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路喧哗史

青岛早期城市化的一种非典型叙述

李明

谨以本书献给所有关心青岛城市化命运的人们，他们用坚持不懈的韧性，将城市记忆一点一点连接起来，证明了自己对文明的敬重。

扉页文字

这里说的是一些早年青岛的故事。这些由大半散落在公共视线之外的信息碎片构成的叙述，不过是文献堆积的城市过往史的边角料，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是这些非典型性描述的恰当比喻。所幸，作为故事主角的中山路的多样性历程，预留了后来者进行边缘叙述的开敞空间。这也是作者跌入中山路的时间沼泽，尝试摸索街头遗痕的拐杖。

在19世纪最后两年的青岛，以弗里德里希大帝命名的一条新街道，清晰显示出这个城市和德国以及欧洲的裙带关系。比较起腓特烈家族在普鲁士王位上“风萧萧兮易水寒”一般的叱咤风云，这条貌不惊人的土路，不过是德意志帝国强化海外殖民地扩展的一个标签。

很快，经过1914年欧洲战事的军事分化和利益腾挪，青岛的主人走马灯似的晃来晃去，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一个一个开下来，去德国化和去日本化的殖民主义废除风潮，就成了包治百病的政治神油。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标签，于是便在斐迭里街、大马路、静冈町、新泽町、山东街、中山路这些换来换去的汉字称呼中间，一会东南翻飞，一会西北飘零，在20世纪此起彼伏的风云变幻中，费尽心思地勾勒出一条平衡线。这其间，一代又一代人迁移过来，生存下来，发达起来，一代又一代人再迁移进来，循环着渴望、堕落、迷茫、谦卑、遗忘这些关键词。随后，新生重新开始。

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新生从来就层出不穷。喧嚣着、宣泄着、渲染着的都市影像，似乎由是就进入到了不朽的履历里，令人目不暇接。

所谓中山路喧哗史，大致类似历史舞台上的光亮照耀处，热闹、新潮、魔幻，财富的锣鼓喧天与过客的熙熙攘攘堆积在一起，成了就一个时代的表情。涂脂抹粉者和孜孜以求者拥挤在一条时间的橱窗里，兜售着五颜六色的货色，周而复始，乐此不彼。很少有人想看看舞台背后，也很少有人会去敲打敲打搭建舞台的木桩，看看有没有蛀虫、裂缝，亦或是蜘蛛网构建的一幅神秘图案。我相信，这些来历不明的信息和灯光聚集起的辉煌一样扣人心弦，甚至更为惊心动魄。

喧哗之中，一个一个陌生过客的背影叠加在日出日落的大街上，挥霍并孤独着，如是百年。深入到鳞次栉比的建筑的最里面，渗透进瞬息万变的情感的最底层，看见喧哗的渴望与抗拒，潮水般此起彼伏，始终相生相伴。所谓世相百态，几乎无可逃避。我们不可能真正置身其中，就像我们不可能拦住时间，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在喧哗中老去，如同在中山路上历经风雨的所有人一样。噗噜一声，一个新时代就开始了。

就一个由殖民和后殖民形态聚合而成的城市而言，一部动态化的中山路喧哗史，实质上就是一部青岛城市化演变中的“现代性”融入史与蜕变史，“现代性”在这期间通过不同形式呈现出的种种水土不服，种种不适应性，种种不可预期的异化，恰恰是所谓青岛早期城市化的非典型叙述所关心的核心与重点。在这其中，作者尝试发现一个更接近真相，也更合乎逻辑的历史现场。

有了想象就有了路

我想象着最后一只狐狸在前海码头的土坡上疾驰而过的情形，突然有些怅然。那时候栈桥的前面还没有路，那时候阳光下面的土坡上光秃秃地坦白着尊严，那时候那个叫孙中山的广东人还在满街木屐声响的横滨想象着大清国的坍塌。那一年是1897年，夏历丁酉，清光绪二十三年。习惯上，大清国的子民更乐意把那一年称为鸡年。

在1987年的冬天，后来成了中山路的冰冷的土坡上，没有一只鸡。

中山路是一条路，也是青岛城市化的先行者。自1898年开始，这条依次由斐迭里街和山东街构成的城市大道，以不加掩饰的颠覆性姿态，开启了胶州湾东岸由农耕文明向新工业化变革的“脱胎换骨”历史。这一次的被动开发与开放，最终改写了20世纪前半叶大半个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与社会演变路线图。

对中山路或者说是整个青岛城市化开发的起始，我一直有个还原现场的渴望，设想是怎样的一群人，在冬天的寒冷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时候，躬下身体，将刚刚解除冰冻的土地，凿出一条路的粗糙平面。可惜，在今天已经不可能找到亲历者，不可能通过他们的叙述，连接起当年中山路尘土飞扬的开端。这些没有姓名，没有籍贯，没有年龄记录也没有表情的人们，在中山路成为喧哗、耀眼的财富象征之前，已经被遗忘了，消失的无影无踪。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后来他们去了哪里。

喧哗的中山路上，到处是普通人的背影，却没有普通人的表情。匆匆忙忙过去的，还有转瞬即逝的顾盼。那里面，深藏着一场不可复制，也不能还原的邂逅。喧哗过去，一切归于平静，紧接着，下一场喧哗，便不期而遇。如此循环往复，喧哗也就成为了常态，如日出日落，如生老病死。到有一天真正安静了，这才觉出荒谬，却已经弄不清楚这究竟是喧哗带来的幻觉，还是喧哗造成的伤害。喧哗，像一条街的正常呼吸，只有奔腾，没有回流。

在1898年的早春，对许多人来说，中山路春暖花开的城市风景还是一种遥远的憧憬，没有人确切知道这条道路会引导城市走向哪里，也没有人能够清楚描绘出它的未来。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期待，春天会到来。并且，他们中间有人相信，春天已经不远。这是我的推测。我确信，这个推测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事实。

中山路的想象力源头，来自一个叫李希霍芬的德国地理学家。他1868年到1872年间在中国进行的七次远征，使他成为了在中国地理和地质学界最知名的探索者之一。而其中他和山东以及胶州湾的联系，则让他的身份、动机和所发生的作用，在后来的占领事件中受到了广泛怀疑。1877年，他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强调了青岛地理位置的优越，并渲染了可以在胶州湾筑建现代港口的关键性观点。李希霍芬还建议，应该同时在这里“建设一条与内地衔接的铁路线”。有证据显示，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后来被德国政府视为是有关中国的“科学的、值得信赖的”知识基础。李希霍芬对胶州湾的建港动议，同样也引起了清政府注意。驻德国外交使节许景澄1886年向朝廷陈述了这份胶州湾报告，并建议立即开始建港准备。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了。

中山路的最终出现，是德国皇帝报复1897年11月1日两个被害德国传教士的结果。这一发生在山东巨野的意外事件，直接导致了13天后德国海军对胶州湾的武装占领，并衍生出大清国与德国在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划定胶州湾周边若干土地为德国租借地，租借期99年。随后，在胶州湾口的青岛湾南岸，一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大规模展开。率先开工的中山路修建工程，是依照匆忙完成的新城规划，实施全面开发的第一步。这一步走下来，胶州湾东岸的传统地理格局，随之大变。青岛延续了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史，由此翻开陌生的一页。

1898年早些时候，德国海军部派驻的胶澳总督府，开始着手筹备一条从前海码头向西北延伸的道路建造。这时距德国占驻青岛不过几个月，一纸条约还墨香浓郁。修筑中山路的目的，是为了迫在眉睫的货物转运需要：因为新的小港码头的大量建设材料，需要从栈桥西侧的临时码头搬运过去。德国海军测量工程师经过勘察，沿前海栈桥向北，从丘陵起伏的山腰开出了一条长一里多的土路，并随后命名为弗里德里希大街，当时的官方文件多写作斐迭里街。

这也就是后来栈桥码头至德县路的中山路南段雏形。（1-1）

随着在1898年夏天已基本成型的第一份城市规划方案的出现，斐迭里街一带的功能定位被扩大了，形成商业、贸易、休闲聚集地的考虑获得支持，一系列的城市与商业服务内容，如海关、邮政局、商品检疫、货物仓储、百货公司、旅馆、俱乐部等等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从海岸线向北一大片区域，与斐迭里街连通的道路纵横交错，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而德县路至大窑沟的中山路北段，则开辟略晚，其主要目的是将大窑沟机械化砖窑生存的砖瓦，运转至观海山麓建造总督官署和官邸。最初，这段土路叫大马路。城市规划提出，这一带将作为华人主要的商业区。

在华洋分治的城市管理思想指导下，伴随着南部欧洲区和北部大鲍岛中国城的确定，中山路南北两部分则分别被纳入了两个壁垒森严的城区，欧洲区和中国城的南北界限，也就是斐迭里街与大马路的相接处。两条路相互贯通的道路，路名、规制、道路宽窄、公共设施、沿街建筑风格式样、居住人口成分、商业模式，都大不相同。与此一致的是，大马路周围的路网和建筑物，与大马路在整体上形成相对统一的面貌，两个区域间最主要的沟通途经，就是被分成两段的斐迭里街与大马路。

斐迭里街开辟后，当局即在街下铺设了雨水管道，后因粪便污物由马桶搬运有碍卫生，始设置污水管道。随后，铺装了基层为花岗石及三合土填筑的沥青路面。道路车行道和人行道分开，车行道上设有车轨石、沟沿石、雨水排泄口等。中山路北段的大马路，则在德国租借地末期才实施了相应的公共设施设计施工。

对中山路来说，真正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公平，是在1914年的年中。这一年，德国总督府正式废除了在青岛施行多年的华洋分治管理规定，确定了所有青岛居民在居住地权益上的一致性，而不再以国籍和族群的不同，加以带歧视性的区别对待政策。这一公共政策改变的最大受益群体，是那些因为辛亥革命而大量进入青岛的前清政治家及其家眷，另一个则是少量的本地富商，比如刘子山、隋石卿、傅炳昭、周宝山等等。这两个群体拥有巨大的财富储备，据1912年11月22日《顺天时报》统计，当时居住在青岛的中国人储存在德国银行的款项，就有1700余万元之巨。这已经差不多是个富可敌国的数字了。光绪晚期，大清国的年收入在一千万两白银上下浮动。而1912年青岛一地不超过500人的财富拥有量，已占去了大清年收入的五十四分之一。

在斐迭里街与大马路的割裂依然延续的时候，斐迭里街在青岛新城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日益显现。

传统的城市行为学认为，中心是种富于魅力的东西，城市的某一部分一旦成了单一中心，便成了社会生活的主导，其低成本的机会获取和得到的关注，自然就增多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山路这条将城区东西分开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很幸运，其商业中心的地位似乎是在不受争议的情况下轻易获得的，并在很长时间里不断地得到巩固。

青岛档案馆的周兆利在一份研究报告描述，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国内曾就青岛的城市定位有过激烈争论。德国议会主张将青岛辟为一商港，作为山东资源的出海口，和向内地输出商品的基地，而海军部则主张把青岛建成德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最终，德国议会以不通过拨款为要挟，迫使海军部做出让步。于是，青岛初期的建设便出现了军事投入和商埠发展并举的双重格局。

根据德国学者托尔斯顿·华纳1989年的研究，在集中对胶州地区进行了调查和测量之后，1898年9月2日，德国国内首次公开展出了青岛新城的建筑规划。这个规划确定了组成城市各部分的特点，同时对城市进行了功能分区。规划者为了避免在青岛出现限制和排挤欧洲人的情况，保证城市的卫生安全，把市区划分为华人区和欧人区。

1899年5月，总督府根据实际需要和征求到的意见反馈，对原规划进行了修改，1900年正式推出第一个青岛城市规划，确定青岛为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中心。

规划把欧人区设置在西南海岸与山丘之间较平坦地段，正当胶州湾入口，面向青岛湾。划分为行政、商业、住宅和别墅四类功能分区。提出将位于小港和大港之间的大鲍岛辟作主要的商业区，中山路南段的斐迭里街、威廉皇帝海岸（太平路）、海因里希亲王大街（广西路）一带为商业金融中心，沿街建设商业建筑；督署丘（观海山）以东的棣德利街（沂水路）、俾斯麦大街（江苏路）一带设花园住宅区，市区东南方为别墅区和浴场；市区西侧布设发电厂、屠宰厂和兵营。

应该说，这是一份有关中山路命运的最早、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文件。由是，处在欧华两区交界处的中山路在20世纪第一个阳光明媚的初夏，得以以富有吸引力的街区面目，出现在这个新兴城市之中。这使得其在以后若干年中，被赋予了引领青岛成为山东贸易与消费时尚标杆的广阔想象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份文件近似一份垄断许可证，使财富的快速繁衍在一条刚刚开辟不久的大街上，成为可能。（规划图）

远在日本的鲁迅，则看到了本质。1903年10月，鲁迅在东京的一份同乡杂志发表《中国地质略论》，直指“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李希霍芬地质报告的利益核心：“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呜呼，今竟何如？”鲁迅仿佛看到李希霍芬鹰一样的眼睛，在山西与胶州湾之间画出的一条直线。而这恰恰是关于中山路想象的最大驱动力。

不论是在山东巡抚周馥刚刚访问过的青岛，还是紫禁城边上的各国总理衙门，这个东京弘文学院浙江留学生的慷慨陈词，几乎没有人听得进去。

1900年青岛欧洲区的总体规划，侧重斐迭里街以东中心城区设计的目的，在于使青岛成为欧洲人在亚洲的一个“特别舒适的住所”。1910年前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膨胀，原来的规划明显地落后于需要；同时由于持续实行不均衡的欧华分区政策，引发了一些社会隐患，致使许多中国商贾携资转投他处，影响了青岛与上海、天津等商埠的竞争力。为适应需要，租借地当局在原规划基础上，于1910年着手制定市区扩张规划。（1-2）

在这次规划中，城市性质进行了重大调整：已不再将青岛局限在军事基地和口岸城市这两个选项上，而是向商埠贸易城市大踏步迈进，商业在城市中的地位，获得提升。斐迭里街和大马路随之水涨船高，特别是北部大鲍岛华人区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被重新认识并进而得到承认。十二年之后的1922年2月，叶春樨在其所著的《青岛概要》记述：中央之山东街，在青岛最为繁盛，与上海之黄浦江畔、济南之西门大街同占重要之位置。

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胶澳商埠暂行章程和青岛市施行自治制令》，重新开放青岛为自由港，开辟山东街为商业中心。1930年，国民政府开始以中山路中部宁静的第四公园为中心，规划建设大规模的商业银行建筑群，引入中国、中国实业、上海储蓄、山左、金城、大陆等银行和保险公司。青岛以港口贸易、金融、旅游为先导的城市拓展路线图，逐渐清晰。

1935年1月，沈鸿烈以更大抱负主持制定的《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再度在更开阔的城市视野和地理辐射上，强化了中山路既有的商业核心价值，拓展大港以南至中山路，北至辽宁路、台东一带作为大商业区规划区域，另设三个小商业区与五个批发商业区，使城市经济发动机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都市计划案的准备阶段，本地的工商学会已展开了《青岛在华北之地位及其发展之趋势》、《青岛港之现在与将来》等研究，提出将胶济铁路向西延伸，建立黄河经济区出海口，成为华北、华中各省出口枢纽，最终实现“足与东西洋各国商业大埠后先媲美”的城市目标。这些有着浓郁乌托邦色彩和大跃进味道的设想，令1935年早春的青岛，洋溢着一种舍我其谁的豪迈。

不幸，两年之后，伴随着城市西北工业区设施“焦土抗战”的一片爆炸声，这份停留在图纸上的豪情壮志和后面跟随着的种种商业梦想，嘎然而止。

唯独中山路依然故我，喧哗着经历时间的磨练，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一些人走了，一些人又来了。咖啡的沸腾，搅拌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一点一点踱出意想不到的味道。

值得提及的是，与上海、天津等城市不同，从一开始就在近乎荒滩上按照现代规划建造的青岛，几乎一直在单一强权的控制之下，城市扩张相对有序。历史的演变轨迹证实，这是青岛变魔术一般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中山路作为商业领袖得以不断延续喧哗的重要保证。

栈桥前面冰冷的土坡，后来飞出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金鸡，这是1987年冬天掠过那里的狐狸，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在没有一只活鸡的鸡年，狐狸的想象力被严重摧毁了。

戊戌年的节奏对不上1898的节拍

不论狐狸怎么想，城都是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路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对还刚刚从沉睡的土地上苏醒过来的中山路而言，1898年是个具有极强符号意义的年份，半梦半醒之中，一种类似“一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召唤，将千百年的宁静，敲打的体无完肤。这在青岛村原住民胡存约看来，真正是遇上改天换地的大事变了。仿佛大冬天里哆哆嗦嗦去解了个手，出门一看，鸡犬升天了。他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自己会如何应对。眼睁睁地，他看见一条光秃秃凉飕飕的山坡上，硬生生就辟出了一条路。这条明晃晃的路，是他平生看到的最宽敞的路。这条新开的直路，立刻就被吱吱嘎嘎的木轮车，涂抹的无比繁忙。我猜测，有那么些时刻，恍恍惚惚的胡存约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太阳底下，1898年的年份标识，异常清晰。这一年是戊戌，也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这一年发生在紫禁城里的一场政治变革，导火索恰恰就是一年前发生在胶州湾的德国占领事件。广东南海丹灶苏村人一个摇头晃脑的“经世致用”者，将德国人点燃的火种，一挥手就扔进了紫禁城的火盆里，稀里哗啦烧了一百多天，最终烧死了自己的弟弟和另外五个志同道合者。而举着火把摇旗呐喊的康南海，一溜烟就跑到日本抽大烟去了。

紫禁城距青岛不远不近，戊戌年的节奏却对不上公元1898的纪年节拍，一边是一群人争分夺秒地抢班夺权，一边则是另一群人在分秒必争地开山修路。就一条尚未开通、还没有几栋沿街建筑、甚至也不知道最终长度的街道来说，攀附1898年发生的种种大事件，无疑有些牵强附会，这并不能让这条穿越世纪的货物运输通道，在尘土飞扬的时刻就蒙上前程似锦的光环。实质上，这条路和整个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其作为新城市的一部分而发生的，而1898年的青岛，对整个世界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个德国的保护地能够走多远。

唯一清晰的是，1898年的青岛，在成为大清国与德国的一个紧密连接点上，确凿无疑。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各色人等，在这一年的碰面次数，远远超过了以往。而围绕着这个方向不明的德国租借地，英国、俄国、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们的探头探脑，也让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蛛丝马迹，无法逃过窥视着的眼睛。

毫无疑问，1898年围绕着青岛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博弈既在中国人与德国人之间进行，也在德国人与德国人之间展开。而在以青岛为第一现场的现实利益博弈中，德国不同利益代表者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2月10日，在青岛的德国海军当局颁布公告，确定购地准则，凡同意出售土地的地主，可检具地契至衙门登记核定签约，即付全部地价。此后不久，一件牵扯到征地代表单威廉的私购土地事件，被《柏林日报》的一个旅行记者披露，在德国国内引起了一场质疑公平交易的风波。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青岛方面对单威廉的使用，并最终导致首任青岛总督罗绅达的提前离职。单威廉之前私自获得的土地，随之被收回，改建成总督临时官邸。

3月6日，经过前日一场大雪的洗礼，紫禁城外大清国都“欲雪不雪”。不阴不阳之间，青岛的命运，在东堂子胡同各国总理衙门的桌案上，走到了一个历史临界点。下午，一份“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的文件被正式签署。代表德国签字的是海靖，他在文件上的称谓是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代表大清国签字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这是李鸿章，后面一个就是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正式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

3月22日，作为城市规划的一个关键环节，负责土地丈量的天测所在后海沿设立，一支50人的测量分队，快马加鞭地投入到各种相关数据的调查、测绘、鉴别之中。丈量首先在中山路一带的主城区集中进行，以便为这一狭小区域提供制定建设规划以及拍卖地块的依据，以尽快展开商业与居住房屋的建设。对1898年早些时候到来的第一批欧洲移民来说，建造符合家乡生活习惯的住宅的需求，已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最早进入青岛的商人，对青岛湾南岸表示出了强烈的地产利益诉求，竭力坚持将这一岸线上的商业地块缩小单位面积，并铺上铁轨。

4月27日，德国宣布青岛为保护地，柏林议会当月通过拨款500万马克决议，用于青岛的港口建设。

7月初，青岛方面组成由总督罗绅达、华人事务专员单威廉、海军建筑总监格罗姆施和要塞建筑工程师米勒上尉参加的规划小组，就青岛新城的发展方向做出决定。一个月后，柏林派来的城建规划工程师克诺普夫抵达到青岛，对青岛新城规划进行细节调整。

8月15日，奉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之命，德国人阿理文由宜昌海关调来青岛筹办设关事宜。阿理文来青岛之后，随即筹资在中山路南端修建海关公署及职工宿舍，同时草拟《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对进出青岛的国货、洋货征税办法做出规定。

8月16日，海军建筑总监格罗姆施签署了一份有关前海栈桥与规划中的火车站之间商业地产安排的草案。这些设想，几天后公布的第一份青岛新城总体规划基本相符。（1-3）

9月2日，青岛第一份总体规划公布。青岛总督同时颁布土地法规，其中规定对公益机构和慈善团体所需土地免税划拨。这使中山路东边高地上的一大片土地，最终由天主教圣言会获得使用权，并在一年后开始兴建教堂。圣言会执意争取这块土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靠近大鲍岛中国城，而后者数量极大的华人群体的信仰空白，则是圣言会一直试图争取的本土资源。

10月3日，德国青岛总督府开始标售租借地内的第一批开发土地。当天有数十家竞争者参加投标，中山路周边和大鲍岛部分地段被购买，部分地价超出预定标价很多。

10月11日，总督府颁布《建筑监督警察条例》，规定中山路以东欧洲人城的建筑要按照欧洲统一的风格设计，同一条路上不得建造同一样式房屋；中山路等街道两旁的建筑限高18米，不得超过街道的宽度，楼高不得超过三层。

10月18日，由德国海因里希亲王提议建造的德国海军士兵俱乐部，在中山路与湖北路口奠基，三年后基本建造完成。同时建成的俱乐部礼堂，成为当时最先放映电影的场所。

这一年的秋天，传教士巴尔·泰尔斯获得了主教安治泰的任命，前往青岛负责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事业拓展。此后他一直留在这里传播福音，直到1928年复活节去世。白明德在青岛的三十年，使天主教的影响得到了迅速增长，他把建设在中山路东边一个山丘上的斯泰尔修会工作机构，最终演变成了青岛天主教的圣地。

转至20世纪的黎明时刻，许多讯息显示新城市似乎开始变得有条理了，各种法律文件也趋于完善，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一种更为理性的状态。1900年6月14日，总督府颁布《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章程》，规定青岛内界分两部分：西起中山路、北起德县路一线，沿小北山岭过信号山，至青岛山，再至会前东山至海沿为欧人居住区。在此界外为中国人居住区。

1900年，上海总局批准银洋6749元，在大鲍岛大马路购地建电报局房。1901年5月，前海的栈桥码头扩建，桥面延长至350米，并增铺了铁道。1901年8月10日，胶海关所建办公楼和宿舍竣工。1902年，中山路上的一间表情温和的德国面包房竣工。

1901年8月6日，由于“青岛通商以来，转运货物多用有响单轮小车，其声最足震动人脑”，当局认为“殊非卫生之道”，于是颁布《禁止用有响小车章程》，规定：自现中山路南段起至德县路一带以及病院、小包岛、大马路为止，均于9月1日起禁止有响单轮小车来往。同时规定，青岛、大鲍岛两处，不准用有响单轮小车运货。如有违者，即将小车及所装货物扣留入官，一礼拜之内纳洋三元赎回。

1903年，中山路等市区主要街道和少数繁华路段开始设置路灯。1905年，巡捕局以中山路南段斐迭里街为界，对市区房屋按顺序进行了编号，装钉门牌。中山路两侧独立编号，路东依次为1至300号，路西为300号以上。这种 “一条道走到黑”的古怪编号方式，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曾让1934年来青岛度假的上海作家林微音在大街上晕头转向，叫苦不迭。就中山路的历史还原来说，后来门牌编号的大幅度改变，使得按图索骥进行的一些看似简单的事件对应，变得困难重重。一不小心，就会闹出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乌龙案。

1914至1922年日占时，中山路南段改叫静冈町，北段叫山东町，又称新泽町。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中山路南北两段终于连为一街，通称山东路，1929年通过命名中山路，完成了一次向孙中山的致敬。1938年第二次日占后，这里再改称山东路，1945年恢复中山路旧名。到了这会，原本似乎仅仅是为了货物运输需求而开辟的街道，早已焕然成为一地财富的繁华街市。符号化的孙中山，伴随着一条路的喧哗，缓慢地经历着变化。

1931年9月13日，第一次到青岛的北京师大附中学生郭根首次看到了大海。一天之中，他去了两趟中山路，当在日本铺子里“很无可奈何”地买了一件游泳衣之后，他感叹了一句：“中山路最繁盛”。

这一年，出生在山西定襄的郭根20岁，他马上就要开始在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的学业。而大量有关中山路的历史文献显示，这一青岛唯一的国立大学的先生与学生们，通过不同的记录方式，不经意地沟通了我们与20世纪早年这条繁华大街的联系渠道。走出校园的先生与学生们的新奇体验，极大地丰富了后人对青岛城市演变史的经验，并将一些历史现场的细节还原，增加了戏剧性的真实。

这些陌生的记录，让已经走远的早年中山路豁然开朗，近在咫尺的鲜活气息，扑面而来。

（1912年青岛地图）

被嵌入的优先权

人与街道的关系有时候颇为奇特：行走的方向往往是固定的，久了，便成习惯。如人们说上海的南京路，多是从黄浦江一端开始向里，少有逆行的。很长时间里，对早期青岛的中山路，人们的感受亦然。在这条最早开发成形的道路上，从栈桥开始沿着大街向北走，实质上是一种被规定了的优先权，一种城市逻辑。显然，这种有些怪异的行走体验不仅仅是一种方位上的取舍，蕴涵更多的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次序和等级，这与代表着十里洋场荣耀的南京路大不相同。

最早，从栈桥码头上来，中山路的开端是以胶海关大楼和一些临时性的货物仓库为标志的。在这些看似混乱的建筑物中间，从山东铁路青岛火车站引导出来的一段轻便铁路伸入栈桥顶端，形成与中山路背道而驰的姿态。中山路起点的噪杂，在1910年左右胶海关搬迁后逐渐终止，1912年青岛俱乐部的建造，历史性地奠定了这里作为城市地标的面貌。（1-4）

接下来在霍恩措伦街口，也就是广西路与中山路的交汇点上，1902年属于胡博尔的地块，很快就建造起一栋拥有孟莎屋顶和中央山墙的房子。1913年，这栋建筑的持有人变更为奥尔特尔。这样，由青岛俱乐部和奥尔特尔住宅构成的中山路开端景观，便日渐丰富起来。

一条喧哗街道的舞台，大致准备妥当，就等着各色人等上场了。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职业爱好各不相同，有依次从埃森、波恩、莱比锡、上海而后青岛的职业政府翻译威廉•施拉迈尔，有自科堡、巴门、巴塞尔、图宾根、香港、广东、上海一路走来的传教士恩斯特•福柏。到青岛的时候，他们已分别都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一个叫单威廉，一个叫花之安。而经历了中山路开端几乎所有最初变化的胶海关税务司恩斯特·奥尔默，也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阿理文。他自1868年起便开始在中国生活，有长期的海关职业经验，1887年被任命为海关税务司。1898年8月15日奉命到青岛之前，他在长江上中游节点的宜昌海关履职。

很快，大量商业移民和一些政府招募的技术专家出现在这条路上，比如进出口商里特豪森和朔恩贝格，顺和洋行董事贝恩，建筑工程承包商希姆森，旅游业投资商克里本多夫兄弟，矿泉水投资商魏尔德，砖瓦商卡普勒，珠宝商兰德曼，零售商吉利，面包师奥托，旅馆经理帕布斯特，医生科尼希，建筑师科尔和拉察洛维茨、铁路工程师锡乐巴、筑港工程师施迪克弗特等等。

穿过时间的屏障，奥托•里特豪森进入人们的视线，是一位青岛历史研究者在探讨伊伦娜街，也就是湖南路与中山路交叉口的一栋房屋时的意外收获。拥有大量青岛租借地时期原始文献的马维立博士在与王栋进行的《波恩通信》中证实，这里是一个德国商人在1901年建造的住宅。而在这之前，关于这座别墅的来历，一直被一个奇怪的版本有声有色地渲染着。这样，商人里特豪森也就浮出了水面。马维立判断，开办有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里特豪森，“是1898年来到青岛的第一个德国商人”。

然而，在里特豪森的商人身份上，有若干不清晰的记叙。有叙述说，里特豪森是为一家德国公司工作，而不是拥有这家公司，职务类似于业务员。但马维立的资料显示，里特豪森的确开有一家进出口公司并经营到1907年。从1908年至1912年，里特豪森不在青岛。1912年下半年或1913年上半年，他重新回到青岛，与人合资经营一家受理火灾以及人寿保险和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同时也参与了一家公寓出租代理公司的经营。因此，里特豪森在1913至1914年有两个身份：一家公司的合伙人和另外一家公司的经理。

1914年11月，里特豪森成为战俘，1919年12月被释放，次年返回青岛。1923年6月11日，里特豪森因被狗咬伤感染狂犬病，死在青岛。之前，他和一个中国女子一起生活，并生育了孩子。里特豪森的青岛故事里面，有关这个不知姓名的中国女子的部分几近空白，这给人们遗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她让人在一个恍惚的背静下看着、想着、推测着，把她幻化成一个具体并可以活动起来的形象，试探着去组合出一种又一种可能的结局。实质上，里特豪森的青岛故事，就象一棵只有外壳的生物标本，里面的水分，早已经蒸发干净了。和里特豪森以及他在湖南路的房子同样成为标本的，还有西侧的另外一栋建筑，1899年的时候，从烟台来到青岛的美国传教士保尔•卑尔根建造了这个房子，并在此后一段时间成了里特豪森的邻居。

1899年，美国传教士保尔•卑尔根刚刚抵达青岛的时候，他的德国同事福柏便逝世了，这一天是1899年9月20日。这是最早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的记录。终年60岁的福柏在去世之前，一直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着的一项本地植物种类的调查工作。

在20世纪初，不同的人沿着中山路向北的生活、工作、旅行体验，各不相同。在这其中，一个德国人1910年的一份记录，对进行状态的真实性描述无疑不可替代：沿弗里德里希大街北行，在右侧先后经过霍恩措伦大街、海因利希亲王大街、伊伦娜大街。伊伦娜大街西面的第二幢房子是胶澳图书馆，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9点。在海因利希亲王大街和伊伦娜大街之间，左侧是建筑经理的住宅楼，右侧是胶州旅馆和贝伦的住房，《青岛新报》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再向北行，左侧是贝格学生公寓大楼，用于安置总督府学校的外地学生，右侧是瓦格纳的时装商场和瑞记洋行。越过皇储大街后，首先就是海军士兵俱乐部，这是警卫部队和巡洋舰队的下级军官和军士们休息娱乐的场所，是1898年奉普鲁士亲王海因里希殿下的要求建造的。当时他任巡洋舰队司令，抵达青岛后命令要满足驻地德国士兵的这一要求。

贝麦的行走印象，被编辑到一本名为《青岛》的旅行手册里，成了欧洲人探访这个新兴港口城市的指南。在继续向北的访问过程中，他的注意力转向东边的一片高地：天主教堂。这座漂亮的建筑坐落于总督府移交给教会的一片面积为30000平方米的土地上，1899年至1902年建成，由教会和学校使用。在临时教堂里，每个星期日都为部队和平民教团举行礼拜活动。

这本旅行手册记载说，1902年起，随着修女、弗兰西斯科女修道士和玛利亚修道士们的到来，教会在这里开设了一所德国女子寄宿学校，还开设了欧洲人女子学校和幼儿园。学校的校舍有着漂亮的花园，是寄宿生们理想的学习场所。手册随后介绍了天主教堂对面为平民看病的福柏医院。1910年时，这间正在建造的医院由医学博士迪博尔负责。医院内家俱坚固，医疗条件良好，拥有方便病人的诸多设施。医院所有的房间都是朝南的，可以凭窗眺望沙滩和树林。建筑在局部和一些细节上注重了医院的特殊需要，楼内设有手术室、暖气、淋浴或池浴。这间医院的病人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医生，如果病人还有特别要求，可向医院的委员会提出。

作为对1899年9月去世的这位最早进入青岛的传教士的纪念。阿尔贝特大街上的这家医院，是出现在青岛的第二家以福柏（花之安）命名的医院。之前在1901年9月，教会已以他的名义，在大鲍岛和鲍岛之间建造了一家专门为中国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阿尔贝特大街的福柏医院1906年开始建造，1907年竣工开业。贝麦提到1910年时医院还正在建造，应该是一些后续建设项目。医院大楼在西入口处墙壁间，镶嵌有建成时的钢制模型。这栋大楼最初为两层，1946年冬阁楼因失火焚毁，遂于次年用四万美元将阁楼改为平顶式第三层。被长时间记忆的福柏去世后，葬在青岛山东麓的外国人墓地，并立有纪念碑。

由于隔离政策的限制，从城区南部欧洲区进入北部大鲍岛中国城的道路，被人为隔断了。除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与山东街的连接，另外的途径就是经过阿尔贝特大街的福柏医院，绕行进去。根据贝麦的旅行手册记录，沿着街道继续向北走，通过小港的小路经过市场和一间中国邮电局，便是中国人的商业和居住区。这本旅行指南说，中国的商店很有意思，德国人即使不买东西，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1914年2月21日早晨，经过了41天充满期待的海上旅行的百余名前来青岛换防的德国士兵看到了陆地和码头顶端的商业大街。此刻，尚不知道战争已经临近的士兵无疑是兴奋的，他们终于要自己观察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亚洲布莱顿了。英国人查尔斯·B·柏狄克在五十年后写道：他们把大部分的时光用来逛斐迭里大街，在那里有高档的商店和餐馆，还有各种场所以供消遣。一个高桥经营的拍肖像照片的照相馆极受欢迎，高桥机智幽默，熟知德国风俗和德国人性格。他的高质量照片和当地风景明信片，可以作为精美的纪念品。这里还有许多奇异的商店，它们是两种文化气氛的混合物。柏狄克描述说，商店正门挂着正式中文名称，橱窗里的商品却标有德文标签，而且有些名称经常产生误会，但是店主却得意洋洋。逛完所有的商店后，这些士兵会在海军俱乐部喝几杯酒，然后返回军营，高谈阔论。

离开海洋，沿着财富和娱乐大道向北，这就是1914年前贝麦这个德国人的中山路。然而，这仅仅是这条商业大道的一半，发生这条街的另一半，也就是大马路上的风景，却被《青岛》旅行手册的作者有意无意地模糊掉了，仿佛仅有一个市场大厦可以代表。但实质上，以大鲍岛中国城为核心的华人贸易，即便是在1914年前，也是“兔子快跑”一般的警觉与矫健。拥挤在一块狭小坡地上的中国商人，以远远超出租借地政府和欧洲移民想象力的速度奔跑，将中国城突破边缘化的商业繁衍，写入了历史。（1-5）

1914年深秋的青岛，颠覆性改变已无可挽回。当年11月16日德国投降后，日本占领军举行入城礼及招魂祭，次日日本师团司令部移入青岛。德国人去了，日本人来了。中国人还照旧过自己的日子。1915年1月7日，离开五个月之后，湘人谭延闿返回青岛故居，发现家门口的“街名已易万年通”。第二天，他“出绕大马路至四方街，看裕兴里，陈庚泽导观炮毁处，过是亦里、文明里一看，惟是亦里被毁较重。仍从三江会馆归。”五天后，他再“冒风循万年通至赍寿凌基，绕大马路至四方町，同棣松访张剑潭，梅花盛开，香盈一室，所谓同人公所也。”五个月下来，俾斯麦街变成万年通，五天过去，四方街修正为四方町，谭延闿的不适应，不难想象。只是他这时并不知道，通町之类的日本话，在这个曾经的德国城市还会持续多久。

当伴随着1922年的主权回归，去日本化在中山路成为可能的时候，谭延闿已经又一次远走他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向北的中山路继续繁华着、时尚着、缠绵着、沉浮着，仿佛习惯了一次又一次的改变，悠然自得，波澜不惊。

而在中山路的北面，在被德县路、芝罘路、市场三路、北京路和河南路围合起来的一片街区里，几乎涉及日常生活所有领域的商品，都琳琅满目地呈现在一个个的商号货柜上，金楼、钱庄、银行、餐馆、典当行、药房、浴池、妓院、旅馆、书局、洋服店、卦摊、理发馆、茶园、戏院、酱园、铁匠铺等城市公共服务行当，已星罗棋布。

1934年夏天作家郁达夫来青岛避暑，7月13日下午进港在广西路住下，海边逛悠了几天，17日便在北中山路周围流连忘返起来。晚上先是和萧觉先在潍县路可可斋吃饭，酒足饭饱后就近便在黄岛路、临清路溜达，直到夜里十点才回去睡觉。当天他在日记中特意标明，黄岛路为“中国三四等妓馆密集处”，临清路是“朝鲜妓馆街”。郁达夫住在一个骆姓杭州人家中，他沿着中山路商业大街向北走撞见的光景，是这个城市公开的隐秘，也是通向人性幽暗处的路标。这一切，对《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作者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中山路上的熙来攘往者，也早已司空见惯。

主动脉和毛细血管的纠缠

在整个青岛城市化开发的早期图谱上，中山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不论是从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上，中山路的开放性与融入性，都是其成为城市领袖的关键。如果说中山路是青岛核心区的主动脉，那么其传导性作用，则是通过周边的若干毛细血管来完成的。这些毛细血管，成为了连接、渗透、扩散、叠加以中山路为核心的新城市形态的重要元素。这是一台不可复制的命运合唱，指挥、领唱、伴唱、伴奏、灯光、服装的表现，都缺一不可地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个喧哗的舞台上，没有旁观者。

20世纪黎明，当中山路以一种创世纪的姿态出现在胶州湾东岸的时候，与中山路南段沟通的若干道路陆续开建并相继开通，并随之开始营建不同用途的建筑物，形成青岛最早的欧洲区街道面貌。如同中山路南段被命名为弗里德里希大街一样，周围密密麻麻的相连路网，也都无一例外地被以不同的德国人名、地名进行了命名。

发生在这些街道上的一些缺少戏剧性故事，看似平常、琐碎，甚至没头没尾，却是印证青岛早期城市化生长的最基本的素材，从中看见的，是一个城市被时间尘埃过早掩埋掉了的来路，以及一些在大街匆匆来去的陌生人的冥想。

即便仅仅从名字上看，威廉皇帝海岸街也是个四两拨千斤的主。这是一条开阔的海景大道，东西方向贯穿中山路南段开端处，风光不输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所有濒海街道。之前建有大清国驻军码头，天后宫、章高元的总兵衙门，之后陆续建起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德华银行、叶士克总督纪念碑、山东铁路公司、山东矿务公司、克里本多夫旅馆、礼和洋行大楼。1915年后，这条海景大道依次以舞鹤町、太平路命名。（1-6）（1-7）（1-8）（1-9）

海岸线东边的天后宫、栈桥码头和总兵衙门，是凭吊前青岛时代的最重要遗迹。但章高元1914年大敌当前的时候，在总兵衙门里的作为，却似乎见不得阳光。况周颐《眉庐丛话》曾记曰：“有清之将亡也，叉雀之嬉成为风气。无贤愚贵贱，舍此末由推襟抱，类性情，而其流弊所极，乃不止败身谋，或因而误国计。相传青岛地方，沦弃于德，其原因则一局之误也。” 章高元一局麻将就断送了青岛，这也算是大清国的宿命了。在190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建筑都还延续着相同的功能。其间为保护天后宫不受损害，几个本土华人领袖还多次与德国总督府交涉，最终阻止了当局试图异地搬迁天后宫的动议。

德华银行大楼和海因里希亲王饭店，是青岛海岸线上的触目标志。由上海信义洋行投资建造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1899年9月1日开业，一个月后上海出版的《德文新报》曾有文章描述说，当人们从海岸驶近青岛城时，这座辉弘而舒阔，在夜间配有眩目的照明灯的欧式建筑群，呈现出一幅十分壮丽的景象。后来饭店在北面建起了一座音乐厅，成为公共社交的一个理想去处。在1914年冬天日本人占领青岛之前，青岛旅店业联合协会股份公司、哈利洋行相继成为了这家饭店的股东。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对面的叶士克总督纪念碑，是城区最早建立的一座纪念碑，也是存活时间最长的公共纪念建筑。碑体随着统治主体的改变而不断改变，并不断添加着的纪念内容，验证了城市命运的不可捉摸。（1-10）

威廉皇帝海岸街的西边，鳞次栉比地排列着难以尽述的商业建筑。其中在1902年前后建成的礼和洋行，至今保留着，孤零零地淹没在几栋摩天大楼下面。礼和洋行是当年德国在中国最大的一家贸易公司，尽管在扬子江流域居领导地位，但青岛分公司的规模却不大。即便就是一家小公司，礼和也在威廉皇帝海岸街上埋藏了许多秘密。1914年3月7日，谭延闿曾“同棣松至礼和洋行，见买办余习之，乃见大班某西人，言取款事，谈甚久。”礼和的青岛活动轨迹中，有一条图谋开拓水力发电的记录。1901年至1902年，在西门子公司有意退出青岛电灯厂的投资时，礼和洋行曾向总督府呈交过申请，希望得到在崂山建造水力发电厂的许可，但这一申请最终遭到拒绝。1904年政府发电厂安装了依靠燃煤驱动的新发电机，结果生产费用比水力发电机要高出很多。从这可以看出，由商业逻辑与行政思维之间的冲突派生的荒谬结果，在青岛由来已久。特立独行和固化思维之间的矛盾，绵延不绝。（1-11）

霍恩措伦大街是一条昙花一现的洋行街，街名来自一个德国皇室家族。霍恩措伦家族的显赫史，可上溯至15世纪的勃兰登堡，并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这条东西方向贯穿中山路南段的大道，将弗里德里希大帝、威廉皇帝这些生活在不同年代的欧洲皇族成员，在一个三角地带奇妙地连接在了一起，仿佛一同在青岛的码头迎接一个新世纪。霍恩措伦大街在中山路东面的一段很短，自中山路开始，一头是大清国胶海关，一头是山东铁路的青岛起始车站。1899年之后，这里陆续出现了胶海关、海关公寓、哈利洋行、海关保税仓库、顺和洋行、德威洋行、禅臣洋行、耀记、兴泰公司、车站饭店、山东铁路公司别墅等一大批商业建筑。1915年后，这条街依次以姬路町、兰山路命名。

设置在霍恩措伦大街上的哈利、顺和、德威和禅臣洋行，都是青岛德国租借地时期重要的贸易公司，经营的货物涵盖了机械、军火、化学产品和居民日常用品等方方面面。透过时间缝隙闪烁出的光亮，我们发现1914年曾经两次逗留青岛的前湖南都督谭延闿，是这些洋行的忠诚顾客，购买过自行车、打火机、乐器、手电灯、中将汤。不过谭都督在青岛做成的大买卖，却不是这些零零碎碎，而是枪械。当年3月8日他一下子就给捷成洋行汇出了水银四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两八钱九分二厘，不可不谓之大手笔。期间谭延闿曾去过禅臣洋行在威廉街上的一栋旧房子，发现那里“前临大海，潮声如吼，远岛来帆，皆在槛下。”检索谭都督1914年的青岛日记，拉拉杂杂牵扯出的洋行，不下十家。霍恩措伦大街后来的被冷落，和胶海关搬迁到大港码头有很大关系，大大小小的贸易公司都跟着走了，这里车水马龙的喧闹，也就停歇了下来。（1-12）

海因里希亲王是普鲁士王室成员中，与青岛联系最密切的一位，参与并见证了城市早期开发的一系列大事件。对20世纪伊始的青岛，以海因里希亲王命名的这条街道，在地理、经济、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自海岸线以北，这是东西方向穿越中山路南段的第二条商业大道，也是贯穿新城东西交通的主要道路设施。1899年后，沿街陆续建起吉利洋行、侯爵饭店、赉寿药行、德基洋行、皇家邮政局、祥福大楼、齐摩尔曼住宅、总督府学校新教学楼等一大批不同用途的建筑。1915年后，这里被依次以佐贺町、广西路命名。

海因里希亲王大街东面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是德国皇家邮政局所在地，这座曾属于罗达利洋行的商业大楼，1900年由广包开始建造，1901年5月竣工。1899年，德国邮政署批准成立在青岛租借地的皇家邮局，并发行胶澳邮票。最早，青岛方面对于营建新邮政大厅该由邮政局还是总督府出资，以及为邮政局租房是否更为实用一直争论不断。最后，由总督府为邮政局租下了罗达利洋行商业大楼的底层。海因里希亲王大街上的侯爵饭店、赉寿药行、德基洋行、祥福大楼和齐摩尔曼住宅，都是有故事的地方。1934年夏天来青岛避暑的作家郁达夫，也曾临时住在保尔·达克塞尔投资的侯爵饭店对面，那是几间由杭州人买下的房子。广西路曾有第一旅社，1936年7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召开，厦门市立图书馆馆长余少文、河南博物馆馆长王幼侨与黄仲良、李燕亭等都住在那里。余少文记曰：“寓第一旅社，这个旅社在广西路，即前海的海滨，时有凉风拂袖，起视寒暑表，仅在华氏七十余度，较厦门低二十度，际此大暑节气，不但不觉暑炎，反觉所穿衣服过薄。”（1-13）（1-14）

接下来是伊伦娜大街。这是与平行的霍恩措伦大街、海因里希亲王大街依次贯穿中山路南段的又一条街道。伊伦娜是海因里希亲王妻子的名字，除了这条街道外，1899年在崂山茶涧还建造过一家以伊伦娜命名的避暑旅馆。伊伦娜大街上，建有贝格学生公寓、皇家高等法院、开治酒店、曼弗莱•齐默尔曼律师楼、卑尔根住宅、安治泰主教宫。1912年后，刘廷琛、周馥、洪述祖等流亡青岛的晚清政客寓居于此。1915年后，这里依次以久留米町、湖南路命名。（1-15）（1-16）

伊伦娜大街西面最有本土象征意味的建筑，是刘子山创建的东莱银行。青岛城市化开发的前五十年，有三十年的时间和“新移民”刘子山的野心、智慧、行为息息相关。描述这期间青岛赖以生存的财富谱系和财富繁衍地图，不可能绕开刘子山另辟蹊径。刘子山名噪一时的一生，和东莱银行资产规模、辐射区域的不断扩张以及难以统计的房产衍生密不可分。检索档案资料，稍不留心就会发现刘子山的地产记录，仿佛变魔术一般分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之大，足以令人迷惑不解。刘子山的身影始终不曾在青岛消失，其如同财富英雄一般，伴随着这里的街道、房屋、庭院、树木一同生长，直到一个时代的终了。

皇储大街，也叫皇太子大街，较伊伦娜街在更高处平行穿过中山路，陆续出现的建筑物，有海军士兵俱乐部、祥福公寓。1912年后有流亡晚清政治家吴郁生、黄曾源、商衍鎏等寓居。1915年后，这里依次以滨松町、湖北路命名。（1-17）

柏林街贯穿中山路，东西方向与中山路南段交叉，并规定城市公园的南侧边界。与之前南面的海因里希亲王街、伊伦娜街、皇储街的命名方式不同，自柏林街以北的几条东西方向的街道，采取了对应德国地名的命名方式，如接下来的不来梅路、霍恩洛厄街。柏林街上建有圣言会、安娜别墅、巡捕局义勇消防队。1912年后流亡青岛的徐世昌、徐世光兄弟和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也都寓居于此。曾有俄国人在这条街上开设花园饭店经营西菜，1932年旅青南开大学校友会在此宴请过校长张伯苓。1915年后，这里依次以麻布町、曲阜路命名。

不来梅路东头始自圣心修道院，东西方向贯穿中山路南段，在北侧界定城市公园。晚清立宪运动主要推手杨度1914年寓居于此。1915年后，这里依次以马关町、肥城路命名。

霍恩洛厄街，也译后楼威街，是青岛欧洲区与大鲍岛华人区的分界线，在中山路以东，东西方向接入与中山路南北段交汇处。最初这里的北面有一条开阔的冲沟，用以作为欧洲区与大鲍岛区的自然屏障，但随着大鲍岛中国城华商贸易的快速扩张，土地供应紧张的矛盾随之而来，这里很快就新开辟了黄岛街与平度街两条马路，并沿着平度街的南侧建筑了城墙一般密不透风的联排房屋，形成了两个区域的完全隔离。1930年代建成的圣弥爱尔堂和圣功女子中学，像一个狭长露天走廊上的两颗纽扣，分别确定了这条街的南北边界。1914年之后，这里依次以治德町、德县路命名。

在抵达欧洲区与大鲍岛区的分界线之前，中山路以西有两条沟通河南路的街道，一是大沽路，一是保定路，而保定路同时又是德县路的延长线，向西北延伸与蒙阴路、河北路沟通。

在东部与中山路南段平行的街道，有卢伊特波尔德大街、菲舍尔街与阿尔贝特大街；在西部与中山路南段平行的街道，有汉堡大街。

中山路以东的卢伊特波尔德大街，南北方向与中山路南段平行。建有青年会，后张勋在此寓居。卢伊特波尔德街在圣言会广场，与菲舍尔街相接，并终止在不来梅大街。这里建有圣心修道院。1914年之后依次以高濑町、浙江路命名。

中山路以东的阿尔贝特大街，也翻译为爱贝街，南北方向与中山路南段平行，街道中央设置有街心花园。曾分别居住在伊伦娜大街和霍恩洛厄街的船舶机械师斯蒂尔洛，1913年7月前已搬家到了这里。来自德国北部城市罗斯托克的斯蒂尔洛1906年抵达青岛，同年10月与20岁的君特尔结婚，1907年和1909年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在青岛。斯蒂尔洛所在的泰坦尼亚号蒸汽船，早在1901年3月成为第一艘抵达青岛港的轮船。1914年之后，斯蒂尔洛曾居住过的阿尔贝特街，依次以大村町、安徽路命名。

中山路以西，南北方向与中山路南北段平行的汉堡大街，是华人银行、钱庄、金银号聚集地。1914年之后依次以深山町、河南路命名。

而中山路的北段中国城一带，也就是大鲍岛华人聚集区，多以中国城市的名称获得命名，后来的变化不大，基本延续了最早的称谓和读音。包括有：天津街、平度街、黄岛街、四方街、海泊街、高密街、胶州街、潍县街、博山街、易州街、北京街、济南街、即墨街、李村街。

这些与作为南北交通动脉的中山路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在柏林完成的第一次城市规划方案中间，已基本确定。

被颠覆的中国印象

比较在市街历史研究中无疑是有意义且有趣的，在差异中，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体味到一种本土城市化的艰难进程。应该是在中山路已完成了最初的基础建设的时候，一位1860年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刚好写下了对厦门一条老街的印象：长年累月的磨损已使石板变得凹凸不平，一到雨季，一个个的小坑就会激起水来。下水道也因失修而堵塞，从它的开口处渗出黑泥，腐臭难闻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但是，麦高温在厦门看到的具代表性的中国老街道形象，在20世纪初的青岛，在处于新城中央的中山路，已经完全改变了。

这个颠覆性的改变，基于一系列无法回避的原因。1898年夏，在青岛本地一场异乎寻常的强降雨之后，总督府规划了街道的防雨设施和一个宏伟的下水道系统，即将污水分流并建设可胜任强降水的大型排水通道。自1892年汉堡的霍乱疫病出现以来，在大城市建设周密的给排水系统的必要性，已为世所公认。

据1900年度至1901年度的《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包括中山路在内的欧洲区主要街道“雨水排泄是通过大横切面的地下水道进行的”。在街道两侧路边缘石下，每隔40至50米设方形混凝土雨水斗，上面覆以铁箅子。雨水斗支管接通路下的雨水干管，雨水随主干管自流入雨水暗渠，由海边雨水出口入海。这份政府备忘录说，污水与粪便的排泄“正在设计与雨水分开，通过专门的下水道排入海中的计划”。该报告认为，海水因潮汐关系不断地得到大量的更新，所以不会形成污染。

到了1902年，当局通过安排临时采取的倒马桶方法，粪便清除一事已取得很大改善。这时，城区不许晒粪，在团岛海滨建成运粪栈桥、贮粪罐、贮粪池等设施。中山路以东的粪便被集中运往团岛后再经海上转运海西红石崖乡张戈庄海湾晒制粪干，或直接将鲜粪卖给当地农民。同时，总督府已开始洽购安装冲水便池，将污水导入下水道排走。随后不久，这一设施率先在中山路得以完成。（1-18）

至1905年，中山路以东市区排水管道铺设已具规模。下水道完全为暗渠式，污水管道排泄粪尿及其他污水，雨水管道排泄雨水。管道均用陶土烧制，长约一米，内径75至450毫米。两管接口处有便于衔接的螺旋，周围用沥青混和麻丝缠涂，以防止渗漏。管子埋于地下深约两米。居民生活污水流入管道，再经管道流入水泵站集中加压排入远海。2003年8月，青岛一家晚报有报道说，经过了百余年的侵蚀后，一些老城区的排污管还能用。报道说，“百年的管道，现在都砸不烂”。青岛一家新闻网站引述市政排水工作人员的话证实，可能与日耳曼民族的认真严谨的个性有关，百年前德国人在排污管道的设计布线、施工、管材用料的运用方面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在细节处理上也很见功夫。排污管道巧妙设计为倒置的鸭蛋型，上大下小，污水不易留存。据说，当时排污管道的雨水斗带有反水阀，雨水冲刷的脏物只能进入雨水斗，而不会进入管道，因此不会造成堵塞，脏物也便于清理。管道堵塞的少，古力冒溢的就少。同时，这个奇异的反水阀还能避免管道里的臭气散发到空中。

古力这个词，是伴随着20世纪青岛城市化的出现而诞生的一个本地口语，也就是德语下水道的音译。诸如这样的不标准音译口语，在早期青岛的日常交往中屡见不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行渐远。在后来的一百年中，唯独古力和古力盖这两个外来词汇，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般豁然开朗，俨然成了青岛文明的经典面孔，充斥在对疯狂的城市化扩张所带来的城市病的一片声讨中。由是，古力和古力盖也就不朽了。

当时，中山路等城区主要道路的清洁是雇佣清洁包工清马路。清道夫按两至三人编为一组，每天上午携带扫帚、铁锨和垃圾车出工。下午巡视街道，将撒落的马粪及脏物收集到带盖的脏物桶内，并保持桶外整洁。脏物桶装满垃圾后，集中运往指定的垃圾场，将垃圾埋掉，再将空桶运回原处。逢夏冬两季风大沙多时，马车上带有水器，清道夫用海水喷洒多属土路的街道。

在1899年时，德国总督府已发现，不洁净的地面，再通过底质粗糙、多孔龟裂、过滤性很差的土层构造，伤寒病菌可很容易渗入地下水及井水中，而这种水井是当时居民的唯一水源。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与健康息息相关的水井，均无预防不洁的地下水、雨水流入的设施。虽然人们按照医生要求将井水煮沸后方才饮用，但卫生检疫官员确信，病菌肯定会由此传播开来。这样，租借地行政当局当时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便是谋划如何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优质饮用水。从1901年9月初开始，市区已通过下水管道引出海泊河谷的地下水，随后在市区的核心部分，人们已可以从街上的水龙头和水井站，接取符合饮用条件的纯净水。不久之后，这种纯净的自来水便通过家用管道与住房接通了。

1904年4月1日之后，由公用水站泵为中心，直径350公尺以内的住户用水，一律向总督府交付水费，作为水道建设的补助费用。接通自来水入户并安装水表的用户，每届三个月按水表核定水费。1908年9月5日《青岛官报》载：市区18个公共水栓，“售卖水以洋油桶核算”，工部局订有取水票簿在巡捕局售卖。1914年时，水价分三种：水表计价、水桶计价和船舶水价。（1-19）

1914年日德战争期间，德国方面将青岛欧洲区主要街道的上下水道图带回了柏林，直到1927年4月，在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的斡旋下，德国外交部才将这些图纸寄还青岛。当年4月4日的《大青岛报》有报导说：“青岛之水道图自德日开战后，即经德人携回柏林，日人管理以及我国接收十余年之久，此图均未取到，水管偶有损坏，寻其根源颇不易，赵总办鉴及此，去岁由德国寄来水准点，前又函托德友索上下水道图，昨经德外部寄至驻青德领事某氏，转交赵氏，当令工程事务所妥为保管，此真万金不易之图也。”

对管道里流淌的上下水，今人已不能体会其意义。但在一百年前，这是一种足以让人们惊诧不已的卫生举措。至少此后二十年，麦高温走过的厦门街区才懵懵懂懂地享受到这一城市化的快乐。这时，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已看不见了。

而青岛的洁净，却被你来我往的旅行者，不断记叙着，比如北京松坡图书馆编篡主任蹇先艾，便是实话实说的一位：“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在在青岛住了一个星期。青岛的市政，柏油的马路，巍峨的建筑，蓊郁的树木，自然值得称赞；但是我并不怎样地注意，我每天的生活总是海边去散步，拾蚌壳，或者默坐，遥对着海景。海风拂拂地吹到我的脸上，虽然带着一点腥气与咸味；然而阻止不了我对于海的倾慕，对于海的陶醉。”蹇先艾出生在贵州遵义，1926年参加文学研究会，其后十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尘土飞扬的北京，其对海风、市政、马路、建筑、树木这些新城市关键词的向往，应该很有代表性。

德国人离开后若干年，伴随着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日益加剧，关于青岛下水道的先进性与合理性议论益见增加。下面的这段文字，出现在1940年代，作者对青岛下水道工程的基本状况，进行了一番走马观花式的现场描述：

“青岛下水道分为雨水道，秽水道，及雨秽混合水道三种，雨水道概系土管，管径自一百五十公厘至四百五十公厘，集合全市雨水，汇流至海。

秽水道管径自四百公厘至一公尺二，概系混凝土管，亦有蛋圆形者，短径自五百公厘至八百公厘，长径自七百五十公厘至一千二百公厘不等。全市秽水，分为四个排泄处区域，每一区域内，各就其最低下之处，设立一排泄处，各排泄处之设备，大略相同，秽水由各区域，顺自然之趋势，汇流于积粪池内，粪沉地底，用挖粪机挖出，放于储粪池内，作肥田用。其澄清之秽水，经过疏铁篦，流入沉淀池内，先用离心力唧筒，抽去上浮之稀汁，再用直拉唧筒，抽去下层浓汁，统经送水管放流于团岛之极端。

雨秽混合水道，系雨秽水合流一管，至近海处，设一特别入孔，内有雨水管通海，此项雨水管之位置，较秽水管低下半公尺以上，平日秽水不及半管，直流入排泄处，一遇阴雨则充满水管，至特别入孔，只够半管之处，则多于半管之水，必降落于入孔之底，经过雨水管入海，此法因青岛地势陡急，故能适用。”

匆匆两日，自然只能是浮皮潦草的考察，但温世珍1943年发表在《津津月刊》的《济南青岛视察记》，依然算得上一次实话实说。

好多年之后，一位曾钟情于中山路上德国人佛劳塞尔所制牛排的“饮食之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民国三年青岛又被日本夺占，民国十一年才得收回。迩后虽然被几个军阀盘据，表面上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当初建设的根柢牢固，就是要糟蹋一时也糟蹋不了。这位自1930年开始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的翻译家说，青岛的整齐清洁的市容一直维持了下来。我想在全国各都市里，青岛是最干净的一个。

这位翻译家是梁实秋。

警察局的秘密

如果说翻译家梁实秋对青岛市容“整齐清洁”的感慨中有警察的功劳，也许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是，在20世纪早些年的青岛，这却是事实。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社会治安，青岛警察管理的事务，还要更多些。

中山路与城市的警察以及司法制度所发生的联系，只能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考量。但是，从一开始就试图避免大的差错的警察制度设计对城市快速成长的保障，应该不言而喻。因为，从栈桥沿着中山路向北设立起一个城市文明样板，一直是殖民政府所期望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局始终不遗余力。

在1914年之前的青岛，由警察机构、法院、监狱以及地区行政长官、律师和公证人构成的司法管理系统中，作为地方治安事宜的先头环节出现的警察部队，无疑举足轻重。1898年10月，柏林海军方面完成青岛了总督府的设置，这个兼顾军事和民政事务的殖民权力机构下设了参事会和军政、民政、经理、工务四部，警察机构隶属民政部。初期，德国第三海军营的一名军官，统领着代理行使职权的一些海军士兵和被招募的28名华人巡捕，组成了本地最早的警察部队，负责青岛、李村两区的治安管理。在我们后来陆续发现的历史照片中，可以看见一些华人巡捕在中山路值勤的真实场面。有证据显示，在1898年和1899年，除了各地段的日常事务外，警察们主要进行了建筑和卫生方面的治安工作。随后，这个具有过度性质的临时机构的工作，获得了政府方面的肯定。1899年的一份官方报告说，班疹伤寒的出现使警察们大大忙碌了一阵子，在控制与制止传染性疾病的关键时刻，政府“又向警察局援派了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军队下级军官和士兵”。

从政府文件上看，早期警察机构在预防传染病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充分的渲染。据《胶澳备忘录》1900年度至1901年度的记载，由于居民数目的不断增长，警察局的工作不仅在社会治安方面，同时也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变得十分广泛。我们注意到，后面这项工作的法律依据，则是1900年7月5日颁布的关于“必须向警察局报告传染病”的法令。

但是，如果我们单纯从政府的文件中间去寻找警察的作用，就难以发现这个机构的更真实的一面。这真实的一面，被小心掩盖了。1901年3月21日，柏林的德国国务秘书蒂尔皮茨在致胶澳总督府的信中，曾就阻止公布警察局上报的刑事犯罪材料一事，非常明确地写道：“如果这些报道按照我身旁的样稿发表出去的话，肯定会在公众舆论当中造成严重的、有损租借地形象的结果，也会间接地在经济界中造成不可避免的不良后果。”

同样被掩盖的，还有另外的东西。在1899年1月19日生效的警察条例中，有这样的规定：“所有从事卖淫活动的人”都必须到警察局登记注册。妓女应当每星期六到德国医生那里进行一次检查，查看是否患有传染病。每次检查都记录在案，妓女们人手一册，随身携带。一旦发现某妓女染上了性病，就要把她强制性地送到专门为妓女开设的医院中接受治疗。但是，这个警察条例，却没有以总督命令的方式颁布。其中的隐情，胶澳总督都培禄在1903年12月12日致海军部的信件中，曾有清楚的表述，因为，依照法律规定，政府条例一旦颁布，就必须在政府官报上刊登，这样，都培禄认为“只会引起人们对租借地卖淫业不必要的关注，导致报界展开我们不愿见到的讨论”。

不愿意被关注的，恰恰是警察机构的心病。

临时的警察机构的使命，大致在1900年完成。这一年的6月14日，总督府颁布《青岛地区巡捕章程》，设立青岛巡捕局，下辖大鲍岛、台东镇等六个巡捕房，以及台西镇、四方等五个派出所。以中山路为中心的城市核心部分的治安事宜，则由巡捕局直接负责。李村区警政由李村工部局兼管，辖三个巡捕房。至1902年，青岛、李村共有德籍警官30余名，华籍巡捕约90名，以及数十名消防手和一些华人密探。

在1900年的时候，巡捕局所面临的治安状况，似乎的确不怎么好。政府文件显示，当时经常在市区偏僻地带及边界一带，有反抗活动和盗匪出没。后来，由于警方“进行了十分严厉的镇压，逮捕并处罚了一些头领和主要成员”，才使这种被政府认为异常猖獗的破坏活动，开始销声匿迹了。租借地政府方面相信，这一成绩的取得，和那些讲汉语的警士以及中国秘密警察的成功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这些镇压举动的背后，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些原因在发生作用，这却是当时的主导者所不愿意公开的。而德国海军国务秘书蒂尔皮茨在1901年3月的批示，应该也和这些残酷的镇压行为有关。（1-20）

到了1902年的时候，过去由警方管理的垃圾及粪便清除工作，已开始由一家欧洲企业经手完成。政府方面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警方的负担，另一方面则尝试了由私人清扫机构进行严格检查的可能性。

一些记录同时显示，到1904年的时候，警察机构中华人警察的地位和作用有了一些提高。在警察学校、华人监狱和刑事警察对罪犯进行鉴定方面，已多次出现由高级华人职员和军官参与的记载。与此同时，在济南的山东巡抚派了五名经过严格选拔的官员来到青岛，了解学习德国警事方面的业务。这五名官员，在青岛住了六个月。

与亚洲其它开放口岸明显不同的是，由于青岛一直没有由专门工作人员组成的特别卫生机关，所以，本地的卫生管理的检查，始终主要是由警察局来负责进行的。从有关的文献看，政府似乎对警方这方面的工作非常满意。但是，过多的关于卫生管理方面工作的记录，却让我们开始进一步怀疑，是不是有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被掩盖了。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对警察机构来说，卫生管理毕竟不是最主要的任务。然而，揭开这里面的全部秘密，无疑已经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政府的正式文件中间，我们仅能够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就是这些线索，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了。比如，1908年10月至1909年10月的政府报告年度内，曾有华人秘密警察被杀的记录。这个没有更多细节披露的命案，仅仅被叙述为“一起出于报复而暗杀一名忠于职守的华人秘密警察的案件”。案发后，警方迅速进行了侦破，罪犯得到惩办。这是这一年度发生在青岛的三起杀人案的一例，另外两起则发生在近亲家族中，肇事者事后也被判了徒刑。对华人民众中的刑事犯罪活动，当年度处在保密状态下的政府报告认为，性质严重者是“个别的”。

不过，在可以检索到的城市早期档案文献中，我们的确没有发现有关于中山路治安方面的爆炸性事件发生。但是，即便是这样，围绕着等级界限分明的中山路而产生的种种摩擦，无疑层出不穷。不过，1914年对青岛的公共治安状况有过详细描述的清华学堂学生洪深，却对这个德国租借地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现实，赞美有加。当时，洪深的父亲洪述祖因为涉嫌刺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正在青岛逃亡。

就一般的公共治安来说，用伊甸园或者理想国之类来描述早期青岛，无疑不伦不类。但有效的管理和持之以恒的规范引导，确也保证了城市社会组织形态的良性循环。“青岛以地势关系，风景绝佳，而卫生行政，当局尤特别注意，故随处皆能表现其清洁，马路之宽平，楼房之巍峨，与蔚蓝之海水，相映成趣，观之令人有修然出尘之想，且全市并未设交通警，而车马往来，行人络绎，秩序井然，足以表现出市民之能守纪律，富于自治力，此尤为为该市之特色也。”这是1943年一本杂志对沦陷期青岛的描绘，其中的关键词 “自治力”，令人浮想联翩。

在经历了1914年11月的青岛围困作战，1922年11月的青岛回归，1937年11月的国民政府撤退之后，青岛自租借地时期形成的城市秩序，已具有自律性传承。但这仅仅限于相对和平的时期，特殊情形下，混乱的局面依然需要纪律部队的维持。

1938年1月15日，《上海人》杂志刊登秋水撰《友来话青岛》云，青岛“自日侨撤退后，市面便大为冷落。今中国居民，也都已迁地为良，市面已一无所有，即白天里马路上也只见零零落落的几个行人。不良分子，一到夜间，便乘机活动，盗窃之事，不可胜计。如被军警发现，立即开枪射击，夜深人静，四周寂然，但闻零落之枪声，击破沉寂之空气。白天在小街僻巷中，到处可以发现血肉模糊的死尸，情景是凄惨极了。至于地方秩序，则由各国组织的警备队维持。”秋水的青岛通信写在1938年1月8日，五天前的上午，日本第四舰队的海军陆战队已进入青岛市街，开始着手维持治安。又一个族群等级森严的社会管理时代，即将来临。

1938年1月21日，发生在栈桥一线的日本侨民回归场面，预告了中山路上新的不平等岁月的开端：从1937年8月相隔5个月，“21日上午10时，日侨乘邮船又回青岛了。这一批打头阵的住青岛的侨民，在极其悲壮和勇敢中来了，船上的498名（其中妇女30名）热泪盈眶的侨民们挥舞着太阳旗，与先期到达、来栈桥迎接他们的民团干事等人热烈握手。这天返回的侨民有民团事务，各公司、银行职员，救护班、同仁会医院、各工会代表及大商店主、旅馆有关系的人士等。上午11时半上岸后，民团事务就到各家进行调查。”

1938年6月1日，与警察局近在咫尺的《青岛新民报》出版“革新号”，发表《本报革新与文化使命》称：“溯自友军自青登陆之始，本报承乏艰巨，应时诞生。党军破坏之余，社会不安，人心涣散。秩序尚且不定，遑论其他建设。然政治发挥，须与文化并进，此本报所以不惮艰巨毅然出尔负舆论重任。”《青岛新民报》似乎很愿意在思想警察的角色上有所作为，不过，担当“辅助国家及领导社会重任”和化解“社会沦陷益深”的现实，却不是说着玩的。几个操日言的报人在警察局门口表现出的乐观，看上去像一个自相矛盾的滑稽扮相。

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年代，一步一趋地走进了中山路。大街上，跟随在日本宪兵后面的中国警察的身影，如同底片曝光的灯箱布，黑漆漆一片。

十年之后，天翻地覆。1949年6月2日下午3点，以中共滨海区公安局副局长身份参与接管青岛市警察局的周鸿恩到达湖北路警察局大院，看见“院内焚烧档案文件的残火仍在燃烧，各办公室房间门开柜倒，一片狼藉。”周鸿恩在湖北路上任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令新警察的城市工作效率接受检验。故事的来龙去脉很简单，某日新任青岛市长马保三到平度路永安戏院看戏，众目睽睽之下居然被人偷去了新派克笔，一时大为光火，命令三天破案，结果第二天小偷就抓到了，派克金笔物归原主，市长警察皆大欢喜。

这大约算是预报1950年的一个喜剧开场了。接下来，湖北路公安局的注意力就迅速转移到了更紧要的事情上。大门里面，机密重重，咳嗽一声，也不会被隔壁的房间听到。

义勇消防队出现了

1897年之后的两年，青岛似乎没有任何大火灾的记载。1900年，一些居住在青岛的德国人自发组织，成立了第一支非官方的志愿消防队。平日，除几名常备消防手驻队值班外，其他成员各行其业，遇有火警时临时集合，穿戴皮制衣帽和皮鞋、裹腿、篷布雨衣，用木梯和绳索登高灭火。1901年，当局在市内铺设自来水管道时，在今平原路安装了两个德制埋式大叉口消火栓。至1903年时，德国人居住区内已设置了立式消火栓29个。此后，消火栓在市区内逐年增设。

1905年，青岛巡捕局消防队在中山路东边的曲阜路初建时，同时着手修筑了消防观察塔，用来发现火警、观察火情。在当时，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这个高塔，成为青岛最早的望火楼。

当时，消防队虽然已安装了报警电话机，但因市内电话极少，报警人通常要跑到消防队或分布于市区的报警站报警，再由受理者用鸣喇叭、敲钟或在信号山上升挂信号旗等方式传递消息。到了晚上，传讯形式则改为挂灯笼。据信，这种传统的方法一直沿用至1930年代。

1929年夏，当局的消防部门作出决定：遇有火警，即由闻讯的警士先鸣乱钟30下，而后依照顺序方向从速鸣钟：市南界内鸣钟一下，市北界内鸣钟两下，港口界内鸣钟三下，台东界内鸣钟四下，四沧界内鸣钟五下，李村界内鸣钟六下。1930年青岛开通拨号自动电话后，电话报警逐渐取代其他方式。1940年代初，望火楼被封闭弃用。

1905年7月31日，德国总督府颁布《义勇消防队规则》，在曲阜路4号的原柏林街设隶属于巡捕局的消防队，队员约50名。消防队从德国购进一辆双马拉套的蒸汽唧筒车，车上锅炉常燃不熄，遇火灾时靠蒸汽驱动水泵抽水扑救。同期，人力唧筒也用马车拉载，灭火时，4至8人压动唧筒杠杆抽水。此后，消防队又从德国购进马拉手摇升降梯一架，用于登高灭火。

1914年秋天，日本发起对青岛的大规模围困作战，城市四面楚歌。在这空前的战火面前，义勇消防队已无能为力。10月14日，德国传教士和士谦在他的《青岛围困日记》中记录：“是夜，城北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在水山上站了很久，远远地望着大火肆虐。我方的探照灯往对面的高地照去，一旦光束汇聚到一个点上，同一瞬间从我们的炮台发出的炮弹便飞至那里。炮弹爆炸在被照射的如同白昼的高地上，生出闪电般的光芒。一只精致的安哥拉小白猫从山下的中国富人的空宅院里跑出来，悄悄跟随我们穿过冷杉树林，最后跳进我的袍子里。”在和士谦的记录中，日本在10月31日的炮击引发了更多的火情：“观象台被敌舰击中，燃起了火。一片隆隆声中，一颗重型炸弹穿过邻居花园的墙，落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另一些则飞得更高，在离福柏医院不远处爆炸，粉尘和碎石块混合生成一阵丑陋的黄色云雾，从地上升腾而起。”接下来的11月1日夜，和士谦住所“山丘下的平地上，存有近百万升燃油的储备库燃烧起来，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噼啪作响。我们的房子成了敌人炮击的目标，身陷在这个如地狱般的包围圈中，我们不知道该逃往哪里。”

城市最终在11月7日易手。

1915年1月7日，寓居青岛的谭延闿乘火车回返，一路上满目疮痍，“过女姑口至四方始见房屋，有被炮伤者，然亦无轰毁者。道中散兵壕、铁条网、日兵阵亡葬地触目皆是，想见剧战之迹。”回到家，他发现居所“南屋后檐北面有炮弹坠下，碎瓦落薝版”。

日本占领青岛后的1915年，日本守备军宪兵队购进铃木“葛斯赁”汽油机水泵马车两辆，重组义勇消防队，分驻今曲阜路的麻布町、今云门三路44号的鹰门町和李村。对长达八年的日本占领来说，1922年零星火光之后的再生曙光，被归纳为预示了一种城市新希望的执着开始。

1922年12月10日，胶澳商埠警察厅设消防队，义勇消防事务进入自我管理的本土化时代。但就装备与设施而言，德国制造依然是效率保障的主角。1927年商埠消防队购进时速120公里的德国产马基卢斯牌消防汽车，车后部装有缠绕120米水带的水带轮，消防员可乘车前往火场。1929年时，又将马车拉载的汽油唧筒安装在福特牌卡车上，制成简易消防车。1933年3月，发生在广兴里易州路高密路口一处焚毁房屋的重建设计，显现出火灾隐患的不间断威胁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这份由恒吉公司刘文昭委托联益建筑华行建筑师寥宝贤进行的博山路十二号地火焚修缮设计，将灾难与新生的循环往复，诠释的一清二楚。所谓除旧迎新的苦恼与快慰，在一栋建筑上面标注出不可预料的肌理图谱。希望的持续生长，由是也就多了一番有惊无险的考验。1934年到1937年，伴随着《胶澳日报》刊登的诸如《兰山路也要闹火》这样的新闻，曲阜路的警笛一次次响起，将危在旦夕的城市火情化为乌有。

1937年底青岛沦陷前，国民政府对日本纱厂进行的有组织的焚毁，是一次无人救援的纵火。1937年12月18日晚，沿着铁路线分布的青岛九大日本纱厂在大爆炸之后瞬间起火燃烧，围观者无人施援，任由大火蔓延。当时北风强烈，十四处起火点火光冲天，火势浩荡。被煤油灌浇的各个工厂，最终在大火中被彻底焚化，损失超过四万万元，二万四千工人失业。这是危急时刻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破釜沉舟行动，尽管破坏仅仅针对有限的日本工厂，但城市在大火中的阵痛，依然历历在目。

1938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青岛，8 月26日，青岛治安维持会警察部派吴隆翼暂行消防队日语教授。1939年，治安维持会警察局消防队装备了尼桑牌水柜消防车和两辆历华牌消防车。同期，消防队还配有梯子车、运物车等专用车辆。

战后，伴随着城市人口的爆发式膨胀，中山路周边火灾险情层出不穷。根据1947年5月1日出版的《青岛警察月刊》统计，自1946年4月至1947年至4月，青岛本地共发生火灾144起。最严重的火灾发生在1946年5月，死亡一人，伤七人，延烧房屋589间，损失价值接近六万万元。1946年11月和12月发生的两起火灾，分别有九人与六人受伤。在这个统计年度里，诸如烟筒、漏电、油类、烟头、磨电机等导致的起火原因五花八门，却无一例人为放火案件。1947年8月19日凌晨，黄岛路82号发生原因不明的火灾，一户起火并延烧一户邻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同月30日凌晨，广西路46号再生由汽油引发的火灾，亦殃及邻居，除造成500万元的物品损失外，有一人受伤。如果说黄岛路、广西路的星星之火不足以构成大的威胁，那么一年之后劈柴院发生的一起火灾，最终却造成了巨大损失。1948年11月20日的这场大火，致使70多户200余人受灾，并引发了大面积恐慌。这在一个局势惶恐的时间节点上，让城市的危险警钟如同一把悬在头顶上的定时炸弹，令人时刻惴惴不安。

毫无疑问，从《义勇消防队规则》到1948年的劈柴院火灾，相互冲突的城市生存现实与管理屏障，透露出法治、规章、技术、职业化在难民如潮的城市病面前的束手无策。这个难题，怪兽一般考验了青岛许多年。但是，反过来看，现代化的消防观念的确立和设施的不断完善，又使得青岛城市化的快速成长，获得了保证。这个增长与反增长的悖论，最终开拓出城市安全保障的新观念与新思路。城市没有在火灾面前退却，也没有在危险面前止步不前。

这正是城市的精神与智慧所在。

两个建筑师和一个木匠

回头看杂草丛生的城市史开端，被一个个历史学家仪式化的标志物，往往经不起推敲。不经意之间，貌似木讷的一个表情，开启的却是一扇真正的城市之门。门开了，后来者鱼贯而入，住在大门里边的木匠、瓦匠、鞋匠，全然被人遗忘。直到记忆的荒草漫山遍野，那个早已面目全非的原始背影，才慢慢浮现出来。

建筑师拉察洛维茨和科尔的青岛经历，都和中山路的早期开发有关。1910年至1911年，拉察洛维茨参与了中山路一号青岛俱乐部的工程指导和内部设计。而早在这之前的1902年，科尔就已经在中山路自己所有的地块上，建成了当时非常著名的瓦格纳时装店。

作为一个德国建筑师，魏尔纳•拉察洛维茨和青岛的联系不仅仅限于他参与完成的建筑，而同时体现在对城市开发历史的见证上。拉察洛维茨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几乎贯穿了德国殖民的全过程。他1898年夏天来到青岛，1914年8月日德战争爆发时，才和另外一个建筑师保尔•哈赫梅斯特去了北京。他的青岛经历，可以完整地显现作为城市最重要载体的建筑营造日趋丰富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显现早期中山路的城市化拓展脉络。

拉察洛维茨出生在1873年，他到达青岛之前的经历，不为人知。从他后来很快就成为受政府雇用的建筑技术人员这一事实看，他应该受过相关的专业教育。1898年夏天，25岁的拉察洛维茨来到青岛时，这个新的租借地城市的所有建设，尚没有展开。柏林海军方面匆忙组织起来的管理机构，对专业人员的招募，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拉察洛维茨被政府建设部门雇用的细节，没有更多的文献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开发的需要，他和许多政府建筑师很快就投入到城市的营造当中去了。

毫无疑问，从1898年的秋天开始，包括拉察洛维茨在内的政府建筑师们所面对的工作，异常繁重。1898年10月至1899年10月的《胶澳发展备忘录》记录说，在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德人聚居的青岛市区及其附近，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地面和地下建筑活动，一方面在修建规模宏大的海港工程及通往海港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为城市设施、公共及私人所急需的大量房舍的建筑大兴土木。与此同时，和营建活动有关的许多其他行业也相当活跃，砖瓦窑、采石场、石灰窑等企业的发展，受到了政府的鼓励。

在长达16年的青岛工作历程中间，拉察洛维茨有记录可查的设计活动，涉及了两个著名的建筑，这就是总督官邸和中山路上的青岛俱乐部。尽管在总督官邸的设计人员鉴定上一直存在争议，但是至今并没有让人可以完全信服的文献证明，拉察洛维茨没有参与这个气势宏伟的经典建筑的设计。

中山路和太平路口的青岛俱乐部，在1910年5月至1911年10月完成建造，建筑师是罗克格，施工管理是李希德，拉察洛维茨的职责是工程指导和内部设计。而后者的工作，有许多为人称道之处。拉察洛维茨在大型楼梯间的前厅留出的存衣处，和阿道夫·韦伯在厅内建造的蓝色墙壁上镶有金箔鹰徽的壁炉，都给光顾过那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俱乐部底层，拉察洛维茨安排了游戏室、台球厅和阅览室等公共活动空间，二层设计了一个很大的餐厅。而在地下室，拉察洛维茨还设计了造型粗朴的酒窖、厨房、洗衣间、工具间和储藏室。

1913年11月2日出版的《青岛时报》曾报道说，“俱乐部作为商人、政客、卫戍部队和巡洋舰队军官的聚会中心，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无拘无束和惬意的形式，促进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

1914年8月，魏尔纳•拉察洛维茨去了北京。他住在那里并担任了私人的建筑师，直至1926年在北京去世。

建筑师科尔被研究者所注意，不在于他是开发初期中山路上著名的瓦格纳时装店的设计和建造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时装店并不能代表一个建筑师的真实水平。科尔的意义，在于他可能是青岛德国租借地之后第一幢建筑物的缔造者。早在1898年9月2日租借地土地法令颁布之前，科尔就已经在清军总兵衙门的西边，建造起了新城市有记录的第一幢房子。

和拉察洛维茨一样，科尔也是1898年来到青岛。他设计和建造总兵衙门西边房子的过程，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查询。人们只知道他通过了正常的土地拍卖程序，并从总督府那里获得许可。这个房子建成后，卖给了木匠安德莱亚斯·弗格特。描述这个房子的合法性问题，事出有因。因为在土地法令颁布之前，任何个人的建筑行为，都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方面，负责起草青岛土地法和税法的单威廉博士本人，就有深刻的教训。因为他的一个不可原谅的个人过失，首任总督罗绅达最终成为了租借地政府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

建筑师科尔，并不具备和华人事务委员单威廉犯同样错误的机会。那么，科尔在总兵衙门西边建造的房子，最大的可能是受委托进行的。完成了这幢由木匠安德莱亚斯·弗格特居住的房子的设计和建造后，没有科尔继续有新的设计作品露面的记录，直到瓦格纳时装店在中山路上出现。而科尔在自己所有的地块建成瓦格纳时装店的时候，已经是1902年的事情了。

在1898年至1902年之间，在一大批建筑师的参与下，青岛新城的开发已获得了最早的成果。这其中，包括了下面一系列建筑：海因里希亲王饭店、欧洲人监狱、德华银行、海关办公楼和海关宿舍、铁路和矿务公司办公楼、阿理文和单威廉的住宅、给格尔皮克使用的政府公寓、圣言会、伊尔蒂斯兵营、信义会和同善会、青岛火车站、督署学校、礼拜堂、圣心修道院、海军士兵俱乐部、礼和洋行、顺和洋行、哈利洋行等等。这些风格不同的建筑，大部分都分布在海岸线到中山路这一个T形平面上，在1902年之前大都建造完成。

尽管在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名单中，没有发现科尔的名字，但另外的数量众多的建筑师的参与，却真正使租借地的开发，进入到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通过资料分析可以看出，中山路上科尔的房子，是租用给埃米尔•瓦格纳和他的时装店的。而最晚到1912年，这里也不属于科尔了。查看当年的地籍清册，可以发现那个地块已在礼和洋行朔恩贝格的名下。（1-21）

作为青岛城市化的象征，住在租借地第一幢房子里的安德莱亚斯·弗格特，从没有进入历史记录。一个木匠的智慧和一个城市的开端，被轻易遗忘掉了，像后来接二连三的大拆大建一样，言之凿凿，毁之朗朗。可惜，忘却了源头的城市，同时也就失去了追问的勇气，孤零零地痴迷在改天换地的妄想中，不能自拔。

从科尔开始，或者是以科尔为线索，回头考察1898年至1914年间青岛数量众多的建筑师的情况，会发现遇到解读麻烦的不仅仅是科尔一个。其中涉及许多建筑师的复杂难题，研究者今天依然没有完全理出头绪。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青岛的建筑业进入到了又一个繁荣时期。青岛商会《1913年度的报告》记载，从1912年开始的建筑热，一直持续到1913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大港附近的一些大贸易公司的拆迁，其次就是富有的中国人的不断移居。报告认为，看好了青岛有秩序的舒适环境的中国上流人士，促成了连锁的定居行动。因此，对房屋和土地的需求明显加大了。因适合这些富人的住房明显不足，到1913年的年底，单独的小型住宅建设异常红火。随之出现了几乎是所有建筑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砖石上涨了很多，甚至连劣质的红砖也不例外。

不过，这样的热闹景象，建筑师科尔大概并不知道，从1912年前他就出售了中山路瓦格纳时装店的房子这一情况看，他应该没有在青岛生活到新一轮建筑热的到来。

科尔出售中山路房子的时候，这条开阔的路上已看不到一只狐狸，也看不到一只晃晃悠悠的活鸡。狐狸都逃窜到了城市外面，而鸡则成为了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餐桌上的食物。郁郁不得志的单威廉博士离开青岛前的几个月一直住在那里，炸鸡和啤酒是每天的餐饮选项。

一把开锁的钥匙

在中山路南头早已烟消云散了的往事里面，阿理文和胶海关的故事，无疑富有悬念。

这个长时间诱惑着人们深入其中的故事，是打开早年中山路这把被雾气腐蚀了的锈锁的钥匙。

中国海关的历史可上溯至1860年。当时的海关按欧洲模式组织，开放港口的税务司由欧洲官员充任。1898年，整个青岛德国保护区宣布成为自由港。所有由海路运进或运出青岛口岸的货物，均不征税。若货物运进中国内地，或由中国内地运进青岛，再由海路进往他处，则须照章完税。关境以保护地的势力范围为界。为了简化关界的征税过程，德国总督府主张在青岛设立一处“总理一切”的中国海关。

于是，在1898年春天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开始忙活胶海关的筹备。是春，来访的德国亲王曾经在北京和赫德见过一面，讨论了在青岛设立海关的可能性，并请赫德帮助疏通北京总理衙门的关节。

关于筹办胶海关的主要人选，应该就是那时确定的。在赫德所熟悉的海关官员中间，他选择了德国人阿理文。恩斯特·阿理文1847年出生在德国希尔德斯海姆，是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熟悉海关事务的资深专家。自1868年起，阿理文已经开始在中国生活，并为海关工作。显然，阿理文的职业水准和持续的敬业精神被得到了肯定。因为，早在1887年时，他就被任命为海关税务司。

1898年8月15日，奉赫德之命，阿理文由宜昌海关调来青岛筹办设关事宜。随后海关总税务司署又调派洋员四人、华员八人来青，协办设关。实质上，有关青岛设关的事宜，直到1899年的4月的早些时候，总理衙门的态度并不明朗。所以，阿理文前期的工作，是以赫德的调查员的身份进行的。通过赫德1898年10月10日致总理衙门的申呈可以看出，至少在这之前，阿理文在青岛已经拜见了德国总督，并“颇蒙优待”。

阿理文来青岛之后，租借了原东海常关青岛钞关码头办公地点的四栋平房，临时作为办公室和宿舍。那个地方后来被确定为在现在的青岛人民会堂附近，当时，那里的重要性就象一个人的心脏。有了临时办公室，阿理文随即开始筹集资金，并与东海关道台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共同勘定关界。1898年10月10日，阿理文与东海关签署了勘界协定，据此确定德国青岛租界地全部为未来海关的管辖区。完成这一系列工作的时候，阿理文来青岛还不到50个工作日。

与此同时，阿理文也开始了兴工修建中山路和兰山路口上的海关公署办公楼及海关职工宿舍的计划。在当时，这已经算是一项规模不小的建设计划了，在整个海岸线上，阿理文的海关工地所制造的尘土，成为了一种弥漫开来的希望。当然，当阿理文的海关公署办公楼的工地开始施工的时候，中山路和兰山路当还未成规模。1899年，应该还是青岛街道元年前的黑夜。

从1898的冬天到1899年的春天，阿理文最重要的工作不仅仅是在中山路上盖房子，而是草拟了《青岛设关征税办法》。这份文件规定，青岛海关税务司由德国人充任，所用各项洋员宜选派德国人，与德国人文函来往均用德文。同时，文件对进出青岛的国货、洋货的征税办法，也做了规定。

1899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正式会订了这份文件的实施计划。

1899年的4月26日，总理衙门原则上同意了赫德在青岛设关的方案，同时就《青岛设关征税办法》提出了少许的修改意见，三天后，赫德申复总理衙门，表示认同修改意见，并通报决定补授阿理文税务司之任。至此，胶海关浮出水面。

显然，1898年春天来访的德国亲王，已经明白地把设立青岛海关的愿望告诉了赫德。总税务司赫德自己并不能主了这事，那么，他必然需要通过一种稳妥的形式报告总理衙门。无疑，这个工作赫德是完成了。可问题是，在1898年春到1899年4月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总理衙门怎么会睡着了一样一声不吭？

同样的问题还有，在这一年中间，赫德怎么也假装不知道阿理文已经在青岛忙活开了，也不急着去总理衙门问问事情的结果？

就这个与后来在中山路和兰山路交叉口上出现的青岛海关关系重大的问题，我曾和一个朋友有过认真的讨论，就其中的隐情，我们分别给出了各自的思路：

在总理衙门方面，我的看法是：生疏、推委、麻木；朋友的看法是：人脉、派系、怯懦。

在赫德方面，我的看法是：调查、观察、沟通；朋友的看法是：老练、谨慎、准备。

我觉得，赫德是主导者，不着急；总理衙门是应付者，急不得。着急的其实是德国人。在一个三角关系中间，急不得的最尴尬。

就隐情，我和朋友在那个雾气弥漫的下午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因为，我知道逻辑组成不了故事，也替代不了真相。但是，我们都却相信，1898年春到1899年4月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应该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这个情形，就如同当时我们在路边看到的一样：雾气慢慢蔓延过来，慢慢把我们眼睛前面的东西包围。

我不认为总理衙门的先生们是草包。我的朋友也不认为赫德和德国人没有交易。“交易这东西，没什么难理解的。大家的利益一致，就会达成一致。”这中间的故事，的确是有些蹊跷。

更加蹊跷的是，在总理衙门没有表态的情形下，阿理文已经偷偷地把个《青岛设关征税办法》文本制造出来了。

到了这个关口，总理衙门选择的空间就不大了。明摆着的，在一个“名正言顺”的《胶澳租借条约》下面，总理衙门已经只剩下“名正言顺”地和人家合作的份了，有个体面的台阶下来，总理衙门的大爷们就会高兴得不得了。

1899年7月1日，胶海关正式对外办公，阿理文为首任税务司，管理全关行政事务。在东海常关青岛钞关码头的四栋平房里面，阿理文将新的胶海关内部机构分为了内勤和外勤。胶海关设立后，依照勘界协定，青岛地区诸海口原属东海关所辖租借地内的常关分关及常关分卡或代办处，先后归胶海关管辖。

1899年，在组织建造中山路和兰山路办公楼的同时，阿理文自己住宅的兴建计划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阿理文选择了规划中的城市别墅区和海滨浴场区的一个最佳的地段，那里离总督临时居住的瑞典木屋不远。建筑面对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海湾，高居于总督和总督副官住宅之上。从刚刚在栈桥码头北面筹建的海关办公楼，阿理文顺市区的山路过来，很快便可抵达。而在1901年秋天这个新办公楼完成前，阿理文从临时办公的码头平房，到这里的距离就更近了。阿理文自己设计的这所住宅背靠山的屏障，东南方则面向大海，可远眺海湾、沙滩和跑马道，符合所有的风水原则。在住宅的基石上，阿理文清楚地用一段中文表达了自己的快慰：“光绪贰拾伍年阳月造。陡坡高岗，频临南海。筑室于此，宜其遐福。胶海关税务司阿理文志”。

光绪二十五年阳月，是1899年的春天。

1901年8月10日，胶海关所建中山路和兰山路办公楼和职工宿舍竣工。就在这些新建筑交付使用前四天，青岛遭到了一场台风的猛烈袭击，前海的一些建筑工地、新建的码头、堤坝及停泊胶州湾的船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没有资料显示台风对胶海关的这些新建筑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倒是在部分意义上显示了设计者阿理文的技术水准。甚至，连这场台风，最后也成了阿理文和胶海关的这个新出场计划的一部分。经过这场不曾预料的台风的洗礼，胶海关正式宣告了自己在中山路事业的开始。（2-1）

1901年10月，胶海关设小港分关，在大赵村、流亭集设立陆路缉私分卡及台东镇火车站征税处。同年12月，阿理文主持编制的首期海关《1892～1901年十年报告》完成。这份十年报告的内容包括了十年内贸易变化、各项贸易报表及统计数字，以及海关税收数据。

随着胶济铁路的通车和青岛港的建成，胶海关机构日趋扩大。1912年12月，阿理文呈请总税务司批准，在大港区建海关大楼。1913年12月，设于青岛大港入口处的海关大楼竣工，1914年4月举行了落成和迁址典礼。其实，早在1911年，胶海关就已经离开了中山路。

1914年5月，日本占领青岛前夕，时年67岁的阿理文返回德国。在青岛期间，他的绝大部分的胶海关税务司生涯，都是在中山路和兰山路上度过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为税务司的阿理文的最后的光荣，都写在了这条短暂的街道上。离开青岛后，阿理文带走了他在46年中间所收集的大量中国瓷器，现在，这些文物收藏于他家乡的希尔德斯海姆博物馆。

尽管胶海关在中山路的历史，在20时间第二个十年的开头就结束了，然而，和海关有关的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却没有就此在中山路消失，并且是更加紧密地和这条街道发生着深层次的联系。许多贸易商、航运商、保险公司、货物代理公司、银行、律师代表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展开的各种商业活动，成为了中山路百年历史中间最富传奇色彩的光荣篇章。它们和中山路的唇齿相依，同时成就了一个中山路财富大道的梦想。从曾经的胶海关向北，中山路的城市表情逐渐成熟并丰富起来。中山路开始成为一部动力十足的现代商业机器，将野心、机会、潜力和欲望，变成现实。（2-2）（2-3）

兄弟戏剧

在胶海关的旁边，如同兄弟的哈利洋行和顺和洋行，曾经是商业青岛最嘹亮的旗帜。

一百年之后，回头看哈利洋行上世纪早晨的某个表情，我们发现，如同新生一般的希望，其实是清楚地写在这家德国贸易公司的脸上的。这个表情在1906年或者1907年的某个上午，被一位摄影者保存下来，成为了我们后来揣摩哈利心理的凭证。在一片从东方照射过来的阳光里面，哈利在一块陌生土地上制造的商业戏剧似乎并不孤独，只是它不知道，这出典型的殖民地开拓戏剧的序幕，距离尾声很近。

哈利洋行的青岛故事，是一个关于财富扩张的没有意外的传统片段。从开百货公司到投资饭店和农场，哈利洋行在早年的整个中山路周围扮演了一个循规蹈矩者角色，哈利故事的所谓戏剧性，浸透在了整个经营活动中的所有细节之中，看似平常，却也惊心动魄。而哈利和它的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者的德国同行一同打造的租借地商业风景，则构成了青岛早期城市生活中最具有活力和开拓性的篇章。在曾经是一片尘土飞扬的兰山路，哈利洋行成就了一个财富梦想，也参与开创了短暂的商业繁荣。

我们相信，哈利洋行办公楼是20世纪初中山路和兰山路上最为华丽的建筑物，也是青岛出现最早的洋行建筑之一。对哈利洋行的最初印象，后来被证明是种错觉。这种错觉的出现是因为这栋两层的建筑在其建成后三至五年的时间里曾被较大规模地进行了一次外立面的装饰。这次整饰使HALI原来过于简化的建筑变得面目全非。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随着某种意外的发生或者其它的什么更重要的原因，使得这栋建筑物在其建成后不久即来了一次洗心革面的改造，这其中包括了东部拐角塔楼的重新设计。改造后的建筑物，外立面装饰华丽，即便是在洋行众多的兰山路上，这里的商业色彩依然显得非常浓郁。经过这次改造，哈利洋行稍稍脱离开兰山路一小段距离的南立面象一幅图画，纵长展开其奢华的外表，使行人更易在路上被吸引。（2-4）

哈利洋行建筑在东南角设置的明显的八角形塔楼，无疑成为了哈利洋行更具识别性的形象符号。和欧洲传统的设计一样，塔楼高出主建筑一层，上置观景阳台。站在这个观景台上，整个青岛湾前海可以一览无余。而从这里向西，其和山东铁路青岛火车站的塔楼所形成的对应，则是城市西部最壮丽的景象。

20世纪的最初几年，大港码头尚未兴建，前海栈桥就成了过驳起卸进口货物的码头，兰山路为此一度繁荣。很短的时间里，来自德国的商业公司就陆续在这条路上开设了哈利洋行、顺和洋行和禅臣洋行的本地经营结构。同时出现的还包括有建筑事务所，承担了早期相当数量的工程设计和施工。而哈利洋行还在自己的办公楼的一层，设置了一个百货公司，用以销售它经营的进口商品。在1914年秋天青岛围困战爆发前的几个月，哈利百货公司接待的顾客中，湘人谭延闿是频繁出现的一位。仅仅为了一块表，他就前后去了不下三回。看上去，诸如“配灯上玻穗”和“买电壶”之类的小事情，谭延闿都很上心。1915年1月，谭延闿再去哈利洋行的时候，气氛已迥然不同，“旧人犹见，意甚惘惘”。有趣的是，在谭延闿的同一本日记里面，“哈利”亦记作“哈唎”，今天“哈利”，明天“哈唎”，看走了眼，就成了哈唎、哈利、哈唎的重奏。

从1903年的中文《胶州报》上，我们已很容易检索到哈利洋行的商业销售广告。哈利的中文告白中，涉及了繁多的经营商品，如各种花露水、洋胰子、洋蜡烛、水果甜酒等等。和哈利洋行同时出现的广告主，还有德华银行、瑞记洋行、捷成洋行船务局和潍县工艺局等。在20世纪前十年的末尾，哈利洋行在青岛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旅游业收购活动，这其中包括了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和胶州旅馆。1910年前后，哈利洋行买下了青岛旅店业股份公司持有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的股权，成为了这个大规模的德国饭店的新投资人。而在1912年的地籍清册图里面，胶州旅馆已写明被哈利洋行购买。

哈利洋行的投资，还包括了一个农场。据马维立《波恩通信》中提供的信息，这个阿尔森霍夫农场位于城外，在日耳曼尼亚酿造厂附近。农场生产蔬菜和鲜花，并在兰山路的百货公司出售。至少在1912年的时候，哈利洋行的经营活动，已经从青岛扩展到了济南。2003年7月在梁山县发现的中华民国元年五月初八日出版的一张中文《济南日报》上，就刊登有“济南哈利洋行代理天一水火保险公司”的广告。

和哈利、顺和一同进入青岛的，还有禅臣。这家著名的德国洋行总行在汉堡，由奥多尔·希姆森创办，他是1899年抵达青岛的建筑承包商阿尔弗莱德·希姆森的叔叔。禅臣1846年先在广州设行，后迁上海，成为中国总行。此后，获得了巨大商业利益的禅臣又陆续在香港、广州、汉口、天津、北京、太原及青岛设分行。禅臣在中国经理的各厂企的产品和业务非常庞复，粗略统计下来就有：德国亿利登化学工厂、普达钢厂、OTK铁路工厂、柴油机厂、西米耳香米厂，美国旧金山通用油漆厂、橡胶厂，法国棉纱及线车，德国汉堡水上保险公司和柏林水火保险公司。但禅臣在青岛的业务规模，似乎没有人们想象的大。青岛禅臣洋行在一个时期曾经由丁敬臣包账房做买办。即由丁出具房产或现金做抵押，洋行每月给他一定的账房费作为固定开支。该行进出口货物，全由买办代为买进卖出，买办从经手买卖中取得佣金。1914年初，谭延闿曾去看过禅臣洋行在威廉街上的一栋旧房子，那里“前临大海，潮声如吼”的风景，令其印象深刻。1914年秋天结束后，随着德国和日本战事的爆发，包括哈利、顺和、禅臣在内的这些德国洋行的青岛经历，也就随着德国的战败而告结束。

在德国的殖民统治依然如日中天的时候，哈利洋行的董事奥古斯特森曾经从筑港工程师约翰·施迪克弗特的手中，购买了沂水路5号别墅。奥古斯特森购买别墅的时间是1910年，这个时间的哈利在青岛正如鱼得水。

在兰山路和哈利洋行当了十年邻居的胶海关，1913年迁往大港新办公大楼。这时，经营青岛崂山汽水公司和美口酒厂的美最时洋行等德商，已在冠县路码头附近开拓出了一片新的财富天地。而也就在这时，临近栈桥码头的兰山路的光芒，已然开始散去。

顺和洋行，在哈利洋行的对面。（2-5）

据《胶澳发展备忘录》1898年度至1899年度的记载，过去一年中，除了已提及的那些建筑外，私人营建活动在住宅建设方面仅限于建造业主本人所需的房屋。作为“值得一提”的其他建筑，报告列举了下面的一些：前海岸上的德华银行新建大楼和铁路公司办公大楼、兰山路的中国海关署宿舍大楼、市内和近郊的一系列仓库、账房和住房，还建造了一些新旅馆。报告认为，这些均为发展和对外交往，创造了前提。不知道临近海关宿舍大楼的顺和洋行办公楼应否被算入了不“值得一提”的建筑之内，从时间上推算，它和海关宿舍大楼比较，应该是个迟到者。根据我们后来掌握的数据，顺和洋行出现在青岛的时间应不早于1900年，这样在更早时的胶澳备忘录中间没有顺和的记录，自然就容易理解了。

顺和洋行在青岛的多项投资中间，包括了一个哥伦比亚蛋厂。这是当时租借地仅有的两家新鲜蛋白加工企业之一。马维立《波恩通信》中曾描述说，“顺和洋行的哥伦比亚蛋厂在兰山路与广西路之间。房子的东侧有条小路从兰山路通向广西路”。马维立掌握的资料显示，哥伦比亚地块西侧的土地属于王守文，再往西的地块属于玛特维希。后者在一九一三建造了自己的玛特维希旅馆。依照马维立的描绘，我们可以知道哥伦比亚蛋厂的位置，和顺和洋行的办公楼很近。从顺和洋行到哥伦比亚蛋厂，就几分钟。

在我们所能获知的非常有限的资料中，顺和洋行的董事罗兰德·贝恩应该是早期顺和在青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位在1899年就来到青岛的顺和洋行代表，为这家1850年成立于香港的老牌贸易公司最终在青岛创办分支机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开始建设顺和洋行兰山路办公楼的同时，贝恩也在俾斯麦大街一块平缓的坡地上，着手建造自己的住宅。似乎，罗兰德·贝恩没有和他参与投资的顺和洋行一同等到1914年的秋天离开青岛，因为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将俾斯麦大街的住宅，卖给了在津浦铁路征地筑路过程中暴富的铁路总办李德顺。这样做的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在那时贝恩就决定离开青岛了。

顺和在青岛的业务，大致和日常生活有关，零售的百货商品有罐头、食品、洋酒、小五金及一般日用品等。“顺和看铜丝纱发司配水表”、“顺和买草帽、蝇纸及西洋票及杏仁”，这是谭延闿1914年4月28日、5月7日记录的两则日记，从现场印证了顺和货品的丰富。和其它的德国公司一样，顺和经营的货物，多由德国国内运来。

因为街道宽度的限制，陆续发现的顺和洋行办公楼的历史照片，拍摄角度相近，但就是从这些类似的照片上看，它也是一栋足可以和马路对面哈利洋行办公楼相媲美的建筑。

两层的建筑物的层高明显地高出兰山路西南边的其它几栋建筑，规律排列的拱窗与对面的哈利洋行办公楼的同样处理的窗户相互映照。建筑的北立面在二层中间设计了一个外挑的阳台，阳台之上是一个近一层楼高的夸张的山墙。左右并对称有比例略小的山墙。在后来的兰山路对面哈利洋行办公楼的立面改造中，设计者无疑注意到了这三个山墙，并使自己的设计与之相对应。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后来多次出任青岛商会会长的隋石卿，早年的商业活动曾和顺和洋行有关。隋少年时随德国传教士在烟台学习，后由德人引荐至青岛德商顺和洋行，充翻译及买办。1914年德侨撤退后，隋石卿接掌顺和洋行资财，并随后设立了华信木厂。1920年，隋开石卿设华昌铁工厂。华昌铁工厂是当时规模最大的铁工厂。该厂系隋出资购买德国商人在天津路设立的一家小厂所建，承揽水道部、发电厂及纺织厂的机器修理和配制零件，后改名为利生铁工厂。在经历了1922年11月的绑架事件后，隋石卿1923年出任新创刊的《青岛晨报》的社长，1925年任山东银行青岛分行经理。发达了的隋石卿曾经三任青岛商会会长，任内曾协助鲁案善后督办接收青岛。1937年抗战爆发后，隋石卿避居威海，1938年返青后不久病故。

顺和洋行办公楼所处的兰山路辉煌的时间很短，随着大港码头的建成，这条450米长的街道的繁荣随之丧失。资料显示，1898年3月后，德国先期投资850万马克在大港建筑海港，至1908年，筑港工程共投资5000万马克。港口竣工后，德国还每年专门拨款维修港口设施，每年修筑费用约白银150万两，占胶州湾总经营费用的1/4。这样巨大的投入所带来的方便，不能不使得投资商们选择跟进。于是，兰山路的失落已属必然。

在1914年后的日本占领时期，已成为胶济铁路青岛起始站的主要通道的霍恩措伦路改名为姬路街，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始称兰山路。有记载说，国人自治青岛后，在更换一些具有明显殖民色彩的路名时，当局曾将原总督府大楼以南的几条马路，使用了山东南部的许多县名。于是便出现了沂水路、日照路、莒县路、蒙阴路和郯城路等，惟对临沂路这个名称颇费斟酌。因为在热河路与大连路交汇处，已有一条临邑路，为防止发音上的混淆，最后便使用了临沂县在清代的旧名兰山县。于是，这个在1913年就被废除的县名，又复活成了霍恩措伦路的新名字。到了这时，我们已不知罗兰德·贝恩参与创办的顺和洋行大楼的新主人是谁了。罗兰德·贝恩走了，没有再回来；顺和洋行也走了，同样也没有再回来。

20世纪20年代后，兰山路日渐萧条，可供记载之事寥寥。1930年，当局曾经在兰山路创办了一所市立实验小学，胶济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周钟岐的儿子周传基，1931年曾在这里上学，并目睹了战前日本人在青岛市街的跋扈。周传基1950年在山东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毕业后在青岛与杨洁结婚，其后不仅离开青岛赴北京，进入电影界并历经坎坷，最终成为以倡导独立研究著称的电影理论家与教育家，影响了几代电影人。1930年代懵懂的周传基在这里蹦蹦跳跳的时候，一条由河南路通往西镇的公共汽车线路，由兰山路通过。路上风景依旧，却已门可罗雀。有风刮过的时候，法国梧桐的落叶会飞舞起来，在街道和公共汽车的玻璃窗户外面，上下起伏。嗣后，1935年，政府在兰山路东头建成了一座市民大礼堂，使兰山路恢复了些许人气。

然而，兰山路逐渐沉默的时代，恰恰也是中山路崛起的时代。在兰山路睡去的时候，中山路责无旁贷地成为了城市的财富和时尚领袖。

无拘无束的惬意

几乎在整个的20世纪，中山路1号都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城市时尚符号，随着时代的变迁更替，也随着潮流的变化沉浮。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即使是忽略了细节，也足可以编辑成为一本颠覆掉今天所有时尚标准的教科书。当它的邻居们都一个个被时间埋葬了的时候，人们开始发现，一百多年中间，这里其实一直保持了一个老派贵族的矜持和尊严。

在20世纪初，兴建青岛俱乐部的地段肯定是这个刚刚诞生的都市南部沿海最好的地方。其位于栈桥与岸边林荫道相交之处，由其作为先导的中山路商业大街从此向北展开，已成为当时青岛最繁华的街道。有文件显示，早在1904年，该处便被定为修建俱乐部的地址，1910年，职业建筑师罗克格严格地按照德国青年派风格，为该址设计了一座现代式的俱乐部楼。1910年5月至1911年10月，青岛俱乐部由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施工完成。

阶梯试递进的青岛俱乐部南向立面尺度讲究，明朗简洁，粗样的花岗岩石料仅用于窗台和檐口。俱乐部虽然仅为二层，但却有一个远比第二层高出许多的红瓦大坡屋顶。坡顶与主立面凸出的巨大山墙交汇，形成了顶部为露天平台的宽大入口，由这里通向俱乐部与海岸之间的空地，被低矮的金属栅栏圈成了一个小型花园。俱乐部建成后，这个花园中便设立了一个带有若干遮蓬座席的露天酒吧，成了一年中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尽情享受前海风景的宜人去处。与同期其它德国建筑不同的是，俱乐部设计者要求来访问者从楼西侧的边房入门后，先顺沿斜对角方向绕进宽敞的长廊，再由长廊尽头处走上楼梯。有分析认为，这一设计与中国建筑传统中的照壁如出一辙。（2-6）

工程指导W·拉察洛维茨完成了青岛俱乐部的内部设计。一如德国人在家乡已经习惯了的做法，设计者在大型楼梯间的前厅里没有忘记留出一个存衣处。直到20世纪晚些时候，人们发现，厅内那座蓝色的墙壁上镶有金铂的德意志帝国鹰徽始终没有被铲除掉。俱乐部的底层有一间游戏室、一个台球厅和一间有若干舒适座椅的阅览室，同时还有若干办公室。二层设有一个很大的餐厅，其东南两面各有不同规模的露台出挑。此外，当时的经理室和秘书住房也设在这里。俱乐部在地下室里还设有一个造型粗朴的酒窖、一个带配菜室的厨房、一个洗衣间、楼内设备及工具间、几个储藏室以及若干仆人用房。

关于俱乐部在青岛社交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1913年11月2日出版的《青岛时报》曾发表过这样的一番感慨：在殖民地建立之后的六年中，竟没有人想到修一个俱乐部，一个几乎在每一片欧洲人开辟的新土地上大约都不会缺少的俱乐部。这篇报道分析说，俱乐部是英国人的发明，而住在青岛的这些德国人多数认为，同老酒友凑在一起泡上一个上午或晚上，已经足以代替俱乐部的作用。报道说，“俱乐部作为商人、政客、卫戍部队和巡洋舰队军官的聚会中心，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无拘无束和惬意的形式，促进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

然而，《青岛时报》对俱乐部作用的议论刚刚过去一年，这个俱乐部对德国人就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1914年11月9日的下午，在为大约70名在战斗中阵亡的德国士兵举行了葬礼之后，传教士卫礼贤整个晚上都在这个“气氛压抑”的俱乐部度过。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德国俱乐部在被彻底改变命运前的最后文字记录。这个“气氛压抑”的晚上，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经过了“早晨和总督以及恭亲王告别，上午援救战俘，下午送葬”的痛苦的一天之后，卫礼贤觉得，“这个结局没有任何崇高感”。夜里，他写下了已不能持续了的围困日记的最后一句话：主使人富人穷，上下沉浮。

沉浮之中，主则无能为力。根据1919年三船写真馆出版的《青岛守备步兵第四大队纪念写真帖》记载，德国人沉下去之后，青岛俱乐部成为了浮出水面的日本守备军军事法庭的驻所。时间长度跨越了1914年至1922年的整个日本殖民占领时期。

九年后，作为成员显然扩大了的新的俱乐部的一分子，德国人又回到了那里，得以重温过去的记忆。1923年6月3日出版的《汉诺威信使报》就这戏剧性的一幕描述说：“在当年威廉皇帝海岸边上，青岛俱乐部的华丽建筑已有了国际俱乐部这个新的名字，其中德国人也作为平等成员被接纳。俱乐部保存得很好，如同其它从前德国的官方和非官方建筑都由日本人保存的完好一样”。但是，许多东西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比如说权威，比如说心情，比如说时代。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国际俱乐部都存在着，也继续着这里的温情和奢华。和以前明显不同的是，这里的成员中间越来越多地增加了富有的中国人，有成功的本地商人，有清王朝的流亡贵族和前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也包括有山东大学教授洪深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据说，富足的洪深，还曾在这里的二层餐厅宴请过电影皇后胡蝶。而另外的娱乐新闻，则还包括知名女星李丽华在这里所引起的交通堵塞。

太平洋战争期间，这座楼房的歌舞升平再次被打破了，建筑被直接赋予了军事使命，直到战争结束。而国际俱乐部，则在1941年迁到了迎宾馆。战后，国际俱乐部在原址恢复，歌舞升平的场面延续到南京政权的影响力在青岛的最终消失。

1950年，被新政权解散的国际俱乐部由中苏友好馆取代，有关苏联文化和艺术的语言霸权开始蔓延在整个建筑的所有空间。一位经常去看书看报的读者曾叙述说，那里有“一位中年女馆员，静静地值班。有段时间，进门还要根据读者职业，取一枚相应竹签，投到对应的箱格中”。他猜测，这样的做法大约是用于统计分类。这位那时显然年龄不大的读者关于“晚上回家时，兰山路上街灯昏暗”的回忆，则让一个过度时期的萧条和乏味，变得可触抚了。中苏交恶后，一个大众化的科技馆取代了暖色的中苏友好馆，使这里成为了普通民众科学和思想的集体加油站。对很多人来说，在那里看电影的记忆，充满着愉快的享受。

好象是为了刻意证明记忆是个可信任的东西一般，有一个未经核实的消息说，晚近的时候，这个早年德国青岛俱乐部“设计师的孙子，还来看过”。没人知道这位殖民建筑师后代在现场的真实感受，也许，对他来说，这仅仅是个个人的仪式。仪式和记忆，属于他和他自己的家族。显然，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时间已经不是过去的时间了，时尚也已不是昨天的时尚。但是，我愿意相信，中山路1号曾经的浪漫和温情，依然弥漫在这个时尚建筑的里里外外，不曾腐朽。

一张报纸的终结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不曾腐烂，包括记忆。

一个消失了的地标，埋藏了太多的故事；一个清晰的表情，却可以让人们痛定思痛。在中山路，这样的现场，一百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每一次深入，发现的东西都令人深思。

这张来自德国一家官方博物馆的照片，上面的建筑曾长时间令我们困惑。照片说明上的文字，标明这是一间学校的寄宿地，但所有的文献中却都没有中山路南端曾有学校的记载。只是贝麦在1910年出版的青岛旅行手册中说，这里是贝格学生公寓大楼，用于安置总督府学校的外地学生。总督府学校距离中山路并不近，我们不知道它出现在这里的理由，并且我们也想象不出它的其他合理性。我们猜测，如果这栋建筑在被拍摄时确实是两个德国人认为的贝格学生公寓大楼，那么，它也不应是最早的用途。合理的推理是，随着码头在1905年前后的北移，这栋原应属于某洋行的建筑被变更了主人。不过，历史不会仅仅是靠猜测和推理存活的，常识提醒我们，这样的猜谜游戏，充满了危险。（2-7）

证据是慢慢出现的，这个过程类似水到渠成。2002年2月26日，青岛晚报有文章指出，1905年3月总督府的《青岛官报》11期，刊发了一份《青岛门牌号码目录》，收入有1905年以前青岛的数百所建筑的地址、名称、用途及户主等内容。这份目录记录中山路410号是西姆森洋行，其北的411号是海罗卜特洋行。文章指出，从照片北侧房子的山墙上可看到Adolf Haupt几个字样。随后，一位网友在青岛新闻网论坛指出，Adolf Haupt下面写的是它的经营范围：书籍印刷和装订，纸张业务。所以，作者侯文程认为，南侧的房子，应该就是西姆森洋行的青岛总经理部。

看来，这里曾是西姆森办公楼，应不是问题。资料显示，在1897年后鳞次栉比的德国洋行中，西姆森是较大的一所，在其他路上还建有分支机构和总经理别墅。从街道上的树木分析，大楼建筑的年代应在1899年至1904年间。

这栋大楼至少是第二次发生的产权变更应是在1914年之后。目前已获证实大楼在1929年成为一家报社，但人们不知道这家报社继承的日本人的财产中，是否包括这栋大楼。

资料显示，1914年至1925年，社址在中山路的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有1914年创刊的《大青岛报》、1924年创刊的《胶东新报》和1925年创刊的《青岛新报》。

相关文献证实，1929年，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接收了日本人中岛勇一的《胶东新报》的全部资产，在这栋大楼里扩充改组为《民国日报》，这是南京政府接管青岛后第一次由国民党市党部创办的机关报。党报多循规蹈矩，好看的东西不多，到1931年，报纸日销不过3500份。本来，《民国日报》在这栋大楼里的日子，应该还算顺风顺水，3500份的日发行量不大，却也没有关门的风险，一干人看着窗户外面中山路上的人来人往，喝茶，谈天，似乎无忧无虑。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这张国民党市党部的机关报，突然就遇到了大麻烦。1932年1月9日，报纸报道了韩国人李奉昌刺杀日本天皇事件，立刻在居住有大量日本人的青岛引起轩然大波。日本驻青总领事馆指报纸称李为“义士”是“大不敬”，遂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1月12日，在青岛的近千名日本人捣毁了报社，又纵火烧了国民党市党部，最终导致国民党在青岛的活动转至地下。1932年2月，《民国日报》被迫终刊。就此，《民国日报》一干人马喝茶谈天的日子，也就终结了。（2-8）

毫无疑问，《民国日报》在中山路死去的样子，挺难看。

实质上，青岛一家晚报披露的这栋大楼在1932年《民国日报》死亡后的信息，同样是重要的。该报说，1933年下半年，一对年轻夫妇租用了该楼，兴办了私立海滨医院。医院吴姓院长系海南人，幼时赴泰国谋生，后归国考取了北平医科大学，毕业后留校。其间，吴与一名青岛籍同学结婚，遂于1933年来青岛，租用了这栋楼房创业。火烧过的《民国日报》大楼，终于另起炉灶，改换了招牌。有死亡，也会新生，这在中山路很正常。不论有什么是非曲直，也不论来龙去脉，善于把握机会的人，不喜欢打听不着边际的来路。

据知情者回忆，海滨医院所在的这栋房子两层，外加阁楼和地下室。楼下设候诊室、门诊、治疗室和药房，配备了简单的手术、化验、理疗和药物配制等设备，楼上是病房，有20余张病床。据说，这所医院是当时青岛规模较大的私立全科医院，来此就诊的多为中上层人士。知情者说，医院在此开业大约十年，1943年搬到了湖南路东段的新院址。

从作为贝格学生公寓延展出的细节模糊的纯粹故事，到《民国日报》无可奈何的终结，已经消失在城市视线中的这个漂亮的大楼，风雨飘摇中的命运变迁不可不令人感慨。沿着大街向北，燃烧希望，也破灭梦想。中山路教会了人们思考，也提醒着思考者如何记忆耻辱。一个私立医院不可能拯救所有的苦难，却可以给人些温暖，可以支撑起新的希望。沿着大街向北，也许，中山路没有另外的选择。

贝伦的房子

其实，没有选择的，似乎还有更多人和更多事情，这也包括充满迷津的考斯洛斯基-林基公寓。

关于中山路和湖南路口的考斯洛斯基-林基公寓的考察，在很长时间里研究者曾经迷失过方向。就是到目前，人们依然有许多的迷津没有揭开。根据马维立博士在《波恩评论》里面提供的线索，这块地由最早冯·考斯洛斯基和林基拥有的一家进出口公司购买，但在1902年8月之前，这一地块上还没有建筑物。

变化发生的时间，在1906年前。马维立发现，在贝麦1906年的青岛指南上，已经有了该建筑的图片，所以，这位退休的波恩大学历史地理教授相信，这座一度扑朔迷离的商业建筑，应出现于1906年之前。在这期间，保尔·贝伦斯的公司租用了这座漂亮大厦，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它被叫做“贝伦的房子”。但在不久之后的1906至1907年，贝伦离开了青岛，并且他的公司也被注销。1912至1913年的地籍清册地图显示，这时这座房子已属于魏尔德。魏尔德在1903至1914年的11年中间，一直担任伊尔蒂斯山矿泉水厂的董事。这个矿泉水厂，是伊尔蒂斯山周围唯一的工厂。许多年后，伊尔蒂斯山被改称太平山，那里生产的矿泉水，后来成为了青岛的著名产品。在青岛，连续生产历史超过一百年的饮料，除了青岛啤酒，就是这个现在叫崂山矿泉水的产品了。（2-9）

与进出口商贝伦同期，1906年时，《青岛新报》的报社也曾在设在这座建筑里。在贝麦1910年出版的青岛旅行指南里，贝伦和《青岛新报》都曾经被记录：“在海因里希亲王路和伊伦娜路之间，左侧是建筑经理的住宅楼，右侧是胶州旅馆和贝伦的住房，《青岛新报》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海因里希亲王路是今天的广西路，伊伦娜路，是湖南路。

贝伦之后的魏尔德，一直住到1914年德国战败。有限的资料显示，魏尔德和一个叫August Meier的人一起经营的矿泉水厂，也在这时改变了主人。1914年11月，青岛被日本陆军占领，该建筑被没收。此后，人们便失去了关于该建筑的几乎所有信息。

在中山路上的这栋清水红砖砌墙的三层公寓，隔开海岸两个街区，与湖南路交叉形成拐角。当局在1898年10月11日颁布的《建筑监督警察条例》中曾明确规定，欧洲人城的商业区内建筑要按照欧洲统一的风格设计，同一条路上不得建造同一样式的建筑。这就使得整个中山路商业大街上的建筑既有了统一的欧洲传统风情，又各具特色。而处在两条重要的街道交叉口的这栋公寓，则同时又担负起“使道路尽端和转折点上形成良好的对景或借景”的责任。

这座外观装饰细致精美的公寓建筑，临街建有三米高的红砖圆券式大窗。造型似以德国古典复兴样式为主，又融合了折衷主义风格，形成了奢华的立面形象。建筑临街的屋檐上部采用四分扁圆券洞口，红砖作线脚装饰，砌出墙角隅石，凸显出德意志民族在世纪之交依然保留着的热衷装饰的印迹。尽管在近百年中该公寓建筑数易其主，但大部分门窗和室内的硬木地板却依然保持本色，为现住户继续使用。

一如当时的许多建筑，考斯洛斯基-林基公寓依照城市规划和建筑监督条例，在街口的拐角处标志性地建有一个突出的连边体式洼水墙六角型塔楼，上部圆顶的中心被设计成一个盔甲状饰亭。

我们发现，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主要由德国建筑师完成的大量城市公共建筑中，嵌入塔楼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这种塔楼的顶部处理各具特色，成了这些建筑物的标识。实质上，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居住在这个丘陵城市的人们，就是凭借着这些个性鲜明的塔顶来判断自己的方位的。而这些高高伫立着的塔顶，也为我们在一百年后确定这些历史建筑物的文化方位，提供了最好的指示。可惜的是，相当多的漂亮塔楼在数十年间的城市变迁中被拆除掉了，令我们在历史的寻觅中时常迷失，对中山路上的这幢被削去了塔顶的考斯洛斯基-林基公寓亦然。

同样的困惑还不止一个：我们并没有找到在城市最主要街道上的这栋粗石勒脚公寓的更多细节，这也使得我们对这栋总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的建筑物的打探，显得有些空洞乏味。实质上，这种历史的迷失在城市的许多传统街道上，都大量存在着，使得我们在一大堆看似互不关联的历史资料面前束手无策。有时候，你找对了地方，但却找错了时间；有时候，你认为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了，但是，事件却又对不上号了。错位使历史学和关于历史事件的研究变得愈加诱人，但同时也使历史的解析变得游移和多义起来。于是，在后人的眼睛里，历史，哪怕具体到一个城市、一条街道、一座建筑物的历史考订，在许多地方就无可奈何地留下了空白。也许，这种空白使历史学和历史研究有了生存下去的理由。

被小心隐藏的欲望

对中山路和湖北路口水兵俱乐部功能的认定，人们一直在海军士兵的普通饭店和提供多种娱乐服务的“士兵之家”之间犹疑。从当时的实际状况看，设置一家士兵饭店的需要并不大，而为大量的水兵提供健康和内容丰富的娱乐服务的需求，却非常迫切。实质上，当这个需要在1899年被海因里希亲王亲自提出来的时候，已经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在租借地士兵中间的严重程度了。认定海因里希亲王提议建设水兵俱乐部这一事实本身，十分有助于我们界定这个建筑的性质。（2-10）

德国基尔帝国士官士兵海员俱乐部公用股份有限公司和公益社团投资了水兵俱乐部。基尔俱乐部公司的管理经验，很容易使这里成为一个符合规范的殖民地分部。1898年10月18日俱乐部奠基，1902年5月10日，这里正式启用。从建造时间上看，1901年5月至1902年5月完成的水兵俱乐部应是本地最早的公共服务建筑之一。俱乐部稍晚于前海岸上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却要早于海滨旅馆和建造时间更晚的车站饭店。水兵俱乐部建成时有40个房间，其规模也仅次于海因里希亲王饭店。水兵俱乐部的选址据说有考虑使其使用者易于到达的因素，离当时的临时码头栈桥很近。但仔细考察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因素对位置选择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因为就方便而言，随着俱乐部建成两年后大港码头的启用和多个正规兵营的陆续建成，这一用心显然已失去了意义。1904年3月新建成的港区距商业中心至少有三公里远，而距离这里最近的兵营，也没有短于四公里的。这样看，水兵俱乐部的选址，可能一开始就考虑了和新城市的联系，而在这一点上，水兵俱乐部的位置无疑合适。

水兵俱乐部位于规划的欧洲人区中心，其建成后不久，这里就成了这个新兴的港口城市最繁华的地区。饭店主楼两层，造型轻松、明快且起伏变化，富于节奏感。德国学者华纳认为，这座建筑具有德国中古时期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典型结构：高耸的角楼、横跨正门的前立面山墙、木制的外廊。建筑仅仅使用了很少的装饰，外墙被涂成一种极淡的黄色，这一类似假日酒店的做法在当时的青岛建筑中不曾被广泛使用。俱乐部塔楼之下和外廊扶栏处的交错桁架被用作装饰体，据信，这种常常引起当时的中国居民误解的构架，在以后的建筑上被完全放弃。依据1898年10月11日颁布的《建筑监督警察条例》的规定，商业街道两旁的建筑限高18米，不得超过街道的宽度，楼高不得超过三层。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水兵俱乐部处在路口的塔楼部分却远远地高出三层，成为从栈桥入口开始的中山路商业街至此的最引人注目的景观。（2-11）

据1899年10月28日的《胶州消息》记载，兴建水兵俱乐部的意图，是“为士兵和水兵……提供休养栖留场所，以免他们游荡街头、出入下等餐馆和酗酒，并由此引起道德沦落。此外，水兵俱乐部有作为德国驻东亚海陆部队伤兵员的疗养所使用。”此处“既有一流的疗养条件，又能提供各种开蒙心智、陶冶情操的讲演报告。总之，来访者应该在这里得到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机会。”这是个建设性的体面说法，也是个隐藏了许多事实的说法。而十年后德国旅游作家贝麦在旅行手册《青岛》里，记载了大致相同的意思：“这是警卫部队和巡洋舰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休息娱乐的场所，是1898年奉普鲁士亲王殿下之命而建的。当时他曾任巡洋舰队司令，抵达青岛后，命令要满足驻青岛的德国士兵的这一要求。”

但是，在1899年的时候和以后若干年，青岛当局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却远比这份在当地出版的官方报纸披露出来的信息尖锐许多。在被公开报道模糊了的背后，租借地士兵真实的情况，已令政府方面异常尴尬了，暴露出的问题之一就是“驻防部队中经常发生的疾病并非瘟疫，而是性病”。实质上，在柏林和德国的其它地方，在不被海军方面控制的公共媒介里面，“揭露和暗示德国士兵在殖民地乡村地区强奸和伤害中国妇女的报道层出不穷”。这种伤害了中国居民名誉和尊严的事件，在政府任命的华人事务官员单威廉当时的报告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危害的严重程度：“从上呈的请愿书中，可以看到台东镇老年人和商人请求保护免遭军队强暴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妇女经常受到骚扰。这里特别发布的严厉命令务必要军队严格遵守，并向中国居民公开。”

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了容许卖淫业的存在。总督府把卖淫业“看作涉及公共健康的医学问题”，并试图以此来缓和紧张的形势。同时，政府希望“借助行政管理章程和社会控制机构消除性病传染的可能”。军方规定，第三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要定期接受检查，以提高对性病的危害及其传染性的认识。海军高级医师还下达命令说，每个与妓女发生过性交的男人，必须尽快在其所属海军部队的卫生所或卫生室往尿道中注入一些硝酸银溶液，并将其生殖器彻底清洗干净。

在另一方面，政府也加强了对卖淫业从业人员的管理。根据1899年1月19日的警察条例的规定，“所有从事卖淫活动的人”都必须到警察局登记注册。妓女应当每星期六到德国医生那里进行一次检查，查看是否患有传染病。每次检查都记录在案，妓女们人手一册，随身携带。一旦发现某妓女染上了性病，就要被强制性地送到专门为妓女开设的医院中接受治疗。值得注意的是，在严格的种族分离时期，这个医院是唯一一所接收部分中国人就诊的海军医院。对1899年制定的警察条例，总督没有以命令的形式颁布，因为一旦颁布，就必须在官报上公开刊登。总督认为，公开发布总督命令“只会引起人们对殖民地卖淫业不必要的关注，导致报界展开我们不愿见到的讨论”。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除了个别的欧洲妇女，在租借地做妓女的妇女，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在这个寻求性刺激的行为中，种族主义观点和性别歧视思想相互混杂，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灰性区域。

我们没有水兵俱乐部和卖淫业有直接联系的证据。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这个俱乐部对德国水兵的性交易，提供了直接的帮助。而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记录中，水兵俱乐部的日常活动，多是“陶冶情操”的讲演报告、音乐会和演出。

俱乐部里定期上演各类剧目的礼堂，是俱乐部最具公共性的场所。木制结构的礼堂，直到100年后的今天仍保持着原状。这里宽约14米，纵深20米，玻璃罩顶灯和一排北窗，使得这个礼堂在许多需要的时间里可以不为照明问题担忧。礼堂厅内的三面墙设计成了回廊，能容纳坐席约200个。俱乐部礼堂当年频繁的情操教育，似乎没什么作用，因为大部分细节已经被遗忘了。后来为人们经常提及的，倒是礼堂里放映的电影。人们相信，这里是青岛最早放映电影的地方，这个事实使得俱乐部成为电影进入中国以后，发生过广泛影响的早期场所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这里也可以说是电影在东方被接受和逐渐生长的温床，它见证了开创时期的公共电影时代。然而，这个时候的电影，显然不是普通人的娱乐商品。在水兵俱乐部1907年8月9日发布的一份电影广告上，保留了票价的数据：“晚7时放映电影，门票票价预售25分，现购30分。”这个价格，除了几个商业领袖，没有多少中国人可以接受。

《建筑监督警察条例》规定，房屋的建筑面积最大不得超过所属土地的60%，所以，水兵俱乐部楼与街道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且拥有一个半隐蔽的露天空间。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建筑师沿中山路两侧修建了十分优雅的街边装饰。自1915年始，此处移用为日本市民会。许多涉及日本移民日常需要的事务，都由这里协调办理。每天，从这里进进出出的日本人，让中山路上的东洋味道，长时间不散。

而在水兵俱乐部成为日本市民会之前的1914年，它的闭幕式是以一间战时临时医院为背景展开的。对很多德国军人而言，这间士兵俱乐部的最后结局，也许是一种不曾预料的必然命运。

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日本市民会改组为日本青岛居留民团，成为青岛最大的外侨组织。1923年3月27日，《申报》曾刊登《青岛现代之观察》一文表示，“青岛归还后，与归还前，同在日本经济侵略之下，毫无二致”。毫无二致的表现，包括了日本居留民团这个功能完备的侨民机构的存在。民团内有青岛商业会议所，下设商业部、工业部、贸易部、运输部、财政部。民团自身有吏员23人，设有庶务、金融、财政等部，不仅受领事馆的委托，代办日侨卫生费、催缴房地产租费，而且还进行了诸如走私贩毒等活动。1923年，居留民团曾因意见分歧，发生了对委员的质询和弹劾事件，后经日本驻青岛领事馆调停，始获平息。1929年，民团的行政委员长为平冈小太郎；1934年，民团会长为儿岛熊吉，副会长为南喜次。1938年7月，平冈小太郎成为民团会议长。到终结前，日本居留民团策划了许多影响社会安定的事件，其中包括1932年1月12日组织近千名日本人捣毁《民国日报》社和纵火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这一事件最终导致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搬家，《民国日报》停刊。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本青岛居留民团随之消亡。之后，这里在一段时间成为美国海军俱乐部。再后，这里成为一个全国青年组织的青岛市委员会办公楼。

不论是否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从试图“开蒙心智、陶冶情操”的水兵俱乐部，经过日本市民会、日本居留民团和美国海军俱乐部的变迁，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青年团，中山路和湖北路口的这个有着引人注目的塔楼的建筑，无可选择地走过了其前五十年的道路。幸运的是，一百年后，它还存在着，在已经被改变了面目的中山路上，以一个开放的影像博物馆的姿态，顽强地证明着一段历史，诠释着一个城市的曾经。这家1907光影俱乐部里面开设的浮士德书店，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这栋建筑的起始，只是被歌德用一生时间放大了的想象力，放置在一个不过百年的城市里，总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浮士德创造的种种奇迹，将一部中山路的喧哗史，照耀的愈加苍白。

“我有生之年留下的痕迹，将历千百载而不致湮没无闻——

现在我怀着崇高幸福的预感，享受这至高无上的瞬间。

浮士德向后倒下，死灵们将他扶起，放在地上。”

《浮士德》中的这些诗句，其实应该铭刻在这个建筑的门口。

角色变换如走马灯

然而，在中山路上，许多建筑已经不能活着证明历史了，比如希姆森公寓。

2004年的2月18日，就在中山路上的这个建筑被拆除后不久，关于其本来面目的原始资料，开始陆续浮出水面。新的发现，是本地年轻学者王栋完成的。王栋叙述说，他把关于这个建筑的一系列的问题提给了远在德国的马维立教授，马维立在回复中认为，这幢曾带有一个类似俄国东正教风格塔楼的建筑，应为当时青岛最大的私营建筑商希姆森所建造和拥有。阿尔弗雷德·希姆森于1899年来到青岛，并在次年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希姆森建筑公司。作为一个精明的投资商，希姆森显然感受到了德国政府对这块保护地所寄予的期望，以及青岛自身的商业发展前景。因此，他在被规划为欧洲人居住的街区，购买了许多尚未开发的土地用于建造房屋。这些房子在建成后被出租或出售给一些来自德国以及其它欧洲国家的个人、家庭或公司。根据马维立教授持有的比例尺为1:2000的青岛地籍清册图显示，在1902年，肥城路与中山路路口东南侧的地块，已经被阿尔弗雷德·希姆森所购买，但是在此时，这里还没有建筑物存在。

在一张大约在1906年或1907年从中山路西的城市公园向东拍摄的照片上，相信是1901年建成的海恩大楼南面，希姆森所拥有的土地还处在开发中，最靠近这栋商业大厦的是一个铁制的塔式电线杆。应在此后不久，与亨宝楼隔石板路南北相对的这栋两层建筑便出现了。根据1908年发行的一张风光明信片显示，该建筑在这时已经建成。这样，保守的估计，这幢建筑应建于1906至1908年之间。希姆森公寓的出现，使这个路口成为通向东面高坡一片留作天主教堂建设的开阔空地的入口。

较之亨宝大楼，希姆森公寓要低许多，风格也更简朴。一个没有多少实际用途的装饰性塔冠造型夸张地被安装在建筑拐角的主入口之上，显得有些压抑。这一处理尽管与对面的亨宝楼有了一些呼应，但似乎也隐隐地显露出了设计者的底气不足。一层主入口凹进，与凸出的二层形成进退，倒显示出设计者的匠心。持平而论，这间希姆森公寓很象是对面的亨宝楼的一个摹仿者，全然不见设计者的创造性和激情，似乎最大的价值仅限于对海恩大楼的适度照应上。在马维立教授的视野里，所有由阿尔弗雷德·希姆森建造的房子，都没有留下设计师的记录。作为一个长时间关注这一研究课题的专家，他同样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他给王栋的解释是，也许这个答案“只有希姆森本人才知道”。（2-12）

然而，希姆森本人已经不可能亲自告诉我们什么了。在经过了2004年的2月18日以后，希姆森公寓本身，也已经永远不复存在了。

阿尔弗雷德·希姆森在1914年8月日德战争爆发前夕，离开青岛。就在他即将启程的8月5日，他的儿子卡尔·海因里希·希姆森在青岛出生。至2008年，已经90多岁的卡尔·海因里希·希姆森仍然生活在汉堡。他手中保存着一本完好的摄影集，其中包括阿尔弗雷德·希姆森1900至1914年之间在青岛建造的所有房子的照片。这些照片全部都拍摄于1914年日本占领之前。

如果说这栋希姆森公寓确曾以季节性出租房屋为设计目的的话，相信其作为出租屋的日子并不长。从已找寻到的文献资料和历史照片上看，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的早些时候，这间出租公寓所处的大街已成为这个新兴的、有着28万以上人口的港口城市最为繁华的商业机器了。财富的诱惑足以让这栋规模不大的建筑的主人改换门庭，上演出一幕更快捷的发家致富的城市喜剧。这幕喜剧在从街道的更南边的一家德国资本的时装店，到北边大马路上的多家中资商号，正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种种创意演绎出新的篇章。也许，就是在这时候，比尼斯出现了。希腊人的固执足以让比尼斯或他的某个不知名的继承者选择坚守信念，但是，随后不久的日人出局却阴影不散、北洋政府的无所作为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勾心斗角、直到战争的再次敲门，都足以让老比尼斯的夏日梦想变成幻影。因为，在我们稍后找寻到的一张照片上，这栋建筑的招牌早已加添了日文，街口除了酒吧的名称之外，还挂上了一个日本商会的标识。这其实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保守的殖民商业时代已经无可奈何的过去了，一个游戏规则更为残酷的新霸权时代，已然来临。

直至终了，建筑语言贫乏和因习旧风的希姆森公寓的真实面貌，依然扑朔迷离。在希姆森和比尼斯的故事中间，我们没有获得更多的细节。甚至，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比尼斯商人的存在。据1994年10月青岛一家晚报的说法，七七事变后，这间早已面目全非的希姆森公寓由日本的山东企业接收，1946年1月属南京政府信托局。这之后，先后入主的商户为伦康大药房、万国理发店、宝罗洋行、跑马场总部和小洞天西菜店。仅仅看这些名目就知道，后来的角色和故事，变换速度确实象走马灯。

实质上，发生在这里的诸如伦康号职员阎承江出号、新中国理发厅与万国理发店纠纷、宝罗洋行中秋大减价、参议员争议跑马场存废、小洞天主妇愤夫娶妾母子服毒身死等等千奇百怪的过往，很快就被忘却了。后来叙述的故事往往会回到开端，可不幸的是，开端这时候早已经腐朽到面目全非了。

消失在大海中的船和人

史学家研究发现，早在公元前2900年时，在今德国上施瓦本的菲德尔湖上已有独木舟行驶。400年后，埃及开始制造木版平底船。到了公元前1501年，据推测已出现了由红海出发环绕非洲的寻找贵重金属的航船。

如果说最早的远洋航行多与发现有关，那么，此后漫长的航海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史，则更多的转向货物的转运了，由此，可知的世界开始慢慢变得像一个被轮船连接起来的巨大的财富市场。

对中国而言，青岛这个财富市场的新出口似乎是突然出现的。1897年底，禅臣洋行一艘1971吨的货轮龙门号满载建筑工人及建筑材料，随着德国军舰到胶州湾前海栈桥。这是有记录的德国商业船只第一次进入青岛，以此为标志，这个尚无大型码头的沿海鱼村，开始了其被动开放的历史。据记载，德占时期，德国在青岛先后设有汉堡─美洲轮船航运公司、禅臣、美最时、捷成和瑞记洋行五家轮船公司，经营青岛至欧洲航线，投入运营船舶多达三十余艘，十万总吨以上。

在20世纪到来前的最后一年，在青岛的航运公司最要紧的工作，是给山东铁路的建设提供物资运输支持。1899年6月14日，山东铁路公司成立，同年9月23日，德皇之弟海因里希亲王在青岛主持铁路开工典礼。当日，铁路在青岛和胶州两地同时铺轨。而这之前和期间，大量了铁路物资，已经并继续在从德国运输过来。

在当时，建设从青岛到济南的山东铁路的几乎所有物资，比如材料、桥梁、机车和车厢等，基本上都是山东铁路公司的柏林经理处在德国采购的。经过山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菲舍尔的努力，这方面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1899年夏季和秋季，柏林经理处已经签订了一些合同，使铁路所需全部地上建筑材料、桥梁和车辆的供应和运输工作得到保证。其中，有四家德国工厂负责生产铁桥及涵洞部件，这些部件重6000吨。另外，总量65000吨的小铁器，则交付给一批德国工厂负责加速生产，以在数年内完成。与此同时，全线首批所需的24部机车、65节客车车厢、10节行李车厢和655节货车厢，也同样在1899年期间向一批德国工厂进行了定货。这样，到铁路建设的初期，所需物资通过合同定货的总重量已经达到了105000吨，价值2300万马克。

紧接着的工作，是这些大小货物的运输。把一整条铁路的所有建设物资和机车、车厢从德国各地集中到遥远的青岛，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些物资的路途漫长的船运，大部分委托给了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和汉堡─美洲航运公司。这是当时德国最大的两家航运公司，其中的汉堡─美洲公司，始终活跃在青岛早期的铁路、港口和城市建设中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流通角色。后来人们知道，在基本完成了数量巨大的山东铁路公司的物资运输后，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青岛分支机构进入到中山路上舒适的亨宝商业大楼办公，但在这之前，在承担整个铁路物资运输的4年期间，这家公司在青岛的办公条件却似乎不怎么理想。依照合同，包括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在内的两家公司每年派六艘轮船由汉堡、不来梅或经过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驶来青岛。货物到达青岛的临时码头后，再通过人力搬运到铁路建设工地。

当时，为了能使货物主要在德国海港装运，在普鲁士国家铁路管理局的合作下，山东铁路公司与供货工厂达成协议，使大多数工厂同意将其所供货物寄到一个北德港口。在这些港口中，一开始就把埃姆登考虑在内。建于公元800年的埃姆登，16世纪末曾是拥有欧洲船只数量最多的港口，后来，使它闻名的则是大众汽车和埃姆登艺术馆。为了使这个古老的德国港口重新繁荣，这里修建了适于停泊远航东亚的巨轮的设施，当这一工程完工以后，1901年8月1日，一艘为山东铁路公司运送物资的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载货轮船在埃姆登港开港仪式中，首次启航驶来青岛。到当年年底，共有16艘轮船为山东铁路运载了60000吨铁路物资驶来青岛，其中三艘由埃姆登出发。就这样，通过汉堡─美洲航运公司，位于埃姆斯河注入多拉尔特湾处的商埠海港埃姆登，就和一个遥远的，正在建设中的东方城市，发生了意外的联系。

但实质上，在1899年底以前，载有4000吨路轨和铁枕等部件的第一批货轮，就已运来了青岛。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不值得用运费昂贵的轮船运输的铁路建筑材料，是通过帆船从德国运发的，这些货物包括了混凝土、电线杆、建筑用木材等等。就在这里，麻烦出现了。根据已经发现了的资料，在这种大规模的冒险远渡中，为山东铁路公司运货的帆船，发生了多起不幸的事故：1899年7月，由汉堡出航的运载了10245桶水泥的享尼·埃列门号失踪；1900年5月初驶离汉堡，装有3200根电线杆的苏特兰舍尔号，7月底在苏门答腊以南海域粉身碎骨，1900年5月由汉堡出发，载有6000桶水泥的苏柯特拉号在航线上着火；同样载有5000桶的水泥的奥西登号，1900年7月中旬由汉堡启航，11月底驶抵斐济群岛时，货物着火，那些水泥不得不卸到那里的海滩上。

享尼·埃列门号失踪事件没有细节。一艘船和一些人，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历史的视线，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甚至不知道到那里去祭奠。比较享尼·埃列门号和苏特兰舍尔号的悲剧，苏柯特拉号和奥西登号当时的危情，也许带给人们的记忆更为深刻，因为，巨大的恐惧就写在水手们的脸上。在翻阅那些陈旧的记录时，我觉得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呼唤声音。那些声音顽强地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屏障，反射在我的电脑屏幕上，意义表达的依然清晰。我知道，沉船及运输事故造成的损失，山东铁路公司可通过保险得到赔偿，但是，死难者的生命，显然没有办法通过保险而复活。五年里，从汉堡到青岛，在漫长的航行中间，有多少脆弱的船只经历过类似的恐惧，现在已没有办法完全统计，就是这些被记录下来了的悲剧，也缺乏基本的过程描述。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悲剧和死亡，终究没有能够阻止这样的冒险航行继续下去。

对帆船公司和帆船主，新的利润诱惑依然在前面闪烁出金属的光芒，而对山东铁路公司，山东铁路和矿山的利益，则是更大的驱动力量。实质上，这些不断发生的沉船和死亡悲剧，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阻碍大小航运公司的事业扩张，比较损失所增加的成本，赢利依然鼓舞人心。于是，很快，死亡事件成为了过去。（3-1）

然而，记忆却没那么容易死亡。

船舶机械师斯蒂尔洛的海上经历，是众多被势力扩张改变命运的德国人之一。奥托•斯蒂尔洛1870年1月2日生于德国北部城市罗斯托克，1906年来到青岛，在蒸汽船泰坦尼亚号工作。同年10月18日，36岁的斯蒂尔洛与20岁明娜•君特尔结婚，两个儿子维尔纳和奥托，先后于1907年、1909年出生在青岛。斯蒂尔洛所在的泰坦尼亚号，是一艘往返汉堡与青岛的货轮，1910年被远东巡洋舰队雇佣，成为携带煤炭、食品及其他必需品的补给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泰坦尼亚号随施佩率领的远东舰队前往南太平洋，船舶机械师斯蒂尔洛的人生也随之被改变。1914年10月29日，施佩舰队在克罗内尔海战中获胜，随后试图通过合恩角返回德国，航速较慢的泰坦尼亚号在11月中旬被自沉，其原因是德国不想让英国得到这艘船和上面的物资。12月8月，施佩舰队也在福克兰海战中覆没。幸运的是，斯蒂尔洛等船员在南美寻找到港口上岸，并滞留美洲，直至1920年回到德国与妻儿团聚。1923年斯蒂尔洛返回青岛，为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1937年11月23日过世。这一年，他67岁。

斯蒂尔洛滞留美洲期间，他的太太明娜和两个孩子一直留守青岛。回到德国后，斯蒂尔洛夫妇唯一的女儿玛丽-莱丝在1921年出生。1923年明娜随丈夫返回青岛，将两个儿子留在德国，只带走了两岁的幼女。返回青岛的斯蒂尔洛一家，已失去安徽路16号的别墅。1934年，斯蒂尔洛太太在福山支路10号开设一家名为德国之家的私人旅馆，招待来青岛观光的德国和欧洲旅行者。1943年，经营了近十年的德国之家歇业。1949年之后，斯蒂尔洛太太与许多留住青岛的西方人一样，被驱逐回国。1960年9月19日，明娜•斯蒂尔洛在威廉港去世。这座德国最重要的港口，也是她94年前出生的城市。女儿玛莱丝与母亲一同回国，2009年过世。

光荣岁月

最早的中山路与洋行的关系，很有些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一般的观点似乎是，先有了路，才会有路边上的洋行；但又有一说，如果没有洋行和衣着讲究的洋行主手中花花绿绿的马克英镑，也许就不会有这条路了，或曰，一条没有洋行的荒芜大街，最大的用途怕也是只可用来通马车。然而，不管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中山路和洋行关系紧密，这无疑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最早的洋行主们择址中山路，倒不是因为这是一条财富之路，而只是因为这里离栈桥码头近，离海关近，出货通关方便。后来路边的洋行多了，所谓商业大街的商气也就自然形成了。（3-2）

1898年德国宣布青岛为自由港后，各国的洋行开始将触角伸向这个新兴的港口城市。当时还没有几条像样的路，海滩坡地里最早开出的中山路、兰山路、广西路边上的土地和前海沿岸滩，便成了借居在简陋房屋中的洋行购地兴业的首选。

根据目前整理的资料，1914年前，中山路在到湖北路口的水兵俱乐部之前，重要的机构和洋行大致有：胶海关、青岛俱乐部、总督府建设管理局、胶州旅馆、C.魏尔德和奥古斯特•梅尔商业综合楼、青岛新报办公室、贝格学生公寓、埃米尔•瓦格纳时装商店、奥托•罗斯印刷出版社、伊尔提斯矿泉水厂办公室、阿道夫•豪普特印刷出版社、瑞记洋行、王太子咖啡和糖果店。

1905年开始，中山路编制了门牌号，从南向北，路东为1至300号，路西则从300号以上开始排列。当年3月出版的《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一份门牌号码目录记载，410号是西姆森洋行，411则为海罗卜特洋行。1910年出版的一份旅游手册则显示，有着奢华山墙的海罗卜特的对面，是阿豪德贝克洋行，其旁边则是著名的瓦格纳时装商店。

水兵俱乐部附近，并由此向北，有德华印刷所、青岛咖啡店、恩斯特•凯宁咖啡和西餐馆、阿诺德•鲍曼商店和梅特罗博尔旅馆、马丁•克洛格公寓和奥托•林克化学赉寿药行、阿尔弗莱德•希姆森商业公寓、恩斯特•希姆森商业综合楼。

两个希姆森商业楼的对面，是一片得到了精心养护的城市森林公园。而在著名的希姆森商业综合楼大厦里，有汉堡-美洲航运公司。1906年出版的《青岛及其郊区导游》说，大楼里除了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外，还有青岛地方法庭的办公室。

继续向北，分别还有高桥记写真馆、中国银行、马克斯•格瑞尔商店、冯•考斯劳斯基综合楼和菲利普公寓楼。

据一份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在1898到1914年的德国统治管理时期，青岛有德商企业48个，资本金总额2.09亿马克，主要有哈利、顺和、拍德、美最时、礼和、西门子、培浮、太隆、大利、大成、培隆、萨德、天利、捷成、世昌、禅臣、亨宝等。其时，洋行介入日常生活之深，影响幅度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914年谭延闿的青岛客居日记，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这些判断，如：

4月4日，“八时，携大生步循俾士马克街，绕青岛街大马路，问风琹、自由车价，绕潍县街至哈利洋行，复乘车觅何生记，皆不得，乃归。”

4月15日，“偕棣松同至吴禄伯之大来行，又至哈利整表，至洋货店买物，遂归。”

5月12日，“至林德洋行买发火器，式如保灵手枪，颇精巧。至哈利问表，尚未修竣。至西门子买电灯泡，且要约明日来移电铃。”

5月15日，“至哈利、顺和。又至高桥买照相具，王四为译人，日本人反复告用之之法，极详尽。遂至咖啡店小坐，饮加非、啤酒、冰忌林，去一元六角，王四为主人。又至西洋人照相店买暗房灯泡，过金泷洋行买中将汤，遂至吕满家。”

5月17日“取上海所购200磅力电壶试之，将沸而倾，然费时十五分，去电已四厘，较此间所购为费电矣。复取新壶煮水，越时十分，费电六厘，今日费电于煮水已一度之十分一矣。三时，同大武、吕满、康伢、绳生步出，至印度人所设店。门窗昼闭，空气不通，臭味极劣。买物未成，遽然舍去。昔云山东人臭恶，今定胜之。至西门子，过哈利、顺和，皆已闭门，礼拜故也。”

5月20日，“至赉寿买樟脑丸、石炭酸，哈利买吸水器，林德买打火机。归至小西，大武剪发，余辈坐候。六时到家，试吸水器，効力甚佳。”

5月26日，“同大武、吕满步循俾士马街，至凌基、哈利，遂入西门子。出临海岸，潮声如吼，白沫奋溅，临观久之。循大马路安昌乃归，买花两盋，形如覆钟，无花须而有蕊，疑人工为之，中土所无，不能名也。”

5月28日，“午饭后，吕满来，同大武偕之，出至凌基、赉寿、哈利、顺和，无所得归。过万利源，买鞋一双，如吕满所著。吾于四月二十二日同吕满皆易新鞋，吾今已敝，彼尚完好，故购之，将以明日着也。”

6月8日，“至哈利取所整表，去十二元。至顺和定喷水器。还，至福顺泰买牙粉。”

短短的60多天，谭延闿去各家洋行的次数多到眼花缭乱，除了修表，询问和购买的物品有：琴、自行车、照相机、发火器、电灯泡、电壶、吸水器、喷水器等等，不计其数。由此看来，对有钱人来说，洋行销售的商品，的确已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边是“出临海岸，潮声如吼，白沫奋溅，临观久之”的自然风景，一边是“颇精巧”与“効力甚佳”的工业产品，谭延闿的避难生活，也算是优哉游哉了。

德国洋行大多经营进出口，并代理轮船公司业务。谭延闿经历的淘货记忆，已是德国洋行主们最后的一段黄金岁月，此后，德商们便秋风过后花落去了。

除德商外，日商于1905年后相继在中山路北边的堂邑路11号、馆陶路11号开设了资本金1.5亿日元的三井株式会社和资本金1.28亿日元的日本棉花株式会社，以及三菱、大仓、东和、清喜、大杉、吉泽等商行。与此同时，英国人的洋行则有和记、亚细亚、太古、怡和等；美国洋行有美孚、绍和、滋美、祥泰等。这是一份很长的名单，名单上还涉及了法、俄、比、荷、意、奥和瑞典、西班牙等国的贸易商行。

第一次日占带来了日商的财富春天，在德商的业务相继停止后，日商发展到143个，资本总额达26.5亿日元。1922年，日商增至1153个，资本额129.2亿日元，主要由三井、三菱、大仓、东和、清喜、大杉、吉禅等洋行控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洋行进出口总额的71％。大约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在中山路扎根的英国汇丰银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22年时，英商卫耳在中山路160号开办了和记汽车公司，这是青岛汽车修理业的开始。随后在1928年，英商列德里又在曲阜路15号开办汇昌洋行，专事汽车修理。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岛洋行仍以日本为主，1933年统计为929家，且多系资本充足的大商号。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日商在进出口贸易中继续居垄断地位，次为美英德商。这期间，日商几乎囊括电气材料贸易。1944年，日商各行业共计1943个，资本金88.02亿元。

对中山路上的洋行而言，告别的日子应该是临近1940年代尾声的时候。1946年时，青岛有外企61个，资本总额1.45亿。至1947年，外企增至75个，资本总额为2.72亿。到了这会，临曲终已不远了。

无疑，难以尽数的洋行带给中山路的首先是财富，但也不仅仅是财富，还包括一种观念，一种方式，一种趣味。当大大小小的洋行在这条写满了光荣与梦想的商业大街上一一散去的时候，我们也思考：它们带走的是什么？

船来了船走了

1897年年底，伴随着禅臣洋行满载建筑工人及建筑材料的龙门号货轮抵达前海栈桥，德国商船进入青岛的历史由此开创。与此同时，港口的建设也在快马加鞭进行。

早在1892年冬，刚刚奉旨驻防的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已在总兵衙门西边一华里处，建造了一座用于泊船和卸运物资的简易军用码头，这也就是今日栈桥的前身。这座海军栈桥桥面全长约200米，为钢木结构，从岸延伸向海中的部分，架构在一片随着潮起潮落时露时隐的礁石之上。桥两侧建有铁制栏杆，桥头建有简易吊卸设备，可以靠泊吃水较浅的小型汽船或木船。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建造一座可以通行大型军舰和远洋轮船的现代化港口，便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根据殖民当局随后颁布的城市规划与发展方案，栈桥西侧的海岸被用做临时的港口码头。从欧洲海港发出的商船，可以停泊青岛湾外侧的锚地，将货品分批装载于胶州驳船公司吃水较浅的小船，在栈桥码头卸下后，露天堆放或存入海关仓库和各洋行自设的小型仓库。

后来，随着后海港口设施的逐步完善，栈桥便逐渐不再被作为卸运货物的主要码头使用，仅保留入港领航和船舶检疫两项功能。我们从1920年代拍摄的栈桥图片可以发现，桥上虽然已看不到装卸货物的繁忙景象，但当年为便于运输所铺设的钢轨，仍清晰可见。

1901年，租借地政府在后海以原大鲍岛码头为基础修筑的小港投入使用。在德国人看来，这个几乎完全用土石方填筑的小型码头，不过只是现代化大港码头的前奏，或者是其应急和辅助方式之一。但是，租借地政府显然低估了民船贸易在青岛经济结构中的潜在张力，东侧紧靠铁路，西边就是海岸，水路两便，地理位置的优越和方便的交通途径，带来了大量的人员流动和频繁活跃的民间贸易。于是，小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和扩张力，出现在城市的经济活动中。当南来北往的帆船、沙船和小木船们所带来的贸易总额直逼大港的时候，当局似乎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小港码头的繁荣，逐步地成为了青岛民间贸易领域最为活跃的元素之一。来自周边地区的商贩们，用木船装载着粮食、蔬菜、瓜果等各种农副产品，在码头的堤岸上直接销售。一时间，小港一带民船之多，曾被形容为“舳舻相属，万里连樯，风帆遮海”。

在小港码头逐渐成为民间贸易中心的同时，青岛的现代化港口也最终确定了在胶州湾内的选址。那里船舶夏天能不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冬季也可以躲开强劲的北风。筑港第一步，是建造一座巨大的半圆形防波堤，以保护港内锚地免受北风影响。大防波堤的建造开始于1898年10月末，1899年工程由施密特公司接手。大港码头工程的建造，由来自汉堡的维林公司负责。德国政府1901年3月25日在汉堡与维林公司签订合同，同意支付933万马克的建港费用。由维林公司的驻港工程师约翰·施迪克弗特和他的助手弗里德利希·施瑙克，负责了码头工程的建造。

维林公司将兴建港口必须的装备，从汉堡运到了青岛，其中包括：一台起重达25吨的浮吊，三台蒸汽起重机，七台机车和轨距为90与60厘米的172节铁皮运输车，21公里长的铁轨，一台浮动挖泥机，四台挖泥机驳船，一艘拖轮，一艘汽艇，一台蒸汽打桩机，一台25马力的电气照明装置，一座使用蒸汽动力并可安置12台金属加工机床的车间，可用于12台锻造炉的落锤和鼓风机，一台使用120马力动力站的潜水钟，采石场和车间用的各种器械和工具，以及制作混凝土的机具。

大港I号码头在1904年3月6日投入使用，II号码头在1906年竣工。从历史照片上看，当年的大港码头是一个开放的自由区域，可以看到在岸边往来的人，码头上靠岸轮船的远处，是政府在建造用于出售或出租给商人的大型仓库。

1901年3月25日，汉堡轮船公司开辟欧洲至青岛航线，此被认为是青岛第一条远洋航线。这一个隆重的开通庆典被设计成了一个合乎欧洲惯例的节日，并被一位德国职业摄影师记录了下来。

1903年2月，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在中山路和肥城路口一幢角部伸出三座挑楼的建筑内设立青岛分公司。这幢具典型德国复古风格的商业大楼，方石砌成棱边，楼上筑有遮阳敞廊。在1904年时，4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对汉堡公司而言显得太大了些，于是，楼内除轮船公司外，处理殖民事物的地方法庭暂时利用了部分房屋办公。这一有些怪异的商业与司法混合办公的格局，至少在1906年依然如故。是年出版的《青岛及其郊区导游》的记述，印证了人们对中山路上这栋大楼的功能判断。这时，汉堡轮船公司经青岛的航线配有轮船10艘，总吨2.5万吨。国际航线均为不定期，有青岛、鹿特丹、汉堡、安特卫普线和青岛马赛线。定期航线为上海、青岛、烟台、大连、天津线。（3-3）

在整个德占时期，中山路周边市街上的德国船运公司的规模是巨大的。北德意志轮船公司投入轮船6艘，总吨1.8万吨；捷成洋行投入轮船5艘，总吨2.9万吨；瑞记洋行投入轮船10艘，总吨5.1万吨。这一时期，还有劳埃德公司的邮船每月一次往返青岛、德国之间。至1915年，德国轮船公司——散去。

德国进入青岛后，1872年时即开始在中国经营的太古洋行在中山路设立青岛分行，有轮船16艘，总吨3.9万吨，还代理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轮船19艘，总吨13.8万吨。而怡和洋行的青岛公司经营沿海4条航线以及近海航线，有轮船17艘，总吨3万吨。除此，怡和还代理英国爱拉曼轮船公司轮船3艘，总吨5.4万吨。1930年代，怡和海运业衰落。

美国大来洋行1901年始兼营海运，经理航行中美的船舶和丹波公司的远东航线。1918年，丹波使用17艘1.2万吨的轮船，航行纽约经巴拿马运河至大连、青岛、上海线，合计有轮船19.5万吨。（3-4）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急剧扩张航运，以中山路、馆陶路—线为中心，先后有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大连汽船会社和日清汽船会社等15家航运机构经营海运业。

青岛的民族轮船业在德国与日本第一次占领时期还处在萌芽状态，只有烟台海运商的一些小轮船航行附近各口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商纷纷投资购船，在中山路和周边市街上成立船行。1921年5月，有轮船10艘的裕盛船行在河北路53号成立。1924年4月，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之一的政记公司在北平路20号设立青岛分公司，投入船舶22艘，当年，来青华商轮船由14.5万吨增至28.9万吨。以后，裕泰、公祥、长记等船行陆续开办。1928年8月，轮船招商局在馆陶路设立青岛办事处，经营沪青线和沪营线，每周从上海开出17班。

到1933年，在青注册的华商轮船公司已达20家，资本180万。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青岛民族轮船业已达32家。1936年，登记船舶71艘，总吨位5.2万吨。

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在沦陷区的各分支机构，相继开始着手恢复。1945年9月21日，奉命主持招商局青岛分局筹备事宜的方重由重庆搭机北飞，10月21日到达青岛。从一年后方重执笔的《招商局青岛分局复业周年报告》中看，因之前招商局在青岛并无局产，所以自抵达青岛的第二天开始，方便着手分别接洽接收敌伪资产。6天时间，方重一口气接收了曾属大连汽船株式会社、东亚海运、大阪商船会社的七所房产，并同时接洽接收海轮两只、拖轮四只、驳轮四只。10月29日，招商局青岛分局在馆陶路37号原大连汽船株式会社址正式复业营运。11月8日，招商局青岛分局接收的兴隆轮开赴上海，随后在14日，来兴轮也开赴上海。资料显示，兴隆丸总吨位3214.89，系敌产；来兴丸总吨位553.09，系伪产。

华北航政接收委员会青岛代表办公处抵达青岛后，方重不再代表招商局自行接收敌伪航产，而是由该办公处进行接收，然后转交代管。到1946年10月，招商局青岛方面总共接管了由华北航政接收委交转的二十七艘船只，另外还有九艘船只，由处理局移交。依照要求，招商局接管的这些船只后来都分别发还原主或进行了标售。根据《招商局青岛办事处接收船只处理情形表》的统计，船只发还和标售多是集中在1946年上半年进行的。6月30日，一李姓商人一次竞购了同利、华航二号等三艘船只。从资料上看，招商局在青岛除了接管华北航政接收委员会交转的船只外，还曾接管过小下帆船株式会社、军委会战运局青岛物资运输处、军政部派员办公处清理处、青岛航运公司、山东保安第8团和联勤总部第9兵站分监部等处的超过28艘船只，并也陆续进行了发还或标售。据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接收船舶档案》的记载，招商局青岛方面整个接收船只的处理，到1947年4月结束。根据统计，这五十五艘船舶的总吨位为89760吨。

在1946年，招商局青岛分局从青岛运出货物88922吨，旅客17524人，同期输入货物5324346吨，旅客72732人。与此同时，招商局在青岛恢复和胶济铁路的联运，以青岛为接运地点，胶济铁路沿线各站为联运车站，上海、汕头、香港、广州为联运口岸。1946年，招商局青岛分局相继开通了青岛至大连、上海、天津、塘沽、秦皇岛、葫芦岛、营口等港口的航线，营运收入52.11亿元。同年10月，招商局青岛办事处改称为国营招商局青岛分局。

从1946年开始，招商局的部分船只租给了许多民营轮船公司使用，其中就包括中兴轮船公司临时租用的北川轮。1948年3月6日晚，朱树屏在给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的信中说，“三月六日抵沪，当即进行运酒精事，幸今日业已装北川轮”。在信中，朱树屏告诉赵太侔，此轮3月7日可离沪赴青。因为在上海遇到了“苦力工须仍借口贷满不肯装货”的麻烦，他同时提醒赵“原合同是运到青岛码头，惟是在由青岛码头装运到校尚亦甚或麻烦。或可由庶务处仍请青岛中旅社负责校本部。”

1948年10月1日，轮船招商局改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仍设上海，青岛设分公司。次年6月，招商局青岛分公司被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至此，从1928年8月设立办事处，到1933年改设分局，再到是次复业，招商局在青岛的营运活动，暂告结束。

任何体面的光鲜亮丽背后，都同时存在着相对应的社会支付成本，这足以部分消匿掉一路凯歌的道德豪迈感。与港口和海运业的繁荣形成对照的，是周围大量体力劳动者的窘迫。1929年，刘少文在《青岛百吟》中，对西镇、后海沿、海关后一带呈现的这一强烈的社会反差，进行了真实描绘：“惯衣褴褛餍糟糠，辘辘车声夜未央。数百铜钱筋力尽，争如骑马坐堂皇。”就社会运转的均衡性而言，一味强调船东的道德缺失，也许并不公平，但就此忽略了城市管理者的责任，自然不可原谅。不论是大港还是小港，大半夜的那些蜜蜂一般蜂拥的辘辘车声，润滑的是一个城市的经济肌体，侵蚀的却是一个一个的廉价生命体。

港口和海运业带来的另一种副产品，是娼妓业的兴盛。这在海关后和冠县路一带司空见惯，如一袭长衫的刘少文曾坦白述之的：“结伴寻芳趁日斜，仙源有路认无差。东风一夜来天地。开遍夭桃树树花。”与对市区藏污纳垢之处的反感不太一样，刘少文似乎对码头边上的斑斓春色更为宽容。一番斜日、仙源、东风、夭桃下来，也不乏缠绵诗意。而来自上海的作家林微音，就不仅仅是个风月场观察者了。

1934年夏天来青岛避暑的林微音，对冠县路的风月似乎情有独钟，他的寻芳路线，曲曲折折：“冠县路就在中山路底，穿过一个铁路的桥洞就是。可是前两天我无论怎样在可能的区域中走也走不到，从地图上找也找不到，因为虽然我几乎已走遍了中山路附近的纵与横的每一条街道，我却从没有穿越过那桥洞，就是在地图上的视线也是这样。可是现在我并不在从中山路走，我在绕那西南的一只角。从地图上看来似乎并不怎样远，可是走却似乎越走越远了，而且越走越荒凉了。我似乎走进了一个什么村落，可是我相信尽沿着海走总不会走错了路的。”

林作家东拐西拐，不知走了多少时间，终于到了冠县路。他从冠县路的这端走到那端，最后进了一家叫“子夜”的舞场，“里边完全是俄罗斯舞女。先我而去的只有一桌客人，在喝着什么，并不舞。我到了，舞女们自己起来舞了。我喝了一些水，在又一个音乐开始的时候，便去要了一个舞女舞。我接连舞了三次，就打算走。正在我预备走的时候，我看到有一辆汽车停在门前。从车中走下了一个穿便服的和两个穿制服的西洋男子。那情景看来好像是在什么国的殖民地中，那什么国的兵士刚下了哨岗，便十几里以至几十里地赶到了这娱乐的场所来。”

一边是“惯衣褴褛餍糟糠”，一边是“结伴寻芳趁日斜”，这份荒谬的街头现实，一直影子一般在港口的边缘招摇过市。或许，这就是一种百毒不侵的城市病，如同有船的地方，就有走私一样。

船来了，又走了。泊下来的是记忆。而早些年青岛航运记忆中的大部分光荣和梦想，并不属于普通人。1948年6月离开青岛的招商局，重新与青岛发生关系，已经是四十年以后了。这一次，在改革者袁庚手中凤凰涅槃的招商局，以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轮船公司、招商码头和招商地产的连环组合，将香港、蛇口、青岛与大半个世界的联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线上。有趣的是，平安保险公司进入青岛的第一站，居然是湖南路上的老东莱银行大楼，这个刘子山以一己之力开拓出的财富聚拢地，一时间让平安保险风生水起。

漂泊的梦想

比照我们可以清晰地查找到确切到达日期的其他商人，马克斯·吉利来到青岛的时间相对模糊，在马维立的《波恩通信》中，他进入这个德国租借地的时间被大致确定在1901年至1902年。1880年出生的吉利，1902年时只有22岁。在这个时候，他显然不知道他的一生的接近一半时光，将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度过。而后来我们知道，他事业的所有开端，都在中山路。

来到青岛的吉利，以很快的速度在中山路上开设了一家小型的综合商店。同时，他还担任了梅特罗伯尔旅馆的经理，这家旅馆位于中山路鲍曼商店的楼上。而这个曾经开设有鲍曼商店和梅特罗伯尔旅馆的建筑，在整个20世纪一直保留着，它在最后几十年中间是以中华百货商店的面目存在于中山路并被深刻记忆着的，直到最终被拆除为止。吉利此后的接近10年时间，似乎一直在为一个梦想做准备。这个梦想就是使他自己的零售商店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赢利机器。

吉利的梦想是在1911年开始实现的，当年在广西路着手建造的一个百货公司，成为了他最辉煌的事业。吉利的这个百货公司，处在海岸街区的背面，主入口在广西路。它的周围直线距离不超过200米的地方，分布着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候爵饭店、德国胶州邮政局、赉寿药行和包括德基洋行大楼在内的一些公寓及商业建筑。在1900年至1908年间，卡比施有限公司还在附近的伯德维希商业大楼的一楼，开设了一家百货公司。伯德维希商业大楼早已经灰飞烟灭，其所在位置，大致是今安徽路青岛日报办公楼西北部分。卡比施有限公司那家百货公司营业的地方，现在火柴盒一般排列着一些商业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到了晚上，会有一两个流浪汉在里面栖息。

吉利百货公司的踪迹，可以在1913至1914年的青岛姓名地址录上很容易地找到。刊登在1913年出版的这个名录上的吉利百货公司的广告词，宣称它是青岛最大的专业商店。至少在这时，其经营范围已经包括有：手工制品、流行商品、男女时装、童装、内衣、床上用品、新潮服饰用品、珍珠饰品、香水、化妆品、玻璃器皿、瓷器和葡萄酒、甜烧酒、香烟、烟叶等等。文献同时显示，公司兼营批发与零售业务，另外还设有观赏园艺部和商业园艺部，并有花卉、种子和植物供应部，配置社交场合必须的花束、花环、花篮及宴席装饰品，同时进行荷兰花、日本和中国花的进出口贸易。

在1914年之前，马克斯·吉利的青岛生活似乎一帆风顺。他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不知道他不久就会遭遇到他不可能改变的麻烦。吉利的财富积累轨道，在1914年的战争中被改变了方向，他失去了包括吉利百货公司在内的所有租借地财产。从1914年11月到1920年，吉利和许多德国人一样，成为日本人的战俘。之后，他回到了德国。不过，和另外一些德国商人不同的是，吉利大约在1926年选择重新回到了中国。可能他先去了上海或者其它的什么城市，但他肯定在1927年至1928年就回到了青岛。他的最令人意外的举动，是他最终买回了广西路上他自己的房子，并重新开设起百货公司，直到1946年，也许更久。大约在1949年的时候，吉利离开了中国。他住在维斯巴登，并在1966年86岁时在那里去世。他的小他三岁妻子约翰娜·吉利，也于1966年在汉堡去世。

1966年的时候，吉利起家的中山路早已改天换地，甚至，它的名字也换过了，叫反修路。革命的浪潮，涤荡街道南北。不过，这一切早就和吉利无关了。后来这里所有的变化，这个住在维斯巴登的前百货商，不可能深刻体会。2004的2月，吉利在中山路上开设的综合商店所在的鲍曼商店和梅特罗伯尔旅馆建筑，终于消亡。至此，吉利和中山路发生联系的所有现场痕迹，已经被打扫的干干净净了。

和吉利比较，糕点师尤海姆和中山路的联系，似乎并不紧密。我们选择尤海姆，用意是想展开一个更广阔的背景进行参照。因为，城市也好，中山路也好，都和人有关，也都和时代与命运有关，不同的经历，同样的漂泊，恰恰是吉利和尤海姆的共同宿命。

有意思的是，我们对糕点师尤海姆的重新发现，其实是个意外。这个由网络传递的发现故事，把一个至今存在的日本糕点生产企业创始人尤海姆夫妇在青岛的经历，逐渐显现在了人们面前。

根据一份由网友“湛山狼”提供并翻译的公司文件的记录，卡尔·尤海姆1886年12月25日出生在莱茵河畔的一个小镇。他是卡浦·阿姆・莱茵家的13个子女中的第10个孩子。卡尔的生日正巧是圣诞节。在德国家庭，圣诞节时有做点心的习惯。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影响，卡尔从小就和点心有缘，并很早学会了做点心。1908年，有人提议他到青岛工作。

卡尔从柏林坐上国际列车肖邦号，经波兰横跨西伯利亚进入大清领地。然后转乘火车途经奉天、锦州、山海关、天津，再换乘山东铁路抵达了青岛。根据马维立后来提供的资料，1908年晚些时候到达青岛的卡尔，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分别在河北路和兰山路。尽管这两条街道和中山路唇齿相依，但到目前，我们并没有发现卡尔的生活和事业与中山路发生直接联系的证据。同时，卡尔从河北路到兰山路的行走姿态，也让我们充满猜谜和遐想。

到达青岛的卡尔，在希塔斯·博拉姆拜克公司的一家点心店找到了工作。当时，这家点心店正想找一位年青人帮忙。卡尔似乎很幸运。因为他的勤奋，来到青岛仅仅6个月后，老板就将店面转让给他。1909年卡尔独立开店，名字就是尤海姆。据说，潜心研究点心工艺的卡尔，会将一种叫“巴姆库汉”的年轮蛋糕，制作得无与伦比。我们不知道，尤海姆的“巴姆库汉”，有多少次出现在中山路难以统计的各种聚会和晚宴上，或者，这个场面已经早就成为了中山路的流行表情，只是缺少和卡尔有关的细节。可以确信的是，蛋糕里的中山路，温暖和融化的，不仅仅是漂泊者卡尔自己的心灵。

25岁时，回到故乡的卡尔认识了22岁的艾丽丝。艾丽丝出生在有名的山地哈鲁斯近郊，在商业学校学习过会计。恰好，她也在点心店工作。1914年7月28日，卡尔和艾丽丝两人在青岛正式举行了婚礼。五天后，他们的祖国对法俄宣战，青岛陷入孤立。11月1日，日英联军对青发动了总攻。11月7日，德军向日军投降。

随后，卡尔作为战俘被日军收容，并于11月中旬移送至日本。1915年9月，发生了一件卡尔未曾料想到的事。卡尔被关押的日军叫去，告诉他留在青岛的妻子艾丽丝已身怀六甲。为何不是战士的卡尔会成为俘虏，至今无可考证。1915年9月20号的《朝日新闻》报道了从青岛有28名新俘虏抵达大阪的消息，卡尔的名字也在其中。

卡尔被收容在大阪俘虏收容所。1917年，大阪俘虏收容所迁至广岛的似岛，全体俘虏都转到那里。尽管俘虏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卡尔还是利用圣诞节拿到的面粉和砂糖，做了人型饼干等点心。在广岛被命令修路的俘虏们，后来在逐渐高涨的日德亲善呼声中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一次，在广岛的物产陈列馆举办德俘作品展销会，不负众望的卡尔有机会以“巴姆库汉”参展，大获成功。由此，卡尔产生了在日本寻找出路的想法。

1918年11月，德国弃战，次年签订讲和条约，俘虏被释放。在卡尔去向未定时，妻子认为日军占领的青岛已经不适合发展。卡尔便听从了妻子的建议，最终留在日本。

卡尔和东京银座新开的欧风咖啡厅签订了三年的合同，任点心生产部主任，然后又把妻子及四岁六个月的儿子鲍比叫到身边。此时，距上次与妻子在神户港会面已过去五年。

1921年，卡尔夫妇在横滨开新店Ｅ·尤海姆。开头，尤海姆的生意很好，但1923年9月1日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都化为废墟。卡尔一家只好坐上了英国收容外国受灾者的冬果拉号离开横滨。当时，他们还有一个七个月大的女儿。满载避难者的冬果拉号返航神户后，卡尔夫妇俩在当地德国人的帮助下再度重新创业，由此奠定了尤海姆公司的基础。

但是，关于日本方面的这个尤海姆故事，在德国的马维立博士却提出了许多疑问。他认为，面包和糕点师的名字不是KarlJoachim，而是CarlJuchheim。卡尔·尤海姆从1920年开始在神户有一家著名的面包糕点店，但他却从未在青岛拥有一家自己的商店或面包店。马维立认为，从1908年至1914年，他始终是哈利洋行百货公司的职员。1908年夏天的通讯录还没有提到他，也许。他是1908年下半年来到青岛的。1901年和1911年以及1912年的通讯录记载，他住在直隶路，1913年通讯录给出的地址是中山路旁边的霍恩佐伦大街（今兰山路）。哈利洋行的百货公司，也在这条大街上。所以，马维立认为，唯一能够表示尤海姆糕点店的地方，应该是霍恩佐伦大街与汉堡大街（今河南路）路口的哈利百货公司。至少到1908年，哈利的面包糕点师是奥托。他在1908离开了哈利，并在中山路上开设了自己的咖啡面包店。他建造了住房和店铺，在今天的百盛大楼东南角。从1920年至1949年，这家咖啡糕点店一直由德国人经营。

波茨坦面包师烘考的街道

面包师奥托最早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是因为已经在建设百盛大厦中被拆除了的原中山路42号。中山路开通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这条街道上的建筑物多集中在东侧。因此，从太平路海岸向北，中山路西边的一间寄宿学校和最终被考订为属于奥托的房屋，便格外引人注目。中山路42号在其最后的若干年中间，是以一家邮电局被人们记忆着的。它设立在湖北路一侧的读报栏，曾长时间服务了周围的读者。（3-5）

这个与水兵俱乐部隔街相望的大楼，长期来历不明，一直到面包师奥托的重新被发现。根据马维立博士提供的资料，在1908年之前，来自波茨坦的奥托，是霍恩佐伦大街（今兰山路）与汉堡大街（今河南路）路口的哈利百货公司的面包糕点师。而奥托曾经成为雇员的哈利洋行的青岛故事，则是一个关于财富扩张的没有意外的传统片段。从开百货公司到投资饭店和农场，哈利洋行扮演了一个循规蹈矩者的角色，哈利故事的所谓戏剧性，浸透在了整个经营活动中的所有细节之中，看似平常，却也有声有色，这中间，就包括有奥托们的贡献。

1908年时，奥托离开了哈利，在中山路上开设了自己的咖啡面包店。他在中山路与湖北路口的西北角，建造起了自己的住房和店铺。奥托的这个房子上面的塔楼，和水兵俱乐部的塔楼相互对应，将两个风格不同的建筑的对话，引入了城市上空。奥托可以供客人停留的面包房门店，在大楼的底层，很开阔，光线明亮。面包房的外立面，包裹了花岗岩粗石，临中山路的一侧开有很大的窗口，使面包房内外的交流，通过这些可以直接看到室内的窗口，变得容易了许多。数据显示，奥托的住房和店铺建筑面积3192平方米，为烤面包而设立的地下室则有608平方米。

在马维立的记忆中，从1920年至1949年，这家咖啡糕点店一直由德国人经营。开始是曼德勒，他之后是弗罗塞尔。在马维立小时候，他很喜欢去弗罗塞尔咖啡喝带炼乳的巧克力。

支持了马维立关于这家咖啡面包店的童年记忆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青岛大学的教授梁实秋。1930年代初的时候，嗜好美食的梁实秋曾多次到这里就餐。关于这里的就餐经历，成了他数十年不忘的快乐记忆。

五十年后，梁实秋回忆说：“德国人佛劳塞尔在中山路开一餐馆，所制牛排我认为是国内第一。厚厚大大的一块牛排，煎的外焦里嫩，切开之后里面微有血丝。牛排上面覆以一枚嫩嫩的荷包蛋，外加几份炸番薯。这样的一份牛排，要两元钱，佐以生啤酒一大杯，依稀可以领略樊哙饮酒切肉之豪兴。内行人说，食牛肉要在星期三四，因为，周末屠宰，牛肉筋脉尚生硬，冷藏数日则软硬恰到好处。”梁实秋说，佛劳塞尔店主善饮，无怪他大腹便便，如酒桶然。

梁实秋已记不清佛劳塞尔开的餐馆的名字了。据记载，1936年青岛旅游业兴盛时期，这里为德国人经营的门德来西菜咖啡馆，有些知名度。门德来这个名字和马维立博士提供的弗罗塞尔之前的曼德勒，距离不远。

奥托后来的去向，被研究者掌握的不多。1914年日德开战，他被编入海军第三陆战营七连。和他同在这个连队的还有顺和洋行的恩斯特·达勒和w.wedekind公司的赫尔曼·埃克尔特，以及印刷出版商阿道夫•豪普特。战后，奥托被俘并押送到日本，1919年获得释放，1920年返回中国，与妻子玛丽和14岁的儿子在济南谋生。后来，他和他的青岛咖啡面包店，都没有踪迹地消失在城市的时间过程中间了。最终，他曾经服务过的城市，连他的名字也彻底遗忘掉了，就象他并不出现过一样。

和马维立的资料不同的是，1930年代尾声时，中山路上曾经的奥托大楼作为咖啡面包店的历史似乎就已告终结。1938至1940年间，胶澳电气公司曾在这里挂出过青岛电车筹备处的招牌。在中山路上开通无轨电车，是胶澳电汽公司在战前就朝思暮想的计划，为此，这家中日合资的电力生产企业，还在1933年编制过详细的《青岛市无轨电车计划书》。不过，等到一场腥风血雨的中日战争打完了，胶澳电汽公司的城市电车梦想，也没有实现。1947年，邮政储金汇业局青岛分局购买了此楼。邮政储金汇业局也算是老牌金融机构了，《银行周报》的资料显示，在1935年其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三家金融巨头的合作，可谓有声有色。而1934年1至6月的《交通部统计半年报》则显示，设置在全国的邮政局所共有2317处，职员8947人，邮路里程超过46万公里。北平、河北、山东、江西、青岛、九江、汕头、厦门均已开通邮政汇票业务。

1940年代晚期的青岛，混乱和梦想同时都存在着。在时常被浓雾笼罩着的繁华街道上，奥托大楼的本来面貌早就难以辨认。也许是因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原因，这个大楼的一层，也就是奥托经营面包房的地方，在1949年以后成为了邮政局的一个营业所，并且最后将人们的记忆也终止在了邮政服务上。1993年，随着体量巨大的百盛大厦的建设，以独特的圆顶塔楼为标志的中山路42号奥托大楼，被掩埋进历史。

红瓦和啤酒的风情

卡夫卡说：我们唯一能够逃避的就是逃避本身。对伴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一同进入青岛的第一批欧洲移民来说，这句话不一定能够个个对号入座，却不乏感同身受者。马克斯·吉利也好，尤海姆和奥托也罢，“逃避”和“反逃避”这个生命迷津，始终相生相伴。

罗伯特·卡普勒也一样。

熟悉青岛的人，大都对中山路东面曲阜路和浙江路口的一栋漂亮建筑留有印象，但是，长时间里，人们却不知道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安娜别墅。这是房子的建设者罗伯特·卡普勒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敬意，特别命名的。

安娜对卡普勒家族的意义，我们没办法获得更多的细节，或许这是个包涵了感人情节的欧洲版传奇，或许，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家族故事。然而，安娜所带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却使这个并不过于烂漫的建筑，立刻就变得生动起来了。穿过时间、地理和种族的迷雾，我们似乎可以放松下来，在虚拟的背景上任意涂抹一个暖意的景象，象1902年春天的某一个平常的早晨，罗伯特和他的儿子汉斯，在安娜别墅下面的中山路上所经历的一样。

这个景象，在1914年前的青岛，意味深长。

1899年早些时候，作为商人的罗伯特和他的儿子汉斯·卡普勒一起来到青岛。罗贝特生于1851年，汉斯生于1880年，两个人来到这个新的德国殖民城市时，罗伯特已经48岁，而汉斯才19岁。长时间海上旅行的疲惫和焦虑，不加掩饰地涂抹在这对新移民的脸上。如同大部分的欧洲来客一样，他们期待着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可以很快改变命运。到达青岛的时候，罗伯特已经丧偶，他的六个孩子中间，有一个女儿没有随同罗伯特来青岛。就此，马维里博士一开始推测，这是罗伯特父子将青岛的新房子命名为安娜别墅的理由。但后来发现的证据，推翻了这个说法。罗伯特的大女儿，在青岛居住了数年，她的名字是芭芭拉。芭芭拉另外还有一个弟弟，叫卡尔。在青岛，当时还有一个小罗伯特•卡普勒，他是老罗伯特的一个侄子。对这个至少有5个成员集合在青岛的家族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希望之地。

以罗伯特·卡普勒母亲的名字来命名青岛新居，无疑强化了这个在青岛的家族与家乡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当时每一个在青岛的德国移民家庭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在远隔千山万水的“他乡”与“故乡”之间，文化与感情的身份辨析，标志着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就罗伯特·卡普勒这些移民的经历来说，卡夫卡说过的一段话恰好能够描绘割裂的感受：“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从时间上看，罗伯特父子是较早进入到这个受到平等商业政策鼓励的租借地城市的欧洲侨民的一部分。在1899年，青岛对这个有着六个孩子的父亲来说，无疑意味着创业生活的又一次开始，尽管这里面有很大的冒险性。罗伯特最初的职业培训是木工，但他在青岛却从事了不同的职业。开始，他曾尝试制造如马鞍和室内装潢品之类的东西，但不久就开始经营起了卡普勒砖瓦厂。后来的事实证明，罗伯特父子的这个选择使得他们的财富梦想，很快就成为了现实。这个砖瓦厂在中山路北头的大窑沟海滩上，约在1899年投入生产。这样，罗伯特父子大约就成为了在南北中山路上行走最多的德国人之一。卡普勒砖瓦厂的出现，为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开发的新城市，增加了大量机械方式生产的标准建筑材料。卡普勒前后，在大窑沟海滩上相继出现的还有迪德里希森·叶布森砖瓦厂。后来，罗伯特又在沧口附近的孤山开办了第二家砖瓦厂。

从现有的资料看，包括砖瓦厂、采石场、石灰窑在内的建筑材料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1898年这个开发阶段，显然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当局试图通过对“营建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其他部门”的引导，加快刺激城市房屋建设，以缓解包括中山路周围区域在内的紧张的住房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罗伯特和汉斯父子面对的暴发式的商业机会，无疑是极富诱惑力的。从他们随后就着手建设的安娜别墅来看，这对共同投资的父子，显然获得了期待中的成功。

然而，似乎时间并不漫长，安娜别墅的这个地理标志就失去了方向。1905年，罗伯特离开青岛去了慕尼黑，他的儿子汉斯继续留在青岛管理工厂，直到德国溃败。

罗伯特的娜别墅在1918年曾有过一次产权变更，在这次交易中，一位闵姓朝鲜人将大楼出售给了一家私人银行主刘子山。而在这之前的1916年，罗伯特已经在慕尼黑去世。在这个迷离的时光，一个暴发式的砖瓦商的私人纪念品，终于完成了和一个暴发式的时来运转者的奇妙连接，这中间的曲折，或许多少透露出了一些无可奈何的城市宿命信息。

而高特弗里德·兰德曼的租借地经历，其实更像一个充满期待的投资商尝试陌生体验的过程，这个似乎很早就进入青岛的德国人，在光学仪器、金银珠宝、啤酒制作和房产经营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行业中间穿梭，寻找着实现财富梦想的机会，也日复一日地积累起消解寂寞的经验。然而，就研究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在物质的占有冲动和抵抗孤独之间，兰德曼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20世纪的前五年，围绕着兰德曼和兰德曼在广西路上经营的商业出租大楼，诸如光学仪器、金银珠宝、啤酒和理发厅这样一些普通消费符号，实质上就是一个新城市和它的过客逐渐适应新的时尚生活的开始。当兰德曼的这些日常化的城市因素和几米之外的邮政服务、药品销售、百货公司、咖啡饭店、城市俱乐部融洽地结合在一起时，青岛立刻就演变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最具商业活力的摩登城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商人的兰德曼，无疑是不断积累的城市经验的增加者，一个租借地原始基因的移植样本。（3-6）

20世纪的前三年，兰德曼除了经营光学仪器和金银珠宝外，还与啤酒商路得维希·凯尔一起投资了青岛的第一个啤酒厂。这个小规模的啤酒酿造工厂在天津路上，门口悬挂了企业的标志。但兰德曼和凯尔在1901年成立的啤酒厂，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它只在1901至1903年的3年间，生产过数量不多的啤酒。从广西路到天津路，兰德曼行走的姿态，应该是20世纪早年青岛最日常的风景。

很快，珠宝商兰德曼的身影就在广西路、中山路、河南路和天津路上消失了。

安娜别墅和兰德曼的房子，留在了青岛的大街上，混迹于一个一个口号嘹亮的时代，一点一点老去。两栋老房子的不同住客，讲述着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一个阶级消灭了另一个阶级之后，房间窗户外面的风景，便迥然不同。最终，阶级更新换代，阶级的符号就让位给了新的公共说词。随后，在一个拿着手机走天下的时代，房子里的人依旧进进出出，房子的功能也就花样翻新。红瓦和啤酒的风情，演变成可以招摇过市的库存，将巴伐利亚的钟楼装在玻璃杯的泡沫里，沿街叫卖。

安娜别墅的新一次变化，是敞开大门的商业化尝试，开起了一家书店，叫青岛书房。有一搭无一搭地与罗伯特·卡普勒和刘子山勾连着，以表明身份。书店楼下卖咖啡，楼上有卡普勒餐厅，主菜是德国香脆咸猪手配土豆泥。夏天的时候，书房里面的空调凉飕飕的。喝着一杯青岛咖啡，突然想起来卡夫卡的这句话：“书必须是用来凿破人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斧子。”

回头看窗户外面，对面的消防队门口，有一个年轻的士兵在站岗放哨。

一群鸟寻找一个笼子

红瓦和啤酒搭配的青岛，是一个真实过往，也是一场虚拟的舞台背景。舞台的中心，蹦蹦跳跳的，始终是面目模糊的衣冠楚楚者。伴随着诸如胡增瑞、傅炳昭、丁敬臣、成兰圃、隋石卿、宋雨亭、邹道臣这些商界领袖人物的依次出场，中山路活灵活现的财富戏剧，便也就渐入佳境了。可是横看竖看，这个舞台上一波波潮涨潮落，看似生机勃勃，却一直缺少灵魂。

如果说，“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是一个卡夫卡式的隐喻，那么，“一群鸟寻找一个笼子”，就是经济现实的必然选择。这如同另一个卡夫卡预言所揭示的生活真谛：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

这一个向往自由的笼子，就设置在中山路74号。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路74号这栋两层建筑，可谓是这条商业大街的心脏。人们一般认为，后来成为青岛华商商务总会的这栋建筑大致建造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尽管这一建筑在成为华商商务总会后基本功能得以延续，但在此前，其用途却语焉不详。根据1910年《青岛官报》的记载，该建筑当时的名称是海恩大楼。但另据一种口头传记的说法，这一建筑则在早期的相当时间里属日本人的产业，德国皇家邮局的高级职员，曾使用这一建筑作为宿舍。不过，这一传说并没有得到文献的确认。文献指明的是，1938年1月10日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不久，即召集未曾撤离的政府官僚及一些有身份的士绅组成治安维持会，于1月17日在中山路74号这个前商务总会建筑亮相办公，并布告撤退避难的市民返回，各安生业。此后的历史不容置疑地写明：伴随着一群暧昧的民族颠覆者粉墨在此登场，一幕晃晃悠悠的历史活报剧也便上演了。

既是丑剧，自然不会演的过久，但谢幕了，也不会即成过眼烟云。倒是这个中山路74号又圆了旧梦，新人操起了商会的旧行当。

人们相信，在经济活动中曾扮演了异常重要角色的青岛商会，出现于1892年清朝中央政府的军事布局开始后。其时，在军事建设活动的推动下，本地民间商号渐多，小规模的商业交易趋向频繁，商众遂立公所于天后宫，推举瑞茂酒馆胡增瑞为会首。但是，不论就规模、影响力还是规范程度，商会的真正兴起，还是在十年以后。1897年11月德国进入后，大规模的城市化开发和贸易活动逐渐进入常态，移民人口扩大，华洋商号纷纷设立，华人商贾便依地域成立会馆。在这一时期，曾产生影响的主要有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史籍通称三大会馆。但是，以地域联结为基本特征的会馆，和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商业组织，依然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商业活动的公共需要和平衡，在以会馆为主要平台的结构中，并没有获得完美的解决。

这一情形在1902年有了变化。是年，德国总督府设立中华商务公局。公局设有董事12人，主管华商事务。这是个政府主导的机构，政府看的见的手，左右着大部分商务和商业活动。1910年，清政府公布《商会简明章程》，中华商务公局撤销，成立青岛华商商务总会，通晓德语的傅炳昭当选会长。由此，商会开始变身，而傅炳昭则成为了这个变身过程的操刀者。在当时，最早一批闯青岛的黄县人中，傅炳昭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傅先是在经销德国洋酒罐头的源泰号充当伙友，后自己在中山路开设祥泰号杂货商店，专门为德国洋行采购洋酒、罐头、食品及五金器材，1902年时曾任过中华商务公局董事，并是齐燕会馆的发起人。1922年，傅炳昭与黄县同乡刘鸣卿合资开设山左银行，对同乡创业贷款抵押颇多优惠，使山左银行成了半个黄县银行。

根据青岛档案馆孙保锋的研究，傅炳昭成功了，黄县帮也起来了。据说，凡有故旧乡亲来投奔者，傅氏都会尽力提携扶持。比如他资助祥泰号的同乡张立堂开设了合兴利，进出口大米、生油、木材等土特产。由于经营有方，张得到英国麦加利银行的赏识，被聘为该行买办。于是，张立堂能量大增，又相继开办了合兴利油坊和合兴利制杆厂，生产出口油料、火柴杆等，以雄厚实力和良好资信，成为青岛数得着的进出口商。

在傅炳昭的带领下，从齐燕会馆到黄县同乡会，黄县人经过最初移民时代的风雨磨砺，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脉，发育为滋养城市繁荣的重要根系。到1930年代，黄县帮雄踞青岛工商界，其中纱布业几乎为黄县人独领风骚，经营此业的大商号如振昌号、泰昌号、裕大号、增顺复、东兴祥等都是黄县人开的买卖。

1910年各商号公选青岛华商商务总会总理、协理和会董时，山东巡抚孙宝琦曾到青岛临场监视。山东劝业道道员萧应椿1910年在《详抚院设立青岛华商商务总会请咨部立案文》中载称：青岛华洋荟萃，贸易日繁，屡次谆劝该处华商速设总会，联络本埠内地商情。并将此婉告德国衙门。后经多次交涉，当局始允该处华商商会按照农工商部商会章程办理。但又附加条件，使清政府无权干预该商会的事务。其后，商会的名称、地位、设置和作用，时常起伏变化。1912年时，青岛商会亦曾“取消前章另行重组”。

伴随着日本1914年冬天对青岛的占领，青岛商会迅速蜕变，成为一张信奉“有限合作”的弹簧床。根据《顺天时报》的记录，1915年9月30日，重新组建的青岛总商会曾假春和楼盛宴款待日本占领军长官，极尽逢迎之能事。但亦有叙述认为，青岛总商会的新一次改组，实质上在一年后才完成。1916年北洋政府公布《商务法规》，青岛华商总会“因会务日多，依法重新改组”，改称总商会，并按照新颁商会法，“规定以两个年为一期，应选举会长一、副会长一，会董30名，按期依法更选”。也就是在这一年，江苏江都人丁敬臣出任会长。有关丁敬臣的零星史料显示，其光绪年间捐监生、知县、侯补知府，曾先后任青岛悦来公司经理、德商禅臣洋行买办、悦升煤矿公司和永裕盐业公司经理。丁敬臣与日本人的经济合作，一直持续到青岛第二次被日本占领。青岛沦陷后的1939年，丁敬臣任大阜银行董事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以汉奸罪被关押，后病死狱中。

青岛总商会1918年第二届改选，成兰圃当选会长，1920年第三届改选时，成兰圃连任。对此，长时间关注黄县商人在青岛发展状况的孙保锋认为，在日据青岛后，傅炳昭因年事已高加之时局动荡，已不愿出头露面，从此隐于幕后。但1918年商会改选，并连任两届会长的成兰圃，依然是黄县人，就此可见傅炳昭依然有广泛影响力。在青岛，以傅炳昭和成兰圃为领袖的黄县帮执工商牛耳近20年，其卓绝地位恐怕只有后来宋雨亭领军的掖县帮可与之争锋。黄县人在本地商界的风生水起，并没有屏蔽其他地区商业移民的作为，根据1920年代青岛《支那商务总会役员名簿》的统计，诸如来自浙江吴兴的吴蔚如这样的“他乡”董事，在青岛总商会董事中依然占有了很大比率。

1922年，青岛总商会第四届改选，设址馆陶路原宝隆洋行楼内，文登人隋石卿出任会长，副会长为张鸣鸾。隋氏早年的商业活动，曾和顺和洋行有关。其年少时随德国传教士在烟台学习，后由德人引荐至青岛，充任德商顺和洋行翻译及买办。至少在租借地后期，隋石卿已成为本地成功华商，并开始涉及金融业。1914年2月前湖南都督谭延闿到青岛避难，预备买房长住，数月内曾与隋石卿有过高密度的交往。期间隋石卿甚至有意将自己正在建设中的一栋大房子，转让给谭延闿。但从谭延闿的日记看，谭氏对与隋石卿的交往和隋石卿表现出的殷勤，似乎一直保持着一种警惕，这让两人的关系，始终没有获得稳固的基础。谭延闿的日记显示，在这个短暂的密集交往期，隋石卿正供职山东银行。1914年德侨撤退后，隋氏接掌顺和洋行资财，并随后设立华信木厂，1920年开设华昌铁工厂。华昌铁工厂是当时规模最大的铁工厂。该厂系隋出资购买德国商人在天津路设立的一家小厂所建，承揽水道部、发电厂及纺织厂的机器修理和配制零件，后改名为利生铁工厂。在经历了1922年11月的绑架事件后，隋石卿1923年出任新创刊的《青岛晨报》的社长，1925年任山东银行青岛分行经理。发达了的隋石卿曾三任青岛商会会长，任内曾协助鲁案善后督办接收青岛。1937年抗战爆发后，隋石卿避居威海，1938年返青后不久病故。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公布《青岛特别市农工商业团体注册暂行规则》和《商会改组大纲》，商会改为委员制，主席团委员为宋雨亭等三人。1931年，南京政府公布《商会法》，总商会改称市商会，主席委员宋雨亭。1935年改选，宋雨亭连任。

宋雨亭四届连任，主持商会达十二年之久，可谓是青岛商会名副其实的龙头老大。也正是在宋雨亭时期，青岛商会开始真正成为一部工商业的发动机。其实，在我们今天能够搜索到的关于宋雨亭生平事略的资料中，除了这个商会领袖的智慧、眼界、组织和联络才能，我们还可以看见他更加人性化的一面，看见他的仁慈和善良。宋雨亭名润霖，号甘泉，1883年出生在掖县珍珠村。这个出生地背景，使得他同时责无旁贷地成为掖县人在青利益的代表者。资料显示，宋雨亭少时即在青岛习商，1903年接任其叔的瑞记商号，出任经理。善于经营交际和虚心好学的作风，使他很快开始在青岛工商界崭露头角。1926年，宋雨亭出任青岛总商会董事，一年后被选为会长。1931年5月，宋氏兼任青岛市救济院院长，设育婴所、济良所等8个单位，兴办社会慈善事业，其经费除部分由政府拨付外，其余概由他捐赠和募集。同年8月，他主持商会成立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自任理事长。1934年1月，他筹资成立普利股份有限公司，兼任经理。在中国银行的支持下，宋雨亭还曾以高价收购农民滞销的花生米，缓解了农民和土产商的燃眉之急。1935年5月，宋雨亭筹集资金，成立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并扶助渔民摆脱日本水产组合的挟制。同年兼任青岛红十字分会会长以后，宋雨亭在每年的端午至中秋节期间，皆在青岛各主要路口、街亭设饮水供水点，备行人和运输工人饮用。而人们对宋雨亭善举的记忆还包括，在很长时间里，他每年都调查登记市民中无力购买棉被、棉衣者，于农历十月分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雨亭携眷匿居故里，并将所带的小卧车赠给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1938年1月青岛沦陷后，日军将宋雨亭的财产全部查封，并派人游说，劝其出任青岛维持会会长，被宋拒绝。与此同时，日本方面指派了柳文廷为青岛特别市商会会长，但柳并未到职。商会会长的空缺，直到1942年3月邹道臣的出任为止，同一时期，日本人上砂平次则担任商会顾问。在最困难的时候，宋雨亭逃往上海，靠做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岛商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李代芳当选主席。而宋雨亭则以病为由，拒绝了政府方面所有新的委任，直到1950年去世。

1946年当选商会主席的李代芳，是崂山夏庄李家沙沟人，曾先后在礼贤书院和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学习，毕业后任职烟台农林事务所。在金陵大学的时候，李已参加了中华森林会金陵大学支部，并成为1921年中华森林会编辑出版的《森林》季刊的主要撰搞人。1922年，李参加了鲁案善后接收青岛工作，次年出任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1928年，李任济南苗圃主任，同年返回青岛，协助周子西创办华北火柴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在四川建立华北火柴厂重庆办事处，1945年回青岛任华北火柴厂董事长，住在荣成路2号甲。回到青岛后，除了主持青岛商会外，1946年后李代芳还曾担任青岛市参议长、联合国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总务组长。1949年，李去台湾，1973年病逝台中。

人们一般认为，自1910年各商号公选青岛华商商务总会开始，青岛商会在近乎险峻的不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下，竭力推动本地的经济与商业的稳定与发展，实功不可没。史料显示，青岛总商会经年的主要会务是：参与社会事务，开展经济活动，举办公益事业，征集摊派钱物等。其中，商会参与的组建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和胶澳电气公司，成立至善堂、贫民习艺所，开办商业补习学校，提倡国货和声援五卅惨案等活动，最为人记忆。（3-7）

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建在大沽路和天津路口，距离中山路74号商会很近。这座模样似乎有些扭曲的交易所出现的背景，是当时的青岛商会为打破日本人垄断青岛的商品和证券交易的局面，并欲与之抗衡的结果。这处大型公共交易大厦1931年9月发起筹建，1933年2月正式营业。

建筑师刘铨法设计的轴线式构图的交易所，位于一个由多条道路形成的交叉口处，面对跨越铁路的泰云天桥，大厦前面是一个街心广场。交易所建筑高五层，结合地形和道路网布局呈放射状矩形，给人一种独立而冷峻的感觉。整个交易所建筑比例瘦高，式样奇特别异。也许，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建筑师，刘铨法重任在肩，唯建筑本身难以表达一种难言的托付，夸张和扭曲便在一种矛盾中展示出其欲突破重围的痛楚。而在此时，再去看主立面四根矗立的钢筋水泥方柱，便会体味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隐情。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建造意义重大，但建筑本身从质量到规模，并不及当时的日本取引所，这大约也该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差别。

1931年9月，在宋雨亭的主持下，商会发起组建物品证券交易所筹备委员会，21人担任了筹备委员。初期，筹备会在齐燕会馆设立了临时市场先行交易。1933年正式迁入大沽路上的物品证券交易大楼营业。交易所资本额40万元，分4万股，由认购股本的95个工商业主组成的股东会议选出交易所理事会理事十五人，监察三人。商会会长被选为首任理事长。

物品证券交易所内设土产、纱布、证券三个部。经营花生米、花生油、纱布、面粉等期货交易。按交易额收取手续费，年获纯利20万元。1935年营业达到鼎盛期，致使日商经营的青岛取引所营业萧条，引起日商怨恨。1938年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后，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被青岛取引所兼并停业。

战后，青岛市商会恢复，各项涉及本地商事的日常工作相继展开，并在一系列影响社会、经济运行的公共政策制定上，公开阐释了立场。1948年7月6日，因南京市参议会对征收财产税问题几乎没有争辩地表示拥护，顺利通过高文的临时动议，并电达南京市立法院，青岛市商会遂在第一时间致电南京市立法院，督促停止开征临时财产税。电报明确表明态度：今财产税不重豪门反向商民榨取，有欠公允。

其实，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青岛商会逐渐成为一部节奏合乎要求的城市工商业发动机的过程，也是青岛工商业在自身摸索、竞争、完善中不断寻求自立的过程。而从傅炳昭、丁敬臣、成兰圃、隋石卿、宋雨亭，到李代芳，这些商业领袖本身的成长历史，同时也就是城市财富成长史的缩影。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在长时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商会不间断地试图追寻社会公平、公正的努力，若隐若现。

其实，商业种种和商会种种，多和卡夫卡不搭界。相信在中山路74号进进出出的商业领袖们，知道这个出生在布拉格的德语作家的，没几个。尽管，他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作为荒谬时代的预言家，卡夫卡准确地描绘了一个“自由的笼子”的意义：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什么？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卡夫卡1924年6月死于肺结核，那一年是青岛回归的第二个年头。青岛商会的活力，才刚刚开始释放。但过去了九十年，我们依然不敢断定，我们是不是真正看见了“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时光中的灿烂

1911年夏天，当瓦尔达、阿廉斯、布里阿黑尔、拉尔杜、麻尔比五个人出任青岛德华银行的一个独立评价委员会委员时，中山路上的中资银行，才刚刚起步。德华银行是青岛德国租借地的货币发行机关，地位类似于殖民地中央银行。这五个欧洲人分别是新闻经营者、工程承包商、矿务公司总办、建筑师、建筑工程技师，他们受聘进行的工作，是就德华银行附属的房地产贷款银行的抵押债券，展开评估。而这项内容，在当时的谦顺银号、大清银行青岛分号和紧随其后出现的鲁省官银行，都闻所未闻。

一年之后，另一条更具爆炸性的消息被公布出来：“据某政府人员近日调查所言，现住山东青岛中国人贮银于德国银行者实有一千七百余万元之巨额。若就天津、上海、汉口、香港等各银行详细调查，其贮银额或可达数万万元之多。政府能对于此等贮银有善于利用之法，中国虽贫可不必依赖外债以救一时之危急，唯所最尤者在财政整理之实行如何耳。”“某政府人员”话音未落，一位“前清大老”又出语惊人：“中国存于青岛德华银行之款总计约七千四百万元”。从前湖南都督谭延闿1914年3月8日在青岛一次性给捷成洋行汇出水银四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两八钱九分二厘看，这位知情人的爆料，还真是不能不信。

这就是后来的一系列国家银行在青岛面临的生存土壤。

客观地观察，在一个统治角色多变的年代里，特别是徘徊在核心权力以外的岁月，中山路上核心地带一些国家银行青岛分支机构的短时间辉煌，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奇迹。作为一个新的金融制度与运行规则的效法者，如履薄冰的青岛国家银行代表机关，在长时间的社会和经济动荡状态之下，对货币、金融秩序和社会运转的平衡，对区域经济和本地华商的利益保护，尤为令人欣慰。

1898年5月15日，德国进入青岛仅六个月，德国德华银行便在青岛成立分行。这之后的很长时间，大清国的国家银行不曾在这个新生殖民城市中发挥一丁点作用。之后，1905年在青岛开业的谦顺银号着手代理山东官银号业务，1909年9月21日大清银行青岛分号在中山路上开业，现在的中山路152号建筑，成为大清帝国度支部在青岛最早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也成了国家金融的象征。1910年8月25日《顺天时报》有消息称，“大清银行在青岛商埠设立之分银行自开办后，颇见畅旺，商民等亦甚信用。”（4-1）

紧随其后，鲁省官银行也匆忙在青岛设置了分支机构。1911年7月22日《顺天时报》称，“鲁省官银行前在青岛并无分行，私立谦顺银号代办。查青岛本系北方巨埠，不但关系鲁省经济，且于华商商号尤关密切，故孙慕帅此次决计在该埠分设官银行分行，以便华商金融之周转，度支部亦允准云。”另据1913年9月24日《顺天时报》的报道，鲁省官银号在1912年秋天改称山东银行，“今次实行统一财政策之结果，复改称中国银行，以符政府之宗旨。”与之相对应，1913年4月被北洋政府确定为中央银行的中国银行，同年5月15日改组成立青岛分号。由于这时青岛依然为德国租借地，青岛中国银行主要代收胶海关部分关税和办理公款收付事项，对市面影响不大。

关于青岛的中国银行和山东银行令人困惑的交替设置，到1914年2月谭延闿开始客居的时候，似乎依然混乱。检索谭延闿日记，多次出现“山东银行访隋石卿”、“山东银行之副手成兰圃”的记录，但同时也有中国银行的踪迹。而之后若干年同一家《银行周报》，涉及山东银行的信息也不尽相同，1919年5月一期刊登的《山东银行最近概况》，记录成立于1912年8月，1921年出版的一期则记录山东银行成立于1913年，准备金五百万元，总行所在地济南，在上海、天津、青岛、烟台、周村、泰安、章丘、济南设置有分行。尽管在成立时间上略有差异，但山东银行的现实存在，似已无可置疑。

日本1914年秋天青岛围困战发生后，青岛中国银行随之停业。几个月后日本完成对青岛的占领，随即一条消息证实，“青岛向设有中国分银行，因战事停办。中国银行萨福懋总裁现拟定将该处分行重行筹立。”这也就是说，一场仗打下来，原来的统统不算数了，一切从头再来。萨福懋的中国银行总裁任期是1914年8月到1915年4月，“重行筹立”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的决定，出现在他到任四个月的1914年12月。而这个时候，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周自齐，恰好正“奉大总统面谕”，一再督促就任伊始的萨福懋对中行职员“严行考核，切实裁汰，以节糜费，而资整理。”

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力的强化，中央银行1929年9月16日正式在青岛设置分行。而在此前两个半月的1929年7月1日，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开始统辖山东境内的中行业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派稽核王祖训兼代青岛分行总理。随后，中国银行通过领导青岛银钱业废除胶平银，打破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垄断局面，一跃而成为青岛的转帐中心。1930年8月，《中行月刊》刊载青岛中国银行编制的长篇《青岛贸易状况调查》，称“本行自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后，负有扶助产业，发展国际贸易重任。”这时的中银已非同昔日，其辉煌足以令整个中山路生辉。

接下来便是中银青岛的节日了：1934年1月31日，颇有些金融旗舰意味的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大楼在中山路62号建成。陆谦受、吴景奇设计的具有鲜明的现代风格的新大楼，位于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数栋银行建筑之首，与同期建成的中国实业银行、山左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等紧密成组团，构成了中山路金融街的完整序列。

中国银行的专职建筑师陆谦受、吴景奇，是一个试图将“实用需要、时代背景、美术原理、文化精神”统一在中银建筑中的完美设计组合，而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大楼，恰恰是两人显现时代创新精神的最早实践。完成中银青岛大楼设计两年后，陆谦受与吴景奇联合发表《我们的主张》，直言不讳地表示：“建筑要能充分地显出我们这一个时代进化的特点，不要开倒车，速人家怀疑着现在是唐还是宋。”这份看上去娓娓道来的建筑主张，宣言的意味不言而喻，也在文化精神上与之前建成的青岛交通银行大厦，拉开了距离。

统计显示，1936年末，中银青岛拥有存款1133万元，放款1145万元。与此同时，中银青岛设有保险公司，投资经营义利油厂、中兴面粉厂、华义贸易公司、青岛国货公司、仁丰纺织公司、济南打包公司等企业，成为当时青岛实力最强的银行。

在中山路上，与中银青岛比肩的还有交通银行。1923年7月5日，交通银行在中山路21号成立青岛支行。这家1908年3月4日在北京成立，原系清政府邮传部为经理铁路、电报、邮政、航运事业的收付而设立的官商合办银行，在辛亥革命后，已取得了北洋政府国家银行地位。青岛支行除发行兑换券，经理胶济铁路、青岛邮局等款项收付外，并办理存、放、汇一般业务。

迟到的交通银行似乎比中银更热衷于显示实力，于是在1929年7月，由中国最早的建筑留学生庄俊设计的银行新办公楼便开始在中山路93号筹建。1933年3月16日，蔚为壮观的交通银行大厦建成。巨大的科林新立柱顶天立地，使其几成周边同类建筑的精神主宰。在风格选择上，交通银行与近在咫尺的中国银行显然背道而驰，一个保守的古典主义色彩浓郁，一个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现代主义精神。（4-2）

在建筑界，青岛交通银行很快成为“应用古典派建筑式样”的设计标准。1934年3月出版的一期《中国建筑》杂志刊登了《青岛交通银行建筑始末记》，记录下该银行大楼的建设概况：“青岛交通银行，位于中山大马路，交通便利，为自己购地兴建。由庄俊建筑师设计绘图，采纯粹古典派建筑样式。起建于民国廿一年，历程约十月，即告完成。全部工程采用防火材料，门窗尽用钢质，外部面样采用上等芝麻石。全厦共五层，地下层为锅炉房及库房，计分大库，小库，与保险库等。第一层为营业室，二层为会计室会议室及待客室等，以上二层则作出租之写字间。造价及设备，计费国币二十二万元。在规模较大之建筑物中，可称十分经济。全部工程由申泰兴记营造厂承造；水电及暖气为祝礼德洋行设备，电梯部分则为沃的斯电梯公司安装。至于内部家具尽属美艺公司设计，完全采用新式图样，新颖家具与古派建筑映照起来，亦别具风味也。”这篇类似“立此存照”的短文，将青岛交通银行建筑的来龙去脉与里里外外，交代得一清二楚，同期《中国建筑》杂志在一张大厦正面照片的下面，写了这样几句打油诗一般的推广词：“新派建筑也好，古派建筑也好，建筑目的，所为的不过是适用也坚牢；费用十分经济。业主岂不更道好！” （4-3）（4-4）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建筑师学会的创始人及会长的庄俊，在完成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创作后，设计思想转向。1935年9月，庄俊在《中国建筑》上发表《建筑之样式》一文，对现代建筑推崇备至，认为是“顺时代需要之趋势而成功者也”。这与此前一年多试图契合“时代之趋势”的中银青岛新楼，在观念上形成了呼应。也许，这也是这两大国家银行在冥冥之中的一种宿命。

与中国银行一样，交行的辉煌并没有很快成为过眼烟云。1935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修正《交通银行条例》，增加官股。同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后，交通银行被指定为发行货币和无限制买卖外汇的银行。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交行青岛支行升格为分行，统辖山东交行序列内机构，成为交行在山东的货币发行和资金调拨中心。1936年底存款达673万元，放款476万元，在青岛各银行中仅次于中国银行青岛分行。

1933年10月《中央银行月报》刊登的《青岛金融机关》调查显示，此期间青岛中国银行经理为王祖训，副经理孙明哲；青岛交通银行经理为姚仲拔，副经理徐永年。从1936年6月的《交行通信》披露的信息看，青岛交行经理姚仲拔此时已是厦门交行经理，他将在京行经理任内的中英文图书168册，一并捐赠给了京行图书馆。其中除大量涉及金融、票据、货币、财政、预算、借款、债券方面的专业图书外，还包括有《六十年中国与日本》、《葂丽园诗》、《瓦德西拳乱记》等，而这三本书，都与青岛的历史过往息息相关。看上去，姚仲拔似乎兴趣广泛，他先后编著有《经济论集》、《当前货币问题》和《四四字典》这样一些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并公开出版，显示出其开阔的视野与知识接受能力。与此同时，姚仲拔也曾参与了一些社会慈事务的推动工作，1935年1月27日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改选，除青岛商会会长宋雨亭担任会长外，两位副会长分别是张玉田和姚仲拔。

1934年，在青岛交通银行经理为姚仲拔调任厦门之前，青岛中国银行副经理孙明哲，已调往天津，代理中国银行津行经理。很快，曾经在中山路上飘然而过的姚仲拔、王祖训、孙明哲、徐永年们，就淹没在时间的喧嚣之中了，落英一般悄然无声。按图索骥地一一敲开老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大门，没有人知道那些发生在大楼里面的种种过往，也没有人愿意钻进故纸堆，去追问一部金融开拓史的来龙去脉。

蓦然回首，狼藉一片，模糊一片，寂静一片。如果历史只记录光明的部分，那么，不论是对中山路，还是中山路上的这国家银行，这段时光的记忆都是无比灿烂的。这种灿烂如果扩大到一个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则尤为珍贵。

1946年1月，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也曾在中山路上短时间设立青岛分局。但到了这时候，光环已然开始褪色。

七十年后，中山路上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两座建筑都完好无损，前者的牌子依然是中国银行，后者则置换成了中国建设银行。不过，此中国银行与彼中国银行，已没有一毛钱关系。同一个建筑里面，不同时代繁衍着的不同故事，令人想入非非。

这后续的变化，大约也超出了庄俊、陆谦受和吴景奇们的想象。三个建筑师中的庄俊，1953年出任上海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1958年退休，1990年4月25日在上海逝世，终年103岁。两年后，陆谦受也去世了。他1949年后赴香港，1950年代与甘铭、周耀年及李礼元等建筑师一同参与了香港大型村屋的设计。

边缘化宿命

对研究青岛城市化早期地方金融史的人们来说，下面这些银号钱庄经理的人名，每一个都可谓是一座金光灿灿纪念碑的奠基石，没有他们的存在和玉汝于成的努力，一部青岛金融史中最基础，最活泼，最坚韧，最具生存适应性的部分，就不可能成立。这份来自1933年《中央银行月报》的调查名单，照亮了本土银钱业财富大道上喧哗无比的路线图：赵镜海、张岳东、张芝坪、刘叔衡、姜砚卿、俞子京、王郁轩、王克仁、曹乾三、范明斋、李春亭、王益堂、王寿山、邹道臣、王升生、王振六、徐锡三、王渭滨、冷宗辉、梁遵五、李际思、俞紫东、张焕文、赵云生。

循着这份名单里陌生前辈们的财富踪迹，去发现本土银号钱庄衍生史呈现的细节，会惊异于民间金融矿藏的丰富，感慨于经营者生命力的顽强。

较之银钱业传统浓郁的内陆地区，青岛在20世纪初叶的地方金融始终处在一种尴尬的边缘境地。这种边缘化使得以中山路为中心设立的钱庄和地方银行，似乎不能逃脱掉一个幕后乐师的悲剧性命运，却也使得从业者们奇异地显现出其韧性力量。

1897年德占青岛后，德华银行垄断金融业，除一些小资本的兑换店外，中国钱业无发展余地。1905年4月，由烟台谦益丰、顺泰两钱庄合资设立的谦顺银号在青岛开业，成为山东官银号在青岛的代理店。

最初的变化是在德国租借地末期出现的，时中山路周边开始有复诚、瑞泰、裕泰、洪顺利等大型钱庄开设，连同经营兑换的小型钱庄，共数十家。随后因占驻青岛的日人提倡使用日金，凡以日金向官府及税费机关缴款者，可享有3%的照顾，商民多购买日金缴纳，经营兑换业务的小钱庄遂逐渐增多。其时中山路上的协源盛、和盛永、利丰号、诚聚泰和周边街道上的义聚诚、和丰德等十数家钱庄的业务较为发达。协源盛1912年创办，资本金27000元，业务种类属存贷汇兑，股东为王渭滨。和协源盛同年创办的义聚诚，资本金要少很多，仅2000元，股东是冷宗辉。

1922年12月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许多银行次第成立分支机构，钱庄也逐渐增多，并以买卖日金为主。后因金票用途较少，又逢日本地震，金票暴涨暴落，德义祥、丰泰厚等大钱庄相继倒闭。1925年后开始有以经营存、放、汇业务为主的中鲁银号、义聚合、福聚和、福顺德等钱庄相继开业。1928年，大陆银行青岛支行复业，为招徕业务，开始与银号钱庄对存，其他银行相继效法。从此，各银号钱庄可利用银行头寸增做放款，扩大了业务。值得提及的是，尝试创新的青岛大陆银行后来持续呈现出活泼状态，1934年“为鼓励升学，提倡储蓄”，出台了“奖赠本市本届中学会考办法”，从第一名到第二十名，每人依次奖励60元至8元。

1929至1932年，青岛局势稳定，银号钱庄颇为活跃。中山路上的德聚隆、裕孚和天合、益通、立诚、东方、惠大、福利等银号钱庄相继设立。1933年10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青岛金融机关调查中，《青岛银号钱庄调查表》开列出的银号钱庄名单，多达二十四家。经营范围一律是存贷汇兑，营业情形显示无一亏损，1932年赢利三万元以上的依次有义聚合、义聚诚、福顺德、协源盛、利元、福兴祥、利丰多家。其中赢利八万元的义聚合远远超过本地同行，被评价为“营业活泼”。但在随后的1935年，因受经济危机影响，青岛土产出口锐减，物价下跌，中山路的义聚诚和义聚栈、利丰、德隆等庄号相继倒闭，青岛钱业再次呈现衰落现象。币制改革后，银号钱庄业益发困难，德聚隆等也相继倒闭。至1943年，青岛钱业还能维持开业的只有七家，中山路上唯存义聚合一家。

据不完备的统计，自1905年以后的四十年中，中山路上总共出现过十八家有记录的银钱号，这些始终不曾左右市场的金融配角，随着动荡的社会艰难生存，起伏动荡，却也成为城市民众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与这些小规模的地方银钱号相比，中山路周边的那些地方银行的日子也不见的好过。你来我往，变来换去，久长的没有几个。从短命的青岛地方银行、山东省银行、河南省银行就可以看出，这时候的地方银行，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和军事资源的外延，职能不过是简单地坐地生钱。

1924年3月，直系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任胶澳商埠督办，深陷财政困境，为便于筹措饷需，便着手创办青岛地方银行，资本金定为100万元，官方占51%，商方占49%，投资商有本地财阀刘子山、成兰圃、李连溪、隋石卿、郭大中等。郭大中出任行长，隋石卿为副行长。同年5月2日在保定路隋石卿的房子开业的这间地方银行，除发行纸币外，并以所留胶海关税二成的市政补贴经费为担保，代理地方当局发行市政公债百万元。看上去青岛地方银行光鲜亮丽，但实质上唱得都是刘子山一个人的独角戏。1924年4月25日出版的《银行月刊》，以《青岛组设地方银行近讯》为题，详细披露了这家银行的来龙去脉：“青岛银行事业，本不十分发达。自去年秋后始渐次成立十余家，然多半系分行，遇事须听本行之支配，不能擅行借款，故督办公署对于本埠金融界毫无活动之能力。高恩洪来青后，深感不便，前次警饷由东莱银行借款二十五万，已属格外通融，然当时仍必须严明以港政收入作抵，始能到手。现该行已派行员柏仁甫，实行往港政局监收，预计非两个月不能还清。故督署对于港政之收入已无提用之希望。高氏以来青未满一月，商埠财政已弄得大僵特僵，若不设法活动，如何能维持久远？特以公署名义，发起组织青岛地方银行，为商埠之金融机关。日前邀集官商界要人，在公署开会讨论，高氏略谓青岛在德管时代，有德华银行代理全埠金库，日本接管后亦指定正金银行为地方金融机关，市面赖以调济，财政无枯竭之虞。我国接收以后，对于此种重大问题，付之缺如，致金融时起恐慌。不能指挥如意。兹拟仿照德日旧例。组织一地方银行，定资本四百万元，官商各半。并推定李杜芳、张殿魁、隋石卿、刘子山四人为筹备员，即日着手办理。但官厅财政现已拮据万分。何能筹得巨款为银行基金？闻财政局长胡海云曾献策，请高氏发行公债一百五十万，以本埠官产为抵押。十二年还本。高氏已经首肯，现正积极进行。至于商股，商会方面原无多大力量，全恃刘子山一人。刘为本埠钜富，家资近二千万，即以青岛房产而论，多半均属刘之私产。高恩洪来青，已向刘借过二十万元。此次又想藉此名目，令刘担任一宗巨款，以供其提用云。”

尽管青岛地方银行在准备金的筹措上捉襟见肘，但接下来的事情看似还顺风顺水。1924年8月5日出版的《银行周报》第360期刊登消息称：“日前国务会议所议青岛地方银行及山东省银行呈请准予发行兑换券案，结果决定青岛银行准发行三百万，山东省银行准发行五百万，其准备金之成数，及一切详细部分，由财政部照章核定。”哗啦啦大幕拉开，一台地方银行的金融堂会，急匆匆登场。

可不走运的是，同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兵败，高恩洪随即下台。青岛地方银行所发行纸币随后不能流通，之后在11月16日以限制方式兑现，风潮始见平息。走马上任山东督军的奉系张宗昌困于山东金融控制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下，重敲锣鼓另开张，积极扩充山东省银行，并于1925年7月将青岛地方银行改为山东省银行分行，同时将青银钞票加盖山东省银行戳记继续流通。3年后张宗昌垮台，山东省银行青岛分行也于1928年6月16日停业。而吴佩孚在开封创办的河南省银行青岛支行，则在1924年随吴的势力进入山东后于同年8月4日设立。不久，直系兵败，河南省银行青岛支行的命运也和青岛地方银行一样，于1925年1月27日被撤销。实质上，青岛地方银行的后续清算事宜，在停业四年后的1931年尚未完成。当年5月16日，60余股东在齐燕会馆召开清理委员会，推举于维延等九人为清理委员，负责清理善后。

在青岛地方银行死亡前，叶春墀曾任经理。叶父叶沙明从日照来青岛经营航运，同时经营捕渔，曾拥有百吨以上海船五艘，航线远至日本、菲律宾等。叶春墀子承父业，又有发展，其裕泰船行拥有泰升等船七艘。1922年2月，叶春墀曾编辑过一本《青岛概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售。1925年叶春墀短暂出任青岛地方银行经理时，还开办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由农商、高等审判厅注册核准。叶春墀住在无棣一路36号，那里是个安静并不无情趣的处所。但他接手的青岛地方银行，却似乎一直没有安静过。

紧盯着银行业这块蛋糕的，不止高恩洪一个。在高恩洪下台前，一个叫孙德全的人，也预备成立一家商业银行。1924年8月28日《顺天时报》以《青岛将有中德银行出现》为题，披露了孙德全呈报督署的中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但这家酝酿中的中德银行，似乎很快就胎死腹中，没听见一丁点声响。

在20世纪30年代，青岛其他地方银行的喧哗，也都没持续多久，从中鲁银号改组中鲁银行开始，本土银行的玉汝于成梦想，多昙花一现。1933年5月8日，青岛市政府联合商会和银行公会筹备十万元，选定宋雨亭、张玉田、王仰先、姚仲拔、苏劻臣、周志俊为董事，傅炳昭为监察，以调剂乡村农工金融为名，在河南路67号创办青岛农工银行。政府、商会和银行公会几方的行政干预，在这一天显示出了强大的推动力，市长沈鸿烈出席开幕典礼之后，仅一个上午，各银行钱号就存款达五十四万二千余元。不过，靠政府的脸面生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不用说沈鸿烈时代的地方政府远不是说一不二的“经济警察”。时间稍长，银行的自主发展就唯靠市场选择了。第二年9月，青岛农工银行迁入肥城路14号，三年后遇上七七事变，停业便成唯一选择。倒是1946年11月青岛农工银行复业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快乐，由于对公库存款存不计息，汇不收费，该行头寸较为富裕，营业收益也佳。

1930年代中期，在青岛设置分支机构的地方银行，还有山东省民生银行等。山东省民生银行在1936年至1937年两年，连续在《山东省政府公报》刊登经营广告。战后山东省银行再度浮出水面，青岛分行经理张振玉以下负责行员有：史绍周、萧觉先、胡绍声、夏兰、王耕春。38岁的张振玉为安东柳河人，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曾任安徽地方银行稽核科长及分行经理。文书股主任萧觉先，曾任青岛社会局科员，代理会计主任王耕春，曾任青岛实业银行会计员。

过去的终究会过去，问题是，在后来近50年的历史中，艰难生长的地方银行依然是个充满了怀旧意味的过去式。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宿命？

步履蹒跚的记录

1919年6月3日，上海香港路四号银行公会编辑的《银行周报》，刊登了《东莱银行七年营业纪略》，这是关于这家诞生于青岛的本土资本商业银行的最早经营记录之一。这里的七年，指民国七年，也就是1918年。这一年，刘子山投资的东莱银行，刚刚满岁。

这一期的《银行周报》，银行个案分析仅东莱银行一家：“东莱银行系民国七年开办，已收足资本金二十万元，总理为成兰圃君，经理为吕月塘君，总行设于青岛，分行设于济南，而于上海、烟台、大连、天津、南京等处，则均设有分庄，办理商业银行各业务，兼事兑换外国货币及收买有价证券。离开办不过一年，而营业异常发达，所收存款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与银两及金票存款合计约合三百万元，放出款项亦相若，存出金及库存金共约六十万元，故装备亦甚充足。本年所获纯利计十三万二千余元。初办时即获如是成绩，尤称难得。”第二年的5月18日，《银行周报》再发表《东莱银行民国八年份营业纪略》，披露东莱银行的分行设置，已扩大到济南、天津、大连、上海。其中上海分行在本期《银行周报》出版前刚刚改组完成，行址择定北京路仁美里口。在1918年盈利十三万二千余元的基础上，东莱银行1919年又获纯利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元二角二分。

即便不算1918年的十三万盈利，1919年的二十一万这个数目字，已超过了两年前刘子山对东莱银行的全部投入。两年时间，账面收入天翻地覆，刘子山的东莱银行带给20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这份业绩，令《银行周报》的确不能不刮目相看。而站在曲阜路安娜别墅楼上俯视中山路的刘子山自己，自然更有理由欣慰。

有那么些时候，人们会想，历史的轨迹为什么有时候会近似圆形。这个念头，在大名鼎鼎的刘子山志得意满的时候会不会想，我们不知道，但到了晚年，到了这位似魔术师一般暴富的资本投机高手客死他乡的时候，我们猜想，他或许该有深切的领悟。通观20世纪前50年的中山路金融街历史，我们发现，从上海、天津开始学步的现代商业银行，到了青岛的时候，依然不曾成为一种纯粹的金融工具。于是，自20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陆续出现的青岛商业银行，其起始自有一番步履蹒跚的甘苦历程。也正是这一历程，最终造就了这些成分复杂的商业银行的财富大势。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中山路中部一个小规模城市公园原址上汇集崛起的商业银行群落，最早多在周边市街起步：1922年9月22日，由青岛绅商组建的山左银行在胶州路开业，1934年迁入中山路新建营业大楼；1923年10月1日，总行天津的大陆银行青岛支行在天津路开业，1934年9月25日迁入中山路、肥城路拐角自建房；1930年7月16日，周学熙参与创办的中国实业银行在馆陶路设青岛支行，1934年迁入河南路新楼办公；1931年6月15日，总行天津的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在天津路21号开业，1935年10月迁至河南路新建营业大楼。

总行北京的明华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分行1922年10月在河南路开业，后迁至中山路；1931年2月1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分行在中山路167号开业。总行上海的国华银行青岛分行1934年12月1日在中山路前信济银行旧址开业，后迁至中山路91号。

在本土金融演变史上，山左银行的作为到目前为止依然鲜有研究。山左是旧时山东别称，山左中的山，指太行山。中国文化信奉坐北朝南，太行山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分界线，“坐于”太行山，则左侧为山东，故称山左。类似的例子有江左，同样以坐北朝南论，长江下游为江左。1924年2月25日发行的一期《银行月刊》披露：“山左银行，系张立堂、朱文彬、袁述之等集合股本银一百万元，计一万股。每股一百元，以四千股为优先股，以六千股为普通股。业收四十二万九千元，已逾四分之一。在青岛设立山左总银行，并设分银行于上海、济南、烟台等处。经营国内汇兑，及押汇各种款项；收存各种款项；买卖生金银；收存各种期票；保存各种物品；贷出各种款项、点现；代理收付各种款项。设董事七人，监察二人，总协理各一人，经理一人，副经理一人，曾造具各项书类，呈经山东省长转咨农商部，已核准注册，发给执照，交由实业厅转给具领云。”1933年10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在就青岛金融机关的调查中，描述“山左及中鲁两家为当地银行，故多营本帮业务。”其中，山左银行资本金五十万，重要股东有傅炳昭、刘鸣卿，经理刘鸣卿，副经理纪经涵，1931年盈利十二万元。截止是期《中央银行月报》刊登的青岛金融调查，山左银行的行址还在胶州路，尚没有搬入中山路银行集聚区。从股东构成看，自1924年成立到1933年的九年间，变更明显。青岛沦陷时山左银行停业，1946年1月，82岁的傅炳昭和儿子傅敬之并刘鸣卿一起自上海归来，2月24日上午九时山左银行复业筹备处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预备恢复，同时督促政府返还原山左银行的行屋和仓库。9月5日在中山路原址复业。两个月后，傅炳昭在上海逝世。

早在1928年9 月，山左银行的创始股东朱文彬，曾以青岛总商会董事身份接充杜培周，出任胶澳商埠济良所所长，1930年3 月因病请辞。1933年华德医院则通过《青岛时报》，对山左银行经理刘鸣卿捐洋四百元公开鸣谢。复业后的山左银行，曾在1948年遭遇了一次盗窃案，警方出动后三小时破获。《平民报》以“两工役解职后合伙作恶，银棺未启开劫去千余万”为题，详细报道了窃案发生过程。1949年10月，山左银行青岛总行被要求重新登记并核实银行资本金，1950年5 月金融部停止运营，召开股东大会清理，至此退出金融业。

一家地方银行的青岛发展路线图，嘎然而止。

在1934年和1935年集中建成的中山路金融建筑，以中山路、河南路、曲阜路、肥城路四条街道围合成一个长方形平面，东南西北四个角，分别是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就建筑的地理识别性而言，中山路一侧，除去南头居首的中国银行，最具特色的应属北边收尾的大陆银行了。罗邦杰和新慎记营造厂一起给市民留下了一栋八十年后依然可以评头论足的艺术品，这是用钢筋混凝土筑就的一段记忆，也验证了折衷主义的一种历史真实。现在看，大陆银行青岛分行建筑具有古典的骨架、西洋的装饰及现代的风格，正是西洋复古风格向现代主义风格脱胎换骨过程的中间形象。

而在大陆银行的西边相接处，临河南路的金城银行建筑，却难以寻觅到一丝一毫的新风。由陆谦受为主设计的金城银行入口，顶部有一个高耸的钟楼，虽不乏华丽，但终究令人觉着有些不伦不类，像是一个生硬堆砌而成的混合物。设计思想保守的金城银行建筑与陆谦受同期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相比，后者明显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前者则透露出模仿欧洲古典复兴风格的痕迹。这种设计思想上的冲突，不仅仅体现在陆谦受身上，同时期设计中山路交通银行大厦的庄俊，也有相同经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第一代现代建筑师在建筑观念与审美趣味上的矛盾性。

在金城银行附近，河南路上，还有一些商业银行，如1934年9月15日开设青岛支行的浙江兴业银行；1935年10月14日开设青岛分行的盐业银行；1946年4月22日开设青岛分行的中国工矿银行青岛分行等。在更早时的1931年，《中央银行旬报》在一条报道《金城银行将设青岛分行》的短讯中，还提及了“并闻中南银行亦有来青筹设分行之说。”

青岛银行故事中，不乏传奇。而在这其中，周学熙可谓代表。作为中国实业银行和众多实业的创办人，周学熙的一生成绩卓著，盛势与南方实业家张謇齐名，获得了南张北周的声威。从周馥开始，安徽建德的周氏家族和青岛的联系，至少延续了三代。除了曼延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的种种瓜葛，连接起这个庞大家族与租借地青岛以及后来的商埠城市的重要纽带，是一些成规模的商业投资。作为本地最早和最大的华人家族投资集团，具有天然政治资源的周氏家族通过包括华新纱厂在内的经营，在很长时间里成功扮演了华人实业领袖的角色，开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周氏财富时代。围绕着周氏家族和这个财富集团的兴衰故事，是解读青岛工业、经济和金融进程的经典样本。

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中山路上生生不息银行故事惊心动魄，不可不谓是荡气回肠。1930年6月，明华商业储蓄银行曾发生储户挤提存款事件，幸赖政府出面，同业接济，始得以平息。1935年，该行再度遇险，陷入挤提存款风潮。5月23日下午，该行在青岛市政府门前邀集全市银行负责人作最后乞援，未果，只好当场宣布次日停业。消息传出后，全市银钱业及市政府、法院、电报局等公款转存单位，立即将该行库存现金提光。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有二三千明华存户聚集银行与市政府门前，痛哭流涕。当局无奈，遂成立债权团追索，但直到1937年，对一般存户仅清偿了原存款的5%。据说，事件过后，储户眼看着多年的积蓄付之东流，有气急成疯者，有或服毒、或跳海自杀者。

在青岛的商业银行中，东莱银行是不应被忘却的。1918年2月1日，由刘子山出资20万元独资经营的东莱银行在天津路开业，不过一年，即获纯利13.2万。1923年2月，该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300万元。从1925年2月总管理处始设湖北路后不久，东莱则多有不顺。1933年10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披露，“东莱银行前曾因故停业，刻正筹备复业，不久即可开幕。”至1930年代中期，东莱渐有起色。第二次日占期间，东莱房屋被日本宪兵队征用，银行被迫迁至中山路大陆银行三楼，后又再迁蒙阴路。时除经租刘子山房地产外，银行业务基本停止。也许，到了这会儿，刘子山的宿命已成定局。

回望历史，所谓商业银行成大势，其实也是着眼于一种始终不曾真正市场化的金融环境。这也说明，好些顽疾，早在我们这一代人还不曾出世的时候，已根深蒂固。

汤地梦想

在今天，除了不多的研究界人士，知道金城银行和周作民的，恐怕没几个人了。生于1884年的周作民是江苏淮安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历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和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3月病逝于上海。对周的一生，人们最容易听到的评价就是“银行奇才”四个字。

在我们已经很陌生了的年代，金城银行曾经是一个希望“金城汤地、永久坚固”的财富故事。由周作民任总经理的金城银行1917年5月创办，成立后仅3年时间，就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1921年开始，金城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一起组成联营机构，开拓出了四大私营银行著名的北方联合地图。它们共同演义的银钱业传奇，改写了半部中国现代银行史，也部分地影响了青岛的金融格局。在这四大银行中间，和青岛发生了直接联系的，有金城和大陆两家。从1934年秋天开始，有不算短的时间，它们甚至是可以相互眉目传情的隔壁邻居。

金城银行进入青岛的时间是1931年。1931年6月《中央银行旬报》一篇报道《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开幕》的消息显示，“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已筹备就绪，定本月十五日正式开幕。经理为孙仲先，字汝为；襄理朱寅忠，字彦彬（由该汉口行调来）。”三年后，青岛金城银行和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另外五家银行一起，获得了建设独立的分行大楼的机会，并且很快就完成了施工。金城银行大楼的建设，是地方政府希望得到银行业支持的一个联合举动，同时也是金城银行的地位在本地呈现上升趋势的体现。

就建筑区位而言，金城银行青岛分行所处的位置略显尴尬，虽与同期建设的大陆银行相邻，与中山路相距也不过百米，但低洼的面阴背阳的格局显然很有些背离中国传统的建筑习俗。所幸面西北的五根爱奥尼式柱下面的主入口正对一个十字交叉路口，使期冀财源滚滚的业主多少得到些安慰。

由陆谦受为主设计的金城银行，主入口顶部设有一个高耸的仿欧洲19世纪市政厅式钟楼，即形成夸张的构图中心和建筑的高潮，同时也起到街道的对景作用。很长时间里，这一钟楼不仅是这个交叉路口的标识，同时也与原德国青岛警察公署和地方法庭的钟楼，构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在附近的具压迫性的大规模高层建筑建起之前，这种钟楼与钟楼之间的联系，曾最大限度地展露出了这个城市最具个性和温情的一面。

不知道是不是常年在英国的生活造成的影响，金城银行与陆谦受同期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相比，风格差异很大。后者明显贴近现代主义思潮，注重功能与经济，简洁明快；而前者则透露出有意模仿欧洲古典复兴主义风格的痕迹。虽然有评论描述金城给人有华丽、俊秀且古典的感觉，但终究令人觉着有些生硬，像是一个堆砌而成的混合物。或者，青岛的金城银行本来就是陆谦受的一个英国梦的还原。他把他对一种熟悉的建筑风格的解读，在这里完成了释放。陆谦受是广东新会人，自幼随父经商赴英，在伦敦建筑学会建筑学校毕业后，成为英国皇家建筑学会的会员。

值得注意的是，金城银行这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楼于1934年4月27日完成设计，1935年9月19日就建成了。从建成时间上看，这是中山路与河南路银行建筑群中最后完成的一件作品。它东面的邻居大陆银行，比它早一年竣工。

在青岛的建筑史上，陆谦受是个值得注意的设计师。1930年陆从英国回国后，任上海中国银行建筑课课长。所以，青岛的许多和中国银行有关系的建筑，比如办公大楼和宿舍，都是他主持设计的。1931年1月，陆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在完成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大楼设计一年后的1935年，陆当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的副会长。除了设计金城银行青岛分行的大楼外，陆谦受还在1946年负责设计了南京的金城银行大厦。

金城在上海和汉口分行大楼的设计者，则都是留美建筑师庄俊。上海分行大楼建成于1927年；汉口分行大楼则于1928年选址，1930年动工，1931年落成，时间上都比青岛分行早。其中，庄俊担纲设计的汉口分行大楼，正面并列八根罗马大柱，中间是高达二层楼的拱券大门，数十级台阶引导直上二层主厅，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显露无疑。金城汉口分行大楼由景明洋行绘图，汉协营造厂施工，连同金城里的银行员工住宅楼，共计建筑费28万元。从投资规模上看，要比后来的青岛分行大许多。

金城银行总行1917年在天津成立，注册资本定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中倪嗣冲17万元，王郅隆10万元，其他军阀投资16万元。倪嗣冲曾任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而因经营粮食发达的王郅隆，则刚刚在1916年的秋天收购了《大公报》全部股权，控制了这张在天津出版的报纸。作为一个典型的北方银行，金城的总经理部设北京，总行设天津。成立之初，王郅隆任董事长，周作民为总经理。后来安福系失败，王郅隆遭通缉，就由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代理了董事长。

1931年6月15日，金城设立的青岛分行在天津路21号开业，由总经理处拨给了30万元的营运基金。金城进入青岛的详情，包括周作民的作为，大部分不被记忆了。当时的天津路，早已是本地的商业重地，几乎所有重要的商业活动，都和那里发生过联系。周作民选择的金城青岛分行的经理孙汝为是四川开江人，日本留学生，学经济。进入青岛金城的当年，孙汝为48岁。从资料上看，孙汝为似乎在日本学习的时间很长，在那里建立了家庭，并于1911年9月在山口县家中生育了一个儿子。在金城设青岛分行之前，孙汝为应该就已经在青岛生活一段时间了。因为早在1928年秋天，他已将17岁的儿子孙泽瀛从青岛送到了杭州，进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在1929年的一份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的行员名单上，我们发现有孙汝为的名字，当时他在交通银行的职位是课长。依照金城在交通系的广泛人脉联系，孙汝为在1931年转移成为青岛金城的负责人，应该顺理成章。孙汝为管理的金城青岛分行设商业、储蓄两部，分别经营存放、汇兑和储蓄业务。金城青岛分行开业当年的9月22日，在国立山东大学设立了办事处，11月又在冠县路开辟了一个仓库。孙汝为妻子早逝，他在青岛生活的大部分状况，今天多已不为人知。作为金城青岛分行的经理，1933年12月时，住址标明是天津路金城银行的孙汝为曾给财政局呈文，称“因商久离青岛”，希望将1932年10月承租的韶关路13号地展期建筑房屋。从文件批复上看，孙汝为后来获得了展期至1935年的许可。在孙汝为韶关路13号地建筑展期的申请中，铺保方是新慎记营造厂。

1935年10月，金城银行青岛分行迁至河南路、肥城路口的新建营业大楼办公。而金城银行1930年2月19日独资创办的太平水火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的办公室，则设置在金城新建大楼的肥城路入口里面（原肥城路16号，今肥城路14号）。70年后，当新的太平保险公司出现在青岛的时候，周仰城老人回忆，当年在肥城路的太平水火保险公司是个大玻璃门，在屋内就可以看见街上的景色，走上水火保险公司的二楼，左边有一个办公室，右边是经理室。

30年代中，金城进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1936年，金城总行迁往上海。1937年，周作民当选为金城董事长，同时仍兼任总经理，实现了对金城的完全控制。1937年6月，金城银行全国各地分支行处增至65处。1939年，存款额达23710万元，超过了当时存款额最高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的首位。应该也就是在这时期，毕业于清华大学并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完硕士的王光琦，进入了青岛金城。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人很聪明，也漂亮，“学什么东西都快”。王光美后来曾回忆说，“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王光琦在青岛金城的时间应该不太长，因为据王光美的回忆，他不久就“回到北平，在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了。在北平时，王光琦一度到燕京大学当过教师，教货币与银行学。40年代末，他还曾受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的经济顾问。

但是，对青岛金城来说，乔迁的兴奋和业务拓展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时局势就开始变得危机四方了。不久，青岛沦陷成为现实。日本第二次侵占期间，周伯英担任经理的金城银行在青岛的经营被迫收缩，分行改为支行，归津行管辖。这期间任教于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徐中，曾为金城银行青岛支行的经理，设计了一幢英国半木结构式住宅。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目前尚不知道，徐中设计的这个住宅和孙汝为曾经申请展期的韶关路13号地，有没有关系。

1947年3月，金城银行再度恢复青岛分行，直属总经理处管理。孙汝为的名字没有重新被写在恢复后的金城银行行员名单中间。在对孙的去向的搜索中，我们意外发现他的名字出现在1947年的中央合作金库重要人员动态清单里面，只是孙此时已不在青岛，而是出任了中央合作金库芜湖支库的营业部主任。中央合作金库同样在青岛设有支库，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和保险等业务，和一般的银行似乎没有大的区别。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孙汝为离开青岛去芜湖的原因。出任恢复后的金城青岛分行经理的陈图南，是一个有美国留学经历的洋派人物。据说，周作民看上陈，不仅仅因为陈为留美学生，懂外文，而且还因为陈是曹汝霖的女婿，而曹与洋人的关系，众所周知。陈的履历和背景，对金城银行的青岛分行在结束沦陷的非常年代的生存和发展，无疑非常重要。1951年，金城银行青岛分行随总行实行公私合营，1952年12月加入公私合营银行青岛分行。

金城在青岛的历史，从设置分行到结束独立经营刚好是20年，前后经历了两次国民政府派系复杂的统治和沦陷的围困。金城的命运，很多时候并不在周作民的掌握中，尽管他已经有了好多妥协，尽管他是个金融诡才。金城的荣耀，仅仅在历史的一些瞬间，发散出了灿烂的光芒。许多时候，它更清楚的表情，被各种迷雾遮掩住了。这期间，一度以管理严格著称的青岛金城，也遇到了象副理张子云设立暗帐非法经营这样的挫折。在我们检索到的大量关于青岛金城银行的档案文件中，包括《青岛金城银行和青岛市市立医院特约诊疗合同》、《金城银行行员子女教育费贷款办法》、《青岛金城银行及附属机关全体员生捐资助赈暂行办法》和《青岛金城银行杂志更新办法》等记录，则可以让我们稍微窥探到这个庞大的金融集体里面更人性化的一面。

金城，终于走远了。

周作民和金城银行青岛分行的设计者陆谦受，都活着看到了这个著名的私营银行的消亡。1955年3月，71岁的周作民在上海病逝。病逝前，周曾担任过全国银行业公私合营董事会的副董事长。据说在周作民生前参加的一次国宴上，周恩来特意走过来给自己的这个淮安同乡敬酒，三杯之后，周恩来迈近一步，靠在周作民耳边说了一句话：“这酒不好喝哟，还望别怪小弟勉强了您。”周作民听到这句话的感受，没有人知道。陆谦受年轻，后来看见的光景比周作民多。1991年，这位被建筑界公认很有才能的建筑师去世。幸运的是，后来成为了市南区第一医院门诊楼的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大楼，到今天还存在着，证明了陆谦受的才能，也证明了周作民创造的一个曾经辉煌过的金城时代。

在金城在青岛的故事中，缺少关键人物孙汝为后来的资料。孙汝为1928年秋天从青岛去杭州上学的儿子孙泽瀛，后来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读完了博士，先后主持筹建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和江西大学数学系，撰写有《解析几何学》和《近世几何学》等教材，并创办了《数学教学》杂志。后来，孙泽瀛倡导了在大学开设运筹学课程，并翻译了莫尔斯与金布尔的世界上第一部运筹学专著《运筹学讲义》。然而，孙泽瀛的这个数学故事，已经和金城银行完全没有关系了。1981年，70岁的孙泽瀛逝世，这个时间距离他父亲筹备成立金城银行青岛分行正好50年。

昨日帝国的尴尬

大名鼎鼎的汇丰银行在青岛的四十年间始终不曾得意起来。如果说汇丰在这个先后有德日驻占的城市里生不逢时，大约应是恰当的。这好象是一种宿命，成就的则是大英帝国的一些尴尬。但是，在汇丰和德华银行之间，就中国业务开展的合作，一直是存在的。早在德国进入青岛前的1895年7月，英国汇丰银行与德华银行就曾经达成过协议，力图将来在争取政府贷款方面加强合作。

实质上，英国和青岛的各种联系，也并不如英德两国政治关系那样复杂。有记录显示，在1907年的6至9月间，青岛各较大旅馆和客店接纳的425名外国人中，就有180名英国人和54名美国人。而在贸易方面，试图“把青岛作为对华北供应石油的主要基地并正把它建设成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则活动突出。为了皮库尔草辫的贸易，一家英国公司在本地设立了分号，以便和一家法国公司还有中国最大的一些出口公司竞争。

英国在青岛这个德国保护区设立领事代办机构的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我们同样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英国人在本地频繁活动的记录。7月24日英国油轮埃帕雷奇号由旧金山开来，将其载油抽入标准石油公司新安置好的储油罐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这是在新建成的青岛油码头停靠的第一艘油船。8月20日，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二艘船，英国油帆船加尔各答号也开来了。与此同时，在1908年6月至9月到达青岛的575人游客中，德国人是主要组成部分，其次就是英国人。在这个夏天，到青岛旅游的英国人约200人。而根据1908年9月的统计，在总督府学校的129名学生中间，也包括有3名定居青岛的英国孩子在就读。

实质上，在早期青岛与欧洲的航运联系上，历史悠久的英国航运公司是继德国公司之后最重要的参与者。在直达欧洲的航线上，到1909年时，许多国家的大航运公司已开始把它们的船只开进了青岛港口。这中间，包括了大量英国航运公司的船只。德国的海军管理当局相信，航运的规模发展和港口业务的繁荣，是这个租借地经济前景更为远大的标志，也是不断开拓这一远景的原动力。也就是在这前后，英国东亚最大航运公司——半岛航运公司和东方航运公司的船只，已定期来港。

1912年9月汇丰在青岛设立分行的时候，汇丰银行总行已在香港渐成气候，在上海，也是外滩金融街上的旗舰。那时候，英资汇丰在香港、上海的姿态，大约应象德资德华在青岛。但换了地方，境遇就大不相同了。这是一个给人记忆深刻的秋天。依照“苏格兰银行原则运营”的汇丰银行在中山路宣布开设青岛分行的第二天，孙中山到了青岛，而在孙到青岛和第二天，袁世凯则在北京命令各省解散秘密会社。对汇丰银行而言，这都算不上好消息。同样在这个秋天里，赴日本会葬明治之丧路过青岛的海因里希亲王，和显得不那么忙碌的德国议会副议长巴希博士，似乎也都没有注意到刚刚宣布开业的这间银行。

在1912年的青岛，那些不太熟悉亚洲状况的德国人，大概也不想知道由苏格兰人托马斯•苏石兰在香港协助创立汇丰银行的来龙去脉。这个发生在1865 年的故事，对野心勃勃的德国新移民来说，已经过于陈旧。

汇丰青岛分行入住在中山路上的建筑物，即便是在当时，也很容易被人忽略，与前海岸边显赫的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建筑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从中山路上看去，汇丰青岛分行明显处在水兵俱乐部的压迫之下，象是一间受委屈的白色门房。

开业后的汇丰青岛分行，主要业务是为洋行服务，特别是欧美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汇结算。有统计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前后，这类业务有半数以上由该行承做。其中英美烟草公司每年在山东收购烟叶资金约2500万元，均由该行供应。该行所做外汇，不采用青岛的行情，而遵其上海分行的牌价，实际上成为上海外汇交易的一部分。十数年间，汇丰青岛分行还进行了一些工矿企业投资和铁路货运投资。

有迹象显示，德国势力1914年冬天被日英联军清除出青岛之后，英国银行业对这个日本占领区的经济输入野心，并不加掩饰。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一期《农商公报》，曾转载《民业日报》的消息说，“青岛开为公共租界虽尚未见实行，英美各银行近已决定前往开设分行，预备将来商业上发展地步云。”

但一个属于英国人的商业青岛时代，似乎始终没有出现。到了1923年，英美烟草公司已开始在青岛建设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加工基地，而包括英国潜水艇部队在内的军事活动，也开始出现。根据1926年的户口统计，当年有111个在青岛长期居住的英国人进入记录，排在13500个日本人、227个俄国人和219个德国人之后，列第四位。1928年，经过英国驻青岛领事官员的帮助，胶海关调查属实了一艘私运波斯烟土的货船，发现这艘货船从布什尔私运了580箱烟土。尽管这一事件最后并没有在本地处置，但胶海关对英国领事官员的感激，还是被《胶海关1928年统计报告书》仔细记录了。

1933年10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青岛金融机关调查显示，进入这一统计年度的英资银行，只有馆陶路上的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两家，前者记录开办时间是1912年，后者出现在1924年。截止至是期《中央银行月报》出版前，青岛汇丰银行的经理为马尔非，青岛麦加利银行的经理是格兰得。在同期青岛，除汇丰和麦加利外，另有正金、德华、朝鲜、济南、正隆五家外商银行。

种种迹象表明，尽管有一定数量的英国居民进行商业活动，也尽管有英国青岛领事馆的许多努力，却并不能改变马尔非领导的汇丰银行青岛分行业务始终未能充分开展这一事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汇丰青岛分行被日军接管，停止营业。1942年的8月5日，在青岛的76名英国外交官及侨民，连同烟台的33名英国侨民和威海卫的13名英侨，获准从青岛集中转沪回国。1946年8月，汇丰青岛分行复业，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距离它的又一次长时间消失，不远了。

汇丰银行重新出现在青岛，已经是整整五十年后的2000年。这一次选择在香港中路颐中皇冠假日酒店设立青岛分行的汇丰银行，已与马尔非时代的老汇丰，相去甚远。在汇丰银行的相关网站上，看不出一丁点与青岛发生关系的过往痕迹。六个三角形构成的红白相间的标识下面，“创办一家契合国际商贸需求的本地银行”的宣示，扑面而来。

将平安揣在怀里的符号意义

晚生的青岛人一般都知道中山路上银行多，商店多，戏楼饭店有名，却鲜有了解在中山路和周边市街开业的保险公司的。其实，单就数量来说，先后在中山路上出现的各种保险公司，决不在银行和任何一类单一的商业行当之下。

据不完全的统计，1898年至1949年间，先后在中山路上营业的外国保险公司就有法国保太公司、日本辰马海上火灾保险、第一生命保险相互会社和代理保险业务的兴亚商事株式会社、华北运输公司等。同期，周边则有济南路上的英资四海与保丰保险公司，大沽路上的德国鹰星保险公司，湖北路上的美资中华平安保险公司和广西路上的日资冈崎合资会社及东京海上保险等等。

据来源相同的数据，1933年至1949年间，中山路上的国内保险公司则有：62号的中国保险、68号的保丰保险、70号的华孚保险、87号的肇泰保险和长城保险、91号的大公、南丰和平安保险、92号的保安保险、93号的中华保险、133号的四明和宁绍保险、194号的先施保险等等。而周边集中在天津路、湖南路、肥城路上的保险公司，亦更多达30余家。

资料显示，1897年德占青岛后，德国的德华银行、禅臣洋行、礼和洋行、北德国轮船公司等纷纷来青开发保险业和代理保险业务。当时，各业保险投入不为重视。保险商的业务范围只限于青岛与德国通邮通航地区的船货保险，保险额最多为5000元。

1914年日占后，日本保险业的三菱、三井等六家公司机进入青岛，业务对象以日商为主。北洋政府时期港口开放，英、法、德、美等国也都在青岛开办保险机构或代理处，共约十几家。这一时期，外资保险机构虽有多国参加，但以日资居多，占据优势。英商太古、仁德、怡和、和记等洋行都代理保险，不论外商还是华商用他们的船装货，保险都须由其承揽。时，外资公司承保的主要险种为水险、火险和寿险。保险金标准平均每保险额1000元收取保险金6元。

1912年后，陆续有华资永宁、华安、先施、上海等保险公司来青岛设立代理处，后又陆续增添了一些分支机构。业务也随着工商业和进出口的发展而与日俱增。至1922年，青岛已有华资保险机构10家。至1936年，各类华资保险机构增至18家。第二次日占后，日资机构再次控制了青岛的保险业。这一时期有外资42家，其中日本就占31家，其他各国的保险机构在日资的排挤下，经营维艰。

抗战胜利后，日资撤离，其他外资保险公司也所剩无几，这使得华资保险公司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48年，在青的保险机构已达40余家，为最盛时期。这些保险公司与银行有密切联系，有些是银行投资，有些则委托银行为其代理。青岛的太平、安平、丰盛、天一保险集团即由金城、大陆、交通、国华、东莱、中南等六家银行共同投资；宝丰为上海银行所有；永宁为中国实业银行所设。另外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所设的中国、中农、中信、中合保险公司，在青岛都有分支。这些保险公司一般设在其所属银行内，与银行的放款、仓库业务组成一条龙。时设在馆陶路的英商太古洋行保险部，一直维系到1952年，终因经营不利，自行歇业。

青岛各保险公司业务通常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但多数以财产的水、火险为主。为了争揽业务，各公司都大量招用经纪人，给予优惠佣金。实收保费有的为八折，有的为九折，还有的仅收对折。史料显示，华孚经理杨建五，自1926年至1949年，曾先后为华商的永宁，日商的海上、住友，法商的保泰、安全等数家保险公司代理业务，所收保费50%上交，40%付给经纪人，自己留10%，收入可观。1947年上半年，青岛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为46亿多元，赔偿费为2.44亿元，占同期保费收入的5.26%。

至1940年代晚终，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保险的作用日益缩小，各公司无法维持，纷纷歇业。到1949年时，随着中山路62号中国保险公司这家青岛最大的保险机构最后申请停业，中山路上符号意义极强的保险业的光荣终于也一一散去。

中国保险公司的死亡，终止了至少两代人的保险经验。五十年后，当人民保险和平安保险一一亮相的时候，人们对保险业的懵懵懂懂，就像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桑拿天之后，突然撞见了太阳，强烈的光照，让人半天睁不开眼。耐人寻味的是，平安保险最终将青岛拓展的出发地，选择在湖南路老东莱银行的办公大楼里。这份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也算是冥冥之中的一次历史回响了。掖县移民刘子山的青岛金融梦想，在几代人之后开花结果，不知道应该是悲伤，还是欣喜。

春当秋赎的迟暮零落

在20世纪早些时候的中国，典当是一个有相当利润空间的行业。经历了德日和中国北洋政府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多个时期的青岛，由于民众生活动荡不安，所以，这一与银钱业的抵押贷款近似的行业亦一度兴旺，为生活所迫的贫困市民春当秋赎，实属平常。但就中山路、河南路、天津路一带而言，历史上出现的典当行并不多，有史料可查的仅有1925年3月开业的顺天当和1933年开业的德裕当，以及先后陆续出现的共和当、东发当、东顺当、中和当等。

史料记载，青岛的本地民间当铺一般对物品按时价六七成受当，由当铺估值折成后，即可交当，由当铺给予当票，以此为赎当凭证。典当业最盛时期，大都为春秋两季，夏冬为淡季，遂青岛有“春当秋赎”之说。一般说来，所当之物不外是衣服、首饰、金银铜器等。

一如德占初期的许多不平等法规一样，许多史料显示，在经德国殖民行政管理当局核准的典当业中，亦有明显含有歧视性的约束。1904年11月，当局发布了《开设中华当铺条规》，其中规定：凡西人衣服及他项需用各物，非西人自己来当，不准收当。

1914年日占以后，日本典当商乘势挤入青岛。同年，松仓三平以日金一万元在乐陵路81号开设了青岛第一家日商当铺，名为越后屋。1916年以后，又相继出现了胡屋、木村屋、高桥商会、沼津屋等日商当铺。日商当铺利率比华商当铺高出一倍多，但因华商当铺少，且资金不足，使日商在青岛占有了大部分市场。日商制定的当价利率标准是：120元以上4分，120元以下5分，60元以下6分，12元以下7分。这样高的利率，无疑使底层贫民雪上加霜。

一般来说，青岛本地民间当铺利率比日商稍低，一般月息2分，加保管费1分共3分。因本地当商不懂古玩、字画等，所以此类物品不当。初始当期稍长，18至24月为限，1934年又改为12月，最多再宽限一个月。平民当户中，有不少人因过于贫困，当出的物品到期无法赎回，最终被当铺变卖。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平民生活没有安定感，典当业空前发展，日商猛增。青岛日商资本雄厚，人多势众，使华商典当业无形中归于日商势力之下。1924年前后，一些本地民间当铺苦于张宗昌系的军界强要高价抵押或强以赃物入当，便借名与日本人合伙，以其名义来营业。时山东印发的钞票和军用票证在青岛不兑现，各种纸币充斥市面，本地民间典当商号亏蚀严重，无法维持。到1925年，连全市仅剩的两家华商当铺也为形势所迫，登报联合休业。胶澳商埠局责任在身，急忙致函青岛总商会，规劝华商“以时局为重，体察民情，务于近日开市营业”。1928年，在胶澳商埠局倡议下，本地民间商号成立谦益当，并相继开设了五个分号，形成一定规模，打破了日商对青岛典当业的垄断。

1931年，青岛共有当商35家，除谦益当和谦益当合记两家华商外，其余全是日商。且两家民间当商资本总计不过7.5万元，在规模和财力上远远不能满足本地市民的需求，使大批典当者不得不走入日商当铺。日商恃仗资金雄厚，又乘本地华商不懂古玩、字画等而不收当品，使一批珍品流入日商当铺。日商在青岛开当利率比华商高两倍，满当期限也只三个月，是华商的四分之一，而青岛市政当局却无法干涉，贫苦市民只得任由日商低当高息，重利盘剥。据统计，1936年的华商当铺中，谦益当营业额6万元，义昌当营业额2.5万元，东顺当营业额10万元。

1933年10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就当时青岛典当业的状况，进行了大致描述：“青市典业资本极小，在民十三四年间，省钞及军用票等不兑现，纸币充斥市面。各典亏蚀，无法维持。乃纷悬日商牌号，由日人出面经营，于是青地典业，无形中归于日商势力之下，华商典当竟至绝迹。其利率之高，恒在月息三分以上，条件异常苛刻，一般平民所受经济压迫，达于极点。自民十七以后，市政当局鉴于典当一业，于平民生计关系至切，因筹设华商典当，以资抵制，并取缔高率。迄今已成立之华商典，计有谦益、德裕两家。其余日商，虽尚有二三十家，多系停当取赎，纷纷结束矣。”

《中央银行月报》的调查显示，谦益当1931年5月成立，资本六万元，股东华芳荃、杨玉廷，经理华芳荃；德裕当1932年1月开办，资本两万元，股东为威海日盛德、德昌盛等，经理梁和璞。同时期的那“二三十家”日商典当，名称分别为：第一协丰当、第二协丰当、第三协丰当、天顺当、福丰当、宝屋当、大和当、信泰当、益丰当、福来当、横滨当、大泰当、松本当、三好当、白藤当、楠佳当、仁和当、木村当、逍津当、瑞丰当、朝日当、高桥当、方野当、金融当、东发当。

看着这份一边倒的行业记录，不能不为谦益当和德裕当的担当而慨叹。

在统计数表里看典当，往往看不出个子丑寅卯，而当时在青岛邮电局供职的业余青年作家，恰好有一篇小品，写了自己进进出出“有高柜台的那种铺子”的经历，并把这种地方称呼为“娘舅家”。他很佩服最早叫“娘舅家”的那个聪明人，说似乎在一本外国书上，也见有称作Uncle home的，大约就是一种直译而已。为什么要叫作“娘舅”？因为娘舅比较亲近，这比方着说，你没有钱时可以找人帮忙的，当以娘舅为最可能。

这篇叫《高柜台》的短文章开宗明义：“我的半生和高柜台是结下了不解缘的。我说实话，我的全副财产都在‘娘舅家’留守过一次二次以至六七次之多。新做的衣裳不说，日常用得着的表也长年地寄宿在‘娘舅’家中。有时候，一双较新的皮鞋也免不了去看看‘娘舅’。在北平的那年，连钢笔（自然是PARKER的，这是一件重要的财产，犹如成衣匠的针线）也送上过高柜台。若果我的身体‘娘舅’也肯收留，说不定我会押卖了我自己的。”

接下来，出现了心理描述：“表面看来，我的日子一定很苦恼，其实则未必如此。向‘舅’家走动，既然成了习惯，也就很觉坦然。从前是多少有点局促不安的，正如一般人那样，踏进那个门口时脚步很急促，眼睛还要向四面溜看，怕会碰见熟人。现在呢，我会在大马路上掏出当票来计算利钱，我可以同朝奉先生讲价钱，这些朝奉都已同我做了朋友。对于货物的估计，我的眼光不但比朝奉先生强，他们中间各人的心理我都分得清楚。谁家爱皮货，谁家爱金器，我心上有一个精密的统计。”

最后，小品文的高潮出现了：“在我们这个岛上，大部分‘娘舅家’都不是‘华商’，虽然站在柜台内的，一样是‘华人’。这般人大都对于货物的价值不大认识，‘不怕火’的‘真金’是犯不着送去受他们的委屈。近年来这里也开设了几家本国的铺子，利息低了许多，而朝奉先生之蔼然可亲，也大异于外商手下的同胞。因此我也仿佛明白了王道与霸道之不同处。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黄帝子孙，即使是‘娘舅家’的买卖，也不失其谦恭多礼之范围的。”

《高柜台》的作者叫李同愈，曾在1935年在青岛参与发起《避暑录话》周刊的出版，是跻身在王统照、洪深、老舍、王亚平、孟超、吴伯箫、赵少侯、臧克家、刘芳松这些成名作家中的一个新人。因为陌生而“接近”李同愈的赵曰茂后来考据，李同愈1903年出生在江苏常熟，常年生活无定，以电报局报务员起步，先后在烟台、汉口、郑州、青岛电报局工作，后来短期从事过图书管理员、教员、编辑等职业，一直过着近乎潦倒的日子。他1927年由郑州调入青岛电报局，1938年青岛沦陷前几天离青赴沪，后转香港。1943年因患伤寒并发肺病，化名在上海怡和医院治疗时坠楼身亡。

回头看一个年轻的天才作家与“娘舅家”的一生纠缠，不免令人一声叹息。

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市井萧条，典当业又稍有发展。1942年青岛共有华商当铺12家，连同分号共18处。这些当铺的利率比银行高出一至两倍，但许多城市贫民为生活所逼，只能任其剥削。抗战后，因货币急剧贬值，风险增大，无利可图的当铺大都关闭。到1948年，全市仅剩惠民当、德盛当、泰丰当、骏丰当、荣兴当、义信当、东新当等七家。

至此，一度兴旺的青岛当铺终于迟暮零落。

第五章·政治和情感的冒险

1912年秋天

在可以找寻到的各种青岛大事记要上，1912年9月28日均记载着卸任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乘着德国人修筑的胶济铁路上的火车，到达青岛的行踪。但是，多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大事记则对孙博士的这一次青岛之行不着笔墨，显示出孙中山的此行是无甚大的政治意义的私人旅行。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天，民国参议院议决10月10日为国庆纪念日。

若干文献显示，孙中山的青岛之行是受当地的三家会馆合总商会的约请而进行的，但是，当时的德国当局却似乎是对孙博士的到来不抱好感，以对中国国内政治“素抱严守中立主义”为由，一度将孙的行程拖滞。据当时25岁的孙连升回忆，9月28日孙中山到青岛火车站后，受到了民众和学生的迎接。有现场描绘是“人人挥动手旗，雀跃欢呼”。德华大学和震旦公学的师生，一直随车从车站穿过中山路，将孙中山护送到东边的饭店。（5-1）

我们不知道，对孙中山这位号令推翻了帝制的革命者来说，从火车站到饭店这段路上会留下一种什么样的印象。我们猜测，对欧洲已很熟悉了的孙文，也许会惊奇在中国北方会有一个如此近似的翻版，也许在继续思考着刚刚与袁世凯约定的铁路筹划事宜。也许，在走过中山路南端的时候，孙博士的眼睛观望的始终是大海的方向。

我们相信，对孙中山而言，这已是一个习惯了的欢迎场面，但是，对这一幕发生在青岛，孙却无疑会是矛盾的：一边是繁华的租借地市街，一边是国民对共和民主的热情。这样的场景，足令这位下野的民国前临时大总统无语。

孙中山的下榻地是城市东边浴场海滩上的海滨旅馆。他从火车站到住宿地的行程，很长。

到9月30日离开，孙中山在青岛主要去了两个地方，三江会馆和德华大学。三江会馆在中山路北段的东面山丘上，德华大学则在中山路南端的西边，这样，孙博士对中山路的了解，应该是接近全面的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孙本人是否从头至尾地走过这条在当时已呈繁荣之势的商业大街，也不只他是否在街上的某个咖啡馆坐下来，读着一年前刚刚在青岛发行的《泰晤士报》，与他的拥护者喝上一杯清咖啡。我们知道的是，孙中山在青岛的日子里，天气已逐渐变凉，中山路上树龄不长的法国梧桐的叶子，开始飘落。

似乎是与秋天的清醒相对应，在海边的德华大学，孙中山给礼堂里的年轻中国学生们，清晰地讲出了下面一番话。

孙中山说，他很高兴地接受学堂的邀请，对学堂进行一次访问并向学生发表讲话。中国的政府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年轻的共和国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这就意味着必须动员所有力量，使之得到完善。共和国的宪法以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为基本思想。但是人们要警惕对这一思想的滥用。自由和平等绝非没有限制，它们对官员、士兵和学生就不适用。后者在当今时代担负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和责任。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为人民、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就学生而言，必须用极大的勤奋、热情和忘我的精神投入学习之中，以便完成学业之后能走向生活，以其所学的知识为人民大众谋幸福。这就是说，要创造一个幸福的中国，要通过发明创造或组织工作等，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中国的发展、进步和未来依藉于此。学生们在高等学堂中有优越的机会，在重要的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学习现代知识。在世界各国之中，德国以其文化和科学的发达，法律的完善而著称。学生们应当以德国为新中国的榜样。当然，对于学生来说，高等学堂内的学习不是唯一的教育源泉，校园围墙之外也有许多知识和值得效仿之物。

孙中山说，在来青岛的两天时间里，看到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却没有创造出可与德国在短短12年间所作出的相媲美的业绩。街道、房屋、海港、卫生设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德国人的超常勤奋和努力精神。学生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东西，应该成为鞭策自己的动力，使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就是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把祖国建设的同样完美。这是学生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孙中山的这些话，随后由在青岛的德国总督瓦尔德克以私人电报的形式，发送到了柏林海军部。几天后，上海国民党方面控制的《民立报》刊登报道，印证了孙中山的上述说词：“孙中山对于青岛海港工程、森林事业及大学均异常嘉许，又言青岛足为德国文化及制度模范云”。（5-2）

这是一个给人记忆深刻的秋天。在孙中山到青岛的前一天，香港汇丰银行在中山路刚刚宣布开设青岛支行，而在孙博士到青岛和第二天，袁世凯则在北京命令各省解散秘密会社。在日本，1867年即位的明治天皇去世；在德国，柏林政府发现，德国至今已拥有300万平方公里和1200万人口的殖民地，这其中，被认为“非常成功”的青岛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在1912年的这个秋天里，赴日本会葬明治之丧的海因利希亲王匆匆在青岛过了一夜，便赶着去东京表达德国皇家的悲痛了。10月份这位亲王再度到来的时候，也依然把日程安排得很紧凑，巡视了德华大学，检阅完驻地的军队，就取道西伯利利亚，回国了。而9月份从柏林来的德国议会副议长巴希博士却显得不那么忙碌，他似乎是很悠闲地在中山路上从南向北游历着，细细地体会这个在亚洲的德国城市的风采。

来了，走了，从1897年冬天到1912年的秋冬，没有任何文献可以完整地记录下匆匆来去的过客名单，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也无论是名仕，还是凡人。

早在1897年12月1日就到了青岛的德国华人事务专员单威廉，从代表政府收购土地开始，一边草拟着土地法规，一边看着中山路修路，及至标卖土地、盖房。到了1909年中山路形成气候，这位已被冷落的单博士，也不得不离开了。据说，单氏离开青岛前的八个月，孤身一人住进了海边的海因利希亲王饭店。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有大把的时间在海岸和中山路散步，直到1909年1月15离开青岛。1914年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单威廉随后写成《胶州开发回忆》，此文被认为是有关1897年至1914年间青岛建设的最有价值的文献。

1924年初，单威廉受孙中山的邀请担任广州市顾问，完成了重要的土地税法文件草案。两年后的1月5日，单氏因在广州乘人力车时翻车受伤去世。

流亡政治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庇护所

在孙中山来去匆忙的青岛之行前后，一大批孙的敌人也来到了这里。和孙不同，这些已经失去了权力的前帝国官员，在或者同样乘坐德国火车，或者从天津乘船到达这里之后，选择了更长久的居住方式。在那个混乱的时刻，这里就如同是方舟的彼岸，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流亡者和财富的大量涌入。希望彼岸的陆地标志，是火车站上面的德国钟楼，而繁华和充满西洋景的中山路，则成了庇护所的花园。（5-3）

现在，庇护所和它春光无限的花园，敞开了大门。

实质上，依据德国政府最先的规定，是不允许中国人定居在青岛的欧人区之内的。但是，“自从最后一任的满清交通大臣盛怀远被允许在此居住之后，许多中国的政治难民便前来这个城市定居。德国行政当局向他们提供种种便利，并不去询问他们对现政府是友好还是反对袁世凯。简言之，青岛作为一个庇护所向中国难民们敞开门户，不计他们属于哪一党派，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1914年11月《远东评论》的这一评论，证实了隔离政策的松动。

根据1914年11月出版的《远东评论》的统计，在当年的早些时候，居住在青岛的中国要人就有：恭亲王、徐世昌、徐世光（徐世昌的弟弟，前芝罘海关道）、李经羲、李经迈（李鸿章的子嗣）、杨度（汉口重建委员会监督）、陈夔龙（前两广总督）、周学熙（周馥之子，前财政总长）、赵尔巽（前东三省总督）、张人骏（前两江总督）、吕海寰（中国红十字会主席）、陆润庠（前皇帝的师傅）、于式枚（前礼部侍郎）、李家驹（前资政院副总裁）、吴郁生（前大议员）、余则达（前山东都督）、邹嘉来（前外务部大臣）、洪述祖（据说为刺杀宋教仁的主使）、升允（前陕甘总督）、孙宝琦（前出使德国大臣、山东巡抚和外交总长）、锡良（前东三省总督）。这显然并不是当时居住在青岛的前清官员的全部，一些不十分重要的官员，并没有进入统计。

在稍后的记录里，礼部右侍郎郭曾炘长子郭则澐所撰《十朝诗乘》，也提供了一份大差不差的名单，其中特别提到若干“志节坚定”者：“辛亥国变，遗臣逸老翕集于青岛一隅，抗志遁居，绸缪故国。假息壤于瓯脱，拟孤蹈于首阳。其志节坚定，百折不回者，首推劳玉初京卿（乃宣）、刘幼云侍郎（廷琛）。玉初力倡复辟，著为论说。袁项城当国，名捕之，郁郁以卒。幼云与奉新张忠武同里，屡走徐州，说忠武，责以大义。丁巳复辟之举，亦以幼云促迫成之。事败，名捕诸当事，幼云与焉。遁归青岛，坐卧一楼，屏绝人事。又十余年，乃卒。同时耆旧若张宣圃制军、于晦若侍郎、陈诒重京卿、吕镜宇尚书，皆尝居青岛，后乃徙去。”

这些“翕集”青岛的重要流亡官员里面，周馥、徐世光、杨度、于式枚、赵尔巽、吴郁生和刘廷琛（学部副大臣）等人最后都选择住在了中山路西面的地方。这使得这个南从湖南路、湖北路，北到肥城路；东从河南路，西到泰安路的市街，在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渐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风景最为独特的流亡政治避难所。在当时在当地非常活跃的传教士卫礼贤看来，发生在这里的“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小团体”的交流，作为了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典型机会，“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找到的”。从这个没有围墙的流亡政治避难所到中山路，近在咫尺，所有的时尚玩意，都不难看到。实际上，这些流亡政治家发生在中山路上的故事，不管是政治阴谋也好，还是风花雪月也罢，也曾长时间在市井流传。比如，吴郁生喜好电影，经常是从这个院子出来，转身就进了下个地场，欢欢喜喜便过了一天。赵尔巽好买地买房子，几年下来，天津路、高密路、海泊路上就有了他不少的房产。（5-4）

刘廷琛将他湖南路上的房子，命名潜楼。前都察院广东监察御史陈仁先曾有《过青岛访潜楼》诗，把一个政治老人的青岛形象，塑造的惟妙惟肖：“浩浩东海滨，清晖霭一庐。主人手种树，参天仰扶疏。当阶芍药花，娟娟表春余。有楼书插架，十万琳琅如。主人朝盥罢，竟日何为娱？掩书即作字，辍笔还读书。黾勉日不暇，岁月忘居诸。庭芜日夜深，足不至门闾。独乐岂真乐，乾坤极疮痡。斯人著此间，天意终何如？”

在中山路东边的政治逃亡者集聚区里面，洪述祖是个特别角色。因为看上去他是袁世凯的嫡系，同时又是宋教仁遇刺案的涉案人，大多数人都和他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近在咫尺的街坊邻居，视而不见的事情，如秋风落叶一般习以为常。1914年早春，在青岛急于觅到一处安居地的谭延闿，曾去看过洪述祖湖南路的住宅，并将这个过程记录在3月9日的日记中：“看洪述祖屋，洪引导看屋，亦甚精，索三万元，视拟购屋廉矣，特风景不如耳。”没过几天，谭延闿又路过洪宅，依旧惦念着这件事，嘀嘀咕咕了一路：“过洪述祖宅花园，尚精好，屋已旧矣，然王文育谓其每月仅租百元，则恐不实。”谭延闿两度探视洪述祖湖南路房子的当口，洪述祖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儿子洪深正好放假在青岛，其在《青岛见闻录》中自白道：“余至青岛，前后凡四次。两次在1913年夏间，一次在1914年春，一次在1914年夏天。统计在岛时日，不过四月。而见闻所及，颇有可记录者。”洪深记录的，是一个理想国一般的城市：“街上不见有多数巡警植立，然秩序之佳，乃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况。较之香港、旅顺，盗贼辈出者，不可同日而语”。二十年后，洪深再来青岛，评价就迥然不同了。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洪述祖已命丧黄泉，他把对国民党的仇恨，一股脑地安放到青岛这个国民政府特别市头上，誓言“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

洪述祖领着谭延闿在湖南路看自家房子的时候，青岛德国租借地的日常生活，尚井然有序。琴棋书画和梅兰竹菊，之乎者也与老谋深算，装神弄鬼加伺机而动，是这些深宅大院里的平常光景。只是辛苦了每家每户的贴身仆人，因为各门各派的政治勾兑到了紧要关头，频繁跑邮寄发电报的工作量，就会增加许多。

在这些曾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中间，吴郁生曾经是光绪的邮传部左侍郎，在宣统政权被委以的最后职务是尚书和军机大臣。从1910年代的早期到1930年代的晚期，吴郁生在自己的家里，透过西面的窗口，可以看见的车站钟楼的大部分。于是，车站钟楼上的时间，也就成了吴郁生的时间，直到1940年吴在这里病故，停止了自己的时间。这一年，吴郁生87岁。在吴之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和法部侍郎王垿，已分别在1921年和1934年病逝于青岛。

王垿住的地方，离中山路不近，却是他的朋友中和中山路联系最密切的一个，在20世纪1920和1930年代的许多时候，他甚至可以成为中山路的一个经典表情：饱经沧桑，卓尔不群。他的释放着酒气的长衫里面，包裹着的是没有人能够真正体味的孤独。

从历史上看，王垿成为“山东京官领袖”的过程，大致和他历任的詹事府詹事、左右春坊、左右赞善、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翰林院学士授内阁学士、法部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位有关。上任法部阁右以后，这个出自书香门第的莱阳人，基本上就符合了“官居要职”的标准。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坛上，王垿终究算不上个重量级的人物。甚至，在今天要找到一些有关他的职务作为的连续记录，都已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较起来，在法部右侍郎这个职位上的另一个法学家沈家本，却以力图“变法自强”的实践，成为了清末“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的代表人物。

王垿之入史，似乎和他曾任的“要职”关系不大。其擅书的招牌，使他后来戏剧性地演变成了一个和街头艺术以及收藏联系密切的书界闻人，他的政治作为，就如同一个模糊的背景，不怎么被人注意了。

清廷落劫，王垿随大批官吏逃亡青岛。然而，和张勋、康有为及刘廷琛等人不同的是，王垿时已不闻政事，一心甘做寓公，且结交了吴郁生等一班同好，彼此唱和，舞文弄墨。在青岛，中山路周围的街道上，王垿所题书匾曾到处都是，比如有聚福楼、春和楼、瑞福祥、谦祥益、洪兴德、天德塘、裕长酱园、泉祥茶庄等等名号，可惜时过世移，多已不存。

王垿在即墨路12号有所楼房，后来他租给从福山来青的吴子玉和高学开办起了聚福楼饭馆，那里聘了福山厨师开张，以烹制鱼翅、海参、燕窝等见长，制作的红烧加吉鱼、椒油菠菜、奶汤菜花、西施舌等胶东口味菜肴广受欢迎。1943年因烟头引起失火，聚福楼迁到了台东西二路30号，改名聚福楼东记。当年即墨路新楼落成，东西两号同时营业。现在，依然存在的聚福楼，成为了青岛不多的老字号饭馆之一。

从照片上看，王垿五官端正，仪表堂堂，这和传说晚年嗜酒的他形成鲜明对照。据说，王垿后来鬻书自济，其价甚低，不论求者是商贾大吏还是贩夫小女，有求必应。剩余的时间，多是浸泡在中山路、北京路的酒里。此时，王大人失意、颓废的状态和作为太后宠臣呼风唤雨的样子，已是天壤之别。

王垿携妻李氏举家流寓青岛后，择地势空旷的今陵县路25号建楼，自号寄庐。王垿这个寄叟，晚年一直居于此宅，直到1934年冬76岁时终老。

宣统1912年退位后，前济南知府黄曾源也举家迁居青岛，寓湖南路51号。黄曾源子黄孝纾青少年时代在青岛度过，与流亡在此的遗臣逸老多有接触，其《岛上流人篇》凡二十余首，记录了这些年迈者的日常行状，择其二三抄后，以窥政治老人的旧日风貌。

述劳乃宣：“韧叟隐劳山，与山同姓氏。遗世岂无功，抱道立人纪。讲《易》究天心，默识消长理。化行左衽俦，瓯脱即槐市。布算为畴人，冠述亦天士。语谐八方音，识综五官技。微言秦烬明，大义周粟耻。流传复辟书，群淆定一是。”

述刘廷琛：“南皮晚当国，颇欲直前慢。侧席正学人，于公有殊眄。文章陆敬舆，岳岳群僚冠。贤王摄政初，首被讲官选。抗希贞观政，绸缪出讽谏。雅望兼官师，成均起群彦。明伦具深心，独立群阴战。挂冠去堂堂，洪流无畔岸。一楼学龙潜，木榻穿一半。争王梦九回，乞师足重趼。疾风知劲草，器之真铁汉。”

述张人骏：“疾恶欻如风，义不恕亲昵。皇皇却聘书，庶以惩不壹。”

述于式枚：“峥嵘高邱哀，无女分憔悴。折坠摧桑经，诱之欲其至。”

《岛上流人篇》的作者黄孝纾生于1900年，1912年之后长时间目睹晚清政治老人的青岛流亡岁月，使其不忍忘怀。之后除1924年至1934年这十年主要活动于上海和湖州，1936年至1946年这十年主要活动于北京外，其余时间多在青岛生活、执教，可谓是“承前启后”的一代青岛文人，1964年逝世，遗有大量文稿。

庇护所的大门敞开了，就不容易关上。自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的前七年，一些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频繁地进入青岛，并将这个舒适的目的地城市，作为了可以暂时放松精神的极好去处。

这些进入青岛的人们，在60年后被重新发现，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里的精神财富。这份很长的名单中间，包括有康有为、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宋春舫、蒋丙然、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方令孺、苏雪林、洪深、老舍、王统照、沈从文、巴金、冯至、郁达夫、卞之琳、台静农、吴伯箫、汪静之、陈翔鹤、王亚平、王度庐、艾芜、蒲风、陈荒煤、萧军与萧红、端木蕻良、千家驹等等。（5-5）

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火车、火车站、栈桥、中山路、大学路、海水浴场，成了这些漂泊的知识分子和青岛发生联系的桥梁。经过这个桥梁的，有意气风发者，也有意志消沉者。在他们的脸上，我看见了快慰，看见了狂放，也看见了抑郁和困惑。这些异乡的过客，不经意之间，成为了这里的一道朦胧的文化风景。

其实，人与城市的关系，好多时候是不能用时间丈量的，比如对闻一多而言，青岛仅仅是其暂时的一个栖身之所，但对青岛来说，这却是一份始终挥之不去的记忆。然而，在20世纪第三个10年刚刚开始的时候，青岛这个吸引了众多访问者的摩登城市，却并没有对一个诗人的到来，表示出一顶点惊讶。这样的情形，令人不免心生感慨。

作为当时被冯友兰认同的“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的“惟一成功者”，闻一多的青岛生活接近枯燥，这位国立青岛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除了日常的教学，他就埋头在古书堆里，整日摆弄典籍，少问世事。但是，诗人的气质，还是经常流露出来，让平凡的风景弥漫着诗意。据说，他常常将早上的课调到黄昏的时候上，认为这样有气氛。有时来了兴致，闻一多就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了校园，才和学生一起踏着清凉散去。

在青岛大学的同事中间，闻一多和梁实秋来往的最多。梁和闻曾同住清华园，留美时又在珂泉同住一年。1930年，也二人共同从上海到青岛。有回忆说，在青岛的日子，他们常各“携手杖一根”，策杖徐行，娓娓而谈。

青岛的宁静日子里，酒时常是教授们枯燥中的喧哗。大家多是好友，如是酒则极易浓烈。当时，青大教授中有所谓酒中八仙，其中包括了杨振声、梁实秋和闻一多，聚酒的去处不外是中山路、北京路、天津路几个地方。据梁回忆：这些人常“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据说，胡适路过青岛时，见到这种豪饮场面，忙求免战。闻一多却笑道：“不要忘记，山东本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之一！”

青岛与作为诗人的闻一多的最重要的文学联系，应是闻“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由于后来闻的不幸被暗杀，使闻的形象被逐渐神化，造成多数说法认为《奇迹》是诗人抛弃虚幻理想的宣告。而据梁实秋的证实，这“实际是一多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

中山路头上的栈桥，是给过闻一多希望和遐想的地方，他在散文《青岛》认为，栈桥“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去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但是，诗人最终还是对这里没有什么变化的潮水声厌倦了，1932年夏，他离开了青岛，挥挥手，没有再回头。

1930年春，梁实秋和闻一多到青岛大学执教，校长杨振声给梁实秋的职位是外文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在青岛住了四年的梁实秋好吃，于是就来来回回去中山路，吃了这家吃那家。在我的印象中，对这条商业街道，他好象没什么评价，但是对“外貌仍有德国人的痕迹”的青岛，却有“当初建设的根柢牢固，就是要糟蹋一时也糟蹋不了”的感慨。对这个“整齐清洁的市容一直维持了下来”的城市，他还评价说：“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无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当时，梁实秋赁屋国立山东大学附近的鱼山路七号，房主王君是“以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的职员。1934年7月，梁于租满前三个月退租离去，仍依约付足全年租赁，王君坚不肯收，争执不已，声达户外。于是，有人就梁的退租经历发赞叹说：此君子国也。

一个“要糟蹋一时也糟蹋不了”的城市，一个“君子国”的城市，隔了半个世纪以后，去了台湾的梁实秋也依然念念不忘。

1938年冬，青岛水族馆的建设倡导者宋春舫在青岛病逝。友人松青1940年在《剧场艺术》发表缅怀文章说：“两年前一个早上，那时正是孤岛上一班朋友们，为苦风凄雨下的戏运支持挣扎的时候，突然聆到宋春舫先生在青岛逝世的消息，在家国多难兴如斯环境中，听到一个先进同道的死耗，心里会起一种异样的凄惘之感。”

1940年的时候，青岛的大门依然敞开着，进进出出的人却少了一份归属感。自由知识分子身影，已不再这里出现。1944年是冬天，作家王统照潜回青岛，极少外出。李健吾回忆，“直到胜利之后，接到他的信，才晓得他在青岛康强如恒，最是使朋友们所慰的事。”

王统照回来了，战争结束了，但王统照们期待的自由，却没有如期而归。

一声不吭的隐蔽者

早在1912年的政治敏感岁月，进入青岛这个庇护所的政治敏感人物中间，徐世昌算个代表。

徐世昌是个聪明人。尽管聪明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但聪明的帽子还是需要给人家戴的。我经常会想这个曾经官至内阁协理大臣的体仁阁大学士，这个袁世凯的老朋友，这个后来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在青岛躲避风暴的日子，会是一幅如何的隐君子模样。

徐世昌的青岛隐居，发生在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在这之前，协理大臣徐世昌已成为1911年5月清廷设置的皇族内阁中间，仅有的四名汉人成员之一。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袁就任大总统后，徐决定向清室请辞。

徐世昌到青岛的时候，熟悉许多晚清流亡政治家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正好也在，作为一个旁观者，他象窥探猎物一样观察着这个暂时平静下来了的中国人，推测着他的下一步动作。在卫礼贤的《中国心灵》中，传教士描述他的这个“隐居在青岛靠海边小山上”的朋友时相信，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在袁世凯众多出谋划策者中间，徐世昌是最出色的一个。徐隐居的“青岛靠海边小山上”的家，就在中山路南边的曲阜路，离坡下的中山路，不足一百米。当时，这条街叫柏林街。

在青岛的日子，脱离了政治前沿的徐世昌似乎很悠闲。他和胞弟徐世光一同住的曲阜路8号，离斯泰尔修会的教堂、砖瓦商卡普勒的别墅和一家知名旅社很近，并且和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张士珩是对面邻居。徐世光是从烟台携眷逃亡来的，到青岛的时间比徐世昌长些。从徐世光所绘的《双隐读书图》，我们略微可以窥视见徐氏兄弟的另外一面。曲阜路的房子不是很大，离熙熙攘攘的街肆也不远，这不免使徐世昌的隐居生活少了些诗情画意。不过，对这些徐好象不是很在意，仿佛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日子不会太长。

据说，徐世昌在曲阜路居住的时候，庆亲王弈劻的长子载振曾专门赴青拜访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弈劻父子口碑太差的原因，徐一直避免扩大载振访问的影响。并且有传闻说，徐曾表白载振1913年的青岛之行，主要是为了处理自己的私产。依照一般的判断标准，徐世昌的这个举动应该合乎他的隐居逻辑，因为，任何不彻底的隐居者，都不希望自己设计的退隐轨道被突然出现的意外改变了方向。对在青岛的徐世昌，这个问题显然很现实。不用说声名狼藉的弈劻父子不是什么好鸟，就是看见了飞到家门口的凤凰，这时的徐世昌也会选择不挣眼。看看徐的所谓“古今名士谒陵墓，歌功颂德千万年”的唱吟，就知道这个聪明的流亡者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犯糊涂。

表明徐世昌并不糊涂的，还有他对政治联盟的认同。在青岛，他一直是这个联盟的连接者。后来被袁世凯封为“嵩山四友”中的赵尔巽和李经羲，在这个德国的保护地都和徐保持了通畅的联系。1913年的5月，徐世昌和境遇类似的吴郁生、李家驹、于式枚、李经迈、张士珩一起去了一趟崂山，一番“俯仰兴叹”加听琴谈元之后，铭石纪念。崂山归来的日子依然平静，但味道就有些不同了。再后一年，徐终于同意出任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对此，卫礼贤的说法是“为了帮助朋友，他只好老大不情愿地再次出山”。只是到了这时候，徐世昌已经不怎么费心去想是聪明还是糊涂了。随后，在日德交战青岛时，徐世光也匆忙迁居到了天津的英租界。

徐世昌离开青岛前，接待过刚刚抵达青岛的前湖南都督谭延闿，时间是1914年2月18日。这天两人会面的过程，被谭延闿详细记录在了日记中：“九时起。食粥后，余出诣徐东海，车人误至江苏徐某家，复折还。已至矣，又误出他途，乃下步行。访久之，乃得，投刺入见，谈甚久，言青岛侨人将办图书馆及医院，甚有成局。导观所居，则两栋西式屋，以一居家，一作谈燕之所。余地甚多，莳花种菜，凡七千平方密达云。”

应该是在会见了谭延闿不久，徐世昌就悄然离开了青岛。1914年初春，曾被清廷赞为“中国商界之嚆矢”的沈雨人，在北京见过徐世昌，并作《甲寅三月春寒特甚，东海相国自青岛来京师，呈诗见意》云：“尧舜咨嗟四海穷，千钧一发介华戎。已看秦火燔姬箓，未必荆人得楚弓。葛相隆中应有策，汉王马上竟何功？东山携手前盟在，雨雪漉漉正北风。”前清学部主事陈衍在其《石遗室诗话续编》中感慨：“年来大局，分乐观、悲观两派。雨人曾长邮传部，阅世已深，当二次革命之后，作此悲观，不堪卒读矣。”

从1915年后的3年，徐世昌几进几出，继续变换着聪明人装糊涂或者聪明人真糊涂的角色。袁世凯推行帝制后，徐遂在1915年10月辞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自号水竹村人，又一次过上了隐居的日子。但是，这一回徐世昌却似乎清醒了许多，慨叹：“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如此态度，和水竹村人的淡泊，形成对照。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徐再次出任国务卿。袁和徐的政治纠缠，一直持续到了袁政治生涯的终了。袁对徐的信任，在袁生命的最后时刻，则通过“郑重托其家事”表现的淋漓尽致。1917年，在张勋以天计算的复辟日子里，徐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并晋太傅。1918年，徐终于在段祺瑞控制的安福会当选为民国大总统，直到1922年6月被逼下野。也许，到了这个时候，徐才真正开始寻找起另外的东西。洗脱了权力后的徐世昌，迁居到了天津英租界私宅，重新和胞弟徐世光聚居在了一起。徐活到85岁。晚年，他以著书遣兴，直到1939年6月6日病逝。

我们不知道，在徐世昌重新和徐世光聚居在了一起的时候，是否还记得他们在中山路南边山坡上的青岛时光？

闹市中的冥想

张士珩的青岛隐居，发生在清王朝在上海的军火工业根据地土崩瓦解之后。

1911年11月3日一整天，张士珩顽强抵抗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武装对江南制造局围攻的行动，成为了这个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对朝廷表示出的最后忠诚。下午，作为制造局总办的张士珩，曾经扣押了前来劝降的起义领袖陈其美，并成功地控制了局面。但是，是日夜，被发动起来的沪军营、巡警、商团等武装开始三面围攻制造局，翌日凌晨，起义军从防御薄弱的后墙翻入，举火焚厂，致使清廷在上海的最后堡垒终于被攻破。悲愤之中，张士珩携襄办乘小火轮逃往租界，就此开始了多年的亡命生涯。

张士珩从上海逃往青岛时的狼狈和愤怒情形，被传教士卫礼贤描述为是“永远忘记不了”的一幕。卫礼贤当时正在工作，张士珩突然“怒气冲冲”地出现了，情绪显得很激动。“看到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的样子”，卫礼贤“非常惊异”。张告诉卫礼贤说，在制造局被攻破后，他和他的秘书，历经千辛万苦才从起事的士兵手中逃出来，赶到了青岛。张士珩和他的秘书，都是卫礼贤的老朋友，传教士对“个性沉静”的张“评价极高”。

安徽合肥人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父亲张绍棠的祖母是李鸿章的姑祖母，张绍棠既是李鸿章的表弟，又是李鸿章的妹夫。当时，张家富足，李鸿章兄弟经常依靠张家接济度日，因此，李家兄弟对张家非常感激。张士珩的母亲是李鸿章的长妹，因贤惠，受到张李两家的一致好评。

张士珩10岁时母亲病故，20岁左右到南京，拜汪士铎为师，曾考中举人。1888年前往北京考进士不第，遂留在李鸿章幕下。时刘含芳主持北洋军械局，刘赴旅顺负责旅顺基地建设后，原职由张士珩的长兄张席珍接任。数月后，张席珍病亡，便始由张士珩接替。从此，他就和军械打上了交道。据说，张士珩任内，每得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穷幽洞微。后来，张士珩因功保为花翎二品衔分省补用道，总办北洋军械局，兼办武备学堂。1892年春天因肃清热河教匪，解送军械神速，张士珩获军功。

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张士珩经常与李鸿章、李经方、张佩纶等策划于密室。战争失败后，李鸿章遭弹劾，也波及张士珩。有人参奏张士珩盗卖军火，得银数十万两。朝廷命王文锦确查具奏，王奏称，张士珩所卖军械，多被日本人买去。清廷遂命张之洞将张士珩密速查拿。最后，张士珩以玩视防务被革职。

1902年，周馥出任山东巡抚，奏准由张士珩主持山东学务处，兼参谋处，办理武备学堂。1904年，周馥升任两江总督，又奏准张士珩主办江南制造局。张主管北洋军械局5年，主管江南制造局6年，任内所制造枪炮、新式军械、弹药，年年数量增多，并能自制镪酸。而在这期间，他自己也已成为了军火专家。

1907年，张士珩为山东补用道，朝廷因他创办武备学堂出力，将他交军机处存记，升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后又因为他筹助巨款，赏头品顶戴。

作为张士珩的朋友，卫礼贤认为张氏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他“在中国文学方面学识渊博，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卫礼贤觉得由张士珩来担任江南制造局的总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更令卫礼贤惊奇的是，张士珩居然可以把制造局经营的很好。在传教士的眼里，张士珩是一个意志坚定并沉默寡言的人，有时候一个晚上，都难得听他说几句话。卫礼贤相信，为了在生活中有更好的行为，张士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道家式的冥想。

遁居青岛的张士珩在今曲阜路拥宅问道，尽管这里和中山路距离不过百米，院内却是竹林繁茂，由南京故居迁入的俞樾题写的一块“竹居读书处”碑刻，曾长时间放置在园中。人们相信，在繁华大街的头顶上，张士珩继续了道家式的冥想。张士珩逝世后，张宅改建为瀛洲大旅社，但院内竹园依然保留，碑刻也一直存放在假山上。张士珩在青岛时，张宅与曲阜路8号徐世昌的住处是对门邻居。在这条普通的德国街道上，两个政治方向不尽相同的朝廷旧臣，过着相似的隐居生活。1913年的四月辛丑，张士珩还曾和徐世昌同游崂山，而对山林的偏好，徐世昌却显然不及张士珩。根据卫礼贤的叙述，在这个道教名山，张士珩留下了许多思想的轨迹。

热衷于中国文化经典的卫礼贤，在撰写《老子与道教》的过程中，得到了张士珩的持续开导。一般情况下，卫礼贤会一早来到张宅，主人看茶之后，进入书斋焚上一炉香，随后芳香袅袅中开讲，卫礼贤以德文速记，接下来张士珩再与卫礼贤逐句修正。某日京剧名伶林树森在三江会馆演出《华容道》时，张士珩邀卫礼贤一同看剧，席间张士珩告诉卫礼贤，关羽在道教中被奉为关帝圣君，中国人奉孔子为文圣，奉关羽为武圣。说到《华容道》关羽的“义”，一时动容。

曾在徐世昌手下任职的东京振武学校留学生王逸塘，1914年春天曾到青岛，与张士珩有吃有喝一番，下一次再来，曲阜路上的张士珩就人去楼空了。这次经历，王逸塘记录在了他的《今传是楼诗话》中：“韬丈名士珩，初字楚宝，治诗古文词数十年，讲学尤重实践。清末任上海制造局最久。曩余过沪时，恒过从无虚日，临行必示以近刊。甲寅春余游青岛，君适避地东来，谈宴之欢，得未曾有。顾以时促，劳山之游，但订后会。迨余第二次自海西归，甫抵津门，丈已于前数日捐馆矣。”

1915年3月21日，袁世凯任命张士珩为造币总厂监督。数月后，张士珩因病去职。61岁时，这个曾唱吟“欲间幽栖处，云封不可寻”的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病逝。

放大想象力的情感传奇

实质上，在像诸如中山路这样的商业街道上寻找经典的情感传奇是有些不明智的：这需要冒险，需要放大搜寻者的想象力，同时也需要执著。但在这两者的边缘，我们却获得了尝试的空间，并相对容易地获取了相关的史料。

至少从现有的公开资料上看，有关萧红与萧军这对东北情侣的青岛逃亡故事里，似乎难以寻觅到其与中山路的联系。在风雨飘摇的1934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生活窘迫的两萧大部分时间住观象一路1号，只有偶尔的时候会住到萧军暂时供职的《青岛晨报》办公室里。晨报在芝罘路，离中山路很近，也许只有在这时，两萧才有可能结伴而行，去到从精神上不属于他们的这条商业大街上散步。

我们始终相信，萧红不喜欢中山路，不喜欢它的繁华，也不喜欢它的不真实和毫无情感的商业气息。在很多时候，萧红对一种都市的繁荣是会和一种背叛相联系的，而背叛所带来的伤害，往往会使她神经质地愤怒不已：在萧红第一次情感危机的最困苦的时刻，19岁的萧红就是在哈尔滨的一条繁华街道的一座叫东兴顺的旅馆里被遗弃的，这令她几乎放弃生命。也是在这旅馆，被当作人质的这位女作家获得了舒群和萧军的营救。由此，两萧走到了一起，开始一同《跋涉》。

“由东北哈尔滨好不容易逃出”后，两萧“怀着鸟一般的欢心”和“火一般的爱”，踏上了青岛的海岸。在青岛的日子，一如他们前几年在哈市“有时挨冻，有时挨饿”的日子一样，是贫穷的。在借居在舒群朋友的观象一路的房子里的时候，也如同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一样，对两萧是意义重大的：“我和我的爱人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无论这个家是建筑在什么人的梁檐下，它的寿命能够安享几时，这在我们是没有顾到的，也不想顾到的。”

在这个高起的居室里，萧军续写了《八月的乡村》，而萧红则完成了她的被鲁迅称之为“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成名作《生死场》。

八年后，当已失去了“刻骨铭心”的爱的萧红逝去时，在重庆回忆起1934年夏天与两萧在青岛的相识，作家梅林依然记忆清晰：他们从东北逃亡出来不久，和我们一道工作。也许因为我们都有着以文学为事业的野心，并且都在下死劲写作着的缘故，在报馆里的同人中，我们相处的比别人更好，更投契。我是住在报馆里的，三郎和悄吟则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梅林回忆，他们徜徉在葱忧的大学山，栈桥，中山公园，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而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

随后，“报馆发生了问题，同人大体星散”，梅林回忆说：“我同三郎悄吟一直将报纸维持到十一月尾。我们穷得可以，吃不成烙饼、大菜汤了。将离开青岛那一天，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家独轮车上去拍卖。我说：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怎么不要？这至少可卖它十块八块钱。悄吟睁着大眼睛说，就是门窗能拆下也好卖的。她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后面，蹬着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

萧军在1974年时回忆，1934年12月初的某夜，《青岛晨报》的投资人之一孙乐文把他约至中山路南口的栈桥，给了他40元路费，嘱其应早些离开。于是，秋风苦雨中，两萧和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的警察和特务等监视，抛弃所有家具”，逃离了青岛。梅林的说法大致相同：12月初，我们坐上一只日本船的货仓里，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到上海去。（5-6）

两年后，萧军再到青岛，萧红已经不在身边了。1936年8月，萧军“住在山东大学友人周学普的单人宿舍，正赶上放暑假，很清静。宿舍楼下有单杠、双杠、木马，还有200米跑道，我一个人常常从这头练到那头。我的写作效率很高，但更多的思念远去的萧红。”这个时候，“远去的萧红”在日本。

于是，两个情人之间开始了一来一往的两地书。

8月21日，萧军在青岛收到萧红8月14日自日本东京邮寄出的信：“现在十四号，你一定也开始工作了几天了吧？鸡子你尊命了，我很高兴。你以为我在混光阴吗？一年已经混过一个月。我也不用羡慕你，明年阿拉自己也到青岛去享清福。我把你遣到日本岛上来。”

8月18日，萧红自东京寄出的信又说到青岛：“旧地重游是很有趣的，并且有那样可爱的海！你现在一定洗海澡去了好几次了？但怕你没有脱衣裳的房子。你再来信说你这样好那样好，我可说不定也去，我的稿费也可以够了。你怕不怕？我是和（你）开玩笑，也许是假玩笑。”

9月12日，萧红自东京寄信萧军：“青岛我不去，不必等我，你要走尽管走。”

9月21日，萧红自东京寄信萧军：“我很爱夜，这里的夜，非常沉静，每夜我要醒几次的，每醒来总是立刻又昏昏的睡去，特别安静，又特别舒适。早晨也是好的，阳光还没晒到我的窗上，我就起来了，想想什么，或是吃点什么。这三两天之内，我的心又安然下来了。什么人什么命，吓了一下，不在乎。孟有信来，说我回去吧！在这住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一个人搭了几次高架电车，很快，并且还钻洞，我觉得很好玩，不是说好玩，而说有意思。因为你说过，女人这个也好玩那个也好玩。上回把我丢了，因为不到站我就下来了，走出了车站看看不对，那么往哪里走呢？我自己也不知道，瞎走吧，反正我记住了我的住址。可笑的是华在的时候，告诉我空中飞着的大气球是什么商店的广告，那商店就离学校不远，我一看到那大球，就奔着去了。于是总算没有丢。虹没有信来，你告诉他也不要来信了，别人也告诉不要来信了。这是你在青岛我给你的末一封信。再写信就是上海了。船上买一点水果带着，但不要吃鸡子，那东西不消化。饼干是可以带的。”

10月19日，鲁迅病故上海。萧红23日在日本获悉消息，24日旋即写信给已回上海的萧军，托他代送花圈，并嘱萧军安慰许广平：“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这之后，萧红的哭声和萧军的哭声，“混在一道”的机会便丧失殆尽了。

从1934年到1936年，萧军和萧红，在隐隐透露出快乐信息的青岛，完成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抚摸。此后，两萧分手。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这个背负着十字架一生在流浪中度过的女性，在远离北方的香港，永别了人间。这一天，港岛天气寒冷。这一年，萧红31岁。

这无疑是个悲剧。但令人对悲剧不能释然的是，在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这个故事依然不令人觉得陌生。

若干年后的五月，建筑工人出身的北京诗人北岛和他的青岛诗友谢颐城、梁青生、李凤海，也走在了当年萧红与萧军走过的大街上。四个年轻人，意气风发，神情自若。这一次，北岛是和邵飞来旅行结婚的，这一年，是1980年。北岛的这一次春暖花开，没有白头偕老。

“在完整的一天的尽头，一些搜寻爱情的小人物，在黄昏留下伤痕。”这是北岛《完整》的开头，看上去，时间并没有结束。

大事变发生了

1937年早春的青岛，嗅不出战争即将发生的气息。

樱花还没开的时候，教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许宝驯夫妇值春假侍陪俞平伯的父母，游历了一番青岛。俞平伯留下一首五言一百八十五韵《丁丑青岛纪游诗》，算是镶嵌在平静春天的一个标记。

还有三个人也在准备着青岛的行程，一个是出家人李叔同，一个是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另一个是落魄的文学青年王度庐。李叔同4月在厦门南普陀寺给性常法师写了一封信，说“朽人先允万石、中岩之约。然后乃得青岛电报，故未能变动也。前已有信，复湛山寺。慈公处。乞仁者代复之。” 熊希龄与毛彦文赴青岛，是一个长住计划。毛彦文回忆：“四月底，秉应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邀请，由平赴青岛，筹商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事宜。秉拟长住青岛，故选赁住宅。此时适孔祥榕先生亦住青岛，他在崂山有一石造别墅，邀我们去参观。此别墅凉爽舒适，四周风景尤佳，诚理想避暑处所。孔君劝秉也照样建造一幢，一切由他负责代办，不劳我们操心。”

旗人王度庐和妻子李丹荃赴青岛，是来投奔李丹荃伯父的。夫妻两人先暂居李丹荃伯父家，后在宁波路借住一间斗室。一年后，王度庐开始长篇言情小说的写作并在《青岛新民报》连载，影响日隆，与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社会反讽派白羽、帮会技击派郑证因、奇情推理派朱贞木共称北派五大家。

接下来，另外三个人也经历了青岛的五月，他们的身份分别是教师、漫画家和作家，三个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青岛的樱花上。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泳修4月30日下午自周村乘火车赴青，“十时四十分车抵青岛，顿觉气候寒冷，海风吹来，凛冽难禁，即片刻亦不能支，乃速乘车至中国旅行社，其设备之整洁，为经历之旅馆所未有。”第二天，高泳修“赴海滨观小南海，碧波荡漾中，一小岛孤峙其间，景色秀绝，上有亭屋数间，有乘小舟往游者，沿海滨行约三里许，经山东大学而至中央公园，园中樱花繁茂，爽蔽行道......”

漫画家陈孝祚是樱花盛开时节随上海美专到青岛旅行写生的，几天下来，记录了青岛的水天一色、海水浴场、樱花树街、平康里妓院、马车与汽车、街头招牌、布制鱼幌子、木屐声声得街市风景。笔名马午的陈孝祚是宁波雅士陈寥士长子，系刘海粟弟子。1930年代末曾在上海华懋饭店举办漫画展。陈孝祚青岛之行的系列漫画《旅青印象记》，随后刊登在朱锦缕主编的《中国漫画》杂志上。

也许是因为长住的关系，作家老舍笔下的青岛樱花，就细致多了：“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儿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

六月，老舍、李叔同、王度庐与熊希龄们相安无事的青岛，转瞬即逝。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的台静农仿佛有先见之明，六月一结束就离开了青岛。后来台静农回忆：“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余自青岛到平，寓魏建功兄处之独后来堂。又三日，芦沟桥事变起，余遂困居危城，不得南归。”（5-7）

台静农刚走，端木蕻良就来了。

1937年7月8日白天，端木蕻良到达青岛的时候，刚好赶上一个历史事变的发生。前日晚，驻守宛平卢沟桥的中国守军与一队在附近进行演习的日军发生冲突。8日凌晨4时，已完成了对宛平县城包围的日军突然攻城，卢沟桥战事由此开始。

坏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青岛一下子变得不安起来。端木，这位留着长发的东北作家刚来，青岛人却已开始向外逃难了。端木说，这会儿的青岛“从南方各大都市到那儿避暑的刚刚快来齐了，顶迟的几班也都在那几天懒懒的登路了。这又忙着向南，回到汉口、牯岭、莫干山、上海。因为青岛的确是没有租界的”。

此前的青岛，正处在声誉日隆的沈鸿烈治下，中日之间，交战前的最后平衡被艰难的维系着。宛平的军事冲突发生后，各种消息传至，迅速就被放大了。青岛是死路，陆路被堵了，如果海上走不了，怕就只有等着挨了。一时间，仿佛战争就站在屋门口，甚至连回头都来不及了。

也许，后人应该庆幸作家端木意外地置身青岛的危情之中，并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在敏感而又易伤逝的端木眼里，遭遇这一历史性事变的中山路，戏剧性地表现出了其应有的激烈对抗和自然而然的惊慌：第二天晚上，我们收复丰台廊坊的捷报传来了，“号外”到处传递着。有的将《青岛时报》的号外，贴在日人办的《大青岛日报》的对面。中山路上的人都出来，互相投以会心的笑，这也正是上海大放爆竹的时候。街上的人拥挤着，无线电广播着捷报。

端木蕻良说，我和一个朋友通过中山路向栈桥走去。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跑着。三秒钟工夫，电灯又复原，街上又照常了。我们向南走着，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来，我仔细一听，没有枪声，也没有什么响动，只是人向北跑。我的朋友在制止他们不要慌。我凭着半瓶醋的军事常识，知道子弹的速率比人跑得快，所以没有动。广播止了，铺子都忙着关门，熄电灯，一霎时街都空了。向前走，走，问问前边的人为什么跑，有的人说是前海放大炮了，有的人说一个老婆子忽然歇斯底里的喊说：“日本兵来了！”又有人说是一部洋车胶皮胎炸了。又有人说德县路堆沙包了。不出五分钟，言人人殊。

1937年7月9日中山路之夜的混乱直接地显现了整个城市的惊慌，甚至，这种传言还被传媒扩大了。经历其中的端木蕻良说，阅看次天报纸，也是这样报道的。

显然，飘荡在中山路南端大海深处的阴云，正黑沉沉地压过来。据东北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部英文秘书张万里回忆，此刻，日本陆军正由津浦线向南推进，海军舰艇及飞机集中旅大待命。这时的山东，已被匆匆划为第三路军防区，东北海军出生的市长沈鸿烈任青岛海陆军总指挥，隶属第五战区，司令官为李宗仁。与此同时，东北海军担任了山东河北沿海的防务。在青岛，沈鸿烈布防如下：一、以舰艇和鱼雷、水雷网封锁青岛港口。将所有东北舰队所属镇海等舰自行沉没，堵塞港口，在青岛附近洋面上布置鱼雷网和水雷网，阻止敌人登陆。二、把所有舰上火力和兵员集中陆地，建立舰炮总队。三、加固青岛的三道防线，即市区海防线，李村、沧口、四方防线，沙子口、即墨、崂山防线，并增添海岸炮台。四、改编战斗系统，成立三个支队，同时拿一个舰炮大队换韩复榘军一个步兵旅，共有兵力约二万人。

危城之中，“菜场连菜也买不到，据说鸡歇伏了，不下蛋了”。很多人想逃，但“前五天预定船票都很困难”，大餐间头二等舱都为买办们包空了，统舱也光了。这时，飞机不飞南京了，只飞上海。

正在青岛忙活着布置新居的熊希龄与毛彦文，一下子慌了。毛彦文回忆：“在青岛，秉忙于筹办婴儿园，我则忙着布置新居，前者开办有期，后者部署方竣，正拟回平参加七月七日的第三次‘回家节’，乃霹雳一声，中日战争在卢沟桥揭开序幕！风声鹤唳，不可终日！沈鸿烈市长再三劝秉从速携眷返沪，谓青岛有旦夕发生战争之可能。秉不愿离去，我强之始行。”

7月14日晚上，沈鸿烈给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打电话，督促青岛观象台撤离。蒋丙然、王应伟等人没顾上吃饭，带着孩子就走。

在大学路旁边的一栋二层楼里，开始“给本地报纸写抗战短文”的老舍倒是没那么惊慌。翌年他在《这一年的笔》中记述：“去年七七，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再有十几万字，两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笔。一个刊物，随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着供给稿子；另一个却还在上海继续刊行，而且还直催预定货件。可是，我不愿写下去。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青岛的民气不算坏，四乡壮丁早有训练，码头工人绝对可靠，不会被浪人利用，而且据说已有不少正规军队开到。公务人员送走妇孺，是遵奉命令；男人们照常作事，并不很慌。市民去几里外去找‘号外’，等至半夜去听广播的，并不止我一个人。虽然谁也看出，胶济路一毁，敌人海军封锁海口，则青岛成为罐子，可是大家真愿意‘打日本鬼子’！抗战的情绪平定了身家危险的惊惧，大家不走。在这种空气中，我开始给本地报纸写抗战短文。”

也就是在这种紧张的情形之下，令局面突然恶化了的德县路事件发生了。

实质上，心情郁闷的东北流亡者端木蕻良并不知道1937年8月14日发生在中山路东边一条小路上的日本海军士兵被杀事件。此前的七天，他已离开了青岛，去了上海。端木走后的第二天，日本警察在青岛登陆，而在这位作家到上海后的第四天，淞沪之战也已打响了。

1937年8月14日后的中山路，已非月前。

而在北平，台静农的出城经历，也是颇费曲折：“廿六年七月一日，我离青岛去北平，接着七七事变，八月中我又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

9月7日，李叔同在湛山寺给夏丐尊写了一封，叙述说：“青岛平安如常。书店等久已闭门休业。须俟他日开门，再往商酌领取可也。朽人于中秋节后动身否，暂不决定。倘动身者，所缺路资，亦可向同居某师借贷，俟将来时局平定时再偿还，乞仁者勿以是为虑也。湛山寺居僧近百人，毫无恒产，每月食物至少须三百元。现在住持者不生忧虑，因依佛法自有灵感，不至绝粮也。”

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死亡现场

说中山路是万花筒，那就意味着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在这里发生，都不奇怪。这其中，包括暴力和流血。用人命制造的声响，让中山路的喧哗史，蒙上了一层血腥味。事过多年，这些陆续被挖掘出来的命案细节，看上去依然惊心动魄。

1929年8月16日，中共特工张英、王科仁在中山路和保定路口的新盛泰皮鞋店内，将变节的前中共山东省委秘书和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击毙，成为哄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1900年出生的王复元又名王全，山东历城人，幼读私塾，曾当过修表工，后在济南省立一中担任电工兼传达员。1920年春夏之交，王复元曾到淄博矿区充任书记员，1921年春在《大东日报》任校对，与王翔千、王尽美共同创办《济南劳动周刊》。1921年底，王复元以工人代表身份去苏联，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济南分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1923年春，他被派往张店开展工运工作，发展中共党员，翌年建立中共张店车站小组，先后任组长和支部书记。1924年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王复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筹建和成立国民党淄博张联合县党部的工作，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25年，王复元被派往青岛，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常务委员。这期间，他还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如果不是因为这时邓恩铭听到了一些传言，导致负责财务的王复元贪污经费问题败露，他也许不会在后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成为自己信仰的敌人。王复元的行为，刺激并伤害了邓恩铭，他遂即报告中央，撤消了王的职务，但还保留了其党籍。但到了这个时候，王复元已无可挽救了，他选择与历史彻底决裂。1928年底，王复元发表反共宣言，公开自首，出任国民党济南市党部民训会干事和胶济铁路特别党部特派员，同时参加捕共队，在车站码头辨认过去的同志，使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多人先后被捕被杀，这其中也包括邓恩铭。这一连串的出卖行为，魔咒一般一步一步铺造就了王复元的最终命运。八个月后，一个针对变节者的暗杀计划开始实施，王复元的死期进入倒计时。

据信，处决王复元的行动，是根据中共中央高层指示进行的，专门赶赴山东的特工张英在徐子兴的帮助下，掌握了王复元由济南来青岛的确切情报，随后与王科仁跟踪追寻，乘王外出机会，将其在新盛泰皮鞋店内击毙。是年，王复元29岁。

不知道在子弹击中这个年轻背叛者的一瞬间，王复元脑海中闪电般掠过的是怎样一副人生图像，从1922年到1928年，他用六年时间走完了寻求社会变更的精神救赎之路，随后便开始踏上一条不归路。死亡前的迷狂，使他失去了最后的自我救赎机会。一声枪响，一切归于沉寂。历史的书写者，将他和被他出卖的邓恩铭，泾渭分明地放置在了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阳光明媚，一个阴森潮湿。光亮下面，邓恩铭踌躇满志，另一个却模糊成碎片。

王复元之死，引发了连锁反应，中山路周围一时风声鹤唳。其死后十二天，青岛特别市政府致函青岛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因公殒命”的王复元抚恤一千元。

也就在国民党的党务指导委员会一张一张数着王复元抚恤金的时候，作家王统照在青岛创办了一本叫《青潮》的文学杂志。他在代发刊词《我们的意见》中说：一切时代意识的认识已给予我们对于渺茫的前程有微光的启示与希望。这是暴风雨后的澄明？或是暴风雨的前夜？谁敢说定。然而时代的飞涛确已迅疾掠过了我们古旧思想的防岸，与卷没了它的荒芜枯干的平原，我们在此中沉浮？我们在此中随流？还是我们在此中奔越呢？

对王统照的问题，王复元已经用死亡回答了。

王复元毙命的新盛泰，在青岛富有盛名。这也应该是王选择在那里购买皮鞋的原因。依照计划，他会穿着这双皮鞋去杭州，不料新鞋没穿上，命却丢了。青岛名号新盛泰，由1888年出生在胶州河西村的胡秀章经营。胡氏16岁到青岛学徒，19岁时在胶州路开设鞋店。1911年，23岁的胡秀章在中山路创建新盛泰靴鞋商号。在老青岛，曾流行过一句老话，谓之“头戴盛锡福，脚踏新盛泰，身穿谦祥益，手戴亨得利”，可见胡秀章新盛泰的影响。

胡秀章与妻姜仪德育有四子六女。长子胡铭新1932年厦门大学毕业后，投入到新盛泰的经营当中，推动了胡家鞋店的发展。1934年至1935年，新盛泰相继在济南、徐州开设分号，且陆续在青岛投资成立了华丰面粉厂、华丰皮革制造厂、华丰肥皂厂以及华丰电料行商等多家企业，并参股阳本印染厂、制镜厂等企业。期间在青岛《平民报》上，大量出现“新盛泰皮件特制时样弹簧皮鞋”、“新盛泰号经销皮件”和新盛泰靴鞋厂邮售部的业务广告。1939年青岛特别市社会局牲畜处的文件显示，至少在青岛沦陷初期，新盛泰皮鞋厂还在正常运转。

1945年，58岁的胡秀章病逝。1948年，在青岛靴鞋皮件工业同业公会改选中，胡铭新当选理事长。同时进行的磨房业公会改选，陈从周获任理事长。数年之后，在“工商业改造”和“公私合营”的国有化浪潮中，新盛泰消亡，商号从此不复存在。后来，许多人知道新盛泰，多是因为王复元被暗杀事件。这个处决变节者的故事，在20世纪的80年代通过一种娱乐化的宣传，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和中山路有关的另外一起暗杀事件，发生地其实并不在中山路。

1948年4月6日傍晚，发生在东平路的绑架事件和随后出现的血腥的暗杀，同样成为了新闻。不过，报纸上的唏嘘和愤慨很快过去，被时局和生计困扰着人们，不再有兴趣议论这个笼子里的政治纷争故事了，中山路重新回归平静，《青岛公报》社长侯圣麟和这里的短暂联系，就此也便宣告结束。

实质上，在60年后，已几乎没有人还记得这次绑架和暗杀，也已没有人知道侯圣麟是何许人也。1948这个数字，对今天已是非常陌生了。陌生到你不知道应该使用怎样的叙述去还原真实。对今天的青岛人来说，不论是参议员也好，还是《青岛公报》也罢，这一切都太遥远了，和他们的生活构不成任何联系。

不过，就是用今天的标准看，侯圣麟的青岛故事，也不缺乏娱乐性。侯圣麟名致祥，字和亭，圣麟是他的别名。1902年他生在平度大吴庄村，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资料显示，侯圣麟早年参加国民党，并“善弄权术，长于俾阖”。这个评价，几乎适用于当时所有有抱负的政客。1929年，27岁的侯圣麟出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就此，他和青岛的瓜葛，断断续续地持续了接近20年，并最终结束在了这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侯圣麟被青岛市长李先良委任为《青岛公报》总编辑，后升任青岛公报社社长，并当选为青岛市参议员、国民参议员。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的机关报《青岛公报》是在1945年9月15日创刊的，始为四开，后扩大为对开。它的资产，基本上接收的日本《大青岛新民报》的。而日本的这张报纸，则是由原《大青岛报》和《青岛新民报》在1942年4月3日合并而成，直1945年9月13日终刊。《大青岛新民报》社址在中山路6号，《青岛公报》也自然在那里开张。侯圣麟事发前，报纸的日发行量大约是8000份。

一般推测，侯圣麟的死亡，和立法委员选举有关。在这次李宗理和赵世伟不期而遇的争夺战中，“善弄权术”的侯圣麟主动出谋划策，却不想算掉了自己的性命。1947年，侯圣麟被选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是年冬，南京主导的立法委员选举开始，据说，时有南京方面的秘密电报给李先良，令其保证李宗理当选，这个要求，令李先良左右为难，就在这时，侯圣麟乘机向李先良献策，密谋印制了大批假选票，并在开票箱之前，把预先填写好的选票投入票箱。侯圣麟的伎俩，结果使李宗理顺利当选，而使另一名被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定的候选人赵世伟落选。于是，知道了真相的赵世伟发誓要杀侯圣麟雪恨。

1948年4月6日傍晚，侯圣麟由中山路的报社办公室出门，坐人力车沿广西路西去，至东平路时，有人突然从路边冲出，把侯从人力车上拖下来，推进早已停在路边的吉普车里，随沿太平路东行，“途中将侯枪杀”。

侯圣麟被暗杀后，李先良指令警察局长限期破案，并随后逮捕了赵世伟，将其提解到南京。侯圣麟的父亲侯述先也随往南京追诉，不料因当时国民政府濒临崩溃，机关陷入瘫痪，侯圣麟被暗杀一案，遂不了了之。

大人物的厮杀，和普通人无关。在1946年秋深的日子里，一位落魄的文学青年在抄录了鲁迅“人生现在实在痛苦，但我们越要争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这样活下去吧！”这段话后，将自己的情感纪录，铭刻在了落叶翻飞的中山路上：“我是活着，活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而且，活的还很幸福，以后，还是要继续的活下去。”

信仰的政治维度

其实，信仰和中山路的紧密接触，是个偶然。

青岛最早的教堂，并不在中山路附近，而是在距离这里挺远的地方。从照片上看，和20世纪一同走入青岛的天主堂似乎有些孤独。至少在一位德国摄影师拍摄下这张照片的时候，上帝的周围还是一片荒芜。

教堂伫立在一片倾斜的山地上，象是在努力寻找一种平衡。布局简单的教堂纵长展开，从侧面看上去像个老式的火车车厢。顶端的入口被处理的有些华丽，圆和直线的边饰勾画出房子的外沿和门洞及窗户，对比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教堂的坡屋顶被处理成中式的，一如同时期的青岛欧人监狱，这种试图与东方文化的主动融通努力，一直到建于1904年的崂山麦克伦堡疗养院，还可以零星看得到。但这之后，这一做法消失了。教堂临近政府学校，这使其探险者的地位随后不久就被孩子的嬉笑声湮没了。

对当时的占领者和正陆续迁入的欧洲寻梦者而言，这座天主堂，应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象征。只是上帝并不知道，自己不久会搬家。

在某种必然的联系上，圣言会斯泰尔修会和青岛发生的纠缠是一种宿命。1897年11月1日，两个斯泰尔修会传教士在巨野的死亡，直接导致了11月14日青岛的被占领，也开拓了斯泰尔修会通向租借地的道路。实质上，不论对德国政府还是斯泰尔修会，也不论是意外还是借口，青岛都是用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的生命换来的。传教的政治维度，或者说政治把传教当作工具来利用的做法，在这个事件中暴露无疑。

1879年，巴伐利亚人安治泰和蒂罗尔人福若瑟，作为德国天主教圣言会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安治泰1851年出生在上普法尔茨雷根斯堡主教辖区万利斯。1863年，安治泰举家迁移到了小城普里恩斯坦，他父亲在那里开了一个肉铺。同其他许多传教士一样，安治泰也在天主教氛围里长大。小学毕业后，他进入麦滕的本笃会主教区男生中学，1872年获得文科中学毕业文凭，之后被神学院录取，开始在巴伐利亚王家讲习班研习神学和哲学。1875年他加入刚刚在斯泰尔建立的传教会，成为该传教会的第一位加入者。一年以后，即1876年，安治泰乌德勒支接受祝圣，成为了神甫。

在与负责山东传教事务的方济各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安治泰1881年1月获得了以山东南部地区作为自己的活动范围。1882年1月2日，安治泰被任命为鲁南传教区的副主教，暂时仍受意大利方济各会领导。

1885年12月，根据圣言会院长阿诺尔德•杨森的请求，罗马教廷传信部把鲁南提升为独立的使徒代理区，也就是主教区。安治泰被任命为德国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教主教。1886年1月他又在斯泰尔接受任命，被祝圣为正式主教。

安治泰的鲁南传教作为，使德国外交官看到了一个有利于扩展政治利益的机会。起初，德国传教士同其他外国传教士一样，接受法国的保护。自1886年起，德国政府外交部在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承担保护德国传教士义务的意图。1888年夏天，俾斯麦授意向总理衙门提出保护权要求，认为德国传教士可以在德国护照和法国护照当中，任选一种。尽管由于法国方面的强烈抗议，此方案的实施花费了一些周折。然而，热切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对其传教活动提供支持的安治泰，还是在1890年6月作出最后决定，同意改换保护国。10月份，安治泰到罗马就自由选择保护国一事请求教皇的正式许可。1890年11月23日，安治泰在柏林宣布斯泰尔的中国传教活动接受德意志帝国保护。

1897年11月1日巨野命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德国。他立即发电给德外交部，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一，赔偿所有遭抢劫和遭伤害者的生命财产；二，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花费；三，建造两座赎罪教堂并由欧洲建筑师主持建筑工程。1897年11月29日，安治泰在山东的代理人福若瑟也赶赴北京，向德国公使汇报两传教士死后的传教形势。后来的事实证明，安治泰和福若瑟都极力试图从国家意图中，谋取传教的最大利益。

1898年2月8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比洛在国会中发表的陈述中，转述了安治泰“立足胶州湾，事关生死存亡”的观点。比洛表示坚信，胶州湾的征服对于传播基督教信仰是非常有益的，它也将对德意志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起促进作用。

但是，在青岛成为德国租借地之后，柏林政府对安治泰的态度，一度很矛盾。1899年4月12日，海因里希亲王在写给威廉二世的信中说，安治泰对传播德国文化事宜漠不关心，无论在青岛还是在国内，他所考虑的都是天主教的势力扩展。6月27日，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在写给青岛总督叶士克的信中则认为，有理由怀疑这些传教士是安分守己的人。为了我们的利益，的确应当善待传教士，但我们又不能走得太远，以至于把总督变成供传教士驱使的工具。蒂尔皮茨甚至认为，传教士的出现对于租借地的发展是一个可怕的危险，蒂尔皮茨同时传递了皇帝陛下的话：应当对传教士小心谨慎。

斯泰尔修会后来和青岛方面的关系，的确并非一帆风顺。在诸如购买土地这样一些具体事务上，租借地当局的不合作，曾经使安治泰大为愤怒。但是，最终安治泰还是获得了他希望的东西，于是，天主教和中山路的亲密接触，成为了可能。（6-1）

后来，安治泰的大部分活动，依然集中在鲁南，青岛天主教斯泰尔修会的工作，主要是在传教士白明德的领导下开展的。而从安治泰、白明德、维昌禄，再到田耕莘，自斯泰尔修会开始的青岛天主教传承线索，也逐渐显现出了本土化的坚韧。这个转变，恰恰是安治泰和白明德在1898年进入青岛伊始就梦寐以求的发展方向。

号召力

在青岛，传教士巴尔·泰尔斯的中文名字白明德，远比他的德文名字有更大的号召力。他被认为是一位“特别勤奋”的牧师，或许正是因为勤奋，白明德在1898年秋季获得了主教安治泰的任命，前往青岛负责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传教工作。此后的很长时间，包括1914年秋天日德战事期间和青岛沦陷后，他一直坚持留在了这里，直到1928年复活节时突然去世。白明德在青岛的三十年，使天主教的影响在这里得到了迅速扩展，同时，他也把建设在中山路东面一个山丘上的斯泰尔修会的工作机构，最终演变成了青岛天主教的圣地。

从到达青岛的一开始，白明德就同时承担了作为天主教会在租借地活动的规划者和建设者的重要角色。刚来的时候，他先是在一个“属于道观”的房屋暂时安顿下，然后在旁边修了一个宽敞的临时教堂。本地历史研究者认为，白明德的这个木房教堂在太平路天后宫后，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天主教在青岛市区的第一处活动场所。实质上，一直到1902年，白明德建立的这个临时教堂，都被用作欧洲居民的礼拜堂。每个星期天，德国海军少校封罗索夫就会率领约100个士兵，到这个教堂做礼拜。新来的传教士贝日曼，则负责给信天主教的平民、商人、职员和手工匠做礼拜。但是，很长时间里，他们来的寥寥无几。

有一段时间，主教安治泰和白明德一直在购买土地的问题上花费心思，因为政府不肯在他们看好的地方，依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和价格提供土地。这个事情曾经令安治泰非常愤怒。在他看来，青岛的获得，恰恰是用斯泰尔修会传教士的生命换取的。后来，白明德陆续在欧洲市区和大鲍岛，购买了至少七处地产。这其中，包括了主教安治泰最终为传教会争取到的在一个风景诱人的山丘上的一大片土地。白明德获得的“山丘土地”，就是今天分布在曲阜路、安徽路、德县路、浙江路之间的地皮。这块地皮与西边当时刚刚开辟的中山路，距离不超过180米。

在这片土地上，白明德令人建起了印刷厂、会计处和教会机构。此外，还建立了方济会的生灵修道院，以及寄宿学校。同时还为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男子学校和一所医院。一些文献显示，在进行这些多方面的紧张工作的时候，白明德得到了他的神甫同事以及独立教团高水平的未授职修士们的有力支持。（6-2）

斯泰尔修会博山路3号的公益医院，是在政府行政部门的建议下设立的。海军参谋部的医生玛科琳博士每天到医院开诊三个小时。医院的组织和内部领导，由方济会的修女们承担。病人大多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对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人，可以在这里获得免费的治疗和照顾。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为军人和欧洲人设立的政府野战医院和同善医院，但这个天主教医院，依然有很多人前来看病。这说明新的医院的建立，符合了大量低收入者的需要。统计显示，从1905年7月至1906年1月，斯泰尔修会的公益医院开诊时间2571小时，共治疗了1140个病人，其中1006个男人，99个女人，39个儿童。医院进行了88个手术，接纳了41个住院病人。白明德自己每天都在医院里工作很多小时，并且亲自参加了所有重要的手术。

与此同时，在为德国孩子设立的学校，白明德还负责天主教方面的事务，每天他讲一个小时的课。斯泰尔修会方面努力争取教团修女们的加入，因为青岛非常需要母语为德文、英文和法文的修女。这些修女负责管理一个为外国女孩设立的学校，和其配套的还有一个寄宿学校和幼儿园。1902年4月1日上述机构开始启用。在以后几年中，还陆续扩建了修道院、教堂和孤儿院。1904年初，学校共有48个女学生，其中有12名来自天津、上海和日本。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这所学校已有了70名女孩。这些学生中间，包括有总督都培禄和野战医院医生科尼希的女儿。

在1914年10月激烈的日德青岛争夺战期间，白明德和他的同事是在教会的地下室度过的，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11月6日，曲阜路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会馆第一次被炮弹击中，而在战斗的最后20分钟，这里落下了9发炮弹。会馆所有的玻璃全部都碎了，门也被严重破坏。

和绝大部分被迫离开青岛的德国人不同，白明德战后获准留了下来，直到1928年复活节星期一在青岛去世。在向这个享有很高威信的传教士表示哀悼的时候，送葬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

修道院与圣言会的守望

在1934年的秋天到来之前，圣心修道院与圣言会像两个信仰的守望者，耐心地等待着天主教事业的枝繁叶茂，直到圣弥爱尔大教堂降临在城市的中心。

不论在地理呼应还是精神依托上，这份守望都值得记录。

1899年至1902年建成的圣言会建筑，在离前海最近的一片丘陵的最高处。两层建筑的南立面沿曲阜路展开，西立面则紧邻浙江路，围合成一片长方形的会馆。这里土地面积很大，并且临近华人商业区。当时，曲阜路叫柏林街，浙江路叫卢伊特波尔德街。卢伊特波尔德街的名字也来源于欧洲皇族，爱因斯坦曾就读于慕尼黑的一所同名中学，并在那里喜欢上数学。

圣言会的两个入口分设在南翼和西翼的路旁，其中的南入口需经外设的石台阶进入，这是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的主要入口。整个建筑的中心实质上是在两条道路的交汇点，流畅的会馆外墙在这里猛然突出，集成一个小型城堡样的塔楼，上覆尖顶。建筑外观上下两层可谓泾渭分明，一层为清水砖墙直接裸露，二层则处理成白色。（6-3）

圣言会和圣心修道院之间的大片空地，曾被闲置了三十五年之久，直到圣弥爱尔大教堂的建成。会馆朝向大教堂的一面外墙饰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八角窗。条状的楼前花园环绕着这座建筑，楼内设有一个小教堂，一个印刷厂和修会的若干办公室。内院是一片花园。

在1898年到1899年间制定的城市规划第一方案中，福音教堂和天主教堂被分别安排在海因里希亲王大街两个遥相对应的端点。在天主教堂联系们看来，西南的位置似乎离华人社区过远。此外，也不如福音堂所占的高地位置那样理想。经过和青岛租借地政府的反复交涉，圣言会后来终于成功地给上帝换了个地方居住，按照所有传教机构的惯例，他们从总督府无偿地得到一块相当靠北的地皮，面积达三万平米。特别重要的是，这块地位于欧洲区和华人区大鲍岛的临接处。

圣言会的对面，是修道院。这座被封闭处理的修道院属方济各玛利亚传教女修会。该会1877年创立于法国，总会在罗马，1886年来华，先后在北平等数十地建立了分支组织。据信，在青岛建造起修道院之后的很多年，方济各玛利亚传教女修会得以在华发展至780余人。

应该是在1901年至1902年之间，白明德在今肥城路与浙江路口购地46.2公亩，修建二层楼房一栋及平房若干，由在上海的该修会派修女来青岛建院，名为方济各玛利亚修会圣心女修院，院内设小教堂一处，名为天主圣心堂。肥城路原来的名字，是不来梅路。修道院的任务是协助传教并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如学校、诊疗所、孤儿院等。该院直接受上海的方济各玛利亚修会领导和津贴供给。荷兰籍的戴寿长和华籍张清如、熊炎历任院长。

来自慕尼黑的建筑师贝尔纳茨完成了修道院的设计，并透露出了典型的德国南部风格，造型别致的内院也不例外。建筑在东南转角处，设置了一个很大的阶形山花和两个对称的新巴罗克式角楼，这使得这个转角的立面变得丰富了。每当早晨的阳光从东方照射过来，角楼的三个方向不同的侧面连同两层凹凸不一的窗户顶饰，会产生奇妙的光影变化。透过一大片空地，带冷色盔顶的角楼，与对面稍早时开始建设的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紧邻浙江路的西立面和塔楼尖顶相照应。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修道院角楼和圣言会塔楼朝向天空的顶尖，是在整个前海的海岸沿线随处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一景观此后被客居的欧洲人多次在游记中提及，成为天主教在青岛得到很好的发展的证明。到了20世纪20年代，修道院在原有的二层建筑基础上又增建了一层顶楼，而成为标志的新巴罗克风格的角楼屋顶则被拆除了。直到2008年，角楼才重新修复。（6-4）

主教安治泰特地把各地方济会的修女请到青岛，因为这里很需要以德语、英语和法语为母语的修女。1902年，一位驻青岛的方济传教女修会成员曾经这样介绍她们的住所：“当初，我们想像中的住处是中国式的。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很漂亮的一座地道的欧式楼房。所有的设施都十分完美：修道院、大小厅堂、餐厅、厨房，还有二层楼那条开有20扇窗户的走廊，既宽敞又明亮。这里毫无缺少空间和光线的感觉。优质的壁炉将温暖送向每个角落。……楼上是我们的住房，而城市在我们的脚下。从这里，可以望到一幅秀丽的海景……”。这段文字被收录在理夏德·哈特维希的《斯泰勒修士在中国》的第一卷中。

1902年4月1日，修道院开办了一所供外国女孩就读和寄宿的学校，此外，还办有一所幼儿园。此后，修道院进一步扩建，增设了孤儿部和一个小教堂。

伴随着圣弥爱尔堂在1934年的竣工，圣心修道院与圣言会在守望中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精神聚合。这个信仰的团圆节，被归功于上帝的荣耀，并被信奉者渲染的灿烂无比。

免费施诊的温度计

中山路东面与修道院之间，曾有一家天主教医院。对于博山路上这间笼统地被称之为天主堂医院的机构，史料似乎很少涉及。我们猜测，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这里被过早地改变了用途，使得人们记忆的重心被转移，并最终造成了一种中断。同时，这应该也和包括天主堂在内的宗教组织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被冷落的遭遇有关。博山路3号天主堂医院文献的缺失，结果便造成了一种割裂：在历史上的欧人区青岛和华人商业区鲍岛之间，缺少了一种重要的连接，一种过度，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慈善坐标。在我们看来，这个天主堂医院的意义，至少有两个，一是其为白明德创建的若干具有开拓意义的天主教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应被遗忘的一个“对一般贫苦市民多免费施诊”的环节；二是其为总督府野战医院、督署医院和同善会福柏医院之后，在市区出现的第四家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医疗机构。我们认为，前者对于了解这间天主堂医院在博山路这一敏感地点出现的原因，以及其服务的人群，会有很大的帮助；后者对于从整体上解读20世纪最初几年青岛现代医疗和卫生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则必不可少。

白明德到达青岛的时间是1898年，随后，白便在天后宫后建起了一座木房，作为传教场所。和1905年至1907年间出现的天主堂医院有关连的一条史实是：1900年至1902年间，白明德划购了曲阜路、安徽路、德县路、浙江路口之间的地皮，此后，这里成为青岛天主教会活动的中心。而博山路邻近这一地块的北部，实质上成为了政府提供给天主教会的专门用地和鲍岛华人商业区之间的过度区域。在这里建筑一个面向华人区且“对一般贫苦市民多免费施诊”的医院，其用心不言自明。所以，我们确信，在很长时间里，这间使用了清水灰色砖头的朴素天主堂医院，所释放出的开放和友好的姿态，是青岛天主教会在当地华人社区获得支持的重要的保证。

根据1899至1900年度的《胶澳发展备忘录》的记载，至少在当时，“尚无接纳中国病人的医院”，该政府备忘录同时希望，“基督教会能为此做出努力”。第二年，由普通福音教会建立的一所专门服务华人的医院，使这一“不良状况”部分地得到了改善。资料显示，自1899至1905年的六年间，有五所大病房和一所小病房的总督府野战医院业已建成。在德国东亚海军野战医院的基础上营建的野战医院的外科、妇科和儿科各有一间手术室及250张病床，并同时配有了X光室、细菌实验室、解剖室和冰窖。在野战医院的对面，1902年时也已建成了有着漂亮的蒙莎式屋顶的督署医院。当年的图片资料显示，在后来已被拆除的督署医院里，分散布置于阶梯形坡地上的建筑林木掩映，错落有致。引人注目的是，719平方米的督署医院的门诊楼的两个翼角，被设计成了拜占庭式的圆尖顶。1905年时，德英美等国侨民与同善会集资五万银元的福柏医院也开始了建设，1907年竣工开业的医院为纪念在青岛去世的德国著名传教士福柏，将其命名为福柏医院。实质上，博山路上的天主堂医院和更南边的同善会福柏医院的建造时间相当，而建筑的规模，两层楼高的天主堂医院似乎还要大些。和福柏医院相距不远的天主堂医院的这座L型的建筑，在建成后的很长时间里，应该是给了这里的许多贫苦市民以许多的温暖和关怀的。在这个意义上，福音教会建立的“专门服务华人的医院”和天主堂医院对于这个城市的贫苦者的记忆，应远较规模更大的政府医院们深刻。

据1913年出版的《胶州湾》叙述，对包括博山路在内的大鲍岛华人居住区，当局规定“房屋限制在最高为两楼，严禁用茅草和麦茬屋顶”，建筑物所占面积不应超过宅基的四分之三，房屋之间的间距为三米。田原天南在由大连日日新闻社出版的该书中说，在1913年前，大鲍岛华人区的下水道排泄设备已完备，在卫生及防火方面效果都很好。由于严格管理垃圾，所以，这里看不到象其它城市那样在路旁屋边到处是粪便的现象。

建成后的博山路天主堂医院有楼房一栋，平房十一间，设内、外科及妇产、小儿科，有病床十二张。医院的业务由方济各女修会圣神修女院承办，德籍修女刘约翰任院长，副院长为意籍修女赛卡地纳。主治医师为维石英和石美德，医药由德国进口，经费主要由教会补给，对一般贫苦市民多免费施诊。

根据1930年《卫生公报》第2卷第5期所载《青岛特别市公私立医院统计表》的记录，博山路天主堂医院有病床四十五张，医士两人，护士四人。1935年后，这间医院改由奥籍修女贾淑芳负责。但至少在这时和此后的十多年，医院免费施诊的宗旨没有被改变。

同样来自1930年《卫生公报》的统计，同一时期博山路另外设有私立胶澳医院，有医士、护士各两人。附近的私立和外国人设立的医院，还有德县路若规医院，安徽路如心医院，肥城路琴圃儿科医院，曲阜路家卫齿科医院、三泽眼科医院和刘吉赞医院，中山路中德医院、民生医院。

在岁月的尘埃里面，人们已经很难辨别清楚刘约翰、赛卡地纳、维石英、石美德、贾淑芳这些信仰者天使般的音容笑貌，甚至，我们都不敢断定是不是正确地记录下了他与她的名字。但是，当我们想象着在一个一个生命危急时刻这些医者的坚毅与坚韧表现，就不能不为人性平凡的日常光亮，而赞叹。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也不论春夏秋冬，这里都是一个城市最温暖人心的生命现场。这个现场，没有旁观者。

一个博山路天主堂医院构成的免费施诊史，不是人性存在的全部，甚至不是人性表现的最具代表性部分，但其微弱的光亮，却足可以抵御掉所有徒有其表的大声喧哗，让一个城市正常的呼吸，得以延续。在幽暗的生命底层，那些一次次获得新生的一无所有的人们，用自己的生命存在本身，证明了爱与善的真实。

城市焦点

白明德的“山丘土地”真正在地理上成为天主教堂的城市高地，是在1931年5月至1934年10月。这期间，规模宏大的青岛圣弥爱尔大教堂完成了建设。1934年7月13日来青岛避暑的郁达夫，当天在日记中描述：“午后一时入港，遥见绿阴红瓦，参差错落的青岛市区，天主堂塔，虽尚未落成，然远看过去，已很壮丽。”

在圣弥爱尔大教堂建成后的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这座主教座堂座落在市中心的一个半球状丘陵的顶端，有着56米高的双塔楼的巨大建筑，始终是青岛市区的标志物。显然，如果没有西边在20世纪90年代后陆续突起的几座新的商业大厦的影响，这一经典的城市历史景观依然会继续诗意化地美丽着。然而，殊为不幸的是，在今天，这种单纯的美丽已只能在记忆中搜索了。

圣弥爱尔大教堂的教座占地面积约2470平方米，总长度为65米，十字形耳堂长34米，檐高18米。整个建筑系钢筋混凝土与花岗岩结构。建筑平面采用拉丁十字形，正门面南，在其左右设有衬门。正门上方有一巨大的玫瑰窗，两侧各耸立一座塔身高56米的钟塔，塔顶各竖有四米高的巨大十字架，塔内上部悬大钟四个。教堂大厅高18米，左右设有走廊，衬以彩色玻璃窗，光线柔和；走廊墙壁上装有耶稣苦路彩雕14处。教堂后方设有一个大祭台，下方左右对称各设两个小祭台，再配以上方穹顶的圣像壁画。堂内大厅有可容教徒千余人的席位，前门上方有唱经楼和管风琴，可分2800多音调。

专业人士认为，高约12米的中殿和耳堂以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方格天花板为顶，故而没有拱形顶那种拔向天穹的空间效果。左右两个侧厅尽管修有拱顶，但与中殿相比则过于低矮狭长，因而只能显示一种过道的效果。

这座新罗马风式的教堂的最终施工方案，对原设计做了若干改动：在曾经发表过的设计图案上，塔楼顶有座钟形，造型感比较柔和，而建成的塔顶侧表现了较为冷峻的几何形式。据1934年《斯泰勒传教信使》载，在青岛修建一座天主教堂的计划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事情发端于安治泰的继任者朝宁镐主教。他曾委托传教使团的建筑师恩博仁神甫筹建一座三厅规格的哥特体教堂。而后，白明德神甫开始着手采购建筑材料。然而日本人1914年侵占青岛后，一切计划都付诸东流。”这样，原来的哥特体设计方案被束之高阁，因为它与后期的青岛市容已经不甚相称。于是，阿·弗莱波尔神甫提出了一项新罗马风式的方案。

1934年10月27日，经由1928年6月20日任青岛代牧区主教的维昌禄之手，圣弥爱尔大堂落成。落成后，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并于翌日举行了新堂祝圣典礼。

圣弥爱尔大教堂的建设资金中的相当部分，由维昌禄主教在德国各地教徒中募得。1933年希特勒主政德国，明令禁止货币输出，致使维氏没有带走的部分资金被阻滞，这也就是施工方案对原设计有若干改动的重要原因。工程后期的建设资金主要是向青岛教区所属的教徒募得。大教堂完成七年后，1883年生于德国雷根斯堡的维昌禄主教在青岛病逝，葬于教堂西侧的墓穴内。墓穴的西墙上方有石碑，刻有中文和拉丁文的维昌禄简历。

维昌禄1941年10月3日在青岛去世后，阳谷教区华籍主教田耕莘于1942年调来青岛教区任主教。自1938年1月青岛沦陷之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军对青岛教会的控制，一步步趋向严苛。日本当局调圣言会日籍关神父住主教府，在圣弥爱尔天主堂的前大门旁挂一块牌子，上书“大日本军管理”。对田耕莘调任青岛教区任主教，当时典型的评价是，“圣而且贤的田公，迁座青岛，可谓适当其位，不过在目前的这种艰巨惨苦的情形下，我们教会中的同仁，应当在主台前，多多为之祝祷，使他的前途光明，克服一切的艰难。”在一块 “大日本军管理”的牌子下面，田耕莘的“艰巨惨苦”，不言而喻。实质上，田耕莘的确也赢得了青岛教区教友和教士的广泛尊重。一位德国教士在报纸上撰文说：“吾人要以诚恳和服从的精神，同我们的新主教合作，以表吾人欢迎爱戴的热忱。”

田耕莘1890年出生在山东阳谷，很小就成为福若瑟神父、安治泰主教和维昌禄主教的学生。福若瑟、安治泰、维昌禄与田耕莘之间，仿佛冥冥之中搭接了一条传承的扭带。维昌禄的去世，给田耕莘开拓出了一条通向罗马的道路。1945年12月24日，田耕莘被罗马教廷庇护十二世擢升为第一位中国籍的枢机主教。翌年2月18日在梵蒂冈接受枢机冠，5月27日回国。

1946年6月1日，田耕莘从菲律宾抵达上海，随后接受了《圣心报》的采访，披露了这十几年的个人经历：田耕莘在修院中读神学时，不幸患了肺病，将圣五品之前，大修院院长维昌禄以为田修士身体不够担任司铎职务，想叫他出院回家，田耕莘便向当时的韩老主教陈述了自己“切愿晋铎不怕牺牲”的志愿，结果韩主教决定叫田修士领受司铎神品。后来，那位大修院院长维昌禄升为山东青岛主教。维主教去世，从前几乎出院的田修士，接任青岛主教。1939年，田耕莘做山东阳谷教区的代牧，奉教宗命令到罗马去受祝圣。当时日军正控制山东，田耕莘艰苦跋涉四百余里，才登上一艘德国轮船前往欧洲。不料行至中途，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事，这艘德轮急忙逃到日本势力圈内躲避。“田主教冒了无数危险，才得改乘意国轮船到达罗马。在耶稣君王瞻礼日，自教宗手领受司牧神品。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当时就大受教宗的称赞。”

田耕莘返回青岛时，市内的神长、教友去机场和圣弥爱尔总堂迎接，山东各地堂口亦派来代表欢迎，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在总堂大门外奏乐，田耕莘做大礼弥撒。青岛《民言报》记者声涛，描述了采访田耕莘枢机主教的情形。声涛记述，田耕莘“穿着青色长袍，右手的食指上戴着一个大的惊人的戒指，当胸一个三寸长二寸宽的大十字，悬起它的是同样粗而且长的链子，花白的头发里，透露出红光耀射的一片头肤。”

田耕莘说：对不起，昨天下午从沧口回来才知道你们来过了。

声涛问：主教那么早就出去了？

田耕莘答：我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

声涛问：您什么时候睡？

田耕莘答：大约是九、十点钟。过惯了团体生活的人，当然要遵守团体习惯。

田耕莘告诉声涛，他们每天从四点半开始，便做早祷课，再回到房子里默想。这是一种内心反省的工作。田耕莘拿起一本《默想日录》说：“依照这个，我们默想。一个教友，一天不默想，便一天失去主宰，失去了做事的能力与归依。”

其间，田耕莘阐释了其对教会与时代变迁的观点：“民国初年时，国民智识还逊于五四时代，北伐时代又远逊于五四运动时代，以我个人经验而言，我深切地感觉到，就在这八年抗战时期中，国民的思想或智识，亦有了显著的改变。时代是巨轮，是洪流，它瞬息不停的在往前推进，我们跟得上它，我们便站的住，也可以称得起是这时代的人，否则，我们便会被时代隔绝，被时代埋没。我们个人被隔绝，被遗弃，被埋没，其实不算一回事，但因为我们是负有使命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竟因我们的不努力，不上进，而同时被社会隔绝，被社会遗弃，被社会埋没，我们的过失便不能宽恕。”1946年5月，田耕莘赴北京教区任总主教。青岛教区暂由德籍吴伯禄代理主教。

许多年中，人们多倾向于认为，与青岛市区的规模相比，这座主教座堂显得过于庞大。在山丘顶部修建该教堂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德国学者华纳指出，也许，在青岛福音堂存在了二十四年之后，设计者认为有必要修一座雄伟的建筑来与当地最大的宗教殿堂平分秋色；也许，济南方济会教堂那46米高的塔楼也曾被视为竞争对象。总之，青岛圣弥爱尔大教堂的塔楼高度超过北京、天津、大连以及济南等中国北方大城市的所有其它教堂。“它曾经属于青岛市景之焦点；乘船驶出港口再回首望之，这一印象则会更强烈。”

光明的火把

“在这幽寂的孤岛上，一日突然燃起了一束光明的火把，照得岛上倍增光彩。阳光似乎特别的和煦，花木似乎特别的美丽——这就是一九三一年的五月为我们带来的新消息——圣功女中的诞生。”这是圣功女中第一届新生隋玉佩写在“女界熙攘的欢呼歌声中”的感受。

1931年秋天，在维昌禄主教的发起下，美国威斯康逊州圣方济各玛利亚修会受委创建了私立圣功女子中学。校址选定在德县路1931年5月开始建设的圣弥爱尔大教堂后，一段由东向西递减的坡路中间。从这里继续向下不到150米，就是中山路。由美国建筑师比路克设计的主楼两翼突出，主入口设中间，踏石阶跃上半地下室的一层直入二层。建筑简洁、流畅，几乎没有多少多余的装饰。（6-6）

圣功女中主楼面积2809平方米。由下向上逐层分为办公、教堂、学生宿舍三个功能。资料显示，女中有教室11间，并另设有图书室、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洗衣房、锅炉房和厨房等。华人林黄倩英出任第一任校长，美籍修女尤斯太拉任教务长。初设初中一二三年级三个班，有学生78人。1932年9月，增设高中一个班。因学费昂贵，入学者多为富贾及官僚之女。课程以英文为主，美编课本，强调劳作、美育、体育、家事内容，由美籍修女讲授。有资料显示，圣功女子中学是当时青岛唯一一间有暖气的中学。（6-7）

私立圣功女子中学校训为：崇礼、守道、敬业、尚艺。校色为黄兰两色，黄色代表忠诚，兰色象征庄严，释意为“作事忠、诚持己、庄严是，青年立、身要道”。第一届新生隋玉佩所在的初中三班到高中三班时，共有十五个同学，来自山东、广东、河北、浙江、江苏、山西各省。四年后隋玉佩在即将毕业时回忆：“在那初生的幼儿时期，我们的生命被视为十二分的渺小，人数不过仅有十名，残弱得几乎不能自保，但我们并不敢灰心，抱着无限的志愿，共同挣扎，努力我们的将来。”（6-8）

圣功女中校内设有圣方济各圣若瑟学校修女院，有小型教堂一个，学生中有半数是天主教徒。毕业后，成绩优良者，校方通过教会关系，保送美国留学，少数人进美国修道院。一般皆以研究音乐为主，故圣功中学向有贵族学校之称。

创办圣功女子中学和圣功女子小学的维昌禄，在中国多年。维昌禄1883年生于德国雷根斯堡，先在西里西亚读文学，后去莫德林读神学，1907年2月10日在莫德林晋铎。维氏于1908年9月15日来华，先在兖州修院教书，1913年任兖州小修院院长，1915年任兖州大修院院长。1925年3月18日，罗马教廷任维昌禄为青岛监牧区监牧主教，1928年6月20日任青岛代牧区主教，同年9月23日在兖州由罗马教廷驻华公使主教刚恒毅祝圣。1941年10月3日，在圣功女子中学创办十年后，受到广泛尊重的维昌禄因病在青岛去世，葬于学校上面的圣弥爱尔教堂内。这个教堂，也是他亲自主持完成建设的。很多年里，这里就是他和上帝共同的家。

圣功女中第一届1931年9月校董事会成立，曹树声任董事长，共有董事十一人，主聘林黄倩英为校长。学校9月14日正式开学，只招收女生，经费由美国教会拨给。林黄倩英校长任职二年。1932年9月26日下午，青岛市长沈鸿烈和青岛教育局局长雷法章陪同张伯苓，先后参观了市立女中、圣功女中和市立中学。

1933年7月，周铭洗就任圣功女子中学校长，月薪160元。周铭洗到职后托请作家许地山为圣功写校歌：“东海浩荡兮，泰山高崇，圣功介其中。后枕山，前面海，景色优越无穷。壮哉，丽哉，我圣功。师生聚首兮，金冶玉攻，敬业尚艺其乐融融。敦厚以崇丽，守道能饬躬，学舍飘扬洙泗风，壮哉，丽哉，唯我圣功。技艺充，学艺隆，道德高，情感丰，师也生也，意趣同，师也生也，神志通，壮哉，丽哉，唯我圣功。技艺充，学业隆，敦厚以崇丽，守道能饬躬，一切光荣属我圣功！”期间老舍亦曾受周铭洗邀请去圣功作报告。

1934年，圣功女子中学高中部经过教育局考核，履行了立案手续，呈报教育部获准备案。

1935年6月，周铭洗为圣功女中年刊撰写《弁言》云：“吾国女子教育创自远古，惟所尚者除家庭间之应对进退，烹饪纺织之外，于一般生活必具之知识犹阙如也。处今日之世，社会组织日趋繁复，欲一般女子悉度其旧家庭生活为势所不能，亦为时所不许；今日之家庭所负国家社会之责任至大且重。女子为家庭之中坚，欲使家庭成为国家社会之命脉，当先使女子成为身心健全之公民；况女子事业其范围已不限于家庭，此女子教育之所以刻不容缓也。本校宗此宏旨，惨淡经营于兹数载。自创办迄今，设备日臻完备，程度年有长进；以短促之时间，而有此可观之事业，推其故，内由于教职员之戮力同心，外赖乎沈市长雷局长暨市府当局之奖励扶持。今各生成绩斐然可观，幸得于六月间举行高中首届毕业典礼，深冀诸生学业品德能与时俱进，以增青市之令誉，岂特本校之光荣而已哉！本校校训为崇礼，守道，敬业，尚艺，在校师生均能恪守，故天福人智，俱获充实。修业诸生于卒业后，无论升学与否，立身处世，当能表见其所受本校陶冶之果效。至于本校成立之历程与其发展之现状，散见于本刊各篇兹不多赘。”

1933年周铭洗就任圣功女中校长的前几个月，在美国学习儿童教育及社会学六年的陈蕙君，在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经上海回国，停留北平。之后陈蕙君在1936年前后赴青岛，接替周铭洗主持圣功女中。

1937年6月新一年《圣功年刊》出刊时，距离卢沟桥事变仅月余，青岛黑云压城的气氛已日见浓郁。校长陈蕙君撰写的《弁言》，显然已没有了周铭洗先前的从容：“为了纪念过去，为了勉励将来，我们出了这本册子，叙述着现在。过去带着消逝的荣耀，将来充满希望的光明，而密布风云的现在，却等待着青年学子的来临。诸生！回忆着困苦的过去，紧记着艰难的将来，认清楚我们的目标，‘征服现在’。”是年的《圣功年刊》，用非常大的篇幅刊登了全体学生的照片，并突出了音乐与艺术教育的内容。陈蕙君的“艰难的将来”，很快就变成了圣功师生的现实，这个速度，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而最终，连校长陈蕙君自己，也不得不弃校而去。1937年版的《圣功年刊》，像一份纸制的精神纪念碑，仔细保存了学校在战前的光明、荣耀与尊严，记录了师生朝夕相处的音容笑貌。这份“惨淡经营”的纪念，证明了文明日常而平凡的力量。

1938年1月青岛沦陷，圣功女中在日本占领区得以勉强维持。1939年6月出版的圣功女中年刊，大致保持了前几年的传统，但内容却明显单薄了许多。许地山作词的校歌“东海浩荡兮，泰山高崇，圣功介其中”，依然刊登在年刊中。年刊显示，时任校长为圣功女中执教八年的王钊，教务长依然是修女尤斯特拉。王钊的年刊序，写的战战兢兢：“本校成立八年于兹矣，余执教鞭者，亦八易寒暑。自卢桥事变后，以战争影响，学生星散。本校陷于停顿。迨二十七年春，董事会以陈校长久假未返，推余兼摄校篆，以利进行。经商准市政当局，始恢复开学，经期年之擘画整理，不第旧观已复。而负笈来学者，亦较前为多。弦歌相闻，良深滋慰。惟教育事业，千头万绪，欲收实效，端赖力行。余实服膺斯言，以期策进校务，日有发展；学生课业，日有进益，庶使升学者，获高深之造诣；服务者，亦应付而裕如。今年夏，高三学生毕业，乃印制纪念册。以寄鸿泥之思。爰书此以自勉，并以勉诸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圣功被日军占领，强令脱离教会，增添日语课。由于该校以德人面目出现，故校产得以保留，但外籍修女或被遣送回国，或留潍县集中营。华籍修女仍留校中。1940年，武侠小说作家王度庐曾任教于私立圣功女中。1943年秋季，圣功女中学生林雅珍参加在 举行的日语竞赛会，在讲词中涉及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评价，令在场的兴亚院、伪教育局头目不满。经过调查，知道她是驻日公使林耕宇的女儿，才不再追究，只将教日语的指导官以失察罪降职。1944年8月，当局将学校收归市办，改为市立第二女子中学，委派张竹筠为校长，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前夕，原校长周铭洗回到圣功女中。学生金心在《怀念恩师周铭洗》中回忆：“1945年，我考入青岛私立圣功女中。那时日本还没投降，及至开学时，这所由美国天主教于1931年开办的学校恢复了由修女管理的局面。教我们初一英语的就是周铭洗先生。那时她已是修女，我们称她周修女。”

战后圣功女子中学恢复原状，外籍修女随美舰归来，并在东镇、沧口、四方设立附属小学。该校后以英美色彩浓郁的新面貌出现，藉以获得资助。每逢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学校会举行舞会及音乐会，驻青美军可获准参加。1947年9月，青岛市天主堂公教会呈文社会局，聘请音乐家斐德斯及圣功女中音乐队义演筹募赈款。前圣功校长陈蕙君，战后从事红十字会的社会服务，并依旧将注意力放在儿童救助上。1948年的《青岛健报》曾有记录说，她从中央通讯社青岛分社主任陈熙乾手上购买的一辆别克轿车，出现过产权纠葛。

从市立第二女子中学到圣功女子中学的恢复过程中，学生叶云的一本毕业留言纪念册，清晰记录了动荡时代里圣功同学对未来的向往与惶惑。青岛本地收藏家金鹏收藏的这本毕业纪念册，同学给叶云的留言时间，自1945年6月6日一直延续到1947年6月23日。纪念册中留言最集中的记录，出现在1945年6月到7月，推测叶云应该是1945年夏季在市立第二女子中学毕业。旋后，学校就恢复了圣功女子中学的原名。其中1945年6月6日署名“化秀”的留言是：“青年人的思想是敏锐的，精神是前进的，血气是刚强的，我们生在这纷乱的社会中，应该要认清楚我们自己的责任，认清楚我们的目标，选择好我们必须走的途经，我们用不着悲哀，我们用不着快乐，我们更用不着怀疑自己个人力量的大小，现在的我们，只好认清我们的目标，来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署名“你的邻位瑞年”的留言，写在1946年4月11日，埋藏的暗示意味明显：“云对于那些小水蒸气们的容量是无限大的，往好里说：她是伟大的，地球上一切生物离不开她，她是宇宙间的一位富于贡献性的伟人，然而她却又有她吓人的害处，她能在一刹那间把那些美丽的都市、村庄……变成沧海，白茫茫的一片，里面真不知埋藏了许多生命，产业一切……。当这时，伟大的云把她在一般人心里的印象改变了！短短的几句话写给我的朋友云，我希望你仔细的去体谅这里面蕴藏的意义，去做你自己该做的事业吧！小心你的贡献！！！” （6-9）

圣功的荣耀，在风雨飘摇的1948年渐行渐远。伴随着学生傅玲玲在市礼堂举行的英语讲演比赛中独占鳌头，圣功女中与文德男校的一场排球决赛，将圣功女中“征服现在”的历史，铭刻在德县路秋风萧瑟的校园中。圣弥爱尔教堂的钟声下面，扑朔迷离的幻影正一点一点消失殆尽。1948年尤斯特拉回国，圣功女中由王景秋负责。1949年2月，该校外籍修女随美军撤离。1940年代末，圣功中学经费来源分为两部分，学杂费收入占83%，美国威斯康逊州捐助余下的17%。（6-10-12）

1949年夏后，政府接管全部公立学校，各私立学校仍由原校负责人主持工作。圣功女中继续由王景秋任校长。1951年3月10日，圣功由政府收回主办，当时有教职员33人，初中九个班，高中四个班，共有学生688人。1952年10月，青岛市政府派罗芒等人正式接管圣功中学，举行了接管大会。按青岛市统一编制，圣功中学更名为山东省青岛第七中学。任命罗芒为校长，圣功历史由此改变。

1950年后，黄哲渊先后在青岛市圣功女子中学、一中、九中、十三中执教。黄哲渊是湖北广济人，1937年上海光华大学文理学院教育系毕业，同年任教武昌圣希理达女子中学。抗战初期任职中华基督教会北平女青年会，后随夫芮麟入鲁抗战，其后颠沛流离，直至1946年定居青岛。黄哲渊任职青岛观象台，芮麟出任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夫妇在青岛创建乾坤出版社。1947年至1948年间出版《莽苍苍行》、《离乱十年》、《抗战回忆录》、《三十自记》、《产妇日记》、《中原旅行记》、《青岛游记》等著作。黄哲渊1965年退休，1972年逝世。

1968年春按统一部署，青岛第七中学不再只招收女学生，而男女均收。学制缩短为二年，春季始业。1996年学校不再招收高中学生，1998年随着最后一届高中生毕业离校，学校成为一所完全初级中学。

今天，圣功中学的名字早已经不见，不过房子里依然有读书声传出。门口，挂着青岛第七中学的牌子，白底，黑字，非常醒目。学校周围的几条路，分别是德县路、博山路、平度路、中山路。

一个书商的宿命

我们所能查阅到的史料模糊地显示，青岛本地的传统中文印刷出版业大致始于明清时代。记述者认为，其时间要明显早于报纸的出现。至晚清，这里已出现雕版印书和活字印书，但专业书局为数有限，仅有胶州成文堂、文富堂和即墨修德堂等六家。在此期间，与印刷出版业相关联的发行业，在青岛尚处于萌芽状态。而有确切时间记录的近代出版业的正式出现，应是在1897年11月14日德国海军占领之后的一周，其标志是德文《德国亚细亚报》的创办。史料确认，这是青岛历史上第一家报纸。

由一张不知所终的《德国亚细亚报》开头，接下来的记录就稍微清晰了：1900年7月，德国当局在中山路和湖北路的拐角处开办了一个印刷所，印刷出版《青岛官报》。1901年，朱琪主持出版的《胶州报》，成为本地第一张中文报纸。由此，青岛的印刷业开始逐步兴起。1902年，天主教会在现曲阜路的柏林街3号修建教堂，同时建立天主教印刷所，成为本地第一个专业印刷厂。该印刷所使用德国生产的凸版印刷机械，主要印刷教会书籍和宣传品。1905年，印刷所更名天主教印书局，除继续印刷教会书籍外，开始为各机关、工商企业有偿印刷表格、簿册、单据等。1910年，即墨人徐敬兴在河北路22号创办鸿顺公印刷所，印刷中式帐簿；1912年，广东人陈乃昭则集资两万元大洋，在潍县路81号办起了宜今兴印务局，专为跑马场印刷马票、彩票和西式帐簿、英文单据及名片等。1913年，贺蕴山在潍县路55号创办公华印刷社，实施铅印印刷。

应该就是在公华印刷社设立的同时，胶州成文堂书局在天津路26号创建青岛分号。研究者倾向于认为，1913年出现的这间书局，是本地最古老的书坊。但是，河北路与河南路之间的这座被认为是书局大楼的两层建筑，建设的时间似应晚于1913年。从设计和建造质量上看，应该和天津路39号东华旅社的建筑年代相当，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晚些时候的产物。当时，华人集居的天津路、海泊路与中山路的交汇处已是商店辐辏，一片街市繁荣景象，成为大鲍岛区最热闹的地段。在早年颇显气势的书局建筑长约12米，高两层，临街有一门四窗，二楼上部设计有一道遮挡房顶斜面的女儿墙，中间突起山花。书局的楼房后有一小院，为作坊。成文堂在天津路的出现，使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许多印刷作坊和书局都集中到了这一带。直到1940年代，在靠近天津路的河南路路口开设的云阁书店，仍为青岛市武侠和言情小说的渊薮。

成文堂书局的起始大约在清代道光年间，时招远人刘寿楠来到胶州塔埠头码头，“起初以贩卖掖县、昌邑等邻县所产毛笔为主，兼营部分启蒙读物、普通砚墨，肩挑经营，奔走于胶州、诸城、日照等城镇乡塾和集市码头”。后来，事业发展，刘便在胶州城西关外的城隍庙西邻，办起了一家以刻印木版书籍为主的成文演唱书坊。这时候的成文书坊，扮演的已是一个有实力的木版书籍刻印商的角色，主办人刘寿楠在繁华的闹市占地经营，一方面说明刻印市场的庞大，一方面也说明了书坊的野心。书坊有临街铺面四间，后院是作坊兼库房，共有八间，加带阁楼，作为了佣工和学徒的住所。城西关外城隍庙一带，当时是胶州的商业集中地，书坊临街铺面附近就是商会和一个民家教育馆。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建立书坊之后的成文堂，据信主要刊行了《韵府提纲》、《四书合讲》等数十种销售目标明确的传统古籍，末见有大的本土文化建树。也因此，刘寿楠始终末能摆脱其刻印书商的身份。据记载，成文堂鼎盛时期，在高密、潍县、即墨、烟台、龙口、北京、天津、丹东等地都设有分号，并与上海商务印书馆、锦章书局、广益书局有业务往来，借以发售外埠各种书籍和新式教科书等。据《增修胶志》记载，到1931年，胶州城中已有了七家印务社，可以石印、铅印，但此时，赫赫有名的成文堂已不在其中了。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早年胶州成文堂的兴起，应与当地热衷于进仕的风气有关，据统计，在1900年前的50年间，山东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举人出自胶东半岛和鲁中一带，读书求仕之风蔚然，书籍的需求量自然就大了。

成文堂的扩张，到了青岛，大约也就快走到头了。这有点象其所刊印的《韵府》、《四书》之类，遇到了最容易在城市传播的新文化，畅行不衰的命运就发生转折了。作为胶州成文堂的分号，成立于1913年的天津路26号青岛成文堂似乎没有意识到正在出现的危机，于是，败迹很快显露。据史料记载，自1897年至1922年，青岛的图书印刷发行机构约有五家。中国人开设的，则只有成文堂书局。自1920年代后，本地的业务逐渐被新派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所取代，落伍于时代的一代精英成文堂，终于逐渐衰落。零零散散的信息显示，在1935年，中华书局与成文堂共同经销过震华印务局印行的即墨东鳌山卫刘凤翔《劳山诗画集》，集20幅崂山写实图并附名人题咏，定价大洋两元五角。后来，成文堂从天津路迁至高密路84号，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一代成文堂的扩张故事至此落幕。显然，这个曾经的文化拓荒者，在今日已斑驳不堪的天津路两层书局大楼中留下的，应不仅仅是人们对一个本土书商和几本《韵府提纲》的戏剧性兴衰命运的些许怅然。

广东人陈乃昭1912年创建的宜今兴印务局的命运，在更早时已出现转折。1920年其更名为宜会兴记，1924年为青岛兴信所印制《山东日支人信用秘录》，1935年印制线装《寿光县志》。1945年抗战结束后，将全部设备售与王晴初的青岛《军民日报》社。后子承父业，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在青岛的潮阳陈氏家族延续数代，老少都能讲潮州话。

宜会兴记1935年印制《寿光县志》的时候，陈乃昭的潮州老乡黄际遇也已在青岛居停四年，这一年的元旦，他撰写的《潮州八声误读表说》在《科学时报》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此后第二卷第九期发表二续，第二卷第十期续完。同一天，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记云：“旅青渡年，此为嚆矢。循例贺片可百余通，记室无人，懒写里爵，友朋相过，均属素交，形跡已忘，履綦可数，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过，乡里知交，零落殆尽，萍踪南北，乃友数人，山麓蛰居，门可罗雀，入此岁来，以年历下，馈者仅有周立大酒家，可见先生所与为友者，又以见世人之知先生者，亦唯此卖酒者徒耳。”

这天晚上，在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的精庐和一干同事聚过餐，这个身在异乡的潮州人回到国立山大宿舍，不禁发出“居停缱绻，岂不怀归，畏行多露，鸣钲罢战”的感慨。一盏灯下，桌子上堆放着正校阅的诸如《汉书》《魏书》《吴书》《后书》散册，以及《青鹤杂志》《越缦日记》《桃花圣解盦日记》等等，不计其数。

五天后的小寒节，黄际遇起床同事为赵少侯写了一副对联，曰：“芝草无芳，三年不笑；鲁酒之薄，一醉为艰。”仿佛是为了一解乡愁，他随后就去了广东饭馆英记楼，“粵东乡人群集于此”。

一年之后，“目极归鸿”已久的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终于踏上了归途。而这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乡人陈乃昭氏，是不是还在为宜会兴记的生意，绞尽脑汁。

黄际遇走了，宜会兴记头顶上的教堂里，钟声响了。

“教堂的钟声，菩提树的芬芳，好象把我关进坟墓和教堂。那排山倒海的意志的力量，却在这儿沙地上受到挫伤。我怎样才可以排遣愁绪？钟声一响，我便勃然愤怒。”

《浮士德》的这些诗句，和陈乃昭的生意无涉，却和陈乃昭的命运息息相关。

第三只眼的视线

报纸素被称为第三只眼。在青岛新闻眼出现于尚是一条沙土路的中山路之前整整100年，一张名为《德国新闻报》的报纸刚好在奥格斯堡创刊。后来，这份迁至慕尼黑的报纸，成了德国人最早观察法国大革命思潮的眼睛。但在整个青岛早期城市史中，设报馆于中山路上的众多第三只眼，视线光明正大看世界的日子似乎没有几天。

1897年德占青岛一周之后，即1897年11月21日，德国人在占领地创办了第一家德文报《德国亚细亚报》。这张匆忙露面的简单的德文读物，成了青岛历史上的第一家报纸。伴随着咖啡壶释放出的奇怪味道，这家德文报馆又相继出版了《青岛近闻》等报刊。但发生在本地的第一次新闻监督行为，却不是青岛出版的报纸完成的。1898年7月2日，一件牵扯到征地代表单威廉的私购土地事件，被《柏林日报》旅行记者邬尔夫披露，在德国引起了一场对青岛租借地土地交易公平性的质疑风波。这一事件，最后以第一任德国总督罗绅达的提前离职而告终结。邬尔夫在《柏林日报》刊登的报道，开启了以青岛为新闻发源地的舆论监督先声，这让报纸这“第三只眼”在青岛城市化伊始，便发挥了作用。

但邬尔夫的努力，在青岛本地并没有发生广泛的示范性效应。邬尔夫像一个孤单的先行者，在租借地的新闻史上留下了唐吉可德一样的背影。这个背影，转瞬即逝。

1901年2月，广东兴中会会员朱淇在中山路南端，创办起由中国人经营的一家中文报《胶州报》。这张在青岛露面的民营周报，也是山东最早的中国人操办的中文报纸。辛亥事变后，英国人也开始插足懵懂期的青岛报业，其中第一家英文报纸是1912年创办的《泰晤士报》。1914年11月第一次日占发生后，日本人迅速创办了第一家日文报《青岛新报》。从那时起到1945年8月的三十一年中，日本人先后在青岛创办了九家日文报。

从1901年2月朱淇创办《胶州报》开始，到1949年6月为止，中国人在青岛创办的中文报累计共有59家。从1897年到1949年这52年中，东西方国家不仅在青岛办外文报，而且还在青岛办中文报，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1914年11月到1922年12月，在第一次日占八年中，日本人先后在青岛创办三家中文报。1938年1月到1945年9月，在第二次日占这七年零九个月中，日本人相继出刊了三家中文报。

1897年11月21日《德国亚细亚报》露面时，中山路尚不曾出现，因而这张单薄报纸的最早出版地，应是原属清军的营盘驻地。随后不久，包括《德国亚细亚报》在内的众多报纸，便与刚刚开通的中山路产生了紧密联系。1900年7月7日，德国总督府创办《青岛官报》，同时在中山路和湖北路拐角处开办印刷所，印制发行官报。在整个德国租借地时期一直发行的这份官报，文稿多为德文，其中有需要华人知晓的布告、通知、告白之类，则用德文和中文对照刊出，每星期六出版一期。从1908年11月2日起，官报改为每星期五刊出，每期八开四到八页，间有出到十二页的。该报发行到1911年2月17日时，改称《胶澳官报》。

1901年时，这里还有一家《青岛德文报》创办，不详终日。1906年时，德国总督府又在青岛创办了一家中文版的《德华日报》，成为青岛历史上第一家外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章。1914年日本围困争得手后，该报停刊。（7-1）

与本地报业联系最密切的地标，似乎是中山路6号。1914年，日本人小谷节夫创办的中文《大青岛报》在中山路出刊。该报总编辑是曾留学日本的潍县人酆洗元，开辟有杂俎、晨光、青潮等副刊专栏。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青岛报》曾一度停刊，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占驻后的当月25日复刊。复刊后的《大青岛报》对开两张，日销约4000份。当时尚在市立中学读书的黄耘晚年回忆，“1941年的1月份，《大青岛报》发表的了我的第一首诗歌《母亲》，给我编稿的是《大青岛报》主编鲁丁”。高密人鲁丁长黄耘十岁，是一位持续写作的诗人。《大青岛报》是青岛外国人主办时间最长的一家中文报纸，一直到1942年4月2日终刊。第二天，由《大青岛报》和《青岛新民报》合并而成的《青岛大新民报》在中山路6号创刊。1945年9月13日，缩编改名《大新民报》的该报终刊。两天后，青岛市政府在接收中山路6号该报资产的基础上，出刊机关报《青岛公报》，持续至1948年10月31日停办。

1922年，中岛勇一主持的中文《胶东新报》在山东街160号开业。总编辑张海鳌。同年出版的《青岛概要》载曰：“山东街在青岛最为繁盛，与上海之黄浦江畔，济南之西门大街，同占重要之位置。山谷环抱，房屋栉比。”1925年时，另一家日资中文版《青岛新报》也在中山路出刊。报纸每期印刷八至十二版，日销约4000份。1929年，国民党统治青岛后第一次由市党部创办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在接收了中山路58号《胶东新报》的全部铺垫后，加以扩充出刊，至1932年2月因为日本方面的强烈干预而被迫终刊。

1933年魏镜编撰的《青岛指南》，将当时在本地出版的报纸，进行了简要统计：

青岛报社统计：新青岛报，河南路71号，社长姚公凯；

青岛时报，兰山路17号，社长尹朴斋；

平民日报，肥城路2号，社长张乐古；

青岛民报，福建路38号，社长杜宇；

正报，肥城路17号，社长吴炳辰；

青岛晨报，芝罘路40号，社长王景西；

青岛公报，禹城路6号，社长邹学藩；

光华日报，博山路67号，社长马起栋；

青岛快报，观城路，社长张道邨；

工商新报，安徽路7号，社长酆洗元；

胶济日报，广西路33号，社长王书天；

大中日报，宁阳路67号，社长胡博泉；

青岛日报，肥城路32号，社长冯善亭；

胶澳日报，观象一路8号，社长陈无我；

磊报，江苏路新2号；

大青岛报，中山路158号；

青岛广告报（英文），曲阜路1号；

泰晤士报（英文），湖北路15号；

青岛新报（日文），中山路158号；

山东新报（日文），招远路12号。

1937年1月由青岛市政府招待处编印的《青岛概览》显示，1938年1月青岛沦陷前一年，在本地连续出版发行的报纸计有十八张，比魏镜1933年统计的二十张略有减少，分别是：青岛时报、正报、青岛民报、新青岛报、胶济日报、平民报、光华日报、青岛日报、大中日报、胶澳日报、青岛快报、工商新报、公言报、泰晤士报、大青岛报、青岛新报、山东新报、平民月报。这些报纸的经理人依次为：尹朴斋、吴炳宸、王景西、邢左山、谢永存、张乐古、马起栋、冯善亭、胡博泉、陈无我、张道邨、酆洗元、王子美、亚丹姆斯和小谷节夫，其中《大青岛报》和《青岛新报》同属小谷节夫，《公言报》和《平民月报》同属王子美，《山东新报》则没有经理人的记录。从社址看，上述十八张报纸的三分之二都在中山路附近，比如《青岛时报》在兰山路，《正报》在肥城路，《胶济日报》在广西路，《平民报》和《平民月报》在曲阜路，《大青岛报》和《青岛新报》在中山路。

在1929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管理青岛时期，报业竞争激烈，除了一些大报外，零零碎碎的小报也不甘寂寞，试图分一杯羹。1929年8月由张道邨创办《青岛快报》就是一例。快报为四开，出版不定期。在刚刚出刊不仅的10月23日，张道邨便以《青岛快报》名义请求市商会介绍长期广告。就新闻而言，快报表现平平，1930年1月3日曾报道新舞台新春游艺活动；1930年1月11日刊登青岛特别市教育局办理学术团体登记消息。1931年统计，快报期发行800份。投资人张道邨为四川人，在中山路湖南路口经营至诚药社，经销婴童万安散、张道邨婴童散、张道邨百补酒、张道邨寒腿酒、张道邨去痰精、鹧鸪菜、荣孙氏眼药、济公止痛散、普济海狗丸、乌鸡白凤丸、鲜荔枝红茶、怀山药粉、寒退药酒、白癜风药物、癣瘌疥疮药水、鹅掌风药水、永安堂万金油八封丹、吴荣氏戒烟甘露、良园白沙枇杷膏、黑海星、气喘散、生奶精、海狗丸、印度油、化妆品等产品。青岛沦陷期间张道邨的至诚药社继续经营，战后侥幸被免于刑事处罚。

张道邨的幸运，陈无我却没有。

1946年，前《胶澳日报》社长陈无我因汉奸罪在北平被捕，当时青岛出版的《青岛公报》《平民报》等即刻呼吁市民搜集证据，检举陈氏叛国罪行。1947年陈无我在北平公审，矢口否认创办伪报行为，反复狡辩自称为国尽忠，最终获判轻刑。《平民报》以“青岛巨奸陈无我判处徒刑二年半，张道邨复判无罪”为题，报道了审判结果。随后，青岛《军民日报》《民言报》与旅平鲁同乡遂呼吁覆判。与此同时，国民党青岛市市党部亦声援旅平同乡，驰电河北高检处声请复判。

陈无我涉罪的《胶澳日报》，是一张老报纸，1923年由王静一投资创办，对开六版，总编辑崔信功，编辑有邓恩铭等人。创刊当年5月，报纸便公开征文纪念马克思诞辰，并在副刊转载了《列宁传》和介绍俄国十月暴动的文章。王蔚明回忆：“1923年5月，我在青州山东省立第四师范上学，青岛《胶澳日报》副刊征文纪念马克思诞辰一○五周年时，我写了一篇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为题的文章。被采用后，副刊主编邓恩铭同志给我一封信大加赞扬，要我继续投稿，并说明不几天后将到青州面谈。”1924年1月1日邓恩铭在新年增刊发表《今日的感想》，断言“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独立，除了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一齐向本国的军阀与外国强盗进攻以外，没有第二条生路”。言论开放的《胶澳日报》除在青岛发行外，还发行日本、朝鲜及欧美。后来，社长王静一出任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校长职，郑吟谢继任社长。再后郑氏谋得青岛货物局大港分局职，报社职员多随其移职，报纸遂于1927年倒闭。

陈无我与《胶澳日报》发生关系，是这张报纸关闭五年后。1933年，《胶澳日报》商标被胶澳通讯社的陈无我购入重新出版，1934年4月呈请挂号认为新闻纸。新版《胶澳日报》为4开12版，内容格调大幅度蜕变，充斥《贤妻不贤被夫毒打》《兰山路也要闹火》《青取沈疴将起欤》《色胆包天人面兽诱奸表姐》《西大森之一幕花花案》等报道，逐渐转向低俗市井报章。在同时期的报纸杂志上，以人名检索方式收集到的陈无我信息非常匮乏，仅有几篇涉及铁路制度、新城市与新国家方面的翻译文字。1928年大东书局曾出版过《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两册，署名陈无我编，未知此陈无我和后来在青岛染指《胶澳日报》的陈无我，是不是同一个人。1935年杭州《艺风》杂志第3卷第12期，曾刊登过一篇署名陈无我的《观方人定画展后》，叙述与观点都慢条斯理且有理有据。

1937年12月青岛沦陷前夕，本地中资报纸相继停刊，惟陈无我主持的《胶澳日报》继续出版，并改名《大东亚报》以欢迎日本占领军的到来，成为公开背叛国家的舆论工具。之后关于陈无我的消息多扑朔迷离，1938年7月23日伪青岛市警察部曾报告《新民报社长陈无我最近态度》，《青岛新民报》在1939年也曾刊登陈无我关书作废的声明。陈无我主持的《大东亚报》与陈无我任社长的《青岛新民报》之间的关系，目前缺少更多的证据。1942年4月3日，由《大青岛报》和《青岛新民报》拼合的《青岛大新民报》在中山路出刊，青岛本已噤若寒蝉的新闻业，拓展空间日趋萎缩。

《胶澳日报》随波逐流的演变过程，不过是20世纪前五十年众多本土报纸艰难生存之一例。在一个政治与军事风云变幻无常的时代，在民族危亡逐渐现实化、常态化的时刻，从王静一、崔信功、邓恩铭、郑吟谢到陈无我的经历可以看出，青岛本土新闻人探索与蜕变的路径，曲折多变并危机四伏，新闻人的理想与抱负，新闻纸的专业化与本土化实践，缺少最基本的生存与伸展土壤。

作为一个本土的非典型性新闻人样本，黄耘的从业经历并不比他的前辈们顺遂。黄耘原名黄祖训，1926年生于青岛，1940年代初就读青岛市立中学，后入读北京辅仁大学。黄耘回忆，战后“《青岛时报》复刊时，我的中学老师石愚山先生推荐我担任记者。第一次采访，便遇到震惊全国的青岛反甄审学潮。1945年12月16日青年教师费筱芝被害一案，把市政当局搞得狼狈不堪。我除了写有关报导外，还为费筱芝写了首诗《悼一个无辜的死者》，第二天在《青岛时报》副刊《青光》刊出。这首诗后来被上海《文萃》周刊在一篇攻击市政当局的文论中引用，刺激了市政当局的神经，引起了他们对我的特别注意。”之后，黄耘只好暂时离开青岛，考入上海剧校编导研究班。

黄耘别离青岛不久，一件隐秘的桃色传闻，正从本地最高军事长官丁治磐的家中传扬出来。故事的主角丁治磐，时任青岛警备司令兼十一绥区司令官，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则是一个叫莉娜的交际花。据披露事件原委的《新闻天地》杂志描绘，酒吧女郎出身的莉娜“有着一张像剥光鸡蛋一样白嫩的脸，一对勾人魂魄的眸子，一口流利的英语。”故事起头是发生在一次宴会上的偶遇，两个当事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同居。莉娜随后便时常伴陪丁治磐，在公馆接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与此同时，莫斯科开始频繁接获来自青岛的各种情报。华盛达方面很快察觉了驻青美军的情报泄露问题，经测试，发现情报泄露的源头是青岛警备司令部。美国军方将事件的危害程度通报给了南京政府，后者遂派郑介民前往处置。郑氏带了几个亲信，乘专机秘密飞赴青岛，试图暗中抓捕。不料，莉娜也同时获知了郑介民抵青消息，在第一时间匆忙驾车逃往机场。这时机场已被封锁，随后赶到的郑介民在莉娜拔枪顽抗的瞬间，断然将其击毙。“等到丁司令赶到机场时，这如花如玉的可人儿，像昙花一样地萎谢了！”对这件新闻元素充益的间谍案，青岛当地一干媒体一概装聋作哑，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甚至丁治磐已经转赴江苏任职了，也继续一声不吭，可谓是“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的自欺欺人范例了。新闻媒体和新闻人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也就离最终的消亡不远了。

朦胧的第三只新闻眼在中山路这条商业大街上的迟暮，是1948年12月2日青联报社在中山路6号出版的一张四开《联青报》，日子为时极短。1949年2月6日，“只争朝夕”的《联青报》终刊，2月7日改出晚报，时已春秋代序，草木零落了。

在1948年8月转入《民治报》担任编辑主任的黄耘，1949年之后任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后来由于莫须有的牵连坠入沉渊。他被判劳动改造离开青岛，经历了修浦台黄河堤坝、建北京农业展览馆、修天津海河码头、济南石料厂和胶县里岔镇工厂的漫长劳改岁月，直到1979年解除劳动改造，1980年回到济南。获得平反后，黄耘在1990年代开始重新起步，2000年出版诗集《从开始抵达开始》。这个时候，他距离青岛、青春、清晰或不清晰的新闻从业过往，都已非常遥远。但他相信，他与心灵的距离，已经很近。

2014年春天，88岁的黄耘对专程从青岛前往采访的三位诗人朋友说，“我切实懂得了真善美的底蕴就是爱。如果我对人民的忠诚、信任、尊重是真挚的，那么我就应当要忍受一切苦难而存在。”

那棵消息树也曾意气风发

其实，在遥远的城市开端，在海岸线潮湿的喧腾中，高坡上面那棵年轻的消息树，亦曾意气风发。那段转瞬即逝的记忆，亦曾温暖过在寒流中瑟瑟发抖的人们。这份早年过往和后来的一步步沉沦，一并属于发生在同一个城市的历史真实。消息树下面，谎言、荒唐、荒谬和文字游戏相互纠缠，同样也是历史进程中的城市真相。

在1914年前的青岛，尽管包括《德国亚细亚报》、《青岛官报》、《青岛新报》、《胶州报》、《德华日报》和《泰晤士报》在内的许多报纸和天主教出版物，成为了这个租借地城市最早的公共信息产品。在文化、思想、宗教、法律和政府事务、商业资讯的传播上，印刷出版商和媒介从业人员对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的城市传播史研究中，研究者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供当作样本进行描述的从业对象。直到阿道夫•豪普特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这个缺失才得到了部分祢补。

严格地说，大约在1899年或1900年来到青岛的阿道夫•豪普特，并不是这个城市印刷出版业最核心部分的一员。他最早被属于印刷商维克多•罗尔的山东贸易有限公司雇用，并且他和他的老板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德亚瞭望》周刊的编者。关于这个《德亚瞭望》，目前青岛本地所有已公开的研究报告都没有涉及。人们只是在一个研究青岛下层劳工的德国学者的论文注释中间，发现过这个出版物的存在。比如在1899年的1月14日，它就曾发表过青岛租借地政府译员慕兴立的城市华人状况调查《穷汉市》。这个穷汉市，集中在了老台东镇。而到了1904年的5月28日和6月4日、25日，《德亚瞭望》周刊则继续刊登了有关青岛本地雇主和佣人之间存在大量矛盾的报道。

从上面的线索可以看出，至少在1899年1月至1904年的6月期间，《德亚瞭望》周刊在青岛一直是正常出版的。从内容上看，《德亚瞭望》周刊对城市日常社会生活的关注，占据了不小的比例。

在经过了和罗尔的合作之后，豪普特后来自己成为了印刷和出版商。但是，豪普特在青岛独立从事出版行业的前一阶段，显示他的成果的记录却并不详尽，研究者只知道豪普特编辑过两本摄影画册，第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10年的1月。他在这几年中间是不是还继续出版印刷了其它一些城市读物，目前没有获得可信任的文献支持。在豪普特进行印刷和出版经营的同时，奥托•罗斯也像他那样经营了一家印刷出版公司。从1901年至1913年每年发行的《青岛通讯录》，就是由罗斯出版的。有一个阶段，罗斯曾在中山路东侧租用了瓦格纳商店北面房子的部分楼层，这个房子是奥古斯特•梅尔约在1906年建造的。研究者发现，和豪普特不同，罗斯和马克斯•格瑞尔好象都没有出版过画册。

豪普特在1910年1月出版的摄影集里面的照片，对后来研究者鉴别青岛的一些历史建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关于建筑商人阿尔弗雷德•希姆森的叙述中，人们就是通过豪普特的摄影集，找到了湖北路北侧一字排开的三座房子，它们在安徽路与浙江路之间，后来曾经分别是居民楼、市南区政府和大众日报青岛记者站。最早，这三座房子都是希姆森公司建造的，最西侧的一座由希姆森自己一直居住到1914年，现在这个建筑还依然保存着，并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最东边原大众日报记者站的房子，从外墙的瓷砖已看不出多少历程遗迹，院门口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皮上，镂空的“青岛文学馆”几个字若隐若现。这是主事者刻意制造的时间痕迹，以表达对所有过往的敬意。据说，这个公共空间是除了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之外，中国大陆唯一的区域性文学馆。里面的收藏和展览的文献，将一个城市的思想历程与文学想象力，梳理的丝丝入扣。从公共传播的角度看设置在希姆森公寓里的青岛文学馆，就如同是一个环形思想广场的圆心，通过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宋春舫、老舍、王献唐、黄公渚、王度庐、刘禹轩、尤凤伟、马建这样一些不同方位的人物射线，试图将城市一百年间积累下来的精神与情感探索轨迹，播种一般延伸至日常社会的更多角落。差强人意的是，这份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文学传递路线，一直在艰难地寻找着更广泛的现实对应者，从播种到收获，依然在等待一场又一场的绵绵春雨。好在青岛文学馆的坚守者看上去并不是孤立无援，在湖北路三座房子最西侧的希姆森住宅，一家叫“纸上境界”的独立书店，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空间里，与隔壁的文学馆一起持续着保守主义的想象，而方圆二百米的范围内，循着大致相同方向喘喘而行的，还有嘉木美术馆、1907电影博物馆、浮士德书店和青岛书房。这些公共开放地的栖息场所，都已有超过一百年的存活史。

和建筑商希姆森以及另外许多德国人一样，豪普特一直在青岛生活到了1914年战争爆发。在1914年至1920年期间，豪普特作为海军第三陆战营七连的上士，参加了战斗。战后他被俘并被关押在日本。1920年代他回到青岛，被天主教会雇用，成为天主教会印刷所的负责人。

1927年，豪普特出版了《青岛指南》的德语版，而这本城市指南的英语版，后来在1934年出版。豪普特的《青岛指南》，是被广泛使用的一本实用资讯料汇编，就象战争发生前他出版的摄影画册一样，《青岛指南》后来给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多的城市发展和变化状况的原始信息，使人们对当时青岛的真实面貌，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许多在今天看起来已经面目全非的景象、事物、街道、建筑、行业和社会状态，都被豪普特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1934年152页的英文版《青岛指南》，硬皮彩色印刷，著作人署名是阿道夫•豪普特，出版商则是格奥尔格·G·泰尔贝格国际书店，由青岛天主教会印刷所承印。里面分为历史、市区景点和市郊景点等篇章。其中的23页广告包括有德国药店、福柏德国医院、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北德劳埃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明华银行、圣心修道院、水边大厦和G·弗兰茨的斯雷卡相机公司。

豪普特没有能够看到这本英文版《青岛指南》的出版。1933年6月15日，他在青岛去世。

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后，以日本为投资主体的出版业逐渐恢复。1915年，保坂九二八在中山路158号开办博文堂书局。陆续出版发行了《青岛今昔纪念写真帖》、《最新青岛市街一览图》、《青岛观光》，以及青岛新市街明信片和《最新山东省交通经济明细地图》等多种地图和旅游指南。

1922年北京政府接管青岛后，出版业出日本化的努力明显。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则着力进行普及性的城市宣传与推广，诸如1933年武康魏镜编撰的中文版《青岛指南》等，即是这种建设性工作的结果。

青岛新闻报刊出版业的下一个短暂高峰，出现在二战后。这一时期，中山路上呈现出的社会观察与思想批判，激发出的文学思考与想象力的扩张，将经历了战争阴霾的城市，放置在了一个又一个的显微镜下面。

战后在《青岛时报》担任记者一年多的黄耘，采访之余还与报社同仁废丁、楚歌组织了一个《海歌诗刊》社，每周出版一期，由黄耘主编。本来在沦陷前，《青岛时报》对诗歌创作的推动就有传统，自1930年代开始，袁勃和中国诗歌会的诗人在《青岛时报》就编辑过《每周文学》的诗歌专辑和《诗歌周刊》。战后时报同人《海歌诗刊》的发刊，与之形成了一种必然的传承关系。这份诗刊出版了六十期，黄耘在离开青岛前主编了三十余期。他出走后，由女诗人梁枫和废丁相继主编，黄耘在上海为之组织了大量诗稿。《海歌诗刊》除了刊发青岛诗人鲁丁、刘燕及、田风、亚夫、衣去寒、山音、南冥、刘温和等诗作外，也发表了一些外地诗人的作品，如北京的海笛、马奔，上海的岗岚、罗迦、麦紫的诗作以及虞克忠、刘绪萱两个人专页，期间还刊出了多部长诗，如废丁的《平凡的故事》、刘绪萱的《小花伞和她的主人》、黄耘的《海边的故事》，同时举行过两次诗歌座谈会。《海歌诗刊》在时代风云中立足现实，通过青年诗人的视线，将“爱憎分明，惩恶扬善”的理想与价值观，传播到了更多年轻人之中。

1947年1月1日，张经宇主办《战斗与改造》半月刊在中山路95号创刊，每月1日和16日出刊，编辑人司精一、刘窥天，青岛中正书局印刷。创刊号刊登了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专门委员于启民、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袁昌英、音乐家王云阶的文章，并有青岛市立中学校长林冠一、民言报编辑陈厚庵等作者撰文。该刊《编辑室》开宗明义：“本刊为综合性之杂志，每期大要包括社论、时评、论著、木刻与漫画、特写、严肃与轻松、文学艺术影剧音乐等数栏。时评论著要力求立场的公正及理论的警辟，特写及文学音乐要力求报道的忠实与社会的反映及暴露。以本期的内容而论，我们自信距我们所揭示的目标，相去尚未太远。然而我们并没有觉得满意，我们在热烈期望着作者与读者的爱护，并尽智竭虑，在随时来修改在编排版式上，内容上的各种缺点。”创刊号上，同时刊登了张理《夜的青岛》和漫画《青市街头》。

对张经宇和他的新闻同业来说，“自信距我们所揭示的目标，相去尚未太远”的判断，显然过去乐观了。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可怜巴巴的新闻“第三只眼”，不可能真正发挥公正观察与监督作用。这已经并正在被所发生的事实证明着。巴掌一次次砸在脸上，一次比一次狠，一次比一次出手快。1946年12月1日，《上海文化》第11期刊登樵人的《清一色的青岛新闻界》，批评这个重要口岸城市新闻监督的缺失。1947年5月3日，杜宇为《民报》撰写的一篇社论，也引发起不大不小的风波。杜宇妻姚淑珊记：“1947年纪念五四，民报社长何风池请他写篇社论。社论写好送给他，他看了许久，不敢发稿，最后十二点了，他才决定发。结果，报纸被迫停刊三天。这是杜宇死后，何风池告诉我的。”

青岛《民报》当年3月29日才创刊，社址在聊城路84号，社长是曾供职《中央日报》二十五年的何凤池，合伙人有王葆仁和前《青岛时报》总编辑王子云之子王忻民，职员有赵绍坚、陈季子、常青、贾刚、郑琏、陈南冰等。何凤池1914年出生天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事业专修班甲组二期结业。抗战期间出任济南《新报》记者，《西京日报》南郑版经理。《民报》至1948年10月31日终刊。这个时候，国民政府管理的青岛，已摇摇欲坠。

一场宿命，一场梦。

《青岛快报》投资人张道邨的普济海狗丸，终究不是社会进步的神丹妙药，从监狱里救得出张道邨自己，却救不活新闻公平与公正，最终一大堆如同万安散、百补酒、去痰精、白凤丸、万金油、八封丹、枇杷膏一般的新闻垃圾，让20世纪前50年一部断断续续的青岛公共传播史，成了个笑话。看笑话的人笑出来眼泪，经历笑话的人，却欲哭无泪。

黄耘2014年3月在济南家中的访谈中，提及了《大青岛报》主编鲁丁的结局。他回忆，鲁丁后来到胶县小学当了教员，也当过《青岛日报》记者，1949年后在青岛二十四中当老师。1966年“文革”爆发，他在被批斗后忍辱自杀。黄耘说，鲁丁“自杀的时候很惨，先是用刀抹脖子，不堪忍受痛苦，就口含着刀在团岛跳海了。”

1946年与黄耘一起主编《海歌诗刊》的废丁，1949年后被判刑八年，1988年在胶县去世。后来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时，家里没有人管，最终不了了之。

援助之手

在早期青岛历史上，比照获得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商业与港口运输业，行政与司法制度是个很容易被人回避的话题，这一是因为制度的隐性特性，二则出于话题的敏感。但更为困难的是，较之完整的司法制度和其所遗留的历史文献档案，青岛早期若隐若现的律师业则几无完整记录。

有限的史料零星记载，1901年7月，一名德国律师在青岛设所开业。这个时间距德国海军占驻青岛还不足四年。据考订这一史实的《山东律师志》表述，当时批准开业的条件是，谙熟法律，在德国联邦州中能胜任法官工作的人。但是，相关的考察没有指明这位德国律师的身世和他的开业地点。1901年时，胶州帝国法院大厦尚没有建成，当时的军事、行政与司法中心还暂时设在原清军的总兵衙门，所以我们猜想，这个山东历史上最早的律师事务所，应在已得到了初步开发的中山路、广西路一带。应该是与这位具表率性的德国律师的执业行为相关连，在这间一个人的律师事务所开业不到一个月的8月14日，青岛德国总督府便公布了《关于律师费用的法令》。

1905年时，原先在青岛开业的德国律师返回德国，换了另一名德国律师到保护区代替其职。后来又有3人经法院许可在青岛开业，使德国律师在青岛设所开业的增加到四人。其中一人兼任公证人，两人常驻上海。对德国律师在青岛的作为，史料所载不多，但从1910年两广总督袁树勋的一份奏折上看，律师的作用在开放商埠已非同小可。袁氏称，近来通商各埠人民延请外国律师辩案，已成习惯。

实质上，由德国人在青岛出任律师，是一种必然。与其他租界不同，在青岛，所有欧洲侨民，无论其所属国在中国是否享有领事裁判权，均须接受德国司法机构的管辖，无论该侨民在案件中是原告还是被告，均按德国法律进行审理。英国人拉尔夫·A·诺瑞姆所著的《胶州的行政管理》的表述表明，在青岛，德国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海军大臣）为在那里的欧洲人建立了两个法院，普通法院和最高法院。普通法院在所有欧洲人案件中，行施最初审判权。法院被分成与分派到此的法官数目同样多的厅。1914年，有三名法官被分派到法院，因此，在当时有三个厅。

作为执业律师的制度对应者，青岛租借地时期的法官和律师一样，是保证德国法律得到执行的核心环节，而在其中，克鲁森法官的经历，具有相当的样板性。

和许多在青岛的职业人士比较，克鲁森博士的工作期限显示出了明显的长度。不论这是不是和他的法官职责的特殊性有关，他的持续居留，使他在公职人员中间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例外。他的存在，客观上使人们对租借地的司法过程，有了一个连续了解的机会。

格奥尔格·克鲁森1867年5月15日生于汉诺威近郊。1886年通过汉诺威学校的考试后，先后在柏林、莱比锡、马尔普尔克的大学学习。1895至1899年，他在普罗伊森任候补法官，1899年成为法兰克福区法院的法官，并利用两年半的假期前往日本。这期间，他在东京担任了日本内务省和法务省的顾问，同时兼任警察学校和刑事学校的讲师。1902年，35岁的克鲁森到达青岛。

在克鲁森之前，格尔皮克和魏尔克作为两任租借地法官，已先后在这里工作了四年。格尔皮克1898年的夏天来到这里，工作到1900年，魏尔克在青岛工作的时间，则是1900至1902年。克鲁森到达青岛之前，已经通过在日本政府和警察学校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尊敬。从1902年9月至1914年，克鲁森一直在青岛担任高等法院的大法官。他是三任法官里面任职最长的一位，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位。和他的前任们不同，克鲁森没有住在政府提供的专门公寓里面，而是选择在俾斯麦大街的北面自己建造房屋。那是一块占地3238平方米的土地，1903年至1906年完成建筑的施工。房子的北面拥有一个很宽敞的院落。那里，离总督野战医院很近。

有意味的是，在克鲁森的涉及殖民地的专业语言中，司法和医院的比喻，随处可见。100年后，德国学者余凯思注意到了克鲁森的这个倾向。在《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一书中，他描绘了克鲁森时代的法律和医学的关系：同医学体系一样，规范和规则的法学话语也是驯化的工具。疾病和犯罪被视为某种受文化制约的、“错误的”生活方式的结果，而殖民政权恰恰想要改革这种生活方式。法学和医学，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客观证据。

作为一个从1902年到1914年一直任职胶州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克鲁森后来和他在日本时期的经历一样，同时还兼任了1909年10月开学的德华大学的讲师。在法律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这个设置在青岛西海岸的德华大学，一直是同时期中国高等学校效法的榜样。在青岛，克鲁森的收入非常高，包括租借地津贴在内的年薪为一万四千马克。除了享受破格待遇的总督外，克鲁森是拿最高年薪的青岛官员。这可能是他可以在俾斯麦大街北面购买大面积土地建房的主要原因。

克鲁森之所以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殖民地法律体系的“灵活处理”的观点。1913年，在论证两级法律体系时，克鲁森曾这样写道：基于文化差异，德国的法律没有被运用于青岛的原居民。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加强德国的国家权威，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和文化目标。克鲁森分析说：生活在这里的原居民是人种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处于中国文化的文化圈内，他们就属于臣服于中国国家政权的种族成员。

克鲁森在这里要证明的，是“在法律方面采取不同措施，实行灵活处理的必要性”。克鲁森显然相信，只要他者“还处于中国文化……的文化圈内”，就必须用别的法律尺度来评判其行为。

在当时，克鲁森博士除了自己在租借地的具体审判工作外，还积极参与了对胶澳租借地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论证和辩护。在这方面，他和在柏林大学教授殖民法和殖民政治等课程，并自1907年起成为了胶澳租借地经济和法律事务首席顾问的奥托• 凯伯讷一起，进行了许多努力。他们都一再试图从具体经历中推导一般原则，并希望这些原则可以帮助人们制订未来的政策。

在克鲁森工作的后期，他完成《胶澳租借地中国人的法律地位》、《胶澳地区中国人刑法中的现代思想》两篇研究文章的写作，分别发表在1913年的《殖民法学杂志》和1914年《国际犯罪侦查学联合会通报》上。

克鲁森在1909年结婚，育有一儿一女。1914年德日青岛之战爆发后，克鲁森应征入伍。战事结束前，他与家人一起逃往上海。

三名法官和四个律师，构成了德国时期青岛司法的尾声。现在看，这个无疑有着种种弊端的司法体系中，依然有着许多可行的做法可供借鉴，而其中的理性精神、均衡性和秩序色彩，则至今熠熠生辉。稍后的历史证明，德国司法体系在青岛的崩溃，并没有导致律师这一自由职业角色的退隐，反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这新一波的发展中，中山路开始真正扮演起重要的作用。（7-2）

1914年底日占青岛，次年初开始便在中山路陆续设立了阿部硅二、香田和管真人三个日本法律事务所，周边几条道路上则还设立有笠井仁、涩川柳次郎、松本勇七、清辅法律事务所。时日本对青岛实行军政管治，警察及民事刑事诉讼均在日本军人控制之下。但较之1914年前，这一时期的律师所数量多了，从业人员也有相应增加。中山路开始形成青岛历史上最早律师执业中心。

1922年12月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以后，设置青岛地方检察厅、审判厅。司法本土化呼声开始甚嚣尘上，检索1923年《青岛晨报》，刊登的诸如律师仇立鼎、周锋、王嶐策启事之类的法律公告，屡见不鲜。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管理青岛以后，对司法机构进行全面改组，设地方法院和地方法院检察处。

1923年的8月，有26名入会律师的青岛首届律师公会在中山路西边坡下的大沽路11号成立，次年4月迁入广西路22号。到1930年时，已移至观海二路25号的青岛律师公会有会员35名。1931年2月23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核准了《青岛律师公会会则》的备案。1934年3月19日，司法行政部指令律师徐荣福、邹峄生在青岛地院管辖区内执行职务，并在同年3月31日《司法行政公报》第54期公告。

1933年6月4日，由青岛律师公会会长牟绍周任筹委会主任的中华民国律师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在青岛召开，通过了第二次修订的《中华民国律师协会章程》和《中华民国律师协会议事细则》。作为中华民国律师协会的常委，牟绍周1934年在《法学丛刊》连续发表了《中华旧律特点之研究》《国际刑务会议及国际刑法会议之议题》《日本大宝令官制与我国唐制之比较》等论著。1934年秋天蔡元培在青岛逗留，10月4日中午，律师于世琦请蔡元培、赵太侔及姜忠奎等，在顺兴楼吃过一顿饭。

统计显示，在1933年中，青岛已有律师事务所72处，有律师75人。在随后的1934年，青岛律师增至91人。在这一时期，诸如1934年《青岛时报》刊登的《律师胡超代表潍县惠丰火柴公司股东张执符暨前股东钟志公退股受股声明》之类的公告，在每天的报纸上已连编累牍。这则声明的当事人张执符系潍坊人，又名张同信，1914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科，入潍县乐道医院任医师，后任院长。1930年在青岛基督教信义会诊所任医师，后返回原籍。战后张重返青岛参加接收日伪财产，被聘为青岛信义会医院董事会董事兼名誉院长。1951年信义会医院改为青岛医院后张续任院长。1956年革新研制成手摇磨针头机。

作为一种法治平衡机制，青岛律师业向社会底层发出的援助信号，在193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群体行动。1934年的9月，青岛律师公会发布组织贫民法律扶助会宣言，尝试将针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扶助制度化、日常化，以使更多人得到行之有效的帮助。这是在民国青岛若隐若现的律师执业记录中，最令人欣慰的一束社会公平光芒，尽管这束公平之光，还很微弱。

据司法行政部1937年6月30日公布的统计数字，青岛沦陷前本地的执业律师为113人。这时，律师业在青岛的活动影像，依然若隐若现。

战后，青岛律师业全面恢复。诸如青岛午报社、振华号等商家和公共机构，都聘有律师作为法律顾问。1948年4月6日，《青岛公报》社长侯圣麟傍晚由中山路办公室出门坐人力车沿广西路西去，至东平路时突遭劫持，被推入吉普车沿太平路东行，途中被枪杀。随后，《民言报》《光华日报》同时刊登《律师李宗汉何锡典戴藜经申表青岛公报前社长侯圣麟被杀代冤后援会十亿元悬赏告密启事》，留下了律师在一个混乱时代的最后活动影像。

其间，一些早年接受新式法政教育的年轻人，在青岛律师业的演变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比如潍县籍省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生田泮生。田氏1888年出生，曾任潍县继志高等学堂校长、《大民主报》主笔、山东总商会坐办、新泰协记煤矿总经理等职，兼业律师前后近三十年。1920年代初以山东总商会代表身份，参与鲁省各界争回威海卫租借地赴京请愿。青岛沦陷期间避居汶上路三号裕后里，以市立女中教职为生。战后重执律师业，并被推为潍县旅青同乡会理事长。1950年代中期罹中风，缠绵经年于1962年去世，享年74岁。

异乡人的记忆

所谓城市文化时尚，是一种近来时常被提及的话题，所指往往含混，稍不留神，连穿衣戴帽之类也就被划拉进去了。想想，也未尝不可。然而，在20世纪的早些时候，就中山路而言，的确存在着一种短暂的，带着一股清纯气息的时尚文化。在当时，其带给那些远离家乡的人们的记忆，无疑温暖而又快乐。

1929年夏天，礼贤中学教员刘少文曾这样描绘夕阳西下的中山路：“联臂同游趁晚凉，电光如水绮罗香。繁华第一中山路，才过昇昌又鼎章。”而“鬓影衣香，肩摩毂击”的中山路的时尚来源，却非一日之功。

记录显示，最早的文化时尚传播是通过一些协会机构完成的。据日本自由记者田原天南1913年的调查，在中山路周围，当时有德国殖民协会青岛分会、青岛登山协会、青岛邮票协会、基督教会馆、福柏医院协会、德国海军协会青岛分会、德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日尔曼人协会、青岛商业会议所、天主教协会、青岛工业学会、美术及学术协会、德国技术学会青岛分会、胶州在乡军人会等数十家协会。而俱乐部则有设在中山路1号的青岛俱乐部和青岛运动俱乐部、青岛高尔夫球及曲棍球俱乐部、青岛汽车俱乐部、吸引外来游客会、宣传会、彩票会、万国游客办事处等。这其中，中山路和湖北路口的水兵俱乐部是海军下士及士兵的集会场所与俱乐部，设有各种娱乐机构。这些协会和俱乐部通过活动，将欧洲时尚生活中最新的资讯和潮流带入这个新兴的港口城市，并逐渐形成流行风尚。

1914年4月5日，客居青岛的谭延闿，记录了一天里与种种新玩意的邂逅：“九时起。许幼卿来，遂率大生偕之出。步循俾思麦街，至韩此公司观拍卖，遇王文彧及其翻译柴某，同看久之，了无所得，亦实无可得也。同步至聚成楼饭，同出各散。乃至德泰成买脚踏车，去五十五元，小孩跳跃大乐，遂归家。又买一风琹，号德制，实沪制也，可哀。看大生骑车久之。晚饭于家，菜劣，不能下箸。王文彧来谈，以大生、衡生名开与之，拟令入校，不寄宿也。文彧言其子及内侄以开彩票大输，足见中国人社会之不良，可叹。晚，督杨连胜拆行李，至十二时乃睡。昨日母亲即至，筹划居室，颇不满意，展转久不得睡，忽见月影横窗，过车灯光来去如电，因起临窗，寒风凛然，急归寝。”拍卖、脚踏车、风琹、寄宿、彩票、汽车，循着谭延闿一天之中的这些关键词，人们很容易发现，在1914年的时候，青岛的各种时尚似已目不暇接。

在谭延闿到来之前，前海的海因利希亲王饭店音乐厅和水兵俱乐部礼堂，冬季几乎每隔两周都有第三海军营的乐队举行音乐会，交叉演奏普通音乐和交响乐。德国殖民协会青岛分会每月还举办殖民地情况报告会，另外，各种社交娱乐协会也定期举行各种活动，艺术和科学俱乐部还特别为聚居于青岛的欧洲人举办“相当出色”的室内音乐会及有关音乐的报告会。同时，这些机构也安排一些戏剧表演和学术报告。据贝麦的描述，在1910年前，城区还时常会举办实用艺术展等小型的娱乐活动，还有网球、帆船、自行车、骑马及汽车驾驶入门等活动。

无疑，这是一种色彩斑斓的生活，快乐之中，欧洲的传统和时尚似乎是毫无冲突的融合了起来。然而，作为一种新文明的栖息地，青岛本土的传统文化标记却被轻易地涂抹掉了。田原天南表述说，在有着正金银行办事处、石田医所、高桥照相馆等日本商业机构的中山路上，因为规定了禁止木造招牌伸出房屋等各种限制，看来单调无味，没有表现出中国式的美观。田原天南证实，这样的结果，令很多人感到遗憾。然而，观察细致的田原天南同时也对新的城市文明表示了赞叹：由于严格管理垃圾，所以，在包括中山路北段在内的整个大鲍岛华人居住区，看不到象其他城市那样在路旁屋边到处是粪尿的现象。

显然，至少是在1914年前的德国时期，至少是在象中山路这样的市街上，新的城市文明似乎很容易的就取代了旧文化。甚至，连生命力顽强的地方戏剧，也只能在天后宫和三江会馆这样的特定场所，才能一展风采。紧接着，一种叫电影的新艺术又出现了，于是，茂腔柳腔们的危机又从更本质的意义上，开始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身上映现。

“扑朔迷离变幻工，苍茫四大本空空。眼看富贵薰天日，拈指昙花一现中。”这是1920年代刘少文对电影这一新鲜玩意儿的真实感受。作为早期电影传播的一个本土接受样本，刘少文的经验，强烈而空旷。面对“坐客恒满，风会所趋”的电影院，刘少文确信“诲淫诲盗”无庸讳言。

最早，电影仅在海因利希亲王音乐厅和水兵俱乐部礼堂放映，中山路北端始建于1903年的中国剧院，第一次日占时期改为乐乐座电影院，除了上演戏剧，也开始放映日本电影。但不久，专门的电影院就出现了：1921年，中山路上的福禄寿大戏院建成，这个新的时尚去处有舒适的座席1000个，电影放映设备齐全。九年后，被新潮流吸引的当地富商刘鸣卿、张立堂等也开始尝试引领时尚，一干人马组成董事会，筹划建设青岛历史上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电影院。同样位于中山路的这家山东大戏院1930年秋动工，1931年12月完工，12月15日开始上演第一部电影《歌女红牡丹》。

这是一个被商人们有意铺张开的庆典，《歌》片的女主角蝴蝶被专门请来，上演了一幕激动人心的明星喜剧。但是，这部中国第一个有声影片的编剧洪深似乎被遗忘了，掌声都给了美丽，给了时尚，给了财富。随后，这家戏院一发而不可止，再度投资对戏台设施进行改造，并开始上演歌舞、戏剧。与此同时，英国商人李可柏也将中山路一家面包房改建为有400个座位的电影院，取名为中西大影戏院。至此，电影开始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根据1933年魏镜编撰的《青岛指南》记录，当时福禄寿大戏院、山东大戏院和明星大戏院的电影放映，都已规范化，等级、票价、时间、场次、放映形式均已形成制度定式。福禄寿大戏院头等座七角，二等座四角，每天放映两场，第一场下午两点开始到四点半截止，第二场晚上七点到十一点，电影循环放映，可随时购票观看。位于中山路三十五号的山东大戏院，票价比福禄寿贵两成左右，头等座八角，二等座六角，三等座四角。每天放映两场，时间是下午两点至五点，晚八点到十一点，也是循环放映，随时购票。安徽路湖南路交叉处的明星大戏院，由美国商人投资开设，票价更贵，头等座一元，二等座六角，三等座四角，每天放映时间从下午两点十五分开始，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不分场次，循环放映。

除了电影，马戏这种起源于古罗马竞技场的大众娱乐项目，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也搬到了青岛。就具有强烈现场刺激性的公共消费来说，西汉桓宽《盐铁论》中的“马戏斗虎”，与1768年英国退伍军官阿斯特利促成的近代马戏表演更新换代，不可同日而语。1914年7月13日晚上，谭延闿几个人去“广场圆幕，客坐朗然，观者数千”的马戏场看了一回表演，每人门票一元，上半场的节目似循序渐进，有音乐、滑稽剧、一大一小两马相超、两人以头相抵“趾向天而行”、一女骑马上下翻覆如飞、一女行索上作胡旋舞且骑自由车、一人发枪“能立人而中其四旁置的”。中间休息约十五分钟，观众复入场，这时谭延闿看见马戏场中树立起铁栅，“纵三狮，一雄两牝，驯狮者于中，教以种种，能立卧狮身，最后负雄狮而趋。”接下来的节目五花八门，有女人骑马“能立其尾脊上”，有“一人作蟾蜍形，足至脑后，身如蛇卷舒，一女子亦然，柔如无骨”，九女子跳舞过后，有“八马自竞，周旋进退，皆中规矩”，最后，全场马戏表演以“象立圆木，推行若车”的惟妙惟肖结束。走出马戏场 “以车归”，谭延闿到家已12点了。

城市，从来就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组合，而时尚本身就是一成不变的敌人。电影、马戏、音乐会的出现与日益普及，让种种新的城市观念与生活方式的生长，获得了快速传播和效仿的途经。而走出电影院，门口的公园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城市休闲空间，令人流连忘返，尽管早期的公园，不过是一块土地、几排桌椅和百十棵树。刘少文的《青岛百吟》曾记述：“第四公园甚平衍，奇花异卉，树仅百株，而在中山路侧，又近福禄寿电影院，马龙车水，遂为士女所恒游，灯火光深，绮罗香腻，近水楼台，故有幸不幸也。”实质上，作为一个能够呈现形色的公共平台，公园的开阔、开朗与开放，让人们获得了自由交流、交际、交往的便利。浸透在公园里的日常快乐，放飞着城市的想象力，也扩大着普通人的向往。（7-3）

伴随着城市化内容的不断叠加，具有公共服务特征的新型城市生活方式日趋平常化，这极大地改变了一些富有居民的饮食起居，也影响着彼此的交往形态。通过一些个人的日常记录，我们得以还原一部分真实的历史现场。移居青岛的潍县大户孟方儒1922年5月14日至18日五天里的行踪，大致显现出了这一变化的深刻性与广泛性。

5月14日，早晨8的，大港车站下火车，下午赴青岛报馆订报，归寓寄信，然后就去了双增楼小酌。

5月15日，早晨雷雨，午后往义和楼洗澡，发天津法租界同德里门牌二号张镜芙信，写七绝《胶东道中》“十年又走海东湾，电掣飙轮指顾间。四野烟销初日上，万峰披絮看劳山。”

5月16日，午后微雨，往漱玉轩镶了两颗牙，花费两元大洋。暮色之中，再入双增楼小酌。酒过三巡，主人发起感慨：“此埠自租借德人以后，余于宣统二年因游京师便过此地，小作勾留，回首旧游十三年矣，风景犹昔，人物更非，木屐满街，不禁生喧宾夺主之感，今年华会订约交还，完我金瓯，拭目以待。”

5月17日，在汇源楼吃过混沌，晚10点送儿子宪朴、宪樾搭火车回济南中学，路过南码头栈桥，感赋：“海湾本为海军开，天险翻成首祸媒。纵使沧桑经两变，至今浊浪有余哀。”

5月18日，参观青岛公学校，系两等，附女校，多级制。校长乃日本人，获赠学校一览表一本。“学生多近县者，无外国籍。又参观基督教立初等学校，单级制，学生二十余人，男女合班，但不谙教法，直接甲级而乙级即离位至甲级，订正习字殊属不合。”

孟方儒这短暂的五天，除了在双增楼、汇源楼吃喝，拉拉杂杂涉列了报馆、邮局、澡堂、牙科诊所、学校、木屐等等。城市功能、观念、时尚、风气，差不多应有尽有了。

到了这会，中山路上原本单纯的时尚已经变化了，一种含混的地域商业文化潮流开始形成，并迅速蔓延成为新的，飘扬着财富旗帜的城市文化标识。

就中山路来说，时尚俨然一场扑面而来的邂逅，不间断地重演，空气一般弥漫，挥之不去。正如《青岛百吟》所谓“衣香鬓影去匆匆，故意撩人立上风。疑是身经花坞里，魂消尽在不言中。”这时候，刘少文想充耳不闻，怕也没那么容易了。

接下来的日子，中山路的吸引力，愈加不可替代。1934年7月作家林微音到青岛度假，一天中竟然在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上两次遇到郁达夫。这个戏剧性的场面，被林微音记录在了《青岛七日游》里：“我折进了中山路。我要找一家书店去买一张青岛地图。在一条横路上，我看到了一家，我向它走了去。在将进门的时候，看到达夫从里边走了出来，他告诉我他是去买地图的，可是那里没有。我也告诉了他我的所以去。我们便一起走着，后在一个日本书铺中各自买到了一张地图。于是我们便分了手。我再到另一家书店中去买了一本指南。还从一个杂货铺子买了一只橡皮袋，以安放我那随身带出去的游泳衣等零件。”

郁达夫也是来避暑的，两个旅行者在几个小时之后，又在中山路碰了一次面。几天后林微音离开青岛前，曾感慨出这么一句话：“我几乎已走遍了中山路附近的纵与横的每一条街道”。

可惜，郁达夫和林微音手里攥着的，是一张日本书铺中买来的青岛地图。这张地图上的中山路，如同一艘醉醺醺的泰坦尼克号，在辉煌的航行中看不到一丁点危险。

避暑态度

1936年夏，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科长宋春舫在《青年界》发表《避暑的精神》一文，描述了一个他在青岛的发现：“我在青岛久了，每到夏天，尤其是七月下半个月，只看见每一次轮船进口，不论头二三等，客人都装得满满的。这些旅客之中，当然以碧眼黄发的人占了大多数。五六年前，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近两三年来，中国人渐渐的也多起来了，然而至多也不过百分之三十罢了。”

其实，青岛作为一个新兴的海滨城市，一直是旅游者的流连忘返之地，宋春舫在1936年的发现，不过是愈来愈喧闹的叠加罢了。很多人是抱着和上海作家林微音一样的想法到青岛度假的：“我到青岛去是在想享受我的一次小游。”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较之建设在南边和东南海岸线上的海因利希亲王饭店和海滨旅馆，中山路上的旅馆并不是最诗意化的舒适去处。旅行作家贝麦在1910年早些时候制作的青岛导游手册里，甚至不曾收录推荐真正建在中山路上的任何一家旅馆。在这个敬业的德国人的眼里，这时的中山路，仅仅是一条功能有限的普通商业街道，对旅行者而言，它能提供的，多是纯正的德国口味的牛排、糕点和一杯咖啡。（7-4）

日本人田原天南的标准似乎没有德国人那么苛刻，其在1913年编著的有关胶州湾的综合报告中，列举出了建在中山路上的兹尔贝尔泽、胶州、美托洛勃、松森四家旅馆和火车站广场前的兹姆邦霍夫旅馆。

这时候中山路的旅馆多规模不大，小本经营的色彩浓郁。前海如1912年经扩建后的海因利希亲王饭店，已有带浴室及厕所的房间170个，并设有阅览室、吸烟室、俱乐部、会议室、球艺室和可容纳200人的音乐厅等等设施，而田原天南提及的中山路最北端的日本老旅馆松森，却只有楼上的4间客房，“虽经营酒菜业，却没有艺妓”，旅馆里最奢华的设备，是1913年夏天刚刚从大连购进的弹子台。但是，不知何故，这中间的价格差异却不大，海因利希亲王饭店一个月的住宿费是100元到150元，而松森旅馆一天的住宿费也要四元。实质上，每天三至五元的住宿费，尽管在一些旅游手册中被认为“过高了些”，但对大部分欧洲和日本的游客来说，尚可应付，而对长居于此的普通中国人而言，则近乎是天文数字了。参照当时青岛工人每日0.25元的收入，如此高的消费，显然不是下层劳工所能奢望的。

在当时，中山路上的大部分旅馆都同时提供食宿服务，住宿费中至少也会含早餐，而且住的时间长，自然优惠。

也许不对普通旅行者开放的原因，当时一些资讯丰富的旅游出版物都没有提及中山路湖北路口作为住宿地的皇家海军水兵俱乐部。在当时，这是一间规模仅次于海因利希亲王饭店的去处，有40个房间，并建有青岛最早的可放映电影的礼堂。在《胶州湾》一书中，田原天南只是在描述娱乐场所与俱乐部时说，这里是海军下士及士兵的聚会场所，设有各种娱乐机构。

1914年2月13日，首次来青岛的谭延闿，对本地旅馆的第一印象，可谓不佳。“五时二十分至车站下，道中与坤成相失。火车茶房介绍一店，恶劣殊甚，入之欲呕，仍同棣松至其前居之大亨栈寓焉。顷之，坤成来，云前已来此，宜居，楼室尚宽广，遂下榻焉。栈人杜某来招待，因就问俗。晚，设食四簋，无可下箸，强饭而已。”吃完饭去三新园洗澡，又发现“裸人箕踞，臭味差池，竟不敢浴而出。”洗澡不成，几个人只好在“行人绝稀”的大街上“行游街衢”，找到一个书店，进去一问，不曾想“除洋装书外，几无一有，可以知学风矣。”没办法，谭延闿的青岛第一夜不仅是一无所获，还弄了个郁郁寡欢，晚上不由得做了俩恶梦。不过，不知是因为青岛毕竟“傍海岸行，落日在西，光景奇绝”，还是落魄的前湖南都督实在没地方看去，他最终还是选择在青岛客居下来，买了房子，时不时在中山路一带喝杯茶，见见朋友，买些德国的玩意儿，慢慢也就悠然自得起来。

当20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山路和周边市街上的旅馆业已真正形成了气候，旅者的伊甸园得以实现。据一份1921年完成的统计，时在天津街上，华人经营的旅馆已有东华旅社、连升栈、保安栈三家，而东华则是当时市区华人经营的设备最好的旅馆，另外在李村街、北京街和河南街，还有华人经营的华通栈、三盛栈和高升栈。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周边街区经营了许多旅馆，如德县路上的金水旅馆和青叶馆、曲阜路上的大和旅馆、河南路上的吾妻馆、天津路上的青岛旅馆等。

1924年12月，职业革命者王尽美受孙中山以个人名义的委派，带着孙发给的近百元的盘资，以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的身份入住天津街59号的连升栈，着手发起建立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1925年1月12日，王在中山路上的《大青岛报》刊发《王尽美启示》，云：敝人此次来青，因无适当住处，致与各界接洽诸多不便，殊甚抱歉。现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商妥，每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假李村路二十九号神州大药房内三层楼上该会会所招待各界，如有国民会议事见询者，请届时驾临为盼。

五天后的1925年1月17日，王在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于中山路福禄寿戏院召开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详尽介绍了孙先生的革命主张。七个月后，王肺病复发，被送往原青岛德国总督府野战医院后不治身亡，时27岁。

1929年夏天，在刘少文的眼中，旅馆却是另外一番光景，所谓“旅馆也，男女勾当尽人皆知”。于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城市现场便被他呈现出来：“意中人见笑颜开，灯火光深把臂来。为问桑中在何许，路旁大字写行台。”灯红酒绿的男欢女爱，显现出了城市的另一种真实。近在咫尺的隐秘，暧昧着朦胧的街道。

到1930年代初期，中山路周边和沿海一带的旅馆饭店已星罗棋布。1932年7月上海出版的《旅行杂志》，刊登旅邸情报《青岛之旅馆》，罗列有太平路6号大饭店、观海一路59号路南德国饭店、安徽路18号崂山饭店、安徽路5号宜宾饭店、太平路14号太平饭店、浙江路4号第一旅社、天津路33号东华旅社、肥城路4号胶澳旅社、曲阜路3号瀛洲旅社、中山路24号新民饭店。包伙食的饭店最低价格五元，其中拥有全海景房的大饭店价格最高，为每天九到二十元不等，德国饭店五至十二元，崂山饭店八至十二元，宜宾饭店五至八元，太平饭店六至十元。第一旅社、东华旅社、胶澳旅社、瀛洲旅社都不包伙食，价格在一至五元之间，新民饭店价目为一元五角至十一元。以上饭店，全部拥有电话、电灯、自来水、浴室，大多设置餐厅，部分设置会客室。

193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除中山路上在原德国亨宝商业大楼内开设的新民饭店和85号日商经营的松茂里旅馆外，周边河南路、大沽路、保定路、即墨路、北京路新出现的旅馆还有：中华栈、高栈、三义栈、大亨栈、连栈、悦来栈、裕泰旅社、裕长栈、裕丰栈、丰顺泰栈、益泰栈、泰发栈等旅馆。某君1936年8月曾在浙江路青年会三楼304房间小住，对房费的廉价，大为惊奇，住一天一元六角，一个月只需付二十元，某君预计住一个月，就给了十元预付金。青岛沦陷前的1937年7月19日，新亚饭店亦获准实业部商业注册。

南来北往的游客和城市旅游的兴盛，也带动了日常管理的规范化。期间诸如《青岛特别市取缔旅馆伙役出入码头界内接送旅客规则》、《青岛市政府警察局管理外籍旅社或类似旅社规则》这样的政府法规，在相对意义上扭转了商业竞争带来的无序。

青岛沦陷期间，局势动荡，季节性旅游的人流较战前减少。为此，1940年早期河南路设置在前银行公会大楼的蓬莱阁饭店，在《青岛新民报》大量刊登短期旅行与宴会小吃广告，延续整个沦陷期。1944年3月27日邹道臣转函乔智金，约定3月29日在蓬莱阁设宴送丰田副经理。邹道臣为山东蓬莱人，1941年8月出任青岛特别市公署市政委员，1942年3月任青岛特别市商会会长，常务董事为乔智金。蓬莱阁宴后数日，乔智金被青岛保安总队辛成清等劫持到山东头村枪杀，商会4月7日通知乔智金“急逝”举行会葬。

至1940年代中后期，中山路已基本没有了旅馆，中西式菜馆、咖啡馆和酒吧重新成为旅者的精神伊甸园。

比较起来，就避暑这个话题，许多人并不都和观象台海洋科长宋春舫持相同的立场，比如洪深和他的文学同人就属于这一类：“在一九三五年夏，偶尔有若干相识的人，聚集在青岛；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萧、孟超、洪深、赵少候、臧克家、刘西蒙等十二人。他们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他在为这十二人发起编辑的《避暑录话》撰写的发刊词中说：“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避暑胜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

洪深们的这个态度，便是“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

康有为死了

不过，不论怎样的“避暑”立场，饭总归是要吃的。在这一点上，宋春舫和洪深并无二致。而一说到吃饭，中山路的精气神，就抖擞起来了。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出入在一条街上，一杯啤酒两只炸鸡几条鱼，个个吃相活灵活现。

实质上，要把一个风格差异极大的中山路上的餐饮业脉络及经营详情考察清楚，哪怕仅仅将时间界定在其最初的五十年间，也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早期资料的缺失和业主更替的过于频繁，使这一工作只能停留在阶段性的表面叙述上。即便是如此，我们也不能保证其完全的接近真实。

据1910年贝麦所著旅游手册《青岛》的记载，在该书出版之前，中山路的南段斐迭里街上有三家餐馆和一间咖啡馆，这就是胶州饭店、F·福克特餐馆、首府饭店和凯宁果品糕点咖啡店；在中山路的北段山东街上，则有一家雷曼餐厅。这本旅行指南的作者认为，自1904年起青岛的德国啤酒厂开业以来，喝啤酒的问题已经被完全解决了。优质的慕尼黑啤酒或者比尔森啤酒每瓶的售价是20芬尼。他比较说，香槟也相对便宜，因为他们是免税进口的。

在德国人的视线之外，日本人天原天南也对早期的中山路有过记录，其在1913年由大连日日新闻社出版社的《胶州湾》中提到了这条新兴的商业大街北端的凯芬菜馆和经营酒菜业的日本松森馆。（7-5）

1914年2月第一次到青岛的湘人谭延闿，有大量在中山路附近吃吃喝喝的记录。比如2月21日这天，他中午“约同杜先生步往聚成楼，赵次山家人所设，菜甚佳。”晚上又“复至春和楼饮，此间绍酒必以春和楼为第一矣。”不过，同一家饭馆，挑剔的食客第二天就嘟嘟囔囔起来：“至春和楼，隋又招一李廉溪者来，亦商界人也。饮酒，不佳，菜有大肠奇臭，食水饺及木樨饭。”横挑鼻子竖挑眼下来，谭延闿最终还是在4月10日给了春和楼外卖水饺一个好评价：“晚吕满、王宝球来，兼携酒至，尽两瓶，有春和楼饺子二百枚，以四之一饷女眷，余皆啖尽，恨皮不薄也。”

据1921年的统计，时中山路附近华人经营的菜馆有天津街上的东华旅社、春和楼、大观楼；北京街上的顺兴楼；海泊街上的三阳楼和河南街上的临风阁。到了1936年，河南路上的中式菜馆剧增，据不完备的统计有天津江南各味的亚东饭店、豫菜馆厚德福、菜根香素菜社和春香楼、福华楼、同德楼、新盛楼、真一斋等。与此同时，中山路也增加了经营粤菜的岭南酒家和英记楼。天津路上除了先前的春和楼，则有新增了北平口味的阳春居、文升园。

更平民化的去处，则是劈柴院。刘少文《青岛百吟》记：“劈柴院近中山路，最繁闹之区，院内皆劈柴架屋故名，有说书场，百货摊，茶寮饭铺，肉肆酒馆，辐凑栉比，人声噪杂，湫隘嚣尘，贵人不屑一顾，然房租轻而物价廉，穷措大得往来其中焉。”不过，刘少文毕竟是个长衫文人，吃吃喝喝的日常过往，在这里便精彩纷呈起来：“铜琶铁板唱江东，意气轩渠自不同。多少英雄甘沦落，试看屠狗卖浆中。”

中山路的餐饮业，风格和口味基本上是以南北划分，南西北中。南北之间，相互交融不多。一般是欧洲和美国的食客选择南边，中国人喜好北边，南北都有所好的，则是像梁实秋这样的好食者。但梁氏之辈，毕竟不多。

1927年2月26日，寓居青岛的康有为在北边的广东馆英记楼与同乡用餐时，突然腹痛如绞，未等这顿大餐结束，康氏便匆匆离去了。当晚，依照康自己的说法是“呕吐竟夜”。至第二天，康有为的朋友去探望时，“毒已清矣”的康已是“健谈如昔”了，不料，当夜五更，康复“七窍出血而死”。如此，因了英记楼的一桌吃的半零不落的粤菜，一代改良精英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对于康有为的突然死亡，后人众说纷纭。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相信，其父是“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而康有为的另女康同环则猜测“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至今，在英记楼用餐时“中毒”的康有为的真正死因，尚是一个不解之谜。康有为逝世后，溥仪“异常哀悼”，派员带上祭文赴青吊康，“故主不忘旧臣”的一幕现场，被报章津津乐道。

康有为的死亡，并未在多长时间里影响到后继食客的雅兴，或者说，中山路英记楼康氏食亡事件的阴影，很快就被各色人等光明正大的食欲所驱散了。三年后，由于青岛大学的出现，以梁实秋为首的“酒中八仙”学人开始依例在每个周末汇聚到离英记楼不远处的中山路北平路口北平口味的顺兴楼，开怀畅饮。很快，以酒为主题的聚会周期就变短了。据梁自述，八仙中除女诗人方令孺外，余之杨振生、赵太侔、闻一多等七人不久就“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言，薄暮入席，深夜始散”。当然，八仙们也并不尽在顺兴楼把酒论天地，但每每论记此处的海鲜西施舌和饺子，梁多赞叹不已。

八仙散尽之后，另一拨避暑的文人又循着香味找到顺兴楼来了。这一群人中，除了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洪深、老舍外，还有小学校长王亚平和作家王统照、孟超、李同愈等。这一回，让他们聚在顺兴楼的原因是一份附在《民报》上出版的同仁周刊《避暑录话》。编前，哥几个酒楼里聚会一次，稿子一凑，刊物就出了。《录话》出了十期，这顺兴楼的酒也就喝了十回。不过，这遭好像没有谁论及酒楼的菜色，好像类似的聚餐就是开会。

各色行者的餐食记录，也不胜枚举。

1932年9月28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一行访问青岛，上午由赵畸、沈鸿烈、雷法章陪同在山东大学参观并讲演，下午旅青南开大学校友会在花园饭店宴请校长，晚上青岛总商会则假亚东饭店再宴张伯苓。曲阜路上的花园饭店，是一家俄国人经营的西菜馆；河南路的亚东饭店，经营“天津江南各味”。一天两顿饭，相距百余米，一中一西，也算是咫尺之遥的花样翻新了。有趣的是，二十年前的这一天，孙中山也在青岛，至于两餐都吃了什么，就无从知晓了。

1934年7月25日，作家郁达夫在《避暑地日记》记云：“午后李同愈君来访，并以伊自著之小说集《忘情草》一册见赠。同去马克司酒家喝啤酒，真系德国的Hofbr u ，味极佳，可惜价钱太贵一点。”一个多星期之后，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记，国立山东大学和观象台“宴朱李三部长于聚福楼，汉尗、金甫、胡秘书长、雷局长作陪，啤酒飞觞，累二十余尊而不醉，天涯萧侣，此为暂欢耳。”相隔不远的地方，郁达夫和李同愈吃西餐，杨振声陪着朱家骅、李四光、李书华吃中餐，结果都喝啤酒。这大致显现了中山路餐饮业一种演变中的时尚：啤酒逐渐成为公共交流的流行媒介。炎热的夏日，几杯凉飕飕的啤酒喝下去，人立刻神清气爽，焦虑、隔阂与陌生感，也就消退掉了。

1936年8月9日，上海某君到青岛第一晚，从浙江路青年会出来寻食，“快步走过中山路，灯明如画，街道广阔，两旁店铺，装潢非常富丽，西洋化了，摩登化了，可是和上海香港新加坡有些不同，即与大阪神户横滨也是两种式样，是不是带些德国作风，初来此地，不便武断。走了好多路，转一个湾，跑上山坡，进一家小型大菜馆，还算清洁。我们择定壁角里一只桌子，拿起大菜单来一看，菜一共有十多样，我说吃，五角菜，‘仆欧’说，可以拣定一汤一菜，再加冰淇淋或咖啡。我就点俄国汤和板鱼及红茶，夏君则吃鲍鱼奶油和炸小鸡。等到我的汤菜都吃完了，夏君的小鸡炸得不透，刀既割不下，牙齿也不中用，他叫‘仆欧’再去烧过，可是拿来了，还是咬不动，终于放弃了。但是面包尽量吃，吃得够了，再吃冰淇淋，付了钱就走。走出门时，掌柜还要起立送客，你看生意多么迁就呀！”

1930年夏天，《青岛特别市酒楼饭店卫生简则》颁布，事无巨细涉列了27条，包括客用手巾每次须以沸水洗过方可再用、厨房垃圾桶应设盖、不能在厨房设置睡觉床铺等等。这些内容详细的政府约束条款，由公安局负责监督执行，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酒楼饭店的整洁与健康，防止了传染病的传播。

到了1930年代初，中山路已基本形成了南边以西餐为主，北边以中餐为主的餐饮格局。南边，曲阜路和中山路的路口上有标志性的Tsingtaucafe，这间著名的青岛咖啡最早由希腊籍犹太商人Bennis开设，距离这里不远的肥城路和中山路口的夏日旅馆，也曾经是这个犹太商人的产业。据老辈人回忆，青岛咖啡是一幢非常漂亮的砖木结构建筑，曲阜路一侧的全木外回廊，似乎没有用过一根钉子。1934年10月4日《蔡元培日记》记：“午，律师于世琦招饮顺兴楼，座有道充、太侔及姜忠奎等”。之后，“北大旅青同学招饮中山路青岛咖啡，先摄影，公推太侔致词，我答之。座间有人提议组织同学会，推赵、张（怡荪）、狄、杨、王五君为筹备员。”一杯咖啡，拉近了北大前校长和旅青同学的距离。

据1930年的统计，此时中山路西菜馆中著名的有青岛咖啡、门德来、吉美饭店、波连司饭店几家。而周边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西餐厅，也不乏美味佳肴。1936年8月，前面提到的某君曾在一家叫大同菜社的西餐店吃过一餐，因没有预订，几个人前前后后找房间换房间就颇费了一番周折，中间又因早上了冰淇淋，让请客的主人抱怨。不过，忽略掉忙中出错的插曲，这也算是合意的一顿晚饭了：“先吃杂盘，生番茄又甜又香，最称特色。汤有几种，各择其一。第二道菜更是五花八门，各随所好，我吃炸明虾，鲜嫩有味。忽而一杯杯冰淇淋摆在各人面前，黄股长大发雷霆，责问侍者，还有定好的菜，怎样你们会不知道，真是糊涂，一会儿，侍者拿九只戴面饼帽的深蓝色的陶器钵分给客人，揭开一看，倒是原盅番茄鸡汤，鲜而且浓，说是俄罗斯煮法，在上海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美味；那个面饼帽，其实也很香脆，不过既吃大菜，就不屑充当大饼同志了。”

人们一般相信，到了1940年代，“南边咖啡北边茶”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南北的交融在中山路得以实现。战后，青岛咖啡频繁出现在公共事务的记录中，诸如交通座谈会、中国大学旅青同学会欢迎校长王正廷等等活动接二连三。（7-6）

远去的钢琴声

1922年2月一本《青岛概要》记录的东华旅社的一架钢琴，很容易错过人们的视线。不论是在租借地时代还是之后的青岛，钢琴对有钱人都是司空见惯的物件，从海因利希亲王饭店到青岛俱乐部，这都是不可缺少的摆设。不过，从东华旅社传出的琴声，多了些流行的摩登味道，听上去晃晃悠悠。对大部分住客来说，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差别不大。

根据一般的推测，由华人经营的著名东华旅社的建筑年代，应该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晚些时候。因为，在诸如贝麦1910年的旅行笔记《青岛》和1913年由大连日日新闻社出版社的《胶州湾》等文献中，均不见有关这间有规模的华人旅社的任何记载。直至十年之后，相关的纪录才陆续出现。据一份1921年完成的统计，时在天津街上，华人经营的旅馆已有东华旅社、连升栈、保安栈三家，而该统计资料还特别说明，东华是当时市区华人经营的设备最好的旅馆。1922年2月叶春樨编撰的《青岛概要》中，东华旅社刊登的广告显示，楼高四层的东华旅馆时有大小客房百余间，汽椅、铁床、衣镜、面盆等设施件件具备。旅馆中还设有中宴客厅和西餐大间，“宽明敞亮，雅净无比”。同时备有球台、钢琴和“游乐等具”。这份经营广告说，该处的“厨师俱系南北高手，欧西名匠”，可制作“中国全席，西洋大餐”。

据可考察的文献，1925年11月3日，青岛总商会曾发出过一份《关于青岛东华旅社等五家商号催缴东北渤海舰队酒席费的公函》，二十天后，东北渤海舰队司令公署复函称，东华旅社等酒席费暂由胶澳商埠局垫借清欠。随后，胶澳商埠局则含糊地表示，关于垫付渤海舰队司令公署欠东华旅社款项一事，待筹有此款后，再行通知。另有一份档案显示，1929年11月13日时，北平路的顺兴楼曾致函同业东华旅社、亚东饭店和春和楼，愿就奉摊建筑警卡协款洋五十元，与各号分别派洋十五元。

大量的史料和回忆显示，东华旅社及中山路的春和楼饭庄，都是在青岛的天津富商朱子兴发起并集资开设的。同为天津人的王雨亭，被聘为了东华旅社的经理。这对在1925年时东华与东北渤海舰队和归北洋政府直接管辖的胶澳商埠局之间发生的某种暧昧的联系，似乎有了一个表层的注解。因为，北洋政府与天津的难以割舍的渊源，对朱子兴在青岛的事业，无疑是会有所帮助的。据信，朱子兴与寓居青岛的前清遗老刘廷琛关系密切。而好书的刘有一习惯，求书者必须在东华旅社请客，并召妓侑酒待墨，酒甜意浓时方才动笔。因此，以刘廷琛的身份和固执的作为来看，东华旅社在当时青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7-7）

试着想象某个晌午，在肖邦《幻想即兴曲》的背景下面，天津路东华旅社里刘廷琛们的士大夫式喧哗，应别具一格。酒至半酣，倒是德沃夏克的幽默曲，很容易就被哥俩好的喝彩淹没掉了。对这些钢琴曲演奏者身世的揣测，通常很折磨人。从已发现的文献记录看，德国人、白俄罗斯人、苏格兰人、波兰人、犹太人、日本人和朝鲜人都有可能，当然也可能是来自上海的中国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遭遇的演奏者，对肖邦和德沃夏克的理解，往往会大相径庭。而在东华旅社外面的天津路上，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和街角理发匠慵懒的姿态，让一个摇摇晃晃的悠长下午，充满了趣味性。

这一切，仅仅是东华旅社表面。东华旅社的玻璃窗，遮蔽了一个个高潮迭起的故事，不显山不露水，甚至看不出一丁点蛛丝马迹。

在东华旅社的历史中，其与张学良的关系始终扑朔迷离。有叙述说，1928年，张学良受张作霖的指派，与时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航警处长的沈鸿烈来青岛，商议渤海舰队归编东北海军舰队的问题，曾入住东华旅社。时渤海舰队司令部驻莱阳路8号，离东华并不近，张学良舍弃近处的青岛大饭店等更舒适的地方不去，选择嘈杂且护卫难度很大的东华旅社，如无更深的背景，似无道理。实质上，究竟张是否有过这次青岛之行，在什么时间进行的，史料也语焉不详，令人生疑。因为，1927年时，沈鸿烈已任东北与渤海联合舰队海军司令部总指挥兼第一舰队司令，到了1928年6月，该舰队已正式定名为东北海军，张学良兼任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为东北海军副司令。

青岛在北洋政府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了奉系张作霖的管制。在张学良主政奉系海军的时候，青岛的海军被编入了奉系第一舰队，由沈鸿烈出任舰队司令，这是发生在1927年7月19日的事。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战败，奉系部队进入山东。山东遂成为奉系的天下。1925年1月4日，奉系张宗昌派其第八军第二十九旅旅长毕庶澄率部占据青岛。当年9月，毕兼任了在青的渤海舰队司令。11月，毕升任山东海防总司令兼第八军军长，集青岛的陆海军大权于一身，拥兵两万余人。1926年11月，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大元帅府令东北海军舰队司令沈鸿烈率舰队来青，与渤海舰队合编为东北渤海舰队，由毕任司令，沈为副司令。1927年，毕庶澄在江苏与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作战中失败，毕被张宗昌枪毙。

在1925年上半年，也就是毕庶澄还没接任渤海舰队司令时。当时的渤海舰队司令是温树德。此人不善治军，致使士兵叫苦连天。当时，南京的军事领袖想趁机收编，此事被沈鸿烈得知，便告诉了张作霖。张即派张学良出面与温树德接洽，沈也派人到青岛活动。

后来，张学良将温树德召到天津，在他的息游别墅与温见面。温表示只要张能够按时发给粮饷，他就可以被东北海军收编，并听从张的指挥。不过，因为张没有见到舰队，依然半信半疑。最后，张学良让温将舰队从青岛开至秦皇岛，在接受了他的检阅后，可发给粮饷。不久，温树德将停泊于青岛的海圻、海琛、华甲、永翔、楚豫等炮舰全部开往秦皇岛。谁知，沈鸿烈这时却又向张学良提出了“以钱换权”的要求，即“军饷由东北军拨给，人事行政也应归东北军”。温树德见沈鸿烈想从中渔利，便放弃了与张的合作。但几个月后，温树德被张宗昌免职。而张学良没出半年，终于还是将渤海舰队收编了。1928年6月，该舰队正式定名为东北海军，张学良兼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鸿烈任东北海军司令。1931年12月，沈鸿烈出任青岛市市长。抗日战争时期，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等，1969年病逝于台湾。

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主政青岛的沈鸿烈自然便是东华旅社难得一见的人物了。史料显示，从20年代开始，天津街一带已是旅馆甚多。1921年时，此地华人经营的旅馆有连升栈、保安栈，日本人经营的有青岛旅馆；而华人经营的菜馆，则有春和楼和大观楼。到了1933年青岛旅游渐趋活跃时，这里的华商旅馆又增加了46号的悦来栈和45号的连栈。

而在这时，在中国的西北，张学良已然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几十年后，天津路39号建筑还在，朱子兴和他的东华旅社，以及那里时不时传出的钢琴声，早已烟消云散。如果有人在这里打听东华旅社，恐怕问一百个人，一百个回答都是茫然。时间的残酷，在一个具体的建筑上面，显现的极为恰当。

那些远去的钢琴声，如同一个个模糊的历史谜团，如泣如诉，似有非有。

泥土烧制的纪念碑

中山路北部大窑沟对青岛早期营造业的意义，一如建筑的根基和命脉，支撑起的几乎是整个城市的光荣。我们不怀疑存在过的大窑沟窑厂对这个新兴城市的生长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甚至认为，这些早已消失了的带着一个个烟囱的砖体窑厂建筑，实质上可以被视作开拓速度令人惊异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纪念碑。我们相信，在青岛100年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种非永久性的建筑，会比营造了一个城市初始的大窑沟窑厂带给人们的记忆更为长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陆续出现的被冠名为节成和复合的窑厂们，就是早期青岛城市生命的母体。

按一般的作法，供营造使用的建筑窑厂因为污染的原因，多不会离市区中心太近，但出于节省运输成本和缩短工程周期的考虑，初期一般也不会离建筑的所在地太远，这样，处在中山路北端且西边临海的大窑沟，便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了。依照1898年9月2日首次在德国国内通过媒介公开的最早的青岛城市规划，这里已接近新城市的边缘了。而随着德国海军的管理当局把西边的鲍岛与陆地相连，并开始建造小港码头，这里的土地供应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显然是充裕的。

依照一本德国出版物的说法，大窑沟窑厂的建立是1904年5月至1906年4月间围绕着修造规模宏大的总督官署而进行的，但有史料显示，早在此前的6年，即1898年，德国商人便已在今中山路与堂邑路的接壤处设立了一个节成窑厂，引入机器生产，成为青岛的第一座轮窑。随后，跟进者陆续在此建窑。就此，大鲍岛北部的这一片烟火缭绕的低洼区域，亦开始被形象地称为大窑沟。据1898年度的一份政府备忘录记载，在当年，根据总督提议，私营公司已经开始在大鲍岛华人区建造中国工人的宿舍，这些宿舍可以居住500人。该备忘录指出，政府相信这样可以使那些因冬季到来时缺乏住处而离去的一大批工人居留下来。这一备忘录在1898年度至1899年度的建筑活动记录中说，在去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今年各地区进行了十分活跃的地面与底下建筑活动。这个发展阶段决定了建筑活动的特点是，尚不能够在工地投入很大的人力与物力，更多的是准备工作，即运料、备齐各种设施、安装机械和搬运装置、招聘工人并给予安置等等。我们猜测，没有进入政府备忘录编撰者视线的私营大窑沟窑场，应该也就是在这时完成了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准备。（8-1）

除却节成窑厂，我们没有找到大窑沟其它窑厂的确切文献记录。所以，对此地砖瓦生产的兴盛情形，无法具体描绘。只是粗略地知道，大窑沟至德县路的中山路北段得以开辟，主要的目的就是将大窑沟生产的的砖瓦运转至观海山麓建造总督官署和官邸。这样看来，从1898年开始出现的大窑沟窑厂，其黄金时代应该在1904年至1908年间，此后逐年衰落迁移。而其进入记录视野的事业尾声，则是1914年刘子山在这里建立的复合永窑厂。此后，大窑沟的窑厂散尽，成为主要服务于小港码头的一个华人商业和居住区域，而大窑沟便也成了一个纯粹的地名。支持这一判断的文献有1913年出版的《胶州湾》，田原天南在当年由大连日日新闻社出版的该书中叙述说，过大鲍岛区北行，即到达码头区，在两区中间的低地上，现时有两家砖厂，当在最近拆除。估计不久两区的住家就可连成一片。田原天南说，该区与大港相接，前临新建港，由高地和平地构成，而且空地也多，作为实业地区正在不断发展。史料显示，1914年后，日本殖民当局扩建了大窑沟等新城区，新辟道路两旁同时栽植了行道树。

实质上，青岛地区的砖瓦生产，开始于清军驻防初期。窑工以木质砖瓦模手工操作制坯，以柴草为燃料，用马蹄型小土窑焙烧，主要生产青砖和小弧瓦。城市化规模推进后，在大窑沟引入机器设立节成窑厂的同一年，德国买办魏希成亦在胶县麻湾河口开办大成窑厂，用德国瓦机制作平瓦，再用德式轮窑焙烧，所生产的平瓦，专供城区建筑楼房。这一时期，德国商人还在孤山、沙岭庄分别设立了砖瓦厂。统计显示，至此已初具规模的青岛机制砖瓦业年生产砖瓦600万件。（8-2）

专业的史志资料披露，1913年3月，华商刘明卿投资2.6万元在湖岛村开办了有90亩窑田的祥利窑厂，年产砖170万块，瓦30万页。资料同时确信，该厂是山东最早的华商机制砖瓦厂。第二年，刘子山亦在大窑沟建立复合永窑厂，后因周围土源用尽，窑厂迁至红石崖。迁至红石崖后的复合永窑厂有职工70名，有占地20亩的小土窑五座，可容纳砖坯100万块的砖棚两座。复合永以手工制作砖坯，再经土窑焙烧，年产砖300万块。1918年则采用沽河的泥土开始生产瓦，年产瓦30万页。复合永所生产的砖瓦，皆用船运往青岛市区销售。

第一次日占后，日商开始设厂经营砖瓦窑业。1914年至1919年，先后建有孤山窑厂、青岛地所建物株式会社、东华公司青岛支店、岩城商会、村本炼瓦工厂等。至1921年，华商的同风、永记、春记、裕兴和、德源泰、义和祥等窑厂先后建立。1922年至1924年，华商谦盛合、泰记、玉昌、公兴义等八家窑厂又相继设立，共建有土窑三十余座。其后，由于竞争激烈，谦盛合等八家窑厂先后关闭。1930年代，随着市区大规模城建的需要，一批规模较大的砖瓦窑厂相继设立，1930年至1935年，先后有益丰、福兴、和丰、永盛和、全盛、双合盛、春和、有利和、大兴、三盛窑厂和万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砖瓦业进入兴盛期。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强行控制中国人开办的砖瓦窑厂。1939年10月，为保证军备需要，当局强制30多家砖瓦窑厂投资525万元组建窑业组合。加入组合的砖瓦窑厂的产品按统一定价，统一调配销售。与此同时，日商也乘机开办砖瓦厂，至1940年，日商先后独资和合资开办了光正、青岛、祥裕、谦和窑厂等10余家砖瓦厂，雇用中国劳工500余名，1942年最多时雇用1820名。在日商的控制下，华商砖瓦窑业日益萧条，新开办的砖瓦厂寥寥无几。

资料显示，日占末期，日商开始将经营的窑厂转让给中国人。1944年秋，日商尾成一二将裕兴窑厂全部资产作价联币100万元，转让给黄方亭等人。1946年10月至11月，日商继续将投资的窑厂以折价和招标的形式出售。后，由于内战发生，市政当局无暇顾及城市建设，青岛的民营砖瓦窑厂大部分窑厂歇业。1947年，仅存民营砖瓦窑厂11家，职工46人。

至此，拓荒之地大窑沟的窑厂烟火已整整散去了三十年，当年新建道路两旁的树木，也已长大成林了。然而，大窑沟却没有被忘却，它作为几代人的记忆，已被深深植入城市的历史肌理之中。

孟家祥字号

鲍岛，曾是胶州湾东南部的一个小岛，岸边村庄叫鲍岛村。鲍岛村的部分居民后来东迁，形成小鲍岛，原来的村庄便改称大鲍岛。德国进入青岛后，海军管理当局通过人工方式把鲍岛与陆地相连，建成了小港码头。这样，大鲍岛一带便自然构成了“先富起来”的一些中国商人从事经营和居住的区域。而中山路北部，则是大鲍岛的中心活力地带。

最初的德华分界线，是沿德县路和保定路切下，北迄沧口路，西到济南路，东至济宁路。对这一区域的划定和此后华人商圈的奇迹般的形成，青岛档案馆的专家于佐臣认为，这依赖于一块黄金矩形的出现。包括于佐臣在内的学者们相信，这次黄金分割之后，大鲍岛的地价飞速飚升，很快就形成了华人社会的首善之区。

不长时间，这里以中山路为核心，辅以天津路、河南路、北京路，果然成了溢金流银之地，瑞蚨祥、谦祥益、宏仁堂、顺兴楼、春和楼、聚福楼和其后的亨得利、长春堂、盛锡福，一块块金字招牌，打造出一个青岛华商的黄金时代。

位于北京街的谦祥益，大致的开业时间是1911年，为章丘旧军孟家的祥字号产业。人们相信，这座竖立在北京路东端有着欧洲风格山花的商号，在1933年李莲溪的洪泰商场建成之前，一直是中山路北段最高的建筑物。筹备青岛谦祥益的资金为白银3万两，门头字号为清朝翰林王序所书。有回忆说，那时，市民日用所需之米蛋杂粮等完全依赖乡民提携出售，谦祥益的隔壁商号是杂品的集散地小洪泰，进城后的农民在小洪泰完成交易后，必到谦祥益采购百货。

孟家本族人称其自家产业为祥字号。当时，祥字号分布在北京、天津、青岛、烟台、济南、周村六个地方，青岛共有五家：瑞蚨祥、泉祥茶庄、谦益当、裕长酱园和谦祥益。祥字号的员工为清一色的章丘人，大部分从小就在店中学徒。招工的时候，孟家会在本店发出通告，凡本县适龄青年，只要身体健康，便有机会报名。应招时，需先申报年龄、生辰八字，经测字先生批算，凡八字中财运亨通、逢凶化吉、不克他人者，才得面试机会。在孟家大客堂举行的面试由老东家主持，入选者逐一绕客堂一周后，接下来便是一番详细的问答，完后各自回家等候。入选者一旦被录取，家人自然会欢欣不禁。

据一位1929年从黄县来到青岛谋生的老人的回忆，谦祥益的员工，从进店当学徒开始，待遇逐年递增。平常，店里经营所剩的不足六尺及一丈的绸布，都留作年底分红。同时，员工每年还可享受探亲假四十天，来往路费全额报销。员工只要不嫖、赌、盗，都可终身在店里工作。如有不适应城市生活者，可返回章丘去孟家花园干活，原待遇一切不变。据相关的回忆，谦祥益青岛商号进门处，设有老式罗圈椅子两把，坐在椅子上的瞭高者都是号龄三十年以上的老人，职责是监督员工和号内的交易情况。谦祥益里的员工一律着装整齐，夏天不准穿短裤，春秋冬三季着长袍，头戴瓜皮红顶帽。午晚餐时以打梆子为号。

谦祥益号主要经营棉布、绸缎、呢绒、皮货等四大类商品，其中以棉布数量居多。经营上深谙“不怕不卖钱，就怕货不全”之道，即使已过时的大团花缎子、宁绸等布料，谦祥益也有库存。而备以的水獭、海龙、貂皮等名贵皮货，则可尽显实力。谦祥益号推行开架售货，对待主顾好茶好烟侍候，不敢慢待。售货员对商品的产地、质量、特点及用料尺寸都很熟知，服务无微不至。自始至终，谦祥益号的每匹布料上都捆有布条，标明货品名称与价格。对于大路货商品，低于市价销售，而一些自己专有的货品，定价则高于一般商家。为刺激消费，谦祥益号还曾采用过老尺加一的办法销售。

当时，青岛大小商号都保火险，惟谦祥益不保火险，自身设有完善的消防设备，并配专人值班。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有谦祥益近邻一家杂货店仓库起火，待消防队赶到时，火已被谦祥益扑灭，其消防设施之完备可见一斑。相关文献显示，经过青岛市工务局查勘批准，谦祥益曾在1931年6月份大规模粉刷了一次建筑的墙皮。

青岛沦陷初期的1938年到1939年，谦祥益绸缎皮货商店在《青岛新民报》刊登了大量业务广告，期间谦祥益经理时品三，亦曾兼任过青岛市绸布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及青岛市商会会长。谦祥益并在1943年通过《青岛大新民报》，一次性声明伙友韩绍信，纪永茂，刘世荣，焦子阳，张英庆，赵琪云，孟宪法，韩兆垲等十五人出号。战后作为责任清算的一部分，谦祥益商号停业，经理时品三被捕。随后，青岛市商会与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察处，对时品三在谦祥益商店的分红情形，进行了调查。1946年6月18日，青岛市商会发函，准予谦祥益启封图记发还帐簿，恢复营业。重新开业后，谦祥益通过苏杭绸缎呢绒皮货布匹展销、首饰部减价三天促销的方式，努力增加对消费者的亲和力，扩大销售量。1948年秋天，谦祥益和青岛教育局围绕着谦祥益的一部汽车，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也闹腾的沸沸扬扬。（8-3）

六十年后，绸布业同业公会没有了，商会改名了，象征着青岛华商光荣与梦想的谦祥益老店，也无可奈何地面临着新的命运波折，前途未卜。我的一位忠于历史真实的朋友断言，这座源自山东周村，发迹于北京，品牌的历史远远长过青岛这座城市的老字号，见证了中国民族商业在曾经的殖民城市中顽强生存与发展的艰难历程和兴衰荣辱，它是中华民族在这座城市中开拓进取的珍贵印记。

这位名叫“琴屿飘灯”的城市守望者在青岛新闻网论坛里说，青岛的“三大祥”中，泉祥在1956年“轰轰烈烈”的公有制改造中消失了；瑞蚨祥在1960年胶州路拓宽中被拆去了大半；如今，谦祥益又面临消逝。夕阳西下，谦祥益渐渐笼罩在一片悲情之中，孤独的身影变得模糊，它的宿命就好象青岛历史之书中一枚泛黄的记忆书签，当岁月轻轻翻开新的一页，有人会将它取出，抛向天空。一瞬间，风便会将它吹得无影无踪了。

瑞蚨祥的意味

瑞蚨祥在青岛的出现，具有一种暧昧的象征意味，它表明了一种本土的商业力量的顽强的生命力。就位置而言，中山路东面的瑞蚨祥，实质上建造在一条新开辟不久的东西走向的土路北面，这条有着很大坡度的街道，当初被称为鲍道大街。由此向南，以后楼威街为界，已形成了一小片华人商业市街。对瑞蚨祥而言，这些市街上的商号既是同道，也是竞争者。人们一般认为，这间全国联号的专门出售绸缎、皮货的民族资本布店的青岛分号始建于1904年，这一时间已离德国染指青岛已有七年。最初的瑞蚨祥建筑占地2800平方米，东至济宁路、西到芝罘路、南起胶州路、北达即墨路，共600余间。较之中山路南面欧洲风格的洋行建筑，瑞蚨祥修造的是一片本土特色浓郁的中式砖木结构多层建筑群体，清水墙面的房屋大部分为两层。最有特点的是，瑞蚨祥建筑全部房屋为青红双色砖砌成，其山墙为大圆弧形，借用江南明代民居山墙的线型。我们猜测，对江南民居形式的借用，大约跟此时瑞蚨祥已开始大量在苏州定织绸缎呢绒有关。（8-4）

相关的资料记载说，青岛的瑞蚨祥门前曾筑有围墙，进大门为一四方庭院，西厢设有广济堂药房，正厅售绸缎布匹及皮货等。

瑞蚨祥青岛分号开设的时候，瑞蚨祥已成规模。这间由山东章丘县旧军镇孟氏家族开设的布店先从大捻布创业，由自产自销，发展到定制定染，至20世纪初，已成专营丝绸、呢绒、皮毛和一般平民所用的蓝布、白布、花布的多品种布匹专营店。这时候，瑞蚨祥的每匹绸缎的机头处，都织有“瑞蚨祥”的字样。

较之1870年开设的济南城瑞蚨号布店和1893年开设的北京前门瑞蚨祥，青岛的分号显然要晚的多，但在1905年秋天的时候，瑞蚨祥青岛分号却是青岛最具规模的布匹、绸缎及皮货专营机构。有一种说法，瑞蚨祥青岛分号的开设，得益于北京瑞蚨祥十数年间已获得了大量的盈利，而在这些盈利中，不无象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吴佩孚这样的动辄交易上万元的大户。

值得提及的是，数度扩张后建于1923年的济南商埠瑞蚨祥鸿记，是济南第一家采用钢结构的建筑。资料显示，该建筑平面为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前后三进院落，左右东西厢。正院为绸缎店，东院为茶店，东院的前沿稍向后退，借以突出正院临街铺面。正院为带平顶罩棚的四合群楼，铺房正面左右突出两个小间，顶上各修盖一个方亭，中间用平墙相联，入口处置两根饰有爱奥尼克柱头的短柱。内部装饰朱红色列柱，木雕彩画、挂落和水平木，宫灯悬耀，天花板彩绘，双分楼梯至二层环廊。从平面布局到外部装修都显现出这一时期中国商业建筑的典型形象。

瑞蚨祥兴盛时，全国有25个企业，分布于济南、北京、天津、烟台、周村、青岛6个城市，这些企业在财务上自负盈亏，统一核算，设有总号统领各地分号的经营，调剂盈亏。1930年代天津成立山东旅津同乡会并开办山东会馆，瑞蚨祥老板孟雒川作为山东籍在津名流，担任了名誉董事。

由于战乱频繁、时局动荡，加之管理模式上的原因，盛极一时的瑞蚨祥在七七事变前开始走向衰落，分布在诸如青岛《正报》等报纸上的销售广告日益减少。青岛沦陷初期，比如1938年一年，可以在《青岛新民报》上零星看到“瑞蚨祥绸缎洋广皮货店敬告顾客仔细辨别货色启事”之类的宣传，到1941年和1942年，在《青岛大新民报》能够检索到的就是几则业务广告和“瑞蚨祥号伙友王守钰等出号声明”这样的公告。

战后，青岛瑞蚨祥绸缎店进行了有规律性的业务广告投放，1946年至1947年的两年，广告集中在《军民日报》和《军民日报》，1947年至1948年的两年，则连续在《青岛晚报》进行业务宣传，以图广泛提高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茶寮饭铺里的平民风俗史

尽管青岛的欧人区和鲍岛华人商业区这一划分的松动，在1914年1月经由总督正式颁布的法律得以实现，但实质上，一些融合在此前的数年，已实际存在着了。

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在大量已披露的文献里，欧人区和华人区之间的界限和作用似乎被人为夸大了。一方面这是解读者的一种情感本能使然，亦有史料被误读的成分。然而，在这两个区域的明显的差别和不平等是基本实事这一点上，看似并无异议。这种差异留存在建筑上的遗迹至今还大量存在着，尽管城市的格局和建筑本身在以后的岁月中已发生了很多变化。

北部中山路的许多商号店铺住宅，面貌呈现出明显的中西混杂，成为进入大鲍岛这个华人商业区域的标识。较同期南部中山路的德国商业建筑，华人商号无论就规模还是建筑质量要逊色很多。

一如历史只记录胜利者和浮华一样，北部中山路和大鲍岛的许多小规模商店的信息，多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似乎它们不曾存在过一样。历史留下的，仿佛仅仅是一些模糊的记忆，一些背景。

1901年，为抵制德国在山东的快速经济扩张，巡抚袁世凯奏设商务局，并拟定试行章程，规定：凡“有裨商务，能兴巨利而著明效者”，资本不足，官府可酌情筹资给予资助；凡“创设公司，扩充商业，振兴工艺，利益民生”确有成效的，分别给予奖励。1908年，山东巡抚吴廷斌奏准设劝业道。劝业道是山东最高实业管理机构，实施劝商措施，减免土货出口税，裁撤厘金税卡，拓通运道以利流通，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据记载，在整个大鲍岛区域，经营洋广杂货最早的是元太号，其后华德泰、福顺泰、瑞蚨祥、祥云寿、洪兴泰、源裕兴、裕东泰、开泰祥相继开业。许多商人还在台东、台西开设商店和批发商行，从事以土产购销为主的经营。1922年青岛回归后，本土商人拓展空间宽松，多个行业上升势头明显。检索1923年的《青岛晨报》，诸如青岛印书局、青岛汽车行业、协蚨祥、福顺泰、中和汽车行、裕兴公司印刷材料行、华昌铁工厂、启文印刷所、瑞华公司、怡和洋行的商业广告，充斥版面。（8-5）（8-6）（8-7）（8-8）

对大部分的青岛人而言，如果说大鲍岛和北部中山路是一幕商业大戏，那么，劈柴院就是生动的民间小曲。江宁路与劈柴院所构成的日常的生活景象，实质上恰恰是一部浓缩的平民化城市风俗史。在这里，商业和娱乐，饮食和消遣，全都有声有色。

江宁原是南京旧称，之名始于公元281年的晋太康二年，取“晋帝初通江南，外江无事，宁静于此”之意。南京之名始于明代，清代改江宁府，民国元年孙中山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后因临时政府北迁，民国二年又将南京府更名江宁县，直到1927年改为南京市。

1899年当局辟建大鲍岛区，劈柴院民居就此形成。1904年时，当局在此规划了青石条铺成的三岔小街，各长50余米，分别通往三条马路，形成了江宁路雏形。早年，这里原有一个供应大窑沟窑炉烧制砖瓦的劈柴市，后来，人们便习称劈柴院。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劈柴院正式定名江宁路。据统计，1926年时，这条路上有居民135户、435人。1930年代，这里这里陆续盖起了一些二层楼房，商号和饭店云集，开始成为普通市民的喜好之处。刘筠的所谓“贵人不屑一顾，然房租轻而价廉，穷措大得往来其中焉”的格局，大体成形。于是乎，“茶寮饭铺，肉肆酒馆，辐凑栉比，人声噪杂，湫隘嚣尘。”

呈人字型的江宁路在中山路、河北路、北京路上各有一个进出口。主街上有元惠堂、李家饺子楼、杏乐春、增盛楼、义盛楼、天兴楼、异美斋、协聚楼等饭店。正街的两侧是商摊，以售卖水果、食品为主；北街摊贩则主要卖熟食，如德州扒鸡、福山烧鸡、南肚、酱肉，两侧店铺多为酒馆。相比较，西街比较冷清，有几家糖果店，摊贩中有卖瓜子花生和豆腐脑的。

劈柴院的灵魂，在于这里的民间娱乐。一条不长的街道和居民院落，将分布在戏院、茶社和露天里的说书、唱戏、杂耍、戏法、皮影、拉洋片的以及放电影的等等各种江湖把式，演义出一段又一段的人间传奇。据说。劈柴院涌现出的艺人中，就有早年曾在这里撂地的相声大师马三立。

1948年11月20日，劈柴院发生了一起大火，70多户200余人受灾。这是劈柴院历史上所遭受到的最重大打击之一。这个时候的劈柴院，境遇类似于屋漏偏遇连阴雨的无奈，因为在火灾前，这里实质上已成为城市凋敝的微观窗口，道德、操守、温饱的水准线，早已经降低到栈桥海平面以下了。1947年1月，署名张理的一篇文章在刚刚创刊的《战斗与改造》发表，无遮无拦地剖析了劈柴院里的种种现实荒谬：“劈柴园丝竹管弦的声音，多么勾人。当华灯初上，三五成群，吞吐这个温柔乡无论丑的俊的，老的少的歌女，都有一批生活支票，姿色、歌喉、肉体，是她们唯一的本钱。你如果进去这个温暖的香巢，那满脸横肉的堂官，会笑嘻嘻的掏出褶子来递给你，点吧！法币的数字，会决定你今晚香艳的运气。有时在这儿，茶碗橙子会乱飞起来，一群横长鼻子竖长眼的家伙们，打个落花流水。”

一盏四面漏风的大红灯笼，映照出落魄时光丝丝缕缕的社会窘迫。自1947年开始，附着在中山路里里外外的所有光荣花环，已然成为了历史。

历史渐行渐远的姿态，将即将到来的20世纪中间线，标注的泾渭分明。

和劈柴院相邻的中山路、河北路、北京路、天津路、河南路，以及胶州路、四方路、易州路、黄岛路、潍县路的成长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青岛华人商业史。

劈柴院隔壁，北京路东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谦祥益，便是青岛早期华人商业的灵魂。这里发生的财富传奇，足令大半个城市生辉。谦祥益的隔壁，是曾长时间存在的顺兴楼饭庄。大量的回忆和文献显示，当时因多种原因云集青岛的官僚、士大夫经常在这个鲁菜馆宴宾。20世纪三十年代，一批客居的作家和自由知识分子也常在这里聚会，其中如梁实秋、杨振声、闻一多、方令孺等每周从城市东边集合于此，酣畅至深夜。顺兴楼西侧，便是青岛最早的戏院共和新舞台，这是一个可以吸引民俗研究者注意力的地方，曾经的风云，令人动容。人们相信，早年间，尚小云和龚云甫等都在此演出过。

到了1932年，戏院已经是危房了，于是，地方财阀李莲溪将这一片土地收购，着手筹建洪泰商场。李的想法是，要建五层楼，在高度上超过谦祥益。在当时，青岛依然延续着德国管治时期的城市规划标准，限定楼高为三层，为突破这一致命的高度限制，李专门去了南京，办了特批手续，终于将商场建成五层。一时间，这个室内设有电梯的五起楼就成了青岛的一大景观，被称为山东第一楼。资料显示，这个由栖霞人李莲溪独资建造的钢筋混凝土大楼，面积约7000平方米。整个商场立面竖向分割，窗户排列整齐，外墙由花岗岩碎石贴面。当时，大楼的底层为商店，二至五层为商业摊点，楼顶是露天游乐场。据冷海芳老人的回忆，那时，米蛋杂粮等完全依赖乡民提携出售，洪泰便是日用杂品的集散之地。长时间里，进城的农民在交易完成后，会到旁边的谦祥益采购百货。这样，其和谦祥益一同演义出的财富戏剧，使得一部从中山路延伸到天津路、北京路的青岛的华商史，保持了长久的光荣。

令研究者困惑的是，围绕这座著名的商业大楼，后来起了有很多真假难辨的传闻，如楼内没有设计烟囱等等，成了一桩有意味的悬案。

对普通人来说，中山路的快乐时光，多是靠娱乐维系的。根据1933年出版的《青岛指南》记录，中山路附近的大众节目，集中在国民大戏院、共乐茶园、聚仙茶园和国民茶园这些地方。国民大戏院位于中山路乐乐座原址，每天分白场和夜场，价目有五角、三角、一角三种，有壶茶一角，一碟瓜子五分，节目主要是蹦蹦戏。共乐茶园每人茶资两角，戏资随客赏给，节目有大鼓书，蹦蹦戏，京戏等。海泊路的聚仙茶园，节目也是大鼓书与蹦蹦戏，茶资每人两角，戏资随客赏给。位于莘县路东海楼的国民茶园，每壶茶一角，戏资分两角一角两种，京剧和大鼓是主角。

1935年5月7日，黄际遇在青岛山下“夜读罢，流静风和，慨然有下山问俗之思，少侯骞至，约同观京戏。听唱书，北人谓之听乐或听落，方言如曰听老子书，然实从莲花乐之字而变也。按《五灯会元》云：俞道婆常随众参琅邪，一日间丐者唱莲花乐，大悟。《通俗编》云：则莲花乐为丐者所唱曲名，其亦已久，今通作‘莲花落’也。缓行入山东戏院，有鼓书，有相声，来自废都，中有隆准。京华久别，聆之释然，老凤子雏，各擅声妙，铜琶铁板，相引为曹。不无噍杀之音，亦解幽忧之结。纵非白妞黒妞之才，殊有大珠小珠之致，诙谐肆作，口齿尤清，竽吹齐廷，辞挟鲁难，维兹口技，尤令心仪。据说此会，已成尾声，竟嫓广陵，于焉绝响。”

国民这个含义确定的词，到了青岛沦陷的年月，就不怎么讨人喜欢了。1938年11月9日，海西区警察分局专门就东海楼院内国民茶园改乾坤戏院动议，呈文警察部准批。不过这一改，“恢复固有道德，匡正世俗，诋斥邪说”的画皮，就昭然若揭了。

一枚硬币的两面

光明与黑暗的界限，经常模糊不清。而光明与黑暗的交融，又时常是社会经济与公共事务运转的常态。试图在一条商业大街上寻找理想主义的光明谱系，往往徒劳无益。不过，在光明与黑暗紧密交融的现实里，光亮一步步扩展的履历，却也生机勃勃。

胶澳商埠电气事务所所处的位置极为特殊：它标志了以中国商人为主体的中山路北部商业大街的尾声，同时成为五条交叉路口上的最重要的建筑标志。实质上，胶澳商埠电气事务所在其出现的年代是一个微妙的财富象征，它表示出了某种工业化的本土尊严和力量。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极大的外部力量的冲击，这种尊严和力量维系的时间很短。

从班鹏志1922年12月10日后不久编撰的《接受青岛纪念写真》中所收录的图片看，至少在1922年时，胶澳商埠电气事务所办公楼还是一座有圆形塔顶的孤零零的塔楼，塔楼西北的三层建筑显然是后来加建的。从照片上看，圆顶之下设有观景台的电气所塔楼象个大型供水装置，主入口面东，中部和顶端开有竖长的窗户。从西北两个方向看，胶澳商埠电气事务所大楼远远高出周边建筑，其外立面的竖向装饰，加剧了观者对其高度的敬畏。通过1926年4 月青岛地方法院的一份《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清册》，可以看出这家本土电力企业的复杂产权关系，而其中涉及的诸如隋石卿、宋雨亭这样一些重要商人的作为，亦可见电气公司在城市运转中举足轻重的作用。（8-9、8-10）

1898年，德国企业主朴尔斯曼带给青岛的最早的光明是温暖人心的，尽管没有可信的文字材料记录下发电成功的那一刻这里的居民的感受，但惊奇是意料之中的，随后相伴的还有憧憬。1900年5月，市区第一次用电照明，这使得这个新兴港口贸易城市在20世纪的第一个夏天，开始享受到驱除黑暗的快意。1903年早些时候，青岛总督府以200万马克收买了库麦尔电气股份公司1900年开始建设的一处更大规模的电灯厂，并在当年10月1日建成供电。

谢宜培1948年5月撰写的青岛电厂《简史》记录：“青岛市设有电厂，自1898年开始，由德商西门子洋行在北平路天津路口装设50匹马力柴油机两部，发电75千瓦，供给市内局部用电，是为青岛市电业肇始。1900年，该厂为德国官厅收买，迁址广州路，1903年增装170千瓦汽机一部，供给全市用电。”

谢宜培发表在《电世界月刊》的记述，省略了许多细节，比如朴尔斯曼以及库麦尔电气股份公司在早期城市电力供应中的作为。相关文献显示，库麦尔建立电灯厂初期，由于市政规模小，人口少，所需电量甚微。但随后不久，需求就明显增大了，当局于是开始督促库麦尔增加资本，从事于与城市开发相适应的扩张。但到了这时候，面临资金短缺的库麦尔公司却有些难以为继了。德国学者余凯思描绘，1901年，该公司陷入债务危机，被西门子和哈尔斯凯公司收购。像海军造船厂的情形一样，政府方面也曾竭力动员西门子到青岛进行更大规模的经营。但是与克虏伯公司类似，西门子同样认为在青岛拓展业务前途渺茫，对无利可图的前景，西门子选择了在1902年退出青岛的供电业。无奈，政府只好接管了电厂的改造和电力供应事业。据说，总督府收买电灯工厂的费用，高达200万马克。但是，当时的德国青岛总督府并非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曾有不少企业表示过愿意向供电部门投资的想法。比如，礼和洋行就曾呈交过申请，希望得到在崂山建造一个水力发电厂的许可。但是这一申请却遭到总督府的拒绝。1904年，已经属于政府了的电灯工厂安装了一个新的发电机。结果，这个依靠燃煤驱动的发电机的生产费用，比水力发电机要高得多。而早些时候礼和洋行提出的设想如果实现，则会以较低的电价形成强有力的竞争。1903年10月1日，这一政府电灯厂建成发电，并随后在1904年正式改为官营事业，成为青岛第一个由政府参资控股的电能企业。由于这个官方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朴尔斯曼此前创办的电灯房不是竞争对手，被迫于1904年倒闭。根据谢宜培1948年青岛电厂《简史》的记录，到1914年，青岛德国租借地的发电量，已增至800千瓦。

检索谭延闿1914年的青岛日记，家中买电记录是其日常支出的重要内容。一个富有人家在乎几盏灯产生的电费，这一方面可以看出电力供应对城市生活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也印证了居高不下的电价远非一般低收入市民所能承受。而在德国租借地政府消亡前，作为商品的电力消费的公平性话题，显然并不是十分迫切。对普通人来说，马路上免费的路灯照明，已足可以将陌生神奇的城市之光，照亮全部的乡土记忆。

1914年11月日占青岛后，即组织电灯管理委员会，接管德国资本的电灯厂，于12月12日恢复发电。次年的1月1日，日本人将电灯厂改名为青岛发电所，隶属于青岛日本守备军递信部。其间大事扩展，1915年发电量增至1400千瓦，至1922年发电量已达5000千瓦。

1922年12月10日，北洋政府收回新泽町上的青岛发电所和其发电工厂，命名为胶澳商埠电气事务所。第二年的5月27日，由事务所改组的中日合资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华股占54%，日股占46%。随着市区电力需求的增长，胶澳电气股份公司多次增装发供电设备，1930年发电量增至10000千瓦，1932年再增至13800千瓦，并在1936年12月建成发电容量为35000千瓦的四方发电所。这样，新旧两厂发电总容量已达43800千瓦，使得胶澳电气公司的实力大增。这期间，华人侯绣屏还曾发起招股，1932年在平度创办了一个明星电灯厂。

作为一个电力生产企业，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在城市能源的供应上，这从1933年该公司提出的《青岛市无轨电车计划书》中，可以略微窥视。但计划归计划，诸如无轨电车和此后一年青岛都市计划提出的8字形城市地铁这样的设想，在整个1930年代的青岛，都匮乏实现的土壤。一些智慧的光亮在幽暗的街头迸发出星星之火，随后就熄灭了，沉入夜色，悄无声息。一切仿佛从没有发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2月25日青岛地方政府撤退，四方发电所三台发电机和配电设施被炸毁。城市仅存广州路旧发电厂8800千瓦，维持局部用电。1938年1月日军进驻青岛，一方面修复四方发电所，另一方面将胶澳电气公司的发电设备陆续拆往山东各地。1938年11月，胶澳电气有限公司将原企业名称中的“汽”字，改为“气”字。其间公司实施增资，华股缩小为36.15%，日股增至63.85%。其间在1940年，发生了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冒名勒索事件，有“不肖之徒冒充敝公司检查人员以检查偷电为由对用户勒索罚款”，导致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不在《青岛新民报社》刊登启事，提醒各界用户注意。至1941年11月，中山路北端胶澳电气公司所有设备拆迁一空，原地点改为胶澳电气股份公司总办事处。1942年10月1日，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让渡”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鲁晋豫地区特派员办公处派员会同青岛市政府正式接管青岛电业，改称经济部接管青岛电厂。1946年11月，行政院资源委员会接办后，改称行政院资源委员会青岛电厂。1946 年9月，经济部核定青岛电厂电价，电灯用电量十度以下，每度国币55元，超过十度，其超过度数每度120元。而经济部同期核定的浙江南堤和湖南湘潭电气公司，电价则分别是每度国币800元和245元。1949年2月25日出版的《电世界月刊》披露：“青岛市是我国五大都市之一，拥有发电设备三万五七瓦，平均每人每月用电13度，仅次于是上海。”

光明和胶澳电气股份公司贩卖的光明，不是一会事，但是，人们对光明的渴望，却是不可阻挡的。光明不仅仅让人温暖，也让人可以清楚地看明白世界。在光明之下，真实和真相，一点一点地暴露，直到人们发现问题的核心，并最终找到解决的办法。

魔术师的舞蹈

不论在任何时代，趋利避害都是人的本能选择。人殊例外，商人尤然。

本能的趋利避害，在行为上无可挑剔，在意识上却未必畅通。两个主体之间，趋利避害的习惯化蔓延，则必然伤害纯粹，如果彼此相信存在一种默契的话。所有的窘迫，多不是无缘无故的误打误撞，而是潜意识的外化，像痔疮，原因并不在屁股底下。日常性修复是必然的，也不必遮遮掩掩。痔疮如同感冒发烧，是常见病，每次当癌症一般大呼小叫，不免低看了心理履历上的信任史。真正令人恐惧的是，癌细胞一直潜伏着。某次伤筋动骨的跌碰过后，诱发出来的，就是落日余晖了。这个过程，绚烂、残酷并无可挽救。癌病床的想象，刻骨铭心。

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胡存约和傅炳昭，也许能够看见喧哗之外的谦卑。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土著文化符号，胡存约是人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曾经在殖民地中心地带生活过的原居民样本。对早期青岛来说，一度声名显赫的胡存约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华人领袖，一个记录了地方状况的随笔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融和的魔术师。胡存约曾经的存在，使得一部青岛早期城市史中的些许章节，变得生动和有趣了许多。

长时间里，在可见的出版物里，胡存约的生卒年月都相当模糊。据胡存约后人披露的考定结果，胡存约应该出生在1859年，1916年去世，享年56岁。本地民俗学研究者人认为，这个说法，与《胡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相符。胡存约早年失父，“事母至孝”。不知道是不是和失父孝母的原因有关，胡存约很早就弃读从商了，经营土产杂品和航运。这个字规臣的胡氏后代，始终没有功名。可以推断的是，胡存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着他的生长地青岛村这个半径不大的地方度过的。

根据海因里希•谋乐1899年6月编辑完成的《山东德邑村镇志》的记载，青岛村分上下两部分，青岛口称为下村，下青岛；被一个山谷和几块田地区分开的青岛村，则称为上村，上青岛。现有的资料表明，胡存约的生长地，是上青岛村。在这里，胡氏这个“先世经营商业”而逐渐富裕起来的家族，平静地生活在可以看见海口的山冈上，并受到了村民的尊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占领前夕，青岛村已经从原来的大约300至400名居民，发展到了1300人，有房屋229座。

和许多青岛村乡民一样，胡存约人生轨迹的变化，接连发生在1891年1897年两个重要的年份。1891年胡32岁的时候，清军总兵章高元率领三千士兵进驻到这里，在青岛村下面建起了总兵衙门，逐渐使胡的村庄周围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防卫点和交通港口”。而六年后，清军溃逃，德国人来了，接近不惑之年的胡存约，不得不接受新的考验。在1898年晚些时候开始的土地统一收购行动中，胡存约生长地上的几乎所有建筑和民俗、商业设施，被完全摧毁。原居民被以流放的形式，分散在殖民政府依照“华洋分制”原则规划的欧洲人居住区之外，这些区域范围很大，在新城市的东北形成群落。被分散的人群中，包括了胡氏家族的大部成员，后来他们逐渐变化居住地，近至王演庄、庄子、台东镇、阎家山，远则迁至胶县、海阳等处。从1924年编制的《胡氏族谱》上看，胡存约一支，最后生活在胶县徐哥庄。

然而，胡存约却没有离开。他留在了这个新出现的城市里，继续从事着传统的商业交易，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活动在德国租借地中间的社团利益代表，一个可以发出独立声音的华人领袖。他的生存根据地，横跨了中山路的南北两边。在研究者看来，这样一个事实应该真实的：1897年的占领事件和随后德国租借地的建立，似乎没有颠覆胡氏的商业路线，依靠“先世经营商业”的积累和自己的商业天才，胡存约持续了家族的事业，并开始迅速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不长的时间里，胡成为了青岛中华商务局的董事和租借地参议会的成员。在当时，这两个职位均是可以直接参与华人事务管理的重要角色。在《胶澳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记载：“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有意味的是，在这部著名地方史书的《人物志》里，商人胡存约被归入素受尊敬的“乡贤”一类。

表明胡存约贤举的，是其联络民众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依照《胶澳志》的说法是，“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乃止”。在这个最终得到缓解的对抗性事件中，胡存约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焉”。（8-11）

有资料显示，1912年9月底孙中山到访青岛时，曾在三江会馆和胡存约有过简短接触。这是孙中山在短暂的访问中和本地商人进行的少数会面之一。但真正让历史记忆住胡存约这个青岛村原居民的，也许应该是他写作的《海云堂随笔》，在这些文字简约的个人笔记里，他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乡村青岛。胡存约的这个青岛，曾经很纯粹。

1914年冬天，德国战败，两年后胡存约去世。胡离开的时候，青岛依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城市。

而有关黄县商人傅炳昭的信息，多集中在他和胡存约发起组织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上。在今天可以看到的许多城市史描述中，这个被不断扩大着意义的事件几乎成为了殖民时代唯一的对抗性话语。然而，仅仅从这个缺少细节的孤立事件中去认识傅炳昭，并不能让作为零售贸易商人和华人社会领袖的傅炳昭清晰起来，也不容易连接起开发时期的城市整体面貌。

在一个以居住隔离制度和贸易公平的欠缺为主要特征的殖民时代，不论是作为本地土著还是外来移民，所有华商在青岛的活动，都不曾真正享受到完全的平等市场。尽管，制度平台的设计者后来繁荣经济的需要出发，对城市公共政策和贸易原则进行了一些修正，但直到这个德国租借地成为历史之前，数量不断增加的华商始终没有机会获得完整的竞争机制的支持。（8-12）

其实，这种尴尬，从青岛作为德国保护区的开始就存在着，而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的到访，则让矛盾公开化了。在接见了青岛的一些华商后的晚上，周馥和青岛总督都培禄再次表达了他的担忧。尽管周馥也认为矛盾的发生部分原因是因为误解，但他显然对中国人“牢骚满腹”的情况很不满意。后来，他直接指出了设立中国领事馆，派遣官员来青的必要性。甚至，周馥还规定了目的是“出面调停中国人之间争端”的派遣官员的身份，认为他们应当是中华商务总局的委托人或律师。作为一位中国官员，周馥坚持居住在青岛的中国人，同先前一样仍然是清王朝的家庭和种族成员之一，受清律的制约和保护。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保护青岛的华商利益和制造公平竞争环境这两方面，周馥和他的继任者显然都无能为力。

由于原始档案的匮乏，研究者并没有傅炳昭是否出席过1902年12月青岛华商与周馥见面会的直接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周馥到达青岛的这个冬季，傅炳昭显然已经开始成为本地新兴经济力量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傅炳昭首先需要关心的商业竞争者并不是德国公司，而是正纷至沓来，汇集到中山路北边的各地华商。

傅炳昭和青岛发生联系的记录，基本出现在1902年以后。尽管不能够肯定1902年是傅炳昭的青岛元年，但这个年份在傅后来的事业中具有起始意义，却似乎没有争议。已有的记录显示，是年，这个黄县人成为了在中山路开设的祥泰号的经理，并同时参与发起成立了同乡会组织齐燕会馆。不过，关于傅炳昭所创办商号的名称，也有元泰号的记录。傅的商号，被笼统地描绘为经营洋广杂货，而这也是当时华商的常规商业路线。一般说来，这些企业多派员在日本大阪设庄或驻沪采购，主要经营纸张、钟表、颜料、化妆品、乐器、食品及其他杂货。傅在青岛似乎不完全是白手起家，他的创业准备，应该是早年在日本完成的。青岛华新纱厂主周学熙的儿子曾在关于华新纱厂的历程回忆中，证实过傅炳昭的日本经商经历。

由傅炳昭和成通号经理朱杰发起的齐燕会馆，是由在本地的山东与河北商人组成的同乡会。傅炳昭是山东黄县人，朱杰是天津人，他们的组合，恰好可以实现同乡会的地域要求。这个具有明显社会功能的泛经济组织，后来成为了傅炳昭等商业领袖联系本地社会并同时扩大个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从这里出发，傅炳昭在1910年中华商务公局被撤销后，成为了依照清廷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组织的青岛商务总会的会长。这个职位，有些轮流坐庄的意思，而轮流的规则，则建筑在坐庄者掌握资源的多寡上。

1912年，失去了实际权力的共和领袖孙中山访问青岛，期间曾经和部分非广东籍的青岛华商有过以募集资本为目的的接触，在后来出现的一份来源不明的名单上，傅炳昭、丁敬臣、古成章、郑章华都是这次会面的成员。但是，根据青岛总督当时的报告，除了广东籍华商，其他商人都对孙中山的到访和资助革命的要求，保持了沉默。

人其实是个很脆弱也很容易改变的动物，所以，坚持和能够保持正常的思想温度，当属可以引为同好的标准。但实际上这个标准又仅止于“道义”，日常化了，则未必可行。这样的矛盾，不胜枚举。作为商业领袖，傅炳昭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1930年代。中间在1915年到1922年的日本占领时期，傅的这个人影响尽管遭到了明显削弱，但他依然可以在诸如华新纱厂开办这样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中，保持调解的能力。实质上，傅炳昭在1915年日本占领之后，商业扩展的持续努力，并未中断。一个确凿的事实是，1915年9月，傅与前清军军事顾问日野勉、山东银行总办瑞熙麟、龙口银行总办李德顺等出资十万元，在青岛创办了一家大规模的牛肉罐头制造厂，并优先供应在青岛的日本与英国联军需用。1922年青岛回归之后，傅炳昭等在胶州路创办山左银行，1934年搬迁到中山路银行集聚区。

1924年5月，胶澳督办高恩洪发起筹办私立青岛大学，傅炳昭和刘子山、宋雨亭等著名商人成为了校董。现在看，这是本地商人的一次慷慨的集体善举，尽管它很快就夭折了。青岛沦陷前避走上海的傅炳昭，一别八年，1946年元月以82岁高龄返回，《青岛平民报》以“青市人瑞”为题，刊登“傅炳昭氏由沪归来，拟筹备恢复山左银行”的消息。山左银行在青岛恢复不久，耆绅傅炳昭便一病不起。11月24日，青岛报纸刊登傅炳昭在上海逝世消息，称“傅炳昭在本市居住经商有年，深受工商各界之崇敬”。傅炳昭离去的时候，“其子女均侍奉在侧”。（8-13）

傅炳昭之后，新一代的华商领袖便陆续出厂场了，和胡存约、傅炳昭、刘子山、宋雨亭、丁敬臣们一样，他们的活动核心，依然是中山路这一青岛商业和精神的高地。

亢奋与痉挛

在我们记忆的土壤里，国货和国货运动就象一根敏感的神经，长时间贯穿在各种看得见的政治、军事、实业、文化、地理活动中间，牵一发，而动全身。激烈的时候，身在其中者或亢奋不止，或痉挛成疾。仔细看历史，在整个国货运动的风风雨雨中，能够独善其身的，不多。

从1905年后，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运动无一不是以抵货为重要实现形式，通过抵货，完成自娱、自立、自尊和自足。在一种发泄般的快慰中，商人和普通的消费民众，成为了同盟。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发现，抵货运动这个看得见的敏感标尺，成就了许多商人，也埋葬了许多商人。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商业前辈，就是在一波又一波的国货运动的洗礼中，创造了财富传奇，也筑造了独立性格。

抵货行动，并不限物品消费，还涉及了公共服务。1923年8月，青年画家俞剑华在他的《青岛博山写生活旅行记》里，讲个一个济南学生抵制日本控制的胶济铁路的故事，剖析了“抵制日货”的盲目性冲动，也揭露了其中的投机性与虚伪，令人不禁一声叹息。俞剑华说：“五四以后，每次抵制日货，济南的学生总要抵制坐胶济火车。顶凶的时候，每次派人在车站的路口上把守。有上车的初则婉劝，继则骂以‘亡国奴’、‘卖国贼’，再不见机而退，便要用日本人的手段起而打之。有几次在附近济南的三站都没有上下车的。但事过境迁，不几天，打人的也要扛着行李与被打的取一致行动了。最有趣的是济南各校学生，每到年假暑假，总要发起不坐日本车。开会，演说，调查，监督——顶热心的学生总是坐不着胶济车的人。此时必须坐胶济车的学生，就是以前最热心抵制日货的也一声不响，悄悄的坐上车跑了。或住在校中不回家，过那不自然的孤寂生活。”

在青岛，早期的抵货旗舰，是一家以国货命名的联合公司，抵货的对象，则始终是试图一次又一次控制这个城市经济命脉的日本商人。

青岛国货运动的发轫，是在1925年掀起的新一波国货运动中。在全国性的抵制洋货呼声中，1930年成为了本地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民族主义年份。《青岛特别市政府提倡使用国货办法》年初出台，青岛国货运动委员会在自己编写的《提倡国货歌》的渲染下，公开亮出了拒绝洋货的旗帜。

就是在这时，国货公司出现了。在迎合了国人自尊的同时，青岛国货公司也迎来了这个商埠城市大商业的短暂春天。

然而，最早的国货公司，却并不在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山路上。依照普通的理解，作为一条商业大街，商场应该是不可缺少的。但有些奇怪的是，在中山路建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大街上除了一家时装店和几个小型商店，却不曾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百货商店。相关的回忆印证：在30年代前后，中山路南段多是一些银行、商行、机关、团体，只有北段的北京路、天津路和四方路、海泊路、高密路、潍县路、胶州路、博山路、冠县路等一带才是“商店林立”。

然而，“林立”的是小丘，不是山峰。

同时，“林立”中间，更不乏掩藏着的难言之隐。

很长时间里，在当地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这些密密麻麻“林立”的商店，遇到的都是一个强大的东洋对手。这个对手的背后，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持。

在青岛，这只手的力量非常强大。

于是，在很多恭顺的本地商人那里，这个对手最终就成为了合作者。这是一场看不见光明的较量：和服与马褂之间，利益终究是最重要的砝码。在我们的搜索的视线里，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我们这个城市并不是没有抵抗者，但是，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些抵抗者的命运往往就被指引到了两个方向：破产，或者屈服。

1914年12月5日，在刚刚成立的共和政府农商部向各省发出饬文，指出欧战“未始非工商发达之转机，凡各省种种实业，俱应切实整顿，所有大小工厂悉予竭力维持，一面趁外货入口稀少之时，改良土货，仿照外货”的时候，已经在军事上控制了青岛的日本人显然没有理会这些微弱的声音。一天后，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接管胶海关，23天后，青岛向日本本土居民开放。史料显示，此后，来青设厂开店的日本人蜂拥，致使日货充斥市面。就是在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后，这样的局面也没有被根本改变，数万留住这里的日人仍然享有特权，市面日货依然充斥，本地商人与日商交易，“久已成习”。

但是，变局也就在“久已成习”的交易习惯中完成了酝酿。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青岛，改胶澳商埠局为青岛接收专员公署，随后，国民政府确定青岛为特别市，由行政院直辖。1929年11月11日，特别市市长马福祥到任。在马到任前的7月21日至11月27日，本地日商各厂工人爆发了联合大罢工。由于日厂主联合停业，相继导致日商各工厂接连罢工。8月上旬，联合罢工工人已经接近两万人。

新的青岛特别市政府，开始制定提倡使用国货办法。该办法由提倡大纲、实施办法、治本方法三部分组成，明确“使用国货应由本府及所属各机关及各员役先行提倡，原来购置之外货，以使用至破损为度，以后除无可代替之国货外，均不得再行新置，并由长官从严监视以为模范。使用国货本府及所属各员役除本身外，对于家庭并应切实力行，对于亲友邻里亦须随时劝导，对于一般民众应负宣传指导之责。”同时规定，“公务人员除办理外交人员，凡新制服装一律须用国货。”作为提倡国货的先行者，青岛的做法被视为一种可参考的经验，植入不同地区。1930年4月19日，北平特别市将《青岛特别市提倡使用国货办法》转行社会局参照，并全文刊登在《北平特别市市政公报》上。

在不断的添柴助燃之下，水的温度便越来越高。终于，本地商人的联合对抗行动也开始了。

1930年2月7日，经过推举的青岛各界国货运动委员会成立，接受了原胶澳商埠局在河南路东莱银行兴办的商品陈列馆，将其改为国货陈列馆，并同时在天津路开设了国货商场。1930年7月，青岛举行了第一次国货展览会，41家厂商参加了这个显示尊严和力量的展览。此后，国货商场以举办国货展览会的形式与厂商结成利益同盟，参展厂商由初期41家，迅速扩大到173家，陈列商品7300种。与此相呼应，本地的一些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如冀鲁针厂、茂昌公司等等，也获得了快速成长的机会。

在1931年的秋天，连续出现的两个有计划的事件，则更将本地的国货运动深化了：8月16日，青岛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成立，议决对日经济绝交，禁绝日货入口；一个多月后的9月19日，由本地商人组建的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在齐燕会馆开业。后来，日本驻青领事以物品证券交易所影响了中日合办的青岛交易所的利益为理由，向青岛政府提出了交涉，要求阻止新设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但是，这一次，青岛方面明确拒绝了日方的要求。1933年6月13日，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经国民政府实业部核准登记，随后，集资40万元的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期间，本地绸缎商号谦祥益也通过《青岛时报》发布广告，特别声明在楼上加设国货部，扩充国货。

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行动，也在准备中。1933年，地方当局集本地官、商和银行的资金，决定在国货商场的基础上，组建青岛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这个开历史先河的国货股份公司开始营业。史料显示，青岛国货公司的组建资本20万元，年销货款70至80万元。依照当时的说法：“青岛之有大规模国货公司，实以此为嚆矢”。

青岛国货公司的真正突破，发生在和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联合之后。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纷纷公布敌货目录，查禁日货，上海工商界先后组建了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国货介绍所和中国百货公司中国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最后，集官商资金，组成了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全国50个城市建立分公司。

1934年，上海的织造、化学、珐琅、钢精、电扇、织绸、织布、制帽、暖瓶、赛璐珞厂联合派人到青岛，在中山路101号开设上海国货公司青岛联合营业所，简称青岛国货联营所，随后又有上海的牙刷厂、螺钉厂、瓷砖厂参加。联营所开业后，优质的鹅牌绒衣，三星牙膏及化妆品、蚊香、味精，立鹤牌搪瓷面盆、口杯、盖杯，五星牌钢精锅等日用商品都以廉价畅销，逐渐占领了青岛本地的城乡市场。

1936年，青岛国货公司与上海联营所合作，在河南路组建了青岛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明确规定：运销我国各地货物；经销全国国货工厂产品；有关国货事业之开发与介绍；发售本公司自制货品；承办代理购销国货业务。公司推举1931年12月就职的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为董事长，青方股东代表王新三为经理，沪方股东代表柏坚为副经理。当年，公司完成营业额80余万元。与此同时，公司委托建筑设计师许守忠在中山路和胶州路的拐角处，设计了一个新的营业大楼。当时，这里已经开始成为本地最繁华的地段。1937年4月，公司迁到了许守忠设计的这个新营业大楼。然而不幸的是，这精心设计的棋局，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对方的力量。因为，这时离国货运动的敌人重新占领这个城市，已经不远了。

风生水起的国货运动，同时也是一次现代商业制度的规范化洗礼，促进了青岛本地商号的品牌保护意识。根据1937年7月31日 《实业部公报》第342期的记录，在1937年7月19日一天，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吴鼎昌就一口气核准了青岛永丰和、即兴城益记、庆记号、裕泰丰、瑞芳茶庄、公盛和、恒泰、福东、义顺东、同义永、新亚饭店、东华池、协昌祥、福厚德油坊、德生号公记、义昌永、源兴泰、永聚盛、信生昌、仁泰行等二十余家商号的商业注册申请。

可惜，历史并没有留给本地商号在现代商业制度下以更多的自由生长时间，战争就破门而入了。

脆弱的市场，玻璃花瓶一般易碎。且不说具有利益保护特征的国货运动，本来就不是纯粹的市场产物。

1938年初青岛沦陷，国货公司解散，中山路营业大楼先被日本海军机关占用，继由日商白石洋行接收，开设银丁百货商店。至此，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已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国货联营公司派柏坚来青岛，办理公司复业事宜。1947年举行股东创立会，推举中国银行孔士谔为董事长，柏坚为经理，资本总额为法币2.5亿元。1947年4月4日，公司正式复业开幕，当时的情形，被形容为“顾客盈门，盛况空前”，五天时间，这里的营业额达3亿元。统计记录显示，当年，公司实现营业额130亿元。

1948年4月，因物价上涨和经营发展，国货资本增至20亿元。公司派专人常驻上海，采购那里工厂的产品。济南、天津、北京、广州、九江、武汉等地工厂的产品，则或派人采购，或委托各地国货公司代购。（8-14）（8-15）

这时的国货公司，已成一条商业大鳄。大鳄的内部，管理有序，结构完整。我们从《青岛国货公司股东会议记录、公司决算报告、经销各大国货工厂产品办法》和《青岛国货公司关于寄奉驻员月份考勤表及外任职员服务待遇规则等函件》这些文件可以看出，经过了一个相当的过程后，中山路149号上的这条商业大鳄已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管理、财会制度以及服务规范，并摆脱了一般商业长期沿袭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以董事会代替了家族经营，以推选的经理代替了店东管理，以练习生制代替了学徒制。这其中的理性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国货运动初始时的情感了。

现在看，早期国货运动在青岛的命运，和城市寻求自治、自立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先辈艰难地书写下了一段共同维护民族自尊的历史。可以说，在非常的年代，国货运动完成的，也是非常的使命。

将一种方式无限放大，这个方式就会异化，就必然改变方向，尽管出发点不差。在就青岛国货运动进行叙述时，突然想起一个连自己都快忘记了的愿望，觉得好象它从没那么坚定地生长在曾经的生活中一样。确切地知道它的存在，却不知道它从什么时候消失了。并且，没有了它，生活居然照常继续。也许，真正是没有什么不可以丢失的，包括理想和想念，但是，失去后的生活，果然和过去一样？

其实，透过喧哗的外壳，所有的日子都曾栩栩如生。即便闭上眼，光亮依然在废墟中挣扎，不分彼此。那些可以叙述的时间，成为过去的速度好快。觉得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了，可以穿越过去再穿越过来的自在，和快意。我们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历史，始终有距离，始终若即若离。上一个时代给下一个时代准备的困惑，在每一个晚上，都有可能引发触动。一个意外，成就了另外一个意外，没有人可以真正预测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