪录”的消息。一个半月后，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与青岛市总工会联合组织“郝建秀工作法研究委员会”，研究委员会的17个人分成接头动作、接头时间、清洁时间、清洁动作、动作顺序五个组，分别进行研究与测定。经过五天的努力，终于找出郝建秀少出皮辊花的经验。1951年8月，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会在青岛联合召开细纱职工代表会议。会议正式命名“郝建秀工作法”，决定在全国推广。就此，郝建秀和“郝建秀工作法”，成为了一个响亮的时代符号。

1949年夏天，包括省立青岛临时中学在内的所有流亡中学被解散，学生相继转学或者遣返原籍。黄台路邻辽宁路交汇处的省立青岛临时中学校宿，分配给了华东大学。和八位同学返回青岛的王积华，1952年考入山东大学艺术系美术科，而山大艺术系恰巧设在原来的省立青岛临时中学。山东大学政治系和艺术系，是老山大与华东大学合并后，新山大文理工医农五院之外的两个直属系。王积华回忆说：“早先被烧毁的房子也都重盖了，变成了礼堂和学生大食堂，而原省中的老楼已变成我们教授的宿舍。我特地去探寻曾住过几年的三楼宿舍，原来是我们一位留法雕塑教授的住所，我曾留恋的去走访过几次，原来的日本式上下床洞似仍存在，心想不知道数年前，曾吸过我们不少血的老臭虫是否已被消灭？”

与王积华前后考入山东大学的，还有原省立青岛临时中学高7级的任世英和同学崔自介，毕业后，两人都被分配到了江苏路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王积华1952年夏天随同山大艺术系南下无锡、南京，与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合并成立南京艺术学院，1953年成为刘海粟领导下的南艺首届毕业生。

广西路的光亮

1949年深秋，蓬莱刘沟杨家村一个叫杨本良的孩子，从老家回到青岛。之所以说是回，是因为他1947年春天到1948年夏天，跟父亲在青岛住过一年。杨本良的父亲住在广西路9号甲一间半地下室的房子里，所谓9号和9号甲，是因为前后有两栋楼，所以也叫前9号和后9号。

在青岛城市化伊始，广西路西段和中山路南段构成了新城市最早的中央商务区，几十年下来，德国邮电局、青岛俱乐部、百货公司、医药商店、第一旅社、马克思餐厅和一些商务大楼，都设在广西路街两边。这条宽阔的东西街道，先后叫过海因里希亲王大街、佐贺町几个路名。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主权后，改称广西路。1945年战后几年，这里驻扎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陆军派出机构、秘密情报单位、政府机关、报社、车行、公司、餐馆等。街两边的居民，并不多。因为离着海边近，夏天旅游季节到来的时候，人会熙攘往来。

杨本良跟着父亲第一次来青岛住的时候，广西路前后9号都是国防部领用物资委员会的办公用房，杨本良家住的后楼，三层高，一层的北面是半地下室，房间很高，也挺大。除了杨本良和他父亲住在这里外，这里主要驻扎着两个军事单位，其中二楼的一半和整个三楼，是领用物资委员会11电台的办公区。杨本良每天从太平路小学放学回来，看到楼道进进出出的都是穿制服的军官。

杨本良1935年出生，1948年13岁，楼里的报务员，父亲让他叫叔叔。杨本良的父亲叫杨奎松，是蓬莱杨家村的富户，人长得好，字也写得漂亮，当过账房先生。接触过的人，多感觉他人孤傲，不太善交往。在乡里的时候，人送杨奎松两个外号，一个是“缎子棍”，一个叫“等人问”。还原现场，恍若村头的场院里，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穿一身缎子衣裤，手持一把折扇，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等人上前搭讪。

杨本良不太记得他父亲之所以到青岛来。模糊印象父亲喜赌，好显示阔绰，家境却愈来愈败落，在青岛的日子不免捉襟见肘，但外人却看不出来。冬天的时候，杨奎松往往一身皮衣皮帽，皮鞋锃亮，一丝不苟，一尘不染。杨奎松住进11电台的驻地，跟楼里一个曲姓上尉军官有关系。曲和杨是同乡，在电台管后勤供应，杨就用了一两金子，兑了广西路后9号一间半地下室的房子。房子是军产，兑下来也就是住着，自然无所谓产权之类。

杨奎松的太太和小儿子都在老家，长子杨本良也仅住过一年，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杨奎松一个人住在那里。半地下室的房子，在一架拱廊下边，采光非常差，白天多数时间需要开着灯。杨奎松每天的日子，就与一盏灯相伴。早晨，杨奎松起床洗漱完毕，会走出拱门，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看着头顶的几只海鸟，翶过天空。

1947年开始住青岛一年，杨本良对都市的繁华记忆犹新，觉得到处都挺热闹。他印象深刻的是金店银楼门口播放广播，有京剧和流行歌曲《四季歌》。《四季歌》是电影《马路天使》插曲，由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周璇演唱。歌曲情感真挚，平易近人：“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夏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漂泊到长江，江南江北风光好，怎及青纱起高粱。秋季到来荷花香，大姑娘夜夜梦家乡，醒来不见爹娘面，只见窗前明月光。冬季到来雪茫茫，寒衣做好送情郎，血肉筑出长城长，侬愿做当年小孟姜。”大街上每天播放的这首歌，让13岁的杨本良流连忘返。

杨本良家斜对面的青岛路，是一条具有象征意味的城市中轴线，与广西路十字交叉。北头连通政府广场，南端向青岛口敞开。青岛路南端两栋标志性建筑，西边一栋是青岛大饭店，东边是设置在原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的国防部领用物资委员会第九分监部办公机关，拥有俯视海湾的开阔视线，之前这里是德华银行大楼。东面毗邻的几栋楼房，早年属于山东铁路公司和矿物公司，战后也一并归第九分监部使用。整个院落被太平路、青岛路、广西路、江苏路四条街围合着，平时各个入口都有士兵站岗。

让杨本良感兴趣的，是第九分监部院里的一个京剧团，经常有演出，去听过几次戏，他就和里面的军人熟了，进进出出都打招呼。杨本良记得领用物资委员会第九分监部的分监，是个少将，却不知道他叫什么，估摸着也是个戏迷。他只隐约听说过，京剧团的一个名角后来去了北京。

不过，根据另外的叙述，领用物资委员会第九分监部的院落内，还寄生着一个中正文化馆，门牌号码是广西路14号，一家开拓本土艺术教育的中国美术业余学校，也设置在此。1949年3月25日美术节期间，青岛各界举行庆祝会，在中正文化馆举办过一个美术展览，给风雨飘摇的城市，留下来一丝温情的审美记忆。艰难的围城岁月，不知道这算不算“艺术拯救”的最后挽歌。

1949年深秋的青岛，街头的热闹偃旗息鼓了。入城的胶东军区机关住进了广西路1号，一些入城干部乘坐的美国吉普车，经常出入在街上。夏天刚入城的时候，广西路9号西北的邮电局设置了食堂，每天三顿饭，接管邮电局的武交队上百号人就从堂邑路排着队，扛着枪，经过中山路急三火四地来吃饭。吃饱了，再浩浩荡荡走回去。

不远处的兰山路市礼堂，晚上有胶东军区政治部前线剧团上演的四幕歌剧《解放》。故事是长工李大牛的爷爷被地主刘四爷逼死了，又把他拉去作壮丁顶替自己的儿子。李大牛没跑脱，被抓去了。在国民党军里很受了一些苦。后来成为解放战士，经过诉苦，提高了觉悟，在战斗中杀死了以前虐待过自己的营长。这个营长，也就是曾领着蒋军抓自己壮丁的保长。刘四爷则被愤怒的群众打了。李大牛遂以解放军兼人民功臣的身份荣归故里，见到了在家中等候的娘。

具有强烈宣传性的演出，正在形成风气。之前在1949年夏天，胶东文协文工团曾在山东大学鱼山路操场表演过短剧《毛主席万岁》和歌舞剧《生产之前》，有山大教授就表示演出超乎判断力，因为这玩意儿他以前从未见过。而对久居青岛的更多人来说，以前没见过的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多。

返回青岛的杨本良记得，广西路9号的两栋楼，前面临街的一栋住进去了解放军海军，后面一栋楼里，1948年那些11电台的军人没有了，住进些陌生人。不过奇怪的是，那个姓曲的军官却没有随国民党部队撤离，留在楼里住着，并在马路对面的一家食品贸易行华兴号入了股，贩卖香肠。1949年冬季，也就是杨本良返回青岛一个月后，母亲和弟弟也迁来同住，杨奎松以收破烂和从李村集贩卖蔬菜瓜果维持一家的生计，时常经济拮据，会向曲姓同乡借钱。杨本良和弟弟，一直叫他曲大叔。

过去11电台办公的二楼上，还住着两个以收破烂为生的邻居。一个姓王，一个姓邹。王姓邻居40多岁，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平时也在楼口兜售“哈德门”和“大前门”纸烟。邹姓邻居叫邹子纯，是烟台大户人家的少爷，蓬莱话叫秧子，来青岛有些年头了，过去在中山路下边保定路的一家药房入过股，据说日子好的时候什么也不干，就好京戏，是个票友。邹子纯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分别叫邹本娥、邹本强、邹明慧。杨本良1949年秋天回青岛的时候，搬进广西路9号后楼的邹家已破落，家境困匮。杨姓、王姓、邹姓三家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杨本良一家到青岛的第一个春节，是靠着母亲在老家变卖的家产过的。走前，杨奎松的妻子把家里的全部资产，都卖给了一户在青岛有生意的人家，说好了到青岛后抵兑。结果去吴淞路那家人的义兴祥小铺一看，发现已经不卖货物了，只好随便兑换了一些杂物，货架子之类东西拿回家。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一袋45斤的面粉。这一袋面粉不仅让一家四个人过了年，还吃了好长时间。平时，一家人多吃黑面。

杨本良的父亲杨奎松没有工作，平时在街上卖杂鱼，固定日子推着车子到李村、惜福镇这些地方赶集，买些萝卜、大白菜、瓜果之类，散了集运回来，第二天上街卖。李村、惜福镇距市区六十多华里，赶集一般是前一天晚上推着车子出发，走一晚上夜路，天亮前到乡下的集市，中午装满货往回走，回到广西路家里，多是晚上九、十点钟。杨本良和弟弟都跟父亲一起赶过集，杨本良推车子，弟弟拉绳。后来弟弟上学了，杨本良就一个人推着车子卖。

杨奎松的妻子老说杨奎松是“屋坝上看人”。高处看人不要紧，不幸又喜欢赌，在老家输了钱，就把地卖了，还上赌债。后来发现那块贫地下面有石头，买家就开矿采石，结果赚了不少钱。没了地，杨家成了穷户，阶级成分也就变了，土改的时候被划了个下中农，少遭了不少罪。蓬莱杨家这个故事的前半截，和江南余华的《活着》严丝合缝，让世事弄人的荒谬，呈现得活灵活现。杨家母子迁来青岛的时候，因为杨本良的干爹是贫农会主席，成分又给改划成贫农，开路条获准离开。杨本良晚年陈述说，当年如果不是贫农，一家人来不了青岛。

1950年年初，杨奎松过去在蓬莱认识的一位小学老师，介绍杨本良的弟弟到河南路小学上学。不久，杨奎松自己也找到了一份工作，阴差阳错的缘起居然还是得到一个老乡的关照。杨本良在老家有个大他20多岁的同辈亲戚，叫杨本茂，不务正业，把老婆打跑了，他老婆才三十几岁，就改嫁给了一个叫王元芝的八路军。入城后，王在德县路的青岛卫生局干科长。杨家一家四口人吃饭没着落，年前换回来的一袋面粉也吃的差不多了。杨奎松的妻子就去找那位女亲戚说情，请卫生局的王科长帮忙，介绍杨奎松去了煤建公司上班。杨奎松过去贩卖过木材，是个行家里手，对木头鉴定驾轻就熟，定睛一看，一口喊出来，八九不离十。后来煤建公司分成煤炭和木材两个公司，杨奎松就去了杭州路的木材公司。1950年初的这次转折，让杨家黯淡的日子，见到了一丝光亮。

杨家昏暗的灯光之外，不论是机关、工厂还是校园，社会变革的氛围愈来愈高亢，叽哩哇啦的节奏如同一台秧歌剧渐入佳境。

同年10月12日晚上，广西路东头的山大学生社团举办送别会，山大《山大生活》总编辑刘禹轩拿出过去写的一首《给新的学生会》，作为送别辞，让袁麟代表山大生活社的同学，从头至尾朗诵了一遍：

当我们在选票上写下了你们，

我们便同时把希望交给了你们。

当我们把希望交给了你们，

我们便同时在选票上写下了你们。

不是请出你们来当老爷，

不是请出你们来作奴才；

你们不会当老爷和奴才，

我们也不要奴才和老爷。

我们要：学习得更好，

我们要：生活得更健康，

我们要：歌唱得更响，

我们要：让日子过得更美更强。

我们不要你们恩赐这一些，

因为你们不是大老爷；

我们要你们领上一起干，

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好姊妹，好弟兄。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

亲爱的兄弟和姊妹，

建筑起一座更高更大的“学习馆”，

让学园里永远是春天。

广西路杨奎松家的阳光，在下一个春天果然温暖并灿烂起来。因为，木材公司的人很快又介绍15岁的杨本良去交通公司机械厂学徒。工作了两年，杨本良转到辽宁路的面粉厂，再调到华阳路利丰面粉厂。杨家在青岛的日子，就此稳定下来。接下来，杨本良两兄弟相继参军，开始了各自的人生。铺在广西路杨家前面的光亮，日显扩大。

与此同时，同楼的曲姓上尉军官1949年没随国民党部队撤离的原因，似也初露端倪。杨本良隐约听父亲杨奎松说起过，在11电台负责后勤供应期间，曲曾经帮助过从胶东过来的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鉴于事情本身的隐秘性，其中更多的细节，恐怕杨奎松也不知道。不过，杨奎松和曲姓军官的关系，几年后变得有些紧张，原因出在两人的一些私人账目往来上。当时曲的个人经济状况开始下滑，杨的两个儿子都已参军，两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可靠度，已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一切还恍惚着，转眼之间，1951年的敲门声就响起了。

1950年的最后一天，刘禹轩日记中发了一番感慨：“在新三十七号《山大生活》上，为山大生活社的贺年辞我写了四句话：‘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力量，新年新山大，新年新中国。’我离开山大了，但我自己还应当有新的气象和新的力量。‘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力量’，让我就用这两句话送别旧的一九五〇年并迎接新的一九五一年吧！”

爱情

1949年的暑假，王伟华的大姐带回了她北京大学的男友。王伟华听说他是学运地下工作者，“他从不声张，不抛头露面，他总是鼓励别人游行，贴标语，喊口号”。

刚来的时候，大姐的男友操着一口广东话对王伟华母亲说：你好，伯母，我叫余树通，给您添麻烦了。王伟华的母亲一脸得体的微笑：欢迎你，希望你在这里过得愉快。不一会，母亲拉着王伟华的手说，他叫“万事通”。王伟华一下子笑得前俯后仰，说“他不叫万事通，他叫余树通”。

“万事通”和王家是两个阶级，这让王伟华的父亲王建义与“万事通”谈话十分拘谨。

在伏龙山下王家的大房子里，“万事通”也有些拘束。王家出手阔绰，人来人往是常态。七大姑八大姨的住在楼上楼下，每到吃饭，大家就一起往客厅里拥，“万事通”却总是呆在楼上，等王伟华给他把饭端上去。

每天三餐，母亲都吩咐王伟华把饭给“万事通”端上楼。接触多了，“万事通”就给王伟华讲革命故事，讲共产主义，讲资产阶级应该改造。“万事通”绘声绘色讲，王伟华仰着脸认真听，却似懂非懂。

一个夏天，“万事通”与王家的孩子们一起游泳，爬山，逛街，看电影。暑假结束前，王伟华的父亲决定为女儿和“万事通”举办订婚仪式。

这一天，王家全体盛装，乘车来到中山路的青岛咖啡饭店。饭店楼上楼下布置得五彩缤纷，大厅正前方墙上挂着醒目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庆贺余树通先生与王雪梅小姐订婚典礼”。

宾客们送来的大花蓝，都摆在铺着红桌布的台子上，一屋红彤彤。王伟华与孩子们吃着糖，说笑，打闹，满大厅乱蹿。

中午时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事通”穿着新定做的浅色西服，剪一头短发的王伟华大姐着枣红色旗袍，两人手挽手沿着红色长毯，缓缓步入。一切按程序进行，主持人致贺词，家长王建义主婚并讲话：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报效祖国，希望新人白头到老。

对经历过世事沧桑的王建义来说，白头到老，自然是一个真诚的希望。这一年的夏天过去，他临近45岁。几个月之后的农历腊月二十九，是他的生日，也是年关。

己丑年的腊月二十九，是1950年2月15日。

王建义45岁生日前的1950年1月，可谓悲喜交加，就像是死亡与爱情，阳光与阴影一般环环相扣。期间，52岁的香港招商局轮船公司海辰轮船长张丕烈，引领海辰轮自日本吴港起航，预备开往夏天的青岛，不料途中被船员向台湾方面告发，随后遭遇军舰拦截返台。3月22日张丕烈被逮捕，5月30日被判处死刑。7月11日，张丕烈和海辰轮报务主任严敦华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

张丕烈和严敦华之死，是青岛1949年大变局的一个悲剧尾声，也是众多小人物在命运选择时刻的一次勇敢尝试。这让1950年的春节，笼罩着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怅然。

生活，却一如既往地继续。

爱情，也依然顽强地盛开。

“过往的生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空虚；过往的日子，只留下一大张一大张的白纸。自从有了你，爱的，生命展开了一片新天地。”这是刘禹轩1948年元旦写下的短诗。

自1949年6月入城到1950年的头几个月，刘禹轩时刻想着朱文蕙。在青岛，他曾两次公开讲到他和她的故事，一次是在女中上政治课谈到革命人生观的时候，一次是在山大文学院总支举办的恋爱问题座谈会上。刘禹轩说，大家都说他讲得很好，而他的“爱人”也就喧腾起来，但结果却不妙。比如在批准入党的会上，有人指出这是“卿卿我我”。刘禹轩有些委屈，认为受了冤枉。刘禹轩觉得自己对恋爱问题处理得并不坏。同事之间，赵锦铭和杜森田在搞恋爱了，过年的时候他还带她到博山家里去了一次，用以证明他家里并没有老婆。在刘禹轩看来，赵锦铭似乎比自己更沉溺于恋爱。

刘禹轩的爱，在一千公里之外的地方，这个遥远的距离，让他时不时地觉得寂寞。同事看他的日记，以“一阵阵的寂寞袭击着我”作口头禅取笑他，他却并不怪罪。因为，被“寂寞还是一阵阵的袭击着”的他，承认这是一个事实。

在1949年夏天刘禹轩的日记里，隐秘的个人感受，不加掩饰地流淌着：“近来的寂寞是双重的。一是在情感上需要得到安慰，二是在表现上要求满足，两者又是错综起来的。表现上要求满足没有别的，就是希望《轨迹》能在这里让我修改。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我可以把它更充实起来。藉着对它的修改，我将得到情感的奔放与发泄。”

刘禹轩认为，爱情对自己是一种推动，决不是绊脚石。“没有爱人的时候怎么办？”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刘禹轩的回答是，事实上，该离开她的时候，自己还是到了解放区。刘禹轩相信，是自己首先带动了她，而后她又推动了自己。

市立女中的姜金芳一直喜欢刘禹轩，他也觉得她是一个好孩子，又好看。她还给他织过一副手套。他总忘不了刚回青岛时，她流下的眼泪和她说的“我太高兴了”这句话。

刘禹轩在日记中说，“如果我没有文蕙，现在我一定会爱着别的女孩子。但现在，我是属于文蕙的了。各方面加起来，我所认为好的女孩子还没有谁比得上她。我已经爱了她将近八年了。多么长久的爱啊！但我又有些怕她。写信时总不愿意告诉她我的闹情绪时的苦恼。”

1950年1月12日晚上，刘禹轩在给朱文蕙信的最后，写下了一首诗：

不忍留下一点点空白，

我要用相思来填满，

已经是一年五个月零五天，

自从我离开了你，亲爱的蕙！

分别就是相思的开头，

它要随着分别的结束才会丢掉；

刚离开就渴想你的怀抱，

偶尔放下，是在梦里见到你的时候。

啊，梦！但愿我现在是在梦中，

醒来就看到你的笑容；

外面的大海已经结成了冰，

却冻不了我火样的热情。

牵引我到你的身边。

时光就结束了我们的思念

生命的空白已经填满，

蜜吻里包含了期待的一切。

从今天到那天的空白

让我们用相思来填满。

在1950年迎春花遍地开放的季节，刘禹轩在日记中写下了一个愿望：“明年，我得要跟她结婚！”

和刘禹轩一样，许多年轻“入城干部”，比如孟力、王桂云，也在恋爱，并准备结婚。在这些“青春万岁”的日子里，未来万里无云。

1947年后几次进入平度解放区的孟力，因为提供了许多青岛文化界的情报，最终成为了参与接收的入城干部。在平度听取他汇报信息的衣吉民，1949年后成为青岛市的公安局长。而孟力后来则和刘禹轩成为青岛文联筹备组的同事，并在几年后一同遭遇了剧烈政治风暴的涤荡。两个年轻知识分子的上升与坠落，如同平地起风云，转瞬之间，天地翻覆。

许多认识的人，都比刘禹轩更早地结出爱情的果实。1950年下半年，他参加了两个朋友的婚礼，先是10月1日罗清结婚，接着12月24日市立女中老友鸿钧也结婚了。两场婚礼，两种感受。

在刘禹轩看来，鸿钧结婚是他“三十年如一日”熬出来的结果。结婚的晚上，刘禹轩骑着一辆自行车到了肥城路鸿钧的新房，楼下没处放车，就直接把自行车搬上了三层楼。楼梯很窄很陡，中途刘禹轩差一点连人带车一块滚下来。进去却发现，上面也挤得要命。几十个二中的先生学生挤在一间房里吸烟磕瓜子，另外一些人则在井口大的一间房里，蛆虫似地跳着交际舞。新郎戴着八角帽，穿着新皮鞋，一身西装，新娘着大红旗袍，两个人的打扮凑在一起，让刘禹轩觉得不仅俗，并且还有些滑稽。刘禹轩原想在这里喝两盎酒浇，结果看人太多，抽了一枝“买司干”香烟便离开了，前后只停了十几分钟。下楼的时候，刘禹轩对老友的婚事，隐约嗅出婚姻之外的况味。

刘禹轩过后在日记里写下来这样一段话，“我从鸿钧的结婚上得到这样一个感觉：世俗些不如革命些。罗清结婚的场面倒是比他的这个场面更好些。这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气息。”两种什么样“完全不同的气息”，刘禹轩没有说。

1951年1月19日，刘禹轩再一次在给朱文蕙的信中表示出对婚姻的焦虑：“今晚，得去参加一个同志的结婚典礼。在这一个时期里我曾参加过好几个。这说明我已经不是孩子，和我玩得来的都连接地结婚了。我有点不想参加这种婚礼。因为大家在这时候很容易把每一个人在这方面的问题都搬出来，而我在这个问题上差不多成了一个笑话。”

接下来，刘禹轩又听说，山大同事刘敏也快结婚了。时间定在辛卯年正月二十一，也就是1951年2月26日。对年轻人来说，在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革命加爱情加快马加鞭，应是标配。

在一些年轻人开始“卿卿我我”的时候，城市的运转状况却并非“万里无云”。1949年冬季和1950年春季，对于刚刚改天换地的青岛来说，实质上依然是个面临“风云变幻”的季节。工厂开工不足造成的大范围失业，导致居民收入来源减少以至断绝，市面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许多家庭发生了严重的生活困难。冬日明晃晃的阳光下面，新政权与贫穷的博弈，迫在眉睫。时任市委副秘书长的章若明回忆，市委书记向明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就紧急通知民政局长崔介汇报各区春荒灾情，交代组织生产自救和以工代赈。期间政府先后发放救济粮200余万斤，救济盐8万多斤，救济款近18.6亿元，救济人口8.8万。

对一个80万人的城市来说，即便是十分之一的贫困人口，200万斤的救济粮其实也是杯水车薪，每人一两食用盐，倒是能勉强对付头晕乏力和腹胀，不过终究是缓兵之计。新旧交替时刻，政府资源的匮乏，可见一斑。从1950年初发放的救济款依然以旧币计算看，1949年6月6日军管会宣布的以人民币为本位币，金圆券20万元折人民币1元的方案，仍然在路上。

佐证币改过程性的另外一个例子，是1949年12月《胶东日报》发行部开出的一张订报凭单，上面显示华阳路48号中纺青岛针织厂第二工场订报四份，期数为30期，订费18000元。订报期限2741期~2770期的编号记录，表明《胶东日报》在迁移到青岛出版之前，已辗转在胶东积累了长时间的发行史。不过，青岛针织厂第二工场的这张订报凭单，很快就进入了历史。因为就在这个月的10日，《青岛日报》创刊，《胶东日报》自1949年6月开始在青岛的短暂出版史，宣告结束。

肥沃的土地上，一把种子撒下去，庄稼、杂草、麻雀和害虫，都会疯狂生长。再撒下高密度的杀虫剂，苗和草的界限，便分明了。1950年1月青岛市郊开始土地改革，14个月后，“破坏土改失掉革命职员立场”的税务局第二分局检查员陈金忠被撤职法办。与此同时，新政府的第一份《青岛市都市计划纲要》初稿编制完成。接下来，在一波取缔会道门的浪潮中，刘华轩、高北辰等50名道首先后被涤荡。

泾渭

1949年的春天抵达青岛之后，人的思想转变，也在路上。

山大文学院的陆侃如就是一例。之前在1947年9月秋高气爽时间，女作家赵清阁为了等待预备赴青接任国立山大文学院院长的老舍，在青岛盘桓消闲看落叶，无聊之时给《申报》写专栏，其中一篇《寄自青岛》提到，赵太侔回来复兴国立山大，只请到不多几个名教授，点了三个人，有丁西林、陆侃如和冯沅君。三个教授，两家人，支撑起半个国立山大文学院。1949年6月后，丁西林远去，只留下住在大学路的陆侃如和冯沅君一家。

山东大学被接管后，很快就处于“吐故纳新”中心环节的陆侃如，尽管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温文尔雅，却也迅速开始尝试从“阶级的烙印”这个新角度思考问题。这个微妙的变化，绝不是空穴来风一般的庸人自扰。军管会进入学校四个月后，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剖析自己作为“一个书生”的身份局限与怯懦，控诉无时无刻不被特务监视的困扰：“三十三年来，我始终在大学的围墙里读书，著书，教书，从来没有参加过实际的政治工作。可是，正如一位可敬的朋友说的，‘你不问政治，政治却要问你！’”他清楚地表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不要说一个英勇的战士必然受到迫害，屠杀，就像我这么一个不问政治，安分守己的书生，也弄得荆天棘地，走投无路。”

陆侃如的题为《一个书生的感想》的短文，发表在本地唯一出版的一张日报上。文章最后说，“在东北华北解放后，青岛迟迟不见人民的队伍来临，我们真有点等得不耐烦了。现在青岛终于解放了，从此我们获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并没有那么容易品尝。1950年12月，《山大生活》总编辑刘禹轩就因为与陆侃如之间发生的一件小摩擦，受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惊吓”。刘禹轩将此描述为“受了一点委屈”。而彼此隐含其中的复杂人性与现实环境的碰撞，才是“矛盾”的微妙之处。

刘禹轩受到的“委屈”，缘于《山大生活》新36期刊登的一条消息。本来，这一期的《山大生活》应该在12月21日出版，但因第一版的消息成问题，即同学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和华大合并的事情都还没有到一个段落，因此不能不拖两天。22日上午，刘禹轩和一个同事到校委会办公室去，看到了一张油印的关于与华大合并后新的组织机构的图表，就想拿去登出来。正在里面开会的陆侃如说不要登，却并未说明理由，神情看上去也不十分坚决，结果刘禹轩让罗竹风看了看，就发稿了。

12月23号上午《山大生活》第一版在印刷厂排好之后，刘禹轩的同事来说罗竹风要看，并传话说陆侃如表示，登这个消息，罗代表同意，他也不同意。刘禹轩有些动气，就在版样上写了几句话给罗竹风，意思是说他这个《山大生活》总编辑只对罗竹风负责，不对陆侃如负责，这消息既经他看过，为什么又出了问题。罗竹风看了大样，也看了刘禹轩的留言，稍微改正了几处，就“最后通过”了。

报纸一印出来，问题来了。12月24日晚，刘禹轩在罗竹风住处闲谈，同事何春超来了，带着陆侃如写给刘的一个“气势汹汹”的条子：“昨晨九时许，我面告春超，决不可发表迁并方面的具体决定，何以又印出系统表来？请速收回全份报纸，另印补发，并须在下期作公开深刻检讨。”刘禹轩一看这张“俨然一副上司口吻”的便条，又急了，要“说明真相，以明是非”。一旁的罗竹风却说不必，说用不着理会陆侃如，因为报纸已经迁并委员会主委彭康看过，说没有什么问题，他自己和陆侃如谈谈就行了。接下来，团委会一个有人事经验的同事看出了里面的门道，据他分析，陆侃如正热衷于做山大副校长，而“系统表”上却无副校长一职，且把图书馆列于教务处管辖之下。这样一来，陆侃如的面子就搁不住了，不免一急。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这个推测大致靠谱。

就陆侃如的能量，要求收回全份报纸另印补发，显然不可能。最后，事情也就只能不了了之。背后的原因是，之前华大与山大已有约定，合校事宜要双方同时发表。不想华大校刊脱期，《山大生活》就捷足先登了。事情算不上什么阴谋诡计，而且陆侃如自己也对全校同学公开说过，没什么不可以登的，看似很宽宏大量。可私底下，刘禹轩却对陆侃如的阳奉阴违，极为不满。一个是年纪轻轻的新“入城”干部，一个是学术有成且政治上正冉冉上升的“老”教授，刘禹轩日记里记录的抱怨，就变得意味深长了：“当我说到校委会对《山大生活》领导不够，任何决定及会议都未曾接到过校委会的任何通知时，陆侃如也只是轻松地说一声‘忘了’算事。现在，他居然摆起了官僚架子，还有谁能够‘吃’他的？”

报纸没有收回，但陆侃如也没有忍气吞声，他要求《山大生活》在下一期来个声明。刘禹轩依旧不合作，“声明什么？要写了给他看。那索性让他自己写好了。”文字写来了，以“本社”名义“向读者致歉”。刘禹轩说，“致”什么“歉”？就直接在印刷厂里给他改了。

这件事，只能算1950年岁末的一段插曲，文人意气用事的成分显而易见，并非泾渭分明的路线分歧。在山大校园里面，每天诸如此类的小矛盾与小摩擦，屡见不鲜。可事情演变过程透露出来的不和谐信息，却耐人寻味。这为后来的一系列政治与个人境遇的变故，埋下了伏笔。

前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也开始深刻剖析自己的“节操”观。不过，他要说的话，并没有机会像陆侃如那样公开见诸报端：“解放之后，我没有再回学校，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旧观念——节操观念作祟。后来经过学习，使我首先认识到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的道理，把过去站在反动立场的一切行为先予以否定，求其彻底澄清。其次使我体会到宇宙以人为中心，万事万物应当服从人的利益，把我过去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如谓文艺是自我表现，为艺术而艺术，科学真理是无利害关系的，内在价值，等等一套——根本予以推翻，而重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观点。更由于学习把握阶级观点及集体观念，而服务对象始得明确化。不过自己检查起来，问题似乎不在于笼统的认识，而在于如何充分发挥个人之所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这一点上。这就不仅是观点的问题，而是与旧知识分子所有的各种传习作斗争的问题。两年以来虽也多少克服一些，但还非常不够，还有待于在服务实践中继续不懈的努力。”这些“痛改前非”的检讨文字，清晰记录在赵太侔1951年《我的自传》中。

到1951年开年，老国立山东大学管理层的“三驾马车”已命运各异，赵太侔靠边站、杨季璠调走、刘次箫命丧黄泉。两年前那份秘密情报就这三个人“对学运采取不理或反对态度”的判断，在逐一核实并深入挖掘后，大致完成盖棺定论。

在刘禹轩的记忆里，“青岛解放以后，原来是国民党统治，现在都被共产党代替了。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些运动，把许多过去国民党留下的反革命分子抓的很多，枪毙的很多。比如说山东大学的训导长刘次箫就被枪毙了。”刘禹轩说他亲眼看到开会，把刘次箫抓起来。他说，“我看到他们被抓起来，后来就被枪毙了。到现场枪毙我没看到”。

刘次箫被逮捕的消息，1950年11月30日在《青岛日报》头版以醒目标题公布。随后不久其被押往海泊桥西边的五号炮台执行枪决。1951年1月5日上海出版的《大公报》，以《潜伏青岛中统匪特张乐古刘次箫伏法》为题，报道了结果。枪毙刘次箫的过程，1949年入学的新生吕家乡印象深刻：“进校后，就听高年级同学谈到山大训育长刘次箫如何镇压学生运动。1950年镇反运动中，有一天学校通知我们，‘罪大恶极’的刘次箫要枪毙了，枪毙前要先来山大校园示众。同学们就有组织地站在校园的路边围看，同时开来了不止一辆押着反革命分子的大卡车，刘次箫是被押在第一辆敞篷大卡车上的，背后插着一个写着罪行和名字的高高的牌子，就像旧戏里的亡命牌。我们一面看，一面喊口号。卡车开得很慢，出校后就直接开赴刑场了。”

1949年9月从胶东军区调来接管工厂的李生信，两年后在内蒙古路五号炮台看到过枪毙刘次箫的场面。他当时已从西镇调到五号炮台旁边的一个美国仓库，负责接管久兴骨胶厂。这大约是李生信和刘次箫两个人一生中仅有的交错。一个人陌生人看着另一个陌生人死去，由衷的拍手称快。因为李生信相信，这是所有“反革命”应得的下场。

刘次箫不过是一例。1950年3月10日，军管会发布《青岛市反动党团登记实施办法》，勒令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民主社会党、青年党、新社会革命党和青年工作总队成员，限期到公安局设立的专门机构登记。

在山东大学正积极表现的刘禹轩闻风而动，“结合着反动党团登记的宣传，我写一篇《我们的控诉》，和锦铭一道署名，登在十五日的青岛日报副刊上。我控诉的是龚慧贞，写的是从青岛出走到解放区的经过。”龚慧贞是刘禹轩1948年秋冬在市立女子中学供职时的学校体育主任，1948年11月25日半夜的“出走”行动，彻底改变了刘禹轩的命运轨迹。

对过往有着各种不同政治面貌的人来说，1950年春天铺开的是一张法网。

这是一张编织的密密匝匝的大网，一网下去，打尽没打尽不说，反正至1950年底登记结束，进入记录的反动党团成员已有3980名。与此同时，对特务机关人员的清查，也在继续。相关统计显示，截至1950年11月，全市共登记特务1700余名，管训特务及反动骨干250余名，分别根据罪行和悔改表现给予相应处理。但实际上，不论明里暗里，对各种有不洁政治履历和潜在危害人口的监控，一直在持续进行。1955年9月2日，《青岛日报》刊登了画家陶田恩的一幅宣传画，标题《大胆检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显现出的主题异常清晰。画中一把明晃晃的刺刀，上面写着“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1958年12月青岛市公安局汇编的《中央调查局特务分子材料》，收录相关人员姓名、籍贯、职业、家庭住址、履历、现状等基本信息，仅鲁东分区区室部分就装订了很厚一册，涉及数千人。对这些“特殊人口”的筛选与控制，可谓百密不疏。

新政权打击的潜在危险对象，很快就突破了公开或秘密政治军事组织的边界，向被认为“反革命、反人民”的具有更广泛社会基础的各种迷信组织开战。在1949年8月先后逮捕了一贯道头目刘月辉、董玉泉、孙子俊之后，1951年2月青岛市成立取缔反动封建道会门指挥部，先期从公安、文教等单位抽调人员进行训练，以为取缔行动做准备。大规模集中清剿自3月10日开始，首先取缔一贯道、甘珠尔瓦呼图克图青岛通讯处、九宫道，5月15日起开始取缔所有道会门，包括圣贤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佛道中门正教普渡佛教社、老母坛、九灵仙姑、万慈总会青岛分会等。整个行动过程计划周密，似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个体忠诚迅速土崩瓦解。

道会门成员的分崩离析，首先是思想和立场的转变。若干年后，白季恺在公开发表的《一贯道在青岛的活动片断》揭露说，“一贯道是一个非常反动的道会门，其道首、点传师之类，都是一伙心怀叵测的反历史、反科学、反人民、反革命的歹徒。他们不仅造谣惑众，而且还梦想做皇帝。该道青岛道首董玉泉就在道徒中造谣说：‘青阳末劫、白阳初期，已有真人出世。’”截至1951年6月底清剿结束，青岛15种道会门被一网打尽，查封坛口、佛堂148处，逮捕道长、坛主、点传师、盘主等道首233名，登记会道人员2000余名，7万余名道徒声明退道。须臾之间，董书田、刘德轩、李福昌、刘在诗这些曾被顶礼膜拜的人物，成为了被扫除的精神垃圾，随即灰飞烟灭。

捅马蜂窝的人

在青岛生长根基深厚的基督教，也开始洗心革面。

1950年12月，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导致本地基督教上层的人员更替，加快了节奏。事情的起因，是青岛基督教联合会的创始会长王德润“捅了马蜂窝”。

王德润算得上是一个地道的本地人，也是一个基督教家庭的传承人。他1893年出生即墨，是家族中的第四代基督徒。祖上几代的行迹，包括跟从第一位进入山东的西方宣教士郭显德在崂山传播福音、建造北岭礼拜堂等。

少年时代，王德润在烟台读中学，中途曾辍学三年到海阳郭城教书维持家计，后到潍坊继续高中学业并进入齐鲁大学。1925年王德润齐鲁毕业，获保送入读燕京大学，期间他带着母亲一道念书，并在1927年从燕大宗教学院毕业，返回青岛长老会做传道人。

1893年王德润出生的时候，青岛还是即墨衙门管辖的一个偏僻渔村，寂寂无名。34年后，这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中国城市化经验最丰富的样本城市之一，也是各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公共事件的导火索与策源地，比如1898年的戊戌维新、1919年的五四街头抗议运动和1922年历史性的治权回归。王德润1927年返回青岛的中秋时节，年轻诗人孟超正“漂流落拓在青岛的海湾，听着木履的音乐，穷病交厄，啖月影而当饼饵，饮波花而当琼浆。”而这之前，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刚刚在青岛一命呜呼。

作为新一代传道人，接受过系统教义训练的王德润最关心的，是福音传播使命，并且试图在其中加入更多的本土元素。1926年王德润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中华基督教会的革新运动开始兴起，主旨是呼吁教会之间进行本色化合作。到青岛后，王德润成为这一运动的积极响应者，他脱离差会，组织中华基督教会同道堂，并尝试租用青岛明星电影院作为聚会场地。以电影院这样的时尚空间为基督教所用，王德润大约是第一人。

1930年8月，王德润和郭金南基于增进本土教会联系的需要，邀请刘寿山、杨光恩等20余人酝酿筹备青岛基督教联合会，1933年在上海路9号成立，由王德润出任创始会长。王氏随即组织发动各教会捐资，1937年在小村庄建成青岛基督教信徒公墓，同时进行社会搭棚布道和监狱布道等非典型性的福音传播工作。期间王德润全力筹建资金，在1937年夏天建成礼拜堂，成为青岛本地第一座由中国信徒自己集资兴建的福音聚会场所。随后青岛沦陷，王德润决定不献堂。抗战结束后青岛基督教联合会恢复活动，王德润继续担任会长，并在1947年礼拜堂建堂十周年之际献堂，兑现了其“抗战不胜利不献堂”的承诺。

期间，王德润曾带过一个陌生人回家，王德润的儿子王明理只知道他叫李继才。王德润让其住在家里，每天教王明理功课。1949年6月2日解放军进城后，这个李继才专门来看过王德润，王明理才知道他新的名字叫华生。

在1949年的这个夏天，56岁的王德润以共产党拥护者的姿态，经历了城市改天换地的变化，并参与教会革新。王明理晚年曾对《寻梦者》的作者宁子回忆，1950年形势逐渐严峻，12月初公安局来人找王德润借礼拜堂开大会。王德润同意，但提出一个条件，说礼拜堂是敬拜神的地方，不能在里面抽烟，也不能挂旗挂像。来人表示同意。

开会日期是1950年12月中旬，那天公安局先派人布置会场。晚上七点开会，五点王德润被公安局叫去谈话，八点回来的时候，已经开会了。王德润去会场，看到里面很多人在抽烟，并且到处挂着红旗和领袖像。王明理说，他回来叫上家人到书房，说你们在这里祷告，我要去做一件事。说完，便上楼了。

礼拜堂就在楼上。一家人正祷告的时候，突然听到楼上有人喊“要求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王德润”。原来王德润进入会场，走上台说：当初我同意借礼拜堂的条件是，你们答应不在这里抽烟，也不挂旗挂像。你们今天违背了条件。说完，他就把礼拜堂里面的红旗和领袖像，统统摘了下来。

一个大马蜂窝，被王德润捅开了。

大约两周后，青岛市宗教事务处给王德润打电话，要他召集教会负责人开会，说政府有政策宣布。那天王德润父子都去开会了，王德润是会议主席，儿子王明理代表山东大学学生团契参会。王德润简单交待了召集大家开会的目的，宗教事务处的干部就走到前面，开始用很长时间作报告。

报告要结束的时候，宗教事务处的人突然说：我要提醒大家，警惕暗藏在教会里的反革命分子。现在我宣布，我们已经查出藏在你们中间的反革命分子，他就是刚才的主席，王德润。接下来。他宣布了王德润的“十大罪状”。

最后，宗教事务处的人说，你们中间有反革命分子，该怎么办？你们自己讨论吧。说完，人就走了。王德润站起来宣布退席，也走了。

会场留下执委会的成员讨论对王德润的处理意见，王明理退到外面等候消息。当天讨论的结果是：1951年1月3日在第三公园足球场召开控诉大会，全市教会和教会学校都要派代表并发动信徒参加。

执委员负责人把王明理拉到一边，悄悄说：到那天，我们派人把你父亲打一顿，你告诉他，要装成受伤，然后由你母亲出面要求带回家养伤。这样或许可以稍微避开一点。

开控诉大会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2日晚上，王德润走了，他连妻子也没告诉。

他本来准备乘当晚最后一趟火车去北京，找“三自”教会创办人吴耀宗反映情况，走到半路，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去上海。王德润是中华基督教会山东大会胶东区会主席，全国总会在上海，王德润想去总会把职务辞掉，这样罪名就只落在他个人头上，不至于连累团体。

第二天公安局到王家抓人，发现王德润失踪了，非常意外，因为这些天王家门口日夜有专人看守，王德润出走竟然没被发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王德润青岛基督教联合会会长职务的继任者，是王德仁，同年秋再由吴焕新接替。接下来，王德仁也自身难保了。

1951年4月21日出版的上海《天风》周刊260期刊登消息说，青岛基督教联合会4月2日举行全体会员大会，罢免“帝国主义分子”王德仁的副会长职务，同时各教会分别在台东、台西、市南、市北成立“爱国主义学习小组”，选举正副组长和书记各一人。

1951年4月刊登罢免王德仁消息的同期《天风》周刊，还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刊载了一条小消息，称青岛的所有基督堂，已经开始悬挂五星国旗。

稀有金属

1949年到1950年前后，有两个无锡人到了青岛，一个是吴寿彭，一个叫许思园。两个人年龄相差一岁，吴寿彭1906年生人，许思园则晚一年。到1950年的时候，两人都已进入不惑之年。

接下来的日子，像进入了无锡的梅雨季节，哗啦哗啦的声响一直不停歇。蚂蚁搬家，把叶子当摆渡船，只要一小会的大雨，就会被淹死。两个在青岛的无锡人，或者“落户编沦乞丐俦”，或者“局于有涯而向无涯”，各自怀抱着一颗微弱的种子，漂流在一片惊涛骇浪之中，以图寻找到一块能够发芽的土坯。

吴寿彭并不是第一次来青岛。

在1918年考入南洋公学附中之后，吴寿彭1926年自交通部南洋大学机械科铁路机械门毕业。吴寿彭之前的南洋公学校友中间，包括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丁西林，他1912年毕业于南洋公学，1919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1948年6月丁西林离开山大到台北，任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教授兼教务长，四个月后返回青岛，1950年赴北京出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吴寿彭在南洋公学的最后一年，参与了《南洋周刊》的编辑与经营，出任过1925年3月改组的新一届附刊编辑主任。同期的言论编辑，有电机科电力工程门学生陆定一。六个月后，《南洋周刊》产生新一届职员，吴寿彭转任总经理，陆定一成为学术编辑主任。陆定一是吴寿彭的无锡同乡，1945年后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寿彭和陆定一，同在1926年6月30日毕业。与吴寿彭同期的机械科铁路机械门毕业生，包括有吴国桢、杨仁杰、侯景华、徐一贯、吴庆源、周元谷、杨先乾。

作为吴寿彭同届校友的陆定一，1946年1月11日在他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过《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一文，旗帜鲜明地讨伐法西斯主义新闻学：“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陆文指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把“不许人民说话”的政权比作社会、人类、国家民族和文明的“毒药”，陆定一的狠劲，并不比同时期的储安平们小多少。

但在1926年的夏天，吴寿彭和陆定一这两个刚刚毕业的南洋公学学生，显然都不可能预测各自20年后的人生轨迹，会发生怎样具有颠覆性的逆转，更不可能知道其不可逆转的强大作用力，将以怎样的方式伴随终生。

吴寿彭第一次与青岛遭遇，发生在他刚满19岁的时候。南洋大学毕业前一年，吴寿彭短暂进入胶济铁路青岛四方工厂实习，并与福州籍同科同门徐一贯增加了友谊。1925年青岛的碧海蓝天，给吴寿彭的人生起始，涂抹出一层斑斓的绚丽。他的一首七绝《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实习》，由衷抒发了一个年轻人意志磨砺的豪情：“炉冶钢流范百型，轴轳千转更磨铏。少年身手云何好，亦爱松荫锻铁钉。”一番“聊发少年狂”之后，吴寿彭果然让自己成为了国民革命的一颗螺丝钉。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后半生会以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在青岛度过。

在这首诗的后面，吴寿彭写了一小段自注，成为这个无锡人与青岛发生关系的开端：“胶州湾在山东半岛胶县南，由崂山岬与灵山岬环抱，内成一大海澳。潭岛（团岛）与腕子山扼湾口。湾内外皆有深水航道，可容大吨位巨舶出入与停泊。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德国籍口曹州教案，遣海军据胶州湾，筑港青岛，辟为商埠，置总督，建要塞，经营为远东侵略中国之据点。又修筑胶济铁路，西达济南。民国三年（一九一四）欧洲战起，中国与日本参加协约国，与德宣战，德撤退青岛驻军，日本乘机出兵侵占山东之青岛与胶济铁路。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德国战败投降，与协约国签订合约。德国交还青岛港埠与胶济铁路。至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日本于太平洋会议中被迫履行合约，归还所侵占青岛与胶济铁路于中国。余初至青岛在中国收复后之第三年，即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除去括号里作者晚年增加的注释，三百字不到，吴寿彭把一个年轻城市的来龙去脉，说的一清二楚。冥冥之中，吴寿彭的青岛之始，也给他的人生结局，埋下了种子。

综合文献记录梳理的履历，吴寿彭南洋大学毕业后，大致呈现出一种奋发有为的人生路径。1929年，他完成《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译并赴日游历，考察“明治维新成功的缘由”，同年11月出任江苏省民政厅第二科科长，之后进入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测量队担任工程师，期间加入复兴社和复兴社1933年12月在南昌成立的中国文化学会，并成为后者骨干。之后十多年，尝试一种“政治正确”的个人发展方向，逐渐成为吴寿彭行为履历的标签。

笼统观察吴寿彭战前的行为轨迹，其对苏联、日本制度革命的关注与方法借鉴，对应了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寻求强国富民之道的强烈探索意识，而投身复兴社和中国文化学会，则是实践这一变革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从其1933年就中国文化学会缘起的叙述中，可以清晰看出彼此的关系以及其对复兴中国文化的信心：“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惟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

伴随着国民政府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吴寿彭的这一选择，导致了其1950年代早期在青岛遭遇审查，并因此改变了走向。接下来的时间，他回过头去，潜身于“西洋文化”思想源头的阅读与翻译。但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出发点，从未改变：“中国直至明末，知识分子才接触到古希腊的学术著作。徐光启，李之藻等在翻译西方天算书籍之后，已对亚氏著作进行诵习，并准备做大规模介绍西学工作。但清初的读书人又回到中国的故纸堆中。西方学术介绍工作没有人后继，亚氏崇尚理想而又切务实物，这种精神原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早作一番针砭。”他相信，如果明清那几代人当时就去读亚里士多德，应该会比现代中国人更有实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并非仅仅是“最重要的学案”，而是社会变革实践的思想借鉴。吴寿彭的这些话尽管跳过了民国几十年，却依然说的很隐晦，以不使自己陷入黑白分明的现实政治沼泽。

复兴社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简称，系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的外围组织，以黄埔系精英为核心，在思想与社会实践中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理念，力行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带有军事情报性质。由于成员多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所属中国文化学会主编的上海《前途》月刊和北平《老实话》，曾风行一时，成为畅销杂志。吴寿彭个人涉及中国文化学会的形迹，偏重于思想启蒙和政治文化的传播，并专注青年行为培训。其寻求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轨迹，通过以下文字可管中窥豹：“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惟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的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争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成之可能。”能连贯这番说辞的脑袋，一定是认真想过事情的。而吴寿彭拥有的，正是这样一颗脑袋。并且，他似乎抑制不住自己的主动思考冲动。

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4月，吴寿彭出任湖北省政府视察室首席视察，1939年至浙西履职，主持天目书院讲习，并将其天目山居屋起名大树山房。期间撰写了大量文章，刊登在浙江方岩《新力》周刊，浙江金华《碧湖》旬刊、《浙江青年》旬刊、《大风》周刊、《浙江战时教育文化》月刊，浙江绍兴《战旗》旬刊，浙江於潜《民族》半月刊，福建上饶《革命与战争》周刊等战时杂志上，涉及抗战局势、政治工作和欧洲哲学思想史的译介。

吴寿彭战后的个人选项，依旧在同一条“新教抗争者”的逻辑轨迹上演变。1946年他转任浙江海塘工程处，常住嘉兴，期间的翻译成果，有《原子弹与世变》《利玛窦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恶梦》《芳济培根传》和《谟罕默得传》。这些文字，集中交给了他的无锡同乡许思园，刊登在1947年的4期《东方与西方》月刊上。这份统共出版了6期的杂志，由许思园与友人在南京创办，作者包括许思园、徐訏、吴宓、景昌极、卞之琳、唐君毅、吴稚晖、履厚、修业、宗白华、牟宗三、曹源松、子虬、罗大刚、方宇晨、钱学熙、居方、方应暘、胡次威、熊子容、徐仲年、熊十力、袁可嘉、张泰、盛澄华、徐思三、张基、曹曼群、郁南等。其中吴宓、吴稚晖、景昌极、唐君毅都在早年给“奇怪学者”许思园站过台。

1949年，吴寿彭将自己泊到了人生的最后一站。在青岛，他被笼统的描述为从事化工及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的技术工作，并终老于斯。

吴寿彭1949年到青岛的具体时间和原因，不得而知。但在这里意外遇到旧友的欣喜，却让吴寿彭不禁忘却了风雨。个中感慨，从其七律《胶澳遇旧同学徐一贯》中可见一斑：“忽地相逢在水涯，几番兴灭与君偕。风雷暂息胶澳雨，怜取眼前海气佳。阅尽声明鬓不斑，童心多爱未全删。廿年别后从头说，对哂书楼一角山。”徐一贯和吴寿彭1926年同在南洋大学机械工程科毕业，这所学校后来叫上海交通大学，徐一贯学的是铁路机车专业，实习后供职青岛胶济铁路四方工厂，1936年4月起先后任莆田、湘西、自流井和西安电厂厂长，1945年11月以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身份返回青岛，出任青岛电厂厂长。1949年解放军进入青岛前夕，徐一贯组织护厂并设法营救中共秘密工作人员，最终保证了6月2日解放军入城当晚，全市灯火通明。由此徐受到青岛军管会信任，随后出任电业局长。

但此时的吴寿彭，已非徐一贯一般如鱼得水。参加复兴社的经历，不久就给吴寿彭带来了人生变故，并因此入狱半年。后吴寿彭以免于起诉被释放，遂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古希腊哲学思想的阅读上，完成了《形而上学》《政治学》《动物志》《动物四篇》《天象论·宇宙论》《灵魂论及其他》等经典著作的翻译。许多经他翻译厘定的词义，如“共和政体”“平民政体”等，后来成为通行专名。

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看来，吴寿彭的亚里士多德翻译最为人称道的贡献，是他对原文所作的堪称详尽的笺疏。他的注释，一般是先引书中希腊原词，对其进行训诂，然后再引申开去对其词性变化及后世的变体作出细致梳理。如他在《政治学》中对“公民”(Polites，波里德)的注释，就引出对词根Polis的解释(下文中拉丁文为希腊文转写)：

“波里”(polis)这字在荷马史诗中都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Demos)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Aoropolis)，雅典人常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Asty)。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拉丁语status，英语state，德语staat，法语etat，字根出于sto-(“站立”)，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的意义是“立场”或“形态”。拉丁语civitas字根出自cio-(“召集”)，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civis是“受征召者”，即“公民—战士”，许多战士集合起来所组成的只能是军队或战斗团体。这些名词，作为政治术语，称为近代邦国，都同“polis”渊源相异。汉文在《五经》和《说文》中以“国”为“郊内的都邑”，“邦”为“封境”，这同“波里”的字源和文义却相近似；但“波里”的内容又同中国古代和秦汉以后的“邦”“国”，都不相同。近世以city-state(“城邦”)译“波里”较旧译state为“邦”“国”比较合适。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出生在江苏吴江的费孝通，晚年曾就吴寿彭的工作评价说，“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我叫他稀有金属(中国没有几个)，叫吴寿彭。他自然科学也懂，诗也写得好。是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我很佩服他，一直到后来我都同他联系的。”而作为晚辈的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则视其为一个在思想探索上的“吾道不孤”者。但说起来，吴寿彭的“不孤”，委实不易。

吴寿彭晚年在青岛的生活，孤僻且艰难。他的曲阜路邻居王磊曾回忆过一件往事，当时吴住在十平方大小的一间小屋子里，家里只有一张写字台和床铺等生活必需品。天气寒冷时，先生外出总是穿着一件洗得泛白且打着补丁的蓝布棉大衣，带着旧棉帽。1972年秋天，柬埔寨流亡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到青岛访问，街道整治环境，要求展示社会主义国家新面貌。街道干部见吴寿彭的褴褛穿着十分不满，勒令他立即换下来。第二天当吴寿彭以“新面貌”出现在院里的时候，人们大吃一惊，只见他穿着笔挺的呢大衣，戴着呢帽，派头十足。街道干部见了，又斥责这是显摆资产阶级的威风，不让穿。可吴寿彭只有这两身行头，不是“灭资”就是“兴无”，而那“无”实在是穿不出门，无奈，街道只好让他“风光”了几天。等西哈努克一行离开青岛，吴寿彭便又褴褛依旧，过起他早习以为常的日子。

在吴寿彭以“新面貌”示人之前，临近退休的青岛一中美术教师郭士奇，主持设计了迎接西哈努克的一个巨型吉祥物，随后提前办理退休手续，离开了讲台。从市立中学到青岛一中，郭士奇在这所由刘次箫参与创办的学校，连续供职了27年。50岁的流亡者西哈努克到青岛这一年，郭士奇58岁，吴寿彭66岁。青岛是西哈努克的新城，而对郭士奇和吴寿彭来说，这里已俨然是“故乡”。两个人对“故乡”的丈量方式，一个是Polis，一个是art。用art的，不止郭士奇一个，用Polis的，仅此一人。在这个意义上，吴寿彭呢衣呢帽下的孤独，注定寡不敌众。

作为中国文化“没落”论的反对者，吴寿彭穷其一生也没有机会看到中国文化在一番激荡之后的“一度之发扬”，不仅“发扬”无望，在一段荒唐的历史过去之后，连支离破碎的老本也差不多都折腾没了。一个人的伟大梦想，在眼底下被一点点肢解着死去，这份悲哀，何其残酷？吴寿彭最后的抵抗，同样极端个人化，他穿着那件打满补丁的蓝布棉大衣，用120万字的篇幅，编辑了一部《唐诗传》，为唐代174位诗人一一撰写了传记，同时选诗词1080余首，详加笺注，以让自己的“梦想”返回大唐。

沉默的“奇怪学者”

在青岛，能证明吴寿彭“吾道不孤”者，无锡同乡许思园是不多的一个。但在吴寿彭无奈地梦回唐宋之前，许思园已对中国文化的演变，不抱希望：“中国诗从苏、黄以后便缺乏开展，思想情感与题材风格、文字技巧俱不能轶出古人范围。七八百年来中国诗人陈陈相因，辗转模仿，不具创新。元清异族入主，朱明阉党统治，民族心灵上创伤甚大，故中国文化由顿滞而衰颓，不仅诗歌灵感涸竭而已。”

许思园原名寿康，号思玄，祖父许珏曾任清政府驻意大利大使，后任教北京女师，父亲许同蔺为北京通志局编纂。1923年许思园考入上海大同大学，与施蛰存同室，与傅雷同学，随即显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聪颖，迅速脱颖而出。1912年3月在上海南市肇周路南阳里创办的大同学院，在许思园入学前一年已改称大同大学，设文科、理科、商科、教育科及大学预科，率先采用学分制与选科制，拥有现代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并首倡男女同校同班，是同期上海乃至全国私立大学的翘楚。大同大学一毕业，许思园就进了中央大学哲学系教书，和宗白华、方东美同事。

1927年许思园20岁时，据说受柏拉图、尼采等思想的启发，用英文写成《人性与人之使命》，直言“民族性不过是偶然性质的表面点缀，而人性才是到处都是同一的实体。从本质上来看，不同国家的人民为同样的难题所困，为同样的疑团所惑，只有靠存在于人人内心的同一崇高的本性（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神圣的），才能走上人生的正道。”此书在1933年出版后，随即获得吴宓、张东荪、唐君毅、英国诗人约翰·曼斯菲尔德、法国作家纪德、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印度诗人泰戈尔等一干人的好评。在同时代的中国学人中间，一出手便引发如此关注的，无多记录。这也将许思园的为人治学之路，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1933年在同盟会元老吴稚晖的帮助下，许思园赴英国、法国留学，193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期间结识在中国驻法领事馆任职的唐郁南并结婚。许思园英法留学生的交游圈里，包括有无锡同乡钱钟书，并由此引发过一段“像模像样”的轶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后，有好事者索隐附会，认为褚慎明的人物原型，疑似许思园。而这个褚慎明，早熟、虚荣且好大喜功，大凡知识分子的酸腐，基本积攒全了。

许思园在法国的研究，似乎有条不紊。1942年以法文出版《相对论驳议》，1943年在里昂出版《从一种新的观点论几何学基础》等论著。在里斯本逗留一年后，许思园再赴美国并出版《相对论驳议》英文版，1945年6月7日应爱因斯坦之邀，至其寓所讨论《驳议》以及时局、宗教和中国哲学等问题。这让人很容易与两年后出街的《围城》细节，一一按图索骥。

1945年秋许思园归国，先返南京中央大学出任教授，后回无锡江南大学担任哲学研究所所长。期间自1947年4月开始，许思园与友人在南京创办《东方与西方》月刊，集中发表了其在欧洲撰写的《原子能基本公式 Eo=moC2之讨论》《波动力学的基础及其哲学含义》《略论宗教与科学思想在中国不发达之原因》《新物理学与自由意志问题》等文章。而通过《东方与西方》月刊，吴寿彭各种文体的文字，如《谟罕默得传》《怀古二首·伏尔泰·梭罗》《成层圈探险》《种药小记》《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噩梦》，也依次刊登在《东方与西方》第1卷第2期至第5期，这是已发现的许思园与吴寿彭发生紧密联系的最直接例证。《东方与西方》月刊出至1947年9月消亡，共出版第6期，除了第1期和第6期没有吴寿彭的文字，其余4期可谓连篇累牍。而同一时间，中央大学外文系学生刘禹轩的时政文字，则投给了《观察》周刊和《世纪评论》。拿《东方与西方》与《观察》相比较，彼此的不同，显而易见。《东方与西方》的同仁色彩浓郁，着眼点是以国际视野展开的文化与现象论述，《观察》则密切追踪社会现实，针砭时弊。

在大变局面前，许思园显然考虑过个人出路问题。1948年8月15日，84岁的吴稚晖曾致信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为这个无锡“奇怪学者”许思园谋职。同年11月14日，许思园自己也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不过到这时候，胡适本人已经自顾不暇了。一个月后12月15日，胡适仓促飞离北平，随后流亡美国，从此告别中国大陆。

1950年秋天到青岛前，有记录显示许思园在1949年后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一年”。但检索人大起始，其是1949年12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办学，10个月后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而许思园到青岛的时间，在人大1950年10月正式成立之前，其中的差错出在哪里，不好揣测。如许思园出任山大教职在先，进入人大“学习”在后，时间上就容易理顺了，而同期山大教员在职赴人大接受再教育者，确有实例。如此推算，许思园去人大“学习”的时间，应在1951年。

1950年9月的山东大学，面临着和华东大学合并，自我革命的政治气氛愈来愈浓郁，许思园过去积攒下来的学术与人脉资源，在这里不仅没有市场，还很容易引火烧身。看上去，这个无锡人似是一付夹着尾巴做人的模样，不抛头露面，不显山露水。至少在公开场合，《围城》里褚慎明“自负神童”的影子，完全找不到了。一个典型的证据是，作为文学院的同事，几年前在中央大学毕业的刘禹轩，对这个来自中大的中年教授，居然没有任何印象。

不过，把《围城》里“大眼睛，苍白脸，戴夹鼻金丝眼镜，穿的西装袖口遮没手指，光光的脸，没胡子也没皱纹”的褚慎明，放到1950年山大校园里的许思园身上，除了一身西装换成皱皱巴巴的中山装，其他的还真没什么大变化。

开始几年，许思园在青岛的日子有些寂寞，很少被人注意。新设置的山大历史系，15个教授和副教授，许思园和郑鹤声、张维华、黄云眉、陈同燮、吴大琨、赵俪生9个人是新来的。看不出许思园与他们有多少交往。授课之余，他撰写了《论中国哲学》《论中国文化》《论中国诗》三部文稿，尖锐剖析中国历史的致命缺陷：“中国历代政权更迭无不基于强力，取决多数以转移政权之方策两三千年间殆未有设及者。小民之命运悬于君相与里胥，遇水旱虐政不得已植偕亡之心揭竿而起，枯朽万骨，即至成功亦可能只是以暴易暴。中国民本主张渊源甚古，然而乏全民政治之理想，政权基于暴力不能和平转移，此实我国政治史之一大缺陷。”

参与接收山大的刘禹轩，是许思园早期山大状况的见证者。作为许思园的学生和同事，刘禹轩晚年回忆说，“一九四七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我是该校外文系三年级学生，却根本不知道许思园其人，即便偶尔碰到过也是觌面不相识，这只能怪自己有眼不知更不识泰山了。其次，我参与接管国立山东大学时期，许先生是文学院的教授。我不但见过，而且知道许思园就是那位温文尔雅的先生，却不曾说过一句话，更谈不到去向他执弟子礼和请益受教了，其中的原因，除了仍然不识泰山外，还因为许先生为人十分低调，堪称韬光养晦。当时的山大，仅文学院就有陆侃如、冯沅君、丁山、高亨、赵纪彬（纪玄冰）这些大家，许先生哪有他们那么大的名气？我认为这决不是许先生自愧弗如，而是他淡泊名声。再说，我作为一个普通接管干部，按照当时的纪律，是没有资格随便和广大师生员工交往的。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时期，许先生正在潜心于《中西文化回眸》的写作，除上上课外很少抛头露面，我连他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一年半之后我被调离山大，当然无由和先生相识更不用提去拜访了。”

许思园在随山东大学迁往济南前一年，在青岛被划为“极右”分子。将一顶山一般沉重的帽子，戴了后半生。这一年，同样被戴上“右派”帽子的，还有已调入青岛市文联的刘禹轩。同在这一“行列”的，也包括吴寿彭的南洋大学机械工程科同窗徐一贯，两年前，他刚刚成为青岛市政协副主席。

许思园1957年在青岛的经历，让其早年对人性的判断，像一个事先预备的隐喻：“人性从来包含两面，即产生感官与利己冲动的肉体组织，以及照亮了爱与责任的天堂烛火。生命本身不过是一场抱负与诱惑、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斗争。”

20岁的许思园在《人性与人之使命》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最闪亮的流星总是最快地沉落，最精美之物亦最易破碎。”很多年后看这些话，像许思园写给自己的墓志铭。

不论偶尔还是必然，吴寿彭和许思园在青岛的“吾道不孤”，都不是彼此的喜剧。一个陆地的尽头，唯有海洋能够带来台风，也唯有海洋可以拯救灵魂。台风过后和灵魂的寂寥，舞台依然是陆地。

向日葵

1948年高中毕业的郑宝珩，1950年9月进入青岛人民银行，成为试用人员，三个月之后转正。同一年，从市立中学高中毕业的邵名堉参军离开青岛，进入南京海军联合学校，校长是海军司令萧劲光。此后几年，“人很好”是郑宝珩对银行共事的入城干部的大概印象，在他的记忆里，“他们其实对工作有些似懂非懂，没多少真正内行的人。主要依靠的还是一些留职的老班底。”与此同时，新城市管理者内部自身的纯洁与整肃也在进行。1951年5月9日，《青岛日报》刊登了中共青岛市委纪委会的一份决定，开除1941年入党的入城干部宫钟淑党籍。

郑宝珩上班的青岛人民银行大楼，在馆陶路，设营业部和辽宁路、堂邑路、河南路、东镇、四方几个办事处。馆陶路南边的中山路，习称街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银行、金楼、照相馆、眼镜店、药房、理发厅、餐馆、电影院和各种各样的商店。依照1951年的统计，中山路一条街，仅百货商店，自海边就依次排列有益新、公利号、王顺昌商行、达礼百货店、中和商行、联合商店、怡和祥、信诚商行、前进商行、恒昌商行、永安百货店、大安百货店、协成百货店、协昌百货店、大华百货店、世界商场、宏大商店、永丽、华成绸缎局、中安百货店、建新百货店、青华、瑞大、祥云寿、康顺公司、新华百货店、大众商店、中国国货公司、友谊商店、环球、同兴百货店、共和商场、公益百货店、大新商店、新新百货店、裕民商场、联谊百货店、六合百货店、新聚昌、鸿聚昌、三聚福、远东百货店、北京商店、群众商行、红星百货店、新昌百货店、世界商店、永康、新亚商行等，可谓洋洋大观。大部分商店的名字、经营内容和店内陈设，还依旧延续着过去的模样。一些商家的门口，挂起了红色的旗帜，商家对客人的称谓，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更多的改变，在路上。当福禄寿电影院《列宁在十月》的紧张情节还让人牵挂不已的时候，“为了迎接胜利第二新年”，北京路上的谦祥益绸缎百货店重修了门面并整新内部，特设廉价部，自1951年1月4日开始“各货削本牺牲一星期”。两天后的1月6日，中山路196号甲的宏仁堂乐家老药铺在《青岛日报》刊登了一则启示，庆祝本堂劳资协商会议胜利成功，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表示监制的所有成药，一律提高质量，减低售价，并希望批评指导。劳资平起平坐新姿势下的阵阵削本降价声中，隐约透露出一丝风雨欲来的信息。谦祥益和宏仁堂，都是街里老店，稳坐钓鱼台几十年，标杆作用不言而喻。

新的城市风尚，也开始在街里日积月累。穿制服的新入城者，对中山路的三类去处最感兴趣，一个是照相馆，一个是理发店，再一个就是点心铺。诸如金山、艺光、其美、泰昌、万象、美丽、永丽、天真、鸿新、环球行、博爱这些照相馆，生意一时间爆增，每天熙来攘往。糕点商号，传统客户和入城人员兼有，洪源号、新成号、中发号、万大号、振业制果厂和志成食品店这几家点心门店，多门面依旧，鬓发未改。

一些人和一些事，则志得意满。峰回路转的快意，也埋下福祸未知的阴影。改变的路上，很多的蛛丝马迹被遗漏掉，只剩下面向未来的笑容。

一时间，风光绚烂无比。

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合校，在1951年春天完成。3月19日，华岗以山东大学校长身份在新山大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称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教育队伍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华岗为新山大描绘的发展方向中，特别提到了学校与青岛及山东建设事业密不可分的联系。3月22日，《青岛日报》公布了教育部同时任命的两名山大副校长，分别是童第周和陆侃如。

一度担任华岗秘书的刘禹轩，工作很快发生了变化。晚年他在回忆中说，“在山东大学干了一年半吧，华东大学要来合并啦，结果呢，我就被调走了，我们那些来接管山东大学的人都调走了。处长罗竹风调到上海去当官去了，我就到中苏友好协会去干了。中苏不友好了，那些人也离开了，我就到青岛市文联，文联要成立了，我就被调到那里做筹备委员。”刘禹轩似乎始终不是一个按表操课的人。从市立女中教员、山东省教育厅编审员、山大接管人员、《山大生活》总编辑、中苏友协宣传部副主任到第一个文联的创建筹备委员，不过几年时间，刘禹轩以不同的身份跨越了两个前后延续又彼此敌对的时代，也给自己一个不落地积攒下了走向命运转折的全部偶尔性。政治与个性、爱与被爱，幸运与不幸，逃亡与新生，踌躇满志与在劫难逃，在刘禹轩的履历表上不分彼此。

1951年4月12日，刘禹轩与朱文蕙青宁两地的马拉松恋爱结成正果。两个月后，朱文蕙调入青岛，被分配到农林事务所李村果园。她工作的地方，距离中山路的中苏友好协会，超过20公里。有一路每天几班的市郊长途汽车，连接起市中心与李村。朱文蕙调来青岛的那几天，一部“苏联革命战斗巨片”《宣誓》，开始在刘禹轩上班的友协电影院放映。栈桥边上，中苏友好“浓得化不开”的热烈，并不输给刘禹轩与朱文蕙的恋情。接下来，刘禹轩与朱文蕙的一女一男两个孩子，相继出生。

另一个入城的年轻人王桂云，也在1953年2月11日沧口机关的会议室举行了婚礼，并随后去沧口红伦照像拍下一张“平常穿戴”的结婚照。新娘是青岛人，他们在一间“很简陋”的房子里建立起家庭。

1949年10月前后，因为偷印诗集在杨唤伯父家中匿藏过一段时间的黄耘，遭遇了一场大病。病愈后青岛筹建文工团，作家王统照便把他推荐给团长于仲叔，先是协助招考人员，建团后负责戏剧编导，导演一些小型歌剧。1950年6月黄耘调到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被任命为文艺组副组长。同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四周年，他在工作之余为青岛一中导演了许幸之的话剧《阿Q正传》，获得好评。该校毕业生赵曰茂回忆，一中剧团在排演《阿Q正传》时，还参考了学校美术教师郭士奇的《阿Q画传》。

这段时间，黄耘没有再进行诗歌创作，但继续保持和文化界一些“思想倾向复杂”人士的频繁来往，这似乎预示着将有一条不归路，在前面等待着他。“三反运动”不久后开始，黄耘因“隐匿敌特分子”被判劳动改造，遣送到浦台修黄河堤坝。从此，这个出生并成长在青岛的诗歌热衷者，再也没有回到过故地生活。他那本最终没有在《民治报》印刷厂装订完成的诗集《祭日》，成了他作为年轻诗人的纪念碑。

数着疏落的深更

这是做着“不安详的旅梦”的一个夜晚，一个旧时代的痕迹。在焕然一新的时代，黄耘和他的诗歌，一下子就被翻过去了。所有曾经的“雄鸡的高啼”都被埋藏起来，像无声无息的《祭日》，没有墓碑，也没有纸钱。

1950年底，青岛军管会主任向明调回山东分局，章若明等下属再未见到过他的面。四年后受高饶反党联盟牵连，向明被打入另册。被向明挽留在青岛工作的华岗，1955年8月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嫌疑人，被青岛市公安局抄家并关押，其妻谈滨若也被隔离审查。居青五年，作为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岗，先后出版了《苏联外交史》《目前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任务》《五四运动史》《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辩证唯物论大纲》《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六本著作，在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化的传播上，不可谓不勤勉。华岗被捕前两个月，青岛文艺界集会声讨胡风反革命罪行，华岗本人和山东大学陆侃如、高兰、孙昌熙、刘泮溪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册。随后，蜂拥而起的批判声浪层层加码，义愤填膺已成知识界的日常表达姿态。

与此同时，更大社会层面的改变也在潜移默化地进行中。1948年因为思想激进被济南第四临时中学开除的基督徒李在新，随后经历了短暂的青年军从军履历，并奉调过台湾，1949年年初在青岛自主脱离，这个过程的个中原委，近乎迷津，也导致了其后来命运的一系列变故。1950年他通过教会安排去香港九龙纱厂半工半读，在参与了一系列与港英当局的街头抗争后，1953年决然从香港回到青岛，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他无比坚定地相信，五年前济南同学写下的“光明在前，希望在即”留言，已经成为现实。在从香港辗转回青岛的路上，他一直笑容灿烂。

北归后的李在新很快进入海泊桥阳本纱厂工作，和父母、姐姐租住在兴安路临字17号的四间平房里，每天骑一辆菲利普自行车上下班。从青岛山西北的延安路大斜坡下来，一条宽阔的威海路，连接了他一天的起点与终点。夏天的时候，兴安路的房子经常漏雨，噼噼啪啪到处飞溅，一家人似乎习以为常。这个时候的老李先生，已垂垂老矣，老李太太卧病在床，两人只剩下相濡以沫的慰藉，听不见点点滴滴，看不清风云变幻。在房子的窗户下面，李在新用最好的信纸给香港的工友写信，报告内地奇异的变化，劝说他们回来一共参与国家建设。他的窗外，种植着一棵茁壮成长的向日葵。

多年后，李在新与在一家联合诊所当药剂员的张继兰结婚，并陆续生育了三个儿子。张继兰出身莱阳大户，1945年战后家庭急速败落，她16岁时独自一人避难青岛，在益都路一家安姓私人诊所当护士。李在新和张继兰的孩子出生后，一直称呼安家的三个儿子为舅舅。

李在新从东北回来的姐姐，一直独身，终身侍教。在东北，她经历过长春围困，见过从缅甸匆忙空运来的国民党新1军、新6军和71军的士兵，穿着单衣降落在冰天雪地的机场，结果许多人是被担架抬出来的。1949年前后她回到青岛与父母团聚，随后与教会的几个姊妹在平度路开设了一家产科诊所，门口设置一个外拉的大抽屉，用来收纳弃婴。她后来说，这些被遗弃的婴儿，经过产科诊所的私人关系，都一一找到了匿名收养的家庭。公私合营后，平度路产科诊所并入公立市南区医院，她被调动到城区东郊浮山所医院担任助产士，很长时间一个人住在那里。她的宿舍隔壁，是一间L形状的产房，中间放置着一张棕色皮革的产床，一天到晚湿漉漉的。产房门口的院子里，常年堆积着烧锅炉用的煤面，一刮风，像个煤场。晚年她回忆说，浮山所周围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这20年出生的孩子，一多半是她接生的。遇到大出血之类的危险情况，产妇会被紧急转移到200米外的海军401医院抢救。她的名字叫李德新，她对自己早年的情感经历，始终守口如瓶。

海那边

在海峡的另一端，陆军上尉刘自铭全家三口随军自青岛迁台后，其被编入军官总队，在澎湖以无职军官辞职获准。随后投靠在新竹市政府任职的姐夫蔡全信，协助一家人租赁了东门城附近一个民屋的廊檐，以竹篱笆编隔成一间可放置一张床及几只箱子的房间。紧接着，刘自铭的妻子临产，生下女儿。刘自铭一边照拂妻子坐月子，一边奔走台北，向省教育厅为妻子登记请求分发教职，最终获分配到新竹县观音乡草漯国小任教。刘自铭自己也谋得位于宜兰三星乡太平山脚下天送埤半山腰的一份基层公职。妻子带着儿子、女儿住在草漯国小宿舍，刘自铭每逢周末，需从工作地点搭乘森林小火车至罗东转火车到台北，再转至纵贯线的中坜，下火车赶汽车班次，约半个多小时可达草漯。若错过班车，则需摸黑步行两三小时回家。

而在台北眷村，出生湖岛的兵工厂电工的儿子王正琛，则因为“放荡不羁”，开始经历自己的。由于异常紧张的父子关系，王正琛成为学校里的“边缘学生”和家庭中的“边缘孩子”，遂索性流落街头，混迹于小帮派。走在路上，别人看一眼，就会有一种受污辱的感觉，不打一架不罢休。每逢他闯了祸，人家找上门来，电工父亲就会从台北眷村东头追打儿子到西头。慢慢地，一种叫“乡愁”的复杂感情，自然孕育出来，让反叛的王正琛一步步蜕变成为理性的凌峰。但在他的心中，自己始终有两个故乡，一个叫台北眷村，一个叫青岛湖岛。长大后的凌峰说，“我们家对乡愁的认知和感受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地理乡愁，血缘乡愁，文化乡愁，更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乡愁。

凌峰“家国情怀”的这些话，诸如电影《香蕉天堂》讲述的一众卑微的“边缘人生”角色却说不清楚，各种张冠李戴的名字、身份、身世里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始终是门栓、李得胜、月香这些被命运裹挟着的“外省人”深入骨髓的疼痛。他们漂移在一个接一个阴差阳错的台湾现实中，用流离的荒谬验证着个体真实，却从不属于被时代聚光灯照耀着的凌峰、林青霞、郎咸平、王恩渥、张泗清、李恩涵和薛心镕这一群人。

下士军医林维良1948年秋天奉命离开青岛前，将三个月的大女儿林莉托付给弟弟照顾。1954年秋天，林维良的第三个孩子林青霞在嘉义县大林镇社团新村出生，直到36年后的1990年，林莉和林青霞这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姐妹，才得以相见。这一年，林莉42岁，林青霞36岁。两个人，一个是每月靠450元退休金度日的下岗职工，一个是誉满华人世界的电影皇后。

第26军上尉郎丰津到台湾后，为驻守马祖前线的五个团的团长之一。这期间，他的两个儿子出生，1956年6月出生的小儿子，取名郎咸平。在整个少年时代，郎咸平与父亲的关系，与凌峰类似。郎咸平回忆说，“我爸爸是个军人，他经常在部队里，很少回家，一个月偶尔回家一两次，他看我总是不顺眼，总是找我的错。他的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记得小时侯从来没见过爸爸对我笑过，而我对爸爸从小就怀着很深的敌意。”对于自己是“你哪儿人？”这样的问题，郎咸平直觉的反应往往不会说台湾，而是：我是山东潍县人。在这一点上，他回到了父亲。

郎丰津作为政工干校研究部一期学员，履职期间曾多次陪同蒋经国巡视部队，并晋升空军少将。他的两个儿子，后来分别成为农学和经济学博士。郎咸平的《酒干倘卖某》时代，是在东海大学和台湾大学度过的，分别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后，1983年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奠定了未来的人生走向。这一年，郎丰津刚好60岁，从青岛离开大陆已经34年。

拿着刘次箫推荐信的王恩渥，1949年6月18日抵达台湾，由教育厅长陈雪屏担保住入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位于青岛东路与襄阳路附近的台北市党部当时住满了人，王恩渥只能住在楼顶阳台上，下雨就下楼躲进骑楼。骑楼非常窄，夜晚就在骑楼站一夜避雨。期间幸亏由教育厅供餐给王恩渥，这才勉强度日。到了秋天，王恩渥在中山北路找到前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院长李士伟，他刚接掌台湾省立妇产科医院不久，由李士伟安排，王恩渥进入医院当职员，月薪新台币七八十元，开始摆脱流亡生涯，并将妻女由台中亲戚处接来台北。王恩渥虽然有刘次箫写给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介绍信，但他并没有拿这封信去见傅斯年，而是想靠自己能力去考台大，结果没考上，那封信最终也没拿给傅斯年看。1950年王恩渥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博物系就读，1952年夏毕业。次年秋分发至新庄初级中学任教半年，翌年春转至台大动物学系担任助教。斯时，刘次箫与傅斯年都已不复人间。

张泗清的青岛记忆，停留在1949年的早春。2月2日一大早匆忙从小港码头坐船去上海的张泗清，在上海住了19天后，与百余昌潍临时中学同学乘火车到杭州，再搭车火车到湖南株州，随后脱队去了岳阳，一个多月后在衡阳再与临中同学汇合，6月1日端午节天亮时到达广州。看当地报纸，张泗清获知青岛已在巷战中。7月1日，张泗清和昌潍临中同学坐军用卡车至黄埔码头，在江边露宿三昼夜，7月4日登上中字115号登陆艇开往澎湖。登陆艇的舱内是战车，一共有三个学校的学生挤在甲板上，7月7日中午抵达马公码头。至此，张泗清结束了从青岛开始的万里逃亡。

此时的马公岛，已聚集了难以尽数的从青岛撤退军人，涉及多个五花八门的机构，比如鲁东师管区胶县管区司令部等等，不经意间就会碰到个认识的人。对张泗清来说，刚刚结束的一番跋山涉水的终点，不过是下一轮生存考验的起点。到澎湖后，张泗清与昌潍临中同学每十人一组被押上小帆运至渔翁岛，其被编入第40军39师115团5连，随后改编到8连一排三班。八连的连排长，都是跟山东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张景月自青岛撤退至澎湖的，特务长毛绍文是昌乐人，与张泗清的父亲相识。期间，张泗清遇到了从青岛撤退出来的同村同学刘金山，随浮山所军医院来澎湖的刘金山，在第八总医院帮助张泗清冒名迁台，使张泗清获得命运转机。之后，张泗清进入联勤第二被服厂当缝纫工，并在1952年8月成为被服厂附设高雄小学教师。十数年后，张泗清在台北与青岛同乡杨坤秀结婚，成家立业。

更多来自山东的年轻学生，就没有张泗清的好运气了。因为40军死而不僵，主持东南行政的陈诚遂特别关照军长李振清，授以澎湖防卫司令，将残部整编为陆军39师，并把陆续撤退出来的一些不同军事单位，都划归李振清，以扩充兵源。但39师的干部多未受过教育，李振清本人也不识几个大字，连孙中山遗嘱也念不全，对编入的知识青年普遍排斥，遂埋下危机伏笔。数千山东流亡学生从广州被接到澎湖后，继续读书的承诺马上就没影了，全员被编入军队。这便引发了强烈不满，导致山东流亡学生“匪谍”案的发生。数百名学生遭到逮捕，一些表现激烈者随后装入麻袋投海。之后，山东流亡中学校长邹鑑、张敏之以及十余名师生，于1950年1月在台北马场町枪毙。一场造成巨大破坏力的冤案，由此铸成。

1946年自青岛加入陆军第46军188师的流亡学生殷颖，也是39师连环冤案的受害者。

殷颖1930年出生在胶县，三岁母亲去世后和姐姐一起由奶奶抚养长大。每年三月，家里院子的一株丁香树，紫白二色的细小花朵，会笼罩大半个庭院。花季极盛时，花香便溢出院墙，香满半条街。行人路过多缓下脚步，深深吸几口气，徘徊着不舍离去。每年，殷颖会捡拾一些落花，装进镂空铜盒，挂在学屋的书桌旁。离家约一盏茶步行的地方，有个半亩田大的荷塘，盛夏时晚间蛙声最盛，让殷颖养成伴着蛙声入梦的习惯。荷塘边一条长满绿萍的小沟，遇到夏日暴雨，会有青蛙漂游出去，跳进人家的阳沟中，或大剌剌地登堂入室。村中悠扬的教堂钟声，荡漾了殷颖的整个童年岁月。不料骤然风雨大作，丁香树、蛙声和教堂的钟声，瞬间陌生。

殷颖的家乡与青岛被胶州湾割成两岸，通过胶济铁路连接，彼此联系紧密。成为流亡学生后，青岛就变成殷颖的第二故乡，直至加入第46军服役。到188师报道后殷颖担任师部政工队员，1947年其所在部队从平度兰底镇调往鲁西不久，便卷入莱芜战役，之后山东局势便已掌控在共产党手中，仅剩下济南、青岛几个据点。1948年解放军占领济南后，殷颖重新回到青岛，因为喜欢画画，上过中国业余美术学校，学习西画。这间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由宫滨汀创办，分国画、西画、音乐三个组并设置漫画和炭画课程，老师有张鹤云、张伯儒、李子明、赫保真、韩金正、赵令慧、张叔愚、陈寿荣、杜宗甫、于希宁、徐咏清、陶天恩、吕品、曾广敏、贾广寿、宫琦、李华萱等，集合了青岛本地的美术精英。殷颖的同学，包括了张重庆和阎虹。殷颖晚年回忆，这一段的青岛时光，是他年轻时代最快乐的日子。不过，伴随着1949年6月青岛大撤退的到来，作为鲁东师管区胶县管区司令部的军需官，殷颖唯有与青岛诀别。

在澎湖被编入39师师部军需处后，殷颖随即受到前第46军188师师长海竞强的牵连，并陷入“南下工作团”案遭遇关押，囚禁火烧岛数年。殷颖在《苦绝的犹太文化》一书中回忆，1950年1月12日晚上被逮捕时，39师政治部搜查扣押了他的私人物品，包括从一本青岛带出来的蓝色纪念册，上面有青岛美校师生写给殷颖的留言，以及老师张伯儒的一幅画。多年后这些物品在营区角落被发现，令殷颖欣喜若狂，并保存了一生。

让晚年的殷颖念念不忘的，是老家胶县的白糖卡子。他说当年旅人到胶州火车站时，每每可以看到路的两旁，摆满了以黑布遮盖的柳条圆斗，掀起黑布，就可看到雪白、香软、轻巧，近乎透明的胶州特产白糖卡子。这种点心，香软无比，稍带点酸头，入口即化，行客都要买几串带回去。对殷颖来说，这些遥远的旧事尘封已久，如蒙蒙烟雨，多消失得无踪无影，唯夜半梦魂偶现，一阵烟雨掠过，再被冲刷殆尽。他说苏东坡有句“蒙蒙水云里”，在凄清迷离的烟雨中，胶县旧城的朦胧往事偶尔一现，便成为一段梦幻云烟，随风飘散。

往事如烟，却也一直刻骨铭心。晚年的时候，在美国生活的殷颖说，每当午夜，家乡那一声声悠扬慈祥的钟声，仍能叩动他的心扉，令他这个异乡人在绵长的钟声里，垂泪祈祷。

1949年3月5日，李恩渥服务的联勤被服厂的员工与设备，全部搬运上招商局万吨轮海张号，堂弟李恩涵跟随上船。60多年后，李恩涵在《八十忆往》中清晰记录下船离青岛时的感受：“当日凌晨，即自青岛大港六号码头启锭南行。轮船行驶在胶州湾中，我站在甲板上遥望湾北岸的青岛，晨雾迷蒙中山峰连绵，隐约中可看到高低起伏的红瓦绿树，我想此时父亲应该还在梦乡中吧！他这些年经历了多少的苦难！当此即将远离故乡的时刻，我顿时感觉到阵阵哀愁，母亲与祖母更远在遥远的诸城吧！想着想着，我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在刺脸的强劲海风的吹动下，我的思潮澎湃在难以自持了，而仰望天空中黑云片片，在前后左右飘动的很快很快。唉！世事正如黑云苍狗，我们小小的一个人，实在是无法和难以控制它们的归趋吧！”

离开青岛的李恩涵，1955年25岁时在台湾师范大学毕业，十数年后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修历史学，成为研究华人史的专家，著有《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近代中国史事研究论文集》《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等数十种。

1949年6月1日揣着一两金子迁台之后，26岁的前青岛《民言报》总编辑薛心镕进入《中央日报》，一年后与十位《中央日报》同人创办《大华晚报》，几个新闻从业员筚路蓝缕，逐渐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雄关漫道真如铁

一直在青岛生活的郭士奇，始终没有放下画笔。他教书的学校，从青岛市立中学改成了青岛一中，他自1945年开始到退休，始终在这里任教，在课堂上教学生绘画，带学生到公园写生。作为新时代的对应，他在1950年11月填写的一份《中学教职员登记表》中，将个人缺点一口气罗列了五条：脑力坏对事物的反应迟缓；缺乏斗争性；对事物的认识有时太直觉；好人主义；对工作的积极性稍差。而他以为的个人优点，则是“有浓烈之正义感”好“有丰富之想象力及设计创造性”两条，依然不乏艺术气质。

比及曾经的专业辉煌与喧嚣，郭士奇在1950年代似乎更享受教书所带来的成就感，和那些源于日常的平静趣味。通常，他会用简洁的线条和淡彩，勾勒出吸引他的生活场景。他将眼前的物象和心中的思绪娓娓道来，风轻云淡中保持了一份昔日的敏感观察，填海的现场，团岛的灯塔，台西镇小学的后院积雪，劈柴院路口的街景，观象山的秋天，海水浴场的建筑，跑马场边上的音乐厅等等，都被他一一纳入视野。

但寻求平淡的日常风物，并不能让公共生活遗忘郭士奇的过去，经过1955年肃反的一波政治审查后，原青岛《正报》负责人之一杨锡三，1958年5月6日在为郭士奇出具的一纸证明材料中澄清：“他在正报所画的漫画，大部分是幽默讽刺画，思想内容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为主。”这期间被要求给郭士奇作证的，还包括前妻刘莺麟、铁中同学郑鸿庆、青岛日报社编辑张再兴和台东六路小学美术教师苏竹影。

1953年1月，一个叫刘京传的人，从平度刘家村老家回到了他曾经谋生过的城市。刘京传1938年7月开始在青岛一家染料厂打工，1945年2月转到东镇肥皂厂，9月返回家乡。35岁回到青岛中国染料厂的刘京传，在品紫车间当工人，当时品紫染料生产的氧化工段操作工艺落后，每批投料60公斤，只生产染料20公斤，成本高，效益低。刘京传对染料生产过程进行仔细观察，记下每次翻板、搅拌的间隔时间和次数，经过反复的琢磨，积累了大量数据，制订出一套“氧化操作法”，由原来每批投料产20公斤，提高到42公斤。后来，“氧化操作法”被命名为“刘京传操作法”，在染料行业推广。刘京传则作为青岛劳动模范的代表，出席了1956年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朱树屏图谋进行被中止了的渔场调查的夙愿，一直持续。1953年6月9日，中央政府批准朱树屏提出的进行烟威渔场综合调查建议后，持续五年之久的烟威渔场综合调查获准开始。朱树屏和童第周被任命为领导组组长。在朱树屏的简要工作日记中，可以感受到考察的艰辛：

6月9日，生产记录，搜集资料，标志放流工作。

7月7日旅顺； 7月10日晨7时半到烟工作站，下午注射预防针，晚上即病倒发烧；7月11-12日卧病；7月13日勉强起床，晚参加海洋岛工作会，太累，昨晚7时30分渔捞室汇报。

朱树屏很投入，也很快乐。

在整个1950年代，中苏关系持续升温，热度空前。1950 年 2 月 14 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全面同盟关系。同年，青岛中苏友好协会在中山路1号开门纳客。曾几何时，这里还是上层人士社交场所的国际俱乐部，如今，老百姓也可以登堂入室了。1949年10月1日去过北京天安门观礼的小尤力甫五十年后回忆说：“位于中山路1号的中苏友好协会和位于太平角的苏联俱乐部，会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与中国朋友的联欢活动。我们组织了足球队，经常与青岛学生举行比赛，我参加的校管弦乐队还经常被邀请参加电台的直播节目……这些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它们始终没有在我的记忆中褪色。”这个地方，也是离开山东大学后刘禹轩的新工作单位。

天有不测风云。尽管中苏关系温度不减，但阿莱·尤力甫和他的儿子小尤力甫一家却不得不离开中国了。中国、苏联，苏联、中国，在国家意志里面，普通人像漂泊的树叶，一会升上天空，一会落到地面。风雨过后，便不再留下一点痕迹。

1956年，阿莱·尤力甫和他的儿子小尤力甫被送出中国。五十年后，小尤力甫回忆说：“……当我们准备回苏联时，我的家人从栖霞路的房子搬往居庸关路，我父亲无法卖掉房子，但不得不离开。图书馆的箱子和一些书装了整整一马车，那些书是1600至1745年印制的。它们和文件、图纸等被送到我们栖霞路、莱阳路路口家下面的一个小型私人造纸厂里碾碎，然后做成了包装纸。工厂使用的自来水，来自家门口附近一口德国人打的井。我记得很清楚，背对着大门，井就在右边二十米的地下。很不幸，我们不可能带任何文件离开中国，相册和朋友送来的礼物都被没收。其中包括沙皇尼古拉二世为塔塔利诺夫领事在中国工作而专门颁发的勋章、孙中山颁发给他的勋章，银质东正教胸十字架，木制的佛像、宝塔，也未被允许带走。许多重要的个人记忆坐标都丢失了……”

尤力甫一家的离去，还是牵动了许多人。小尤力甫说，“当我们离开青岛时，青岛的外事部门为我们举办了大型辞别晚会，每天差不多都有上百个中国人聚集在栖霞路我们家大门口，他们都是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弗拉基米尔·尤力甫的朋友。”

中苏之间，朱树屏也在维护国家利益。1957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决定进行科学技术合作，中国政府组织了以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黄家驷为副团长的科学技术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合作项目谈判。代表团二十多个人，朱树屏作为海洋方面的唯一代表参与谈判。11月18日，中苏双方就海洋与水产合作项目谈判，对于一些有关主权及水文、资源保密等原则问题，朱树屏坚持国家利益，毫不妥协。 最终，中苏海洋与水产合作项目达成协议，其中有朱树屏主持领导的黄、东、南海调查、河口资源调查、海洋生物研究等多项课题。

在朱树屏、华岗、陈波萍、郝建秀、刘禹轩、赵太侔、刘京传、任世英、崔自介、李在新、张继兰、毕可瑞、王桂云、柳植棠、郑宝珩、李生信、辛克雨、辛美英们生活着的青岛，似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并且变化幅度很大。

而在黄台路邻辽宁路交汇处的院落里，760名青岛医学院的学生，也在快乐地学习和生活。此刻，日本高等女子学校和山东省立青岛临时中学的历史陈迹，早已灰飞烟灭。

现在

时间诠释了一切。

距离1949年70年后，见证青岛改天换地的刘禹轩还活着。在电视里正播放着挪威电影《第十二个人》的下午，从刘禹轩的建造在老辛家庄村址上的居室窗口看出去，弯曲的海湾正是1949年6月2日他的政治敌人最后逃离大陆的地方。现在，这里已经成为21世纪青岛的时尚象征。开阔的海面上，帆船点点，波澜不惊。几小时后，一条从老青岛港码头出发的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在灵山岛方向透彻的一片霞光映衬下，鲸鱼一般犁开深蓝色的海水，缓缓驶出胶州湾，开往日本福冈。鲸背上一截黄色的烟囱上面，巨大的C像一只饱满的眼球，将刘禹轩家的窗户，尽收眼底。

对活化石一般的刘禹轩来说，经历了那些斑驳往事的同龄人，保持健全思维的已不多。他的存在，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个剧烈革命时代的遗留样本。偶然、必然，使命、宿命，人性、兽性，性格、品格，悲剧、喜剧，所有的似乎都与他有关，也无关。断断续续的记忆，会让他的眼睛闪烁出纯真的光芒。他对自己的一生别无选择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投影，并不觉得意外。他的周围，不乏同路人，不乏陌生人，也不乏殊途同归者。对他来说，过去的日子并不仅仅属于他自己。

“向前看，还有一片明亮的天，不会使人感到彷徨。”这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一段话。这句话属于93岁的刘禹轩，属于经历过1949年的青岛，也属于绵延不断的时间。

不过，沈从文的那句话，放在2019年的刘禹轩个人身上，似乎更合适，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