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山

01 地理

从太平山开始的城市山峦，自东向西依次的地理与记忆次序， 大致便成青岛山、贮水山、信号山、观象山、观海山这样的约定 俗成。010 出生地### 020 民国版的政治正确030 开拓者

青岛山下有青岛村，村人胡存约撰有《海云堂随笔》。在这 些文字简约的个人笔记里，他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乡村青岛。 这个青岛，曾经很纯粹。### 050 呼吸与情感### 070 大清国的主权盾牌100 柴米油盐与价值观

锡晋斋《青岛战事闻见录》记：1914 年 9 月 29 日夜俾斯麦 炮台上迅光如电，加之军用电灯，闪灼驰骤于山谷间。炮声大震， 至夜分始寂。### 130 亚麻布上的凭证150 迅光如电180 脚底下的秘密

小时候进去看露天电影，夜色下面，半圆形的铁皮顶会反射 月光。那是一种幽暗的绿光，混杂在萤火虫和窸窸窣窣的蟋蟀叫 声中间，深不可测。200 一条绳上的蚂蚱210 抽水马桶220 死里逃生的传令兵

05 大学

因战祸而终了裨益于教育的实例，几成中国近代教育的催生 剂。就是早些年那个晃晃悠悠的德华大学，也是在原清军的废弃### 110 被遮挡的阳光

营房上推倒重建的。### 230 青岛大学这棵树### 240 君子与风月250 事变如疾风暴雨

具有启蒙精神的洪深、杜光埙、刘咸鼓吹自由表达的言论， 成为青岛国立大学时代知识分子不屈服的一个精神坐标。### 260 教育部的手腕### 270 新舞台280 不考虑思想问题

大学路的大学一侧早年植物茂盛，层峦叠嶂，后来砌起高墙， 便形成壁垒森严的阻隔。大学路的人间气象，只剩下西边一侧， 绵延到信号上东坡和南坡下面。### 290 大学门### 300 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 310 楚天在望320 骆驼祥子的想象

青岛山下绿树成荫，因为邻近国立大学和中产阶级居住区， 形形色色的政客文人故居便不绝如缕。时间一久，房子的产权人 多销声匿迹，而客居者的面目却愈加清晰。### 330 唯丁是赖340 敞亮房间里的空罐头350 阳光下的黑色幽默360 日夕幽居者

同样都是安徽人 ,昔日青岛山过客苏雪林和台静农对鲁迅的 立场大相径庭，一个是攻击者，一个是护卫者。后来两人都漂泊 岛上，再也没有回到出发地。370 随随便便的日子380 校长月薪 160 元390 剑客与燃灯者

10 艺术

画家卡尔 •吴特科创作于 1898 年的《从胶州湾畔远眺市镇 的屋顶》，是目前发现的描绘青岛的最早油画。青岛山早年的巍 峨，跃然纸上。### 400 冰锥划出的噪音

410 莫名的寂寞420 第一书房褐木庐

亡者的家庭、身份、地位和财富占有量，是最终决定能否入 葬的重要门槛。入不入此门，关乎尊严，却无关公平。如果万国 公墓果真是通向天堂的安息处，上帝却缺席了。### 430 俯瞰海湾的灵魂440 生者的记忆### 450 上帝缺席了

对我来说，青岛山下的兴安路、台东、海泊桥、小村庄、四 方北岭，都是一些具有记忆标志性的地理节点，固执地丈量着非 物理意义上的距离。### 222 自由的雀跃222 信号山路的长者222 改变和被改变的博弈

12 邻居

李奶奶养很多猫，屋里到处都是盛猫食、水的搪瓷盘子和瓦 片。猫吃鱼，推开门满屋子腥味。到了母猫抱小猫的时候，我就 不能去了，原因在我属虎，和猫犯克。### 460 沿着手臂蔓延的藤条### 466 真实与虚拟的人生### 111 流亡者的背影111 合江路公舍

题记个人史和城市史有共同的一个原则，就是诚实。但丈量城市 史，哪怕是一个存在时间不过一百一十年的年轻城市的过往，仅 有诚实显然是不够的。执着、宽容、资源、专业精神、忍耐力和 方法，应是成就后者的另外一些元素。但我依然愿意相信诚实原 则是任何个人史和其它历史的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前提，历史才 可以在部分意义上成为信史。麻烦随之而来。作为个人史主角的作者，有着 1960 年代人 的相同轨道：不完善的道德培育；不完善的知识准备；不完善的 人格环境，等等。这些个种种的不完善，使得这一代人的成长， 具有了某种宿命式的尴尬。在这种尴尬中，不完善的诚实原则往 往会被后来积累的所谓人生经验淹没。这样的经历，我自己有过。承认自己的先天的不完备，是一个需要不断恢复勇气和寻找真实 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迷失和隐瞒是可能的。对付迷失的 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始终面对尴尬，直到使它成为历史。我的这种经验的精神支持，一个来自曾被几乎完全破坏掉的 基督教家传，一个则源于我过早离去的母亲。后者在生命最后时 刻所显现出来的爱、责任和宽容，使得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获得 了可以战胜自己的种种欲望的力量。我相信，我在我的母亲身上 所看到的人生经历，应该是我的这个时代最温暖和最光明的故事。 尽管，这些故事的背景是异常寒冷和忧郁的。在这些过程中间， 我最终知道了诚实的意义，知道了诚实的非交往层面的光芒。

出生地

地理 01我的青岛山近在咫尺，也远在天边。近，是说这里是我的出 生地和生长地，我和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姑母，以及 两个弟弟，曾长时间在这里栖息；远，是指对这里历史的细枝末 节知之甚少，仿佛一个人行走在时间的黑洞里，不见天日，分不 清东南西北。只觉得西北风呼呼啦啦刮过来，看不见鳞次栉比者 熙熙攘攘的表情，也看不清我自己。在 1980 年代以前，青岛市区的山，青岛山规模最大，也最 不招人待见。另外的山，早被成形的路网、建筑、围墙、植被、 风花雪月围裹着，动弹不得，而青岛山却似城市视线里的荒郊野 外，长年累月开山凿石，像个西部矿场。硝烟弥漫的味道深入骨 髓，人就是沟壑里的一块土疙瘩，苍老而疲乏。小时候，我最强 烈的记忆，是杂乱无章的房屋，和杂乱无章的日子。这两者叠加 在一起，居然也生机勃勃，如同马尔克斯讲述的马孔多镇的人间 鬼界。写这个开头的下午，真正强烈的感受是失望。孤单地看窗外 的阴沉，知道穿越不了。只希望冲动还能够保持些时间，哪怕仅 仅就是个冲动。听着电脑里新加入的音乐，慢慢平静。青岛山是我的出生地，也是生长地。1928年 12月出版的《胶 澳志》记，“青岛山在太平山之西北方海拨一百三十余公尺。德

上：青岛山兵营周围地理趋势 1-1下：青岛山区域图 1-2人建有俾士麦炮台，今已毁矣。”在《胶澳志》中，市区的另外 两座山，则以青岛山为参照系，一曰贮水山“在青岛山之西北”， 二曰信号山“在青岛山之西贮水山之西南”。这三座山成三角形 鼎立，老城区的脸面和五脏六腑，差不多都在其中。接下来的观 象山和观海山，参照的就都是信号山了。就此看，从太平山开始 的城市山峦，自东向西依次的地理与记忆次序，大致便成青岛山、 贮水山、信号山、观象山、观海山这样的约定俗成。青岛城内多山，道路遂委婉。1914 年 2 月暂避青岛的前湖 南都督谭延闿曾记，“行山路中，平迤若砥，树木葱蔚，曲折逶 迤，正如画图中。”[ 台北近史所存谭延闿日记。]1934年版《青 岛名胜游览指南》记青岛山“周围之道路”，已密若渔网：“西 北面有登州路，北通东镇，西达泰山路、贮水山路、黄台路、齐 东路，南通大学路。东面北半有西山路，东通中庸路、东山路， 南通太平山路，南半有京山路，北通西山路。南通齐河、福山、 王村各路交叉；西南面有阴岛路，北通登州路大学路口，南接齐 河路与京山路、王村路、福山路相通。由此山至市政府，须经大 学、黄县、湖南各路，距离一千六百六十公尺。”这是个足以让 人眼花缭乱的描述，不用说新来乍到的外地人，就是住过三年五 年的地道青岛山居民，如宋春舫、闻一多、黄际遇、沈从文、洪 深、吴伯萧、刘次箫这些舞文弄墨者，恐怕也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先生们的学问当然铁板钉钉，但难为各路学人的是青岛山下的路 曲里拐弯一溜歪斜，要找准个方向，不亚于故纸堆里翻腾出李太 白老家。可诗仙是个故人，折腾来折腾去也是在纸上，青岛山下 的路却是给活人走的，迷了路，就回不了家。实质上，即便是到

了 1940 年代晚期，青岛山周边区域的荒芜与边缘化，依然令人 印象深刻。仅西山路一段，诸如发现男尸、日人墓地辟饬墓园、 市民申请开采沙石、树木采购、慈善机构开设难民粥厂之类偏离 日常经验的信息，依旧充斥在政府文件和大众报章的边边角角。1936 年 4 月中旬，青岛市教育局组织七所中学的两千学生 进行春假劳动服役。14 日早晨太阳一出来，市长沈鸿烈便在体 育场召集师生训话，以显“勉励之力”。据同年出版的《青岛教 育》三卷十二期描述，沈氏现场“阐明国民服务役之意义，勉励 全体师生努力服役，说来语重心长，听者极为动容”。市立女中 的学生，随后被 19 名教师和指导员刘保诚带领到青岛山捉捕毛 虫，范围自东山路西头起至西山路西端止。两天下来，一大帮女 孩嬉笑打闹，欢天喜地地捉了 23004 只害虫。在青岛山另一头的 西山路东，圣功女中的孩子也遥相呼应，时而匍匐，时而跳跃， 捕捉个不亦乐乎。教会圣功女中 175 个学生的能力显然不及市立 女中的 370 人，同期加上在贮水山的捉虫收获，圣功留在统计表 上的记录不过 12760 只尔尔。青岛山之于我，直接的经验自然早于知识积累，并且很容 易瓦解文本文献的逻辑分量，以至于这份一个人丈量的《青岛山 史记》，始终摆脱不掉气喘吁吁的焦躁。影影绰绰的现实与影影 绰绰的梦魇互为真实，最终让叙述的节奏感大卸八块。后来撰本 土民国文人的编年事辑，检索到不少山上山下的人文记录，诸如 1933 年 6 月 15 日杜光埙“于青岛山东”撰就《最近十年法国内 阁制之研究》、1934 年 8 月 28 日吴伯箫写在“万年兵营雨夜” 的《天冬草》之类，这才觉得这山的里面和外面，毕竟大相径庭。和国立大学的教务长杜光埙比较，校长室事务员吴伯箫是个小人 物，比那些女图书管理员多拿不了多少钱，着眼点便不尽相同， 其《天冬草》40 天后发表在北平出版的《水星》杂志创刊号上， 末了一句“木石无知，小人非人，为什么要希冀粪土里会淘得出 金呢？”的感慨，言尽雨夜中人的酸甜苦辣。一座山，匍匐着虫 草和喘息，也攀附了帝国的锅盔和《诗经》的咿咿呀呀。尤其是 当我想象着这些语音在迷雾重重的晨曦山路上用浠水方言、聊城 腔调和潮州话发出来的时候，一个旁观者的肃穆与怪诞感受，便 不堪言状。好在，这份近乎荒谬的案头想象，发生在个人经验的 现场之外。青岛山，小时候周围的人大都叫京山。山西面一片简陋居民 区的老住户，则习惯称兴安山。那是 1960 年代后期到 1970 年代 后期的十年，山下的采石场天天开山放炮，打石子的叮叮当当声 此起彼伏。后来，有人叫这里炮台山，像要溯根求源。青岛山的 地下炮台，开放很晚。先前一直有部队住在里面，底层的锅炉房 时常会冒出青烟，间或有炉渣煤灰啥地散落在石块铺垫的山路上。 不记得有谁进去过这些地下掩体，隐蔽的出入口一般有战士站岗， 军装红星荷枪实弹，开不得玩笑。其实，给我刻下烙印的记忆， 倒是半山腰一条未使用的防空洞，东西贯通山体差不多一里路， 两边洞口敞开，好像没最终完成的样子。里面爆破过的花岗岩未 经修饰，裸露着原始肌理，附近的孩子经常用松枝点着火出出进 进，似乎习以为常。有次寒冬腊月进去，外面的积雪漫山遍野， 里面地上潮乎乎的，西北风从洞口刮进来，寒冷刺骨。这个洞开 凿的时间应该不太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搁置了，成了半拉子

工程。山上的驻军搬离后，洞口被封上，若干年下来，表面已看 不到洞穴的蛛丝马迹。1950年代和 1960年代出生在青岛山周边的孩子，不论男女， 都有上山拾柴火的经历。冬天家家户户生炉子，取暖做饭，多靠 一个铁皮桶改装的炉子，家口多的人家，就用黄泥和砖头垒起来 的锅灶。炉子的燃料主要是煤块、煤面和煤球，锅灶除了烧煤面 和黄泥混合的成品，多依靠杂草、荆棘和树枝、松针补充。计划 经济年代，煤店供应的烧火柴有限，所以秋天上山捡枯草、落叶、 树枝、松树果，挖树根、灌木和敷设在废弃工事上面的柏油，就 是过冬的必要准备。这项任务一般会在放学后进行，兄弟或者是 同学、邻居几个，各自带一个粗铁丝拧成的扒犁，一条麻袋，蹦 蹦跳跳就上山。青岛山平地少，斜坡多，坡陡，鼓鼓囊囊的麻袋 背在身上很容易滑倒，一个咕噜翻下去好远，跌跟头便成家常便 饭。稀里哗啦几声，几个人哈哈一笑，爬起来刷刷刷又上来。跌 到石头上，会碰破皮，石头树桩撞到头上，不免头破血流。出血 的口子不大，回家抹点红药水就完事，撕开肉了，才会去诊所缝 几针，再打一针破伤风，没几天就好了。去诊所缝针打针，可以 用大人的公费医疗卡记账，由单位报销。伤势再严重些，就可以 不用上学了，家长写一个请假条，好几天优哉游哉。兴安山的称谓，源于山的西面一条土路，名兴安路。从登州 路和齐东路的交叉口上来，路东是开辟过的嶙峋山体，路西南边 是一片无序搭建的低矮房屋，分布在坡度很大的破削山体上。路 西北边，建筑则井然有序，一栋一栋别墅被各自独立的院子环绕 着，悠然自得。这两个世界的分界，是一条下通登州路的石头台阶，台阶顶上这一头直对被矮墙围裹的一栋木结构房子。房子带 一个塔楼，不经意中形成了一个视觉中心。听大人们说，这里过 去是教堂。但我记事的时候，早已改换门庭，里面住上了人家， 院门仿佛始终关着。这粉刷了蓝色油漆的房子工艺精致，远远看 去好像嵌在山体里，有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与兴安路西南边的噪 杂与粗糙，格格不入。木房子对面，是一处公共水龙。路西南边 的人家没有自来水，我和邻居们每天都从这里接水，用铁皮水桶 挑回家。水龙有人管理，接水要用水票，接一桶，在水票上盖一 个红印。水票一般都贴在一张褐色硬纸板上，上面画着一排排的 小方格，不几天，方格里就红彤彤一片。记忆中，兴安路西南边各家各户的日子大差不差，一排排平 房里面，算计着吃饭是最要紧的家事。院里有个陶土缸，大概装 七八桶水那么大，一半埋在地下，里面常年腌着咸菜。秋天冷的 时候，从菜店买回雪里蕻，梗粗壮，叶子宽大，一棵棵挺长，堆 起来，小山一般。雪里蕻不洗，一抱一抱摆进缸里。横向一层， 撒一层粗盐，再竖向一层，再撒盐，交替进行，直到塞满。比黄 豆还大的粗盐大把大把撒进去，填满所有空隙，像结过一层碎冰。 封上木盖，放着，过些天就可以吃。吃的时候要洗，切了，滴点 香油拌或者加上豆腐丁肉末炒，绿颜色仍在，好吃没边。从过冬 直到来年，这缸雪里蕻是一家人的主要下饭菜，天天从里面捞上 捞下。有时候放学回家饿了，书包一扔，一手抓个凉馒头，一手 捞出来块疙瘩头就吃，几分钟就两手空空了。这期间，缸里还会 加入些白菜帮、萝卜头之类平日舍不得扔的蔬菜，一起腌着，以 保证一家人在整个冬天的佐餐供应。缸里的雪里蕻憋闷到开春，

会渗出很多黄汁，天热温度升高，液体便开始发酵腐烂。这时候， 要把漂着一层黄褐色泡沫的浊水瓢出来，倒入做饭的大锅，煮沸， 再倒回大缸里，腌菜大半个夏天就安稳了。父亲不在，我是长子， 十岁不到就帮着母亲摆弄这些，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转眼 几十年，不免对记忆的顽固，有些忧惧。表面看，兴安路的房屋破破烂烂，社会结构松松垮垮，家庭 成员残缺不全，边缘化色彩明显。可实质上，这块地方打我记事 起就和城市的其他人居角落一样组织严密，容不得一点藏污纳垢。 尽管公开出现在屋山头的早请示晚汇报，没几年就鸟兽散，可居 委会主任、治保主任、居民小组长们时不时会上门，询问些大人 们不想让孩子知道的事情。平常在家，大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大多是“小声点”、“别乱说”、“别出去说”之类的警告语。 一个无隐私的社区，铁丝网是隐藏着的，墙头一有风吹草动，屋 檐上下处处壁垒森严。典型的公共生活是开各种会，尤其公审大 会。大卡车上五花大绑着人，扩音喇叭叽哩哇啦发出声音，老远 就听见。遇到游街车经过，孩子们会跑到登州路上，看西洋镜一 般评头论足，仿佛过节。死刑犯脖子下面有块木板，写着罪名、 人名，上面划个红 X。平常日，买煤买柴火到掖县路煤店，买锅 碗瓢盆到安东路合作社，邮政局在齐东路，磨剪子戗菜刀在家门 口，存钱就一家人民银行。最期待的，是过年。进了腊月，家家 户户一趟一趟到辽北路菜店买年货，恨不得将每张供应券的东西 买十回。大人们再找人去单位工会要来粉红纸，用浆糊贴在玻璃 窗上，这年就差不多全了。有几年父亲不在家，母亲也一如既往 地忙，私下会流眼泪。笼统说来，这是兴安路里每个家庭能够享 受到的最快乐的几天。

民国版的政治正确

在我这一代人的记忆之前，兴安路还曾有一个很体面的名字， 叫安石路，来源于北宋政治改革者王安石。临川王氏号半山，也 算是和青岛山的这条半山路名副其实。不过，半山先生的光荣与 郁然，却和青岛山不怎么门当户对。安石路的命名背景，有记录 说得自青岛回归后胶澳商埠 1923 年开始的去日本化努力。大大 小小的地名、路名、机关称谓、计量单位统统改过，上上下下， 旗帜鲜明。地方政权的政治正确，在北洋政府时代同样包治百病。 这之后，不知那位先生突发奇想，一改青岛路名习惯的地名命名 传统，将青岛山以西、伏龙山以东、大连山以南、八关山以北的 新开辟道路，分别命名为苏辙路、寿阳路、安石路、欧阳路、东 坡路、苏洵路，以彰显源远流长的文化来路。但关于这些道路的建设及命名时间，文献记录却存在着许多 矛盾，令胶澳商埠去日本化的说词漏洞百出。检索 1937 年 1 月 青岛市政府招待处编印的《青岛概览》所刊《青岛市区道路图》， 发现环绕青岛山的，除了京山路、阴岛路、广饶路、天门路，其 余标注实线的道路都没有路名。同时周边存在着许多标注虚线的 道路，显示是已经过规划的待建道路。青岛山西北方向，也就是 “大连山以南、八关山以北”区域，虚线道路尤其复杂，且与被 命名为苏辙路、寿阳路、安石路、欧阳路、东坡路、苏洵路的几 条道路走向吻合。《青岛概览》出版十个月后，沈鸿烈弃城，日 本占领青岛。如此看来，对唐宋文人的敬仰之举，只可能是发生

在之后的青岛沦陷期间，也就是说，向这些先贤鞠躬的，是日本 主导的青岛地方傀儡政权。随后在青岛档案馆检索到的文献目录 显示，1942 年 4 月 16 日，青岛特别市公署曾发出《关于新辟东 坡路欧阳路等的公函》，清楚说明包括东坡路、欧阳路在内的青 岛山西侧道路，属“新辟”。同月青岛特别市警察局的一份文件 标明，齐东路以北、登州路之西“新辟”的东坡路、苏洵路、苏 辙路、寿阳路及鱼山支路这五条路，在这个时间获得命名。同期 警察局发有“齐东路迤北登州路之西新阔东坡路、欧阳路、苏询 路、苏辙路、寿阳路、鲁山路之南阔黄山支路的公函”，也支持 了相同判断。这个看似荒谬的事实，证实了沦陷时期的青岛，实 质上存在着一种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文化多样性可能。源流与现实 之间，僵硬和生机之间，间隔的并非一块密不透风的绝缘体。1946 年 7 月赢得“山海重光”的李先良政府“拨乱反正”， 大概念及东北在抗战中多有牺牲，由青岛市工务局通过《关于将 欧阳路改为合江路东坡路改为松江路苏洵路改为嫩江路等提案》， 一次性将青岛山西侧几条路改名，以示致敬。是次“政治正确” 行动，苏辙路以安东省命名，改称安东路；寿阳路以辽北省命名， 定名为辽北路；安石路以兴安省命名，定名为兴安路；欧阳路以 合江省命名，定名为合江路；东坡路以松江省命名，更名为松江 路；苏洵路以嫩江省命名，更名为嫩江路。自此，除了中山路和 芝泉路，人名在青岛的路名系统中便统统消失不见了。我小时候， 即便是近在咫尺，安石、苏辙、寿阳、欧阳、东坡、苏洵之类的 路名记忆，也近乎为零。但新旧路名的更替在演变过程中，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年后 1947 年 6 月青岛市政府人事处编辑的《青岛市政府 职员录》，就出现过苏辙路和安东路并存的情况。财政局第五科 办事员张毅武住苏辙路三号，民政局的一个像是集体宿舍的地址， 则标注为安东路六号，住着李小廉、易为训、郝骏、李槐昌、王 瑜等职员。国民政府的青岛地方政权 1945 年冬天由崂山下来的 李先良着手组建，多数人从大后方调配，派系人脉利益权衡自是 纠缠不休。民政局这几个人，籍贯分属山东、湖南、山西，年龄 在 45 岁至 24 岁之间，抵达青岛的时间自 1946 年 5 月到 1947 年 3 月，大致可谓是五湖四海，野心勃勃。不曾想世事难料，不过 两年，国民政府土崩瓦解，一干人树倒猢狲散，就此天各一方的 悲离司空见惯。仿佛夜里走着走着，人群就散了，四周迷雾重重， 早晨透出来的光亮，清晰且威严。接下来，历史的书写方式就截 然不同了，人声鼎沸，陷阱密布，容不得一点风吹草动。在记忆 中的丹东路出现之前，苏辙路安东路们就像个隐喻，躲避在老一 代人的樟木箱子最底层，上面覆盖了一层城市贫民的护身符，表 示的同样是政治正确。旧时代的大部分往事，在我这一代的成长 期都大门紧闭，俨然连个苍蝇也过不去。空气中嘤嘤有声，却看 不到一丁点现实的影子。从山上向下看，兴安路是一条中间拉长的 C 形线，不过这 C 形两端的走向不依山势环抱，而是向外开放的，西南口与登州 路、齐东路形成交叉，西北口与登州路、合江路交汇。下滑山势 形成的巨大坡度，通过登州路、延安路、大连路、合江路、松江 路和嫩江路，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过程形成的奔腾一般的释放， 蔚为壮观。西边一路下来，过了小鲍岛和铁路线，就是港口。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里进进出出的船舶和出出进进的人 与货物，是城市不断纳入新时尚的主渠道。1980 年代初兴安路 老房子拆除，原地建起远洋公司的宿舍楼，兴安路和码头外面的 联系，便更加司空见惯。不过，印象中兴安路的老住户与远洋公 司职工的关系并不热络，不说是老死不相往来，也有些自扫门前 雪的味道。至于京山称谓的出处，无考。疑似同样因为山体东侧的京山 路。而早在 1932 年，京山路已作为成形街道，出现在政府文件 记录中。京山路环山，也是 C形，依山势紧紧箍在半山腰，下面 是万国公墓，再外面是中山公园和汇泉湾。京山路的北面，也就 是整个青岛山的北面，过去是第二公园，占地 14000 平方米，并 建有体育场。有描述曰，这里“园颇宽敞，有亭可望，有溪可濯。 树木荫森，丘壑深邃，独坐终日，鸟噪山幽，意竟归也”。但和 我年纪相仿的人，知道这个“丘壑深邃”的第二公园的，已凤毛 麟角。第二公园“鸟噪山幽”的消失，和后来翻天覆地的地理改 变时代逻辑关系密切，而这个公园的最终死亡，今天看来不过是 一场更大变化的前兆。第二公园上下，1940 年代各有一所学校，上面是广饶路的 日本第三小学，后来依次演变为胶澳中学和国立山东大学一部， 下面是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海军学校 1947 年 4 月在登州路筹备 建立，到同年 12 月校长一职直接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 其后校长职由副教育长魏济民升任。1948年4月学校一周年校庆， 魏济民谓“海军在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本校之创立， 是要训练出一批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来。”[1948年 4月15日《海蒋介石给青岛海军学校一周年校庆题词 1-3校校刊》第 1-3 期。] 用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魏济民 的这份“解决问题”的梦想，似乎恰如其分。因为对魏校长来说， 不论海军教育的抱负大小，都已没有任何机会在青岛山下开阔的 校园里实现。十个月后，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奉命迁往厦门。十四 个月后，国民党守备部队如潮水般溃退到青岛湾的海军舰艇上， 从此天各一方。第二公园上面，另有 1958 年建立的青岛师范专 科学校，随后时断时续，最终成为青岛山北面的重要师范教育场 所，1989年校舍面积33852平米，教职工505人，在校生1201人， 设中文、政治、历史、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音乐九 个系十个专业。1993 年与青岛大学、青岛医学院、山东纺织工 学院合并组建新的青岛大学，迁入浮山下更名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京山路联通广饶路、阴岛路（今红岛路），与兴安路外加登

上：青岛山西北地理趋势 1-4下：青岛山西南地理趋势 1-5州路、延安路的拾遗补缺，完成青岛山的围合。这些环绕青岛山 的道路，行政上恰巧是市南、市北、台东三个行政区的分界线。 这个圈子里面，多是隐蔽在绿色植被中的军事设施，居民不多， 树木茂盛，郁郁葱葱；圈子外面，一百多年里形成了一片片的居 民区，先是有院落的独立别墅和平房，慢慢插入宿舍楼、筒子楼、 商品房、小高层，层次也就不那么井然有序了。如果想逆时针倒 溯回去看看昔日风景，大概需要些孙悟空的本事。至于最终能否 看清楚真相，那也只有天知道。家里老人说，我出生在兴安路的几间平房里。房子是租赁别 人的，每月付几块钱房租，记得门牌号是兴安路临字 17 号。门 外有条小巷，入口是一个公共厕所。青岛山上有炮台，山下面有 兵营、大学、会馆、墓地、体育场、图书馆、市场、公寓、别墅 和几个教堂。不过，不论炮台、兵营、大学、墓地还是教堂，所 有的起始都发生在 1962 年我出生之前。

开拓者

对自 1898 年起始的青岛所有城市化开拓故事而言，有两个 德国人具有标志意义，一个是单威廉，一个是阿理文。前面一个

单维廉博士 Schrameier1-6服务于德国租借地政府，后面一个服务于大清国的中央政府。他 们两个和青岛山以及整个青岛租借地构成的关系，是缕清一部青 岛早期城市史的最关键部分。众所周知，城市化开发的起点，依赖于土地供应方式与效率。 而在有关青岛最早的土地购买和早期土地标售政策制订等一系列 重大事件中，单维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 说，如果没有单维廉，即便殖民当局相关的法规不会有过大的变 动，但实施的时间大约不会那么快，相信效率也会相应地受削弱。 所以，在 1897 年 12 月至 1909 年的 11 年中，尽管备受争议，但 单维廉的意见对一些政策的制订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1859 年 10 月 2 日生于爱森的单维廉，全名为维廉 •路易 • 单。1878 年，维廉在读完六年制中学后，至波昂大学修读神学及东方语言，后又转至来比锡。约于 1885 年 9 月，单氏由柏林 外交部派往中国学习汉文。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进占青岛后， 德外交部电令上海总领事司徒白及翻译官单维廉前往青岛占领军 处服务。二人 11 月 27 日启程，12 月 1 日到青岛。单氏在青岛的最早工作，根据单氏报告大致如下：最紧急的 问题是，“为了解当地土地情形，土地所有权问题、面积大小等 等，以及寻求实用的、不违反中国居民法律观念的办法，以取得 优先购买权。为彻底了解与沟通，首先必须和各地方长老，以及 附近村里的主管官员，分别洽谈。并查阅当地税据，求得各地私 产公平可行的税率与地价。”为取得优先购买权，德占领军所采取的办法即由德海军司令 与地主一一订立契约。按此契约，地主今后只准售地给德国政府， 而不准售给他人。地主受此约束，德海军司令付给地主一项一次 的补偿费，其金额为每年应交地税额的两倍。单氏在报告中写道： “购地交涉，均由司徒白博士及余与地主在当地面谈，执行此项 任务虽然辛若，亦有不便之处，且有些农民不易说服而须费很大 的耐心，但此项工作仍不缺吸引力。晚间查对中国税簿及准备地 主签字用之副本，翌晨天亮即冒着 12 月间风寒外出，以便与地 主交涉。”1898 年 7 月 2 日，《柏林日报》刊出旅行记者邬尔夫披露 的单氏借代表德政府负责征购胶澳土地之机，私自违规购买了一 片山地的详情，这令德国国内舆论哗然。但是，就在邬尔夫全力 攻击华人事务官的同时，单氏则在 1898 年 4 月至 6 月间，专心 草拟了青岛的土地法规。随后，单去职。1915 年单回忆：自彼

去职之后，遗缺华人事务委员一职，即悬空不补，最后并取消该 缺，其工作改由民政委员主管。单氏于 1898 年以私费在克拉拉海湾与克拉拉山之间所试购 的土地，是青岛山向东南延续的一片坡地。青岛山的山势在这里 深入到克拉拉海湾，如同泥牛入海，波澜不惊之中，展现出瘦骨 嶙峋的险峻。可惜，因为左手倒右手的事故，单维廉最终失去了 在这里体验波澜壮阔的机会。数月后，这块违规土地移归了政府， 次年在此地上装配起了木造的总督临时官邸。之后政府在附近另 外建造了两幢住宅，一幢供总督副官居住，另一幢则为单维廉使 用。1900年9月15日，单氏夫妇迁入此宅。单氏连襟熊布格一家， 则住在附近。次年单氏次子出生于此，三年后女儿亦出世。1903青岛山东南地理趋势 1-7年 12 月 11 日，凯萨威廉第二子奉派到青岛海军实习，与单氏夫 妇相识，亲王盛夸单夫人的漂亮与风度，因此提出愿做其女的教 父，赐以己名，所以，单女名为Adalberta，这一仪式在单宅举行。1908 年初，患肺病的单夫人携三儿女离开青岛，返回德国 故乡。5月，单氏一人迁住海因里希亲王饭店。1909年 1月 16日， 青岛新闻刊载消息谓：海军参事单维廉博士已于昨日返国休假 9 个月。到柏林后单全家迁往近郊哈伦湖畔，1909 年底获准退休， 时年 50 岁整。1914 年 11 月 7 日，日军攻占青岛，单悲丧万分，认为一生 最难过之一日。11 月至 12 月间，单写成 1897 年至 1914 年《胶 州开发回忆》，于次年初发表。

1924 年初，单维廉受孙中山电邀担任广州市顾问，1926 年 1 月完成土地税法草案 10 日后，乘人力车时颠覆受伤，1月 5 日 去世。胶海关税务司阿理文的住宅，离总督的瑞典木屋和单维廉住 宅不远，看上去已经远离青岛山，更像是克拉拉海湾的航标灯。 这位服务于大清国的海关官员，似乎比他的几个德国邻居更为了 解建筑，也更熟悉中国文化。阿理文选择了别墅区和海滨浴场区 的最佳地段之一建宅，并使之成为了一个标志。建筑高居于总督 临时私邸和总督副官住宅之上。这时候的海关刚刚在栈桥码头北 面筹建，阿理文从规划的市区沿山路而行，需要走不短的路程。 这所住宅背靠山的屏障，东南方则面向大海，可远眺海湾、沙滩 和跑马道，符合所有的风水原则。住宅基石上的一段中文碑文也 表达了这一点：“光绪贰拾伍年阳月造。陡坡高岗，频临南海。 筑室于此，宜其遐福。胶海关税务司阿理文志”。德国学者华纳相信，阿理文的住宅是他自己设计的。华纳 的理由是，阿理文除却海关公务外，对建筑业有着浓厚的兴趣。 北京所有在义和团起义之前建造的欧洲海关大楼皆出自阿理文之 手。阿理文还在北京建造了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公使馆。作为 北京俱乐部和北京赛马俱乐部的创建者之一，他还先后修筑了两 条跑马道。华纳引述了 1914年 5月 29日上海出版的《德文新报》 证实自已的判断，并指出，青岛的跑马道也由阿理文担任主设计。华纳考订，栈桥附近 1901 年启用的海关大楼及旁边的住宅 也为其所建。阿理文为青岛设计的建筑取手法简洁的对称外形， 屋顶略作倾斜处理。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德国文艺复兴式复古风

上：阿理文像 1-8下：阿理文墓 1-9 ，1-10

格的非对称挑楼和小巧的塔楼。华纳相信，阿理文在其住宅的入 口处设置一间覆典型中式屋顶的门房，这在当时的青岛可谓独树 一帜。但清华大学的张复合在《中国近代建筑史“洋风”时期之典型》 一文中认为，建于 1900 年的阿理文别墅是奥尔末 ErnstOhlmer 设计的。恩斯特 •阿理文自 1868 年起在中国生活，并为海关工作， 1887 年被任命为海关税务司。1898 年 9 月，阿奉清廷海关总税 务司赫德之命就职于青岛，筹办设关事宜。阿理文来青岛之后， 租借了前海总兵衙门南侧东海常关青岛钞关码头办公地点的四栋 平房作为办公室和宿舍。随即筹集资金，兴工修建临近前海栈桥 码头的海关公署办公楼及职工宿舍。同时，阿理文草拟了《青岛 设关征税办法》，规定青岛海关税务司由德国人充任，所用各项 洋员宜选派德国人，与德国人文函来往均用德文。1899 年 4 月 17 日，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正式会订实施。1899 年 7 月 1 日，胶海关正式对外办公，阿理文为首任税 务司，管理全关行政事务。1912 年 12 月，阿理文呈请总税务司 批准，在大港区建新海关大楼。1913 年 12 月，设于青岛大港入 口处的新海关大楼竣工，1914 年 4 月举行了落成和迁址典礼。1914 年 5 月，日本占领青岛前夕，时年 67 岁的阿理文返回 德国。他所收集的大量中国瓷器现收藏于他的家乡希尔德斯海姆 博物馆。希尔德斯海姆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南部，位置处汉诺威和萨尔 茨吉特之间，公元 815 年建城，十一世纪时成为德国北部文化中心。阿理文 1927 年去世后埋葬在家乡，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朴 素的墓碑像一块码头上到处可见的石墩。墓碑侧面刻有中文，“仙 逝”两字至今清晰可辨。阿理文离去的1927年，恰是中国南京政府黄金十年的开头。 穿越遥远的地理屏障，在阿理文曾长时间服务的后殖民地城市， 一场恢复中国精神的城市革新运动，如同一件事先张扬的整容手 术，绘声绘色地将老阿理文们奠基的德国腔调，替换成政治正确 的青岛话。一时间，让城里国立大学的新派知识分子们满怀希望。

呼吸与情感

先人 021896 年正月十三日，一个叫胡存约的中年人从人头攒动的 街上溜达回家，在他的《海云堂随笔》里面，记录下青岛口刺激 的“耍春”场面，细节活灵活现：“口上新正赌风极盛，称谓耍 春，商氏玩叶戏、扑老鸡。”三天后胡存约再描述曰：“升官图、 打满地锦者，在在皆是，官衙皆然，概不加禁，称为公赌。至有 设场于肆街以广招泛诱。”如此下来，“倾家折产，富有之家， 瞬成穷棍”者，便屡见不鲜。有长者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官不 加禁，以其与共利也”。既然是“新正”，看得出青岛口的“极盛”赌风不是延续下 来的老年景，或者参与规模不在一个量级上，要不然随笔撰述者 也不会大过年地专门记上这么一笔赌账。不过从“富有之家，瞬 成穷棍”引发出的警惕看，明摆着胡存约已将这个群体性公共事 件，看成是青岛口不小的一个社会隐患了。“倾家折产”与可持 续发展背道而驰，这份有背于祖宗教诲的街肆疯狂，让胡存约心 存忧虑，在所难免。回过头来看，在青岛口的乡村史即将结束的 时候，乡民的沉迷与官衙的麻木，富有残酷的象征意味。这像是 一首流放地的遥远牧歌，委婉的旋律早已经听不到回响，潮水的 涨落与瞬间爆发的欲望喧哗，甚嚣尘上。只是此刻在愈演愈烈的 “广招泛诱”之中，并没有人察觉青岛口缓慢的自然演变，就要 发生一次颠覆性转折。实质上，这并不算几百年里青岛口乡土真正的常态景象，或

者说，这不是全部。透过《海云堂随笔》的零星片断，青岛口的 冬去春来的年，依然在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老祖宗约定俗成的规矩： 年除日、正月十五、三月十五，口上“商家循例至天后庙上香， 叩拜财神、天后、观音、吕祖诸神佛。此时庙中香火最盛，四乡 村镇民妇人等来者亦多。天后庙则设台耍景，或一台，间或两台， 多时两台，多时亦常设于总镇衙门南侧。至三月初，渔航各船云 集口内，许愿奉戏，尝延至四月或端午。”至少在胡存约看来， 这是一幅向往多于颓废的年景，一个期待着日子一年年好下去的 乡村现场。这个时候的胡存约，心情大致是愉悦的。心柔软的时候，时间就美好。120 年后一个四月早晨，天气晴朗。在一栋远离青岛山的高 楼上，我想象着胡存约置身在1896年春天一个“晨光熹，燎烟吐” 的画面里，推开木格窗户，让一只麻雀飞进屋子。蒙着一层土纸 的窗扇，拍啦下一些尘土。他身后大漆脱落的桌案上，摆着一杯 新茶，汤汁温润，香气四益。此刻，在胡存约的祖屋里，他丝毫 不曾察觉，桌子上的这杯闽东香片，将会在下一个春天之后失去 味道。我并不试图证明这是一个真实场景，因为我知道不可能还 原这些宁静的乡土时刻，这更像是对先人日常生活的一次膜拜， 打开窗户，放逐时间。恍惚之间，那些麻雀变成了一群穿越记忆 迷津的信使，把一枚枚锈迹斑斑的钥匙，堆放在被掩盖的青岛河 溪流旁那棵老槐树下，等候一个年轻发掘者的到来。这之间没有 约定，也没有承诺。但麻雀们似乎相信，下一个烟雨蒙蒙的早晨， 步履轻松的访问者一定会路过。叽叽喳喳之间，那些麻雀飞走了。曾经停留在胡存约祖屋里

集市 2-1的那一只探险者，瞬间无影无踪。胡存约脸上伸展的表情，没受 到一丁点惊扰。青岛山和山下的青岛村以及青岛口，唇齿相依。这个沿着山 势依次错落分布的村庄，以上青岛村和下青岛村的原始形态，标 志了青岛由来已久的本土生存。这让青岛山和青岛口的自然史， 深刻嵌入了先人的呼吸与情感。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土著符号，胡存约是人们今天 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曾经在青岛山下生活过的原居民样本。对进 入城市化过渡期的青岛来说，一度声名显赫的胡存约不仅仅是一 个华人领袖，一个记录了地方状况的随笔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可 以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融和的魔术师。胡存约曾经的存在， 使得一部青岛早期城市史中的些许章节，变得生动和有趣了许多。

在可见的出版物里，胡存约的生卒年月都相当模糊。据胡的 后人新近披露的考定结果，胡应该出生在 1859 年，1916 年去世， 享年五十六岁。本地民俗学研究者认为，这个说法与《胡氏族谱》 中的有关记载相符。胡存约早年失父，“事母至孝”。不知道是 不是和失父孝母的原因有关，他很早就弃读从商了，经营土产杂 品和航运。这个字规臣的胡氏后代，始终没有功名。可以推断的 是，胡存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着他的生长地青岛村这 个半径不大的地方度过的。根据海因里希 •谋乐 1899 年 6 月编辑完成的《山东德邑村 镇志》记载，青岛村分上下两部分，青岛口称为下村，下青岛； 被一个山谷和几块田地区分开的青岛村，则称为上村，上青岛。 现有的资料表明，胡存约的生长地，是上青岛村。在这里，胡氏 这个“先世经营商业”而逐渐昌盛起来的家族，平静地生活在可 以看见海口的山冈上，并受到了村民的尊重。与此同时，青岛口 作为商业活跃区域的重要性，也在增加。根据他在《海云堂随笔》 里的统计，在1896年秋天到来的时候，青岛口原有四十九家商铺， 增至六十一家。依据《山东德邑村镇志》的记录，到 1897 年 11 月德国占 领前夕，青岛村已经从原来的大约三百至四百名居民，发展到了 一千三百人，有房屋二百二十九座。但 1896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3 日，日本驻芝罘领事馆对胶州湾进行的调查结果，却与谋乐的 数据有很大差异。这份由日舰高雄号舰长带回日本的情报显示，青岛海面颇深， 可以停泊船舰。当地居民五十余户，东南三座山上驻扎有嵩武军

村民 2-2中营、炮兵海防营等三营，附近人家过半为该营官兵家属。胡存 约 1897 年农历七月二十一在《海云堂随记》讲述的总兵衙门司 门任老四的故事，部分印证了青岛口驻军与周围居民的紧张关系， 却没有解决谋乐与高雄号舰长两人在人口统计上的矛盾。在胡存约的总兵衙门看门人故事中，甲午战事中坠崖负伤的 安徽兵勇任欣、青岛口商民王俊典、衙门师爷刘瑞生、海州船佬 大尹昆善，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任欣外号任老四，十六岁随军 出战，获得了“急公好义，从无索要”的名声。某日王俊典与衙 门营务生发纠葛，任氏便请刘瑞生调解，使王俊典免责，遂获邻 里乡人敬重。夏初传沂州府刀匪报官，任欣猝被除名，浪迹胶州 沂州一带卖药为生。后有来自尹昆善的消息说，其再因涉嫌参与 国匪哥老会，遭捕获入狱。任老四故事的后续发展，胡存约没有

说，亦或是他很快就失去了关注任老四命运的热情。因为，更大 的事情在他的生长地发生了。他不得不拿出全部的人生智慧，投 入到应对变化的博弈中。这一场赌局，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胜算。和许多青岛村乡民一样，胡存约人生轨迹的变化，接连发 生在 1891 年 1897 年两个重要的年份。1891 年胡存约三十二岁 的时候，清军总兵章高元率领三千士兵进驻到这里，在青岛村下 面建起了总兵衙门，逐渐使胡存约的村庄周围成为“中国最重要 的防卫点和交通港口”。而六年后，清军溃逃，德国人来了，接 近不惑之年的胡存约，不得不接受新的考验。在 1898 年晚些时 候开始的土地统一收购行动中，胡存约生长地上的几乎所有建筑 和生活设施，被完全摧毁。原居民被以流放的形式，分散在德国 租借地政府依照“华洋分制”原则规划的欧洲人居住区之外，这 些区域范围很大，在新城市的东北形成群落。被分散的人群中， 包括了胡氏家族的大部成员，后来他们逐渐变化居住地，近至 王演庄、庄子、台东镇、阎家山，远则迁至胶县、海阳等处。从 1924 年编制的《胡氏族谱》上看，胡存约一支，最后生活在胶 县徐哥庄。然而，胡存约却没有离开。他留在了这个新出现的城市里， 继续从事着传统的商业交易，并且很快成为一个活跃在德国租借 地的族群利益代表，一个可以发出独立声音的华人领袖。在研究 者看来，这样一个事实应该真实的：1897 年的占领事件和随后 德国租借地的建立，似乎没有颠覆胡氏的上升路线，依靠“先世 经营商业”的积累和自己的才智，胡存约持续了家族的事业，并 开始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不长的时间里，胡成为青岛中华商务局的董事和租借地参议会成员。在当时，这两个职位均是可以直 接参与华人事务管理的角色。在《胶澳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样的记载：“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 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 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有意味的是，在这部著名地方史的《人 物志》里，胡存约被归入素受尊敬的“乡贤”一类。表明胡存约贤举的，是其联络民众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 依照《胶澳志》的说法，“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 争之乃止”。在这个最终得到缓解的对抗性事件中，胡存约获得 了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焉”。胡存约的非典型的政治履历表上，还有与共和制度缔造者的 意外瓜葛。有资料显示，1912 年 9 月底孙中山到访青岛时，曾 在一所会馆和胡存约有过接触。这是孙博士在短暂访问中和本地 商人进行的少数会面之一。这次蜻蜓点水一般的会见，对胡存约 和孙中山都不具有记录意义，两个人都没有收获，也没有显示达 成任何共识的迹象。孙中山很快走了，胡存约也随即回到“参预 市政者”的角色中，继续着他的“乡贤”事业。对胡存约来说， 这是他的“本业”。实质上，真正让历史记忆住胡存约这个青岛 村原居民的，恰恰是他写作的《海云堂随笔》，在这些文字简约 的个人笔记里，他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乡村青岛。胡存约的 这个青岛，曾经很纯粹。1914 年冬天日本围困青岛，德国战败，两年后胡存约去世。 胡氏离开的时候，青岛依然不是中国人的城市。这对胡存约这个 原住民来说，不能说不是莫大的遗憾。残缺不全的《海云堂随笔》

里面，被海风浸润的全部文字，一笔一划无不浸泡着对乡土青岛 的眷恋。这些挽歌一般的本土记录，成为了一曲无法复原的绝唱。几乎所有的命运，都不可预测，也不可言传。尽管人们往往 相信，智慧能够逢山开路。但现在看起来，命运的不可逆转，对 青岛村乡人胡存约似乎网开一面，这让他最终得以逢凶化吉。早 在 1891 年章高元率三千士兵宣告青岛村旧秩序的终结时，胡存 约并没有理由惊慌失措。也许可以推测，胡氏家族的发展契机， 就在此后几年。因为，在上青岛村胡家祖屋的眼皮底下，一群职 业军人簇拥着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军事指挥中心，很快就建造完成。 随之而来的，则是胡存约的前辈过去不曾有过的机遇。推而广之， 这个机遇，本来也属于紫禁城里那个气息奄奄的帝国。不幸，胡 存约身上的运气，大清国却没有。

大清国的主权盾牌

所幸，在那些晴空万里的日子里，胡存约看见了大清国的政 治精英们试图推向山顶的一块石头。那是一方海防试金石，一墩 防御环伺者的石敢当。而“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 者，便是青岛口的帝国总兵衙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1892 年间建造于青岛口一片较平坦 坡地上的这组封闭的建筑群，都是极富纪念意义的。在当时，这

上：1898 年青岛村的一个日常景象 2-3下：村民 2-4

个三进的院落是周围相当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建筑物，也是守土为 安的清政府在东部沿海陆地上打造出的最后一道主权盾牌。尽管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盾牌的象征意味远多于其本源意义上的军 事功效。从此前的 1886 年第一次有大清国的中央官员来到这个几乎 不被记忆的荒芜海滩，到总兵衙门的建成，这中间经历了六年。 六年中，经过反反复复的猜测论证，大清国终于觉悟出胶澳青岛 的价值并开始重视起来。然而，已经晚了。这个总兵衙门的全部 主权意义对清政府而言，也仅仅拥有了五年。五年后，尊严尽失。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以一种平静的心情去触摸 这一开端，但是，这一开端却已由不得大清政府和它的子民用悲 情逆转的方式，出现了。毋庸置疑，总兵衙门是受命设防胶州口 的清廷总兵章高元的军事指挥部，不幸的是，也就是在这个指挥 部里，章高元成为被改变了的历史的见证人。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在 1950 年代末被拆除掉的军事指挥部，应被视为青岛殖民 地历史的国耻纪念碑。在 21 世纪初叶的时候，19 世纪最后时刻的历史遗迹已变得 有些难以辨认了。从残存的照片上看，位于前海上青岛村的总兵 衙门为一组中国北方传统风格的平房，砖木结构，青砖墙体，清 水面。建筑一层飞檐，上覆灰色筒瓦，正门高盈丈余。依旧例， 总兵衙门前为辕门，座北面南，门前设一照壁，门外置木制旗杆， 上悬清廷大龙旗，辕门内正院分前后三进，东西还有若干跨院。据记载，在这座衙门建成前六年的 1886 年 3 月，李鸿章派 道员刘含芳勘察胶州湾。这一举动的直接原因是在 1884 至 1885

青岛山下的清军兵营 2-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法人屡次声言将由胶州进图北犯”。这使 得清政府的官员们开始忙了：同年 5月，许景澄上书，建议在胶 州湾设防；6 月，李鸿章令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洋员琅威理考 察胶州湾；7月，御史朱一新奏请胶州湾设防。再接下来是 1891 年 6 月 6 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 张曜亲自抵胶澳察勘，5天后的 6月 11日奏请设防。6月 14日， 清内阁明发上谕，议决胶澳设防。历史学家们一般都很看重这个 阳光灿烂的日子，认定其为青岛建置之始。随后，清军的行动堪 称迅即：1892 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奉命率四营驻防胶澳，兴 建胶澳总兵衙门。1893年又在前海建成铁码头，供海军运输之用。此后四年，章在沿海高地多处布防，构架起一个应对突变的 军事防卫格局，直至 1897 年冬天止。

总兵衙门 2-6，2-71897 年 11 月 1 日，山东曹州巨野县发生教案，两名德国传 教士被杀。德国以此频频向清政府交涉，明确提出要中国以大商 埠或海口要塞作抵偿。11 月 7 日，德皇令其在上海的远东舰队 开赴胶州湾，13日，这支规模不大的舰队抵达胶州湾近处海面。11 月 14 日晨，德国海军陆战队 720 人以借地操演为名，在 胶州湾登陆。随后，德军突然向清兵发起攻击，守将章高元撤离 总兵衙门，率部退至沧口，德军没发一枪一弹，即索取总兵衙门， 占领了胶州湾。这个晨雾刚刚散去的晌午，为德国占领青岛之始。德军进入青岛后，章高元的总兵衙门顷刻改为德国占领军司 令部。1898年 3月，在总兵衙门大门前，德军发布告示。告示写： “现德中两皇帝间，已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妥租借占领地内的 一部分——租借地的界线由两国官吏会同划定之。租借地内的居 民，若有不服从德意志官宪命令者必依法给以惩处，不予宽容。 租借地内人民必须认清并服从之。”据 1910 年版的英文版《青岛及其近郊指南》描述，德国租 借地期间，这里仍然是军事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它也曾是首任 总督鲁绅达尔海军上校以及耶施克的办公府邸。1898 年德国巡 洋舰队来青时，舰队司令海因里希亲王也曾在此下榻。从那以后， 这所建筑物进行了扩建翻修。和各地的中国衙门一样，其入口处 迎面有一座影壁，在向衙门的一面上画着一只类似蜥蜴的巨兽， 瞪着大眼，张着大口，身上长着密密的鳞片和牛一样的尾巴，头 部的前方是一轮正在升起的太阳。这只兽作为贪婪的象征，画在 这墙上的目的是警告每天路过此处的官员们不可过于贪婪。

1899 年时，德国总督曾临时在总兵衙门内建立起一个政府 图书馆。开馆时拥有的五千五百册图书，全部由德国运来，读者 主要为德国官吏和官兵。据旅行作家 F·帕默和 M·克里格披露， 在 1906 年总督府大楼建成以前，总兵衙门曾是一些德国政府部 门的办公处。转入20世纪后不久，随着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展开， 德国人很快就对这个三进的低矮院落失去了兴趣，此后来来去去 的日本人和中国政府亦然。叶春墀1922年2月出版的《青岛概要》， 大致沿习了之前这里曾为总督及海因里希亲王“行台”的说法， 并说明“今为青岛新报社之宅”。1929 年 7 月，档案证实宪兵第一团团长陈步云率全团移驻 大学路老衙门。之后在 1930 年代，传原总兵衙门搬入居民，成 为住宅。这一时期，这个老衙门院落的文献明显匮乏。仅有在 1934 年 3 月青岛市公安局警士教练所迁移老衙门的简单记录。1940 年前后，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李仲刚筹备创办东 文书院，1941 年 7 月伪青岛特别市公署训令大学路老衙门旧址 官产拨作东文书院校舍，同年 9月东文书院与聚兴营造厂签立修 理校舍工程合同。东文书院专收中国学生，课程和一般中学不同， 有国文、日语、史地、尺牍、修身等。1943 年，李氏离任青岛 警备司令部部副兼军法处长职赴南京，校长由袁琢玉接任。1945 年日本投降后，学校解散。稍后，这里由光复青岛的李先良倡导，建立起青岛抗建中学 及附属小学，校名取抗战建国意。经历者孙耀东在《老兵说从头》 记录说，学校专收参与抗战军政教人员子女，免费食宿就学，学 杂费、书籍费、医疗费亦一并豁免。一年之后，积存食料用尽，

乡绅 2-8校方遂停止供给餐饭。教员周绍贤在《沧桑回顾录》中回忆：“校 址即昔日之总兵衙门，俗称老衙门，嵩武中营之石匾，尚在院中， 大门前有砖砌粉色大照壁，高约两丈，大门两侧有配房，大门内 有木屏风，横遮内院，有大厅两幢，群廊奥室，五十余间，西院 北院，广约三四亩，西院为当日仓库所在，今已无迹可寻，惟有 后人所植之杂树，绿荫蔽天，傍南墙有老冬青，干枝欲倾，萌蘖 犹茂，似为百年之古物。全部厅舍，老瓦生苔，高厦栖雀。鸱檐 螭脊，规模古奥，门楣窗额，镶嵌花板，雕刻精致，丹彩虽凋， 而原工完好，楹柱石鼓，亦整全无缺，当年为岛上最壮丽之甲第， 而今全市洋楼嵯峨，老衙门又为岛上最古老之建筑。七七变后， 日本于此设东文书院，为华北最高学府之一。抗战结束，仍归办 学之用。”

柴米油盐与价值观

柴米油盐，胡存约那一代青岛人离不开，胡存约之后的这几 代青岛人同样离不开。胡存约时代的贩卖方式多是散落游商的零 打碎敲，胡存约之后，市场化规模就大多了。盖一栋房子，柴米 油盐锅碗瓢盆，沙琪玛、冰淇淋、冰糖葫芦、糖炒栗子什么的便 都装在里面了。进入城市化之后的青岛山区域，在不断增加道路、建筑、居 民的同时，各种现代化配置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更新完善的过程。根据 1929 年 4 月《胶澳商埠行政记要续编》的记录，在 1928 年 8 月，工务局曾给大学路的居民张瀛夫，铺设了 204 尺的自来水 管道，所费 153.51 元。之前在 1926 年 7 月，福山路的刘慰生已 敷设 279 尺自来水管，花费 183.20 元。1930 年代，依次经历后青岛村和后总兵衙门时代的青岛山 和青岛口，慢慢进入一种城市化常态。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这些 日常化的需要，开始显露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就此，总兵衙门后 面的东方市场应运而生。早在德国租借地时期，青岛市场设于青岛区和鲍岛区交界的 德县路口。1914 年冬天日占后，当局在市场二路建立青菜场及 两层的劝商场，1919 年 12 月又将青岛市场迁至市场三路，并增 设了附属卖店。1927 年 7 月台东镇商业代表杨圣训等九人筹集 股资五万元，筹备兴建胶澳台东区商业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并呈 报北洋政府实业部注册，次年 2月获准。台东商业市场面向居民 的日常生活和娱乐，设有蔬菜摊贩、鱼肉市场、洋杂货馆、估衣 铺、饭馆和说书场。1929 年 4 月 15 日国民政府接收青岛后，开始将市场移于青 岛山下的常州路、龙口路交界处，把原有的三十九号官产房屋 由工程事务所投资一千元加以修理，改建成新式市场。1932 至 1934 年间的《青岛市政府三年来行政摘要》载：其间先后落成 华北市场四层楼房 186 间、东方市场二层楼房 152 间、商业市场 二层楼房701间、市场平房86间及新建莘县路三层楼房405间， 并开始营业。人们注意到，在 1932 年 4 月 15 日由青岛市政府市 有土地房产整理委员会签署的《东方市场改建办法》中，也已开1958 年，总兵衙门建筑在建设青岛人民会堂时拆除。我的 一位长我九岁的电大同学，经历了这次搬迁。他们家住的大学路 四号，是老总兵衙门建筑群的一部分，当时是自来水公司宿舍， 老屋后窗外面有一棵槐树，炎热的日子里遮天蔽日。伴随着总兵 衙门的灰飞烟灭，一个旧时代的精神标志，消失在时间的尘埃之 中，逐渐无声无息。新的人民会堂效仿北京人民大会堂设计，气 宇轩昂，堂而皇之。至此，绿荫蔽天、老瓦生苔的昔日风景，归 于历史。神奇的是，我的电大学长张世德家窗外面的那棵老槐树， 因为离建筑主体比较远，最终躲过了被肢解的噩运，孤零零地矗 立在会堂广场的东面，至今还生机盎然。其后，和老槐树一同保 留下来的，还有另外一些建筑。诸如东方市场和红卍字会这些钢 筋水泥建造的历史坐标，一声不吭地隐藏在岁月后面，显现着起 伏跌宕的城市运动轨迹。

始使用东方市场的称谓。根据六十年后青岛一张早报披露的历经者回忆，青岛山下的 这个市场 1930 年开始兴建，1931 年竣工，众商家携家属及伙计 同时入住。两层建筑的整个布局呈曰型环绕，开有东、西、南、 北四个大门，每个门的正上方镌有四个半米见方的颜体“东方市 场”大字。东大门的木制门扇箍有五道钢圈，沿门洞向上，在原 有二层上又加了一小层，形成三层的门头。由于此处地势东高西 低，北高南低，所以市场的东北两面分别又建有一层地下室。市 场楼内在一层和二层的中部，各有一处公共厕所，并有公用水龙 头。市场开放之初，一层是市场、商家的住房及仓库用房，二层 则是戏场。当时，这里常年住有一个戏班子唱京剧。20 世纪 40 年代后，由于市场经营的扩大，戏不唱了。二层也全部隔成了一 个个小房间，供商家和居民租用。据回忆，由于市场的东门是正 门，所以当时两侧的店铺都是一些实力商家，其中以拉福克裁缝 店和经营百货的德发东最为有名。拉福克的上海店主专做洋服， 由于收入多以美金结算，所以当时店里的缝纫工人一度开的工资 也是美金，这在青岛当时只此一家。德发东的店主王俊德是读书 人出身，以诚信起家，在顾客中口碑甚好。当时，附近的几家西 式糕点店如玛尔斯、久记面包房和国立青岛大学食堂等，都是这 里的老客户。多年中，市场里的其它知名商家还有瑞芳茶庄、凤 珠照相、华丰电器、德田鞋店、桓茂烟糖店、华美沙发店、三泰 商店等。据信，鼎盛时期的市场里有大小商家二百余，住户也有 二百余家。

汽车来了 2-9东方市场东北边，近在咫尺的是 1930 年 9 月成立的国立青 岛大学和后来的国立山东大学，师生进进出出，每需经此而行， 这也使市场与文化密切了许多。据说，当年梁实秋在鱼山路七号 家中居高临下，立在小院门口便依稀可见市场上的往来人群，而 老舍所住的黄县路灰楼更近在一侧，写作《骆驼祥子》之余，可 在市场边上方便地找个熟悉的车夫聊天。市场与新文人与新文化相连的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家书店 的。1933 年 7 月，三位就读于北平中国学院的学生张智忠、孙 乐文和宁推之来到青岛，在崇德中学教师乔天华和《民报》编辑 于黑丁的赞助下，集资 600 元在市场的龙口路一侧创办了一家经 营新文艺书刊的书店，取名荒岛。荒岛书店面积很小，只有一门 一窗，店内设有柜台、书架和供读者阅读的椅子。很快，书店与

当时聚集青岛的学者、作家和诗人们建立了关系。时在山大任教 的老舍、洪深、赵少侯；在中学执教的王统照、汪静之以及《晨 报》编辑萧军，都成了书店常客。不过，比较起已功成名就的那 拨人，年轻人似乎与书店的联系更紧密。1933 年到 1934 年在青 岛上学的黄宗江曾回忆说，那时侯，每逢星期六、星期天，都要 到荒岛书店买书看书。黄宗江说，他就是在荒岛书店开始接触高 尔基的《母亲》和绥拉菲默维奇的《铁流》等普罗文学的。期间 孙乐文经常去上海采购书刊，在内山书店曾见过鲁迅。当时萧军 刚刚完成《八月的乡村》书稿，想找人看看稿子，孙乐文于是提 议他把书稿寄给鲁迅。为了安全，孙让萧把通讯地址写为荒岛书 店。萧按照孙的建议，把《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寄 给了鲁迅。鲁迅很快将回信寄到了荒岛书店，对两萧的作品给予 了肯定，这使得两萧最终作出了去上海找鲁迅寻求帮助的决定。 据统计，鲁迅与青岛之间寥寥可数的书信往来，以荒岛书店为多。左翼色彩浓郁的龙口路荒岛书店在 1930 年代中期青岛新文 化传播上的作用，似乎毋庸置疑，几本书，几把椅子，成了中国 学院的年轻人向同龄人输出新思想的本土平台。不过，对同时期 出现在“青岛山东大学及女子中学附近”的一家书店，青年作家 李同愈却在一则《随笔新抄》里记录了另外的状况。这位在青岛 电报局工作的业余文学人，对这家“新书甚多，而营业并不甚佳” 的书店进行了一番观察，结果是：“近见学生光顾者甚多，据云， 所购多系画片，新书则绝献过问者。想起面店老板不爱吃面，糖 店伙计不爱吃糖之例，学生之不爱读书，有至理也。”如果李同 愈所指的书店，系中国学院三个学生在东方市场边上开办的荒岛书店，那看起来文艺书店不温不火的尴尬生态，几十年过去并没 有改变多少。即便贩卖的是花样百出的新思潮，应和者依然寥寥 无几。“学生之不爱读书”的积习，看似早已源远流长。在地理描述上，龙口路东方市场和“山东大学及女子中学附 近”，接近同一个方位，以荒岛书店为圆心，距离山东大学校门 和市立女子中学主楼，半径都不过 500 米。但这并不能直接得出 结论，李同愈所指的就是荒岛书店。尽管，我们并没有检索到同 时期这周围还有另外的新文化书店存在的记录。到 1937 年时，东方市场已成为政府和各大机关的定点购菜 市场。而据同年 6 月的统计，时青岛共有大小市场 12 处，除了 龙口路的东方市场外，还包括市场三路的青岛市场、桓台路和 山西路的双合理市场、易州路的广兴里市场、中山路的劈柴院、 莘县路的东海楼市场、石村路的西大森市场、西岭的寿张路市 场、小鲍岛市场、东镇威海路平民商场和昆明路商业市场。到了 1939 年的 11 月，青岛的零售市场便仅有下了东方市场和青岛路 的青岛市场、锦州路的若鹤市场、莘县路鱼菜市场、台东镇商业 市场五处了。至 1946 年 2 月，青岛的各类市场恢复到了 14 处、 进入统计的摊商 932 户。作为东方市场的左翼文化符号，短暂存 在的这家合伙制书店，在 2008 年市场被拆除后，引发了本地知 识界对一种“不合作”状态的文化境遇的缅怀，直到热心者修方 舟如愿以偿，最终在老舍黄县路灰楼的隔壁，恢复起了老荒岛书 店的面貌。新的荒岛书店不主流，也不怎么时尚，试图以现代文 学历史地图中的守夜人，照亮消费时代的荒漠化心灵。这份“不 合拍”样式的“不合作”，也算是对得住老舍这个老邻居了。

被遮挡的阳光东方市场的对面，是信仰轨迹和建筑形态一并凌乱着的红卍 字会建筑群。比较原始存在期荒岛书店明显的价值取向，红卍字 会的慈善面貌，裹挟了更多的信仰元素，一时间会让人眼花缭乱。 并且，“卍”这个符号，很容易和“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 使命”的纳粹标识“卐”混淆。大学路的红卍字会与第三帝国同 时代，这个微妙的区分，看上去就并非无关紧要了。资料显示，卍是上古时代的一种部落符咒，在古印度、波斯、 希腊、埃及、特洛伊均有出现。最初被看成太阳或火的象征，以 后普遍作为吉祥标志。卍，梵文读“室利踞蹉洛刹那”，意为“吉 祥海云相”，也就是呈现在大海云天之间的吉祥象征。卍大量画 在佛祖如来的胸部，被佛教徒认为是“其光晃昱，有千百色”的 瑞相。佛学东渐过程中，卍的译介不尽一致，北魏有经书译成“万”， 唐玄奘等译成“德”，唐武则天最终定为“万”，意图集天下吉 祥功德。卍有两种写法，右旋为卍，左旋为卐。佛以右旋为吉祥， 各种仪式的行进，也多右旋。希特勒选“卐”字做标志的原因，众说纷纭。一说来源于国 家社会党的拼写方式，德文“国家”和“社会”的字头都是“S”， 两个字头交错重叠，就形成“卐”形状。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 罗伯特 -佩恩提出的，认为希特勒幼年住在一座修道院附近，修 道院的过道、石井、座席以及院长外套的袖子上，都饰有卐标志，希特勒遂将此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还有一种说法，希特勒 早年受到过一个认为“必须保持优秀的雅利安人纯洁血统”的新 圣堂骑士团影响，该组织的发起者预言希特勒日后将震憾世界。 而这个组织的标志符号，就是卐。但实质上，佛学界对卍到底应该右旋还是左旋，至今并没有 取得一致定论。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象征符号，与中国传统的儒、 道等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的面貌就具有了更大的变异性。如此 下来，大学路红卍字会的意义叠加所构成的丰富性，不免就让阐 释变得有些战战兢兢。人们一般认为，红卍字会是一个有着广泛国际背景的慈善 事业。在我们可以找到的记录中，它的面目始终是矛盾且冲突着 的。中国的红卍字会的全称，是世界红卍字会中国总会，会址设 北京。青岛的红卍字会，是这个中国总会的分会。从诞生开始， 年轻时曾去日本大阪经商的实业家丛良弼就担任了这个慈善组织 的会长，直到 1945 年丛去世。此后，副会长贺善果继任，持续 到青岛分会结束。青岛红卍字会的会址，最初设在新泰路。从新 泰路到鱼山路的转移，应该开始在 1932 年。在可以公开查询的 城市档案里，发现有《红万字会丛良弼呈租鱼山路公地》的案卷。 是年，丛良弼等几个主要负责人发起募集资金，先后由刘铨法和 王翰设计，公和兴营造厂施工，着手在大学路和鱼山路的路口， 陆续建造起了一座近似一贯道的多神教宫殿和西式的红卍字会办 公大楼。这一后来看上去缺少最基本的语言联系的，相互矛盾着的建 筑群开始建设时，鱼山路附近早已不在是荒芜的军事隔离区了。

在它的周围，学校、市场、住宅、宿舍已经构成了一个有相当密 度的人口聚居地。1930 年至 1931 年间，东方市场已开始形成规 模，而近在咫尺的国立大学，师生进进出出，则每需经此而行。 这时正忙活着莎士比亚的梁实秋，在家中居高临下，立在窗口就 可见这个新出现的建筑工地。老舍来青岛晚些，后来所住的黄县 路灰楼就在红卍字会对面，这里是这位布衣作家出入家门的必经 之地。不知道交错而过的梁实秋、老舍们，对这个精神面目模糊 不清的宫殿复制品，会不会发生兴趣。实质上，梁实秋和老舍可能看见的，仅仅是红卍字会建筑群 的一部分。最早出现的，是一个在北方可以经常遇到的常规礼仪 建筑。选址于青岛山西南坡下，信号山和鱼山之间的这一建筑群 落，由两个几乎独立的部分组成，前楼为红卍字会办公之用，后 殿归道院使用。先期于1933年建设的后殿是一组由刘铨法设计， 并引起了很大争议的中式宫殿建筑，由山门、大殿、东西配殿和 礼亭等内容组成。据说设计系模仿曲阜大成殿而成，为典型的轴 线式布局，拾级而入山门，面对一座檐歇山黄色琉璃瓦则为歇山 顶，绿琉璃瓦。建筑面积 333 平方米的大殿高 30 米，长 42 米， 宽 20 米，四周设立柱环绕，形成空廊。大殿三椽整齐，斗拱额 楣完整。殿内部曾设有七处神龛，供奉儒、佛、道、回、耶稣基 督等各色教禅，自称多神教，但却令人感到杂乱无序。正殿后设 附房，在科林新柱身上附加两条金龙，显得不伦不类。整组建筑 均采用钢筋混凝土体系，甚至连斗拱飞檐也用钢筋混凝土仿制。 刘铨法是一个地道的本土建筑师，早年在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创办 的礼贤书院接受启蒙教育，同学包括著名学者王献唐。1921 年刘铨法在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任山东中兴 煤矿公司工程师。1923 年出任母校礼贤中学校长，长达 30余年。 期间在 1929 年登记工程师，创立建筑事务所和礼贤中学土木工 程科。主持设计了中山路银行建筑、物品证券交易所大楼、红卍 会大殿等工程百余处。刘铨法是铁混凝土材料的积极尝试者，在 红卍字会大殿设计中，其最大胆的动作，便是创造性地采用预制 混凝土构件和水泥制品，代替传统的木料制作，成为国内首创。 1934 年他因此项发明，获得了预制混凝土构件的专利权，并出 版有《铁混凝土工程》。稍后在 1937 年至 1940 年，红卍字在南侧又修造了一座高四 层的仿欧式穹隆屋顶建筑，主要用于红卍字办公。由建筑师王翰 完成的设计，依然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系，南侧主入口设一排 四根仿科林新柱，构成了正门前的虚廊，柱高达三层，顶部配以 装饰状线条，塑小天使，增加了基督教的气氛。正门两侧墙面上 开启有粗石窗套的方窗，花岗石勒脚，显得浮华而凝重。值得注 意的是，该楼进入大厅即为一开敞明亮的通高空间，顶部配以穹 窿玻璃天窗，四周则回廊环绕，服务于各办公间。有意味的是，整个建筑群前楼为会，后殿归院。从性质上， 会院难为一体：红卍字会是公开对外的慈善事业；而道院则是以 打坐、诵经、养性、信奉五祖为宗旨的宗教组织。但是，在这里， 红卍字会和道院却是一套班子。不过，红卍字会的负责人称为会 长、副会长，而道院的负责人则称做统掌、副统掌。很长时间里， 青岛红卍字会的会长丛良弼，同时也任道院的统掌。青岛红卍字会没有基金，活动经费、赈济资金等等，全靠会

员捐献和社会募集。如建造鱼山路办公大楼时，身为工商业者的 几个主要负责人如丛良弼、贺善果、邹道臣等，均出资较多。红 卍字会所属的慈善救济事业有慈济院、慈济医院、职业学校、女 子小学、救济队等。可以想象，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对一些 身处困境的民众来说，红卍字会所带来的温暖和关爱，足以令人 长时间记忆。在人们关于红卍字会的慈善记忆中，1943 年的一个救济故 事是最为令人动容的：是年冬天，日本军队扫荡胶东，抓来了 1000 多人的嫌疑分子，囚禁在青岛市体育场内。当时的红卍字 会会长贺善果闻讯后即与日本驻青军方接洽，将幸存的六七百人 保释出来，安置在鱼山路红卍字会楼下大厅内，并发给每人棉衣、 棉被。资料显示，时红卍字会安排了专人，每天用大锅为病者熬 药治病。等这些幸存者恢复健康以后，红卍字会还代替他们领取 了通行证，发给了路费，任其各自回家。1945 年 9 月，红卍字会青岛分会在鱼山路 37 号开办私立慈 济初级普通商业科职业学校。该校经费一部分来自学费，其余由 校董会拨给。学校学制为初级部两年，高级部三年。初级部专业 课程设置有珠算、商业学、簿记、初级会计、经济大意等；高级 部专业课程主要有簿记、会计、审计、商法、货币、银行、经济、 统计、财政、合作商学、工商组织及管理等。1948 年 12 月统计， 该校有教职员 23 人，学生 441 人。后来，慈济商业职业学校迁 到了太平路 59 号。在红卍字会和私立慈济商科学校搬离之前， 周边街道有记录的住户，包括了赵维馨、郭致文、秦文藻、丁冀 英、巩项夫、苗宝琛、王崇德、叶光庭、迟谦若、许基荣、盛历生、盛佩荃、徐贵卿、范瑞鑫、杨顺英、刘圣山、郭服臣、王志 春等若干人家、商号、诊所。红卍字会与整个社区长时间构成的 平衡关系，是红卍字会得以延续的保障，也显示出了该区域的业 主的宽容。1949 年以后，青岛红卍字会由青岛中华救济总会接管。红 卍字会房屋由青岛博物馆及图书馆使用。博物馆设在刘铨法设计 的中式宫殿建筑里，图书馆是王翰设计的四层穹隆顶建筑。小时 候去图书馆，对大厅上面的穹顶印象深刻，头顶上一大批玻璃， 室外光线无遮无拦地照射进来，铺天盖地。书目柜设在大厅角落， 一个一个整齐排列的小抽屉里放着一列书目卡片，一张一张翻过 去，卡纸和墨水的味道，非常好闻。记得我这里借过郭小川的诗 集和郭沫若《十批判书》。后来图书馆搬家了，远远地去了山东 路一块不毛之地。再后来那不毛之地红火起来，车来人往，地价 飞涨。磅礴的法国梧桐下面，老图书馆却一如既往地寥寞，直到 这寥寞又成了风景。在先人胡存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地方，一个个咖啡馆雨后 春笋般冒出来，包裹着倦怠的日子，将路边那棵老槐树的慵懒， 伸展到树荫的细枝末节里面。微风吹过，寂静无声。夏天到来的 时候，已经没有人记得百多年前胡存约祖屋桌案上的那杯茶，仿 佛一个遥远的梦想。在法国梧桐和槐树之间叽叽喳喳飞过的麻雀，轻盈并乖巧。 间或有特立独行者偏离了方向，很快就被召唤回来，重新成为秩 序化的附庸。在更远处的一个房顶上，飞入过胡家祖屋的那只老 麻雀，活化石一般一声不吭。

亚麻布上的凭证

青岛山不高，天气晴朗的时候面貌清晰。遇雨或雾，倒也有 些层峦迭嶂般的飘渺。小时候地下树上经常见着各种昆虫和爬行 物，却没听说有豺狼虎豹，倒是在大人的恐吓中时常闻到狼的味 道。隐隐约约还真听到过狼嚎，阴森森的，的确骇人。至于刺猬、 黄鼠狼和蛇，不少人见过，一般敬而远之。特别是须臾闪去的黄 鼠狼，老人奉若神物，警告不可冒犯。黑夜里，黄鼠狼的眼睛贼 亮，数米之外闪闪烁烁。但在我的记忆中，青岛山的些许神秘， 并不在自然气象和鸡鸣狗盗，而是那些栖风宿雨的人工构筑物。包括 1928 年 12 月出版的《胶澳志》，本地早年几乎所有涉 及青岛山的出版物，都提到过山上的炮台。如 1934 年 5 月青岛 市工务局编辑的《青岛名胜游览指南》，记有“德人建有俾士麦 炮台今已堵塞”云云。而“已毁矣”的炮台，从建设之初起始， 改变的就并不仅仅是青岛一山一城一地的历史。清光绪十二年，即 1866 年，刘含芳在《查勘胶州湾条陈》 中写道：“胶州澳澳口东青岛，高四十七八丈。”这里的青岛， 即海拔 128 米的青岛山。很长时间里，发源于青岛山的一条涧 溪蜿蜒向西，与信号山的涧溪形成宽近 15 米的短河，流入青岛 湾海口。1892 年，清廷将登州镇总兵衙门移置青岛口，稍后开 始在青岛山建造炮台。这个山顶炮台孤零零的模糊影像，在德国1897 年占领后，被画家卡尔 •吴特科在亚麻布上描绘的《从胶州 湾畔远眺市镇的屋顶》记录下来，成为后人怀古的唯一凭证。1897 年 11 月德国武装占领胶州湾后，青岛山即被以德国宰 相俾斯麦名字命名。与此同时，周围的另外几个山头，比如太平 山、信号山，也都一并改换门庭。之后，德军开始在这里的悬崖 峭壁之上大规模修建炮台堡垒，并引以为防御工事的骄傲。曾在 1912 年 4 月至 1914 年 3 月担任青岛总督府海军部指挥官的瓦尔 德马 •福勒屯记载，俾斯麦山堡垒“地处中央位置，昂首挺胸， 高耸入云，方圆 10 公里均在其射程范围内。凭借 4 门 280 毫米 榴弹炮、强大的曲射火力和霸气外溢的地理位置，俾斯麦山堡垒 给人以霹雳雷神的感觉。”[ 瓦尔德马 •福勒屯著《青岛战时手 记》P79，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12。]

俾斯麦山炮台分南北两座，被福勒屯等人一再提及的四门 280 毫米榴弹炮在南炮台，两门 210 毫米加农炮在北炮台。炮台 主体和核心部分都建在被挖空的山腹中，地面只露出圆型可旋 转的生铁炮顶和一些钢筋水泥碉堡。在掏空山石建成的巨大炮 台指挥中心内部，修筑了纵横交错的通道和数十个房间，炮台内 部上下数层，依次建有哨位、指挥部、会议室、军官休息室、士 兵休息室、枪械室、通讯室、医务室、洗澡间、锅炉房、储备水 池、物资库、餐厅和逃生通道等，并同时建有军火库。总面积约 2000 余平方米的炮台指挥中心内部设计复杂，大部呈三层立体 结构，局部五层，总计设置有 50 余个独立空间，由水平或垂直 通道连接。堡垒内设两个蓄水池，可保障 2000 余官兵三个月的 作战生活用水。顶部装有铸铁旋转瞭望塔，可观测并掌控胶州湾 入海口的船舶进出情况。整个青岛山炮台系统与外界的联系除了地面道路外，还修 有地下坑道。据知情者说，其中有一条坑道连通北炮台和山下的 俾斯麦营区。在建设炮台的同时，德军由大港火车站修筑了一条 铁路，直抵山西侧的军火库。如此一来，炮台就和港口构成了连 续的物质和弹药供应链。这样一个作战、防御、后勤、通讯相互 支持的炮台构造系统，即便在今天，外行人看来依然扑朔迷离。 1914 年 11 月 7 日德军防御体系崩溃后，俾斯麦山的南北两座炮 台皆被德军自行炸毁。研究者相信，在 20 世纪初青岛的军事防 御体系中，俾斯麦山炮台和指挥中心是规模最大的一座。对中国劳工参与青岛炮台修筑的记录，不同来源的回忆资料， 充满了矛盾。面对这些相互冲突的记录，甚至很难找到平衡点。

上：青岛山区域图 3-1下：青岛山正南地理趋势 3-2据《青岛被设为德国的卫戍城》记载，有当时的经历者说，青岛 炮台仓库建立初期施工组织十分困难，劳工每天都要求支付当日 工资，像在乡间劳作时习惯的那样。经过一段时间后，工人们才 较为习惯逐周领取工资。该书提供的资料显示，修筑青岛炮台劳 工的工资，高于当地人的普通工资，每天两角五分。不过，着眼 于我们与《青岛被设为德国的卫戍城》撰写者显而易见的立场选 择差异，对这些有美化炮台施工组织者嫌疑的描述，仍需更多来 源的现场文献支持。只可惜，这些一手资料新发现的可能性，在 今天已微乎其微。同样存在考证困境的，也包括邹升三老人传播 广泛的《1901 年青岛见闻点滴》，在青岛政协组织撰写的这份 口述报告中，邹升三叙述：“那时候，德军修炮台不让人随便看。 修炮台最要紧的地方，共用了 500 多中国人，这些人进去后就没 有出来，一直在里边吃，在里边干。待修好后，就把这些人装上 船，抛到海里杀害了。在外边干活的都回来了。这是事实，有家 属作证，这些人多数是石匠、铁匠。”邹升三的这个说法，流布 甚众，但其中除了叙述到“有家属作证”这条线索外，并没有提 供任何具体证据，这无形中让一场绘声绘色的“谋杀案”，陷入 了无从考据的泥潭沼泽，令炮台劳工最终去向的真相，愈加扑朔 迷离。而对这些城市前辈的命运追问，当是我们后人一直念念不 忘的。这关乎生命，也关乎政治道德。对我来说，不论这些历史 叙述的“失踪者”里面，有没有我的父老乡亲，一份念想，一份 牵挂，都没齿不忘。1906 年来青的黄桂五在 1984 年完成的《德占时期见闻鳞 爪》里回忆，德军占领青岛后，即着手建筑炮台及防御工事。至

1919 年，计修成团岛、西镇、福山路、贮水山、太平山、青岛山、 湛山、东镇、海泊桥、仲家洼等炮台，及湛山至海泊河海岸之军 事设施。人们相信，1898 年以后的十多年德国在青岛租借地内 构筑的炮台，就规模和数量，均为西方各国在中国的军事准备之 冠。但关于德军炮台及火炮的确切数量，各种资料记述不一。《青 岛市志·军事志》记为 33 座炮台、125 门大炮。而 1922 年出版 的《青岛概要》则载，德军共有 24 座炮台、93 门大炮、43 门机 关炮。1940 年出版的日文版《青岛》载，德军共有 24 座炮台、 111 门火炮，并详列其址。根据日军参谋本部骨原少将《青岛攻 略小史》记载，截止 1914 年日德交战时，德军共有重炮 53 门， 轻炮 47 门，机关炮 30 门。骨原对炮台的位置及名称，在军事地 图上一一标明，故较为可信。可以与日军参谋本部文献相印证的， 是美国记者杰弗逊·琼斯在《1914：青岛的陷落》中的现场记录。 该采访笔记强调，俾斯麦要塞“似乎是青岛防御工事中最为坚固 的一座要塞。除了 4门 28 厘米口径榴弹炮和 2门 21 厘米口径大 炮外，该炮兵营还拥有 2 门 15 厘米口径大炮。”[ 杰弗逊 •琼 斯著《1914：青岛的陷落》，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7。]德军的炮台分永久性与临时性两种。在易守难攻的制高点和 重要海岬，德军修筑了 9座永久性炮台，这些炮台都有坚固的掩 蔽工事，周围有十米深的堑壕，壕外有铁丝网。俾斯麦山的南北 两座炮台皆属永久性一类。这类炮台中，作战、指挥、通讯和生活、 娱乐等各种功能齐备，很像一座地下城市。1914 年日德争夺青 岛之战前夕，德军又构筑15座临时炮台，其炮台总数共为24座。 此外，还有一些流动火炮的临时工事，不及详载。根据瓦尔德马 •福勒屯《青岛战时手记》的记载，1914 年战事发生前，俾斯麦 山炮台新增加了一个营房，由 12 连值守，操控两门 210 毫米加 农炮，但没来得及设置防御散弹的防护罩。[ 瓦尔德马 •福勒屯 著《青岛战时手记》P82，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12。] 这大约就 是俾斯麦山北炮台的来由。德军的炮台分为海正面炮台和陆正面炮台两类。西镇炮台面 向团岛湾和青岛湾；团岛炮台紧扼胶州湾入口；现小鱼山的衙门 山炮台控制汇泉湾；会全岬炮台封锁海面；俾斯麦山南炮台亦可 支援海上防守。上述皆为海正面永久性炮台。而俾斯麦山北炮台、 现太平山的伊尔蒂斯山东北两炮台、仲家洼炮台则为陆正面永久 性炮台，它们与后来构筑的 15 座临时炮台，组成了面向东方的 陆上炮群。德军的火炮，多为用于防守的加农炮，这种炮的炮管长、初 速大、射程远，有少数为榴弹炮和机关炮。德军在青岛使用的这 些火炮，据考其来源有三：大多数火炮是从德国运来的；少数德 国克虏伯大炮，是 1900 年参加八国联军的德军从天津大沽口运 来的；许多小口径火炮和机关炮，则是从德国和奥国军舰上拆卸 下来的。显然，所有的炮台堡垒和火炮，都是为保卫青岛准备的，直 到 1914 年秋天战争发生。战争降临时，包括俾斯麦山炮台在内的青岛海防堡垒，由哈 斯中校指挥；陆军部队和陆上防线的炮兵部队，统一由冯 •凯辛 格中校指挥。[ 瓦尔德马 •福勒屯著《青岛战时手记》P92，福 建教育出版社 2016.12。]

战争突然就来了，狰狞地站在不远处，等待着致命一击。1914 年夏，青岛的清凉已经没有往昔那般心旷神怡了。对 降临在城门口的战争，城里人多忧心忡忡。富人们准备着出门躲 避，穷人则预备听天由命。各种见闻和传言，如苍蝇一般满城飞舞， 半路上经众多传播者的添油加醋，搅得城中各个角落人心惶惶。对战事爆发前的城市日常氛围，谭延闿在其日记有若干记录： 8 月 3 日，阴晴，“八时起。吕满来，言至车站去客数百人，势 相推排，有西人出演说，言不必去。大武亦出，遇金某，言英人 已守中立。食粥后，吕满去。余步访章一山，已移居礼贤书院楼上， 面海倚山，甚凉适。言昨见尉礼贤，所言与许九香大同，德今所 惧惟英，若英出预战局，青岛兵力固不足拒，而海上交通断绝， 已可危也。” 8月 7 日，晴，“炮声隆隆，云是在泰东镇演习， 今午后、明夜，炮台尚须大演习也。”伴随着炮台的演习，1914年夏天的青岛，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迅光如电

俾斯麦山炮台的作用，在 1914 年对日军防御作战的关键时 刻，显现了威力。在大量关于是次围困作战的原始文献中，身份 显赫的锡晋斋用中文逐日记录的《青岛战事闻见录》，尤其引人

会前炮台 3-3注目。该文记载：9 月 29 日夜，“俾斯麦炮台上迅光如电，加 之军用电灯，闪灼驰骤于山谷间。炮声大震，至夜分始寂。”[锡 晋斋《青岛战事闻见录》，《同声》杂志 1944年第 4卷第 3期。] 而“迅光如电”的 9月 29 日夜战，不过是一场大厮杀的序幕。《青岛战事闻见录》的作者锡晋斋，就是当时滞留在青岛的 恭亲王溥伟。在 20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头，当一场针对满族王朝的灾难 降临北京时，踏上逃亡道路的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并不知道他的 离开将是永久性的。他的第一站是青岛。他觉得，他有机会在这 个德国租借地获得短暂的喘息，以争取时间恢复丢失的光荣。然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历史并没有给这个满族皇亲任何机会。他 的希望和曾经健康的身体，在从青岛开始的漫长流亡中，一点一

点地被腐蚀掉了，直到 1936 年 1 月连生命一同丢失在新京的一 家旅社里。这一年，这个末代恭亲王 56 岁。1912 年 2 月，刚刚到达青岛的溥伟才 32 岁。他的到来，让 这里此起彼伏的复辟狂热，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对溥伟漂泊青 岛的原因，溥伟儿子的描述是，父亲曾经试图用具有“尚方宝剑” 威力的白虹刀杀袁世凯，但由于“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 有杀成”，溥伟“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了”。 这个说法或许大致符合事实，但却显然简单化了点。其实，是不 是想杀袁世凯并不是溥伟出走的关键，因为在失去了皇权的实际 保护之后，曾经的官房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和禁烟事务大臣的 逃亡，已实属必然。溥伟的青岛行踪，资料和传闻很多，这中间就包括了德国传 教士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大量可信任的记录。在这本 1926 年出版的个人见闻录里，卫礼贤用了一个完整的章节来叙述溥伟 的青岛行状，他的政治抱负、性格、喜好，他的前朝回忆，他在 艰难时刻的表现。显然，卫礼贤并不掩饰他对这个中国贵族的好 感。通过在青岛的密切交往，溥伟和卫礼贤成了朋友。卫礼贤对 溥伟的描述，真实勾画出了奕之后的第二代恭亲王和青岛发生 的种种联系的细节。在许多的事件堆砌中，溥伟和青岛发生联系 的主线，始终是围绕着试图恢复满清丢失的皇权这个政治目标。 这是溥伟的心病。在卫礼贤看来，恭亲王对挽救王朝表现出的坚 定和执著，显然非其他皇族可比。记录了 1914 年秋冬日德青岛战况全过程的《青岛战事闻见 录》，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中国人亲历文字。1943 年夏天在万寿山偶然被南京一份杂志的编辑从溥伟的弟弟溥心畬手中发 现，遂在次年以锡晋斋遗稿的方式公开发表。就涉及的时间长度、 社会状况、区域范围和作者的战时心理而言，《青岛战事闻见录》 都是日德青岛围困战中极为罕见的文献。日军 1914 年占领青岛后，溥伟曾说过这样的话：“有我溥 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尽管这是一句没有文献可考的誓 言，却也符合溥伟的性格。在青岛，他和善耆举起“满蒙独立运 动”的旗帜，重建已被解散的宗社党，还在辽东一带召纳武装， 秘密组织勤王军，为复辟清室不可不谓之全力以赴。1916年 2月， 溥伟在青岛还曾收到前陕甘总督升允自东京送来的密函，获知升 允已经联络到了日本上层力量，支持恢复清室活动。在这一消息 的鼓舞下，溥伟遂和善耆马上加快了行动步伐，预谋 6月中旬在 辽南一带举事。不料 6月 6 日袁世凯突然病死，日本政府随之改 变政策，将宗社党军队和蒙古骑兵解散，辽南举事落空。1922 年 2 月，善耆死亡，这样，溥伟恢复清室的计划，便一步一步地 成为了泡影。从表面上看，溥伟在青岛行状有三个典型的场景曾经被渲染： 一次他和卫礼贤在一起时为小提琴的旋律所感动，并评价其与中 国的古琴同为雅乐；1917 年 7 月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心灰意冷， 常在前海沿一带踢足球，开始游山玩水；1918 年康有为来青， 两人成为至交，已准备北上旅顺的溥伟将自己的家具，送给了康 有为。1922 年秋天，溥伟从青岛移居大连。溥伟的离去，和日本 人将青岛管理权交给北洋政府有直接关系，“既反对共和、又想

复辟”的他，始终都是民国的敌人。后来在大连黑石礁筑星浦山 庄闲居的溥伟，主要是通过与文人的诗画交往打发日子。这时， 他已经清楚知道在“东风处处皆芳草”的《春日》，只能“惆怅 天涯恨未归”了。此后的 14 年，在经过了和溥仪徒劳的勾心斗 角并体味到生活的艰难后，溥伟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于长春旅社。2004 年 9 月 15 日，恭亲王溥伟 81 岁的儿子向修缮中的北 京前海后街恭王府博物馆，捐赠了一幅溥伟手书“静观”。爱新 觉罗·毓嶦说，意外发现的书幅，是溥伟在青岛时写给一个日本 人的，此人后来把字带回了日本。日人亡故后，其妻就把字送给 了福冈一个装裱师，毓嶦恰巧认识这个装裱师，这样，这幅字就 又回到了恭王府。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恭亲王和恭王府早就是 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权力符号了。对大多数有兴趣探讨这段 历史的后人来说，可以静观的，或许恰恰是王朝分崩离析后的世 态炎凉。但是，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静观”者，溥伟在 1914 年秋 冬的经历，却真实见证了一段历史转变的惊心动魄。诸如 10 月 9 日晚青岛山炮台“以巨炮毁敌垒十九座于固山后”的记录，显 示出了战事的日趋残酷。对俾斯麦山炮台来说，攻击与被攻击是平行的。根据德国传教士卡尔 •约翰 •佛斯卡姆普《青岛围困日记》 的记录，10月 11日，在“主赐的一个美妙绝伦的宁静的星期天”， 日本军舰突然向前沿阵地和俾斯麦山的各高地实施炮火打击，炮 弹轰鸣了半个小时之久，结果没能造成明显的损失。在佛斯卡姆 普看来，这不过是他们军事努力失败后的恼羞成怒。10月 27 日，佛斯卡姆普的日记则记录说，“深夜醒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 为听到了飞机马达发出的嗡嗡声，还有在我们很近的地方投下甘 油炸弹的爆炸声。但那其实只是强风刮在电报线上所发出的吼声。 位于近处的俾斯麦炮台正在发射灼热的炮弹，一直飞入如乌鸦一 般漆黑的夜幕里。”俾斯麦山炮台夜以继日的连续攻击，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佛斯卡姆普记录说，由警察局安插的中国间谍在日方阵地传回并 由德国飞行军官逐一核实的消息显示，日军营地笼罩着对弹无虚 发的德国炮兵的恐惧。炮台的炮兵将打击阵地按照地图的标识， 划分成数个 500 米长宽的方形区域，再根据飞行员的侦察报告进 行炮击。例如 10 月 21 日，报告指出 E24 号方区有一野战炮队， F49 号有一重炮炮队。德军的大炮极其精确的瞄准这些方区，然 后系统的开炮射击。为了能摧毁该方区内的所有设施，炮弹落点 设计为彼此间隔 2500 平方米。佛斯卡姆普叙述，经证实这个方 法非常有效。此后，至11月 7日德军投降，俾斯麦炮台的炮火终日不绝， 其中以 10 月 30 日中午的激烈炮击为最甚。投降前，德军将炮台 和火炮一并炸毁。据说，德军投降后，长了一副古代罗马人面孔 的日军司令表示，希望认识一下俾斯麦山炮台的指挥官，因为他 指挥的炮台在两军交火之初，每每以致命的精准度将日军步兵阵 地摧毁。这个期间，被佛斯卡姆普仔细记录了下来。俾斯麦炮台的实际军事功能，至此终结。

脚底下的秘密

如今，只存有汇泉角和俾斯麦山两处德国炮台遗址。其中俾 斯麦山炮台和地下指挥中心，已开辟成遗址公园开放，半山腰的 一个隐蔽入口前修筑了一个半开敞的广场，通过台阶和拓宽的山 路交汇。在最初的建设中，文献和现场照片显示俾斯麦山炮台是 以大规模开凿山体的方式进行的，浇注修建完内部设施后重新回 填掩埋，地面只保留瞭望塔、透气孔、出入口和隐蔽通道。这些 地面设施至今大部保留，分布在茂盛的绿色植被之中，不仔细分 辨，依然很难发现。被厚重的铸铁装甲包裹的瞭望塔设置在离海 岸线最近的山体高处，下面设计了机械旋转操作台，可以轻松转 动通向地面的几吨重防护盔甲。一百多年之后，瞭望孔朝向大海 的视线早已被各种林木遮蔽，这个笨重的钢铁装置就如同一个金 属蛤蟆，坐井观天一般保守着与生俱来的职责。令人惊奇的是， 这么多年过去，二十厘米厚的钢板始终不锈不腐，钢铁筑造件和 水泥之间的密合，依然天衣无缝，的确匪夷所思。2010年的时候， 定居芝加哥的老朋友杨华联络了一个摄制组拍摄青岛纪录片，我 陪同澳大利亚籍制片人进出青岛山多次，她对一个保存如此之好 的炮台表示困惑，直到我给出直接证据，才相信这是一个世纪前 的战争遗址。炮台瞭望塔的背面，公园管理方开辟出一小块平地，里面放置了青岛雕塑家张白涛设计的和平主题纪念碑。这个由橄榄枝与 和平鸽图案组成的石碑，本来并非安放在这里，因为原址拆迁建 筑地下商业中心的入口，便转移到青岛山炮台掩蔽部的山顶上， 倒也入情入理。可“和平”毕竟不是件随便搬来搬去的东西，唯 祈愿此番能落叶归根。在青岛的整个城市防御体系中，会全角炮 台是最大的防御工程，配备 240 毫米加农炮两门、150 毫米加农 炮三门，炮垒下有营房、弹药库等，日德交战时，该炮台与日舰 相互炮击甚为激烈。青岛的多数炮台，日德战后废弃，现场杂草 丛生。作为战争的见证，会全角炮台 1930 年代对外开放，同时 期许多旅游文字，都曾记录下这里的游踪。1930 年来青岛考察的民生公司创办人卢作孚，曾参观过日 本占领期间改称旭山炮台的原德国炮台，其《东北游记》记述说： “其布置不但坚固而又完备。其用意，固在以此为远东根据地， 立军事上不拔之胜，谁料成败无常，图人尤其是不可靠的事业， 而今青岛竟两办移交，仍归故主了。”同年 8月，中国科学社在 青岛举行第十五届年会，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 文灏、蒋梦麟、蒋丙然、宋春舫等聚集青岛。13 日下午，会员 集体游览观海山、青岛山、炮台、第一公园。8 月 15 日上海出 版的《时事新报》，刊登了中国科学社青岛年会的日程。到了 1934 年夏天郁达夫登山，主题就不是看炮台了。是年 7月 18日星期三，郁达夫日记里记录天时有微雨，凉极。午睡后， 郁达夫“复去青岛市东南北各部延边走了一圈，更上贮水山，青 岛山，及信号（旗台）山等处登眺到夜，青岛全市的形势，已约 略洞晓了。”郁达夫“凉极”时刻的极目远眺，自然包括青岛山

下的一大排兵营建筑。二十多天后同样是个雨天，郁达夫“晨起 想起了几句诗”，曰：“万斛涛头一岛青，正因死士义田横，而 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勾勒出青岛山包括炮台在内的所有军事构造的全貌，并非易 事。实质上，这里军事工程的建设，一直不事声张地持续到 20 世纪的中后期。1980 年代中，某夏和电大同学甲乙丙丁在青岛 山复习功课，期间在山的西北面长时间徘徊，时不时能够在树荫 隐蔽处发现一些封闭设施。这些洞穴入口一般用金属或水泥门密 封，周围植被蔓延，杂草丛生，与树木山石体浑然一体，不仔细 辨认，很难发现。也有一些洞口是敞开的，却因为设计时费了心 思，同样不易觉察，倒是因为洞口清凉，便泄露了秘密。这些开 口的洞，入口都用砖发券，多半是被废弃的。其中一个洞口，在 我们苦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来源的槐树下面，差不多一个夏天 几个人天天在洞上面仰卧起坐，让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 密、大卫·李嘉图、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折磨的痛苦不堪，硬 是没发现脚底下还藏着秘密。1980 年代青岛山作为山头公园开放后，比照旭日东升时分 川流不息的健身者，山上僻静处的另外一些秘密，就更私人化。 比如蒙蒙细雨中踌躇满志者的极目远望，比如一对对青年男女的 山盟海誓，比如豪情万丈者的一声振臂高挥，比如不同年代不间 断发生的激情野合，等等。夏天绿树成荫，即便是光天化日之下， 山上的野合也极难被发现，窸窸窣窣之中一阵大喘气，好事便偃 旗息鼓了。起身整齐衣衫，仿佛一切不曾发生。唯脸上一抹红潮 退去的没那么快，隐隐约约的欢愉，也就大白天下了。晚上的隐秘性自然好些，声音却不容易掩饰，彭湃的呼吸压抑成一丝战栗， 瞬间崩溃。大汗淋漓之中，当事人如同坐在一列敞开的火车上， 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环顾四周，发现黑漆漆一片，阒无一人。 一阵风刮过来，俨然脱胎换骨。一眨眼三十年五十年过去，踌躇满志者和窸窸窣窣者转换了 好几代，山上的秘密也就愈积愈多，一脚踩下去，保不住惊动了 哪一个缠缠绵绵的过往，一番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便开始倒叙 起来。情节发展到关键处，讲述者和倾听者面面相觑，发现每一 个故事的转折点，居然都不分时间，不分彼此。青岛山的密码埋在脚底下，光景却在高处，四面看出去，风 光无限。2003年前后，因为和梁真住得近，就约定爬山，我晚起， 一般爬山时间在中午饭后，从炮台的瞭望塔平台开始，沿着石头 台阶上下三回，直到汗流浃背。山的最高峰，立着一座废弃的铁 塔，勉强可以攀上去，大汗淋漓时刻，风吹在身上，痛快至极。 这个时候举目四望，蜿蜒展开的山海地貌与烟火气息尽收眼底， 山连着山，楼连着楼，树遮蔽着树，道路如蜘蛛网，青岛山无以 替代的屏障意义无需考据。那时候没有雾霾之类非正常天气的干 扰，即便海面上雾气弥漫，青岛山东南西北看出去的大半个城市， 也是泾渭分明。从南到北再自东至西，历史走向的来龙去脉，也 大致标志的有鼻子有眼。唯纠缠其中的是是非非，一半会儿不易 梳理清楚。恍恍惚惚想起来，我的大半人生经历，便撕扯在这方 圆十几公里的沟沟坎坎之上了。斯山斯城斯人斯气味，近之不得， 去之难远，却之不能。所谓无奈面对宿命的愧痛，大致如是。爬 下铁塔，咳出一口痰，气息稍定。

我和诗人梁真同年，断续的文学与非文学交往史超过30年， 算得上是彼此相知者。梁真已十数年不看好宏大叙事，期间写过 一首《爬山记》，大致是爬山、出汗、吃饭、夜游。几十行，钢 笔写在一张 A4 打印纸上，清晰如钢丝。我快走到头了，两条腿比假肢多出些血液和伤疤刘辉明指给我一条路通向青岛山，也叫京山离李明家很近，离我远几分钟它一直斜放在那里，被建筑物和我们内心的山挡住了我和李明，约好每天中午去爬山他晚上勤快，他似乎更喜欢这个国家的晚上，把两条腿放到饭店、茶馆、酒吧，下半夜才收回来我走不了那么远，也拖拖拉拉睡到中午起床，我大约比他醒得早，然后去爬山窦世强住得远，有时候跟我们一起去爬山。一般来说我不和上班的人为伍但窦世强，一个画水彩的副教授没觉得他比山林一个树疤明显所以，三个快乐的小老头沉没在自然和汗水中我们已经忘记，自己是爬行动物每天中午，我和李明顶着烈日急匆匆朝山上走，像两个逃难的人李明穿着儿子的球鞋，我没有儿子甚至女儿，时下只有一条通向京山，也叫青岛山的路它不断纠正我们的脚步把心跳调整到它的目标中去使我们妄想死后能被树荫、野花、乱石、斑鸠和一片低头矮的松树覆盖说话间，我们来到了山顶

一条绳上的蚂蚱

尽管荒无人烟并缺少植被，青岛山却自说自话一般延续了 千万年。这种太阳底下的自然生长，最终在 19 世纪的最后一个 十年，被打破了。诡异的是，开山劈石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维持 江山依旧。1892 年，清军总兵章高元的士兵乌压压出现在青岛山下， 随后开始有板有眼地建造军事营地和炮台。这些历史性的施工场 面与其说是奋发图强的防御证据，不如说是批注了守株待兔思维 惯性下的以逸待劳。随着军营壁垒的森严展露，一个固若金汤的 战备神话看来就要大功告成，不料，工程干着干着，钱没了。于 是乎，壁垒之内空空如也，几门大炮像个门神，成了装装样子的 把戏。再后来，德国人跟脚来了，壁垒顷刻土崩瓦解，转眼烟消 云散，平整出来的山地，换上了柏林运来的钢筋水泥。后来这里 发生的所有故事，就都以这些地上和地下建筑为载体了，仿佛没 有过章高元的挥汗如雨一般。好在记忆不仅仅写在山墙上，这才 让青岛山下的军事开发史，有了些接近事实真相的连续。不过， 连续归连续，那些伟岸的壁垒是注定看不见了。青岛山下最庞大的建筑群，是德国第三海军陆战营驻地。之 前，这里是章高元的清军东大营。1902 年东大营被拆掉，开始 建造德军在青岛的第三座兵营。1914 年后，这个设施完善的兵 营先后被日军青岛守备步兵第三大队、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师步 兵第十旅、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青年军208师第 9团使用过。小时候进去看露天电影，兵营搭建的巨大铁皮房，还随处可见。 夜色下面，半圆形的铁皮顶会反射月光，那是一种幽暗幽暗的绿 光，混杂在萤火虫和窸窸窣窣的蟋蟀叫声中间，深不可测。不过， 这个场景通常会和诸如《渡江侦察记》《奇袭白虎团》《小兵张 嘎》等电影情节融为一体，激发出一种模拟的冲动。我不知道，之前在这里交替出现过的士兵、学生、大学教授、 训导长、巡警、教导员、右派、工宣队、军代表、辅导员、邮递 员、会计、书记、警卫员、食堂大师傅各色人等，是不是也有过 和我同样的感受。许多年后，这种感受掠过脑袋的时候，依然有 些刺痛。如此攀附，确有些替古人担忧的无聊，但困惑恰恰在于， 这些无聊如影随形，一直萦绕不散。

青岛山区域图 4-0德国租借地时期和后来的日本占领时期，青岛山与山下的兵 营，是一个在地理上相互贯通的军事系统。租借地时期，青岛山 叫俾斯麦山，山下的兵营叫俾斯麦兵营。日本占领时期，青岛山 叫万年山，山下的兵营叫万年兵营。1919 年 6 月再版的青岛民 政署编日文《青岛要览》，附录名胜旧迹介绍，收录有旭山、万 年山、若鹤山、八幡山、神尾山，以及旭公园、大村公园、千叶 公园、新町公园、海水浴场、台东镇、浮山和竟马场。山下的兵营， 后来相继建立私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和 一步步分化、重组、扩展的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青岛海洋 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但往日兵营的痕迹，一直难以磨灭。国立 青岛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 1932 年开始撰写的青岛日记，就取 名《万年山中日记》。这本《万年山中日记》一路写下来好几年，

清军兵营4-1，4-2大学跟兵营的日常纠结，就如同一条绳上的蚂蚱一般历历在目。在相当的意义上，德国第三海军营俾斯麦营房在其完成军事 使命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使这座单纯的兵营建筑蒙上了一层浓郁 的文化色彩。单就建筑的功能转变而言，俾斯麦兵营是极富戏剧 性的一例。排除掉这种改变中的无奈，这也许可以给过于强调建 筑的纯粹功能性的设计师们一个打击。实质上，当一栋建筑完成 之后，其命运便由不得设计师甚至建造者们左右了。道理倒也简 单：历史并不是可以设计的，而见证历史中种种意外的建筑物的 生命，远比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命长久。实质上，以俾斯麦这位“创造了欧洲历史”的德国铁血总理 命名的第三海军营开始永久性的营房建设时，晚年失意的俾氏已 故去整整五年。就精神上，兵营建筑有点像俾的后人为其在汉堡 塑造的一座石像，冷冷清清地站在一处并不繁华的场所，目光肃 穆，面无表情。这使得后人在思考德意志帝国最后的历史时，时 常记忆起菲特烈王储的评价：俾斯麦的确使我们变得既强大又有 势力了，但他也使我们失去了友谊，剥夺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怜 悯之心，以及我们的良知。我相信，这也许就是这座俾斯麦死后七年至十年间建成的建 筑群的真正面目。政府规划处的建筑师在这些建筑的几乎所有细 节上，明明白白地写下了俾斯麦的遗言：我唯一的目的只是要创 造并巩固德意志。然而，稍后的历史证明：如同已有的记忆，这 一回，俾斯麦的后人们又一次把方向迷失了。

抽水马桶

俾斯麦兵营在 1903 年至 1909 年陆续建造完成，从一号营房 开工到四号营房竣工，历时七年。1903年至1905年，修建了第一、 二营房，1906 年至 1909 年，修建了第三、四营房。兵营由德国 胶州总督府建筑管理局行政规划处设计，洛塔尔·马尔克斯担任 工程指导，汉堡阿尔托纳区 F·H·施密特公司承担了第一和第 二营房的施工。在目前已发现的文献记录中，这个汉堡阿尔托纳 区 F·H·施密特公司承揽了租借地时期大量政府与私人的建筑项目，诸如总督临时官邸、提帕斯基希公司商业大楼、总督官署 大楼、啤酒公司、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海关和帝国高等法 院等等。整个俾斯麦兵营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落，四座营房建筑的平 面分别呈 H型，围合成一个练兵场。一般的说法是，营房的阶梯 式山墙及新哥特式的装饰为当时德国兵营建筑的通例，无甚创造 性。先期完工的两座营房的山墙、墙基和外廊护栏均用花岗粗石 砌成，后来建造的另外两座营房则屏弃了这一奢靡的外形结构。 一如此前完成的总督医院病房建筑，营房的南面筑有长廊，增加 了建筑的开敞性。德国学者华纳认为，尽管如此，整个俾斯麦兵 营仍具明显的德国建筑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兵营的这些营房被 要求符合当时新的卫生标准，营房中建有同宿舍和厕所分别开的 盥洗间，而厕所里则安装上了冲洗设备。《青岛被设为德国的卫 戍城》一书认为，青岛是东亚第一座大规模安装这种设施的城市。 厕所里抽水马桶稀里哗啦的出现，意义在十多年后获得了充分显 现。其实，样板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改变了旧习惯的，这种改变， 多不是革命一般的轰轰烈烈，而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是，新习 惯成为风尚。诸如抽水马桶之类的新玩意，在 1905 年的青岛，正层出不 穷的涌现着。就设施的先进性而言，政府投资的兵营成为日常城 市生活的现代性榜样，意外，也不意外。俾斯麦兵营是继伊尔蒂斯兵营、毛奇兵营之后的第三座常设 兵营。它离市区最近，却为周围的丘陵所隔。有意思的是，尽管 兵营东北方向层峦叠嶂，但向西的一面却视野开阔，德国总督可

俾斯麦兵营4-3，4-4在 1907 年建成的政府官邸阳台上，尽览下边的兵营和练兵场情 景。实际上，总督官邸和俾斯麦兵营互为舞台的地理格局，恰恰 暗喻了租借地的一种奇怪的权力骨架，这种垄断性的专制结构， 即便不发生政权更替与战争威胁，也必然使得青岛通向族群和解， 以及符合民主原则的公民社会道路，崎岖而漫长。在青岛租借地， 总督主管两个平等的并列领域，既负责民政，又负责军务。驻防 部队由四个连组成的第三海军营、海军炮兵分队（包括海军步兵 队和海军炮兵队两部分），以及野战医院、仓库、要塞等组成。 租借地未期开始设置殖民地部队，取而代之的是正规的、训练有 素的海军部队。驻扎青岛的第三海军营每两年更换一次。驻防部 队从1900年的大约1500人，缓慢增加到1913年前后的2500人。 约占租借地全部欧洲居民的四分之三。加剧权力畸形的一个事实 是，这期间青岛的几乎所有殖民地公职，都被海军军官或海军行 政机关属员占据。[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 抵抗》，慕尼黑 2000 年 ]最初，第三营海军下辖按照陆军模式组建的四个步兵连和一 个骑兵连，随后又配备了一个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野战炮 兵连，营部和主力部队驻扎伊尔蒂斯兵营，骑兵连驻扎毛奇兵营； 炮兵分队编制为五个连，驻扎俾斯麦兵营。以炮兵为主体的俾斯 麦兵营，强化了其与青岛山炮台体系的联系。青岛驻军的轮换情形，当时的中文报纸多有公开记录。宣统 二年五月初一《顺天时报》以《德军船搭兵抵青岛》为题报道说， “德国军用轮船巴杜利士亚号搭坐兵员七千名，由达奇尔统领督 率安抵青岛驻屯。”《顺天时报》1901 年 10 月由日本外务省在

北京创办，民国以前以朝代纪年，宣统二年为公元 1910 年。两 年后的民国元年七月十六日，该报又报道说，德国政府增派海兵 二中队前往青岛，已由布列门起程。实质上，关于俾斯麦兵营是青岛第三座常设兵营的描述，依 照的是一种功能连续性。因为早在 1898 年，青岛湾西岸的第一 座德国兵营，已标在当年完成的第一份总体规划中。1909 年， 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就设在这座前野战炮兵营房的建筑里。一 年之后的 1910 年，在原野战炮兵营房开工建设高等学堂新的教 学楼、礼堂、图书馆和学生公寓楼，1912 年落成。1909 年第三海军营俾斯麦兵营建设工程大部完成。1911 年 6 月 23 日，兵营设立了一座纪念 1900 年在平息京津义和团骚乱 中阵亡的第三海军营士兵纪念碑。十一年前，自青岛出发的第三 海军营两连德国士兵，分别由热内上尉和冯 -科诺贝尔斯多夫上 尉率领，乘坐依莲娜号军舰在大沽登陆，匆忙应对北京和天津的 紧张局势。6 月 23 日，俄国将军施多瑟尔命令德军占领天津北 洋机械局东局和天津火车站，战斗中德军一名中尉和八名士兵被 打死，多人受伤，同时杀伤大量义和团。根据 C·Huguenin《第 三海军陆战营史》的描述，第三海军营数年后组织了一个委员会， 负责给阵亡德军士兵立碑筹资、设计和施工，并最终在 1911 年 6 月建成。纪念碑位于第三海军营二连和四连营房之前的空地， 周围种满花草。纪念碑对称边柱上雕有铁十字，主碑上方三角形 山墙内嵌鹰塑，底座饰有埃及人面狮身雕像。正面镌刻着：“纪 念在 1900-1901 年的战斗中阵亡的第三海军营的同事们。”碑的 背面，刻着九名阵亡者的名字。

兵营里的士兵 4-5一如章高元的军事驻防给上下青岛村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一 样，以第三海军营为主体的德国士兵，构成了城市化早期青岛的 基本需求元素。鲁道夫•沙赫奈博士在 1908 年 2 月 2 日出版的 《法兰克福报》撰文描述，将近三千人的驻军是青岛整个经济生 活的支柱，仅仅为这些军人的房屋烧制砖瓦，就是一项大工程。 他们为手工业者提供了生意，啤酒商、肉铺和面包师因此获得了 利润空间。[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 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第四编。]实质上，在兵营的里面和外面，由新建筑、抽水马桶、自来 水和啤酒构成的日常青岛，正缓慢地改变着 1900 年代胶州湾陆 地上的生活节拍。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过往，日复一日，渐渐积 累出新的城市风景。拍啦一声，千里迢迢的访问者接踵而至，日

子一下子就装满了阳光下面的海岸线，仿佛路边懒洋洋的法国梧 桐，绿起来连绵不绝。伴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水，高高低低的 沙滩礁石上人影幢幢，一个个遮阳伞像缓慢移动的帆布球，弯曲 着勾画出一些花瓣般的黑点、白点、黄酥点，走走停停。近处， 几只海鸥噗噜噜飞过来，飞过去。兵营之外的曙光之城，和平童话一般活蹦乱跳。1914 年 2 月 13 日傍晚，这个新城市镜像，被乘火车第一次 进入青岛的谭延闿清晰记录了下来：“过仓口，入德国租境，山 皆种树，马路平迤。入疆所见已觉不同，及过四方，则傍海岸行， 落日在西，光景奇绝。”

死里逃生的传令兵

歌德说，两根干柴能点燃一根绿枝。作为一个德国城市的青 岛出现17年后，日本和英国，成为了点燃青岛这一根绿枝的干柴。1914 年 8 月 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个夏末，也 就是俾斯麦兵营建成五年后，势在必得的日本联合趁火打劫的英 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青岛围困战役。随后，德国颁布保卫青岛 法令。第三海军营第 5 连派出第一批前沿巡逻队。8 月 2 日，在

兵营里的纪念碑4-6汉口召集的德国预备队民兵 50 人和在上海的预备队 400 人，陆 续开始向青岛结集。[ 1914年 8月 2日《顺天时报》第3836号。]8 月 6 日，中国对欧洲战事宣告中立。8 月 9 日，在青岛的 谭延闿离去，抵火车站“至二等车，门闭不启，云以为外人包去。”[ 台北中央研究院《谭延闿日记 1914 年》。] 谭延闿经历的紧张 气氛，仅仅是逃亡潮的开始，此后，客居青岛的赵尔巽、劳乃宣、 王垿等人陆续离去。这个过程诸事的混乱与尴尬，不胜枚举。就 8月 9烟雨蒙蒙中的出城感受，谭延闿在日记里有清晰记录：“四 时起。捡拾行李，雨不止，可恨。呼推车运行李去。食粥后，吕 满来，以马车三载眷属。余与吕满、大、衡步出，呼车至车站。 棣松已买票，遂径入，至二等车，门闭不启，云已为外人包去， 实则行贿者仍得入。安德和来，令与交涉，亦不谐，不得已羣处

三等车中。以被包为坐具，或更席地，方丈地坐至四五十人，直 无容足处，臭秽熏蒸。行李皆过磅入舱，并食物无之，相与局蹐 而已。吕满既不得入，棣松亦立门外送车行。”到了 8点半，火 车终于开出青岛。8 月 15 日，日本对守卫青岛的德军发出最后通牒，通告退 出青岛，将青岛交付日本，并限 23 日正午前答复。第二天，德 军在伊尔蒂斯广场和俾斯麦军营前，举行了大型战地弥撒。可以 想象，自俾斯麦兵营 1909 年建成后，8月 16 日举行的战地弥撒， 是最肃穆的一场仪式。之前包括海因里希亲王的检阅，也不曾给 经历者如此深刻印象。楼前几棵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在风中摇摆， 知了的叫声预告了秋天的降临。阳光透过树叶的边缘照射下来， 在地上形成一团团黑白分明的版图。大战在即，在场所有人接下 来的命运，都前途未卜。这个时候的兵营广场，如同一个被围困 的山谷，赞美诗的回声怪兽一般跳跃，在四座营房建筑的上空盘 旋，经久不息。对参加这次弥撒的许多士兵来说，死亡和死亡前 的狰狞，已近在咫尺。8 月 18 日，青岛总督瓦德克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送了一 则电报，行文简明扼要：“誓死履行义务，直至最后一刻。”第 二天，威廉二世从柏林下达的作战命令，与瓦德克表达的意思， 几乎完全一致：“誓死保卫青岛至最后一刻。”紧要关头，这两 个与青岛共存亡的“最后一刻”，彻底堵塞了所有另外选择的可 能性。1914 年深秋的青岛，只能背水一战。在这个俾斯麦军营里，近十年种植的法国梧桐，已飘落下第 一批黄色的树叶。

未雨绸缪的德国士兵 4-78 月 20 日，德国青岛总督限令境内所有日本人于 22 日前离 开。8月 23 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并获得英国方面的一致支持。 8月27日，日本海军封锁胶州湾。8月28日，亲日本的《顺天时报》 发布具有宣传性质的消息称，日本的态度令在青岛的德军锐气受 挫。[《青岛德兵气沮》，1914年8月29日《顺天时报》第3862号。]9 月 2 日，日军第 18 独立师团在山东龙口登陆。9月 3 日， 中国政府宣布在日德战争中保持中立。后与日本约定潍县以东为 特别行军区，以西为中立区，日军不得侵越。9 月 4 日，从天津 支援青岛的37名德军上午9时乘济南发出的临时火车开往青岛。 [《德兵经济南往青岛》，1914年9月5日《顺天时报》第3869号。]9 月 11 日，又有 30 名来自蒙古的德国民兵预备队抵达潍县，并辗 转向青岛进发。[ 《德预备兵已赴青岛》，1914 年 9月 13日《顺

天时报》第 3877 号。]9 月 13 日，在龙口登陆的日军第 18 独立 师团抵胶州。9月18日，日军堀内支队在崂山仰口登陆。9月23日， 英联军亦在崂山完成登陆行动。这个时候，青岛山炮台和山下的俾斯麦兵营，已进入完全的 战时状态，弥漫的硝烟和此起彼伏的爆炸声，终日不绝。卡尔 • 约翰 •佛斯卡姆普的《青岛围困日记》记录，1914年9月24日早上， 在德军与日军的青岛争夺战最剧烈的时候，日本战斗机投下了七 枚炸弹，五枚落在港口，两枚落在俾斯麦兵营的院子里，所幸未 造成人员伤亡或物资损失。当时佛斯卡姆普正在拜访邮政局局长， 房内的门窗玻璃都随着炸弹爆炸的巨响震颤起来。几天后，佛斯 卡姆普在探望儿子的时候，又听到了一些发生在俾斯麦兵营的神 奇事件。一名从前线返回的传令兵在马厩门前刚刚翻身下马，手 中还抓着缰绳。此刻，一枚 100 公斤的榴弹呼啸而至，战马连同 身后的马厩被炸成碎片，而那位士兵却毫发未损。佛斯卡姆普并没有在日记里记述，俾斯麦兵营长长的马厩前 死里逃生的传令兵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在 1914 年那个残酷 的 9月过去之后，这个传令兵的命运如何。但在这场保卫青岛的 战役结束之前，佛斯卡姆普的儿子却战死了，再也没有机会活着 选择伴随或者离开这个城市。11 月 4 日早晨，佛斯卡姆普在海 边高等学堂看到儿子格尔哈德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子弹是 从背部射入的，撕碎了他的内脏。在儿子生命的最后 90 分钟里，佛斯卡姆普为他作了祷告。 诗人保罗 •盖尔哈特的《叫我如何不为我的上帝歌唱》，是格尔 哈德小时候喜欢的晚间赞美诗：

俾斯麦兵营 4-8因为被上帝的爱所包围既非目的，亦非结束啊，所以天父啊作为你的孩子，我向你举起手来请对我仁慈吧我甘心情愿，日日夜夜在你身边永远赞美你，爱戴你直到生命终结。1914 年 11 月 4 日晚上，也就是佛斯卡姆普的儿子死去六小

时后，青岛城中的德国炮台开始进行持续的大规模反击。目睹者 说，炮击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有 20 发炮弹在同一条直线上一起 飞向天空。德国护城部队的探照灯，将日本逼近的前线阵地，映 照得透亮。接下来的第二天，一场暴风雪和之后的一场滂沱大雨， 将日军战壕灌满了水。日英同盟随军记者杰弗逊 •琼斯描述，正 是在这样的战壕里，日本和英国军队在围城的最后日子里重新找 回了自己。[ 杰弗逊 •琼斯著《1914：青岛的陷落》，福建教育 出版社 2016.7。]11月6日，星期五。在琼斯的记录中，这一天的早晨十分清冷。 “一场时速高达 40 英里的狂风从黄海海面吹过来，再加上零下 2摄氏度的气温，即便对于有幸可以待在火炉旁取暖的我们来说， 也没有任何惬意而言。”[ 杰弗逊 •琼斯著《1914：青岛的陷落》，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7。]这是一种残酷异常的记忆和战争体验。一百多年后，坐在青 岛山下的胶澳咖啡馆中，看着数码电视映照在墙上的越战电影， 听到了下面这样一段自白：“我永远忘不了战争的残酷，在夜深 人静的时候仍能听见人们的哀嚎！”这部叫《我们曾经是战士》 的美国影片，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部如假包换的主旋律 电影。在瞬间生死的战争环境下，所谓为国家而战的爱国主义的 最真实显现，其实更多的是为人性而战，为尊严而战，为善和友 谊而战。炮火连天之中，死亡的狰狞遮天蔽日，穿越了时间、空 间和种族，一直在记忆的深处隐隐作痛。不幸的是，战争的敌与友却时常颠倒，昨天是并肩作战的 同盟军，后天就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垒者，之间的转换神秘莫测。

战争宣传画 4-91914 年在青岛发生的战事，是日本人联合英国对付德国，不到 30 年，十几个同盟国的战士开始一致对付轴心国，这个时候， 德国人和日本人成为了轴心国的核心，英国人和美国则凝结成 同盟。而《我们曾经是战士》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越南，时间是 1955 至 1975 年。敌我，敌友，又转换了一次。战争的荒谬，让 战争的残酷性愈来愈强烈，直到战争结束。这个时候，伴随着各 种战争并发症，新一轮的反思与反省，才刚刚开始。回到 1914 年 11 月的青岛，回到非想象的残酷现实之中。那一天，战火纷飞之中，青岛的暴风雨停止了。前面提到的那个叫瓦尔德马 •福勒屯的德国军官，在青岛鏖 战最困难的时刻，想起了歌德的两句箴言：“欢呼响彻云霄，死 亡使人沮丧”。

11月 7日是个临界点，冰与火的临界点，生与死的临界点。 这一天，佛斯卡姆普的《青岛围困日记》的开头，充满了悲情： “每天是如此漫长，仿佛没有了尽头。在这几天里，既有言语无 法形容的恐惧，也有如同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熠熠生辉的英雄般 大无畏行为；在这几天里，有人在内心战胜了所有外部的苦难和 折磨，有人为了拯救自己的兄弟，赴汤蹈火牺牲自己。这是充满 悲叹和呐喊的几天，它们来自那些重伤被抬下阵地的士兵们；这 是充满痛苦和恐惧的几天，如先知所说的，痛苦和恐惧孕育不出 力量；这是充满愤怒和眼泪的几天，厮杀变成了咆哮，死神狞笑 着从青岛上空飞过，飞过一条条街巷。随着日军的优势愈加明显， 我们的希望在一点点消失。但我们的兄弟们还在战斗，条顿人英 勇的精神像快要燃尽的火焰一样爆发出来，以至于敌人们面对这 种不屈的笑对死亡的勇气，都无法不充满敬畏。”11月 7日，第一批突破防线的日军，不加停息地穿过街道， 向总督和政府官员所在的俾斯麦军营冲去。总督府卫队的士兵， 在这里保卫着总督。这个时候，德军除了投降，已别无选择。早 上六点半，信号山青岛总督府附近的房顶上，升起了白旗。接近 七点半时，最后几声枪响过后，战争结束了。歌德说：“命运之神的无情连枷打在一捆捆丰收的庄稼上， 只把秆子打烂了，但谷粒是什么也没感觉到，它仍在场上欢蹦乱 跳，毫不关心它是要前往磨坊还是掉进犁沟。”1914 年冬天，德国军队最终在与日本军队的激烈战役中失 败，永远地失去了这些启用不久的舒适兵营。随后，日军将俾斯 麦兵营与八关山西北侧原清军嵩武中营址的兵营合并，改为万年兵营。十年后的 1924 年 9 月，时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督办的高 恩洪打发走了国民政府陆军第五师步兵第十旅，在原俾斯麦兵营 发起创办私立青岛大学，高兼任校长，蔡元培、黄炎培、张伯苓 等为董事会董事。此后十三年，改换门庭的兵营，焕然一新。

青岛大学这棵树

许多事情，开头是冲一个确定方向去的，结局却往往南辕北 辙。青岛山下的俾斯麦兵营如是，兵营里的大学亦如是。回头看， 这些扭曲的片段漏洞百出，却在舞台中上演得一本正经，一如今 天司空见惯的现实。因 1909 年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出现，青岛差不多开出 了中国标准化高等教育的头班车。学校由两个国家的政府公事公 办，教师中德兼顾，课程文理医工具备，学生一色大清国子民。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学生毕业后，国家承认学历。这就意味着传 统的仕途之路，还留着。左右逢源的好事，自然不缺踊跃尝试者。 可偏偏时运不济，没几年这块现代教育的试验田就一命呜呼，鸟 兽散去。一场大学梦，终于功亏一篑。自 1914 年这个通称德华大学的梦幻之地终结后，青岛的新 一轮大学梦，一直积蓄。私立青岛大学的出现，填补了青岛地区 由中国人自己创办大学的空白，也让梦回故地。高恩洪此番圆的 青岛大学梦，虽不完美，却带了点划时代的意思。更有意味的是， 从康有为开始，经赵太侔战后重拾的大学梦，三十年中经过了蔡 元培、高恩洪、宋传典、杜光埙、杨振声、赵太侔、林济青们急 三火四的接力跑，却始终没脱离过青岛山下的俾斯麦兵营。而就俾斯麦兵营而言，这也是始于战争，终于建设的欣慰转 变。其实，因战争之祸而终了裨益于教育的实例，几成中国近代 教育的催生剂。远如用庚子赔款设立的京师大学堂，近如在青岛

毛尔梯克兵营、伊尔蒂斯兵营原址设立的私立胶澳中学等。就是 早些年那个晃晃悠悠的德华大学，也是在原清军的废弃营房上推 倒重建的。接下来的，是开场白。1924 年 5 月 29 日，私立青岛大学筹 备处成立。高恩洪、邵筠农、宋徽五、傅炳昭、张德纯、刘子山、 王子雍、宋雨亭、于耀西、孙丙炎、孙广钦 11 人组成校董会， 推举孙广钦为筹备主任，邵筠农、孙丙炎为副主任，聘蔡元培、 张伯苓、黄炎培为名誉理事。除去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和名誉理 事不计，私立青岛大学筹备处荐出的校董，商人多半，且不仅限 于青岛本地的傅炳昭、刘子山、宋雨亭，还有主要在济南、烟台 行商的于耀西和王子雍。学校筹办之初经费拮据，筹办诸人千方 百计筹措经费。6 月 19 日青岛总商会还曾向美国大使馆请求以 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作为大学的创办经费，几经周折，未有结果。 最终，由高恩洪自己捐洋一万元，拉上本地富商刘子山捐款两万 元，这才勉强支撑开门。8 月 31 日，《顺天时报》刊登《高恩 洪兼充青岛大学校长》消息说，“青岛大学，前有以康有为为校 长之说，兹据青岛电讯，该大学招生八十名，推高恩洪为校长云。”9月20日，私立青岛大学开学。校长高恩洪督办发表讲话云： “本埠地绾南北，舟车四达，山水幽雅，气候中和，于此设立大 学，发展文化最为相宜……本校为新创之学校，诸生为新来之学 生，一切当以实事求是、日新又新为前提，一洗各地不良之陋习， 蔚成本校特有良好之校风，为全国青年之模范，为将来国家有用 之长才是责。”[《胶澳商埠教育汇刊》附录 ] 尽管校长高恩洪 真正操持学务的时间很短，但其对这间大学的促生作用无疑是巨

俾斯麦兵营5-1大的。在英国皇家学院开阔的眼界，在中印边界谈判中的磨合， 在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教育总长职位上的历练，最终都顺理成章 地嫁接到了青岛大学这棵树上。几个月后，高恩洪去职，这一年的冬天，私立青岛大学董事 会推举宋传典任校长。宋是益都人，在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库寿宁 创办的广德书院读过英文，卖过花边，当过第三届山东省议会议 长。一个买卖人书读得少了点，但拖拉着私立青岛大学渡过难关， 却也挺不容易。有资料显示，宋传典的任职，并没影响青岛大学 与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的关系。从开始到消亡，志大才疏和捉襟见肘，大概始终是私立青岛 大学的盲肠。私立青岛大学开办费由学校董事募集，日常经费则 由胶澳商埠督办公署、胶济铁路局和青岛绅商捐款补助。学校最

初设商工两科，1925 年后陆续增设土木工程科、铁路管理科、 采矿工程学科、机械学科、电机学科。1929 年 4 月 11 日，私立 青岛大学前工科教授张华甫自天津致函《青大旬刊》，云“自从 离开青大，屡次接林教务长的信。说校内困难情形，尤其是我所 教的科门，没有专任教习。”[刊《青大旬刊》第28期]若干年后， 私立青岛大学的真实面貌早已模糊，人们透过刘维汉、陈是斋、 罗荣桓、张沈川、高振西、刘芳松这些学生的只言片语，看见的 多是少年意气与不着边际的是是非非。私立青岛大学的日薄西山，在 1928 年已毋庸置疑。1920 年 代的夕阳之下，先天不足的大学在疲于应付的存续中，肌体已缺 少基本的弹性，离死亡一步之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在全国陆续 推行国立大学计划。1928 年 8 月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长何 思源的报告，决定在济南原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 东大学，成立了由何思源、魏宗晋等 11 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8 月 7 日，在山东省政府临时驻地泰安红门宫召开第一次会议，讨 论筹委会组织条例、院系设置、经费来源等事项。但“五三惨案” 后济南和胶济铁路被日本占据，原省立山东大学的师生四散，国 立大学的筹建也就成了纸上谈兵。次年3月日军陆续撤出山东后， 南京政府接收济南、青岛和胶济铁路，筹委会也随之迁回济南。而此时在青岛，“济省各校纷解星散，负笈来此者甚众”的 私立青岛大学却风雨飘摇。1929 年 1 月 18 日，在致胶澳商埠局 的求助函中，私立青岛大学的风骨早已消失殆尽：“敝校在民国 十三年开办以来已四易寒暑矣，将事以来频感困难，时局既屡经

青岛大学建立前日军青岛守 备步兵第三大队曾驻扎 5-2波荡，经济又一场支绌。幸赖各方援助勉力匡襄得以维持至今， 此邦人士所共知者也。自济案发生，吾全省学校俱受影响，一般 青年旷学废业已经一载矣。盖青岛一隅，僻处海滨，市民安堵， 宴然无惊，学校林立，颂不辍，中外人士咸比以世外桃源……以 敝校而论，学生人数日益增多，良以济省各校纷解星散，负笈来 此者甚众而学生成绩亦比往岁为优。此深可庆幸者也如无丁此困 难，学款奇绌省款既不能接济，学生收入原自无几，自六月间势 已不能支持，幸得贵局援手，许将旧时积欠按月补领，所以维持 到今者，贵局之力也。今则又将告罄矣。预算本年每月开校所差 尚多，各方筹划罗掘俱穷，解算既属可惜，开办又无余力，计无 复之，不得已仍向我公告急，可否准由省税项下自二月起每月按 拨六百元以为补助费。”

这乞命的六百元钱，已把私立青岛大学逼进了死胡同。接下 来，各种救命的招数纷纷出笼。5 月 21 日出版的青岛大学《青 大旬刊》第28期，就刊登了一份《本校学生会上市政府请愿书》， 呼吁将大学改归市立，以使最高学府“屹然立于庄严灿烂之青岛”： “方今训政开始，百端待举，教育事业尤为要关钧座党国先觉对 于提倡教育，尤具热忱学生等用敢不避率渎，谨以三事请愿于钧 座之前，（一）将青岛大学改归市立，查青大名为私立，而经费 多出自公款，不若改为市立，名实相符，且本市每年进款有二百 数十万之多，所费不过什一，即可使最高学府，屹然立于庄严灿 烂之青岛，（二）确定基金，青大改归市办后，请划定专款，作 为本校基金，以免挪用，而利进行，（三）确定校址，本校虽经 前胶澳商埠督办高定菴先生划定青岛兵营，为永远校址，然军兴 以来，屡被占据，影响于本校教育之进行，至大且钜，至今日人 犹占据楼房数处今后恳请钧座重将青岛兵营全部，指定为青岛大 学之永远校址，以防任何团体之占用而阻教育之进行，以上三者 伏乞鉴核，准予照办，不胜迫切企祷之至”。这份“不避率渎”，“不胜迫切”的企祷，差不多是“死马 当活马医”的私立青岛大学发出的最后声音。冥冥之中，在一近 乎哀嚎的“请愿”穿山越岭，最终抵达到了中央政府的会议桌上。半个月之后，南京方面听取了蔡元培的意见，以一种始料未 及的方式，拯救了奄奄一息的青岛大学。6 月 3 日，教育部决定 山东大学迁址青岛筹备，鉴于青岛已独立出山东省成立特别市， 直属中央政府，指令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改为青岛大学筹委会。 除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校产外，在青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址校产。[ 《国立青岛大学概况》，民国二十年版。]6 月 4 日，行政院第 26 次会议讨论教育部案，教育部长蒋 梦麟提出：“国立山东大学筹备经费，因事实上困难，一切尚待 规划，查该省青岛地方，有私立青岛大学一所，为张宗昌逆党前 省议会议长宋传典所办，自胶济经中央接收，该校长早离校他往， 现校中状况纷乱，自不待言。且该校向无确定基金，全赖鲁省款 及青岛市款补助。拟将该校取消，其校产归山东大学收用，国立 山东大学名称，拟改为国立青岛大学。查青岛交通便利，环境优 胜，设立大学，自较济南为宜，可否敬候公决案。决案：照办”。 教育部此次议案的提出，与蔡元培有密切关系，此时他正在青岛， 携眷借住在停办的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宿舍内。蔡先生对青岛的环 境气候大加赞赏，力主在青岛设置国立大学。理由是：鉴于当时 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济南是四省通衢，乃兵家必争之地，而青 岛地处东海之滨，战乱较少波及。他并称：“青岛之地势及气候， 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重大。”自此，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始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 员会。6 月 20 日，筹备委员在济南旧省立大学校部召开第一次 会议，五名本省委员在济南宣誓就职，山东省主席陈调元监誓。 五位山东本省委员分别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财政厅厅 长袁家普，教育厅普通教育科科长、山东省高级中学校长彭百川， 教育厅秘书主任王近信，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省立实验剧院院长 赵太侔。筹委会推举何思源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另外函聘蔡元培、 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为筹委。何思源在会上致答词称“大学 将来注重职业教育，造就专门人材”。并刻就木质“国立青岛大

学筹备委员会”钤记一颗，即日启用。会议次日，何思源、赵太 侔等即赴青岛进行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产的预备工作。在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前一天，也就 是 6 月 19 日，看见了救命稻草的私立青岛大学留守人员，推举 学生代表郭恩纪等三人急三火四地跑去济南，竭见国立青岛大学 筹备委员会，报告私立青岛大学护校等事宜。接下来的 7月，国立大学的序幕，终于在青岛汇泉湾徐徐拉 开。1929 年7 月6 日, 上海《时事新报》刊登消息称:“ 蔡元培、 蒋梦麟因公赴平 , 兹为接收青岛大学事 , 今晨转道来青 , 定八 日在该校开接收筹备会议 , 商洽接收办法。”7月 8 日下午，国 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在青岛汇泉大饭店[南海路23号海滨大饭店， 原海因里希亲王沙滩旅馆。] 举行第二次会议。这是筹委会最重 要的一次会议。教育部长蒋梦麟主持，蔡元培、何思源、袁家普、 傅斯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杨振声（时任 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赵太侔、杜光埙、王近信、彭 百川等九位委员全部出席，刘次箫记录。会议听取了筹备委员会 主任何思源有关国立青岛大学筹备情况的报告，确定了学科设置、 院系人选、经费筹措、校址扩充、招生工作、开学日期及在济南 设立实习工厂和农事试验场等一系列事项。会议最后公推何思源、 傅斯年、杨振声、赵太侔、王近信为国立青岛大学为筹委会常务 委员。汇泉会议，基本确定了青岛国立大学的雏形。会议间隙，蔡元培、蒋梦麟在海滨大饭店楼前拍摄了合影， 并被刊登在随后出版的《华北画刊》28 期上。蔡着白衫手执白 帽，蒋一袭深色长衫。这二人曾前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其他与会 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则多为山东省籍，何思源、赵太侔、 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普六人，都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时 的学生。[ 国立青岛大学筹建过程，参见刘逸忱《国立青岛大学 筹建往事》，2016 年 3月 13日《市南人文历史研究》第 19期。]1930 年 9 月 21 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开学，校长杨振声宣 誓就职，蔡元培题写校牌。青岛本部初设文理两学院，设中国文 学、外国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教育八个系。陆陆 续续抵达的任教者，有张道藩、闻一多、黄际遇、汤腾汉、谭葆慎、 谭书麟、梁实秋、赵太侔、周仲岐、杜光埙、蒋德寿、曾省、方 令孺、赵少侯、王普、沈从文等学者。这是青岛大学最为辉煌的 人文鼎盛期，大批文人学者客居青岛，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季节性 科学与文学风景。尽管，对杨振声笼络的各色人才中，一直有新 月派左右逢源的议论。1930 年夏至 1932 夏，已停笔多年的新月 诗人闻一多主持文学院，讲授古典文学，并重启诗兴，完成了告 别诗坛的长诗《奇迹》。在兵营西北角，闻寄居的一栋隐秘的红 瓦黄墙二层楼房，被认为是该兵营中富纪念意义的人文建筑。对 学校的发展路径，杨振声似有许多创新设想，比如他认为“海洋学、 气象学，皆为其它大学所未办，我们因地理上或研究上的便利， 皆可渐次创立，此理学院自求树立之道也。”[1931年5月4日《国 立青岛大学周刊》第一期。] 可惜，国立青岛大学并没有给予他 充分的时间去实践抱负，“渐次创立”的“树立之道”，只好由 继承者一一完成了。1931 年 2 月，经国立青岛大学校务会议决议，国立青大教 育系扩充为教育学院，设教育行政系和乡村教育系，黄敬思任教

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谭书麟任乡村教育系主任。黄敬 思，别号仲诚，安徽芜湖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31 年 发表《四年来中国之乡村教育》。杜光埙在《忆国立山东大学》 中回忆：“民国二十年国立青岛大学经校务会议之决议，自翌年 度起，将教育学系扩充为教育学院。民国二十一年教育部以山东 省政府方面之建议，成立国立青岛大学整理委员会，从事整理工 作。经该会迭次会商，决定将国立青岛大学文理两学院合并为文 理学院，停办教育学院，增设工学院。”

君子与风月

国立青岛大学有许多有意思的人物，比如会计科主任刘本 钊，就是杨振声的乡党。对刘本钊，梁实秋的回忆是“小心谨傎， 恂恂君子。患严重耳聋，但亦嗜杯中物。因为耳聋关系，不易控 制声音大小，拇战之时呼声特高。”[ 梁实秋《酒中八仙》。] 刘本钊先在北京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20 年赴朝鲜大学留学， 1923 年回国任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期间主编北京蓬莱同乡会 的《蓬莱旬刊》。1928 年夏杨振声出任清华教务长，刘获杨推 荐担任清华大学会计科长，月薪 300 现大洋。杨振声到任国立青岛大学后，又邀其到青岛，先后担任国立青岛大学会计科主任、 出版科主任与秘书长等职。1932 年杨振声辞职回北平后，刘本 钊留任国立山东大学。1937 年后辗转至昆明西南联大，与杨振 声及女儿杨蔚、儿子杨起，以及汪和宗、萧乾等人一起住北门街 蔡锷旧居，后沈从文携张兆和、张允和、张充和等也搬入。据张 充和回忆，当时院中还寄养着金岳霖的一只大公鸡。杨振声俨然 家长，吃饭时一大桌，杨面南而坐，刘左沈右，无人指定，却自 然有序。刘本钊到昆明不久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秘书。后联 大设立叙永分校，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刘本钊父女也随同到四 川，任分校秘书。山东大学 1946 年复校后，刘本钊受赵太侔邀 请返回青岛，当年 8月起担任山大秘书主任，期间出席历次校务 会议。1949 年与丁西林一家一起离开青岛，搭船赴台。到台湾 后受梅贻琦邀到新竹清华大学工作，直至退休。存储在梁实秋记忆里的大学人事逸闻，包括《万年山中日记》 的作者黄际遇。梁实秋《酒中八仙》记：黄际遇“长我十七八岁， 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做过韩复榘主豫时的教育厅长， 有宦场经验，但仍不脱名士风范。他永远是一件布衣长袍，左胸 前缝有细长的两个布袋，正好插进两根铅笔。他是学数学的，任 理学院长，闻一多离去之后兼文学院长。嗜象棋，曾与国内高手 过招，有笔记簿一本置案头，每次与人棋后，辄详记全盘招数， 而且能偶然不用棋盘棋子，凭囗说进行棋赛。又治小学，博闻多 识。他住在第八宿舍，有潮汕厨师一名，为治炊膳，烹调甚精。 有一次约一多和我前去小酌，有菜二色给我印象甚深，一是白水 汆大虾，去皮留尾，汆出来虾肉白似雪，虾尾红如丹；一是清炖

牛鞭，则我未愿尝试。任初每日必饮，宴会时拇战兴致最豪，嗓 音尖锐而常出怪声，狂态可掬。我们饮后通常是三五辈在任初领 导之下去作余兴。任初在澄海是缙绅大户，门前横匾人书‘硕士 第’三字，雄视乡里。潮汕巨商颇有几家在青岛设有店铺，经营 山东土产运销，皆对任初格外敬礼。我们一行带着不同程度的酒 意，浩浩荡荡的于深更半夜去敲店门，惊醒了睡在柜台上的伙计 们，赤身裸体的从被窝里钻出来（北方人虽严冬亦赤身睡觉）。 我们一行一溜烟的进入后厅。主人热诚招待，有婉娈小童伺候茶 水兼代烧烟。先是以功夫茶飨客，红泥小火炉，炭火煮水沸，浇 灌茶具，以小盅奉茶，三巡始罢。然后主人肃客登榻，一灯如豆， 有兴趣者，可以短笛无腔信囗吹，方可突突突突有板有眼。俄而 酒意已消，乃称谢而去。任初有一次回乡过年，带回潮洲蜜柑一 篓，我分得六枚，皮薄而松，肉甜而香，生平食柑，其美无过于 此者。”1931 年春，一个叫李云鹤的女子从北京到青岛，通过赵太 侔谋得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办事员职，月薪 30 元。李云鹤后来 为公众熟悉的名字，是江青。晚年她曾回忆说：“1931 年春， 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 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 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对赵太侔这位“同乡又是旧老师”， 江青认为，“事实上，赵太侔属于国民党的革新派，他在文学方 面的观点，和胡适的观点接近，我一度曾受资产阶级赏识……” 就图书馆事务之外的活动，江青自述“在青岛，听闻一多的课， 名著选读、唐诗，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1972 年江青和美国学者维特克的谈话。] 当时，青 岛大学的女旁听生除了李云鹤，还有邵飘萍女儿邵乃贤、沈从文 妹妹沈岳萌。1981 年梁实秋在台湾庆八秩华诞，曾忆及部属江 青。现场闻见者报道说，“席闻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 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 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 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 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1981 年 1 月 13 日《中央日报》。]根据 1931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记录，国立青岛大 学图书馆时任主任是宋春舫，皮高品副之，馆员 12 人，藏有中 文图书三万册，日文书三百册，西文书八千册。每年购书费平均 二万元，行政经费一万一千二百元。[ 《青岛大学图书馆概况》， 1931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6卷第4期P19-27。]一年之后， 图书馆主任换成了湖南湘潭人黄星辉。校方职员录显示，时图书 馆事务员 4人，助理员 2人。张兆和在助理员名录中，李云鹤却 没有记录。[ 《国立山东大学一览》职教员录，1933 年。] 从记 录上看，1930 年到职的馆员有曲继皋、罗凤翔，1931 年到职的 有陈颂、丁伯弢，另有舒纪维 1932 年到职。最迟的到职者，恰 恰是张兆和，时间是 1933 年 2 月，也就是说，至少在 1933 年 3 月的时候，李云鹤已离开了大学图书馆。与此对应的是，李云鹤 的青大物理系男友俞启威 1933 年夏被捕入狱，秋天出狱，这个 时间段也与李云鹤积极参与的营救活动吻合。赵太侔回忆，“1933 年山大学生俞启威因担任共产党青岛

区书记而被捕，图书馆职员李云鹤找我设法营救，我对她劝戒一 番，并说：‘你们这些青年不是瞎闹？把中国政权交给你们，你 们能管理得了吗？’”但说归说，赵太侔最终还是把俞启威保释 了出来。[ 赵太侔 1951 年撰《我的自传》，原件存中国海洋大 学档案馆《赵太侔卷》。]赵太侔的小同乡李云鹤是诸城东关街木匠的女儿，和出身绍 兴官僚世家的俞启威，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俞启威祖父俞明震为 前清进士，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任台湾布政使，后陆续出任江南 水师学堂兼矿务铁路学堂总办、甘肃提学使、甘肃布政使等职， 章士钊和鲁迅都是他的学生。父亲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当 过陇海铁路局长。黄敬是俞大纯的三儿子，家人称“三少爷”。 本来，李云鹤是奔着赵太侔来的，俞启威则是冲着姐姐俞珊来的， 而在青岛的俞珊，又是赵太侔志在必得的追求者，更奇异的是， 四个人之前都和戏剧情投意合，这一环扣一环的连带关系，最终 凑成了赵太侔和俞珊的一场姻缘，也结出了“三少爷”与李云鹤 的一段莺歌燕舞。不过，说赵太侔保释了俞启威其实也有些夸大， 因为俞启威还有一个哈佛毕业的叔叔叫俞大维，是行政院军政部 兵工署长，陆军中将。与兵工署并列的机构，有陆军署、海军署、 航空署、军需署和审査处。1933 年俞大维新官上任，保释堂兄 的儿子，自不在话下。投奔赵太侔后，李云鹤小姐的住处，是俾斯麦兵营七号楼。 这七号楼和青岛大学的图书馆相邻，过去这里是第三海军营的军 官营房，后改为青岛大学女生宿舍，楼上住单身女教工。1930 年春由清华教授邓叔存介绍到青大中文系任讲的方令孺，也住在这里。方令孺的邻居，除了图书馆半工半读的职员李云鹤，还有 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李云鹤生在山东诸城，方令孺出身安徽 桐城书香世家，张兆和则是拥有万顷良田的安徽富商张吉友的三 女儿。这个张姓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后来嫁给了长寿的语 言学家周有光。这三个年轻女人，加上浙江东阳人邵乃贤、湖南 凤凰人沈岳萌，再加上俞启威的漂亮姐姐俞珊，来自五湖四海的 几个女人，一度差不多把个年轻的国立大学，闹得东倒西歪。后来人所周知的青岛大学活跃女性中，俞珊、张兆和、李云 鹤和方令孺屡被提及，独独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和邵飘萍的女儿 邵乃贤鲜有发掘，岂不知，这两位也都不是平庸角色。沈岳萌早 就是一个“负有艳名”的“时代女子”。在 1933 年《老实话》 的通讯作者看来，沈小姐“读书交关拆烂污”一样不缺，以她的 美丽和地位，傲视一切。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恋爱，一直在中间拉 拢的就是她，直到开花结果。而邵乃贤和青岛大学外文系学生郭 根的恋爱过程，从情节的跌宕起伏到细节的丝丝入扣，一点也不 缺少看点，可谓是声情并茂。至于李云鹤和俞启威闪烁着的情投 意合，更是融入了青岛大学激进话剧与革命的双层颜色。这一群女人凑到一起，一度成为一个小圈子里的热点新闻。 而最吸引眼球的，依然是教授和他们的女人们。1931年5月28日， 在国立青岛大学人脉广泛的徐志摩曾致梁实秋信说：“前天禹九 来，知道你又过上海，并且带来青岛的艳闻，我在丧中听到也不 禁展颜。”梁实秋后来在《旧笺拾零》中的注解，牵出来两条线： “信里所说的艳闻，一是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虽然结果不太圆 满，一是古井生波而能及时罢手，没有演成悲剧。”这个连环故

上：国立青岛大学一校舍 5-4下：国立青岛大学二校舍 5-5事里的所谓“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看上去是指学校“二把手” 赵太侔对俞珊追求有所成；而“古井生波”者，则隐约涉及到了 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和女讲师方令孺。前者似光明正大，后者就只 能是影影绰绰。在青岛，“一多与令儒成了好朋友”，这是梁实秋晚年的一 句评价。梁实秋对方令孺青岛状况的描述言简意赅，却该说的都 说了：她“在国文系执教兼任女生管理。她有咏雪才，惜遇人不 淑，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一个有家室，一个独身，这就注定闻 一多和方令孺的隐秘纠葛难有结果。尽管在公开材料中鲜见证实 两人关系的记录，但蛛丝马迹依然能够寻觅出一个大致的轨迹。 早在 1930 年的 12 月 10 日，闻一多在致朱湘、饶孟侃的信中就 说过：“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方玮德的姑母，能做诗，有东西， 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他 并且有些手舞足蹈地说：“时运来了，城墙挡不住”。接下来， 在 1931 年 1 月 20 日出版的《诗刊》创刊号上，闻一多突然拿出 了一个月前写的《奇迹》，直抒胸臆：“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然一 响，传来一片衣裙的窸窣——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 个戴着圆光的你！”当时，闻一多的姑表亲林斯德任职青岛大学 图书馆，鉴于闻一多与方令孺频繁交往引发的流言，林斯德建议 闻一多把家眷接来。由是，闻夫人高孝贞与孩子便来青岛同住。 《闻一多年谱长编》有记：“春，夫人携诸子来青岛。时，方令 孺讲授《昭明文选》，遇到问题经常向先生请教，先生也教她一 些写诗的方法，于是引起某些好事者的流言。先生得知，便与林 斯德商量，认为把妻子接来，流言便可不辟自灭。”事实上，“流

言”的灭亡，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1931 年 5 月 28 日徐志摩给 梁实秋的短信，特别提到的三个人，除了收信人，就是闻一多与 方令孺：“《诗刊》二期单等青方贡献，足下、一多、令孺，乞 于一星期内赶写，迟则受罚。”寥寥数语表达的融洽，毫不掩饰。而另外的一些现场记录，则涉及到了闻一多与方令孺的交往 细节。比如 1931 年 5 月 19 日晚，杨振声在顺兴楼宴请顾颉刚， 黄际遇、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黄淬伯、王昆玉、方令孺、 刘康甫、邓仲存、陈季超作陪。席毕，闻一多与方令孺陪同顾颉 刚回住处，“小谈即去”。差不多的时间，闻一多、方令孺等人 还去过崂山游览，黄际遇在日记中记录说，“辛未初夏，偕闻一多、 黄淬伯、方令孺女士等入山一次，三宿而还。”[ 黄际遇 1933 年 5 月 5 日《劳山游记》，见《万年山中日记》。] 闻一多、方 令孺等在崂山“三宿而还”期间，高孝贞正在孕中期。到了暑假， 闻一多便送即将分娩的妻子回了老家。返校后，他自己迁住八号 宿舍楼。这个房子，离方令孺居住的七号楼，不过 250 米。同年 7月，方令孺在《诗刊》第三期，发表了新作《灵奇》：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泉水依然细细的在石上交抱，白露沾透了我的草履轻裳。一炷磷火照亮纵横的榛棘，一双朱冠的小蟒同前宛引领，导我攀登一千层皑白的石磴， 为要寻找那镌着碑文的石壁。你，镌在石上的字忽地化成 伶俐的白鸽，轻轻飞落又腾上—— 小小的翅膀上系着我的希望， 信心的坚实和生命的永恒。可是这灵奇的迹，灵奇的光，在我的惊喜中我正想抱紧你，我摸索到这黑夜，这黑夜的静，神怪的寒风冷透我的胸膛。徐志摩母亲钱太夫人 1931 年 4 月 23 日病逝。令硖石奔丧中 的徐志摩“展颜”的核心人物，并不是闻一多与方令孺。因为“青 岛艳闻”的主角，始终是1908年出生浙江山阴的话剧演员俞珊。 年轻且名声在外，是俞珊不可抵挡的优势。比较 1931 年青岛大 学几个关系人与看客的年龄，大致可以看出围绕俞珊发生的故事， 并不出人意外。理学院院长黄际遇 1885 年出生，1931 年 46 岁； 教务长赵太侔1889年出生，42岁；校长杨振声1890年出生，41岁。 接下来几位，差不多都三十岁上下，国文系讲师方令孺 1896 年 出生，35 岁；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国文系讲师黄淬伯和赵少侯 均为 1899 年出生，32 岁；总务长杜光埙 1901 年出生，30 岁； 国文系讲师沈从文 1902 年出生，29 岁；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

长梁实秋 1903 年出生，28 岁。女孩子们，俞珊 23 岁，张兆和 21 岁，李云鹤 16 岁。因为曾在南国社的《莎乐美》里扮演过女主角的缘故，俞珊 在“青岛艳闻”里的角色，不免就复杂。传说边缘情事波及到的 大学朋友圈，艳闻叙述者梁实秋本人和闻一多、沈从文之类，都 未曾幸免，一时间“按下葫芦浮起瓢”，说1931年夏天大学门里“俞 红一片”，大概算不得虚张声势。不过，作为当事人的俞小姐， 似乎着实有些委屈，年轻、漂亮、活泼，并不是“莎乐美”的错， 众教授此起彼伏愿意情意绵绵地伴“莎乐美”一舞，怨得着谁呢？想起来，这个时候的国立大学七号楼，各怀心事的你来我往， 也是一道风景了。不过，因为张兆和的缘故，沈从文的心思就集 中好多。用 1933 年《老实话》杂志的描述就是：“张兆和的面 庞并不白嫩，现在被青岛的海风吹得更黑了，但却更透出健康的 美，我们常常看见她偎傍着沈从文在海滨走过，踱着一种轻快悠 闲的步调。”俞珊等人引发的“青岛艳闻”，大致在几个月后烟消云散。 1931 年 10 月 22 日，徐志摩自北平写信给陆小曼说，“十时去 北京饭店，无意中遇到一人。你道是谁？原来俞珊是也。病后大 肥，肩膀奇阔，有如拳师，脖子在有无之间，因彼有伴，未及交谈， 今日亦未通问，人是会变的。”二十多天后，徐志摩从南京飞赴 北平途中，在济南山区遇雾触山坠毁。此前在 11 月 15 日，沈从 文曾致徐志摩信，谈及“艳闻”另一个事主的去向：“方令孺星 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 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无从同你谈及，但我知道那前前后后，故很觉得她可怜。她应当在北平找点事作，能够 为她援一只手的只有你，你若有那种方便，为她介绍到一个什么 大学去作女生指导员，比教书相宜。她人是很好的，很洒脱爽直 的，也有点女人通同不可免的毛病，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定见。还 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 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在此有些痛苦，就全是那么生活 不合体裁得来的。为了使她心情同年龄相称，她倒是真需要‘教 婆’教训一顿的人。”闻一多和高孝贞夫妇的三子闻立鹏，1931 年 10 月 5 日在湖 北浠水巴河镇闻家新屋出生。方令孺一个月后离开青岛。此后， 青岛山下国立大学“惯熟的山道”上，“灵奇的光”便不再显现。 就闻一多的青岛逸闻来说，“灵奇的光”这样的隐秘是一种，如 “袜味扑鼻”一般的私密则是更个人化的一种。据同期在青岛电 报局工作的文学青年李同愈的记录，说前青岛大学有学生传言， 闻一多终年不洗脚，袜子穿上去直到脚趾钻出来才换，换下即掷 于床下，故入其房则袜味扑鼻。李同愈表白此话他殊不信，但说 者指天誓日，大有非要让他相信不可之势。于是李同愈这个“姑 记之”的传言，就保留在了《随笔新抄》里。今天看起来，正不 失为一则活灵活现的暗房秘闻。闻先生的脚臭味，不知道传播了 几代，大约到了后山东大学时代，这味道就没人知道了。多次出现在闻一多与方令孺交往圈中的黄淬伯，和青岛大 学的另一个同事杨筠如，同属 1925 年 7 月 27 日清华研究院录 取的首届新生，都是王国维门生。黄淬伯早于杨筠如一年多到青 岛大学，是青岛大学补习班时的老人。[ 王先进《古稀之年忆母

校》。]1931 年 8 月同杨筠如一起新受聘文学院专任讲师的，有 赵少侯、游国恩、梁启勋、沈从文、费鉴照，兼任教师有孙承谟、 苏宝志、孙方锡、张金梁、刘崇玑，教员有谭纫就。[ 闻黎明、 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闻一多离青一年后的 1933 年夏，杨筠如脱离国立山东大学 讲师职，任教开封省立河南大学。杨筠如《尚书覈诂自序》记录：“癸 酉之夏，北来中州，与同门高晋生先生相遇，取予旧稿读之，勉 其完成，以无负先师之意，因复取为中州诸生课之。”1938年2月， 闻一多南迁途中从桂林跋涉到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住县立中学， 曾遇到过这位旧同事。2月 26日他自常德县中寄给父亲的信说， “校长杨筠如君系男在青岛时同事，故到此颇蒙款待”[ 《新文 学史料》1985 年第一期。]这自然都是后话了。大约在 1940 年， 杨筠如离开常德去湖南大学任教，逐渐萎靡不振。湖南大学文学 院长杨树达后来曾谈及杨筠如，说他整日沉迷麻将和大烟，学术 完全废掉。在 1931 年秋天开始的新学年里，闻一多开始将注意力放在 《诗经》研究上。

事变如疾风暴雨

次春季运动会。当天下小雨，但现场气氛热烈，来自上海东亚体 育专科学校的旁听生刘静芳，囊括了女子 50米、100米、200米、 80 米低栏的第一名，并获得女子个人总分第一。物理系获团体 总分第一，颁奖时，市长沈鸿烈将大银杯递给运动员代表杨蔚， 杨喜气洋洋抱着杯就走，被旁边的章文聪提醒说：“喂！你忘了 拿盖子呢”。此杨蔚，便是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女公子。 [《青岛大学运动会》，见1932年 5月 21日《体育周报》第16期 ] 但这个春雨霏霏的日子，差不多就是杨振声青岛大学校长职责的 尾声了。5 月 5 日，杨振声在南京教育部申请经费未成，当天电呈教 育部辞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职，随即前往北平。12 日闻一多专程 赴北平规劝，力促其回心转意。5 月 26 日，教育部电告国立青 岛大学经费事正与财政部商量，杨始打消辞职念头。6 月 4 日， 杨振声与闻一多自北平返青岛。6月9日，闻一多致信吴伯箫感慨： “我们这青岛，凡属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 多，谈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这一点便不容易满足。”6 月 16 日，闻一多在致饶孟侃的信中表示：“前次信来， 正值我上北平挽留校长去了，等我回来，校中反对我的空气紧张 起来，他们造谣言说我上北平是逃走的。现在办学校的事，提起 来真令人寒心。我现在只求能在这里教书混饭吃，院长无论如何 不干了。金甫现已回来，我已向他表示，并得同意，候太侔回来 商量。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我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 我把陈梦家找来当个小助教，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闹得梦家几 乎不能安身。情形如是，一言难尽。你在他处若有办法最好。青1932 年 5 月 7 日，国立青岛大学在校门前体育场举办第一

上：国立青岛大学三校舍 5-6下：国立青岛大学四校舍 5-7岛千万来不得，正因为你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6月中旬，学校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6月20日黄际遇的（《万 年山中日记》，记下了杏坛之间的短兵相接：“比日因年考在即， 学生自治会赶紧成立，自治未遑，首务治校。向校长杨提出条件 者五，限三日答复。限期过矣，乃组织大会致以罢考相要挟。短 兵行相接矣，杏坛之间，戈矛伏于，友生之谊，敌冠视之，宇宙 虽宽，侧身何所哉。”青大的危机，事出有因。在青岛大学外文 系王林等左派学生看来，此为政府的预谋与派系权力争斗使然。 一直研究父亲在青大作为的王端阳相信，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 沪停战协定》后，青大宣布实行“学分淘汰制”，欲以此限制学 生救亡行动。同时“青大当权的新月派和国民党大同盟派的赵太 侔与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派的社会学教授杜毅伯之间”争斗愈益 激烈。[ 王端阳《父亲和黄敬》。]梁实秋在《忆杨今甫》回忆： “今甫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对任何人皆无疾言厉色，事 变之来如疾风暴雨，其衷心苦闷可以想见。”6月22日，青大学生宣布罢课。理由是：学校经费出现问题； 修改《青岛大学学则》，不得实行学分淘汰制；反对新月派把持 校务。下午校务会议决定23日考试照常进行，如学生不参加考试， 则依《学则》办理。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记录，“午为罢课 罢考事赴校友会议，七时始毕会，归来已倦甚矣。休息至八时方 能御饭少许，呼剃头者来，而危坐终日，体实不支。九时许走诣 金甫一谈，校事不可为至此，二年心力，付之乌有，相对慨然。”是晚，青岛山下微雨蒙蒙。这个潮湿的雨夜，让国立大学的前途，愈加渺茫。

6 月 23 日，因学生拒绝考试，国立青岛大学校务会议决定 开除 9名学生并提前放假，开学后进行补考。学生知道消息后， 向闻一多等发泄不满和愤恨，称其为“把持教务的教授”，并以 非常学生自治会名义勒令闻一多火速离校，以免耽误学校前途。 学生同时印发《驱闻宣言》，历数闻一多所作所为，称其“准法 西斯蒂主义者”。学生借记者会向校方提出包括撤除闻一多文学 院院长在内的4项要求，表示如有一项内容达不到要求就不复课。 此情下闻一多提出辞职。杨振声则电呈教育部再次提出辞职。学 生包围闻一多住所，青岛市政府派出 4人保护闻一多。学校内现 “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等标语和“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 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等讽刺歌谣。 同一天，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中说：“今晨校壁满贴标语， 相率罢考。学校无法，只可宣布放假。辛苦教书，睹此结果，群 谓教育失败。然或者有人谓为教育成功，伤哉。”[ 《万年山中 日记》第一册，《黄际遇日记》第一卷，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年。]从《万年山中日记》的记录看，6月 24 日学校的混乱程度， 达到了高潮，校里校外，各色人等奔波不停。“反键寓室”的黄 际遇本来想躲避，却依然未置身事外：“日未中，校役急以群众 环逼校长之讯来报，至是知不可久居矣。匆匆披衣，徒步出门， 携北《江文集》自随，间道而行，抵热河路乃得车，驱往里人宏 成发处。甫进食举箸，实秋、太侔相继而至，共食之后，二君者 复先相诣金甫于黄县路重围中。余偃卧沙发，断校局不可为，不 致知校事矣。旋实秋又来，嬲赴不可为训之校务会议。未刻集会， 亥终不决。实秋首退席，余忿而副某议。遂不足法定人数，沮丧散归。腐儒不足以共天下事也如此。浴罢积块不消，已交子中， 嗒然就寝。”危机四伏的国立大学，看上去离坍塌仅一步之遥了。6 月 29 日，杨振声“抵京，向教育当局报告学潮经过，并 引咎辞职，听候中央处分。”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数人同 日离开学校。国立大学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1932 年的这个风雨飘摇的 6 月，似乎注定不是国立青岛大 学的救赎日，经费风波过去，学潮接踵而至。这一次，杨振声在 劫难逃。7 月 21 日，黄际遇看望了即将离职的闻一多，悲伤感 受在日记中跃然纸上：“晚访一多，已兑清华之约矣。聚首经年， 分襟有日，况在同心之友，怆悢奚如。”[ 《万年山中日记》第 二册，《黄际遇日记》第一卷，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4 年。]8 月 21 日和 8 月 29 日，杨振声两次提出辞职，教育部一再 挽留无果。

教育部的手腕

所有大学的故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化学分子式，也不是黄 际遇的数学公式。实验室的大学和名利场的大学，构成了一种荒 谬却真实异常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里面，即便是一个尽善尽美的 理想主义者，也绘制不出十全十美的图画。更加令人困扰的是， 实验室和名利场的外面，遮天蔽日的暴风雨早已蓄势待发。1932 年 9 月，国立青岛大学改称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出 任校长。王端阳认为，“青岛大学解散后，改名为山东大学。这 实际上是教育部耍的一个手腕，即清除了闹事的学生，也排除了 他们不喜欢的新月派，可谓一举两得。”[ 王端阳《父亲王林在 国立青岛大学》，文汇出版社 2012 版《良友》第十二辑。] 新 的国立大学设文理工农三个学院，陆续增聘了洪深、张煦、丁山、 王淦昌、童第周、曾呈奎等一批新人。杜光埙、黄际遇、梁实秋 等国立青岛大学的老人，则留在了新的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组 织了个‘甄别委员会’，以‘甄别’的名义，开除了参加罢课的 八十多名学生（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王林。由于 当时赵太侔正在追求黄敬的姐姐俞珊，加之黄敬的社会关系，所 以黄敬不在被开除之列。”[王端阳《父亲王林在国立青岛大学》， 文汇出版社 2012 版《良友》第十二辑。]作为学潮与领导权危机的见证人，黄际遇参与了新学校恢复 期的人事安排。9月 5日，其《万年山中日记》第三册记曰：“晨 偕腾汉往寻毅伯商量化学教员事，方知往济未回。下午吴之椿招

往议定校务日程。”9 月 6 日，“赵太侔继金甫长校。今日自济 回青，下午来久谈，共商教员名录。”接下来的十多天，黄氏记 录了频繁的校务接触，9 月 8 日，致陈季超书，访赵太侔、赵少 侯。9月 10日，“宾客沓至，皆为校务也。蔡子韶来，杜毅伯来， 梁实秋来，郭君来。”9 月 13 日，下午与梁实秋接洽外国文学 系课程，感慨“秋风乍起，校务几多，既畏简书，坐以苶懒，所 得既微，旋又失之矣。”翻检黄际遇的这些记录中，很容易发现 杜光埙在这一转变期所发挥的作用。1932 年 10 月，杜光埙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教务长。次年出版 的《国立山东大学一览》中，杜光埙的履历注明为，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硕士。在教员介绍中，杜光埙的职务分类是社会科学教授， 到职时间是 1930 年 9 月。[ 《国立山东大学一览》职教员录， 1933 年。] 这让杜光埙和黄际遇、梁实秋等不多的核心经历者一 样，成为了在青岛的国立大学早期变迁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尽管传言杜光埙一度参与过涉及学校控制权的派系争斗，但从黄 际遇的日常记录看，杜光埙和包括新月派在内的诸多老同事，还 是保持了不错的联系。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在青岛期间的杜光埙， 在国际政治、内阁制、元老制等领域，延续了独立的学术研究。1933 年 6 月 15 日，杜光埙撰写《最近十年法国内阁制之研 究》，文末注“廿二，六，十五日于青岛山东。”这篇刊发在当 月《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3卷第 4 期的政府制度研究 论文，成为执着于寻找民主发展道路的知识分子与青岛山联系的 若干证据之一。根据新近发现的文献，在整个执教国立青岛大学 和国立山东大学期间，杜光埙除了繁忙的教学工作和大量繁琐的行政事务之外，还进行了一系列持续的国际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这其中包括《日本政治制度中内阁的地位》（1932）、《美国总 统的外交权问题》（1933）、《德国的内阁制》（1934）、《日 本元老制之过去及将来》（1934）、《地方政治制度改进的问题》 （1935）、《解散权之比较的研究》（1935）、《一九三四年欧 洲政局之回顾》（1935）等等。这些具有借鉴意义的政治学研究 论文，大部分发表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同样具有 启蒙精神的学者，还包括刘咸，其鼓吹自由表达的演讲稿《科学 进步与言论自由》，1936年发表在《国风半月刊》第8卷第7期上， 成为青岛国立大学时代知识分子不屈服的一个精神坐标。但所谓“不屈服”，在学术层面是一回事，在行政层面就是 另外一回事了。赵太侔回忆，“1932 年因省政府要求，青岛大 学改称山东大学，由我担任校长。大学自成立虽号称国立，而经 费却由山东省库负担，因此一切用人行政均需仰地方军阀官僚之 鼻息，在办理上极受牵制，稍不如意即以停发经费相胁迫。前任 校长杨振声就是因感无法应付，愤而辞职的。在我接办以后，情 势未改。”[ 赵太侔 1951 年撰《我的自传》，原件存中国海洋 大学档案馆《赵太侔卷》。] 即便如此，赵太侔这个哥伦比亚大 学研究院的工读生还是大为努力了一番，以实现他的教育梦想。 对此，他后来有过一番坦白的表达：“北大教育和美国资本主义 教育所给我的影响，使我成为纯个人自由主义者。我认为大学应 该是一个超政治的学术集团，应该保持绝对的学术独立，和充分 的思想自由。我以为大学教育应该由具有学术地位的各科教授来 领导，学生应该在教授辅导之下，从学术研习中，养成健全的思

想意识。我不主张统一思想，认为它是妨碍进步的；我反对政治 活动，认为它是妨碍学业的。因此对于“一切党团退出学校”这 个口号我很赞成，但同时对于一切革命活动我也主张应该退出学 校。这样我梦想把学校同社会隔离起来，把思想和行动也割裂开， 这就是我对大学教育的基本态度。”[ 赵太侔 1951 年撰《我的 自传》，原件存中国海洋大学档案馆《赵太侔卷》。]从国立青岛大学到国立山东大学的显著转换标志，包括了洪 深、老舍等人的到来。1934 年至 1936 年老舍受聘山大，最终在 兵营西边的一座二层楼里，写下了著名的市井小说《骆驼祥子》。 不过，写作《骆驼祥子》的时候，作家老舍已经随着校长赵太侔 的辞职离开了山东大学，成为了一个靠稿费谋生的职业作家。赵太侔的离职，和他的前任杨振声一样无奈。他自己多年后 给出的解释是：“1936 年春，山大学生因响应抗日救国运动， 联合市立中学生在山大开会，准备罢课游行。青岛市长沈鸿烈派 军警包围学校，并要求学校严惩肇事分子。学校召集临时校务会 议，讨论结果，决定将为首学生开除。我也立即电报教育部呈请 辞职，即日离开学校。这次开除学生虽出被动，然而打击了学生 爱国运动，便辞职也无以卸责。”[赵太侔1951年撰《我的自传》， 原件存中国海洋大学档案馆《赵太侔卷》。]对发生在 1936 年 3 月的这一事件，北平出版的《现代青年》，却明显偏向政府行为， 其同月所载《山大风潮将解决》记录说：“山大学潮经何思源来 青劝告，学生仍坚持不悟，且聚集宿舍，准备反抗，经校务会议 议决，又开除为首之学生十三人，并于八日晨四时许由公安局派 警到校，遵照教部电强制执行，迫令开除之十九人离校，警察进

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 6-1宿舍门，学生纠察队四十余人即持械抵抗，警察因奉沈鸿烈严令， 一不准携带武器，二不许殴打学生，三不许侵辱女生，四不许连 累无辜，特审慎应付，且其余学生均静候处置，故无大冲突，纠 察队学生一人，警察二人稍受微伤外，余无损害，总计被革学生 及持器行凶之纠察学生共三十二人，均送赴公安局予以优待，校 方仍由警察维持秩序，校务会议决，定九日复课，所有救国会护 校团及各级会一律解散。”[ 1936 年 3 月 31 日《现代青年》半 月刊第 2卷第 6 期《山大风潮将解决》]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后，赵太侔在 3 月 13 日主持了离校前的 最后一次校务会议，推举张怡荪、陈之霖、张逸樵三人为校务委 员会常务委员，临时主持校务。挥挥手，赵太侔退场。赵太侔离 开前后，黄际遇、洪深、水天同等也都辞山东大学教职，离开了

青岛。洪深的离去，弄出的响声还挺大。行前，他公开发表了一份 《洪深启事》，将涉及山大学潮的责任、感触、愧疚一一道出：“深 将行矣，有三事不得不为社会人士告：第一事，声明责任——凡 从三月一日起，至三月十日中午十二时为止，一切校务会议决议 案，全体教授讲师会议决议案，以及对外所发之函电，宣言，谈 话等，深应负连带责任，因自始深即为坚决主张维护校纪诸人中 之一也。第二事，声明辞职——从三月九日上午九点钟以来，因 不断与同学谈话，对于一二年级同学之行动，情绪，态度，得有 新的理解；深个人突增许多感触。刻下因所受刺激太大，神经已 经反常；授课既无心绪，静坐亦觉难堪。不得已辞职离校，盖自 知深个人已无能力再负责任也。深之必须声明责任者，表示深不 愿出卖朋友；必须声明辞职者，表示深欲给自己严格的清算也。 第三事，顾念将来——在严重的国难当中，一般人不是麻木，即 是畏缩，青年学子起而做救国运动，我们做师长的人，思之不能 不疚惭。我希望以后的事，能好好地处理，务使本无仇怨之学生 中间，及学生与师长之间，恢复友谊，保全此缔造艰难之山大； 那么，我心中的痛苦，也可因此而减少一些了！谨此告别。”7 月 9 日，教育部任命林济青代理山东大学校长，林济青由 济南来青，因赵太侔仍住荣成路校长公舍，林济青居观象一路 5 号山畔楼房。此后陆续到任的山大新人，有工学院院长汪公旭、 土木工程系主任张倬甫、数学系主任周绍濂、中文系教授栾廷梅、 中文系讲师吴廷璆和台静农等等。甫到青岛的台静农，一直挂念着他的精神引路人鲁迅。因为之前梁实秋的缘故，鲁迅一直拒绝与青岛发生关系。10月 15 日， 就台静农约请到青岛养病一事，鲁迅回信台静农：“九月三十日 信早到，或惫或忙，遂稽答覆，夏间本拟避暑，而病不脱体，未 能离开医生，遂亦不能离开上海，荏苒已至晚秋，倘一止药，仍 忽发热，盖胃强则肺病已愈，今胃已弱，故致纠缠，于性命当无 伤矣……”四天后的 10 月 19 日，鲁迅逝世。当台静农接到这封 信时，报纸上已刊出鲁迅逝世消息。11 月 1 日上午 9 时，青岛 文化教育界鲁迅先生追悼会分别在青岛市民大礼堂和山东大学大 礼堂举行。兰山路礼堂追悼会门前悬挂白底黑字“青岛文化界追 悼鲁迅先生大会”横幅，台上正方置鲁迅遗像，两旁分列各界所 赠花圈及挽联等，青岛文化界人士、市区学校代表、男女学生、 各界文人学士及山东大学女子歌咏队，共约六百余人参加纪念追 悼会。主席团代表王世琦报告开会追悼鲁迅先生意义，山大外语 系教师周学普及各界人士代表进行纪念演讲，山大学生代表敬献 花圈。在山东大学大礼堂进行的追悼会亦有数百人参加，台静农 等做鲁迅生平及事业功绩纪念演说，历时 2小时。当时的山大学 生徐中玉回忆：“鲁迅逝世后，我们在报上出悼念专刊，在校内 举办追悼大会，请台静农、施畸、叶石荪、颜实甫四位教授分别 作报告。”[ 徐中玉《与母校共命运的日子》。]1937 年七七事变后山东大学迁至安徽安庆与四川万县，后 停办。1946 年赵太侔奉命重新回青岛，将兵营原址南的日本中 学和日本第一小学、日本第三小学校舍接收后，恢复山东大学。 复校后，山大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下设十四个系，并以江苏 路的青岛病院为附属医院。1949 年时，学校有教师 220 人，学

生 1132 人。1945 年二战结束后，青岛山下的原俾斯麦兵营再度用于战 争，这一次入驻兵营的是美国人。用于战争的海军士兵和反对战 争的青年学生相邻相伴，这也算是城市走向文明的一份代价了。 最终，青年学生和他们所认同的正义力量，将战火终止在青岛海 岸线上。俾斯麦兵营再度成为校园，直到今天。

新舞台

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的筹备工作，眼界、起点都很高。 早在 6月 8 日筹备处在胶州路 1号组织成立之前的两个月，中英 庚款董事会已向朱树屏发出了聘函，称“青岛山东大学将成立海 洋学院分水产及海洋二系，拟聘台端任教授能否屈就用，特函询 即希查照迅予见复为荷。” 6月 25 日，就曾呈奎再函邀请任教 山东大学植物系事，时任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的朱树 屏复信说明：“目前，云大生物系有约在先，不能即刻如命，此 实无可如何事，弟拘谨性成，失约事非所敢为，此情尚祈吾兄鉴 谅，兄在青岛研究计划尚愿随时详示，以便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合 作。”伴随着 6 月 20 日山大校友会在青岛咖啡举行的赵太侔校长抵青欢迎会，赵太侔领导的一个新的国立山东大学时代，慢慢在 青岛山下拉开了序幕。8 月初，山东大学与美军双方在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签订协 议书，言明一俟美军撤离，交回大学路原校舍。随后到职的徐中 玉回忆说：“1946 年暑假后到青岛才知是在原山大旁的日本中 学里复校。原山大校舍有美军驻在里面，记得已筑起围墙。”在 徐中玉的记忆中，校址很分散，工学院、医学院都不在一起。[ 徐中玉《两次在山大的回忆》。] 徐中玉在中文系，给理工科大 一新生教国文。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中文系教授有王统照、丁 山、黄孝纾、孙昌熙、刘泮溪等。计划中聘请的中文系主任朱东润、老舍，都没来。与新山大 失之交臂的，还有俞大缜。10月14日，俞大缜致信赵太侔说：“我 已经到北大来了。刚到即去找了杨金甫先生，经前只闻名而未见 过面的，我告诉他，我不到山大去，太侔也许会怪我，他毫不犹 豫地说：一定会怪你的！我说我希望他能原谅我，他又很坦白地 说恐怕很难！我听了非常难过。幸而在重庆时我曾经向你说过有 不来的可能，否则我的良心更要责备我了！我请杨先生写信给你， 因为我实在没有勇气。不知他到底写了没有？也许他太忙早已将 此事忘记了。我想来想去还是自己写罢，我不爱说谎话，同时也 不愿意 make excuse。只有请你原谅！”10 月 25 日，国立山东大学在大礼堂举行复校开学典礼，到 校师生500余人参加典礼。校长赵太侔担任主席，吴同伦为司仪。 校长致词介绍学校沿革及对学生期望后，周钟岐总务长报告复校 筹备经过，最后教授代表王贯三（王普）致词，在学生选择院系

方面作详细说明。赵太侔致词云：山东大学因抗战而停办，又因 抗战胜利而恢复。半年多筹备期间，经同人努力及地方各界赞助， 现在能够开学上课了。回想在八年抗战学校停办期间，真不知何 日才能恢复。今天能够复校，实在值得庆幸。山东大学自筹备复 校到正式开课，先后仅用半年多时间，这较之青岛大学的筹备用 了近两年的时间要快得多。而且抗战刚刚胜利，时局尚不稳定， 经济和交通诸条件都远不及当日，其进展可谓迅速。这是与广大 教职工的努力及地方各界的赞助分不开的。同一天，山东大学附 设高级护士学校也并行开学典礼。开学同日，《国立山东大学校刊》复刊，赵太侔题写刊名， 地址标注鱼山路 5号。校刊编辑委员会由刘康甫、牛星垣、邵式 銮、高哲生、郭宣霖组成，刘康甫任主席，年星垣负责集稿编辑。 第一期刊发《复刊献词》，叙述校刊过往与复刊宗旨，刊登 10 月 21 日临时校务会议记录、校舍情况、接收德日文图书情况、 新生入学注意事项、学生伙食委员会简则。刘康甫子刘光鼎回忆： “抗战胜利后，他准备回清华。我父亲是想到清华去的，而傅斯 年非要我父亲到北大去，可是我父亲跟梅贻琦的关系比较好，梅 贻琦就拖着他到清华去。这下子两边就矛盾了。就在这个时候， 时任青岛大学校长的赵太侔通过杨振声来找我父亲，希望我父亲 去帮助他，所以我父亲就到了青岛。”[ 刘光鼎《我和我的父母 及兄弟姐妹》。]10月底，山东大学前寄存在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运回青岛， 总计仪器 60 余箱，图书 90 余箱。图书计有西文书 3398 册，线 装书 5166 册。后经请准青岛市敌产处理局接管德日文书籍 6674

国立山东大学科学馆 6-2册，代管中国工程学会日文书籍5349册。另获私人赠书2000册， 复购中西文图书 8321 册。11 月 23 日出版的《国立山东大学校刊》第三期，公布了聘 定杨肇熑为教务长的消息。表述杨肇熑系国立清华大学官费留美 生，工程物理专业，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后任中央研究 院研究员兼秘书 10 余年，擅长诗词。11 月 29 日，刘次箫由南 京乘飞机抵达青岛，就任山东大学训导长。《国立山东大学校刊》 第四期公开的消息称，刘次箫战前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秘书十余 年，战时在重庆任中央党部秘书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任中央 研究院主任秘书。刘次箫是此就职国立山东大学，系以中国文学 系教授兼训导长。至此，国立山东大学的各项恢复工作，大致就绪。

不考虑思想问题

1947 年 5 月 2 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山东大学， 训导长刘次箫陪同。司徒雷登演讲时，山大学生自治会代表递交 《致大使书》。1947 年春天发生的这个场面，被后来的一些私 人回忆录大肆渲染，成为了山东大学在历史关键点上的政治宣言。 学生自治会的要求里面，有归还校舍一条。随后，司徒雷登即帮 助山大方面向驻青美军讨回了被占用的鱼山路校舍。这个时候， 1949 年的敲门声已经隐约可闻。只是在春暖花开时，这个校园 里的所有人，并不知道会发生后来《束星北档案》里所记录的故事。在赵太侔的记录中，复校之后的山东大学，可谓是危机四伏。 对期间发生的若干政治事件，他在几年后的解释充满了相互矛盾 的辩解：“1947 年山大六二事件之发生，我对学生之罢课游行， 始终采取劝阻的办法。劝阻无效，学生被丁治磐所指挥的军警打 伤逮捕，嗣经交涉释放之后，我对学生谈话，除抚慰以外，仍带 有埋怨学生不听劝阻意，仍是觉得这种牺牲是无价值的，根本没 有认识到这次运动的意义。同时为保持学校超然地位，我也不希 望校内教职员参与任何政治斗争，无论是革命的或是反动的。”“特刑庭之逮捕学生，虽然没有通过学校，而是直接经由训导处协助 执行的，但我事前却曾与闻，伪教育部并曾电令学校协助。我对 这种作风并不认为妥当，然而由于个人政治关系，和学校行政系 统，我却无意违抗，而甘心作了帮凶。同样关于教员徐中玉、罗 庚良之解聘，学生梁培智等之开除，也都因为教育部的一纸电令， 而奉行维谨的照办了。不过我对教员的乃至学生的政治思想从来 无意干涉，因为我一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王统照先生之停聘， 绝对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因为他教课不负责任。在解放之前，学 年将终时杨××先生问我：‘赵纪彬、陆侃如有人怀疑他们思 想不稳，学校下学年是否还续聘他们？’我的回答是，‘思想问 题我不考虑’。当然还有黄绍湘先生，在解放前几次托人介绍， 要到学校教课，我迟延聘，解放后有人传说我因为黄先生是共产 党，所以不聘。其实不然，先生是不是共产党我无从知道，相反 的，其主要原因是她所找的介绍人全是南京部长以上的大官僚， 这让我很怀疑她的作风，和她的实学。”1947 年夏天，赵太侔勤勉治校的痕迹，不难寻觅。在他的 主持下，其前任杨振声十六年前“因地理上或研究上的便利”渐 次创立“海洋学、气象学”的设想，得以陆续实现。是年 7月， 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朱树屏到任山东大学水产系主任，曾呈奎结束 代理主任职。时水产系隶属理学院，刚由泰山路迁鱼山路本部。 8 月 20 日戴立生复朱树屏邀请函云：“……弟所学虚浅，於水 产方面以像门外汉故虽有意遵命而窃恐不克称职，累及吾兄知人 之明。可否如兄先将须弟担任之课目及其性质（所谓水产无脊椎 动物学是否与 Marine Invertebrate Zoology 性质相似）开单见

示俾，弟将量力而识进退。再水产系中尚有几位同事、青岛生活 程度比京沪若何，亦恳一并示知。青岛洞天福地，弟素仰慕心向 往之”。戴立生出生于 1898 年，江苏无锡人。1918 年考入南京高 等师范农业专修科，1928 年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 1932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生物系讲师，1935 年秋经秉志介绍至重 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任生物研究所所长。1936 年 8 月任教 四川大学。1947年夏应朱树屏邀请到青岛山东大学水产系执教， 同时代理动物系主任职。本来，戴立生青岛山下刻板的教学生活 应获得“桃李满天下”的一个自然终了，不料世事难料，一个一 个针对知识分子的烫发运动，注定了让其在劫难逃。文革中，戴 氏多次被揪斗殴打，身心俱受严重摧残，1968 年 12 月 6 日含冤 逝世，终年七十岁。1949 年与丁西林一家一起离开青岛到台湾 的山大秘书主任刘本钊，1968 年也在台湾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同一年，山大前校长赵太侔在青岛投海自尽，终年七十九岁。而在这之前，陪同司徒雷登到访的山东大学训导长刘次箫， 已命丧黄泉。在司徒雷登访问访问山大的第三天，刘次箫与王统 照一同去第四届文艺节发表了讲演。王统照讲述文学运动，刘次 萧谈五四在济南。年底，刘次箫还在山东大学训导处主办的学术 座谈会上与陆侃如、丁山分别发表了演讲，这一次，刘训导长主 讲《中国到哪里去！》。但关于中国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时候已 经不是一班知识分子能够左右的了。刘次萧的最后记录，出现在 1949 年秋天。是年 10 月 9 日，刘次箫“晓七时”在青岛山下的 辽北路 15 号家中为所藏宋姜夔撰《姜白石诗词合刻》题跋。刘藏清乾隆间刻本《姜白石诗词合刻》内收白石道人诗集二卷、集 外诗一卷、补遗一卷、歌曲四卷、别集一卷。此后不久，刘次箫 被送上断头台。对最终没有随着丁西林、刘本钊去台湾，赵太侔自己在 1951 年的说法是：“青岛解放之前，学校展开应变工作。经过 校务会议议决，将建设专款的美金两万元移作储粮应变经费。应 变工作由于全体同学的参加，进行得很顺利，而且因此更增进了 师生的团结。伪绥署决定撤退时，我曾打电报给伪教育部，请示 学校员生如何安置。杭立武回电说，‘请偕重要教授南来。’我 感觉这不像话，我不能丢开全体员生不管，而一走了之，虽然我 也没有力量管，但在危难之际，只有和大家抱在一起患难生死与 共。在解放前夕，伪绥署及伪市党部三番两次催促我走，我不胜 其扰。也正因为旧病慢性肠炎发作，附属医院尹学熙大夫劝我住 院（潘作新大夫亦在场），我就乘机避进医院，校务委托杨教务 长季璠代理，因此避过伪市党部之逼迫。”[赵太侔1951年撰《我 的自传》，原件存中国海洋大学档案馆《赵太侔卷》。] 短短的 一段交待文字，旧机构前面都冠以扎眼的“伪”字，可见两年下 来写作者“政治正确”的警惕性，已深入骨髓。这让这些时过境 迁的自白，隐藏了更多的真实。戴立生、刘本钊和赵太侔相继逝去的 1968 年，徐滋秋、刘 秦玉、高书嵩、田育廉、魏利平等年轻人从山东海洋学院毕业， 开始走入被“革命风暴”涤荡着的社会。这个时候，从山东大学 分离出来的海洋学院，尽管接受了山东大学在青岛山下的所有房 产，却已和旧日大学泾渭分明，在杨振声、张道藩、闻一多、黄

际遇、汤腾汉、梁实秋、赵太侔、老舍、周仲岐、杜光埙、赵少 侯、沈从文、林济青、华岗、晁哲甫来来往往的校园里，寻找不 到不出一点点温文尔雅的学府遗风。一枚由山东海洋学院革命委 员会制作的毛主席像章，清晰地标识那个狂热时代的逐日气息。而就在距离这里不过一千米的地方，我的父亲也在用一个红 色日记本，每天写下思想改造的心得体会。今天看这些文字，如 一颗颗妖魔鬼怪塑造的跳弹，欢呼雀跃下面，血迹斑斑。那一年， 我六岁。后来的四十多年，我极少时间会去平静地回忆这些事。 对我来说，父亲的这些经历和文字，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灾难。

大学门

青岛山下最容易激发想象力的街道，非大学路莫属。而大学 路这个称谓的出现，又和绵延不断的大学梦息息相关。城市西边 的德华大学 1914 年魂断蓝桥之后，日本工商界、康有为、本地 士绅的大学梦想此起彼伏，无奈诸多不如意，按下葫芦起了瓢， 直到私立青岛大学勉强“安顿”下来，才算重续十年旧梦，皆大 欢喜一场。私立之后，青岛大学以国立身份洗心革面，格局和气 派，已完全不同。清华系、新月派加张道藩、黄际遇、汤腾汉的 组合，让一排槐树和灌木丛分割开的大学与大街，在气质上南辕 北辙。里面沸沸扬扬，外面悄无声息。有趣的是，不论是私立青 岛大学，还是再后六年改设的国立青岛大学，以及尔后修正的国 立山东大学，到1937年秋止的十三年，校门都在大学路上，此“大 学门”有门柱，却无门扇，更无门锁，进出自由，畅通无阻。大学西侧的大学路本和登州路一脉相承，起伏跌宕着南北贯 穿，构成青岛山西北、西南的交通要道。这条路的前身，是青岛 村和杨家村之间的崎岖小道，传明清已成。德入青岛后，靠近杨 家村的部分便命名米勒上尉路，骑兵连驻地、啤酒吧和联合啤酒 厂都在这一段路上。连接米勒上尉路的南段上下青岛村部分，叫 奥斯帕斯街。日本取代德国管制青岛后，米勒上尉路和奥斯帕斯 街统一被命名为巽町。巽町时代南边兵营最招摇的事件，是青岛 商科大学制造的喧哗，这个先后由日华实业协会等名义筹备的大 学，自 1922 年春天开始在巽町路边挂起了一块木头牌子，通过

国立山东大学校门 7-1《顺天时报》等公共媒体呼噜了一年，各种文件一应俱全，甚至 连用营房布置的学生宿舍也准备妥当了，最终却还是胎死腹中。 1922 年北京政府收回青岛，巽町易名登州路。1924 年高恩洪在 老俾斯麦兵营圆了大学梦，原来挂着青岛商科大学的同一个门柱 上，牌子改写私立青岛大学。登州路这条拐了俩大弯延的山间土 路再次一分为二，南段咸鱼翻身，定名大学路。习惯上，青岛的 中文路名资源均来自地名称谓，攀附机构的命名方式，在回归后 的青岛绝无仅有，由此可见大学梦想对青岛的意义之重大。说起来，高恩洪应算是青岛的本土大学实践再露峥嵘的居功 至伟者。在青岛城市行政史上，真正开启了国人自我管理大门的人 物，首推高恩洪。尽管历史给这个前英国留学生在胶澳商埠施展

抱负的时间不多，但他的种种作为，却在相当意义上奠定了非常 时期的城市发展基础。高恩洪字定庵，亦作定安，他的出现，使 1924 年的青岛，涂抹上一层浓郁的“定安”渴望。蓬莱人高恩洪生于 1875 年，先后就读于上海电气测量学校 和英国津普大学，曾出任清驻英国使馆译员。回国后，历任赴印 度议订藏印条约参赞、西藏通商督办、东三省军政事宜督办、交 通部秘书等职。民国初期先后任汉口及成都电报局局长、湖北军 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驻上海全国电料管理局监督、交通部顾 问等职。在 1924 年 4 月受吴佩孚保荐出任胶澳商埠督办之前， 他先是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后再兼任教育总长。高恩洪出任交 通总长的时间是 1922 年 5 月，23 个月后，他到达青岛。在交通 总长这个位置上，高恩洪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改革举动，曾获得了

上：青岛口 7-2下：村庄与集市 7-2

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赞扬。这样的肯定，在当时 抱定“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的知识界，殊为不易。1922年6月，胡适在为《努力周刊》写的两篇文章中曾评说到： “此次高恩洪在交通部的整顿，我们认为大致是合宜的。高氏做 的最痛快的两件事，一是废止各铁路货捐，一件是取消各报馆的 津贴。”胡适认为，“报馆的津贴是十几年来中国舆论界的一大 污点，它的害处比那摧残言论自由的法令还要大无数倍。摧残自 由的法令至多不过是把舆论当作仇敌来看待，而津贴与收买竟是 把报馆当作娼妓与猪狗了！”胡适说，“当此财政奇绌的时代， 高氏竟能提议废止这一笔很可观的入款，我们不能不说他是有毅 力的了。”挑剔的舆论界，也对高恩洪表示了好感。1922 年 5 月 28 日 的《晨报》说：“高恩洪此次来掌交通部，外间早传其对于交通 积弊，怀有摧陷廓清之想，果然到部之第二日，即实行裁员，计 昨日被裁人员，单算顾问谘议，已有二百余人……此辈每月坐领 工薪千二百元或八百元，至少亦在二百元以上。高氏能为国家省 此一大笔糜费，真是大快人心。”《晨报》认为，“多年交系把 持之路政，高氏果能积极整顿，不但可使吴佩孚夸耀推荐得人， 而国人亦将赞美于后也。”实质上，从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兼教育总长任后到青岛的高 恩洪，同样表现出了和前面一脉相承的施政风格。在这个曾经的 殖民地城市，他先后减免了郊区农村的全部地税、统一了中外企 业的纳税标准、迁移了商埠内的驻兵、成立清理官产处和禁烟局、 筹办青岛地方银行、创办公立通俗图书馆、开办私立青岛大学、设立师范讲习所、建立济良所与救济院、修建一座横跨泰安路和 云南路的铁路天桥，等等。难以想象，这些连续动作，仅仅是在 1924 年的 4 月至 11 月的七个月时间里面完成的。此后，他失去 管理这个城市的权力。在青岛的七个月，高恩洪最为人记忆的业绩，是 1924 年 9 月在原德国兵营发起创办私立青岛大学。这是青岛第一所由中国 人创办的大学，高兼任校长，蔡元培、黄炎培、张伯苓等为董事 会董事。大学开办费由学校董事募集，经费则由胶澳商埠督办公 署和胶济铁路局补助。最初设商工两科，1926年增设铁路管理科。 尽管高恩洪在青岛大学的时间很短，但其对这间大学的促生作用 无疑是巨大的。而同样短命的私立青岛大学，也为后来国立青岛 大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高恩洪对青岛教育的贡献，其实不止一个私立青岛大学。同 是在1924年9月，北美长老会范爱莲在胶县创办的胶澳女子中学， 也得到了高恩洪的协助，获得购买了济阳路 7号的一处官产，全 校迁来青岛，更名为私立文德女子中学。这个学校，就是后来的 青岛八中。高恩洪执政时，由于火车站处于台西镇与市区之间，火车往 来频繁，过路行人横过铁路需要绕道费县路或莘县路，非常不便。 高于是就根据市民的建议，拨款修建了一座横跨泰安路和云南路 的铁路天桥。桥建成后，以高恩洪的字取名为安定桥，长时间被 人称赞。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退出政界的高恩洪，曾在烟台兴办烟潍路 自动车公司。1926 年，他去上海继续兴办实业，创办交通股份

有限公司，1943 年在北平病逝。在某种意义上，私立青岛大学校门所在的大学路，也可以叫 高恩洪路，或者蔡元培路、杨振声路、赵太侔路。即便这条绿树 成荫的街道，在其后几十年的各个历史关键点都没有机会将这几 个人的名字嵌入称谓，却并不能抹杀了他们彼此呼应的精神气息， 这如同道路两旁生长茂盛的法国梧桐，夏风中的所有摇曳，都来 路清晰。实质上，如果这条弯曲的上坡道在 20 世纪前期的那些 日子里没有依次和高恩洪、蔡元培、杨振声、赵太侔发生关系， 街面上的气象、气质与品质，便会截然不同。作为青岛最高行政 长官，高恩洪离去的方式，尴尬并仓促。根据 1924 年 11 月 9 日 《顺天时报》的记载，高恩洪 7日午后在青岛某外国饭店前预备 上汽车之际，突然遭到戒严司令部士兵逮捕，随后押往济南。[1924 年 11 月 9 日《顺天时报》第二版。] 而此后杨振声、赵太侔们 告别青岛的形状，亦多不快慰。回首来路，曾经荡漾在大学路“大 学门”里里外外的宽容、自由信念，终究是过眼云烟，不仅蔡元 培的“中国文化中心”论不曾真正在这里开花结果，就是文化传 播者的基本人格尊严，最终也无处落脚。翻看 1957 年夏天山大 校刊《新山大》的记录，出卖和被出卖，居然是竞赛一般招摇过 市。7 月 6 日大学路东边操场山东大学的《全校集会反击束星北 右派言行》大会现场风雨交加，对物理系的这位“顽固不化”的 一级教授，今天人们熟悉并尊重的知识者，如赵俪生、童书业等 等，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讨伐。《新山大》报道，在第二天召开 的“反右座谈会”上，生物系教授曲漱惠、中文系教授殷焕先和 历史系教授张维华，再次义愤填膺地表示要和右派分子陆侃如、束星北和刘鸿宾斗争到底。不幸，这些在 1957 年夏天如此痛打 落水狗的觉悟者，后来并没有得到自赎。这大约就是大学路的宿命。一边通向海洋，一边连接灵魂， 同时也真实显现着生存现实。海洋和灵魂的纠缠，在不同的时代， 面貌大不相同。风和日丽过去，暴风雨中白浪滔天的摧残，并不 是所有的灵魂都能够承受得了，对一个一个脆弱的生命体而言， 战栗、熔断和沉沦，经历了漫长的煎熬。这使得大学路上的每一 棵梧桐树，都具有了纪念碑的意味，树枝上挂满了生生死死、恩 恩怨怨的记忆密码，一不小心，会撞到一个陌生的影子在墙上盯 着你看，似是而非的笑，让人不寒而栗。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条日常的路，在大多时候并没有 那么魔幻。大学路的大半，和一条从青岛山顺势而下的溪流相伴，中间 汇入信号山的水流，遂架设双石桥。这条沟壑，被称为青岛河， 小时候我们都叫掖县路大沟。大学路的大学一侧早年植物茂盛， 层峦叠嶂，后来砌起高墙，便形成壁垒森严的阻隔。大学路的人 间气象，只剩下西边一侧，绵延到信号上东坡和南坡下面。树木 掩映之中，两湖会馆，慈善托儿所、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青岛 市教育局长雷法章、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国立山东大学校 长赵太侔的公馆，以及丁敬臣、张瀛夫、戴存忠的住宅，作家老 舍租赁过的旧居，中国银行宿舍群，都穿插在其中。经过红卍字 会建筑群、清总兵衙门遗存和青岛女中，大学路就浩浩荡荡地抵 达海边了。在我有记忆的年代，红卍字会有罗马柱的南楼已改为 图书馆，清总兵衙门早被拆除，新建成规模宏大的人民会堂，青

岛女中楼房大体保存，换了个名字，叫青岛二中。国立青岛大学时代，校园尚无高墙，大学路上校内与校外的 界限，也就没那么泾渭分明。检索档案文献，凡涉及国立青岛大 学的细枝末节部分，多不易绕不开大学路。公开的信息如 1931 年 11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 6 卷第 4 期刊登的《青岛大 学图书馆概况》，称“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在青岛大学路，现任 责任为宋春舫先生，皮高品君副之。馆员凡十二人，藏有中文书 三万册，西文书八千册。每年购书经费平均二万元，行政经费 一万一千二百元云。”私人记录则如 1932 年 7 月 17 日国立青大 理学院院长黄际遇的《万年山中日记》，记曰“夜微雨中访一多 大学路，泽丞与焉”。黄氏日记中的一多，指闻一多，泽丞则是 游国恩。游氏江西临川人，1921 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 国文系由梁启超指导研究楚辞，1926 年毕业后在江西省立四中 任教，1929 年起先后任教武汉大学和山东大学。雨中访闻一多九天后的7月26日晚，黄际遇与蒋梦麟夫妇、 吴之椿、赵太侔、杨金甫、何仙槎夫妇校舍便餐，并与蒋梦麟“忆 及大学道旁皤皤一老，予亦息肩绿荫，与话桑麻，虽曾班荆，却 未投刺，而彼已心识矣。”入夜稍歇，黄氏心血来潮，“挈儿辈 驾车沿大学路直下，南折过汇泉，山静如醉卧，海鸣似陷阵。” （《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册）这一夜，大学路串联起来的都是大 人物，蒋梦麟是北京大学校长，吴之椿是清华大学前政治学系主 任兼教务长，赵太侔是青岛大学教务长，杨金甫是青岛大学校长， 何仙槎是山东教育厅长。这一过往的记录者黄际遇，到任青岛大 学理学院院长前是河南中山大学校长，一度还出任过河南省教育厅长。而这份被保留下来的平常交往记录，不过是各路学人与大 学路里边的大学频繁发生联系的九牛一毛。除去若干在青岛大学 任教职的不算，诸如蔡元培、胡适之、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 翁文灏、柳亚子、朱骝仙、李圣五、章太炎、张伯苓、赵元任、 唐挚黄、顾颉刚、黄右昌、叶恭绰、秉农山、王献唐、郁达夫、 巴金、朱自清、梁漱溟、废名、吕美荪、于春圃等等，都曾在这 里雁过留声。

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

黄际遇 1932 年 7 月 17 日记“夜微雨中访一多大学路”，应 指后来声名远播的“一多楼”，而这个时候，闻一多刚刚经历了 一番感情风波。因与方令孺频繁交往引发流言四起，任职青岛大 学图书馆的林斯德建议闻一多把家眷接来。林斯德是闻一多的姑 表亲，话自然就入情入理。闻夫人高孝贞与孩子由是来青岛和先 生同住。闻一多同时搬到大学路一座红楼内，和游国恩邻居，“二 人便经常在一起谈论《诗经》、《楚辞》”。而对闻一多青岛期间的情感波澜，梁实秋晚年几次提及。早 于林斯德私信两年的 1984 年 8 月，梁氏在《看云集》中公开闻

一多佚诗《凭藉》，涉及的便是这场感情纠葛。这首诗写于《奇迹》 后，署名“沙蕾”。梁实秋说，“我再在这里发表一首一多从未 刊布的诗。这首情诗写得并不好，有些英国形而上的味道，只是 有一个平凡的 Conceit（意为比喻）而已。但是这首诗是他在青 岛时一阵情感激动下写出来的。他不肯署真名，要我转寄给《诗刊》 发表。我告诉他笔迹是瞒不了人的。他于是也不坚持发表，原稿 留在我处。”[ 梁实秋《看云集》台北皇冠出版社 1984 年 8 月 初版。]《凭藉》诗云：“你凭藉什么来和我相爱？”假使一旦 你这样提出质问来，我将答得很从容——我是不慌张的，“凭着 妒忌，至大无伦的妒忌！”真的，你喝茶时，我会仇视那杯子， 每次你说到那片云彩多美，每次，你不知道我的心便在那里恶骂： “怎么？难道我还不如它？”闻一多夫人高孝贞是黄冈路口人，比闻一多小四岁，出身官 宦之家，和闻家是姨表亲。1912 年闻一多考上清华学校后，高 父到闻家提亲，闻父应诺。1922 年闻一多赴美留学前夕，闻一 多接父信催促成婚，遂回家乡与高孝贞结婚。婚后高孝贞依照闻 一多的意思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开始接受新知识的熏陶。在众多客居青岛的文人住所中，大学路的闻一多故居是后来 最为闻名的一处。除闻一多外，青岛山下的客居文人名单中还有 杨振声、梁实秋、沈从文、老舍、洪深、雷法章等。闻一多受聘 青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后，曾两次住大学路，前面一次因 房子光线幽暗，未几便迁到海水浴场附近文登路的一栋小房子， 临近沙滩，于枕上可听海水拍岸。1931年闻一多再度迁回大学路， 住在八关山与青岛山交会处的一座小楼。该楼在原来俾士麦兵营

早年青岛山下的道路7-4的西北角，功能上应属附属用房。建筑风格质朴简洁，花岗岩块 石被有规律的装饰在二层楼房的窗户边缘和墙角，主入口在楼的 东南角。闻一多住在楼上，内外两间套房。这期间，他教书，写作， 研究诗经、唐诗，钻进古书堆里。屋子里到处是书，就连一把太 师椅上也堆满了书，有客人去，才将书搬开。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给了闻一多相当的自主权，使闻一 多长期以来亟欲施展的“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理想，有了实施 的可能。国立青大新建，没有清规戒律束缚手脚，若干校规系规， 均待从实际状况出发设置、实施。于是，闻一多亲自为报考青大 的考生命题阅卷，不拘常规，破格录取。诸城考生臧克家，后期 师范未及毕业就报考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并入伍北伐，后隐姓埋名，

浪迹天南地北。与同期考生相比，臧的人生体验丰富，感觉锐敏， 但其他学科则缺乏常识。因此，臧克家报考青大入学考试的两门 功课，数学得了零分，语文的作文题目《杂感》，却由闻判给98分， 一举中试。后臧克家又经闻一多特批，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与 以编辑《新月诗选》闻名的陈梦家并称为闻诗门下的“二家”。 此后，每值月白风清，在充溢着《诗经》、《楚辞》、唐诗气息 的一多楼书斋里，常见到他们。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 也是闻一多等前辈及友人慷慨出资，才得以问世。在青岛的两年时间里，闻一多于“碧海秋潮、银浪如练，绿 树红楼，朝霞暮霭”之中，重启已闭三年的诗兴，完成了他告别 诗坛的长诗《奇迹》。并在一篇散文中表达了对栈桥西边夕阳“几 道鲜丽耀眼的光”的向往。但是，对闻一多来说，这“鲜丽耀眼 的光”，毕竟不是青岛的全部真实。1932 年 6 月 16 日，闻一多 致信饶孟侃所谓“青岛千万来不得”的抱怨，可谓是有感而发。 两天后的晚上，杜毅伯、闻一多招饮顺兴楼，同席黄际遇、陈季 超、梁实秋、杨金甫、赵太侔、黄仲诚、吴子春、谭葆慎、刘康 甫同席，一群文人觥筹交错，庄谐横生，不禁发出“久无此乐矣” 的感慨。召车急返的黄际遇，“被酒甚，不能阅书矣”。几天下来，大街里边的大学，空气愈加紧张。因学生拒绝考 试，国立青岛大学 6 月 23 日校务会议决定开除九名学生并提前 放假，开学后进行补考。学生知道消息后，集中向闻一多等发泄 不满，以非常学生自治会名义勒令闻一多火速离校，以免耽误学 校前途。一时间，诸如“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等歌谣甚嚣尘上。决定开除学生的校务会当天，黄际遇因“今晨校壁满贴标语”，遂驰书 报张幼山，嘱其自召姑娘归家。6 月 29 日，杨振声“抵京，向教育当局报告学潮经过，并 引咎辞职，听候中央处分。”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数人同 日离开学校。7 月中旬，闻一多与陈梦家同游泰山，借住灵岩寺 三日。陈梦家诗记，“我们一同度过好多日子，看过大海上的雾， 雾里的许多小鸟，在泰山的灵岩寺中，我们等了几个雨天。”随 后闻一多前往北平，应聘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清华欲聘闻 一多为系主任，但经历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两次学潮后，闻一 多坚辞不就。离开青岛前，闻一多写了篇散文，题《青岛印象》，云“一 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马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 间，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期间闻一多还曾画过一幅水彩写 生，题《夕潮拍岸》。这大概就是闻一多在 1932 年夏天和青岛 的最后联系了。离开青岛后，闻一多再没有回头。

楚天在望

说大学路是湖北人的乡念之地，大致靠谱。而大学路上的两 湖同乡会馆，则可谓之望乡台。“千山已尽一峰孤，立马行人莫

疾驱”的踌躇，不禁让“更无高处”的眺望，穿越国立大学梧桐 树的遮蔽，驰向远方。在湖北浠水人闻一多离开青岛的前几个月，湖北汉川人雷法 章到任青岛教育局局长，住入大学路二十二号。沈鸿烈的侄子沈 肇熙回忆：“1932 年夏，叔因公由青岛去天津，顺便到南开中 学看我（那时我在南开中学读书）和拜访张伯苓校长，适逢张伯 苓因事外出，由南开中学教务主任雷法章（湖北省汉川县人）出 面接待，并陪同参观南开中学。此次会见，叔对雷法章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同时钦佩张伯苓知人善用。雷法章稳重有为，举凡学 校的教学措施、管理规章、发展规划，张伯苓悉委雷法章负责办理。 故南开中学成绩斐然，闻名全国。时叔在青岛市市长任上，正力 图发展青岛市中小学教育，见雷法章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十分 倾心，特滞留天津，候张返校。及张返校，叔畅谈其发展青岛市 教育事业的计划，并恳请张伯芩大力支援，继而提出了拟请雷法 章任青岛教育局长的愿望。张伯苓甚受感动，当即面允。未几， 雷法章到青岛就任。”沈肇熙记述，事后张伯芩曾就此事对左右 人说：“当今之世，象沈鸿烈这样为国为民的市长，能有几人？” 雷法章任青岛市教育局长后，扩建第二中学，增设郊区小学，计 百余处。雷法章则在写给南开一位校友的信中说：“沈公治事待 人，善于指导，勤于检查，知人善用，确有伯乐之识。”[ 沈肇 熙《沈鸿烈往事片断》。]雷法章后来自谓：“主持青岛市教育， 当九一八前后，推行爱国教育，不遗余力，差幸卓著成效。当地 日本官民，竟目为排日巨头，攻击甚力，必欲去之而甘心，此为 青市同胞所周知之事实。”[ 雷法章《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东方杂志》1981 年 3 月。]雷法章 1903 年出生湖北汉川，其传略记“民国十二年，毕 业于华中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旋即应聘入天津南开学校服务；廿 一年，转赴青岛教育局局长，在职六年，建树良多。”抗战后雷 法章随军转移，初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继兼民政厅厅长， 后陆续出任农林部政务次长和内务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雷 氏转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8 年调任考试院秘书长。 去台湾后在 1952 年复出铨叙部部长。除了国立大学，大学路上的公共建筑不多，从青岛山方向下 来，依次有两湖同乡会馆、红卍字会和清总兵衙门。其中地居高 势的两湖会馆，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本地湖南、湖北人的利益代表 者。有意味的是，在 1930 年代中期获得了地方行政长官沈鸿烈 支持的两湖会馆所在地，恰恰是上青岛村的原址。伴随着湖北人 沈氏在本地声誉的扩大，环绕着鄂人的一个小规模的交际圈自然 形成。上青岛村周围的本土乡音逐渐被湘鄂赣浊音走廊的“清音 浊流”取代，清晰标志着一个新青岛时代的到来。人们一般认为，早年的会馆，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者 在异地设立的互助性自主机构。德国总督府成立之后，设立了一 个“专办中华事宜”的辅政司。1912 年 1 月 8 日，当局特邀华 人商界首脑，瑞泰协经理胡存约、成通木行经理朱杰、周锐记经 理周宝山和大成栈经理古成章，担任总督府顾问，时称“四大信 任”。这四人中，胡是山东本土人，朱是河北天津人，周是浙江 慈溪人，古是广东香山人。从“四大信任”的籍贯背景上看，当 时青岛的移民色彩已十分浓郁，这为会馆的出现，提供了基本的

需求保障。与此同时，随着铁路、码头和地方贸易的大规模兴起， 一些民间自发的乡会行帮组织的应运而生，也就自然而然。在众多会馆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大会馆。即由山东与河北人 组成的齐燕会馆；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人组成的三江会馆和 广东人组成的广东会馆。1912 年孙中山访问青岛，联系最多的 地方就是广东会馆、三江会馆和青岛总商会。斯时的三大会馆， 在很大意义上左右了本地华人的经济命脉。会馆一般都延习本乡 本土传统，内里多有一个便于集会的广场，一至两层的主楼内设 议事厅、会客室、办公室、宿舍等等。根据财力和风俗的不同， 各会馆还有一些设计上的风格差异。检索叶春墀 1922 年 2 月出版的《青岛概要》，进入记录的 公益团体只有齐燕、三江和广东会馆，并没有两湖同乡会馆。也 就是说，在青岛回归的初期，以同乡会形式聚拢的在青湘鄂群体 组织，尚不曾出现。但在之后十年中，湖南湖北两省的同乡会， 相继在青岛建立。据 1933 年 12 月版《青岛指南》记载，“湖南 湖北两省，在本市本各有一个同乡会之组织，二十一年冬，双方 提议合并，乃始改组为两湖同乡会。市长沈鸿烈为董事长，刘君 曼、向宗鼎为值年董事，地址在濮县路五号。”值年董事之一的 刘君曼系湖南湘阴人氏，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时为青岛永裕盐业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1934 年 12 月 24 日因脑溢血在青岛猝死。早在1928年，中文《大青岛报》即有“两湖善后会议”的消息， 1934 年两湖同乡会在《青岛时报》刊登《两湖旅青同乡公鉴》， 标志着两湖同乡会势力的大幅度提升。大学路上的两湖会馆由王枚生设计，1933 年 9 月奠基，沈鸿烈题写奠基石。建筑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个性独特，二层楼 顶的城墙式设计，别具一格。其门眉寓意深长的“楚天在望”匾 额，清晰表达了湖南和湖北人的乡愁。这是远在他乡者一种绵长 的精神寄托，也是乡情、乡音、乡恋的集合。一句“腊响惊云梦， 渔歌激楚辞”，恍惚中大学路上落英缤纷。那些高亢的渔歌，飘 荡在空旷的街道上，响彻云霄。建成后的两湖会馆有一个很大的 院落，这为举办集会和行施善事，提供了便利。会馆建筑师王枚生 1893 年出生益都，1915 年考取公费留学 东渡日本，进入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学习。1921 年回国定 居青岛，在苏州路 15 号创立美化营造厂，之后完成了湛山寺药 师宝塔、兰山路青岛市礼堂、大学路两湖会馆、龙山路 4号基督 教堂、居庸关路 9号以及在观海山、信号山、观象山周边大量民 宅设计。一个山东人获得两湖同乡会高层认同，最终赢得会馆设 计建造的机会，可见王枚生在本地的实力和逐渐积累起的良好口 碑。从人口统计数据看，两湖旅青者数量并不大。据《胶澳志》 记载，除了外籍侨民，1927 年青岛有 32 万余人。胶海关统计资 料显示，移居的人口以山东省内最多，此外则分别是上海、广东、 河北和江苏等地的外省人。这之后，才是浙江、湖南、湖北、江 西、天津、河南的移入者。《胶澳志·民社志》载，1920 年代 后期青岛还有平度、胶县、莱阳、黄县等十九个主要的同乡会组 织，折射出了人口中大量的移民成分。而 1933 年 12 月版的《青 岛指南》则显示，这一时期除了传统的三大会馆，设置在定陶路 一号的宁波同乡会发展势头显著，组织最为完善，其次便是两湖

同乡会。接下来进入记录的，依次是平度、掖县、即墨、莱阳、 兖济、河北、江西同乡会和德国总会。从文献上看，两湖旅青同乡会的第二轮活跃期，出现在 1946 年和 1947 年，期间湘人获得较大话语权。战后第一个周年， 两湖旅青同乡会即召开筹备会，并特别驰电前会长沈鸿烈表示致 敬。随后在 1947 年，两湖同乡会相继完成了征求会员、召开全 体大会进行选举、召开同乡联谊会等一系列动作。新的旅青两湖 同乡会，推举李宗理等27人为理事。对比1947年 6月出版的《青 岛市政府职员录》，分布在市政府秘书处、民政局、财政局、教 育局、社会局卫生局和工务局的大量湖南、湖北籍公务员，为重 组的旅青两湖同乡会战后利益的占有与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支 持。青岛山区域图 7-5战前，湘人李宗理曾署河北天津地方法院和河北北平地方法 院推事，1935 年在《湖南大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英法 协定与远东前途》，战时撰写有《语言宣传之理论与方法》（扫 荡报社 1938 年版）、《抗日建国中之文化建设》（《创导》半 月刊 1938年第 2卷第 12期）、《现阶假之民众组训工作》（《边 声》月刊 1940 年第 1 期）等。作为旅青两湖同乡会的理事长， 李宗理在当选年买下了美国海军孙阿史迪的一辆 1942 年的红色 雪佛兰轿车，其后最活跃的举动，是 1948 年参与立法委员的竞 选并大功告成。期间，本地报章上诸如《雪花飞竞选热，李宗理 彩车冒雪出动》、《李宗理竞选立委，众认系理想人物》、《立 法委员竞选人李宗理先生，以正义实现民主，靠服务博取人心》、 《立委区域竞选，李宗理希望大》、《立委选票昨夜检清，姜黎 川李宗理等当选》、《李宗理先生访问记：直接为人民服务确实 是人生最大的乐事》等目不暇接的标题，令人眼花缭乱。在时局 繁乱的 1948 年，李宗理高调竞选的喧嚣，让两湖同乡会的公共 姿态趋向模糊，并渐行渐远。李宗理的胜出，背后牵扯着青岛公报社长侯圣麟的死亡。在 这次李宗理和赵世伟不期而遇的争夺战中，“善弄权术”的侯圣 麟主动出谋划策，却不想算掉了自己的性命。1947 年冬，南京 主导的立法委员选举开始，据说，时有南京方面的秘密电报给李 先良，令其保证李宗理当选，这个要求令李先良左右为难。就在 这时，侯圣麟乘机向李先良献策，密谋印制了大批假选票，并在 开票箱之前，把预先填写好的选票投入票箱。侯圣麟的伎俩，使 李宗理顺利当选，而使另一名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定的候选人

赵世伟落选。于是，知道了真相的赵世伟发誓要杀侯圣麟雪恨。 1948 年 4 月 6 日傍晚，侯圣麟由中山路报社办公室出门，坐人 力车至东平路时，有人突然从路边冲出，把侯从人力车上拖下来， 推进停在路边的吉普车沿太平路东行，途中枪杀。侯圣麟被暗杀 后，警方逮捕了赵世伟，并提解南京。侯圣麟的父亲侯述先也随 往追诉，不料因国民政府濒临崩溃，机关陷入瘫痪，侯圣麟被暗 杀一案，遂不了了之。旅青两湖同乡会最后的活动信息，集中在 1948 年欢宴乡耆 刘承烈上，李先良以市长身份出席，并“详加阐明”刘承烈的“革 命劳绩”。在战后几年的本地新闻中，曾任福柏医院院长的刘承 烈富有戏剧性经历，被尊为“革命耆宿”。随后不久，李宗理、 刘承烈和李先良，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和城市的命运转变遥相呼应，一个“楚天在望”的故事，很 快云消雨散。大学路两湖同乡会馆西去不远，就是戴存忠拥有的龙江路第 三号官地。关于龙江路第三号官地，建筑图纸上的简单信息，把 三个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分别是房屋建筑师徐垚、设计师 Y.H 和业主戴存忠。三人中间，设计师和业主目前无法找到相关资讯，使得对他 们真实面貌的考察，受到遮蔽。据说戴氏有一个身份是本地商会 领导人，但我们并没有直接的文献印证。从 1910 年各商号公选 青岛华商商务总会开始，本地各个商会、公会协理、会董、委员 以上人员更替繁杂，这给依照商会线索查找戴存忠事略的努力， 造成很大困难。戴有一女，拥有邻近三号官地的另外一栋住宅。这栋住宅，是父亲赠送的礼物。从这些信息看，戴存忠无疑是个 有影响的实力人物。戴宅主人的变更，大约发生在 1940 年代的 尾声。这样，关于戴存忠和早年戴宅的所有故事，就伴随着房屋 主人的变换，被时间慢慢淹没了。我们知道的是，戴有后人早年 移民了国外。在晚近的一次房屋产权交易中，代表龙江路三十六 号甲权益的就是戴在加拿大的一位后人。从不完整的信息看，戴 的后人对这里依然情感深厚，并不无长期保留房屋的打算。Y.H 则更加扑朔迷离，仅仅从签名上看，无从判断他的国籍。我们不 知道除了这个龙江路三号官地上的戴存忠住宅外，他还另外设计 了那些作品。关于房屋建筑师徐垚，资料的核心部分指向了青岛银行业同 业公会，他在这项工程里的工作和龙江路第三号官地图纸上提供 的信息稍微不同，是公会大楼的设计师。河南路金城银行和实业 银行中间的银行业公会，是在 1934 年 10 月竣工的，比龙江路第 三号官地上的建筑出现的稍晚，作为和设计师徐垚的合作方，华 富恒记参与了大楼的施工。在这同时，徐垚还和新慎记一起，参 与了中山路中国银行大楼的施工。在主持建设龙江路戴存忠住宅、 中国银行大楼和银行业同业公会大楼之前，徐垚还在 1930 年 9 月设计了莱阳路三号住宅，该宅 1931 年 10 月 17 日竣工，后来 成为了青岛沿海最好的住宅之一。在作为建筑师的吴景奇和陆谦受主持的大学路广厦堂工程 中，我们也发现了徐垚的名字。在这个大规模的中国银行行员宿 所项目里，注册第六号建筑工程师徐垚显然是吴景奇和陆谦受的 重要合作者，他负责其中一部分建筑和围墙的设计。徐垚完成这

项工作的时间，是 1932 年的 5 月。从现有的资料看，徐垚应当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所以，我们 在中国近代建筑师名录上找不到他的名字，就不奇怪了。照理说， 土木工程师是不能设计建筑的，对徐垚参与建筑设计的原因，在 德国学习建筑和规划的金山博士分析认为，大概因为徐垚长期接 触这些东西，所以也能照葫芦画瓢了。他认为，这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那个年代建筑师的匮乏。而现在，两个学科在其领域内的 发展，早已使得工程师从事建筑设计，几乎变得不可能了。建筑档案显示，龙江路第三号官地完成初始设计的时间是 1932 年 7 月，这刚好是徐垚完成大学路广厦堂的部分设计后两 个月。一年后，三百八十平方米的戴存忠住宅在这里建设完成。戴宅设计手法温和朴实，没有刻意追求个人风格，但却在平 实中间透露出了设计者的纯熟经验和简约语言。外立面明快而又 富有适度的变化，主立面的突出部分，强调了建筑的功能核心。 从格局看，两层的戴宅充分考虑了居住和社交的功能，一层有衣 帽间、客厅、餐厅、花房和厨房以及储存室，二层则有起居室、 卧房、书房、游廊和阳台。二层之上，有阁楼。主体建筑前有一 小花园，并依照地势，引导戴宅的访客逐步向上。戴宅的位置，恰好在龙江路和掖县路的路口，视线非常开阔。 有一种说法，戴宅围墙的处理和大门位置的确定，都很考究，经 过了仔细的设计，以避免冒犯不应该触动的大小神灵，同时，也 跟财富的不扩散有关。所谓聚财，在戴宅的围墙处理上，体现的 很充分。基于同样的风水考虑，戴宅南面的戴女住宅，也被有意 降低了高度，以免阻挡戴宅。这样，由两湖会馆作为开端的掖县路，就以戴宅作为地上标志，完成了沟通的使命。实质上，沟通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抵达。我们尝试着将 时间叠加在一起，想象着李宗理那辆红色雪佛兰驶过这里的情形， 居然会有一份活灵活现的现场感。战时的通用路易斯·雪佛兰汽 车制造公司，自 1942 年 1 月 30 日停止民用车的生产，转而生产 军需卡车，直到 1945 年 10 月 3 日。这样看，这辆 1942 年版的 雪佛兰差不多是最新款的车型了，在青岛自然惹人瞩目。以红色 雪佛兰为背景，立法委员李宗理在1948年的“为人民服务”姿态， 将一个前报业投资人的公共表情，演绎得惟妙惟肖。不过，风雨飘摇之中，这个城市的 60 万被“服务”者该如 何看待李宗理的表演，就是另一回事了。政治和理想主义，相距 遥远；政治和市井泼皮，近在咫尺。侯圣麟之死，不过是圈子游 戏的登峰造极版，对更多的市民来说，迫在眉睫的方向选择与生 活出路，更为现实，也更棘手。1948年 8月 1日，南京出版的《社 会建设》在复刊第 1卷第 4 期刊登了刁抱石的《青岛难民救济工 作剪影》，披露青岛流入难民已达 25 万。在城市的边边角角， 临时赈济委员会设置了83处难民收容所，同时开设了9处粥厂。 为帮助持续涌入的难民，社会部分配下来 1100 吨粮食和 22 吨布 匹。而这些数据，很快就被新的现实增长淹没了。这一切，在罩着一层白色纱幔的雪佛兰轿车里面，看不清楚。根据一位早年曾经在这里写生过的老画家的回忆，戴存忠住 宅建成后的四十年间，戴宅门前掖县路街道两旁的洼地都没有建 筑，生长着一大片茂密的树林。从戴宅上面开始，洼地逐渐向南 倾斜成深谷，谷地两边陡峭的土坡上，杂草从生。这就使得戴宅

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了一个非常安静的住所。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被政府管理的戴宅前后分配给了一些 文化界人士使用，这中间包括了青岛文联的主要负责人和部队转 业作家刘知侠。据说，刘的代表作《铁道游击队》，就是在这里 完成的。这个说法，生前获得了作家本人的肯定。写作《铁道游 击队》的时候，刘的身份是山东省文联的编创部长。创作之余， 刘知侠经常去隔壁龙江路 32 号与常子华夫妇聊天，他的女儿刘 毛毛与常子华的儿子常约瑟，是大学路小学的同班同学。据常约 瑟回忆，当时他家的常客还有石可、李正等父亲的好友。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因为市南区革委一位主要负责人在龙江 路 36 号甲戴宅居住的原因，这里的门口曾经贴满了两派的大字 报。那段时间，每天到这里来看大字报的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 这样的场面，应该是戴宅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了。大学路上的两湖会馆曾附设小学，主要收取居住在青岛的湘 鄂两省人士子女入学。1947 年时，资深教育人士吴秉衡等在这 里创办慈幼院。吴秉衡 1934 年曾在青岛担任市府合作社经理， 沦陷后继续参与本地公共事务管理，1939 年夏天受伪青岛特别 市公署和市长赵琪派遣，以教育局学务科科员身份调入青岛特别 市乡区行政筹备事务局，前往即墨金家口宣抚。主持慈幼院期间， 吴秉衡还在 1948 年担任过新成立的胶澳渔校校长，与兼任董事 长的山东大学训导长刘次箫短暂共事。大学路两湖会馆小学和慈 幼院 1949 年改名私立向民小学，1952 年与山东大学附属小学合 并，定名大学路小学。大学路小学的陈年往事，多被掩埋。偶尔晚近在常约瑟josephchang5 的博客里，发现了 1960年代早期的一些蛛丝马迹， 里面的故事，却不忍卒读。住龙江路 32 号的常约瑟，1959 年秋 季入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女班主任叫肖㦤言，不到三十岁，衣 着朴素，字正腔圆，黑板上板书工整刚毅。三年级时，一位女同 学的家长想把孩子转到离家近的学校，但女孩不同意，理由是割 舍不掉与肖老师握手时的温馨。常约瑟曾经去过恒山路的肖家一 次，离学校不远，一栋与周围环境融洽的欧式楼房，家里收拾得 整洁明亮，一尘不染，充溢着妍雅气息。她有两个比常约瑟年龄 稍小的孩子，一男一女，上下透着机灵聪颖。常约瑟从来没有见 过肖老师的先生，后来知道，她先生当时被关进了监狱，只剩女 主人一个人带着俩孩子。文革中肖家被抄，一家人被赶到一个地 下室居住。因为阴寒潮湿，她染上关节炎，不久孤凄死去。常约瑟最后一次见到肖老师，是 1968 年的一个夏日。这个 时候，他已经改名叫常洪宾。在学校附近的一条小道上，他遇见 苍老了许多的老师，看见她脸上挂着忧悴，失去了昔日的愉悦祥 和。那年常洪宾刚刚十六岁，却已经饱尝了与父母一起被批斗的 苦痛。他告诉老师，黑五类子女无法留在青岛找工作，唯一出路 是去潍县插队。听着学生的诉说，肖老师紧握着常洪宾的手，半 晌说不出话来，眼睛流下泪水。常洪宾不曾料到，这是一次诀别的握手，一次诀别的会面。 自此，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肖老师，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美丽使 者，一个温暖的依托。这份难以言表的愧疚与怅然，伴随了恢复 叫常约瑟的常洪宾很多年。对肖㦤言，目前我们已无法更多了解她的家世经历，她的成

年后的遭遇，在 1950 和 1960 年代的大学路，比比皆是。一个默 默无闻的小学老师的悲怆离去，折射出了一个畸形时代的荒谬。 这是一个异常残酷的故事，不幸的是，这样的故事，在青岛山下 的不同人家里面，野草一般布满记忆。我们哪怕是稍许还原出一 个知识女性在阴暗的地下室里苟且偷生的场景，便禁不住泪流满 面。回头看，所谓苍天在上抑或是楚天在望，不过都是人们的一 种期待。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后代，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狂风暴 雨之中，其实看不见上帝菩萨各路神仙降临到灾难的漩涡，无天， 无地，也无望。绝望时刻，一个人的光亮，始终闪烁在精神底层， 上升、沉沦、燃烧、淹没。但我相信，这些冥冥之中的光亮，曾 经在某些瞬间风驰电掣般地穿越过一个一个的生命体，唤醒残存 的气力，去一次次抵御不可抵御的侵害。这是一个人的生存尊严， 也是生命的光荣。

骆驼祥子的想象

龙江路第三号官地建筑完成后的第二年，老舍抵达青岛，并 开始和大学路发生广泛的联系。其实，人们对以布衣者姿态出现在青岛的老舍的研究热情，始终要大于他的前同事闻一多。猜测 原由，应是对于闻先生后来的殉道，研究者多顶礼膜拜，感慨其 道义人格的常人所不能企及的灿烂和绚丽。但对于老舍，人们感 受的则多是其作为普通人的平易、爽直和幽默。较之同样受尊重 的闻一多和洪深，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些平常的日子里与他 人一同成为青岛过客的老舍，其释放着自然气息的人格魅力，是 通过发生在这个城市的具体甚至琐碎的日常行为来显现的。从1934年9月移家青岛，就任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 到 1937 年 8 月迁居济南，改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结束，老舍 在青岛住了三年。单就时间长度，比不曾在这里谋面的国立青大 的同事闻一多和沈从文长，也比国立山大的同事洪深要长。实质 上，在 1935 年和 1936 年时，老舍都曾面临过一次去留的选择。 第一次是王统照欧游归国定居上海后，受暨南大学文学院长郑振 铎之托，诚聘老舍去暨大任教，大约是老舍因为舍不得离开这片 相对宁静的土地，也或许是因为不愿搅进上海那复杂得令人头痛 的人际关系的旋涡，谢绝了。第二次是 1936 年，发生在一次在 老舍看来不能回避的事变之后。这次，当老舍决定辞去山大的教 职时，他郑重地与家人开了一个会，商讨定居何处的问题，会后， 老舍还专门回了一趟故都北平。然而，反复权衡比较的结果，老 舍还是否定了去北平、上海、苏州和成都居住的动议，他在《归 自北平》中坦白说，“还是青岛好呀，居然会留住了我！”客观考察，就 20 世纪 30 年代寓居青岛的作家与其栖息的城 市的关系而言，老舍应算一个比较自主的留居者，一个友善且固 执的过客。此前，杨振声一声召唤，沈从文便“立即打点行装”，

到北平去了。而在更早时的1932年，闻一多也已匆忙辞别青岛， 去了清华大学。我们相信，生于北京，此前已在天津、伦敦、新 加坡、济南分别住过几年的老舍，在结婚之后对青岛发生的依恋， 不仅仅体现在居留时间的长短上，也表现在其每每跃然纸上的日 常情感上。曾有评论说，若非抗战军兴，若非青岛沦陷在即，或 许，老舍会一直生活和写作在这座以绿树红瓦著称的半岛也未可 知。当然，这只是一个留恋青岛的评论者的猜测，不过，要是老 舍当年果真固执地住下不走了，怕也就不是今天我们所熟识的老 舍了。自然，这也只是我们的推想。1936年时，老舍面对的尴尬与沈从文离开前的境遇相近似： 因为信任，沈从文选择了离去，离校，也离开了青岛；因为道义， 老舍同样选择了离去，但离了校，却没有离开青岛。对这一变故， 萧涤非曾有叙述说，1936 年山大换校长，赵太侔下台，由齐鲁 大学校长林某接替，中文系解聘的解聘，几乎全走光了。林某为 了要老舍给他撑门面，利用是齐大老同事的关系曾三顾茅庐，都 遭到老舍的拒绝。明摆着每月三百元的教授薪金不要，宁可单靠 写稿过活，也要和朋友们共进退，真是好样的！对此，萧给出的 评价是：铁骨铮铮这四个字，也可以说是老舍的为人之道。“在北平住了一星期，赶紧回来了”的老舍，觉得“还是青 岛好，安静”。于是，他“辞职后，一直住在青岛，压根儿就没 动窝。”他说，青岛自秋至春都非常的安静，绝不像只在夏天来 过的人所说的那么热闹。老舍认为，“安静，所以适于写作”， 这就是他“舍不得离开此地的原因。”应该就是在这时，老舍移居到了大学路旁边一条狭长的小巷

老舍在青岛（宇宙风半月刊 1936年10月1日第26期）7-6里。这是老舍在青岛的第三次搬家，此前，他分别在登州路和金 口二路住过。老舍此番租住的黄县路 12 号，属于一种常规样式 的民宅。整个建筑除了实用的内容外，别无装饰。这座房子，大 约是 1920 年代中期日本人的遗留物。检索档案发现，在 1930 年 6 月 4 日，工务局曾有批准佐藤令造在黄县路 12 号和 14 号建 造砖石围墙的查勘记录。黄县路周围的日本建筑，除了有鱼山路 5 号的前日本青岛中学外，还有鱼山路 36 号的日本职员宿舍， 而老舍居室的对面，则是徐垚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的一个大型宿 舍。老舍租住的房子共两层，房东住楼上，老舍一家住楼下。楼 下有四间房，两间做了卧室，一个大的房间做了客厅，最小的一 间房子成了老舍的书房。实际上，老舍居室院外的窄巷算不上正 式的街道，仅是对面中国银行宿舍区围墙外的一条便道，一头连

接着黄县路，一头则通向了大学路，因为不能通车，始终极安静。体会过这份宁静的，包括老舍的同事洪深，根据新发现的资 料证实，洪深在 1935 年晚些时候，已经居住在旁边的黄县路新 11 号。当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南京《新民报》刊登的白晖《洪深 访问记》，就是在洪深黄县路寓所进行的。是次访问结束前，洪 深曾感慨说：“我是一个胃病患者。医生断定我只能有五年活， 到现在已过去一年半了，剩下的还有三年半。在短短的几年当中， 我预备在舞台技术上作出一点贡献。”但就整个黄县路来说，舒适和宁静环境的最终形成，至少经 历过一次公共治理过程。在老舍和洪深入住之前的1932年秋天， 政府曾驱逐过聚居在黄县路的贫民。这一次人口清理行动，同时 包括了国立山东大学东边的栖雫路区域。老舍的黄县路住所，蹇先艾曾去过。蹇先艾晚年回忆说： 1936 年 7 月他在北京松坡图书馆工作时，曾代表该馆到青岛参 加图书馆协会召开的年会，在青岛住了一个星期。“会议期间， 北京图书馆馆员万斯年陪同我拜访了著名作家老舍，并在他的庭 院内为老舍与我合拍一影留念，这是我和老舍第一次会见。”[ 1984 年 9 月 20 日蹇先艾致鲁海信。] 几个月后的秋末冬初，台 静农也和老舍见了第一面。那是在一次晚间的饭局上，地点是一 家类似北平东兴楼的老饭庄。决定继续留居青岛之后，一件大事就是一家人的吃饭了。那 时，尽管老舍“已有将及 20年的教书经验，书也写了十多本”， 但在辞去教职之后，专凭写作仍然无法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其中的窘迫，一如他 1936 年 12 月 1 日在青岛《民众日报》的副刊《苦露》上发表的《归自北平》所苦述的：“教书与写作各有 困难。以此为业，都要受气，仿佛根本不是男儿大丈夫所当作的。 借此升官发财，希望不多；专就吃饭而言，也得常煞煞腰带。” 这位已有着教授和作家两个身份的中年人慨叹：“假如有别的路 可走，总是躲着这两条为妙。就这二者而言，教书有固定的薪金， 还胜于作个写家。”我们可以想见，辞职后的老舍自是生活负担越来越重，无奈 之中，作家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连续地倾吐了这种苦闷。他在极端 困惑的 1937 年里的一篇文章中说：“饭”是吃不上的，自从去 年秋天辞去了教职，就拿写稿子挣碗“粥”吃。1937 年春，他 在致《论语》杂志的信中又说：“8 个月来的写家生活经验给我 证明，卖文吃饭，根本此路不通；此后仍当去另找饭碗，放弃写作； 饿死事大，文章事小也。”在背阴的黄县路 12号写作的另文中， 老舍讲得更为具体，他说：“按说，我既爱安静，而且又能在这 极安静的地方写点东西，岂不是很抖的事吗？唉！（必得先叹一 口气！）都好哇，就是写文章吃不了饭哇！”“连版税带稿费， 一共还不抵教书的收入的一半，而青岛的生活程度又是那么高， 买葱要论一分钱的，坐车起码是一毛钱！怎样活下去呢？”老舍在黄县路 12 号的这种职业写作者的日子，仅仅维持了 一年就被迫结束了。1937 年 8月，作家应齐鲁大学之约赴济南， 再执教鞭，又一次扮演起了业余写作者的角色。但是，研究者倾 向于认为，这一年的职业写作生活，在老舍一生的创作道路上， 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作家的《骆驼祥子》，就是在这一年里创 作完成的。

作为见证者，许多人记忆着《骆驼祥子》的诞生。在老舍家， 进门罗列着枪刀剑戟的武器架和书斋写字台上摊着的《骆驼祥子》 初稿，给吴伯萧留下很深印象。台静农也曾回忆说，有一天老舍 到他宿舍，送来一本新出版的《老牛破车》。当时《骆驼祥子》 刚在《宇宙风》上登完，还没有印出单行本。台静农就说，他喜 欢《骆驼祥子》。老舍便回答，只能写到那里了，底下咱不便写 下去了。接着，就“嘻嘻”笑。老舍在这期间的写作，还有后改名为《文博士》的长篇小说 《选民》、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及一系列的杂文、散文和 论述性文字。老舍非常留恋这一年的职业写作者生活。在此后的许多文章 中，他并不掩饰对青岛的爱恋。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仍然想再 次定居青岛，托当时在青岛定居的王统照物色过住房，也曾答应 过复校后的山东大学的聘约，可惜由于要到美国讲学，均未能实 现。从此，老舍再也没有能够重返青岛。重情感的青岛和青岛人，却记住了这位受尊重的布衣作家在 度过了最困苦的日子之后说的一句老实话：我在青岛住过三年， 很喜爱它。人们可以想象，老舍在黄县路完成的《骆驼祥子》， 照亮的并不仅仅是青岛这一个城市，更是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 学史。在这一束光芒之中，骆驼祥子这个出生在青岛的北平洋车 夫，最终凝结成一座平民记忆的纪念碑。过了原红卍字会伫立着罗马柱的苍穹拱顶图书馆，过了在清 总兵衙门遗址上建筑起的人民会堂，大学路的尾声，便截止在前 市立女子中学大楼。大楼的外边，是青岛湾蔚蓝色的一片汪洋。

老舍手稿（宇宙风半月刊 1936年 10 月 1日第 26 期）7-7自1891年以来，几乎所以影响城市命运的大事件，都和这里有关。 市立女中这栋木结构的房屋和毗邻建筑，后来改为青岛二中，并 逐渐发展成青岛本地最好的中学。二中被青岛湾的潮水和太平路 夹着，校园除了教学建筑，没剩多少空地，大门对面北边平地， 就成了外操场。多年里二中男生在上面踢球，常蹬到路上，遇到 驶过的公交车，多半被压爆。往往嗵一声响过，台地上跑动的人 立刻很痛惜很沮丧，听响的女生则很开心，笑到前仰后合。学生 在校内打排球，球场靠路边，球也常常被打出墙，滚到马路上， 命运相同。二中本部分部之间有条污水次口，其实也就是青岛河 的入海口，同学叫尼罗河，整天臭气熏天，球有时候掉进去，男 孩子要费很大劲下去捞，浑身脏惨兮兮上来。几年下来，许多学 生整天为了球，开心、悬心、懊恼、愤怒。蓦然回首，那些飞来

飞去的皮球，居然占满记忆。嗵嗵响的球在二中围墙外面涂抹岁月的时候，我正在青岛山 下面捧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神。同一个夏天，后来认识的 一位瘦瘦的朋友也在山下翻书，他叫刘辉明，穿一身绿军装，喜 欢厄普代克的《兔子快跑》。那一年，刘辉明二十五岁，从某陆 军师侦察连复原到山东海洋学院印刷厂当印刷工，住在老俾斯麦 兵营马厩的阁楼里，一长列木头书架上装满了书。三十五年后， 刘辉明在距离马厩八百米的胶澳咖啡度过了六十岁生日。抬头看 上去，青岛山依旧，《兔子快跑》依旧，山下分割开兵营和马厩 的阴岛路早改名叫红岛路，印刷厂、马厩和阁楼都没了，厄普代 克也没了。刘辉明生日这一天是 2016 年 6 月 18 日。下午，咖啡馆对面 的美术馆刚刚举办过一个当代艺术展的开幕式。出现在刘辉明生 日派对现场的许多朋友，是参展艺术家。也就是在这个下午，我 突然想起来，佛斯卡姆普在《青岛围困日记》里讲述的那个传令 兵侥幸逃命的故事，就发生在刘辉明居住的马厩入口，那个马厩 入口显然是后来被改建过的，留下了一个生硬的横断面，一块堆 放着自行车的空地，类似记得从这里上楼梯进入阁楼，是一段非 常狭长的过道，两边不通光，黑漆漆一片。脚踏上去，通通响， 鼻子立刻就塞满了尘土的味道。我想象着 1914 年 9 月某日那个传令兵在目睹爆炸后惊魂未 定的表情，想象着他手中紧抓着的半截缰绳，想象着他眼前被炸 成碎片的战马和身后的马厩。那位毫发未损的士兵，就这样成了 一个和我，以及和刘辉明有关的传奇。1983 年或者 1984 年我们在这个门口一次次谈论《兔子快跑》的时候，这个传奇还不曾和 我们两人真正发生关系。现在，那一声巨响就如同梦魇，永远停 留在记忆的深处，撕扯开一丝真实的光亮。我看见，光亮中的我 面无表情。

唯丁是赖

一个像模像样的城市只要过上个百八十年，栖息过各色人等 的老房子便蛔虫一样隐藏在大街小巷，猛不丁抬头，就会看见某 个有趣人物的故地，并牵扯出长长短短的一堆故事。青岛山下绿 树成荫，因为邻近国立大学和城市中产阶级散落居住区，形形色 色的政客、士绅、商人、学人故居便不绝如缕。其中知名的居客， 有丁惟汾、闻一多、沈从文、洪深、吴伯萧、成仿吾、苏雪林、 刘次箫、艾芜、宋春舫和赵仲玉、刘饶民，稍远一点，有杨振声、 赵太侔、梁实秋、杜光埙、张道藩、黄际遇、黄敬思、张煦、老 舍、赵少侯、闻宥、丁山、蒋德寿、汤滕汉、曾省、任之恭、刘 咸、童第周、林绍文、赵涤之、唐凤图、周承佑、张闻骏、汪公 旭、宋君复、吕美荪、朱树屏、华岗、刘知侠、刘禹轩等。1946 年山大复校之后，仅大学路南边山东大学第一公舍这个落脚点， 就居住有童第周，陆侃如、冯沅君、束星北、丁西林、方未艾等人。 这里所谓的“文人故居”，除了丁惟汾、宋春舫、洪深、吕美荪 这样的有钱人家，多半是过客们临时租居、借居，或者是学校、 机关分配的集体宿舍，和所有权扯不上一丁点关系。不过时间一 久，房子的产权人多销声匿迹，而客居者的面目却愈加清晰起来。1914年初来乍到的谭延闿，曾在汇泉湾一带找房子住，记“四 周林木，山容海色，境绝佳，惜屋少，又太旧，然余地颇多，若 盖屋尚不困难也。”然而不过 17 年，这里的房屋就已经参差错 落了。这其中，就包括丁惟汾的诂雅堂旧宅，一个可以凭窗远眺

的所在。当年谭延闿到青岛是避居，后来者丁惟汾几次到青岛， 同样也是避难，直到在 1930 年初勉强盖起一栋房子，以图颐养 天年。青岛山下，丁惟汾的故居并不显山露水。而围绕着齐河路这 栋房子主人的故事，却伴随了国民革命的大半程风雨。故人飘摇， 故居依稀，丁惟汾的青岛背影，早已经烟消云散，唯有三三两两 的知情人，会在斜阳草树之中，记忆起一个先行者的音容笑貌。 不小心，这份模糊的念想就会被身后一辆急转弯的私家车打断， 留下个残阳如血的旧梦。丁惟汾第一次来到青岛的时候，他所追求的共和制度，才刚 刚爆发出希望的火花。作为同盟会的宣誓入盟成员，他最初在青 岛这个德国租借地所获得的，仅仅是短暂的喘息。他也许并不知 道，这样的经历，以后还会出现。后来，在他的政治诉求一次又 一次遭遇挫折的时候，青岛也一次次成为躲避风暴的港湾。直到 最后，他和他破碎的理想一起飘零孤岛。丁惟汾 1874 年旧历九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日照城南官庄，父 亲丁以此是清末秀才，一生以教私塾维持生计。丁惟汾兄弟姐妹 5人，堂兄弟14人，堂姐妹14人。早年，丁在家乡随父亲读私塾， 受父亲影响极深。青年时代丁参加过县学考试，是廪生。1903年，丁惟汾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 进入明治大学。丁惟汾学习的专业，是法律。根据丁惟汾的后人 记述，由于是官费留学时，在日本的丁惟汾经常便省吃俭用，把 节余的钱寄回老家，补贴家用。1905 年 8 月 20 日，孙中山借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

上：青岛山区域图 8-1下：谭延闿 8-2

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丁惟汾和当时到会的 100 多留日学生正式 宣誓入盟。会上推定各省主盟人，徐镜心和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 省主盟人，同时指定丁惟汾负责对国内山东同志的通讯联络。后 来，对丁惟汾，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1907 年丁惟汾回国，担任了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1911 年 11 月 5日，山东谘议局召开预备会议，拟响应武昌起义。 丁惟汾等首先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数则，通过秘密活动， 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了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山东籍京 官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11月 13 日各界联合会召开，会议从上午 8时开到晚上 9时， 压力下孙宝琦被迫宣布山东独立，遂被公推为都督。会议以后， 孙宝琦出尔反尔，旋又取消独立。在地理和人脉上，山东是北洋 的屏障，也是袁世凯的老根据地。他认为山东独立，则河北、北 京岌岌可危，因此派出亲信张广建、吴炳湘入鲁，取代孙宝琦， 山东独立顿时失势。丁惟汾的青岛避难，也就发生在这时。此时 徐镜心已去了上海，找孙中山另谋起义。其后，丁惟汾、陈干、 吕子人等也秘密从青岛去沪，与沪督革命党人陈其美等联络，请 求支援烟台等地的武装起义。随后，丁惟汾回烟台，与先期到达 的徐镜心一起策动了烟台的起义，直至南北议和。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 12日清帝退位。 2月 13 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2天后，袁世凯出任临时 大总统。在这期间，丁惟汾当选为山东省议员，不久又当选为国 会众议员，参加了北京国会。在宋教仁的组织下，丁惟汾、徐镜 心等联合山东国民党议员，抵制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结果，在国会参众两院复选中，国民党以压倒多数获胜。1914 年 1 月袁世凯取消国会，2月又解散各省议会。徐镜心 因竭力反对袁氏阴谋，被袁谋杀于北京。此期间，丁惟汾一度避 居家乡，通过关系策划反袁。当时在青岛秘密活动的吴大洲、薄 子明等最终树起独立旗帜，都和获得了丁惟汾的支持有很大的关 系。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上台，重开国会，丁惟汾赴京参加。此 期间国会时开时停，丁惟汾于是就经常往来于北京、济南、青岛 之间。1921 年 4 月 7 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 举行，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 总统，丁惟汾代表北方议员参加了会议。1922 年 2 月，中日在华盛顿签订《山东悬案解决条约》， 同年 12 月青岛主权从日本归还中国，由北京政府成立胶澳商埠 督办公署。1923 年春天，丁惟汾与王乐平组建平民学会青岛分 会，开始筹办私立胶澳中学。5 月 13 日，丁惟汾致书广州国民 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叙述经过：“在青岛住十余日，偕青岛 可靠同志诸公筹划党务进行事宜。共同商定党务先从教育上着手。 本埠公立高等小学校共有四处，已有二处为吾同志办理，充当校 长之任。又筹设私立中校一所，名胶澳中学。官厅方面已拨定公 产一处为校址，宅房区域宏敞广大，其地在青岛东镇，为前德国 之大营房，以后在该埠进行扩展，得以稍有基础……”1924 年 7 月 20 日，丁惟汾与王乐平、于恩波、于洪起再拟《胶澳中学校 报告书》，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申请资助，并汇报进展 情形，称因督办公署拨给台东镇旧筑骑兵营房为胶防陆军及日本

小学借用，1923 年秋才将校舍东半腾出，即由丁惟汾等筹集开 办费三千余元，借款三千余元，并得到胶澳公署补助六百元。其 后，国民党中执委批准每月补助三百元。胶澳中学 1924 年 3 月 8 日开学，校址由台东镇兵营房转至 湛山大路原德国伊尔底斯兵营。据《胶澳中学校报告书》记录， 初期由国民党山东省委陈名豫任校长，刘次箫任教务主任，孟民 言任训育主任，校务委员有丁惟汾、王乐平、于恩波、蔡自声、 于洪起等。私立胶澳中学虽由国民党拨款资助，但也得到陈干等 地方人士的捐款支持。陈干是德国租借地时期青岛震旦公学的两 位校务负责人之一。当年震旦公学的重要成员于洪起、蔡自声等， 也都在胶澳中学任职。私立胶澳中学与震旦公学相隔十六年，但 为革命储才的目标，却一脉相承。1925 年 3 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同年 5 月奉军统领张作霖 任命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张入鲁后，将行政独立的胶澳商埠 督办公署置于山东管辖之下，并借口冯玉祥逃入胶澳中学藏匿， 对青岛的政党活动严加监视。其后在诸如政府津贴被取消，校址 被强索，教师学生流失的压力下，校方在 1926 年春天决定把学 校交由青岛接办，改为公立。1928 年底南京政府接管青岛之后， 将公立胶澳中学改为青岛市立中学。丁惟汾推荐原在南京国民党 中央党部的追随者张紫雏出任市立中学首任校长。1931 年 10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并任用张紫雏为审查党义教师资格 委员会委员。[ 青岛市档案馆藏《关于张紫雏为审查党义教师资 格委员会委员的任用书》，档号：qdA000200100007001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曾希望丁惟汾出任山东省长，但丁辞谢不就。1927 年下半年丁惟汾曾幕后支持过驱蒋风潮，后来 察觉蒋介石已存有戒心，遂于 1928 年离开南京，先是在上海同 孚路大中里关门谢客，后就再次到青岛躲避。在上海时，陈果夫 和蒋介石曾分别登门慰勉，到青岛后，蒋介石亦多次修书劝慰回 京复职，但丁均回应迟钝。1929 年夏，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改 为中央政治学校，丁惟汾出任教育长。1931 年 6 月当选中央党 部秘书长，12 月再兼任监察院副院长。丁惟汾与青岛的联系，多来去匆匆，唯 1930 年代早期这一 段心静如水。斯时丁惟汾被排斥在国民党政治枢纽之外，唯退避 到一个核心之外的处所，从毛诗、尔雅、方言、俚语的释解中获 得快慰。据丁惟汾后人记述，1930 年丁惟汾曾卖掉日照的部分 祖产，又借了些钱，秋天在青岛山东南坡买了一块规划地，自己 动手设计，盖起一座规模不大的房子。随后，在依青岛山陡坡而 下的齐河路上，丁惟汾享受到了波澜不惊的安宁。丁宅居高临 下，可以遥望汇泉湾，窗户正对着中山公园郁郁葱葱的林木，经 过 30 年的大规模培育生长，这个曾经的德国植物试验场已经绿 树成荫，花香鸟语。从丁宅出来通向公园和海水浴场的路上，茂 密的植被高低起伏，连绵不断。不知道是不是和丁惟汾的筑屋活 动有关，1932 年 11 月，青岛市公安局在福山路、齐河路、京山 路口设置了一个临时派出所，离丁仅宅咫尺之遥。丁惟汾给齐河路的房子，取名诂雅堂，以为退隐研学、颐养 天年的长期准备。期间日常的读书写作生活，其表弟王崇武有如 是描述：“二十二年侍先生居青岛，先生每日黎明即起，洗漱既 毕，即执笔伏案疾书，任何客人至前，均属耳无闻，目无见，直

至午餐为止。日日如此，月月如此。”有叙述指出，这是丁惟汾 一生写作最丰富的时期，他的多数著作都在此完成。乡人王献唐与丁惟汾在这里时有交际，所撰《诂雅堂主治学 记》，全面记述了丁惟汾的学术贡献。丁惟汾与王献唐，结识在 筹建私立胶澳中学过程中，后丁惟汾举荐王出任山东省立图书馆 馆长，后者对二十世纪山东文物考古贡献极大。以狂狷著称的章 太炎与丁惟汾持久交好，曾以“研经怀孔壁，论韵识齐东”相赠。 1936年 6月章太炎逝世，丁惟汾作为国葬典礼筹备委员，与汪东、 叶楚伧、邵元冲、邓家彦、蒋作宾、张继一起，筹划了这位“民 国遗民”的葬礼。丁惟汾的青岛退隐计划并没有顺利实现。1931 年之后国难 当头，丁惟汾多次被征召入京，蒋介石连续手书数通直发青岛， “即日命驾来京”，“有要事面商”。这段期间，丁惟汾频繁往 返于青岛南京之间，每逢余睱，必回齐河路诂雅堂研习。1935 年 1 月 28 日，丁惟汾在国府纪念周发表《如何去应付 国难》演讲称：“大凡一个国家要兴盛起来，在历史上的证明， 往往在外患急迫的时候，反而得到拨乱反正的机会，我们知道国 家兴盛或灭亡，不在外患的严重压迫，而在一国的人心，能不能 团结起来，振奋起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现在的国难，一天一 天的迫紧起来了，我们中央政府要领导全国同志，全国同胞，以 忧勤惕励的精神，不屈不挠，作继续不断的奋斗，来挽回国家的 劫运。”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丁惟汾迁至重庆，出任国防最高会议委 员。大后方消闲日久，他便持续着诂雅堂未竟学术。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自治政府之议，延安方面曾希望 丁惟汾出任主席。据说丁惟汾已决定就职，并有中央大学教授何 以鋆随行任秘书长。但碍于军令不统一，最终流产。战后丁惟汾 以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南京难民救济会理事长身份回青，回到暌别 十年的齐河路 4号老屋居住，这让是次“回家省亲”的行程，增 加了一层悲喜交加的感伤气氛。丁惟汾抵达沧口机场的时候，青 岛市长李先良、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等数十人前往迎接，场面温 馨热烈。1946 年 10 月 22 日，丁惟汾在齐河路家中度过了 73 岁 生日，并与众祝寿者合影留念。此后几年，丁氏在齐河路来来去 去，直到南京政府一命呜呼。1949 年丁惟汾去了台湾，1954 年 5 月 12 日在 81 岁的时候 因脑溢血病故。到离世前，他似乎一直对青岛和齐河路老房子依 依不舍，期间详细考释了青岛地名的来由，撰《青岛正名》谓“今 之所谓青岛，在昔时为田岛，自田岛转而为青岛，世但知有青岛， 不复知有田岛，世远年淹，名实混淆久矣。”因为两岸学术阻隔 已久，丁惟汾晚年的这个考据“声音流变”过程发生的“转田为 青”说，并未获得相应回应。丁惟汾的学术遗产，有《诂雅堂丛 集》六种，即《毛诗解故》《毛诗韵聿》《尔雅释名》《尔雅古 音表》《方言译》《俚语证古》，这让丁惟汾共和先驱与学人相 互交替的一生，最终落脚在正本清源的经学传承人角色上。这也 许是这位革命者始料未及的宿命，却同时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令人魂牵梦绕的凭证。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者与革命的对象， 并非水火不容。丁惟汾在诂雅堂断续进行的学术，让他在有限时 间里摆脱了现实政治的困扰，沉浸在经典的释解故考证之中，流

丁惟汾在青岛故居 8-3连忘返。丁牵挂的青岛故居，一直安然无恙，只是来来去去的房 子客们，已很少会记起这位日照城南的廪生，一个饱经沧桑的共 和老人，一代博大精深者。丁惟汾故去 20 年后，父亲母亲星期天带我和弟弟们去中山 公园、海水浴场，每每都要经过丁惟汾房子旁边的台阶路。再后 30 年，北岛时代的诗人谢颐城搬家到了台阶南面的院子里，埋 头古文字研究。去看过他一次，电脑里塞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 天文地理，经史子集，真草隶篆，无所不包。稍不留神，电脑就 土崩瓦解，几块大容量的硬盘，眼睁睁看着变成活化石。若干年 后上海诗人王小龙曾在微信里感慨，说他们这一代朦胧诗人，谢 颐城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问家。不知道谢颐城知道不知道他和丁惟 汾是邻居，就学术气质而言，他们似乎相去不远。假设丁惟汾的诂雅堂牌匾，不小心放入谢颐城家里，大概也名副其实。孙中山的“唯丁是赖”去之已远。其实，就 1980 年代之后 青岛生机勃勃的新诗革新运动实践而言，“唯谢是赖”也应是个 恰如其分的评价。

敞亮房间里的空罐头

就历史叙述来说，看似环环相扣的逻辑解读和貌似儿戏“放 荡”的现场还原之间，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真实，始终是个问题。 不过，对1930年代伊始国民政府的复兴信念正风华正茂的青岛， 从一堆“空罐头”的夹缝来看见的沈从文，至少比衣冠楚楚的政 府文件，更经得起时间的揉搓。绕着一地垃圾，走起路来叮叮当 当的姿态，让湘西乡下人沈从文的青岛背影，舞蹈一般活灵活现。1931 年的秋初，赵少侯、游国恩、杨筠如、梁启勋、沈从 文、费鉴照、郭贻诚等人陆续到达国立青岛大学。这些新面孔的 出现，让青岛山下寂寞的校园，稍许增加了些生机。其中获聘中 文系讲师的游国恩，是闻一多在武汉大学的老下属，此番来青岛， 也是闻一多邀请的。游国恩北大毕业后任教江西多家中学，1926 年发表《楚辞概论》，引起学界注意。后来闻一多曾公开说，“泽 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而作家沈从文的到来，则是徐志摩

力荐的结果，他的教职和游国恩一样，都是中文系讲师。不过， 游国恩讲的是中国文学史、楚辞、唐宋以降文学和民间故事，而 沈从文则只会磕磕绊绊地讲自己的写作经验。在遍地学问的大学 校园，沈从文的生涩与孤寂，显而易见。沈从文离开上海到青岛的时间是 1931 年 8 月。这个时间对 沈供职的国立青岛大学来说，正是开始声誉日隆的时候。此前一 年多的 4月，最终接受了蔡元培建议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国立 青岛大学成立，并任命杨振声为校长，设文理两个学院，分设中 国文学、外国文学、教育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和生物学系。 而此后一年的9月，杨振声辞职，原国立青大教务长赵太侔继任， 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将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 杨的去职，明面上是因为 1931 年九 •一八东北事变后国立青大 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杨振声陷入“惩之学生爱国锐气受挫， 顺之则校纪国法无系”的困境，暗地里却是学界、政界复杂人事 纷争的一个妥协。杨去职同时，另一个变化也伴随发生：命运短 暂的国立青岛大学消失，顺藤摸瓜的国立山东大学出现。这是自 私立青岛大学在前俾斯麦兵营建立以来，发生在青岛山下的第三 次大学翻新。在 1931 年 8 月这个依然有着潮湿空气的季节，这一切都还 没有发生。经过了最终由杨振声发出的邀请，沈从文在好友徐 志摩的引荐下，来到国立青岛大学。这时候，他的顶头上司是 1930 年 8 月到来的闻一多。在青岛期间，沈从文居住的教员宿舍恰好是青岛山的正南面， 距学校不远。这座三层别墅，后来确定的门牌号码是福山路3号，到今天已不太容易看出原来风貌。房子面海的立面对称，屋檐下 依稀可见红色的仿木构架装饰，通过踏步进入院内之后，一条弧 形的十六级石阶，通向设在二层的入口。这里离后来洪深寓居的 房子很近，后者也需要通过台阶，才能进入院内。这是因为这两 栋房子，都是建在陡峭的山坡上。而不论是沈从文的宿舍还是洪 深的公寓，在楼上的窗口，都可以望见阳光下“随时变幻着颜色 的海面和天光云影”。沈从文居住的房子，是国立青岛大学的教师宿舍楼。居住着 沈和他的若干同事。可惜的是，除了 1933 年的《老实话》杂志 对沈从文住的“楼下二号”，“一间非常敞亮宏大的房间”被书 籍、笔墨纸砚、空罐头挤得结结实实的描述，后人没有寻找到关 于这座宿舍的更多资料，仿佛朦胧的历史只在沈从文居住的这一 短暂时间里，宽容地显现出了一丝穿越迷离的光亮。而这其中最 重要的信息，居然是空罐头、破东西、壳与核之类的堆积。用形 烨在《老实话》里的描述便是，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沈从文常 常和“小猫”和妹妹“在屋里跳舞，打拳，做种种恋爱的把戏， 喜欢和放荡。这时是沈从文最得意的时代。”从一张刊登在《丁玲传》扉页上的照片看，在这个房子的外 面，年轻的沈从文俯身在房门前的矮墙上，表情怡然。这个质朴 的姿态，成为了这栋宿舍楼在 1930 年代最经典的人物写真，俨 然不弃不离。然而，沈从文自己却仅仅是一个擦身而去的过客。 沈从文以前，这里迷雾重重，沈从文之后，这里依然一片茫然。国立大学建立以后，福山路这一片应该有不少建筑的用途和 3 号相仿，比如 1935 年来青岛避暑的苏雪林住过的 2 号。在苏

雪林眼中，“这是一幢很朴素很精雅的石楼，屋前左右有两座圆 式尖顶塔，全部建筑看去好像西洋中世纪时代的古堡。屋子所占 据的地势很高，站在屋的前面，我们可以望见跑马场新建的罗马 式运动场和碧浪际天的大海。屋后是八辟山，清晨日出以前或晚 餐以后，我们可以随意上去眺望海面初升的旭日和金光灿烂的云 霞。”1935年的这个夏天，沈从文早已离去，苏雪林的临时邻近， 是疑似客居在福山路 1号的洪深。1931 年的时候，沈从文自谓“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 在这里，沈从文曾感慨“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 远景凝目的机会便多了些”。在其后两年里，坚持“独断并且拒 绝”的沈从文写了几十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构思成文之快，令 人惊异。常常数日之内，便有新作问世。沈从文相信，这期间，“正 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在福山 路住所，他不仅创作了《八骏图》《三三》《泥涂》等小说，也 写出了《记胡也频》《从文自传》等传记散文。后来，沈从文在 回忆这段创作生活时曾说：在青岛时身体特别好，每天只睡三四 个小时，情绪特别旺盛。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青岛写成或在 青岛构思的。期间，巴金应沈从文之邀来青岛，住在福山路的沈从文居室。 巴金说：“沈从文把他那间房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 写信，也可以无拘无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从苏雪林的叙述看， 当时福山路教师宿舍有膳食供应，品种和口味都很不错。苏雪林 说，“我们的膳食便包在这宿舍的小厨房里，两人三十四块钱一 月。早餐有新鲜羊乳，香甜的小面包。午晚两餐，也有很丰腆的

沈从文在福山路宿舍，《记丁玲》 扉页，叶公超1931年6月拍摄8-4供设。拳头大的小鸡和面炸大虾，是青岛特产而又为我所最爱的， 差不多顿顿都有。”不知道巴金的青岛居停，吃的是不是也这么 丰盛，但想必那份“安闲、幽静、和那新秋似的清凉”，应大致 和苏小姐类似。沈从文到青岛没几个月，就遭遇了好友徐志摩的死亡事件。 这一天是 1931 年 11 月 19 日。11 月 21 日下午沈从文在杨振声 家里得知噩耗，当天晚上就匆匆忙忙去了济南徐志摩遇难现场， 并随后向胡适建议分别在上海、南京、济南、青岛、北平、武昌 同时举行徐志摩追悼会。期间他写了两首悼念徐志摩的诗歌，但 直到逝世，他并没有把这两首诗公开发表。接下来的日子，沈从 文恢复了日常写作。1932年 2月 12日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青 岛方面一切还是原样子十分清静，不知有年也不知有上海事情，

学校还是照常上课，地方安静，不会出什么事故。”沈从文所说 的“上海事情”，是指 1月 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的进攻。1932 年夏天，沈从文与杨振声、闻一多、赵太侔等人一起 游崂山。在带着大海潮湿气味和草木香味的微风里，他遇到了一 个如花的女孩，穿着白色孝服从河里舀一瓢水，摆船走了。此情 此景，勾起沈从文十七年前在湘西县城里看到的一个温柔姑娘， 两个女孩叠合在一起，成为小说《边城》中的翠翠。有评论指出， 汩汩流动的山间小溪，纯真可爱的小姑娘，与沈从文记忆中的湘 西不谋而合，激发起灵动和智慧。崂山的一条小溪，把沈从文拉 回到一种原始的文化环境中，构成了《边城》诗的背景。金介甫 认为，沈从文是中国少数几位最早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成功 运用于文学作品的作家。沈从文后来也承认，《边城》里面有些 弗洛伊德的象征。崂山之旅，差不多就是国立青岛大学的新月拍拖尾声了。不 久，辞去国立大学校长职的杨振声去了北平。杨稍后来信邀沈从 文同往，下一个学期结束后，沈从文便打点行装，离开了青岛。来青岛之前在上海时，接受胡适邀请于中国公学预科讲授中 国文学的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着学生张兆和，在青岛，他继 续着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离开青岛后不久的1933年 9月 9日， 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在青岛的日子，仅仅是沈从文人生道路上的一小站。这如同 沈自己所言：“这些东西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 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 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所应有的一切努力。”沈从文说，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关系，然而提到他们这点 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作家苏童相 信，在中国现代散文这条船中，鲁迅一直伟大着，沈从文一直优 秀着，而“在后来的散文漫长的航程中，鲁迅是船长，但舵手是 沈从文”。也许，在 1931 年 8 月至 1933 年夏天的青岛，福山路 3 号这座有着长长石台阶的别墅，算是开始成长为舵手而又“害 怕下海游泳”的沈从文的锚链仓了。沈从文 1988 年 5 月 10 日下午因心脏病复发去世。沈从文故 去许多年后的新一个忌日，专门去福山路看故地，不料却被霾困 着，看不清沈从文，也看不清自己。这一天早晨到晚上，遮天蔽 日。遮掩了清晰，遮蔽了真实。引申起来想，其实我们这一代人 打小在精神上就是霾的副产品，一个吸纳霾排放霾的生物体，黑 云压城了，才看出丑陋。这好比自己搅拌好了毒药放到大锅煮饭， 热气腾腾端上来，酒足饭饱了去做春梦，醒来发现气息奄奄。萨 特那面荒谬的《墙》，对每个人都是镜子。但瞬间的快乐却依然 有意义，依然能够清洗污渍斑斑的肺片，让一丝暖意，穿过千年 万年，回到起点。那些蠕动，那些喘息声，那些看不见的灿烂， 就是背叛霾的凭证。霾里霾外，看见的那束光，才是未来。对晚年的沈从文来说，经过意外，才有惊弓之鸟。敏感是敏 感，也不过敏感。春暖花开期待到恐夏，怕已本末倒置，所以就 顺应自然。青影藏风烟雨好，酴醾细诉春未了。“不逃避为了求 生所应有的一切努力”，这才是真实人生，是沈从文的，也是后 来者的。

霾散去的时候，打开箱子，翻出沈从文们那些过去的陌生日 子，很遗憾不在现场，很庆幸看见夕阳西下的风景。一块弹丸之 地，由一些人开拓出一片迥然不同的气象，风光旖旎、迷离、绚 丽，令人神往。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或者情愿参与、验证一种颠 覆，而经历者稍后体验的倒退与堕落，愈加刻骨铭心。这种近乎 悲剧性的现实比照，残酷异常。不过，与其碌碌无为着苟且，见 过轰轰烈烈的燃烧与死亡，也当算不枉此生。唯后来者，不能不 向这一切致敬。即便时间已快将真相埋没干净，哪怕还有一丝真 实呼吸，也是一座纪念碑。

阳光下的黑色幽默

沈从文“初来乍到”的青岛故事刚刚过去，洪深“故地重游” 的青岛戏剧，便开场了。这两个擦肩而过的国立大学同事，代表 的却是青岛山下两个不同的“大学”时代。与后来一同供职于国立山东大学的很多同事不同，洪深与青 岛的联系要更早些。1913 年 3 月 20 日国民党精神领袖宋教仁被 刺后，洪深的父亲洪述祖因内务部秘书身份涉嫌其中，匆忙逃亡 青岛，在南九水筑观川台别墅，洪深当时上大学，寒暑假时会在这里度过。后来，这座房子被日本人没收了，开了一家料理店。 1934年洪深重来青岛，接替梁实秋任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 旧居已无，便租住了福山路 1号。这里是山大栖身的前俾斯麦兵 营东边山丘的东坡高处，由此向下，到海滨浴场之间，散落着一 批具有官方背景的独立建筑，在洪深以山大外文系主任的身份暂 居在此的时候，这些已多次转换了主人的建筑，依然保护的极好。 实质上，这个后来被贴上洪深故居标签的建筑，在其存在的百年 中间，与洪深的联系极短，除了之后购入此楼的宋春舫，我们无 法一一考订栖身于此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但是，作为作家的 洪深，却被记住了。之前人们相信，就是在这个有着长长石台阶的三层别墅里， 洪深以自己家庭与青岛这个多次遭受外族统治城市的联系为主 线，创作了电影剧本《劫后桃花》。但据我的考察，洪深在青岛 山下的福山路 1号写作《劫后桃花》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大部分 记录显示洪深 1934 年 8 月来青岛，而《劫后桃花》的发表时间 是 1934 年 1月 1日 [《文学》第 2卷第 1号。]，2月 1日《文学》 第 2卷第 2 号续发。如此看来，洪深在福山路 1号写作《劫后桃 花》的所有描述，大可怀疑。就一部作品与青岛的关联密度考察， 《劫》剧无疑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客居作家的一些创作。有关洪深 30 年代中在青岛的教育作为，史述不多。作为外 文系主任，洪深开设过《浪漫诗人》、《大学戏剧》和《小说选 读》等课程，也发表过《从大学一年级英文说到中学英语教学》 等文章。黄际遇 1934 年 9 月 13 日的《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十一 册记：“晨未起，达吾来不晤。访少侯小谈。少侯旋偕洪深（武进）

来，亦健谈者。下午出席校务会议。晚胡秀松、雷法章宴蔡鹤卿 夫妇青岛俱乐部。少时闻蔡元培尝到澄海，问之而信，于汕头主 薛子珊，于澄海主李雪岩云。”从“亦健谈者”来看，黄际遇与 洪深，应是初识。两天后的 9 月 15 日，《社会月报》第 1 卷第 4 期发表洪深《戏剧的人生——一九一一年冬》。教授们的青岛娱乐，似永远是吃吃喝喝。同年 10 月 5 日， 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记：“唐凤图来不晤。少侯约同柬招太 侔夫妇、洪浅哉、唐凤图、李仲珩、舒舍予、水天统、毅伯、达吾、 仲纯诸友七日晚饮于寓庐。夜浴。卧阅《人间世》，有郁达夫青 岛杂事诗，其一云‘邓家姊妺似神仙，一爱楼居一爱颠；握手凄 然伤老大，垂髫我尚记当年。’达夫以颓废文学名家者。”[《万 年山中日记》第二十二册。]10 月 7 日，黄际遇又记：“日落诸 友踵至，并约丁山申三刻入席。乡厨土味，见赏群公，食谱烹经， 开河洪子（洪浅哉大背食谱）。继以藏钩屈指，提榼探筹，虽坐 乏遗珥坠簪，而无伤飞觞传令。席阑茶熟，围坐高谈，老舍浅哉， 尤谰剧理，其谓左嗓子不能唱正中调，证以发音机关构造之图， 言菊朋之以老生见长，参有青衫行腔运调之处。又谓小生唱法其 妙处在以宽嗓窄嗓间互运用。均属深入浅出之论，尤于说理时随 举剧词，曼声拍唱，高山流水，实移我情，而低调之难于高调更 可见也。客亥正散，读《史记·外戚世家》，夜忽忽若有所失。”[《万 年山中日记》第二十二册。]洪深字伯骏，号潜斋，浅哉为别号。1935 年 4 月 23 日，洪深完成《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长 篇序言《现代戏剧导论》。全文 10 节，总结“关于第一个十年 中国戏剧运动的历史”。《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理论和作品选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公 司赵家壁主编，于 1935 年至 1936 年间出版。全书十卷，蔡元培 作总序，编选人作导言：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胡适编）、第 二集《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第三集《小说一集》（茅盾 编）、第四集《小说二集》（鲁迅编）、第五集《小说三集》（郑 伯奇编）、第六集《散文一集》（周作人编）、第七集《散文二集》 （郁达夫编）、第八集《诗集》（朱自清编）、第九集《戏剧集》（洪 深编）、第十集《史料·索引》（阿英编）。洪深的这篇《现代 戏剧导论》，后来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洪深文集》 第四卷。在青岛的洪深，被记忆的多是关于文学的事件，其中，参 与创办同仁文学副刊是突出一例。到青岛第二年，洪深参与发起 创办假《青岛民报》出版的《避暑录话》，并写发刊词。关于这 十二位同仁，洪深相信“他们的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 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 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洪深认为，《避 暑录话》的同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 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但“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 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得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 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 ‘甘自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 者的威权”。对刊名，洪深解题说：“避暑者，避国民党老爷之炎威也”。 “否则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

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录’了！”在第 三、四期《避暑录话》上，洪深还署名发表了《友人狱中词》和 《友人狱中诗》，刊登了田汉在狱中的诗作。《避暑录话》从 1935 年 7月 14日创刊，至 9月 15日停刊， 每周一期，一共出了 10 期。在短短两个月内，刊登了洪深的诗 文 9篇。相关资料显示，《避暑录话》青岛市内由荒岛书店、平 原书店代销，外埠则委托上海生活书店总经销，每期零售大洋三 分。该刊停刊时，又增印了便于保存的合集，添加了封面及索引。秋天过去，大学教授寒冷日子里的“酒热灯红”，便重又开 始。1935 年 10 月 29 日，黄际遇《不其山馆日记》记：“晚少 侯招饮登州路精舍。太侔夫妇、浅哉、老舍、仲纯、康甫早集， 当炉炰羔，蒪羹皆韵，醇醪盈罍，色香并佳。此会在比来不可多 得矣，面约同席诸子以后七日之夕再会。”11月 14日续记：“晨 重霠风作，气温逐降，遂有冷意。下午会务。旁午晚宴同人厚德 福食羊肉，局终少侯、太侔、浅哉、怡荪、逸樵、承佑、君复、 绍文、咏声、之霖、立基皆来八校舍寓庐，棋茗而谈，夜分方散， 亦半日之春秋也。”12 月 22 日又记：“卯三刻二十度，晴，中 夜后下至十八度。戎车早行，辰初往迓幼山车站。北风砭骨，车 迟到四十分钟，鹄立空庭，虽御重裘，足指仍僵作微痛，久不惯 此生活矣，相陪入逆旅。洎午郭秉龢招饭于小馆，屏人为老友略 尽数语，念平生风骨所在，何止如鲠也。晚幼山夫妇款客厚德福， 为令息正坤定婚许生振儒，藉予为介。二生皆自汴京随余东来， 前后将十年矣。眼看嘉偶之成，倍新天涯之乐。万夫人劝酒再三， 不觉为之倾尽数器。席未散登楼寻太侔之会，招浅哉、少侯、承佑同车回校舍，亨潮茶饮谈至亥初。甫克自持，子夜起视窗外华 表，未及十八度，客青六年为始见也。”12 月 30 日再记：“卯 三刻十五度，在青六年未见之冷，晴，午仍不过二十五度。夜约 消寒之会，太侔未晡过谈。浅哉、少侯、仲纯、舍予、咏声、怡 荪、君复、达吾先后而来（毅伯辞以疾）。移坐东馆，酒热灯红， 环堵杂花，亦逞斌媚。”“乐不可极，酒不可纵，撤馔易茶，甘 苦同之西隅半斗书室之间，今文坛健者洪深、老舍、赵少侯诸子。 方放高谈，室之奥环而呼战者又大有人在，承佑、君复对垒谈兵， 咏声后起招豪而朴。”从黄际遇《不其山馆日记》看，1935 年 秋后青岛山下西装革履者的这个豪迈吃相，也算是客居文人一景 了，黄际遇所谓“青市之居，足音旷邈，莫道广陵散也”，可见 一斑。洪深对自己暂住的房子和青岛山周围环境，所述不多，倒是 与洪氏住处不远的客居者苏雪林，在旅行随笔中有所记述：“由 我们的住所福山路进发，走过王村路，又转过一个弯，便到中山 公园的后门。马路两旁，都是几丈高矮，绿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 大树，并且层层匝匝，一直蔓延到路基的下面，与路下斜坡所生 的树林相连结。”洪深故居旁边的福山路 3号，沈从文曾小住。沈时任国立青 岛大学和后来的国立山东大学的中文系讲师。但 1934 年洪深重 来青岛时的前一年，沈从文已应杨振声邀请，去了北平。这样， 这两位福山路的邻居，其实不曾在这里谋过面。很快，洪深也离 开了福山路，1935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南京《新民报》刊登的白 晖《洪深访问记》显示，此时洪深的寓所是黄县路新 11 号。这

个房子，离老舍在青岛第三次搬家租赁的黄县路 12 号不远。在 这里，洪深好客的习惯依旧，执贴进食者，多习以为常。1936 年，宋春舫买下此前洪深客居的福山路 1 号，将私人 戏剧图书馆“褐木庐”搬了进去。1937 年底宋春舫离青赴沪， 不久病逝。此后，宋氏青岛藏书大多散失，福山路 1号一段围绕 着洪深、宋春舫的戏剧故事，便也烟消云散。后来的旅行者，在 福山路口看到的“洪深故居”牌子，像是《劫后桃花》第二季的 序幕，更多的情节，需要扩大想象力来填充。不过，不论情节如 何演绎，演出现场恐怕都要重起炉灶了，因为这里“游人免进”。 所谓“故居”的“无故”，不过如此。这份阳光下的黑色幽默， 一如洪深充满矛盾的一生。而诸如此类的“矛盾”经历者，却又不仅仅是洪深一人。

日夕幽居者

就经历来说，居住在国立大学咫尺之处的吕美荪，似乎极少 和校内学人的互动。这个曾被章士钊誉为“天下知名”的知识女 性，1930 年落户青岛，在鱼山路择屋居住，取名寒碧山庄。她 的邻居中，有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张道藩，也有图书馆馆长梁实秋，路上徐行的，不乏执教青岛大学的闻一多、黄敬思、黄际遇、 宋春舫、汤腾汉、曾省、闻宥、游国恩、沈从文、傅鹰、任之恭 和来青岛大学讲学的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等学者名流。风光 一时的寒碧山庄，为今鱼山路 7号，老居尚存，只是新近粉饰过， 门窗都已改装，外表去除岁月的沧桑痕迹后简化了许多，也失去 了往年风采。想当年这里曾车水马龙，攘来熙往，令人慨叹时光 变迁。门上雨棚似是旧物，设计流畅得体，隐约让人能够联想起 这个城市的不凡来路。吕美荪是安徽旌德人，1881 年生于北京。父吕凤岐为光绪 乙丑年（1877 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派往山西做 学政三年，回到家乡后，因病而逝。母严士瑜字韵娥，出身安徽 来安官宦世家，能诗。1877 年和吕凤岐一起获赐进士出身的共 131 人，其中有吴郁生，后来吕美荪整理父亲的《静然斋杂著》 出版，请来作序的就是同在青岛寓居的吴郁生。对家世，吕美荪 1938 年 11 月 30 日在鱼山路家中曾向《青 岛平民报》记者夏志娴如是说：“我自幼生长于旧礼教的家庭， 父亲对于女儿的读书，尤其严厉。我自小生性逃学，也不知罚了 多少跪，挨了多少打。我的父亲是前清翰林，放过一任山西学政。 学政本是清苦的官，虽有些微的宦囊，自父亲去世，也就完了。”[ 《青岛女诗人吕美荪女士访问记》，1938 年 12 月 1 日《青岛平 民报》。]吕凤岐育有四女，分别为吕惠如、吕美荪、吕碧城、吕坤秀。 吕惠如、吕美荪、吕碧城都以诗文闻名，章士钊的所谓“淮南三吕， 天下知名”，指的就是这三姐妹。吕惠如（1875\~1925）任南京

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多年，遗有《惠如诗稿词稿文存》、《惠 如长短句》存世。吕碧城（1884\~1943）为天津《大公报》第一 位女编辑，1907 年春曾为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撰写发刊词。 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被聘为总统府秘书， 1918 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四年后学成归 国，1926 年再度出国，漫游欧美 7 年，期间将见闻写成《欧美 漫游录》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吕碧城 诗词造诣深厚，尤擅填词，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雪绘词》、《香 光小录》等传世。1930 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 法名曼智。1943 年 1 月 24 日 61 岁时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吕 坤秀（1888\~1914）先后在吉林、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27 岁 病卒厦门女师。吕氏四姐妹中，吕碧城、吕坤秀都终身未嫁。吕美荪自小聪颖，5岁读完《三字经》、《千字文》，11 岁 时能写《四书》命题文章，12岁时开始写格律诗，14岁时父亲病故， 遂“由丰厚之家一变而为孤寒之女”。[ 吕美荪《瀛州访诗记》。] 吕美荪回忆：“先母严淑人克俭克柔，年二十七嫔于我先君。幼 怜于亲，得其诗学，亦上承其外大母沈湘佩夫人之余绪也。”此 “外大母沈湘佩”，是吕母严士瑜外婆、清代著名女才子沈善宝。 沈善宝一生著述甚丰，计有《鸿雪楼诗集》十二卷、《续集》八卷、 《名媛诗话》十六卷等多种。如此丰富的“上承”资源，对吕美 荪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营养库。但后来吕美荪回忆这一时期时， 却不无自嘲：“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遵奉母命勤苦读书，预备 自立，无奈秉性愚笨，读书不成，学画不成，学医又不成。”[《青岛女诗人吕美荪女士访问记》，1938年12月1日《青岛平民报》。]20 岁之后，吕美荪应邀到天津出任北洋女子公学教习，兼 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期间大量阅读现代书籍。在天津时，吕 一次去《大公报》社途中被电车撞伤，左腕骨粉碎骨折，昏迷7天， 直隶总督袁世凯闻讯后，将巡警总办段之贵训斥了一顿，并派其 子袁克文到医院慰问，可见魅力。后其父同年挚友赵尔巽任东三 省总督，约请吕到奉天任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教务长，中日合办女 子美术学校教员、名誉校长。在奉天期间，赵尔巽经常过问吕美 荪的起居和工作。对这一时间段的经历，吕美荪似乎只原因感激 朝廷：“到了二十岁后，听说有了女学堂，便由上海独自一人乘 轮船统舱到天津，求作女学生。不料交运竟作了河北女子公学教 习，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后来东三省将军赵公尔巽，招我充 任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教务长，兼国文历史教员，更兼中日合办女 子美术学校教员及名誉校长。北洋提学司又调我回天津，充任北 洋女子中学监督。不久又为奉天提学司调回，仍旧任女子师范学 堂原职。这时衣食丰足，脱了恶鬼穷胎，连老母也迎养到天津， 住了四十块钱的大洋房子。我于光绪宣统年间在奉天，经历过一 任将军两任总督的更换，而我的职务照常不动，这全是慈禧皇太 后的恩纶，而且月俸甲于全国的女校长女教员，也是皇太后的慈 恩，使我那时得奉养老母，稍尽返哺，为私如何不感激朝廷！”[ 《青岛女诗人吕美荪女士访问记》，1938 年 12 月 1 日《青岛平 民报》。]传说 20 多岁时，吕美荪曾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光绪对其才 学多有赏识。吕美荪和梁启超的文字之交甚密，为此曾引起康有

为不满，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住上海，吕曾趋前拜访，康拒 不接待。吕美荪《葂丽园随笔》记述：“民国某年，寓居沪西， 余往访之，拒不见，盖知余与梁任公为文字友，恶其徒，而兼及 余。”期间，吕美荪与秋瑾的交恶，以颇具戏剧性。吕美荪自述： “有一位秋瑾女士，留学日本，彼此并未见过面。她常常有信给 我，后来的信，满纸流血革命。我回信说：我们女子第一在开通 风气与办女学，第二在有母亲的博得微薪奉养高堂，其他的事我 就不知道了。她看见这信，回信大骂我是凉血动物，不足交的丫 头，从此绝交了。可是她由日本回到绍兴，被杀的时候，我在奉 天，因恐怕平时通信的连累，连夜入关到天津，藏到日本领事馆。 一次小坐片时，想想不稳，赶紧又避到北戴河一个英国人家。后 来细想，我既于心无愧，何必躲藏，于是大胆出来，也就平安无 事，这也算我生平遭过第一回的大惊了。”[ 《青岛女诗人吕美 荪女士访问记》，1938 年 12 月 1 日《青岛平民报》。]30岁后吕离开奉天，在苏、皖、闽、沪等地女子中学任教，“做 过福建女子师范学校、安徽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教员”。[ 《青岛 女诗人吕美荪女士访问记》，1938年12月1日《青岛平民报》。]“行 历八九省，南北极国境”[ 吕美荪《瀛州访诗记》。]“自民国 十二年，便隐居南京，改了行当，随着泥糊腿的瓦木匠先生们实 地练习造房子。建筑学我虽不知，可是砌个鸡窝，搭个牛棚猪圈， 我是刮刮叫的。无事时我更做了法政学校校外生，法律上的第几 百几十条，我更糊涂不知。不过偶然遇着有人向我讨一毛八分的 零星小债，我一时凑手不及，便说容我翻翻律条，看看时效过了 没有——我的法律知识，如此而已。”[ 《青岛女诗人吕美荪女士访问记》，1938 年 12 月 1 日《青岛平民报》。]栖息青岛，对吕美荪来说似乎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长期计划。 “民国十九年来青岛隐居，作终老计。因我生长北方，而且我的 始祖本是山东人，我算是回祖先的老家。爱此地的山辉海丽，常 常作诗。有人说我的诗，是学汉魏。我便正色答道：何敢何敢， 但是每次苦吟，急得一身臭汗，不过算是汗味诗罢了。我的诗已 出版的，有《葂丽园集》全部，约近千首。在每年春秋佳日，我 便捆载诗集遍游南北，出而卖诗，其实谁人要这无用的东西，实 在是向阁老们打打秋丰，比叫化子沿门讨乞强得多啦。既能游山 玩水扩充眼世，又得三百五百的满载而归。可是现下因时局的关 系，我这笔生意久已做不成了，只好衣食紧缩，苦度日月了。”[《青 岛女诗人吕美荪女士访问记》，1938年12月1日《青岛平民报》。]定居青岛后，寒碧山庄主人的真实生活状况令人困惑，一边 是广泛交结社会人士、学者名流，迎来送往，不厌其烦；一边又 是“日处闲逸”、“日夕幽居”、“庭柯疏影”，读书作诗，看 山观海，游历崂山揽胜，其中的矛盾显而易见。尽管有吕美荪青 岛期间诗歌风格渐“平淡清新”的说法，但读其《岛夜》、《山 家》，仍会觉谢绝尘世的气息跃然纸上：“海怒天风起，星镫一 岛寒。庭柯画疏影，轮月出遥峦。灵景成幽赏，吾庐爱夜阑。谢 无三匝感，应此戢孤翰。”（《岛夜》）“山家春气晚，四月鸟 声绵。一客睡初足，满庭花欲然。”（《山家》）两诗前者写寒 宵望月，后者记晨起观花，不乏日常化的平淡，却也蕴涵更多超 凡脱俗之气。尽管号称齐州女布衣，但山庄有电话，出入有座驾，一般老

百姓大概是看不清楚吕美荪的真实模样的。想想煌煌齐州也是瘦 死的骆驼比马大，进进出出，面子自然不能丢。看上去，吕美荪 的趣味和旁边国立大学的风格不怎么对路，熙来攘往的访问者中， 不大有新诗人，倒是不乏一班旧文化的卫道士，诸如赵尔巽、叶 恭绰、严复、吕海寰、劳乃宣、刘廷琛、吴郁生、黄曾源、张公制、 黄孝纾、于春圃等等，辄有诗词酬答。后人评论吕诗“既有对时 间的流逝与生命的浩叹，又表现了自己幽栖的心境和对各地景物 的妙赏”，[ 陈阳阳《民国安徽女诗人吕美荪及其诗作简论》，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2期。]想象奇诡、 壮观、飞动、神游。1934年春，青岛降大雪，银妆素裹，玉宇琼楼。 吕美荪作《甲戌二月既望青岛喜见春雪爱赋长句就正诗家并乞雅 和》四首，寄往全国同好，回信和答者 45 人。后来，吕将这些 和吟编辑成《阳春白雪词》出版，以为纪念。这样的日子，大致 成了吕美荪青岛生活的常态。1935 年时，鉴于“大半生为衣食二字，忙个不休，有志游 历各国，开开眼界，无奈既无工夫，又无此钱”，吕美荪将想出 国考察的宿愿告知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得到支持。就前期准 备，吕美荪仅以友人“代恳请青岛日本总领事田尻义先生，为我 介绍于东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冈田兼一部长”[ 《青岛女诗人吕 美荪女士访问记》，1938 年 12 月 1 日《青岛平民报》。] 的说 法一笔带过。是年 9 月 25 日，吕羡荪由青岛乘船启航到日本。 在日本的 40 天中，她以民间学者的身份拜访了中国驻日大使、 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艺文社等诗词社团、社会名流，与日 本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流，同时与山本二峰、阪本苹园、冈田鹤田、国分青崖、盐谷节山、板桥爱太、白岩龙平等四十余 诗人唱和，影响颇大。期间逢日本一年一度的菊花会，按习俗， 菊花会以天皇、皇后名义邀请皇族勋贵、政府大臣、外国大使， 每人一份请柬，一张吃茶座号票，一张粘在车上的菊花章通行证， 访问日本的吕美荪也受到邀请，11 月 5 日在新宿御园参加了观 菊招待会。11 月 7 日吕回国后开始撰写《瀛州访诗记》，1936 年6月在青岛华胄大印刷厂出版，记述了这次访日的过程和诗作， 如《访大诗人国分青崖先生于楠庄》、《访前首相若槻礼次郎男 爵于伊东》、《东京艺文社诸诗家雅叙园公燕》、《访日本外务 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先生》等，对日本文化的鼓吹不遗余力。 其中诗作如《艺文社招燕赋谢》其一云：“夙慕斯文越远程，彬 彬真使寸心倾。为赓雅颂群贤集，拜诵珠玑万斛明。于此升平见 祥瑞，已传佳话遍蓬瀛。二峰合并青崖叟，皓首诗坛共主盟。” 极尽渲染与日本诗人的唱和之乐。[ 黄小蓉《也谈民国女诗人吕 美荪》，2008 年 3 月 11 日香港《文汇报》。] 青岛沦陷后，吕 因为将菊花会请柬带回了青岛，成为她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保护伞， 期间张公制因不为占领军驱使，频遭骚扰，幸得吕美荪调停，才 得以安居。在《青岛平民报》1938 年 12 月 1 日、2 日两天刊登的《青 岛女诗人吕美荪女士访问记》中，“将届六旬”自称“病废”的 吕美荪表示，“在此养病期间，无以清遣，打算作一本汉魏诗说 的书，以便与我国及友邦能诗之士，共同努力汉诗复古。可是作 了半年，尚未完成，这也是病的原因。”她坦言：“我一生走了 九省，以致身体早衰，近年来浑身是病，而且血压过高，头脑时

时昏晕，手脚时时酸麻，因此闭门少出，一心念佛静养。我曾写 了一个匾额，是“待死轩”三个大字。又作了一副对子，上联是： 行万里路作九省客辛辛苦苦究竟为着么事；下联是：持牟尼珠念 弥陀经糊糊涂涂便当求了此生。我的字太坏，怕人笑话，不敢挂 在屋里，只好写个小纸条，藏在袖子里，有时候掏出来看看，也 就自命是个达人旷士，清清闲闲，安安逸逸，以待呜呼哀哉尚飨 了。”[ 《青岛女诗人吕美荪女士访问记》，1938年 12月 1日《青 岛平民报》。]吕美荪的大姐吕惠如和小妹吕坤秀，已分别在 1925 年和 1914年逝世，到青岛时，她只有一个已经皈依的妹妹吕碧城在世。 1943 年 1 月 24 日吕碧城在香港宝莲禅院去世，吕美荪曾赴港处 理后事。澄彻居士《吕碧城居士传略》有记：“今正初，美荪忽 泫然来告日：‘吾妹已於一月二十四日晨在港圆寂矣。”吕美荪 的“泫然”，结束了一段姐妹隐情。吕碧城生前，与姐姐吕美荪 的关系并不融洽，不相往来已久。郑逸梅在《南社丛论》中谈及 吕碧城和吕美荪的僵持：“姐妹以细故失和。碧城倦游归来，诸 戚劝之毋乖骨肉，碧城不加可否，固劝之，则日：‘不到黄泉毋 相见也。”’传说吕氏两姐妹的失和，与《大公报》的老板英敛 之有很大关系，大概的故事是英敛之先钟情吕碧城，后移情吕美 荪，结果鸡飞蛋打：吕美荪突然嫁人，吕碧城留学欧美，英敛之 则卖掉大公报馆去了北京，专心兴办辅仁大学。吕碧城在《晓珠 词》浣溪沙词后注中，曾专门表达了对二姐的义绝：“余孑然一身， 亲属皆亡，仅存一情死义绝，不通音讯已将三十载之人。其一切 所为，余概不与闻，余之诸事，亦永不许彼干涉。词集附以此语，

中山公园的风车 8-5似属不伦，然诸者安知余不得已之苦衷乎?”抉绝之意，无以复加。吕美荪晚年因高血压中风病危，获青岛中医名家刘季三诊治 挽回生命，直到 1945年战后病逝。至此，吕氏四女均香消玉损。 中风后，吕书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八字赠人，现存世。“文 质彬彬”几个字，1933 年蔡元培也在青岛写过，是给上海路崇 德中学的题词，吕美荪书“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时候，“君子” 蔡元培应该已经在香港逝世了。吕美荪有一子，曾任青岛上海银行经理，1945 年后去上海。 1935 年到 1949 年，主持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的，有黄恂伯、吕德、 黄元吉等人。1935 年时，青岛上海银行经理为黄恂伯，1942 年 11 月其出任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经理。1945 年 12 月 6 日出任青岛银行临时公会临时主席的，是上海银行吕德。至少到

1947 年 4 月，主持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的，依然是吕德。之后到 任的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经理，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硕士黄元吉。吕美荪的《葂丽园随笔》，署名齐州女布衣，1945 年由青 岛华昌大出版社出版，109 页。除了这本《葂丽园随笔》，吕还 留有1931版的《葂丽园诗》（二卷）、1933年版的《葂丽园诗续》、 1935 年版的《葂丽园四续》，另外还有她据蒋智由（1866-1929） 晚年手定诗稿选辑的《蒋观云先生遗诗》，其它在青岛的遗物似 不多见，几年前青岛收藏家金鹏曾发现过吕美荪在邮电局登记电 话的一张纸卡存根，统一的竖条卡片上面记录有姓名、籍贯、住 址，申请的电话号码和申请人签名，为吕美荪保留在青岛的罕见 遗物。睹物思人，想一代风流尽逝，带走了无数风花雪月和福祸 相依，不禁喟然。在《葂丽园随笔》中，吕美荪曾这样写道：“余 三十许时游如皋，日徜徉于水绘园故址，芙蓉苇蓼映池沼边，灿 若霞锦，而楼台则倾圮荒凉矣。慨名士美人之已往，赋诗以感叹 之。”从灿若霞锦到倾圮荒凉，其实就一瞬间，而如若灿若霞锦 和倾圮荒凉同时呈现，检验的恐怕就是非常人生了。吕美荪的交往图谱繁芜，考究不易。前面提及的浙江诸暨人 蒋智由，字观云，号因明子，出身寒素。其甲午战后力言变法， “志欲救天下，起国家之衰敝”（《何蒙孙先生颂华六十寿序》）。 1902 年冬渡海赴日本，先是参加《新民丛报》的编辑工作，后 于 1907 年和梁启超发起组织政闻社，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同盟 会的革命主张。晚年寓居上海，宣扬“国美之不可变者多”（《诸 暨桌山汤氏六修谱序》），愈趋保守。蒋智由早期诗歌抒发拯时 济世抱负，反对专制束缚与压迫，颂扬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呼吁变革，豪宕恣肆，富有朝气，如《时运》、《醒狮歌》等。 其《有感》云“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卢骚》 云“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花；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诗 风不受格律限制，有“诗界革命”后新派诗的痕迹。20 世纪初， 梁启超曾以蒋智由与黄遵宪、夏曾佑并称为“近世诗界三杰”[ 《饮冰室诗话》。]。在日本的后几年，蒋智由的诗多写忧时伤世、 去国怀乡之情。晚年诗作，则转向守旧。诗集有《居东集》、《蒋 观云先生遗诗》，前者是删存日本诗作，后者是女弟子吕美荪据 诗人晚年手定诗稿选辑而成。蒋氏晚年“自尤其少作，拉杂摧烧 之以尽”[ 陈三立《蒋观云先生诗序》引述吕美荪语。]，因此《遗 诗》内亦无“少作”。他前期的一些有价值诗歌，仍散见于《清 议报》、《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报刊。蒋瑞藻编《新古文 辞类纂稿本》，收有蒋智由晚年文章 10 余篇，其中包括今人据 以考定蒋氏生年的《潘雨辰先生传》。与吕美荪有往来的于春圃出生于 1887 年，名元方，又字纯 朴，山东莱阳前河前村人。民国成立后被选为众议员，为国务咨 议。1923—1924年间任山东教育厅长，兼任山东大学筹委会主任。 1930 年代移居青岛，先后住黄县路 4 号、无棣二路 70 号，与黄 公渚、张公制、吕美荪等人诗词酬唱。青岛沦陷期间，维持地方 傀儡政权的赵琪邀其出山，遭拒。传赵氏几次邀其赴宴，均被以“道 不同不同席”推辞。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曾来 青岛拜访于春圃。后政府出资劝于全家赴台湾，遭回绝。[ 于春 圃 1958 年病逝于青岛。一生精研《易经》，著有《易学三编》3 集、《古韵疑》22卷、《五代史札记》3卷、《文集》12卷、《诗

集》6卷。]就盘根错节的本地文化交往来说，自 1930 年初抵达青岛到 1940 年代中期病逝，吕美荪跨越了新文化生长和城市沦陷带来 的文化沙漠化两个不同的时代，个中体验，自非三言两语所能说 清。在 1938 年后的青岛，吕美荪的寂寞，自然也非一句“病废” 所能感慨。埋葬在“文质彬彬”的布衣者记忆中的那些秘密，恐 怕不仅仅是“日夕幽居”一般潮湿。女诗人带走的，差不多是一 个旧时代的所有“闲逸”与“霞锦”，剩下的斑驳“疏影”，很 快就被涤荡掉了。

平平常常的日子一个气候宜人的去处，始终不乏伴随者。对自由主义者蔡元 培、胡适如是，对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和天主教徒苏雪林，也一样。 抛开“文化中心”论的种种责任不说，自由自在且随随便便的平 静生活，总归不招人讨厌。平平常常的日子，属于三三两两来来 去去的过客，也属于数量庞大的原住民或长居者。笼统说来，匆 匆来去者短暂的居留印象，往往比本地人深刻、强烈。巴金 1932 年夏天的青岛之行，和沈从文有关。1988年的9月30日，巴金在沈从文逝世100多天后曾回忆说： “我和从文见面在一九三二年。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 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择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 家俄国西莱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 从文。”巴金说，这次见面谈了些什么，已毫无印象，只记得“谈 得很融洽”。饭后，巴金陪沈从文去了闸北的新中国书局，见了巴金的一 位朋友，把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的稿子推荐给了书局，“书局马 上付了稿费”。当天晚上沈从文要去南京，在书局门口分手时， 他请巴金到青岛玩，说可以住在学校分配的宿舍里。沈从文的小说集《虎雏》，1932 年 1 月由新中国书局出版， 如此推算，巴金和沈从文见面的时间，应该在更早时候。《虎雏》 收录沈从文小说《中年》《三三》《虎雏》《医生》《黔小景》 五篇，其中《中年》和《三三》，在青岛完成，创作和修改时间为 1931 年 7 月至 10 月。在这前后，巴金在新中国书局连续出版 有小说集《光明》《复仇》《电椅》。9 月初，巴金推迟了去北平的行期，先到青岛。动身前，巴 金写信通知了沈从文。沈把自己那间“敞亮宏大的房间”让给巴 金住，自己去学校另外找了个地方栖身。当年青岛大学分配给沈 从文的宿舍面貌，可以在《记丁玲》一书的扉页上看到，这是《新 月》主编叶公超为沈从文拍摄的一张照片。巴金在沈从文的宿舍住了一星期。巴金说，“我在他那里过 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 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 对妹妹很友爱，报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 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 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在巴金的记忆中，逗留青岛的那几天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 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1932 年的时候， 中山公园的樱花树早已长大，樱花树下散步的体验，被不止一位 客居者提及。巴金写的文章，应该是短篇小说《爱》和中篇小说 《砂丁》的序言。在巴金的大量作品中间，它们后来很少被人注 意到。末尾注明“一九三二年九月，巴金在青岛”的《砂丁》序 文陈述，这是“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是“忙迫”中的产物。 他希望朋友们理解他的忧郁、愤怒和绝望。作者说，“希望永远 立在我们的前面，就在阴云掩蔽了全个天空的时候，我也不会悲 观的”。在沈从文的宿舍写完序言四个月后，巴金的《砂丁》在 开明书店出版。

沈从文的学校，离宿舍这里大约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在巴金 的印象中，沈从文有空就来找他，两人“有话就谈，无话便沉默”。 沈从文告诉巴金，他第一次在大学讲课，课堂里坐满了学生，他 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望着他，他红着脸，一句话也讲不 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清等五分钟”。沈从文还告诉 巴金，在这之前，他每个月要卖一部稿子养家，徐志摩常常给他 帮忙，后来，他写多了，卖稿有困难，徐志摩便介绍他到大学教 书，起初到上海中国公学，后来就到了国立青岛大学。一星期的时间过得很快。离开青岛的时候，沈从文知道巴金 要去北平，就给巴金写了两个人的地址，说到北平可以去找他们。 沈从文介绍的两个人，一位姓程，在城里工作，业余搞点翻译， 一位姓夏，在燕京大学教书。果然，到了北平的巴金只说是沈从 文介绍的，他们就十分亲切地接待了他。一年后巴金再到北平， 还去燕大夏的宿舍里住了十几天，写完了中篇小说《电》。巴金 的《电椅》1933年 2月由新中国书局出版，在代序《灵魂的呼号》 中，开头便是“在青岛的静寂的山居中我想到你”，并提到“十 天前”在胶济路上“几乎因了火车出轨而遭难”。1932 年秋天，杨振声辞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职去了北平， 之后信邀沈从文前往。沈从文于是在 1933 年年中学期结束后打 点行装，离开了青岛。到北平不久，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巴金 发去了电报，贺“幸福无量”。沈从文回信时，邀巴金去新家做 客。1933 年 9 月，巴金提着一个藤包，住进了位于府右街达子 营的沈家。在这里，巴金每天四五千字，很快写完了《爱情三部 曲》中的插曲《雷》，而沈从文则同时也在写着《边城》。

中山公园的樱花树9-1在 1988 年的 9 月 30 日，“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逐渐在 老死”的巴金，觉得“和老友见面的时候不远了”。但他同时也 知道，“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 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 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这个终于在 2005 年的 10 月 17 日晚上“和老友见面”了的 老人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在林林总总的青岛山过客里面，杨筠如和周铭洗的名声比巴 金和沈从文要小很多。这两个湖南人出身不同，在青岛似也没有 什么交际，唯一发生的联系，大概就是青岛山下的国立大学。最早开始注意杨筠如这个名字，不是荀子或魏晋南北朝研究 文献，也不是和国立青岛大学有关的档案，而是闻一多的家书。

1938 年 2 月，闻一多从桂林跋涉到湖南常德，住县立中学，遇 青岛同事杨筠如。2 月 26 日闻自常德县中寄给父亲的信说，常 德县立中学“校长杨筠如君系男在青岛时同事，故到此颇蒙款 待。”[ 《新文学史料》1985-1。]检索杨筠如事略，发现杨氏出自赫赫有名的清华学校国学研 究院，师从王国维，学问当不在学长闻一多之下。和闻一多在国 立青岛大学同事时，杨筠如已出版《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上 海商务印书馆 1930 版 )，之后出版了《荀子研究》（上海商务 印书馆 1933 版）。不过，在信奉唯物主义和革命论的知识分子 瞿秋白看来，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只不过汇集 一些材料，不但没有经济的分析，并且没有一点儿最低限度的社 会的政治的情况底描写。”（《文艺论辑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 的问题》）自然，杂文写作锐利而有才气的瞿秋白，门阀制度的 学问不会在杨筠如之上。1925 年 7月 27日清华研究院录取了首届新生，正取三十名， 备取两名。查全部录取名单有：刘盼遂、吴其昌（子馨）、程憬 （仰之）、徐中舒、余永梁、杨洪烈（宪武）、王庸（以中）、 关文瑛、刘纪泽、周传儒、杨筠如、孔德（肖云）、方壮猷（欣 庵）、蒋传官（柱筠）、王镜第（芙生）、高亨（晋生）、裴学 海（会川）、李绳熙（念祖）、杜钢百、闻惕（惕生）、史椿龄 （静池）、赵邦彦（良翰）、陈拔（晓岭）、王竞（啸苏）、冯 德清（永轩）、李鸿樾（玉林）、姚名达（达人）、黄淬伯（涧 松）、谢星郎（明霄）、余戴海（环宇）、何士骥（乐夫）、汪 吟龙（衣云）。筹建初期，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曾商请胡适担任国学研究院 导师，被胡婉言谢绝，胡并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 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 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转引桑兵著《晚清民国的国 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后来，曹委任吴宓为研究院筹备 主任，派卫士生协助处理筹备事务。1925 年 8 月 1 日研究院正 式宣告成立，由吴宓出任研究院主任，聘请王国维、梁启超、章 太炎、陈寅恪为教授，李济为专任讲师，陆维钊（不久由赵万里 补缺）、梁廷灿、章明煌三人为助教。因王国维 1927 年 6 月 2 日自沉昆明湖及梁启超 1927 年底辞职，清华国学研究院到 1929 年 6 月停办。期间先后招收四届学员共七十多名，后大多成为史 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古文字学、哲学等领域的著名学者。 其中杨筠如 1926 年完成《尚书覈诂》初稿，得到导师王国维的 高度赞赏，誉为“文约义尽”，“不愧作者”。《覈诂》四卷经 修改后，杨筠如从南方寄给王国维，王国维给他写了序。时已是 在 1927 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去世已经没有几天了。[ 李学 勤《王国维的“阙疑”精神》，2005年 6月 2日《中华读书报》。]以“甲等第一名最优成绩”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有叙 说杨筠如曾留学日本，后进入 1927 年 11 月由顾颉刚与傅斯年主 持成立的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先后和余永梁主编《国 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并在周刊上面发表了《春 秋时代男女之风纪》（语历所周刊2卷19期1928．3）、《三老考》（语 历所周刊 2卷 21期 1928．3）、和《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 （语历所周刊 7 卷 81 期 1929．5）等文章。在 1933 年之前，杨

筠如被打乱的履历上有出任厦门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教职 的记录。193l 年 6 月出版的《暨大文学院集刊》2集 1 期上，刊 载有杨筠如的《中国史前文化的推测》。杨筠如和国立青岛大学的短暂联系，应是事实。1932 年上 半年在籍的《国立青岛大学教职员录》（根据 1931 年出版的《国 立青岛大学一览》整理，见人民出版社 2008 版《青岛高等教育 史（现代卷）》）中，杨筠如的名字出现在文学院教员类别，职 务是讲师。但杨筠如是如何进入青岛大学并成为闻一多同事的， 却缺少细节。1927 年杨振声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文科教授，稍晚 杨筠如参与编辑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 史学研究所周刊》，似有联系的可能。同期，傅斯年、鲁迅、孙 伏园、许寿裳、许德珩、顾颉刚、汪敬熙、何思源、俞平伯都是 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闻一多 1930 年 8 月应杨振声校长之聘出任青岛大学文学院 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 年夏离开青岛。期间，他最著名的教 授同事，包括有张道藩、黄际遇，汤腾汉、谭葆慎、谭书麟、梁 实秋、赵太侔、周仲岐、杜光埙等，讲师则有游国恩、沈从文和 助教陈梦家等。闻一多清华出身，杨筠如同样出自清华，尽管杨 筠如 1925 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时候，闻一多已经结束了长达 10 年的清华岁月。瞿秋白发难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的信，是 1932 年 6 月 10 日写给鲁迅的，发表时闻一多已经离开 青岛大学。但从闻一多和鲁迅、瞿秋白素不和睦来看，闻一多和 下属杨筠如在圈子意义上保持某种联系，应有可猜想空间。可令 人困惑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大量的关于国立青岛大学的记忆文献中，却始终很少有涉及杨筠如的文字。1929 年在济南考入 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的王先进，是在晚年回忆中提到学校“所聘 教授”有杨筠如的不多学生之一。这就使得杨筠如的国立青岛大 学经历，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一份粗糙的记录显示，1933年 7月， 杨筠如出任省立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936 年，杨筠如的名字出现在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名单中 间。同期任川大史学系教授的还有：丁山、何鲁之、周谦冲、祝 同曾、张云波、范祖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硕士、英国伦敦 大学研究员），特约教授徐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士，德国 海德堡大学博士），讲师郭秀敏（北师大地理系毕业）、谭其蓁 （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学硕士）。丁山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生，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也是闻一多和杨筠如 在国立青岛大学的前同事。之后，杨筠如回到常德。1936 年下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 国文学系的常德县立中学校长张孝仁辞职后，由外省回常的杨筠 如继任校长。1938 年 2 月 24 日，闻一多在常德与这位“青岛时 同事”相遇到，并“颇蒙款待”。这个场面，应使在战争中颠沛 流离的闻一多感慨良多。在常德时，杨筠如似乎还有些投资活动。1938 年曾和当地 乡绅杨德昌、李成溪、杨清斋、胡小六等五十个股东，每股集资 五百元，报请省政府备案成立富裕采金公司。由退役军官郭希陶 任总经理，乡长杨德昌任董事长。富裕公司靠碓舂水碾采金，旺 年产量一千多两。大约在 1940 年，杨筠如离开常德县立中学， 去湖南大学任教。

作为当年清华研究院中被王国维认为是最有才华和前途的杨 筠如，后来似乎有些沦落。1937 年回到长沙任湖南大学中文系 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的杨树达，曾和友人写信谈及杨筠如整日沉迷 于麻将和大烟，学术完全废掉了，叹惋社会环境之不良对从学之 士的影响。1925 年，杨筠如入清华研究院时，杨树达已是清华 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后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 两人又是湖南同乡，就此看杨论应可信。作为荀子研究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的杨筠如，著有《九品中 正与六朝门阀》(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 版 )、《荀子研究》（上 海商务印书馆1933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尚书覈诂》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9 版）、《朱子 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1 版）。有意味的是，在 Google 检 索《尚书覈诂》，获得结果 189 个，而检索杨筠如，尽管结果多 达88800个，但除了重复和无效的部分，有价值的信息寥寥无几。

校长月薪 160 元

比较出身清华研究院的湘男杨筠如，湘女周铭洗的经历似乎 更为开阔。周铭洗的一生，一半大陆，一半海外，其中 1930 到 1940 年 代的二十年，和青岛息息相关。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周铭洗辗转青 岛，先后执教国立青岛大学和圣功女子中学，成为投身青岛早期 现代教育的女性代表。之后她再赴海外执教，晚年专事著说中国 传统文化经典。周铭洗 1904 生于湖南湘潭。父周大烈（1862\~1934）为清末 民初诗人，曾受聘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 三立友善，并施教三立之子陈师曾（衡恪）。与陈叔通、姚华等 为留日同学。1911 年辛亥革命成事后以湖南名额当选众议院议 员。后因曹琨贿选退居香山，以诗书自遣。1924年集《染仓室印存》 一帙八册，1930 年印行《夕红廔诗集》八卷，1934 年印行《夕 红廔诗续集》三卷。周铭洗曾姑祖母周诒瑞，为左宗棠妻，“诗 词歌赋，不亚宗棠。”周大烈育有七女，周铭洗最幼。1916 年周铭洗和六姐周俟 松就读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两姐妹同入北师大数学系， 周俟松 1926 年毕业后相继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和北京女高师附 中任教，1929 年 5 月 1 日和作家许地山在北京来今雨轩成婚。 周铭洗 1928 年毕业后赴美留学，两年后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周 铭洗回国之后的去向，有笼统叙述为受聘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外 国文学系讲师。1930 年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文学院长闻一 多，外国文学系主任梁实秋。1931年考入国立青大的柳即吾回忆， 学校“外文系有水天同、李茂祥、戴丽琳（美国人）、陈逵、周 铭西、郑成坤、赵少侯、葛其婉（德国人）、孙方锡、邓初（兼

校医室主任）。”据《国立山东大学教职员调查表》载，周铭洗， 湖南湘潭；履历，北平师大毕业，美国圣德助撒大学研究，北京 大学讲师；外文系讲师，任职时间，1932年 9月。依据这份记录， 周铭洗受聘时，国立青岛大学已改换门庭，成为了国立山东大学。 柳即吾 1935 年毕业，恰好经历了这个变更过程，并将一些经历 记录在了《三十年代的山东大学》中。实质上，前后在国立青岛 大学和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的，还有孙大雨、袁振英、张金 梁、谭玉峰、谭纫就、凌达扬、王国华、周学普、洪深等。1932 年秋学校发生变动，期间理学院长黄际遇（短暂兼文理学院院长） 也曾参与外文系事务，9月 13日其《万年山中日记》中，记有“午 诣梁实秋接洽外国文学系课程”。黄接洽外文系的背景，为 8月 21 日和 8 月 29 日杨振声两次请辞校长职，教育部挽留无果，遂 9 月 2 日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议决，国立青岛大学更名国立山 东大学，核准杨振声辞职，任命赵太侔为校长。也就是在这个当 口，周铭洗进入学校，受聘外文系讲师。目前有记录可查的国立青大外文系学生有郭良才（郭根）、 贾性甫、赵宗汉、林哲夫、张国琛、连彭、高钟湖、王林等。王 林后人王端阳在《父亲和黄敬》中确认，“父亲是青大招收的第 一批学生”。根据黄际遇日记的记录，1932年8月16日评阅试卷， 黄际遇、李保衡阅数学；王贯三、郭贻诚阅物理；汤腾汉阅化学； 曾省之、秦素美阅生物学；梁实秋阅英文；李云涛、游国恩阅国 文，延沈从文助之；杜毅伯阅中外地理、历史，延郭君助之。黄 际遇 1934 年 6 月 15 日再记，是日下午开毕业考试委员会，审定 及格者 55 人，其中外国文学系 11 人。同年 10 月 27 日黄际遇并

周铭洗 9-2记“夜太侔宴外国文学系同人于黄县路寓庐。呼陈伻为之治馔。 壶觞枰罫，各适其适，夜分始归。”不过这时候，周铭洗的国立 山东大学故事，才刚刚开始。周铭洗任教国立山东大学初期，应有一年时间和湖南同乡 沈从文重合，彼此成为文学院同事。周和沈年龄相仿，周生于 1904 年，沈生在 1902 年，差了 2 岁。湘潭距离凤凰，不到 400 公里，不近不远。可目前能够搜集到的文献，并不能证明他们在 青岛有过任何意义上的交集。周出身书香门第，沈来自穷乡僻壤； 周是美国留学生，沈几无像样学历，差别不言自明。沈在《忆青 岛》中说：“在青岛那两年中，正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 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自传》、《月下小景》，其他许多短 篇也是这时写的，返京以后着手的如《边城》——也多酝酿于青

岛。”从情绪和精神气质上看，沈的《自传》、《月下小景》和 《边城》，都属于湘西，青岛不过是张写字桌，并且还弥漫着沈 不喜欢的潮湿。周铭洗脱离国立山东大学的时间，应在一年之后。她随即进 入青岛私立圣功女子中学，主持这间教会学校的日常教学。青岛 圣功女中所在的德县路，是德国租借地时期欧洲区与华人区交汇 处，邻近斯泰尔修会圣言会、圣心修道院和一大片预备给天主教 礼拜堂建设的开阔地。早在 20 世纪开端，圣心修道院已建立了 一所女子学校，给租借地政府官员和欧洲移民家庭提供基础教育 服务。修道院旁边的圣功女中由美国天主教圣方济格会开办，记 录显示其在 1931 年 9 月 14 日开学，有学生 20 余名。但目前已 公开的档案证实，在之前的 1927 年 10 月，已有圣功女学校教士 将到监所济施食物、医疗犯徒的记录，公函的责任机构分别为胶 澳商埠局和青岛地方法院。圣功女中的教学器材、图书均从美国 运来，除英语、数学、历史、德语等常规课目外，还开设家政学、 裁缝、刺绣、音乐等科目。圣功女中董事长为曹树声，林黄倩英 为第一任校长。林黄倩英为江苏人，清华学堂特别官费学生，后 留学哈佛，曾任职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林黄倩英之后，周铭洗 接任青岛圣功女中校长。青岛教育局长雷法章 1936 年 8 月刊登 在《教育杂志》第 26 卷第 8 期的《青岛市教育概况》，列举过 去 5 年青岛中学扩充数据，其中私立圣功女子中学 1931 年有初 级 3 班，1932 年设高级 1 班增初级 1 班，1933 年增高中 1 班， 1934年高中完成立案核准。到1935年，圣功女中有高级3班48人， 初级 3 班 131 人，教员 20 人。根据 1933 年《青岛教育》杂志披露的数据，圣功女中每月经费3000元，在 4所私立中学中最多， 仅少于两所市立中学，排第 3名。1933 年 9 月 9 日，青岛私立圣功女子中学校便函市商会， 云公推校长于 9 月 1 日视事。1933 年《青岛教育》第 1 卷第 9 期《青岛市学校概况一览表》则记，同年 7月周铭洗就任青岛圣 功女子中学校长，月薪 160 元。同期青岛 4 所私立中学校长薪 金比较，礼贤刘诠法是义务，文德高梓是 180 元，崇德王文坦是 75 元，圣功周铭洗居中。从统计数据看，当时市立中学校长薪 金在 200-160 元间，铁路中学校长薪金 300 元，市立小学校长薪 金为100-40元间。同期国立青岛大学教授薪金，是400\~300元间， 大学图书馆办事员，30 元。有资料显示，周铭洗作为具有美国圣德助撒大学研究背景的 新知识女性，对女性教育的意义与责任，有清晰认识。圣功女中 1935 年 6 月出版年刊，周铭洗在《弁言》坦言：“今日之家庭 所负国家社会之责任之大且重。女子为家庭之中坚，欲使家庭成 为国家社会之命脉，当先使女子成为身心健全之公民；况女子事 业其范围已不限于家庭，此女子教育之所以刻不容缓也。”圣功 女中校训“崇礼、守道、敬业、尚艺”，中规中矩又不乏开放性， 这似乎也符合周铭洗的心性，遂以“在校师生均能恪守”为荣。 其在圣功女中展开的女性公民意识熏陶与日常教学管理，大致环 绕在这条线索上，这让这所教会学校在上帝的旗子下面，增添了 “唯我圣功”的人间光荣。周铭洗在圣功的作为，缺少详细记录以丰富细节。其到职近 两年的 1935 年 6 月，私立圣功女子中学举办了第一批高中毕业

1934 年圣功女子中学全体师生合影 9-3典礼，场面隆重温馨。在一年前刚刚建成的圣米艾尔双塔教堂西 北，圣功女中高中毕业典礼上年轻女性生机勃勃的新仪态，给许 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此，周铭洗和这些新知识女性之间，构 成了伴随一生的联系。周铭洗在圣功最为后人记忆的往事，是请许地山撰写校歌之 类的“形象工程”。到职后，周铭洗专门托请姐夫许地山，为圣 功女中写了校歌，曰：“东海浩荡兮，泰山高崇，圣功介其中。 后枕山，前面海，景色优越无穷。壮哉，丽哉，我圣功。师生聚 首兮，金冶玉攻，敬业尚艺其乐融融。敦厚以崇丽，守道能饬躬， 学舍飘扬洙泗风，壮哉，丽哉，唯我圣功。技艺充，学艺隆，道 德高，情感丰，师也生也，意趣同，师也生也，神志通，壮哉， 丽哉，唯我圣功。技艺充，学业隆，敦厚以崇丽，守道能饬躬，一切光荣属我圣功！”1984 年 11 月周俟松在南京复信青岛研究 者证实，“圣功校歌是许地山作的，由周铭洗请托。”许地山撰 写的圣功女中校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林语堂翻译的美国国歌《壮 哉我大美利坚》，其中“壮哉，丽哉，唯我圣功”的重复，洋溢 出充沛的自信与骄傲。周铭洗在圣功期间，老舍亦曾受周铭洗邀请去学校作报告。 老舍是通过许地山和周俟松与周铭洗姐妹认识的。对许地山的续 弦，老舍淡淡地留有“这位太太姓周，我曾在北平和青岛见到过” 的记录。数十年后，周俟松曾回忆说“我在 1934 年曾去青岛。 许地山未同行，因那时他在印度，年底才回国。我也曾去老舍家， 老舍与地山是老朋友，老舍曾写悼念地山的文章。”老舍夫人胡 絜青回忆：当时“周大小姐来了，住在周二小姐家中，也曾在我

1935 年圣功女子中学教职员工合影 9-4家住过，我曾陪周大小姐游览海滨公园。”1941 年 8 月 4 日许 地山逝世，同月 17日老舍在《大公报》悼许地山文中曾记：“你 记得给我打电报，教我到济南车站去接周校长吗？多么有趣的电 报啊！知道我不认识她，所以你教她穿了黑色旗袍，而电文是：‘X 日 X 时到站接黑衫女！’当我和妻接到黑衫女的时候，我们都笑 得闭不上口啊。”至少在 1935 年 6 月圣功女中年刊出版时，周铭洗尚没有离 任校长职。但之后关于周铭洗去向的证据匮乏，难以描述其行踪。 根据目前发现的文献考察，自 1930 年代初到 1950 年代初，圣功 女中大致延续着教会学校的办学传统和体制，并形成了注重道德、 音乐、美术、体育、礼仪培养的教育特色。记录显示，1937 年 冬天青岛沦陷后的几年，圣功女中保持旧有办学模式。期间画家陈大羽和作家王度庐，都曾应聘担任圣功女中教员。1941 年 12 月圣功和文德、崇德中学及圣功、崇德、培基小学共 6所英美教 会学校被查封，市公署发布 9条开学条件，云遵守可复课。1944 年 8 月 6 所私立学校终收归市办，圣功女中改市立第二女中，圣 功小学改市立第二女中附属小学。一年后日本战败，圣功女中始 恢复旧制，学校规模发展到历史高峰。前校长周铭洗，战后似乎 继续服务圣功。学生金心回忆：“1945 年，我考入青岛私立圣 功女中。那时日本还没投降，及至开学时，这所由美国天主教于 1931 年开办的学校恢复了由修女管理的局面。教我们初一英语 的就是周铭洗先生。那时她已是修女，我们称她周修女。”1947 年 9 月，青岛市天主堂公教会曾聘请音乐家斐德斯及圣功女中音 乐队义演筹募赈款。圣功女中所在的德县路，和湖北路、湖南路平行。与当时湖 北人接踵而至的情形不同，周铭洗的乡人在青岛始终不多。1930 年以后的几年，客居青岛的湘籍文人，大致仅有张友松（任教市 立中学）、沈从文（任教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杨筠如（任教 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李达（任教国立山东大学数学系）几位。 将湘人名录扩展到工商科技体育界，也不过有刘靖（永裕盐业公 司经理）、刘竞西（青岛市政府电务主任）、易天爵（青岛工商 学会总干事）、张名艺（四方机厂工程师）、李襄臣（青岛永裕 盐业公司）、文进之（海军教导队体育教官）几个。战后，湘籍 人士入青记录仍显寥寂，检索有市政府秘书萧继宗、民政局科员 何庆森、财政局第二科办事员雷厚云、财政局第三科主任吴方平、 财政局视察宁成、地政局统计室代主任宾慧等。1947 年 3 月国

圣功女子中学 9-5立湖南大学校友会青岛分会成立，同年川人罗念生自长沙湖南大 学赴青岛任教山东大学。但直到周铭洗离去，青岛湘人稀少的情 形并无大的改观。1949 年周铭洗离开青岛。后在美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晚 年专事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1984 年著书解析老子哲学，1986 年出版唐诗集，除中英文对照外，每首诗都配有自己的插画，诗 图相得益彰。期间周铭洗受天津女子师范同学邓颖超邀请，到其 北京家中作客。1996 年，周铭洗去世。

剑客与燃灯者

青岛山下的另一位女过客，是作家苏雪林。在苏雪林一百零四岁的漫长生命历程中间，发生在 1935 年 夏天短短一个月的青岛过往，对她几乎微不足道。尽管在整个 1930 年代，她是记录这个曾经的殖民城市最详尽的作家之一， 但她却始终不属于这里。在今天人们已经很陌生了的年代，作为 一个有出色才华的女人，一个教授，一个写作者，苏雪林来了， 去了，波澜不兴，平静如常。留下的，仅仅是一个婉约的背影， 和清晰的文字。其实，发生在苏雪林这个和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一 同涂抹出了新女性文学时代的珞珈剑客身上的所有传奇，都和青 岛无关。在这个城市，她是一个纯粹的过客，她把她的快意，和 夏日青岛的凉爽，组织成了一个独立的旅行过程，慢慢体味，慢 慢消受。渐渐的，苏雪林把青岛淡忘了，青岛也把苏雪林淹没了， 彼此好象从不相识。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么一 个人来过，有这么一个人写过好长的《岛居漫兴》。据说，苏雪林的前辈发脉于四川眉山，为苏辙后裔。后 来，这个家族定居到了安徽黄山太平湖湖岸岭下。苏雪林出生于 1896年，童年和少年在岭下度过。1913年，她进入教会中学读书， 次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1918 年，苏雪林进入北京高 等女子师范，与黄庐隐一起成为旁听生，后升为正式生。1921 年苏雪林进入法国的海外中法学院，后转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

学习美术和文学，1925 年回国。从 1928 年开始，苏雪林陆续任 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安徽省立大学的教授。这期间， 她先后写作了《绿天》和《棘心》，在文坛名噪一时。1931 年， 苏雪林转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此后在武大任教长达十八年，与 凌淑华、袁昌英一起，被称为珞珈三剑客。到青岛的时候，苏雪林已经在武昌住了三年，而她旅行青岛 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逃热。在《岛居漫兴》的开头，她自己 说：“逃到哪里好呢？牯岭我曾去过，再去无味；莫干山邻近京 沪，大人先生太多；只有青岛一水之便，十年前康赴平津之际曾 在那里耽搁过几天，现又有熟人周承佑夫妇在彼，可任招待；所 以我们便选取了青岛做我们逃热的目标之地。”7 月 24 日早晨，苏雪林携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从铜人码 头搭便轮到了浦东，然后换乘大轮，就向着青岛来了。苏雪林搭 乘的这条船叫普安，是德国人建造的，船不大，机件却极其坚固。 苏雪林买的是二等舱，从上海到青岛票价二十元。在青岛，苏雪林和先到的康一起，住到了福山路二号的山东 大学教职员寄宿舍。对这幢很朴素很精雅的石楼，苏雪林描述的 很详细：“屋前左右有两座圆式尖顶塔，全部建筑看去好像西洋 中世纪时代的古堡。屋子所占据的地势很高，站在屋的前面，我 们可以望见跑马场新建的罗马式运动场和碧浪际天的大海。”宿 舍屋后是八关山，清晨日出以前或晚餐以后，苏雪林和康可以随 意上去，“眺望海面初升的旭日和金光灿烂的云霞”。福山路 2 号宿舍有厨房，苏雪林和康两人一月的膳食是 34 块钱。早餐有新鲜羊乳和面包，午晚两餐有“拳头大的小鸡和面炸大虾”，并且这青岛特产“差不多顿顿都有”。作为 1930 年代直接记录青岛的文字最多的作家之一，接下 来的日子，苏雪林自己都写在了 20 篇的《岛居漫兴》和《劳山 二日游》里。她对福山路、汇泉海水浴场、湛山精舍与水族馆、 中山公园、太平山、万国公墓、太平角、栈桥和北九水、王哥庄、 白云洞、明霞洞、上清宫都有描写。本来打算把整个的两个月暑假光阴都消磨在青岛的苏雪林， 却仅仅在这里盘桓未满一月，便不得不告别了。离去时，苏雪林“怀 抱着一腔恋恋不舍之情，挥手和青岛告别”，她说，再会！在后 来的很长很长的时间里，苏雪林始终都没有机会再和青岛相会。苏雪林离开青岛后两年，鲁迅逝世。苏雪林即在《与蔡孑民 先生论鲁迅书》中对鲁迅的著作、性格、为人全面否定，指责鲁 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专门在 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苏雪林的这封信，成了当时 攻击鲁迅言论的尖端。苏雪林 1949 年离开武汉到香港，1950 年前往巴黎从事神话 研究，1952 年赴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56 年前往台南任成功 大学教授，1973 年退休。1999 年 4月 21日，苏雪林在台南辞世。 苏雪林一生，出版有著作 50 部。另外一个终老在台湾的昔日青岛山过客，是鲁迅的朋友台静 农。期间他对同在青岛的老舍“深刻着苦闷的条纹”的记忆，入 木三分。同样都是安徽人的苏雪林和台静农，在对鲁迅的立场上 大相径庭，一个是攻击者，一个是护卫者。苏雪林比台静农大六 岁，却比台静农多活了九年。苏雪林终老在台南，台静农终老在

台北。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燃灯者”之一，台静农 1936 年秋天到 达国立山东大学的时候，原来国立青岛大学的新月派老人都已散 去，这使作为鲁迅朋友的台静农，可以不受影响地来到青岛。台静农生于 1902 年，到达青岛的时候 34 岁。此前，这个安 徽霍丘人在北京积极参与了受到鲁迅支持的未名社的活动，并和 韦素园、李霁野、李何林结为好友。1925 年，台静农初识鲁迅， 此后两人一直关系密切。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 180 次以上。在他们十一年半的往来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有74封， 鲁迅致台静农信件有 69 封。“台君为人极好”，便是鲁迅这个 尖刻冷峻的“世故老人”对台静农的评价。1926 年，台静农搜 集了文坛对鲁迅的评论，结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出版，成为 了第一本论述鲁迅的专题出版物。1920 年代后期，台静农在《莽原》半月刊和《未名》半月 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并在 1928 年集结出版了短篇小 说集《地之子》，被鲁迅评论是“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 移在纸上”。1930 年，台静农出版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建塔 者及其它》，思想则表现的更为激进了。1930 年代后，台静农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进入国立山东 大学之前，他曾先后在北京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和厦 门大学任教。在国立山东大学期间，台静农任中文系讲师，讲授 中国文学史及历代文选。此时，老舍刚刚因为赵太侔下台事件， 辞去了中文系的教职，但一家人却留在青岛，没有离去。台静农 和老舍在此后的交往，被他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使人们在今天可

青岛口栈桥 9-6以清晰地看见七十年前的一道文学风景。台静农说，他和老舍第一次见面，是 1936 年秋末冬初青岛 的一家老饭庄。老舍给台静农的印象有些严肃，有些苦闷，也有 些世故。台静农在八年后回忆说，老舍会“偶然冷然的冲出一句 两句笑话”，引起大家轰然，他自己也会小孩样“嘻嘻”的笑。在台静农的印象里，那时已专门在从事写作的老舍，有一个 温暖的家。“太太温柔的照料着小孩，更照料着他，让他安静的 每天写两千字，放着笔时，总是带着小女儿，在马路上大叶子的 梧桐树下散步，春夏之交的时候，最容易遇到他们。”这时的老 舍，“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远些 看有几分清癯，却不文弱。”台静农和老舍厮熟了，就常常去吃馆子，喝老酒。“有天傍

晚，天气阴霾，北风虽不大，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老舍忽然跑 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台静 农、老舍便同叶石荪、邓仲纯一起走去。在马路上，台静农突然 欣赏起了老舍的皮马褂，发现“确实长得可以，几乎长到皮袍子 一大半”。台静农说他在北平看过新元史的作者八十岁翁穿过这 么长的一件外衣，老舍的这一身要算是第二件了。1937 年 7 月 1 日，台静农离开青岛去北平，接着就是七七 事变。8 月中，台静农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 国立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第二年秋 天台静农入川，在重庆出席鲁迅二周年祭报告会时遇见老舍，发 现“他己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 刻着苦闷的条纹了。”在四川时，台静农曾在白沙女子文理学院等学校任教。1946 年，台静农赴台，任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随后接任台 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在任二十年间，奠定了台大中文系学术传统， 贡献卓著。晚年，台静农出版有《静农书艺集》、《龙坡杂文》 和《静农论文集》。1990年11月9日，台静农因患食道癌，在台北台大医院逝世， 终年 88 岁。在 1985 年出版的《静农书艺集》序言里，台静农曾 这样描述了自己的晚年情形：“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 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

冰锥划出的噪音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多在晚上，一边在电脑上打字，一边慢 慢琢磨着灯光下的阴影，看明暗变化，等太阳出来。听见心脏在 胸口的跳动声音，一下一下，像过去的许多日子，其实平常。太 阳不一定天天出现，但肯定不会丢了，所以希望就有理由，黑暗 中等待，忍受时间的反复无常后颠三倒四，验证一个过程。早晨 就来了。关于青岛山的早年模样，除了零零散散拍摄在 1898 年春天 前后的几张明信片外，最具艺术价值的绘画文献，是卡尔 •吴特 科（CarlWuttke）的亚麻布油画《从胶州湾畔远眺市镇的屋顶》。 这幅一百多年后被重新发现的作品，最终在 2012 漂洋过海回到 青岛，成为这个历史现场的一个地理证据。画家卡尔 •吴特科 1849 年生于特里布尼茨，有过在意大利求学的经历，他的《从 胶州湾畔远眺市镇的屋顶》创作于 1898 年，是目前确定的描绘 青岛的最早油画作品。画面中，青岛山早年的巍峨，跃然纸上。关于吴特科的零星资料显示，青岛曾经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 普鲁士之门。威廉二世 1897 年下令强占胶州湾，并在 1898 年正 式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使这里成为德国租借地。德国殖民者随之在胶州湾建立模范城市，很快发展成为重要的海军基地与商港。 1898 年，亨利 •冯 •普鲁士亲王代表他的哥哥，德皇威廉二世访 问中国，成为首位访华的欧洲亲王。这期间，他委托吴特科创作 了油画作品《胶州湾》。吴特科在柏林和慕尼黑陆续开始大学时期的绘画训练，师 从克瓦格里奥（A.Quaglio）。之后，他先到意大利停留了数年 （1874\~1876），随后的1877年至 1880年在杜塞尔多夫师从尤金 • 杜克（EugenDücker）。完成大学学习之后，他在慕尼黑工作了 一段时间，然后开始游历美国并进行环球旅行，这个过程大致从 1879 年开始，到 1899 年结束。《从胶州湾畔远眺市镇的屋顶》 的创作时间，恰好在这次漫长旅行结束的前一年。目前已发现的 资料显示，吴特科以青岛为题材的绘画作品，除了《胶州湾》之 外，还有受德皇威廉二世委托创作的《潮连岛》。有资料显示， 在完成目前被青岛一位藏家收藏的《胶州湾》正稿之前，吴特科 至少尝试着画过一幅《胶州湾》的小稿，两者除了尺寸规格差别 较大外，在人物和场景的绘制上，也略有差异。1927 年，卡尔 • 吴特科在慕尼黑去世。这个时间距离《胶州湾》的创作，已经过 去了29年。期间，有更多的职业和非职业艺术家陆续进入青岛， 并创作了一系列以这个德国租借地为主题的流行样式绘画。吴特科之后，青岛德国租借地最个性的艺术家，是朗茨·伊 克萨维尔·毛利。这是一个有些神经质的雕塑家，曾经在青岛山 下面的一条小路上，创作过一系列具有纪念性的雕塑作品。他将 放置这些作品的道路，命名为胜利小道。到目前为止，除了万国 公墓的墓碑，毛利的胜利小道是早期青岛最集中的雕塑作品陈列

地。毛利似乎一直保持了断断续续在青岛生活的经历，这包括德 国战败以后。1917 年，这个有着多种疯狂想法的艺术家在公开 场合抨击日本当局青岛施政措施，被驱逐出青岛。1922 年，毛 利再度与青岛日本当局发生冲突，其号召民众拿起武器把日本人 赶出青岛。日本当局认定毛利已危及青岛稳定。是年 12 月北洋 政府收回青岛后，毛利回到青岛，1931 年 6 月 6日在青岛逝世。歌德说过：异端是生活的诗歌，因此有异端思想是无伤于一 个诗人的。毛利的特立独行，成为了一个非典型性的德国艺术符 号，至少在这个远离欧洲大陆的租借地城市，毛利的近乎病态固 执和尖锐，如同一柄冰锥在一片彩色玻璃上划出的刺耳噪音，令 许多人敬而远之。对大众来说，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巨大差异，很 容易鉴定，也很容易区别。和毛利同时代的另外一些德国艺术家，在租借地时期从事的 以青岛为题材的创作，多采用了易于进行公共传播的通俗样式， 风景写生和叙述性记录兼而有之。这些作品，包括有水彩、油画、 摄影、雕塑、铜版画、插图、漫画等多种形式。其中一幅名为《青 岛》的油画，作者是德国艺术家威利·什都瓦，描绘了 1914 年 深秋投降的德国战俘离开青岛去日本俘虏营的情形。威利·什都 瓦是一个插图画家，也是作家和教授。他擅长海洋题材绘画和版 画创作，许多作品描绘历史上重大的海事活动，如在 1912 年沉 没的泰坦尼克号游轮。目前发现的《青岛》，是1926年的印刷品。 威利·什都瓦生于 1864 年 5 月 22 日，1931 年 5 月 31 日离世。威利·什都瓦逝世五个月后，一个叫吴伯萧的年轻人来到青 岛，并客居在毛利命名的胜利小道附近。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的吴，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找到一份职员工作。在名家云集 的国立青岛大学，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角色，薪金也微簿。好在朋 友又介绍他去《民国日报》兼职，给报纸编副刊。可以养活自己 了，吴伯萧也就有了停留下来的理由。他在青岛山下的栖霞路租 到一处房子，这里虽然偏僻，却离学校不远。从目前发现的资料 看，吴伯萧似乎并不知道毛利和胜利小道纪念雕塑的存在，至少 在其自己的文字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德国艺术家青岛行踪 的蛛丝马迹。在那个新思想雨后春笋般破土而生的年代，一个过 去时代的老帝国主义看门人，当不会引起吴伯萧这样向往未来者 的关注热情。实际上，这也符合 1930 年代在青岛的年轻知识人 急于摆脱后殖民地城市这个绿帽子的一般心理。尽管，在不同的 场合，不同的表述充满了矛盾。

莫名的寂寞

不论有没有毛利和他的雕塑，吴伯萧未来的道路，已注定不 再和这个城市的上一代移民相同。他给自己的陋室起了个名，叫 山屋，因为“屋是挂在山坡上的。门窗开处便都是山。不叫它别 墅，因为不是旁宅支院颐养避暑的地方；唤叫什么楼也不妥，因

毛利建造的雕塑 10-1为一顶一底，顶上就正对着天空。”这个“很有点老实相”的房 子在福山路上有一个小门，对面便是学校宿舍，住着沈从文等一 些年龄相仿的老师。吴伯萧这个时期的文字，有些就在文末直接 注明“写于山屋”，清晰勾勒出这里和写作者的联系。对吴伯萧，山屋“离街市太远”的日子说不上适意。在散文 《山屋》里，作者自己坦白曾“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恍 恍惚惚的，屋前屋后有一片啾唧的闹声，像是姑娘们吵嘴，又像 一群活泼泼的孩子在嘈杂乱喝”。不过，当“缥缥缈缈哪里的钟 声，也嗡嗡地传了过来”的时候，吴伯萧会发现“睁开了眼，窗 帘后一缕明亮，给了你一个透底的清醒”。山屋的写作，给了吴 伯萧最初的文学经验，这其中包括有《岛上的季节》、《阴岛的 渔盐》和《海上鸥》等文字。在青岛，吴伯萧和许多作家时有走动，他和闻一多、王统照、 老舍，以及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文学新人的交往记录，让 30 年代青岛文化地图的部分细节，清晰显现出来。比如 1932 年 夏天吴伯箫就收到过闻一多在信中的抱怨，说青岛“属于人事的 种种趣味”缺憾太多。这份感受，恰与吴伯萧在山屋“常常感到 一种莫名的寂寞”类似。也许是寂寞，也许是被寂寞掩盖的欲望冲撞，伴随着国立青 岛大学从开创到改换门庭，绯闻便绵延不断。1931 年 6 月 6 日 毛利在青岛逝世 8天后，徐志摩在北平写信给陆小曼，哩哩啦啦 说了些“打情骂俏”的私房话：“星（期）四下午又见杨今甫， 听了不少关于俞珊的话。好一位小姐，差些一个大学都被她闹散 了。梁实秋也有不少丑态，想起来还算咱们露脸，至少不曾闹什 么话柄。夫人！你的大度是最可佩服的。”实质上，国立青大浸 润在俞珊绯闻中的有头有脸人物，并不止一个外文系主任兼图书 馆馆长，文学院长闻一多和他的下属沈从文，都一度晕头转向。 后来的资料证明，即便是和徐志摩拿俞珊说事的杨校长，期间遮 遮掩掩的情感故事，也不绝于耳。只是杨振声瞄准的目标，不是 俞珊罢了。就师徒关系来说，吴伯萧和王统照、老舍在山屋之外的瓜葛， 也许更深厚。对吴伯萧，王统照说：“我少不了与他有晤面的机 会”，在“那个小小的庭园中饮‘苦露’、斟清茗；或当风雪冬 宵烧饼铺外的匆匆招呼；在炫彩的碧波上隔日相遇；在老舍的二 簧腔调的猛喊之下，彼此纵笑。”对老舍，吴伯萧的回忆是：“在 青岛，老舍是大学文学教授，而我是文艺学徒。我比他小 6岁，

在他海滨的书斋里却是常客。”书斋改变的，不仅仅是吴伯萧的人生。因为同样都是书斋， 宋春舫青岛山下“褐木庐”的声名，却显赫多了。1930 年 8 月 初胡适赴青岛，居宋春舫家中，浏览所藏大量戏剧书籍，含多种 版本莎士比亚剧作，遂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再议翻译西方名著问 题。8 月 13 日《胡适日记》记：“我请他们先拟一个欧洲名著 一百种的目，略用‘哈佛丛书’为标准。”8 月 15 日胡适与任 叔永等商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编译委员会人选，最终确定丁文 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等十三人， 以促进有规模地组织翻译西方科学、哲学与文学等著作。胡适并 草拟编译计划，称“此项学术文艺作品，拟先选择必不可不尽先 翻译的书若干种，为第一集。”胡适同时提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此后数次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书信返还，详细讨论翻译计划。比 如就在俞珊绯闻高发期的 1931 年 6 月，胡适和梁实秋看似依旧 还专心致志地互通书信，讨论着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问题。这份工 作生活两不误的从容，堪称是青岛这家国立大学半公开的“花边 新闻”了。不过，尽管青岛山下醉卧红尘的“花边”传言不断， 倒是没听说有啥假公济私的舞弊事件发生在这些个新派知识分子 身上，这就让纷纷扬扬的文人故事，大多停止在了公事的门外。

第一书房褐木庐

莎士比亚的翻译故事，很容易联想到戏剧人宋春舫。宋春舫早年在欧洲逛游，看戏是一大嗜好，从日内瓦到巴 黎以后，晚上都“泡”在戏院里。回国忍不住想实践一番，1931 年秋末便在青岛完成了三幕剧《一幅喜神》。一个博古通今的强盗， 被宋春舫构造的活灵活现，令凌云在《北洋画报》就此预言了在 贵贱、贫富之后，一个智愚对应时代的到来。[《介绍一幅喜神》， 1932 年 3 月 3 日《北洋画报》第 14 卷第 697 期 P3-3。] 对宋春 舫来说，“写剧虽然只费了一星期，然而从择题布局起，直到种 种问题，如布景道白等等解决为止，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年头。” 就这一“恍惚数年险症”的创作历程，宋春舫 1935 年 9 月 27 日 在青岛坦白表示，“《一幅喜神》是在民国廿一年正月出版的， 恰好在九一八 \~一二八之间，从我个人方面，这是值得大书而特 书的一件事。那时我在青岛，费了一星期之久，才把剧本写完。 往常听人说‘Noel Cowarcl的写剧，无论歌剧独幕剧或三五幕剧， 只须四五天便可缴卷。’如此说来，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宋 春舫《五里雾中》，文学出版社 1936 年 3月初版。]《一幅喜神》 面世，第一个出来赞成的，是邵洵美，接下来，剑啸在《中国的 话剧》论文中说，“《一幅喜神》在将来中国戏曲史上，或有相 当的位置……”1936 年 3 月，集纳了包括《一幅喜神》在内的 戏剧集《五里雾中》，由文学出版社出版，算是了却了宋春舫的 一桩心事。

比较起宋春舫的戏剧创作，宋春舫最终在青岛归拢起来的戏 剧主题图书收藏，也许更引人注目。说起来，这些图书的来历， 可谓得之不易。宋春舫自己曾叙述说：“予自始冠西行，听讲名 都，探书邻国，尔时所好，尽在戏曲，图府之秘籍，私家之珍本， 涉猎所及，殆近万卷。民国四年，初游法京，入 Bibliothèque de l’Opéra，寝馈其间，三月忘返。六年返沪，择所爱好， 挟与俱归。十年再渡，道出德奥，时则大战甫平，币值下降，遂 罄囊橐，捆载而东。后困疾疹，并束高阁，近五六载，沪杭平津， 奔走往来，不宁厥处。”这一段写在“民国二十有一年”的自白， 道出了赫赫有名的褐木庐所藏的前前后后：“去岁斥金四千，始 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聚书其中。今春复辞青市参事，扃户写目， 匝月乃竟。盖二十年来，辛苦搜求，所获不过三千余册，财力不 足，闻见有限，无足怪也。犹幸所藏，仅限一类，范围既隘，择 别较易，即此区区，已为难得。”[ 宋春舫《褐木庐藏戏曲书写 目自序》，1934 年 11 月《人间世》第十六期。]在 1930 年代，青岛山下宋春舫褐木庐的口碑，确有些“高 山仰止”的味道。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曾感慨：“我看见过 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 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 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 茂环积坟籍，名目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褐木庐相比。在 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框里，框比人高，但不及栋，我 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 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店的标准，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 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 目。”也许是距离亲近的关系，儿子宋淇在父亲指导下的日常阅 读，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晚年宋淇曾回忆说：“1935 年 我考入大学，读的是西语系，那时我父亲正卜居青岛，每逢假期 我都有机会回家，并和他接近。他认为我的英文不够好，主要是 只读教科书和指定参考书，所以太死板，因之字汇运用不够灵活。 1935 年寒假时，他开始介绍我读英文戏剧名著，除了那些选集 中所必有的名著外，他特别要我读两个人的作品：王尔德和毛姆。 那时候他那间向南的书房，放的是有关戏剧的书籍，另外还有一 间向西的书房则放满其他各种书籍，主要是文学作品，其中美国 的近代图书丛刊和德国出版的英文文学名著尤其多。我还记得在 1936 年暑假时，我已经读完了毛姆的戏剧全集，就跑到西书房 看看有没有毛姆其他的作品。结果在书架上找到了一册《中国屏 风》(On a Chinese Screen)，打开来一看，发现其中一章《一 个戏剧工作者》(A Studen of the Drama)旁边打了个铅笔记号， 立刻发生兴趣，一口气拿这一章读完。”[《昨日今日》台北皇 冠出版社 1981 年 5 月版。]毛姆《一个戏剧工作者》所描述的对象，正是宋淇的父亲宋 春舫。看着琳琅满目的《宋春舫论戏剧》与《褐木庐藏剧目》，笼 统把宋春舫的青岛往事归于艺术人生一类，大概会偏离真相，也 会减弱了宋春舫故事的戏剧性。宋春舫的青岛过往，不乏循规蹈

矩，也不缺离经叛道，同时还洋溢着科学的光芒。如果说蒋丙然、高平子和王应伟的青岛天文台故事接近一段 纯粹的科学逸闻，那么，宋春舫的加入就让这个过往一下子增添 了些许烂漫。在普通人看上去遥不可及的神秘天空和海洋，因为 他的出现，开始变得具备了人间的平凡形象，成为了可亲近的事 物。今天回忆起来，浙江吴兴人宋春舫的到来，使得青岛整个天 文学科学家团队组合，呈现出了具有象征意味的科学与人文的融 和，给城市的科学高地涂抹上了充满想象力的期待。宋春舫出生于 1892 年，和青岛观象台的蒋丙然、高平子、 王应伟三人相比，他的年龄是最小的。1912 年，宋春舫在上海 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瑞士留学。1916 年回国，历任圣 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及国立山东大学 教授。进入青岛观象台后，他的职务是海洋科科长和图书馆主任， 同时是特约研究员。宋春舫原本热衷于欧洲戏剧，五四时期是推动话剧实践的活 跃人物，在戏剧理论和创作方面造诣颇深，论文集《宋春舫论剧》 和剧本《五里雾中》《一幅喜神》等，就是他一系列戏剧努力的 痕迹。他和海洋学所发生的联系，本来并不在一个可预测的规划 轨道上。据说留学法国期间，偶然到摩纳哥参观海洋博物馆和水 族馆的宋春舫，开始对海洋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接触冲动。回国 后，宋春舫逐渐热心于推广现代海洋观念和学术成果，倡导开展 海洋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撰写过一篇《海洋学与海洋研究》 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以图引起人们对海洋研究 的注意。他先后与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

青岛第一公园小西湖 10-2然达成共识，并最终在 1928 年和蒋丙然一起创建了青岛观象台 海洋科，并出任科长，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海洋研究机构， 由此掀开中国现代海洋科学史的第一页。关于宋春舫的到来，有不同版本的叙述，但在大致方向上基 本相同。比如有资料说，1928 年 7 月暑假，宋春舫应蒋丙然邀 请来青岛避暑，住蒋丙然家中。他参观了观象台并游览青岛之后， 认为此地环抱胶州湾，是进行海洋研究的极佳城市。期间，蒋丙 然特地将宋春舫的《海洋学与海洋研究》送给胶澳督办赵琪看。 提到了宋春舫的看法，这就是中国的海岸线很长，但真正具有开 始基础研究条件的城市却不多，因此建议在青岛建立海洋研究所。 据说赵督办当时就表示对宋春舫的意见极为赞赏，但认为一时间 还难以成立一个有规模的研究所，遂决定先在青岛观象台设海洋

科。这样，宋春舫和青岛的联系，就具体化了。辞去北京大学教 职的宋春舫来到青岛，很快就在 1928 年 11 月 15 日成立起青岛 观象台海洋科。宋春舫从国外采购来海洋仪器和参考书籍，吸收和培养朱祖 佑等有志于海洋研究的青年学人，开展青岛港潮汐观测和预报业 务，编印潮汐表。观象台的海洋科借用舰船每月测量胶州湾水温 变化，采集水样、海底沉积物和海洋生物标本，同时建立化验室， 分析海水盐度、密度及海底沉积物。在宋春舫的组织下，这里还 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个海洋科学杂志《海洋半年刊》。1930 年秋，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开会，蔡元培、李石曾、杨 杏佛等鉴于青岛观象台海洋科具有前沿性的研究方向和青岛适宜 的海洋环境，倡议在青岛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会议公推宋春舫、 蒋丙然和青岛市长胡若愚等三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着手永 久性研究机构的建设。经过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组织设计和施工， 1932 年 1 月建成青岛水族馆。在这个基础上，1935 年宋春舫与 从国外学成回青的朱祖佑、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张玺等商 议，计划进一步推动海洋研究。他联络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 教育部、经济部、国立山东大学和青岛市政府等机构，再次提出 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决定先在青岛水族馆东侧建设海滨生物研 究站，配备专人从事研究，同时接纳国内外各大学和学术机构人 员来青岛从事海洋考察。宋春舫的设想后来部分地得到了实现， 这其中包括于1937年夏建成的生物研究站。但七七事变爆发后， 海洋研究所的各项筹备陷于停顿。1938 年青岛观象台和水族馆 沦陷于日本人之手，而这时，宋春舫也一病不起了。宋春舫的青岛，不是雨，也不是云。宋春舫自己却是雨，也 是云。雨和云，质同形不同，都形态不定，无力自我掌控。雨似 乎已落地，却仍不能定，不知未来。云则不知落处。八十年后， 我在宋春舫故居前面这么一想，就泄了气。还是云归云、雨归雨罢。宋春舫褐木庐和宋春舫后来买的福山路 1号房子之间，也就 是大学分配给沈从文的教员宿舍旁边，1980 年代盖起了大斜坡 屋顶的两栋政府宿舍，诗人江涛搬到了其中一个单元里，窗明几 净的小房间，挺安静。因为一直在北京和黄岛上班的缘故，江涛 好像并不怎么有机会在家住。和他间或的见面，也就多不在福山 路的这个房子里。所以，几十年后我对这个地方的更深印象，是 陪范华的父亲去楼上探望一位曾主管工业的老者。当时，范华的 朋友们正和范家一起，筹划预备在文化宫举办的范华遗作展。范 家坚持范华之死是个意外，而这样的意外和其现实暗示，对不到 30 岁的我来说，陌生并且遥远。待我活过了 40 岁，经历的各种 死亡便像家常便饭一般频繁了。这其中就包括了江涛之死。江涛 善酒多年，肝病也多年，由甲肝转乙肝最后肝癌，终于不治。对我来说，明白 2004 年和 2005 年的排列顺序是不可颠倒的 原因，是因为两桩不快乐的死亡事件：先是 12 月 28 日，患有骨 髓性白血癌已 30 年的美国人苏珊·桑塔格去了，后是 1 月 4 日 晚上 11 点的寒冷时刻，江涛走了。桑塔格对于我，是一个陌生 的尺度，而江涛对于我，则是一个的温情的存在。从知识的标准看，我不认识的桑塔格是几乎所有的认识尺度 的颠覆者，而我熟悉的江涛，却仅仅是一个有范围限度的具体知 识和经验的修正者。这 20 几年里，在许多看上去几乎没有关联

的领域，江涛好象玩得都不太纯粹，比如写作，比如从政，比如 经商。在我看来，江涛不是一个彻底的文化批评者，不是一个完 美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没有最终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经营者。但 是，江涛却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善良而纯粹的人，一个可以有很多 朋友并且很多朋友也把他当朋友的人。在那些可以大口喝酒的日 子，江涛纯粹着，在那些已经不可以大口喝酒的日子，江涛依然 纯粹着。我觉得，有很长的时间，在从一个北方城市到另一个北 方城市的乏味的铁路线上，江涛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自觉的文化 传递者，一个把城市和朋友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的人。作为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江涛在公开场所的最后发言是《文 化的尴尬》。时间是 2004 年的 9 月 5 日，地点是上海路青岛工 人文化宫，一个有讲述传统的地方。在这里，一个不彻底的文化 批评者，成为了一个尽职的知识传达者。据说，患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癌的苏珊·桑塔格，将痛苦深深 的反映在了她最著名的作品《疾病的隐喻》里，这使得对疾病的 态度成为了她独立而坚定的批判精神的一部分。江涛没有在自己 的文字里留下痛苦的记录，我看见的江涛，始终是快乐着的。但 是，和“美国公众的良心”桑塔格一样，我在江涛的快乐中，依 然可以看见他作为人的良心。

俯瞰海湾的灵魂

对活人来说，死亡始终是个难以逾越的屏障。活人变成死人， 灵魂出窍就成了过去式，没了返回的路径。一条路走到黑，路便 到了尽头。这一切，死人无所谓，活人却战战兢兢。拍啦一下， 荒草丛生，幽寂弥漫。在我关于青岛山墓地记忆的所有细枝末节里，始终有一种令 人窒息的紧张。我一直不知道，远处一排排遮天蔽日的大树阴影 下面，被杂草丛生中的断垣残壁和鳞次栉比的迎春花包裹着的， 究竟是些什么。我想象着一只黑猫柔软地穿越在一大堆发霉的历 史问号中间，箭一般射出去，窸窸窣窣一阵前世今生的折腾，再 慢慢沓回来，将叼在嘴里的一只死老鼠，吐到一块布满灰尘的大 理石墓碑上。刹那间，黑猫锐利的指甲在光滑的石面上乱麻一般 旋转，划出时间的光亮。万国公墓，在青岛山东面的坡地上。这是进入城市化之后青 岛最早的公墓，1899 年动工建设，1904 年前后修建完成，早期 以埋葬欧洲人为主。在中国人看来，万国公墓所处的位置是一块 风水宝地，背山面海，风景优美。对于死亡，中西观念差异较大， 欧洲人在 20 世纪初的许多做法足令当时的中国人生疑，但将墓 地建造在离总督早期临时私邸和胶州海关税务司阿理文住宅如此 近的地方，至今也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想当初，出入总督临时私 邸和海关税务司阿理文住宅的大清官员与中国士绅们，心情大约不会很好受。总督和税务司的房子外面既然是墓地所在，便不免 荒凉，1914年初春湘人谭延闿和友人就曾“徘徊山中，疑不得路”， 最终找了一辆人力车才离去。十几天后，谭大人再携三个儿子从 市区循山路东去，经过俾斯麦兵房，气喘吁吁地到了会前樱花处， 可惜樱花已经落了。但实际上，死亡者公墓成规模的时间，要较总督临时私邸等 居住建筑晚些。据《胶州发展备忘录》1898 年度至 1899 年度的 记载，市区建筑的扩大使得有必要废弃原有墓地。新墓地位于俾 斯麦山的南坡，环境幽雅，能够俯瞰克拉拉海湾。这里的地势呈 梯形渐次上升，坟墓在每个梯面上被排成两行。梯形地带的中部 有条宽阔的通道，最上端计划建造一个墓地教堂。该备忘录说， 此项计划将在下个会计年度中动工。这份报告中叙述的俾斯麦山，人们知道是青岛山，而克拉拉 海湾，则指汇泉湾。克拉拉是德国租借地政府民政官单维廉的妻 子，也是第一位抵达青岛的欧洲女性，这成为将汇泉湾和青岛山 南面的山丘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理由。1898 年 4 月 5 日克拉拉到 达青岛，和单维廉一起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两人在青岛生育过一 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依照 1899 年度《胶州发展备忘录》的计划，此后关于政府 墓地建设的大致顺序是：1899 年秋天到来前，墓地在渐次上升 的每个梯形梯面上排成两行墓穴，中部建成一条宽阔的凭吊通道， 并接纳了1899年 9月在青岛去世的著名传教士福柏。几个月后， 一株蓬勃生长的迎春花，在埋葬福柏的土坡上，将一片耀眼的黄 色引入新世纪。阳光下面相互簇拥着的嘹亮，慢慢向四周蔓延，

一点一点地驱赶着这个神的侍奉者的寂寥。与此同时，租借地总 督府在 1901 年 6 月开始集中收买会前村附近山地，迁走渔民并 拆除房屋，开辟大规模的植物试验场，引入各地植物品种进行驯 化繁殖。在建设植物试验场的同时，青岛山东 8.25 公顷坡地上 的墓地，陆续增添了新近死亡者的墓碑。亡灵们依次栖息在一个 整齐规划的阶梯陵园中，如同庞贝古城里设置了排水系统的露天 舞台。想象之中，伴随着 20 世纪第一个冬天的降临，几只来历 不明的乌鸦，预言家一般滞留在这里一棵老槐树的枝叉上，时不 时发出几声寂然的鸣叫，报告着停留在不远处的下一个春天的到 来。传说乌鸦能带领人的灵魂穿越阴阳，不知道这几只带领 20 世纪在墓地上空飞翔的乌鸦，是不是将那些关于生存和死亡的消 息，准确传递给了彼此。眺望着新一个春天，有那么一些瞬间， 近在咫尺的死亡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狰狞了。就一个长远的安息规 划而言，墓地内大量种植的树木，营造了宁静与肃穆的氛围，依 起伏山势建成的两条水溪，增加了自然的情趣。随后，1901 年 死去的德国第二任青岛总督叶世克，1902 年死去的第三海军陆 战营营长克里斯特，相继都被埋葬在这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政府备忘录中记载的在此建造墓地教堂的计划，最终却没有实现。在死亡顺序上，传教士福柏排在总督叶世克前面。从牺牲精神和科学发现两个角度看，恩斯特·福柏（Ernst Faber）都可以被认为是青岛早期城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 1839 年出生于科堡的福柏，23 岁在巴门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巴塞 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读书，在哥达地质学研究所彼得曼博士门下 受业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1864 年或者是 1865 年，福柏作为礼贤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4月 26 日到达香港，随后辗转广东。 这时期，福柏除了办学及办诊所外，还在 1873 年写出了介绍西 方教育制度的《西国学校》，两年后又出版了《教化论》。十多 年后，福柏脱离礼贤会，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独立活动。1885年， 福柏加入同善会（AEPM），次年的 5月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 动。作为写作者，福柏最著名的文字是《自西徂东》，这是一本 在今天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文化论著，在当时希望变 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成《自西徂东》 15 年后的 1898 年 4 月 5 日，福柏“作为第一个德国新教福音传 教士”，从上海移居到青岛。最初，福柏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对大部分匆匆 进入德国租借地的新移民来说，作为一个医生的传教士福柏，远

青岛山区域图 11-2比《自西徂东》作者这样一个文化研究者的身份，更容易接近。 但随着他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独立进行的基础性植物调查工作的 展开，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最后，福柏使自己没有争议 地成为了一个开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一个献身精神的代表。对 福柏而言，这个开创性的行进过程，短暂并艰难。作为 AEPM 派遣到青岛的传教士，福柏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 同时展开的。这就是：一方面他需要完成 AEPM 委派的工作；另 一方面他则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调查。在青岛 的不到两年时间里，福柏对这里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 细的调查，完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在当时，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开拓性工作，缺少必要的资料，也没有更多的帮助， 所有的徒步调查和物种的分类整理，都需要逐一独立完成。可以 相象，在居住、饮食、气候和地理状况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福 柏在一个广阔地域进行探索性调查时的艰险。后来的实践证明， 福柏在有限时间里夜以继日的努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人们相信，福柏把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都用于了这项卓 有成效的工作。福柏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文献印证，我们只是在 1899 年 5 月福柏向 AEPM 的一份报告里发现，他当时的居住条件 非常糟糕。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福柏说“我设法布置 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 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 也就是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了他的年轻 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 19 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福柏依然在进行着的植物调查 被突然中断了：1899 年 9 月 20 日，这位植物学专家在青岛去世， 终年 60 岁。这是 1897 年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的将生命终止 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的记录。对于恩斯特·福柏的逝世，人们一致表示了哀悼，并认为应 该在青岛纪念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学者。福柏的遗体，被埋葬在 了青岛山东面的墓地里。从时间上看，安葬福柏的时候，这块政 府墓地刚刚完成规划。1901 年 9 月，教会在大小鲍岛之间建设 的一间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使用了福柏的名字命名。因为人们 相信，这个机构的设立，是死者的夙愿。武定路上这家福柏逝世

福柏（花之安）11-3后两年出现的医院，一直存活了一百年。消亡前，这里是著名的 儿童医院。1905 年，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的侨民在天主教中心与华人 居住区的过度地带，着手创办一所新医院。为纪念受 AEPM 派遣 最早进入青岛的福柏，这所医院最终也被命名为福柏医院，而原 福柏医院则改称花之安医院。花之安，是福柏使用广泛的中文名 字。福柏用这个名字，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1907 年开 业的这所欧洲人医院，拥有良好的医疗设施和经验丰富的德国医 生，很快成为本地最好的医院之一。1950 年代这里演变成人民 医院，担负起附近政府人员的医疗保健工作。1980 年代我曾在 三楼的一个病房预备割扁桃腺，起先高烧不退，结果仅消炎就花 了一星期，拖拖拉拉导致手术功亏一篑，后来各种明火暗火改从脚指头走，扁桃腺炎也就无影无踪了。记得从后来加建的病房大 楼南窗看出去，安徽路第六公园北头蘑菇云一般的大树冠，遮蔽 了半条街。在福柏去世之前，1898年度的《胶州备忘录》收录了他的《青 岛至崂山植物概况》。第二年的政府文件则显示，福柏所没有完 成的工作，后来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 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持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 作。如果说恩斯特·福柏是德国租借地的第一个死亡者，那么很 快，这个数字就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刷新了记录。这其中，就包 括青岛总督叶世克。福柏去世之前的七个月，在叶世克终于到达青岛的时候， 他显然不会预计到他回不去了。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从 1899 年的 2 月 19 日这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按天计 算的倒记时。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寒冷的时刻沿着崎岖的殖民 地道路向前走，上帝留给这个德国总督的时间，已不超过两年。和首任青岛总督罗绅达一样，叶世克的一生也都是在海军度 过的。有一些人，仿佛生下来就是给军队准备的，而他们两人中 间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代表。作为第二任的青岛总督，叶世 克本来也可以在任期结束时重新回到海军，继续他自己的纯粹的 军人生涯，但是，恰恰是在这最具连续性的环节上，他和的前任 以及后继者泾渭分明，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因为他在并不曾 完成任期的时候就病倒了。他死在了青岛，成为 1897 年至 1914 年的十七年间唯一将生命终了在租借地的德国总督。

福柏墓碑 11-4率领该舰从德国到达东亚。1896 年 5 月他被召回柏林，担任了 海军最高统帅部外事局长官。1898 年 10 月 10 日，在罗绅达上 校在胶州遇到了一系列麻烦的时候，他被匆忙任命为胶州租借地 的第二任总督。这时，他 47 岁。而实质上，早在 1896 年春天的时候，叶世克就曾经访问过 胶州湾。他在那个春天在胶州湾的活动情况，没有被记录下来。 17 个月后，蓄谋已久的德国人就占领了那里。1898 年 10 月关于 叶世克的任命并没有马上被执行，发生拖延的原因，我们不知道。 直到 1899 年的 2 月 19 日，叶世克才到达青岛，开始履行他的总 督职责。在叶世克就任不到一个月的 1899 年 3 月 11 日，总督颁布了 一项新的决定，这就是在参议重要的殖民地事务时，平民团体的 三名代表将被吸收参加总督府议会，这三名代表参与议事的时间 是一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由总督在听取总督府议会的意见后 确定下来，第二名由在商业登记中的非中国公司选出，第三名则 在土地登记中的地产主产生。第三名代表不分国藉，但应是至少 缴纳土地税 50 元以上者。这个做法，应该是对前段时间商人们 非议政府施政不公平的回应。接下来，叶世克就遇到了麻烦。先是筑路公司和当地民众之 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演化成了一个血腥的军事事件。随后，应德 国公使由北京发来的应付危机的请求，叶世克先后派出了两支特 遣队前往北京和天津。后来在 1900 年的 6 月 19 日，第三海军营 又派出了一支新的特遣队赴大沽。筑路冲突最终在 1900 年 10 月由叶世克和山东巡抚达成的协1851 年 8 月 4 日，保罗•叶世克（Paul Jaeschke）出生 于布雷斯劳。他是银行职员奥托•叶世克的儿子。叶世克中学 仅读到十年级就不在上学了，1868 年 4 月，17 岁的叶世克以候 补海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从1868年 7月至 1869年 6月， 叶世克随教练舰尼奥比号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活动，1872 年晋 升为海军中尉。在 1872 年至 1881 年之间，叶按命令有规律地变 换着在陆上或在舰上职务，并于 1881 年在西印度晋升为海军上 尉。同年，他改任在鱼雷试验仲裁。1886 至 1888 年，叶在东亚 成为狼号炮艇的指挥官，并在 1888 年晋升为海军少校。1888 至 1892 年，他在基尔成为鱼雷局的负责人，1892 年至 1895 年在柏 林成为海军部中央局长官，并在 1894 年获得晋升海军上校。1895 年 4 月，叶世克被任命为大巡洋舰皇帝号的舰长，并

议获得解决。此后，在 50 公里地带以内的德国工程，开始由青 岛方面和山东当局一起加以保护。而派去北方的部队，也在局势 平稳以后陆续回到了青岛。然而在这过程中，叶世克已身心疲惫。从 1900 年 7 月起，一份每周出版的政府公报开始发行，它 被用来刊登总督府的全部法令和通告。其中较为重要的和所有涉 及华人的内容，除了德文外，还被要求同时用中文刊出。早在 1900 年的 3 月 24 日，叶世克已在香港迎娶了他的第二 个妻子海琳娜•沃尔尼（Helene Wollny）。但是这之后他就进 入了最受困扰的时期，并最终在 1901 年 1 月 27 日死于斑疹伤寒 症。政府方面在叶世克去世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 1900 年那段困难时间里，“他不顾健康，全力以赴的工作，才加速了 生命的结束”。一份政府文件赞扬说，他给自已树立了一个纪念 碑，因为殖民地的繁荣将使他的名字不会被忘记。约翰内斯•克里斯特少校（Major Johannes Christ），是 叶世克总督之后第二个客死青岛的殖民地官员。逝世前，他的职 务是德国第三海军陆战营指挥官。本地城市史研究者王栋根据美 国杰斐逊大学教授迪特•格勒舍尔（Dieter Groeschel）提供 的一份第三海军陆战营历任营长资料，大致描述了这个海军少校 的人生履历：1855 年 1 月 7 日出生于法兰克福的克里斯特，在 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完成胶州湾的武装占领之后，参与了延 续到 12 月的租借地边境勘定和测绘工作。自 1900 年 3 起，他接 替杜尔（Karl Dürr）少校，开始担任驻青岛德军第三海军陆战 营的营长，直到 1902 年 2 月 14 日在青岛死去。他遗留的职务， 随后在 1902 年 3 月由霍夫里希特（Richard Hofrichter）少校

保罗•叶世克 11-5继任。王栋分析，从殖民地重要官员的相继死亡看，对气候差异的 不适应和当时青岛恶劣的卫生条件，与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意外不 无联系。这导致了当局下决心在青岛确立起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医 疗制度。克里斯特少校在青岛山下欧洲人墓地树立的墓碑，临近高处 的叶世克总督墓碑。材质选用黑色大理石，碑体镶嵌有克里斯特 的肖像浮雕。浮雕的下方，雕刻着逝者的身份、军衔，以及逝者 生卒年月日及地点。克里斯特自 1897 年开始与青岛发生的现实 联系，至 1902 年终结，但克里斯特的遗骨，就此却和青岛山紧 密连接在了一起，并在以后几十年中被不同的拜访者探寻着。1897 年 11 月法兰克福人克里斯特第一次踏入胶州湾陆地的

时候，一个叫瑞奴的女孩刚刚在浙江瑞安出生，女孩长大，成了 作家，将名字改为苏雪林。1935 年夏天，作为基督徒的苏雪林 曾几番出入青岛山墓地，详细记录了克里斯特栖息地里面的静谧。 也是在这里，她联想起了法国名人的坟墓：“一代英雄拿破仑在 巴黎有他单独的陵寝，游历花都者谁不曾去凭吊一番？历史著名 人物则归骨于巴黎的万神庙。墓设地底，石穴幽深，每穴睡名人 两三不等。甬道设有紫色的虹霓管，映着青色石壁，浮漾着一种 梦幻似的光，墓穴里也有光线黯淡的各色电灯照映着。穿着制服 的向导，带着一大批游客，穿行甬道间，每到一石穴的门口，便 停住脚，大声将里面睡着名人姓名及死生年月报出。好像村塾学 童背书，信口如流，却不知书中说的究竟是些什么话。游客则翘 起脚尖，向墓中名人所睡的角落，投以一瞥，算对那些名人奉上 心香一瓣。这样一批一批地走过，每天总有数十或数百批游客， 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进万神斋瞻仰须买票，这些死了的名人 每年要替政府赚一笔很大的钱。”作为一种历史延续和对生命的尊重，传教士福柏、总督叶世 克和海军少校克里斯特墓和墓碑的安宁，大致在青岛山下持续了 六十年。期间接踵而至的凭吊者和南来北往的游客，都是这一传 统墓地格局的见证者与描述者，直到于 1960 年代中期这里被彻 底拆毁。在红旗招展的尘土飞扬之中，福柏、叶世克、克里斯特 和梁实秋的女儿、黄宗英家的北京厨子，以及成百上千难以尽述 的客死者，顷刻间尸横遍野。墓穴里爬出的虫子，肆无忌惮地穿 越残垣断壁，在那些个陌生的雕刻人名上面跳来跳去，宣告着一 个破旧立新时代的到来。

保罗•叶世克墓碑 11-6被破碎的墓碑残片，运送到城区各处的修路工地，成为了新 时代的铺路石。这些青岛城市史的先驱者一个一个重新回到地下， 与走在上面的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构成了一 个异常荒谬又异常真实的城市现场。一遍遍踏过这些残碑的后来 者里面，就包括了我和我的弟弟们这一代，也包括了我的儿子和 他的弟弟们这一代。时间长了，已经没有人会去仔细探究这些石头路上横七竖八 躺卧着的人名的意义，仿佛一些每年秋天都会降临的落叶，很快 就烟消云散了。黑暗中，我记忆中的那只黑猫一声不吭地等候在 时间的边缘，偶尔发出一声叫春的痉挛。墓碑上的那只死老鼠， 一动不动。

生者的记忆

灌木丛生的迎春花，又叫黄素馨，不择风土，适应性极强。 残冬时分，黄灿灿一片漫山遍野敲打着浑浑噩噩的早晨，让历史 转折点上的青岛山，透露出一线生机。1914 年 11 月完成的日本占领，没有打扰青岛山下墓地里的 逝者。新发生的死亡，继续增加着这里的墓碑数量。随后，日本人在不远的高处，另外建立了一块墓地。种族之间壁垒森严的界 限，在冥间依然清晰可见。1926 年 10 月，胶澳商埠局组织进行公墓围墙大门设计，次 年6月布告军民人等严禁私人游览万国公墓，规定擅入者将受罚。 检索国立青岛大学和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长黄际遇的《万年山中 日记》，发现至少在 1932年的时候，万国公墓已经是通用名称。 当年 9 月 28 日黄际遇记：“晨钟甫动，早寐不成，披衣携杖， 道京山路，万国公墓，折入第一公园。缛叶渐丹，残荷半绿，氹 无积水，草荫斜堤，植杖高瞻，惊满园之秋色。据坡远睇，宛在 水之中央，气候冒殊，何止过驹之感，历时三刻，归食早餐。”[《万 年山中日记》第四册。] 但期间的地图标识上，青岛山公墓一般 使用欧人墓地称谓，东北方向的另外一处公墓称日人墓地，日人 墓地的东面，是中庸路（今延安二路）火葬场。1933 年 1 月 28 日青岛市公安局的一份报告，曾有日本青岛学院学生一百五十余 名赴贮水山、万年山日本墓地等处打猎的记录。1932 年 11 月，黄宗江、黄宗淮、黄宗英兄妹随父母来青岛。 黄父为电话局工程师，自北京调青岛。黄宗江回忆，当时“全家 人包括厨子王师傅、小脚李妈、老张妈都去了青岛”。而对黄宗 英来说，“爸爸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京带到 青岛去的王厨子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 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 公墓。”[ 李辉主编《黄宗英自述》，大象出版社 2004。] 对青 岛山公墓，黄际遇同事梁实秋的体验也许更刻骨铭心。梁实秋 《槐园梦忆》记：“季淑身体素弱，第四度怀孕使她狼狈不堪，

可以吞噬世上任何人，却阻挡不了情人两心的相偎，和慈母泪痕 的注滴。”在这个“四无人迹的墓地”，苏雪林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爱”， 将生和死扭成一个环。“爱”虽不能教生命永久延续，但却能教 生命永久存在。“死人活在生者的记忆里。”一位欧洲作家不是 曾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吗？1936 年颁布修正万国公墓埋葬章程。同年 3 月出版的《中 国建设》第十三卷第三期刊登林林择之撰写的《青岛一年来之建 设》称：“万国公墓，本年已就邻近隙地加以扩充。并在古山开 辟免费公墓区十六区。就地面两三公尺以下，将坟墓按行排列， 碑与碑间仍可耕种。从此生养死葬各得其所，将来各区也可以按 此办理。”从苏雪林的叙述和《中国建设》的记录可以看出，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阴历二月二）生文蔷，由她的女高 师同学王绪贞接生，得到特别小心照护，我们终身感谢她。分娩 之后不久，四个孩子同时感染猩红热，第二女不幸夭折。做母亲 的尤为伤心。入葬的那一天，她尚不能出门，于冰霰霏霏之中， 我看着把一具小棺埋在第一公墓。”1933 年的这个青岛初春， 成为了梁实秋永远的痛。1935 年夏天，避暑青岛的苏雪林曾独自一人“带着一件薄 绒衫子”，去万国公墓“享受一个清绝的黄昏”。这是早期关于 万国公墓的叙述中，最细致、委婉的文字：“这座墓园，面积不 算太大，大小坟墓，已塞得满满，后死的人想在这美丽的墓园再 占一穴之地，已很不容易了。那些坟墓型式的设计，都匠心独运， 无一雷同，白石琢成的十字架，磨聋得晶莹似玉，镌刻着金色铭 记，映在夕阳光里，灿烂生辉。架上钉有救主苦像的，我知墓中 人是个天主教友；作叠十字形的，我知死者是个希腊正教徒；普 通十字当然代表耶教徒的信仰。背插双翼秀美可爱的天使，所守 护着的一定是个和他一样纯洁的小灵魂，半缺的丰碑和断折的圆 柱，象征功业已成而享年不久的伟大人物。那边一座白石玲珑， 砌造不久的芳坟，看碑文是位年华双十的小姐，坟头上搁着一个 新花圈，是鲜艳的玫瑰缀成，当是她生前情人奉献的。那红得断 肠半蔫的花瓣上似铭泐着永不磨灭的爱情，和永隔人天的幽恨。 这是谁家的爱侣，竟于绮年玉貌，前途似锦之时，撒手人寰，长 眠此地呢？这边又有个小坟，天使的石指头上也挂着一串素馨花 编成的小小花环，在晚风里摇曳。这当是一位做母亲的人，怕她 孩子躺在这里太寂寞，特别带这个来安慰他的吧。无情的黄土，墓地上的诵经者11-6+1

万国公墓建立30年后，公墓规模的扩充，已成必须。自1940年始， 为便利市民丧葬，前海天后宫建殡仪馆，其后本地重要丧事一般 是先入太平路殡仪馆开吊，后安葬万国公墓。1947 年中航 121 号机触山起火，遇难旅客遗体盛棺存殡仪馆设奠，后葬入万国公 墓。战后青岛人口激增，1946年《民众日报》曾报道《万国公墓， 人满为患》。同年 4月，有关方面计划在万国公墓两侧增辟新墓 地及国殇墓园，但发现困难重重。9 月青岛市政府指令社会局， 将湛山西侧太平山南麓辟为万国公墓新墓地。1947 年的《民报》 刊发消息称，第一公墓增新坟三月共计九四座。墓地里，亡故不断，哀思不绝，雾气弥漫。在历史川流不息 的过往中，我想象的那只黑猫，始终纹丝不动地看护着死在时间 角落里的老鼠，俨然不分彼此。

上帝缺席了

生与死，是生命的两端。死亡，和所有人有关，灵魂安息地， 也和所有人有关。到 1939 年时，含胶县和即墨两地，青岛人口 已达 180 余万，而根据 1941 年 12 月警察局的详细调查，市区人 口已上升到 626234 人。如此庞大的人口，自然死亡者亦有相当

数量。即便去除了就地安葬的郊区农村人口，也并不是所有的城 市亡者，都有均等机会葬入万国公墓。毫无疑问，亡者的家庭、 身份、地位和财富占有量，是最终决定能否入葬的重要杠杆。入 不入的了此门，关乎尊严，却无关公平。如果万国公墓果真是通 向天堂的安息处，这个时候，上帝却缺席了。万国公墓的亡者，国籍不同，种族不同，年龄性别经历，更 千差万别。根据有限的文献记录，整理出一份埋葬其中的亡者名 录，以为纪念：吴蔚若、郑琪、紫光、杜宇、昌圣、费筱芝、侯 圣麟、王致惠、葛宗南、周子瑜、万星三、邹历鉴、陈斌廷、毕 阴堂、王晋甫、李助如、比安鲁荷、徐长庆、李长有、高王静波、墓地上的诵经者 11-6+1

李佐周、李宋淑郁、李士霖、曲延淑、米克亭、向邦正、克得山 林、傅惟一、葛尚勇、邹益有、张海藩、张万华、高料五、姚国 桢、傅筱砚、赵丹廷、高树屏、陈望临、李树堂、李鸾祥、郑云 普、朱之豪、嵇佩英、曲凤贤、于六宝、白彼得、诸葛宝坛、李 树峻、王保仁、王葆仁中航坠机罹难者。这一亡者录显然挂一漏 万，抄写在这里，表示对所有生命的尊重。生过，来过，去了， 无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福，都值得纪念。不过，对亡者的缅怀，在青岛山的万国公墓里，苏雪林也曾 经发出过不同的思考：“我以为人死以后，顶好像红楼梦宝二爷 所说，化成了一阵轻烟，风一吹，便散尽了。从此世界上再寻不 见他的踪迹。不过人死化烟究竟是怡红公子的痴想，那么像某女 作家所说，装在一具水晶棺内，用小船运到海心，在曼长凄恻的 挽歌声里，徐徐放下水中。万顷澄波，一天明月，一个人从此去 了，永远和这可厌的尘寰告别了。这种葬礼，果然富于诗意。我 希望这个理想有实现的一天。”她表示：“我的思想永远是矛盾 的。刚才我还觉得死人应该活在生者的忆念里，现在又觉得这想 法的可笑。我既憎恶外国人处置名人遗骨的作法，则这种幽丽的 墓地是多余的，存在于活人忆念里也是多余的了。生命是件无可 推诿的苦差，交代后，便该让我自由，再牵藤攀葛同活人发生关 系，甚至供活人去利用，我可非常不乐意啊！”苏雪林关于忆念与墓地存废的乐意与不乐意，属于她自己。 历史演变逻辑的乐意与不乐意，却由不得一两个人的情感与意志 了。在一个疾风暴雨般的破旧立新时代，万国公墓接下来面临的 命运，也许就并非那么匪夷所思了。荒谬与真实的距离，很多时候仅一步之遥。万国公墓的末日，发生在 1960 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 在持续的拆除行动中，整个公墓被彻底捣毁，墓室、墓碑、围栏、 道路的石材被运走当了周围区域建筑墙基与铺路石，墓地一片狼 藉。我小时候在兴安路的台阶路面上，经常能够看见一些刻有文 字的墓碑，人来人往许多年，逐渐踏磨的模模糊糊，辨认起来已 不太容易。五十年后人们在中山公园的围墙石基中，也陆续发现 了本地报业投资者张乐古等人的墓碑残片。京山路和万国公墓的关系，可谓唇齿相依，因为几乎所有有 关万国公墓的回忆，都涉及到了这条在今天似乎已不起眼的道路。 通过 1900 年代的城市规划方案比对，发现京山路其实是最早进 入规划的城市道路之一，也是市区连接万国公墓的最主要通道。 如此看来，青岛山被人称呼为京山而不是这山那山，确应与京山 路的德高望重有关。实际上，发生在京山路上的城市过往，要比人们经验记忆 中固化的内容，丰富许多。检索档案，发现 1932 年 11 月 15 日 有在福山路、齐河路、京山路口设置京山路临时派出所的记录。 1935 年 4 月 26 日，青岛市商会公函开放京山路、韶关路等处公 地公开竞租。1936 年的《正报》，也曾刊登青岛市财政局关于 京山路等处公地编列地号公开放领的通告。而更不为人知的是， 京山路曾建有一座中山奉安七周年纪念塔，1938年青岛沦陷后， 伪青岛治安维持会即行主持拆除。中山先生 1912 年秋天曾参访 问过青岛，住在离万国公墓不过千八米的地方，用不了一袋烟功 夫就到了。期间孙博士对青岛的城市化多有推崇，并鼓励年轻人

以青岛为榜样，建设未来的共和国。国父奉安七周年，青岛在中 山公园之上筑塔缅怀自合情合理，可这时候城市已邻近危势，这 份奉安纪念，着实就来的不是时候。京山路下面的路网，似在 1940 年代初开始完善功能。1941 年 12 月 18 日公布的《青岛特别市建设局三十一年度施政计划》 道路改修工程部分，有牟平路京山路间修筑道路的工程说明，称： “牟平路京山路间有空间官地一段，约两万方步，风景优美，宜 于住宅，但因道路未修，交通不便，无法利用。兹拟在空地东旁， 新辟一主路，长三百二十六公尺，宽十六公尺，由京山路通至牟 平路，在空地中间作一圆广场，以为车辆回旋之地。由广场至主 路修一支路长六十五公尺半，宽七公尺，自广场至京山路修一支 路长八十公尺，宽七公尺，自广场至齐河路修一支路长五十公尺， 宽七公尺，如此则将空地分段建筑各有出路。”该工程的预算为： 主路工程费 25914.23 元，支路工程费 4722.82 元，京山路一段 展宽工程费 1362.95 元，共计 3万 2000 元。鉴于日占时期市区林木遭到很大摧残，1946 年春开始政府 在京山路南造华山松 13 亩、白皮松纪念林 33 亩。[ 见 1947 年 农林事务所档案。]这对万国公墓周边的进一步绿化和环境优化，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检索到的 1948 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份 文件中，则涉及到毛房文女士置有的京山路 19 号地产。之后， 京山路陆续建起一些宿舍楼，朋友刘辉明的父亲在海洋学院工作， 学校分的房子就在京山路这些后建的三层楼里。一位朋友在微博 上回忆说，1970 年代青岛山东侧靠近京山中学一侧是青岛料石 厂，无序的乱采将山劈成一面垂直的褐色墙，没有了植被，像一

$$=\frac{1}{6}+\frac{1}{6}-[\frac{64}{11}\div\frac{1}{11}\div\frac{1}{12}\div\frac{1}{13}]=6+1$$个大膏药。直到料石厂七十年代末迁往浮山，京山才相对安静下 来。当年的京山中学，改成了 26 中。后来，我早年一个写诗的 朋友，在料石厂下边老墓地的一大片草地上搭建了一栋木头房子， 房门前放上一台改装过白色电钢琴，给各种各样的人照相。这个 发生在 1990 年代的布尔乔亚现场，让埋葬在这里的那些绵延不 断的死亡，转换成一种浪漫的进行式。偶尔有人会牵引出一两个 墓主的传言，多语焉不详，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缺心少肺，要 恢复起一个故者的全貌，几乎不可能。当还原历史的一番努力累 了，探访者便开始颓废，丧魂落魄的样子，仿佛一下子丢失了自我。诗人秦岭的青岛山墓地故事，堆砌了大量细节。晚上一些年 轻的男男女女去木房喝酒，交流内容基本上是循着卡夫卡、福克 纳、艾略特、阿波利奈尔、聂鲁达之类过渡到男欢女爱，转折点 根据酒精的摄入量往往突如其来。接下来，木房主人会把白天经

历的最生动活泼的那部分，一一讲述出来，唯恐遗漏下什么。听 众这时候会跳跃着转换角色，主角频繁换位，最后成了来自不同 角落向的多声部独白，丝丝缕缕没完没了。伴随着脚底下数量增 加的空酒瓶，因为遗忘而陷入的虚无，便逐渐恢复起生机。后来， 秦岭专注于摄影，记录过一个又一个婚礼现场的欢乐，就走街串 巷拍摄老城老街。2006 年他在老墓地南边康有为故居的半地下 室，举办过《一个行者的影像记忆》摄影展，算是对当年未完成 的历史还原冲动，增加了一些连续性的新动作。秦岭展览开幕前，他让我写几句话，恭敬不如从命一番，就 大略表达了一个老朋友对秦岭式平民行走的敬意：说秦岭是城市记忆的捍卫者，应该恰如其分。秦岭很普通， 一个和芸芸众生一样有着基本生存需要的行走者。秦岭很感性， 一个和左邻右舍一样有着平常的感动的生活者。秦岭很执着，一 个和许多人一样又不怎么一样的变化记录者。秦岭的方式，是把 自己恰如其分地掩藏在了图像的背后，而将发生着的城市真相， 一点一点地保存在了时间的发条上。秦岭的意义，恰恰在于在他 的看似沉默的持续个人行走中，捍卫了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整个 城市的记忆。秦岭是个诗人，他的语言是诗化的。秦岭是个行者，他的表 达是自由的。秦岭是个经历者，他的叙述是坦白的。同时，秦岭 是个观察者，他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通过自己的眼睛，秦岭 进行了并依然在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发现青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他证明了一个普通人的力量。秦岭在这里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些关于城市、街道和建筑的变化着的表情和故事，同时也是一种态度，一种思想，一 种焦虑，一种不间断的接近真实的顽强努力。秦岭的姿态，实质 上是一个摄影者的责任，一个图像记录者自己赋予自己的职业使 命。这个姿态，使得我们的城市在部分意义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特 记忆的连续。不记得给秦岭写这些字的时候，有没有想起福柏时代的那只 沉思的黑猫，蓦然来去，时间很容易叠加在一起，分不清前面和 后面，以及里面和外面。唯独在一个一个疾风骤雨的黑夜，青岛 山墓地残碑上面黑猫那双警惕的眼睛，回应了此地阴阳两界的不 间断轮回，等候着雨过天晴的静谧。在数码相机蓦然让位给手机 拍摄的自媒体时代，秦岭的后面，已不乏形形色色的追随者。一 双双独立的眼睛，从死亡的废墟中间爬出来，眺望着远山和远山 下面的人生。我听见拍啦一声，时间就静止了。青岛山或者京山安静了，公墓没了，公墓里埋葬的人，也早 已经被忘记掉了。城市仿佛从头开始一般，活蹦乱跳。常常想， 遗忘很恐怖。比如不记得酥饼是哪天和在什么地方买的了。两块， 用餐巾纸包着，放在烟灰缸下面。突然又看见，其中的一块居然 在一个有青花瓷图案的塑料食盘底层，旁边有几颗葡萄干，有若 干芝麻粒。之前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叫《拼命逃亡》，故事发生 在德克萨斯，中间女主人公一直在和不同的人说同样的话：一直 跑，千万别停下。有几个人死了，不能跑了。活着的才知道“千万 别停下”的意思。吃酥饼，觉得味道和湿润时不一样。葡萄干有 四颗，一颗一颗吃，然后用舌头把盘子里的芝麻清除干净。周围

很安静，我可以清晰听见嘴里发出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梦游，还是现实。依稀之中，甚至分不清那些 咀嚼的声音，是一只叼着死老鼠黑猫，还是我。那只猫箭一般射 出去的历史问号，窸窸窣窣地穿行在一团乱麻里面，再也没有回来。

沿着手臂蔓延的藤条

兴安路是我的出生地，也是生长地，那里特有的味道，很远 就能够感觉到。某日做梦，梦见广播里发出一些潮湿的声音，有 一种海苔霉变的氙味，一层一层盘绕在头顶，像蓝金鹿未经充分 吸入的烟雾般浑浊，影影绰绰的撕裂，划破皮肤最柔软部分，爆 出一条白色藤条，沿着岩石形状的手臂雨后春笋般蔓延，直至完 全覆盖掉轻风掠过的感觉。隐约有人影移过来，迅即和藤蔓融为 一体，直上直下地成为一面墙。醒来，发现窗外下雨。兴安路的光景不多，福音堂算一个。可惜，这份近在咫尺的 光景，从没机会深入其中。后来想起来，竟然像说一个千里之外 的故事，花费了好大功夫，才弄清楚轮廓。而这个轮廓最清晰的 部分，不过是木构架外表脱落的油漆，暴露出些许本色。自打记 事起，这个教堂就不曾进入过我的生活，甚至连做梦也毫无瓜葛。关于华北浸信会的这个兴安路福音堂，只言片语的资料只 是笼统的显示出其出现在抗战胜利后。这时，大致可以认定是自 1916 年由美国牧师崔怡美来青岛开辟教区以后，美南浸信会差 会在这个城市最为兴盛的一个时期，其影响力遍及整个城市。史 料断断续续显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市区与兴安路福音 堂同时存在的浸信会教堂有济宁路、平阴路、乐陵路、仲家洼、 东镇、松山路的浸信会和四川路、建国新村的福音堂，另外还有 即墨城浸信会、即墨大北曲、东城、河马石的福音堂和寿光城浸 信会。这份浸信会行迹图，差不多遍布了城乡的角角落落，唯独遗失了城市核心区。浸信会兴安路福音堂具体的建造时间已不可考，我推测应 该出现在第二次日占时期或更早些，这样，其大致的生成年代估 计是在 1935 年至 1945 年的十年间。没有资料证明在成为浸信会 的福音堂之前，这座规模不大的精致建筑的具体用途，想大约应 和宗教无关。在人们存有记忆的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基督教建筑 中，浸信会兴安路福音堂无疑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小筑背靠青 岛山，面向一片居民成分复杂的半临时性社区建筑，遥远的，可 以看见胶州湾的东海岸。记忆中，兴安路福音堂最具标志性的符 号，是其高起的塔楼，这个坡面很大的塔楼在背后陡峭的山崖的 映衬下，构成了一幅在喧嚣的城市中难以寻觅到的静谧图画。塔 楼之下的福音堂主体为结构简单的单层木屋，规模不大，呈现出 一种简约的欧洲乡村别墅风格。由于福音堂与周边的民居没有联 系，这样，其从街道上看去就成了落差极大的山崖之下的一个孤 零零的院落。每当夕阳西下时，余辉照射在福音堂塔楼的坡面上， 景色动人。记得下大雨的时候，背景中的青岛山峭壁会慢慢被雨幕掩蔽 掉，成为中景的老福音堂仿佛山野中的孤魂野鬼，任凭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一个闪电劈头盖脸打过来，颤颤悠悠的木屋窗口突然 爆发出一团烟花一样的光彩，瞬间消失。许多年过去，我已不确 定这个场景是真实发生过的异迹，还是我的想像，但福音堂木屋 的超凡脱俗，却是刻骨铭心的。这份日积月累的记忆，始终距离 我非常遥远，飘渺，忧郁，潮湿，像些梦魇。对福音堂建筑所处的地区，人们俗称兴安山。以福音堂为界，

兴安路的南北分成了对比悬殊的两个阶层，南面是一片散落的杂 乱民居，北面则是统一规划的别墅建筑。没有资料证明在福音堂 没有改变用途之前，兴安路南北的两部分居民是否在这里曾有过 交流，但在现实的生活中，两部分居民的隔膜却是显然的。这种 尖锐的情形，在市区其他福音堂和其临近的居民中，并不多见。 主自然不分贫贱，但主的信奉者身上的社会符号，却又是主得以 存在的理由。实质上，对兴安路福音堂而言，真正需要面对的， 恰恰是南面的贫困居民。在记忆中，偶尔，也有人称兴安路南面这片不大的三角形区 域为兴安里。正如这个城市许多不被主流文化所关注的角落一样， 对这片长时间并无上下水设施的杂乱民居而言，无论是“兴安山” 还是“兴安里”，均不曾入正史，所以，初始无从考据。现在看， 山的叫法，大约是这里的人们依青岛山而居，且靠山生活，映透 了一种城市边缘群落的贫困与无奈；里的说法，当是这里的聚居 者对秩序化城市生活的向往，但这里却显然并不是城市规划者们 眼中的里，建筑并无规划，也无章法，散乱搭建，蔚然成风。后来我倒腾历史，知道依照最早的城市规划，俾斯麦山炮台 周边的很大一片区域并未划入当局的民用与商业用地的范围，在 此后修订和扩展的规划方案里，城市住宅区的边缘实质上便是到 环绕原俾斯麦山的登州路和广饶路为止了。登州路南段东侧依山 势而建的一排围合有花园的住宅建筑，便成了山与城的分界线。 分界线之后，政府的行政权利便似乎微弱了许多，于是，这里便 陆续出现了一些私人搭建的简易房屋。至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后来被称为兴安山的贫困

城市在大汗淋漓中开始了 12-1的兴安路三角形居住群落尚不成气候。此后，移居者逐渐多起来， 遂渐成居民区。应该也就是在这时，兴安路南北中间的这一带有 塔楼的建筑开始成为浸信会的福音堂。一些回忆显示，在很长时 间里，兴安路南面边缘群落的居民，多是生活无着者，后来的制 度变化，也未使这里的相当一部分居者，进入到有计划的城市体 制内。抗战结束后，华北浸信会议会改组为华北浸信会联会，教会 机构在青岛市区多有扩展，大量传教士分布在不同的福音堂从事 教职，有记录的美国传教士有尼克理、孙约翰、孙义德、谢国栋 夫妇、高和德夫妇、张宝灵、聂德佳、郭乐义、柯理培、柯藕林、 安鼐森、魏理慕、莫恩霖夫妇、侯希美、高福德、葛教士，另有 瑞典人任维霖。检索这些传教士的青岛行状，收效甚微。其中柯

理培 1895 年出生在美国德州一个小镇的大家庭里，在二十一个 孩子中排行十九，出生时父亲已六十八岁。1902 年父亲去世后 家庭生计艰难，使他饱尝人情冷暖及人间疾苦。1923 年柯理培 夫妇带着三岁儿子从旧金山搭船到中国，9 月 19 日到达上海， 随即转往山东赴任。柯氏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掖县、黄县，并从 1930 年起担任华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直到 1941 年底遭日军 拘禁为止。1946 年青岛《平民报》曾发表启事，提醒黄县神学 同学注意 8月 6 日在浸信会堂举行欢送柯理培院长茶话会。战后 柯氏在上海筹设另一所浸信会的神学院，校舍己经落成，唯因为 政局转变，只得放弃。1952 年柯到台湾后仍以推动神学教育为 首要任务，同年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成立，出任院长，直到 1965 年去世。柯理培的浸信会若干同事，跟青岛的联系要更密切些。 1947 年《民言报》刊登青岛市地政局公告，就孙约翰呈请补发 济宁路私有地权利书状进行公示。1948 年 11 月 4 日，青岛市政 府对谢国栋以南美浸信会牧师身份声请汽车登记一案，指令工务 局准予先行给照。在这个二十人名单中，除了三对夫妇，女性教职人员占了很 高比例，超过60%。其中孙义德、张宝灵、聂德佳、郭乐义、柯藕林、 魏理慕、侯希美、高福德、葛教士都是女性。在青岛数字档案馆 中搜索这九位女性教职人员的信息，无一存有记录。有关浸信会兴安路福音堂的最后记录，陆续出现在1951年、 1958 年和 1964 年。根据 1951 年的统计，当时美南浸信会青岛 教区有教会八处、福音堂两处：市区有济宁路、乐陵路、范县路、 芙蓉路、台湛路、松山路浸信会和四川路、兴安路福音堂。到了1958 年秋，青岛基督教实行联合聚会，成立了联合办公室，由 五十六处礼拜堂合并为十处联合聚会点。但是，记录表明，兴安 路浸信会福音堂和云门路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没有参加这次联合。 在当时的情形下，这应该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举动。我推想，这不 会没有原因。但是，我却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也不知道是否是因 为了这一不合作的姿态，导致了这两个不同背景的基督教机构的 速灭。终于，四年之后的 1964 年，包括兴安路福音堂在内的没 有参加联合聚会的这两个会堂，被关闭了。福音堂木屋被关闭前 两年的春天，我出生在这个城市。出生大概几天后，母亲和我回 到木屋几十米外的一个小院里，继续在那里的生活。我是家里的 第一个男孩，后来我有了一个弟弟和另外一个弟弟。大弟弟小我 一岁九个月，小弟弟小我四岁十个月。再后来父亲进了监狱，最 后母亲得了癌症，父亲出狱，母亲去世，我和弟弟们长大成人。 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曾经的上帝庇护所旁边，发生在孤魂野鬼 一般的木屋窗户外面。我和我们家经历的所有苦难，上帝都不在 现场。没有了上帝的木屋，成为了我最初和最后的记忆。不可思议 的是，我始终没看见过那里面的任何一张面孔。有限的史料显示， 兴安路福音堂和云门路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被关闭后，信徒改在就 近的联合聚会点活动。至此，浸信会兴安路福音堂在存在了三十 年之后，彻底消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个曾经的福音堂 建筑被拆除，原址建成了一座简易的六层住宅楼。我们家后来也 搬进了对面的楼房，五层阳台的窗户，正对着福音堂木屋的遗址。 但那个孤魂野鬼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下午的时候，对面住宅楼

走廊里的某家窗户玻璃会反光，提醒我一个曾经的过往和一个不 能更改的事实。许多年后，我一直保留着一种复原福音堂木屋主人的冲动。 这份想像时常会在我的一些历史重构文字中跳跃出来，成为一个 具体的人，面貌清晰，声音真实。只有我在不停地提醒自己，这 个人，是我的幻觉，是一个并不曾存在的真实。我不知道，这样 的真实是不是合乎逻辑，但我相信，这确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对应。 我想，我一定是去过那里，在我还没到这个世界之前。我看见的 白色藤条和孤魂野鬼，就是我的前生。

真实与虚拟的人生

我家在兴安路的邻居，总共有几十户。分布在不规则的四条 小巷里。四条巷子长短不一，走向也不尽一致，想必是若干年里 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建起来，彼此留下的走道。南面的巷子是L 形状，由下面的横捺从低向高，巷子两边都开门，一同八九户人 家。中间巷子是 S形，下面第一个弯曲处有一个小块开阔场地， 两个面是屋山，一面建有一个公共厕所，南北水平排列的第二条 巷子和第三巷子，分别都从这里向西延伸。厕所的东边有条小径， 联通第四巷子。我家的院子，在 S形第二个弯曲点的半路上，外 面有四户人家，里面有四户人家。外面有三户人家是一个院子，里面四户人家则是个凹形天井。我家大门冲南，一个院子，四间 房子，后窗外面是第三条巷子，一侧开门，依次有三户人家。前后左右的十几号邻居，姓氏繁杂，现在回忆起来的，就有 张、高、刘、李、石、韩、王等等若干。小时候一般根据年龄或 者辈分，分别称呼邻人张奶奶、刘大爷、李叔叔、石大哥、韩叔 叔、王伯伯、李婶婶等等。外面院子的三户住家，有张姓组长， 称张大娘，一个对邻居的政治表现和家庭隐私都有管辖权的人物， 个头矮小，见多识广；里面凹形天井里两户来往多的邻居，分别 称男主人李叔叔和石大哥。李叔叔家六口人，李奶奶，李叔叔，李婶婶和三个孩子。李 叔叔在国棉一厂整理车间上班，不记得李婶婶工作单位了，只记 得她娘家住在小白干路四方机厂宿舍。一片小坡地上，鳞次栉比 的一排排平房，洗衣服做饭的废水，就坡倒下来，沿着小白干路 流下去。从兴安路过海泊桥，再过小村庄去小白干路，当时觉得 那么远。李家兴安路的房子原本东西连通两间，后来不够用了， 就在最西边自己加盖了一间，成了一排三间模样。加盖的房子窗 户冲着石家屋山，光线昏暗，白天不开灯，总是黑乎乎的。记得 盖房子的过程很长，除了石块是从旁边的采石场一点一点搬运过 来的，其余的建筑材料比如水泥、石灰、砂子、木料、麦秸、砖 头、电线等等，都是东拼西凑。那时候，几乎天天放学就跑到李 家的工地，往砌起来的石头缝里塞小石子，直到房墙高过我的个 头。李家孩子两女一男，都比我小。由于邻里关系融洽，孩子们 彼此也一家人一般，直到 1970 年代末老房子拆迁各自住入临时 房，这种紧密的交往才告一段落。

李奶奶是李家唯一长辈，住外间。屋子里两个樟木箱子，一 个食品柜，一个火炉子，一张床。李奶奶养猫，养很多猫，屋里 到处都是盛猫食、水的搪瓷盘子和瓦片。猫吃鱼，推开门满屋子 腥味。平日里我进进出出无所谓，但一到了母猫抱小猫的时候， 就不能去了，原因在我属虎，和猫犯克。这个禁忌，一直保持到 李奶奶去世。有时候遇到急事，也偷偷进去过，扭着头不看床， 贼一般蹭过去。不小心被发现了，李奶奶就口中念念有词，仿佛 驱魔。从没听大人说起过李奶奶的男人，隐约记得李奶奶年轻时 给人家当过佣人，大家叫老妈子。在我的记忆里，李奶奶的一生，是最普通的人生，也是最真 实的人生。晚年里，她和猫的交际，是最和谐也最惊心动魄的命 运组合。李叔叔上班的国棉一厂，是个大工厂，原来是日本人的大康 纱厂。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常跟着李叔叔去上班，乘 1路环行到 小村庄站下来，穿过铁中，过铁路桥就到了。有时候也坐 5路电 车，铁中站下。传达室检查的很严，但有大人带着，打个招呼就 过了。进了厂区，味道跟外面就不一样了，次数一多，便习惯了 车间里混合着碱、汗水、棉麻气味的嘈杂。吃饭在车间一个玻璃 房子里，房子的下半截是木板，刷着绿油漆，上半部分木头方格 里镶嵌玻璃，里面外面，看的清清楚楚。玻璃房子没有顶，所以 仅仅能过滤掉部分杂音，气味却完全阻挡不了，一以贯之地在头 顶上长驱直入。我喜欢在厂里的澡堂子洗澡。澡堂很大，池子、淋浴加起来 可以容纳上百人。刚进去时灰蒙蒙一片，只听见人声鼎沸，流水声哗啦哗啦在四面响，慢慢才看见人影，一个个赤裸裸的男人， 大大方方地走来走去，夹杂着一个连一个的笑话。堂子里的水也 有一种碱和汗的气味，不过并不刺激，温和地在湿漉漉的热气中 散布，像一些必不可少的搓澡佐料。李叔叔的工作，是操作一台两人高的包装机，将前面织出来 的布匹，打成包。那台铸铁机器是个门字形结构，门眉上面铸有 一行标注生产年份的数字，我至今非常清晰地记得这行数字是： 1921。这个 1921，后来成了我对李叔叔上班工厂的最深刻记忆。2009 年的冬天，国棉一厂改造进入后期，我有机会再次进 入李叔叔的工作现场。尽管心理上有所准备，当踏入已面目全非 的厂区时，还是被触动了。开阔的场地上到处是废弃的工业和生 活垃圾，被拾荒者淘汰的破损胶鞋和年历画片上的尘土在寒风里 瑟瑟抖动，水泥制作的黑板报上还保留着工厂搬迁前各个工班的 生产记录，拆毁的厂房屋顶木板上印着遥远的生产年代和供应商。 黄昏时分登上旁边在建的住宅楼，看着西边太阳发出的最后光亮， 照射到这片慢慢模糊下来的工业遗迹上，在废墟现场做一个展览 的冲动，突然就不可抑制。废墟并不是人们一致的期望结果，这有些无奈，也有些悲戚。 但就是这个在瑟瑟抖动中一任荒芜生长的废墟，却可以成为一个 具有参与特征的意见表达平台，一个公共干预现场，一个艺术事 件。也许，由一个老厂区和一群年轻艺术家共同上演一幕以“解 决”问题为标志的当代艺术现实戏剧，是这个老纺织厂无奈之中 最有价值的消失方式。我并不试图建立纪念碑，我觉得这里本来

就是一个不死的纪念碑，我的工作，仅仅是要在一个即将死去的 纪念碑上面，发表意见。这些艺术和非艺术的声音，对当年领我 进入这里的李叔叔和我自己，对我生活的城市、历史、文化，对 恢复已经钝化了的社会关怀和公共责任器官，应该具有事件意义。后来的工作基本是依照计划进行的。联络到的参展艺术家和 历史记录单元的撰稿人，给予了慷慨的支持。这个名字叫《解决·70 后艺术派对》展览的现场部分，2009 年 11 月 27 日和 28 日两天， 在工厂五个废弃的仓库和已成为废墟的细纱车间举办。展览的筹 备过程比预料的艰难，展览的效果也比预计的好些。清理现场和 布展的几天以及 11 月 27 日开幕当天，是青岛入冬后最寒冷的日 子，破坏了现场许多设施的西北风，似乎是要证明“解决”的来 之不易。国棉一厂很快就会消失。实质上，这个曾经影响了成千上万 青岛人的大规模工业体，在几年前已经名存实亡。展览现场的南 面，巨大的高层住宅楼正在进行外立面粉刷，中午的阳光照射上 去，刺目耀眼。高楼的投影，淹没了细纱车间的大部分细枝末节， 刻意大分贝播放的纺织机器的轰鸣声，飘散在这个工业废墟的上 空，逐渐远去。我没有把办展览的消息告诉李叔叔，他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他的大部分时间，安静地坐在兴安路家门口的楼洞下晒太阳，偶 尔碰面，会问起些久远的往事。这个时候看他的表情，丰富而生 动。我知道，他生活过的时代已经苍老，糜烂和新生相互混杂的 气息清晰地涂抹在他身后走道的墙壁上，上面重叠复印着诸如开 锁、投下水道、租学区房、家政服务、家教这样一些内容丰富的信息。伴随着厨房油烟机排放出的烟气，我听见楼上一户人家传 出的钢琴声，温情且流畅。青岛山的邻居中间，刘四青认识的最晚。1986 年 10 月在济 南操持《86 青岛青年艺术展》，遇到刘四青去农展馆找范华， 站在门口抽烟的我就顺路结识了这个山工艺的青岛籍学生。聊过， 发现是隔街邻居，直线距离四十米，一个是市南区，一个属市北 区。后来时断时续的交往证明，这个近在咫尺的地理差别，类似 彼此的人生轨迹。从认识开始，邻居刘四青就是一个不容易界定方向的人，几 乎找不到一个现成词汇，可以描述其性情、形状、作为和梦想。 四青有着非大众化的想法，却一直过着大众的日子；四青从儒释 道到脱离了原教旨的乌托邦学说都驾轻就熟，却始终未曾真正完 成过与现实的对接；四青清心寡欲、淡漠、疏离，却时不时又壮 怀激烈、入世、焦虑。如斯三十年，四青的状态大差不差，似乎 执意考验现代汉语的表达确定性。2014 年底四青从北京回来，在嘉木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 画不多，意义也不甚清晰。说起来，这应是四青第一个像模像样 的展览。这付像模像样的说词，有点像皇帝新衣，也有点像为赋 新诗强说愁。但有那么一刻，我还是觉得眼睛有些潮湿。东面窗 外，一栋栋高楼正遮蔽掉一如既往的开阔，而我的记忆，却总是 捉摸不定地沦陷在旧城那些斑驳的乌烟瘴气之中，不能自拔。恍 惚看见一个打坐的刘四青，孤零零超然世外。持续的冥想，这大概是最接近四青真实的描述。那些持枪跳 跃的士兵，与其说是对战争真相的描绘，不如说是四青想像的一

些对抗现场。我相信，那些迟疑、凝固并忽略了细节的历史现场， 实质上是一些曾感召、激励、支持过一个梦想者的精神符号，一 些屏蔽了时间的现实。在这个虚拟现实里面，四青获得了一种具 有纯粹意味的自由和个人化的自由释放。甚至，在那些本来生机 勃勃的景物里面，四青也一概罩上一层迷雾，不让真实的光亮和 真实的颜色，成为习惯的个人冥想通道的屏障。在安徽路看四青画展时，我没有打扰他，一个人看，一个人 想。我觉得，展厅里的刘四青，是真实的冥想者，一个我曾经的 邻居，一个用意志一点一点度量现实经验的人。

流亡者的背影

在青岛山的外围路网中，合江路和兴安路、登州路十字交叉， 合江路与兴安路相接，与松江路、嫩江路形成三条平行的东西道 路。这三条路东高西低，落差非常大，雨雪天气往往步履艰难。 登州路与合江路交叉口的老山大宿舍，我小时候大家叫“迷糊大 楼”，因为从丹东路一层进去，需要上到二层才能在合江路出来， 而登州路的出口，则在第三层。上学经过，经常迷路。丹东路旧 称安东路，依次将合江路、松江路、嫩江路串联起来。合江路 10 号，曾有个朝鲜长老会礼拜堂。在 20 世纪的前 30 年，比较大量的欧洲和日本侨民，青岛的朝鲜侨民数量不多。这与朝鲜亡国后数以万计的逃亡人群云集上 海、南京、东北的情形不大相同。早期的避难者中，朝鲜名门闵 泳瓒是代表人物。闵泳瓒出身望族，父亲闵谦镐是李氏朝鲜王朝 高宗王妃闵兹映的堂哥。因为闵妃关系，期间闵家成为朝鲜李王 朝的外姓第一门阀。闵谦镐的两个儿子闵泳焕和闵泳瓒，都是大 韩帝国时期以图有所作为的人物。哥哥闵泳焕在 1905 年《乙巳 条约》签订后自杀殉国，被视为民族英雄。从 1933 年南京出版 的《革命公论》杂志刊登的闵咏焕遗书看，闵咏焕的壮怀激烈， 令人动容。一句“欲生者死，欲死者生”，足以让万千苟生者汗 颜百年。作为闵谦镐和闵妃闵兹映的政治晚辈，闵泳瓒不乏开放 意识。闵泳瓒和李范晋等人，是首批赴法国了解欧洲的朝鲜人， 后闵泳瓒出任驻法公使，1903 年参与高宗发起的谋求韩国中立 化的国际支持，奔走游说法国政府与海牙国际法庭。但闵泳瓒兄 弟的驻外经历，并没有成为闵氏家族在朝鲜进行势力扩张的法宝， 却冥冥之中标注了一个显赫时代的结束。闵氏家族的上升轨迹， 到闵泳瓒一代嘎然而止。日本于 1910 年迫使韩国签定《日韩合 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李氏王朝终结。之后，闵家开始 流亡。闵泳瓒本人这期间来到青岛，购入曲阜路、安徽路口的安 娜别墅躲避。闵泳瓒购买这栋德国砖瓦制造商房屋的交易，发生 在 1914 年之前，这样看，他出现在青岛的时间，应该在 1912 年 至 1913 年之间。闵泳瓒在别墅短暂栖息几年，1918 年把房子卖 给刘子山，就此销声匿迹。这个时候，青岛和闵泳瓒的故乡一样， 也已经是日本军事占领区。之后，在青岛的朝鲜流亡者似乎依旧稀稀拉拉，所以诸如

1924 年 5 月发生的朝鲜人梁在天殴伤刘金顺案，很容易在当时 的刑事档案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不过，尽管早期青岛的朝鲜侨民 不多，1917 年设立的朝鲜银行却大名鼎鼎。仔细看下去，会发 现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金融机构，实际控制权一直在日本手里。 此时，受日本控制的朝鲜汽船会社有1580吨和1010吨的平安丸、 会宁丸轮船，经营釜山、木浦、仁川、青岛、上海间的航运。成 为这期间青岛与朝鲜半岛小规模的经常性联系的纽带。但这一情 形在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很大变化。统计显示，1927 年青岛的 朝鲜侨民为 94 人，到 1935 年已增至 672 人，1935 年比 1927 年 增长 6.1 倍。这期间发生的像 1936 年 11 月朝鲜人曹连守指挥 打伤人力车夫刘庆开事件，就没那么引人瞩目了。日本第二次 侵占期间，居青日朝侨民人数较前继续增加。该项统计显示，到 1943 年时，日本侨民已高达 43653 人，接近城市总人口的 10%。 这一年，成为了青岛此前有记录的外侨人数最多的年份。与此同 时，居青朝侨人数较前也急剧增加，跃居第二位。期间，馆陶路 设置有朝鲜总督府青岛出张所，青岛市警察局也聘有朝鲜籍办事 员松山贞子。总体上看，朝鲜侨民的青岛居停信息多杂乱无序。1929 年 12 月，胶海关公署曾函告朝鲜总领事张维城来青任职。而除了 1929 年 8 月有查获 9 户朝鲜侨民秘密销售毒品和 1934 年发现有 144 户朝鲜侨民非法出售毒品的记录外，关于朝鲜侨民在青岛的 公开商业活动，可供检索的文献不多，其中进入记录的有朝侨玉 宗民等在 1939 年合资创办的华北印刷工厂、李大荣等在 1947 年 参与收购日人松仓末雄小港二路五号公地房产等。朝鲜亡国后，在青岛的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朝鲜人，卷入过 多少独立运动的活动，上演过多少腥风血雨，已不太容易追究清 楚，期间有没有类似韩国电影《刺杀》情景的生离死别，同样扑 朔迷离。看着和《刺杀》里的场景一脉相承的青岛街道、商场、 餐厅、咖啡馆，仿佛那个遥远时代的渺茫与魅魔，触手可及。环 环相扣的悬念与惊悚之中，全智贤、河正宇、李政宰、吴达洙、 赵镇雄还原的复仇历史，沾染上一层郁郁寡欢的民族悲情，恍恍 惚惚，觉得那些人里面，就有闵泳瓒、梁在天、曹连守、张维城、 玉宗民们孤独的影子。1937 年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后，朝鲜商 人林熏凭借日本势力将一家卷烟厂据为己有。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投降后数日，林熏和其子被暗杀于居庸关路的轿车上。 这里距林熏的嘉峪关路别墅，近在咫尺。战后，朝鲜侨民的本地 数量流失明显。到1946年时，青岛的朝鲜侨民迅速减少至12户。1910 年 8 月日本迫签《日韩合并条约》，设立朝鲜总督府， 正式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1911 年 3 月完成改组的朝鲜银 行，1917 年 10 月设青岛支店，发行日金流通券，兼营储蓄和抵 押放款，抗战结束后被中央银行青岛分行接收。据《亢家庄志》 记载，1934 年，十四岁的黄县北马镇河抱村少年刘殿濬从老家 去北京读书，1943 年在北京法商学院财经系毕业后到青岛就职 朝鲜银行，1945 年与合兴利老板张恩堂的女儿结婚，住登州路， 1947 年转职中山路青岛山左银行。刘殿濬经历的，恰恰是朝鲜 银行在青岛的最后岁月，也见证了这个畸形银行的坍塌。而在这 个过程中，包括农副土产进出口商合兴利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本土 企业，都与朝鲜银行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917年到1945年，

这个名义上的朝鲜银行，作为日本银行组合成员，除了在诸如变 更采用日本钟点营业时间这些细枝末节上的日本化标签外 [《朝 鲜银行青岛分行，济南银行青岛分行，横滨正金银行青岛分行关 于日本银行组合议决五月二十日采用日本钟点营业时间变更的谨 告》，1938 年 5 月《青岛新民报》。]，更通过金融杠杆深刻影 响了青岛的日常社会经济生活。日本建筑师三井幸次郎设计的馆 陶路 12 号朝鲜银行办公楼在 1932 年建成后，便毋庸置疑地成为 了肆意扩张的帝国财富时代的精神象征。1932 年一开头，一件环绕着朝鲜人报复事件的远方新闻， 差一点颠覆了青岛的城市屋顶。1 月 9 日，在中山路出版的本地 国民党市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刊登爆炸性消息《韩国不亡 义士李霍索炸日皇未遂》，称：“日本天皇在结束新年阅兵礼完 毕后回宫的路上，突遭一人向他乘坐的马车抛掷炸弹，但炸弹落 在了马车后面，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只是马受了轻伤。目前，凶 手已被逮捕，是一名朝鲜人，三十二岁，名叫李霍索……”报纸出版当日，日本青岛总领事川越茂遣员递送青岛市长沈 鸿烈抗议书。指责《民国日报》登载对日本天皇的不恭事件，并 强调称暗杀者为“义士”为有意侮辱日本天皇，提出追究《民国 日报》责任、公开道歉等要求。沈鸿烈即与《民国日报》社长杨 兴勤电话讨论处置办法。第二天，沈鸿烈派参事周家彦前往国民 党青岛市党部接洽，党部答复同意依照日本总领事馆来函要求办 理，并接受沈鸿烈意见，决定有原则地道歉。是日晚，中日双方 代表在日本总领事馆首次交涉，日本总领事川越茂与沈鸿烈出席， 无果告终。1月 11 日夜，沈鸿烈召集紧急会议，拟就应急方案，通知海军陆战队及警察布防，提醒商铺防范、市民减少外出。同 时继续与日总领事馆协商，以求和平解决，亦促请英、美、法各 国领事出面斡旋。1 月 12 日，上午 9 点 10 分，《民国日报》社发行处突然冲 入两名日本浪人，一人鸣枪示威，一人将数瓶油弹投向火炉。纵 火者离去后，报社员工和消防队员扑灭起火点。下午 2点，沈鸿 烈与川越茂再次会谈，对日人鸣枪纵火提出抗议。双方达成四项 协议：《民国日报》社长向日总领事馆道歉；《民国日报》停刊 10日；《民国日报》复刊时公开登报道歉；今后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当日下午，湖北路日侨聚居区内突然聚集大批日本人狂呼口号。 晚上，上千日本侨民走上街头游行，沿路狂喊口号。晚8点40分， 一百多名日本人从居留民团冲进《民国日报》社，砸烂门窗及家 具什物，再涌向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砸毁门窗、办公设备全部。 花盆、瓶子、电话、书籍等杂物从二楼门窗中扔出，随后纵火焚毁。之后，日侨暴动的后遗症接二连三。2 月，事件向更屈辱的 方向发展，最终导致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解散，《民国日报》停刊。 月后，国民党中央令青岛市党部暂以秘密方式工作，直至 1945 年抗战胜利才重新公开活动，并恢复《民国日报》出刊。暗杀者李霍索在 1932 年新年抛掷出的炸弹，余音一直震荡 到 1937 年冬天青岛沦陷。一个城市的悲情，在数九寒天之中， 滴水成冰。因为与亡国者朝鲜人的惺惺相惜，青岛一度惶惶不可 终日。在青岛湾日本军舰的炮口下面，李霍索、沈鸿烈、川越茂、 周家彦、杨兴勤所构成的中日韩外交与政治较量，轰轰烈烈，惊 心动魄。

被焚毁前的《民国日报》社办公楼 12-3青岛与朝鲜的联系，还显现在文学创作中。1934 年 3 月， 躲避侦捕的黑龙江阿城青年李旭东从哈尔滨来青岛，同年秋被 捕。在临近青岛火车站临时监狱中，李旭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 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了一个朝鲜儿童在日本军队迫害下 的遭遇，“歌颂了主人翁果果善良的心灵和敢于向日本兵拼搏的 勇敢精神”。出狱后，李旭东离开青岛去上海。1936年 5月，《没 有祖国的孩子》在傅东华主编的《文学》第 6卷第 5 号上发表， 署名舒群。李旭东被捕前，已在观象一路 1号安顿了同样从哈尔滨逃亡 出来的文学青年萧军、萧红。这对年轻情人在这里分别完成了《八 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写作。两本书经鲁迅的协助 1935 年 在上海出版，舒群、萧军、萧红遂成为东北流亡文学的代表性作

早年的青岛口 12-4家。东北数省被奴役民众挣扎着的苦痛与迷茫，跃然纸上。此后 两年多，东北的沦陷现场，就蔓延到了青岛。没有祖国的悲情， 再现在这个后殖民地城市的所有中国人与朝鲜人身上。从观象一 路到青岛山下，日本木屐的吱吱作响和清酒的醺醺醉意，弥漫在 高低起伏的街道上，挥之不去。1940 年金明执牧师代表朝鲜长老会会在合江路 10 号建立礼 拜堂的时候，青岛的日本气味沾染了大街小巷，本地中国人和朝 鲜人的自由表达，近乎天方夜谭。早在 1917 年时，作为美国长老会支派之一的朝鲜长老会差 会，即有派传教士洪承汉、朴尚纯来山东的记录。经济上受制于 北美长老会的朝鲜长老会，总会设在朝鲜平安北道。资料显示， 1917 年该会来青岛后不久，长老会的东海区会和胶东区会即分

别将莱阳、即墨划属朝鲜长老会差会，定名为莱阳区会。这之后 的二十年，没有朝鲜长老会在青岛活动的详细记录，只大致知道 该会的存在。此后，重新露出水面的朝鲜长老会的大略活动的 影象是在 1938 年。朝鲜籍牧师方之日是年来到青岛，在北美长 老会驻青差会的支配下，奔走于市区几个教堂布道传教。但根 据 2008 年秋天方之日老人在汉城向常子华牧师儿子常约瑟的讲 述，年幼的他应该是在更早时就跟随父亲来到青岛，开始他们 父子的宣教生涯。常约瑟描述，“在青岛长达近半个世纪中，听 过方牧师父子的讲道而被圣灵感动、浇灌、受洗的信徒不胜枚 举。”[ 常约瑟《父亲常子华和他的妻子》，《境界》https:// www.qdchurch.com/witness/celebrity/12694/]伴随着 1938 年开年时日本的第二次军事占领，来青岛的朝 侨渐增，包括布道在内的各种活动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 在青岛的日本军方当局发出公告，限定朝侨只许在市内活动。显 然，这对朝鲜长老会在本地的事业发展殊为不利。于是，1939 年12月，朝鲜长老会总会又派出了一个叫金明执的牧师来青岛， 并于翌年在合江路 10 号建立了一个礼拜堂。至此，朝鲜长老会 在青岛的教务分成了两部分：朝侨信徒 250 余人，由金明执负 责；中国信徒 120 余人，由方之日负责。方是朝鲜长老会在青岛 地区的代表，并担任中华基督教山东大会副干事和胶东区会执行 委员。方之日在青岛的时间很长，在朝鲜长老会的其他牧师经过 了 1949 年的制度变更先后回国后，方之日直到 1957 年才离开青 岛返朝，至此，朝鲜长老会在青岛的长达四十年的历史结束。2008年秋天方之日在汉城与常子华牧师儿子常约瑟的会面，引出了一段方之日与常子华以及常子华的第一个妻子常爱主在青 岛交往的旧事。常约瑟说，方之日是用“浓厚的青岛家乡口音” 讲述这个故事的。朝鲜长老会在僻静的合江路 10 号建立礼拜堂的来龙去脉， 没有可信任的文献记载。较之礼拜堂对面在 1942 年由日本兴发 公司开发的体量巨大的兴龙庄公寓，长老会礼拜堂则显得极为平 常，这和其在合江路上的大部分邻居相似。礼拜堂建筑处在坡度 很大的合江路的低谷处，临近安东路，在更低处，合江路与安东 路形成了十字交叉。据青岛市工务局 1946 年 7 月份发布的一份 文件显示，当月合江路刚刚将欧阳路取而代之。那么，在此之前 一段时间里以欧阳路面目出现的合江路，应和 1940 年出现的朝 鲜长老会礼拜堂联系更密切。1945 年 10 月 1 日，由理事长李大荣主持的韩国民会在合江 路 10 号里举行了成立大会。之后，该会获准举办三一节，并参 与接收被查封的韩资商店、工厂。李大荣自己则在 1947 年参与 了收购日人松仓末雄所有小港二路五号公地等处房产的活动。 1949年早些时候，《联青报》刊登的《韩国民会内讧开打》内幕， 夹杂在一大堆暮气沉沉的本地社会新闻中间，成为这张气息奄奄 的报纸发出最后的声音。同年 7月韩会总务理事改为朱锡裕，11 月崔达河出任会长，会址改设冠县路 93 号。与此同时，文永浩 任会长的朝鲜人会也在胶州路 15 号成立，笼络会员 14 人。战后 在青岛的朝鲜族群的各行其是，对应的恰恰是朝鲜半岛风云突变 的政治分离格局。如是，韩国电影《刺杀》中杀机重重的雾霾，

便似火车的惯性运动，没有一丁点止歇的意思。1949 年时，青岛市区和市属各县基督教各派辖属的教堂及 聚会场所共有140余处，其中浸信会近六十处，长老会三十余处， 信义会十余处，基督教徒聚会处十五处，余为其他教派。基督教 的九十名外籍传教士中，有朝鲜籍传教士五人。1951 年 4 月 21 日出版的上海《天风》周刊 260 期刊登消息说，青岛基督教联合 会 4月 2 日举行全体会员大会，罢免“帝国主义分子”王德仁的 联合会副会长职务，同时各教会分别在台东、台西、市南、市北 成立“爱国主义学习小组”，选举正副组长和书记各一人。[1951 年 4 月 21 日上海《天风》周刊第 11 卷第 15 期（总 260 期）《教 会消息》。] 同期的《天风》周刊，还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刊载 了一条小消息，称青岛的所有基督堂，已经开始悬挂五星国旗。基督堂门口的五星国旗，宣告了一个“爱憎分明”的新信 仰时代的开始。主耶稣就此退蔽到了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那 里幽暗、潮湿，并且噤若寒蝉。作为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在 1960 年代我整个童年记忆中，主耶稣从来没有完整地出现在家 庭生活之中。主的痕迹，只是片段地停留在姑母一代女信徒无规 律的相互探访中，我觉得她们的一些小声谈话，似乎是彼此信仰 的苟延残喘。

合江路公舍

随着我年龄一点一点大起来，一些和主流政治无关的信仰， 已经很不合时宜。合江路上经常令孩子们迷失的“迷糊大楼”， 见证了这些颠覆性转变的全过程，尽管里面一个一个方格一般的 房间里，并不匮乏来自旧时代的虔诚信仰者。合江路的“迷糊大楼”今已不存，在 1946 年的时候，它成 为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青岛记忆起点。经过艰苦努力，1937 年 青岛沦陷前南迁停办的国立山东大学战后筹备复校。驻青美军陆 续将欧阳路原日本兴发公司公寓，也就是后来被我们小孩称为“迷 糊大楼”的合江路一号大房子，以及鱼山路五号原日本中学、武 定路廿九号原日本第一小学、松山路十五号原日本第三小学、德 平路五号原日本俱乐部、德平路四十号和四十二号、绥远路十八 号、大学路三号、广饶路四号至九号及广西路等处房屋移交给山 东大学。[ 《国立山东大学三十七学年度概览》。]学校确定鱼 山路五号为大学本部及文理两学院院址，武定路及德平路用为 先修班。大学路三号及欧阳路公寓为教职员工宿舍。秋天招收复 校后第一届学生，10 月 25 日举行开学典礼。在《国立山东大学 三十七学年度概览》中，合江路公舍被记录为“楼房五栋，每栋 十二所，共六十所。”而此前一年中文系教员徐中玉短暂的居住 经验，则更直观：“1946 年暑假后到青岛才知是在原山大旁的 日本中学里复校。原山大校舍有美军驻在里面，记得已筑起围墙。 我被安排住在欧阳路一座日本式大住宅楼的一个小套里，实际只

有两间房子。两边邻居有李茂祥和曲漱蕙先生，都相熟。校址很 分散，工学院、医学院都不在一起。我教的大一国史全是理工科 同学。当时中文系教授有王统照、丁山，稍后有黄孝纾，30多岁， 除我外，还有孙昌熙、刘泮溪等。”[ 徐中玉《与母校共命运的 日子》。]之后，徐中玉的邻居不断增加，像外文系教授罗念生、 文学院教授赵纪彬、赵纪彬的内弟李希凡等都陆续住到了这里。 欧阳路是合江路的旧称，在 1948 年上半年编辑预备给下一个学 年使用的《国立山东大学三十七学年度概览》中，欧阳路的称谓 已经全部被合江路取代。就百废待兴的 1946 年而言，徐中玉和 孙昌熙、刘泮溪以这个结实的水泥大楼为标志的青岛起点，很快 就上演了一出出去旧迎新的戏剧，一如合江路对欧阳路的替代。 这个新一代知识分子栖息的城市，正试图将隐藏的黑暗，一点一 点地晾晒到太阳下面，没有人真正预测到，这个疾风暴雨般的进 程，很快就会被更大的疾风暴雨涤荡。合江路山东大学宿舍开敞 的窗户，随后就一个一个关闭了。赵俪生在和夫人高昭一同出版的回忆录中记叙，1951 年的 一个冬天清早，“唯我独尊”的山大中文系教授丁山到合江路宿 舍来回拜他。因为丁从来不回拜人，所以这个举动让作为后学的 赵受宠若惊。那天丁山穿一袭灰罩皮袍，长围巾，拄一根拐杖， 看上去绝不像四十九岁，俨然六十多岁老翁样子。告别时，赵俪 生送丁山出门，丁说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原来他有一个私淑弟子 叫刘敦愿，住在合江路宿舍门口，刘此时到苏州进修去了，其母 病死，这天去埋。赵俪生看见街边一个老年街工正拉一辆地排车， 将一具薄棺安放车上准备往墓地拉。丁山赶上前，摘下棉帽，向拉车人深深鞠了一躬，弄得那人不知所措。丁说：“我叫丁山。 是山大的丁山教授。棺材里的，是我学生的母亲。他学习去了， 没人送葬，请你把她埋好。钱已付过，我再给你鞠一个躬！”这 一情节，赵俪生亲眼目睹，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但为什么死者 的儿媳妇和孙儿孙女一个也未去送丧，赵俪生却一直不得其解。接下来的 1952 年元月，丁山也死了。赵俪生回忆，丁并未 死在家里，而是死在山大医院。当时的山大学生尹铁铮说，“头 一天学生们去看望，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死了。”山大历史系四 年级学生李定钧带头拦阻丁的遗体不准出丧，说要法院验尸。山 大党委夜间在鱼山路校部大楼的六二礼堂召开紧急座谈会，当场 宣布四川人李定钧是“托匪”，由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武杰给戴上 手铐，由校警带走了。就此，丁山之死的各种议论，遂一举压平。 1987年赵俪生回青岛，遇到尹铁铮，问“丁先生到底怎么死的？” 尹厉声说：“简直可以说是给害死的！”语毕，尹便痛哭起来。 赵俪生说，这番哭，不是没有来由的。[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 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赵俪生围绕着合江路山大宿舍更日常的回忆，则集中在“怕 老婆”的童书业身上。有一次，赵俪生跟童书业一起从合江路宿 舍到大学路去上课，童花 5分钱买了一包尖底纸包的花生米，倒 给赵一半，一面吃，一面唠唠叨叨地说：“连剃头加吃花生米， 才给我发 5 块钱 !”山大当时有杨向奎、卢振华、童书业和赵俪 生四个京戏迷，大家一起互相请客。但童听戏却有怪癖。第一， 他不听票价高的戏，如梅兰芳 2元、马连良 1.8 元、张君秋 1元 等，他都不听，只听东镇一家小剧院门票 3角的戏，原因是夫人

卡得紧。第二，他厌烦老生和旦角的唱工戏，每当慢三眼、慢四 平或反二黄慢板时，另外三人都眯起眼睛听得入神，童却不见了， 到吸烟室休息去了。等武打戏一上场，什么《龙潭鲍骆》，什么 《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他高兴极了，神采奕奕，并且在戏散回 家的路上告诉赵俪生，听了这样的戏，他精神所得到的恢复，要 比睡过一场好觉或者接受一次“休克”治疗强得多，第二天的第 一堂课一定讲得特别精彩。他甚至约请赵俪生专门去听他那一堂 课。有时，联系“龙潭鲍骆”和“杨香武”，他能谈出一系列宋 元明清的社会礼俗，一直谈到资本主义萌芽。赵俪生说，在夜深 人静的街道上，他高声放肆地讲着，简直是意气风发了。[ 《赵 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后来到了我这一代，时间已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1969 年在丹东路小学读书一年半，放学一般都习惯在“迷糊大楼”走， 一个人躲起来，三五个同学上上下下找不到。印象中那时候的合 江路“迷糊大楼”，神秘且庞大，幽暗的楼内有宽阔的楼梯和非 常非常长的公共走廊，连接着诸如前山东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 教师刘饶民这样一些老住户。推开门进去，再拉开房间的日本木 门，南面的阳光扑面而来。通常的恶作剧，是不加选择地乱敲一 扇门，然后呼呼啦啦一阵狂奔，气喘吁吁地躲在远处看反应。一 个头探出来，左右瞧瞧，操各种口音嘟囔一番，就缩回去了。“迷 糊大楼”的居民比我在兴安路南边的邻居体面许多，表达愤怒和 烦恼的方式，也差别很大，歇斯底里地穷追不舍的情形，并不多见。“迷糊大楼”外面刷深灰色油漆，稍微带一点点蓝，稳重却 又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隐晦表情。整栋大楼钢筋水泥结构，东西方向沿合江路一路展开，下面两层依照巨大的地势落差逐渐收缩， 从安东路与合江路口看上去游轮客房一般蔚为壮观，而自登州路 看下来，却隐藏着不显山露水。建筑在安东路、登州路、合江路 各设置出入口，合江路口通过道路中段搭设的一个天桥与大楼 沟通，桥头围墙设置有门垛，上面刻着“国立山东大学公舍”字 样。小时候懵懵懂懂，一直以为这栋坚固的大楼是美国人战后建 造的军人公寓，1980 年代美国电影渐多，对比着镜头里的芝加 哥、洛杉矶街头建筑看，就更加固了这个印象。后来知道这其实 是日本人在更早完成的设计，不禁感慨现代主义思潮嵌入亚洲的 掷地有声。再后对青岛的现代主义建筑有了一些现场考察，判断 这应该是1949年之前本地最大规模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住宅大楼， 其经典性与在地适应性，无与伦比。除了结构和功能需要之外， 整栋建筑没有附加任何装饰，实用的意味可谓登峰造极。大楼在 20 世纪到来之前的消亡，殊为可惜。记得当时王栋满世界打电 话求助，希望有关机构能够将合江路门垛上的石刻文字保留下来， 结果却无人响应。一场现代主义加国立大学的世纪梦，就此便被 彻底粉碎了。后来另一栋具有样板意味的现代主义建筑华侨饭店， 也同样一命呜呼，在 21 世纪的黎明时分落花流水。王栋是 1970 年代出生在青岛的城市历史志愿考察者，十几年里西西弗一般进 行着诸如此类的“无用功”，仿佛要执意证明荒谬循环往复的无 以复加。国立山东大学校舍的消亡命运和新一代青岛人王栋拯救记忆 的奔波，在 1940 年代的最后 4 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征兆，至少 意气风发的徐中玉、李茂祥、曲漱蕙和王杏东们，谁也没有预料

到合江路国立山东大学第二公舍的结局。即便是徐中玉在 1947 年夏天因为公开同情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风潮遭遇解聘，离 开山东大学的时候，人们对未来的揣测，也不过是抬头仰望天上 的一块云彩。但到了这个时候，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分裂，显 然已深刻地反映在职业选择上，对照《国立山东大学三十七学年 度概览》的各院系概况可以发现，在此时的文学院教员名录上， 已经没有了王统照和徐中玉的名字。合江路山东大学第二公舍的 房客中，罗念生是外文系唯一教授，赵纪彬是文学院四教授之一， 孙昌熙是中文系讲师，刘泮溪是中文系讲员，刘敦愿则是中文系 助教。徐中玉的两边邻居李茂祥和曲漱蕙，前一个已检索不到记 录，后一个是动物系副教授。尽管经历着历史性的风云变幻，在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房客 的头脑里，哪块云彩下面都会下雨，而合江路国立山东大学公舍， 能够一直挡风遮雨。但随之而来的现实，残酷性却远远超乎想象， 如此下来，被顾颉刚描述为“性情傲上而亲下”的丁山们，结局 就可想而知了。坦白地说，就合江路山东大学公舍而言，在其消 亡之时，公共资讯对这个大楼里的风风雨雨的了解，微乎其微。 各种性命攸关的秘密和难以尽数的精神磨难，已经彻底地埋葬在 了一片瓦砾之中，仿佛不曾发生。1949 年之后，合江路周边除了穿一身中山装的踌躇满志的 青年知识分子身影，如 1951 年初由兰州大学转到山东大学的文 学院外文系副主任方未艾、从长春迁来的赵俪生、历史系副主任 童书业、物理系束星北等等，也不乏各种苟延残喘的隐藏者。很 快，丧钟敲响了。在检索1958年12月编印的一份“资料汇编”时，曾发现一个叫赵治东的烟台籍中统鲁东区室调工曾住安东路。记 录显示，其 1951 年 5 月被逮捕，同年 9 月被判刑五年。档案号 44。住松江路 15 号的山大工友王湘，被发现其 1948 年在山东 中统调查青岛分册的记录后，1949 年 8 月被登记管制。档案号 64。同一文件显示，牟平籍焦育荷住合江路 2 号，1954 年登记 自供为中统鲁东区室组长后被捕，次年被判刑。档案号 2181。 类似的记录，还包括合江路 3 号附 17 号刘中芳，嫩江路 3 号黄 县籍郭兴旺，嫩江路 6号安丘籍冯士岂，兴安路 8号莱阳籍李蔚 云，兴安路64号莒县籍崔建成，兴安路临字66号昆嵛籍杨勇年， 等等。我生在1962年，在有记忆的时候，关于赵治东、王湘、焦育荷、 刘中芳、郭兴旺、冯士岂、李蔚云、崔建成、杨勇年们的陈年往 事，早已烟消云散，知情者对其中种种诡异与曲折，个个噤若寒 蝉，仿佛不曾发生。即便这中间的许多人可能是我的邻居，许多 人的孩子也许是我的同学，一些人我甚至会认识，但我已经不可 能深入真相。包括我在内的后人挖掘的历史，只能是爬在故纸堆 里猜字谜一般的拼接。寥若晨星的幸存者，至死一声不吭。荒谬的是，这幅屏蔽追问的景象并非一街一地一人，而是很 长时间里的普遍社会共识。即使是今天我在翻阅这些标注着加密 提示的档案资料的时候，也依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不知道我 披露的这些名字，会不会冒犯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人是不 是会因此而勃然大怒。可问题是，这就是发生在我生活圈的真实， 而面对这些真实，面对这些被改变了的命运，我们却似乎已丧失 了独立探求和发现真相的能力。

所谓往事如烟的悲怆，大概不过如此。我上小学的时候，跟着住在合江路上的老师学画画，教的和 学的，都漫不经心。老师家的房子，在登州路下去第四栋、五栋 样子，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朝鲜长老会礼拜堂的左邻右舍。不 过，1970年代革命风暴正如火如荼，没有会告诉我礼拜堂的故事， 或者即便是我有机会知道一点蛛丝马迹，大概也不会生发出一丝 一毫的探究热情。学画老师家的下面是一家煤店，沿着安东路跨 到松江路上，在我妈妈眼里，这个煤店的重要性，是多少个长老 会也不能比拟的。安东路煤店的对面，是市北区医院的一家诊所，房子里面异 常开阔，妈妈的好多同事在那里上班，遇到谁家有个头痛脑热， 妈妈就会让我去诊所拿药，回来从一个金属盒取出针管，放在炉 子上煮煮，给人打一针。如果病情出现在晚上，妈妈一般就自己 跑去诊所，拿药回来给人打针。周围邻居几十家，差不多十天八 日就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母亲去安东路诊所的节奏，也就或 紧或慢。不过，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我很少听见过她 抱怨。这个情节类似的故事一直延续着，直到她被检测出癌症的 那个中秋节。那一年是 1985 年，第二年的 10月 1日，妈妈去世。妈 妈 去 世 的 时 候， 刚 刚 53 岁。1986-53=1933，19491933=16，1962-1933=29，这些彼此关联的数字，编织起来差不 多就是母亲一生。我的母亲，叫张继兰。这个名字，除了我们兄 弟三人，在今天已没多少人记得。但对我们仨，却是永志不忘的 一个生命符号，一个永远温暖着的记忆链。母亲的一生，不幸遭 遇家国劫难，承受了今天难以想像的家庭与个人磨难，含辛茹苦许多年，最终也未能享受到片刻的安宁。现在想，一个十多岁出 身大户人家的莱阳女孩，如果不是万般无奈，是断然不会只身一 人迁徙青岛谋生的，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样寸草一般被命运 驱赶的女孩，肯定不止我妈妈一个。合江路朝鲜长老会礼拜堂的后续故事，我是在新浪“约翰的 博客”里看到的，“约翰”的家在安东路一号，跟不远一条小胡 同的三号、五号是三座庭院式楼房。“木质的院门上方有一个高 大的藤萝架，春夏时分绿绿葱葱的藤架上，挂满了一串串紫色的 藤萝花。前院栽着苹果树、双櫻树、石榴树和一些我叫不出名字 的花木。通向后院的小胡同墙边，高大的杨柳，开花五颜六色的 裙带树。遮掩了西晒的阳光，散发出沁人心肺的清香。后院更是 繁花似锦，有黄杨树、金银花、洋梨树、枣树，石榴树和南面挡 土台子上的迎春花。一颗巨大的爬墙虎遮满南面的整个高墙。北 边跟邻居相隔的是一座玻璃顶的大花房，它有供暖的火墙，一年 四季花草茂盛，供给每个房间的装饰”。“约翰”讲述，安东路 煤店之前是块荒地，有一位瘦高的长发女人常年在那里种菜，紧 挨着菜园子的，便是一座挺高的教堂和牧师一家住的小楼。牧师 是一个韩国人，带一位姑娘住在一起。那时“约翰”经常看到姑 娘从自家门前路过，人们都喊她“高丽棒子”。“三五反”时， 这一家人突然就消失了，传说他是一个外国间谍。2013 年“约 翰”去韩国首尔看外孙，无意间跟中华汉城教会的牧师说起小时 候的事，居然了解到那位消失的牧师还活着，已经 105 高龄， 是在任的首尔基督教协会主席。那个“高丽棒子”姑娘，也已是 八旬老人，移居美国了。牧师跟“约翰”说，当时的形势已危及

性命，他们只好丢掉所有的产业，匆忙逃回南朝鲜，至今还心 有余悸。[ 新浪约翰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 ad0f4f170101kkye.html]“约翰”在首尔遇到的韩国牧师，就 是方之日，同年 7 月 19 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青瓦台与基 督教领导人共进午餐，年迈的方之日以韩国基督教牧师长老会 总裁出席。次年深秋，方之日牧师安息主怀。据说，他是 1957 年最后一个离开中国大陆的外国传教士。[ 基督时报 2014 年 10 月 11 日 http://www.christiantimes.cn/news/15524/ 方 之 日牧师安息主怀享年 105 岁 大陆最后一个 1957 年离开的宣教 士 ?page=1]

自由的雀跃

我 1978 年参加工作，初中教育的终点结束在大连路 13 中 操场上，手里攥着烟盒般大小的一页纸片，上面有张黑白照片， 蓝色钢笔水写着姓名、性别、年龄、班级、编号。这张毕业证书 注明的年份是个分水岭，一个“长子女”以丧失学习权“自愿” 换取就业权的标志，也是母亲在儿子身上实现希望的起始。尽管 十六岁的少年并未成年，但获得自由的雀跃依然充满了红色塑料 日记本。从兴安路的家到四方北岭的玻璃厂，差不多经过大半个 市区，这条路后来日复一日走了十年，连接了一个文学痴迷者的 大部梦想。和 1980 年代差不多同时到来的，是一次车祸经历。 某冬雪后早晨在青岛山下明霞路15路公交车起始站挤“大通道”， 混乱中滑入轮下，车启动，双轮碾过右腿，致粉碎性骨折。休养 一百天，骨头复原，尝试下床，却发现肌腱坏死，腿与脚形成僵 硬状钝角，无法弯曲，无法行走。接下来的二百天，母亲找来一 堆中草药，大锅旺火煎熬，每日数次用挑水的铁皮桶浸泡拉直， 周而复始循环，终得部分恢复，就此落下个半残疾，表面如常， 内里残缺。回头看我的 1980 年代，言行举止不乏少年轻狂的荒 唐与想入非非的虚无，身体与精神的残疾和残缺都被小心遮蔽掉 了，岁长，脚落到了地上，才发现手心里攥着的都是些冷汗。攥 久了，这汗便有些酸腐，气味大不正常。就个人经历来说，一些城市节点的意义往往刻骨铭心，时间 愈久，记忆中的某些细节便愈加清晰，直至覆盖掉前因后果。对我来说，青岛山下的兴安路、台东、海泊桥、小村庄、四方北岭， 都是这样一些具有记忆标志性的地理节点，一点一滴地积累下的 经验，在不断填充、过滤、排除、纳入的同时，也固执地丈量着 非物理意义上的距离。而在精神上，台东是最早引领我的文学启 蒙地，也是梦想的开端。1980 年代初，在离我车祸发生地直线距离不过二十米的地 方，有个台东交通中队，旁边院子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台东业大， 这个非正式学校的正式称谓，叫台东区干部职工业余大学。初中 毕业前，文学同好张文多介绍认识了住大连路的儿童诗人范广兴， 通过范结识宫宸。宫在台东文化馆工作，此时在台东业大主持中 文班，教授写作与外国文学。经宫老师的推荐，我插班进入台东 业大中文班，同学有徐乃昌、卢璟、王理春、李鸿春、曲寿海、 孙崇敏、杨刚毅、徐家民、盛文德、赵竟成、范英新、宋连贵、 李梅、张莉、薛原、韩松礼、左奎清等，全班四五十人，来自不 同的单位，年龄我最小。有个王姓同学在新华书店高密路批发部 上班，一些市面上不太容易买到的畅销书，或者内部发行的图书， 大家就会去找他。他则依据关系远近，依次排序。我的《高老头》、 《子夜》、《约翰·克里斯朵夫》、《收获》丛书数种、《走向 未来》丛书数种，都是在高密路买的。这样的供求关系倒挂光景， 大概持续了七、八年，也算是 1980 年代的一道独特人文风景。徐乃昌和一位早逝的于姓同学是中文班的班长，实际上具有 号召力的则是卢璟。卢璟在广东饭店上班，当时已是有影响的诗 人，印象中他的诗歌与其同辈迥异，文字简练、风格婉约，形象 感觉突出。卢璟与宫宸联合举办过一些与诗歌创作有关的活动。

当时宫宸也写诗，诗风依然残留着一些文革后期宣传口号的痕迹， 与卢璟的清新创作已经拉开了距离。同学中，我和曲寿海来往较 多，期间还一起编辑了一本油印的文学批评杂志。在我保留的一 期油印杂志上，有曲寿海写的《意识流和意识流在我国当代小说 中的运用》，以及我的小说《夕阳照耀的路上》，两文上面都涂 满了修改文字和提示性符号。奇怪的是曲文和我的小说，居然不 是用一种颜色的油墨，想应该是在不同的油印机上印的。曲是电 业局的收费员，骑一辆单位的大金鹿自行车，满世界抄电表。记 得曲一个人在台东一路附近住，一间平房，门口有条马路。夏天 上课前，我经常在曲的住处吃晚饭，门口支个锅台，拉着风箱， 稀里哗啦就得了，吃的最多的好像是炒蛤蜊。蛤蜊很小，用葱花 爆锅，一炒一大盆。有时会喝酒，六毛四分一瓶的红光葡萄酒， 或者是罐头瓶子装的青岛啤酒。宫宸始终是台东业大的灵魂人物，涉及中文的许多课程如文 艺理论、写作、当代文学、美学、外国文学他都教过。宫不懂外语， 教古希腊文学的时候，对冗长且难记的翻译人名，会给出一些贴 切的比附，以让同学们容易记住。这个办法尽管有些滑稽，却十 分有效，至今能够让我脱口而出。十数年后，我搬了几次家，台 东业大时使用的两种外国文学参考教材，都一直保留着。二十四 所高等院校编辑的四册《外国文学史》，是 1980 年 11 月 5 日在 济南历下书店买的，扉页记有“12 月 24 日晚记于台东业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一册，是同年 在中山路买的，三年后又买了亚非部分的另一册。宫老师成为当 时青岛文化界的标志性人物，除了他在台东业大的作为外，更多的是他在台东文化馆进行的一系列文学平台的搭建与他对文学新 人的扶持。他通过创办《台东文艺》，让台东、台东业大与台东 文化馆，成为了本地文艺复兴的标志，启动了包括推崇和包容现 代派文学在内的种种文学试验与革新思潮，我的一些意识流小说 如《星星》、《黄昏》等，都是通过《台东文艺》发表的。记得 当时活跃在这本杂志的作者，还有尤凤伟、纪宇、谢颐城、梁青 生、刘辉考、杨春贤、张世德、朱晋杰、万修森、薛原、韩松礼、 刘涛等。周川、李春画插图，用焦墨和浓墨交替，破笔颇有些味道。百度上说，台东文化馆 1950 年 1 月建在宁海路上，当时叫 青岛市第三人民教育馆。1958 年改名台东区文化馆，先后八次 迁址，最后迁至道口路 15 号。但在我的记忆里，《台东文艺》 时代的台东文化馆，是在顺兴路下坡，路两边一溜平房鳞次栉比， 不显山露水。在 1935 年青岛工商学会主编的《工商一览》中， 记载陈永昌曾于民国 21 年在顺兴路创办顺德祥染织厂，出品哈 机布、白帆布、华达呢、自由布、士林布等。我记事的时候，陈 永昌和顺德祥早已经不见蛛丝马迹，大白天街上也一览无余。台 东文化馆夹在坡底路西的院子里，门洞进去，右面一个天井。宫 宸当时也住在里面，烧火做饭就在小院里，旁边有棵梧桐树，遮 去了一大片天空。有次我骑自行车去找宫，从昌邑路向坡下急驶， 突然没闸了，只好用左胳膊和左手拼命摩擦路边房子的外墙减速， 结果胳膊和手都蹭去了皮，弄得鲜血淋漓。《台东文艺》的前身，是台东区文化馆 1972 年办的街头诗 画。宫宸是具体承办人。宫宸本名宫肇智，1960 年自青岛 25 中 学高中毕业。在作家侯修圃的印象中，宫高中读书期间就常有作

品见诸报端，毕业后在台东中学任代课教师，1970 年代初转为 正式教师。台东街头诗画地点，设在14中学和大光明电影院之间， 一溜木制宣传橱窗。在文化荒漠年代里，诗配画自然吸引了不少 眼球。后来为了增加版面，扩大影响，又把街头诗画扩大到郭口 路和辽宁路转角处。时间长了，宫肇智帮助文化馆办刊毕竟不方 便，而且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后经台东区人事部门同意， 就把宫正式调到台东区文化馆，主管文学创作和培训。接下来， 宫便别出心裁，把街头诗画的部分稿件编辑成册，命名为《台东 文艺》，不定期油印出刊。再后来，《台东文艺》出版周期逐渐 固定化，并改出铅字版，开始像模像样地进行文学探索试验了。 和宫宸交往甚深的崔新华回忆，油印本《台东文艺》的出现，台 东区文化馆的陈建业也功不可沒，除了刻板、排板，在选稿上当 时陈的意见也近乎说一不二。顺兴路平房时代的《台东文艺》，只出过油印本。对包括我 在内的许多文学青年，那是一沓异常温暖的日子。小院里好象有 五间房，宫宸和太太孩子住一间屋，院子搭一棚做饭。冬天生炉 子，炉子上烤着地瓜。到道口路后，《台东文艺》只出过二期油 印，然后就改铅印，堂而皇之起来。在我看来，宫自身一直寻求 突破的不安分性格、区文化馆的边缘性、年轻作者群体的推动力 和解放思想的大思潮，是《台东文艺》逐渐成为本土文学变革晴 雨表的主要原因。许多年后，作家李洁、刘涛都曾直言不讳地表 示，《台东文艺》是他们的第一个文学舞台。连续起来看，《台东文艺》在 1980 年代的整个存活史，明 显存在着一个由文学工具论的承载者，向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思

眺望 20 世纪初期的台东镇 12-1文学、情爱论、朦胧诗与意识流小说过度的过程。但是，现实主 义叙事，批判意识，以新浪漫主义抒情方式向中下层生活的靠拢， 始终占据着主体，而现代主义的文本呈现，仅仅是微弱的萌芽状 态，没有哪怕是部分核心意义上的展开。在我的记忆里，宫宸并 不是现代派的真正盟友，他对这些新文学思潮的宽容，基于一种 开放的本能，而不是观念与价值认同。这就导致了诸如孙崇敏、 周立武、徐振华、王洪彬、秦贵发这样一些更激进、更具突破性 的民间文学人士，没有机会在《台东文艺》上留下文本线索。这 一客观事实，显现出本土文学传统语境调整下始终如一的周而复 始，其与整个新时期文学大势的隔膜与观念落后，其适应性的迟 缓与创造力的匮乏，其文本的同质化与叙事语言主体觉醒的缺失， 暴露无遗。

我发在《台东文艺》上的意识流小说《星星》以及后来引起 的争论，是《台东文艺》从油印本过度到铅字版过程中的一个插 曲。实质上，《星星》的出笼和随后的争议，相当意义上是宫宸 设置的一个预谋，目的是引起本地文学圈对现代派思潮的关注。 长度不过几百字的《星星》一出来，宫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组织正 反两方的评论，在接下来几期的杂志上进行面对面的观点碰撞， 针尖麦芒，热热闹闹了一番。据当年《台东文艺》的一位紧密参 与者后来讲述，小说《星星》印前，他读过并对宫讲，这叫什么 东西？谁费力看这个？宫答，这你就不明白了，这是小说创作中 的新手法，叫意识流，读者可根据个人想法去廷伸，当时我这个 朋友十分不屑。回头看，朋友的判断其实靠谱，因为《星星》自 身的文本缺陷与争论的圈子化，使这一插曲很快成为过眼云烟， 预期的理论深化与文本实践，并没有出现。有趣的是，2012 年底在青岛参加王家新主持的一个诗人画 展，王蒙意外出现在现场，看着尤凤伟上前打招呼的当口，旁边 一人突然说，对了，你有个意识流小说，是模仿《春之声》的， 发在 1980 年的《台东文艺》上，标题是《夕阳照耀的路上》。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说不会吧，我是不是比王蒙早？旁边人笑笑， 说那一期还附有评论，分析的就是与《春之声》的联系。王蒙走 后回想，尽管过去了 30 年，《春之声》的语音风格我依然有挺 深印象，而对我自己的这篇《夕阳照耀的路上》，居然陌生到好 象不曾发生过一样，的确匪夷所思。这里反复提及《台东文艺》 的“异端邪说”，是想说明这本杂志和 1980 年代青岛早期现代 主义文学实验的密切联系，不论后来现代主义在本土的实际发展与走向如何，这都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起始，如同海岸线上的 曙光，在一片蒙昧之中，照耀着未知的前路。在寻觅饥渴和表达饥渴相互纠缠的年代，《台东文艺》并不 是唯一的舞台。另外一些更民间或者说是更草根的尝试，也此起 彼伏，比如由台东夜大中文大专班同学主办的《蓓蕾》。根据参 与者崔新华的记述，这夲油印刊物创办于 1979 年春节前后，第 一期刊印时间是 4月 15 号，第四期为 11 月，每期四五十页。这 本同人杂志应该出到第五期，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至于停刊原因， 崔含蓄地表述说是因其在台东夜大有了许些影响，校方准备接办， 但一直沒有后续操作，导致《蓓蕾》出生刚半年便夭折掉了。所 谓“有了许些影响”的直白说法，就是对自发办刊“不确定性” 的控制，控制来控制去，一本小刊物的民间性和本源色彩便消失 殆尽，最后不了了之。《蓓蕾》刊中作品多稚嫩，但却记录了那个年代年轻人求知 的急躁、任性与冲动。在那个年代，几个青年办这事并不容易。 口袋空空如也，印刷、纸张都是问题，因此刊物的“急就章”色 彩十分明显。即便是“急就章”，《蓓蕾》也保持了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 敏感，如盛文德的诗歌《献给张志新烈士的歌》，就属于这一类。 盛文德以颂歌形式表达了对殉道者的敬仰，却并未进行进一步的 反思与追问，流于空泛的抒情。于建邦1979年 9月发表在《蓓蕾》 第三期的《孤途之子·失业靑年自述》，则显现出了更多日常生 活的真实：“我无聊的像个醉鬼 /说话仿佛是在诅咒 /完结吧， 这无用的人儿 /扑向大海激向那无尽的渊流......”除了诗歌、

小说，《蓓蕾》的评论文字也活泼锐利，鲁迅风十足。客观评价， 《蓓蕾》的大部分作品，在思想和现实的“拨乱反正”上，并不 比《台东文艺》走得更远。“春来了，七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已经荡漾在我们心里了”， 这是《蓓蕾》发刊词的第一句话，不幸，尽管《蓓蕾》习惯性地 表达了“投入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战斗行列”的渴 望，但结果却差强人意。现在看来，《蓓蕾》的“生不逢时”并 非无中生有，在寒冷的政治气候下，言论控制的权力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据崔新华在个人博客里的记述，《蓓蕾》一期不少的 在“有关部门”存档，有关人员也隐受影响，尤其 1989 年春夏 之交的群体性事件后，全国打击非法出版物，风声鹤唳。在最紧 张时，有一同学己准备好衣被，随时准备进监狱。由于査出癌症 晚期骨瘦如柴，沒有动他，逃过一劫。即便是在倡导思想解放的 1980 年代，各种干扰和禁锢，同 样此起彼伏，屏蔽、隔离、封锁，花样翻新。隔离换个说法，其 实就是囚禁，看见窗口外面的自由，却没机会享受。这个时候， 自我的囚禁，就变得暧昧，推开门便获得释放，但这个自己掌握 的门，却是界限。自己设定的界限，俘虏自己，限制行动，考验 的是意志和忍耐力。三十年过去，依然如故。前几年新浪有条大事渲染的消息， 称有关方面开始正式通过计算机销售环节强制堵截“不良信息”， 堂皇地给网络进行思想“护航”。乌呼，在这个“全球化”看上 去浩浩荡荡的年代，“有关方面”终于连一点脸皮也不要了，公 然公开进行公共信息的控制和干预，甚至不惜以制造“木马”而进入私人交流领域，大踏步向朝鲜看齐。无耻之极，荒谬之极， 愚蠢之极。问题是，你真相信这个“有关部门”买单的隔离软件， 果然就会囚禁了互联网？会就此让民间思想一律、精神统一、鸦 雀无声？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禁锢公民自由选择和获知 信息的权利，到终了会砸了什么，时间自然会证明。人在北方，吃馒头是习惯。习惯，有习惯的道理。但有人不 这么看，所以就看出了问题。某个晚上和人讨论 BLOG 的形式， 发现这是个很容易千篇一律的东西，要不千篇一律，就需要依靠 新鲜内容的力量。陈旧的东西，问题不仅仅在于时间上的距离， 而是固步自封。不发现危险，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也就失去了 BLOG 存在的意义。因为敏感，有了 BLOG，没了敏感，BLOG 也就 死亡了。这时，朋友说：文化的保护主义，其实恰恰是文化繁荣的死 对头。这种看似合理的做法，不仅要强烈排斥外来文化，表现出 一种文化上的怯懦和强烈的不自信，而且非常容易导致文化的单 一和绝对性，这种只吃馒头的精神最终将表现为固步自封、不问 世事。朋友说，这话不是他说的，他转自《大师，我们不能只吃 馒头》。2007年冬天宫宸去世后，我写过一篇纪念文字，其中说：“我 认识和记忆着的宫宸，是个好人，是个非常年代的非常勤恳的启 蒙者。我觉得，在课堂上，他的非常的文学传达方式，和他的质 朴和他的直接和他的经历，有着必然的逻辑。记得他喜剧性地教 授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样式，和我看见的他 在老文化馆的平房前面生炉子的姿态，很相似。当时，他笨不啦

叽地忙碌着，弄得呛人的烟雾弥漫了整个院子，直到炉火慢慢点 燃。”据说宫宸去世前精神和经济状况均不佳。我关于宫的最后 消息，是一个同学在他很窘迫的时候，给了些物质上的帮助。传 闻中，宫的窘迫涉及了一些非文化层面的话题，有些尴尬，也有 些无奈。而我和宫的最后一次电话，内容则是关于给学生介绍实 习单位，很具体，对我同样有些无奈。现在想，当年在课堂上接 触的诸如埃斯库罗斯这些用喜剧方式记忆悲剧的写作者，冥冥之 中预示的不幸恰是宫宸的宿命。作为宫老师的学生，我们也许同 样是这一宿命的一部分。台东业大教古代文学与古代文选的是张仲宜老师，一位不苟 言笑的长者，博学、刻板，古文底子极深厚，一些生僻古文字的 读音规范、准确。在当时日趋活跃的文化开放环境下，张的严谨、 守旧和极强的记忆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听知情 的同学说，张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是 1948 年前国民政府在 济南的最后一任高等法院院长。张老师住在黄台路东头的一个小 院里，有年春节去拜年，发现一楼的房子里布置的井然有序。阳 光透过一尘不染的玻璃照耀进来，均匀扑撒在写字台和床单上， 温暖、和睦、老旧。关于自己过去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听张老师 讲过。他的学问、学养和师承，至今依然是个迷津。老师中间， 不动声色的是王世维，他在青岛山下的广饶路青岛师专教书，不 太惹人注意。但就是这个淡定的知识人，却在十年后成为推动青 岛改革开放的第一人。他受托在人大提出青岛东部开发议案，促 成了领导者希望的城市空间大拓展。王之所谓“受托”，是因为 当时的市委书记俞正声觉得由党委和政府直接提“东部开发”可能不太合适（因怕有过大的反对声音），就转请人大代表公开出 面，以缓解压力。王是三届人大老人，又是知识分子，所以受托。 王的提案获得通过，就此掀开青岛历史新篇章。台东业大最有性格的老师，是教古代汉语的郭恩秀和教现代 文学的范杰。郭老师大家私下称老郭，极风趣、智慧的一个人， 健谈、随和、好酒，当时他是 47 中的老师，后来去了青岛大学 师范学院。同学中郭恩秀和孙崇敏来往较多，有些惺惺相惜的意 思。孙当时在台东环卫队收垃圾，长思辩，也好酒，与郭气味相 投。记得结束学业后，有个夏天晚上和孙崇敏几个去 47 中校园 花架下面喝酒，周围黑咕隆咚的，就头顶挂盏吊灯，瓦数很大， 风一刮，灯泡晃晃悠悠，听得见灯丝嗞溜溜响。郭老师的宿舍在 花架旁边，家人当时似乎还住在老家，衣食住行就他一个。桌上 的饭菜是郭自己做的，记不得是些什么了，只记得这饭吃了很长 时间，酒喝的一塌糊涂，期间郭的说教声不断。许多年后从北京 回来，和孙去麦岛青大师范学院宿舍看郭老师，发现依然睿智风 趣。孙当着郭的面讲一故事，云某夜郭醉酒，被人送回家不入， 跑到下面青岛大学的车站发钱，见人就给，不要不行，直到身上 的钱散完，始毕。孙讲述的过程，郭笑，表情略显咸涩，不语。范杰是青岛师专老师，住荣成路，讲现代文学别开生面，时 不时有些“出格”发挥。我当时一大些兴趣集中在现代文学上， 和范杰接触多，走得很近。1980 年代青岛师专现代文学的权威 人物是张挺，但张和范不是一个路数。范杰身上具反叛性，思维 扩散，独立思考的东西多些。后来我去了北京，再从北京到深圳， 回到青岛，听说范杰老师去世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学长，一个不

喜欢精神束缚的学人，走了。写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老朋友高 兵告诉我说，范杰是他同事的父亲，当年他去过范家多次。在他 的印象中，范杰写诗，大烟鬼，酒量极佳，幽默，睿智，患肺癌 去世。范杰的夫人在台西医院工作，女儿在广州军区文工团，后 定居广州。范杰去世后，女儿整理出版过一套范杰诗集。现在回忆，郭恩秀和范杰都是有些民国知识分子“范儿”的 人。说有些，当然是指不纯粹，因为真正的民国，他两位也没见 着。在这里跟民国作比较，不是想说那个时候至善至美，而仅仅 是彼此为时代的前后邻近，联系起来容易。民国光明之外的制度 幽暗，大体上和我经历的公共生活类似，不过是更暧昧罢了。对 文学来说，暧昧导致的宽容与多元可能性，应该会多些。但诸如 胡适倡导的自由主义这玩意，最终并没有成为大众的公共思想， 这份责任，民国这个在今天很容易让人回味的时代，自然不能一 退六二五。任何制度的建立和登峰造极，都不是空中楼阁，这也 许才是宿命的诡异。对我来说，一场车祸和一间具有启蒙意味的学校、一本文学 杂志共同构成的台东，形成了有些怪诞的紧密连接，成为个人成 长史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光亮。许多年后，作为行政区划的台东消 失了，作为 1980 年代地方文学象征的宫宸去世了，甚至宫老师 的一些学生如盛文德等也相继离去，但与台东有关的种种过往， 却一直坐标一般埋藏在我的人生与文学经验中间，愈久弥坚。有 时我会想，粗陋的神圣尽管来路可疑，却更容易融合并切入普通 人的心灵，易于铸造出清晰的本土精神逻辑。这个逻辑，属于我 和我的这一代的许多朋友。

信号山路的长者

由兴安路向外的发现史，差不多也就是我的成长史。这其中 很重要的部分，涉及文学信仰。这份信仰的开端，来自信号山路 的一栋房子。如果说，弯曲的莱芜二路是青岛山的外环线，那么， 和莱芜二路相交的信号山路和齐东路，就是沟通青岛山和信号山 的必由之路。两条路一高一低，有上有下，隐秘处藏龙卧虎。零 零碎碎的资料显示，王克敏、艾芜、谭抒真、赵仲如、郭子政、 郭兰圃、王寿山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和这里有渊源。地理上， 信号山路是弯的，齐东路也是弯的，从青岛山这头开始，一条蜿 蜒向东，一条逶迤向西，结果背道而驰。我早年的文学经验，不超过青岛山下五公里范围，发表在有 正式刊号杂志上的第一篇小说，责任编辑是刘禹轩。刘禹轩是青岛文联《海鸥》杂志的三位老编辑之一，另外两 位是陈硕和耿林莽。三位老编辑工作的地方，在青岛山下的信号 山路 25 号。他们的同事，有张健、李伯屏、王照青、徐本夫、 刘辉考、黄舸、徐培范、李建国、郑建华、赵夫青、姜灏、徐红兵、 李云德几位。编辑部在二楼一个大房间，旁边是姜树茂办公室，

里边是文联创作室，楼下还有一个联系协会的部门和后来成立的 作协，所以尤凤伟、刘学江、黄小振、许志强、苏积玉、辛显令、 任心田、徐哲喜等前后进入的人也算是和三位老人同事，这个名 单，差不多包括了 1980 年代青岛专业文学创作人员的大部。作 为信号山路 25号的政治负责人，姜树茂毁誉参半，谨慎、保守、 质朴的做派和伴随着关于《渔岛怒潮》创作过程的各种不道德行 为的传言，让这个渔民出身的写作者在整个1980年代寂寂无闻， 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对经历过更早时的许多残酷事件的刘禹轩 来说，遗忘与宽恕，近乎犯罪。实质上，后来 30年的事实证明， 刘禹轩对那些刻骨铭心的伤害，始终铭记在心。这个时期尽管不停的有各种反这反那的声音干扰，但总体上 信号山路 25 号的气氛还是宽容和开放的，这个友好氛围，当然 与包括三位老人在内的文学人的信念坚持有关。记得当时文联办 公楼的后面还有一排平房，住着倪虹、张镇照两家人。倪家有个 漆着红油的小炕桌，上面经常摆着一把大茶壶，孤零零搁在平房 前面的砖地上。认识刘禹轩的时候，只知道他好古诗词，后来见到他根据开 禁档案写的前苏联暴力革命史与思想禁锢史文字，才开始慢慢体 会老人的犀利思想的精神来源与心路历程。三位老编辑中，从没 见过陈硕的文字，却见识过这位沉默寡言者对抑制新思想和新的 文学表现方式的愤怒。期间《海鸥》的种种变革举措，包括与丁 玲主办的激烈推动前卫文学试验的《中国》杂志的合作，陈都是 促进派。耿林莽以对散文诗的执著闻名，这份近乎固执的专一， 让他成为了中国散文诗的旗帜性人物。从 1980 年代开始，环绕着散文诗这一受束缚的文体，耿联系起了许多本土的年轻文学人， 包括梁真、韩嘉川、王亚平、何敬君、方喜利、沉沙、郭文阁、 王勤、唐林、张毅、栾承舟等，在理论方面，则有青岛师专陈少 松的支持。有段时间我参加过这个本地散文诗圈子的活动，写过 一个万把字的《散文诗文体特征论》。记得有次在荣成路新华社 青岛休养所开散文诗的一个研讨会，中国青年报青岛驻站记者麦 天枢也被请去参会，即席发表了一些新颖见解。当时耿林莽住在 莱阳路与金口二路中间的一条小巷里，距离老舍 1934 年到青岛 时住过的地方不远。我觉得，在精神气质上，他们也有许多相通 的地方。《海鸥》的三位老编辑都是经历过 17 年和文革一次次 文化磨难的幸存者，深知自由言说的来之不易。比较两位同辈， 耿林莽显然更痴迷文字，这些个人表达的释放口，便是散文诗。 刘禹轩与陈硕则始终偏重思想批判与社会反思，并且矢志不移。大概在 1979 年，某日在工厂一楼的切装车间上班，二楼办 公室有人下来通知，说《海鸥》杂志有位编辑找我，迎出来发现 是刘禹轩。刘老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态度平易。我好不容易在 旁边机修办公室找了个旮旯，搬来一条长凳请刘老坐下，听刘老 阐述他对小说《在末班汽车上》的修改观点。我不知道刘老如此 这般地走访过多少作者，但这一次的经历，对我而言记忆深刻。 许多年过去，刘老固执地不吃饭的认真表情，长久地保留在我的 脑海里。这个表情连同他走出工厂大门的姿态，最终凝结成一个 可接触的具体文化符号，纯粹、温暖、可亲近。后来知道，刘禹轩老的人生经历极为丰富，同时也历经坎 坷。1949 年刘老随军参与接管山大，1950 年代曾作为山东大学

校长华岗的秘书参与学校事务，1957 年被打成“右派”，沦入 家破人亡的绝境。其中的悲催情节，包括妻子的投石灰池自杀。 这个过程，听刘自己说起过，也在刘的同龄人那里获得过补充。 尽管我非常不愿意放大这个发生在非常时期的悲剧性事件，但 这个场面却往往会魔鬼一般浮现，印证出一个时代的邪恶、荒 谬与人生的悖逆。我想，经历过这些常人难以想像的苦难的知 识人，背负的会是怎样的一颗沉重心灵。后来看尤凤伟的《中国 一九五七》，看胡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依然不愿面对， 不愿意相信这是我们父辈的真实过往，但这一切，却都不折不扣 地发生过，在我出生前，在我童年成长的过程中。这就是我们这 一代的生长土壤，无法拒绝，无从逃避。1980 年平反，刘回信 号山路 25 号的青岛文联参与编辑《海鸥》杂志，1990 年离休。 期间一直倡导思想解放，大胆言说，并对种种文学革新与文本试 验，保持了始终如一的理解与支持。印象中刚认识刘禹轩老的时候，他还住在李村农科所的院子 里，后来搬家到了信号山路与华山路交叉口的一栋7层楼的顶层， 与女儿朱汐、儿子朱宏一起住。我住兴安路，离信号山路和华山 路都很近，就经常去刘家，和朱汐、朱宏相处的如同哥哥、姐姐。 朱汐当时在沧口胜利桥的汽轮机厂工作，朱宏的单位好像是青岛 碱厂。朱汐很多方面继承了父亲的文化基因，当时还在山师上学 的曹安娜以及在中山路外贸纺织上班的张安方，就是在刘老家认 识的。朱汐与曹安娜是好友，山师毕业后曹安娜分配到了青岛日 报，后来去了青岛师专教书。记得曹写诗，学术研究方向似是现 代文学。刘禹轩的周围团结着一大些爱好文学的青年与准“青年”，像刘洪彬、王安光、张小川、万修森、何易、宫世经、刘海军、 万守钰、史韶山、李德义、李德明、尚林芳等。刘非常负责任地 对待每一个作者的每一篇作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期间我并 没有看到他自己的写作，这个忠于职守的状况，大致持续到禹轩 老在编辑岗位上离休。照此推算，他的大量思想反思文字的写作， 应该多是在这之后进行的，并且一发而不可收。2010 年青岛文 联编辑《青岛 60 年文学作品选》，编者收入了他的《文学的演 进与回归》和《从两本书想到的》。两本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罪与罚》、列斯科夫的《奇人录》，都是他的亡故同学非琴 翻译的。在文章中，他使用了一个小标题，追问：人怎么成了怪物？1980 年代中期，我去济南参加省作代会，行前遇刘禹轩， 他突然跟我说一句：作家要靠作品，不是别的。我不确定刘老的“别 的”是不是有特指，但当时的确存在着作家以帮派划圈子的问题， 某晚甚至有“通讯员”半夜三更跑到家里敲门，传递选某某人不 选某某人的信息。刘禹轩平素交往也划界，但取舍标准是思想观 念，不是关系亲疏，更不是政治投机，这些都是他不齿的。刘的 经历和性格，使他对许多不纯净的东西，保存了足够的警惕，特 别是对作家的官僚化、附庸化与犬儒性，始终深恶痛绝。20 多 年后，一次偶然与陈为朋说起此事，他亦表同感，并说当时就对 一些人的私下活动不以为然。比较我们这些年轻的文学人，我想 刘老的清醒与自觉，自有更深刻的含义。他是不为、不齿、不趋 炎附势的纯粹，令我至今感同身受。我一直觉得，刘禹轩应该是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最具象征性的 文化代表。其之所以具有代表性，不仅仅在于他的苦难经历，而

在于他对这些经历的不停止的反思，在于他矢志不移的文化理想， 在于他持续着的清醒、独立、深刻的个人思考。刘禹轩身上的这 些不趋附、不屈服的精神元素，恰恰构成了他的文化品格与境界。 有消息说，2011 年 12 月 21 日《青岛文学》曾与青岛作协举办 过一次刘禹轩从事编辑与创作 60 年座谈会，刘禹轩在信号山路 25 号的一些老同事和高芒、刘真骅、栾纪曾、柳士同、滕学钦、 贺中原、程基、曹安娜、修祥明、臧杰、刘传进等参加座谈。报 载，“1957 年春，刘禹轩因敢说真话被错划‘右派’，中断编 辑工作 23 年之久，1980 年获得平反，重回《海鸥》杂志社，直 至 1990 年离休为止。这十年间，刘禹轩发现、培养和推出了许 多青岛和外地作家”。尤凤伟在座谈会上回忆，刘禹轩对其“每 一部小说的创作都十分关心”。70 后学人臧杰称，“座谈会的 举办表达了青岛文学对一个文学老人的尊重，也体现了青岛文艺 界对刘禹轩这样具有独立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尊重。”对 刘老，这是一份迟到的慰藉，对我们城市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反省， 这却仅仅是个开头。《海鸥》的三位老编辑，陈硕已在十数年前过世。老人去世 前，我在珠海路公寓小花园见过一次，老人拉着我的手，言辞恳 切，期望有加。1926 年出生的耿林莽，从 1980 年代到今天，创 作活动奇迹般持续着，并且独立的思想线索日见清晰。晚近青岛 某报评选本地文化标志人物，约写评语，对耿老，我写了这样一 段话：著有《耿林莽散文诗选》、《五月丁香》、《醒来的鱼》 的这位散文诗人“通过持续的散文诗创作，对青岛文学的品质提 升具有重要影响”。自然，作为中国散文诗最年迈的实践者与守望者，耿林莽的文学贡献并不局限于我生活的城市。青岛文学馆 曾做过一个耿老的文献展，题目叫《耿大人》，接下来做了一个 刘老的展览，延续叫《刘大人》。大，关乎饱经风霜，关乎著作 等身，也关乎人格，关乎独立思想与尊严。《海鸥》的三位老编辑，特别是刘禹轩，对我的成长影响极大。 这些影响，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也是思想与品格的。2008 年《青 岛文学》约一篇回忆 1980 年代青岛“非主流艺术活动”稿，刊 发前编辑嘱写文学观，遂记：“相信文学和艺术，就是启示。相 信神圣，可以最终超越和战胜卑鄙。钦佩负责任的写作，欣赏有 灵性的文字，向往自由状态，推崇激情和创造。对实验的冲动， 对独立的思想，对有性格的表达，有至今无解的默契。反对附庸 风雅，反对无病呻吟，反对故步自封，反对人云亦云。不相信文 学的沉默是个无底洞，不相信当代艺术会和财富成为没完没了的 同盟，不相信思想会一直缺席，不相信真实和真诚不会重新回到 现实。”

改变和被改变的博弈

在我 1980 年代的交往中，尤凤伟是不能不说的一个。

青岛口灯塔 12-2尤凤伟始终不是一个纯粹的青岛人。有这样的感觉，不仅仅 是因为诸如《生存》、《中国一九五七》和《衣钵》里面的虚构 现场，而是二三十年下来，时不时会听到他说起牟平，或者是用 牟平话说“老家”。说这些话的时候，尤往往一脸平静，看不出 牵挂，也似乎没有感激，久了，就习以为常。没见过他带回来什 么家乡特产，也不太去想那些年他隔三差五“回老家”干什么， 直到坐下来写这些字的时候，才想起来尤凤伟的这个“老家”， 也许可以贯穿他所写的从历史、现实到虚构的 20 世纪生存史和 精神史的全过程。这个充满了细节的历史现场，是尤凤伟“老家” 的，是尤凤伟生活了数十年的“青岛”的，也是所有经历了从乡 土逃亡、蜕变、上升、坠落、挣扎过程的人们的。这些人，有他 的我的爷爷奶奶，有父亲母亲，也有我们自己。这些数以万计真实生活过的人们，构成了尤凤伟小说地理的生死场与图腾柱，一 个和他的记忆捆绑的昆嵛山情结。这大概也是老尤“固执”的叙 事文学观的“家乡特产”。这个推测，从没跟尤凤伟面对面讨论 过，不知道他是不是同意。我想，从青岛 20 世纪不间断的城市 化扩张来说，尤凤伟的不“纯粹”，也恰恰印证了一种城市生存 的现实：改变和被改变的博弈，个人和无法逃避的时代的对应， 独立思想和日常经验的狭路相逢。依照这个线索去看尤凤伟的不 随波逐流，昆嵛山地理的本源意义便被显现出来了。尤凤伟的城市化生活，大概在从部队“转业”到青岛以后。 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青岛市文化局的创作员了，旋而调入文 联成为专业作家，并这个主席，那个副主席。之前，他在四方北 岭一个无线电工厂工作过，那里和我上班的玻璃厂很近，坡顶上 “大干快上”的工业化气氛浓郁。文联则在优雅的老城腹地，街 道僻静，红瓦绿树。不过，台阶上面的三层楼里却也时常传出思 想“整肃”味道，不免煞了风景。当时反这个化那个化是家常便 饭，尤早期的一系列具有社会批判性的“反思文学”，就是在这 个范围中产生的。其中的反差，可想而知。不过今天看起来，发 生在 1980 年代早期的这个反差也许可以成为尤凤伟城市化生活 的一个背景，使得他的文学自我“隔离”变得有章可循。印象中 屡屡在信号山路 25 号召集的创作会、小说班、学习班上，尤都 不大说话，或者说不太善言辞，听人家说的多，可转身看见他发 在《上海文学》、《文汇月刊》之类杂志上的东西，却针砭时弊， 痛快淋漓。这在当时数量不小的青岛小说写作者中间，可谓独树 一帜，也是另外一个反差。记得尤经常去北京、上海、长春这些

地方改电影剧本，一住几个月，回来见了面，话同样不多。尤凤 伟住到明霞路以后，开始经常去他家吃饭，一直延续到他搬家到 珠海路。这个过程，经历了 10 多年，期间城市地理不断扩张， 尤在中国当代文学影响力也逐渐扩大，直至成为一个坐标。从思 想和写作的角度回头看尤凤伟的这 10 多年，大致完成了社会反 思、民族战争、生存境遇这样一个从现实干预到生命与精神史丈 量的历程。在这其中，他作为一个“不一样”的叙述者的角色， 慢慢与“他者”拉开了距离。在我的印象中，尤凤伟的“文学观”一直不太“进步”，一 直纠缠在涉及社会责任的“现实”与“历史”的非个人化叙述中。 1980 年代中国文学观念更迭此起彼伏，从意识流、魔幻现实主 义到新小说凡此种种，尤一直兴趣不大，或者说心存抵触。如果 说二三十年中我和尤凤伟有过“矛盾”，这个算最大的，也是延 续时间最长的。1980 年代中《海鸥》变革，我推荐了《热带鱼》、 《哦哦哦》等一些试验性前卫小说发，尤始终持不赞同的态度。 当时他上班在文联二楼顶头的创作室，旁边就是《海鸥》编辑部， 我去的时候如果他在，会说说话，彼此关于文学的争论多发生在 这个小屋里，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会要求我解释诸如《热带鱼》这 些小说所表达的意义，而对我关于情绪、状态、意识、语言节奏 之类的辩解，并不认同。但在公开场合，老尤一般又会克制自己 的表达，也不太干涉具体的编辑事务。后来我主持首届青岛青年 文学奖的评选，请尤凤伟和刘再复、林兴宅、祖慰等当评委，尤 也对一些前卫小说表示了宽容的态度。今天想，老尤文学观的“固 执”，反映了他的持续的现实焦虑，但这个对当时热衷于文本试验的我来说，并非第一要务，也就不以为然。回头看，这份“固 执”恰恰是他持续的文学力量所在，是他文学信念的基础。当各 种变化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过程发生过之后，这份“固执”的价值 和分量，才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每每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表 现出令人感慨的决断力。而建立在这个具有明显社会责任感与命 运关照基础上的扩张思考，则使得尤凤伟 20 世纪民众生存史和 精神史的写作，得以成为一种真正“中国化”的本土平民叙述。尤凤伟的词典里，有几个词的分量很重，比如友谊、承诺、 诚实、援助。在我经历中，大凡托付给老尤的事情，都大可放心。 1980 年代末的一段时间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陷入空前的困境， 尤不仅给予了直接的经济帮助，还时常在精神上加以慰藉。这让 我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获得了难以言表的温暖与支持。后来去北 京杂志社工作，尤凤伟但凡出差到北京，都招呼吃饭，尽管话照 旧不多，但情意不言自明。回青岛后，有次遇到难题着急跟老尤 借钱，通电话第三天，他打着出租车送来。后来才知道，之所以 是第三天，是因为他感冒出不了门，稍好就去了银行，而后直接 赶到我家楼下。类似的经历，我的一个朋友也有，当时他登门去 老尤家求助，老尤二话没说，从床底下摸出钱就给了。现在想， 所谓人格力量，大约就体现在这些日常、具体的琐事上，其显现 的作用，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实质上这些品质同时也会自觉或 者不自觉地融入了尤凤伟的思考与写作中，不断增加着他作为一 个作家的人性光芒。当一种持续、孤独的文学抵抗与重建，和这 些日常化的善良、美好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尤凤 伟，或许才真实。

这些文字，仿佛一直在写。离开 1897 年、1914 年、1922 年、 1949 年、1962 年、1980 年很多很多年后，喝下一杯咖啡，依然 不觉得有味，像这个要下雨下午的虚张声势。空气中弥漫着烦躁， 和想念。开始想接受某种事实，一个早晚的结果。没有所谓满足 或者不满足，也没有征服和被征服。一个过程，慢慢品味，慢慢 体会，慢慢消化，比下午的咖啡有味道。也许，下面才是真正单 纯的咖啡，可以贯彻身体的所有细节和灵魂。不知道。甚至，我 已经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有灵魂。摸起本书，居然是李清照词，注 释的却莫名其妙，如同这个同样莫名其妙的晚上。不睡的人好象 已经不多，可醒着并不表明和睡去了有区别，醒着的麻木，仿佛 连刻骨铭心也烟消云散。只有 Marlboro 散发出来的烟雾，证明 了部分真实。因为，我确定这些烟雾是方才从我的肺腑或者喉咙 中吐出的。味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