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岛督署医院延伸的轨迹

青岛新城的开端

1898年是胶州湾东岸历史上第一次有正式疾病记录的一年。

一份由德国海军占领当局撰写的备忘录显示，由于气候宜人，直到雨季来临之前，这里的卫生状况属良好。进入雨季后，除了屡见不鲜的风湿性关节炎外，肠炎开始在德国军人、欧籍移民和华人中陆续出现，紧接着又发现了一系列痢疾乃至疟疾病例。四个德国军人在抵达胶州湾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疾病摧毁。

1898年伊始，当通晓汉语的德国民政官单维廉冒着寒风在海边丈量土地的时候，他和这些贫瘠坡地的主人，都不知道未来的城市轮廓。三个月前的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德国海军武装占领胶澳，并由此展开与大清国的谈判。1898年3月大清国与德意志帝国签订租借条约，青岛租借地浮出水面。这一年，这个出生在爱森的神学与阿拉伯文化研究者，已39岁。

单维廉在1898年早春的任务，是服从德国海军当局的占领利益，从不同的华人地主手上，购买拟定中的青岛新城开发用地。进入1898年秋季，伴随着城市规划框架的浮现，在前清军总兵衙门撰写的第一份租借地政府年度报告宣告，对这一地区具有决定意义的命运走向已经确定，即循着商业殖民地的拓展路径，将这里发展成为德国商团在东亚开拓广阔销售市场的重要基地。

这份名为《胶澳发展备忘录》的政府文件记述：由于肠炎、痢疾、疟疾和风湿性关节炎等一系列病例的发生，尤其是驻军中已有四人病亡。作为临时性急救措施，当局搭建了九个毡房作为医疗病房，同时开放给平民使用。但在一些不期而遇的不良天气下，这些简易毡房就有诸多不便。因此该报告意识到“新建野战医院刻不容缓”的现实，并希望加紧进行建造，使新野战医院赶在1899年雨季到来前竣工启用。

在集中力量进行了初步调查，尤其是制定出港口和城市建设规划之后，德国胶澳总督1898年9月颁布土地购置规定，同时开放青岛为自由港口。在土地供应上，政府保留了用于修建街道、广场、码头和包括医院、学校、教堂在内的公共场所需要的地块作为自有财产，以满足青岛新城开发的基础条件。因为，对猝不及防的各种疾病的有效干预，是保证租借地“深耕细作”的前提。

这期间，鉴于气候、温度、湿度、光照、水资源、废水处理对健康影响的普遍性认识，结合欧洲诸多城市的已有经验，对地方性传染病的防御，被排在了胶州湾租借地重中之重的位置。开发之初，就本地优质饮用水不足带来的保健状况的不尽人意，政府方面似乎并不掩饰，倾向于认为“这是每个殖民地在初建阶段经常出现的现象之一”，希望随着住房与水源地建设这些难题的解决，可以逐步获得改善，并达到不太低于德国本土的卫生水平。而这一切的核心环节，是一个符合要求的大型城市医院的投入使用。

与19世纪西医传入东方的主要途径不同，青岛新城最早设置的医院，没有传教士的身影。尽管这些传教士起初的落脚点，距离这里并不远。由管治主体叠加的专业性运转，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某种欲罢不能的方向意味，这决定了由此延伸的生长轨迹，起承转合与悲欢离合，都契合了青岛城市史的演变逻辑。

当民政官单维廉为土地收购忙前忙后的时候，海边临时医疗木板房的仓促设置，以及种种不良的医疗状况带来的焦虑，促使胶州湾租借地野战医院的建造势在必行。这导致坐落在俾斯麦大街坡地上的总督府野战医院，与东南方向1898年竣工的要塞工程局，成为了青岛新城最早开建的公共设施之一。而在城市开发初期，这一具有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群的规模，也是最大的。

依照在柏林完成的青岛新城规划方案，永久性的海军野战医院驻地离开前海三个街区，在一片坡度很大的山丘南面，面朝大海，视野宽阔。从布局上看，这一区域已接近拟定的欧洲人居住区边缘，与规划中的总督府、总督官邸、总督教堂、总督学校、欧洲人监狱、德华银行、胶海关、帝国法院、行政公寓及第三海军营官邸，构成了相互关联的官方建筑群落。民用建筑则包括了天主教住宅、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希姆森公寓楼和两家西餐咖啡馆。考虑到未来市民就诊的功能扩展，医院设计得大于驻防部队的实际需要。进入到1899年，由汉堡阿尔托纳区F·H·施密特公司担负施工的一所病房、两座医院附属建筑及药房和两处护理人员住房，已可供迁入使用。

海军野战医院的位置选择，最初考虑的仅仅是就诊者的便利，但稍后人们就意识到，病房周围的山丘成了凛冽北风的天然屏障。限于大坡度的落差地形，青岛的海军医院没有效仿之前广受推崇的巴黎拉里博瓦西埃尔医院的阁式布局，而采用了更为松散的平面分布，在高地下面依次排列，错落有致又彼此关照。俨然一个独立城区的医院之中，大部分病房采用了对称样式。基于通风和节省投资的考虑，各个建筑体之间保持了足够宽的距离，中间预留了大量的绿化用地，这使得医院的庭院后来看上去像个花园。院部办公楼高两层，设在俾斯麦路的右侧，门诊大楼则位于马路左侧的梯形坡地上。除了马路对面带有塔楼的院部办公楼，依次建设的医院房屋，普遍采用外廊，以连接和沟通各个部分以及所有南向房间。整个建筑群全部以红瓦覆顶，粗石收脚，局部并以粗石作为装饰，形成统一风格。

为满足包括野战医院在内的青岛城区对合格饮用水的迫切需求，远程供水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在经过了周密的调查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之后，在野战医院后面高地上建造贮水设施的工程1899年开始实施。这是一个复杂的采集、输送与存储系统，计划从数公里外的海泊河河床底部取水，横穿河谷打出50口汲水井，使之与一个共用虹吸管相连，将水引入一口集水井中，再用三台水泵从集水井汲水，通过全长4.2公里的压力管输送，最终将水送入野战医院后面高地上的贮水池中。这个大部嵌入山岩的大型贮水池箱体以混凝土制成，1899年底已着手开凿。由此，野战医院北面的高地，开始被称为水山。

空气、沐浴和水

1899年夏天到来的时候，开发中的青岛新城生活环境依旧十分恶劣。当年5月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德国传教士福柏向同善会报告说，他在大鲍岛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的一些书籍和手稿送到了年轻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四个月后，正进行胶州湾区域植物调查的福柏在青岛病世，终年60岁。这是1897年冬天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人。值得提及的是，死去的福柏和华人事务专员单维廉，都倾向于推动与本地华人社会进行更全面的合作。

到1899年年底，按病房分建制建造的野战医院大部分已完工并投入使用。率先在1898年深秋建成的一号病房，共设有39张病床。除了两间各有16张病床的大病房外，还有七个单间及洗漱池、淋浴和洗衣设施，一个主任医生办公室和若干间工作人员住房。此外，业已完工的还包括一座车库工具房和洗衣房。1899年建成的二号病房更大，占地面积893平方米，可容纳35张病床。楼里除了两个大病房和三个单间外，还有一个带包扎室和包扎器械室的专用手术室，一层助理医生的住房和五间工作人员住房。

1899年底，旧的棚屋野战医院被废除，全部医疗活动转入到俾斯麦街新的野战医院建筑中。当年的政府报告显示，新医院另外的病房以及其余建筑正加速进行，以便在冬季到来之前，够接纳更多病人。占地664平方米的四号病房，已修建到可迁入的程度，计划设置30张病床。医院工作人员专用餐厅和细菌化验室，仍在施工中。所有病房中最大的三号病房已设计完毕，并即将交付施工。这里将设置眼科、耳科和精神病等专科病房，另外还有X光透视室、为一位已婚的医院督察和二位医助专门设计的套房，以及一间宽敞的礼拜室。这座房子和二号病房一样，都配备了低压蒸汽暖气。

该年度报告特别指出，到1899年秋天，“现有的下水系统将根据发展的需要予以扩建，并已着手硬化汽车路和人行道。医院打了三口井，暂时解决了供水问题。借助压力泵可将水量最充沛的一口水井中的水泵入高位水塔，供给最低处坡地上的房屋用水。在自来水工程完工后，便可将目前正在使用的管网与自来水系统连接。当电厂的输电电缆拉过医院所在地时，可望为建筑物和大街入口使用电力照明。”与野战医院的建设相适应，在青岛内城俾斯麦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之间已完成扩建的下水道基础上，租借地行政当局1899年又将东部的第一条排水系统延长了500米，使建成的下水道达到了3200米的长度。

从1900年前后绘制的一张《青岛鸟瞰图》上看，野战医院红屋顶的9栋建筑已被纳入其中，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周边建筑，非常触目。作为直观的视觉文献，这张由不来梅港德国航运博物馆保存的示意图，后来被人标注了不同建筑物的名称，以方便辨认。

到1900年，青岛新城包括野战医院在内的电话用户已有40个，电话线总长达到了75公里，电话局平均每天接转的通话为231次。警察局设置了卫生警察，其主要工作是监管居民卫生状况及隔离传染病人，同时采取严厉措施防止土壤污染，检查庭院地面的干净程度，监督垃圾清运和粪便运送。其他相关工作还包括检查食品卫生，监督牲口圈的卫生状况。

1900年6月27日，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颁布了拟定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详细章程。这是自1898年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租借地当局制定的一份重要法律文件，其中有两条涉及了卫生防疫：

第十一条：遇有传染病症，或疑系染病情状，限期二十四点钟内，或房主，或租主，以及病者家属戚族等人，须在相近捕房报明。其投报责任事先分归前三项等人。倘当事迫之时，巡捕可将该病者挪移至妥协之处，并须设法免去各项与人身体精神关碍之事。如势不能免之时，亦可将该房封闭。惟巡捕官无论传谕何事，悉当遵办。

第十二条：每房房主必须设立厕所，并应随时洒扫洁净。除大小便外，别项污秽之物不得倾倒在内。每日须将各项污物搬除，如请衙门所准承办此事之人代为搬除，自应照衙门所定辛资偿给。若欲在无西人住址处耕种大田者，亦可将秽物倾积在粪坑，而此坑必须用砖修砌坚固 毋任浸水始可。虽系如此，亦宜先行禀请捕局核查准否。

4000个空酒瓶

1900年7月，两张报纸在青岛创刊，一张是7月7日出版的中德双语《青岛官报》，一张是7月19日面世的中文《胶州报》。《青岛官报》以中文标明的发刊时间是：西历大德一千九百年七月七号。《胶州报》用中文标出的发刊时间，使用的则是两种纪年方式：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大德一千九百年七月十九号。

1900年7月19日这一天，是礼拜四，来自瑷珲、海兰泡、天津、吉林的消息，都令人焦虑。几个月后编纂的一份政府报告记录，大清国1900年初开始的局限于个别地区的“动乱”，到了夏天“就以明显的与华北大规模运动相呼应的形式反复发作了。这些动乱几乎蔓延到了德属地区边界，而在内地有时则导致了该地已经准备就绪的铁路修建及矿山建设工作的完全停顿。”

《青岛官报》创刊号上刊登的最重要文件，即是德国胶澳总督叶世克颁布的拟定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详细章程。其中涉及公共卫生健康的诸如报明传染病症、设立厕所、饲养牲畜、院落清洁、垃圾清除、房屋通风等，都是关键词之一。

在关于青岛租借地的各项法律手续陆续完成之后，总督府野战医院于1900年改为胶澳督署医院，将职能缓慢向新城市的社会服务方向转变。但之后很长时间，一些官方文件记录中，依然保持了海军野战医院及卫戍医院的称谓。1900年8月21日，德国总督叶世克颁布《关于禁止在督署医院周边打猎的规定》，明确“禁止在督署医院周边，尤其禁止在包括信号山周边的面对督署医院方向的山坡打猎。”该规定四天后以德文刊登在《青岛官报》第一年第八号上。

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督署医院的营建规模继续扩大，包括细菌实验室在内的设施开始筹建。1900年8月，主持督署医院建设的德国青岛租借地皇家工程总局，发布了一份劳务外包通告，称“为本地督署医院建造细菌实验室的工作，将根据工程总局办公室张贴供查看的条件和图纸发包。报价需密封并注明‘对建造细菌实验室的报价’后，最晚在今年9月5日中午12点前递交到工程总局总办公室，参加投标。”随后，督署医院三号楼工程，也确定了投标日期。

伴随着建设工程招投标的紧锣密鼓，督署医院日常所需的医疗和生活用品，亦进入采购阶段。1900年9月，督署医院对一系列木制物品的供货合同发包，采购物品包括：193个床头，9个大衣柜和24个单人柜，168个座椅，3张带抽屉和23张不带抽屉的大桌子，78张小桌子，8个厨房用架子，2个食品柜，以及长椅、木桶、斧头板、勺子板、面条板、黑板、门板、搅拌勺、捣碎棒等等。此后几个月，督署医院另外为冰窖采购了250立方米的冰，出售了4000个空葡萄酒瓶和啤酒瓶以及30千克的旧铁皮，并更新了医院内多栋建筑的屋顶幕布涂层。一个还处在建设过程中的医院，一下子能有如此数量的空酒瓶出售，可见住院病人日常起居的舒适。

与此同时，包括德国海军炮队特遣队高级弹药师丁斯特在内的几名非专业人员，陆续被分配到督署医院管理处，担任行政工作。这样，从建造施工、物资配置和行政管理，督署医院都获得了有秩序的推进。

1901年春天，督署医院管理大楼建筑发包，同年秋天发包第三病房中央暖气和通风设备安装合同。到1902年的秋天，装好暖气的督署医院第三病房已接近完工。在这个设施齐全的病房里，除了值班医生的宿舍外，还有一间为病人举行礼拜活动的小教堂。到这时，医院设置的床位已增加到208个，这包括了在一幢棚屋中临时安置病员的32张床位，由殖民地病员护理妇女协会派出的四名护士，在这里的工作极为忙碌，受到普遍欢迎。与此同时，离医院不远的地方，一幢办公楼也已建成，里面设置了医院职员的宿舍。这期间，医院里面甚至还修建起了一个花园，里面的苗木不乏从汇泉植物试验场移植过来的樱花树。

从1901年的一张被基尔私人收藏的《青岛鸟瞰图》看，除了野战医院建筑群已有的9栋交错排列的楼房外，带有两个标志性塔楼的医院行政办公楼，也已出现。这栋美轮美奂的二层建筑以对称的凹凸立面，形成极富变化的外观，与街道对面督署医院的病房大楼形成呼应。

总督成了伤寒牺牲品

1901年1月27日，因感染伤寒，德国总督叶世克在督署医院去世。这使得他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在青岛逝去的德国总督。而六个月前，他刚刚以皇家总督的名义签署了《应行报明传染病症章程》。1月30日叶世克在青岛安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从奥斯本发来唁电哀悼。山东巡抚袁世凯也从济南府专电代理总督罗尔曼，表示“叶世克总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有很高的把握正确走向的天赋。在过去一年多时间的合作中，本人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大的帮助，他对本人非常友好，对此本人铭记在心。”

青岛方面对总督叶世克的病逝，表现出了极大的悲痛，并肯定了他的功绩。同年秋天编制的政府备忘录特别提及，与对青岛租借地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非官方人士、传教士、商人和工程师们保持同心协力的合作，是叶世克的一大功绩。“在1900年动乱的那段困难日子里，他不顾自己本已虚弱的身体状况，全力以赴地工作，这无疑加速了他生命的终结。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牢记他的崇高功绩。青岛居民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决定为他树碑，这件事已经着手进行。然而他已经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永恒的纪念碑，因为这里的繁荣将使人永远铭记他的名字，他在最严峻的时刻曾是一位坚强有力而有远见卓识的首脑人物。”

叶世克去世前，督署医院因患痢疾死亡的病人，已有一个海军炮兵和一个水手长。根据《青岛官报》的记录，两人病逝的时间，分别在1900年8月17日和21日。

对各种传染病的不间断的侵袭，德国人很容易恢复记忆。早在1842年，汉堡就曾针对天花、霍乱、斑疹伤寒和猩红热等传染病的频发，出台过疫情上报条例。到1870年，柏林也通过了强制上报传染性疾病的法规，要求城市卫生机构要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霍乱、肺结核、痢疾和猩红热等疾病的感染和死亡情况，并根据指令采取行动。进入19世纪90年代，传染性疾病的上报制度在德国各城市获得了全面执行。

文献显示，1902年前，伤寒、肠炎和性病是气候潮湿的青岛地区的常见病。1900年初，为防止南方疫情蔓延到青岛，租借地政府方面在当年4月和5月连续颁布了针对广州港、马尼拉港、海口港、澳门港和台湾岛的隔离命令。之后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来自青岛租借地的德国医生1902年开始在山东内地进行了一些旅行调查，在不同地方搜集到了相关疾病的出现和传播、产生原因及传染载体方面的材料，编制了所有已发现疾病的汇编文集。政府方面认为，这个做法不仅有助于科学目的，而且也有助于租借地公共卫生的实用目的。因为只有在弄清一种疾病的起源、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后，才能有计划地设法防止它。几年之后，青岛新城通过制订并实施内容详细的预防措施和卫生条例，强化了预警、监管和隔离机制，一跃而为当时中国最健康的港口城市。这使得生活在青岛的德国人引以为荣：“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深受鼠疫、霍乱之害，而我们的殖民地却通过采取理智的检疫措施，将瘟疫有效地拒之港外。检疫却几乎没有为来往贸易、交通增添麻烦。”

1903年5月29日，当稀落的樱花败落地上的时候，长期患病的总督府园丁齐默尔曼死在了督署医院，享年40岁。其之前曾在柏林皇家植物园工作，1900年5月开始管理青岛租借地的园林绿化，并进行动物和植物的样本收集。6月2日，青岛总督都沛禄就这位受尊敬的政府雇员病逝发出讣告，对其在动植物科学研究上的诸多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四个月后的9月29日，28岁的青岛巡捕局华人监狱看守硕尔茨，在经历了五个星期的痛苦之后，亦在督署医院宣告不治。

相互咬合的关键词

到1904年，青岛新城作为一场现代化运动的引擎，已凸显出整装待发的态势。是年６月１日，由德国银行联合体投资的山东铁路全线及张博支线同时通车。之前三个月，政府耗费500万马克建设的青岛大港第一码头业已建成，远洋航运通道完成基础性构建，面向世界的大门，豁然开朗。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商业城市，青岛的经济辐射力，就此直抵山东腹地和华北，并作为不可或缺的中转站，连通日本、东南亚、欧洲和美洲。

同一年， 当16岁的胶县东北乡少年胡秀章进入青岛，在大鲍岛的胶州街一带跟着师傅叮叮当当学着修理旧皮鞋的时候，销售绸缎皮货的瑞蚨祥建立了一家青岛分号。瑞蚨祥建造在一条新辟不久的东西走向街道北面，由此向南，已形成一大片华人商业市街。瑞蚨祥建筑最初占地2800平方米，东至济宁街、西到芝罘街、南起胶州街、北达即墨街，共有大小房屋600余间。较之青岛新城南部海边街面上欧洲风格的洋行建筑，瑞蚨祥修造的是一片本土特色浓郁的建筑群，显示着华人资本参与商业竞争的实力。

铁路、港口、洋行、华商以及日复一日的生老病死，这些相互咬合的关键词，正彼此叠加成一个新兴城市的常态化运转风景。表面上看，诸如督署医院、发电厂、屠宰场、下水道这样的城市功能配备，并不在日常生活的最显眼位置，甚至不如大鲍岛街面的一台西洋景更能吸引新移民的注意力，但随便一场措不及防的风暴过来，所有未雨绸缪的准备，立刻就熠熠生辉起来。这也许就是隐藏着城市化背后的真正力量。

青岛新城之中，占地6.6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282平方米的督署医院建设工程，在1904年全部完工，至1906年共投资198万马克。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因为以青岛租借地政府同期的财政收入比较，1903到1904年度的数据仅仅是50万马克多一点；1904到1905年度在增加了99%之后，刚刚超过100万马克；1905到1906年度增长到137万马克，依然不够一家医院的投资数额。在同一时期，除了青岛港和青岛造船所，包括青岛发电厂、总督府屠宰场、总督官署、总督官邸和总督府学校在内的政府开发项目，投资规模无一超过督署医院。就一般意义而言，由高投入推动的高标准的督署医院的建立，以其观念与设施毋庸置疑的现代化与领先性，对青岛新城的功能完善与长远发展，起到了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

督署医院的数年建造过程，与青岛新城功能不一的各项建设，基本是同步推进的。在卫生与健康保障优先的思路引导下，先期进行的督署医院的招投标方式与适应性经验，给后来的营造项目，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

1904年5月，最早的樱花季到来的时候，督署医院西南方向的青岛总督官署开始建设。建筑师马尔克参与了这个大型行政建筑的设计，工程施工同样由汉堡阿尔托纳区F·H·施密特公司担负。之前这个著名建筑公司已负责建造了青岛码头和包括总督早期私邸、海军野战医院、日耳曼德国啤酒厂、俾斯麦海军兵营、德国皇家邮政局在内的许多重要设施。在施密特公司的工程目录里面，与总督官署同期施工的项目，还有威廉街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附加的一个音乐厅。此后督署医院东南的青岛总督教堂，也是这家公司施工的。同期，青岛天文气象台开始着手向督署医院以北的水山搬迁。准备工作包括建造用来安置工作人员和天文钟、器材的两幢房子，设置测定天文主测量标志、新的时球信号架以及一座装气象仪器的房子，以及场地周围圈围篱笆、平整地面、筑路和造林等。一年之后，青岛气象台迁往水山顶上，水山的名称遂被观象山取代。

在督署医院竣工的同一时间，市政当局完成了一条雨水排泄主干管道的敷设，这条排水管道系统上下环绕督署医院，连通观海山、信号山山谷的支线管道，沿着俾斯麦大街一路向南，在道路尽头排入大海。

督署医院建成前后，主管为德国医学博士马尔梯姆，相继开设内科、外科、耳鼻喉科、花柳病科、精神病科、肺病科，以及一个特设的妇女儿童医院，拥有五所设施完备的大病房，250张病床。除此之外，还有隔离病房、后勤事务房、药房、配有狂犬病病房的细菌实验室、配有解剖室的停尸房、冰窖、看门房及几幢副楼。外科、妇科和儿科各有一间手术室。供医院使用的还有一间X光室。

1904年贝麦与克里格编纂的《青岛及周边导游手册》，强调了这家海军医院对青岛新城各阶层平民的接收是“本来的计划”。其记录的三级收费标准为，一级水平每天16马克，二级每天10.5马克，三级每天5马克。另外根据青岛租借地民政长核定的收费标准，凡由督署医院护士出诊助产及后续探访，确定收费12元。对于贫困者，经申请批准后可部分或全部减免。

1904年末，鉴于大量出现在本地的狂犬病和许多传染病例，促使当局在督署医院和细菌学检验站建立了一个防治狂犬病的血清研究所。同一年度的政府报告认为，“即使从节约的角度考虑使这个站的设施保持在最低限度上，它也得能够达到满足这个城市和内地的最起码需求的水平。”

蔚为大观者

青岛督署医院的医生，全部来自德国，且多数拥有海军军衔。资料显示，早在1867年，普鲁士已大约有7420名执业医师。德意志帝国时期，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德国包括医学院在内的大学教育快速发展，1895年有医科学生3000余人，到1902年3.5万大学入学者中，医学院新生已达7000余人，数量仅次于哲学院和法学院学生。这些医科学生，除了不断获得微生物学、免疫学以及预防医学的最新知识外，自1883年开始还须学习社会卫生学课程。

早期在青岛督署医院工作过的医生，多已不可考证。零星的记录里面，包括1900年从格拉号医疗船上调来的海军高级助理军医贡特，1901年晋升为海军少校军医的佩伦鲍姆博士，1902年短暂逗留的少校军医威尔姆，1902年之后来到青岛的海军上校军医科尼希，主治医师波德斯塔，医长卜来夫，制药师布贺慈，以及曾为建筑商希姆森的女儿治病的迪佩尔医生。这个挂一漏万的简陋名单，显然不足以支撑关于这家医院日常运转的哪怕是片段性的叙事。

1902年哈利·科尼希就职青岛督署医院后，医院旁边迪特里希路的一栋政府别墅成为住所。他与妻子和孩子，都居住在这里。在阳光刚刚升起的早晨，科尼希用过早餐后，可以轻松地走到医院办公室。开始一段时间，科尼希每天到医院上班之前，需要先陪同女儿们骑上自行车，去天主教会为女孩设立的学校上学，那里的修女负责照顾包括科尼希医生和特鲁泊总督的女儿在内的48个女学生。科尼希抵达青岛的第二年，被柏林帝国海军部晋升为少将军医总监。在科尼希参与工作的五年时间里，督署医院陆续完成了全面建设，承担起军队和欧洲移民的医疗任务。一直到科尼希离职，督署医院并不以承担对本地中国人的医疗服务为主要任务。那些数量很大的贫苦病人，被疏散到两家教会医院接受治疗。在其中一家天主教医院里，德国第三海军营参谋部医生马科林博士每天开诊三小时。结束青岛任职回到德国后，科尼希撰写了其在青岛担任主治军医和医院院长的经历。

科尼希在青岛任职期间，督署医院的工作多次获得肯定。

1904年8月，医院救治了一艘俄国军舰上受伤的5名军官和10名水兵，其中一名水兵随之不治身亡。沙俄海军太平洋第一分舰队的这艘切萨列维奇号战列舰，8月10日奉命从旅顺港突围至海参崴途中，遭遇东乡平八郎上将指挥的日本舰队攻击，被两枚12英寸炮弹击中指挥塔，当场炸死舰队司令维特格夫特少将及两名参谋，被迫于11日撤退到青岛港，被解除武装后将伤员送往俾斯麦大街的督署医院。作为镇守旅顺港的远东舰队旗舰，切萨列维奇号是沙俄当时最先进的无畏舰之一。

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的政府年度报告，记录了督署医院进行的阑尾手术。提及不下42例动过手术的人，都获得了康复。报告的撰写者相信，这个时期督署医院的工作是可以信赖和令人满意的。

在1908年10月至1909年10月的时间范围内，督署医院化学检验站的工作遍及了应用化学的各个领域，例如195次的水化验确定了其中124份是可以饮用的，而另外71份水样本因为水质过硬或者含盐过多以及蒸发后结晶物过多，被提醒不宜用于锅灶。就71份本地产牛奶进行的检验，督署医院对其中掺水过多的9份样本提出了谴责。与此同时，由于当局在华人中开展了戒除鸦片活动，一大批戒烟剂被送往督署医院检验。结果表明，由商贩们制造贩卖的多数药丸都含有大量吗啡和鸦片，更像是在推动鸦片消费，作用非常值得怀疑。

不经意间，青岛新城已蔚为大观。1908年夏天，柏林德国海军部就青岛发达情状向下议院报告说：“曩时青岛只有渔民茅屋数十椽，近十年来经海军省竭力经营，已变为绝大市廛，居民约有三万余人，内分欧人居留区、维多利亚海湾各别墅，大包潭华人住区，以及工商业各场所。余如马路运道、自来水、电灯、教堂、病院、学堂、邮局、市场、屠畜所等，莫不均已次第举办。而停泊场分内外两港，外港较大，其中大小埠头甚多，且有浮水旱船坞一所，可称为亚州最完备之港口。德人所经营之山东铁路，亦与该两港相接交通，既便内地土产藉铁路运至青岛，转行输往外国者亦日足增盛。因此青岛竟得居列统中国三十六口岸中之第八席。”

1909年中德政府合作建立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办，章程规定“医科限四年毕业，试习一年，以本埠之病院为实施之所。”督署医院随之与其建立起了学术联系渠道，提供临床教学的必要便利。从收藏在弗伦斯堡的一张1912年《青岛全图》看，督署医院和青岛高等专门学堂两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分别布置在城市东北和西南两个触目位置上，中间是青岛新城商业与住宅建筑星罗棋布的核心区。就在地性而言，督署医院与青岛高等学堂医科教学的本土互动，从系统意义上开启了现代医学的循环之门。

到1922年时，青岛高等学堂的高级部已包括两个工程系、两个法律社会系、两个农林系和一个医学系，总共74名学生。其中有28名学生学习工程自然科学专业，20人学习法律社会科学专业，10人学习农林专业，16名学生学习医学。除中文专业外，青岛高等学堂的教学语言使用德语，法律系有英语课，唯有医学系使用拉丁语授课。只可惜1911年夏季开学的青岛高等学堂医学系学生，到1913年夏季学期末才开始预科临床实习，而这个时候离青岛围困战的意外爆发，仅剩一年多时间。胶州湾东岸坚硬的土地刚刚被开垦出一片医学绿洲，开始播种并遥望收获，闭幕式的钟声就敲响了。

1910年12月华北爆发瘟疫，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发生了可怕的蔓延，山东有数千人被夺去生命。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青岛方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使之成功摆脱瘟疫，避免了难以估量的损失。1912年4月19日出版的《远东劳埃德报》，亦肯定了在面对种种恐惧的时刻，青岛总督府采取广泛措施，“成功地使德国殖民地完全免于瘟疫”。这期间，督署医院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1911年10月，中国南方革命党人发起的武昌起义突现，大清国瞬间土崩瓦解。自1912年开始，大量晚清政治家陆续流亡到德国租借地，使得青岛新城的人口结构、知识构成、资本占比、生活习惯，以及潜在的政治影响力，相继发生微妙变化。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及通讯需求，都明显加大。根据1913年的人口统计，青岛租借地有中国人55312名，外国人2411名，其中欧洲人为2069名。由于华洋分治的法律限制和医疗习惯的影响，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未有机会接受西医治疗服务。这个缺失，其后很长时间才获得扭转。

救赎

1910年10月23日，督署医院东南方向一块兀起的高地上，新落成的总督教堂举行竣工庆典，包括总督夫人在内的众多来宾盛装出席。一年前从德国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青岛的音乐教师爱因哈特·舒曼，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颂歌，在现场弹唱。这一天，年轻的舒曼如同历史慢镜头中的一个活泼符号，让一座新教堂的开端平添生机。就此，督署医院斜对面的这个里程碑一般的灵魂救赎者，伴随着无数生老病死，开启了其信仰传播与心灵慰藉史。

对另一个德国人昆泽来说，这一天已经等待了许久。昆泽是基督教信义会的传教士。在德国海军进驻胶州湾陆地不足四个月，信义会便派出他和另外两名牧师从广东赶往青岛。风尘仆仆的昆泽几乎没有洗脱身上的灰土，就进入角色。而这个时候的青岛，晚上能够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睡上一觉，就是了不起的福音了。

从1898年春至第二年的晚些时候，昆泽和他的两位同道一边学着北方官话，一边从事着他们认为有效的传播福音的准备工作。直到督署医院东南更远处的一个小教堂和一所学校建成前，昆泽们的工作要比在广东时辛苦得多，与他一同到达青岛的一名客家籍牧师，因不习惯北方生活，两年后客死异乡。而昆泽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青岛故事，同样也是一段混合了奉献和经受不幸的经历。一方面，他成就了基督教的事业；另一方面，他也悲怆地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失去亲人的苦痛。在长达十年过程中，昆泽一直期待着一座大规模福音堂的建成。

1907年，在观象山下的督署医院完成全部建设项目后，昆泽的这个目标开始接近了。同年6月1日，教会方面正式向东亚的建筑师征集方案。在接下来的招标竞赛中，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崭露头角。

罗克格生于1876年，1903年秋天起担任青岛建筑管理局建筑处工程师，两年后开始职业自立。前后设计了海边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药剂师拉尔茨的医药商店以及路德公寓。在1907年6月参与的总督教堂竞标中，罗克格获得成功。

罗克格提出的设计方案，将建筑要求与地形条件成功地结合起来。1909年3月26日在柏林出版的《德国建筑业报》，曾刊登过罗克格撰写的《青岛，胶州的基督教堂》一文，详细阐述了设计者的创作思路。罗克格认为，“鉴于各种设施均设在建筑底层，教堂需要较宽大的基座。与此相应，其纵向空间延展并不显得过分引人注目。这一设计十分吻合高地建筑的要求，塔楼的设计高度为27米，从而不至于导致与周围山地高下悬殊的效果。”不过，教堂塔楼的设计理想，与实际施工方案有一定差异。最终建成的塔楼实高36米，超出原设计接近10米，塔盖的样式也比罗克格现代风格的招标方案更为保守。

总督教堂从1908年4月开始建造，至1910年10月完工。在青岛名声显赫的汉堡阿尔托纳区·施密特工程公司，进行了建筑施工。建成后的总督教堂，不隶属任何差会或教派，不兴办任何附属事业，仅作信徒宗教活动之用。教堂所需经费，由总督府供给。伴随着教堂落成，教堂塔楼上的报时钟，开始昼夜不息地鸣响在城市上空，历久弥坚。

总督教堂建成后，由昆泽主持教务。和昆泽一样如愿以偿的，还有在教堂落成典礼上弹唱颂歌的舒曼。1911年2月他开始担任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教师，和数位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植物学家成为同事。

到1910年的时候，青岛新城督署医院和总督教堂的搭配，几乎完美实现了“一位牧师可以代替我们的良心，一位医生能够替我们安排膳食”的康德式“成熟”。不料，战争突然就降临在了门口。似乎已唾手可得的安逸，旋即逆转。

战争出现之前，信仰、疾病和高等教育之外，观象山上每天进行的气象观测活动，似乎与青岛新城居民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但1912年的政府记录却不从普通人的视角看问题。这份年度报告认为，督署医院头顶上青岛观象台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在地磁观测方面的数据，引发了其他观象台提出的大量问询。而其在气象和地震学方面的观测，以及通过发出时间信号实现的报时业务，也颇受关注。

将信仰、疾病、高等教育和天文学放在一起，天上地下，里面外面，差不多就呼啦齐全了。可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到1914年初春，总督教堂和督署医院周边依然处于开发状态，景气不足。当年2月12日，客居青岛的前湖南总督谭延闿在日记中记录，“看医院街角之屋，仍至俾思麦街，新屋将落成，布置精致，惜屋少，即无人佃，亦不敷住也。”

谭延闿在“医院街角”左顾右盼七个月后，猝不及防的青岛争夺战爆发，督署医院变成要塞野战医院。战事白热化后，因担心医院成为重型舰炮远射的目标，医院被搬空，病床转移至海因里希亲王饭店、水兵俱乐部、德华高等专门学堂、禅臣洋行和天主教会里的房屋。硝烟弥漫之中，总督教堂的喃喃自语，声音微弱。

无处不在的隔离

经过辛亥年的大事变之后，拥有不同资源背景的政治失意者不断移入青岛德国租借地。督署医院所在的俾斯麦街，零零散散地住入了一些如李鸿章后人和湖南军事领袖谭延闿这样的晚清政客，德国租借地华洋分治的法律界限，逐渐被打破。但就督署医院而言，其首要的服务对象，依然不是欧洲平民，也不是谭延闿这样的华人显贵，更别说居住在大鲍岛的一般华商了。这份壁垒森严的身份与族群界限，自督署医院出现到一场猝不及防的改换门庭之前，始终没有大的改变。不论是缺乏道德自省还是缺少政策博弈的时间，这其中的显而易见的非公正性与非公平性，都是基本事实。

胶州湾区域原住民的传统且简陋的生活习俗，以及租借地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导致这一状况长时间得不到改善的主要原因。1911年，德国海军医生乌特曼和费尔斯在一篇从卫生学角度考察青岛的文章中，记录了胶州湾原住民固执的健康观念对欧洲人带来的恐惧：“中国人对自己体内疾病的冷漠态度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只有病情十分严重了，他才求医问药或者卧床休息，而在中国人当中，疟疾又时常发作，凡此种种都使被迫与他们接触的人处于严重的危险境地。对于这种危险，人们别无良策，只能远远逃避。”

被渲染成无处不在的危险，对当局的行政法规制定者来说，很像是一个实用的金箍棒。德国学者余凯思在其《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中认为，“医学以这类结论证明并强化了经过科学论证的种族隔离的必要性。”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医生的门诊除了常规的诊断外，还担负着传播西方科学和现代健康意识的生活指导任务。传教医生蒂珀尔曾就自身经历写道：“我作为（医生）比作为传教士更多地了解中国人的苦难纯由其生活习性所致。一个中国人很容易用伪装来蒙骗传教士。但是，作为医生，我却一直要竭尽全力与中国人的全部品性和习惯作斗争，甚至动用手术刀，别无选择。这里存在着的只有强制和顺从，好的结果本身就可以导致和解……妥协是绝对排除在外的。”毫无疑问，比照政府缺乏有效作为的刻板政策，传教士医生深入华人社区日复一日的身体力量，对现代医学观念的本地传播，发挥了作用明显的实际推动。

余凯思特别强调：“出于科学和医学的原因，德国医生为中国居民指出了一条改变其生活习惯的道路。无条件地服从德国的规章制度，例如为中国人制订的条例等，这是可以用医疗卫生的必要性来加以论证的，而中国人条例据说旨在建立和维护现代的卫生标准。”租借地自建立之初，当局专门为本地中国人制订的卫生条例，包括了水源地保护、不随地大小便、使用洁净饮用水、保持房屋通风和光照、道路洒水清洁、粪便收集与运输、牲畜集中屠宰等多项。

仅从1900年颁布的具有纲领性的《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章程》看，涉及私人与公共卫生的部分，占了很大篇幅，内容规定之细致，无疑增加了可实施性。

有关居住面积的规定是：“青岛、大鲍岛两区，除跟役人等所住之各房，其余华人每年逾十龄者一名须占地基六方（此就住屋而论），屋内应占空隙（此按西例每人应享空气若干）至少亦须二十五库必米打。华人二名每人应占地基各四方，空隙至少各十库必米打。若数人集居，每占地基各四方，空隙至少每人十六库必米打。按此核算，其未及十岁之孩二口计核，一逾十龄之人至于线外各区及青岛、鲍岛各跟役所住之房，每逾十龄华人一名，准占地基二方半，空隙至少亦须八库必米打。”

有关粪便的规定是：“每房房主必须设立厕所，并应随时洒扫洁净，大小便外别项秽污之物不得倾倒在内。每日须将各项秽物搬除如请衙行所准承办此事之人代为搬除，自应照衙门所定辛资偿给。若欲在无西人住址处耕种大田者，亦可将秽物倾积在粪坑。而此坑必须用砖修砌坚固，毋任浸水始可。”

有关牲畜饲养的规定是：“如欲在人居住房屋切近之处豢养牛、猪、绵羊等类，亦应先行禀请巡捕局准否始可。巡捕官可于无拘何时至所蓄之圈棚查看，至于该圈棚如何洁净，巡捕官谕饬各节悉必遵办。倘所蓄牲口内有传染病者，宜立即报明捕房。”

青岛新城全域性政策制定与公共设施的分配上，向欧洲区和欧洲人倾斜的指导方针，始终显而易见。余凯思的研究表明：“殖民统治当局的兴趣主要在于从科学上了解病原体、传染和传播模式以及疾病流行情况，探讨治疗的可能性。与德国当局这种明显表露出来的对可能发生的传染病的极大关注相反，具体的、为中国居民诊治疾病的举措却少得可怜。德国殖民管理机构从未让人对中国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做过调查统计。1909年，欧洲人居住区所有地段都安装了供水管和排水系统，而台东镇直到1907年，台西镇直到1908年，才有一条集中的、可以从公共水龙头取得干净水的输水管道相通。胶澳总督府只为大鲍岛及其邻近地区的中国居民安排了一种由两位海军医生主持的医院门诊。欧洲居民可以在海军军医院接受治疗，而大鲍岛、台东镇和台西镇的居民没有一所医院是由总督府出资建立的（除了1909年为中国妇女设立的花柳病门诊）。为中国居民建立医院事宜完全听凭传教组织的安排。”

而在长时间致力于青岛租借地发展研究的马维立博士看来，截止到1914年青岛新城的医疗分配问题，实际上要远比想象的复杂。他在《保护区的日常生活：平民与军人、中国人与德国人》一文中指出：“沃尔夫冈·乌韦·埃卡特在其关于青岛海军医疗体系的论述中批评道，德国政府为本地居民提供的医疗服务实在太过有限。其实作为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中国人早已发展出自己的医疗体系，但埃卡特的研究中始终未解答大鲍岛及工人居住区究竟活跃着多少中医的问题。”

鉴于1913年市区已有超过53000名中国人居住，马维立表示：“可以合理推测中医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患者可能更倾向于接受本国医师而非外籍医生的诊治。仅1912年8月的工商调查就显示大鲍岛地区已有15家中医药铺。” 马维立引述了通晓汉语的青岛总督府地亩局局长格罗瑟在其回忆录中的观察，作为证据。他认为格罗瑟对当时中医治疗体系做出的若干判断，颇为中肯。格罗瑟观察到的事实是：“中国人的内科医术绝不逊色，其根基在于悠久而连续的实践经验。传统文人的普遍教育就包含了主要医学典籍的研习。农村地区的华人遇到所谓内科疾病时，定然首选本土医者。我曾见证危重伤寒病例几乎都能被成功治愈——他们采用发汗疗法，得益于农民强健的心脏功能。相较之下，欧洲的交替疗法反而不被患者耐受，导致大量死亡病例。而在外科领域，西洋医生得以在中国大显身手，此时中医往往完全失效。这有其深刻缘由：在古代中国，外科手术涉及不可逾越的文化禁忌。任何肢体或内脏器官的切除，都被视为对身体的严重损害，而保持身体完整则是宗教义务。这实际上涉及死亡崇拜与祖先祭祀的文化领域，唯有深入理解东方宗教世界观（哪怕仅是基本轮廓），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逻辑。”

陷入战火的城市

进入常态运营之后，“规模颇大，设备齐全”的评价，是外界对青岛督署医院的共同认识。1913年日本记者田原天南的调查显示，督署医院到1910年代早期“内外科、花柳病科、耳鼻科、精神病科、妇科、小儿科、肺病科等无不具备。还设有隔离病房、妇女分隔室。本来只限于海、陆军人就医，但也为一般民众诊治。然而听说仍因是以海军为中心，对其他人冷淡，市内评价不佳。住院费连药费合计一等7元，二等5元5角，三等2元5角。”田原特别提及，医院“现在的职员有院长弗斯医生，乌奥尔普医生，温托医生，瓦歇尔医生，乌尔利希斯医生，根茨肯医生。米尤勒尔医生，赫尔兹堡男爵，药局主任布茨夫霍尔茨等，都是海军军医兼任的。”田原天南出身日本医学世家，这使得其对青岛督署医院的观察角度，更为专业，也更细致。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觊觎青岛已久的日本，随之联合英国组成攻击部队，对驻扎胶州湾东岸租借地的德军宣战，青岛顷刻陷入包围之中。至9月，战事逼近，俾斯麦街上的野战医院随即进入战时状态。德国传教士卡尔·约翰·佛斯卡姆普在其《来自被围困的青岛》的日记中，陆续记录下了与医院日常活动有关的见闻：

9月26日。我去军医院探望了那位受伤的预备役士兵M.，同样在那里接受治疗的还有我的两个儿子。哈士姆负责向前线运输粮食补给，连日穿着潮湿带水的制服引发了炎症。格尔哈德患的是支气管炎，病势凶猛，幸亏主的庇护才使他日渐好转。两名士兵在驾车经过李村河河床的时候，遭遇从崂山上汹涌奔来的洪水，水深足以淹没房屋，将他们连同车辆一起冲走了。在医院里，我安抚了一位整夜都困在洪水之中，被水淹至脖子的士兵。此次山洪暴发致使李村半部被淹，灾民涌入我们的教堂寻求庇护，德国士兵们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帮助。此外，还有两名轻伤的士兵失踪，我们猜测，他们极有可能已经落入敌人手中。

9月27日。对仰口的争夺战一直持续到下午方才结束。我军的机关枪威力巨大，虽然没有日军伤亡的准确数字，但估计可达上千人。我方也有2人阵亡，约15人受伤。在这些伤者中，除两人头部负伤外，其余均为手臂或腿部中弹。第一批伤员运送到医院时，竟然还高唱着歌曲。如此的乐观自信——每每让我惊叹不已。

9月28日。今天，我的妻子去战地医院做护工。那里，也能看到天主教修女和传教士忙碌的身影。似乎所有的人都认识、或是听说过我。其中的一些人还主动走过来热情的对我表示欢迎。甚至于，当我说是上帝的仁慈和忠诚扶助我军在德国本土取得辉煌战果的时候，他们也都愉快的给予认同。就在昨天，在医院前面的长椅上，我与一位圣言会教士进行了一番有趣的交谈。这位年轻人，开朗坦诚，具有相当的神学修养。我们谈到这些日子以来上帝对这个世界施以的严厉惩罚——给我们的人民惩戒，才能使我们恭顺于他的万能之手！每一天，在耳边，在心畔，上帝劝告人们忏悔之声如烈焰般日渐清晰响亮。

10月2日。今天，我的妻子从战地医院回来，向我讲述了那里的所见所闻。她坐在伤员身旁，手里编织着袜子，倾听着他们念起自己的父母双亲，叙述昨夜与敌人的那场战斗。一位年轻的士兵被送来医院时，一半肩膀因为重伤已经发紫肿大。“我们必须把子弹取出来，这会很痛，我的孩子。”“大夫，您开刀吧，但是不是很快我就会康复重返前线，回到战友的身边？”另一位手臂受伤不轻，所幸没有伤及骨头。“大夫”，他站起身来说道，“给我包扎下胳膊，让我尽快回去。炮台需要我!”几天后，医生安排这位士兵带着裹着绷带的手臂出院，他跳起了开心的舞步，欢呼着离开了医院。他的炮台正等待着他。

10月10日。下午，日军自海上向南炮台实施猛烈的炮火打击。日舰的大炮必定被调整至很大的斜度，才能完成如此远距离的射击。专业人士向我保证，这样一来会产生巨大的后挫力，以至于军舰本身根本无法长时间的经受此类剧烈的晃动。位于低处的台东镇受到敌军的连续炮击，整个地区包裹在一片狰狞的褐色烟雾之中。有人冲进我当时所在的野战医院，呼喊说台东镇已变成一片火海。在过去的几周里，家住台东镇前或是处在防御线上的村民已经饱受持续的狂轰滥炸，现在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呢？李村，如人们所说，已被烧成灰烬。

10月14日。为避免侵入的日军任意胡为，我方必须将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画像予以销毁——我妻子工作的野战医院已接到此令并部分加以实施。此做法或许有些过分小心。日本人素来喜爱那些画像并尊重有加。当年，日本内阁总理桂太郎拜访东京的德国公使馆，便习惯于先走到客厅的皇帝肖像前面鞠躬问候。当然，如今的德国成了日本的敌人。日本的命运依附于英国，或者是后者依附于前者？

改头换面

德国在青岛的溃败，1914年11月7日以德国总督宣布向日军投降的方式终结。一场战争下来，“旧时王谢堂前燕”仍然飞来飞去，“城头变幻大王旗”却也顺理成章。

青岛易手后，胶澳督署医院随即被日本军方接管，改称陆军医院，由日本陆军三等军医正我妻孝助任院长。这在几乎是完全意义上恢复了总督野战医院的初始职能，并从一战第一年一直持续到1925年。

作为日本军医，我妻孝助此前已进入中国从事医疗活动多年。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北洋军医学堂，由日本军医正平贺精次郎担任总教习，教习和医官则有我妻孝助、味冈平吉，宫川渔男、高桥刚吉、藤田秀太郎、三井良贤、鹰巢福市等一众日本人。当时，我妻孝助为陆军一等军医。他的妻子，是宫城县士族别所直温的妹妹。

日军接手后，除了房屋和庭院里的樱花依旧，督署医院的几乎所有旧有人员，连同墙壁上的德文标识，以及墙角堆积的日耳曼啤酒厂的啤酒瓶，都很快清除干净。医院的德国军医作为战俘，被集中押往日本战俘营。从1914年12月到1915年春天到来之前，病房前面花园里瑟瑟发抖的树枝上，没有一片树叶。伴随着德国人的消失，每天早晨医院走廊里日语“哦哈哟”的问候声，就此不绝如缕。

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督署医院。比如对面教堂的钟声，还会整点响起来，但里面服从信仰的人，已换上了新面孔。医院边上的主街，由俾斯麦大街，改称万年町。西边围墙外的另一条C形弯曲坡道，直接叫成了病院通。与此同时，大量日本移民被有组织的吸引到青岛居住，并很快参与到各项社会经济活动中。这是一次洪流滚滚一般的人口迁徙，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自1914年12月28日青岛向日本本土居民开放后一个月，抵达青岛日侨就激增至4000人。延续到八个月后的1915年9月，进入青岛的日本人已达14000人。与日侨涌入相适应，城区地理扩张的三期计划也随之制定完成，一个叫新町的新辟日本街区，呼之欲出。

1915年日本当局在督署医院路马路对面原行政办公楼设置青岛疗病院，由我妻孝助兼任院长。同时开设服务华人的海泊町诊疗所、叶樱町分病室及台西镇传染病室。1916年6月青岛疗病院改名青岛病院，迁入陆军医院内。同一年，出于行政统一的考虑，青岛病院及埠头局、港务部、水道部、发电所、林务署、屠兽场、测候所等都一并移归日本青岛军政署管理。伴随着这些变更，青岛病院院长一职，相应亦由我妻孝助改为田岛清十郎。日本陆军三等军医正我妻孝助就此淡出青岛视线。

从天津到青岛，我妻孝助在关键历史节点上组织实施的德国督署医院向日本医院的转变，同日本占领带来的青岛城市命运转向一样，都极具象征性。其影响的广泛性与深刻性，在指导理念、技术支持、人员构成与触及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随即得到显现。期间交替主持陆军医院和青岛病院医事行政的责任人，包括陆军三等军医正田岛清十郎、陆军一等军医正村山有、陆军一等军医正长野文治、医学士铃木又。从1916年1月至1918年6月，日本青岛守备军的军医部长，依次为二等军医正村上有、一等军医正马杉笃彦。由此开始，日本现代医学的变革印记，开始逐步植入到青岛医疗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形成了一种与本地传统德国医学模式抗衡的新兴力量。进入20世纪之后的十年，在不断吸纳工业革命成果的西医领域，本来脱胎于德国实验医学体系的日本医学，并不长时间甘于人后。

由于文献来源的混杂，未知陆军一等军医正村山有与二等军医正村上有，是否是同一个人。

1916年12月，青岛病院的叶樱町及海泊町两个分院，合并为新町分院。1917年4月设置李村诊疗所。1918年6月李村诊疗所与青岛病院分离，独立建院。同年原铁道医院成为青岛病院分院，同时设置台西镇和四方两个分院。1918年11月在胶州町建成新町分院新楼。至此，青岛病院形成拥有万年町本部、新町分院、台西镇分院、四方分院的本地医疗组合。

到1917年，居留青岛的日本人上升到18576人。据高桥源太郎所著《最近之青岛》统计，1917年底在青日本业户数量为2500家。以购销为业的日本商人共1068人，分布在38个业别，杂货商245人，贸易及中间商297人、旧货商104人、果品商40人、五金机械商23人、药品商35人。

1917年青岛病院设置产妇科。1920年4月1日，日本摄影师三船德造的儿子三船敏郎在青岛出生。三船德造来自秋田县由利郡川內村小川，1910年代移民青岛，在河南町经营一家照相馆。三船敏郎出生的时候，万年町青岛病院一座新大楼的施工，已近尾声。

1918年8月13日，夏历七夕，卜居青岛的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致信移居日本东京的大学堂前同事罗振玉，云“弟羁踪岛上，瞬已两年。与居停尉君患难相依，极为相得。今欧战告终，岛境究竟如何处理尚不可知……”同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黄炎培赴东北调查后至青岛，称“归途至青岛，欧战大局，尚未解决，日人暂时于青岛，并无伟大之设施。但官营工商业，不知其数。”

一个建筑师的遗产

1918年11月，给日本以攻占青岛借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各战胜国，开始进入战争赔偿和战后遗产分配的角逐。中日之间的利益争执核心，集中在了青岛归属和山东铁路的权益上。青岛一城的命运走向，聚成北洋政府、工商业与知识界的共同焦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愈演愈烈。

一战结束前的一个月，也就是1918年10月10日，由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技师三上贞参与设计的普济医院，在胶州路动工兴建，这是继德国青岛督署医院暨青岛病院、福柏医院、花之安医院暨同善医院、天主教医院之后，青岛新筹建的一座大型公立医院。1919年6月30日普济医院竣工，建筑面积计170坪，工程费银元61306元。而此时，以“收回青岛权益”为口号的五四天安门街头抗议运动，已从北京学界蔓延到全国各地。

1919年在解决一战遗留问题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交涉失败，导致青岛主权回归的前路，荆棘丛生。同年张武在其编撰的《最近之青岛》中自序云：“青岛事件发生以来，举国震动，世长注目，可为我国最近第一大问题也。广搜各国书籍杂志十余种，编译成书，以饷国人。至于内容，专书事实，不加议论，而记载则重沿革，以为今昔之比较。”

与此同时，1918年3月由田岛清十郎担任代理院长的青岛病院，开始在医院南部筹建三层诊疗楼，以完善功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就诊需求。作为陆军三等军医正的田岛清十郎，之前在1917年9月曾担任陆军医院院长，对院区分布并不陌生。青岛病院这栋被称为本馆的建筑，矗立在开敞街口的标志性大楼，同样由守备军民政部日本技师三上贞设计监造，青岛公和兴工程局日本建筑师小山良树参与承建，1919年4月15日动工兴建，1920年5月15日竣工。本馆建筑面积约496坪。工程费银元153209元。建筑完成时，青岛病院已改由医学博士长野文治代理院长。作为陆军一等军医正，其同时是日本守备军的军医部长。青岛病院的新房子建成了，巴黎和会诱发的风波却并未停下。沸沸扬扬之中，日本持久占据青岛的图谋，显露无遗。

青岛病院本馆的设计者三上贞，1886年出生在青森县弘前代官町，1911年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完成学业，曾任大藏省临时建筑部第一课设计系勤务、山口县厅舍建筑事务嘱托、大藏技手，1918年调任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土木课勤务。设计青岛病院本馆之前，三上贞已参与设计了东京国立图书馆方案、东京大正博览会美术馆方案、青岛邮便局、青岛病院分院。

作为青岛病院施工指导的小山良树，1897年出生在日本宫城县，1916年毕业于南满洲工业学校建筑科，同年到青岛供职于山东铁道管理局工务课。1920年到1927年，其在青岛公和兴工程局担任建筑师。也就是说，小山良树是作为工程承包人的青岛公和兴工程局成员，参与到青岛病院本馆设计与建设中的。

青岛病院本馆平面呈凹形，采取了对称式突出南侧轴线的设计，地上三层，地下三层。入口设大厅，正对药房，两侧设楼梯，宽四米的内廊，兼做候诊使用。主要诊室和房间，均置于南侧。新建筑构图严谨，比例和尺度适宜。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顶屋面，檐口细部设计成水泥与石块结合形式。立面入口为空廊式，附以高大的立柱，构成中部虚、两侧实的对比。为了增强建筑的高大感，三上贞将瘦长的窗户附以粗石窗套，强调竖向划分。这一方式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与周边建筑产生了些许冲突。所幸大楼离周边房屋较远，且较为独立，使其压迫性被弱化了。但如果与原督署医院已建成的大量院舍相比较，矛盾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这种不知是否是出于主观愿望的不友好，在展示隐含现代主义风格的新建设精神的同时，也使原本由督署医院向南展开的和谐建筑景观，在部分意义上被破坏了。

值得提及的是，青岛病院新大楼设有弧状环行车道可直达门庭入口，这样就方便了一些重病患者的就诊。然而，这些头顶上的巍峨抑或是脚底下的便利，终究不是夕阳西斜时刻“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呢喃。

青岛病院大兴土木期间，不能不提及的一个本地公共事件，是1919年夏天爆发的霍乱流行。两个月时间，发现191例霍乱病，死亡率达60%。自1898年青岛城市化伊始，霍乱之扰始终若隐若现，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

每日受诊者四百人

进入1920年代的青岛，尽管未来走向依旧扑朔迷离，但城市风貌却已近乎美轮美奂。1921年5月中旬“在青岛住了三天”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柯庆施，月底在海参崴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称“青岛街市颇清洁，房屋亦颇整齐，较之上海，实尤多矣。”这个评价，在同期的许多旅行者的青岛见闻中亦可获得印证。

1920年伊始，青岛总商会就维持服务华人的同善医院运转事宜，督促本地齐燕、三江、广东三个同乡会馆捐款，1月1日该会发函称：“同善医院设立多年，专为诊治华人。此也从来该院经费由德国补助，自战事发生，汇款不便，理应鼎力支持。当由公议，自中华医院存款项下划拨，以兹维持至今年，中华医院存款告罄，不便筹备。昨经本会议决，将该院今年所需之五百元归三帮会馆捐助，计齐燕会馆应捐助三百元，三江会馆应捐助一百元，广东会馆应捐助一百元。为此合行函达贵会馆。想贵会馆诸大善士济世济人，具有同心，当必惠赐赞襄也，即请察照前因，将款妥为惠下，以便汇齐转交该院。”同善医院，亦称花之安纪念医院，在大港码头东面的花笑町，1923年青岛主权回归后改称武定路。

到1922年初，日本管制之下的青岛城区，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口比例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当年4月30日公布的一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青岛总居民数为61591人。其中包括40000名中国人，21013名日本人，281名俄国人，101名德国人，55名美国人，47名英国人和94名其他国籍的人。而之前《地学杂志》披露的青岛日本移民数量更高，称已达30000以上。一城之中，日本人占据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谓创历史记录。如此单一聚集型的人口结构，即便不从管制主体的主观意愿考虑，仅仅就维系城市日常运转的措施便利上，也不能不发生倾斜。作为例证之一，青岛病院本馆设计师三上贞在1920年完成建筑监督工作后，随即担任了青岛山下日本中学校的设计与工事监督，并着手进行四方与大和町两个邮便局的设计。

就城市公共医疗供给而言，首当其冲者无疑是青岛病院。其作为行业坐标，发挥着旁推侧引的作用。1922年2月日本商科留学生叶春墀在其撰写的《青岛概要》记述，“青岛病院，在万年町。德人时代为海军卫戍病院。自日人占领后，累加扩充。计分内科、外科、小儿科、产科、妇人科、皮肤科、花柳病科、眼科、耳鼻咽喉科、齿科、X光线科，共九科。设备最为完备。病室约容百人。每日受诊者约四百名。”同期，胶州街的普济医院“内有华医。但有重病，仍须送青岛病院。”从叶春墀的《青岛概要》看，在1922年之前，包括青岛病院及新町分院、福柏医院、普济医院、天主教医院在内的青岛西式医院，执业的华人医师仍属鲜见。

1922年1月底，青岛权益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显露曙光。1月31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就以青岛主权为核心的山东悬案进行最后一次会谈。2月4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3月3日，北洋政府任命王正廷为鲁案善后督办，同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组成中日联合委员会，开始谈判青岛移交问题。

同年6月2日，漫步青岛街巷多日的潍县文人孟方儒在其《笨鸥日记》中慨叹：“今经中日两国代表在华盛顿交涉三十四次，始成交还中国条约，刻下正在接收时间。呜呼，是谁土地？是谁河山？任人割俎！任人鱼肉！纵交还之有日，恐保守之是难，愿我四万万同胞其慎守之！”而彼时持有与孟方儒相同担忧者，并非一二。

1922年8月，曾在青岛病院对面教堂供职的德国牧师昆泽去世。这一年，他刚好60岁。昆泽的一家在青岛遭遇了一系列不幸。在昆泽去世前12年，也就是总督教堂刚刚完成建造的时候，他的妻子在探访信徒时不慎感染伤寒，并传染给了两个孩子，不久三人都相继死去。难以想象昆泽是如何度过了这一撕心裂肺的痛苦日子。作为信仰者他没有自弃，而是在传播福音的道路上继续走了下去，并在青岛成为许多华人可信赖的朋友。最终，昆泽经历了1914年冬天德国的失败以及日本对青岛的占领，却没有等到日本将这个他熟悉的城市归还给中国人。

从1922年春末开始，作为落实华盛顿会议决议的必要环节，青岛主权谈判在中日两国之间进入唇枪舌战阶段，最终在12月1日敲定《山东悬案细目协定》，明确按照《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第七条协定，作为“应归日本保留之财产”，万年町15号的青岛病院和静冈町日本人会、叶樱町化学试验所、有明町中学校、三笠町高等女学校等财产，被列入“日本人居留民团所必需者”。也就是说，这些公产的全部管辖权，依旧在日方手上。依照《胶澳志》的说法，为“日人交还市政之际，要求保留是院仍归日人承管”。

1922年12月10日青岛回归，北洋政府入主执政，青岛病院东边的万年町随后被江苏路取代，但因为受到《山东悬案细目协定》第四章《公产》的保护，由日方控制的青岛病院面貌并无改观。青岛病院长铃木又离职前，主持创办了青岛医学校，从1924年到1926年各招生一个班，每班学生十五六人。在当时，除了私立青岛大学之外，礼贤中学、胶澳中学和青岛医学专门学校，是本地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同一时间，青岛病院本馆的设计师三上贞脱离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转入青岛和贺三上建筑工务所担任协同主持。

接替铃木又出任青岛病院长的日本医学士栗本定治郎，其后一段时间略显活跃，并表现出了与胶澳商埠当局的合作意愿。1923年胶澳商埠《夏期小学教育讲习会纪事》显示，栗本定治郎曾以青岛病院院长身份，参加了是夏小学教育讲习会的讲演，主讲《学童传染病之注意》和《海水浴》。同期，栗本定治郎还兼任了1924年9月开设的青岛医学校的校长。该校三年共开办三个班，有27人维系到毕业。其后一人赴日本留学，九人留在青岛，其中三人服务青岛病院，四人入职市立医院，二人自行开业。

同仁会登堂入室

1923年6月11日，一个叫里特豪森的德国人死在了青岛。他是1898年来到青岛的第一个德国商人，业务涉及进出口贸易以及火灾与人寿保险、房屋出租代理。里特豪森经历过1914年的青岛围困战和德国战败，也见证了1922年底的青岛回归，差不多把半生时间都耗费在了青岛。里特豪森是因为被狗咬伤后感染狂犬病而死的，青岛先进的医院，没能挽救他的生命。值得提及的是，有段时间他和一个中国女子一起生活在湖南路11号，并且有了孩子。里特豪森死后，他的华人妻子以及那个在青岛出生的孩子，很快就失去了踪迹，令人不能不慨叹世事无常。

在“回家”的青岛，生活的轨道继续向前延伸，有常无常的悲欢离合也每天都在上演。1924年10月31日，也即日本大正十三年是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在江苏路官邸举行了例行的庆祝天长节活动，邀请各方头面人物聚集一堂，一番吃吃喝喝。所谓天长节，就是天皇诞生日。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象征着“天长地久”的日子。但鉴于青岛权益已经在1922年12月交还，这个天长节庆祝仪式的规模，已大不如从前。

半年后，距离日本总领馆和里特豪森湖南路房子都不远的青岛病院，也迎来变化。1925年4月，日本外务省将日本陆军青岛医院和日本山东铁道部济南医院，一并移交给日本同仁会。江苏路的青岛病院因此改名同仁会医院，继续由栗本定治郎担任院长，安藤重郎、薛健为副院长，长泽十四郎为事务长。

作为青岛同仁会医院的两个副院长之一，安藤重郎是资深外科医师，1916年曾与有光藤三郎合作著有《最新外科手术治疗法》，由东京南江堂书店发行。另一位华人副院长薛健，字强初，1894年出生在西安狄寨乡夏寨村，1922年从长崎医大毕业获医师登录证，留校担任附属医院外科教室副手，1924年30岁时应聘青岛同仁会医院，担任外科医师。从1898年到1925年，薛健是自德国督署医院建立以来，经过青岛病院和同仁会医院的演变后，第一个能够获得文献证实的华人副院长。

对已主权回归的青岛来说，这近乎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医学事件。以长崎医学士薛健为代表的华人医师在青岛的相继出现，标志着华人医师群体筚路蓝缕的本土生长史的开端。作为领跑者，薛健无可置疑地成为了改写历史的样本。

作为1902年在东京成立的日本财团法人，同仁会公开的目标是以设置医院、医学校和派遣医药学专业人员的形式，向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传播先进医学，并改善其医疗卫生状况。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同仁会曾试图承接青岛病院和山东铁路管理局济南医院。同仁会方面在给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和的一封信中说，“在恢复和平后，将其移交给协会的业务是最合理和最方便的。”但同仁会的申请，并没有立即被允许。

到1920年代中期，同仁会前两任会长和副会长，都是日本政界和医学界的知名人士。其中第二任会长大隈重信，曾任日本第8和第17两届内阁总理大臣。大清国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大隈在生活上给予周密安排，两人由此成为至交。1922年大隈去世，康有为撰写《大隈侯大德颂》，称其为“富士之峰，峻极于天”。同仁会第三任会长内田康哉，曾任内阁外务大臣，任期从1925年开始延续十年。同期的两个副会长分别来自医学界和经济界，一个是东京大学医学教授入泽达吉，一个是满铁副总裁江口定条。出生在新潟县的入泽达吉，189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1890年留学德国，1920年代多次访问中国，与北洋政府驻日本公使汪荣宝等交往频繁。汪氏亦有“不嫌五岳寻幽远，尊酒重论会有时”的诗句赠寄入泽达吉。从人事背景可以看出，深入中国内地开展医疗活动的同仁会，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目的也并不单纯。

同仁会早期在营口、安东开设有两家医院，1912年交给满铁总医院经营。在1910年代的日据时期，同仁会已有进入青岛拓展的迹象，如在台东镇登州路日本火葬场西北，曾租领过一段二千余坪的官有地，但并未进行开发。同期作为医学传播机构，同仁会在青岛的影响力尚弱，积累的经验也不多。但1925年随着完成对青岛病院的接收，同仁会一个实力雄厚的医学根据地得以建立，并在医学博士粟本定治郎的组织下，逐渐扩大势力范围。

到1925年末期，日本同仁会在中国已拥有北京、汉口、青岛、济南四家医院。1927年3月，同仁会在东京本部召开第二次医院长会议，决定统一在华医院名称，将管理的四所医院一律采用同仁会+城市名+医院的形式，并制定了新的事业发展计划。就此，同仁会青岛医院的称谓，获得正式确认。同年10月，同仁会举办的中国医师讲习会第一回在同仁会青岛医院举行，有72名中国陆海军官及开业医师参加听讲。

康有为的遗迹

同仁会染指青岛的时间，恰在第三任会长内田康哉上任后不久。1928年10月东京《同仁会医学杂志》第1卷第5期载《同仁会青岛医院》介绍云：“民国十四年本会由青岛居留民团接收该医院而经营之，至翌年内外人士在本院诊疗之患者其总数达十三万一千六百十七人，尔来逐年发达颇得中外人士之信赖。此外更经营青岛医学校亦为资助中国医学教育之一端也。”青岛医学校的校址，在江苏路东侧原督署医院行政办公楼，也就是1915年设置青岛疗病院的房子。值得提及的是，青岛医学校的木制匾牌，由当时客居青岛的康有为题写。这块书匾，让人联想起康有为与大隈重信等日本政界人士的广泛交往。

对需要领取行医执照的从业医师来说，康有为题写的青岛医学校这块招牌的作用，意义重大。1923年2月颁布的《胶澳商埠警察厅取缔医生暂行规则》第一条就规定，“凡在胶澳商埠警察厅所辖地面挂牌行医者，应先具禀到厅，候考验批示。但在内外国医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得将文凭呈候，核确免其考验。”如此看来，同仁会青岛医学校在1924年9月开办以后三年中陆续招收的三班学生，就显得十分金贵。

给青岛医学校题写校匾的康有为，没有看到第一届本土医学生的毕业。1927年3月29日晚上，其因在青岛英记酒楼与几名同乡畅饮导致腹痛，经分别赶往家中的日本和德国医师一并紧急治疗，终告不治，遂于3月31日凌晨七窍流血而亡。在随之而来的各种阴谋论的猜测中，参与抢救的日本医师诊断，其死因是食物中毒。一代风云人物，就此一命呜呼，而对个中死亡迷津的众说纷纭，长时间未能烟消云散。自1910年代中期以降，现场见证诸如康有为这般非凡人物撒手人寰的日本医生，在青岛并非一个两个。须臾之间，回天无力，阴阳两界便成冰冷现实。康有为死后四个月，荣城人孙中和亦因暴病在青死亡，身后家人却连一付棺木也无力购置。两相对比，天上地下。疾病面前，生与死对大人物小人物，对好人坏人，对男人女人，对老迈者年轻人，皆然。

比较叶春墀1922年梳理的青岛病院“每日受诊者约四百名”数据，1926年同仁会医院“十三万一千六百十七人”的门诊量，大致相当。但接下来人口增加的压力，很快就显现出来。统计显示，1922年青岛市内居住人口为289411人，十年后的1932年快速增长至426417人。这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各业移民，比如银行家、轮船主、工厂主、投资商人、僧人、建筑师、测量员、教师、律师、会计师、保险代理人、工程师、电话员、铁路职员、纱厂职员、佛具商、美容师、园艺师、厨师、饮食店主、学生、店员、木匠、泥瓦匠、裱糊匠、烟火师、乐师、艺伎、浪人、苦力等等。因此，同仁会医院的重要性及与日侨社会日常运转的关联度，日益显著。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中外医生的比例上，亦可发现供需关系的差异，1926年《中外经济周刊》的调查印证，同期在青岛执业的中国医士为87人，外国医士为43人，比例关系为二比一。也就是说，在青岛的外国人所可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资源，要远远高于本地中国居民。这个数据，还未知是否包含了同仁会青岛医院的日籍从业者。

更为重要的是，涉足青岛后不久，同仁会青岛医院就表现出了多方面的叠加作用。如其与日本军方行动的默契，在1928年4月的一次中日危机发生时即刻显露无疑。是月下旬，日军在青岛登陆，同仁会青岛医院迅速向登陆军人提供了睡床、草垫、备用病床等库存用品，给了日本“派遣军很大的方便”。这印证了作为医学输出团体，同仁会除了进行医疗救护活动外，实际功能的非单一性。

中日危机的大事件之外，青岛城市边缘一些默默无名者的困苦境遇，并没有被注意到。1928年4月日军登陆青岛的前几天，两个难民无声无息死在了青岛。叫邵得禄的男人，死在了传染病医院，另一个自山东莒县来青谋生的老妇人，则死于饥饿。老妇的直接死因，是在一家日本人的院内脏土窝中检到一块鲅鱼头，拿回去吃了，随即中毒身亡。和无人处理后事的邵得禄一样，老妇23岁的儿子张守钱亦无力收殓，只得恳求总商会施舍棺木葬埋。几乎就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同仁会青岛医院里面成片的樱花，正含苞欲放。

就主权回归的青岛而言，其所面临的城市社会问题，并非一个两个。诸如公共医疗积累下来的公平性缺失疾患，也绝非“只争朝夕”能够解决，何况像1925年7月委任王福汇为胶澳商埠局总医管兼普济医院院长这样的人事调遣，很快就被下一轮主政者改变。走马灯一般的政治，顾及不上民生，也没工夫悲悯下层社会的饥寒交迫。在同仁会青岛医院的视线之外，沿着胶济铁路线分布的另一种更为严酷的公平失措现实，像一颗危险的种子，被有意无意的遮蔽了。

出现在1926年6月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几家日本纱厂劳作的大量底层工人，懵懵懂懂进入城市，除了平日的工作环节恶劣及生活艰辛，基本的医疗保障也近乎形同虚设。“他们的住处是极黑暗污秽的窝棚，光线不足与空气之臭腐，足以使他们健康上受影响，常常生病。但是他们生病是没有人管的，他们病中费用当然没有，必须向工友中分借，借债的结果更使他们日处于不足自给的恐慌，悲惨的命运就跟随他们了。这种悲惨生活的工人最多，恐怕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尤其是柔弱的女工与童工，他们的生活有特别述说的必要。中国妇女因缠足的原故身体异常软弱，六小时的工作她们已经不能胜任了，何况十二小时以外还继续添作夜工。她们的健康就好似秋风扫落叶一样，病魔就立刻来缠绕她们了。”

该调查报告特别指出：“童工的痛苦比女工要厉害百倍，他们大概是不满十八岁的小孩，从乡间被人骗了来的，他们到厂后过得完全是小牛马的生活，每天赚的至多一角八分钱，作十二点以上不能胜任的工作，分两班，从早到晚，尽站在不见阳光，不通空气的污秽屋子中，呼吸棉絮，一点儿空也没有，因此说不上休息。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白开水。他们物质上的营养不良，精神不舒畅，又加以沉重的工作，所以把一群可爱的小孩都养成乞儿不如的一般小病夫了。”

就公共医疗而言，从四方到沧口一带工厂区隐约显现出的公平迫切性，在青岛回归后远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认识。这为此后此起彼伏的工潮，埋下了伏笔。

平静下面的不平静

1925年3月12日，率领共和党人推翻大清专制的孙中山逝世，引发国人悲痛不已。4月10日青岛各界在齐燕会馆举行追悼大会，市民会长酆洗元报告宗旨后，私立济众医院院长李筱坡率先演说，“其大意不外先述中山先生一生事迹，及中山先生一生之主意，我等市民追悼中山先生之心理，及国人士之钦佩与赞助，末后为希望国人继续中山先生为能达到目的之主张，说至此全场鼓彩之声，畅达数里。”继由日领事堀内谦介、私立青岛大学刘次箫及杨湘浦、农林事务所李可良、青岛时报主任高春如、鲁佛民，四方工会代表、女界联合会代表、电话局女子进德会代表和胶澳督署翻译梅氏等依次演说，众人言辞慷慨，哀悼之情和盘捧出。追悼大会收到的数百挽联中，李村师范讲习所撰写的“双手挽乾坤忆当年革命成功惜未尽三民主义，勋名震宇宙叹今日哲人其萎洵堪教五族同悲”，令人不禁悲从中来。

出席孙中山追悼大会的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堀内谦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1924年3月出任青岛总领事之前，曾任日本外务省驻英国大使馆秘书、欧美局第二科科长。1926年1月堀内谦介调离青岛总领事后，相继出任驻华及驻美使馆参事，继而担任驻纽约总领事。长久以来，社团法人同仁会系统依托的核心学术支持，多出自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

1927年3月9日凌晨，胶济铁路两列驶往青岛的火车，在临近青岛市区的湖岛发生撞车事件，导致当场死亡31人并有40余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经政府调度本地多家医院合力抢救，伤亡者仍为数众多，许多家庭就此支离破碎。依据湖岛撞车案幸存难民递交的诉状档案，有记录的部分伤亡者为：

赵竹林，45岁，太安人，死亡。

赵平周，25岁，太安人，右脚切去，左脚重伤，终身残疾。

陶荣香，39岁，东阿人，大腿骨折，终身骨折。

陶成运，17岁，东阿人，右脚上折，左脚折断，终身残废。

陈连曾，23岁，东阿人，右脚折断，去左手指，伤不能动。

王希伦，52岁，东阿人，右脚重伤，左脚折断，终身残废。

李广顺，21岁，东阿人，左脚折大跨落，终身残废。

任得住，22岁，东阿人，左脚折断。

李志和，38岁，东阿人，右脚骨断，右脚与头均有重伤，终身残废。

李子春，36岁，东阿人，死亡。

李管，20岁，东阿人，死亡。

王金安，22岁，诸城人，左脚切去。

张显亮，46岁，泗水人，右膀受伤。

任二小，23岁，泗水人，死亡。

冯芝三，31岁，泗水人，左腿及两脚均受重伤。

冯起言，34岁，泗水人，左腿及腰均受重伤。

于建情，25岁，牟平人，腿骨折断，不能复原。

咸丰玉，20岁，诸城人，两腿骨断，已成残疾。

刑允策，39岁，恒台人，左腿被伤，成残疾。

陈数基，40岁，莱芜人，右膀及腰骨受伤不能动。

这些人，都是鲁地背井离乡的贫困农民。一声巨响过后，所有改变命运的卑微梦想，瞬间灰飞烟灭。

春去春来，伴随着江苏路基督教堂时起时落的钟声，掩映在一片樱花丛中的同仁会青岛医院岁月静好。前青岛病院长铃木又，已返回日本出任了东京同爱医院内科医长。来去匆匆的粟本定治郎背后，医院内外波澜不惊。

1928年出版的《同仁会医学杂志》显示，除了细菌实验室、解剖室、X光等先进检测设施，同期在同仁会青岛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涉及多个医疗专业领域，在同期青岛堪称完备。

皮肤科：院长，医学士栗本定治郎；医员，长崎医学士王一林

内科： 医长，医学博士原素行；医员，金泽医学士若槻宽隆；医员，长崎医学士城崎重骏；医员，金泽医学士神内正范；医员，长崎医学士赵中天

外科：副院长，医学士安藤重郎；副院长，长崎医学士薛健；医员，长崎医学士岛田秀雄

小儿科：医长，长崎医学士广濑徹夫；医员，长崎医学士东长雄

产妇人科：医长，医学士矢田城太郎；医长，医学士加藤亮三郎；医员，大阪医学士帅葆镕

眼科：医长，医学士岸野正雄；医员，长崎医学士邓荣光；医员，海宾キヨ

耳鼻咽喉科：医长，千叶医学士山口文助；医员，长崎医学士蓝晋祥

齿科：医长，东京齿科医学士原田孝资；医员，东京齿科医学士井上忠

药局：药局长，药剂师田边定吉

从名字上看，除了出生西安的同仁会青岛医院副院长薛健，医员王一林、赵中天、帅葆镕、邓荣光、蓝晋祥，亦都是中国人，且多是长崎医学士。长崎医科专门学校后称长崎医科大学，地址在长崎里乡，是日本最早教授西式医学的学校，1930年有中国留学生16人，次年减少至15人。留学性质分文化补给、省费、自费三种。

1930年2月10日，同仁会青岛医院医务嘱托张存恕病逝，被记录在东京《同仁医学》杂志中。而40天后，同仁会青岛医院附近一个无名氏男性的死亡，却无声无息。警察厅向商会申请了一口棺材，草草埋葬了事。医院内外的两极分化，一如城市族群、阶层、信仰与职业之间的割裂，几乎无法弥合，也无法动摇。

这在1930年春天的青岛，似已习以为常。

医务嘱托张存恕病逝后的几个月，关于同仁会青岛医院的人事更替资讯，不断出现在《同仁医学》杂志，如同年3月2日，东京市立大久保医院外科医员槙次雄新任青岛医院外科医员；3月18日，青岛医院长粟本定治郎自青岛赴大阪参加第八回日本医学会；4月17日，同仁会青岛医院在“樱花满目”中举行开院纪念日活动，粟本定治郎致欢迎词，650余日华人士参观医院各科及药局；4月2日，石田大次郎新任小儿科医长，竹中云子任产妇人科医员；隈部英雄新任内科医员；4月10日，产妇人科医员山下三代藏退职；4月21日，小儿科医长广濑徹夫退职；5月3日，岛田秀雄等两医员辞职；5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技监陈方之博士视察同仁会青岛医院；6月16日，医长原素行博士带领青岛医学校六名毕业生赴日本考察。

进入1930年代，长崎医学士薛健的名字，已不在同仁会青岛医院副院长序列。1930年7月1日出版的《卫生公报》第二卷第七期显示，同年6月24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复函青岛特别市政府，核准补发薛健1353号医师证书。他先是在泰安路与人合资开办了一家诊所，1931年在湖北路开设强初医院，次年参与发起青岛医师公会，并以薛强初的名字出任医师公会执行委员兼调查科主任。1932年，薛健请建筑师刘铨法在大学路为自己设计建造了一栋两层住宅。七七事变后薛健携带妻小离青返回西安，出任陕西省立医院院长，1938年在西安创办陕西省医学专科学校，并在鼓楼东面开办大众医院，设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皮肤科、化验室、调剂室，有病床60张。同期，出生在山西大同的耳鼻咽喉科医员蓝晋祥，也离开青岛返回老家，出任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耳鼻咽喉科主任，该校由毕业于名古屋医科大学的靳瑞萱担任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22名教师中12人有留日经历。

1932年上半年，同仁会青岛医院有陈锡恩、钱荣道、吴天任、史钰堂、徐立源五人获得了国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证书。

生辰与死亡的复调

1920年代之后，同仁会青岛医院周边蜿蜒分布的路网已经勾勒成形。西面辟有平原路、观海路，东南方向依次有沂水路、湖南路、广西路、龙口路、大学路，而后抵达太平路海岸线。北面沿着同仁会青岛医院东侧的江苏路向上爬坡，观象山和信号山之间，是一个由七条街道构成的复杂路口，除了由此向西弯曲的江苏路一分为二，还有医院北面高处的观象一路，以及苏州路、莱芜一路、伏龙路、龙山路，后面四条街将一些绵延区域的人流，通过大坡度的江苏路南段，依次引导到同仁会青岛医院和基督教福音堂。

进入1930年代，伴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青岛的城市化扩张已跃升到一个新阶段。但即便是近处的“波螺油子”和远处的“八大关”都已被先后纳入规模开发视野，同仁会青岛医院周边的零星土地，依然处于待建状态。1932年12月青市财政局在市府礼堂进行的第五次开放公地竞租目录中，纳入其中的地块，就包括江苏路等处。这显示出，同仁会青岛医院区域的整体氛围，应该比想象的更静谧，更具田园意趣。

不平静的日子很快降临。1931年东北事变发生后，侨青日人生事愈演愈烈。1932年1月9日，青岛《民国日报》因登载日皇被刺事件，使用了《韩国不亡义士李霍索炸日皇未遂》的标题，遂被日侨借题发挥，在12日晚上焚烧了太平路国民党市党部和中山路民国日报社。日人纵火时，在前海停泊的日本军舰陆战队约600余人武装登陆，阻绝交通。“夜十二时许，有一俄人通过前海崖日兵戒严区域，被日兵用刺刀刺伤数处，伤势甚重，当抬送青岛病院救治，其蛮横状况，可见一斑。”如此情形，在1930年代中期的青岛时有发生，令当局应接不暇。鉴于沈鸿烈政府的克制，所幸期间没有发生大的伤亡。

表面平静的江苏路上，偶尔也有喧哗的声音透出来，比如1934年1月6日，驻青日领馆就在江苏路官舍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日本皇太子诞生庆典，中日显要及达官贵人，进进出出车水马龙，场面不亦乐乎。同年8月7日傍晚，德国驻青领馆则在江苏路福音堂，举行了已故总统兴登堡的追悼仪式。当日夕阳西下时刻，海阔天空，晚风习习。众多在青德侨和市府代表、商会代表、外交官依次到场，德领事报告兴登堡生平事迹及逝世经过，被在场记者描述为“言词极为悲痛，各德侨几至泪落”。从福音堂的高台上看过去，对面的同仁会青岛医院门诊大楼在夕照映衬下，沐浴着一片余辉。

而这个时候，透过或静谧或喧哗的不同场域，诺大的同仁会青岛医院里面，医学士栗本定治郎领导的几十号医护人员的服务重心，就显露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无关静谧或喧哗，而是这里并不是所有人的“守护神”。对人口日益增长的青岛来说，一些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是不容易进到这一家医院的。严重的服务人群“失重”状况，造成了静谧或喧哗的尖锐对照，这成为同仁会青岛医院在“同仁相忧，日夜相救”的招牌下，被刻意回避的伦理缺失真相。

到1935年初，同仁会青岛医院各科主任医师，与之前略有变化：

内科：尾河顺太郎

外科：安藤重郎

小儿科：岸田川与三郎

产妇科：矢内原启太郎

尿器及皮肤科：栗本定治郎

眼科：锅岛种辛

齿科：吉村武

耳鼻咽喉科：山口文助

资料显示，与1928年同仁会青岛医院的主要人员配置比较，内科、小儿科、产妇科、眼科、齿科的医长都有替换。1930年6月曾带领青岛医学校六名毕业生赴日本考察的前内科医长原素行，在1934年前后已返回日本，出任了东京市立城东病院长。续任内科医长尾河顺太郎与医员长谷珠夫、饭尾俊彦，几年中通过对青岛28个病例的观察，完成了一份《青岛发疹热》研究报告，一年后在日本《关西医事》234号发表。同期出任产妇科医长的矢内原启太郎，研究成果则包括《女子外阴部象皮病3例》《皮肤埋没缝合法》。

由南拐西L形走向的江苏路西头，与胶州路、上海路、热河路、胶东路分别交汇，被圣保罗教堂和市立医院两组建筑界定。而对数以十万计的本地华人来说，此时跟市立医院的亲密度，是同仁会青岛医院所不能比拟的。1935年，市立医院在上海路方向新建了一座二层门诊楼。落成典礼时，毕业于日本千叶医大的市立医院医长郭致文，请来了同仁会青岛医院院长栗本定治郎、德国福柏医院院长卫士英出席。这是青岛本地三家重要中外医院间不多见的公开互动。有意味的是，郭致文主持市立医院期间，聘请了赵师震等多名拥有日本千叶医大背景的医师加入。这让青岛两家大型医院在学术意义上的些许呼应，成为可能。

一场纷争和一个时代的终结

樱花映衬下的孤独与寂寞，是医院的寻常氛围。没有人愿意与医院重逢，可很多人却不能不在下一次的“重逢”中祈求奇迹发生。这个悖论一般的痛苦经历，像极了人对生命、疾病、身体的认识过程。当终点降临的时候，大部分人其实依然措手不及。在1930年代，尽管几乎所有华人病患的诊疗信息都指向了胶州路上的市立医院及众多私人医院，但也并非没有例外，比如一些身份特殊者，或者是富裕商人，还是能够住进江苏路同仁会青岛医院的。1933年8月病逝在这里的本地富商李莲溪，即是一例。

1933年8月1日，富商李莲溪在青岛病院逝世。这个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本来并无大的社会引申意义，不意却因为家庭内部一些难以启齿的利益之争，旋即成为了一个浮华时代季节更替的分水岭。

庞大的李氏家族的财产争夺战，很快就成为公共事件，不断溢出的细节被各色人等拿来评头论足。9月3日，《青岛时报》以《李莲溪死不瞑目》的惹眼标题，披露了李家财产之争的内幕，矛盾焦点直指李家六姨太：“本市巨商李莲溪逝世后，其家族对于遗产问题，曾发生小波折。幸经亲友劝告及各太太深明大义，讬出公正亲友组织财产委员会，关于清偿李氏生前债务事宜均由此委员会主持之，现已风平浪静照常安居，不料其六姨太太竟听信奸人挑拨，不与各太太合作，李氏所遗房产契约等多在伊手，亦不交出。如某局高某等出入其门，并闻常以汽车装载细软物件自莱阳路运往大沽路某处存储，以此情形，不知又将引起若何纠纷矣。”

李莲溪猝然离世引发的家庭财产争端，旷日持久，裹挟进来的人愈来愈多。洪泰号李张瑞芸率子钟霖、汝霖随即在报纸刊登紧急启事，公开事情原委。律师孙承瑗，郑化南则代表“乐善堂李大太太王淑华”处置遗产纠纷。1934年《平民报》刊登涉及北平路洪泰号债务争端的文告，云“洪泰号李乐善堂李马氏为迅速清偿债务，解决家庭纠纷，免使骨肉惨变扰攘无已，以清积弊而防后患，向各界郑重声明”。之后，李王淑华继续以房东身份出租大洪泰院内的房产，其中包括益泰栈和义昌栈两家客栈。

为调解李家争产纠纷，1934年10月6日下午，青岛市公安局长王时泽与社会局长储镇，在文登路青岛俱乐部组织召开各关系人开会，以图化解争端。出席会议的调解关系人有宋雨亭、姚仲拔、张玉田、柳文廷、傅敬之、王仰先、苏劻臣、牟绍周、于迺铎、王召麟、丁敬臣、王荩臣、梁勉斋、张星五。李氏遗族包括则李张淑君、李张瑞芸、李李兰彬、李王淑华、李恩霖。

但李家争产纠纷，始终未了。到1940年，围绕李莲溪胶东路1号的地产纷争达到高潮，李王淑华后人在《青岛新民报》刊登紧要启事，声明“胶东路一号房地系先母李王淑华所有，无论何人假名抵押或盗卖等事盖作无效”。前前后后十多年，仅洪泰号和乐善堂涉及的律师就有孙承瑗、郑化南、刁家仁、李宗汉多人，当事人则涉及洪泰号东家四位太太与少东，张淑君、张瑞芸率子文钟、汝霖，张子名，孙作岳等等。各个利益方分分合合，互不相让，各种说词层出不穷，将人性最幽暗的部分，一一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事不关己的看客们却不急着等待故事落幕，一付要把骨头嚼碎的贪婪。

李莲溪1933年8月在同仁会青岛医院逝世后，前商会会长傅炳昭对其后事的亲力亲为，似一曲惺惺相惜的挽歌。自1908年5月傅炳昭与李莲溪联合投资保险公司开始，十年中彼此的合作还包括诸如对龙口银行的投资。这家中日合资银行1915年在青岛开设支店，三年后傅炳昭、隋石卿与李涟溪成为龙口银行总行的董事和记账员。算起来，刘子山之外，这三个人差不多就是本地最早涉足银行业的华商了。

1922年青岛回归后，傅炳昭、李莲溪经历了一同作为青岛市民对德追偿损失会代表赴北京请愿等风风雨雨的磨练，你买地置业，我起楼兴商，两个人彼此牵扯的各种合作，持续了20多年。就李莲溪个人及其家族来说，期间包括金融投资、洪泰火柴厂、洪泰商场、胶东路1号与莱阳路新8号房产在内的多项工商业及房屋资产，已然形成了一个资本庄园，盘根错节的触角，敏锐且坚硬。

作为外人，尽管在工商界位高权重，傅炳昭却无力阻止一场财产纷争。类似场景，在1930年度青岛的华人社会已屡见不鲜。各种分崩离析，各种勾心斗角，各种尔虞我诈，可谓是尸横遍野，不一而足。老一辈华商讲究面子，崇尚逝者为大，虚头八脑的套路驾轻就熟。李莲溪之死，在关于荣誉、财富、生平与功过的记忆拼接掩映下，象征了一个华商时代的终结。

电灯放射出的光

医院符号化的孤独与寂寞，并不妨碍年轻人的纵情。两情相悦就像是死亡奏鸣曲的间奏，时常会偏离轨道，打破一成不变的沉闷。供职于青岛电话局的年轻作家李同愈，1934年在他的小说《犹豫》里，就讲述了一个华人公子哥与青岛医院日本女护士的“异国恋”：“他又想起了出了病院以后的事。他用‘一个病人’的署名寄给她一部《日本戏曲全集》。后来他又到病院去时，她就把这事问他。她说她除了他之外没有同别的病人说过她爱好戏曲的话。他在无可抵赖的情形下把事情承认了下来。她带笑说着‘谢谢！’之后，又告诉他病院的规矩是不许收病人赠予的东西的，但她是收下了。”

情人眼中的青岛医院亦真亦幻，隐现着不确定性：“当他望见了病院门前的那只电灯放射出来的光，他心里有些悸动起来。他把脚步放慢了。他很想停止在路上，得着一个充分的时间给他筹划一下。然而他仍然是慢慢地向前行着。”

在不同人眼中，电灯放射出来的光，意义大不相同。

从一张1935年开具的同仁会青岛医院诊察券可以发现，该券两侧关于诊察时间和诊察券功能的说明，采用了中日两种文字对照的形式。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同仁会青岛医院的病患服务对象，中日韩及台湾人、欧美人兼具，而从中文被圈在括号中的设计，也很容易判断出其从属性。

对同仁会青岛医院的性质、日常运转及管理模式，同时期的医学观察略有记录。在章拯民1935年3月发表于《社会医药》上的《介绍青岛和青岛医药》中，同仁会青岛医院被明确归入“外国设立之医院”一类。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章氏叙述江苏路这家“外国医院”时，呈现出了复杂的感受：“该院直辖于日本外务省，始办于德人，日本于交还市政之际，要求承管，于是此价值二百万马克之医院，遂入于日人掌握中矣。院址于江苏路，估地极广，历年兢兢经营，于是日趋完善。内容及设备，堪称青市唯一之医院。各科设医长，皆医专家担任，下设医员，人数则各科不等。挂号处雇中日妇女分任其事，仅有挂号之手续而不收号金，依次受诊。至于各科简单之检验，如试尿之反应尽多半由看护行之。缘各科均设置检验也。倘眼科患者必须内科诊断时，则转往内科，由内科将诊断书付与眼科。极附分工合作之能事。诊疗毕，则由看护伴同至收费处缴费，而后取药。唯收费极昂，例除此次左后头部生一如豆大小之Furnukel，前往求治，仅交换网带而已，收费竟至八角，其他当可想而知。住院最低价为一元五角，最高则十三元，一日膳费，手术费，注射费，Röentgen诊断及治疗费，特别处置费，牛乳费，尚不在内，膳费分三种中国饭、西餐、日本饭各定有价格。得医师之许可后，得由自宅备饭。接生（平产）二十元，病室分六部，划分颇合理，唯第三病室则专住我国患者（急性传染病及肺病例外）而设备较简陋，管理亦嫌松懈，有识者知乃曰日人歧视我也，而无识者转乐其不加干涉，而与之相安，言念及此，能不兴叹！”

毋庸置疑，1922年青岛回归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尽管同仁会以向中国“传播先进的医学知识，并改善其医疗卫生状况”为宗旨，但从医疗条件优越的青岛病院及同仁会青岛医院的功能实现看，其优先的“相救”对象，无疑是数以万计生活在青岛的日本侨民。1923年2月颁布的《胶澳商埠警察厅取缔医生暂行规则》写明，“凡行医者诊治病人是否收费并收费若干，应先行报厅备查。并应按照式样自备两联单，诊治时应将年月日、医师姓名、病人姓名、年龄、药名、分量、用法等项编号详填，并自盖名戳，一联给予病人，一联备查。如有药案不符、医治错误，经本厅查实者即追缴执照，停止行医。”但诸如此类的规定，对以日侨为服务主体的青岛病院及同仁会青岛医院，并无约束力。

1927年11月，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校长顾南逵应国民政府特派青岛接收专员陈中孚邀请，抵达青岛协助接收医疗卫生机构。这位具有日本医科大学教育背景的外科医师，随后在1929年5月与何鹤全、张任华一起，被青岛接收专员公署任命为研究改良卫生行政委员会委员。但在同仁会青岛医院医疗管理与服务主体问题上，这个专业机构并无明显作为。看得见的变化，似乎仅仅是地方行政当局在1931年1月将胶州路的普济医院，改称青岛市立医院。

鉴于需要，青岛本地申请部颁医师证书的人数也不断增长。仅1932年下半年，统计请领部证的医师就有20人，名单包括：

生立勋，威海卫中山路生生医院；

张汝桂，肥城路54号；

李金生，潍县同祥永炭庄；

刘杰生，博山路48号；

李遇洗泉，商河路1号；

高欣荣，中山路171号；

孙汉章，寿张路43号；

薛增杰，冠县路87号；

张晓古，黄岛路47号；

孔庆云，胶济铁路高密医院；

邢国珍，芝罘路8号；

祁珍玉，东平路公玉里18号；

杨顺麟，观海二路18号；

张云庆，广西路5号；

高守璞，阳信路新1号；

李东阳，平度路22号；

纪毓丙，保定路惠大钱庄；

希武，福建路新1号；

李月华，黄台路10号；

陈耀宗，黄岛路63号。

截止到1935年，青岛全市除中医外的中外医师计有123人，市立医院及诊所26人，同仁会青岛医院17人，日籍私人开业医师22人，中国医师加美国、德国、俄国及朝鲜医师共计58人。对一个超过43万人口的都市而言，这123名医师可谓杯水车薪。

鉴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行政管理者，始终未能扭转医疗供给公平缺失的状况，使得青岛城乡数量庞大的华人就医人群，只能选择胶州路市立医院、武定路同善医院、城阳路信义会医院和其它私立医院，更多贫困患者则唯有求助于江湖大夫。如1932年9月从长山县闯荡青岛的德和成木铺经理张明斋病故，而这个年届49岁的生意人，直至临终也没有机会迈进同仁会青岛医院的门槛。再如1935年1月6日《青岛时报》刊登的两起突发自杀事件，当事人均被紧急送往湖北路薛健开办的强初医院救治。同期间或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医学周刊》之类卫生与健康启蒙读物的编辑者，也多是私立医院的中国医师。对富裕的中国患者来说，章拯民描述的同仁会青岛医院“第三病室”的装饰性，入住者虚荣心的满足，恰恰可在李同愈的小说里获得印证。

在死亡救治的门槛里外，一盏电灯放射出来的光，从来就没有照亮过所有人。

他乡

1916年，一个叫谭岳峰的潍县人从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医科毕业。这一届的同济学堂医科毕业生共有16人，除了谭岳峰，还有刘学真、冯永应、王福汇、王宜恭、赵启华、李其芳、黄钟、龚元炳、郑邦彦、刘树诚、陈骧、丁谷枬、汪宝箴、宋墀、孙克鉴。其中，同为潍县人的谭岳峰和王福汇，前后都与青岛发生过紧密联系。而这两个他乡人，同时也是青岛早期华人医学界连接同济医工脉络的不多例证之一。

谭岳峰以及谭氏家族与青岛发生联系的起始，之前的研究异常匮乏，直到经过本地记者刘宗伟的文献挖掘，脉络才略微清晰。谭岳峰生于1882年，字子东，父亲谭奉赞是家乡潍县的木匠，六兄弟中谭岳峰排行最小。他前面一个哥哥，叫谭玉峰。

谭家的运气，出现在1898年青岛大规模城市开发之后。因为租借地的强大吸纳力量，这个距离青岛几天路程的潍县家族的四兄弟，决定用父亲传授的木匠手艺进行一次改变命运的冒险，他们跋涉三百多里，懵懵懂懂地进入了青岛。会画图样又会雕刻纹饰的三哥，最终开办起包工作坊，这让谭岳峰和五哥谭玉峰在1901年获得了进入礼贤书院读书的机会。在20世纪开端的青岛，礼贤书院是本地华人启蒙教育无可比拟的开拓者与标准制定者。得以入礼贤者，差不多半个身子已跨入主流社会的门槛。

进入礼贤书院同一年，19岁的谭岳峰结婚，六年后的1907年1月18日，谭岳峰从礼贤书院毕业，五个月后的6月10日，他的儿子谭抒真出生。之后在1908年春天，谭岳峰偕妻小前往上海中国公学担任德文教习，月薪100两银子。在1906年4月10日创立的中国公学，谭的同事包括国文教习于右任。但谭氏一家在四川路没住满一年，当年冬天谭岳峰就辞职回到了青岛，受聘德国租借地总督府翻译。

1909年10月，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首批63名学生中，先后毕业于礼贤书院和山东高等学堂的谭玉峰，获得免试入学的资格。与此同时，谭玉峰还被吸纳到翻译室，获得了一份工科翻译工作，每周译课24小时，月薪100元。之后在1911年6月，谭岳峰也进入翻译室，从事医科翻译，每周译课24小时，月薪70元。同年高等学堂医科招生，谭岳峰随之进入医科学习。1912年9月30日下午，在青岛访问的孙中山到访基督教青年会，谭岳峰参与接待翻译，并与孙中山一行合影。

作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工科机械班第一届毕业生，1913年下半年谭玉峰、姜本忠、栾宝德等七人毕业，谭玉峰留校任教。1914年11月德国在青岛围困战被日英联军击败，青岛租借地易主，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解散，200余名在校生并入上海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继续学习。谭岳峰之后在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的同学录显示，1915年谭岳峰33岁，为医学正科二年级学生。通讯处为潍县东关兴华书局。

1916年谭岳峰医科毕业，获聘到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任教，教授德文和化学课，月薪200元。但如同之前在上海中国公学的经历一样，他在这个教职上只逗留了一年多，便在开封创办起一家诊所，其后陆续开设了东升春西药房，并在寺后街购置了房产。与此同时，谭岳峰五哥谭玉峰也在同一学校继续执着工学，成果之一是1918年11月发表在《同济》双月刊的《射砲之算式》，前记“客岁余在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德文物理学”。由此推断，谭岳峰、谭玉峰两兄弟自1901年到1917年的十多年，经历与履历有很长时间的重叠。同期《同济》杂志刊登的《同济工学会第三次大纪会》中，罗列了同济工学会新选职员名录，其中有文牍刘铨法和庶务员谭翌。未知这个谭翌与谭玉峰，是否存在关联性。1922年青岛回归后，谭玉峰的名字出现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暨附属各机关职员录》，其身份的胶澳工程事务所工程员，他的同事，包括有工程师王守政、严宏溎、王枚生、刘铨法和工程员朱良佐、曲鶊新、赵祖康、李树伟、吴讷。

谭岳峰的人生路线图显示，在开封差不多生活了15年后，年近半百的谭岳峰决定回青岛繁衍家业。之前在1925年7月，他的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医科同学王福汇，在完成德国柏林大学的深造后，已获任胶澳商埠局总医管兼普济医院院长。回到青岛的谭岳峰，召回在上海的谭抒真夫妇，开设起一家眼镜店，购买了一套德国蔡司光学仪器，让谭抒真学习操作。期间谭岳峰获悉俄国人米海列夫在中山路经营的西药房准备转让，便一番讨价还价，以7200金圆成交。谭岳峰将眼镜店搬迁至药店内，添置了一台磨镜片机器，就此构建起他乡故地的生意基础。

1932年谭抒真依照父亲的要求回到青岛，参与药品和眼镜经营。当年9月9日，《青岛时报》刊登过一则谭抒真征求钢琴键盘的广告，称“今购得旧平台式三角大钢琴一架，但内部并无键盘及机件，以致无法弹奏。如有人存有该项全套键盘及机件者，倘有意出让，兹愿重价购买。”谭抒真留下的接洽处，是龙山路新十八号。

在青岛期间，在西洋音乐上已成绩昭彰的谭抒真，开始与供职万国储蓄会的临沂人王玫一起，活跃在本地各个演奏场合。1932年5月31日，《青岛民报》报道“中国第一流提琴家谭抒真氏来青”，称“前曾演奏于上海市政厅管弦乐队及个人音乐会之谭抒真氏，现已偕其夫人来青，又闻谭氏将在青创办音乐研究会，并专教授提琴，谭氏正与本市音乐界之王玫及何玉兰女士共同协助，努力发展，提倡欲成功本市之音乐乐队，并闻谭氏或在暑后即可举行扩大之本市音乐会云。”

1935年，谭岳峰逝世。这一年，谭岳峰53岁，谭抒真28岁。

1935年1月谭岳峰去世后，谭家的青岛线路发生方向性逆转，谭抒真放弃经营转让药店，商请米海列夫原价购回。莱芜二路房产则转移到姐姐名下，随后回到开封。本来将依次实施的多宗居庸关路地块的家族物业开发事项，也胎死腹中。一年后的夏天，梅兰芳夫妇乘飞机抵青避暑，住入莱芜二路陈寓。而此时，在这条行道树逐渐高过墙头的街上，已无谭抒真的踪影。

谭氏一族中，谭岳峰五哥谭玉峰的活动轨迹，后来继续在青岛显现。国家图书馆藏《胶澳商埠督办公署职员录》显示，1922年青岛回归后，以工程员身份进入胶澳商埠工程事务所的谭玉峰，登记的通讯地址，是天兴里。1932年9月25日下午，德国旅行家梅格在文德女中礼堂演讲经历，谭玉峰到场担任翻译。1936年的《青岛教育》月刊，刊登了其《中小学毕业升学就业论》，开头即以平和的语气，触及“平等教育”的伦理本质：“夫教以育才，学以致用，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不可用之材，犹之木之大者，可使用为栋梁，小者可见用为桷榱，甚至竹头木屑，用得其所，其利亦溥，材无分大小，人无分贤愚，苟教之有方，用之得当，则人才辈出，庶绩咸熙矣”

谭家的变故，打乱了包括置业计划在内的拓展轨迹，也使谭抒真与青岛渐行渐远。随后抗战爆发，能够从公开资讯中捕捉到的谭家消息残缺不全。

结构与肌理

青岛回归十年后，本地华人西医师依旧处在自立门户的非联盟生长状态中，严重匮乏同业之间的交流渠道，也无从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沟通的利益共同体。1933年8月青岛医师公会终于成立，表现却乏善可陈。两年后一份专项调查披露内情说，“廿一年时有牙科医师费尹知君来青开业于宴请青市医师席上，曾有此议，但旋即沉寂。至廿二年六月，始有焦湘宗、张济卿、袁勉周、张同信、张英济、陈作绳、池中久、黄祖誥、薛健等九人联名发起，即在花园饭店开第一次筹备会，当推定原发起人九人为筹备委员负责筹备。于是青岛医师公会于八月六日正式成立，计会员四十人，焦湘宗、于明江、张济卿、薛强初、袁勉周、吴抚亭、丁介眉、贺书年及张清和九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候补则为姜如心、吴龙腾、江心从与曹玉珂。”调查人在访问焦湘宗时，“承蒙开诚相告，备述组织与成立种种困难情形。甚叹国人不明团体之旨趣，又憾三不之病从中作梗，加之经费困难，深以无何显著事绩为愧。”

尽管华人西医师已接受了不同程度的现代医学训练，并汇集在同一个都市从业，但公共意识、行业观念和同舟共济的胸襟，却没那么容易建立起来。西医师群体之间各扫门前雪的情形，和老一辈中医师一样司空见惯，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狭小圈子。青岛医师公会的九人执行委员中，多数是山东籍，如潍县人张济卿代表柏林医院；禹城人张清和代表清和小儿科医院；西安人薛强初代表强初医院；丁介眉先是在强初医院担任副院长，继而代表寿康医院；贺书年和江心从是京平医院医师，吴龙腾代表海滨医院，袁勉周代表大中华药房。医师公会执委中，薛健与张清和都出身同仁会青岛医院。作为青岛医学校毕业生的陈志藻此时已崭露头角，担任了医师公会编辑部干事。这些人各自都有一个对应的医疗服务机构，资本、规模、实施、技术水平差距都不大，彼此竞争关系的存在，也妨碍了医师公会团体作用的发挥。

城市公共医疗作为一个常备系统，非一己私域，也非打针吃药一般简单，既与每一个生命体休戚与共，更关涉千家万户的平安。1934年4月2日《青岛时报》刊登过一篇评论，就社会局改善市区卫生计划，督促《产科讲习所应速设》云：“疾病之危害，是人所共知的，无人不思预防，以免染受。而生产一事，本非疾病，人亦不以疾病视之，然因不明其理，却常伤害人命，贫民之遭此灾祸者，大有其人，所以产科讲习所之设，实为不可稍缓之要图，望社会局深切注意。”

1934年6月《青岛市市政府职员录》显示，负责城市公共卫生事务的机构，设置在社会局第三科。第三科科长陈魏49岁，浙江绍兴人，住观海一路22号。卫生股主任余晋铭41岁，亦为浙江绍兴人，住莱芜路新13号。卫生股科员两人，分别是陈复生和彭士崇，办事员有刘思汉、刘竹铭、周尔龢。1934年10月核准修正的《青岛市社会局办事细则》中“卫生股之职掌”规定：

关于市立医院及诊疗所之监督管理事项；

关于公私立医院之医务设备视查及注册给照事项；

关于医药师助产士等之请领部证及注册给照事项；

关于中西医士牙医兽医及按摩针炙术营业者之登记给照事项；

关于药商医疗器械商注册给照事项；

关于传染病之预防及治疗事项；

关于种痘事项；

关于饮食品之检验及药品疫苗血清等之检查事项；

关于一般卫生状况之调查改良设施及宣传事项；

关于公墓管理事项。

如此多的职掌事项放在社会局第三科的卫生股办理，效率和效果，可以想象。

实质上，对城市公共医疗的整体性认识，亦是建筑在城市观念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的。1935年初，青岛市政府组织完成《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初稿》的编制，强调“市计划内之公共建筑物，概以增进大多数平民之福利为主旨，凡与此主旨相符合者，均在计划之列，否则不与列焉。”这一方案将公共建筑物的类型，依照编制者理解的重要性进行了层次区分。其种类约有九个方面：

一、官署及地方公共团体之办公室等；

二、图书馆、博物院、美术院等；

三、市礼堂、纪念堂、演讲厅等；

四、戏院、音乐院等；

五、学校、研究所、学会等；

六、医院、消防队、疗养院等；

七、大旅馆、集合住宅、单身宿舍、大食堂等；

八、食粮仓库；

九、集合工场、大市场、劳工息游所（内有浴室、食堂、俱乐部等，应设工业区内）等。

从青岛都市计划公共建筑物层次分类提供的信息，大致能够体现市政当局对都市功能及重要程度的判断。其中前五项关系政治和文化、教育、学术的框架确立，也不乏面子工程的味道，而将医院、消防队分编在一起，排列在旅馆、集合住宅、食堂、粮仓、市场之前，应急性和配置服务的考量显而易见。意识形态之外，衣食住行之上，医院和消防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城市规划者站在全局性资源配置角度，以青岛城市化30年的经验积累，市立医院、同仁会青岛医院、天主教医院、传染病医院以及各中外私立医院，都在统筹考虑的范围内。这其中，外国人与中国人、富裕阶层与贫困群体、城区市民与乡村农民的医疗资源均衡分配，也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1936年5月，青岛市清洁卫生改进会的成立和卫生健康运动大会的举办，第一次从开阔的社会层面和跨领域的视野透析都市卫生与健康问题，并与城市现实及市民需求紧密互动，形成了本地公共卫生传播的一个高峰。清洁卫生改进会成立伊始，即向市民提出个人卫生倡议：“一个人最感痛苦的事，就是疾病了。但是疾病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不消说就是我们不讲求卫生的原故；所以我们要免去疾病的痛苦，就要知道卫生，养成卫生习惯。一天一天的做去，那末一切的病魔就不会来侵袭我们。我们也得有健全的身体和精神，来担当国家社会的一切大事业。望大家切不要忽视！”同月由青岛市青年会主办卫生的健康运动大会，历时20天，内容包括卫生讲演、卫生展览、体格检查、卫生话剧、婴儿健康比赛等各项活动，其中由张济卿、冯强士、薛成九、张竹君、王烈、郭致文、钱博泉、章拯民、邢契莘、陈淑南、丁介眉、袁道冲等人主持的一系列专题讲座，向2400多人现场介绍了科学医学、传染病预防、口腔卫生、卫生与人类幸福、健康心理、城市卫生工程、卫生行政等方面的知识。

除了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运动、细嚼慢咽和每天刷牙，青岛市清洁卫生改进会散发的个人卫生倡议，还有这么一句话：坐立行走身体都要正直。

警戒线

为解决本地医疗资源不足的状况，1932年夏天青岛市府社会局“顾念群情，求适实际”，颁布医师给证变通办法，降低医师从业门槛，扩大市民就医通道。到1930年代中期，青岛华人医院的数量已以数十计，而诸如吴抚亭、延馨山、魏义生、李爱清等独立执业的医学士、女医学士、医师更不计其数，这些以西医师为主体的诊疗场所尽管良莠不齐，却与几家市立医院一道，勉强支撑起本地居民日常医疗的基本保障体系。

这是一道城市公共卫生安全的警戒线。警戒线内，聚集在渠道的不同背景的医师们，不能说不勤勉。

薛健在湖北路开设的强初医院、张济卿担任院长的肥城路柏林医院，以及女医学士高欣荣担任院长的中山路康乐女医院，一度都活跃于公共媒介的视线内。院长薛健以外，强初医院的主要人力资源先后包括副院长丁介眉及邱少候、医师魏成志、调剂师牟介信，并特请有眼科医士郭聘三，检查设备有X光、人工太阳灯、透热电机、电疗器等。诊疗科目涉及外科、内科、皮肤花柳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妇产科、小儿科，治疗时间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6点，中午休息两小时，星期日下午停诊，急症不受此限，随请随到。病室分四等，收费每天由二元五角到八元，服药饭食在内。出诊市内五元，市外酌加，夜间加倍。挂号费初诊一元，复诊免收。1935年3月1日《青岛民报》刊登的强初医院招考女看护妇广告，要求应考人须为16岁至20岁的未婚者，高小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身家清白，品行端正，身体健全，无暗疾。考试内容包括国文、算术、口试及体格检查。学习期间每月发津贴12元，毕业后按成绩优良者月薪按年增加。

张济卿主持的柏林医院，由刘信斋担任副院长，聘有医师孙德一，并相继由女医师王绪贞、董美贞负责产妇科病症诊疗。此外，丁介眉的寿康医院，吴龙腾的海滨医院，中山路张竹君医院，第三公园临清路王世均担任院长的京平医院，江苏路北口中久医院，武定路华德医院，亦都诊疗科目齐全，分别聘有刘菊村、曲瑞谧、韩会庆、贺书年、江心从、王俊德、吴国诊等医学士和医士。

1936年元旦《青岛民报》出版了多达20页的新年特刊，在密密麻麻的恭贺年禧与商业广告中，不乏涉及华人医院和华人医生的信息。依照版面顺序统计下来，相关内容有：济宁路牙科医师吕敬洪、吴淞路宝鼎齿科医院院长林宝鼎、青岛市立医院、湖北路寿康医院、强初医院、江苏路中久医院、中山路海滨医院、冠县路华北医院、琴圃儿科医院、广西路产科专家王远藤、冠县路会仁医院暨黄岛路分院、三江平民医所主任王纫衷、光陆诊疗院、栖霞路富田眼科医院、湖南路环球齿科医院、黄岛路花柳医院董书田、聊城路眼科医生姜稚民、肥城路国医陈鸿雪、胶州路耘蓬医院、平度路辽东医院李东阳医师、李村路神州医院、武定路华德医院。开设在中山路、肥城路、湖北路、湖南路、广西路、江苏路、栖霞路一带的华人医院，大都使用德国租借地时期建造的老房子，空间开敞，光线通透，窗明几净，绿植点缀的适意中，让人安全感倍增。其中的一些执业医师，还特别注明拥有医学士和医学博士头衔。但没有可信任的资料证明，在青岛的这些华人医师与同仁会日本医师之间，有过私人交往之外的常态沟通渠道。

医疗与药，如同人与空气。而大凡有空气的地方，华商就能把生意做到风生水起。到1930年代，青岛市面上的西药房已有中山路共合、金星，四方路神州、汉成、汉美，潍县路南洋，天津路惠东与新民，胶州路华新及益都路华美等十几家。一些常用的西药广告，尤其是治疗性病的西医，如山得尔弥地、新阿斯拔尔散、亚士北罗、凡拉蒙、寿尔康、三那星、韦廉士红色清导丸、麦精鱼肝油，也充斥在各家报纸的版面之中。西药房的店员多操持着夹杂方言的英语，在柜台上硬邦邦吐出来些似是而非的音符，令人对面的洋人一时捧腹。

就普及率而言，西医和西药的华人市场占比，并不高。一般情况下，生活在青岛的新移民还是更容易信奉中医中药。从小在乡间由父辈培育的习惯，一时半会改不了。一些在本地创业有成的乡土商人，也旧习难改，将中草药当救命稻草。典型的如1904年进入青岛学徒的胶县少年胡秀章，到1930年代已成为新盛泰鞋号的东家。他给员工提供的免费医疗途径，依旧是循规蹈矩的老中医。新盛泰的员工生病，多去夏津路的一家宝德医院诊治。据说坐诊的丁大夫是中医传统世家，处方除中草药外，也兼用些西药。胡秀章承诺新盛泰雇工的医药费，均由店方承担，勿需员工自掏腰包。其实，中西医孰是孰非，除了认知上的偏差之外，还有个价格的问题。西医西药，比中医中医，自然贵了不少。

对没白没黑的谋生者来说，疼痛与裤腰带里面荷包的分量轻重相比，疼痛可以忍。

近在咫尺的缄默

1932年10月，一家叫同仁泰千原的日本医院在聊城路开幕。千原宽出任院长，平木春雄担任物疗科主任，医员为二宫修一郎、戴志俭。刊登在本地报纸的广告显示，设置物疗科进行电疗，是这家医院治疗脑神经、肠胃病、关节炎、急性淋病、半身不遂的特色。这期间，日本医师经营的医院，还有德国医学博士若槻宽隆在德县路开办的德国医学博士若槻宽隆在德县路开办的若槻医院、广濑徹夫在铁山路开办的广濑小儿科医院、神内正范在德平路开办的神内医院、医学士饭田芳亮与张桐林开办的博爱医院、富田要在东阿路开办的富田眼科医院、广濑徹夫在铁山路开办的广濑小儿科医院、神内正范在德平路开办的神内医院、医学士饭田芳亮与张桐林开办的博爱医院、富田要在东阿路开办的富田眼科医院。在铁山路开办广濑医院的广濑徹夫，是长崎医学士，曾任同仁会青岛医院小儿科医长 ，1930年4月从同仁会青岛医院退职。

同期同仁会青岛医院的相关消息，很少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可见其与华人社会的紧密度十分微弱。从1930年代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的多年度《青岛市行政统计汇编》看，有关同仁会青岛医院的相关数据，从未进入“卫生类”诸如出生死亡、疾病分类、法定传染病、医药业登记、戒烟、自来水化验、井水检验、牛乳检验、汽水检验的统计范围。检索青岛市档案馆编辑的多卷分类《民国时期青岛档案史料选编》，文献收录时间从1929年至1938年，其中涉及同仁会青岛医院的内容，同样极为罕见。

作为一个畸形年代的伤疤，一城之中割裂性医疗供给格局，客观上破坏了公共资源配置的均衡主旨，不能不令人感慨其中的荒谬。

同仁会青岛医院与华人社会的隔膜，也在周边商铺的经营业态上，得到了印证。如与同仁会青岛医院一墙之隔的平原路，前后出现过隆昌商行、俊德昌印刷局、太古王记洋服店、恒裕盐号、恒泰盐号、英华斋裱画店、福盛祥水果店、新和成靴店、万丰号杂货店、敬修书局及复兴书局、新鲁渔号、鑫记钱庄房产等等，却唯独没有与医疗及殡葬相关的经营内容。而在距离稍远的日本新街区一带，因为临近市立医院，反倒能够找到相应的专业服务。

与华人社会的隔膜，并没有影响同仁会青岛医院自身与外界的联系。除了在江苏路青岛医院经理同仁会本部发行的医学图书外，在学术提升与信息交流上，同仁会和同仁会青岛医院都不遗余力。1935年11月同仁会济南医院举办第56回医学集谈会，同仁会青岛医院张清和医员参加集谈，并发表了《防腐消毒剂杀菌力比较试验》演讲。1936年8月，同仁会第一回医学大会在青岛医院举办，发表了以同仁会医师为主体的25个演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永井潜、远山郁三，在青岛的柏林大学教授休波滋塔，进行了特别讲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医学大会上，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六名中国医学界人士，作为来宾列席。这在部分意义上能够证实，同仁会和同仁会青岛医院的相关学术活动，尽管是着眼于自身发展的主动行为，却也在一定意义上开阔了华人医师的眼界，促进了各地医学的进步。

一份档案显示，青岛病院还曾通过医学电影的开放放映方式，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传播疾病、健康与医疗知识，并由北海道帝国医科大学教授中村丰现场讲解。

期间，同仁会青岛医院销售的日本医学翻译图书，包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长林春雄著《药理学》、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桥田邦彦著《生理学要纲》、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吴建与坂本恒雄著《内科学》、茂木藏之助著《外科学总论》、中村政司著《儿科》、土肥章司著《皮肤与性病》、宫下左右辅著《眼科临症要领》、平光吾一著《组织学》、磐濑雄一著《产科学》与《产科手术学》，及《外科学》《解剖学》等数十种。

同一时期，举办医学集谈会是同仁会青岛医院医学交流的常规方式。1935年12月，同仁会青岛医院举办第97回医学集谈会，寄藤铁郎报告《瓜子嗜好中国人牙齿咬耗2、3例》，矢内原启太郎报告《中国人成熟胎儿之体重及身长统计的观察》及《中国人初经年龄结婚年龄及初产年龄之统计被其计算之一考察》。接下来，在1937年4月同仁会青岛医院举办的第103回医学集谈会上，长谷珠夫以其14年的统计观察，报告了《青岛日侨主要法定传染病罹患率发生曲线》。，对同仁会青岛医院来说，这些公开披露的本土研究成果，看上去仅仅是多年来持续进行的不同族群健康及疾病调查的一部分。

霍乱作乱

1937年春天，鉴于山东黑热病流行，同仁会青岛医院长栗本定治郎出任了诊疗部主任。同年5月，同仁会嘱托建筑技师小林仙次，依次到青岛、济南、北京考察了同仁会医院的建筑。

长时间里，江苏路同仁会青岛医院的里里外外，医学与种族、外交、政治；科学与时局、疾病、身体，相互交错，理性帷幕关合自如，逻辑链接秩序井然。至少到1937年夏天，栗本定治郎依然是这家日本医院的院长，这个稳定的人事设置，让同仁会青岛医院业务内容，获得了有条不紊的运转条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华北局势骤然紧张，青岛日侨陆续撤离。依托同仁会青岛医院组建的青岛诊疗班，以栗本定治郎为班长，1937年10月受华北日军之命，赴北京哈德门街、细民街及郊外顺义温泉村开办临时诊疗所。不久其带队再赴太原，最后回到青岛。期间青岛诊疗班工作930天，诊疗患者162203人。栗本定治郎撰写的一份工作报告披露，开始各地民众对日本医师颇为畏惧，问诊者极少，经过诊疗班和伪治安维持会反复宣传，前来问诊民众渐多。青岛诊疗班在辗转大半个华北之后，栗本定治郎发出感慨，“诊疗班作为负责我方宣抚工作之一部分，当初即有挺身而出之觉悟。随着秩序逐步恢复，理应整理设备，以传播日本医学的真正价值为主要使命”。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萌认为，从栗本定治郎的叙述能够发现，一部分出身同仁会的日本医师就诊疗班对“真正价值”的背离，内心不无失望。但这些同仁会医师的零星质疑声音，很快就被日本侵华战争的硝烟掩盖。

1938年1月青岛沦陷，同仁会青岛医院被日本陆军编为战时医疗组织，改称同仁会青岛医院诊疗班，1941年11月改称同仁会青岛诊疗班。习惯上，这里依然被称为同仁会医院。

期间，在诸如应对1938年夏天上海爆发的真性虎烈拉传染上，青岛同仁医学会发挥了主导作用。时就读于江苏路小学四年级的姜宝林，在一篇短文中记述，“我们学校奉教育科长面谕，在八月二日上午举行全体防疫注射，各班都按年龄分组，挨次注射，因为我们很有秩序，学校又提前准备妥当，再加以大夫手术的精巧，在很短的时间内，全校数百人都注射完毕，想以后我们学校绝不会有传染病发生。”江苏路小学五年级学生姚希媛，则在命题作文中慨叹，“人生最不幸而最痛苦的事，可以说是生病了。”她进而分析说，“虎烈拉发生的原因，都是因对衣、食、住、行的不检点而发生，或由蚊蝇的传染，要防止这种疾症的发生，既应注意饮食起居一切的卫生，同时并打预防针，这才是最完善的办法。”从江苏路小学学生的群体反应看，一场猝不及防的流行瘟疫，以威胁生命的直接方式，将新一代都市少年对传染病的认识，提升了一大步。

1939年12月，具有日本医学院留学背景的马扬武，以伪青岛特别市卫生局长的身份兼任市立医院院长。至此，同仁会青岛医院和青岛市立医院、青岛传染病院、青岛临时防疫委员会临时防疫办事处，均被日方完全控制。而拥有长崎医学士身份的前同仁会青岛医院内科医员赵中天，亦在这期间以兼任临时防疫办事处副处长的渠道，获得上升机会。

王萌的《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披露，随着战时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展开，考察中国各地疾病的分布与流行情况，调查各菌种、病毒的原型，成为日本军政当局交付同仁会的一项重要任务。1938年3月，取代小野得一郎出任同仁会专务理事的陆军军医中将田边文四郎，要求各地同仁会诊疗班利用长期滞留中国的机会，与当地民众接触，全身投入医事卫生的调查研究。副会长宫川米次更是直言不讳，表示“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奋起的医学者们”，已在实地开展调查工作。1939年至1941年，在同仁会医师看来，“可谓同仁会各处各班进行日常业务性研究、或对特定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最黄金时期”。同仁会在“大陆医学”名义下进行的调查研究，与其医疗“宣抚”工作及防疫业务紧密结合，直接服务了日本当局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1939年8月31日，一场强台风袭击青岛，形成每秒40.3米的最大风速纪录。时值农历八月初大潮，遂酿成天文潮和台风增水叠加效应，使沿海一线损失惨重。到了阴雨连绵的9月5日，有报告海关后惠民路发现霍乱病例，同仁会防疫处随即会同卫生局、警察局前往现场，实施警戒隔离、消毒、焚烧死者，对大港一带居民冒雨进行强制预防注射。但这些措施并未制止霍乱的本地流行。到10月24日，青岛已发生真性霍乱患死者131人，疑似患死者146人。死亡者中，包括芝罘路赵张氏、台西五路第三平民院孙崔氏、湖北路苏秦氏、金口二路白俄兽医吉斯列夫氏夫人等女性。而在江苏路、济阳路、孟庄路、小村庄一带相继发现的无名尸体，则更多。对各处报告的感染死亡者，同仁会防疫人员逐一指导隔离、消毒、火化。9月10日，当局紧急颁布《预防霍乱暂行规则》《关于禁止使用海水及捕鱼事项》《旅行者检便暂行规则》《不洁饮食取缔暂行规则》等法规，以防霍乱进一步蔓延。此后由青岛赴各地的旅行者，出发前均须携带大便检验证明书。三个月中，共有37365人接受检查。期间北京同仁会高木逸暦博士专程抵达青岛，调查疫情扩展态势。

统计显示，1939年6月至1945年5月发行的《同仁会医学杂志》，共刊载医师研究论文与调查报告339篇。从篇目来看，对各地传染病流行情况关注度极高。涉及伤寒或类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痘疮）、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等急性传染病。其中对霍乱疫情的调查研究最为突出，29篇研究文章占《同仁会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总数的8.6%。同仁会对于这些病种的调查与研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与此同时，一些常见的慢性传染病与风土病，如结核、砂眼、黑热病等，也被同仁会纳入调查研究的范围。

磁铁与磁场

1938年春，日军占领青岛后的第一个樱花季，当局大张旗鼓地恢复了樱花会。同仁会青岛医院和第一公园、青岛神社，成为“青岛之樱花最负盛名者”。在这三处耳熟能详的赏樱地，日伪政府此后每年举办花会，观赏者趋之若鹜。因为距离市区近，又由于坡地落差造成的开阔景观，江苏路青岛病院更方便地吸引了一般市民前往，盛花期人山人海。从观象山下来，铺天盖地的樱花瀑布一般倾泻而下，凄美异常，蔚为大观。从1940年4月开始，山东路光阳社还主办了年度樱花会摄影比赛，月余征集到上百幅作品。

但对很多踏春者来说，樱花之醉，并不能一扫细雨中的愁容。一位取名笑芙的作者在报纸副刊上借花讽世，曲笔倾诉感伤：“这是花事阑珊姿情行乐的良辰，漂泊在岛上的游子，看着一个个陌生的面孔，伴着一阵阵细雨，一溜溜风，更异常显得疲困、慵懒，和伤心了。枝头地鸟儿，请关上嗓子吧！流浪人是没有春天的哟！”

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与同仁会医院一街之隔的江苏路19号，集中居住着医院的一些华人员工。江苏路联保第四保第一、二、三甲住户职业调查表记录，居住在这里的医院工人和护士，计有：江存云、伊春亭、孙希琦、李世昌、蓝鸿臣、杨绪贤、王书有、王进忠、孙鸿祥、单仁敬、白云平、张子麟、刘惟宙、张明珍、箫宗德、王惟友、邢善武、陈红先、陈闵先、单仁光、曲永申。显然，这仅是医院辅助杂工的一部分。江苏路联保第四保第七、八、九甲，是直接居住在江苏路16号同仁会医院里面的“贫苦工人”，职业包括职员、夫役、厨役、工人、杂役、木匠、油匠、洗衣工、仆人、火夫，合计31人。

同期江苏路联保住户职业调查表的登记信息显示，同仁会医院上面的江苏路27号，是日本领事官邸，里面留居有四个华人夫役。同仁会医院一侧，临近的江苏路7号、9号、11号，分别居住着伪青岛特别市教育局长尹援一、江苏路小学校长鞠文瑛和两个华商。而据《青岛特别市公私土地权利业主姓名表》的记录，江苏路上下拥有土地权利的日本人，则包括冈田隆夫、川口喜一郎、楠木利之助、田边长吉、浅野浩利、松仓末雄、立石善次郎。

1941年5月4日，伪青岛特别市公署在观象山举办了一次大张旗鼓的清明节植树典礼，同仁会医院头顶的山坡上一时喧闹异常。一番不胜其烦的肃立、奏乐、敬礼、报告、训词、致词、摄影下来，植树开始，市立男女学校的孩子们这才放松开来，嘻嘻哈哈地破土、植苗、浇水，忙得不亦乐乎。从观象山向下眺望，透过同仁会医院一排排建筑的空隙，盛开的樱花像雪花一般肆意铺陈，渲染出一个迟到的春日现场。医院旁边的基督教堂，孤零零的钟楼仍旧一付冷眼旁观的架势，注视着人间百态。

很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上帝的天空之眼被遮蔽。青岛的欧美天主教与基督教差会遭到当局遣散，多数神职人员集中到潍县关押。自1942年开始，中华圣公会借用了人去楼空的江苏路基督教堂的接待室，作为圣公会礼拜之用。

青岛沦陷后，城区人口经历了一轮大幅度的聚集过程。1938年2月，统计市区人口为306728人。到1941年12月，警察局调查显示全市人口已增长至626234人。期间，日本侨民的数量也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1938年5月底，日本总领事馆完成青岛沦陷后的第一次日侨人口统计，总计为14188人。1940年底，统计出的日侨总数已增长到31524人。一个月后1941年1月，日侨达到34000余人。1940年3月的统计显示，日侨在青岛的工商业经营涉及14个门类，分别为：“杂货业123家，饮食店97家，旅馆下宿业68家，燃料薪炭业68家，水产业56家，食料品贩卖业54家，贸易业53家，古物业49家，金物贩卖业35家，贸易业33家，纺织业13家，土木建筑业10家，铁工业9家，海运业9家”。

在1938年到1945年青岛沦陷时期，服务日本侵华战争和维系城市日常医疗保障，是驻地医学界的两个基本任务。期间青岛本地医学界与华北方面的医学与防疫交流，有增无减。这些互动包括，1941年2月下旬，精于细菌学研究的伪华北防疫总处长高木逸磨访问青岛时，于28日下午抽空在兴亚俱乐部给卫生局及青岛日本医学会成员进行的一次专题学术讲演。高木离青四天后，当局以春季“天花流行”为由通知全市强制种痘，否则限制外出。一声令下，人人自危。不过两天时间，计有愈万人相继在费县路、中山路、海泊桥、奉天路、蒙古路等处完成接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城市防疫已不再是头等大事，限制性要求从公共卫生视野不断外溢，各种荒唐的扩大化政策层出不穷，在青岛街道随处可见的“打倒英美清除太平洋和平障碍”口号，不断加剧着城市的紧张气氛。

从同仁会青岛医院到同仁会青岛诊疗班的名称转换，恰是不断适应战争需要的系统性调整结果。以同仁会青岛诊疗班为主体的医疗资源和医护人员，被转入战时组织状态的框架中，以应对各种不可预测情况的发生。

在作为“后方兵站基地”的青岛陷入“极苛烈”状况之前，本地公立和私立医院的主要职责，依然是提供常态化的医疗服务。除了同仁会医院的日本医师外，1940年代在青岛独立开业的一些日本医师，亦组建有医师会。1942年阳历新年，青岛日本医师会联合日本医院在《青岛新民报》刊登“谨祝大东亚建设新禧”广告，成员有铁山路井辻外科医院、济阳路石田外科医院、博兴路今井医院、聊城路博爱医院、东阿路富田眼科医院、陵县路沼田小儿科医院、德县路若櫬医院、德县路田中医院、市场一路柏木耳鼻喉科医院、禹城路野见山产妇人科医院、无棣路松村医院、乐陵路好生堂医院、桓台路阿部医院、夏津路山东医院、德平路神内医院、莒县路志波医院、铁山路广濑小儿科医院、益都路森元医院、新泰路与临清路铃木医院等20家。这些日本医院，几无例外都开设在日本侨民聚集的街区。这一由几十条街道构成的日本传统街区，从1910年代后期始建的新町不断向外扩展，人口逐年增加，一般性医疗服务的需要与日俱增。

虚实之间与齿颊之福

1941年秋天，前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朱朴之子在青岛的意外死亡，暴露出本地医疗行业隐藏着的致命短板。朱省斋记述，“七月间，我因为长儿荣昌平日太过用功次儿燮昌身体不很健康的缘故，送他们到青岛去小住。不料八月十九日长儿荣昌初以饮食不慎突患痢疾，继以看护疏忽及误于庸医，竟于十月十六日殁于青岛！”

朱朴也算是汪精卫的老朋友，其190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担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奉派往欧洲考察期间结识汪精卫等国民党人士。回国后经汪氏引荐弃文从政，任职国民政府经济管理机构。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权之后的1942年3月，其在上海创办《古今》半月刊，并与张大千、吴湖帆、溥心畲等人多有交往。1944年10月朱朴在第57期《古今》的《小休辞》中说：“三年前的今天，我的最钟爱的长儿夭折于青岛……古今出版的动机不过为我个人遣愁寄痛之托，绝无其他作用。”身体健康的儿子，因为一场痢疾死在青岛庸医和疏忽的看护手上，令朱朴不能不痛心疾首，“意志益形消沉，追念亡儿，无时或已”。而拥有如此不堪经历者，却并非朱朴一人。从患者的角度看彼时的青岛医疗状况，以荆棘丛生谓之不免苛刻，说良莠不齐应不为过。

1941年底青岛有统计的居民已超过62万，这个人口规模的城市，仅仅依靠市立医院、传染病医院等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显然无法满足需要，沦陷后关停并转的一些华人私立医院，遂另起炉灶重新开业。沦陷期间与同仁会医院和青岛日本医师会并存的，是中国医生另行组织的青岛特别市医师公会，涉及江苏路中久医院、武定路华德医院、安徽路齐定钧诊所、山东路海滨医院、平原路拯民眼科医院、湖南路清和小儿科医院、四方奉化路锡九医院、湖北路寿康医院、台东四路太平医院等21家华人医院。之前曾出任同仁会青岛医院副院长的薛健和他开办的强初医院，已消失在这个名单中。间或出现在《青岛新民报》的医院广告，多强调特色医疗及日本医学背景。新开办的医院及诊疗所，亦以此进行宣传推广。同期华人药品经销商，也分别组织有青岛西药同业公会和青岛中药同业公会。其中西药公会设置在沧口路37号，会长张景良，副会长荆锡侯，职员王建堂、薛荩臣。但对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而言，长年累月更简便的治病办法是找游医，例如“禹城路有一个神婆，专门给人看病，大家都叫仙姑，她的中草药能治好感冒、头痛脑热，就收一点药钱。”

薛家岛人薛成九1935年开设在山东路与湖南路口的环球齿科医院，自谓“岛上最完善器械最充足之医院”，以“采用最近美国药物！材料器械镶治牙病！”为招牌，沦陷期间持续保持着市场号召力。其1939年9月11日在《青岛新民报》上刊登的广告显示，医院设有“口腔外科、矫正科、保存科、修补科、X光科、电疗科、小儿齿科”，院长薛成九为留美牙医师，并聘牙医师杨冠盛为副院长，每天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点到6点就诊，周日下去停诊。

看上去，环球齿科医院很注重形象塑造，这从1940年《青岛新民报》刊登的两则消息上，可以管中窥豹。其一：3月20日以《环球齿科医院破诊治记录》为题，曰“为庆祝成立五周年纪念，免费施诊三天，于前日截止。闻三日间诊病成绩打破成立五年来之新记录。三日间共免费诊治者百数十人。其中以拔牙以及治疗者为最多。据薛院长之调查，就诊之患者，以蛀牙，齿槽浓浊，齿膜根炎为多数云。”又讯“该院为爱护青年学子，提倡学生口腔卫生，订定优待学生诊牙办法，俾适合学生经济之原则，而不至因牙病蔓延直接间接影响学生之学业以及健康。但前往就诊之学生，必须有该校发给的证明单据及盖章为限云。”其二：以本地闻人酆洗元说事，沿街游行，获事半功倍之效。称“本市湖南路环球齿科医院院长薛成九对齿科研究有年，学艺颇佳。自由美国归青后，来医者户为之穿。现闻民船公会会长酆洗元等，于二十一日赠送匾额一方，文曰，齿颊之福。沿云南天津山东等路而行，并备有名誉旗帜。锣鼓喧天，观者莫不称赞云。”

也就是《青岛新民报》频繁聚焦薛成九的环球齿科医院这一年，陵县人孙干卿抵达青岛，出任了信义会医院的外科主任。孙干卿1901年出生，1928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十年先后任齐鲁大学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潍县乐道院医务主任。39岁的孙干卿在信义会医院执业三年后，在齐东路自办道济医院。他的住址，在不远处的龙山路11号。同时期，出身齐鲁大学医科的青岛执业医师，还有

中九医院院长张达三、唐希尧医院院长唐希尧、柏林医院医师于迺镕、寿康医院医师张众航。比较众多的日本医学背景医师，齐鲁大学医科的力量，明显薄弱。

作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齐鲁大学脱胎于英国浸礼会和北美长老会1902年共同建立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11年迁址到济南，1917年启用齐鲁大学作为中文校名，设文理科、医科、神科，其中医科为七年制。1924年获得加拿大政府颁发执照，在多伦多设置管理总部。加拿大政府授权齐大按照理事会规定，“授予与中国法律相一致的文凭和学位”。依照加拿大法律，这些文凭与加拿大本土高校的文凭具有相同法律效力。此为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许多学生同时拥有加拿大医学博士学位的缘由。实质上，这些合法获得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从没有去过多伦多。

同仁会的果实

开设在青岛的私人医院，部分执业医师亦有日本医学背景。如1942年3月从北平协和医院返回青岛，在热河路开设眼科医院的隋仁增，即是一例。1912年出生的隋仁增是本地富商隋石卿的儿子，小学中学都在青岛就读，1928年考入北平大学医学院，1934年毕业后与同班同学秦畹香结婚并一同留学日本，入读九州帝大医学部，一个学眼科，一个学妇科。1935年隋仁增在《北平医刊》刊登九州帝大医学部中国留学生抄读会抄读稿《小角膜而有高度近视之一例》及《关于纲膜色素上皮细胞之病的分泌现象》，随后在1936年的《北平医刊》发表论文《砂眼之疗法》。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隋仁增回国入职北平协和医院，开启眼科医师职业生涯。从1924年后陆续进入青岛的薛健、蓝晋祥、张清和、郭致文、赵师震、吴天任，到1940年代返青的隋仁增、秦畹香、陈志藻及若干青岛医学校毕业生，接受过日本医学教育的新一代华人医师，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专业视野，正逐渐融入本地社会，在医疗观念更新上挥发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1943年6月，日本青岛居留民团捐赠伪市公署20万元，其中10万元特别注明为传染病院增改费。而本地私立医院中间，从事性病治疗的医生亦为数众多，仅1944年8月23日一天，在《青岛新民报》刊登广告的淋病、花柳、梅毒、狐臭治疗门诊，就包括四方路光瑞诊疗所、临淄路华东诊所、湖北路伟林诊疗所、德县路良大川医院、云南路张万年大夫、国医杨普忱、东镇威海路三山医院、万寿路王永年大夫等。次日《青岛新民报》刊登的医疗广告，有栈桥西边太平路39号的天任医院，主治科目包括内科外科、产妇人科、戒烟科、皮肤花柳科、电疗科。广告末尾特别注明，院长吴天任为医学士，前同仁会青岛医院医师。

继青岛医学校之后，一度中断的青岛本土医学教育在沦陷期间获得重建。1939年4月，五年制的青岛医科大学在胶州路1号市立医院西半部建立，1940年5月改称同仁会青岛东亚医科学院，由向山美弘任院长。1944年7月改设青岛医学专门学校，亦称东亚医专，由田中朝三任校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临近市立医院的济阳路原柏林传教会住宅楼，被改作同仁会东亚医科学院宿舍。

同仁会多年医学教育的结果，在1940年代得到了部分显现。期间《青岛特别市医师公会会员录》显示，早年从同仁会青岛医学校毕业的医师，除了供职同仁会青岛医院的数人外，在青岛执业的还包括寿康医院院长陈志藻、清和小儿科医院院长张清和、寿康医院医师王斐先、达程诊所吴天任、锡九医院院长高永宠、桐林医院院长张桐林。

出身青岛医学校的医师中间，山东黄县人陈志藻是出类拔萃者。陈志藻又名陈工夫，1902年出生，入读青岛病院长铃木又创办的青岛医学校后留学日本。1936年日华学会编制的《留日学生名簿》显示，陈志藻时为长崎医科大学七名中国留学生之一。期间陈志藻续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为妻，并最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多年在青岛医学界保有稳固影响力。青岛沦陷时期陈志藻的日本太太去世，其一度不能自拔，时常去墓地以泪洗面。1939年11月，陈志藻出任青岛特别市医师公会会长，核心会员包括山东路光陆医院金恒生、泰山路德民医院孙德一、聊城路广慈医院王能贤、安徽路高龄医院阚乔龄及齐大夫医院齐定钧。1944年夏天，陈志藻在青岛出版的《民民民》杂志开辟《卫生医药栏》，连续四期刊登健康普及文章《肺结核的常识》和《夏季卫生常识》。期间《青岛特别市医师公会会员录》中的记录显示，陈志藻的住址为江苏路51号。

人需要吃饭，需要营养，需要自由呼吸。卫生医疗机构作为抵御疾病的篱笆，并不能越俎代庖。纵然是陈志藻、张清和、王斐先、吴天任、金恒生、孙德一、王能贤、阚乔龄、齐定钧们有三头六臂，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风雨飘摇之中，为应对愈来愈严重的城市粮食短缺困境，伪华北妇女协会1944年12月12日下午在市礼堂举办了一次“战时下食物与国民健康问题”演讲会，由赵伯玉向市民答疑解惑。可无米之炊毕竟难以圆梦“大东亚”的肌体，画饼充饥的表面文章过后，一城饥肠辘辘的身体，立刻就以面黄肌瘦的表情，向执政者宣泄出了哀怨。

暗夜枪声

1944年6月14日，伪南京政府的头号人物汪精卫颁布命令，表彰青岛学院日籍院长吉利平次郎。当天下午，表彰典礼在西镇单县路66号青岛学院举行。汪精卫表彰吉利平次郎的理由，源于其自1916年侨居青岛，服务教育文化历时30年。不料，汪氏颁奖令的一息墨香尚存，其本人却于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医院一命呜呼。

汪精卫之死和陷入僵局的日本侵华战争，让作为沦陷区的青岛市民，隐约看到了一丝阴霾消散的曙光。1945年4月青岛特别市卫生处成立，拥有长崎医学士身份的前同仁会青岛医院内科医员赵中天出任处长。这成为赵中天在傀儡政权消亡前，留在城市舞台上的最后影像，也是日本医学源远流长的本地影响力的尾声。砰然一声，新历史的窗口，开启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江苏路同仁会青岛医院被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医院医务人员、功能定位和服务对象开始发生过渡性转变。

1945年11月5日上午，新到任的青岛教育局长孟云桥率博济医院院长陈志藻等七位委员，前往接收同仁会青岛诊疗班，指定王斐先为负责人，日籍医护人员田中朝三等9人留任。此田中朝三，即1944年7月更名的青岛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次日出版的《青岛公报》详细报道了接收过程，并引用孟氏讲话称，医院属社会慈善机关，接收委员会“不干涉院内行政”，可“照常工作”。王斐先山东潍县籍，系同仁会青岛医学校毕业，曾在青岛多家私立医院执业，临时接手同仁会青岛诊疗班，也算得上门当户对。

在卫生局未成立之前，光复后的青岛市卫生委员会12月率先在上海路2号组建并开始办公，聘任柏林医院院长张济卿等为主任委员。作为1933年成立的青岛医师公会发起人之一，张济卿在青岛本地医师中无疑算得上是一个资深人士。与此同时，青岛文教界机关也悉数被国民政府从重庆派员接管。随后，所有留用人员开始面临一场对过往政治面貌的全面“甄审”运动。远道而来的甄审者和忍气吞声的被甄审者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1945年12月16日晚上，突遭枪伤不治的21岁女教员费筱芝，死在了青岛病院。

费筱芝之死，在青岛学界迅速演变成一场发泄不满的抗议运动。

引发命案的直接起因，恰恰是“甄审”带来的崇德中学校长王梅生、文德女中校长焦墨筠的去职。12月16日，因教育局另行委派人选，两校长辞职，引发教职员相继跟进请辞，两校学生为挽留教职员，并因甄审问题未蒙当局圆满答复，遂于是日上午开会，用学生教职员联合会名议，制定“爱护教职员就是爱护学校”等标语，在市区各处张贴。当晚10时许，两校师生分班在江苏路一带沿街张贴，文德女教员，也就是焦墨筠的女儿费筱芝，突被击中两枪，顷刻倒地，旋由美军汽车送往近处的青岛病院救治。

在现场的费筱芝文德同学郑荃回忆：“12月16日大会上决定全市统一行动晚间出去张贴标语，以示对甄审的强烈抗议。我和费筱芝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那时她住在文德校内，我住平原路最南端，相距很远，小组活动按居住地区划分，两个人本来划不到一起，但费筱芝愿与我同行，就相约她当晚住在我家。我们领了标语和住在龙口路（或龙山路）的丁日昕组成一组。活动地区是沂水路、莒县路、湖南路、广西路一带。我和费筱芝把标语一张张卷起装进大衣口袋，按大会决定的出动时间夜11时，与丁日昕会合，先沿沂水路西行。”晚11时左右，在江苏路与湖南路拐角张贴标语的费筱芝、郑荃和男同学丁日昕，被江苏路派出所警长庄惠士、警察关相善搜查盘问，费筱芝突然抽身逃跑，关相善随之追赶。奔跑中费发现江苏路方向过来五六个堵截的保安队士兵，便掉头向回跑，遂被士兵王玉明开枪击倒。现场行人截住一辆美军吉普车，将费抬上汽车送往青岛病院，由一名日本医生实施抢救。费筱芝因流血过多，医治无效死亡。

费筱芝是四川人，1925年出生，文德女中毕业生，母亲是文德女中校长焦墨筠。

12月17日上午，各校师生代表聚集崇德中学小礼堂，就费筱芝死亡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罢教、罢课，同时成立呼吁团，抗议当局罪行。12月18日，教员学生联谊会召开各校代表大会，提出查办主使、缉拿凶手、保障青年生命、保障教职员工生活等八项请求，同时成立费筱芝善后委员会，主持治葬事宜。

12月19日，市长李先良午后率领军政警教官员前往青岛病院，检查死者尸体。随后，各校学生代表将费筱芝遗体由青岛病院，移至胶州路东本愿寺院内入殓停放。文德、崇德等校学生轮流守灵。

12月20日，由陆军第八军主办的《军民日报》，以《第三者的一封信》的方式，刊登费筱芝被杀案目击者证词，由在现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先达作证称，开枪击倒费筱芝者为青岛保安队员。

1946年1月6日，教员学生联谊会上午在市礼堂举行代表大会，800余人到场，决定1月8日剖解子弹。刚上任不久的青岛病院院长王斐先，是日给费筱芝做了遗体解剖，取出铅弹碎片，明确枪击腿和腹部系死因。

1月12日，费筱芝追悼大会在东本愿寺举行。灵堂前横幅张贴四张无字白纸，女教师王惠芬代表联谊会致悼词。各校代表相继讲话，有述说者泣不成声。

1月14日上午，数千师生云集第三公园，随后赴市政府游行请愿，万余市民路旁围观。市长李先良和学生对话后，教育局长孟云桥承认《十项请求细目书》大部条件，并保证次日上午兑现，师生始整队返校。请愿后当局部分履行许诺，并判处杀害费筱芝疑凶10年徒刑。

1月19日，费筱芝葬礼在第二公墓举行。1月24日，费筱芝之母焦墨筠以“文化汉奸”罪名被逮捕，青岛《民言报》以《曾任伪妇女会长助敌为虐》为题，进行了跟踪报道。

至此，费筱芝被杀案逐渐偃旗息鼓。

冠冕堂皇的变脸

抗战结束，一切计划中与计划外的变化，都猝不及防。

之前在1945年11月被接收的同仁会青岛诊疗班及被指定的负责人王斐先，“照常工作”不到两个月，新的安排就浮出了水面。这一次的来头，是由赵太侔负责恢复战前建制的国立山东大学。从同仁会青岛医院到附属国立大学的医院，新一轮的转变冠冕堂皇。

1946年1月，原同仁会青岛诊疗班由国民政府命名为国立山东大学附属医院。同月20日，国立山东大学附属医院启用钤记并成立院务委员会。两天后的1月22日，南京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就青岛医专医院划归山东大学事宜致电青岛市长李先良。

1946年初春，国立山东大学附属医院的命名尘埃落定。3月1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社会部卫生署商定，同仁会青岛诊疗班奉教育部电移交国立山东大学，定名国立山东大学附属医院，任命依克伦为院长。同月再奉教育部令，青岛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划归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3月3日下午，青岛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接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孟云桥、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依克伦，专门举办了一次茶会，向社会各界介绍情况并听取意见。

江苏路基督教堂对面，青岛督署医院在1914年完成了一次与德国的切割之后，与日本以及同仁会系统的新一次“泾渭分明”的切割，随之驶入快车道。从1914年到1946年，这中间经历了32年，栗本定治郎们的痕迹已无处不在。所幸山海重光时刻，大街小巷所有去日本化的荡涤，不论多么凛冽，均属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

这一次，故事的主角从形形色色的日本医学士，转移到了几个从欧洲和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人身上。

自1946年夏末开始，李士伟、綦建镒、冯雁忱等陌生面孔陆续聚集青岛，预备开启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的新局。与山大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这些老院系不同，分布在武定路山大第三院和德平路5号的医学院尽管继承了青岛医学专门学校的一些瓶瓶罐罐，却与

新设无异，解剖学与生物化学两科，跟抗战之前的山大院系没有承接关系，没有历史负担，也没有复杂的人脉关系，属于轻装上阵。

也就在这一年，38岁的沈福彭受聘山大医学院教授兼解剖学科主任，随后出任中华医学会青岛分会秘书长。沈氏1908年出生湖州，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随后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医学院留学八年，获医学博士。1940年回国后，其获聘云南大学医学院教授及昆明仁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抵达山大后，沈福彭很快成为学校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和图书馆委员会的委员。与沈福彭一起来到青岛的，还包括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为其夫妇二人所篆的两枚名章，而山大恰是闻一多的执教过的故地。

与此同时，来自东北的内科医师杨枫，在经过奉天医学院、汉口协和医院、南京与重庆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陕西汉中陆军医院的历练后，获聘山大医学院内科副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代理主任。杨枫原名杨荫春，字樾亭，号撷丹，出生在辽宁兴城县，少时父母双亡，靠长兄开杂货铺供给完成学业。之前在重庆时，其与任教中央大学艺术科的徐悲鸿、傅抱石是邻居，1938年农历新年，徐悲鸿曾给杨枫写过一幅四言立轴，题款曰“寂然无虑，养之以和。戊寅元月，樾亭先生精熟医学，共事中央大学，同人有所疾苦，求治辄，奏效如神，我尤深感其惠者也。”

抵达青岛这一年，杨枫41岁，住在距离山大医院不远的观海一路4号。

1946年2月，依照救济总署的要求，青岛难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安排17名归国盲目战俘，转送山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收容住院，实施免费治疗。同年8月，依克伦以山东大学附属医院院长身份与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綦建镒，完成东亚医专物品清册移交，其中包括570件家具、220余仪器、350余药品。战后的青岛，百废待兴，垂涎者众，政出多门之下，山大医院面临的新生困局，并非一个两个。

依克伦在山大医院的任职，仅昙花一现。1947年2月1日，山东大学附属医院改组。山大校长赵太侔聘医学院院长李士伟兼附属医院院长，并聘綦建镒、冯雁忱、杨枫、邵式銮、曲天民为医院委员会委员。原山大附属医院院长依克伦，改聘医学院教授。就此，李士伟实现了对山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全面掌控。

李士伟1898年出生在河南卢氏县，1926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留院二年后任总住院医师，与沈克非、金保善、林巧稚三人成为该院骨干，尔后公费留学美国，获纽约大学博士及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产科研究员学位。回国后重返北京协和医院担任妇产科讲师，1932年赴南京出任国立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战时担任重庆陆军总医院妇产科主任。1946年抵达青岛任职山大医学院院长的时候，李士伟48岁。当年9月，李士伟在山大校刊复校纪念号上发表《医学院建设计划及前途瞻望》，对山大医学院的未来信心满满。与此同时，李士伟亦不忘利用新兴传播手段，普及医学常识。《青岛市1947年度夏令卫生委员会工作报告》显示，是夏7月14日晚上8时至8时半，李士伟即以山大附属医院院长身份，通过朝城路广播电台播音，向市民宣讲《蝇与疾病》知识。

李士伟任职山大附设医院院长六个月后，他的协和校友潘作新受聘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兼附设医院眼科主任。潘作新1903年出生山东掖县，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留院任眼科医师，主治医师。1936年潘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短暂进修，回国后相继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西北医学院、南京中央医院医职。与潘作新前后抵达山大医学院的，还包括出身北平大学医学院的招远籍讲师李景颐，其专业方向是皮肤病学。

也就在这一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并获得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冯雁忱，主持了山大医院泌尿外科专业组的建立。

一个似乎框架齐全的开端，准备妥当。

这个时候，李士伟、沈福彭、杨枫、潘作新、冯雁忱、李景颐们都不知道，接下来的几年他们将经历什么。

意气风发的聚集

1946年10月，复校的国立山东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医学院获得50名新生分配名额。12月16日，刘湘梅、周惠民等39名医学院正式生在德平路开始上课。一年级开设的课程，包括三民主义、国文、英文、德文、普通数学、普通物理、普通物理实验、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化学、体育。所有课程，全部施行学分制。

作为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的教学机构，山大医院的职能包括“供医学院学生临床实习，增进学术及临床经验，并为地方民众诊疗服务”三项。所以，“对于业务之收费，力求平民化，以救济一般市民，增进贫苦病人之健康。”就运作状况，山大1948年编制的一份公开资料显示：“本院系接收日人青岛病院所成立，旧有房舍堪称宏大，内容设备应有尽有，开办以来首以整顿内部，延揽名医为急务，同时并洽请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按照教学医院之需要予以补充，以冀成为鲁青区最完善之卫生教育机构。两年以来，开展情况，虽未遽达理想目的，但较复员之初，已有显著之进步。本院门诊，设十一科，即：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小儿科，耳鼻喉科，泌尿科，皮肤科，牙科，X光科，检验科，共有病房五幢，足敷应用。”。山大水产系主任朱树屏1947年9月的一封私人通信证实，鉴于山大医院的药品、病床均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赠送，山大教职员眷属可以免费住院。

复校后的山大，因为校区与教员宿舍分散，遂配备了三路交通车，每天有5-6个班次连接鱼山路校本部、医学院所在的武定路山大第三院、江苏路山大医院，及合江路、广东路与馆陶路两个教员公舍。每天的通勤时间，从早晨7点半到下午6点。对山大医学院和山大医院来说，如此密集的往来车次，除了教员上下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因为两者在人员配置上高度重叠，日常流动性大。1948年度《国立山东大学概览》显示，医学院教员包括：

院长：李士伟

解剖科主任：沈福彭

生物化学科主任：陈慎昭

眼科主任：潘作新

外科主任：冯雁忱

小儿科主任：秦文杰

内科主任：杨枫

骨科主任：李温仁

山大医学院教员都是新聘，李士伟、沈福彭、陈慎昭、潘作新是教授，冯雁忱、秦文杰、杨枫、李温仁是副教授。其他教员还包括：教授穆瑞五、綦建镒；讲师叶毓芬、李景颐、王培基、阎应明、张之湘、梁福临；讲员陆光庭；助教法德华、李鹏年、夏淑芳。同期山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则先后从各地延聘了50余名医师，70名护士及助理员。

但一直到1948年8月，李士伟依然在为山大医学院教员的延揽而奔波。证据之一，是同期山大水产系创始主任朱树屏写给张宗汉的一封信。这封信旨在替“至友善”的李士伟做说服工作，劝请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哲学博士张宗汉到青岛任教。“真衡师尊前：八月十九日赐示敬悉，当即与山大当局及医学院李院长洽商，各方对吾师来青皆极端欢迎，尚祈吾师抽暇将详细履历表及著作单寄下以便提出聘任委员会作为核定薪额之依据（此实对我们自己有益，千祈吾师勿嫌麻烦）。自然以吾师之资历及成绩最低亦须教部规定之最高薪600元，戴立生先生去岁来时亦是600元，或可望较此最高之间，惟能高多少须加考虑。如能将履历表及著作单寄下，尚可用作发言之根据，不知我师以为然否？吾师来次最低限度校方可准提前两月支薪以作旅费之津贴。助教二人李院长已面允，住宅可由校方供给，如是则吾师提之条件只剩实验室的设备问题，校中有实际上之困难不能答应一具体数目，惟此点山大较任何其他国立大学为有希望。自今年七月起山大每月之5000美金收入（美军占用原校舍房租）可按月存于纽约作购买用，每院应分多少皆视实际需要在校务会议中规定实际分配制之比例数。生意吾师所提八千元之数不必坚持，未悉我师能同意否。李院长及校方愿我师明春即能来此，愈早愈好。如以浙大有约须到下学期末方能来青时，不妨明年六月底来此。如何之处尚祈速示为盼。生理助教，据李院长云已有一人，故尹光德先生事未便急可进行。难点不在医学院而在动物系也。吾师来青后须尹先生做助教时，预料尚易想办法也。所嘱各节，自当切为留意。赴沪后，对此事亦必不与人谈。千祈放心为荷。佣人不难找，工资亦较沪杭一带为更廉，照现在待遇六口之家可以维持。医学院长李士伟尚好，与生亦至友善。”

朱树屏的这封信，透露了五条信息，一是包括医学院在内的山大教员聘任及薪额核定，由聘任委员会做主；二是山大执行教育部规定的600元教授高薪并可酌情增加，且允许提前两个月支薪；三是校方负责落实聘任教授的助教、旅费、住宅、实验室诸实际问题；四是美军占用原山大校舍需支付房租；五是在朱树屏看来，医学院长李士伟是个好人。

一个月后，朱树屏离职，返回上海出任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旋即带队进行舟山渔场海洋调查。抵沪后的10月19日，朱树屏继续就山大医学院聘任张宗汉一事，致信李士伟斡旋，表示：“山大以有房租美金存纽约，研究设备宜较其他国立大学为有办法，以此有些学者肯到山大工作。我兄独作一面，一切设施可不受校方及其他方面人事之影响，深信我兄必能对充实研究设备特加注意，山大医学院前途发展实不可限量，只要有研究的设备与研究的空气，则以我兄之资望，真正学者必不难罗致。关内习生理者不多。张宗汉先生以品学、教学与研究方面论实不下于任何人，以呈敢向我兄推荐。观张先生致弟函，知若无可靠之设备费，彼绝不肯就聘，此点前已料及并已向我兄实靠，愿我兄再加斟酌。”

随后，时局演变加剧，生理学家张宗汉的青岛履职计划，遂不了了之。

涌入城市的人

战后几年，青岛畸形的人口膨胀开始出现。1946年3月保甲编组完毕，全市划为12区327保6873甲，122908户，683571人。接下来在1946年5月，青岛遭遇了一次爆发式的大规模人口异动，当月迁入18049户，103098人。两个月之间，人口迅速增至近80万，创历史记录。

输入人口的增长势头，到1948年上半年依然持续。据中央通讯社1948年4月11日披露的统计数据，截止到消息发布时，青岛人口为163602户，843223人。其中男性470448人，女性372875人。到了1949年2月，根据《中央日报》刊登的《青岛近貌》记载，尽管由于近几个月酝酿的南迁风潮减少了5000人，青岛城市人口依然增长到了97万。

在剧增的城市人口之外，难民是一大块难以统计的灰色区域。到底有多少，没人真正知道。尽管有层层叠叠的封锁线，却阻挡不了大量流亡难民的持续涌入，1947年8月1日，刁抱石在《青岛难民救济工作剪影》披露，青岛流入的难民已达25万。这个数据是政府提供的，实不实，只有天知道。而这还不是难民流入的最高峰，一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消息渠道，都一致估算城市难民的输入量，在30万上下。

伴随着难民人数的不断攀升，无处投亲靠友的人越来越多，市区所能提供的廉价铺位等居住空间极端匮乏，所有设施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难民实际需要，更有连一个床铺也住不起的赤贫人群，占不了学校寺庙，挤不进收容所，只能露宿街头。这导致私搭乱建的窝棚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一发而不可收。街边横七竖八的堆积物随处可见，带来治安、防疫上的一系列问题。由此，1948年6月13日市长李先良主持第113次市政会议，通过《青岛市难民搭盖临时棚屋暂行办法》，由政府统一设置若干可供难民自行搭盖简易住所的棚屋区，并根据所在路段命名，以图从源头上强化窝棚搭建管制，严格市容管理。但这个暂行办法涉及地政、卫生、警察、社会、工务、民政多个部门，手续繁琐，相互牵扯，最终导致形同虚设，强制措施不了了之。

伴随着国共战事带来的青岛难民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由津抵青，策划接收敌伪产业及经济复原办法。次日，国民参政会青岛籍参政员张乐古上书七项建议，救济地方难民应施急赈排在了第一位。

四个月后的5月16日上午，青岛警备司令部举办记者茶会，强调当局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急救难民，第一步工作是进行难民总登记及集中管理，该部并已于一天前召请各关系机关，组织筹备青岛难民管理委员会。就与难民有关的粮荒问题，警备司令部给出了三个原因，即交通破坏严重导致物资不能畅流；鲁东难民增加；海运物资缺乏。解决粮荒的对策，警备司令部提出四个办法：一禁止粮食出境；二胶、高、即设难民救济站；三设法由外埠购食粮由海路运青；四严惩囤积奸商。

1947年5月，青岛市卫生局开始对餐馆、点心、理发、澡堂各业从业员进行严格的健康检查，力图杜绝潜在疾病的危害。当月27日，卫生局以局长郭致文名义督促餐馆业公会迅速备妥健康资料：“案查该业从业员，前经本局施行健康检查，其健康者无传染性之缺点患者共计405名，应即迅速备齐各该员相片，呈凭填发健康证一节，应经本局合仰遵办在案。而迄今多日，仅收该会呈缴相片190份，其中尚有3份，健康名册中查无其人，应予退还。似此玩忽功令，殊属非是！除照所缴相片填妥健康证187份，随令附发，仰即转发各员携带备查外，并仰督促缺缴相片各员，迅速备妥，仍由该会汇齐送局，以凭发证，勿再延误，致干未便为要！”

风风火火的各业健康检查一个月后，临近端午节，青岛报纸遂刊登应景文章曰：“大蒜，也是端午食品之一，加蒜过水面，实为食经之上品。在北方，大蒜并不只在端午才用，一年之中，几乎无日不吃，北方人少患肺病，据说蒜的功勋颇大。”并称“端午食品，除了上述的角黍，大蒜之外，还有很多，普通吃的如苋菜，石首鱼，灰蛋，雄黄豆，喝的如万蒲酒，雄黄酒，多半不是纯图口福之美，而基于普遍的防疫，民族的健康，一反其他节日的酒肉征逐的恶习，痛快了口头，委屈了肚皮，甚而给自己种下了灾害！”

1947年6月15日，由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芮麟主办的《青声》第1卷第3期出版，发表金陵大学钱浩步杜甫原韵《新哀江头》和《新哀王孙》两首，并云“伤难民也。胜利已逾一载，中央召开国民大会，招待侈糜，车水马龙，游尘塞空，假日聊出北门，籍及新鲜空气，车抵下关，哀鸿遍野，无衣无褐，冻馁死亡，据日数起，不忍目睹，爰借少陵本韵，志我心哀。”钱浩描述的南京难民现场，与青岛相差无几，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青岛的“哀鸿遍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就政府统计，1948年3月青岛全市难民在册数22万，尽管比1947年8月25万的数据已有缩水，却也连累到城市疲于奔命，不堪重负。可不料几个月后难民数字再跃升到30万，救济供应链条骇然崩塌，市面“冻馁死亡”不计其数。这之后，难民的统计数字已毫无意义，来一个与来一堆人，死一个人与死一群人，不再有本质区别。人乌央乌央卷过去，再乌央乌央卷过来，城市颤颤巍巍，摇摇欲坠。这一切，作为知情人的芮麟，自然了如指掌，因为期间大部分的政府市政会议，他都是与会者。这些年的这些会，争争吵吵，躲躲闪闪，多半都与饥肠辘辘的难民有关。

粮荒、难民救济、医疗和经济恢复这几个难题，一直困扰着青岛，也一直无从根除。地方行政长官从CC派的李先良换成政学系的龚学遂，再到蜻蜓点水的秦德纯，一概一筹莫展。一个中央政府下面，南京与青岛，说是同病相怜，却自有厚薄之别，南京要面子，青岛想要的是里子。

一亿四千万兑换20美金

所有的都市，都是一个矛盾体。常态之下，各种矛盾彼此缠绕着，达成表面均衡。但一旦异常状况出现，矛盾的极端对立性，就昭然若揭。伴随着外部局势的日趋紧张，青岛自抗战结束到1949年的四年，凸显出是社会矛盾不断升级的严峻现实。一边是重生后繁华街区随处可见的欣欣向荣，一边是城市犄角旮旯此长彼消的贫困交加。两种存在荒谬的寄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真实并残酷地持续着。但匪夷所思的是，作为一个不断膨胀的容器，即便到了1949年春天生死存亡的临界点，青岛的城市秩序也依然没有彻底崩溃。

阳光下面，冰火两重天。

城市里面，朱门饿鬼各行其是。

山大医学院教授里面，1905年出生福建长乐县的陈慎昭，是唯一女性。其192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30年获燕大理学硕士，1937年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习生物化学与营养学，1939年获生物化学博士。期间先后供职燕京大学化学系、北京协和医学院、陆军军医学校、江苏医学院。1948年1月经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教授王应睐介绍抵达青岛，获聘山大医学院生化科教授兼主任，住龙江路26号。陈慎昭来青岛前供职的江苏医学院，是1940年代六所国立医学院之一，包括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江苏医学院、国立中正医学院、国立湘雅医学院。

外科主任冯雁忱1904年出生，山东昌乐县人，抵达青岛之前，先后任职安徽怀远教会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南京中央医院、重庆中央医院、重庆陆军医院及第十六兵工医院。其在山大医学院及山大医院任教的前几年，外科同事包括了来自福州的李温仁。

战后从潍县乐道医院转入青岛的李温仁晚年回忆：“1947年，我被聘为山东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兼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当时病房里有三位前列腺肥大的病人和两位肾结核病人，住院很久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我检查后，向外科主任冯雁忱提出：‘为什么不给病人用手术疗法？’冯回答说：‘动这样的手术很容易出名。’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冯说：‘动手术成功了可以出名，不成功病人死了也可以出名。’并说不敢做这种手术，于是我征得冯主任同意，把这五个病人转到骨伤病房。经过一番准备，我给前列腺肥大的病人施行了前列腺切除，给肾结核的病人施行了肾切除手术。他们一个个都很快痊愈出院。这件事轰动了全院，都说：‘李温仁初生牛犊不怕虎，敢说敢干，真被他干成功了。’接着，我又施行了一些从前附属医院没有做过的手术，如胆囊切除、胃大部切除、直肠癌根除术、腰交感神经切除术、胫骨移植脊椎固定术，治疗脊椎结核等，因而在青岛很快树立了威信。青岛的德国福柏医院慕名聘请我去做各种复杂的大手术。1947年秋，我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学术大会上，报告用肾切除治疗肾结核，获得同道们的好评。”

在李温仁的记忆中，1948年法币贬值，青岛物价飞涨，“我的半个月工资一亿四千万法币，发薪时用一只麻袋装一百万元一捆的法币140捆，然后运到青岛美金市场兑换美金20元。当时我上有二老，下有三个孩子，连同夫妻俩，一共七口，生活难以维持。”随后在1948年12月，李温仁接受福建莆田圣路加医院的邀请，奔着每个月8Dian大米的月薪，去了仙游。结果发薪时李温仁才发现，青岛的Dian是石，等于160斤大米，8石就是1280斤；而福建的Dian是担，等于100斤，8担只有800斤，这让其十分后悔，只好等一年合同期满后另投月薪1600斤大米的福州协和医院。

与34岁的福州人李温仁不同，45岁的掖县人潘作新也许是本乡本土的关系，并不显得过于焦虑。抵达青岛第二年，潘作新通过长期眼科医疗实践，首创眼睑板切断矫正术，这一成果在1948年《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后，获得学界认可，以“潘氏手术”的命名方式纳入眼科学文献。同年2月，除了代表医学院成为出席山大校务会议的六教授之一外，潘作新还担任了山大经费稽核委员会委员。在物价飞涨和局势忽明忽暗的当口，对投身于山大医学院及附设医院这个舞台，潘作新表现出了静观其变的谨慎，打算走一步看一步。

经过了总督府野战、胶澳督署医院的奠基，和同仁会青岛医院的延续以及有限扩张之后，到1948年，山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拥有病床300张，实际设置250张，门诊病人每月平均7000余人。自1948年2月起，鉴于涌入青岛的饥寒交迫者越来越多，且大量露宿街头的病患无钱医治，医院由美援会拨发补助费，专门用于贫苦难民的医疗实施。

江苏路上，基督教堂的钟声一如既往的响起。出入教堂做礼拜的信徒，多了不少美国人。

不曾想，一场昙花一现的新生欢愉，还没有来得及贴近窗口仔细品味，离散就已经降临在了门口。

与医生为邻

在城市阶层中，执业医师近乎一个多义角色，既是救赎者，也是谋生者；既在旁观，又在参与；既凭知识施展有限能力，又被视为手眼通天。救人一命的万般托付，让医生很多时候如同救世主，遂导致神医与庸医的边界，成了一个类似“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隐寓。

成败关乎医师的名声，更牵扯医师的钱包，在缺少契约观念的乡村如是，在诸如青岛这样不乏商人社会规则的都市，更难退避三舍。穿上白衣，挂上听诊器，救赎者与谋生者捆绑在一起的角色定位，就只能将旁观让位给参与。但作为街坊邻居的医生，铜框眼镜一旦摘下来，柴米油盐酱醋茶，家长里短喜怒哀乐，一样缺不了，神性也就没那么郁郁苍苍，街巷烟火中的琐碎与性情，反倒让人看见真切。

一份1940年代的联保登记表显示，山东路200号里的九户人家，除了一个叫陶以德的医师，另外的户主职业身份可谓五花八门，有理发匠李有长，有中和戏院琴师刘成全，有西盛泰伙友欧子恒，有春和楼经理田斗垣，有赋闲之人安怀玉，有德盛厚经理郑益三，有公务员薛庆云，有宝成号伙友纪杰贤。陶以德和他邻居们，区别在于籍贯不同，职业身份不同，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不同，经济收入不同，经历不同以及年龄差异，除此以外，七情六欲，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谁也逃避不了。早晨起来晚上回家，彼此在院子里碰面打个招呼，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尔后关起门，各过各的日子。半夜有人生了急病，会急匆匆敲开陶以德家的门，请他过去帮帮忙。人缓过来，下一次遇见陶医生，一脸笑意地奉上一大包茉莉花茶，自然口说感激不尽。隔天陶以德遇上麻烦事，也会拎一瓶酒，去找在政府里上班的薛庆云拿主意。而田斗垣、郑益三这些商人不仅见多识广，也往往各有门路，不经意间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一条死胡同就柳暗花明了。一个楼里住着，大家萍水相逢，同路不同路没所谓，和睦不和睦不一定，真实不真实不确定，彼此的面子，却一定不少。

抗战结束，山东路恢复中山路旧称，大街上要害部位的人轮换了一波，医师的多义角色里面，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配比，依然如故。1947年7月19日，青岛出版的《民言报》刊登了一则苏州路17号行医广告，称“刘君菊园，遂于学而游于医，虽不以医名，而医道湛深。朋辈病而求治者，踵相接靡，不霍然愈。”夹在大小医院中间，介于拾遗补阙角色的私人诊所及各式各样的江湖游医，十数年间在青岛始终绵延不断，刘菊园者不过其一。然而，在城市人口爆发式膨胀的青岛，街巷深处诸如刘菊园们的存在，却是一付不可或缺的安慰剂。

1947年11月，济宁路37号的仁山药房，改为仁山眼科诊疗所，医师李丕义申请退出西药同业公会，转入医师进备会。44岁的李丕义是高密人，在青岛从事药品贩卖已20年有余。医和药，似手心手背，缺一面，都成不了拳头。

1948年3月9日上午11点，大港火车站附近的商河路37号，国民党陆军第8军三号军火库突然发生大爆炸，造成包括52名绥远路小学校学生在内的100人死亡，422人受伤。伤员随后被送往山东大学附属医院和市立医院、福柏医院、伯仁医院、铁路医院、美国安息号医疗船抢救。这是抗战结束后，山大医院经历的最触目惊心的危机救护事件。

各自社会矛盾挤压之下，政府责任机关的行政举措，除了层层设卡，就只剩下苍白无力的口号。1948年4月，青岛市卫生局制定了14条卫生宣传标语，内容如下：

一、 注重清洁卫生，保持公众场所的卫生是人类美德；

二、 预防胜于治疗；

三、 注重环境卫生是预防传染病之必要措施；

四、 苍蝇是伤寒、痢疾、霍乱等传染病的媒介；

五、 蚊子是传染疟疾的害虫；

六、 不要喝生水、吃生冷食物及削皮瓜果；

七、 清除污物、污水、粪便可以减少有害虫类滋生；

八、 扑灭苍蝇、蚊子可以减少传染病；

九、 勿随地便溺及倾泼污水、污物以免妨害公共卫生；

十、 勿对人咳嗽、喷嚏及随地吐痰；

11、 注重公共卫生是人类的美德；

12、 夏令是传染病最容易流行的季节；

13、 每人每年应该种痘，打霍乱、伤寒预防针；

14、 有病须赶快到医院就医，不要迟误。

口号治市，看起来轰轰烈烈，实质上徒有其表。政府乐此不疲，只因为拍拍脑袋的举手之劳，花钱不多，统计数据却可以任意放大，至于有没有效果，没有人真正在乎。因为，卫生宣传标语下面，吃不上饭，看不起病的难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是，这让“有病须赶快到医院就医”的劝告，实打实的像个愚人节的嘲讽。

1948年6月11日是端阳节，也是诗人节。山大陆侃如等三位教授当晚在泰山路第二院围绕着屈原，大发了一番感慨。是月18日下午，李健君作为山大医院的代表，参加了青岛市1948年度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些星星点点的记录，构成了老山大医院在一个旧时代崩溃前的拉杂踪迹。

在历史的关键点上，经历者的各种反应与选项，最为显著。1948年8月17日，刚刚抵青任教市立女中的中央大学毕业生刘禹轩，去山大医学院拜访了旧友，并捕捉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当天他在日记中载录，“下午到山大医学院去看宗京、慕桓夫妇，是和一之一块去的。先在型珍那里睡了一下，然后上楼。这一对小夫妻在面貌上都没有多大改变，但在风度上已经颇做丈夫和做妻子的味道了。”

1949年1月1日，高密路78号同济大药房诊所的中医徐开五，在一张处方上写下了一段备忘录式的告白，将生计的艰难，勾勒的首尾相接：“自民国三十七年翁揆组阁，九一八改革币制，以法币三百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当时值物价一跃数涨之际，偶尔稳定物价，凡人力生活者，皆举额称度。当时银行公布兑换金银，黄金二百金圆一两，银元二圆金圆一块，面粉十元左右，小米两百上下，诊费公会定为门诊一圆、出诊二圆。每日可能诊例所及，买一袋面粉。谁想好梦不常，仅维持月余，抢购之风各地烽起。政府虽严厉制止，仍不能制服商人操纵矣。随之翁揆倒阁，物价开放，又孙科组阁，头一天各货更大涨矣。十二月份，年底三五日间，面粉六百余元一袋，黄金万余，白布八百余一匹，猪肉五十元，白菜三元多。处此之际，诊费亦随之而涨。然虽涨，已不能跟上物价平等矣。”写完这段话，徐开五给自己开出了新的价码：门诊卅元，出诊六十二元。老老实实说，如果徐大夫的病号不是排着队应诊，这个门诊费是养不活一家人的。

以徐大夫一家七口人吃饭计算，徐家在1949年一月份的活命公式，必须符合下面这些条件：每天保证六个病号得180金圆券，收现金不记账，一个月可买八到九袋面粉，每袋面粉45斤，一个人一个月吃一袋，不买衣服，不吃肉蛋，少吃鱼，只以清水煮萝卜白菜土豆佐餐，勉强能够度日。病号一旦少过这个数，或者面粉再涨价，这个平衡立刻就被打破，徐家就只能再节衣缩食。

套用同一个公式，放到三个月前，徐大夫家则会宽慰许多：每天六个病号计得六元金圆券，同样是收现金不记账不打折，一个月可购买18袋面粉，这样的日子便宽松逍遥，既能逛街买衣服看首饰，也能吃鸡鸭鱼肉并几两烧酒，还可以抽烟喝茶打打麻将，不节衣缩食，日子也挺滋润。不料，好梦不长，旧病就复发了。

转折点上的风向标

战后的青岛一度成为世外桃源，吸引了不同医学背景的从业医生陆续汇聚，其中不乏东南医学院的毕业生。从1926年到1947年的20年，东南医学院毕业学生共计1092名，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同学过半，山东仅9人。1948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东南医讯》，刊登过一份青岛毕业同学通讯录，截止到同年一月份，平原路47号拯民眼科医院联络的东南医学院同学包括：

朱荷英，籍贯浙江，13届，天津路44号同济眼科医院；

李同济，籍贯山东黄县，13届，天津路44号同济眼科医院；

易震寒，籍贯湖南湘乡，6届，锦州路12号；

章淦，籍贯江西进贤，8届，平原路47号拯民眼科医院；

祝持刚，籍贯江苏，12届，四方中纺青岛分公司第九厂；

蒋锡棠，籍贯浙江上虞，11届，沧口中纺青岛分公司第九厂；

逄永江，籍贯山东黄县，18届，陵县路支路1号；

刘保华，籍贯江苏江宁，胶州路1号；

卢孟宣，籍贯浙江黄岩，12届，莒县路4号。

1948年秋天，一度借调到山大创办水产系的朱树屏，返回上海出任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抵沪后的10月19日，其致信山大医学院院长李士伟，托付照顾女儿：“在山大一年，蒙盛情关怀协助，离去时又蒙躬亲送至码头，心中至感。幼女朱履冰刻尚留青岛市立女中读书，仍祈我兄能相机关照一切。万一以时局关系，彼需离青来沪时，恳我兄费神为彼找一飞机票往。至感，至感。叨在知交故敢以此拜托，谅我兄不我怪也。弟已函嘱履冰，必要时到兄处饮教。”

进入1949年，山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陷入动荡期，人心浮动。伴随着医院骨科主任李温仁乘轮船从青岛经上海到福建，人员流失的消息频繁传出。

是年2月，也就是李温仁离去前后，山大医学院院长李士伟的离青，加剧了茫然的蔓延。行前，李士伟委托潘作新代理院务，希望教学与日常医务能够平安过度。冥冥之中，46岁的潘作新成为了风向标，开始扮演时代转折点上的一个标志性角色。

2月7日，61岁的国立山东大学训导长刘次箫，在青岛山下给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他的同乡，山大医学院二年级学生王恩渥到台大寄读。刘次箫评价王恩渥“人极忠诚，平日向学心殷，研读努力”，并期待傅斯年念其“远道前来之艰难及向往心情之诚挚”，予以收留，以免失学。随后，王恩渥与妻女乘坐渔船到上海投靠大哥，并由亲戚协助转去台湾。

同年3月2日，己丑二月初三，龙抬头第二日。江苏路的上坡，一辆救护车呼啸着驶入山大医院，透过稀落的枯枝败叶，人们看见从担架上抬出一个人。围观者交头接耳几句，顷刻散去。基督教堂下面开阔的大街上，一群麻雀在法国梧桐的树梢上叽叽喳喳，三两行人匆匆走过，没有人关心他人的安危。几个月前，同样在江苏路上，一个银行职员因为爱恋妓女，一时想不开吞下盐酸，还没走到山大医院门口，就死在了路旁。这样的悲情场面，在危机四伏的青岛，已层出不穷。

拿着刘次箫推荐信的王恩渥，1949年6月18日抵达台湾，由人担保住在了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楼顶阳台上，下雨就下楼躲进骑楼。到了秋天，王恩渥找到前山大医学院院长李士伟，后者刚接掌台湾省立妇产科医院不久。随之由李士伟安排，王恩渥得以进入医院当职员，月薪新台币七八十元。摆脱流亡生涯后，其将妻女由台中亲戚处接来台北。王恩渥虽然有刘次箫写给台大校长傅斯年的介绍信，但他并没有拿这封信去见傅斯年，而是想靠自己能力投考台大，结果没考上，那封信最终也没拿给傅斯年看。1950年王恩渥入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博物系，1952年夏毕业。次年秋分发至新庄初级中学任教，翌年春转至台大动物学系担任助教。斯时，刘次箫与傅斯年都已不复人间。

王恩渥的山大医学院女同学于迺文，也在1949年早春离青赴台，转入台湾师范大学生物学继续学习。于迺文1927年出生山东安丘，1947年考入山大医学院，离开武定路29号校园时仅22岁。在青岛城区，同期迁徙台湾的青年学生，还包括1946年入学的山大医学院学生刘湘梅，以及山大医院内科主任杨枫的侄子杨唤。

和山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院长李士伟的志向不同，历史的关节点上，作为国立山东大学的一校之长，赵太侔选择留下来，与学校同仁生死与共。山大医院的尹学熙、潘作新两个人，见证了赵太侔“义无反顾”行为的关键环节。1949年5月最后几天，青岛军政文教机关撤离青岛前，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曾奉命前往绥远路赵太侔官邸，促其同行，但未得见。个中缘由，两年后赵太侔在一份自传材料中记述说，“伪绥署及伪市党部三番两次催促我走，我不胜其扰。也正因为旧病慢性肠炎发作，附属医院尹学熙大夫劝我住院（潘作新大夫亦在场），我就乘机避进医院，校务委托杨教务长季璠代理，因此避过伪市党部之逼迫。”赵太侔在《我的自传》中陈述，“我不能丢开全体员生不管，而一走了之，虽然我也没有力量管，但在危难之际，只有和大家抱在一起患难生死与共。”

赵太侔和尹学熙是上下级关系，也是青州同乡。一个1889年降世，一个1916年出生，年龄差了27岁。危急时刻，以医院的小同乡打掩护，对赵太侔来说是一个稳妥的选项。至于慢性肠炎之类的旧病复发，看上去更像个托词。

实习生多了四斤肉

1949年6月1日，在距离青岛80华里的王家庄待命的刘禹轩，目睹了解放者向前推进的情形：“虽然时在深夜，汽车两旁却有不断的人流涌向青岛，有战士，有接收人员，有民夫，有步行的，推车的，骑马的，骑自行车的，坐马车的，一路不断。今晨醒来，村外的路上还像蚁阵似的往前蠕动着这样的人群。”刘禹轩一年前毕业于中央大学，在青岛女子中学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投奔胶东解放区。1949年夏初尘土飞扬的路上，他的身份是青岛军管会文教部干部，任务是参与接管国立山东大学。

1949年6月2日，解放军进入青岛。在江苏路和沂水路交叉口，“山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围上来了，这个医院的护院队队员、主治医师尹学熙夫妇，见到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时，激动欢欣之情溢于言表。”这是随军入城的《胶东日报》记者林毅，在当日编发的青岛解放新闻中的描述。尹学熙的妻子卿秀英是护士长，那天正在医院值班，听说解放军进城了，连忙跑到医院门口。看到“大部队正好路过医院门口”。近半小时后，卿秀英回到医院照常工作。卿秀英晚年回忆，尽管局势较乱，但还是有人到医院看病，住院病人不少，医院的医护人员一直坚持上班。几天前劝说山大校长赵太侔住院躲避的尹学熙和卿秀英，都没有停过一天班。

6月3日下午，奉命接管山大文学院的刘禹轩，乘坐一辆满贴山大学生自治会“欢迎解放军”标语的汽车进入青岛，旋即转入到忙碌之中。军管会派出的接管人员，很快就出现在尹学熙和卿秀英面前。进入山大医院的军代表有两个，一个是王滋才，一个是王乐三。同时担任山大医学院接管工作组组长的王滋才，1912年出生在胶东招远灵山，其父王振岐是当地富户，曾在北京经营三义兴多年，亦是招远恒兴泰药号及钱庄大股东，鼎盛时有农地900亩。王滋才成年后赴北京习医，学成返乡执业。他最为人称道的拿手戏，是能够把人的手臂关节卸掉，然后再接上。七七事变后王滋才在当地加入八路军抗日医疗救护队，一边救死扶伤，一边参与胶东数家医院的创建。期间在掖县躲避战乱的王振岐，曾出售若干土地帮助儿子的救护队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1949年夏天王滋才抵达青岛的时候，已37岁。与担任山大文学院接管工作组组长的刘禹轩比较，他的阅历明显丰富。

6月17日，山大医院院长潘作新向军管会文教部王哲，移交了医院及护士学校的仪器、图书清单。代表医学院移交物资清单的，则是沈福彭。

除了进进出出的黄军装和干部服之外，对山大医院来说，接管后的变化有两个，其一是医院的隶属关系增加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另一个，是医院的实习医生除按过去规定的免费食宿外，每人每月增加了以四斤猪肉折价的津贴。

新政权派发的这份礼物，像极了医院花园里的玉兰花。

6月16日，随军管会迁入青岛的《胶东日报》刊登了一条《青岛市军管会卫生部顺利接收各医院》的消息，宣告“青岛市军管会卫生部，于青岛解放第二日即开始派员接管原市立医院、市民医院、传染病医院、市中心所、台东所等医院。接管中，接管代表首对各院工友职员等人员阐述接管政策约法八章及对技术人员等的态度之后，各医院旧人员纷纷前往登记与办理移交，如：前海军医院四十一名旧人员已全部登记；其他医院，亦均办好移交清单，准备移交；并已呈交初步的概况报告。同时在办理移交当中，各院遵照军管会命令，继续进行医疗，仅市立医院，除治疗了二百名伤病员外；并每日门诊二百余名病人。”

改天换地的1949年夏天，包括国立山东大学和山东大学附属医院在内的教育、医疗、文化机构，面临脱胎换骨的转变。最直接的变化，是山东大学称谓的前面，不再出现表示属性的“国立”两个字。6月28日，青岛军管会文教部工作简报显示，接管的山东大学附属医院“分十科，各科完整，有X光机九架”。物资之外，一些旧时代的医学人才被新社会接纳，并预备再造成新人。

6月30日，刘禹轩在给南京女友朱文蕙的一封信中，披露了入城后面对的繁琐事项：“我现在是深陷在事务主义的泥坑里。我整天作着鸡零狗碎的琐事。以今天来说：五点半起来，盥洗后就吃饭，吃饭后就开会，开会后又吃饭，吃饭后又开会，开会后又吃饭，吃饭后又开会。说清楚一点就是：整个上午开会，整个下午开会，整个晚上又开会（晚上的会我没参加，才能写信给你）。开会的内容是：核对物资清查统计表，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字纸篓都要对；其次是：一个个地讨论各院系教授、讲师、助教、工友的思想、学问、教书成绩，决定何者留，何者去（下学期的聘书马上就要发了）。”

1949年6月，伴随着穿干部装的魏一斋出现在教学楼里，山大医学院的气氛已与之前迥然不同。与新面孔的山东大学医学院一同出现在青岛的陌生教员，有两个先后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的浙江人，一个是杭州的田浩泉，一个是庐江的马贤成。东吴大学之后，1909年出生的田浩泉，经过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学习，最终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4年出生的马贤成，1935年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1937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抵达青岛后，40岁的田浩泉获聘山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科主任，35岁的马贤成则是人体寄生虫科主任。

到1949年底，山大医学院的教师花名册上，已记录有教授14人，副教授1人，讲师13人，讲员5人，助教8人。两个月后，讲师增加到17人，助教扩大到12人。

1949年9月，出生医学世家的丁士海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成为了猝变中的山大医学院的第一届新生。这一年，他年仅18岁，一年前刚刚在上海路礼贤中学毕业。他的父亲丁介眉出生山东黄县，之前在湖北路4号开设的寿康医院，是本地最知名的私立医院。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医学博士陈志藻，陆军军医学校出身的医师白允公、1945年参与接收同仁会青岛医院的王斐先、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张众航，都曾是寿康医院的合作者。中学毕业的丁士海1949年秋天按部就班地子承父业，似顺理成章。包括丁士海在内，山大医学院这一届录取的新生共59人。

消除旧社会的毒素

丁士海入学的时候，山大医学院正洗心革面。

山大医学院创始院长李士伟1948年离职后，出身协和的潘作新维系了医学院的过度，并与“为革命服务”者魏一斋短暂交替。作为入城干部，43岁的魏一斋尽管也有过北平协和医院的工作履历，但之后在延安担任中央卫生部直属卫生所医务主任及八路军医院医务主任的过往，尤其是兼任中共核心领导人保健大夫的资历，以及他同时兼任的青岛市卫生局长职位，让他与潘作新处在一个不同的政治维度上。

但从接管山大的年轻干部刘禹轩在日记中透露出的信息看，魏一斋1950年在山大医学院的日子，并非和风细雨。先是8月11日，刘禹轩参与编辑的《山大生活》刊登了“医学院全部留校同学”两天前写的《我们对山大医院的意见》，呼吁改革医院。山大随即组成以赵纪彬为组长的10人小组，入驻医院了解情况，提出整顿方案。到了10月13日晚上，一场讨论“把重心移到了医学院和医院，因而魏一斋（虽然他并不在场）就成了众人之的。许多事情被揭露了出来，真使我们这些不明‘内幕’者为之吃惊。因为，魏的腐化堕落、丧失立场已经到了极其可怕的程度。他已经不是‘迁就主义’，而是‘投降主义’，投降到落后分子的小组织里攻击党，向他们泄露党的秘密和决定。”

10月14日，山大校委会委员陆侃如在公务日记中，也对山大医院进行了抨击：“山大医院早成众矢之的，所以校委员会委托赵纪彬先生主持一个检查小组，而中央卫生部也派了朱处长高科长来视察。前天潘院长看到检查小组的报告，便破口大骂，拂袖而去。朱处长昨天到校谈话，对此颇为重视，认为必须彻底改造。不仅附设医院腐败不堪，即医学院本身，乃至市卫生局，也有许多毛病。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必可坚决改革，不致蹈过去反动派时期‘拉，拖，骗’的覆辙。”在陆侃如看来，山大医学院的问题，根源是思想改造不彻底：“据了解，医院之所以糟，并不是没有人才，而主要因为政治水平低，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缺乏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这种毛病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学校或机关里是很普遍的，所以必须加强政治学习来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逐渐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素。不过，学习必须抱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应该口是心非，口号喊得满天响，而经不起事实的考验。解放一年半中，口头上的进步多得很，事实上的进步却太少了。朱处长认为改造医院要从改造思想做起，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在陆侃如记录山大医学院“乱象”的第二天，负责联系医学院护士学校团支部的刘禹轩，却陷入了矛盾中。“晚上下了雨，我跑到护士学校去上团课。昨天上午，团委会讲了华岗同志来讲《朝鲜问题与国际形势》，我的讲话也就是把这个报告作了一次传达和解释。我认为我很成功，因为大家都很起兴趣，提出了许多问题。她们不懂得辩证地看问题，不懂得国家的本质，因而不能认识许多最基本的问题。从七点半讲到九点半。回来时，雨下大了，他们给我借了雨衣和雨帽。”刘禹轩公开场合给学生讲的头头是道，但私下却排解不了个人的焦虑。次日他在日记中反思说：“近来，和往常一样，老觉得忙，像被什么东西天天追赶着，但更多的是无聊的事情，慌慌张张，不知道做什么好。书，是很久没有读过了，这样下去，实在危险得很。”

刘禹轩这份亲历日记，涉及的山大医学院师生，除了魏一斋、潘作新和赵纪彬，还包括王培基、宗京与慕桓夫妇、王谨、戴祖海、孙化鲲、宋鸿×。这些零星的记录，并不能呈现山大医学院疾风暴雨一般的革新面貌。

置身于矛盾中的刘禹轩，秋风萧瑟时分给在南京的女友朱文蕙写了一封信中，无所顾忌地表露了自己的思考：“眼前这些老同志，都是工作十几年的职业革命家。我佩服他们，但不羡慕他们。他们只能革命，不能用技术和本领在经济文化建设高潮中有什么直接的贡献。现在高喊着‘学好本领’的时候，我不愿再像他们这样，最后除了‘革命’（狭义的）以外便什么也不会。”

到了抚今追昔的1950年尾声，刘禹轩在青岛山下山大校园再次给女友写信，透析自己一年中的复杂感受：“接管山大一年来的忙乱的生活，我觉得我之所以遭到不满的原因就是在这一段时期里我在业务上没有任何的进步，没能拿出一点具体的成绩。”刘禹轩向女友倾诉：“岁月是不等待人的。过几天我们又都大了一岁。我们不对月流泪见花伤心，但我们应该珍爱自己的清纯，使它健康而有力，幸福而美好。”

在1950年岁末，一同祈祷未来会更好的人，还包括隋石卿的儿子隋仁增。自1942年返回青岛开办眼科诊所之后，隋仁增和太太秦畹香已拓展出了一番事业。1947年他还给《民言报》的医学副刊，翻译过美国《读者文摘》的一些医学科普文章。在经历了战后的喧闹和去留的彷徨之后，一家人留在了青岛，并于1950年9月在安徽路18号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这栋房子是隋仁增和秦畹香用多年的积蓄买下来的，一家人也住在里面。

一个自我改造的样本

1950年12月，45岁的山大医学院生物化学科主任陈慎昭，提出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申请。期间她填写的入盟申请表及盟员调查表，详细报告了个人学历、经历、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身体状况、参加党派社团情况、社会关系及入盟动机。尽管陈慎昭遣用的文字极为节制，但从中依然能够连贯从福建老家到北京，再经美国、镇江到青岛的大致脉络。

1905年陈慎昭出生那年，青岛督署医院已接近完成建设，而她后来入读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大学，还不曾出现。这个曾使用过素非笔名的福建长乐女孩，兄妹五人，其排行四。40多年过去，大清国、北洋、民国一个一个树倒猢狲散，陈慎昭也从一个懵懂少女，成长为康乃尔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到1950年的时候，陈家一男四女，大哥陈少剑在老家养病，生活费由儿子负担；二姐陈谨昭嫁给长乐士绅林冠人，专事料理家务；三姐陈慧昭在新加坡任产妇科大夫；五妹陈淑昭嫁给北大医学院长胡传揆，亦在家料理家务。看上去，陈氏四姐妹当中，栖身青岛海滨的陈慎昭作为独立知识女性，生活稳定，专业对口，学术前景可期。填写下这些信息的时候，她看不出有多快乐，却也并不曾想生命会很快终结。

陈慎昭的家庭出身，前后填报过“小商业”和“手工业”两个表述，尽管措辞不同，差异并不大。但对这个“封建的”家庭制度，她隐晦地表达不满的出发点，却似乎更个人化：“因家庭的环境和父亲的遭遇，我的脑子里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向上爬的思想。”对此，她随之就进行了一番自我否定，试图证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在没有改造之前是存在着许多从它出身的阶级所带来的弱点。”站在变化了的时间点上，陈慎昭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散漫性和特有性”、“为个人生活打算的纯技术观”，决定了其“始终没有彻底的立场”。

1951年一份《中国民主同盟青岛支部盟员调查表》显示，除患有慢性关节炎外，陈慎昭的身体很健康。她填报的月薪为620元，并说明无其他收入，负担本人生活及供给三个侄孙读书费用，仅够开支。但从赵俪生晚年的回忆看，陈慎昭的620元月薪，应属很高了，1950年底进入山大任教的赵俪生是三级教授，每月工资280余元，比陈慎昭少一半，加上出书的稿费及版税，还是能够从容应付“看看戏、买买字画”的支出。同期返回青岛的海洋生物学家朱树屏，在中科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的月工资，基薪是480元，实得303个折实单位，标准在陈慎昭与赵俪生之间。如此看，陈慎昭高规格的工资待遇，应该是延续了之前国立山大的标准。

陈慎昭1950年12月在青岛加入民盟的介绍人，是陈仰之和李黎。陈仰之1937年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工学院，是青岛民盟组织创建人，也是1949年9月青岛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随后还出任了人代会常设委员会副秘书长。入盟一年后，作为山大校务委员会委员陈慎昭，已是民盟青岛支部第七小组（山大）组长。

1948年从国立江苏医学院借调到山大医学院任教后，陈慎昭先后在青岛参加的社团组织包括1949年9月加入科联；1949年10月加入中苏友好协会；1950年2月加入文教工会。两份民盟材料显示，其社会关系牵扯到四个人，即高承志、郭宣霖、曾昭抡、潘光旦。

陈慎昭朋友圈扯出的四个人，都不在青岛，并都对陈慎昭不构成政治危害。其中高承志1926年入读天津南开中学，是长期参与组织活动的中共党员。这个身份，显然是1950年陈慎昭乐意提及的。师从赵元任的郭宣霖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1950年前后分别任教国立厦门大学和南昌大学。陈慎昭填报的信息显示，时郭宣霖在“北京革大”。湖南湘乡人曾昭抡1926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27年至1931年相继出任中央大学化学系和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938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1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51年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而潘光旦亦出身清华，1922年赴美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1926年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任教，曾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194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至少在1950年，陈慎昭社会关系涉及的这四个人，在政治上都是靠得住的。

在《中国民主同盟青岛支部盟员调查表》中，陈慎昭详细叙述了自1940年以来，在外部环境影响下，个人思想的转变状况：“从1940年起加入国立大学工作，眼看行政的腐败和贪污的作风，再加上我对国民党政府的厌恶心理，我的超级思想是相当深的。1948年来到青岛眼看美军的兽行，这个时候我对美帝的仇视更加深刻，想通了上列的因素一向只是在于概念的阶级观点，现在才和自己的思想实际联系起来。”

随后，陈慎昭剖析自己说：“解放后经过夏令的学习，去年担任学委会辅导员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理论和实际工作的相互考证考验和结合，使我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批评自己，使我初步地建立起了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经过抗美援朝的总运动教育了我，自己觉得过去十余年，在教会学校中所受到的崇美思想的毒素大已弄清，更觉得新中国的前途是无限的光明，而美帝国主义的前途是必然趋向没落与灭亡。学习‘实践论’揭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通过这基本精神来检查批判，我已经学的知识和教学内容，只有从外国教科书中解放出来，根据实际需要重新编写讲义，才能使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方法贯彻到教学中去。总之从这两年学习过程中使我深刻的体会到学习是提高个人政治、政策的水平，求得个人进步的唯一条件是作为一切事业的可靠保证。经过学习了解当前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提高认识水平的思想指导着我的各项工作前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会更好更有力量的完成工作任务。”

话里话外，透露出陈慎昭想成为一个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习气的“革命者”的愿望，真实并迫切。而在1950年，山大医学院教员中的诸如此类的“服从”者，自非陈慎昭一个。

可以“挂账”的食堂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出兵参战。四个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赴朝部队，越江作战。当年冬天重回青岛任教山大的赵俪生回忆，来的路上“正逢抗美援朝开始，沿途会车多是军车，战士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去了。”

1951年3月，山大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组成由冯雁忱、王滋才带领的32人首批赴朝医疗队前往前线。医学院学生王谨作为医疗队员，之后陆续以通信方式，报告了前线发生的情况及医疗队的表现。冯雁忱一时作为焦点，连续出现在青岛的报纸和无线广播中，受到广泛追捧。也就在冯雁忱赴朝前后，处在漩涡中心的魏一斋，结束了山大医学院的任职。

从1949年6月调入青岛到1951年2月离职，魏一斋深度参与了山大医学院的革故鼎新，并在一年半后脱身。离开青岛前的1951年1月19日，魏一斋与山大医学院第一级同学合影留念。魏一斋调往北京后，潘作新蜻蜓点水一般代理了几天院务，直到徐佐夏到任。

伴随着1951年3月山大医学院对大港搬运工人安尼林油中毒的一次成功鉴定，留学德国并获博士学位的药理学家徐佐夏接替魏一斋，正式调任山大医学院院长，医学院就此进入徐佐夏时代。作别者天各一方，各自命运跌宕起伏，千差万别。放大开看，对山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更多人来说，不论是远去者、上升者、观望者还是重塑者、停滞者、沉默者，也不论是志得意满、心怀不满还是惺惺相惜，各自对未来方向的把控，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至少在1950年秋天，各方面对徐佐夏的到来，都抱有不小的期待。传有一段趣闻，起初山大为留住由江苏医学院调来青岛的徐佐夏，除了承诺在政治上给予推荐人民代表的待遇，在生活上也想办法满足要求。学校派人开着吉普车，拉上徐氏沿着海边选房子。最终徐看中了莱阳路5号，学校用月租金22袋面粉的价格租下整座楼，让其住入一楼。这栋楼原业主是掖县商人宁文元，1929年至1931年陆续建成两排平房、车库、围墙和主楼，之后先租给一个英国人开旅馆，青岛沦陷后曾作为伪满洲国驻青领事馆，抗战胜利后成为青岛警备司令官丁治磐官邸，1949年由军管会接管。从这栋高出路面数米的楼房窗口看出去，海滨公园海天一色，风景旖旎。

1951年1月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完成合并后，医学院潘作新、张之湘、陈慎昭、沈福彭、金泽忠、穆瑞五、冯雁忱、秦文杰出任由36人构成的新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4月11日《新山大》公布华岗聘定的医学院各科系负责人，除了张之湘，另外七人皆名列其中：

解剖科主任：沈福彭

生物化学科主任：陈慎昭

药理科主任：徐佐夏（兼）

病理科主任：金泽忠

细菌科主任：田浩泉

寄生虫科主任：马贤成

外科主任：冯雁忱

内科主任：穆瑞五（兼）

骨科主任：沈福彭（兼）

皮肤科主任：穆瑞五

小儿科主任：秦文杰

妇科代理主任：何森

检验科代理主任：李元彩

X光科代理主任：卢筱英

耳鼻喉科代理主任：梁福临

眼科主任：潘作新（兼）

牙科主任：梁斌

1951年7月，沈福彭接替升任山大医学院副院长的潘作新，担任山东大学附设医院院长，军代表王滋才同时出任副院长。7月17日沈福彭在医院小礼堂就职，山大校长华岗到场祝贺。期间，作为彼此牵扯的同事，山大医院经历“再造”的老人，除了潘作新、沈福彭、陈慎昭、冯雁忱、穆瑞五，也包括内科主治医师朱慎斋、内科病学专家杨枫。

革新的过程，既瞬息万变，又拖泥带水。没有人能够逃脱“改造”和“被改造”的闭环。

前前后后“触角灵魂”的思想荡涤，令许多人刻骨铭心。

但对医学院的一些年轻学生来说，平日里在学校耳闻目睹的景象，并没有经历“风暴”的老师们一般时刻处在紧张之中。在1951年入学的山大医学院三年制学生王贤才眼中，学校的和谐开朗之风，很令他大开眼界。“医学院和农学院的水产系都在鱼山路的校本部。从鱼山路大门进来，去教室或回宿舍，都要经过校部的办公大楼。过道上挂着一叠校报（四开四版的《新山大》），用夹子夹着，挂在墙上，旁边有个朝上开口的小木箱，大约两三张A4纸的大小，写有‘无人售报’几个字。读者自己取报，把钱投进箱里。我们来来往往，不时走过报箱，眼见报纸渐渐变少了，没有了。我新来学校，还没订上校报时，也是在这个报箱买报的。有一次买报时，正遇上校报编辑室的同志添报，就好奇地问：有少钱的时候吗？那位倒有点奇怪：怎么会少？只有多的：零钱找不开，就多投了。”

另一件令王贤才记忆深刻的事，发生在食堂。“进门右手边是张大方桌，放着稀饭、米饭和馒头，还有一碟碟盛好的廉价小菜：芹菜酱干、肉皮冻、煮花生之类，明码标价，一般两三百元（两三分钱），不会超过500元（5分钱）。完全自助式：顾客自取饭菜，自己付钱。这里更简便，连收钱的木箱都没有，完全开放式：钱就放在桌上。找零也是自取。尤有甚者，钱不趁手时，可以‘挂账’。所以桌上除了钱，还有欠条，比如‘某系学生XXX欠洋多少，改日奉还。’下面是签名。服务员收拾碗筷时，也不以为意，随手放过一边，夹在一起。改天有钱了就来‘奉还’。也不必找人，放上钱，找出自己的欠条撕掉就是了。服务员说，欠条常在变，旧的去了，新的又来，倒也不绝如缕。”

但王贤才看见的“新风尚”，在山大三级教授赵俪生看来恰恰是严肃运动的“蝴蝶效应”。他的结论是，“恰好从1951年开始，我的生活内容也比以前丰富了点。这是肃反产生的副作用。”

“搓背”与“洗澡”

1950年5月，博兴路58号博兴药房的中医师王纯园被逮捕，两个月后执行枪决。68岁的王纯园是莱阳人，之前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鲁东区室学行社发起人。同期因涉嫌参与中统鲁东区室活动被审查控制人员，还有住松江路15号的山大工友王湘、住金口路29号的山大教职员许潍芳、住冠县路33号的山大职员许荫棠、市立医院医师董建国、丰盛路17号永川诊所医生张亚东、肥城路2号中医王学直、莱芜二路36号中医王象夏、四方路怡合诊所孙德年、唐希尧医院护士赵菖萍、同济眼科医院护士山蕴青、台西区医院护士朱玉兰。

这些巩固政权的肃清行动威慑力极大，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社会重生的塑造，不止在山大、山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也不止在医药卫生界，而是全局性的。作为新制度的实现形式，人民代表会议脱颖而出。经过层层筛选，308人在1949年9月组成青岛市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其中，由医务工作者及会计师、建筑师、律师构成的自由职业者代表，是陈志藻、陈鸿雪、刘桂英、杨淑美、王兴仁、缪瀛洲、陈绍芳七人。具有荣誉色彩的张公制、于春圃、刘仲永、赵纪彬、王德润、吴焕新六人，则以特聘代表身份出现在名单中。不料，患有高血压症的刘仲永1951年秋在参加人代会发言时，因过于激动，突发脑溢血昏倒身亡，享年68岁。这不论对方兴未艾的人民代表会议，还是阅历丰富的刘仲永来说，可谓都始料未及。

1950年2月青岛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代表402人，科学文化教育界的39名代表中，医务界有陈志藻、陈鸿雪、杨淑美、潘作新、刘荫相、刘桂英、檀树盞7人。到1950年9月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建时，医联筹备委员会及医务工作者已成单独序列，7人代表有：山大医院工作组组长王滋才及周亚伯、陈鸿雪、章拯民、黎萍、魏振灼、萧鸿远。第二届作为政府代表入选的卫生局长兼山大医学院院长魏一斋，没有出现在第三届代表名单中。

1952年，山大医学院的生物化学权威陈慎昭离世，终年46岁。陈慎昭是服氰化钾自杀的，诱因之一是遭人揭发是“特务”，并被绘声绘色地描述为会使用“双枪”。但另有叙述显示，服毒之前，陈慎昭实质上正被作为贪污嫌疑犯关在实验室“隔离”。1951年12月全国性“三反”运动展开，次年山大以反贪污为重点，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三反”检举揭发，查出有贪污行为者338人，占全校总人数的23％。同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的“忠诚老实运动”，亦风声鹤唳。据说获知陈慎昭自杀后，山大校长华岗极为愤怒，责令有关人员彻查，并重复说了两句话：损失几万元也抵不了损失一个专家重要，几万元买不了一个专家。

据赵淮清回忆，造成陈慎昭自杀事件发生的主要决策者，是山大一位副书记。华岗在陈慎昭被“隔离”时已得悉情况，曾表示过反对，说“教桌上哪来的‘老虎’？”并对有关人员表态，“不要怕别人说我们‘右倾’，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就行了。对陈先生首先应该解除隔离，在未拿到确凿证据前，还是一边教学，一边审查为好。”但华岗的意见并未获得执行，当事者“消极对待华岗的指示，对陈慎昭继续实行禁闭逼供”，最终导致其自杀。

陈慎昭之死的原因及华岗在事发后的愤怒，赵俪生在晚年的回忆中亦有清晰记录：“1951年我刚到山大后不久，就发生了山大医学院著名女教授陈慎昭服氰化钾自杀的事情，在刘宿贤领导下炮制的材料中说，陈慎昭是蒋匪帮特别培训出来双手会使枪的女特务。有一件事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在华岗校长的第二间会客室里等候谈话，听到在第一间会客室里华岗拍着桌子骂刘宿贤在陈慎昭问题上‘太左’啦，‘影响很坏’。刘不服，一摔门就走了。这是我亲见的，经49年犹历历在目。”

服从者以不服从的方式结束，不可谓不决绝。时代变局中的个体宿命，生命的坚韧与孱弱，是围绕着陈慎昭人生轨迹的无法重启的悖论。被造就、被局限、被改变、被唤醒，以至泯灭，其中的时代逻辑，其中的荒谬性，其中的性格凸显，都堪称现象。五年以后，山大历史系教授许思园在山大党委召开的一场教师座谈会上曾质问，“三反陈慎昭教授自杀了，如何处理没有下文，罪名是莫须有，而当时的那位书记却高升了。”

陈慎昭死了。时间在没有了陈慎昭的城市继续无声转动。

但时间发条上的喧哗，声响却越来越大。1951年至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作为常态工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是“搓背”与“洗澡”，成了山大医学院所有人无法逃避的关键词。上班回家，人前人后，“搓背”与“洗澡”都如影相随。1952年8月山大教务处编辑的两本《山东大学思想改造文集》，将此时山大在思想上“削番去威”的雷厉风行，渲染的淋漓尽致。仅仅从沈福彭和穆瑞五两个人近乎语无伦次的“洗澡”言论，就大略可以看出这场大风暴触及灵魂的深刻程度。

解剖科主任沈福彭：“自己的课程是内容丰富，完整一套，毫无可改。解剖学教的是人体结构，难道新的解剖另有一套构造不成？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根深蒂固，统治了一切”。

内科主任兼皮肤科主任穆瑞五：“我存在着严重的崇美思想并做了洋奴，对于祖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所造成的危害是难以计算的”，“我是中国人，但我的学术对祖国人民有什么贡献呢？相反地却危害了人民。我完全丧失了民族的立场，做了人民的罪人，这是多么痛心的事！”

在《山东大学思想改造文集》中，诸如穆瑞五“替美帝作了文化侵略的帮凶”这样的词句，比比皆是。不难想象，写下这些话的穆瑞五们，经历的颠覆性何其巨大。这个时候，曾作为光环存在过的布鲁塞尔大学医学博士之类头衔，已如同裹尸布一般肮脏。

不论从思想还是行为上，服从者的队伍愈来愈大，意志日趋统一。随着山大医学院从教的一波老人一个一个在“被改造”中脱胎换骨，一些陌生面孔相继出现，如有着美国西余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留学背景的金泽忠。金泽忠1904年出生安徽庐江，1929年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大病理研究所，1934年任教广西军医院病理科及广西医学院，期间陆续翻译《临床上白喉血清治疗之应用》及《“瓦斯战斗物”及“瓦斯中毒”》。1946年金泽忠转入美国留学，1950年8月从江苏医学院调入山大医学院，创建病理解剖学教研室，后入住到徐佐夏莱阳路5号房子的楼上。在时任院长魏一斋的积极运作下，与金泽忠前后进入山大医学院任教的，还有生理学教授沈霁春。金泽忠、沈霁春和之前获聘的田浩泉、马贤成等人的到来，弥补了山大医学院及附属医院教学与临床的薄弱环节，也打破了老山大医学院人事上的固有“山头”。

拔俗者的死亡猜想

1952年1月18日，被顾颉刚描述为“性情傲上而亲下”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丁山，突然死在了山大医院。而丁山之死，似是迷雾重重，并随之引发风波。丁山的山大同事赵俪生回忆，当时的山大学生尹铁铮说，“头一天学生们去看望，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死了。”随后，山大的一些在校生开始发难，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李定钧带头拦阻丁的遗体不准出丧，说要法院验尸。校方闻风而动，夜间在鱼山路校部大楼的六二礼堂召开紧急座谈会，当场宣布四川人李定钧是“托匪”，由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给李戴上手铐，由校警带走。就此，丁山之死的各种议论，遂一举压平。1987年赵俪生回青岛，遇到尹铁铮，问“丁先生到底怎么死的？”尹厉声说：“简直可以说是给害死的！”语毕，尹便痛哭起来。赵俪生说，这番哭，不是没有来由的。

看上去，丁山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1950年其曾在一份自述中坦言：“去年，青岛解放了，自念生活可以安定了！应该把我过去抄集的史料，全面整理一下，不必等待小屯总报告而先妄谈……”。另有记述说，其实1950年前后丁山已病痛难耐，住进山大医院检查，发现肺部已经溃烂到只剩下三分之一，无法治愈。而丁山之死之所以引发猜忌，除了病情，也和他的治学态度及耿直性情有关。

丁山1901出生，安徽和县人。1924年考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1926年任厦门大学助教，次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与鲁迅、顾颉刚、陈功甫等人同事。1929年至1932年其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专任研究员，后20年间轮番出任中央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教授，并三度赴山东大学任教，最终将生命结束在青岛。

入门之初，丁山侧重于古文字与音韵研究。1920年代末转向甲骨文考释，所作《说文阙义笺》《数名古谊》《释梦》，对甲骨学的发展有突出贡献。之后其潜心商周史及神话学研究，将甲骨文、金文的考释融汇其中，见解敏锐且富有探索精神，形成独特学术风格。续有《吴雷考》《宗法考源》《辨殷商》《新殷本纪》《商周史料考证》《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古代神话与民族》等著述。在新旧交替的山大文学院，丁山“一览众山小”的恃才傲物，资本足够。

1951年山东大学在校教职员工调查表中，对丁山有如下评述：“在学术上很有地位，为国内有数之甲骨文专家，因而养成其骄矜之气。对新诗表示鄙视，说鲁迅尖酸刻薄有失温柔敦厚之旨。因而有人说他顽固。但其顽固并非党性的。事实上他并不专门反对共产党，解放后反说‘中国有希望了’。他有点旧社会中的学究味道，又颇‘耿介拔俗’。”而在丁山档案中，有学生记录了其在课堂上的讲话：“我告诉你们，历史学问题，这不是你们能知道的问题，你们满脑子都是社会发展史问题，将来你们出去,那一套是卖不出去的。”与此同时，记录显示校方曾接到学生反映：“我们向丁教授提意见，请他暂不讲度量衡，因为跟中国通史的学习配合不上，丁教授在课堂上发了脾气，以后的两堂课就没有来上。”

一个“耿介拔俗”者的性情，跃然纸上。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不完全服从者，丁山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背影，孤独且坦白。赵俪生在和夫人高昭一同出版的回忆录中记叙，1951年的一个冬天清早，“唯我独尊”的丁山到合江路宿舍来回拜他。因为丁从来不回拜人，所以这个举动让作为后学的赵受宠若惊。那天丁山穿一袭灰罩皮袍，长围巾，拄一根拐杖，看上去绝不像四十九岁，俨然六十多岁老翁样子。告别时，赵俪生送丁山出门，丁说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原来他有一个弟子叫刘敦愿，住在合江路宿舍门口，此时正在苏州进修，其母病死，这天去埋。赵俪生看见街边一个老年校工正拉一辆地排车，将一具薄棺安放车上准备往墓地拉。丁山赶上前，摘下棉帽，向拉车人深深鞠了一躬，弄得那人不知所措。丁说：“我叫丁山。是山大的丁山教授。棺材里的，是我学生的母亲。他学习去了，没人送葬，请你把她埋好。钱已付过，我再给你鞠一个躬！”这一情节，赵俪生亲眼目睹，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赵俪生记忆丁山，是因为机缘巧合的遭遇，也源于他与丁山曾惺惺相惜。大变革年代的青岛，丁山之死的种种猜想，很快就在噤若寒蝉中灰飞烟灭。走过山大医院在平原路上的太平间，已没有人想起曾死在里面的丁山。

丁山身后留有三女二子，最长16岁，最幼5岁，由妻子陶梦云照料。据研究者朱斌的叙述，1959年9月顾颉刚到青岛疗养，曾向陶询问丁山生平，陶遂将丁山遗稿托付顾颉刚设法出版。到1966年5月，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写了“丁山事迹”条，全文四百余字，这成为仅见的丁山生平文字。

捕风捉影的细菌战

新政权刚刚站稳脚跟，战争的影子便接踵而至。青岛地处海防前沿，各种预警时不时会窜出来，搞得人疲于奔命。而每每遇到这些猝不及防事情，山大医学院和山大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需要冲在前头。早在山大医学院院长魏一斋还没有离职的1950年2月末，又有国民党飞机袭扰西镇四川路一带，伴随着由远及近的轰鸣声，魏一斋率领着冯雁忱等十多位白衣人，随即赶往现场，做好抢救伤员的准备。因为不知破坏力有多大，为防万一，魏一斋另外还组织了四个近百人的救护预备队，在不同地点待命。

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1952年2月朝鲜战争期间，媒体揭露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这个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不久有传言，青岛市区一些山头和远郊，也发现了异常昆虫和物件，推测可能是美国空投的携带病菌的载体。青岛与东北隔内海相望，高空投掷物飘落青岛，不无可能。1951年考入山大医学院的江西九江学生王贤才回忆，大约在1952年三四月间，学校突然宣布停课半月，接受反细菌战紧急训练。山大校长华岗的动员报告里，有句话令王贤才印象深刻：“学校停课和工厂停工停产一样，都是非常严重的事。”立刻，王贤才就意识到事态非同一般的意义。

停课期间，医学院学生集中在体育馆上大课，讲课内容是鼠疫、霍乱、斑疹伤寒等可能用作细菌战手段的传染病。因为事发突然，没有教材，也来不及编写讲义，学生就一边听老师讲，一边记笔记。

听完课，医学院学生就被分到外院外系做“技术指导”。王贤才被分到山大工学院，匆匆赶到时，二三十人已集合完毕，等待出发去寻找可疑昆虫和物件。作为医学院派来的“指导”者，王贤才把刚被灌输的一些知识“现买现卖”，并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进入现场前，一定要把袖口和裤脚都捆扎好；二是遇到空中飞来的昆虫，扑打前先要抢占有利方位，也就是关注风向，站在上风头再出手扑打，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在这场紧锣密鼓的反“细菌战”动员中，山大医学院和理学院植物系，都抽调了老师参与技术鉴定工作，如1946年入学并已毕业留校的周惠民，就是以病理科助教身份加入的。鉴定组由植物系教授王祖农负责指导，任务是接受市里和学生们送来的可疑标本。在周惠民的记忆里，他们大约做了两三个月就悄悄结束了，因为没有什么重要发现。后来分析，这番风声鹤唳的“细菌战”，大约是场虚惊。

闻风而动带来的风风火火，终究不是医学院学生学习生活的常态，王贤才在山大医学院三年里的日子，记忆最深的反倒是些平平常常的琐事，看得见人间烟火，听得见寻常呼吸。晚年其在《五十年代山东大学校园往事》中记述，有一个温州来的高姓同学，同班同宿舍，高中毕业后曾在小学教过两年书，老家有个双目失明的母亲，经济不免就拮据。此君长年穿着黑布或者灰布长衫，背着自制的黑布书包，皮肤白净却瘦骨嶙峋。期间他找了个家教的职务，辅导一个小学四年级男生。每天下午4时，他到小学门口去接他的“小东人”放学，回到家做功课。5点半钟佣人开饭，陪小东人一起吃。8点钟女主人回来，或者从楼上下来，他就可以走了。在他的印象中，女人长得很好看，对他很客气，但却透着冷漠。后来他知道，那是孩子的后妈。他没见过孩子的父亲。据说男主人要很晚才回来，还常常不在青岛。这份家教的职务，对他有意外之喜，就是他可以把吃剩的饭菜带走。这以后，王贤才的高姓同学就不进饭堂了。每天早晨和中午，他就用带回来的饭菜度日。与王贤才同学三年，高姓同学自己几乎没什么花销，不抽烟，不喝酒，也没什么休闲或娱乐花销。在校期间，他只看过两次电影，就是纪录片《抗美援朝》第一部和第二部，都是学校免费组织的。

检索王贤才所在的1953年山大医学院三年制毕业生名单，高姓者只有一人。

就社会医疗层面而言，改变亦前后衔接。1949年前后从东北回到青岛与父母团聚的女助产士李德新，一度与教会的几个姊妹在平度路开设了一家产科诊所，门口设置一个外拉的大抽屉，用来收纳弃婴。这些被遗弃的婴儿，经过产科诊所的联系渠道，都一一找到了匿名收养的家庭。公私合营后，平度路诊所并入公立市南区医院，她被调动到城区东郊浮山所医院担任助产士，很长时间一个人住在那里。她的宿舍隔壁，是一间L形状的产房，中间放置着一张棕色皮革的产床，一天到晚湿漉漉的。产房门口的院子里，常年堆积着烧锅炉用的煤面，一刮风，像个煤场。

一群医学生和一个新生儿

1952年，山东大学医学院迎来第一个收获季，医学系相继送出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毕业生。这是一颗年轻的生命之树结出的第一批果实，也是在校园内见证了面貌迥异的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一群跨越分子。新与旧，保守与激进，思想与科学，个人与集体，是嵌入在这个知识群体身上的身份胎记，相互制约，相互促动。

是秋，山大医学院工会为即将进入医院实习的首届毕业学生举行了欢送会，院长徐佐夏在讲话中开宗明义：“过去，我们的先生缺乏，今天，不但我们的教授和助教阵容已空前地坚强，我们还要不断地派人出去，培育师资，将来我们永不乏后人，而且要帮助别人。”

第一届和第二届毕业生合计54名，这份毕业生名单中的每一个人，与他们在山大医学院的老师一样，接下来都将面临着一系列的考验。

第一届16名毕业生：王谨、王者兰、冯义生、石珍荣、刘猷枋、孙恒麟、张岩峰、邱祖荫、林绍芳、周惠民、娄惠生、郭成佩、逢诵履、戚味陶、曹来宾、魏金陵。这16人中间，没有1946年首批入学的湖南学生刘湘梅。1949年初她随未婚夫去了台湾，入读台大医学院，随后赴美国留学。

第二届38名毕业生：于利甲、王惠溥、江克强、刘殿珍、刘绍英、刘润珊、刘永安、张宝泉、张言志、张志杰、张继志、张俊生、张怡君、李文禄、杨湘娟、陈守经、邹国祥、孙懋昶、居芸珍、耿效舜、徐令巽、韩仲岩、戴祖海、于迺文、孙慧贞、谭长礼、王真、徐世英、窦长杰、王黎丽、秦丽珊、张公望、王忠英、张型珍、王月新、曹召兰、汪秀明、刘方贤。

青岛一地，给54名山大医学院毕业生搭建的舞台，已足够宽阔。一份公开文件显示，1952年“年全市共有公立医院、卫生所及疗养院18处，病床989张，医务人员597人（以上均包括山大医院），较五零年医疗机构增加了6处，病床增加了417张，医务人员则增加了237人。”也就是在1952年，为更好的服务工业化社会需要，山大医院设立了肺病门诊，同时组建心电图室。

1952年秋季开学以后，国家对大学生釆取全包的政策，山大医学院学费全免，伙食费也不用交了，自己开伙或在家吃饭的，还可把伙食费领出。贫困生每月另发零用钱，病了有公费医疗。这项措施，解决了很多学生的后顾之忧。

接下来在1953年1月5日，已从山大调往中山路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刘禹轩，在山大医院迎来了他和妻子朱文蕙的第一个孩子。“夜四时，蕙见红，并开始阵缩。早饭后，偕同赴山大医院。晚七时我再去时，已入产房，等至九时半，护士说生了一个女孩。到产房去看，蕙说，下部破裂，缝了十几针，无痛分娩有效果而未达到理想。我说：‘那就是汐了？’她笑着说：‘汐’。护士抱着汐说：‘看看你的小孩吧。’蕙说像她，不像我。黑头发，并不难看，还睁开了一双小眼睛，映着灯光发亮，哭也不哭，可惜没细看就抱走了。等蕙从产房被推到‘病’室后，我才回来。在‘病例’上这样写着：‘病人腹坠很急，对无痛分娩信心很强，较安静合作，现在产房待产，情形平常。’”。

刘禹轩的妻子朱文蕙，也在1953年的第一个星期一，记录下了女儿的诞生：“汐终于在今晚八点三刻出来了，很像我。我在产房时，听说爸爸在外面等了很久。在我们结婚的时候，轩曾说过，当我生产时他要在产房外面渡来渡去，直到听见孩子的哭声，这情景终于在今天实现了。”

1953年秋天，迎来毕业的新一届山大医学院学生，继续生成着促进公共医疗进步的年轻力量。在里面的每一张面孔，对未来都不无期待：马崇礼、方松林、王永泉、王荣桂、冯淑欣、冯珏孙、刘谨厚、刘文德、孙模世、曲钧庆、朱利朝、朱震、江锡平、宋希余、李茂吉、李维新、李培霞、张紫萱、张福临、张默道、张慧影、杨梅怀、陆卓珊、陆金城、邵济钧、郑瑶琴、周元晏、周秉文、赵学文、赵斌、高钟、曹承琪、曹绍基、梁延杰、崔正言、徐维成、谭绪恕、穆东凯、魏美恩。

1953年的毕业生中间，包括了一部分三年制学生。这份名单啦的人数，长于同年毕业的本科生：王顕英、王成祥、王建英、王贤才、丛敏、石玉刚、刘以安、刘镜如、刘钺、刘丕仁、孙慧贞、孙梅芳、孙恒信、孙鼎会、朱崇贤、辛成治、李宣奎、李丕信、李广骏、李静瑜、杨高升、杨来春、张学知、张在鹏、张新贤、吴士学、苗素爱、郎静娴、苑自刚、高立中、诸葛寿、倪文才、徐宗智、徐淑梅、翟聿居、徐善修、黄玲爱、戚立恩、隋成祥、常恩惠、褚维章、潘珍熊、傅春荣、魏志腾、冯友翰。

这些毕业生的相当一部分，留在了青岛。

1953年三年制毕业生王贤才，晚年记录过一桩拍“毕业照”的往事。进入1950年代，去掉了“国立”两个字的山东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样，都取消了学位制，并且不拍毕业照。临近毕业的山大医学院同学虽然心心念念，但大势所趋，也就无话可说。但在离校前的政治学习期间，王贤才忽然发现大家暗中在三三两两地传看一种半身照，一问，才知道竟是戴“方帽子”的毕业照。原来市区有个照相馆，不知怎么弄到一件“行头”，就跑到校内私下兜售，悄悄联系上有拍照意愿的同学，找个背人的地方，“咔嚓”一声完事。

这事很快被班干部发现，遂提出批评。可到了这个时辰，班干部说话也不灵光了，“咔嚓”声就一个接一个传递。大约是难以抵御的诱惑实在太大，有个班干部也偷偷跑去照了。后来几个班干部都去拍，拿到相片左看右看，还自我解嘲：“其实也不算什么，就是做个毕业游戏吧。”“毕业游戏”的“说法”就此传开，很快成为毕业生的“共识”。

王贤才知道这事有点晚，因为那些日子他正忙着为班上一个私交好的同学“牵线搭桥”。那同学抓紧离校前时间追的女生，是刚从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曾是王贤才实习时的病人，与王贤才比较熟。等到王贤才知道“毕业游戏”时，医学院已公布了分配方案，马上就要离校，在校内游走的照相师傅也撤了。

正当王贤才懊恼不已时，有位不知为什么也耽误了“游戏”的同学却想“亡羊补牢”。王贤才说学校规定明天晚车全部离校，照了也取不了。他说没关系，可以寄到家里。王贤才一听，顿时来了精神。本来正要去理发，立刻决定改做“游戏”去。

问清照相馆在中山路，王贤才和同学狂奔而去。老板见两个年轻学生神情诡秘，足将进而趑趄，口欲言而嗫嚅，一下子就明白了，笑眯眯问，你们是要做“游戏”吧？两人旋即点头称是。老板把二人领到后面的一间小摄影室，椅子边上就放着服装和“方帽子”。前后几分钟，“游戏”做完。在柜台交上钱，写好信封，留下两角钱的挂号信邮资。一张亦真亦假的毕业照片，就尘埃落定了。

一些人走出校门，一些人又进入校门。1950年代初，黄台路原省立青岛临时中学高七级的任世英和同学崔自介，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1955年毕业后，两人都被分配到了江苏路山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之后十年，如崔自介和1953年毕业生张默道在普外肝胆外科上所发挥的专业引领作用，新一代本土培养的年轻医生，开始逐渐成为山大医院的活跃元素。

巴甫洛夫反射效应

1950年代之后，中苏进入蜜月期，各行各业都要遵循苏联模式，高等教育革故鼎新的路径，便唯有亦步亦趋。山大医学院的教学组织原来叫“科”，如解剖科、病理科、寄生虫科，但苏联体系叫“教研组”与“教研室”，山大也就随之跟进；考试过去沿用的百分制也学习苏联，改成“5分制”；苏联设立“课代表”，这边同样依葫芦画瓢。1951年入学的医学院学生王贤才回忆，“苏联高校还有所谓‘6时一贯制’，就是上午安排6节课，把课都集中在上午，下午时间全给学生自己支配。我们也搬来了。但是这条学得有点困难，因为贯彻不久就发现：4节课后，同学们已饿得饥肠辘辘，无心听课。所以这条‘先进经验’持续不久，就在全国高校悄悄废止了。”

对医学院校来说，全局性的大动作，是学习苏联巴甫洛夫学说。巴甫洛夫是俄国的杰出生理学家，因发现条件反射曾获1904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苏联认为不仅生理学，整个医学都应纳入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的指导。在王贤才的印象中，山大校领导还专门作过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动员报告。随后山大就有苏联专家讲学，说条件反射广泛存在，意义重大，例如给蚕添加桑叶食料时让蓝灯闪亮，就能建立“条件反射”，以后只要蓝灯亮起，所有的蚕都会把头昂起，期待新料。王贤才回忆，讲演结束后，山大解剖学教授沈福彭从比较解剖学的角度提问，说按巴甫洛夫学说，条件反射是在高级神经系统也就是大脑皮层建立的。但蚕是低级的蚕蛾科动物，没有大脑皮层，能建立条件反射吗？或者说，它们这个反应是属于条件反射吗？沈福彭的一席话，令会场顿时哄然，议论纷纷，苏联专家也很意外。他没有正面回答沈福彭的问题，仅仅礼貌性回复说沈的意见很好云云。

沈福彭的求真务实态度，给王贤才留下很深印记，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之后，他常常提起这事，说有些苏联的水平专家不如我们教授，直到引来横祸。

沈福彭这般行事，并非没有客观原因。1954年他到北京开会，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一时间颇受鼓舞，自信心也一并升高。他随即给在美国的妹妹沈淑瑾写信，表示“我们饱经了旧社会的苦，现在洋人骑在我们头上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已经到来，新中国的建设开始了，这是周总理的号召。回来吧，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在他的劝导下，沈淑瑾和丈夫遂启程回国。

经过1950年代初的资源整合，青岛市区公共医疗逐渐形成三级体系，最顶层为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以及一些市级医院，包括市立医院、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女儿童医院、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皮肤病医院；中间一层是区医院，大致每个区设置一家，如台西医院、市南区医院、市北区医院、台东区医院、四方区医院、沧口区医院，以及一些行业医院，如海军、公安、铁路、商业、港口、纺织和四方机厂医院等；最底层是各个区医院下设的门诊所，由之前众多的小型私人医院合并而成，统称为联合诊所。

文献显示，青岛公共医疗的成长之路，逐年拓展，辐射范围与普惠性都明显提高。1954年7月11日，在青岛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少庸所作的《1953年以来的工作及今后意见报告》披露，不包括工厂企业的医疗机构，1953年青岛共有公立医院、诊所、疗养院36处，较1952年增加了33％，病床1546张，较1952年增加了28.3％，医务人员951人，较1952年增加了44.75％。而1953年山大医院开展的外科肺叶切除和食管癌根治手术，则打开了向尖端领域进发的大门。

1954年，山东大学医学院有57名学生毕业，为历史之最。这些学生是：鲍含诚、陈嘉会、丁士海、冯继伟、高成之、公宁、宫懋芳、郭小远、韩玉歧、黄道钧、黄世坪、姜均本、李安辉、李良娥、李培昌、刘克逸、刘隆信、刘绍颜、刘树桢、刘素珍、刘占杰、孟庆洲、穆怀廉、彭廉媛、司福余、孙泽禧、谭仁昌、谭允西、田德温、万培业、王克先、王立民、王全英、王世璞、武秋华、吴允明、萧鸿兰、阎克、杨瀛、杨为俊、于震、于彦铮、于怡箴、袁进华、战其民、张保全、张际昌、张继尧、张世恩、张祚祥、赵介民、周仁恕、纵瑞森、毛裕娴、高瑞雪、徐可大、郭金栋、韩俊淑。

57名毕业生，至少有两个人是子承父业，一个是穆瑞五的儿子穆怀廉，一个是丁介眉的儿子丁士海。穆怀廉分配到了山大医院耳鼻喉科，丁士海则外派学习后留校。1954年丁士海毕业的时候，山大医学院院长徐佐夏提出的“我们还要不断地派人出去，培育师资”的做法依然持续，以解决教学师资紧缺困局，于是在解剖科主任沈福彭的举荐下，丁士海被选派到北京医学院解剖科高级师资培训班学习。一年后丁士海学成归来，获得留校任教资格，从此厮守三尺半个多世纪。

1955年，包括任世英和崔自介在内的新一届山大医学院学生毕业，更多的医者走向社会，接受工作和生活的双重检验：孙慧宽、郭振武、李祖谟、汤爱霞、陆懋云、陆荣庆、姚永鸿、王骤、王钦玉、孙宝祯、陈毅勇、徐瑞章、林惠彬、张樗、范基昌、张培熙、崔自为、郑孝浦、法乐寰、童夙明、王蕙仁、黄华楼、王瑞晋、卢世英、章华础、谢庭槐、许长照、丁永义、盛洪声、赵志凛、梁美庚、魏振喜、董建业、徐大中、张宁、卫敏行、李元生、宋云龄、焦中奎、丁吟芳、孙人麟、生宪章、元文彬、王见义、王文兴、徐天利、顾曼芳、高衍裔、程宓、邢温玉、姜鉴彻、乐兴祥、沈芳兰、任世英、朱梨馨、何志诚、田玉聚、崔自介、黄婉芬、章明、王维善、郝同尧、周顺昌、王素、施翔南、孙宝衡、张之涵、范广泽、孟济生、高士伟、李增松、左继统、吴金荣、张培珠、胡玄君、周彩菊、张基美、马梅弟、刘伏岚、喻惟恭、徐功元、于吉明、童秀珍、林坚强。这一届毕业生中，有包括苏州籍徐功元在内的一些学生，积极响应组织号召，自愿奔赴到西北等偏远地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值得记录的是，1955年7月山大医学院的毕业生文凭上，只有两位山大副校长和山大医学院院长署名。因为这时候，山大校长华岗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已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署名权自然也就被剥夺了。一张没有校长署名的毕业文凭，最终成了一段政治纷争的记忆凭证。

到1955年，山东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累计为282人。

自立门户

1955年的时候，除了建筑物和一些配以山大医院编号铭牌的检查设备，江苏路山大医院里面的旧时代遗迹，差不多都被清除干净了。院子里的樱花树在春天依旧盛开，尔后花瓣掉落消匿，仿佛没发生过一样。是年9月，年迈的栗本定治郎在东京《日本医师会》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皮肤病与温泉》的论文，看似依然延续着他作为皮肤病专家的本业。十多年之后，其过去执业的地方天翻地覆，即便拿着显微镜寻觅，也难以找到蛛丝马迹。三五个还隐约记得栗本定治郎的医院留用职工，也只在私底下偶尔念叨几句似是而非的往事，看到有人走过来，话题便戛然而止。

1955年，福建同安县的印尼华侨翁维权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成为以山大医学院名义在青岛招收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到1960年毕业时，翁维权毕业文凭上的学校名称，已改称青岛医学院。这是1946年秋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在青岛建院以来，第二次更换称谓。

1956年在山东大学迁往济南前夕，山东大学医学院获准在青岛独立设置医学院，由卫生部直属管理。山大医学院院长徐佐夏转任青岛医学院院长，45岁的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崔戎，亦由山大党委副书记调任青岛医学院党委书记。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随之成为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就此，青岛本地人对江苏路医院的叫法，就处在了“山大”和“青医”这两个缩略词的切换中。话一出口，人人皆知。

1956年，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两件事被历史记录，其一，首次发现镰刀菌引起角膜溃疡病，填补了国内空白；其二，最早开设避孕门诊，触发了本地节育医疗的滥觞。

同一年，曾在之前多个历史节点扮演“摆渡人”角色的潘作新，主持创立青医眼科病理室，为眼科学的长足发展嵌入了脉络清晰的根基。同一时期，潘作新出任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青岛医学院副院长。对潘作新来说，江苏路医院里面的樱花树和黄台路青医校园里的银杏树，尽管相距几公里，却情同手足。

1956年夏天，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崇武到青岛疗养，住在栖霞路，期间因为血压高，由山大历史系的赵俪生介绍找内科主任杨枫诊断。杨枫看过后，让其去寻印度蛇胆治疗。转过年，王崇武被发现是癌症晚期，很快病逝。赵俪生在山大期间，除了与人文学科的丁山、童书业、吕荧、黄公诸、方未艾多有交往外，与医学院的杨枫也颇多往来。但纵然是经验丰富的杨枫，依然没有挽救王崇武的性命，所谓世事难料，可见一斑。

与青岛的其他执业医生相比，杨枫对诗棋书画的酷好，近乎痴迷。从重庆到青岛，在不同的关注氛围与生存境遇下，其与徐悲鸿、张书旗、陈之佛、胡小石、丰子恺、李苦禅、王君华、石可、王国华等好友均时常往来，并与常任侠、赵俪生、黄公渚、端木蕻良等人也保持了长时间的友谊。不知道王崇武之死，对被徐悲鸿视为医术“奏效如神”的杨枫，有无触动。

1957年的《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展示了青岛卫生事业的发展成就：“我市现有医疗机构41处（包括行政系统及医学院附属医院），比解放初期增加26处，今年又修建传染病院一处。其中有关防疫、保健机构基本上都是解放后建立起来的。现有病床1769张，比解放初期增加了1209张。”期间青医外科向尖端领域迈进的标记，包括1956年开展的纵隔肿瘤切除手术，1958年进行的结肠间置代食管术应用于食管癌的根治术。这些看得见的变化，被青医附院皮肤科副主任李景颐用诗句归结为“六亿人民竞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丰”。

考验接踵而至。1957年2月贵州爆发流感，一个月后传入青岛。3月21日至4月15日贵州流感在本地演变成全面爆发，全市发病者约有32万人，平均罹患率超过30%，12家工厂缺勤达到19314天，有9人因流感合并肺炎而死亡。流感流行期间，政府向市民发放钙克斯片、紫苏荆芥等预防药物，限制使用公共水杯和未经消毒的餐具，同时停止大型集会活动，要求不接近病人，不到病人家中串门。

也就在这前后，青医附院副院长王滋才的父亲王振岐，从老家招远来到青岛投靠儿子。王滋才1949年6月参与接管山大医院前，曾在招远、黄县、掖县组建鲁东抗日救护队，期间王振岐卖过20多亩地，为儿子的救护队购买器械和药品。

青岛医学院和青医附院建立两年后，管理权由卫生部划归山东省政府。服务鲁地医学发展的方向侧重，愈加明确。1958年2月，张立文被任命为青医附院院长。接下来一个月，在“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中，医学院校内的几乎所有墙壁都被各式各样的“双反”大字报覆盖，总数接近10万张。

1958年秋冬，随着窑炉林立的黄台路青医本部成为了“大炼钢铁”的标杆现场，江苏路青医附院的钢铁大战，也进入如火如荼阶段，产量不断跃升。同一时间，前山大医院院长沈福彭，在经历了一段幽暗的人生颠覆后，孑然栖身青医解剖教研室，相继进行着《心血管解剖学》《骨关节解剖学》和译著《泰斯休解剖学》的撰写。这些孤立无援的岁月，被“垫脚石”模样的沈福彭以坚硬与沉默，一一挨过。而在与现实节拍相适应的过程中，穆瑞五麾下的皮肤病专家李景颐，则以诗作《交心有感》，表达了“灯节时令菜花黄”一般的心悦诚服：“皮之不存毛焉附，自我改造意方通，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计无穷”。

在1950年代晚期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作为青岛医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的崔戎，仅仅在这个岗位上呆了四年，就被以“右倾投降主义”的罪名扫地出门。这对这个早年意气风发的学生运动领袖来说，在劫难逃的宿命，似始料未及。

有用和无用的切换

这边青医附院里大炼钢铁的时候，对面高台上的基督教堂已停止礼拜。标志性的钟表楼和附属建筑，成了医院的一部分。弥赛亚信仰的喘息空间，被压缩到了完全私人化的狭窄角落，惶惶不可终日。而在周边农村，饥馑和医疗水平低下带来的高死亡率，亦成为困扰地方政府的一个难题。尽管各方面绞尽脑汁想办法，但真正能够摆脱窘境的药方，并不在基础政权手上。

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得益于政策倾斜带来的资源优势，情形要好很多。其中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获得的资源分配就更多。在朱树屏儿子朱明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与青医附院的沈福彭、杨枫、冯雁忱、尹学熙、潘作新、张之湘、史道生、穆瑞五、陈鸿雪等医生，都私交甚好。家里大人小孩遇到感冒发烧之类情形，会就近找人解决。平时头疼脑热去青医附院看病，值班的老朋友也热情招呼。朱树屏1946年在山大创建水产系后，受中央研究院邀请短暂南下从事舟山渔场海洋调查，1951年返回青岛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同年3月同城调入中央水产实验所任所长，并兼任中科院海洋生物室和山大水产系的学术职位，期间承担了许多重大海洋水产科研项目，同时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待遇。

进入1960年代，不论是作为统战考量还是现实需要，与朱树屏夫妇要好的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作为不同领域的学术权威，相继被吸纳进地方政协领导层，彼此的住处都不远，年龄相近的孩子就自然形成交往圈子。这个圈子的结构形态，与机关宿舍以及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大致相似，却因为悉数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耳濡目染之下，眼界、趣味与习惯就各不相同。期间朱明与杨枫的两个儿子杨刚、杨宁，尹学熙的儿子尹惠中，沈福彭的儿子沈毅，穆瑞五的儿子穆怀廉，都有密切接触。一些气味相投者，彼此引为知己。

对朱树屏这些知识分子来说，见证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与个人思想也事业进步息息相关的大事情。1950年代中期，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取代。1954年7月，重组的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随后在1955年5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岛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宗教人士占比增大。1961年5月，青岛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何森、沈书府、辛恕堂、章拯民、姜维翰、魏振灼、萧鸿远7人作为医务界代表出席。这份人民代表名单，已与1950年之前的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大相径庭。代表中的章拯民与辛恕堂，都在本地从业多年，经历了政权更替的洗礼，章拯民抗战结束后曾任青岛市医师公会理事长，辛恕堂同期则是青岛市国药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在两年后召开的青岛市人民政协三届委员会上，徐佐夏、陈志藻和朱树屏等7人当选副主席。

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1961年考入青岛医学院的陈一鸣，选修了精神医学课程，临床老师是青医附院神经精神科主任韩仲岩及门诊医生公宁、藤锡衡。其中韩仲岩和公宁，分别是1952年和1954年的山大医学院毕业生。精神病学有两次去精神病院见习的机会，见习医院是四方吴家村的精神病院，而这所医院的院长，恰好就是战后参与接收江苏路青岛病院的王斐先。就职青岛精神病院之前，王斐先曾任职青岛公安医院。陈一鸣在《忆我的精神医学启蒙课》中记述，王斐先讲话温和，颇有学者风范。他在青岛精神病院的助手，是1955年毕业于山大医学院的王见义。

这期间中西医结合崭露头角，曾于1934年主编《青岛民报》中医药副刊的陈鸿雪，出任了青医中医教研组主任兼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陈鸿雪1910年出生江苏无锡，1949年作为医务工作者及会计师、建筑师这些自由职业者的七人代表，与陈志藻一同参加了青岛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之后其参与编著《中医学讲义》及《温病学概论》，并一直为中西医结合探寻前路。陈鸿雪之后，本地老中医史道生亦在1958年被聘请到青医附院工作。

进入1960年代，伴随着杨枫与青岛书画家们日复一日的苦中作乐，时间的发条变得愈来愈麻木。藤花书屋主人王君华的儿子王家栋回忆，杨枫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到父亲那里去一次，笑呵呵的谈天说地，获得片刻的精神释放。间或，几个老友还会彼此搞些恶作剧，嘻嘻哈哈一番，仿佛世外桃源。王君华的家湖南路49号，自题藤花书屋，不论从青医还是青医附院，或者是杨枫的住所，到王君华家的距离，都在一个中年人步行可以接受的范围。在版画家石可儿子石鹏的记忆中，这段时间杨枫对书画的痴迷，似乎已远远大于本职工作。石鹏说，王君华先生家的房子大，且有丰富的书画金石典籍收藏，所以就成为了老辈书画家们的据点，有事没事就往一起聚。杨枫放下“有用”的医术，在“无用”的艺术上流连忘返，背后的缘由，耐人寻味。

与此同时，与城市不断恢复的经济运行状况相适应，青医附院的医疗分工更加细化。继1959年建立神经外科之后，1960年呼吸病专业组与内科心血管专业组相继建立；1962年神经内科独立建科并设置内科血液专业组。与此同时，设立配备三名专职麻醉人员的麻醉组。这些努力，在相对意义上完善了医院的功能配置，提升了医疗水平。

1962年4月，在樱花盛开时节，一位来自即墨县孙唐村的病人到青医附院就诊，初诊为痢疾、肝硬化、贫血，但进一步检查，在大便与胆汁中发现了华枝睾虫卵。医生随即前往寄生虫学教研组，询问马贤成的看法。作为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理学硕士，其十多年前主持创办山大医学院人体寄生虫科，是该领域的权威。马贤成和几位同事确诊，患者为华枝睾吸虫病并发早期肝硬化、低蛋白血症、继发性贫血。这一罕见病例触发了一个预警信号：南方华枝睾吸虫病，在北方出现了。马贤成等人立刻上报病例，并组成调查组深入即墨乡村勘察，结果发现相关地区感染率已达14.7%-22.1%。马贤成和年轻医师们一起，继而开始走村串户巡访，边查寻边治疗，同时提出了全面防治建议书，及时阻止了小虫华枝睾的蔓延。1964年，外文版《中华医学杂志》刊发了马贤成撰写的《华枝睾吸虫病在山东的发现及皮内试验的诊断价值》，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1963年11月初，黄海水产研究所所长朱树屏胃痛加剧，由胃痉挛引发各处痉挛，咬肌痛导致吃饭困难，无法工作，遂去人民医院住院。由从山大医院调任的内科主任尹学熙负责治疗，经过两个多月电疗、热疗、体疗及服用疼痛药，胃痉痛减轻，其他痉挛停止。1964年2月17日，朱树屏在医院给水产部副部长史敏写了一封信，报告病因、病状及可能发展趋势：“交叉神经失调→胃内逐步失却消化功能→有关细胞退化萎缩→无胃酸→各种细菌繁殖→各种有关病症→可能癌。”朱树屏所住的安徽路人民医院，前身是德国福柏医院，1950年代以后改制成为市直机关干部医院。1964年3月朱树屏从这里出院重新开始工作，但身体已大不如从前。

1960年代中期之后，青岛医学院和青医附院跌宕起伏，命运多舛。1964年1月，青岛制革厂工人因与动物皮毛接触，出现了17例炭疽病感染者，死亡两人。青岛医学院和青医附院的专家参与了患者的现场抢救，并对控制炭疽疫情扩散，提出了专业建议。同年12月，青医附院耳鼻喉科某医师在为患者进行乳突根治和鼓室成形手术时，导致病人严重致残，被认定为二级责任事故。随后在1965年7月，刘华甫被任命为青医附院院长，张立仁为副院长。稍后杜湘调任青医附院党委书记。

大迁徙

1960年代中期，日趋激烈的政治路线分歧造成了社会基础层面矛盾白热化，日常生活轨迹遂被颠覆。在愈演愈烈的“破四旧”高峰期，青岛山东侧的万国公墓被青医学生捣毁，墓碑拉走用作铺路石，基石砖块掀翻砌入墙中，从墓穴里扒出来的尸骨遍地散落。青医解剖科教师丁士海趁机从墓地取出父亲的头骨，偷偷藏在家里。

接下来的颠覆性大事情，是青岛医学院的屡遭分割，迁徙开始成为教职员的常态。先是1966年在距离青岛200公里外的沂水建立青岛医学院沂水分校，随后暴风骤雨突起，沂水医学专科学校改换门庭，一些人就此一去不返。而如1954年山大医学院第四届毕业生丁士海这样的年轻教师，则是1966年搬迁到300公里外的惠民行署驻地北镇，筹建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四年后更多家庭编入背井离乡的队列，20多年的苦涩岁月，恍然如梦。

统计显示，到1970年底，青医在编人员382人中有252人已含泪迁离青岛，其余人员除34人留守外，也于其后一个月陆续被送往北镇。期间先后从青岛运去北镇的各类教学设备、生活物资、书本书籍超过50余车次。从1966年开始，不论经历者愿意不愿意，青岛医学院这颗粒种子，就此开始在沂水、北镇、潍坊、莱阳、胜利油田，依次开花结果。

在“东风吹，战鼓擂”凌厉节拍中，许多东西一再被颠倒，被毁灭。1966年4月，青岛医学院院长徐佐夏的名字，已经在青岛市人民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的名单上消失。上一届同为副主席的陈志藻、朱树屏，依然留任。同年9月，徐佐夏去职。1968年4月，两任山大校长赵太侔在青岛投海自尽。沈福彭、杨枫等老一代医者几乎个个九死一生。对遭受冲击的江苏路青医附院来说，1966年8月是一个黑暗夏季，几天时间，内外科医师王胜淼、杨德浩，中医科医师张传钧，口腔科医师黄荣生及护士胡璞被相继致死，过程骇人听闻。一个月后，弥漫着死亡气息的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改称白求恩医院，以获得与主旋律同调。

两起波及面更为广泛的公共事件，随之发生。1967年初春，青岛出现流行性脑膜炎，近郊崂山县为重灾区，1801人发病，死亡率4.6%。1970年9月17日，因世界跳高纪录保持者倪志钦在青岛第一体育场表演，大量市民前往聚集围观，造成135人受伤、37人死亡的踩踏事件，包括青医附院在内的15家医院参与紧急救治。院方打破科室界限，由供应室、手术室、药剂科、总务科把器械、药品、氧气等集合起来，送到抢救现场。

进入1970年代，疾风暴雨一般的荡涤，在青医附院的里里外外依然持续。没有人知道，雨过天晴的和煦，何时出现。但这一切，已经与物理消亡的徐佐夏无关了。在逝世前，徐佐夏被限制的自由与其无从限制的责任意识，构成了一个荒谬的场景。

身处各种触及灵魂的清理运动之外，海洋生物学家朱树屏的儿子朱明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小辈，却多依从天性与本能，关心的事情七七八八，光怪陆离。在朱明的印象中，当时坊间盛传青医附院有四大美男和四大美女，包括小外科李某，耳鼻喉科刘某，以及药房、急诊室、挂号处等岗位上的诸人。高个头，大鼻子，眼睛会说话，是青医附院这些漂亮男女的标配。风流倜傥与天生丽质碰在一起，不免擦枪走火，间或生发出一些绯闻，引为茶余饭后被不断演绎的谈资。整齐划一的社会生态之下，微弱的人性火花与隐藏的窥视癖好，在私人范围的活泼传播，成了群体性身心愉悦的佐料，长时间粘结不掉。一边是康庄大道上的宏大叙事。一边是窗前灯下的花边新闻，朱明等青少年耳闻目染的成长史，不免就近朱者近墨者一锅粥。

1972年7月，正在黄海研究所接受审查的朱树屏突发高烧，被从金口二路家中送往江苏路青医附院，几个驻院工农兵医生和军医诊断为肝癌晚期，随即让家属有思想准备。朱树屏的妻子王致平不放心，就去找老友杨枫拿主意，看能不能峰回路转。时杨枫正“靠边站”，主不了事，碍于情份去病房查看，判定为肝浓疡。在内科碰头会上，杨枫直言朱树屏是高级专家，处置不当中央会过问，与会者看着一脸严肃的杨枫，呵呵一笑，以为是昏话。晚上下班，杨枫径直去了朱家，告诉王致平要抓紧时间上报，以免耽搁治疗。当天半夜，朱树屏女儿和儿子两个人跑到广西路邮电局，以母亲的名义给北京发出一份电报，向周恩来报告了朱树屏病情。次日周办复电青岛，传达总理指示“听说树屏同志病了，请认真治疗”，由市革委主任刘众前、副主任郑干、秘书长牟周接听。放下中南海电话，三人立刻叫上卫生局负责人赶往医院病房，向昏迷中的朱树屏和妻子王致平转达了北京电文，当面责令青医负责人刘华甫紧急抢救。之前长时间赋闲的杨枫遂临危受命，主持救治，调用进口药舒缓症状。随后，周恩来指令派出专机，将朱树屏转往上海治疗。朱树屏的儿子朱明见证了父亲整个救治过程，对关键时刻杨枫老道的病情判断，印象深刻。

1973年3月22日，肝浓疡及浓胸好转的朱树屏，在上海中山医院给周恩来写信，以“此身已非我所有，现在完全属于党，誓必鞠躬尽瘁，竭诚为人民服务”的句子，表达对周总理再生恩情的感激。这一年，朱树屏67岁。

在风雨飘摇年代，朱树屏的特殊待遇显属孤例。更多人并无此番通天本领，也就只能祈祷上天眷顾。1973年6月，恢复旧称的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先后派出四批医疗队，赴招远县支农。许多医生家庭支离破碎，在孩子们的印象中，那段时间不是父亲不在，就是母亲不在。爷爷奶奶家，或者是姥姥姥爷家，成了这些儿童成长记忆中最可依靠的去处。

1974年2月，青医病理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金泽忠病逝，遗留下一本摆放在本科生案头的《病理学》教材。在学生周惠民的记忆中，金泽忠生前时常叮嘱年轻医生，“医生和患者之间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然后才是治疗与被治疗的关系。对患者来说，疾病需要治愈，心灵的失落也同样需要关爱去填补。要花多久的时间治好一个病人，就得用更长的时间进人病人的心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才能真正赢得病人最真心的托付和信任。”金泽忠至死相信，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医技不过是治病救人的手段，一颗大医之心才是精神实质。与此同时，在医学院接受“改造”的物理学家束星北，仍旧日复一日的在松山路学院楼道里清扫厕所。从1960年到1978年，这位曾经的爱因斯坦研究助教，名义上的工作单位是青岛医学院物理教研室。他的刚正不阿与不修边幅，给医学院的相识者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北镇与青岛医学院的关系，开始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1973年10月，鉴于北镇恶劣的办学条件，矛盾终于爆发。七三级250名工农兵学员中的236名，月底趁着夜色自行搬回青岛，同时运走部分教学和办公设备。无奈之下，1974年山东省革委会决定，将青岛医学院分出三分之一的师资和设备续办北镇分院。1976年开始，青岛医学院本部陆续由北镇迁回黄台路原址，北镇分院编制人员包括户口在内的一切关系，则一律转到北镇。

被呻吟声包裹的日子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24万人遇难，16万人重伤，青医附院朱翠芝、申东亮等十位医生，第一时间参加了山东赴灾区医疗队，月余完成抢救任务返回青岛后，医院和城区的空地上，到处都是用帐篷、桌子和床板搭建的防震棚。之后，陆续有伤员运抵青岛进行康复治疗，一直到9月份毛泽东逝世消息传出，来自唐山的伤残生还者依旧续有送入记录。1976年这个被地震、暴雨、哀乐、蚊子和呻吟声包裹的夏秋，预告了一个混乱年代的结束。

1977年，青医附院设置内分泌科。同年由1953年山大医学院毕业生朱震研制成功7711型快速心脏起搏装置，在临床抢救危重病人中取得良好效果。1978年7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青医附属医院与市心血管外科协作组，成功取得了为先天性心脏病人进行低温麻醉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观象山下，一颗心脏的跳动，标志着青医附院进入新时期的开端。

也就在1978年的12月，饱经沧桑的潘作新复出，再次担任青岛医学院院长，直到逝世前一年的1982年7月。

这期间，如出土文物一般重见天日的青医长者，大口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洗脱灰头土脸的颓废，尝试着恢复正常生活。个中百态，令人心酸。青医教师曲江川曾听闻一则传言，说束星北恢复名誉后，有某后勤科长提示其不要在临时居住的招待所堆杂物。言者话音未落，束突然爆怒，以脏话痛骂不已。众人皆惊，因束与此人并无积怨，且从未见先生如此市井般蛮横，实则是多年郁愤的发泄。

1981年，70岁的李景颐借青医院刊复刊，发出了一句“十年浩劫断肝肠”的慨叹，算是给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标注上警示语。同年9月，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脱离青医，改称北镇医学院。而在出发地青岛，十数年间分分合合的青医，来来去去的剥皮削肉，颠沛流离，至此可谓遍体鳞伤。如1966年至1990年被派往临沂医学专科学校的丁士海，1990年1月重新调回青岛医学院时，已59岁。既然所有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青医和青医附院也就没有理由在“合理性”的创伤中自我麻醉。唯一的现实途径，就是恢复心脏正常跳动的节拍，延续生命。站在青医附院的玉兰树下回首过往，没有人惦记30年前死去的丁山和陈慎昭。

伴随着江苏路基督教堂在1980年11月恢复礼拜活动，之前青医走出的一批人，开始了青医附院的又一次革故鼎新。1960年毕业的翁维权，到1980年代已成内科骨干，在白血病的治疗上不断获得突破。某日，门诊有一个东北患者慕名前来求治，其曾被数家医院诊断为肾炎及肾肝综合症，病情极为严重，病人异常悲观。翁维权经过复查，隐约觉察出以往诊断的一些疑点，遂决定接收入院。他与血液组医生开始查阅相关资料，对病人依次进行多方面检查，最后确诊患者为原发性巨球蛋白血症。面对这一极为少见的病症，在没有成功治疗方法的情况下，翁维权并未放弃，自行选择药物和治疗方案。经过十个月的治疗，病人的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出院几年后依然保持着缓解状态。期间，翁维权参与编纂的《内科危重症的抢救》，受到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伴随着春天里樱花的盛开凋零，摆脱了禁锢的青医附院旖旎再现。1979年，拥有独立病房和完整建制的青医附院肾病科完成设置。1980年，完成VШ因子相关抗原血清临床应用鉴定，邀请美国哈佛大学华裔生理学教授王世浚讲学。1981年，建立内分泌研究室，同年担任美国布朗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的1946年山大医学院第一届学生刘湘梅回母校探访，专程向垂暮之年的老师沈福彭致意。1982年，青医附院放射科赴日本考察，随后购置安装日立1300毫安大型X线机组及岛津头颈部CT机，开始实现医学检测现代化。1985年1月，建成山东省第一个人类精子库。1987年5月，本地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在青医心胸外科获得成功。1988年1月起，展现学术与临床最新成果的《青岛医学院学报》向国内外公开发行。1992年4月，青岛医学院聘请以色列医学专家海威洋博士为名誉教授，开创特聘外籍教授先例。1993年5月，年轻却又饱经沧桑的青岛医学院并入青岛大学，青岛医学院和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成为历史。

布满年代痕迹的烙印

进入20世纪的最后十年，山东大学医学院和青岛医学院的老一代医者，渐行渐远。

早在1971年，78岁的徐佐夏在历经磨难之后已告别人世。这位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提兵根大学和格莱夫司瓦尔多大学经过药理学研究历练的山东广饶县东徐家楼庄农民，从1950年代初开始长时间执掌山大医学院和青医以及其附属医院的运转，在部分意义上延续了江苏路这家原德国督署医院的传承。这像是一种宿命，冥冥之中让一条不可把握的运行轨迹，归了笼到一个捉摸不定的原点上，蓄势待发。徐佐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一边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一边从事教材编撰和专业著述，完成了《药理学》《毒理学》《处方学》《简明药理学实习》《植物疗法》等一系列译著。从身陷炼狱的1960年代末到逝世前，身心俱受摧残的徐佐夏最后经手的研究事项，是新型口服避孕药的临床实验，这一工作在彼时，现实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1979年，享年82岁的穆瑞五逝世。作为1925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并在1929年留学瑞士的皮肤病学专家，穆瑞五1946年12月抵达青岛，出任山大医院内科主任兼皮肤科主任，并于1958年至1966年担任过八年青医副院长。在多年的临床实践和调查研究后，他给后学留下了《皮肤病学》《花柳病学》《变态反应细菌药理》《内分泌》《血清反应》《职业性皮肤病》等多种著述。这其中的每一行字，都浸泡着布满年代痕迹的烙印。

1981年山大医学院创始院长李士伟在美国旧金山病故，终年83事。同年杨枫病逝，得年76岁。一年后，李士伟和杨枫在青岛最早的同事沈福彭也随之逝去。1982年在生命终结前，经历过1957年一次巨大命运波折的布鲁塞尔大学医学博士沈福彭，毅然留下遗嘱，将遗体捐献给其创建的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解剖后串成骨架，在医学院的教学舞台上继续“发光发热”。这付支撑了沈福彭20年茹苦含辛岁月的生命“骨架”，其中的精神与道德分量，可谓千金。然而，这并不能抵消沈福彭在漫长时间里所经受的人格与肉体摧残，他以“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样的自嘲，让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命意义，赋予上一层不可言说的魔幻意味。随之而来的聚光灯下，此起彼伏的众声喧哗之中，沈福彭孑然远去的背影，保持了恒久的沉默，如同那些被埋葬掉的屈辱过往。

1983年，前后出任过山东大学医学院代理院长和青岛医学院院长的潘作新去世，遵照遗嘱，他的眼球被制作成教学标本，角膜移植给了海阳一位年轻农民，将光亮传递给了下一代。之后，作为光明依次传递的一个环节，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开设了准分子激光治疗中心，让清晰而自由的视力唾手可得。当扭曲的时间被重新激发，老眼昏花的经历者驻足回首的片刻，恍然如梦的怅然，在一声长叹中汇入烟云，然后四散，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论是作为眼科医生的潘作新，还是解剖学家沈福彭，抑或是药理学家徐佐夏，这些在欧洲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前辈医者，在经历过希望、失望、无望乃至虚妄，再重燃希望之火之后，最终都用生与死的经历，注释了一个无法逃避且难以言表的时代场域。至于是时代无愧于这些经历者还是这些经历者无愧于时代，唯待后人以理性与情感去打开锈迹斑斑的时间闸门，一一追溯。

拂去时间轨迹上的尘埃，众多老辈医者的风骨与学术遗产，熠熠生辉。这些知识与经验的结晶，包括外科学专家冯雁忱主编的《膀胱镜检查法》；眼科病理学专家石珍荣的《有关角膜内皮细胞观察》；胸外科专家戚天昌的《胶东地区膀胱结石症》；骨科专家张之湘全关节切除人上关节置换动物实验；内科病学专家杨枫的《传染病学》《内科学》及译著《脊髓病变引起腹痛及肌肉疾病》；妇产科专家何森参与编写的全国高等医药院校通用教材《妇产科学》；耳鼻喉科专家梁福临的《鼻硬结病》《支气管镜与食管镜的使用方法》；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王胜淼的《阿米巴痢疾103例分析》及遗著《内科临床诊疗技术》；神经内科专家解学孔主编的《癫痫病学》等等。

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

1954年毕业的丁士海，在1990年1月重回青岛医学院后，每一届新生入学的第一堂课，总会讲这句话：“医生的服务对象是病人，生命一旦失去无可挽回，因此医学科学需要一丝不苟。”这个字字珠玑的开场白，说出来的时候并无抑扬顿挫的韵律。1990年回到青岛的时候，丁士海已59岁。尽管经历过难以言说的颠沛流离，但他和他的许多同龄人比较，已属幸运者。或许可以这样猜测，他的这几句话，是代同时代的所有医者说出来的。

作为“侥幸”的未能幸免者，丁士海很少提及苦难经历。1966年从万国公墓扒出的父亲头骨，被他以教学研究的名义制成标本，后来一直存在家中书橱顶上。1990年代曾参与青岛电视台《人物写真》栏目编导的青医教师曲江川回忆，这个细节是当时在采访丁士海时，他亲口叙说的。丁士海的儿子丁洲，证实了这个说法。

医者不朽，医者的人道精神与职业伦理，光照可鉴。蓦然回首，写在江苏路坡地上的每一个过往医者的名字，不论来历，不论族群，不论男女，不论遭遇，都堪称守护天使，这如同一个与城市休戚与共的喘息符号，跳跃过若干空白处显示出的可辨印记，令人记忆深刻。甚至，当后人在不经意间捡拾起被时间消匿掉了的那些耻辱、背叛与出卖的时候，人们依然愿意以宽容的心态，去探究背后的时代迷津。

岁月无痕，岁月鎏金。这看似矛盾的两幅图画，恰恰是与历史对应的现实写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取舍，彼此依存。聚光灯照耀着的舞台上，栩栩如生的高光与影影绰绰的幽暗，构成了真实的场景，不可或缺，无法分离。百余年间，不论被以什么方式命名，在江苏路上这家持续救治生命的医院，始终对来路念念不忘。1990年10月20日，在新建病房大楼落成之时，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以追溯历史的站姿，回望92年成长历程，并鞠躬致敬。2003年10月8日，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则以全天义诊形式，铭记105岁生日。十年后的2013年同一天，青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再行致敬礼，举行建院庆典。之后，医院名称被确定为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到2023年，青岛观象山下的医者故事，已延续了125年。这个医者故事生发之前的94年，蒙彼利埃医学院首次使用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医学毕业生的誓词：“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之。”

作为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370年，可他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誓言，也没有同时代的文献支持过这份誓言的存在。如同我们今天能够记忆青岛新城督署医院1898年的起始，却说不清其所作所为一样。但不同的是，从希腊科斯岛到雅典到马其顿，再到风雨飘摇的大半个世界，希波克拉底誓言却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很多跋涉在寒夜旷野中的医者前路，不论肤色，不论性别，不论年龄。

督署医院创建者的思想前辈康德说过，人不是任何人的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从江苏路这家医院延伸开来的百年故事，人是主体，是肌肤，也是灵魂。伴随着2014年首例达芬奇机器人对一名女性肾癌患右肾切除手术的实施，这个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医者故事，从19世纪跨越到21世纪，还在生长，还在延续，还在繁衍。

在这里，对所有的经历者来说，每一个看似平凡的瞬间，其实都惊心动魄。

: 《胶澳发展备忘录》（截止1898年10月底）第六章卫生保健。: 《胶澳发展备忘录》（1899年10月～1900年10月）第五章卫生事业。: 俾斯麦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之间，即今江苏路到中山路南段。: 盖特·卡斯特著《青岛鸟瞰图》，青岛出版社2017年版。: 1900年8月25日《青岛官报》第一年第八号第62页。: 1900年9月22日《青岛官报》第一年第十二号第90页。: 1900年9月8日《青岛官报》第一年第十号第78页。: 盖特·卡斯特著《青岛鸟瞰图》，青岛出版社2017年版。: 1901年2月2日《青岛官报》第二年第五号第39页。: 《胶澳发展备忘录》（1902年10月～1903年10月）第五章卫生保健。: 1903年6月6日《青岛官报》第四年第二十一号封面。: 1903年10月3日《青岛官报》第四年第三十八号封面。: 1903年7月18日《青岛官报》第四年第二十七号第130页。: 《胶澳发展备忘录》（1903年10月～1904年10月）第五章卫生保健。: 1900年10月20日《青岛官报》第一年第十六号封面。: 1903年10月3日《青岛官报》第四年第三十八号第174页。: 1926年科尼希出版了这本书，收录了随伊丽莎白号帆船环球旅行、东非殖民地回忆和青岛生活笔记。: 德人经营胶州之可惊》，天津《大公报》1908年8月2日第六版。: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章程》，宣统元年七月十一日学部官报第九十七期。: 盖特·卡斯特著《青岛鸟瞰图》，青岛出版社2017年版。: 《胶州》，1912年4月19日《远东劳埃德报》。: 《1911年胶澳年鉴》，青岛德华印刷所出版。: 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青岛—德国殖民史的東方篇章（1897-1914）》，汉斯-马丁·辛茨与克里斯托夫·林德编，柏林，1998年，第106-120页。: 田原天南《胶州湾》，1913年大连出版。其1918年另著有《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 平贺精次郎《北洋軍医学堂及北洋軍隊衛生に関する報告》，明治四十一年四月。: 青岛守备军民政部总务部编《病院要览》，1921年6月10日。: 1918年10月15日《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号《黄任之调查东三省朝鲜青岛现状报告》。: 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土木部《土木志》1920。: 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土木部《土木志》1920。: 堀勇良《日本近代建筑人名总览》，中央公论新社出版。: 柯六六《父亲柯庆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前后》。: 1923年6月3日《汉诺威信使报》。: 《最近青岛日人状略（摘录）》，1921年《地学杂志》第12卷第6-7期。: 章拯民《介绍青岛和青岛医药》，1935年3月《社会医药》第二卷第六期。: 同仁会编《同仁会二十年》，东京同仁会1925年。: 参见丁蕾《日本近代医疗团体同仁会》，《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34卷第2期。: 康有为题写的木板牌匾，2015年夏秋在青岛芝罘路附近的拆迁工地被发现，长244厘米、宽63厘米，厚3.8厘米。: 胶澳商埠局编《胶澳商埠现行法令汇纂》1926年。: 民国二十二年魏镜编辑《青岛指南》总论。: 《青岛之近况》，1926年《中外经济周刊》第189期。: 青岛档案信息网《青岛市商会档案选辑：关于母因食物中毒死亡请施棺木一口的领状》。: 1924年6月《青岛劳动概况》，《胶澳商埠档案史料选编》（三），青岛出版社2016年版。: 1925年4月11日《中国青岛报》。: 1928年10月东京《同仁会医学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财团法人日华学会学报部《留日中华学生名录》，昭和六年五月第五版。: 1930年4月东京《同仁医学》杂志第三卷第四期。: 徐畅《中国青島市大学路一帯における近代郊外住宅の建設活動と住民層》。: 1932年7月《青岛市社会局业务特刊》。: 《青岛日人暴动详情》，《申报》1932年1月16日。: 《驻青德领追悼兴登堡》，1934年8月9日《青岛时报》第六版。: 章拯民《介绍青岛和青岛医药》，1935年3月《社会医药》第二卷第六期。: 1936年1月《同仁医学》月刊第九卷第一号。: 1936年2月《同仁医学》月刊第九卷第二号。: 1937年3月《同仁医学》月刊第十卷第三号。: 郭致文《两次任青岛市立医院院长》，《青岛文史资料》第8辑。: 《本市资本家李涟溪病故》，1933年8月2日《青岛民报》第六版。: 《李莲溪死后遗产为患》，1934年10月4日《青岛时报》第六版。: 1934年6月10、17日《青岛民报·每周文艺》第三、四期。: 在上海出版的《社会医药》，由褚民谊、郭人骥担任编辑主任，以“提倡社会公众卫生，介绍世界医药学识”为宗旨。: 胶澳商埠局编《胶澳商埠现行法令汇纂》1926年。: 《青岛市社会局业务特刊》第五编卫生行政 （二十一年七月至十二月）。: 章拯民《介绍青岛和青岛医药》，1935年3月《社会医药》第二卷第六期。: 刘宗伟《寻找谭岳峰》，2016年4月1日《青岛日报》。: 谭玉峰《射砲之算式》，1918年11月《同济》第2期249-253页。: 《德人梅格今日在文德讲演》，《青岛时报》1932年9月25日第6版。: 谭玉峰《中小学毕业升学就业论》，1936年《青岛教育》第3卷第9期28-29页。: 章拯民《介绍青岛和青岛医药》，1935年3月《社会医药》第二卷第六期。: 1934年4月2日《青岛时报》第六版。: 秘书处第一科铨叙股编《青岛市市政府职员录》民国二十三年六月。: 《社会局奉颁医师给证变通办法》，1932年8月5日《青岛民报》第六版。: 1932年10月2日《青岛时报》第十版。: 1936年1月《同仁医学》月刊第九卷第一号。: 1936年2月《同仁医学》月刊第九卷第二号。: 1937年6月《同仁医学》月刊第十卷第六号。: 1937年10月下旬东京《同盟旬报》第一卷第十三期。: 王萌《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1938年6月10日《青岛新民报》第六版。: 姜宝林《传染病的预防法》，1938年8月15日《青岛教育周刊》第一卷第十期。: 姚希媛《虎烈拉的可怕》，1938年8月22日《青岛教育周刊》第一卷第十一期。: 1939年9月25日《青岛新民报》第七版。: 笑芙《岛上的春天》，1940年5月5日《青岛新民报》第四版。: 1938年6月7日《青岛新民报》第七版。: 前田七郎编《山东案内》昭和十六年版，青岛东阿路10号日华社发行1941。: 《日细菌学家来青讲演》，1941年3月1日《青岛新民报》第七版。: 《街头强制种痘明日起实行》，1941年3月2日《青岛新民报》第七版。: 1942年1月3日《青岛新民报》第二版。: 朱朴《四十自述》，1942年《古今》创刊号。: 2010年8月24日平度路社区王玉贞口述，采集人张祚文。: 隋雪珠等《我们的父亲隋仁增》，《青岛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版。: 郑荃1986年8月回忆材料。: 1945年12月23日《军民日报》。: 1945年12月20日《军民日报》。: 1946年1月8日《平民报》: 国立山东大学出版组《国立山东大学三十七学年度概览》。: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3目录第1179卷。: 1947年6月23日《青岛民言报晚刊》。

: 李温仁《回忆我向死神挑战的曲折经历》，《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1948年《中华医学杂志》第34卷第５期。: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3目录第1136卷。: 《山大举行端节晚会》，1948年6月12日《青岛时报》第三版。: 青岛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3目录第898卷。: 刘禹轩日记，未刊稿，朱汐提供。: 《青岛同学毕业通讯录》，1948年5月《东南医讯》复刊第三期。: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 张玉法 井敏珠主编《山东人在台湾》教育篇，1997年印制。: 刘禹轩 朱文蕙《宁青两地书·自从有了你》，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004年6月1日《青岛晚报》A20版。: 刘禹轩日记，未刊稿，朱汐提供。: 刘禹轩日记，未刊稿，朱汐提供。: 李剑锋《陆侃如馆务日记十七则》，《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四期。: 刘禹轩日记，未刊稿，朱汐提供。: 刘禹轩 朱文蕙《宁青两地书自从有了你》，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隋雪珠等《我们的父亲隋仁增》，《青岛文史资料》第十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版。: 陈慎昭1950年中国民主同盟入盟申请表及1951年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调查表，王朋个人收藏。: 赵俪生《青岛山东大学》，《赵俪生文集》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51年3月15日朱树屏致农业部副部长吴觉农信。未刊稿，朱明提供。: 陈慎昭1951年《中国民主同盟青岛支部盟员调查表》，王朋收藏。: 赵俪生《青岛山东大学》，《赵俪生文集》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王贤才《五十年代山东大学校园往事》，2019年《世纪》杂志第2期。: 赵俪生《青岛山东大学》，《赵俪生文集》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王帅《胶济铁路风物史》，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徐畅《政权更替与大学重塑——20世纪50年代初期山东大学思想改造初探（上）》，2014年8月《中国历史评论》第四辑。: 王学典《华岗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传统的形成》，2003年6月3日《光明日报》。: 赵俪生《青岛山东大学》，《赵俪生文集》第五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57年5月21日《新山大》第267期。: 1952年8月山东大学教务处编辑《山东大学思想改造文集》。: 1934年4月《医药学》第十一卷第四期。: 1937年1月《中山医报第》二卷第一期。: 田广渠《毛泽东题词表彰的医学家魏一斋》，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2019年印制《山海人物》。: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许志杰《这位山东大学教授的日记里，曾记录了他亲身验证的药方》，2020年3月18日《齐鲁壹点》。: 朱斌《丁山：“耿介拔俗”的一代史学巨匠！》，《文史哲》2016年第5期。: 田广渠《毛泽东题词表彰的医学家魏一斋》，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2019年印制《山海人物》。: 王贤才《五十年代山东大学校园往事》，2019年《世纪》杂志第2期。: 田广渠《杏林第一技》，《明德博学 岁月如歌》青岛出版社2013年版。: 《青岛市1953-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草案》。: 刘禹轩日记，未刊稿，朱汐提供。: 朱文蕙日记，未刊稿，朱汐提供。: 王贤才《五十年代山东大学校园往事》，2019年《世纪》杂志第2期。: 王贤才《五十年代山东大学校园往事》，2019年《世纪》杂志第2期。: 田广渠《医学教授李景颐的诗意人生》，2014年4月3日《青岛大学报》。: 田广渠《百岁南山仰劲松》，2011年12月20日《青岛大学报》。: 陈一鸣《忆我的精神医学启蒙课》，《精神医学》2012年2期。: 田广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2006年1月6日《青岛大学报》。: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 林勤石 蒋文转《青岛医学院副教授翁维权》，1985年5月 《同安文史资料》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