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螺油子

把灰败的过去烧化

62级台阶

开篇

这是一份由诗人、士绅、会计、杂货铺老板与中医师组成的错位地图。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故事中间，都是故事的延续者。

地理、时代、人际相互错位的“波螺油子”，没有中心，没有领袖，没有传奇，甚至也没有开幕式与闭幕式。

作为城市地标，内聚与外溢，是“波螺油子”的两个基本演变形态。“波螺油子”的溢出史，恰恰是“波螺油子”现实存亡史的反衬。

一场奠基礼

用一个比喻描述作为样板的青岛城市化，其有些类似20世纪中国城市化的一付游标卡尺。卡尺的标准，是欧洲19世纪城市群亦幻亦真的轮廓线，卡尺的校准对象，是东亚海岸线上的贸易与人居群落。在中文语境下，后者初始称商埠，后来叫城市。天南地北与经年累月的叠加，导致不同城市面貌各异，但现代性的植入与变异路径，却大致相同。

而几代青岛人念念不忘的“波螺油子”，却不是青岛城市化的滥觞。甚至，连“波螺油子”这个口口相传的形象化称谓，也仅仅在其消亡前存活过50年。意味深长的是，尽管作为道路形态的“波螺油子”早已消失，但作为地标记忆的“波螺油子”，却似乎从没有离开过城市现场。它像一记斑驳的成长符号，挤占着老一代青岛人疲惫的记忆存储空间，并试图进行一场不合时宜的“亡羊补牢”。

与发生在19世纪的中国所有沿海沿江口岸所经历的演变不同，青岛的城市化奠基礼，有预兆，却缺乏准备。在青岛前面，进入城市化轨道的贸易集散地，包括了广州、香港、汕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芝罘、汉口、温州、芜湖、宜昌、北海和天津等等。

面朝大海的青岛，春暖花开的城市化爆发，却是从零开始。

作为欧洲殖民地全球扩展狂涛的一个晚期结果，青岛的城市化始自1898年。依照一张当年夏天在柏林绘制的新城规划，在胶州湾东岸的一片岩石上，青岛市街自南向北，以欧洲区和大鲍岛中国城为两个族群核心，码头区和台东镇为功能延伸，历时十多年形成建设规模，完成了城市化的奠基礼。期间，道路开辟、房屋营造、市政设施配套、司法与行政、公共医疗与教育、商业贸易与社团组织，一应俱全。1912年孙中山访问青岛，对这里独树一帜的开发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希望可以成为新的共和国的建设样板。

关于青岛早期城市化推进的中文记录，散落在报纸、日记、游记、旅游指南和政府文书中，记录者的立场不同，结果也就大不相同。其中1919年哲学博士张武的《最近之青岛》，将作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街市开发状况，进行过一番概况描述：

第一区纯为欧洲式之市街，楼台重叠，高出云霄。大小公署，以及外人公司商店，皆聚于此。

第二区在第一区之北，中外人士模仿欧洲之生活而寄居之。此区与大港、小港相近，交通便利，极其繁华。

第三区纯为华人之街市，在青岛岸之北，与青岛相距仅三哩。

埠头区系新设者，与大港相近，在第二区之北，美丽之建筑俄然加增，青岛市之中心将移于此。

在青岛新城大规模推进时，距离后来的“波螺油子”一箭之遥的礼贤书院，成为了本土新文化的发源地。德国传教士尉礼贤缔造的这一学术高地，由即墨籍举人张显超、黄泽萼、张绍价和臧毓臣、邢克昌担任汉语教师，数学与物理、化学教员则包括文会馆毕业生朱宝琛以及刘恩九、张华久、张子清、邵次明、李步青等人，同时使用德语和汉语进行教学与交流，为中西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奠定了影响深远的基础性构架。山东巡抚周馥1902年底访问青岛，参观过礼贤书院后，决定授予书院学生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的资格。不过十年，包括谭玉峰、谭岳峰、王献唐、刘铨法、刘少文、朱铭斋在内的齐鲁年轻学人，从这里出发，以不同的专业领域的公共实践，广泛参与到青岛城市化的社会伸展运动中，对经典传承与新城市文明的繁衍，做出了持续贡献。在大鲍岛以北，伫立于教会山上的礼贤书院，如灯塔一般闪烁光亮，长时间照耀着胶州湾畔的青岛新城。

新城既就，新移民的输入自然就成为了填充人力资源匮乏的通道，为城市的经济发动积蓄了力量，并由此孕育出兼容并蓄的社会形态。在1919年的时候，因为本土尚未形成稳定且特征鲜明的族群概念，对青岛一地的人情风俗，张武给出了如是评价：“青岛为新开之地，住户虽由各地移来，就中以山东人居其多数。山东人性情诚恳，风俗敦厚，素尚勤俭，不事浮华，不唯今日证之，书史亦莫不然。如郡志旧志云，鲁人淡泊自足，不尚文饰，士好经济，民以樵苏为业。又山东通志，对于即墨之风俗，亦云，民勤林野耕绩，士重儒术敦志节，盖山东为我国文化之中心，其尊德尚义，有由来也。”

基于生存与立足的需要，在20世纪前20年的“前青岛人”拓业时代，不同来源的文化融汇并不是最迫切的选项。而恰恰是差异性的广泛存在，让青岛新城在各种新事物的繁衍上，获得了可能。早期由来自山东各地和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广东、天津、宁波诸地商人组成的青岛华商，如胡存约、傅炳昭、隋石卿、王子雍、刘锡三、刘子山、张鸣銮、陈次冶、宋雨亭、张颜山、丁敬臣、周宝山、朱子兴、章丘旧军镇孟氏家族、古成章、郑章华、杨少衡、朱式文、谭辑五、任约卿、徐秩卿、杨浩然、王逊卿、顾少山、姜晓岩、高子安、邵舫艇、苏劻臣、纪毅臣、徐锡三、于选甫、张俊卿等等，以大鲍岛中国城为地理中心，以资本与族群关系为利益扭带，不同程度的参与并促进了青岛新城的规模开发与商业贸易拓展，并成为城市化不断成长的见证者。

1913年夏到1914年夏，在清华学堂读书的洪深四次来青岛，概括游历感受为：“青岛，一小岛也。径不过二里，在即墨县东南。往时渔舟萃集之所，盖滨海各处列岛环峙，然类皆石田不生草木。独此岛四时常青，故居人名之曰青岛。德人初入胶湾时，兵舰泊此，其后索得租借权，陆续经营。于陆上近岛处，造码头，直入海中二里。山东铁路，起点在此。其余如总督署司法厅各局所，及大商业行家，皆聚在近岛一隅。故德人即假青岛之名，名其租地。又其后十数年间，势力向内推展。别营大码头于西北面，商家亦渐迁至内部。华人寄居彼土者又日夥，各处市街林立。虽青岛之名限于一区，仅为政治机关托足之所。而自假用之后，不能复改。故近人称德国租借地，不曰胶州湾，而曰青岛。”

在青岛城市化奠基期，也就是1898年3月到1914年11月的德国租借地时期，处在大小鲍岛边缘的这一片山谷坡地，未被发现有文献记录。在1914年秋天的青岛围困战爆发期间，旅居有年的恭亲王溥伟为躲避炮火，从海边搬家到尉礼贤设置在小鲍岛威廉山淑范学堂的救济所。其后两个多月时间，溥伟详细记录下在周围活动的情形，亦未见有涉及“波螺油子”的只言片语。整个战事期间，吸引恭亲王注意力的，包含了市区诸如大鲍岛、西镇、东镇、俾斯麦山、威廉港大片区域，而对眼皮子底下的山谷一声不吭，只能说明这里当时还处在未开发状态，对大小鲍岛周边的日常沟通，不构成任何影响。

日德战事爆发前数月迁居青岛的湘人谭延闿，是同期经常在青岛区、大鲍岛和小鲍岛之间活动的华人之一，每日行踪都被其以文字详细记录。期间谭氏从江苏路寓所接送在小鲍岛教会山上学的孩子，每每需经过“波螺油子”的坡顶，亦未见关于这一山谷的任何记录。如1914年4月30日记曰：“循下坡马路直至威廉山，转而登山，适经礼贤书院之后，由山前归。”5月25日，谭延闿在尉礼贤吃晚饭，九点结束，与两个朋友说了一会话，辞出，“步归，冒大风，家人皆将就寝矣，十时遂寝。”威廉山，亦叫教会山，在“波螺油子”西北，是构成无棣二路深谷冲沟的屏障之一，另外三个方向的屏障，一个是观象山，一个是伏龙山，一个是贮水山。四山环绕，形同漏斗。

作为中国近现代命运转折点上的符号性人物，谭延闿的重要性，在于1911年武昌起义后，其先后出任了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及湖南都督，并在1913年宣布湖南独立，公开发表《讨袁檄文》，遂被袁世凯撤去都督之职。这直接导致其自1914年2月开始避居青岛，并近距离感受了战争爆发前的青岛情势。

从溥伟、谭延闿的零星记录可见，至少在德国租借地晚期，后来的“波螺油子”区域，还是一片陡峭的荒芜之地，沟壑纵横，杂草丛生，处在市街开发前的沉睡期。这个时常有野狗出没的山谷，因为没有进行土地整理，也没有道路和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相应的房屋开发，也就无从谈起。

德国人对青岛的统治，在1914年冬天终结。当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初一日，恭亲王溥伟写完了见证青岛围困战全过程的《青岛战事闻见录》最后几个字。此前在11月9日夜里，德国传教士尉礼贤则写下其围困日记的最后一句话：主使人富人穷，上下沉浮。

出没在大鲍岛的商人们，以及前山东巡抚周馥、前湖南都督谭延闿和洪深、谭玉峰、谭岳峰、王献唐、刘铨法、刘少文等年轻学生，都是1914年青岛危情的经历者。

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场始料未及的变局。在欧洲战事撼天动地的时刻，不仅国际社会放任青岛处在危险之中不管不顾，甚至连大清国自身，也摆出了一付中立的姿态，扔下胶州湾东岸的青岛新城，独自经受寒冷的煎熬。

大声喧哗的新町

对青岛城市化的奠基与延展来说，德国和日本是两个关键词。

德国人之后，一个大声喧哗者，很快出现。而余音袅袅的城市地理新坐标，就是应运而生的新町。

青岛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后期进行的快速扩展，和急于将青岛日本化的占领者有很大关系。1914年冬天日本借一战爆发盘踞青岛后，以一种高效率的组织方式，推行三期开发计划，迅速拓展城市空间，以满足数以万计的日本移民的居住需求。1920年5月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土木部编制的《土木志》，记录了这个地理演变过程的轨迹。

第一期第一阶段，作为大量增加的日本来住人员的应急性设施，拆除位于城市中央上海町和所泽町中间斜坡地带的砖瓦厂，将其作为餐饮娱乐业指定地域及主要街道，并在其下方低洼处设置市场及附属街道。扩充小港，修整货物装卸区域，将其附近作为沿海贸易市场及仓库用地。这些措施，大大缓解了住宅和经营用地不足的局面。

第一期第二阶段，把若鹤山脚以北，沿台东镇街道一带作为工厂指定区域，大和町和上海町中间的斜坡地带、濑户町附近的大港火车站前一带高地，以及沿胶州町测候所山麓北段的斜坡地带，用作住宅和商业用地，建成之后陆续租贷给民间，以顺应发展需要。这个新街区的面积37万余坪。花咲町中央空地用以建设小学，若鹤山半山腰用以建设神社，若鹤路上建设高等女子学校，一并完成的新建筑工程，还包括公园、火葬场、墓地等。

第二期工程，在若鹤山下及广岛町和台西镇所夹高地展开，用作住宅及商业区域。填埋位于大港东部的货运铁路线和客运铁路线中间的低洼地带，用作商业区和铁路仓库。到1920年，若鹤山下的街区建设已经完成，其他工程则正陆续进行。

第三期工程，着力拓展台东镇东北部，同时进一步填埋大港防波堤内侧浅滩，用作建设大商业街，其北方则计划筹建帆船港口。

青岛新市街形成后，早年尉礼贤在小鲍岛威廉山创办的礼贤书院和淑范学堂，因为处于新市街核心范围内的关系，使得德国既有传统与日本新增习俗的衔接，在小鲍岛周边成为可供观察的样本。对之后的“波螺油子”建筑风貌与街区生态而言，这并不是刻意扩大化的意外文化叠加，而是不可忽略的背景。从这个视线透析“波螺油子”的独特城市经验，会更容易触摸到文化复合在街区繁衍中的隐性作用力，也才会真正发现“波螺油子”的意义与价值。

新的城市通道，接二连三地应运而生。新开辟的德平路等一些道路，沟通了上海路和辽宁路这两个重要的商业和居住区域：前者连接的道路网络，包括聊城路、夏津路、李村路、胶州路、热河路和市场一二三路及堂邑路、馆陶路等；后者通达的市街，则有整个小鲍岛东北部的黄台路、泰山路、博兴路、益都路、邹平路、乐陵路等。从地理功能上考察，除了作为主要交通线使用的胶州路和热河路，平行走向的德平路和武定路，构成了城市北部日本化色彩燥热的新居住区的重要部分。新町的街道设计，延续了南部海岸线欧洲城区的自由式形态，不过于追求对称性与方向感，以更好地利用地势，减少开发投入，这与大鲍岛中国城的棋盘式布局差异较大。

被命名为胶东路的“波螺油子”出现前，青岛已历经德国租借、日本暂管和中国接收三个时代。1922年4月的天津《大公报》曾记述不同时期青岛街道的命名沿革说，青岛“德国租借时代，辟街市。所用街名，为山东街、天津街、北京街、即墨街、高密街之类，一如上海之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等。盖上海称路，香港称道，而青岛则一律称街。其街名牌则用华德两种文字。厥后在日本暂管时代，于是凡有旧名者，仍用旧名，而易街字为町字。如山东酊、天津町等是。其新辟街市，则完全用隼町、柳町、旭町、万年町、静冈町、舞鹤町、广岛町、大和町、赤羽町等名，是俨然日本村也。”旅居青岛的诸城学者孟方陆《笨鸥日记》1922年5月18日有记，“至松阪町，忽见门牌庄式如寓，式如系少航至亲，即随少航入谒。”庄式如出身莒县富户，形迹遍及济南、上海、青岛、天津，聚财有道，善收藏，曾参与始创济南电灯房，亦曾出任闵行广慈苦儿院院长，其松坂町寓所，也就是后来的德平路，处在新町北面，是连接小鲍岛的重要通道。

在移风易俗的新町时代，以聊城路为核心，这些最初以日本方式命名的道路，拓展了青岛传统城区的规模，植入了大量东洋生活元素，增添了许多时尚娱乐场景，吸纳了相当多的日本移民。四时响屟声声，随处蓬鬆云鬓。期间，众多旅游者对新街区的绚丽，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尤其美丽的，是聊城路的夜市，街口有着粉红的霓红灯，一条街，伸出铁架，穹形的横在马路的上空，铃兰灯三盏一架，密密地像暑夜之繁星。”至此，新市街堂而皇之地成为青岛城市化嬗变中不可或缺的过程环节，扮演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曾在礼贤书院读书并继而执教礼贤中学的刘少文，就其目睹的城市之变，有如此概括：“徳人既行占据，即大事建设，民国三年，日本继之，遂日臻繁胜矣。”

截止到1922年底日本统治结束，新街区一系列新的路网系统，并没有深入到后来的“波螺油子”山谷区域。1920年5月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土木部编制的《土木志》记载，测候所山北麓街区，新辟有宇治町、伏见町、奈良町；大和路附近街区，则辟有大和町、利根町、筑后町、松阪町、骏河町、富士町等。这些道路，环绕在“波螺油子”的西北，“波螺油子”的南边，仅依次蜿蜒有霞关通和小仓町两条山路。

1922年青岛回归，去日本化成为“政治正确”的辨析标识。此后顺势而生的“波螺油子”，以盘纡沟壑的奇险姿态，在丰富了居民族群内容的同时，沟通了更广泛区域的联系，成为地理与文化的连接扭带。这其中，包括直接连通的江苏路、胶州路、上海路、热河路、无棣路、无棣一路、无棣二路、无棣三路、无棣四路、苏州路、莱芜一路、莱芜二路、伏龙路、龙山路、观象一路，和间接沟通的吴县一路、吴县二路、无棣纬一至纬四路、临沂路、大连路、黄台路、齐东路、信号山路、丹东路、嫩江路、松江路、合江路等。分布在这个庞大复杂的路网系统中间的，是不断增添的民居建筑和居住内容，以及数以千计的栖息者。

与新町比邻的礼贤书院，也开始适应时代变迁的要求。1923年李贻燕撰写的一份《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学务股调查青岛教育报告书》显示，“礼贤书院为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二年）瑞士同善教会所设立，内分小学、中学二级，修业年限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学费小学每年十元，中学每年三十元，经常费每年约三千余元，大部分由亚细亚新教会、同善会补助。此书院于日德宣战时停闭，民国四年春又继续开学，中学加授日语，添聘青岛著名商家数人为校董，任补助经费之责。目下教职员十余人，学生数十人。创立此校之卫礼贤现在北京德国使馆充文化参赞。”

日本对青岛的占领，带来了一系列与日俱增的城市治理问题。1922年青岛回归后，中日族群之间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也未曾停止。1927年7月20日，胶澳商埠局第二警察署长孙秉贤就日军殴打巡警的一份报告，将日本军人的跋扈，揭示的淋漓尽致：“本月二十日下午五时余，市场三路日本电影院门前，有一洋车夫向一日本海军讨要车资，被日海军多名打伤甚重。附近守望警潘明治前往排解，亦被殴打，并将军褂撕烂，乃电报该管第一分驻所。该所即派巡警孙延寿前往查看，又被日本群起殴打。巡警孙延寿、潘明治等见来势汹涌，遂被该日兵等赶至市场二路门牌三十九号日商中井商店门前，殴打该警等，即鸣笛示警。有劝业商场商警吕嗣元等闻声赶到，又被日兵用绳捆起群殴，并鸣枪一声。斯时，该日兵等即将受伤巡警孙延寿架上汽车，开赴胶州路第一分驻所。该所门岗高顺昌服务所持之三八式步枪一枝、子弹二十粒、皮腰带一条、皮子弹盒二个均被夺去。继到海泊路该所宿舍，适巡警陈自得因病卧于床上，被日兵殴伤甚重。遂又将该警架上汽车，开往日本居留民团，临行时并拿去警刀三把。斯时，胶州路东首围绕第一分驻所附近及市场三路有日本若干人，满布散兵线式岗位。斯时，第五分驻所堂邑路第三十守望警王世庆进电话局往本署电话报告出来，被日兵瞥见，将其服务佩带之二六式手枪一枝、警刀一把夺去。本署接电后立派巡官徐震汉驰往肇事地点查看情形，见巡警吕嗣元受伤躺卧马路上，观众云集，遂用汽车将该警送赴博爱医院治疗。斯时署长已一面电话报告厅长，一面驰往市场三路，旋到日本居留民团，而日兵坚不放进看视伤警。最后商埠局外交科得信与日领馆交涉，派设之日兵岗位旋即陆续撤去，至晚八时秩序始告恢复。除查明分驻所私有物损失暨被带去之伤警状况再行详细具报外，理合备文呈请鉴核，俯赐严重交涉。”

在1920年代，青岛之怪现状，不一而足。日本人的强权，北洋政府的昏聩，市民的软弱，商业团体的急功近利，导致城市气息奄奄，一蹶不振。几个知识分子出来吆喝几声，不仅势单力薄，连个表面上的应合者也找不到。大街上一阵秋风刮过，噤若寒蝉者比比皆是。

经过了30年的城市化生存与管制移转之后，青岛一城，在等待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洗礼。风暴从哪里来，却没有人知道。如孟方陆、李贻燕、傅炳昭、宋雨亭这些锦衣长衫者，面对雾气弥漫的扑朔迷离，可谓百感交集。

阴雨绵绵之后，袅袅炊烟之中，“波螺油子”正一步一个台阶地进入城市视线。万千气象，纳入山谷，人间烟火，不屈不挠。向上的坚韧与倔强，向好的希冀与渴望，不可抑止。想象着未来诸如刘少文、林宝珠、黄文显、李涟溪、赵源鸿、郭伦贵、刘锡山、叶春墀、李助如、刘星山、王桐山、宋义山、林鸿儒、顾少山、邹升三、刘季三、孟超、黄耘、刘镜如、于春圃、孟庆泰、何昌林、王音、刘四青、王海宁这些过客行走在方石路上的背影，时间隧道的幽暗，或许就能够洞开一线光明。

扶桑之风

1914年11月德国战败之后，日本和风很快就在青岛的大街小巷刮得城市四处摇曳。1919年春末，当北京的大学生在天安门为青岛的命运摇旗呐喊的时候，青岛市面居然风平浪静，味噌的味道仍旧浓烈刺激着路边行人的嗅觉。1927年移居青岛观海二路的作家王统照，曾慨叹说，“欧战之后，乖巧的日本人承袭了德国人强占的军港，于是太阳旗子，木屐的响声，到处都是；于是又一番的辟路，盖屋；又一番的指挥，压迫。无量的日本货物随着他们的足迹踏遍山东的全境。而一般在这个地方辗转求生的中国人，只好把以前学会的德语抛却，从新学得日本言语、文字，再来做一次的奴隶。”王统照出生在诸城相州，1919年5月4日以中国大学英文系学生身份，参加了抗议巴黎和会青岛权益谈判失败的街头示威，稍晚并参与到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之中。

根据张武《最近之青岛》的统计，1914年青岛战役前，青岛市内人口合计55722人，其中中国人53312人，日本人仅327人，内中还包括11个朝鲜人。转瞬之间，人口结构大变：“自青岛战后，来自满洲日本台海朝鲜者，相望于道。不及半年，达至一万余人。最初来者，多赤手空拳之辈，及原状恢复，嗣后来者，多有确实之企图。民国五年，日人户数达至二千有余，人口多至一万四千有奇。”迁徙青岛的日侨，涉及各个行业和社会层面，包括商人、建筑设计师、技术官员、教师、医生、工程师、摄影师、出版人、记者、律师、音乐家、作家、僧侣、花艺师、歌姬等。

仅轮船公司一项，日资就有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汽船株式会社、韩鲜邮船株式会社、阿波共同汽船株式会社、岩城商会、原田商行等在青岛运营。青岛到上海、天津、大阪、仁川、大连、香港、基隆的海上航线，几乎全部被日本人垄断，通行船只包括利济丸、湖北丸、城津丸、基隆丸、西京丸、台北丸、萨摩丸、江原丸、永田丸、版鹤丸、神户丸、榊丸、泰平丸、皋月丸等，总吨位超过21900吨。

另据高桥源太郎《最近之青岛》的统计，截止到1917年底，在青岛的日本业户为2500家。以购销为业的日商共1068人，分布在38个业别，杂货商245人，贸易及中间商297人，旧货商104人，果品商40人，五金机械商23人，药品商35人。同年，居留青岛的日本人为18576人。

自1915年开始，不到八年时间，在青岛居住的日本人已到处都是，人口比例上远远超过了华人之外的各国移民总合数倍。1921年，原日本居留民会事务所改组为青岛日本人会，作为居青日人的民意代表机关，其评议员有光田麟次、菅真人、竹下又一、平良平、涩川柳次郎、樱井信四郎、中井万藏、广濑顺太郎、松本正平、竹村岩松、赞井源辅、清水丰一等等，多达50人。这些体现了各个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表，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以垄断性方式，深度介入了青岛的城市化扩张。期间在1920年，来自秋田县由利郡川内村小川的摄影师三船德造，在新町生出了一个叫三船敏郎的孩子。长大后，三船敏郎出演了由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

日德青岛之战尘埃落定后，青岛一地除了日本工商业蜂拥而至外，中日合资企业也遍地开花，涉及了几乎所有经济与社会生活门类，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置在广西路40号的鲁大矿业公司。青岛总商会1927年5月的一项调查显示，鲁大矿业注册资本金一千万元，经理中日各一，中方为浙江山阴籍余晋龢，日方为田中茂松，前者40岁，后者46岁。中方员工有张子衡、俞伟、衷祯祥、程德云等，日方员工有神崎正助、小山贞知、内山正等。另外一家著名的中日合资金融证券期货交易机构，则是馆陶路上的青岛取引所。后者处在日本金融与航运业的核心区域，一度成为城市经济景气的风向标。

除了日本人，许多亡国的朝鲜人也在青岛谋生，而年轻的高丽女性，则多靠出卖肉体过活。有熟悉内情者记录说，青岛“红灯下之妓女，至少解三国语言的中、日、高丽是也。亦有能操不纯熟之英国俄国语者，彼辈所操，虽皮肉生涯，实皆为朝鲜良家之女子。国亡家破，流落至此。日人在新町一带之日本妓院，不下百数，日本领事馆以两国妓院，杂处一隅，不易分别，遂令各朝鲜妓院在门口装形如方灯之红色玻璃、燃以电炬，更标以Koeax Bar二字，俾寻花问柳者得一望而知其为高丽妓院也。”

但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新町色情业不受约束的泛滥，随之也招致了社会舆论的抨击。1928年初春天津《大公报》曾披露，“在青岛位置适中，商业繁盛之新町一带，每至夕阳西下，玉兎东升之时，有红灯数十，照耀街头。灯下有妓数辈，鹄立候客。客至则蜂拥入内，飨以茶果，任意调笑。客如见有惬意者，即可偕赴他室，畅所欲为。春风一度，其代价仅袁头二枚，故急色者趋之若骛。夜度四五六番不等，视时间之迟早及面貌之美恶而定。出资后可偕出游玩，或至公园，或入剧场菜馆，妓亦有能歌舞者，特百人之中不过七八耳。”

作为王统照的朋友，诗人孟超之后则在《樱花前后》描绘了他眼中青岛街市的糜滥，“市面上依然是萧条，街衢依然是沉闷，木屐的音乐，惊不起人们的迷醉，烟囱上的乌烟，也撩不起人们的幽梦，青岛仍然是当年的青岛！”

随着日本移民的大量涌入，新市街周围陆续出现的建筑物，在改良本地欧洲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日本文化符号，比如中间山墙多进行过圆润改造，形成一种委婉的东方和谐。1917年新建的胶州町殡仪馆，设计风格为日本歇山式，木制房屋骨架，屋顶以红色平瓦铺盖，屋脊处选葺兽头瓦。诸如此类的和洋折中式建筑，一时大行其道，遍及新市街各处。然而在这种貌似温文尔雅的表情掩饰下，德国痕迹与和风清晰可见，唯独少见中国传统。

建筑的承接性，显而易见。如1898年10月11日颁布的《青岛市区设施建筑管理章程》总则第一条规定，“无论何种建筑物均必须具备卫生、交通、坚固及防火等要件，且外观需与所在市区的整体建设风格相适应。”1915年8月28日实施的《青岛房屋建筑规则》，则几乎一字不差的保留下来。这个时期青岛的日本民居，主要有庭院式住宅和周边式密集建筑两种，集中在热河路和德平路上的庭院式住宅多为二至三层，砖木结构，外装修保持青岛常见的花岗岩石勒脚和黄拉毛墙面，红瓦屋顶。仅德平路一条街，日本产业就包括第一寻常小学、神内医院、海集会所、吉田花园和盐川满朋注册的建筑师事务所。热河路上，仅日本学校教职员宿舍建筑，就包括大和町二丁目十一番地二栋、大和町一丁目四十八栋。延续到1938年青岛沦陷后，这些街区的基本格局依旧保持，诸如热河路同意楼饭馆所渲染的市井繁荣，未见明显衰落。

期间一些本地富商，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地产投资，如东莱银行持有人刘子山先后建造的聊城路东兴里，易州路天安里，甘肃路富康北里、富康南里和大生里，以及青海路忠厚里。甘肃路的三个里院合计拥有66个房间，分别由河北商人徐子良、蓬莱商人魏学先、掖县商人马际五租赁。

对应着管制主体的不断更替，以客居者身份深入其中的王统照，对青岛房屋建筑的风格演变，观察的也许更真切：“日本在维新以后，初时处处惟德国是仿，然而连形式也不对。由日本占青市后建造的神社及其他住房上看，很清楚，他们只在玲珑、清秀上作打扮。是一个清瘦精细的女孩，而没有‘硕人颀颀’的神态。至于完全出自中国人的意匠所盖的房屋，除却照例的二三层商店房式之外，其他的住房多半是整齐、方正，很能在新形式中仍存有固有的风姿。近年也有几处从上海移植来的所谓立体建筑物。”

新市街的一些建筑除居住外，后来也被部分使用于公事，如1929年7月由小港朝阳路迁移热河路50号的山东沿海渔航总局，1930年代热河路61号的青岛工商学会，1940年代热河路31号的青岛脚踏车商业公会，聊城路市立卫生试验所，德平路日本海集会、上海路日本陆军俱乐部、乡区救济委员会等。其中热河路上的青岛工商学会，是活跃在1930年代中期城市短暂复兴期的一个重要经济智囊机构，集中了包括市长沈鸿烈、政府秘书长胡家凤、胶济铁路委员长葛光庭、胶路委员陆梦熊与崔士杰、青岛地方法院院长麦鼎华、青岛市商会主席宋润霖、社会局长储镇、教育局长雷法章、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畸、青岛中国银行经理王祖训、青岛交通银行经理姚仲拔、青岛华新纺织公司常务理事周明焯在内的本地政商精英人物。

周边式密集建筑多见于辽宁路、聊城路上，住宅大多二层，临街铺面为商业小店，后部或楼上住人，如聊城路增成药房、濑户口大药房、石井药房、本多善商会、镇远业版社刻字部、福增栈、松喜屋食料店、西堂、天开洋行、三泰印刷社、博爱医院等。使用这种住宅的，多属日本侨民，行商者居多。整体看，新市街大量居住着陆续移入青岛的日本侨民，日本传统习俗基础浓厚，不仅与中山路南段的欧洲文化差别明显，也与早期大鲍岛、台东镇、台西镇以及沧口、李村的本土文化形成对照。

而胶东路“波螺油子”的民居和生活形态，恰恰是日本移民文化、欧洲传统文化和城市本土文化的交汇点。从名称上看，胶东路的命名，也许恰恰寄托着一种文化传承的期待。如同这条弯曲的螺旋形道路的形状，“波螺油子”所显现和象征的，正似一个忍辱负重的时代。在这其中，一代一代的新青岛移民，肩负起本土文化积累与涵养的日常责任。

在1920年，关于“波螺油子”的一切，都还不曾出现。当年9月编制的一份《青岛市街及附近图》显示，在大和町二丁目下面，也就是后来的热河路以东，江苏路以北大片区域，依旧是丘陵起伏的自然状态，没有明显的开发迹象。丘陵西南角临近新町医院的部位，1917年8月建有殡仪馆，丘陵北边远处最触目的建筑物，则是三笠町与若鹤町一丁目交叉口1918年5月建成的日本高等女学校，中间被一条通向大港码头的铁路线分割。三笠町，是后来的黄台路；若鹤町一丁目，为辽宁路的西南段。

实质上，即便是在1922年底北洋政府收回青岛权益之后，日本移民以及资本的大量存在，依然是不争的事实。显著的标志，就是青岛日本居留民团及其民事管辖权的外溢。1923年3月1日出版的由前田七郎编撰的《山东案内》记录：“青岛居留民团于大正十二年三月一日根据外务省告示第十三号而设立。事务所位于市内湖北路17号旧德国海军俱乐部建筑内。”大正十二年为1923年。旧德国海军俱乐部建筑1922年青岛回归前为日本市民会。《山东案内》确认，“居留民团乃帝国公法人、受帝国政府监督、为所在地居留民谋福祉的机关，是处理公共事务的自治团体，管辖区域为旧德国胶州湾租借地。”该指南描述：“外务省颁发居留民团施行规则，大体上比照日本内地市町村制的规定，是自治行政机构。在居留民团的构成上，从有公民权利的居留民中选举产生居留民会议员（相当于日本内地市会议员），这是选举、决议机关。居留民会中，设立民团长（内地的市长）、助役及会计主任（内地收入役）。民团长的咨问（参谋顾问）机关为参事会员（相当于日本内地市参事会员）。”而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青岛地方政府与包括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居留民团的外交博弈，无处不在。其中发生在1932年1月的《民国日报》被日本侨民焚毁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一事件给青岛造成的情感伤痛，长时间令国人愤慨不已。

对未来的“波螺油子”来说，一条崎岖山路的养成，需要一代人接一代人的持续行走，需要民族精神的不断凝聚与张扬，也需要务实的清醒者的引领。探索中的中国化与本土化道路，不能蒙混过关，没有近路可抄，也不会一蹴而就。

1923年8月24日，吴佩孚为班鹏志编辑的《接收青岛纪念写真》题词说：“天佑中国，还我青岛，灿烂庄严，河山大好，公理申张，万年永保，传之历史，光远有辉。”明眼人都知道，大人物这些空荡荡的大话，除了在台面上鼓舞一下士气，并没什么实际作用。埋藏在这些华丽辞藻背后的殚精竭虑，具体操作者的兢兢业业，才是青岛“传之历史”的真正推动力。

所幸，青岛一直存活着这样的韧性力量。

在没有路的山谷踏出一条路

青岛的城市化之路，本来是一付在柏林绘制的欧洲模样，1914年底转了一个弯，味增汤的味道就日见浓郁，1922年底开始“拨乱反正”，却有名无实，直到1930年代的第一缕曙光降临。

“波螺油子”恰恰被这缕曙光捕捉到了一盘“城市复兴”的棋局里。

一个纵横交错的故事，由此发生。

不过，在前“波螺油子”年代无数次经过这里的谭延闿，却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故事的展开。在短暂出任过广州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之后，其1930年9月22日病逝南京。之前六个月，对青岛一往情深的德国传教士尉礼贤，亦在斯图加特辞世。六年后，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则孤独的死在大连一家旅社。

就具有巨大落差的地理走势来说，层峦叠嶂构成了“波螺油子”的基本形态，也是其形成地标记忆的资源特征。陡峭与险峻的地势困境，造就了作为人居现场的“波螺油子”的景观稀缺性，而“化险为夷”的跋涉经验，则强化了不同个体在城市地理中的交错感受。一条弯弯曲曲的马牙石路，矜奇盘纡，上升下降，由几代人将石头日复一日地磨成蘑菇，由此成为传奇。经年累月，一步一回头，磕磕绊绊之中，“波螺油子”的日常风景所蕴含的意趣，就顺理成章的具备了“舍我其谁”的气质，不卑不亢，不屈不挠。

获得本地人广泛认同的“波螺油子”称谓，是主要用以步行的胶东路的别称，或者说是一种形态描述。前“波螺油子”道路的敷设，填补了溥伟客居年代这里的文明缺失与烟火气息，也将杂草丛生的荒芜景象，一点一点从山谷中围剿干净。始自1920年代中，一条尚未铺石的道路和在岩石上逐渐生长起来的建筑，逐渐改变了这里的自然生态。

涉及胶东路民居的官方文件，最早出现在1920年代中后期。1922年青岛回归后，在一份《胶澳商埠市街路名地号一览表》中，已标注有胶东路，但仅有1至6号。这表明在这时，胶东路作为一条尚未成形的弯曲坡道，仅在东头进行了小规模开发和房屋建设。而同期苏州路、无棣一路和无棣二路的营建规模，都明显大于胶东路。看上去胶东路开发迟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初始西边一段盘旋曲径，是以苏州路命名的，这就让胶东路的早期面貌，不容易辨认。

青岛接收之后，市区的官有土地，政府以征收租款方式获取收益，1926年2月修正的《胶澳商埠征收地租暂行规则》，确定了官有地种类及租率，市街地每方步年租银一等六角二分以上，二等五角四分二厘以上，三等四角六分五厘以上，四等三角八分七厘以上，五等三角一分以上。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成立地政局，清理土地租税并着手公有土地整理。1932年春正式进行土地测量、地价评估和土地移转登记，土地制度和管理渐趋规范。市政当局对公有地实行竞租，按区域等级征收租权金和常年地租，租期为30年。1932年6月修正的《青岛市征收地税暂行规则》明确规定，对私有民有土地，地税分按价征税与分等征税两种。同期胶东路的公地竞租，均依照办理。

在青岛特别市工务局1929年12月编制的《市民建筑已决案件统计表》中，有业主林宝珠在无棣二路、胶东路建筑平房和院墙的记录。同月工务局的《道理工程月报表》显示，与胶东路相连的无棣一路、苏州路，同时在进行道理铺沙施工。无棣一路宽四米、苏州路宽三米。但在1932年之前，胶东路周边尚未进行锥形石铺设，这个时候，胶东路还处在前“波螺油子”时代。

大量的关于胶东路道路修筑、公地竞租和民居建设、管理的文献，集中出现在1930年代初期，这其中包括工务局1930年6月28日制订的胶东路规定路界平面图、1931年竞租胶东路等公地一览表、1931年6月市民远藤安、田联增、王玉德、柳儒等租用胶东路等路段的凭照租地图、1931年10月出捐胶东路四号等公地募银救济灾民的报告、1931年10月财政局和工务局关于黄文显胶东路五号地权的公函、1933年3月工务局核准的查勘胶东路一号地增造楼房请照单等。而显示“波螺油子”区域渐入佳境的例子，还包括1932年6月山东硝磺总局驻青岛办事处迁入与胶东路比邻的无棣一路4号。之前，这个特许机构的办公地址，在登高望远的观象一路新9号。

1933年《青岛市政府行政纪要》显示，同年工务局进行了展宽胶东路路基础并改修路面工程，完成新修胶东路小方石路总长320公尺，面积2340平方公尺，花费5630元。这意味着胶东路开始进入到后来家喻户晓的“波螺油子”时代。

胶东路铺设小方石路的过程，被记录在同年度的工务纪要中：“查胶东路一带，住户栉比，交通綦繁。该处路坡甚陡，坎坷不平，且极窄狭，往来深感不便。极宜将路面展宽修筑，以利交通。经饬据主管人员勘测，该路坡度，在百分之十以上，雨后冲刷甚重，路面最难保持。为一劳永逸计，亟应改铺小方石路面，并于路旁添筑条石雨水明沟，以便宣洩，而资经久。预算需供料费六千五百六十六元，呈奉，令准。招商承办，由滨记营造厂以最低价五千六百三十元得标承办，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开工，约三月底完竣。计修筑小方石路面长三百二十公尺，面积二千三百四十平方公尺。丙种条石雨水明沟三百公尺。”同期进行新修小方石路面工程的，还包括与胶东路连接的苏州路西段。与此同时，沟通莱芜路与苏州路的吴县二路，也铺设上了青砖路面。

承揽胶东路和苏州路西段小方石路面铺设工程的滨记营造厂，系1931年春新成立的一家建筑企业，1932年的营业额为七八千元上下。吴县二路的青砖路面铺设施工，则由莱芜路46号的福源栈得标承办。

1934年，青岛市公安局明确苏州路西段改为胶东路，指令户口移交。也就是说，在完成方石铺设一年后，完整的胶东路才获得安身立命的名分，从称谓上实现了从东到西的贯通。

两年后，因“市库未裕”被拖延的胶东路下水道工程完工，标志着这一区域的城市化推进目标，得以全面实现。自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胶东路在陆续进行公地竞租、房屋营造、路面展宽、小方石路面铺设、上水道开辟、街区绿化、路名统一之后，最终于1936年完成了下水道安设。至此，“波螺油子”的各项市政设施建设和户籍归属，悉数告竣。一个功能配套完善的山谷居住社区，逐渐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整体面貌。

观象山下，出水芙蓉，花好月圆。

已发现的文献显示，胶东路的公地放领与房屋营造，经过了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时间长达超过十年。继1931年10月黄文显获得胶东路五号地权及胶东路四号公地出捐之后，1936年8月在财政局的一次放领公地中，李瑚臣才以每市亩洋1652元的标认租权金，竞得胶东路四之六号公地。这中间的时间差，接近五年。

从1936年8月的公地放领价格看，“波螺油子”作为居住区的成熟度明显提高，土地的市场竞争力日见增强。胶东路公地的标认租权金，比同期开辟的“荣成路以东特别建筑地”范围内嘉峪关路、武胜关路、湛山大路的公地，价格略高，比青岛山东侧的京山路低了800元，与登州路西段价格相当。

实质上，迟至1944年，依然有胶东路公地领租案的记录。而胶东路民居建设的高潮期，大致也在此前的十多年。在大陡坡的山谷中，红瓦屋顶与土黄色墙面构成的画面，高低错落，逐渐连绵成片。经年累月，一缕缕的炊烟就此不曾停歇。期间，众多具有开拓精神的城市先人，让一条“生不逢时”的崎岖坡道，最终凝聚成青岛本土坚韧沟通的地理标志。

这个时候，见证过青岛早期城市化开发的本土商人胡存约，以及尉礼贤、溥伟和谭延闿，多已离世，老一辈城市拓荒者也垂垂老矣，开始颐养天年。而作为城市更新的主导力量，工务局的邢契莘、严宏溎、郑德鹏、马永祥这些新一代工程技术官员，正试图将青岛的城市营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其中，康奈尔大学留学生严宏溎的作为可谓样板。作为1933年破例设置的工务局副局长，到同年度胶东路展宽路基的时候，严宏溎已服务青岛市政建设整十年，参与“波螺油子”开发的规划与实施，不过是他履职经历的一部分。而其结果，随后却被纳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城市集体记忆，其释放出的责任意识与公共担当，令人印象深刻。可以看做是严宏溎履职逻辑原动力的，是期间其给热河路青岛工商学会一份出版物的题词：“念世纪，民智辟，工与商，急牗迪，辅翼之，匹夫责，维集思，乃广益，睡狮醒，视此策”。寥寥数语，显现出了一个知识救国者开阔、敏锐的洞察力。

“波螺油子”的出现，实质上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城市复兴”的组成部分，是青岛城市化规模推进的自然延展。根据青岛市政府秘书处1934年底编辑的《三年来行政摘要》的统计，从1932年到1934年，全市营造活动日趋活跃，三年增加的新建筑依次为572栋、538栋和468栋，建筑金额在1934年达到年投入460万元的最高峰。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在老城区的环境改善上，花费大气力整理。1935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为明瞭施政情形，市长沈鸿烈亲往大鲍岛里院察视，先后至易州路各里门洞、裕兴里新翻修杂院、昇平一里，以及海泊路、高密路、福建路、胶州路、即墨路、李村路等里院探视，并入菜市场察看，以获得直接感受。这些与新兴的“波螺油子”一山之隔的人口稠密区，关系到城市的脸面，也是“复兴”的纽带。

1935年4月，青岛市长沈鸿烈在市区工程设计委员会的一次例会上，就市政与市政工程的意义，讲了这样一段话：“市政要旨须以物质建设，乃至文化建设，或官所治理，乃至人民自治为目标，以期表里如一，同时推进，始得称为政治之真谛。市政工程应根据前项要旨，即如何始能将物质文化官治民治所需要之工程配备等，计划妥善，使各有条理秩序，而统归于一，按照一定计划，逐年发展，立百年不易之根基。”沈氏的话，可以诠释“波螺油子”梯次开发的目标与方向。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土地领租与建筑营造活动，不断获得了涌入资本的支持，也开始持续积累有滋有味的成长轨迹。

在庞大的日本经济势力盘根错节的青岛，华人资本对“波螺油子”营造的意义，非比寻常。一份考察显示，“民国四五年青岛海关纳税人十之八属于日本商人，民国十年以后，稍减为百分之五十四五，英商占百分之二十四，但华商经纳仍不到百分之十。”有限的华人资本对“波螺油子”开发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凸显出一种荣辱与共的使命。即便是如此，这篇《青岛纪行》仍然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区域大量日本侨民的实际存在。

作为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1930年代中期工务局的技术人员绘制过两张胶州路、热河路、上海路、江苏路、观象二路和胶东路相交而成的六岔路口的改造设计图示。这个复杂的道路交汇点，实质上是“波螺油子”的地理门户。工务局的设计方案加大了转弯半径，在路口增加了一处交通岛，上面铺设草坪和栽种灌木。引人注目的是，交通岛中央，设置了一个四米高的交通指挥塔楼，顶部依次装配有钟表和交通信号灯，警察可在塔内控制红绿灯变化。不过，从可寻找到的文献看，这个具有明显标识性的方案，最终未能实现。

一个不失抱负的“波螺油子”时代，尽管步履蹒跚，却无疑浸泡下一代提升市政者推动城市更新的责任，这份印记，覆盖了包括“波螺油子”在内的城市多个角落。而所有栖息、生长、繁衍在“波螺油子”的男女老少，所有行走攀登在“波螺油子”的城市过客，则都是一场复兴梦想的受益者，不论你来自哪里，也不论贫富。

1930年代早期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曾在《青岛》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在山的后面，“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这句话，放到烟火气日浓的“波螺油子”里面，似棋逢对手。而在这新路中“创制天地”的人，却往往不显山露水，唯独让路在阳光下坦露着，峰回路转，曲径通幽。

野狗消失的地方，新的城市文明登堂入室。

从1933年锥形石敷设伊始，“波螺油子”便以一种平民化的朴实和韧性，确立起与头顶上不同名称的城市主干线面目迥异的气质。一块块深刻嵌入的石头，慢慢挤压，慢慢契合，慢慢磨损，也慢慢地与日日行走在上面的人们形成相濡以沫的互助，直到不分彼此般亲密。在时间的轴线上，年复一年的风霜雨雪磨砺着这条交错的道路，积攒叠加着周围人居的烟火气，蓦然回首，夕阳西下，灯火阑珊。

推手

“青岛现状，最与观察以刺痛者，即青岛收回未及数月，财政收入顿形减削，青岛全市已以财政困难之声闻也。”这是1923年3月26日上海《申报》刊登国闻通讯社青岛通信的一段导语。

1922年12月的青岛回归，一阵狂欢过去，便乱象频出。接下来几年，城市治理不仅没有给青岛带来任何提升，更因为昏招迭出，而备受诟病。一时间，“讥评青岛现状之公私函电屡见，不一见类，非向壁虚造。表面上所能见者已不一端，如公园花木任人摧残，沟渠污秽不堪，车夫拦截坐客，乞丐追随行人，自来水管冰裂无人修理，街市便溺无人禁止，冰雪载道无人扫除。”各个阶层的不满不断从青岛溢出，遂导致各省议会长“义难缄默”，为青岛埠务废弛，联名上书段祺瑞执政府，陈述改革意见。1925年5月20日上海《申报》刊登《各省会议长条陈改革青岛埠务意见》，直言：“胶湾称东亚第一军港，青岛为渤海著要商场。德国侵占于前，日人窥探于后。幸经举国奋争，始得物归故主。督其事者应如何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内副人民期望之殷，外杜强邦觊觎之渐。讵自收回以来，政府任用非人，罔公营私，流弊百出，以致市政废弛，港务停顿，铁路管理无方，官产变卖殆尽，甚至纵庇烟商，开放米禁，恣意搜括，无所不为，贻笑外邦，为耻孰甚。窃以胶澳一埠，区域虽属于东鲁一隅，事业实为全国所公共。吾国人民，经年累月，奔走呼号，牺牲无数代价所争得者，未可认为山东一部之事而置之不顾也。”在这份建议书上签名的各省议长，包括江苏省议会议长徐果人、京兆省议会议长段茂森、浙江省议会议长沈钧业、福建省议会议长郑学稔、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江西省议会议长戴秉清、四川省议会议长熊晓岩、山西省议会议长王鸿遇、察哈尔省议会议长李世俊、河南省议会议长常三省、热河省议会议长沈默、陕西省议会议长胡仕学、直隶省议会议长吴得禄。

如此看，青岛一城在中国之重，非同小可。青岛之乱象横溢，令人痛心疾首。1923年3月26日《申报》在《青岛现状之观察》中断言：“青岛收入不增，则不特进展无力，势且日堕，青岛前途，所以终觉黯淡也。”

1923年，用沉疴遍地描述严宏溎最初看到的青岛，应大致符合事实。无疑，这和他青年时代的抱负，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这却又不是严宏溎一个人能改变的，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只给严宏溎提供了有限的道德支持，剩下的可能性，唯有严宏溎的个人作为。

对土木工程师严宏溎来说，履职前后被德国和日本打下深刻印记的青岛，是其个人展开事业的最早场所，也是其兑现理想的具体所在。从1923年到青岛，到1934年离职去南京，11年里，严宏溎在“外商多酬酢，中商贿赂酬”的浮华环境中保持清醒本分，出污泥而不染并有所作为，大致成为了他期望的“世风日趋下，吾自高风树”之人。严宏溎任职期间，作为新开发地带的“波螺油子”从无到有，奠定了声名远播的基石，也使严宏溎这一个“他者”与青岛这个“他乡”，建立起了一种温情的联系。

在严谦德的《先父严宏溎事略》中，人们可知严氏家族概况。严为安徽含山人，1890年生于北京，是年为清光绪十六年。其时，严的祖父在国史馆任纂修，其父严伯平入京侍奉。严宏溎中学时代就读南京，17岁时进入安庆安徽高等学堂学习，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北大毕业后的严宏溎，1917年获得公费留美机会，入康奈尔大学继续攻读土木工程，期间游历华盛顿、芝加哥、纽约、费城、旧金山等地，获得大都市建设的直接感受。几年后，严在康奈尔大学获工程硕士学位，经大西洋归国途中，对沿途英法德比诸国城市规划建设作了考察。

1923年严宏溎赴青岛，在工程事务所专事公共建设。1929年南京政府接管青岛，改胶澳商埠为特别市，其后工程事务所改公用局，及至工务局。期间，作为土木工程师的严宏溎历任工务局工程股股长、第二科科长、副局长等职。青岛期间，举凡工程上的事情，严宏溎事必躬亲。如开辟道路、修建下水道、规划上水源，公共建筑兴工，他皆据实参与设计，进行现场督导。

1930年1月，青岛工务局第一任局长丁紫芳去职，任职不足八个月。同年4月工务局改组，第四科取消，原第四科科长许守忠转任第三科技正，1931年底去职，联合廖宝贤等设计师创办联益建筑华行，成为青岛最大规模和最高水平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同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硕士王崇植出任青岛工务局长，一年后转任南京社会局长，遗缺由同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邢契莘填补。

1887年出生的邢契莘是浙江嵊县人，1909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学校，次年考取清华第一期官费生，入麻省理工学院造船造舰系，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先后任职大沽造船所、马尾福州船政局、北平航空署机械厅、东北航空处，并执教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及中国大学。1927年至1932年，其相继担任东北航务局及东北联合航务局总经理，东北造船所所长。1932年8月，邢契莘出任青岛工务局长，与工务局顾问坂西又八、秘书吕振文、咨议盛建勋等主持城乡建设，扩建自来水厂，建造2000吨级船坞、八号煤炭专用码头等。1934年牵头编制《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初稿》，明确青岛工商、居住、游览城市定位，对标伦敦、纽约、柏林、巴黎四城，并率先规划城郊地铁。

严宏溎青岛履职的后几年，“波螺油子”进入规模开发期。1931年到1932年，“波螺油子”的道路和公用设施建设，都在严宏溎负责的工务局第二科职责内。期间青岛工务局的上上下下，在局长邢契莘的统筹下，运转也算是有板有眼，一付励精图治的勤恳。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几年之间在荣成路以东特别建筑地、中山路银行建筑群、青岛市礼堂、青岛体育场、西镇平民住宅、崂山旅游道路等城市建设更新项目中，得到了一一体现。而“波螺油子”区域功能与设施的日趋完善，对应的恰恰是一场雄心勃勃的城市复兴计划。

实质上，作为丘陵城市，在梯次开发的青岛主城区，前后出现的山谷人居之域，不止“波螺油子”一处，在信号山、青岛山、贮水山、伏龙山的谷底，信号山路到大学路一带，苏辙路一线，天门路底部，都相继获得了规模开发，但不论景观特色与空间层次，还是居民成分的广泛性、房屋建筑密度，这些山谷人居区都远没有“波螺油子”丰富。地势的险峻、局促，反倒意外成就了“波螺油子”层峦叠嶂的山谷风貌，疑无路处门扉洞开。

1933年6月6日青岛市政府训令，因工务局事务殷繁，嗣后市政建设各事百端待理，着特设副局长一职以资襄助。该局科长严宏溎到职以来历有年，所服务勤谨无间始终，着升充该局副局长仍兼第二科长事宜，每月加支公费一百元，以示敏赡而鼓励。这份特殊的奖励，无疑是对严宏溎履职业绩的肯定。可惜，许多年后，人们不仅早已忽略了“波螺油子”早期开发者的种种作为，甚至连诸如严宏溎这些“他乡”过客的名字，也无处考据了。

在整个1930年代，经典的“波螺油子”还是个前途未卜的期待。没有人知道其后来在青岛城市化演变中的价值重构，更没有人奢望这里会成为地理坐标。

人们不知道，严宏溎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教育背景，和其对诸多欧美城市的了解，在多大意义上推动了“波螺油子”的在地性实践。即便仅以在青岛这个前殖民地城市的日常操作体验，严宏溎大概也能够自觉加入到城市规范的延续者队伍中，这似乎不难理解。工务主政者的操守、观念与认识水平，对青岛新一轮城市复兴的品味、品质的影响，不言而喻。实际上，就一种本土性、开放性与文化融合而言，“波螺油子”的规划建设，放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化的观念进步这个维度去衡量，依然引人注目。

严宏溎的工务局副局长任职，出现在他到达青岛十年后。1933年6月10日，也就是“波螺油子”开始展宽路基并敷设方石的时候，市府委任严宏溎为工务局副局长，同日并依例发出任职公函。之前一天《青岛时报》刊登的一条消息称，“本市工务局第二科科长严宏溎，在该局任事业经数年，对于工务局一切施政，颇具经验，且能勤奋服务，毋稍疏延，市政当局依畀甚深。沈市长特升任严科长为工务局副局长，仍兼任第二科科长职务。”

但1933年夏初的这个任命，并没有挽留住严宏溎，他不久就接受了南京工务局长的任职邀请，预备赴任。不过，至少在1934年1月，严宏溎尚没有离职青岛。当月19日，《青岛时报》刊登了一则“工务局副局长严宏溎行将返青”的短讯。随后的消息显示，1月21日晚上，严宏溎乘坐胶济铁路四次车抵达青岛。看上去，严宏溎的行踪在1934年伊始连续被多家本地报纸关注，似非正常。未知这些信息披露，是否与其预备离职的传言有关。

《先父严宏溎事略》披露，在严宏溎要求辞职离青时，青岛市长沈鸿烈曾执意挽留，令严氏一度为难。后终因南京市长石蘅青诚意延聘，严只好应约。像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礼物，严宏溎离青后不久，胶东路东西两段完成统一冠名，正式进入到“波螺油子”时代。

在南京，不孚众望的严宏溎随后进行的诸如清晰功能分区规划、开辟新住宅区、改修旧街道、规划下水道、增建公园、厘定建筑规章等方面的工作，似受益于青岛经验良多。

严宏溎离开青岛两年后，一个叫扬·盖尔的丹麦人出生，他后来成为建筑师，并总结出一个规律，“在整个人类居住史中，住宅区都是从人们经常使用的小路和场地开始发展的。然后有了商贩的货摊，修起了建筑物，再后来才有了更复杂的城市建筑。”严宏溎和他的同事们开辟的“波螺油子”，走过的恰恰就是这样一条路。

1937年4月，青岛市工务局长邢契莘离任，一场城市复兴的青岛梦，就此偃旗息鼓。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20日青岛《平民报》等报纸曾披露，行政院736次会议委派严宏溎为青岛工务局长。但时严氏已身有不适，未能重返故地。几个月后，严宏溎病发恶化，病逝于安徽巢县，享年57岁。这个时候的青岛，俨然已成战后政治资源瓜分的世外桃源，红瓦绿树之中，风花雪月灿烂绽放；碧海蓝天之下，各色人等峥嵘竞秀。“波螺油子”里里外外的风景，大同小异。

太阳升起的方向

“波螺油子”没有原住民。而当1920年代末尾“波螺油子”作为一个起伏跌宕的地理坐标出现在城市腹地的时候，“青岛人”的概念，也还不曾建立。

陆续搬迁到“波螺油子”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

不幸，进入到这里的第一代居民，却多不可考。目前检索到档案记录的寥寥数人，年代叠加且多面目不清，比如胶东路1号房主李王淑华，3号甲凝云药房经理王直虹，4号于维禔、唐文初，4号之2号赵源鸿，5号杨震寰，8号郭伦贵、苏世业，9号姚宝芸、9号内3号戴承珻，10号真记商行洋纸文具商张伯元，15号沈崇浩，16号港务局第三科雇员赵钟五，19号生际隆木匠铺，胶东巷唐公馆，20号甲新中营造厂经理于鸿三，20号丙李瑚臣，22号张漱霞，26号德祥福记洋铁铺，28号新利号儿童服装店投资人刘义臣，30号源聚成杂货点心商号投资人吴思俊，32号德发号馒头铺主季好友，33号进兴永馒头铺，36号德发堂理发店主朱宝德，44号兴华商行经理张伯敏和张云鹏、肖觉先等等。这些陌生的名字，籍贯不同，命运各异，彼此多没有联系，放在一条被岁月磨砺的坡道上，才会掂出分量。因为，沿着时间顺序走过去，所有经历者的人生选项，都没有回车键。

沿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自东向西，胶东路从陡峭的下坡路起始，俨然一幅浮世绘长卷开篇。一栋栋红屋顶的房子里面，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故事，由此提纲挈领，也在此深藏不露。灰褐色的石头围墙外面，一长串影影绰绰的人物迎面而来，熙熙攘攘着交错而去，一回头，悄无声息，颜色消褪，踪迹尽失。让探询者在面目全非的现场，若有所思，一声长叹。

没有证据表明胶东路最早出现的建筑，是哪一栋，业主是谁。甚至也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作为地理方位的引导者，曾属于本地财阀李涟溪资产的胶东路1号，在“波螺油子”东头高处。石砌高墙蜿蜒连接到胶东路3号，地差数米，庭院深幽，错落有致。院内西望，大港码头一览无遗。每至夕阳西下，远处胶州湾海面的开阔景色，蔚为壮观。这个辉煌场面，被1926年7月从北京移居青岛的作家王统照多次记述。他的家在南边的观海二路，和“波螺油子”隔着一座观象山，朝向一致，高度类似。王统照描述，“民国十五、六、七年间，我寂居海隅，身体多病，消磨日月于种种的苦闷情绪之中，渐渐把以往的青年心理与对人事的简易看法随时刊落。沉静抑郁的寻思，冷眼默看的观察，虽然有‘离群’之苦，却增加了人生的清澈认识。凉秋，暮冬，望着冻波敛彩，听着枯枝索战，长夜失眠，便藉笔乱写以抒闷怀。是时，那比较幽静的半岛上，人口尚少，生活安定，所以易静心神，易启深思......”

标注着胶东路1号不凡身份的李涟溪，在青岛城市化伊始即投身其中，耕耘多年，遂拓业有成。其早期借胶济铁路的修筑契机，通过前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上通下达，以兴办地产与实业起家，逐渐发达。1908年5月李涟溪与傅炳昭、周宝山、万耕畬、成兰圃、郑翰卿作为华太保险有限公司承办人，创立了青岛本土第一家华人资本的保险公司，之后亦曾入股青岛地方银行，兴建北京路洪泰商场，在本地历久涉广，根深叶茂。李涟溪为人瞩目的责任担当，是1923年5月受青岛市民对德追偿损失会的推举，与隋石卿、傅炳昭一并赴北京请愿，以求偿还对德战事直接损失。之后在1924年11月，李氏出任胶县旅青同乡会名誉会长。

穿过时光屏障，仅仅暴露出冰山一角的胶东路1号，叠加着繁芜的利益纷争。豪门之内，激烈的角逐持续多年，如“波螺油子”的陡峭一般大起大落。胶东路1号院落，本是李涟溪存量不动产的一部分，并一度由李王淑华掌控，而李王淑华同时是洪泰号乐善堂的资产关联人。早在1929年青岛特别市社会局便有李乐善堂缴纳莱阳路22号树价的记录，之后1933年律师孙承瑗，郑化南曾代表“乐善堂李大太太王淑华”处置遗产纠纷。1934年《平民报》亦曾刊登涉及洪泰号债务争端的文告，云“洪泰号李乐善堂李马氏为迅速清偿债务，解决家庭纠纷，免使骨肉惨变扰攘无已，以清积弊而防后患，向各界郑重声明”。1940年，围绕胶东路1号的地产纷争达到高潮，李王淑华后人在《青岛新民报》刊登《紧要启事》，声明“胶东路一号房地系先母李王淑华所有，无论何人假名抵押或盗卖等事盖作无效”。前前后后十多年，仅洪泰号和乐善堂涉及的律师就有孙承瑗、郑化南、刁家仁、李宗汉多人，当事人则涉及李涟溪，洪泰号东家四位太太与少东，张淑君、张瑞芸率子文钟、汝霖，张子名，孙作岳等等。

与李王淑华多年合作的律师孙承瑗，祖籍即墨，在青岛执业多年，事务所设置于中山路133号。长时间里，其与栖霞籍律师牟绍周、平度籍律师于遒铎等同业锋芒毕露，堪为本地华洋诉讼的行家里手。青岛沦陷后期的1943年5月，其出任青岛律师公会会长，一念之差，前程尽毁。亦将围绕着胶东路1号扑朔迷离的利益纷争，带入深渊。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沉浮之中，道路的选择，终归需要明辨是非。

但围绕着胶东路1号衍生出的故事，并不是一条线索。1933年青岛市社会局编辑的一本《青岛市商店调查》显示，胶东路1号曾有过一家名叫东聚兴的杂货店，资本规模很小，看上去与阔绰的李涟溪家族，扯不上关系。不过，从豪门兴衰到小店存亡，倒是能映衬出荒谬的现实性。

几十年间，兴衰成败，终究不过是过眼烟云。

胶东路1号下去，峰回路转。斜对面的胶东路2号，便处在一个弧形拐弯的底部，同样的高墙壁垒却略显局促，围拢着江氏一家的红盖华舍。据说业主日语娴熟，1940年代曾任翻译。除此之外，有价值的信息均被匿藏。同时期在青岛，出于各种各样的需要，会操持日语的中国人数以万计，结结巴巴说几句“沙扬娜拉”的就更多。江家主人的故事，和大部分人的生活轨迹类似，并不现眼。但不论高调低调，从战后清算开始，这些人家接下来的日子，都不会太平静。江家对面的胶东路3号甲，是王直虹独立开设的凝云药房，1942年11月成立，零售中药材及成药。49岁的王直虹是诸城人，开设凝云药房时已在青岛生活七年。从胶东路1号到3号高墙弯曲连绵，构成了这条山路从东向西的第一个陡坡弯道。

胶东路自从东向西的第二个转折点，是胶东路4号，其与无棣四路交错，对面是一栋拾级而上的小院落，小巧玲珑，尺度宜人。胶东路4号的院子却很开敞，在里面的两层别墅上，可以俯瞰无棣三路到无棣一路的起伏跌宕。业主于维禔，字福斋，牟平籍商人，1943年的《青岛大新民报》上，曾刊登有“于福斋与久兴号股东买卖青岛久兴工厂烟台久兴号全部铺垫存货机器让受盘声明”。寥寥数语，看不清于福斋的来龙去脉与眉毛胡子。1949年12月其因“抗战中为匪采购军用物资”被处理，后枪决。看上去，于维禔在胶东路4号楼上体验的参差错落，并没有让经历者躲避开时代烟云的涤荡。对于维禔来说，胶东路4号接下来的故事，是是非非，家长里短，已经与他没有丝毫瓜葛了。

沿着陡坡向下，胶东路8号是苏世业开设的益泰永鱼行。门口的一杆木秤，是鱼行的标配。记录显示，苏世业的买卖，1947年12月开业，投资国币五百万。作为第一代青岛本地人，苏世业中学毕业，是年39岁。算起来，苏世业出生那一年，李涟溪参与投资的华太保险公司刚刚问世。1948年益泰永申请加入鱼行同业公会，介绍商号是裕泰成文记，保证商号是永泰成记，两号都设置在鱼行云集的莘县路。苏世业经营的益泰永，是胶东路上下仅有的一家鱼行。这减轻了他不小的竞争压力。1949年2月的一份鱼行同业公会会员等级表显示，苏世业雇有店员三人，这也是同期同业中雇工规模最小的。

一条有趣的逸闻是，1947年10月，青岛鱼行公会曾向会员发出过征购《蒋百里先生文选》的订单，每册五万五千元。蒋百里早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留学德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陆军上将，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1935年曾避暑青岛，寓南海路4号，每天带女儿练习骑术，并与到访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讨论外交及中西文化。1937年出版《国防论》提出，提出了对日抗战不可速胜的观点。让鱼贩子读一本针砭时弊的军事学著作，国防学会大员们的想象力也委实令人捧腹了。蒋氏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11月逝世，战后起劲卖书，自然不是他的主意。

以胶东路东头为记忆起点，从李涟溪、王淑华到王直虹、于维禔、苏世业，牵扯出蒋百里、王芸生，逻辑轨迹并不清晰，人物的命运走向亦各不相同，时代印记却无可回避。踏在同一条河流中，红尘滚滚、泥沙俱下，大人物小角色，概莫能外。而同一个天空下面，接下来的岁月，同样翻云覆雨，燥热不已。这是苏世业手上的那杆木秤，从没有秤出来的分量。

苏世业之后，胶东路8号依旧不显山露水。有知情人回忆，1970年代，掖县籍的张瑞敏一家曾居住在这栋朴素的平房里。之后，他成为了海尔电器的缔造者。这个时候，“波螺油子”陆续迁入的许多居民，已经与益泰永鱼行年代的老人，没有了任何记忆联系。

没字的家信

在“波螺油子”建成初期，置身其中的大部分居民，并没有归属感。对第一代移民来说，“波螺油子”里面的家像中转的客栈，而不是故土。

故土难离，客栈却是可以舍弃的。

一场接一场的宿醉之后，“波螺油子”的居停，才变得妥贴。但搜寻那些经历者被岁月磨砺的细枝末节，又如大海捞针一般令人灰心丧气。常言道，生活十有八九不容易，这对经历者和探寻经历者真相的后人来说，可谓狭路相逢。

作为一个跋山涉水的潮汕客居者，1935年元旦这一天，在青岛孤独迎新的国立山大教授黄际遇，曾在《万年山中日记》里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旅青渡年，此为嚆矢。循例贺片可百余通，记室无人，懒写里爵，友朋相过，均属素交，形跡已忘，履綦可数。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过。乡里知交，零落殆尽，萍踪南北，乃友数人，山麓蛰居，门可罗雀，入此岁来，以年历下，馈者仅有周立大酒家，可见先生所与为友者，又以见世人之知先生者，亦唯此卖酒者徒耳。”两个月后逢农历新年，“买醉还须典敝裘”的诸城人郑爰居，寒风凛冽中亦独对明镜，作《甲戌除日书感》，记录下“他乡人”露凄凄惨惨戚戚之状：“海濒风雪送残年，镜里星星却自怜。今日郑人真梦鹿，早时谢客妒生天。金能跃冶知非宝，䘄未成规愧食仙。去日苦多来日少，短檠独对一凄然。”

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对客居他乡的黄际遇和郑爰居来说，酒果然是去除孤单的灵丹妙药。

过往一如既往地封存在幽暗的时间隧道里，在不经意间暴露出一丝光亮，不论在想象之中，还是意料之外。而一个叫姚宝芸的绍兴人停留在“波螺油子”的蛛丝马迹，恰恰可以映照出一个动荡年代的卑微角落。死水微澜时刻，一场风雨交加的冲涤，看似稀松平常，却足以摧毁所有的道德信念。

标识着胶东路9号清晰年代印记的，是一份抗战结束后书写的《姚宝芸自传》。注明“现住所胶东路九号”的姚宝芸，以70岁高龄，在简短的文字中，将一个辗转漂泊者的绝望，表达的无以复加：“宝芸姓姚氏，浙江绍兴县人，初攻时艺倖列胶庠，嗣因家贫，游幕山东、奉天等省。前清考取法官，民国又考取第四届县知事，分发奉天任用，历充奉天高等审判厅刑庭推事，奉天财政厅田赋股股长，调充辽宁省政府实业股股长。九一八事变东北失陷，不得已避地来青，又遭七七事变，困守十余年，有出无入，现在年已七十，一家四口嗷嗷待哺，难奋廉颇之勇，将吹伍子之箫，穷途末路，是所望于仁人君子之量予救济者。”

在1940年代的末尾，从南到北，从大清国的坍塌到帝国颠覆者的濒临崩溃，最终在崎岖的“波螺油子”沦为“特等文贫”的姚宝芸，曾经的抱负不可谓不远大，经历不可谓不曲折，遭遇不可谓不坎坷，积愤不可谓不真切。到头来，艰难腾挪，步步逼仄，连讨一口残汤剩饭都成了燃眉之急，何其悲哀。这份字字泣泪的求救书，可谓一个读书人的时代挽歌。

毋庸置疑，他已经回不去了。他的泪书像一份悬浮的凭证，被一根残缺的线牵扯着，映衬着20世纪前五十年漫长岁月里的期望、寻觅、流离、挣扎与失败。古稀之年，拖家带口，饥寒交迫，前路渺茫，问题是，何以至此？

很多人，也回不去了。

1947年3月2日，《青岛时报》刊登了于木的一首新诗《家信》，将一份“我们原都是一乡的亲人”的境遇，表现的异常真实：“是风雨侵袭长长的旅途，折磨尽你原有的天真，抑是一年窒息的生活，使你永远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朋友你始终不说吗，其实不说我心内也早已清楚，你那苍白憔悴的愁容，分明刻印着一封我的没字的家信”。

20世纪中期，对生活在“波螺油子”的绝大部分人来说，青岛并不是故土，而是他乡。从家乡到青岛的路，或远或近，都艰辛异常。1930年代末青岛沦陷到1940年代中抗战结束，分别在胶东路30号和32号开店的吴思俊与季好友，一个是平度人，一个是睢县人，一个经营杂货，一个卖馒头。1942年吴思俊37岁，1947年季好友42岁。1942年的时候，吴思俊已经在青岛生活了12年，他出资500元开设的源聚成，雇佣了四个人。从他的家乡平度到青岛路途超过100公里，坐汽车要辗转走一整天。而季好友的老家河南睢县，距离青岛接近700公里，从青岛坐船到海州赣榆，剩下的陆路也需要好几天。

出入青岛的通道，有铁路、海路、公路、航空几种。飞机和普通人家不搭界，铁路尽管风驰电掣，却只有西向一条线，反倒是海路因为小轮船线路多，价廉，也较为便捷，载人载货皆可。十数家船公司参与经营，遂沟通作用颇大。而从青岛海路南下依次连接苏北皖北豫东，海州是一处不可替代的海口。

在近代史上，海州曾开风气之先，代表人物是沈云沛。沈氏字雨辰，1854年出生在海州直隶州，1894年中进士，之后成为沿海滩涂垦牧的开拓者以及东陇海铁路奠基人。作为“商界之嚆矢”，沈云沛先后兴办起肥皂厂、硝皮厂、油饼厂、面粉厂、织布厂、种植试验场、树艺公司、矿务公司，被清廷视为“筚路蓝缕，开启山林”者，对海州乃至苏北工商业的拓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沈云沛1918年去世，其与南通张謇、赣榆许鼎霖，并称为“江北名流”。沈云沛去世这一年，掖县人刘子山的东莱银行在青岛刚刚开业，华人资本施展拳脚的地盘，依然没脱离大鲍岛。

而这个时候，海州正是大鲍岛华商的南货通路之一。从帆樯林立的小港出发，青岛到赣榆的水上通道，日以继夜地操持着人与货物的转运，将一个后发城市的开放门户，劳累的气喘吁吁。两地往来的货物，包括有盐硝、生油、苞米、菀豆、小麦、瓜干、火油、电池等等，涉及同德和、新泰行、容新号、同裕诚、万盛昌记、荣祥诚、永聚兴、福泰恒、益盛祥、义昌永、裕祥成和记、恒丰和余记等上百家商号，以及源合化学工厂、天华化学工厂、酱油酿造合作工厂、中国植物油料厂、宰畜公司等企业。1925年5月陇海铁路展筑海州，从海州运青岛转口的商货日增。

不过，警惕的眼睛却无处不在。1931年12月，赣榆县反日救国会发给青岛特别市商会公函一纸，声称鉴于赣榆各商号贩运各货，在最新的中日产品对照表内均未登载，遂列单寄给青岛市商会加以辨别，以免奸商蒙混过关。

针对青岛可疑货物的来源甄别，之前两个月，海州反日救国会已有行动。青岛杂货行栈同业公会一份呈报市商会的公函显示，本地商号义昌永10月22日由上海装日升轮运青白铅丝二十九扎，刷有蓝色唛头为记。10月29日卖与海州裕通号六扎，不料该货由陈殿邦风船装运到海州，即被当地反日会误认为日货予以扣留。裕通来函称，须有青岛市商会来函证明，方可放行。无奈，义昌永号恳请杂货行栈公会转函市商会，请求备函证明义昌永号之货系来自上海，确非日货。义昌永号并表示，进口关底、底账皆可考查。随后到12月，青岛市商会最终出面证明这二十九扎铅丝确系来自德国，海州方面的通关障碍方获解除。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伊始，青岛、赣榆相继沦陷，阴阳颠倒，乾坤倒转，交通则照常维系。1943年9月，青岛从海州收购小麦6321吨，全部自海上运青。1944年12月，青岛方面还同意将汇泉体育场借给海州矿业开发株式会社使用。战后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再次移位，青岛赣榆之间的水上通道，依旧人来货往，汽笛声不断。

胶东路上，馒头铺小老板的回家路，打开，关上，打开，将季好友“低头思故乡”的想象，不断放大，直到花好月圆。而这一刻带来的时候，两鬓斑白者，潸然泪下。

长时间里，被左邻右舍的烟火气包裹的“波螺油子”，点缀其中的生意，不咸不淡，不旺不衰，徜徉的慵懒与沉醉，似是细雨霏霏，阳光出来，脚下的石头很快褪去湿润。1947年出版的《中兴周刊》上，曾刊登过胶东路44号万宾兴记酿酒厂的广告，经销各种白兰地，电话27002。之前几年在大鲍岛的海泊路，已出现过一家万宾德记，经营黄酒，投资人是泰安人朱汝淇和韦东起，未知两者的关系。倒是白兰地与黄酒的口味差距，透露出时代演变的蛛丝马迹。同在胶东路44号的同德车行经理张云鹏，是平度人，与万宾兴记并无联系。

对凝云药房的诸城人王直虹也好，对牟平籍商人于维禔也罢，以及姚宝芸、苏世业、张云鹏、吴思俊与季好友等等，由异乡人构成的青岛，归属感的获得，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不论回得去还是回不去家乡，在“波螺油子”的生存经验，都难以磨灭。这个抑扬顿挫的青岛，无法舍弃，不可替代。

从1930年到1940年的20年，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的50年，“波螺油子”承载的日日夜夜，无一日不飘散着柴米油盐的气味，无一日不浸泡着悲欢离合的气息。一碗虾酱，几块豆腐，一把大葱，可以让日子流光溢彩，可以让烦恼随风飘逝。这里出现过的每一种姿态，每一张脸庞，每一个表情，都透露着对平凡生活的渴望，显现着生存的坚韧。

无论繁盛还是萧条，也无论僻静还是狂热，淹没在历史中的“波螺油子”众多居民，数量已无法统计。这些人的来历、生平、作为、梦想与坎坷，和这些人有关的社会过往、情感联系、家庭掌故，都无法一一还原。这一方面证明了时间自然流逝的残酷，一方面也显现了城市记忆的粗糙与匮乏。当人们只能在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上去拼接“波螺油子”的生长历程时，失落与惭愧，其实无以复加。

算计和被算计

胶东路房屋的建筑密度，沿着起伏的山势，从东向西逐渐加大。也就是说，东部院落的占地面积与奢华程度，要远大于西边。起自莱芜一路，胶东路以花园别墅构成宽敞的建筑景观，而临近江苏路一头，则转换成密集的里院住宅混合体，一东一西，一静一动，泾渭分明，又浑然一体。巨大的地理落差，构成了层峦叠嶂的居住风貌，左右逢源，别有洞天。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条路上下起伏，串联起万千气象。

1935年3月青岛市工务局编辑出版了上一年度《工务纪要》，工务局长邢契莘在撰写的序言中，开宗明义阐释了市政目标：“夫市政工程之建设，非徒夸技巧焕美观已也，将以供事业之发展谋民众之福利焉。譬之人身，市政工程骨干也，教育工商各业血脉也，有骨干而无血脉，土木形骸矣。然骨干不立，血脉将何所附丽乎？”

从城市住宅区规模开发的时间表看，“波螺油子”与“荣成路地特别建筑地”同期，后者后来成为耳熟能详的“八大关”。这些住宅区的集中出现，都是资本推动城市扩张的经典范例。也就是说，资本在“波螺油子”1930年代的渐次成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这从“波螺油子”区域的业主身份与街区建筑品质上，都可以得到印证。至少在早期，说资本是跻身“波螺油子”的资格证，并不夸张。七七八八的竞租、设计、建房、地税各个环节，每一项都支出不菲，没有相当的经济积累，不可能承担。这便使得“波螺油子”主流居民的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都大差不差。而后起的城市工商界者与富足士绅、官僚，以及部分以医师、律师、教员、高级职员构成的中产阶层，恰恰是市场的支撑主体。

除了胶东路东头名声在外的李涟溪，居住在“波螺油子”的工商界代表人士，还包括青岛富商刘子山的三弟刘锡山、陆丰号投资人梁佐周、兴华贸易行经理张伯敏、东方贸易行股东王志九、青岛油漆商业公会理事长李继尧、青岛埠头株式会社社长等。此外，更多的则是像无棣一路4号操持立生商号的王志孝、无棣三路35号开设新福源的王积福、无棣路19号经理祥泰永的刘宗堂、苏州路30号德茂号老板王德茂这样的小本经营者。

刘锡山到青岛的时候，拥有东莱银行全部资产的哥哥刘子山，已经在本地创建起了一个庞大的财富帝国，产业门类涉及砖瓦制造、行栈贸易、码头转运、鸦片贩卖、金融、房地产。进入到1920年代，从单纯的资本支配上看，刘子山的领袖地位，在青岛已无人能够撼动。

据本地刘子山研究者贺伟的考证，刘锡山性格沉默憨厚，在刘子山兄弟四人中文化最浅，很晚才从掖县家乡出来做生意，堂号为福德堂。福德堂的资产，包括由掖县同乡李銮鑫经理的永记窑帐房。1927年1月青岛总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永记窑帐房经营砖瓦业，资本金洋一万元，铺伙包括24岁的黄县人孙兴乐、22岁的掖县人孙魁斗、28岁的青岛人方玉泉、19岁的掖县人赵鸿钧、34岁的掖县人邱得炎，地址为天津路59号。刘家二次分家时，刘锡山分到海西窑厂和小港码头，这两项都是刘子山在青岛出道时的看家生意。刘锡山能吃苦，持家很出力，小港码头从分来一个到租赁至三个，多年赢利不少。

刘锡山与“波螺油子”的联系，没有更多材料印证。他住在“波螺油子”一座独栋楼房里，和夫人及姨太太一共生了八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正房偏房各生了五个。刘锡山家孩子们，一直以为家里很穷，不知道父亲有钱。从这个细节看，刘锡山平时的勤俭低调，非同一般。想象着这个掖县人每天出入“波螺油子”的样子，令人禁不住浮想联翩。他的憨厚姿态，代表了遭遇城市化的第一代乡民改变命运后的惶惑。这个表情，在深藏不露的“波螺油子”，不乏对应者。

刘锡山对金钱的算计，有一个细节可以管中窥豹。进城投奔发家致富的刘子山后，他的钱存在东莱银行。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稀奇古怪的要求，让二哥按照银行对外贷款利息支付给他存款利息，这就等于借银行来无偿给自己放贷。刘子山也没在意，直接答应了，这一笔非常规的银行业务，一直存在了好多年。

刘锡山的个人财富，在1920年代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刘子山1924年3月1日曾写给刘锡山一封信，云：“青岛账房来函，云吾弟现在总行有到期洋六万元，已为转期。查此项存款，兄前不甚明悉，此次改入东莱银行股本，是以未与吾弟提及。现既尚有存款，可将吾弟名下股本改为二十万元，下余不足，再由账房借给。此事兄已函告账房，令与成兰圃商洽，代为办理。此项存款，即勿客转，期矣。”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刘子山对三弟之爱护。三弟的存款到期后，刘子山建议由其厚德堂私人账房补贴暂借三倍资金，作为三弟在东莱银行的股份。

在1920年代中期，六万元意味着什么？有一个直观的比较。1923年

4月，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奉命为被解散的礼贤中学失学学生筹设新校，规定“年支不得过三万元”，也就是说，六万元是一个百人中校运转两年的全部费用。而1924年3月刘锡山的二十万元股本，则是两个月后为筹备私立青岛大学搜肠刮肚所募集到的基本金大部。1924年5月22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堀内谦介向日本外务大臣报告说：“刘子山，高督办向大家宣布决定新设立青岛大学。以上据高督办所讲当地已有私立青岛中学及职业学校，在这两个学校基础上，再创办一个带有商业、机械、林业、路矿、航政以及文化六科专业的大学。根据私立青岛中学本月22日的机密第51号文件里所写到的是由刘子山等负责经营，在现有的20万基本金的基础上又募集了基金，督办公署几乎没有出费用。”

刘锡山去世很早，之后其不菲家业由其子操持。刘锡山子并不善经营，尽管有刘子山厚德堂账房林富庭的帮扶，产业终也败落，码头等资产尽数出兑。林富庭生前曾说，刘锡山经年积累的家当，“不到一年时间就做索光了。”

1938年青岛沦陷后，东莱银行和刘子山大部资产凋敝，留守青岛的林富庭命运亦发生转折。期间一份山东路联保第四十保第一甲住户姓名职业调查显示，时林富庭以大陆银行行员身份，与东莱银行、大阜银行的几个人住在新泰路3号。隔壁新泰路9号拥有40个房间的祥云里，记录显示也是刘子山的产业。刘子山的财富传奇，随着其1948年的逝世始告终结。接下来，时序更替的节奏加快，转瞬之间，刘子山和林富庭掌控的那些难以尽数的家财，都猝然消失在时代蜕变的潮起潮落之中，漫无边际，悄无声息。

刘子山一生与上帝不远不近。但马丁·路德所说的“内心的罪、魔鬼撒旦、世俗谎言”这三个敌人，却伴随了刘子山经历的整个财富繁衍时代，挥之不去，涤荡不尽。从刘子山到刘锡山，从林富庭到刘锡山的后人，不过两代人时间，眼看着财富滚滚涌来，捧在手上熠熠生辉，再倏然流去，颓然家徒四壁，落得个一无所有，一得一失，一张一弛，尽显人间悲欢离合。而这样命运多舛的故事，即便是在逼仄的“波螺油子”，也非鲜见。

聚光灯照耀的城市

“自山东问题两次喧腾于列强会议之后，人人皆知世界上有一个青岛，中华民国有一个青岛，山东省之海滨有一个青岛。简言之，青岛为中华民国山东省属之一岛也，重言之，此青岛有万国公共商港之资格，有万国公共避暑地之资格，且有万国公园之资格。”这是1922年7月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庄俞就青岛意义发出的议论。

青岛自进入到城市化开发以来，命运从没有被自己掌控。和英国人作为战利品在香港沿海岸线修建的皇后大道一样，德国人也在青岛前海修建了一条威廉皇帝海岸大街。随着银行、铁路公司、矿物公司、海关、检疫所、仓库、旅馆、总督纪念碑、俱乐部、市民礼堂逐一在威廉皇帝海岸涌现，街道在不断演变。每一次新来者的涌入，都试图重塑它的特征。其名称也从威廉皇帝海岸大街、到舞鹤浜到太平路不断更替。尽管包括这条路在内的青岛新城中的地标性建筑都是永久性的，但在这里生活的人却并没有归属感，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没有一丁点控制权。

1922年7月访问青岛的庄俞，很快就发现了这里的不同凡响，他概括亲历的这个清新之城说，“青岛依山为市，故街道亦因山为高下。宽者十二丈，狭者八丈，数街会集之处，有广场。山上之路稍为狭仄；市街之下水道工程完善，故非常清洁。全市分青岛，别墅，大鲍岛，新街，大码头等区。公馆衙署皆在青岛区，纯系西式。别墅区逼近海滨，空气清新，为极良之住宅地，公园，海水浴场，均在此。大鲍岛则商店较多。”

太平洋会议之后，在青岛治权面临移交的节点，庄俞直言：“吾国国民，当公认青岛有万国公共商港之资格，有万国公共避暑地之资格，且有万国公园之资格，合全国智力财力以经营之，不达目的不止。山东人不必引为己有，拒谢他省人而坐失时机；他省人亦不必洁身自好，委付山东人而迟误进步；中央政府及省政府，更不可仅攘其生利之机关及产业，而置各事于不问。”

1922年之后的十年，作为从城市母体孕育出来的规模街区，大鲍岛东面新辟的“波螺油子”始终与城市的成长相生相伴，光荣与梦想，惶恐与茫然，平凡与燥热，概莫能外。

一个显露在时间指针上的代表人物，是叶春墀。资料显示，叶春墀1930年代住在无棣一路36号。他的房子距离胶东路，不过百米。其集商业与城市地理学者、教育业者、金融家、船行投资人于一身，将青岛城市化的现代性与开放性，诠释的惟妙惟肖。当把叶春墀的作为放在历史聚光灯下面的时候，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立刻就变得近在咫尺。

“青岛为全国名胜之区，居南北之冲，交通便利。有胶济铁路之连络，有各航路之运输。近自外交问题发生，为全国所注目。”这是叶春墀1922年2月15日写在《青岛概要》出版前的一段话。其将青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诠释的清清楚楚。

叶春墀，字玉阶，日照人，清季留学日本。宣统三年九月，也就是1911年10月着赏商科举人，后以日本模式为范例，开创现代商业薄记教育，1913年经临时省议会决议获准在济南南关设立商业学校，随后定名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设本科、预科和甲种专科，每届学生150名。1918年再创办私立乙种商业学校。1920年和1930年先后改为私立甲种商业学校、私立惠商职业学校。

青岛回归前，叶春墀与这个海滨城市的最紧密联系，是一本全面叙述青岛状况的公共出版物。1922年2月，叶春墀编著的《青岛概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正逢华盛顿会议讨论青岛归属问题，作为一战悬而未决的焦点之城，青岛的命运即将尘埃落定，涉及这里的各种资讯，很容易引起关注。叶春墀以独立视线撰述的《青岛概要》，可谓恰逢其时。全以市街图和例言引导，内容包括总论、衙署与司法、土地、房屋、租税、公益团体、工商业、教育、交通、卫生设备、农林、渔业、盐业、名胜古迹等，并附录律师与报馆。这是继哲学博士张武1919年编辑的《最近之青岛》之后，最详尽的一本用中文介绍青岛的著作，脉络清晰，结构得当，叙述简洁，数据完备。

在《青岛概要》的总论篇，叶春墀即开宗明义，记述了青岛城市化之后的披荆斩棘：“青岛自开港以来，德人常诩为东亚之小柏林，兼有军港与商港资格。背山面水，气候温和，大海临其南。虽夏日之炎炎，不敌海风之拂拂。凉生轩户，花送清香。沿海水而披襟，步山阴而却扇。避暑胜地，咸集于斯。况北枕群山，藉层峦为屏障，不畏朔风之凛冽，只爱冬日之和融。故夏可避暑，冬又可避寒。翠嶂碧水，红瓦白壁，山丘起伏，森林扶疏，雨量平均，谓之为东亚之一大公园，亦未为不可。况居中国沿海南北之中，交通便利，内联铁道，外通航路。港内水深，干潮时亦达三十四尺，万吨之船只，可自由出入。以地势而言，当为中国最繁盛之商埠。”

《青岛概要》出版的年代，“波螺油子”尚未出现，叶春墀对周边大鲍岛、新街市、大码头的记述是：“大鲍岛区邻接青岛区之西北，中外杂居之地。中央之山东街，在青岛最为繁盛。与上海之黄浦江畔，济南之西门大街，同占重要之位置。况西临帆船码头，山岭环抱，房屋比栉。如东莱银行之建筑，则区内首屈一指者也。新街区，为从前德人时代之大窑沟，系造砖瓦之地。自日人占领后，辟为新街市，以所泽街为中心，如朝鲜正金、三井、太古、取引所信讬。各大公司，比栉林立。日人之卖笑妇，亦萃此处。大码头区，在鲍岛之北，负山面海，为青岛贸易之要区。如胶海关、码头事务所、大港车站、日本人之新市街地，均萃于此。”

对青岛山海相依的房屋建筑，叶春墀也依据不同式样道出原委，如数家珍，并不讳言文化植入的引领性：“青岛房屋，约分三种，有华洋折衷式、德国式、日本式各种。如在青岛区、别墅区，均为德国式，大鲍岛区为华洋折衷式，新街及若鹤山下附近，均为和洋折衷式。在德人时代，衙署取缔甚严。故房屋之坚牢，在东洋堪推第一。自日人占领后，住民又增二万余。急速谋建筑之加多，以为扩张经济之基础。故较之德人时代，坚牢远逊。然所泽町一带，如太古、铃木、三井、正金、邮局，及将来之取引所信托会社之建筑，亦为青岛有数之建筑物。更于东镇、四方方面，著著进行。填大港海滩，计市街之扩张。改筑民船码头，以增进沿海贸易。故今日之青岛，较之昔日德人时代，扩张至二三倍以上。然房价对于建筑费，犹在一二分利之间。较之津沪资本所得，尚为优厚。住房之不足，于此可见。”

洋洋洒洒的《青岛概要》，地理人文工商各业面面俱到，可谓包罗万象，封面署名日照叶春墀，清晰交待了作者的来路。

青岛与日照，不远不近，水路陆路皆通，在小港渡胶州湾过海，尤为便捷。进入城市化的二十年，青岛凭借着巨大的磁场效应，渐成日照移民的汇聚之地，不同社会阶层与经济地位的日照人，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波螺油子”之内，日照移民似不多。“波螺油子”之外，以台西镇为聚集中心，日照移民则难以尽数，几十条街道的大小里院中，无一没有日照人的身影。西镇有家正大茶庄，甚至专门经营服务诸城和日照等低收入移民的珠兰花茶，广受欢迎。知识界人士中，除去身份显赫的同盟会前辈丁惟汾不算，先后就读于礼贤书院和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王献唐，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的山东共和党领袖安鹏东，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丁麟年，北京路大新商场乐新书局投资人牟乐田等等，都是日照人。其中大部分与青岛长相厮守，终老于斯。

如移入者叶春墀所经历的，作为一个大规模、整体性、程序化移植欧洲文明的城市，城市化早期的青岛确比同时代的中国内陆城市在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时尚趣味上，先进若干年。实质上还不仅是时间的超前，因为距离一种新的都市文明比较近，耳濡目染，感同身受，人的精神面貌，也就大不相同。另一方面，汉民族传统文化也有其根深蒂固的血源性，对西方的现代性会逐渐同化，或者说会产生方向不确定的变异，诸如上海的洋泾浜这样的文化夹生饭就出现了，形成不伦不类的面貌，但本质上却是对新文明的向往与靠拢。这种演变状况，自身具有惯性，会不断繁衍，可另一方面却因为适应性上的水土不服，也很脆弱，遇到不可抵御的强大迫压，就很容易解体，并在自我否定中转变方向。

在叶春墀以日照标识来路之后十年，新一代出生在青岛的“本地人”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这些南北乡土移民的后代，以喧闹且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城市生活为记忆起点，不再继续坚持以父辈的籍贯为身份首选，“青岛人”的概念遂开始建立，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逐渐获得巩固。而“青岛人”群体的形成，则在客观上强化了将诸如“波螺油子”这样的地理节点标签化的复合力度，耳濡目染，代际相传，渐成温情家园。

在这个意义上，自20世纪早期即被“聚光灯照耀的城市”，第一次有了来自本土居民的身份回应。这些清晰、平常、朴素、连续的声音，开始萦绕在城市的上空，如同含情脉脉的霞光。

迎春花

1930年1月1日，与溥伟多有往来并深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夜半乘船抵达青岛，天阴，微风，不寒，影影绰绰看着黑乎乎的城市，恍恍惚惚就睡着了。这是郑孝胥第四次来青岛，途中在海上，其读《东方杂志》所刊《罗马教皇与意皇定约始末》，仿佛顿开茅塞，想象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墨索利尼法西斯党，与以孔教为国教的中国，当“并立为东西二大教；大支那与大罗马，并立为东西二霸国。天意或将如此。”一番异想天开之后，郑孝胥下船，赴聚福楼饭庄吃了一顿饭，期间店主吴滋玉外出，“其伙询余姓名，不肯受钱，推让久之，掷钞路旁，乃得脱去。”由此可见，郑孝胥与聚福楼缘分之深。

胶州湾的港口内外，蒸汽轮船、行栈、饭馆、旅社、公园、戏园、池浴、照相馆，构成了斯时青岛的日常风景。五冬六夏，诸如郑孝胥这样处心积虑的政治过客，不过是面目不清的熙来攘往者之一，立场分野与身份贵贱，并不影响青岛航运业的水涨船高。码头上，每天都有兴致勃勃的衣冠楚楚者进进出出，指指划划，兴奋之色溢于言表。

码头和轮船，让青岛与奇异的外部世界，变得天涯若比邻。

叶春墀与青岛的商业联系之始，恰与父亲的航运生意有关。早年叶父叶沙明从日照来青岛经营航运，同时经营捕渔，曾拥有百吨以上海船五艘，航线远至日本、菲律宾等。而叶春墀在《青岛概要》中，对青岛航运业的认识，已十分清醒：青岛“以地势而言，当为中国最繁盛之商埠。较之上海黄浦江，干潮时只十六英尺。天津居白河之上游，冬季封港，三千吨以上之船，出入不便者，大相径庭。然上海天津贸易，在全国均首屈一指。而青岛萎靡不振者，则以津沪有历史上之关系。”

作为一个掌握现代商业观念的学人，叶春墀似乎不匮乏经营机遇。但在航运业之外，早先的尝试，却并不顺利，如在洗衣业的投资。1923年3月4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指令青岛总商会，告知叶玉阶等应呈送组织办法后，才能承办青岛洗衣厂。指令称“叶玉阶等恳请承办青岛洗衣厂愿依法组织公司，未将组织办法呈送到署，无凭核办，仰即转告知照。”签署指令者，为山东省长兼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

有资料显示，1922年5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叶春墀子承父业，在青岛创办裕泰轮船行，陆续拥有裕盛、泰升等船。但1930年代青岛商会的一份裕泰轮船行入会登记表显示，裕泰轮船行的成立时间，却迟至十年后的1932年元旦，地址在金乡路79号，资本金1500万元，四个股东全部来自日照，叶春墀为最大出资人。其中叶春墀和儿子叶瑛桐的登记住址，都是无棣一路36号，叶春墀出资一千零五十万，叶瑛桐出资二百二十五万。另外两个出资人，分别出资一百九十万和三十五万。入会登记表填写时，叶春墀60岁。

稍早在1931年12月编制的一份《青岛市航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显示，登记在河北路53号地址上的船行有三家，分别是日照籍秦善斋的秦升船行，拥有泰升轮船；日照籍叶玉阶与贺寿山的裕盛船行，拥有裕盛轮船；即墨籍王守文的益华船行，拥有益华轮船。而随后青岛商会的裕泰轮船行入会记录中，除叶春墀与叶瑛桐外，另外两个出资人一个叫贺静山，一个叫赵云山，都是日照人。河北路上的这三家船行，与后来的裕泰轮船行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有待进一步发掘印证。

1935年4月《青岛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第二届当选委员姓名表册》显示，代表裕盛管理处当选常务委员的叶玉阶，登记店址为无棣一路36号。

从济南转入青岛后，叶春墀继1923年3月动议承办青岛洗衣厂后，先后出任青岛取引所常务理事、青岛地方银行经理及青岛航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等职。但其接手的青岛地方银行，却似是个烫手山芋，并不曾有所作为。期间与其发生关系的银行业者，包括刘子山、成兰圃、李涟溪、隋石卿、郭大中等。1925年叶春墀短暂主持青岛地方银行时，还开办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由农商、高等审判厅注册核准。距离叶春墀的无棣一路36号寓所不远，山东会计师公会青岛分会也曾在无棣一路24号设立了一个分事务所。

1927年11月，叶春墀出任青岛渔航局长，继而参与航业公会事务。1926年8月29日，青岛市商会整理员办事处汇列各公会举派代表姓名，轮船同业公会代表人依次为：于维廷、叶玉阶、江立南、郭次诚、李玉祥、丁敬臣、秦善齐、李淑周、贺仁庵、黄盘如、田秉玉、马云青、孙梁臣。1931年4月，叶春墀与王仲英二人曾代表航业公会，赴青岛市商会面陈苦衷，请求核减花费，称“会员家数无几，值兹各家营业萧疏之际，统计前后各费，负担力殊不支，亦应请钧会洞审情形”。1933年9月叶春墀以青岛航业公会常务委员身份，获推荐作为本地航业代表，参加实业部生产会议。

1937年3月1日，就小港火轮商的经营萧条困局，航业公会在港务局召集全体会议，讨论联合应对办法。决定政记、长记、裕泰行、英记行、义通商行、义中行等船公司各推选三名代表，组建小港轮船营业筹备处，由郭次诚、叶春墀、江立南三人负责，以期渡过难关，避免陷入同归破产的境地。但接下来的事情更棘手，各船公司之间意见多有分歧，合作颇不顺利，难以形成一致行动。四天后，叶春墀再主持开会，商量以登记吨数及客座为根据，分配各轮船公司成数。从报纸披露的相关信息看，叶春墀的居间工作，可谓苦不堪言。

因为留学日本的关系，叶春墀有一位日本姨太太，儿子后来也娶了日本妻子。这样的跨族群家庭组合，在青岛主权回归后并不鲜见。因为而即便是到了民族认同日益深入的1935年，侨居青岛的日本人，依然有3395户，15015人。在族群壁垒之外，社会融合也日趋广泛。在青岛期间，叶春墀与济南商校同学的联系，亦似一直未断。1932年5月，其曾向青岛社会局呈报了组织山东商专旅青同学会的文件及简章，显示出他持续关注山东商专学生的热情。

叶春墀的儿子曾记述，“叶春墀谨小慎微，以儒家孔孟之道持家经营。他干了二十多年航运经营，把小轮船扩充到七条之多（裕盛、泰昇、益华、同兴、裕昌一号、裕昌二号、裕昌三号），但总吨位只有一千多吨，在小港航运同业中名列第二。”这份简略的记录，在罗列叶春墀航运扩张履历的同时，也在部分意义上沟通了裕泰轮船行与秦升船行、裕盛船行、益华船行的联系。

1938年11月，裕泰行代理的各船业由永利轮船行接手。期间23岁的胶济铁路中学胶县籍学生张培瑨，曾由同学叶瑛桐介绍到裕泰轮船行任会计员。叶瑛桐是叶春墀的儿子，也是裕泰行的四个股东之一。1945年抗战结束，裕泰行的业务在青岛恢复，叶春墀的活动也再趋活跃。但随后地动山摇，叶春墀在青岛的踪影，旋即消散。

风风雨雨之中，他乡青岛已成叶春墀映射人生履历的镜子，斯城斯人，一言难尽，欲说还休。实质上，对青岛一地移民“淡泊自足”的风土人情，叶春墀1922年的看法与之前张武的“素尚勤俭”说类似，但对学问与智识普遍匮乏的认识，似更真切：“青岛一隅，各省人士，咸汇萃焉，要以山东人为最多，征诸史承，俗尚勤俭。富于取进。与外人接触机会虽多，无浮华轻薄之风。敦信义，重然诺。对于物质上之文明，确已日新月异。而学问上之进步殊鲜。尤缺乏普通法律智识。故一与外人交涉，动辄失败，非无因也。然男通鱼盐之利，女世纺绩之业，淡泊自足。不尚文饰，欲望鲜少。对于青岛之开发上，皆著有功绩者也。”

在出版《青岛概要》之前，叶春墀已撰有《济南指南》，并著有《中国税关制度》《日本国库事务纲要》《山东商业地理》《乙种商业学校薄记教科书》多种。这些出版物，奠定了叶春墀在薄记、税收制度、商业地理上的学术地位。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叶春墀一本关注太平洋日美角逐的译著，一度被忽略，而其中透露的信息与预测，不久即被验证是可信的。1932年，叶春墀翻译的约翰戴白氏著《下次之太平洋战争》，由青岛中华书局发行，青岛市长沈鸿烈为其撰写了译本序。该书共计11章，从日美力量对比的角度，全面评述了日本在太平洋的优越地位，认为美国国防准备不足，难与日本抗衡，应迅速加强军备。书后并附录有日本航空发达史、日本空军之实力、日本防空计划。

意味深长的是，长时间以青岛为停靠码头的叶春墀，并不认同自己是青岛人。自《青岛概要》开始，他的大部分著述，署名都是日照叶春墀。日照这个故土标识，像一个光宗耀祖的精神启示，照耀着他的一生，至死不渝。

1939年春天，在叶春墀无棣一路宅地门口，两条水道明沟被覆盖上了石板，以保持清洁。这构成了“波螺油子”区域持续进行的街巷提升的一部分。等候着春暖花开到来的季节，透过迎春花的一片黄灿灿的簇拥，从叶家发出的一句“顺祝春祺”的寻常祝福，沿着熟悉的街巷扩散，为破碎的山海之城，装点上一丝暖意。像叶家这样的大户，家里有厨师，宴请宾客能够游刃有余，而一般富裕人家，请人到家吃饭兼会外叫饭馆的菜肴。傍晚的时候，无棣一路上下提着食盒的饭馆伙计，时不时出现，急匆匆颠簸着一路小跑，食盒却稳稳当当，不洒汤水。完活出门，站在街边石板上定定神，拿毛巾擦把汗，噗地呼出一口浊气。

对一些家境宽裕的移民来说，吃是一天中的重要内容。“波螺油子”上面的胶州路、上海路与热河路，各色各样的饭馆零星分布，满足一般需要不成问题。如设置在胶州路上的三阳楼、悦宾楼、同昶永、会兴楼、兼营冰淇淋的泉盛豆汁店、三山食品店等。其中三阳楼是老字号，也算是久负盛名。餐饮业渐兴旺，竞争也就愈发激烈，逾越边界的事情就开始本地发生，比如当局三令五申饭馆商店不得雇佣女招待，可偏偏有“贪图盈余”的饭馆精虫上脑，结果就惹出是非，导致竹篮打水一场空。1937年2月18日，崇德中学学生马钦超午间去胶州路大英楼进餐，发现楼上有二八佳人搔首弄姿，遂以涉嫌违令雇用女招待有伤风化，召来巡警检查，24岁的平度籍饭馆掌柜李云海被带往警局备文讯办。18岁的女招待吕秀英，饭碗也就砸了。本地报章随后有消息称，吕女系日照人，住海关后长安路31号，因生活无着，临时去大英楼当招待，不想稀里糊涂就违了禁令。胶州路上下饭馆料理林立，小字号生存自是不易，但大英楼饭馆的年轻掌柜不知轻重，事情不大归不大，最终作为惹祸上身的责任人，一番惩罚则是免不了的。大正月还没过十五，对喜欢凑热闹的新闻纸，大英楼女招待也算是一条绘声绘色的花边谈资了。市井的日子，本来就这么细枝末节，天不塌下来，家长里短的街坊邻居一般看不到。

除了各种口味的中餐馆，本地的西餐馆也日渐增加，尤其为夏日度假的游客青睐。1936年8月，从上海来的某君与人去过两家西餐馆，对菜品算得上基本满意。第一家在半山坡上，两个人，每人五角，一菜一汤加冰淇淋或者咖啡，一人点了俄国汤和板鱼及红茶，另一个吃鲍鱼奶油汤和炸小鸡，除了炸小鸡半生不熟咬不动，其余均好，且面包管够。饭毕，掌柜起立送客出门。第二家，是大同菜社，九个人用餐。因为是星期六，候位的人颇多，等了一刻钟找到大桌。食客记述，“先吃杂盘，生番茄又甜又香，炸明虾，鲜嫩有味”，这时因为侍者先上了冰淇淋，请客的人大发雷霆，责问侍者糊涂，一时间造成气氛紧张。“一会儿，侍者拿九只戴面饼帽的深蓝色的陶器钵分给客人，揭开一看，倒是原盅番茄鸡汤，鲜而且浓，说是俄罗斯煮法，在上海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美味；那个面饼帽，其实也很香脆，不过既吃大菜，就不屑充当大饼同志了。”

吃的舒服了，肚子不忐忑，日子就妥贴。“波螺油子”的里面外面，同理。

从投身裕泰轮船行开始，叶春墀差不多经历了“波螺油子”起楼铺路和环境整理的全过程。一栋栋式样各异的房舍，在高低不平的沟壑中梯次成型，逐渐鳞次栉比，形成浑然一体的山谷轮廓。就地理位置说来，叶春墀的无棣一路36号寓所，偏居一隅，高度适中，是个静谧并不无情趣的所在。这里与叶春墀发生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1930年代青岛本土华资航运业的走向轨迹。而叶春墀在“波螺油子”渐行渐远的背影，则浓缩了一个崎岖前行的时代。

由于地势的局限，不论是就城市规划者还是实际使用者而言，“波螺油子”从出现伊始的功能考虑，都是以居住为先的，同乡会馆和学校，是聚集性最大的场所，零星的商业，内容多属于服务型，以辐射范围有限的区域居民为主。1940年代一份《青岛特别市土产行栈同业公会会员名册》显示，进入记录的240家土产行栈业字号，无一设置在这一区域。检索档案发现，除了1941年11月从山东路迁入吴县一路10号的宝祥益杂货和胶东路30号源聚成杂货、苏州路22号裕通源杂货、无棣二路39号天发祥土产等一些零散的小型贩卖商外，“波螺油子”商业的外延性并非优势。规模商业的缺失，看上去是“波螺油子”的短板，实质上却保持了这一山谷地带的宜居性，在很长时间里避开了嘈杂与喧嚣。这份宁静氛围，依稀存续了几十年，使“波螺油子”的安详，成为常态。

掖县人来了

一般说来，机遇总是青睐第一只打鸣的公鸡。

试验证明，多数鸟类在夜间看不到东西。公鸡也是一样，在夜里，面对随时可能受到的攻击，容易焦躁不安。黎明来临，公鸡的眼睛开始看到物体，遂兴奋异常，以打鸣为号。本质上，这也是动物对于光刺激的一种本能反应。天长日久，凌晨打鸣便成为公鸡的习性。即使将其放到黑暗无边之地，看不到光亮，到了清晨，还是一样要打鸣。这个现象，几乎和1898年第一批进入青岛闯荡的异乡人一样，面对一片陌生的城市处女地，风险与机会的风云际会，纷至沓来。

青岛城市化伊始，一个叫刘子山的年轻掖县农家少年的到来，无人知晓，一度他甚至打了退堂鼓，决定回家继续种田。然而不过20年后，他的名字的响亮程度，已与令人仰慕的本土成功华商群体等同。他以类似财富帝国一般的个人资本积累，展示出具有示范性的榜样力量，十数年中吸引着无数掖县农家子出离家乡，进入青岛经商谋生，逐渐形成资本与资源雄厚的旅青掖县商帮。

围绕着旅青掖县商圈，刘子山成为神一般的传说。一时间，掖县商帮与黄县商帮、广东商帮、扬州商帮以及胶州、平度、即墨等商帮一起，在青岛华人商界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很快，掖县人开始酝酿结社，以谋求更多利益。他们选择的同乡会馆，在无棣四路一段空地上。

旅青掖县同乡会，出现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1922年9月15日，也就是青岛回归前三个月，掖县同乡会在河南町十九番地楼房内召开筹备会议，由通聚福宋雨亭担任会议主席，29人与会，讨论建立掖县同乡会事宜。此后几次会议，确定筹委会职员、组织形式、章程等事项。以宋雨亭为筹备主任，恒祥栈经理顾少山、裕东泰邹升三为筹备副主任。

10月29日，掖县同乡会在齐燕会馆举行成立大会，选举宋雨亭为会长，邹升三、尹少农为副会长。掖县同乡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标志性举动，就是向刘子山致敬。次年1月7日，鉴于东莱银行董事长刘子山为“吾乡泰斗，对于公益事项素具热忱”，其被推举为掖县同乡会的名誉会长。

刘子山连忸怩一下都没有，旋即回复称，“来示就悉吾掖同乡会于月之七日推举名誉会长。卑人望浅谬，蒙公推，深恐才疏有负众望。惟是事关桑梓，岂易推诿。尚望众擎以匡不逮。”

旅青掖县同乡会成立后的一项迫切需要，是建立会馆。1923年5月10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财政科复函掖县同乡会，同意该会领取无棣四路空地一段，用以建筑会馆，并将每年469.96元的地皮税租，减少至每年50元。这个时候的无棣四路，尚是空谷幽深之地。

当月下旬，胶澳商埠警察厅颁布管理会馆规则，明确“凡在本埠设有馆舍，用各省及各县名义为旅居青岛同乡集合居住者，均为会馆。”该规则同时要求，“各会馆应由旅青同乡人员就在青岛同乡中有正当职业而乡望素孚者，公举掌馆董事一人，副董事二人管理之。”规则对会馆董事产生办法不加强制，投票与公推均可，依各馆习惯或由同乡公议决定。

1923年5月28日，掖县同乡会就着手进行的会馆建筑事宜，推荐源裕兴经理李助如、永德堂账房主人刘星山、公兴和经理王桐山和宋义山、林鸿儒、顾少山为筹备员，以加快推进。6月27日，再增加副会长邹升三加入共同负责。

建会馆，离开了钱就无从谈起。可这个似乎对掖县商人并不是大问题。筹备期间，各旅青掖县同乡捐款踊跃，刘子山带头，一次性捐款5000元，形成连锁效应。接下来，刘星山2000元，李助如、宋义山各600元，宋雨亭、邹升三、杜仁斋、杨阶卿各300元，刘术堂、刘子木、杨宏斋各200元。捐洋100元者，包括李树堂、顾少山、战先五、吕乐亭、宿子温、贾仁斋、徐勋臣、武廷臣、任揖堂、徐介臣、原福堂、李翰卿。余之捐款60元至5角者，达160人。

对刘子山的豪爽高义，掖县同乡会决定再一次拜码头。1923年7月2日下午，掖县同乡会评议员在河南路临时办公地集合，赴厚德堂向名誉会长刘子山致谢。这个场面，足够让坐在太师椅上的刘子山眉开眼笑。

半年后，掖县同乡会“美轮美奂，光耀胶澳”的会馆建成，购买地皮及建筑房屋合计花费16000元。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成为当时这一山谷中最引人注目的人工设施。

1923年11月8日，掖县同乡会函请60岁的徐春官撰写会舍碑文，云“本会会馆已将落成，拟于大厅前建立石碑一座，以志发起成立各缘由，并附刻特别捐款诸同乡衘名于后，以示来者。久仰阁下热心公益，又为吾掖名士，兹于阳历十一月三日开会议决，公请阁下撰文以光吾乡，用特专函奉恳，即希金诺早日颁下，至感至祈”。徐氏四天后把文稿寄往青岛，称“久不至青岛，于会馆进行手续多不明瞭。兹承公命分难力辞，因草创是稿，仍希诸兄讨论修饰而润色之，俾臻完善然后付诸手民可也。”徐春官者，光绪二十八年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1909年担任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国文教员。1920年刘子山夫人林宜人去世，为其撰书圹志铭的，也是“邑人徐春官”。

也许是觉得徐春官名望不够大，随后掖县同乡会请出了客居青岛的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王垿代言。1924年春，王垿撰写的《青岛掖县同乡会记》碑，立于无棣四路馆内。碑文不乏励志之言：

“孟子曰，邻里同井，出入相友。夫在乡里且然，况乎相逢异地。所以各县之旅游青岛者，皆立同乡会，而尤以掖县人为最。议创于壬戌之春，会成于是年季秋。举正会长一，副会长二，评议员四十，共议会中善举。若学堂，若济贫，与夫施医施棺，他日力所能及，必次第行之。明年癸亥，购地于无棣四路，建屋三十七楹，庖湢俱备，列植花木。冬十二月，集同乡千余人相与落成，且谋记其事于碑而属余撰言。余尝读《掖县志》，见汉时王扶少修德行，客居不其，人化其德。又宋时林广轻财好施，义声远播，掖之人固到今为烈也。今诸君子固客即墨海滨，又倾资创义举，方之古人，何多让焉。余甚望诸君子永偕同志，共抱仁心，扩而充之，渐推渐广，则施惠溥而乡谊敦，声誉将永永无穷也。余叹羡不置，故乐为记之。会长评议员姓氏附于碑后，其捐资姓名则列于他石。”

碑文末了，署“甲子季春莱阳王垿爵生甫撰”。这一年，王垿67岁。自1911年秋辛亥事发，大清国一命呜呼，其已寓居青岛多年，与胶东乡人交际广泛。

掖县同乡会会馆所处位置，为无棣路、无棣二路、大连路、临沂路围合地块，起初标注无棣四路空地，应属路名演变使然。12年后的1935年，宋雨亭在一份《青岛掖县会成立之缘起》的叙述中，已将“八百余坪”筑有三栋37间房屋的会馆所在地，称为无棣路。

掖县同乡会从始至终，与本地掖县籍的政治活跃人物赵琪的关系，若明若暗。赵氏1882年出生，比刘子山小五岁，早年毕业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曾去德国学习。之后其历任租借地警察局与胶济铁路翻译，淞沪警察厅督察长兼高等外交顾问，龙口上埠局局长、总办，鲁案善后督办公署顾问，中俄交涉事宜公署顾问，北洋政府交通部谘议，外交部顾问等职，1922年参与收回青岛等外交活动。1925年7月至1929年4月，赵琪出任胶澳商埠局总办兼山东全省戒严高级执法官，成为青岛政治第一人。赵琪主政胶澳消息甫一传出，旅青掖县同乡会即第一时间以同乡之谊驰电相贺：“济南赵总办瑞泉乡先生鉴。闻公膺任胶澳，同乡不胜荣幸。谨电欢迎，并申贺忱。”而同时以个人名义联合发出贺电的，还有宋雨亭。

赵琪执掌青岛近四年，政声平平，期间主持《胶澳志》修纂，以掖县赵琪名义撰写序言。赵琪当政年间，刘子山的东莱银行获得长足发展，1928年3月3日的《大公报》曾以《青岛现状》为题评价说，“青岛尚有几分升平气象，故金融尚称稳定。金融界以横滨正金银行首屈一指，其次为东莱银行，再其次中交两行。”将东莱银行排在青岛华资银行的第一位，可见其生长势头之迅猛。赵氏去职后，有媒体评论其重用乡人做派，“以鲁人治鲁为用人方针，对各机关外籍职员竭力裁减，尽易其掖县同乡，胶澳一切弊端，乃不愁外泄矣。”

延伸到济南，东莱银行的事业也如日东升。早在1924年10月，即有报章披露说，“济南银行界，以山东银行与东莱银行操其牛耳。山东之张子衡，为城内商会会长。东莱之于耀西，为商埠商会会长。以两雄不并立之故，积不相能。东莱银行为烟土大王刘子山所办，资本雄厚。与山东银行相较，实力则超过之。前月商会联合会之争潮起，于耀西张子衡各树一帜。于曾将山东银行历年亏累之情形，完全揭出，谓其基金仅余不动产三十余万，而其发行纸币达三百万元有奇。当时持该行纸币者，咸争往兑现。幸官厅压制未发，未致引起挤兑风潮。而该行在胶济沿路，发行纸币为最多，近中不易流通，已可见其所受之影响矣。现张子衡多方设法对待东莱，而东莱并未发行纸币，故张亦莫可如何也。”

伴随着政局的变化，济南东莱银行的好运气转瞬即逝。1929年6月有报纸披露了东莱银行的一场苦不堪言的无妄之灾：“有胶东人于耀西者，向在商界，颇具新思想，谋与钱商竞争，以保权利，任商埠之商会副会长有年。自民五后，即充东莱银行济南行长，至宗昌发无息军用票三百万，迫商家通用，于知为山东将来之隐患，思有以扼阻之，密约金融界拒绝收受，事为张子衡等所知，派便衣队数十人监视之，汹汹作捕拏势。于为商人，何能敌之，只好软化，以求保全而已。而张对之，卒不满意，至十六年，宗昌又向各银行商会借款二百万元，于又反对之，子衡遂请宗昌捕拿。于不得已乃潜避青岛，东莱银行之垫款，遂增至六七十万，结果乃倒闭。”

从事情的原委看，刘子山与于耀西的合作，可谓谙熟鲁地人情世故的自然之选。于耀西的禀性与能量，之前也应是刘子山看重的。至于乱局之下的谋事成败，就不是一个刘子山或者于耀西能够左右的了。说到底，刘子山与于耀西是相互借力，各有各的算计，情义并不是题中之议。而于耀西的后来事，亦是一波三折，高潮迭起，令人眼花缭乱。报载：“于至宗昌将逃时，始由商会同人密招回济，适日兵至济，占领新城兵工厂，于等知该厂素存军器火药价值在百十万上，遂以商会名义告日领西田，请其注意，勿加损伤。未数日，该厂存物均被毁，于等遂质问西田，西田面言此为军事，吾不能问，遂率日兵数十人至于宅欲捕而害之，于遂二次出亡至上海，至济案解决始归。于为人颇开拓，有任侠好义之风，故商人多与感情融洽，至今犹充商会会长，虽商民协会屡思排而去之，而党中同志知大义者，犹维持之，以其与军阀与外兵抵抗，于地方受益颇多也。”

国民政府主政青岛后，赵琪被边缘化，但在坊间诗文酬唱中依然活跃，与吴郁生、于春圃、吕美荪等老派文人互有往来。1938年1月赵氏出任日伪青岛治安维持会会长兼复兴委员会会长，继于1939年1月至1943年3月任日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兼北平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后任北平劳工协会理事长、华北棉产改进会会长。抗战胜利后，其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关押，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获释。1956年，74岁的赵琪因高血压引起心肌梗塞造成瘫痪，不久在北京去世。

实质上，王垿、赵琪、于春圃、宋雨亭之外，对与“波螺油子”朝夕相处的刘锡山、宋廷玉这些掖县籍商人来说，近在咫尺的掖县同乡会，是一个体面且不乏凝聚力的去处。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同乡之间，认识与不认识的人，碰个面，作个揖，聊聊天，合作的机会就多一个。彼时商人介绍身份的名片，一般会印上持有者的商号、职务、籍贯、地址、电话。如青岛鸿兴东经理任东藩的名片，上面依次提供的相关信息是，山东掖县，电话四二七六，胶州路七十二号。鸿兴东是一家土产期货字号，业务属于掖县商人在本地盘踞多年的势力范围。

岁岁年年，春去秋来，无棣路窗明几净的厅堂中，浸泡在一杯茉莉花中的掖县土话，湿漉漉水灵灵，笑容可掬。长衫飘逸者与粗布短打扮伙计的头影映在茶水中，斯文层次清晰，颜色却不分彼此。

长袖善舞

所有的结果，都有迹可循。差别是，不同人在不同境遇下所选择的路径方向。而其过程中出现的所有迟疑，同样无从反悔。

作为掖县同乡，刘子山与宋雨亭的早年从商经历，皆与麦秆草帽辫贸易紧密相连。1917年的一份《山东麦秆草帽辫之调查》显示，截止到一战爆发前，刘子山在青岛投资的福和永，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已16年，而宋雨亭任经理人的通聚福，也持续经营了7年。以1914年为日本占领青岛为节点计算，刘子山的青岛创业起点是1898年，宋雨亭则是1907年。

对掖县同乡会和在青的掖县商人来说，刘子山像是个供人敬仰的牌位，而宋雨亭才是长袖善舞的灵魂人物。与刘子山比较，宋雨亭个人事业的拓展并不突出，但却不乏公共领域的出众才能，并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漩涡中从容应对，保持定力与平衡。这让他的影响力，很快就溢出掖县同乡会和草辫业的利益藩篱，进而在更开阔的城市舞台上，实现抱负。

出任胶澳电气股份公司董事兼协理，是宋雨亭获得的一个新的事业平台。1923年11月22日，就在掖县同乡会会馆营建大功告成前夕，中日合资的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隋石卿、副董事长村地卓尔、董事兼总理王子雍、董事兼协理宋雨亭、董事兼经理高桥光隆，以及董事若干人，就请在交通部立案注册一事，呈文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督办熊炳琦，报告说，“本公司自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后，业将承办情形及应缴发电所价款，均经先后呈缴鉴核，并按照公司条例之规定，备具注册文件册费银元，呈送钧署鉴核备案，并乞转咨农商部注册给照各在案。兹谨按照电气事业取缔条例，缮具图册等件，备文呈送，仍请钧署转咨交通部立案注册，以符定章，实为公便。”就主权收回伊始的青岛来说，除了航运、码头、铁路、盐业之外，屠宰场、取引所和电气公司，亦属各方利益角逐焦点，花落谁家，自是为人瞩目。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份，以职业经理人身份崭露头角的宋雨亭刚过40岁，还算不上本地商界的叱咤风云者，但角色无疑已不可小觑。在之前成立的青岛商务总会会员名单排序中，宋雨亭的名字已名列前茅，仅在会长隋石卿与副会长张鸣銮之后，为会董第一名。

随后，宋雨亭参与到更多的社会事务中，不露声色地把握着自己上升的机会。1924年7月青岛平民教育委员会成立，胶澳督办高恩洪指派袁荣叟为委员长，酆洗元为副委员长，委员包括隋石卿、刘子山、宋雨亭、张鸣銮、吕月塘等70余人，差不多囊括了本地士绅、教育与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在主权回归之后，这些试图革故鼎新的活跃者，从一个侧面显现出未来青岛的走向。毫无疑问，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本地人脉资源，对宋雨亭追求的上升路径，不可或缺。

其时，青埠商人分两大派系，隋派首领为文登籍商会会长隋石卿，黄县帮掖县帮副之；丁派首领为丁敬臣，丁敬记经理，即墨帮三江帮副之。宋雨亭以掖县帮加持，周旋在各个地域与行业利益圈之间，伺机而动。1924年12月，青岛商务总会召开董事会，选举会长及特别董事。28个董事到场，以无名投票法互选。因事前各派已疏通妥洽，彼此意见大致融化，结果隋石卿得18票，为正会长；李助如得11票。选举毕，隋李谦辞一番，无非谓此后各应化除党派，携手共济，同谋商界幸福。随后在黄祝三的提议下，依据商会法推选宋雨亭、刘子山、朱子兴、傅炳昭、梁勉齐、王淀臣、陈次冶、梁裕元、葛升如、于秀三等十人为特别董事。知情人透露，这十个人，内有隋派三人，丁派三人，中立派二人，广东帮一人，三江帮一人。与隋石卿的合作，使得宋雨亭在商会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为接下来的更大作为，积蓄了经验与资历。

接下来，通过参与主持青岛商事公断处，宋雨亭在本地商界的实际地位，再获提升。1925年9月26日，依照司法与农商部令组建的青岛商事公断处举行第一届选举，选出评议员28人并调查员6人。两天后的9月28日，由28名评议员互选，宋雨亭以18票当选处长，于即日就职。尽管商事公断处设置在商会，看似是商会的一部分，实质上独立性却颇大，操持着商事生杀权。隋石卿与宋雨亭的合作关系，也由此变得微妙。同年逢《中国青岛报》开办五周年，以青岛总商会会长身份的隋石卿和以青岛商事公断处处长身份的宋雨亭，联合出面捧场，发表贺词云：“溯胶澳之接收兮，迄今四易寒暑。惟贵报之复活倏逾五载兮，同欢欣而鼓舞。五色国旗飞扬于本埠兮，若先后之交辉。一纸风行无远弗届兮，俨殊途同归。歌卿云与复旦兮，仿佛身游虞唐。黄河如带泰山如砺兮，民值国土重光。祝贵报之进步兮，永建业而无疆。”两个人虚头巴脑的一段话，除了姿态，什么实质的内容也没有。不过，两个人其实都明白，说什么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说，什么时候说。

长时间里，设置在华商云集的河南路上的通聚福，是与宋雨亭本地事业拓展休戚与共的根据地。作为经理人，他扮演的角色似乎循规蹈矩，字正腔圆。1927年5月，青岛总商会调查各商铺情况，经营进出口业务的通聚福行，记录信息为：股东张镜芙，掖县人，58岁；经理宋雨亭，掖县人，44岁；铺伙27人，雇佣4人。进入档案记录的通聚福业务，涉及了船运、烟叶、生米、钱庄等项。通聚福在青岛附设有福记钱庄，并在掖县沙河设置通聚福分号通聚蚨号。1933年2月，通聚福与福记钱庄一并宣告暂停歇业。

高恩洪去职之后，宋雨亭因与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同乡，彼此照应自可理解。不曾想，伴随着国民政府控制力的增强，宋雨亭的上升道路意外变得开阔。1929年5月青岛特别市总商会改组，设置主席团委员，宋雨亭、丁敬臣、吕月塘三人出任。对这次改组，天津《大公报》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交待了其中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青岛总商会，业于日前改选执行委员五十二人，昨日复由执行委员举出常务委员七人，为宋雨亭、吕月塘、丁敬臣、姚仲拔、张玉田、邹升三、于维庭，更互选宋丁吕三人为主席，闻系仿照上海总商会之新章办理，然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六十一人，系分配于各业，由各业分别单选，使各业均有其选出之执行委员，以代表各业之利害，而发表其主张。而青岛则又不然，商会本届改选，原应在上年二月举行，嗣因当时时局不定，会中人亦拟看看风色，故而延期三个月。而前任会长宋雨亭，见政局之变迁，与前途之困难，屡次对人宣言，愿随赵琪以俱去，嗣见接收后市内尚称安稳，因复连举连任，以资熟手。丁则十年前与傅炳昭迭任会长，颇为商界人望所归，此次本埠交替，丁以一身斡旋于陈赵之间，颇为尽力，故宋等亦推崇之，冀有缓急好作调人也。青岛商会，自经隋石卿把持数载，其威风颇不亚于一个大衙门。历年以来，张宗昌、毕庶澄等借钱派饷，青岛商会亦列为粮台之一，又好像是一个征收机关，而且增减予夺，其权操之会长。毕死隋逃，宋雨亭继任，已不如当年之气派，然积威之势已成，亦正不易改善。又闻隋石卿任内亏商会十余万元，迄今尚无弥补方法，而以前商会经募之公债，摊派之给养，以及隋石卿自告奋勇，添派借欵，经收胶济路加快费等等、大约均以不了了之。”

完成改组的青岛商会，之前积累的问题成堆，宋雨亭面对的，依然像只烫手山芋。天津的这家报纸特别指出：“商会内部原分四科，各设科长科员等职，会内并附办商品陈列所、妇女济良所、习艺所等项。陈列所开办最早，亦最腐败，终日闭户关门，无人过问，仅向商埠局岁支二千元而已；济良所前经杜某总办，颇遭物议，嗣由会董朱文彬经办，始事改良；习艺所初办，为日颇浅，成绩如何，尚难言也。以上三事、均系本埠公款支持，然常苦经费不足，闻此次改选委员后，拟将内部组织以及附属机关，加以改善，并拟将商会留存之本埠商家垫借商埠局两次借欵利息，约计三万元，不复发给各商家，即以此充习艺所之经费云。”

1931年5月，宋雨亭当选青岛市商会主席，开启了本地工商业无可置疑的宋雨亭时代。1935年9月，青岛市商会完成整理，宋雨亭连选主席。之后到1937年青岛沦陷，宋雨亭的个人事业与青岛商会的演变发展，可谓风雨同舟。期间宋雨亭与赵琪的联系，一种持续，公开过往包括1932年5月3日赵琪、宋雨亭、张继襄与王子雍在《青岛时报》联合发布启事，推荐预言家亚康节。

作为一个长袖善舞者，宋雨亭这个时期对青岛工商业的持续服务，沟通了政府与工商界的联系，稳定了城市经济环境，促进了社会进步与民生改善，在证券交易、国货运动、营商环境与慈善公益的推动上，都着力良多。期间，宋雨亭参与了大量的公共事务运作并扮演了枢纽角色，除青岛商会和掖县同乡会之外，其进入记录的经济机构与社会团体兼职，包括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行会长、齐燕会馆会长、青岛编业公会主席、青岛市农工银行董事长、青岛市救济院院长、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等。

宋雨亭的个人商业与投资事务，在通聚福之后，以胶州路的雨记实现，范围依然在传统的草帽辫商业。整体而言，其经营业绩与转入金融业的同乡刘子山相比较，相差甚大。1935年12月宋雨亭曾与刘宾庭、张乐古、王乡斋、周伯英、王仰光等人各出资一千元，成为青岛新新公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战后，已近古稀之年的宋雨亭以过往的公共贡献，获得了本地政商各界的尊崇。1946年1月，行政院长宋子文抵达青岛，指令宋雨亭与彭石年、杨公兆、唐君尧、尹棠中、刘承烈、孔士谔、程义法为敌伪产业处理审议委员。同年5月青岛市商会重组，聘“高风亮节、硕德重望”的宋雨亭为名誉主席。1947年2月21日，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与农林部主导的黄海水产股份有限公司在青岛组织成立，宋雨亭出任总经理。在担任胶澳电气股份公司协理20多年之后，这成为了其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生涯的绝唱。

在“波螺油子”下面，掖县同乡会的活动，持续到1940年代末。1942年5月5日，青岛到掖县的长途汽车开通，两地之间的人员流动，变得更为顺畅。期间一些受过现代教育的掖县籍新移民，陆续进入青岛，如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的画家杜宗甫，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并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进修的眼科医师潘作新，等等。这些新一代掖县人，视野与职业素养，已于其前辈大不相同。1947年5月6日中华眼科学会召开战后第一次大会，潘作新出席并获选英文书记。次年1月在上海《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切断睑板矫正内翻之新法》，随后出任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眼科主任。

而对东莱银行来说，息战后的境遇，绝非是“普天同庆”的欢愉。1947年7月18日天津《大公报》报道，天津“罗斯福路一百零七号东莱银行副总经理刘少山宅，昨因案被搜查。据悉，宪兵二十团接获密告，刘少山有汉奸、私藏金银及毒品等嫌疑。曾团长当即派该团韩排长率宪兵八名，会同当地保甲人员，于昨日下午五时半至刘宅搜查，至晚九时半完毕，查出金银等多件，刘少山外出未归，初拟将刘少山之弟刘占洵带队，旋奉曾团长令，以被告刘少山既然未在，由刘占洵另为代觅妥实销保，以后随传随到。原搜获金银等物件，暂封存刘宅，候传案讯问后再为处置。记者于事后旋至，据刘占洵称：‘宪兵搜查时极为客气’。”《大公报》记者同时披露自侧面探悉的资讯称，东莱银行总行设上海，青岛、济南、天津等地均有分行，资本甚为雄厚。该行董事长刘子山为刘少山之父，同住于津东莱银行旁，为一四层大楼，东莱银行占用临马路之一角。闻刘少山等于高一分院有案，亦系汉奸嫌疑，迄未审结。

公开搜查刘子山公子刘少山这一幕，自然不是空穴来风，个中利害关系，非外人明辨。刘少山1947年夏天在天津遭遇的清算情节，战后在天津、上海、青岛、汉口、广州这样的沦陷区屡见不鲜，这类似一个罗生门故事，其中的是非曲直，非三言两语可说得清楚。

1948年的10月，掖县同乡会的幕后推手刘子山在上海逝世，而几乎经历了青岛本土工商业兴衰全程的宋雨亭，也垂垂老矣。这两个历经风雨的掖县人，与青岛撕心裂肺的瓜葛，均告尾声。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唐突地把狄更斯《双城记》里的开场白作为刘子山和宋雨亭的墓志铭结尾，似乎并不悖谬。

把灰败的过去烧化

1935年元旦，诸城籍诗人孟超，在《青岛时报》发表了一首题为《新春》的诗作，期冀着未知的变化。他急三火四地把文字在稿纸上凿的噼噼啪啪响：“新春是一把火，燃烧起来吧，把灰败的过去烧化，恋些这个干什么？”

这一年夏天，33岁的孟超又一次返回青岛，租住在波螺油子下面的苏州路20号，与文学同好刘西蒙相邻而居，题居室为“当风室”。从诸城移居青岛的父亲孟昭沄，住在波螺油子上面的无棣四路。看上去，他已经把这个海滨城市，当成了“我的故乡”。

之前1928年在上海，经由康生、曹轶欧夫妇介绍，孟超和凌俊琪已结合。孟超的大女儿孟灼和其两个妹妹，都是原配赵氏所生，最小的一个叫孟博，1927年出生。孟超和康生是诸城同乡，也是亲戚。康生的姑母，是孟超的嫂子。两人后来一同去上海大学读书，孟超读中文系，康生在社会系。而孟超的岳父赵孝愚，则是安邱望族，曾在京城任过九门提督。康生去上海时，曾在济南得过赵孝愚的资助。孟超并不知道，他和康生的这层知根知底的关系，30多年后让其备尝炼狱般的苦难。

在苏州路的房子里，孟超写下了一组《当风室风俗画》散文，内容涉及诸城、郯城和青岛民风民俗。孟超家隔壁的苏州路18号，是韩国发经营的泰盛东茶炉。附近的邻居，还包括14号的德祥福洋铁铺和日本商人一郡益太郎。日本青岛埠头株式会社和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也有房产在周围。

傍晚的时候，苏州路30号一家由潍县人王德茂开设的烧饼铺，会散发出诱人麦香在街上飘逸，很远就能够闻到。把面粉和水混合起来，再放到炉子中烤制的食物，很受北方人欢迎。不过，对很多贫困家庭来说，这种简单的烤制烧饼并不廉价。很多家庭的常见的晚饭主食，高品质的面粉并不是最主要的原料，而需要添加许多玉米面、高粱面、地瓜干和菜叶。

“波螺油子”一带，诸城人扎堆，除了孟炼生、孟方陆这些孟超的父辈常来常往之外，名门之后刘燕昌、刘少文、刘季三，在无棣二路和胶东路开设药房的徐叔平、王鲁岐、王直虹，都来自诸城。而孟超在青岛的友人中间，师长辈的王统照和山大学生臧克家，也都是诸城人。“波螺油子”之外，诸城人还有律师郑爰居、西吴家村同爱居烧锅酒局徐逊乡、东镇二路德记油坊经理王亮臣、肥城路小洪泰刘采、孟超的同辈孟宪荣、住在大名路的徐金城和薛清治、胶澳中学学生王林度、胶济铁路总务处编查科刘迎洲、济宁路成和堂书局仙记股东单仙亭，以及范学鸿等等。诸城人喜欢的吃食，包括烧肉、辣丝子和烤鸡背。对一般中产阶级的诸城移民来说，在“波螺油子”上面的胶州路与热河路饭馆，这些食物的日常获得，并不难实现。

回到“我的故乡”青岛前，思想激进的孟超已是文坛后起之秀。1914年其在父辈开创的敬业国民学校毕业后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17年考入济南省立一中，同年底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期间成婚。安丘少年赵俪生晚年在《也怀孟超》中回忆，孟超“是我的家族中最大龄姐姐的丈夫。我们全村同辈的弟弟妹妹们全喊他‘大姐夫’。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天下着很厚的雪，孟超迎亲的队伍，就要出发了。有仪仗，有锣鼓，一顶蓝轿一顶红轿，我全看着过去了，跑回家跟娘说 ，‘这个天坐在轿里不冻杀了？’娘说：‘在霸山歇一夜，第二天到家。’这霸山，是韩信跟项羽潍水较劲的地方，也是著名作家王统照的老家，他的那个镇子叫相州，正是景芝镇和诸城县城间的中点站。”

孟超的文学之路，出现在进入上海之后。1924年他秋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1927年出版首部诗集《候》。1928年初其与蒋光慈、阿英等在上海组织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并开设春野书店，1929年秋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冬与冯乃超、夏衍等创建上海艺术剧社。1932年3月孟超因组织沪西纱厂罢工被捕，次年7月保释出狱后辗转北平、山东等地以教书、撰稿谋生。1935年夏到青岛后，孟超担任了波螺油子上面文德女子中学的国文教师，女儿孟灼就学同所学校。孟灼回忆，一次课堂提问，忘称老师，而喊了一声爸爸，引得课堂哄笑。孟灼记得，王统照是苏州路家中的常客，还送过她一本童话集《稻草人》。

期间孟超在青岛与老舍、王统照、洪深、赵少侯、吴伯箫、臧克家、王余杞、李同愈、杜宇、李长之借《青岛民报》创办《避暑录话》文艺副刊，并为之撰文。知情人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压抑人民抗日情绪，言论都受到钳制。所谓‘避暑’，即‘今夕只可谈风月’的意思，洪先生在创刋号上，曾有几句‘释名’，颇得寓沉痛于幽默之意。”

当年7月17日在一场稀稀落落的夜雨中，他以《何必牯岭》为题如此描述青岛：“虽然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然而这重重叠叠起伏绵亘的，也已经够迂回幽曲了；那远近高低，突兀不同，形成了这胶澳的险峻，是谁也觉出是鬼斧神工，不许凡庸的人在梦里假设的。看那白腾腾的浓雾，不打招呼地蓦然地刷上来的时候，你是否只觉得是在乌泥里活；即使像我这没有亲见过牯岭的真容的人，也从此处领略到‘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意境，崂峰霁月是看不见了，小青岛的塔灯，曼妙的媚眼，也没了爱娇，纵让你独立在岛岩之上，也只有在大气的沉淀中摸索。”

孟超似乎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好交往，在青岛有不少朋友。他的一位熟识者十多年后曾记述说，“孟超在主编《民报》的副刊，用‘小糊涂’的笔名发表了不少短而幽默的小文；因而，他便成为朋友们嘴里的‘小糊涂’了。他，热情，好朋友，又好热闹，总见他这儿那儿的跑，好似十分忙碌的样子。那时候，他太太——‘龙’，还有两个女孩子和他住在一起。对于他那永远笑嘻嘻的，吵吵闹闹的脾气，大家都感到亲切，他仿佛是人生苦杯中的一味甘草。”

孟超的青岛朋友圈中，杜宇、臧克家和吴伯箫是要好的三个。忆子1949年在《青岛文人过鸿录》回忆，当时“杜宇在《民报》当总编辑，穿得整整齐齐，吃吃玩玩，很快乐，很满足，身体精神都饱满满的。他并没读过大学，但自修苦学，成就颇好，翻译了卓别林的《一个丑角的世界》，常常写些或译点论文发表。”而臧克家的状态，则不怎么好，他“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凭着大楼不住，去住在一家亲戚的小耳房里，同一个小工友睡在一板床上，屋子太小了，客人来，不但须入门低头，连身子也转动不得呢。这便是他的‘无窗室’。”臧克家的“无窗室”，在波螺油子顶上的莱芜路，与孟超的“当风室”一高一低，近在咫尺，走过去几分钟。

至于在国立山东大学担任校长室秘书的吴伯箫，性格则在杜宇和臧克家之间。“他的为人，生活，对朋友，对事情，严肃，认真，而又有办法。他神经很敏锐，又极好体面；但性格也颇崛强。有一次晚上，为了张学良不战而退出东北的问题，同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辩论得面红耳赤，最后拍着桌子大骂‘混蛋’而散。”这个时候，吴伯箫已与青岛女中一个叫郭静君的女学生暗恋，并为周边朋友熟知。

1934年3月7日，王统照在青岛大港码头乘船赴上海，吴伯箫、杜宇、臧克家等人去送行，场面真挚。臧克家晚年曾回忆：“剑三出国旅游，我与伯箫码头送行，轮船鸣笛起碇，载人远行，彼此相恋，依依不舍。船开动了，远了，更远了，我们手中的彩纸越拖越长，像一条永远挚不断的友谊的长丝。”

1934年王统照离青五个月后，作家郁达夫到青岛避暑，8月9日的《避暑地日记》记有“午后，友人俱集，吴伯箫君亦来访”。同年底，吴伯箫离开山大，去济南教书。1936年暑期其返回青岛，租住到观象山西边。这里距孟超的苏州路居所，不过一刻钟的路程。

62级台阶

从1931年冬天第一次看见海，到前往济南。几年过去，吴伯箫对青岛认识，已迥然不同。

和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老舍这些知名教授相比，吴伯箫仅仅是国立大学的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来自莱芜的25岁的晚辈，一个文学的擅入者。在这个城市，他的职业和兴趣，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师长和文学梦想展开的。而就是从这里出发，他却最终使自己成为了现代散文史上的一个性格符号，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时，也正是由于平凡的吴伯箫的存在，20世纪30年代“顿觉豁然”的青岛文化图像的某些画面，也开始豁然清晰起来。

清晰的标识之一，是人事的无趣。比如1932年6月9日，闻一多就曾在写给吴伯箫的信中抱怨：“我们这青岛，凡属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谈话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这一点便不容易满足。”而在散文《山屋》里，吴伯箫自己的感受则是“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恍恍惚惚的，屋前屋后有一片啾唧的闹声，像是姑娘们吵嘴，又像一群活泼泼的孩子在嘈杂乱喝”。

但是，他没有遭受到闻一多那样的困境，也就没有闻一多一般的义无反顾。当然，初出茅庐的他，也没有闻一多那么多的资源与支持，却比闻一多找到了更多的温情。他还是去了又回来。

“在繁嚣的都市里找几间房子安一个家，比在拥挤的人海里谋一份稳当的职业，那是很难的”。在经历了许多人的离散之后，吴伯箫在与“波螺油子”一山之隔的观象一路，找到了一间屋子，一个他自己的家。这是一个可以极目远眺的高地，旁边有一条陡峭的石阶窄巷，吴伯箫数过，一共有62级台阶。这个“大房一间，月租十一金，除了凉水，其余家具电灯一概不管”的临时栖身之所，吴伯箫是在夏日的太阳底下，“流过整整三天汗碰过若干大大小小软硬钉子才找到的归宿”。

显然，在青岛他需要一个这样的“归宿”

因为高，风景却无限好：“两层的楼房，坐落在一座小山的顶上。晾台伫立，是可以俯瞰全市、远眺海山的。白昼，早晨看日出，看五彩朝霞，看雾濛濛的远山，山岛间是水光接天，波摇金影。辰巳时候可以看海湾里舣集的渔船，千万只船挂起千万张白帆，景象是极辽阔雄伟的……傍晚，看落日，看暮霭，看家家船上的缕缕炊烟，思绪也跟着当前烟景而深邃幽远了……电灯亮处，天却黑了，百尺楼头，脚下夜景，岂止灯光万家！ ”

吴伯箫在青岛济南之间来来去去，与对郭静君的牵挂关系极大。与过去的朋友，交往则一如既往。臧克家晚年回忆，“我与伯箫一见如故。这是因为在思想、感情、爱好各方面，息息相通。伯箫喜爱文艺，开始写散文。他写作认真，字句推敲很严。我喜爱新文艺，视新诗如命。我们二人，互相传阅作品，评其得失，见到对方的佳作，喜欢如同己出，相互激励，乐在其中。”而在臧克家的记忆中，当年的郭静君“是二十岁左右的一个中学生，双颊红得像红苹果。”

吴伯箫的三弟吴熙振生前曾与人提及，青岛女学生郭静君的父亲是个商人，做的是与汽车有关的买卖，而吴家，不过是莱芜农村的富裕农户，充其量算得上地方乡绅。且为了供二叔和大哥读大学，田产已变卖若干，家境早不如从前。如此境况对比，两个年轻人的前景看上去并不明朗。而郭静君父亲这边，对女儿瞒着家人与吴伯箫交往，心里清楚明面上却也不去捅破。直到几年之后吴伯箫去了济南，吴郭二人正式谈婚论嫁，这才辗转托人向郭父提出请求，郭父听了只淡淡一笑，说我早就知道啦。老实说，这份透彻与豁达的开明，在1930年代的青岛本土商人中间，并不是抬头可见的风景。

郭静君的父亲，叫郭占庭，在湖北路23号经营永泰和汽车行，在1930年代中后期算得上本地汽车租赁业的头面人物。其领导的青岛市自动车业同业公会1941年6月成立，并在两年后加入青岛特别市商会。战后，郭占庭出任青岛市汽车商业同业公会主席和青岛市出租汽车商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表明其本土人脉深厚。1948年一份《青岛市出租汽车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显示，郭占庭50岁，籍贯青岛。但以这个年龄推算，其1931年就有一个20岁的女儿，似不大可能。

恋爱、写作、发牢骚，与同好惺惺相惜，这大概是吴伯箫们在海滨的日常生活状态。晚年吴伯箫在谈到在青岛期间的创作时说：“那时不自量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及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

对青岛的春日山色的着笔，吴伯箫的确也并不比孟超逊色：“一声鹧鸪啼，报道阳春天果真到来的时候，青岛是有的可看的。先是那苍然的山松透的一层新翠就很够使人高兴得嚷起来呢。接着那野火烧不尽的漫坡荒草重新披起一袭绿衣，一眼望去就几乎看不到赭黄的土色了。街里边，住户人家，都从墙头篱畔探出黄的迎春花，红的蔷薇花来；红砖筑就的墙壁上满爬着的爬山虎，叶子也慢慢的一天天一天天的大，直到将整个的一座楼房完全涂成绿色。”

1935年9月15日，青岛民报《避暑录话》出版第十期，刊登老舍《诗三律》，作者特别言明，“今夏居青岛，得会友论文，亦胜海浴秋来，送别诸贤，怅然者久之！久不为诗，匆匆成三律，贵纪实耳，工拙非所计。《避暑录话》待稿，出此塞责。新诗过难，未敢轻试，剑三克家亚平孟超诸诗家幸勿指为开倒车也。”老舍《诗三律》其二，对渐行渐远的青岛之夏仿佛意犹未尽，遥望烟波浩渺的海面，着力排遣着扑面而来的孤寂：“晚风吹雾湿胶州，群岛微茫孤客愁！一夏繁华成海市，几重消息隔渔舟。不关宠辱诗心苦，每忆清高文骨遒。灯影摇摇潮上急，归来无计遣三秋！”

对老舍，吴伯箫的回忆是：“在青岛，老舍是大学文学教授，而我是文艺学徒。我比他小6岁，在他海滨的书斋里却是常客。”给吴伯箫留下很深印象的是，老舍家进门的地方，迎面的武器架罗列着枪刀剑戟，书斋写字台上却摊着《骆驼祥子》的文稿。

同一时期，孟超一如既往地忙碌着。不肯放过一点“无所事事”的时间。1936年，孟超在市民礼堂组织排演了曹禺剧作《日出》，并出任总务主任和舞台监督。孟超这部青岛版《日出》的导演是赵星火，胡珂和梁桂珊担任主演。同年10月鲁迅逝世，消息传到青岛震动学界。随后在《青岛时报》和《青岛民报》的纪念特刊上，孟超和周学普、袁勃、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徐中玉、蔡天心、邱遇等人都撰写了悼念文章。在苏州路家中，孟超将他对“中国魂”陨落的悲情表达，渲染的感天动地。而这也差不多成为了他与“波螺油子”的诀别式。

也就是在这一年，孟超在老家的原配赵氏去世，吴伯箫同样在老家的原配，则继续任劳任怨地服侍着公婆。阴晴圆缺之中，情事文事家事国事人事，轻重缓急的次序，逐渐分明。而青岛以北，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风暴，正在酝酿。

很快，孟超在动荡的时局中离开青岛，挥挥手，告别了“我的故乡”。“踏着凉月的影子，想到秋，也感到秋了；但心实在飘不起来，生活下坠着，气压铅样般的低沉着，紧压着，不知为什么忽然记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旧诗：‘曾惊秋肃临天下’，反复了多时，以后的是什么，却记不起来了。”

吴伯箫和臧克家，也走了。离开青岛前，臧克家写了一首诗，对铆足劲生活着的人们说：“总得抖一股劲朝前走，像盘一座陡峭的山头。”这是一个年轻诗人撕裂着的青岛，也是普通人拉扯着的青岛。人来人往，生生灭灭，一代一代，疲乏、艰辛、惊厥、困顿，都阻挡不住头顶上希望之光的召唤。

离开青岛后，吴伯箫曾将一本剪贴的旧稿《羽书》交给王统照，希望能找个印行的地方。之后不久，抗战开始，大家在战火里奔波，吴伯箫几乎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几年后在延安，他无意中看到一个署名“韦佩”的人给《羽书》写的序言，结尾说：“我为伯箫此集写几句话，向未来先付下约书——不为个人与个人间的私谊，而是每一位在苦难里打过滚的中国人的共同希望。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还有更明朗，更欣慰，更可以把杯痛饮，从容写文的‘未来’在！”这个给《羽书》写序的“韦佩”，正是王统照。

在这个序言中，王统照就1930年代与老舍、吴伯箫、孟超们的青岛聚会，进行了一番抒发：“回想作者写这些文字时，我少不了与他有晤面的机会。那软沙的海滨；那黑石重叠的山谷；那大公园的海棠径上；那个小小的庭院中——饮“苦露”（酒名），斟清茗。或当风雪冬宵烧饼铺外的匆匆招呼；在炫彩的碧波上隔日相遇；在老舍的二簧腔调的猛喊之下，彼此纵笑。现在！——现在，不需说什么感伤话，然而凡记得起的熟人，哪个不曾捧一份真诚心愿，切望着总有一天大家从历劫的挣扎后再得欢颜相向？纵使头发白了多少，皱纹多了几条（其他的损失当然不必计算），算什么呢！”

作为过客，文学人孟超、王统照、吴伯箫、刘西蒙、臧克家与“波螺油子”的联系，如同雁南飞，来去匆匆，似漫不经心，却在不经意中给这条“迂回幽曲”的石条路，增添了挥之不去的想象。

蓦然回首，来来往往的过客早已远逝，雾气弥漫，背影模糊，满眼沧桑。

夕阳映照的背影

以一个整体去看山谷里的“波螺油子”，里面与外面，既相互连通，又南橘北枳。深入到一个个家庭的内部，从时间漏斗里泄露出来的点滴信息，都弥足珍贵。

1931年随父母自安丘寓青的赵俪生晚年回忆：“记得我15岁之时（1931年，距今65年矣），住在青岛苏州路东坡山庄杂院之内，一家五口（父、母、二个姐姐）住在十余平米的一间租房之中。有一天傍晚，有一不高的老人，大袍马褂，来看望我父亲，手拿一卷东西。客人目睹家中一切栗乱，未便久停，匆匆而去。父亲告我，此人是孟方陆，（其兄叫孟炼生），是我外祖郭金范（心亭）的学生，外祖晚年穷困，多亏孟氏昆仲接济。此来，携其诗稿，请题辞。过几天题辞写好，打发我送去。词似乎是《贺新凉》，中有句云，‘记否燕台旧侣，长醉海棠荫里，微雨湿春晴’。我送到后，方陆先生拉着我的手，说要教我篆刻。他取出两方石章，三把刀子，几张印帖，上面印有‘杏花春雨江南’等文字。”

同一件事，赵俪生2000年12月的一篇记述中，叙述的时间差了一年：“1930年，一个冬天，孟三先生找我父亲来了。这时，我们的那个家已经贫穷到不能接待客人的水平。六元租金租来的 (而且要‘上打房钱’)八至十平方的一间房，四周摆四张床，父亲一张，母亲带我一张，两个姐姐各一张，中间一个‘罳儿气’煤炉，架着烟筒。客人进来，连个坐的椅子都没有。孟三先生仿佛很懂得这些，就不坐下 ，站着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的父亲，说那是他的诗集原稿，要刻去了，请我父亲题辞，说《序》已经有好几篇了，你就填一首词罢，长短句是你的拿手戏。说完就走了。”

赵俪生回忆中提及的孟方陆，即孟昭鸿，字方儒，别署放庐，1883年出生在诸城，而孟炼生则是孟超的父亲。兄弟两人，孟炼生行二，孟方陆行三，遂称孟三先生。诸城与赵俪生祖辈生息的安丘相邻，文化同源。赵俪生说，孟炼生和孟方陆，都是郭金范的私淑弟子。他并引申说，“诸城这地方有个传统，就是作诗的兴趣很高。你到诸城博物馆里查找地方文献，立刻就会发现，诗集最多，文集相对较少，理学语录之类有一点，但更少了。所以我说，诸城出个臧克家不是偶然的。”

第二天一清早，赵俪生的父亲令他把题辞连同原诗稿，一齐给孟三先生送去。赵俪生说，孟方陆和赵家同在苏州路一条街，走不到半里路就到了。“那是坐落在高坡上一家小公馆，要爬几十蹬洋灰台阶才能上去。房不是楼房，是平房，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山东土地主的吝啬。他接过诗稿，把题辞看了一遍，露出非常满意的神色。”赵俪生要告辞，孟方陆说“等一等”。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三方刻图章的石头，三把刀子，一本他自己历年刻印积存下来的印谱，对赵俪生说:“课余之暇，练习练习篆刻之术，日后也是一个饭门嘛。”

孟方陆移居青岛之前，祖居诸城督府巷，受家庭熏陶，精于金石篆刻，擅长汉隶，家藏金石拓本甚丰。清末其创办私立敬业国民小学，启蒙乡里子弟，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孟超就是受益者之一。1910年孟方陆首到青岛，此后往来不断，留下大量诗作。1922年作《登观海台感赋》长诗，详尽描述青岛山海景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孟氏为避战乱，携家眷并十万卷藏书迁居青岛，蛰伏在伏龙路静远堂，间或与刘少文等乡谊交游。孟方陆的孙子孟庆泰曾记述，祖籍广东潮阳的陈大羽，1935年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随家人在青岛生活，先后任教崇德、圣功、文德中学。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孟方陆与这个小自己近30岁的年轻人成为忘年交，来往密切。陈大羽1945年2月1日离开青岛去北平，孟方陆还曾专程到火车站送行。这一天很冷，孟氏《放庐日记》记，“一日辛丑晨阴午后晴。摄氏表在零度。到车站送陈大羽去北平。访蔡小萁郑爰居。今日为旧历十二月十九日。大北风。”两年后，孟方陆逝世。

孟方陆始自1900年，止于1947年，每年撰有日记一册，前期名《笨鸥日记》，后期名《放庐日记》。可惜这份洋洋洒洒的个人史文献，1960年代多毁于浩劫，仅有数册幸存。从后人孟庆泰保存的这些残存记录中，可以清晰看到一代老派文人大量的日常生活形态。如1922年5月14日记曰：“早六钟搭火车东下（车票三等九角），八钟至青岛，由大港车站下车至寓。家人一切平安，惟朴儿感冒未起。午，延少航来诊，服药一帖。送刘琴斋归里，琴斋乃前日与家人同去者。午后至青岛报馆订报，系为闰生代订者。归，寄闰生信。少航约双增楼小酌。”再如同年6月3日所记：“捐同乡会洋二十元。午，丁相亭（兆梁）来谈，饭后约游青石山。望海楼在山顶，森林丛茂，仅有一路直通望楼，俯视全埠，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碧瓦丹楼，齐奔眼下，天风浪浪，豁我尘襟，诚巨观也。”

从《笨鸥日记》可以发现，在孟方陆眼中，“与小珠山脉之海西角及劳山山脉之南端团岛角相对”的青岛，人文地理源远流长：“考青岛之名称，本系在前海之一小岛名耳，即今日人改称加藤岛者也。春秋时，齐筑长城自平阴至海畔，尚有遗迹可寻。明洪武二年，倭寇肆扰其间，立有所及炮台，今界内浮山所、前海岸之炮台其遗址也。清乾隆时，设胶州税关分卡。光绪十七年，中国经营海军，派章总兵率兵六营设立衙署、修筑炮台，南海岸铁桥即其地也。”

与同时代许多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孟方陆对青岛一地1897年以来的沧桑演变史，充满了激愤：“光绪二十二年中东战后，德与法、俄参加辽东半岛问题，德人确认青岛为东亚海军之根据地。光绪二十三年以曹州愚民杀害教士为借口，率舰队实行占领，次年二月更率舰队示威胁迫，至三月遂结中德条约。自是以来，边防要区不为我有矣，偶一思之，可为痛哭。欧洲战起，日人又复占领。今经中日两国代表在华盛顿交涉三十四次，始成交还中国条约，刻下正在接收时间。呜呼，是谁土地？是谁河山？任人割俎！任人鱼肉！纵交还之有日，恐保守之是难，愿我四万万同胞其慎守之！”

孟方陆的激愤，十多年后再次重演。“波螺油子”的东北方，一栋西本愿寺的庞大建筑赫然触目。1938年青岛沦陷后，日本佛教真宗本派、真宗大谷派、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日莲宗、真言宗等陆续进入。日本在青的佛教各派、神道教团体很快就组织起宗教联盟，成员涉及吉林路妙心寺与莲长寺、无棣四路西本愿寺、胶州路东本愿寺、武城路曹溪寺、黄台路善导寺、夏津路大光寺的住职，主持包括大内静狂、细川禅英、本原义岳、芳原政范、大桥玄妙、青木禅海、松田理海等。这个联盟成立后，举办了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如敬老、女工培训、施粥、免费医疗、日语授课等。1939年日本僧人正林彦明到青岛，借讲演大乘精神，竭力“坚固日华思想亲善运动”。期间包括无棣四路西本愿寺在内的寺院，在举行法会的同时，亦时有亲善讲演会举办。但“波螺油子”周围的大部居民，都本能的与头顶上的西本愿寺保持着距离，并对其活动采取了漠视的态度。

1945年抗战结束，西本愿寺上空云消雾散，“波螺油子”周边的响屟声尽除，扶桑气息一一散去。所幸，孟方陆活着看到了这一切，并记录下山海重光的欣慰，尽管这时离他的生命终点，已触手可及。从诸城到青岛，穿一身“大袍马褂”的孟方陆小心守护着祖辈的诗书经典，唯恐失去传承。他把一个真实的自我，放置在《放庐日记》的字里行间，将夕阳西下的孑然背影，遗留在百弊丛生的城廓。

毋庸讳言，孟方陆熟悉的这个城市，战后已尽露疲惫不堪之态。诡异的是，市政当局却充耳不闻，或者报喜不报忧，或者平顾左右而言他。1946年10月，在“发扬民治精神”的青岛参议会开会期间，有报纸刊登《参议员质问中之市政分析检讨》，以“波螺油子”范围的市政颓废为例，嘲讽工务局的不作为：“如苏州路、胶东路、吴县路等处，灯泡尚在，但不发光。污水尚流，下水道依然拥塞。”

一场拖沓的参议会，一干参议员不能说不尽职尽责，但会开过了，督促政府实施就成了现实问题。对青岛市民来说，当下需要的不是空泛的自劾，也不是遥远的誓言，而是行动。可是，将政治实际化，将法令简单化，这些民众希冀的目标，对一架臃肿陈旧且利益盘根错节的行政机器而言，又绝非一朝一夕可实现。但迫在眉睫的症结是，时间已失去了耐心。

一城之中，一种无力的幻灭感，伴随着犄角旮旯污泥浊水的横溢，开始四处蔓延。“波螺油子”上下，街道开裂的墙缝与匆匆而过的行人表情，茫然失神，颓废不堪。

与青岛邂逅20年后，赵俪生又回到了这个海滨城市，任教脱胎换骨的新山东大学。山大中文系学生吕家乡回忆，“赵俪生是1950年冬到山大历史系任教的，很有个性。例如服装吧，他今天穿的是一身旧军服，明天改穿西装革履，后天又改穿长袍大褂。他多才多艺，除了他的历史著作，我还读过他出版的小说《中条山的梦》，他还翻译过苏联作家维尔塔的长篇小说《孤独》。我知道他的书法和国画都好，会鉴别古董，还爱听京剧。”吕家乡的老师除了赵俪生，还有华岗、赵纪彬、罗竹风、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公渚、萧涤非、吕荧、殷焕先、孙昌熙、刘泮溪、童书业。对赵俪生来说，用20年时间，从苏州路东坡上来，沿着一条弯道到山大所在的大学路，并非一路坦途。而他不曾预料的是，个人接下来的人生路途，将更险峻。

这个时候，伴随着苏州路上一个年产值42383元的五金制钉组的出现，赵俪生20年前栖息的街巷，已然洗脱旧貌，改换新颜。很快，赵俪生再度离去，苏州路的旧貌新颜，都与他没有关系了。

伫立在头顶的观象台

1914年10月31日，一位德国传教士在日记中记述说：“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日军已经开始炮轰青岛了。天文台被敌舰击中，燃起了大火。一片隆隆声中，一颗重型炸弹穿过邻居花园的墙，落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另一些则飞得更高，在离福柏医院不远处爆炸，粉尘和碎石块混合生成一阵丑陋的黄色云雾，从地上升腾而起。”

这是青岛天文台在易手日本前的最后一场现场直击记录。其山顶建筑1905年开始施工，1910年6月至1912年1月陆续落成，1914年冬天落入日本占领军之手，十年后管理权被北洋政府收回。随后，中国第一代具有现代天文气象学知识训练的学者相继进入到这里，开始进行天文、气象、潮汐的观察预报，并成为中国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以“波螺油子”为低谷，青岛观象台咫尺之遥的高高伫立，巍然无比。而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高度的丈量。

在青岛气象学史上，作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开创者的蒋丙然的加入，是继德国气象学博士梅尔曼任职之后最重要的事件。而蒋丙然的中国气象学家的身份，则让他的出现，具有了更大的象征意义。在以后的十多年间，蒋丙然在青岛的存在，既是一种科学精神复兴的标志，同时也是一种民族情感的慰藉。这个兢兢业业地工作在观象台上的比利时留学生，很快就和聚集在山角下的国立大学的年轻学者一起，为青岛的天空涂抹上了科学和理性的光芒。

蒋丙然正式成为胶澳商埠观象台台长的时间是1924年2月2日。在青岛本地的一般性叙述中，蒋丙然是获得了胶澳商埠督办的委任成为观象台台长的，而在蒋丙然的传记资料中，表述的却有些不同，显示他是代表中央观象台接收日本管理的青岛测候所的。在进入青岛的过程中，他得到了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的信任和推荐。在蒋丙然接收的日本测候所物资和设备目录里，主要有建筑、仪器、器具、图书和气象文献记录。

实质上，早在1922年的12月，蒋丙然和竺可桢等就已受政府的委派到青岛接收了测候所。而14个月后的进入，仅仅表示这一过程在形式上的完成。但即便如此，蒋丙然也并没有在完全意义上获得观象台的支配权，日方借口中方缺少观测人才与技术，拖延撤离日员，造成了旷日持久的观象台日员悬案。作为应对日方刁难的动作，蒋丙然2月15日提交了《地磁力观测之经过》报告，以证实观象台的科研水平和技术实力。看上去，这像是参加一场考试。

而从1929年11月出版的一期《良友》画报看，青岛观象台管理权的问题，一直到这一年的秋天，仍未彻底解决。该画报在拍摄了一系列天文设备的照片后，以如下简要文字表述了“中日共管”的事实：“是台建自德人，全部石工，宏壮伟丽，自底至顶，有石级一百零八层，为青岛最高之点。内中一切仪器，皆德人所留，有数件为全中国所仅有，更有一二件，为全世界所罕有，规模之大，设备之完，执中国天文台之牛耳。惜该台仍为中日共管，实为莫大之国耻，当兹革命潮流已达青岛之际，收回为刻不容缓之举，故台长蒋丙然君现正与中央接洽，竭力与日交涉，作收回之进行焉。”

福建闽侯人蒋丙然字右沧，出生在1883年9月2日，父亲蒋仁光绪十九年中举人，曾任福建大学堂教务长。蒋丙然少年时代在贞仁学塾求学，后入上海震旦大学物理科学习，受教于马相伯。在震旦期间，因蒋学习成绩优异，深受马相伯的器重。毕业后，蒋丙然赴比利时留学，获比利时双卜罗大学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

1912年11月，蒋丙然学成回国后，任苏州垦殖学校教务长。1913年夏，应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之邀，到北京中央观象台任技正、气象科科长、代理台长，并兼航空署气象科代理科长。与此同时，他还在参谋总部航空学校、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气象学。192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蒋丙然译述达斯脱原著《生与死》，1926年9月商务印书馆新智识丛书，再收入蒋丙然译述的派茄姆著细胞生物学普及读物《原生》。

从1924年2月到1937年7月青岛沦落前止，蒋丙然一直在青岛主持观象台的工作。一些关于蒋丙然的传记资料显示，蒋丙然任台长后即全面恢复改进青岛观象台的各项观测研究工作，2月28日成立气象地震科和由高平子任科长的天文磁力科。在蒋丙然主持下，首先改进和发展地面气象观测，所用仪器增至20多种，观测次数由德管时期的每日三次，日占时期的每日六次，增为每天24次，由四名专职观测员轮流值班。后又购置经纬仪、方向距离盘、气球等仪器，并创设理论实验室，进行每天一次的高空观测。为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蒋丙然还组织了天气预报研究，在郊区和海岛建立了多处测候所，每天公布天气预报。1926年12月，蒋丙然编制完成《胶澳商埠观象台概况及计划》，确定观象台发展路径。

期间，对蒋丙然在青岛天文观象台的工作，特别是疏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解决经费困难问题，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给予了很多关注。1930年3月25日，蔡元培在给蒋丙然的复函中表示，“贵台经费困难、碍难再减一节，因葛君适有函来，业务于去函中请其设法酌加；即退一步，亦希望不致受减政之影响矣。知关锦注，特此复闻。”1934年4月3日，蔡就青岛水族馆建设补助经费，再复函蒋，称“承示贵台自与水族馆合作以来，经费支绌，请由本院补助二百元一节，是项补助经费用途，是否专供水族馆，抑系别项支配？希再详细示明，以便斟酌为荷。”

1924年10月10日，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成立，蒋丙然是主要发起者之一，并连任五届会长。蒋丙然执掌青岛观象台后，除气象工作有了长足发展外，在天文、地震、地磁、海洋诸学科也有颇多建树。1925年蒋丙然主持建起一座天文观测室，在此开创了中国现代太阳黑子观测和研究。1926年7月，青岛观象台作为中国惟一代表参加了第一次万国经度测量，后在1933年又参加第二次万国经度测量。1928年蒋丙然倡导并主持成立海洋科，1932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水族馆，拉开了中国海洋研究的序幕。1932年，蒋丙然还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大型圆顶天文观测室，标志着中国天文事业从此步入现代行列。

1930年2月28日，宋春舫主持成立青岛观象台图书馆。《青岛观象台十周年纪念册》载，“十九年春特辟东大楼下层为藏书之馆，并以春舫为主任，专司其事，下设管理员二人，分掌图书收发、登记，编目等事。”而蒋丙然《青岛观象台自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大事简记》则记称，“青岛气象台历年所购置及交换之图书杂志加之以德日时代所藏之图书杂志，数逾万册，因将办公室一部分，成立一图书馆，将所有图书杂志，分类庋藏，加以编目印成图书目录，以供同人阅览及研究之用。”同年7月，《青岛市观象台海洋半年刊》创刊，蒋丙然撰《发刊词》。

而对蒋丙然和青岛观象台来说，出现在1930年的另一个机会，不久让一个百年梦想成为了现实，更让海洋生物学的公共启蒙，在青岛成为了可能。

是年8月12日，中国科学社在青岛举行第十五届年会，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文灏、蒋梦麟、蒋丙然、宋春舫等聚集青岛。蔡元培年谱载，蔡在年会开幕前几日到达青岛，与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及宋春舫等人晤谈，提及在青岛发展海洋科学研究问题。年会期间蔡联合李石曾、杨杏佛等向与会者倡议在青岛组织中国海洋研究所，在青岛方面承诺后发起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先行开办水族馆，建筑及开办经费预定22500元，由青岛市承担一半，择定海滨公园为馆址。

两年后水族馆梦想成真。1932年5月8日，蔡元培出席青岛水族馆开幕仪式，并在开幕辞中回顾了建设历程：

“十九年秋，中国科学社诸君子会于青岛，青岛滨海，幽胜之区，予因契眷相从，杨杏佛先生偕行，抵青，复晤胡若愚市长，暨蒋右沧、宋春舫两先生，右沧春舫，皆居青久，习海洋之学，博采远搜，兴会飙举。右沧任青市观象台台长，附设海洋科，以春舫主其事，撰文立说，最称精要，谋海洋研究所。杏佛与予，并韪其议，商诸若愚及科学社，众意佥同，遂设筹备委员会，推若愚右沧春舫常务委员。三人集议，拟先建青岛水族馆，忽忽两年于兹矣！今春舫来云，水族馆工竣，设置咸备，以五月一日为开幕之期。右沧任名誉馆长，筹备委员会所聘也。予惟亚洲大陆之有水族馆，大连而外，仅有此馆！大连水族馆，出自日人之经营。规模既小，设备亦殊简陋，然则此馆，当为吾国第一矣。比年国家多故，百事尽废，独此水族馆，得二三君子之努力，以底于成。于此亦见事在人为，苟能赴之以毅力，持之以恒心，又安能惧其不能终济乎？礼成，辄记所感如右。”

在蔡元培的这个开幕讲话中，蒋丙然和宋春舫，成为了两个有温度的关键词。与此同时，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新建成的青岛水族馆组成，蒋丙然以青岛观象台长兼青岛水族馆长身份，当选常务委员。

1932年3月，青岛观象台开始进行高空气象观测。蒋丙然回忆：“航海航空日益发达，仅有地面观测不足以应气象之需要，因此积极筹备高空观测，以期探得高空状况以资应用。乃于二十一年三月开始实行高空观测，每日一次，以供天气预报之参考。其后又经中国航空公司之请求，每日将高空观测资料，供给该公司，以利飞行。”同年7月，青岛观象台设立理化试验室，以独立获得相关数据，完善研究流程。“观象台各种工作，多与理化有关，向来多请求其它机关代为试验，时间经济均不合理，而尤以自海洋科成立后，随时举行海洋观测，关于海水分析及各种理化性质之试验，而高空观测之氢气制造，均须有理化试验室，故于二十一年七月间，特设立一理化试验室，以资应用，除经常工作外，尚可为其它机关作分析工作。”1933年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在加拿大召开，中央研究院派蒋丙然为气象组代表出席。

1933年底，青岛观象台还编制出版了一本47页的《青岛节候表》，内容包括纪念日及节日表、太阳及气候表、太阴及潮汐表、行星现象录要、行星出没图、月蚀图、1933年青岛气象摘要，以供相关机构使用。

1934年5月，蒋丙然与国立山东大学教授曾省之、北平研究院长张玺、清华大学陈桢、中华海产生物学会刘崇乐等八位生物专家，提出以山东大学、青岛观象台、青岛水族馆为基础，联合各大学共同筹设海产生物研究所，拟定组织章程14条。

同年9月，蒋丙然兼任国立山东大学物理学教授，同事有王恒守、李珩、王淦昌、何增禄、费尔、王普、郭贻诚等若干，期间与理学院长黄际遇多有往来，并被黄记录在《万年山中日记》和《不其山馆日记》中。

1933年10月18日：“蒋丙然台长来电话，报李珩教授20日奉天丸来。”

10月20日：“未刻接李珩君夫妇二号码头，蒋右沧亦至。李君初自里昂回国，专治天文数学。晚约来舍餐话。”

1934年6月4日：“晨指授四年级生受试之法。十时十五分正式开始，蒋右沧台长、杜毅伯教务长、赵太侔校长、张怡荪、刘重熙、王咏声三主任列席（及本系全体员生）。”

6月13日：“毅伯、达吾约会予三人宴诸考试委员严慕光、胡先骕（代表寿理初）、蒋丙然、雷法章、何仙槎及本校诸委员于汇泉西菜馆。”

6月15日：“午蒋右沧、雷法章招饮聚福楼。”

7月18日：“晡来速同入市，过达吾处小谈，入坐有省之、重熙、左景略、蒋右沧，少饮而乐。”

8月3日：“今晚蒋右沧招饮聚福楼，以有客辞之。”

8月5日：“偕金甫、右沧往拜李书华部长养老院不晤，投刺而返。”

8月10日：“蒋右沧偕其少君（君武）来访，新自法国学工归者。”

8月13日：“为右沧、康甫书便面。”9月14日记：“晚蒋右沧宴鹤卿先生于观象台邸。席间叩鹤老以《越缦堂日记》未印本事。承云前十三册已在商务印书馆上版，后八册则仍居樊山箧中。当年樊山云：待自启鍼。或云：樊山未死，箧中物已为不肖子孙盗卖。今樊山已死，更不知流落何处矣。为叹息久之。”鹤卿者，蔡元培也。

10月2日：“晨柬蒋丙然。”

1935年10月13日：“午应蒋右沧聚福楼之约，陪燧初。”

1935年，蒋丙然在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成立天文气象组。学生牛振义、王华文、万宝康参与。同期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设气象专业，附属地学系，唯山东大学气象组设物理系。同年，青岛观象台与北平研究院合作海洋调查。蒋丙然在《青岛观象台自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大事简记》中叙述，“民国二十四年，北平研究院与青岛市政府合组海洋调查团，调查胶东湾及其近海之生物与理化性质，由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担任生物调查。青岛观象台海洋科担任理化性质调查，分为四期举行，历时二年。”

1935年4月10日，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在南京成立，丁文江任主席。议决在青岛设立海洋生物研究所。蒋丙然《青岛观象台自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大事简记》载：“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组中国分会成立，由中央研究总干事丁文江先生主持，当经议决在青岛设立海洋生物研究所，由青岛观象台负责筹建。除选择青岛水族馆东侧空地为所址外，所有建筑费及设备费，均由有关机关补助，其不足即由青岛市府补充。为期年余，于二十五年十二月始竣工，并成立董事会，由沈成章先生任董事长，余任秘书，建筑仿宫殿式，极其美观，内部设备悉依照近代海洋生物研究所之成规，惜二十六年七七事变，未克完成工作。”

1936年1月11日，云南教育厅特派教育观察员胡占一参观了观象台，而这不过是蒋丙然几乎每周都要安排的例行事项，早已经形成接待流程，并不特别耗费精力。对1936年的蒋丙然来说，儿子成婚和在海滨公园进行海洋生物研究所的房屋营建，则是一公一私两件大事。是年6月21日下午，蒋丙然公子蒋君武与王樨香在兰山路礼堂举行结婚典礼，青岛市长沈鸿烈、市府秘书长胡家凤等均到场贺礼。王樨香，是港务局会计股主任王杰三的女公子。这门婚事，大致算得上门当户对。

1936年8月，蒋丙然《二十年来中国气象事业概况》在《科学》第20卷第8期发表。1937年4月，蒋丙然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气象会议。6月，蒋丙然译E.Perrier著《拉马克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为《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

最后的晚餐

蒋丙然在青岛的事业高峰期，“波螺油子”已在观象山的脚下落地生根，粲然而立。咫尺之遥，一高一低，云山雾罩，天上人间。“波螺油子”的居民每天看着头顶上观象台的气球升起来，飘上太空，觉得好玩，却并不关心山顶上蒋丙然们的工作。对山谷中的芸芸众生来说，天上的事情，过于遥远，也过于缥缈。

蒋丙然在青岛的最后活动轨迹，集中在1937年夏天，主题是第十四届中国天文学会的青岛年会。是年7月8日中午，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天文学会第十四届第八次评议会在汇泉可乐地举行，高鲁、陈遵妫、张钰哲、蒋丙然、余青松、李珩出席，彭济曾、王应伟列席，宋国模记录。出席中国天文学会第十四届年会的各地会员，当天均已到齐报到。

7月9日上午，中国天文学会第十四届年会在青岛观象台举行开幕典礼，余青松担任主席并报告，青岛市长沈鸿烈、青岛教育局长雷法章相继致辞，蒋丙然报告开会动机及筹备经过，陈遵妫报告一年来会务情形，其后为各天文台与天文研究机构报告。下午在山东大学科学馆宣读论文。

7月10日上午，天文学会在青岛观象台选举职员，高鲁67票当选会长，蒋丙然37票当选副会长，陈遵妫当选总秘书，李珩、宇文鑫、竺可桢当选评议员。会员中午在即墨路聚福楼聚餐，下午参观市区建设，沿着市礼堂、前海栈桥、西镇办事处、小本贷款处、平民住所、海军栈桥、船坞、三号码头、海滨公园、小青岛、海水浴场、汇泉运动场、中山公园、汇泉炮台路线依次进行。7月11日下午，会员参观乡区并游览崂山，路线为沧口小学、李村植棉场、李村苗圃、白沙河水源地、李村办事处、李村农场、大崂观、骆驼岭、北九水。

7月13日上午，天文学会年会在第一旅社召开评议会，讨论结束年会事宜。中午会长高鲁宴请年会筹备委员及职员。对中国天文学会的许多会员来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青岛。

7月14日，出席中国天文学会第十四届年会的会员陆续离青。市长沈鸿烈晚上给蒋丙然打电话，通知青岛观象台撤离。蒋丙然、王应伟等人没顾上吃饭，带着孩子就走。蒋丙然在青岛观象台的工作，就此戛然而止。

一个阴云密布的时代，降临了。

1937年7月21日，《青岛民报》刊登消息说，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被推选为中意远东文化协会名誉会员。而这时候的青岛，正陷入各种混乱与惊慌之中。翌年作家老舍在《这一年的笔》中，描述他的经历：“去年七七，我还在青岛，正赶写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东西都定好在九月中登载出，作为‘长篇连载’，足一年之用。七月底，平津失陷，两篇共得十万字，一篇三万，一篇七万。再有十几万字，两篇就都完成了，我停了笔。一个刊物，随平津失陷而停刊，自然用不着供给稿子；另一个却还在上海继续刊行，而且还直催预定货件。可是，我不愿写下去。初一下笔的时候，还没有战争的影子，作品内容也就没往这方面想。及至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青岛的民气不算坏，四乡壮丁早有训练，码头工人绝对可靠，不会被浪人利用，而且据说已有不少正规军队开到。公务人员送走妇孺，是遵奉命令；男人们照常作事，并不很慌。市民去几里外去找‘号外’，等至半夜去听广播的，并不止我一个人。虽然谁也看出，胶济路一毁，敌人海军封锁海口，则青岛成为罐子，可是大家真愿意‘打日本鬼子’！抗战的情绪平定了身家危险的惊惧，大家不走。在这种空气中，我开始给本地报纸写抗战短文。信用——未能交出预约的稿子——报酬，艺术，都不算一回事了；抗战第一。一个医生因报酬薄而拒绝去医治伤兵，设若被视为可耻，我想我该放下长篇，而写些有关抗战的短文。”

1938年1月蒋丙然到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任教授兼主任。但同年的《青岛新民报》则有报导，称蒋丙然曾被任命为水族馆馆长。消息说：“本市海滨公园、水族馆及海洋生物研究所，沈鸿烈于退走之际，破坏之余，……特委定前本市观象台长蒋丙然为水族馆长，负责整理，以期早日恢复旧观，蒋氏奉委后，刻已到差视事，并将被害情形呈报维持会，计划整理云。”1946年蒋丙然再次出任山东大学教授，但这一次他停留在青岛的时间很短，不久就转去台北。之前蒋丙然山大物理系的同事王普，随后成为系主任，而前理学院长黄际遇，则已不幸溺水而亡。一场战争下来，天南地北，阴阳两界，天老地荒，何其荒谬，何其残酷。

蒋丙然1935年在山大组建天文气象组的三个学生，牛振义参与最早，1935年毕业后进入航空委员会，1946年任空军气象训练班教务组长，之后任教四川大学，1953年调入山东大学海洋学系执教。王华文和万宝康等1937年7月在南京实习时抗战爆发，王华文抵达重庆转入中央大学，万宝康在昆明转入西南联大。战后王华文参与接收青岛观象台，1946年被任命为台长。其1947年6月在为《青岛市观象台学术汇刊》第一号撰写的序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科学之目的，在求真理；欲求真理，端赖对于事物之慎密观察与精心研讨，然后再以观察资料，作研究依据；更取研究结果，供应用改进；二者辅车相依，互为表里，循环运用，科学乃得精进。”

叶文钦《刘衍淮教授和李宪之教授》中记录：“万宝康其实是蒋丙然的学生，最后一年在西南联大毕业进入空军，抗战胜利后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受训，当时（1947年）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则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美国他们这一批清华老校友曾见过面，并引见了鼎鼎大名的系主任C. G. Rossby，让空军的校友认识，返国后万宝康到成都的空军气象训练班当教官”。之后，万宝康接任空军气象训练班班主任，并担任过空军军官学校副教育长。

1946年12月至1966年12月的20年，蒋丙然出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并撰写了一些关于青岛观象台的工作回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个人记忆文献。1966年12月24日，这个没有在青岛吃上最后晚餐的福建闽侯人，撒手人寰。

豁口内外

1934年夏天到青岛旅行的作家林微音，曾站在观象山上面，描绘过一幅红屋子“参差在浓密的树的中间”的图画：“山下铺遮的是一张经纬着不整齐的红与绿的织锦，这泄示了造屋者们的采用那种颜色来作他们的屋子的颜色的聪敏。”林微音来自平坦的沪上，对这个非同凡响的城市景色，大呼惊诧。

林微音在观象山顶，刚好能够看到孟方陆、孟超、刘西蒙、王德茂、韩国发和赵俪生曾居住过的苏州路。这是“波螺油子”曲折向南的通道，一步一抬头，步移景移，人动物非。被伏龙山和观象山裹挟着，苏州路打开的豁口，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无棣二路山谷的门户，也将南面的海风，引导到“波螺油子”里面。

1935年初春，赵卿记与刘贵访的一桩欠款诉讼案，让建筑工程师刘铨法浮出水面。刘铨法的职责，是受托鉴定债务人刘贵访苏州路28号一栋楼房的市值，却被当事人认为鉴价过低，要求另行鉴价。当年4月3日青岛市商会收到的一份山东青岛地方法院公函，显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案查本院执行赵卿记与刘贵访借款一案，债务人刘贵访应偿还债权人赵卿记大洋壹佰柒拾玖元玖角叁分，并自二十三年六月一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月利一分三厘五毫给付利息，该债务人刘贵访传唤不到，经本院派员将其坐落苏州路二十八号楼房一所，实施查封，并选任工程师刘铨法鉴定价额柒仟肆佰元正，布告拍卖各在案。兹据该债务人以鉴价过低，状请另行鉴定前来；相应检同鉴定费洋贰拾元函请贵会查照，选任鉴定人将上项财产另行鉴价，出具鉴定书，连同鉴定费收据送院为荷。”

看上去，作为礼贤中学不领薪金的校长，建筑工程师刘铨法在1930年代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就是收取鉴定费。仅检索到的1935年1月的记录，其就受地方法院遴选委托，先后为裕孚银号与宋聿青借款案、张恩堂与李恩霖货款案进行了评估鉴定，前者取费20元，后者取费40元。该项费用，均经商会发放。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波螺油子”南豁口里面，幽静街巷深处，居然是营造业的大本营，包括资深建筑师王枚生在内的专业人士，咫尺之遥，济济一堂。城市各处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图样，许多都是在这里孕育诞生的。1930到40年代，苏州路已聚集了数家营造行，如6号莱阳人王侯东1931年开设的东记及之后段仲民经营的正华，15号益都籍日本留学生王枚生1942年开办的美化，17号青岛人李文海1938年设立的福聚兴，21号胶县籍王屏藩设计绘图所。而在无棣路和无棣二路上，还有东兴记、怡和、新聚祥、复盛兴、德昌祥五家建筑行。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作为日渐成熟的低调街区，“波螺油子”实际使用上的性价比，已颇受轻资产机构与中产阶层的青睐。

王枚生是进入青岛较早的华人职业建筑师，在1922年青岛回归后新组的胶澳商埠工程事务所，拥有工学士学位的王枚生，与王守政、严宏溎、刘铨法，是工程师四人组之一，《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暨附属各机关职员录》登记的其通讯处，为西陵桥立町琳记工程局。这条街，回归后不久成为东平路的西段。在1926年8月完成登记的青岛商会举派代表清单中，建筑同业公会的代表人，包括有王枚生与栾子瑜、王侯东、王云飞、毕荫棠、赵百川、隋子丰、王福盛、马铭梁、谭起德、宋振业、宫博之、刘书臣、盖炳臣、刘子绅、宫学德、林天瑞、宫世云、王作堃、张以塘、王耀廷。档案记载，1927年11月，胶澳商埠工程事务所曾指派建筑部工程师王枚生，前往西岭调查汶上路市场的建筑状况。1929年王枚生离开政府机构，开始作为建筑师独立营业。王枚生的女儿王相文晚年回忆，“1915年，22岁的父亲考取公费留学，辞去家乡教师的工作，东渡日本，进入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学习。1921年回国定居青岛，在苏州路15号创立美化营造厂”。

但不同时期涉及美化营造厂的地址信息，相互矛盾。1937年1月7日《青岛时报》以“美化营造厂建筑师王枚生”名义发布的广告显示，该营造厂住址为莱芜一路20号，业务“包作各项建筑工程及设计绘图监工兼代办房产转移登记”，电话4205。而一份疑似生成在1940年代的《青岛美化营造厂商人调查书》则显示，美化营造厂的登记地址，在吴县二路1号，股东是王枚生与安丘人赵干宸，注册资本金3000元，雇佣六人，薪金150元，工作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

实质上，王枚生与赵干宸以琳记工程局为纽带的联系，在1922年青岛回归前后就已经十分紧密。1924年编制的胶澳商埠职员录显示，赵干宸毕业于青岛德华书院，彼时的职业身份是胶澳商埠工程课制图，年龄27岁，而王枚生则是32岁。

作为长时间浸润青岛的职业建筑师，王枚生参与设计营建的公共建筑，包括湛山寺药师塔、兰山路青岛市民礼堂、大学路两湖会馆、龙山路基督教堂以及信号山路慎德堂、居庸关路9号等。王相文描述，“父亲的这些代表性建筑，以及他在观海山、信号山、观象山周边设计、施工的多处民宅建筑，都如同凝固的音乐融入魅力青岛的旋律，与山海城和谐相关。”

1936年7月5日上午，益都旅青同乡会在浙江路青年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王枚生代表理事会致答谢词。由此可见，时年43岁的王枚生，已在益都同乡中建立起相当影响力。

进入城市化开发之后的三十年，青岛一地的建筑之美，素为人称道，亦成城市名片。而沈鸿烈倡导的“城市复兴”，遍布街头的各式市民建筑，可谓形象工程，触手可及，目不暇接，毁誉皆出于此。为“鼓励优良之市民建筑增进市容”，青岛工务局在1937年组建市民建筑审美委员会，就房屋式样、房屋配置、花墙式样、内部装饰、施工精细程度、庭院布置等内容，每年进行一次评定，奖励优秀设计技师、营造厂及监工技师。这对包括王枚生在内的本地建筑师与营造商，无疑是种推动，也是压力。

相关文献显示，1930年代从江苏路西头到苏州路之间的坡地上，即墨籍业主刘贵访、李文齐、李基丰、李正、汪育苏、张寿三、李育德、逄复言、沙安国、吕凤台等梯次建成的房屋，涉及王屏藩、陈良培、王海澜、马永祥、宋立生、方运承等建筑工程师，营造商则有恒道、福合兴等。

参与苏州路西坡几栋房屋设计营建的王屏藩与陈良培两位技师，均为胶县人，亦都在青岛执业多年。1931年10月，青岛运销牛业公会在给市商会的一份技师王屏藩证明公函中叙述，“同业汇兴栈函称，兹有友人王屏藩在青岛苏州路二十一号专办绘图事宜。自近拾余年来，所有建筑一切事宜均归伊一人承办，成绩颇佳。此次赴南京注册，须得有市商会及他团体证明确有八年以上之经验方为合格，特此函请贵会转致青岛市商会发给证明书为荷等因准此。查王君屏藩在近十余年来，所有同业建筑绘图等事，均系伊一人办理，资准前因，特再具函转，肯为王君屏藩出具证明书，证明王君办理建筑事宜实在八年以上，至纫公谊。”1946年8月的一份《青岛市建筑工业同业公会续征会员名录》则显示，33岁的陈良培开设的伟业土木建筑行，资本金十万，地址在江苏路67号。

抗战后，依照1947年6月《青岛市政府职员录》的记载，苏州路15号和15号甲、丙入住入了一些市府秘书处职员，另外如苏州路8号、12号、17号、30号的房子，也记录有秘书处、民政局、财政局、地政局、港务局职员居住。同期政府职员在“波螺油子”范围内的集中居住路段，还包括无棣路5号和无棣一路。这些职员住房的大部分，应是1945年后陆续接收的敌产。这是自“波螺油子”街区形成后，发生在这里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变动。人去楼空的日本人住房门闩尽除，无声无息的散落在各处街巷，被蜂拥而至的胜利者一一填充，天经地义。这像一场悲欣交集的戏剧过场，舞台的布景依旧，换上来的演员却不一样了。

恰逢其时

苏州路豁口的里面，道路盘旋，庭院深深，窃窃私语，深藏不露；苏州路豁口的外面，柳暗花明，陡然开朗，鸟语花香，人声鼎沸。光亮处，站着谭玉峰、谭岳峰兄弟以及晚辈谭抒真，也站着林济青、萧军、萧红、舒群这些面目各异的人。

西洋乐演奏家谭抒真的父亲谭岳峰，以及谭氏家族与青岛发生联系的起始，之前的研究异常匮乏，直到本地记者刘宗伟完成《寻找谭岳峰》的文献挖掘，脉络才略微清晰。谭岳峰生于1882年，字子东，父亲谭奉赞是家乡潍县的木匠，六兄弟中谭岳峰排行最小。他前面一个哥哥，叫谭玉峰。

谭家的运气，出现在1898年青岛大规模城市开发之后。因为租借地的强大吸纳力量，这个距离青岛几天路程的潍县家族的四兄弟，决定用父亲传授的木匠手艺进行一次改变命运的冒险，他们跋涉三百多里，懵懵懂懂地进入了青岛。会画图样又会雕刻纹饰的三哥，最终开办起包工作坊，这让谭岳峰和五哥谭玉峰在1901年获得了进入礼贤书院读书的机会。在20世纪开端的青岛，礼贤书院是本地华人启蒙教育无可比拟的开拓者与标准制定者。得以入礼贤者，差不多半个身子已跨入主流社会的门槛。

进入礼贤书院同一年，19岁的谭岳峰结婚，六年后的1907年1月18日，谭岳峰从礼贤书院毕业，五个月后的6月10日，谭抒真出生。之后在1908年春天，谭岳峰偕妻小前往上海中国公学担任德文教习，月薪100两银子。在1906年4月10日创立的中国公学，谭的同事包括国文教习于右任。但谭氏一家在四川路没住满一年，当年冬天谭岳峰就辞职回到了青岛，受聘租借地政府翻译。

1909年10月，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首批63名学生中，先后毕业于礼贤书院和山东高等学堂的谭玉峰，获得免试入学的资格。与此同时，谭玉峰还被吸纳到翻译室，获得了一份工科翻译工作，每周译课24小时，月薪100元。之后在1911年6月，谭岳峰也进入翻译室，从事医科翻译，每周译课24小时，月薪70元。同年高等学堂医科招生，谭岳峰随之进入医科学习。1912年9月30日下午，在青岛访问的孙中山到访基督教青年会，谭岳峰参与接待翻译，并与孙中山一行合影。作为工科机械班第一届毕业生，1913年下半年谭玉峰、姜本忠、栾宝德等七人毕业，谭玉峰留校任教。1914年11月德国在青岛围困战被日英联军击败，青岛租借地易主，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解散，200余名在校生并入上海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继续学习。谭岳峰之后在德华医工高等专门学校的同学录显示，1915年谭岳峰33岁，为医学正科二年级学生。通讯处为潍县东关兴华书局。

1916年谭岳峰医科毕业，获聘到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任教，教授德文和化学课，月薪200元。但如同之前在上海中国公学的经历一样，他在这个教职上只逗留了一年多，便在开封创办起一家诊所，其后陆续开设了东升春西药房，并在寺后街购置了房产。与此同时，谭岳峰五哥谭玉峰也在同一学校继续执着工学，成果之一是1918年11月发表在《同济》双月刊的《射砲之算式》，前记“客岁余在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德文物理学”。由此推断，谭岳峰、谭玉峰两兄弟自1901年到1917年的十多年，经历与履历有很长时间的重叠。同期《同济》杂志刊登的《同济工学会第三次大纪会》中，罗列了同济工学会新选职员名录，其中有文牍刘铨法和庶务员谭翌。未知这个谭翌与谭玉峰，是否存在关联性。1922年青岛回归后，谭玉峰的名字出现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暨附属各机关职员录》，其身份的胶澳工程事务所工程员，他的同事，包括有工程师王守政、严宏溎、王枚生、刘铨法和工程员朱良佐、曲鶊新、赵祖康、李树伟、吴讷。

谭岳峰的人生路线图显示，在开封差不多生活了15年后，年近半百的谭岳峰决定回青岛繁衍家业。他召回在上海的谭抒真夫妇，开设起一家眼镜店，购买了一套德国蔡司光学仪器，让谭抒真学习操作。期间谭岳峰获悉俄国人米海列夫在中山路经营的西药房准备转让，便一番讨价还价，以7200金圆成交。谭岳峰将眼镜店搬迁至药店内，添置了一台磨镜片机器，就此构建起他乡故地的生意基础。

1932年谭抒真依照父亲的要求回到青岛，参与药品和眼镜经营。当年9月9日，《青岛时报》刊登过一则谭抒真征求钢琴键盘的广告，称“今购得旧平台式三角大钢琴一架，但内部并无键盘及机件，以致无法弹奏。如有人存有该项全套键盘及机件者，倘有意出让，兹愿重价购买。”谭抒真留下的接洽处，是龙山路新十八号。

在青岛期间，在西洋音乐上已成绩昭彰的谭抒真，开始与供职万国储蓄会的临沂人王玫一起，活跃在本地各个演奏场合。1932年5月31日，《青岛民报》报道“中国第一流提琴家谭抒真氏来青”，称“前曾演奏于上海市政厅管弦乐队及个人音乐会之谭抒真氏，现已偕其夫人来青，又闻谭氏将在青创办音乐研究会，并专教授提琴，谭氏正与本市音乐界之王玫及何玉兰女士共同协助，努力发展，提倡欲成功本市之音乐乐队，并闻谭氏或在暑后即可举行扩大之本市音乐会云。”

1935年，谭岳峰逝世。这一年，谭岳峰53岁，谭抒真28岁。

1935年1月谭岳峰去世后，谭家的青岛线路发生方向性逆转，谭抒真放弃经营转让药店，商请米海列夫原价购回。莱芜二路房产则转移到姐姐名下，随后回到开封。本来将依次实施的多宗居庸关路地块的家族物业开发事项，也胎死腹中。一年后的夏天，梅兰芳夫妇乘飞机抵青避暑，住入莱芜二路陈寓。而此时，在这条行道树逐渐高过墙头的街上，已无谭抒真的踪影。

谭氏一族中，谭岳峰五哥谭玉峰的活动轨迹，后来继续在青岛显现。国家图书馆藏《胶澳商埠督办公署职员录》显示，1922年青岛回归后，以工程员身份进入胶澳商埠工程事务所的谭玉峰，登记的通讯地址，是天兴里。1932年9月25日下午，德国旅行家梅格在文德女中礼堂演讲经历，谭玉峰到场担任翻译。1936年的《青岛教育》月刊，刊登了其《中小学毕业升学就业论》，开头即以平和的语气，触及“平等教育”的伦理本质：“夫教以育才，学以致用，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不可用之材，犹之木之大者，可使用为栋梁，小者可见用为桷榱，甚至竹头木屑，用得其所，其利亦溥，材无分大小，人无分贤愚，苟教之有方，用之得当，则人才辈出，庶绩咸熙矣”

谭家的变故，打乱了包括置业计划在内的拓展轨迹，也使谭抒真与青岛渐行渐远。随后抗战爆发，能够从公开资讯中捕捉到的谭家消息残缺不全。

岔路口

1934年3月19日，王统照曾就青岛的“缺陷”，发出了一番议论：“不错，这么静美而又清洁，一切并不比大都市缺乏什么的好地方，无怪许多人到此来的很难离开。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还不是一样，也有中国都市的缺陷。或者少点？虽然静美，却使人感到并不十分强健。理想的境界本来难找，可是除却沉醉于静美的环境中，想一想中国都市的病象，竟差不多！譬如这里，已比别处好得多，然而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使这个静美的地方更充实与健康呢？”

王统照期待的“充实”与“强健”，显然是指生活在这里的人的精神状况。以“健康”驱逐“沉醉”，以“崭新”抵御“奴隶”，大概是其一以贯之的想法。正所谓，青岛“这地方没有中国古老的文化，也许容易造成一个崭新的地方。因为以前没的可保守，所以一切事都容易从新作起。虽然是否能造成另一种更好的文化还不可知，然而至少要把那些文化的没用的渣滓去掉，也并不难。”

但即便是具备了和王统照类似的知识与经验背景，行进在青岛崎岖山路上的人们，想法却未必都与王统照一样。比如出身于礼贤书院的谭玉峰兄弟和建筑师刘铨法、王枚生、王屏藩，比如东北作家萧军、萧红、舒群与大学校长林济青。

在“波螺油子”南面的七岔路口上，就时间顺序而言，林济青与萧军、萧红、舒群的存在，并不重叠；就精神指向而言，林济青与萧军、萧红、舒群这三个东北青年，也不同路。

而从地理位置上看，1930年代出现在青岛的林济青和萧军们，与“波螺油子”发生的关系，也并不紧密。萧军、萧红、舒群短暂住在观象一路与江苏路口，林济青则更远些。他们与“波螺油子”的交际若即若离，仿佛蜻蜓点水一般掠过。

萧红与萧军这对情侣的青岛逃亡故事，似乎不缺乏细节。在风雨飘摇的1934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生活窘迫的两萧大部分时间住在借居的观象一路1号一栋二层楼的楼上，从窗户上探出头，可见看见苏州路的大部。偶尔的时候，两人也会住到萧军暂时供职的《青岛晨报》芝罘路办公室里。在青岛，两萧结伴而行，度过一段自由的，从精神上与这个城市和平相处的闲适时光。

人们有理由相信，萧红不喜欢青岛，不喜欢它的繁华，也不喜欢它的不真实和毫无情感的商业气息。在很多时候，萧红对一种都市的繁荣会和一种背叛意识相联系，而背叛所带来的伤害，往往会使她神经质地愤怒不已。在萧红第一次遭遇情感危机的困苦时刻，19岁的她就是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被遗弃的，这令其几乎放弃生命。也是在这个旅馆，被当作人质扣押的女作家获得了舒群和萧军的营救。由此，两萧走到了一起，开始一同进行艰难的《跋涉》。

“由东北哈尔滨好不容易逃出”后，两萧“怀着鸟一般的欢心”和“火一般的爱”，踏上了青岛的海岸。这里的生活，尽管一如他们前几年的日子一样，是贫穷的，但自由的感受却不相同。借居到了舒群朋友在观象一路的房子里，对两萧意义重大：“我和我的爱人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无论这个家是建筑在什么人的梁檐下，它的寿命能够安享几时，这在我们是没有顾到的，也不想顾到的。”

就是在这个筑建在苏州路上面，观象台下面的临时居室里，萧军续写着《八月的乡村》，萧红则完成了被鲁迅视为“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成名作《生死场》。在写作过程中，萧军通过广西路一家书店，最终和鲁迅建立了联系。这个意外的惊喜，成为了后来他们两人转去上海的原因。

八年后，当已失去了“刻骨铭心”的爱的萧红逝去时，在重庆回忆起1934年夏天与两萧在青岛的相识，作家梅林依然记忆清晰：他俩从东北逃亡出来不久，和我们一道工作。也许因为都有着以文学为事业的野心，并且都在下死劲写作着的缘故，在报馆里的同人中，相处的更投契。梅林回忆，她住在报馆里，三郎和悄吟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烧饭，日常大家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他们徜徉在葱忧的大学山、栈桥、中山公园，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午后便把自己抛在汇泉浴场的蓝色大海里。

随后，“报馆发生了问题，同人大体星散”，梅林回忆说：“我同三郎悄吟一直将报纸维持到十一月尾。我们穷得可以，吃不成烙饼、大菜汤了。将离开青岛那一天，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家独轮车上去拍卖。”萧红蹬着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后面。

根据萧军在1974年时的回忆，1934年12月初的某夜，《青岛晨报》的联合投资人孙乐文把他约至栈桥，给了他40元路费，嘱其早些离开。梅林的说法大致相同：12月初，他们坐上一只日本船的货仓里，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到上海去。

1934年，萧军和萧红，在背景只能隐隐透露出一丝安享信息的青岛，完成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抚摸。此后，两萧分手。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这个背负着十字架一生在流浪中度过的女性，在香港永别人间。这一天，港岛天气寒冷。这一年，萧红31岁。

比较起萧军、萧红这些贫困的东北青年，林济青的日子要优越很多。他1886年出生莱阳人，1906年潍县广文学堂毕业，两度留学美国，191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1917年获里海大学工程学硕士。1924年出任私立青岛大学校务主任，1925年6月9日下午，因为上海发生英捕惨杀华人案，青岛各校职教员一百余人在青大礼堂召开沪案后援会，公推林济青主席，由刘次箫报告筹备经过。之后林氏在济南出任齐鲁大学教务长、文理学院院长、代理校长。国民政府接管山东后，为山东省政府委员。

1936年夏天，国立山东大学学潮再起，校长赵太侔辞职。7月9日，教育部任命林济青代理山大校长，林济青由济南来青，因前校长赵太侔仍住荣成路校长公舍，林济青居观象一路5号山畔楼房。

林济青调任青岛十天后，7月20日上午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中国博物馆协会联合年会在山大礼堂开幕。王云五、袁同礼、沈兼士、万斯年、朱光潜、金仲华、蹇先艾、王献唐、钱亚新、柳诒徵、钱存训、皮高品、李达等192位代表出席会议。青岛代表包括市立图书馆许筱山、山东大学图书馆胡鸣盛、褐木庐戏剧图书馆朱社佑、民众教育馆苟孟龙等人。会议主席叶恭绰致开幕词后，教育部代表林礼江、青岛市长沈鸿烈、山大代校长林济青、青岛教育局长雷法章、联合年会代表马衡等依次致词。这算是林济青重返青岛任职后的第一次亮相。

第二年起始，尽管日军飞机一再飞至青岛天空侦察，并遭到南京政府外交部的抗议，但青岛的市井平静，依然保持。林济青领导的国立山东大学，向工务局呈送了化学馆建筑图样并申请建筑执照，继而招标新慎记承建。因赵太侔辞职而离职的前山大教授老舍，两度赴浙江路青年会讲演，言谈举止被本地报界誉为“幽默大师”，大受年轻人追捧。青年会自身则发起组织青白摄影研究会，试图吸引更多人参与。期间的《青岛时报》，以大篇幅连续刊登了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在青年会讲演《思想自由问题》的记录，字里行间针砭时弊，不乏锐利，也不乏思辨性。从太平路到观象一路、莱芜一路、苏州路，海风习习之中，生活似乎可以无限期继续。

咣铛一声，卢沟桥枪响了，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当年11月，狼烟四起的华北危局一路南下，日军日益迫近，教育部遂急令山东大学南迁，林济青组织师生从青岛撤退，先迁安庆，日军跟至，又迁万县。南迁开始后，山大部分师生相继离校，万县开课时仅剩一半。山大学生徐中玉回忆：“1937年11月山大决定南迁时，先已决定迁在芜湖，并非先定济南和南京。在济南只停了一天，第二天即火车去南京。我们一路上并未受到轰炸，但确已很紧张。到南京后，教育部预定立即让我们去芜湖。就安顿在那所中学里。但南京已更危急，芜湖肯定保不住，没几天教育部要我们即转去江北的安庆，也有一所中学给我们暂住。分明也是临时安排，并非改迁安庆。在芜湖我们只停约十多天，去安庆后停约十天，就转去武昌，仍是待命性质，那时同行山大学生不足100人，只有几位助教同行，一个教授也没有。轮船缺乏，只要买到了船票，就立刻再去武昌。迁去四川的万县，就是教育部重新决定的。”

1938年2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师生转入国立中央大学等校。而对这个令人叹惜的结果，生物系教授童第周将矛头直指林济青：“刚到安庆，日本人又快打到安庆了，我们又跑到武汉。校长林济青想解散学校，说是没有钱了。我们到银行一查，山东大学还有9万元。校长开大会，刚讲完，我就在会上和校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我们又连续跑到沙市，刚到沙市武汉被炸，到沙市也被轰炸。我们跑到四川万县，在山上找了点房子，开始上课。不久蒋介石召集各大学校长开会，林济青又提出解散山东大学，蒋介石批准了。”

从1936年到1937年，在林济青观象一路5号的居室里，看得见前面的海，却看不见后面的“波螺油子”。而这之前，看得见苏州路的萧军与萧红，已一去不返。茫茫人海，咫尺之遥，擦肩而过者不计其数。回头遥望，陌生的人影川流不息，令人禁不住感慨万千。恍惚间，“波螺油子”南面的岔路口上，谭抒真、王玫、林济青、萧军、萧红、舒群与青岛的瓜葛，不过沧海一粟。

风骨

1937年2月21日晚上，朝城路青岛民众教育馆的广播电台，播出了两档看上去不相干的节目，却不无内在呼应。先是浙江籍的本地政商活跃人物袁道冲讲演《牺牲的精神》，随后邀请胶济铁路局的柳新黄，现场演奏了古琴《秋塞吟》和《梅花三弄》。萧瑟冬日，依稀的古琴声从几户人家的门缝中钻出来，在寒风凛冽中闪烁。这一天，是丁丑牛年的正月十一，离春天已经不远。“波螺油子”寂寥的夜空下面，《梅花三弄》中梅花的静与动，芬芳与节操，令人心动。

近乎迷宫的“波螺油子”纵横交错，街上却缺树，尤缺法国梧桐。这与之前南部海边的建成区，形成了鲜明对照。“波螺油子”的树，多孤零零地在私家庭院中立着，孤零零地交替着季节，交替着颜色的转换，翠绿，深绿，中黄，桔黄，深褐。直到另一棵树在另一个海拔点种下去，长起来，再春秋交替，彼此形成呼应。

以城市复调状“波螺油子”，对应的是单一性与单纯性，后两者，胶东路勉强可算，扩大开，就难以把控。作为一种复调形态存在的“波螺油子”，既体现在复杂地貌与人的交际上，也显现出特定时代与人的交错。“波螺油子”像一张网，集合在网中的所有声部，卡农也好，赋格也罢，都逃不出命运的职掌。舞台后面的一声叹息，透露出的不过是经历者真实人生的表皮。不幸，更多的真实，永远看不到。

沿着凹形山谷边缘的陡坡，由东向西大落差蜿蜒起伏的胶东路，串联出一个“而”字型路网。山谷北面依次与无棣路和无棣一、二、三、四路交汇，连通大连路与黄台路；山谷南面则由S型的苏州路逐步提升，沟通江苏路、莱芜一路、龙山路、伏龙路、观象一路。中间房舍叠积，庭院深深。深入进去，不乏“赖有佳人慰寂寥，灯前钗鬓影先交。更深相倚浑无语，麻雀牌轻细细敲”的风景。

无棣路到无棣四路平行排列，组成U状梯次结构的骨架，胶东路从最底部的无棣二路逐渐向东西两侧，之字形攀升，盘绕迂回，形成层峦叠嶂的民居群落，里院与独栋建筑参差错落。谷底的无棣二路，如同重负荷的脊梁骨，由若干石级路与东西道路衔接。1932年6月11日，《青岛民报》曾刊登消息说，无棣二路开辟路基及敷设路面工程，经市府购办委员会招商投标，由缙记营造厂以2140元竞得，行将开工。这条信息证实，在1932年夏天之前，无棣二路还是一条未经开发的山谷小径。而这也同时说明，“波螺油子”周边的道路建设，经历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街区的繁衍，不可无人。所以，真实活动的人，清新或恶浊的呼吸，叮叮当当的喧闹，才是街的灵魂。无棣二路街面两侧两三层房屋密集分布，一字排开，鳞次栉比，内里集纳各色人等，貌不惊人，藏龙卧虎。猛不丁遇到一个布衣长衫者，说不定就是坊间满腹经纶的易学先生，路边形容枯槁的占卜师，早年或曾叱咤风云。一脸素妆的粗衣佣人，也许还真就是胶东富户人家的大小姐，柔声细语，举止得体。而在街面上敲锣打鼓的，看似无知无畏，行为却往往不可预测。即便是最普通的路人，看得见的外表，往往也都是些伪装的面具。

卸下面具，也未必看得清内里。

迷宫的比喻，对应的是街区，指涉的是人。人与街区构成的时间场域，一旦深入其中，透过影影绰绰的重叠，扑朔迷离的交错，就扑面而来，从里到外盘根错节，密密麻麻的纵横恣肆，触手可及，挥之不去。整个“波螺油子”如是，无棣二路亦然。

坐落其中的宅地，前后居住着刘墉四世孙刘燕昌，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的夫人郭莲，礼贤中学教员刘少文和李叶亭，崇德中学教员刘蔚庭，市立中学教员曹伯玉，西医张伯瑜，中医鹿凤轩，针灸医师田伯奇，青岛市政府秘书姜玉衡和科长庞希俊，度量衡检定所所长王德甫，港务局第三科科员王尔田，码头运输管理处第一科稽查员齐恂忱，警察局侦缉队姜明岐，清洁队书记张守芳，前山东省教育厅长于春圃等等，一家一户，各有各的来路，各有各的心事。对面门搭几句话，客套过，依然是陌生人。

翻检一条无棣二路的历史旧痕，诸城人往往在光亮处伫立，风格、风骨、风情，一个不少。刘燕昌的后人刘少文者，名刘筠，出身礼贤书院，后执教礼贤中学，以一部《青岛百吟》，将青岛的浮华与疼痛，刻画的惟妙惟肖。这似一幅包罗万象且入木三分的城市浮世绘，看得见浮云，听得见呼吸，闻得到腐臭。而作者就写作由来的叙述，却言简意赅：“己巳长夏，归省之余，铺蓑绿阴中，把卷吟哦，以消永昼，前置西瓜，时时剖作多片，呼牧牛儿来争食之，以为笑乐。倦而睡，睡而醒则返，影深林晚炊熟矣。念客青前后二十年，风物多可吟咏，遂逐日口占十余首，积十日而得百绝句，不忍弃置，按纸膝上，削铅笔书之，有庄有谐，无伦无次，放诞猖狂，诗人结习，言之者无罪，是所望耳！”

己巳，1929年。作者“言者无罪”的信誓旦旦，令人浮想联翩。而即便是仅就“波螺油子”周边山势地理的描述，刘少文心思的风驰电掣，也不同凡响。

观象山：“欲齐七政在璇玑，开阖阴阳变化奇。毕竟天门詄荡荡，神明难遣世人知。”附曰，“观象山亦名测候山，居市内偏东，上有观象台，以瞻云物，测阴阳。”

信号山：“青山高处郁孤台，旭日腾云宿雾开。风漾半空旗乍展，望中知有客船来。”亦附曰，“信号山又在观象山之东，旧名挂旗山，为轮船入口传递信号之所，职守者守其上。每届端阳，士女竞往登山浥露采艾，沿为风俗。”

贮水山：“引得河流上碧峰，纵横脉络暗相通。烹茶不用银瓶汲，随手飞泉落室中。”再附曰，“贮水山在信号山东北，青岛山西北，鼎力而成三角。两峰低平，形如马鞍，建贮水池，以机械引李村、沧口诸河水至此山，再分布市内，以供居民饮料，地下水管纵横如网罗焉。”

三山之中，“波螺油子”安之若素。

而加上就西边第三公园展开的描述，刘少文通过《青岛百吟》便完成了对“波螺油子”神奇山谷地貌的文字围合：“绿树荫浓高下裁，如茵芳草净无埃。池边拾得同心结，知有情人夜夜来。”

至此，在诸城学人刘少文笔下，以“波螺油子”为地理核心，东西南北中，神明、云雾、阴阳、旭日，客船、士女、烹茶、情人，天上人间，阴晴圆缺，风云、风光、风骨、风情，都凑齐了。

在1948年印制的《秋溪诗稿》中，其表侄王昭范，撰以《刘秋溪传》，将这个诸城望族的一生，简要述之：

“君姓刘氏讳筠，字少文，秋溪其别号。刘氏为诸城望族，其先世宦迹，当清世既著于国史矣！父景文先生以医名，有子三人，君为长，季弟季三能世其医学。君自幼喜读书，清季科举废，游学青岛礼贤书院，德人尉礼贤深器之，资其膏火。甲寅秋，欧战起，日人攻青岛，驱德人据之，君遂归里，所居在涨洋河畔有先世园林池馆，幽静闲敞，君诗所谓适园者也！既里居，课两弟读，暇则携朋遨游园中，饮酒赋诗相乐也。时高密张康侯先生精声韵训诂之学，君从之游，常以其学诏后进，复与同游结洋浒学社，相励以通经学，故乡人知向朴学，自君始矣！癸亥日人还我青岛，礼贤书院亦改为中学，聘君主讲席历十年，至癸酉以父丧归，服除不复出，在家读书侍母，治圃艺蔬，为终老计。未几以日寇之乱，复奉母来青岛，时戊寅闰七月也，于是君年已五十矣！

君性孝，事亲能尽欢，兄弟怡怡如也！然气峻不能容人过，遇有位望者，常以气凌之，虽其人曲意相承，终弗顾也！唯喜奖掖后进，先后主中学讲席逾二十年，弟子著籍者无虑数百千人，皆有所成就。其弟子相与言必称君，君穷困时，亦常得弟子佽助云。戊子九月以猝病终，年六十岁，葬青岛湛山公墓。所篹《诗经异文考》《清代诗人征略》皆未出版，诗稿一卷，君弟稚文、季三刻传之。

论曰：余与君游，处四十年，君与人慎许可顾，常推重郭友玉先生，以为笃行君子也，君使酒惟对友玉饮，则每醉益恭，盖其服善若此，世或谓君疏狂傲物，殆不然欤。友玉名汝瑗，同邑人，亦工诗，先君卒。”

在《秋溪诗稿》中，作者有《自题诗卷》一首，将一言难尽的人生体验，和盘托出：“一卷诗成吟未休，哀猿日暮楚江秋。胸怀不信区区地，容得人间万古愁。”

关于刘少文的世家传承，1935年旅居青岛的收藏家张镜夫在题《天一阁见存书目》跋文中，曾有记述：“予于甲戌春间，由诸城旧家获一天一阁旧目四册，既无岁月，亦无撰人，惟卷首有例言一篇，相传为刘燕庭先生登阁观书随手所记录者，然无序跋印章，未能遽信。”次年，张镜夫再识云：“书目抄录毕事，详校一过，忽于末叶左角下发现白文小印‘嘉阴簃’三字，乃知为燕庭先生故物。既而刘少文表兄自诸城来，叩以燕庭先生与天一阁观书事，兄云：‘道光二十七年秋，先生升浙江布政使，署浙江巡抚，曾倡修天一阁，及刊阁中藏书，目未果而罢官，此或阁目底本。’少文兄是先生嫡孙，言必可信。”

在精神传承上，刘少文寻求的学术纯粹之途，在青岛不免寂寞。在《青岛百吟》中，其以张范卿的遭遇为例，发出过愤愤不平：“即墨张范卿先生绍价，究心程朱之学，岸然道貌，独见闽洛之风，所著中西学说通辩，严驳陆王，以为天下后世之猖狂无忌，皆心即理一说误之。德国自大战后，学者鉴于功利，机械之杀人，靡然于孔道，故重视其书，纷纷来购，而青岛中国人反漠然视之。”正所谓“沧海横流天地昏，尚余一老见精神。非关大道分门户，功利由来误后人。”

是是非非，也许就是个宿命。

刘少文《青岛百吟》1948年问世后，女诗人吴心秋读之感慨曰：“青岛百吟惊世珍，沧桑历历记传真。工商国事无遗漏，风土人情明细分。悒悒满腔忧国泪，拳拳一颗悯民心。惜无巨擘泽端笔，画出刘公百首吟。”

而对这些集中在1929年完成的诗吟，刘少文在自序曾坦言：“言之者无罪，是所望耳！”

在一个迷雾重重的时代，刘少文的一句话“言之者无罪，是所望耳！”清晰直白，振聋发聩，令人过目不忘。

所谓风骨，管中窥豹。

落地无声的棉花球

1931年9月，一个叫郭良才的山西定襄年轻人，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之前他曾入读北京师大附中，热衷于文学和写作，思想活泼、激进。9月13日，郭良才在日记里记录下他对青岛的第一印象：“青岛是建筑在一座山上，马路四处高低蜿蜒，完全是油漆的，一点土味也没有。在青岛找不到一所中国房子，各式各样美丽的洋楼布置在街旁，隐没在青草及树林里，幽雅琴声时时从窗户里传出来，城市里刻刻拂荡着些温凉的海风。路经几条街，街头便是碧绿的大海，海边便是仿效伦敦泰晤士河岸而建筑起来的walking road，路上时有花园及椅子供游人休憩。”

这一年，郭良才20岁，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大学生，他浑身上下透露出来的精神头，与庭院深深中老谋深算的长者，恍若隔世。

而与郭良才前后脚抵达青岛的莱阳学人于春圃，不论就年龄、学识还是经历，都与正“满足在瞬刻的享乐中”的年轻人，不可同日而语。见识过革命的于春圃，与热情拥抱着新一场革命的郭良才擦肩而过，标志着两个时代边界交错的分野。

比较出身诸城名门的刘燕昌，于春圃算不上门第显赫，其1887年出生在莱阳前河前村，比住在无棣一路的叶春墀小十多岁，其名元方，又字纯朴。15岁其参加乡试，中副举人第一名，后考入北京高等警校，适逢举贡会考恩科，遂以副举人中试。复殿试，得入民政部六品主事。1911年辛亥事起，民国立，于氏当选众议员，为国务咨议。因其奔走大选，在山东省议长朱徽五极力维护下，1923年至1924年间短暂出任山东教育厅长，兼任山东大学筹委会主任。其时鲁地教育界之事故，至为纷杂，于春圃几无所作为。

1924年4月天津《大公报》曾披露，“山东教育会自改选未成，双方大起纷争，迄今未决。嗣有人提倡改委员制，双方虽均表示赞成，而因条件未妥，终行搁浅。数月以来，消息甚为沈寂。于春圃教任后，有出任调停之意。复以双方各不相让，于氏亦知难而退。”离任前，于春圃支持仿效江苏办法，力争在鲁地开征烟卷特税，全数划作教育经费，算是干了一件脚踏实地的好事。

1930年代于春圃移居青岛，先后住在黄县路4号和无棣二路70号，与黄公渚、张公制、吕美荪等人时有诗词酬唱。而此前后齐州女布衣吕美荪的朋友圈，则包括了赵尔巽、叶恭绰、严复、赵琪、吕海寰、劳乃宣、刘廷琛、吴郁生、黄曾源等人，彼此的文化趣味与格调，大差不差。可惜时代风尚已变，旧诗词虚无缥缈的风雅颂，遇见坚硬的社会现实，不免像一团棉花球，有气无力，落地无声无息。

就青岛一地的文化传承状况，刘燕昌的后人刘少文曾描述，“青岛名胜地，文人所止，当不乏雕龙绣虎之才，乃蓬蒿满径，不喜人知，见闻所及，仅有岭南易振声先生扬远，跌荡风流，樊川再出，间有沉郁顿挫之作，亦不愧遗山老人也。”1923年青岛治权移交之初，易振声广受本地商民信赖，商界领袖包幼卿、张鸣銮、宋雨亭、吕月塘、成兰圃等均对其推崇有加。地方有重要事件，无不公推易氏到会。及至1930年代，如易振声者，本地亦所剩无几。零零散散的花拳绣腿，自然不敌狂风暴雨。

不论学问大小，年长之人眼睛都极易出毛病，如同时间将一枚锈迹斑斑的勋章，挂在了视网膜和现实之间。虚虚实实的景物前，像漂浮着一片癌细胞，挥之不去。在日子潮湿的青岛，尽管南人易振声之外，“胜国遗逸作寓公者，尚有刘侍郎幼云先生廷琛，王侍郎爵生先生垿等数人”，但大势已去的趋势，却无可阻挡。这落花流水的一幕，刘少文在《青岛百吟》的平顾左右中，已描摹的余音缭绕：“风雨江湖老一蓑，凄凉故国暗铜驼。杜鹃啼破冬青死，同谷歌成唤奈何。”

刘少文比于春圃小一岁，作为诸城望族，家学不差，出身尉礼贤的礼贤书院，学问说不上多大，声韵训诂之学也烂熟于心，且不乏开阔眼界，无官一身轻，一介布衣，无遮无拦，无欲无求，设身处地看人看事，就容易通透。

1931年10月3日，刚刚开始熟悉青岛的山大外文系学生郭良才，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段话：“日子是你越提精奋神的过着，则越觉得它过的长久，如果你每天只是无聊或者混混的过着，则越觉得它过去快，而且无味。”四年后，他离开青岛，赴绥远一中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其由塞北南下，在上海撰写出版了经历纪实《烽烟万里》，风行一时。后郭良才由岳母，也就是邵飘萍遗孀汤修慧介绍至香港《大公报》工作，持续进行着军民浴血抵抗外族劫掠的生死记录。

在青岛的日子，郭良才读书与恋爱、救亡交替，头脑的细胞风暴一般上蹿下跳，其日记的断续记录，像极了他经历的“风雨欲来”的时代：“中国新的紊乱要开始了，新的局面将渐渐展开，这不能不谢谢帝国主义者紧迫之功，与国民党破产之力。好的，中华的民众，终于醒来了！”

1938年青岛沦陷后，维持残局的赵琪力邀于春圃出山主事，遭拒。而与赵琪同流合污者，则不乏吕振文、李顺德、姚作宾、周家彦、陆梦熊、尹援一、韩鹏九、杨玉亭这些斯文扫地之人。同年6月1日，《青岛新民报》发表革新词《本报革新与文化使命》，逻辑混乱的叫嚣，痴人说梦一般不绝如缕：“政治发挥，须与文化并进，此本报所以不惮艰巨毅然出尔负舆论重任。发刊以来，本东亚和平素志，中日提携信心，发扬东亚文化，恢复固有道德，匡正世俗，诋斥邪说。”

至暗时刻，于春圃屏息静气，公共视线中踪影全无。其心态，大致与同陷困境的旗人作家王度庐的喃喃自语类似：“把避暑变成了避难，快乐休养变成了忧患战亡，度了半载多的恐怖生活。结果还得归诸于运命，青岛市又平稳起来，把我从忧患又置之于安定，自然，在我是侥幸的，然而我的身体却因为以往的忧患，需要更长时期的休养了。换句话说；我需要更长时期的住在青岛了。”

1920年代中期便盘踞本地政界的前商埠督办赵琪出身掖县，与于春圃家乡莱阳搭界，彼此算是乡人，礼尚往来，属情理之中。传说赵氏几度邀其赴宴，均被以“道不同不同席”推辞。闭门谢客的日子一过八年，于春圃似乎不以为苦。平常日，伏案易学之余，一杯茶，一张《青岛新民报》上连载的王度庐《河岳游侠传》或者《卧虎藏龙传》，会打发掉好些无聊时光。

青岛沦陷期间，于春圃在城中经历前清尚书吴郁生病故和戊戌起事者康有为公葬，亦不免有所触发。逢年，在青岛的莱阳人会依照旧习，在家里用豆面做成不同形状的面塑，插上一根棉絮棍，浇上花生油点燃，以祈求平安。1940年9月青岛与莱阳间汽车路开通，于春圃与故乡的联系，变得通畅了许多。

于春圃闭居青岛期间，本地鲜有令人感兴趣的文化事件，一些南北飘零的文化人来来去去，戴着不同的面具，操持着不着边际的风月文字，聊以自慰。1944年3月《民民民》月刊在青岛出版，推出“岛上青年作家作品特辑”，包括艾芠《夜之恋歌》、砂丁《友人》、静岩《潮》、漪萍《夜诉》。同时刊登雾生译述《弑妻记》、五幕剧《桃花时节》、连载小说《山村里的故事》。接下来两期另有金风《永远不褪色的梦》、木冰《简》、丁蘋《洋车夫》、沉迟《雨夕》刊出，并刊发了王锦第翻译的雅思波所著《现代科学与哲学》，以及鲁丁、废丁、沉迟、张玉田、李鲁基的诗歌。王锦第在之前两个月，刚刚继任青岛特别市市立师范学校校长。其早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与何其芳同班。李长之在1937年所撰《王锦第的异乡集》中提及，“锦第从前和我同习自然科学，同转哲学，而他的哲学，却比我入门得多。”1940年至1944年这几年，王锦第除了撰写过一些关于王阳明的介绍文字外，集中在《中德学志》发表了《士榜格的教育与文化思想》《赫尔巴特生平及其教育思想》《赫尔巴特学派与他的反对者》《宇宙观学与精神史》等论文和德国哲学翻译。

看上去，闭门不出的于春圃，注意力放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易学上，对本地这些零零碎碎的文坛杂事，打不起多少精神。

一本《民民民》月刊粉墨登场的时候，一家由莱阳人曲善堂开设的永昌书局，在沧口停业。临近市区的永昌书局门面，则在台东镇龙门路30号照常开门纳客，有雇工11人。最早的永昌书局，1936年4月由曲善堂出资500元在临淄路38号开办。到1944年，这个莱阳移民已60岁，居住在青岛的时间，长达20年。没有可信任的信息显示，在深宅大院之中，于春圃与这些莱阳乡人有无联系。

涉及于春圃行踪的零星消息，出现在民族雪耻的“山海重光”之后，并清晰勾勒出这个莱阳老派学人的道路选择。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曾来青岛会晤于春圃，两人年龄相仿，一工地质，一长易经，谈古论今一番自是题中之议。此后时局骤变，政府出面劝于氏全家赴台湾，再遭回绝。1949年6月解放军进入青岛，同年9月于春圃以特聘身份，获推选为青岛市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与他一并获得特聘的，还有张公制、刘仲永、赵纪彬、王德润和吴焕新。有叙述显示，其迁入到无棣二路70号居住的时间，也就在这一年。时于春圃已过耳顺之年，晚年的活动半径，轨迹集中在“波螺油子”一带，日出日落，谨言慎行，不断经历着新时代和新生活的涤荡。九年后的1958年，其病逝青岛，终年71岁。于氏一生钻研《易经》，所得收录于《易学三编》《古韵疑》《五代史札记》等著述。这些无休止的伏案劳作，冲抵了其在“波螺油子”下面的寂寞。

一般说来，于春圃居住的无棣二路70号，看不到日出。初升的太阳被东面的山坡遮挡住了，升起来老高才看得见。他的房子在无棣三路高达十米的一段护坡下面，太阳照耀到这个凹型院落的时候，往往已过三杆，连影子也快直立起来。

这个幽静的院落，后来孟方陆的孙子孟庆泰，也在里面住过。1980年代，孟庆泰与臧克家、赵俪生、陈大羽这些“波螺油子”的前辈过客，都保持着联系。孟庆泰曾记述过陈大羽早年与其伯父敦素交往的一桩趣事。陈大羽告诉孟庆泰说，因自己是南方人，敦素每次见面即呼“南蛮子”，一次又如此称呼，陈思索片刻说，“君亦是南蛮子”，敦素不解，问自己何为南蛮子？陈回答，“君之孟非亚圣孟子之孟，乃孟获之孟也，岂非亦是南蛮子？”两人彼此相与大笑。

和日照人叶春墀、莱阳人于春圃一样，孟庆泰的爷爷孟方陆这一辈，从没忘记自己的诸城身份，小心维护，并力图发扬光大。家学渊源的孟庆泰，1940年代末出生青岛，算得上承前启后的一代，这让无棣二路70号日积月累的古风，得以延传。

孟庆泰住的房子，在无棣二路70号凹型底部的护坡下面，是一栋1940年代建造的三层楼，楼底在无棣二路，三楼在无棣三路，各有出入口连通。也就是说，人可以沿着楼外面的楼梯从无棣二路上去，从无棣三路出来，反之亦然。这栋楼和护坡之间有一米半的距离，孟庆泰住在南头二楼，屋子里光线暗淡。而在一层的房间里，基本见不到太阳。孟庆泰楼下西南楼梯拐角有个小配房，一天只有下午的三个小时看得见光亮，剩下的时间，都需要用电灯照明。楼内有长走廊，连通两侧房间和厕所，因为光照不足，也需要常年开灯。这种在幽暗中摸索的经历，对无棣二路上的许多房客来说，多已习以为常。

包括孟庆泰在内，无数个面目相似的黄昏，回到家，打开灯，温暖洋溢。而这普通的日子，恰恰是“波螺油子”里面最动人的底色。

这些耳濡目染的场景，日积月累，记忆就堆积如山。

都市的冬

1932年5月22日，《青岛时报》刊登了一条无棣二路北段延长的消息，称“工务局修筑无棣一二路等路面工程，于上月完竣。经市政府验收，详情已志前报，惟新修之无棣二路，其北端系以大连路口为终点，兹因最近兴工建筑之黄台路小学校舍尚在大连路以北，为日后学生来往便利起见，复拟将该路向北延长至黄台路口为止。此项工程，约计展开道路一百一十公尺，费款二千二百三十二元，业由该局绘具图样，编制工程说明书，暨预算等件，呈奉市府令准办理。不日即可开工云。”

两年后的1934年12月，王亚平主编的《诗歌季刊》在青岛创刊。诗歌季刊社的通讯处，为无棣二路2号，也就是1932年5月开始增建的无棣二路北段延长线中间。掖县会馆斜对面的这个地址，是市立黄台路小学，王亚平是新来的教务主任。“波螺油子”的外面，一个开敞的十字路口，诗歌与商人，各走各的路。

《诗歌季刊》的创刊号，发表了亚平、杨骚、温流、蕾嘉、蒲风、罗伦、力扬、一默等人的作品。《编者的话》对读者介绍说，“本刊怀胎，已有半年之久，经过种种的困难、屈折，得蒲风、路一、白曙、寒衣诸兄的热心征稿”。同时表白，诗人“要歌颂饥饿的、风暴的、伟大的时代”。

王亚平操持编辑《诗歌季刊》的时候，青岛市工务局刚刚进行了无棣二路、黄台路和贮水山路的下水道改造，敷设雨水管1112公尺，投资5383.90元。这使得这块十多年前还敷设着多条简易铁路的仓储区的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这让王亚平们在下雨天，行走的更方便了。两年后，《孤帆的诗》亦由设置在无棣二路2号的诗歌出版社发行。郭沫若为封面题签，蒲风撰写序言。作为新诗运动的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和蒲风都在日本，与国内诗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看上去，王亚平似乎已经把无棣二路的北头，打造成了一个新诗运动的区域传播中心。

自1934年秋天开始，之后几年里，在“波螺油子”的一南一北，孟超与王亚平，是两个“不安分”的存在，都不乏激情，也不乏野心。与孟超比较，1932年在上海参与组织中国诗歌会的王亚平，对外联络与组织能力，似乎更胜一筹。

1934年8月1日，“怀着孤独而又创伤的心情”的河北威县人王亚平到青岛，获聘黄台路小学教务主任。黄台路小学校址原为德国俾斯麦炮台军火仓库和兵器厂，后作港务局货场。1931年腾空货场成立黄台路小学，次年5月建成两栋教学楼，开辟操场，田径场中间置足球场，第一任校长是崔登桂。学校大门，设在无棣二路北段连通黄台路的延长线。对毕业于河北省立第四师范的王亚平，黄台路小学教员姚淑珊晚年回忆：“他住在学校，晚饭后他叫我们到他宿舍去玩，有时给我们讲故事。还有李劫夫、袁勃对我也很好。李劫夫主动给我班画值日表。”姚淑珊是年20岁，是一位开朗的知识女性。

和之前国立青岛大学的教员们对年轻女性的追逐一样，王亚平在黄台路小学很快也品尝到爱的快慰，十年后他在一篇回忆中坦陈：“青岛是诗人的摇篮，有都市的跳跃，也有乡村的宁静。在这自然力、人力合手创造成的绝好的山岛上，我遇到了一位北方型的小姐，她那含了无限生命力的黑色瞳孔，她那永远紧闭着像隐藏着无限秘密的嘴唇，她那光润柔细的头发，都使我发狂地爱着。她仿佛是一片绿色的草茵，对于我有无尽的力、无尽的美。因而，给她送一个名字叫任湄茵。她抚慰了我的创痛，救活了我的心情。”

1935年6月1日 ，王亚平的诗集《都市的冬》由上海国际书店发行，34首诗被分成《乱离的歌》《都市的歌》《夜的歌》《农村的歌》《人生的歌》《暴风雨的歌》六部分，其中一些是青岛新作。郭沫若题写封名，蒲风做序，黄新波、段干青、兆民、松山配木刻插图八幅。两周后的6月12日，王亚平把刚刚出版的《都市的冬》寄给鲁迅。鲁迅日记载“亚平寄赠都市的冬一本”。同日北平《清华周刊》则刊登了施潍就《都市的冬》的评论。

具有强烈干预性的《都市的冬》，显然不屑于无病呻吟。其对应的社会背景是，“青岛大小商铺，陆续倒闭者，至一千六百余家之多。且倒闭原因，十九由于收入不敷支出，资本倾尽，无法维持，不能不关门而去”。

在城市的低洼处，王亚平以《都市的冬》，直面难以抵御的寒冷：

“褪色的幌子，垂在门前，

警察的脸缩进了皮大衣领，

布告牌上模糊的字迹：

整理市政，恢复繁荣。

残雪还没有融完，

冷，马路上冷清清地，

枝叶在秃枝上颤抖，

低诉着，来了，都市的冬。”

《都市的冬》出版后，王亚平也记录下了女友任湄茵的反应：“湄茵读了这册诗集，给我一封看去似乎平淡而内中实含有深情的信，里面曾这样说：‘读了《都市的冬》的序诗，我为你的命运感动得流泪了……’我们的友情立刻建立起来了，她能理解我的生活，代我抄诗稿，鼓励我写更艺术的作品。她说：‘我愿永远帮助一个值得帮助的人，我却不要求任何酬报……’”

在青岛的王亚平，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称“最有真正爱情的时候，创作的力也最强烈。”对与任湄茵的交往带来的喜悦，王亚平几乎不加掩饰，“我同茵每天晚上到松林里散步，踏着柔软的草径，或坐在青色石板上谈心，爱唱的虫儿拉响了琴弦，风在松枝松叶上舞蹈。明月欢悦地行走天空，夜是幽静而深沉的，人的情感也幽静而深沉了。对着松林的夜，我不再有飘浮的思想与幼稚的情感。白天不止息地劳动，只要和茵在松林下一度徘徊，心血的疲劳立刻就恢复了。”

但对爱和时代的关系，王亚平似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辨析说：“诗人不能做爱的奴隶。爱情可以助燃诗人创作的火力，诗人却不能专为爱情而歌唱。今天是伟大的抒情时代，是人民、自由人类的抒情时代，却绝不是个人的抒情时代。假如，爱情能建筑在人类的事业上，使爱情成为人生战斗的火力，那你愈爱得真、爱得强烈，你越将有不尽的创作的源泉。自然，一个永远为真理而战斗的诗人，没有爱情，他依然可能有不倦的创作的火力啊！”

1935年7月14日，洪深、老舍和王统照主导的《避暑录话》周刊在《青岛民报》出刊，孟超与王亚平都是积极参与者。几个月后一二九事件爆发，12月中旬王亚平赴北平声援。王亚平记述：“我虽然住在青岛，却不能再沉默地安静下来，马上跑到北平，在那里会见了孟英，他为了参加学生的伟大示威起（游）行，被打伤了胳膊，见面时，他手上还挂着绷带。我们亲切地谈着话，他给我讲说了‘一二九’事变的起因，具体经过的情形，以及一些动人的插曲。”

1935年7月19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刊登了王亚平的一首《生活》，王亚平式的“狂飙突进”一如既往：

生活像奔腾的狂流，

挟着你向前，

没有止息，永远不让你回头。

谁晓得要漂向那儿哪？

把希望寄托到明天，

把希望寄托到远方，

前进！稳稳地踏住脚板，

吃力的击起浆。

让谨慎时时噙在眼睛里，

当心触着礁石，

当心迷茫的烟瘴，

当心突来的风雨，

和起伏不定的骇浪。

前进！严肃地握住舵把，

让勇敢撑持着心胸，

莫怕炙人的烈日，

莫怕贬骨的当寒，

莫怕兀夜霜露摧，

和关山千万重。

纵有时乌云遮住星月，

黑暗把宇宙占领，

你也要看准前方的灯塔，

从容地驶向辽远的航程。

这样，你将在患难里获得醒悟，

在醒悟里培植你伟大的生命。

1936年1月1日，《青岛时报》增刊发表王亚平新诗《新年进行曲》，同日副刊《青光》则刊登了他撰写的《一年来的青岛诗坛》。这个时候，他已萌发去意。1月23日乙亥除夕，王亚平乘坐胶济铁路列车离青，上车的时候他和自己说：“别了！青岛！美丽的骷髅！”

但他很快又回来了。10月1日王亚平长诗《十二月的风》由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其记述说：“回青岛后，即计划创作《十二月的风》，完全以‘一二九’事件为内容。”同月10日其另一半诗集《海燕的歌》亦由联合社出版。在青岛与王亚平交往频繁的王统照为《海燕的歌》撰序云：“我向来对亚平写诗的态度与方法认为是郑重而缜密。”

王亚平在《海燕的歌》题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生活的铁鞭，惨酷的捶击着脊背，恶魔的黑手在四周伸张着”。

期间在5月底，黄台路小学发生中日学生斗殴事件，引发纷争。天津《大公报》报道说，“二十九日日本小学生受伤，日人指为邻近黄台路小学学生所殴事件。日方认为系青市排日教育之结果，由日领馆连日向市府提出严重条件，要求答复。日学生家长一日更自动至市府诘问。市府秘书长胡家凤特电沈鸿烈报告，沈二日已由沪飞青处理。据悉市府刻正据理交涉。”黄台路小学中日学生打架的结果，由当局将校长崔登桂撤职了事。崔登桂的遗缺，暂由王亚平代理。《青岛时报》6月13日刊登消息称，“黄台路小学校长崔登桂，向教育局辞职，遗缺教局派该校教务主任王福全接充。”王福全者，系王亚平原名。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11月1日青岛文化界、教育界的鲁迅先生追悼会，分别在市民大礼堂和山东大学大礼堂举行。知情人王第荣回忆：“关于鲁迅追悼会和青岛文化协会实际是有连带关系，主办人是山大教授周学普和学生马骏等，王亚平是发起人之一。”

送别了鲁迅，来青岛不久的台静农和老舍在饭桌上见了第一面。吃饭地点是一家老饭庄，室内陈设像北平东兴楼。老舍给台静农的印象有些严肃，有些苦闷，同时还有些世故。台静农后来回忆，老舍会“偶然冷然的冲出一句两句笑话”，引起大家轰然，他自己也会“嘻嘻”的笑。但这看似平常的青岛文人饭局，王亚平已没机会参加了。

这个月的末尾，王亚平在纪念过鲁迅后离开青岛。自1936年夏天到冬天在青岛逗留半年的诗人蒲风，就王亚平离青原委的说法是：“1936年底，忽的他又离开青岛而东渡日本了。原因很简单，他在学校里教授了反日的东西，因之日本人要政府执行日本人的心意。”王第荣则回忆：“王亚平被驱逐出境一事，并非夸大其词，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刑法》，虽无‘驱逐出境’条文，但当时公安局的警察法规有一项‘押送出境’的规定。意思是不务正业的无业游民以及轻罪释放的人，恐其在城市为非作歹，就押送出境。那时青岛的边境在李村、城阳一带，由警察坐火车押送到城阳以西，就算完成任务。所以有的人被押送出境后，又偷偷地跑回青岛也是常事。至于王亚平因当过黄台路小学校长，反动当局还给他留点面子，没有登报，押送他上船去日本自费留学。”

王亚平自己说，“东渡的手续，幸赖日本女友款子向青岛日领馆很快领下执照，茵又给我买了一张二等舱票，袁勃等一群好友送我上船时都哭了。”

王亚平刚走不久，西安事变猝发，气氛一时紧张，青岛商会即驰电关注。12月23日，阎锡山电复青岛，称“自当勉竭绵薄，尽力斡旋”。寒风凛冽的日子，王亚平走，孟超走，臧克家走，“波螺油子”下面被爱激发着的诗意，渐行渐远。

不过，即便是冬天，有去，也有来。伴随着西安事变的峰回路转，在“欢腾的爆竹声里的吉庆气氛压倒了一时”之后，另外两个诗人在青岛度过了“冷冷清清”的1936年除夕，这就是卞之琳与何其芳。卞之琳1982年回忆：他住在一个德国人开的消夏旅馆里，因为正值休冬闲，看房人廉价租给他一个房间。在这里，卞之琳日夜埋头，以两个月工夫，译出了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新年后到北平交稿，结算稿费，挣到的钱已足够他大半年的生活所需。

经历过一场风波之后，黄台路小学1937年1月17日《青岛时报》刊登消息称，教育局已委任赵伯枢为黄台路小学校长，原校长崔登桂调充夏庄区建设办事处教育股主任。

1940年代中期，市政建设局筹划改修大连路东段，与黄台路小学连通。黄台路小学的大门，遂改设在大连路，校名则仍延续。1945年9月编制的《青岛特别市政府建设局行政概况》土木事项记录：“该段道路新辟一段，宽20公尺，长700公尺，以为由兴亚路通绥远路至大港码头之中继。而现况如彼之逼仄，非另行改修不足以应付急需，即于本年由兴发公司由该路东端紧接兴亚路之处向西北新辟一路，宽20公尺，长700公尺。地势较为平坦，至黄台路小学与大连路西段相接，因西段地势平坦，将来加宽至20公尺并无何等困难。惜此路未修一半即告终止。”

西湖龙井和玉米面粥

诗歌不当饭吃，注定属于少数人的营生，而不是多数人的嗜好。王亚平与孟超们的诗意之外，养家糊口无疑是山谷栖息者时刻不忘的第一要务。这份颠扑不破的生存哲学，跟饥饿一样直白，根本无需启蒙。这不免让诗人们歌颂的风暴时代，一下子就苍白起来。

眯缝着眼看上去，一条僻静的无棣二路上，自北向南，越过堂皇的掖县同乡会馆，通向苏州路的街道两边，不乏生机，也不乏商机，夹杂在民居中间的商家，和诗人们一样向往新生活。这里的大小商号，涉及若干投资人和多个经营门类，门口的招牌，个个精神抖擞：

新2号，双德兴成衣店；

3号，双合盛杂货店；

3号内6户，东兴泰建筑行；

4号，鸿发号白铁铺和路广诚开办的广新理发店；

5号，鸿昌楼饼铺；

6号，公聚成杂货店；

7号，莱芜籍亓紫石等人开办的化学工业社、德盛永杂货店；

11号，庐德聚经营的新聚祥营造社；

14号，复盛永油漆店；

15号，昌记茶炉；

18号，宁波人赵德三开设的得全洋服店；

19号，石子明经营的复盛兴营造厂；

21号，河北沧县李培栻设立的式如鞋庄；

23号甲，诸城人徐叔平投资的同生大药房；

24号，郭存仁的仁记理发店；

25号，东盛福豆油庄；

28号，同和堂理发馆；

31号，姜先铠经营的光大电业、胶州籍鹿凤轩开办的双甡大药房；

35号，平度人徐维昌的昌记猪业；

39号，即墨籍费建三的天发祥土产杂货店、即墨籍江绍虞投资的丰成慎记麻袋店；

43号，诸城人王鲁岐等合资的永新药房；

48号，寿光人王镜秋开设的恒兴药房；

58号，掖县籍宋廷玉的崐山书店；

63号，于成隆火烧铺；

64号，广新理发馆；

68号，潍县人刘少九的怡和营造社、两个潍县人委托同乡徐法孔经营的寿春堂中药房；

70号，即墨籍邢子琴与余庆堂合资的久康酱园、潍县籍张仁甫的仁兴号火烧铺；

78号附11号，即墨籍王究典开办的美生工艺实业社。

1944年的一份洋服业公会会员登记表显示，39岁的宁波人赵德三已在青岛生活十多年，其无棣二路的得全洋服店1940年月开业，投资1500元，雇佣四人，是“波螺油子”里鲜见的洋服定制作坊。青岛1898年进入城市化规模开发期后，宁波人是最早进入的移民群体之一，代表人物包括鄞县籍的郑章华等人。作为浙江省立宁波师范的毕业生，郑章华1924年3月与同乡郑祥兴分别出资25000元，在山东街创办亨得利并担任经理，随后成为本地具有影响力的钟表眼镜店。郑之后曾参与主持过三江会馆的许多公益事项，并出任青岛市钟表眼镜业公会常务理事。郑章华1893年出生，与赵德三的年龄相差12岁，差不多可以算两代人。山谷中的一个洋服店，同样是宁波人，同样凭手艺吃饭，凸显出宁波移民持续的繁衍轨迹。

伴随着时间年复一年的覆盖，无棣二路进入记录的沿街建筑，还不断增添着诸如加藤会社、新宫三郎医院、铁路局日本职员宿舍、德顺工厂、辉记土木工程社和理发馆、杂货店、面食店、肉铺、药房、茶炉等各种各样的内容。不长的一条街，七七八八的买卖委实不少，衣食住行差不多都涉及了。一天到晚，操着南腔北调的伙计开门纳客，洋服皮鞋咸菜火烧电灯电线应有尽有，来去彬彬有礼，宾主相得益彰。太阳底下的日子于是就欣欣然，醺醺然，不亦乐乎。

青岛治安素好，太平日子便有滋有味，鲜有闪失。平日里，山谷坊间偶尔出现一二件意外，也多有惊无险。如1937年1月8日清晨，公安二分局12派出所巡逻警士王兴德，巡至无棣二路德祥公肉铺门前，发现一个小偷正在盗取门上肉钩，遂大声喝停，追赶至无棣三路南头将其捕获，送往分局讯办。过一会太阳出来，凉飕飕的街上偷儿踪迹全无，唯街坊间多了一项谈资，掌柜伙计围拢在墙角的炉子，品头论足，一笑了之。过两天，警士抓小偷的新闻上了报纸，这不大不小的谈资就扩大了一轮。再遇到王警士巡逻，街边店家的人会夸奖几句，招呼过来喝茶。

“波螺油子”五方杂处，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争奇斗艳，在这里就满地开花。不同的生长环境，造就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南米北面”的饮食差异尤其突出。对来自宁波的赵德三来说，主食一般都是米饭，而像李培栻、徐维昌、费建三、宋廷玉这些北方人，则主要吃馒头、窝头、烙饼、煎饼、火烧、面条、饺子、疙瘩汤、面片等。而即便是山东一地，泰安、历城、周村、潍县、诸城、平度、即墨、掖县、黄县、蓬莱、福山的饮食习惯也不尽相同，三三两两，七七八八，各有偏好，相得益彰。甜沫、包子与煮花生的搭配，说不上讲究，却手到擒来。

在青岛一地，和西菜、日料、粤菜、湘菜以及江浙杭帮菜比较，以鲁菜为代表的北方菜，色香味俱全，既上得去台面，也下得了炕头，各项指标并不逊色。不过，南方饮食精细，北方饭食粗犷，西菜讲究营养，日料口味辛辣，倒是公允评价。原材料方面，青岛大鲍岛一带，到处都是南货店，货物琳琅满目，虽然做不到南方人不时不食的高标准，但满足一般的食材需求，不成问题。市面上，不乏顺兴楼、宏成发、公记楼、厚德福、亚东饭店、可可斋、春和楼、上海饭店之类名馆，南北口味各不相同。

不时不食，对大多数北方人家来说有些像痴人说梦，普通人的心思，便花在小吃上。1936年夏天《青岛时报》载文描绘说，“在夏季食摊买卖最利市的，要算卖凉粉的了。凉粉的佳肴，是绿豆作成，卖凉粉的人，是用一担小挑挑着，一头里面盛着凉粉，用凉水浸着，一头盛着刀、筷子、匙子、碗等类的东西，和酱油、醋、香油、芥末、大蒜、香椿芽、胡萝卜条等类的作料。”除了初夏的粽子、凉粉，青岛“每逢换了一个季节，街头上的零食摊，总要变一变花样，秋冬的馄饨挑，炒栗铺，不但是一种应时的点心，尤其是夜生活人们的零食。春季里除了早晨的豆汁摊，和四季不断的卖包子、馒头、火烧、茶鸡子的以外，倒没有别的可说了。”

山东夏季还好，冬季寒冷异常，气温年差颇大，蔬菜难以过冬。人们不舍得一时“挥霍”掉所有新鲜菜果，便腌制起来慢慢“享用”，如此下来，就养成普遍吃咸的习惯。大葱蘸酱，口味重，粗茶淡饭就觉不出糙。南方气候温和多雨，光热好，菜蔬一年几茬，甜淡饮食自然更适应。比如无锡鳝糊放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糖，对北方人来讲，便味同嚼蜡。但南方人腌咸菜，也不鲜见，比如到了秋天，“波螺油子”的一些住着江浙人的院子里，会晾晒出绿盈盈的雪里蕻，英姿飒爽，预备入缸腌制。秋风中，一排排的雪里蕻略微摇动，仿佛屏障。入冬后的一年间，腌好的雪里蕻加入糖与肉丝炒，伴着米饭或者面条吃，都堪称一绝。

1930年代中期，青岛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兴负贩，在路边供应热菜热饭，也堪称便利。有报载，“他们用活动的锅灶，炒着菜，如猪肉、豆腐干等类的东西，味道既属不恶，同时又热又可口，价码又不很贵，所以一些劳苦大众们，都乐与就食。除了小菜以外，饭食是大米干饭，这些多半是在家里作熟，放在木盆里，盖着盖子，可以支持很久的时候不冷。”

1941年3月在青岛出生的徐立忠，奶奶来自即墨，嫁到徐家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晚年徐立忠曾以赞叹的口吻，回味奶奶手到擒来的家常厨艺：“她能像变魔术似的，用盐揉一揉从院中的香椿树上摘下的叶子，作成一碟清香可口的小菜。我最爱吃奶奶将炒熟的芝麻，花生米，盐，用擀杖擀成细末的‘芝麻盐’。又香又咸，真是难得的美味。”实际上，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糖难得，惟有以“咸”代“甜”调剂口味。这导致1932年5月本地土产商德合祥的一艘从大连贩运日糖的风船进港，会成为《青岛时报》关注的一条社会新闻。糖不易得，盐也不是随便就可以买卖的。1933年1月6日晚上，金和福和石显祥两个人，因用洋车私贩食盐30包，被警方查获，即送局讯办。可见不仅吃甜难，贪咸亦有风险。

捕风捉影

大清国没了，新生活来了，年依旧要过。过年，南有年糕，北有饺子，都是象征意味浓郁的符号化吃食。除夕夜，“波螺油子”稀疏的路灯下爆竹声声，北方人等饺子下锅的时候，江浙人家会在八仙桌上摆一盘年糕，作为供品。年糕的名字多图吉祥，喻示“年年高升”，听起来顺耳，吃起来味道也不赖，唇齿之间，咀嚼出岁月的醇香。而这一刻，“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怅然，也会晃晃悠悠的涌上心头。

平日里，在青岛的南方人是把汤作为菜上桌的，而北方人喝汤多一般在饭后。吃饭前，山东人的习惯是喝稀饭，加一碟腌制的咸菜，呼噜呼噜下去，风卷残云。在“波螺油子”居住的鲁地之人，煮稀饭通常都用小米，间或也会根据节气放一些红枣、绿豆或红豆，最日常的则是玉米面地瓜，一年四季，家家如是。但富裕的南方人家，煮粥的花样就多了，会做出咸甜味，并加入各种时令食材，比如蔬菜、鱼肉、蟹肉、排骨、皮蛋，也可以添加梨、苹果、菠萝等水果。一般人家，盘算着过日子，平常则多因陋就简。出身掖县的刘子山，以多年银行家的履历，天南地北见识过不少大场面。可日常在家的饭食，也就是稀饭就咸菜豆腐虾酱，很少大鱼大肉。

论喝茶，“波螺油子”的南方商人讲究仪式，有专门的茶具，讲究水温、力道、步骤、次序、茶色，并娓娓道来。而北方人家则简单很多，茶叶放在杯子里，倒入开水就可以了。桌子上闻起来，也香飘四溢。不过，就茶叶来说，西湖龙井倒是南北的共同喜好。这个有趣的共识，在布满差异性的“山谷”风俗中，增添了一抹一致性的温情。

无棣二路一条街，上下贯通，左右相连，久了，街坊邻居都是熟脸。吃吃喝喝之外，各家各户的生意和日子，多半遮半掩。邻里之间的趣话，不外是“半晌楼板骚然，躬移卧具厅事避之，老鼠搬疆亦复更相笑也”之类。遇到不雅的，也粗口连连，咒骂不止，不忍尽述。房东也好，租户也罢，楼上楼下的对面邻居，多无深仇大恨，过两三天，心绪安定，雨过天晴，彼此便和好如初。明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日子，重新开始。

隐秘处，见不得人的龌龊与逍遥，亦时有发生。

1932年12月23日，在无棣二路开杂货铺兼卖猪肉的平度人徐维昌，遇到了到店铺买肉的刘殿奎，遂结识。刘氏在大英丸轮船账房作事，声称船上账房要雇佣一个小孩，徐信以为真，就推荐了其表兄的儿子。刘殿奎开口说要先交纳检验照相费八元二角，徐维昌当场就给了刘。不料，刘殿奎得钱后即告消失，直到一个月后被徐维昌发现，随即扭送公安分局。

比较刘殿奎之类的小骗局，隐秘的鸦片售贩行径，就更容易激发公众的愤恨。1932年5月21日，《青岛时报》有报道说，警察二分局在“波螺油子”西边的旅顺路8号日本人吉惟三郎家中，查获了售贩鸦片的潘得山、潘张氏、潘信斋、徐武臣四个中国人，并缴获全套烟具。在沈鸿烈厉行禁烟以来，这种借日本侨民作护符，以逃避警察抓捕的案例，在青岛并不鲜见。几天后，一个叫徐宝山的胶县籍嗜毒者，亦在招远路6号吞云吐雾时被查获。这一次，警察在其身上搜出的是海洛因。

1935年1月7日，天气晦暗。蕴兴公司经理宋蕴朴受市府委托拍摄纪录片《青岛大观》的计划，因为光线不足而推迟。宋蕴朴的取景方案，包括了“波螺油子”上面的市立医院大门和观象台。同一天，山大文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夜稍被酒，室无人焉，治书不成，拥衾早睡，中夜复醒，灶冷香消，辗转思维，及于博弈，斯亦抱关之荒况，赁庑之穷生矣。故国五千里，敝裘三十年，百感交集，四方靡骋，鸡声报晓，鳏目犹明，拂晓方入睡。”在无棣二路上，绝大部分买卖人的学问，自然比不上黄际遇，关心的话题，也没有这个潮州人广泛，但生活的状态，却似大差不差。

不过，但凡人居嘈杂的地方，总有些稀奇古怪的人与事，仔细看进去，也饶有兴趣。黄际遇“辗转思维”半年后的5月5日，大半夜下起了小雨，一阵急雷鸣电之后，阴沉一整天也始终不见雨下来。入夜，黄氏“少酌后独步山麓，观弈于泮宫”，居然发现这里有专心致志者，已达15小时尚未罢战。禁不住呼曰，棋迷。

一场雨，一个人，期待与漠然，都是日常风景。

普通人家，日子过得磕磕绊绊，遇到的麻烦也就比“观棋不语”的国立大学教授更棘手。1937年1月8日，《青岛时报》刊登的无棣路孔家太太“携子女出走”新闻，即是一例：无棣路19号住户孔明扬，福山人，其妻穆贞娥剪发天足，打扮入时，结婚已十余载，感情颇称不恶，已生有三岁男孩，女孩才满月。1月6日夫妇因细故发生口角，穆贞娥一时气极，抱领小孩背夫出去。孔某亦未疑其有他，至7日仍未见归家，遂赴近警所报告，请求代为查找，并开面貌如下，长脸，剪发，身高四尺，着绿色缎子旗袍，外套黑色大衣，手带金戒指，高跟皮鞋，又带去皮箱一只，内装缎子被四床，钞洋八百六十元，男女小孩各一人。

实质上，在“波螺油子”的里面与外面，寂寞与满足，高朋满座与室无人焉，志得意满与灶冷香消，漫不经心与专心致志，始终像树与影子一般，相生相伴。家里的青花碗裂了缝，来个锔匠补起来，日子就继续。自个不嫌弃，外人多不便说三道四。过不去的，都是自己和自己。

逆流

1935年1月5日，上海《新生周刊》刊登了一篇旅行记录，作者眼看着日新月异的城市风景，忍不住发出一番感慨：“到了青岛什么也两样，这里真是天下太平，另一世界。一座座的洋楼像雨后春笋的建造起来，几天不出校门，山坡间改了模样，多精美的一座呵，青岛真不愧为中国有钱的地方，炎热有海水浴场，烦闷有海滨散步，人间的享乐，确是应有尽有，我从哀鸿遍野的江南虽然到了这人间胜地，但是心中始终是不定的起伏，大自然给人们只是些些的留恋，深一步的推考，青岛永远是没有灵魂！”

这是一句狠话，却无的放矢。有没有灵魂，停留在青岛的大多数人，真不怎么想。但日子过得舒服不舒服，街道干净不干净，饭食可口不可口，房子宽敞不宽敞，生意景气不景气，倒是见天有人念叨。

住在胶东路与无棣一路斜叉口一栋独立楼房的梁佐周，其在1940年代早期面临的一系列拓展选择，从一开始就荆棘丛生。梁氏籍贯莒县，1920年前后进入青岛谋生，时值青岛主权交替，机会与风险并存，孕育野心的土壤丰厚。20岁上下的梁佐周几经努力，事业渐成，1941年投资两万元，独资成立陆丰号，雇佣了六名伙计，经营杂粮及粗细杂货。1938年初青岛沦陷，陆丰号的大部生长期，与沦陷后日本主导的战时经济演变吻合，期间各种逆城市化的禁锢措施频生，华资工商业举步维艰。

截止到1941年底的统计显示，青岛辖区人口586421人，其中主要职业构成为，工业108417人，商业90525人，交通13994人，公务员11058人，自由职业16577人，人事服务35537人。无业者95689人。同年度市区的土木事项，集中在大学路、莱阳路、金口一路和登州路一带，没有涉及“波螺油子”区域的记录。1942年伊始当局最卖力的动作，放在了取缔短波收音机、监督民众团体等限制行为上。

陆丰号的上升途经，是与占领者合作。1943年7月陆丰号由赵殖民出面，经商会会长邹道臣推荐，加入青岛地区洋纸小卖商组合，显现出营业扩张的轨迹。该组合的时任理事长，是日本人丸谷正雄，副理事长为福聚隆号张献廷，理事则包括万顺昌号马维周、信泰仁号张子真、义德栈号王寿臣。陆丰号的这份申请，经过了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喜多长雄的批准。这为梁佐周与陆丰号的末路，预埋下危险的种子。

1943年7月陆丰号加入洋纸小卖商组合四个月后，一场逆城市化的收回电话运动，在全市展开。青岛中央电话局给出的奉行理由，是“增强战事需要”。主导方希望供出电话的对象，为三类：不常用之电话；有两个以上一个亦足使用之电话；为体面装饰上所设之电话。需要处置的情形则包括：电话加入者与使用人不相符之电话；数个月以上未缴纳电话费者；未经许可自行装设者。同时，如有以电话作利敌行为或违反国策行为者，发现时决予以严重处罚。为保证收回电话运动顺利执行，电话局对收回之电话，付给四佰伍拾元补偿金，并返还保证金，免收撤出工事费。

大声喧哗的收回运动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其透露出的颓废信息，却足以令敏感的工商界惶恐不安。而同一时期，作为服从“战事需要”而出台的各种逆城市化政策，并非一二。至少到1944年夏天，华北沦陷区对居民电话使用的控制，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是愈演愈烈。采取的措施包括，除了公益性质，绝不允许电话随意转移。与此同时，青岛各警察分局，开始要求在办理居民证时，捺印清晰指纹，“以保护善良之本旨”。

梁佐周与他的陆丰号，经历了青岛沦陷末期的各种光怪陆离。1944年6月14日，伪南京政府的头号人物汪精卫颁布命令，表彰青岛学院日籍院长吉利平次郎。当天下午，表彰典礼在西镇单县路66号青岛学院举行。汪精卫表彰日本人吉利平次郎的理由，源于其自1916年侨居青岛，服务教育文化历时30年。不料，汪氏颁奖令的一息墨香尚存，其本人却在11月10日一命呜呼。在日本名古屋医院死去的汪精卫，立刻引发各种传言。青岛本地的商民住户，随后被要求下半旗哀悼，并停止娱乐及宴会三天。青岛的皇宫剧院、福禄寿电影院、东洋剧场、中和剧场、天成剧场等娱乐场所，11月14日至15日停演两日。而青岛影画剧场、国际剧场、大洋剧场，则照常开放。与此同时，恭亲王溥伟的遗著《青岛战事闻见录》，11月15日以锡晋斋主人的名义，在南京《同声》杂志第4卷第3期发表，详细记录了其1914年日德青岛战事期间的亲身经历。《同声》编者在刊登这一稀缺文献的同时，特别说明该笔记为1943年北行时在万寿山溥心畬处获得，以示可信。从1914年到1944年，30年过去，经历过青岛围困战的老一代人，如胡存约、溥伟、尉礼贤、康有为、谭延闿、刘子山、李涟溪，或已灰飞烟灭，或则行将就木，而作为头号叛国者的汪精卫之死，在冥冥之中预示着一个幽暗挣扎的年代，即将终结。

八个月后的1945年7月，在崂山坚持抗战的青岛保安团总队长李先良，命人在太清宫殿后石壁上题刻“山海重光”四字。李先良稍后自述，“当时看到世界大战趋势，知道敌人必然失败，却是不能预计何时来临，事情凑巧的就在那四个宽长都有一丈的字，叮叮咚咚的刊凿竟月，到八月十五日那天上午，负责监工的葛秘书焕斗对我说道，今天刊石完工，如果今天能够得到胜利，那就妙了。谁知道当天晚上收听中央社广播的消息，日本果然投降，此种离奇巧合的事情，当时使我们格外的兴奋。”三天后的8月18日，沈鸿烈辞青岛市长兼职，秘书长李先良继任。

从陪都重庆到青岛海滨，一个新的时间轴，在众声喧哗之中拉开缭乱的帷幕。聚光灯下面，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战后，包括青岛洋纸小卖商组合副理事长张献廷，以及赵百川、王志杰、谢祖元、裴君衡、孙成之、范楚生、孙惠之、王寿臣等在内的嫌疑商人，都被以汉奸罪列入调查范围，多人资产被没收拍卖。而家住无棣三路69号的章丘人郭兴宗，因充任兴亚教育话剧协会编辑室主任及日本领事馆翻译，亦被提起公诉。

战后，敌产和汉奸财产处置，为众人所关注。1946年10月2日，《青岛时报》刊登《汉奸财产处理原则》，引述关系方面负责人的谈话称，汉奸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应全部没收，而没收财产之执行，则为检察官之职权，法有明文规定。但这个“原则”在实施中，却往往大打折扣。参与接收的一些中央军政宪特机构法眼通天，根本无视规定，肆意抢占优质资产，导致怨声载道。由此，本地报纸以读者来信方式，刊登《对于复兴青岛之一点建议》，发出呼吁：“本市自收复以来，则敌伪所有之动产不动产，一律归中央政府接管使用、收益、处分。市区的民生问题以及市政的建设不能得其利润。为复兴青岛计，则希望市参议会提议并请中央将接收之敌伪产业，拨出一都份，为复兴青岛之资金。俾工商业可能迅速发展，市政建设得早日完成。在中央可谓不费之惠，在地方则繁荣可立而待。”

在利益纠葛面前，看似义正辞严的呼吁，最终多成为泡影。

据本地报纸1946年6月披露的人口数据，截止到上月末，青岛市乡人口合计为754653人，比1930年末户籍人口增加了一倍。同一个天空下面，一座城，一付牌，一些人，乾坤逆转，命运重置。一时间，颠覆的人生，易手的财富，打乱了的顺序，一切从头再来。

几多悲欢离合，几多背井离乡，几多快意恩仇，说不清，理还乱，喋喋不休。

梁佐周的商业拓展路线图，在1940年代中后进入衰落期，随后戛然而止。检索1946年6月的青岛杂粮商业同业公会39家登记粮商，已无梁佐周和陆丰号的记录。而这时候，其也不过刚刚50岁。知天命之年，泾渭分明，释然，豁然，索然，凄然，可谓百感交集。梁佐周无棣一路5号住宅的电话是23019，这个号码连同他的主人，伴随着“波螺油子”的上下沉浮，最终在改天换地的年代幻化为遥远的回响，飘忽不定，仿佛不曾发生。

新与旧的交错

和晚生的“波螺油子”比较，青岛许多先期开发的街区，经过30年的过度磨损，已显现出颓势。1934年一开春，政府遂开始酝酿进行大规模的老城区里院整理。3月22日下午，院整理联合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筹备委员计21人，包括办事处指定的十一人：胶州路三泰里杜达三，海泊路广兴里韩强士，易州路西裕兴里宋鹤鸣，东阿路安合里谭会槐，济宁路广生里周维石，冠县路人和里贺载芝，长安路公兴里赵子宽，金乡路仁和里滕文印，平阴路利庆里傅炳昭，莘县路东海楼董象吾，小港正祥里郭振西，以及筹备委推定的世昌里、宝兴里、新裕里、灵云里、德厚里、余裕里、元吉里、东昇里、振华里、静安里另十人。

而这个时候，纵横交错的“波螺油子”街巷，一栋栋新建筑正沿着山坡拔地而起，从里到外都透露出勃勃生机。白天，过往者川流不息，有闲人闭目养神；入夜，街道上宁静如水，房屋里鼾声如雷。波澜不惊的日子里，倒是诸如初夏时节黄际遇的一则日记，看着更令人捧腹：“晨立槐下看日出，卖报者来，争看俞珊串演《百花亭》剧评，人曰：月上柳梢头，报看屁股后。皆为失笑。”

对山大校长赵太侔的太太俞珊演戏，1935年8月的《国闻周报》曾有记：“五月中，山东大学曾排演过一次戏剧，由洪深导演。在青岛演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许多困难是不便说出口的。单从山大公演时挑选《寄生草》这样一个轻松的剧本看来，就可知道一二了。在南国社著名的俞珊女士，虽然已经改演旧戏而成了女票友，但对于话剧是并不忘情的。在这个暑假期中，若果洪深不拒绝合作的话，或者还有一次排演的希望。”

嫁为人妇的俞珊出演《百花亭》或者《寄生草》，终归是些茶余饭后的花边谈资，新鲜过了，热闹一番，也就偃旗息鼓了。在一声声“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衬托下，山谷里的鼾声与营生，其实无所谓新旧。

灵魂，却依旧是悬空着的。

自1930年代末期开始，无棣二路上有文献记录的药房至少有五家，即23号甲诸城人徐叔平投资的同生大药房，31号胶州籍鹿凤轩开办的双甡大药房，43号诸城人王鲁岐等合资的永新药房、48号寿光人王镜秋开设的恒兴药房，68号两个潍县人委托同乡徐法孔经营的寿春堂中药房，映衬出一代移民投资者的执着与勤勉。无棣二路上开设的药房，既是生意，也是家，前面卖药，后面住家，或者楼下算盘噼啪，楼上琴瑟调和，一家人进进出出，烘托着平凡且温馨的日子。一间药房，一个柜台，一剂药，一门生意，寄托了许多人的希望。日日夜夜，耳熟目染，不离不弃。

作为无棣二路上的老住户，刘季三的儿子刘镜如回忆，同和生药房1930年迁至无棣二路，创办人叫徐幼平。徐是诸城人，毕业于山东政法专门学校，1935年邀请诸城名医刘季三坐堂。徐病逝后，药房转让给潍县郭氏，迁址68号，更名寿春堂药房，刘季三仍在此挂牌应诊。有记载说，刘季三居处园中植有一株桂花树，其视春敷夏绿，秋华冬荣，故颜室名为老桂山房。刘季三藏书5000余种，崇尚儒学，精于词章，著有《松荫庐诗词稿》。1945年夏末日本投降，其作《寇平志喜和东崖师》，慨然“历尽饥驱饱苦辛，八年忧患过来人；升平重睹兆民乐，天地无私万物春”。

战后，刘季三的声望日隆。1946年，其与梁玉栋、夏雨苍、成孚民、何中州、徐开五等人，以国医公会编辑组名义，在恢复出刊的《青岛时报》主编《国医周刊》，并连载其《松荫庐医书过眼录》及《望诊述要》。如就《难经图注》，其记曰：“明正德中，四明张世贤字天成，撰于每难条下，皆绘为图，下附以注，按丁德用及滑伯仁所注难经，于其文义难明者，多附以图，张据其义，绘为全图，太觉支累矣。日医丹波氏讥其剿袭滑氏本义之说，以自托名于作者之林，非苛论也，共四卷。”

无棣二路上的药房，都是小本生意。1943年7月的一份档案显示，寿春堂的股东有两个潍县人，一个是郭肖鹿，一个是住龙山路14号的张听彝，两人各出一千元，雇佣两人，由徐法孔出任经理。再如1942年7月开设双甡大药房的鹿凤轩，时年40岁，从胶州到青岛已15年，独立出资两千元，雇佣了三个人，以售卖饮片丸散膏丹为主。寿春堂没有电话，双甡大药房的电话号码，是25531。

两千元的投资，在1940年代初并不算多，1940年10月10日，《青岛新民报》征求大青岛市歌词，给当选者预备的最高奖额，是五百元。1942年2月青岛文化联盟在热河路54号出刊日文版《山东文化》，每册售价一元。1944年8月，青岛全市教职员增高薪俸及战时津贴和物价津贴，规定凡收入不满二百元者一律补足。时市面每袋面粉最低售价二百元。

弹丸之地，进退维谷，药房多了，加之世道艰难，生意就不免惨淡。从1946年4月29日永新药房一份核减商会会费的申请，可以窥探到小本经营的不易。该申请苦诉：“窃永新药房资本微细，地址偏僻，经年所入，恒不敷开支，帐簿俱在，斑斑可考，同仁啼饥号寒，苟延残喘，每月会费，实无所出，即恳钧会调查实情，酌予核减，而维商艰，实为公便。”署名永新药房经理王鲁岐。五天后，商会职员张永昶前往调查，报告说，“查永新药房号系经营中药业务，为中药公会丙等会员，确系资本短小，营业萧条。前订祥字会费似可减为财字缴纳，以示体恤。”青岛商会的会费分为六级，以福禄寿吉祥财为名称，依次从六级到一级递减，分别对应36、25、16、9、4、1六个级数。永新药房力图从祥字会费减为财字，已是最低等级。

张永昶将减费报告交上去，后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永新药房经历的这个四月，喜忧参半，而两年后乔治·奥威尔描述的一个更遥远的四月，就远比这个荒谬了。不出意外的话，永新药房经理王鲁岐和那个商会职员，都没有这份异乎寻常的预见性。

有意味的是，无棣二路“地址偏僻”的这五家药房，全部都以销售中药为业，凸显出市场供给的选择性。从这个视角看，尽管西医西药已传入青岛40年，并建立了数家设施完备的大型诊疗医院，但坊间对中医中药的依赖，依然不可抑止。传统文化的惯性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波螺油子”下面的平常日子，不乏琐碎、撕扯、世故和自扫门前雪的蝇营狗苟，却也不乏纯粹、美好和诗情画意。西湖龙井和玉米面粥的味道相互混杂，柳腔茂腔的老调与帕格尼尼的狩猎号角和平共处，不断铺垫着这个幽静山谷的平凡，也不断积蓄着如朝霞一般绚丽的生机。无棣二路66号一个叫赵继禹的花贩，1935年秋天采购了一批曹州花卉，包括黑黄绿红白紫各色牡丹、西府海棠、异种芍药等等，一时间奇香四溢，引来不少围观者。赵继禹花店门口，交错着胶东路、无棣一路、无棣二路与苏州路，香气从这里冒出来，将弯曲起伏的“波螺油子”腹地，荡漾的如同花谷。

无棣二路与苏州路各自以胶东路为界，而无棣二路78号内生产肥皂的美生工艺实业社则与胶东路比邻，形成一个不标准的十字路口。对面就是三层的胶济铁路日本职员宿舍，类似里院，房间四面环绕，中间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天井。1970年代，13中初中部一个儒雅的女语文老师就住在这里。她的年纪，在50岁上下的样子，平时话不多，上课一丝不苟。13中的前身，是王亚平当过代校长的市立黄台路小学，在无棣二路的另一头。乱哄哄的年代里，这个前铁路日本职员宿舍的天井栏杆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

“波螺油子”的意义，其实在于其长时间与地势、居民、行走者形成的默契，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感积累，也是一代一代人的成长与生存记录。1948年时青岛曾遭遇一场破20年纪录的暴风雨，胶东路平民院洪水泛滥。大雨过后，“波螺油子”依然如故，坚如磐石，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和暴风雨一同聚集的社会变革力量，已经距青岛近在咫尺了。

“青岛，你是一颗灿烂的宝石

你被践踏，被侮辱

但是，永远不会忘掉

狂傲的力量攫获了你

青岛，不要忘记历史上的荣誉

你，贪污第一

青岛，我歌颂你的美翠

我惋惜

你这失去光彩的宝石。”

这是1947年12月10日一个叫废丁的年轻人，在《失去光彩的宝石》中写下的诗句，失望、批判与嘲讽中的决绝，掩饰不住。一场暴风雨不能涤荡的腐臭，只能由觉醒的掘墓人去铲除。滴滴答答的青岛钟点，已经烦躁不堪，摧枯拉朽的警报，正急不可耐的鸣响。

山雨欲来，蝉鸣黄叶。“波螺油子”及其依附的城市，即将面临转变。

从开始抵达开始

胶东路对青岛的意义，不仅仅是这条弯曲坡道上依次递叠建筑着的民居，更包括了这些建筑和四米宽的石头路所共同构成的独特市街风情。甚至连胶东路的日常称谓，也透露出湿漉漉的青岛味道。这条东起莱芜一路，西至热河路和江苏路交界口的小路，因弯多、坡陡、螺旋上升，形状像蜗牛。蜗牛，老派青岛方言叫“波螺牛子”或“波螺牛儿”。而青岛方言又把“牛”读成“you”，所以，胶东路便被叫成了“波螺牛（you）子”。

与合江路一带规模开发的单面走廊式公寓不同，“波螺油子”的民居多是两至三层的小住宅，和热河路、黄台路、莱阳路等处的建筑相似。以无棣二路为界，两个走向的“波螺油子”建筑又在疏密与风格上保留差异。这些鳞次栉比的院落和房屋在不同水平高度形成参差错落的视角叠加，丰富并生动活泼。这让“波螺油子”这条生机勃勃的螺旋形道路，彼此相互依附，隐藏起仿佛讲述不尽的故事。

波螺油子西侧是大鲍岛，北侧是小鲍岛，东面连接弧形的莱芜一路和莱芜二路。互相连通的各个区域，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串联起来的各色人等，不计其数，充斥在青岛城市化进程史的各个角落。随着“谷底”苏州路、无棣二路的逐渐开发，在1930年代初被铺上花岗岩锥形石条的“波螺油子”，不仅成了沟通莱芜一路、苏州路、无棣一至四路到胶州路、热河路、江苏路和上海路的捷径，更成为了一道市井味道十足的街区风景。这些地理差异明显的文化表现，作为城市演变过程中的活泼元素，逐渐融入更广阔区域的日常生活中，最终汇合成为城市常态。

伴随着城市化扩张而衍生的“波螺油子”，与青岛一城风雨同舟，经历风霜雨雪，与都市历史变迁的所有节点，都息息相关。这仿佛是“波螺油子”的回音壁，也更像是“波螺油子”的宿命。不论是从一条城市道路着眼，还是从一种生活形态入手，亦或是从制度变革的视线观察嬗变，“波螺油子”都不可能在历史的波涛中独善其身。

1935年11月1日，山大教授黄际遇在《不其山馆日记》第二册记录说：“晨六十二度，晴，午霠，晡风作。晡承佑来言，广播电云：今早六全会开幕，有人狙击显者。市人得讯，标金狂长。以电话告纫秋。则号外满街，不可掩耳矣。旋浅哉、承佑、春林、淦昌、怡荪并至，同诣君复处守聆。”1935年一年，从春天到秋天，谭岳峰、宋雨亭、张镜夫、刘季三、孟超、王亚平、陈大羽这些身份、年龄、趣味各不相同的人，在“波螺油子”经历的事情，与国家，与时局、与城市，与生死，与儿女情长，都打断骨头连着筋。

对这一年的经历，王亚平的记忆始终与诗密不可分：“在青岛的生活，是值得纪念的。那时袁勃、劫夫、史克宁、小圃等都和我在一起工作，我们艰苦地做着开展诗运的工作，曾创刊了《现代诗歌》《诗歌新辑》《诗歌季刊》，并成立诗歌出版社，团结了数百个写诗的朋友。”而作为掖县会馆的创始人，宋雨亭则将这个掖县人的家园，描述为“讲亲睦、举公益、昭慈惠、垂久远”的事业。也就是在这一年，谭岳峰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两年后，青岛的平静也临近终点。

任教山大的台静农，在卢沟桥事变前几天离开了青岛，而在青岛的作家老舍，则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和平津失陷后的市井百态。

7月8日，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到达青岛，入住后海崖海军工厂招待所。7月9日，端木蕻良现场见证了《青岛之夜》的市面惊慌：收复丰台廊坊的捷报传来了，号外到处传递着。有的将《青岛时报》的号外，贴在中山路日本人办的《大青岛日报》的对面。路上的人都出来，互相投以会心的笑，这也正是上海大放爆竹的时候。街上的人拥挤着，无线电广播着捷报。端木蕻良说，他和一个朋友向栈桥走去。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在跑。三秒钟工夫，电灯复原，街上又照常了。他们向南走着，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来，仔细一听，没有枪声，也没有什么响动，只是人向北跑。端木的朋友试图制止慌乱，而端木则凭着半瓶醋的军事常识，知道子弹的速率比人跑得快，所以没有动。广播没了，铺子忙着熄灯关门，一霎时，街空了。端木和他的朋友继续向前走，问前边的人为什么跑，有的人说前海放大炮了，有的人说听见一个老婆子在歇斯底里喊“日本兵来了”，又有人说是洋车胶皮胎炸了，还有人说德县路堆沙包了，“不出五分钟，人言人殊”。

平地惊雷，狂风大作，人被裹挟其中，不能不做出选择。苟且与怯懦，生存与政治，战争与和平，平庸与激烈，真实与虚无，转瞬之间，天翻地覆。“波螺油子”的饱经沧桑，恰恰是一座城市饱经沧桑的缩影。“波螺油子”屋檐下遮蔽的所有风风雨雨，都被经历者深刻记忆着。那些卑微，那些痉挛，那份希望，那些对相濡以沫的刻骨铭心，至死不忘，至死不渝。

王亚平离开黄台路小学后，诗歌的种子依然在这里生长。果实之一，便是新一代诗人黄耘的成长。从开始抵达开始，构成了诗人黄耘坎坷的一生。但对黄耘来说，70年前的开始，和70年后的开始，迥然不同。

作为青岛崇德中学的学生，1941年是黄耘印象深刻的一个年份。这一年的下半年，这个15岁少年的处女作《母亲》，发表在报纸上。“1941年我读初中一年级。当时的《大青岛报》有一个副刊叫青潮。张喟兹先生在大青岛报，我和鲁丁一块去看他，三个人一块去看王度庐。”

同年，王度庐前后有三部小说在《青岛新民报》连载，包括3月16日始发的武侠悲情小说《卧虎藏龙传》，4月11日开始的《海上虹霞》和8月28日始载的《虞美人》，后两部被归类为社会言情小说。

黄耘的文学之路，是从对武侠小说的着迷开始的，接着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小的时候我在青岛黄台路小学，当时的校长叫王福全。那个时候我写的作文他们认为还是可以的，就给我选登了两次。这样逐渐就走上了爱好文学，写写诗歌的道路。”黄耘所说的王福全，就是诗人王亚平。从黄台路小学向南，“波螺油子”的上上下下，似乎提前预告了他坎坷的一生。而在这一点上，他在青岛崇敬的前辈作家王度庐，也大差不差。

黄耘的学业，在青岛和家乡胶州两地断续完成。1944年他前往北京，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期间他和许多青年诗人结识，并成了朋友，这其中包括孟力、默汀和李瑛。“我认识李瑛挺有意思，是一个叫海笛的朋友介绍的。北京有一个刊物叫《吾友》，有一个专栏专门交朋友。海笛就给我写信，那时候海笛在北京师范大学编书刊。从这开始我认识了北京一大批青年诗人，还有唐山的，天津的，有好多人。”

血腥的景象”

这是黄耘读了《炉边》和《脊背》后，写给李瑛的《断桥》。

辅仁大学读了一年，黄耘休学回青岛。中学老师石愚山推荐他到刚复刊的《青岛时报》当记者。“1945年我先进的《青岛时报》，采访的第一个事件就是费筱芝被枪杀。为这个我曾经写了一首诗叫《悼一个无辜的死者》。这首诗被上海一个刊物《文萃》引用了。因为这个，青岛军统和中统就对我比较注意了。他们硬我也硬，同乡就跟我打招呼，说你最好躲一躲。”

1947年春节刚过，黄耘再次离开青岛，他和两位年轻人一道，乘船南下。“1947年1月份王统照先生给我写的介绍信。当时我是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我带着王统照的介绍信见到了洪深，洪深正好在学校当教授。他建议我不如去读戏剧，说那地方有好多有名的教授，靳以、田汉、李健吾、曹禺、郑君里，还有黄佐临。那个时候跟我一块去的有石玺、黄雷，我们三个就一块考了研究班。”

上海读书期间，戏剧家李健吾、诗人臧克家给了黄耘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家很困难，家里寄钱有的时候经常中断。李先生接收了海宁路的海宁剧院，把我就安排了。这个剧院也演电影，有晚去的，我就拿着票给他们找座位，一月相当于现在的二三百块钱，勉强够吃饭。而且有的时候我在郑振铎和李健吾先生办的刊物《文曲星》发表几首诗，他们就给我稿费，比北平要高好几倍。”与此同时，臧克家把黄耘介绍到《文汇报》，和李白凤编《时代日报》。上海的朋友还经常把黄耘的作品介绍给报馆，这让黄耘勉强可以维持生活。

1947年6月20日，上海《大公报》刊登黄耘撰写的《青岛的文艺界》，披露“青岛的文艺几乎完全建筑在报纸的副刊上，十一二家报纸共有十五六个副刊，却都好像在暗夜里摸索着行路。”对乏善可陈的创作现实，黄耘的判断是，“青岛的文坛是荒芜的，如同一个荒芜的海岛，但在这里却有着不少希望的种子，迎着迫害和苦难在茁长。”

1948年黄耘再次休学回到青岛，应朋友之邀编辑《青报》晚刊和《民治报》，同时与田地、杨唤和杭州的圣野等商议编辑一套诗丛。这期间，黄耘和杨唤朝夕相处，并应邀搬到观海一路4号杨唤家的阁楼上。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黄耘一边“举起旗，招展，举起枪，瞄准，出发——，走出黑夜，听从人民，黎明的召唤”，一边就看见了解放军的到来。

这一天，是1949年6月2日。

压舱石

湿漉漉的1935年夏天，孟超在“波螺油子”下面的“当风室”中说，“青岛的冷凉，我总觉得有些儿值得怀疑，因为热灼灼的谁都会抵防着暑气的，可是软风是吹不去日光的毒火，在你不会察觉中，三伏天里也有中寒的危险，那时放倒了身子，一样是不治之症呵。”

1945年秋天抗战结束，青岛进入到一个短暂的“山海重光”期。由此，“波螺油子”遭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变动，一些日本移民遣返了，一些房屋被没收了，一些落破的家庭搬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迁移进来。无棣四路的日本大庙，也改换门庭，变成了学校。人口与房产的变动，延续至1947年依然络绎不绝。当年2月15日《青岛公报》刊登的《青岛市地政局土地登记公告》显示，苏州路18号的九分九厘九毫土地及地上楼房、平房、汽车房，由原权利人秦文藻，转移到了杨鼎文名下。

杨鼎文是即墨林哥庄人，1947年46岁，已在青岛生活30多年，身份为天德信青岛支店主任，登记住址为吴县二路，同时在平原路16号拥有房产。天德信从事洋纸文具印刷用品批发，1927年成立，店址在即墨路33号，仓库在济南路125号，雇工26人。青岛沦陷期间，天德信为华商配给联合会洋纸批发组会员。同时属于杨鼎文的产业，还包括菏泽路4号的东盛商行。

对很多人来说，静与动，兴与废，去与留，在情理之中，却也在意料之外。关起门来，衡量的标准更多的并不是所谓德义，而是个人利益的多寡。一些事，敏感的神经一经触发，便牵一发而动全身。

百废待兴之时，接收者一副唯我独尊的傲慢，随之带来连锁反应，各种社会危机猝然爆发。迅速波及全国的公共事件，是文德女中女教员费筱芝被枪杀案。1945年12月16日，“波螺油子”上面的崇德中学校长王梅生、文德女中校长焦墨筠因教育局另行委派校长辞职后，两校教职员相继辞职，两校学生为表示挽留教职员，并因甄审问题未蒙教育当局圆满答复，遂于是日上午开会议决，用学生教职员联合会名议，制定标语，“爱护教职员就是爱护学校”等，并于当晚10时许分班在江苏路一带张贴，正在张贴之际，其中有21岁文德女中女教员费筱芝突被击中两枪，江苏路派出所巡警闻枪声后，前往湖南路江苏路口检查，见费卧血泊中，旋由路过的美军汽车送往青岛病院救治。费因伤重，旋即毙命。

当事人郑荃叙述，“12月16日大会上决定全市统一行动晚间出去张贴标语，以示对甄审的强烈抗议。我和费筱芝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那时她住在文德校内，我住平原路最南端，相距很远，小组活动按居住地区划分，两个人本来划不到一起，但费筱芝愿与我同行，就相约她当晚住在我家。我们领了标语和住在龙口路（或龙山路）的丁日昕组成一组。活动地区是沂水路、莒县路、湖南路、广西路一带。我和费筱芝把标语一张张卷起装进大衣口袋，按大会决定的出动时间夜11时，与丁日昕会合，先沿沂水路西行。”晚11时左右，在江苏路、湖南路拐角张贴标语的费筱芝、郑荃和男同学丁日昕，被江苏路派出所警长庄惠士、警察关相善搜查盘问，费筱芝突然抽身逃跑，关相善随之追赶。奔跑中费发现江苏路方向过来五六个堵截的保安队士兵，便掉头向回跑，被士兵王玉明开枪击倒。现场行人截住一辆美军吉普车，将费抬上汽车送往青岛病院抢救。费筱芝因流血过多，医治无效死亡。

接下来几天，事件迅速发酵。

12月17日，青岛各校师生代表上午在崇德中学小礼堂就费筱芝死亡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罢教、罢课，同时成立呼吁团，抗议当局罪行。

12月18日，青岛市教员学生联谊会召开各校代表大会，提出查办主使犯，缉拿凶手，保障青年生命，保障教职员工的生活和职位等八项请求，印发《告青市同胞书》、《告全国同学书》、《告各机关书》。同时成立费筱芝善后委员会，主持治葬事宜。并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就青岛地方当局不准先补习后甄审，未经甄审先裁撤教职员，枪杀费筱芝等事提出申诉。

12月19日，各校学生代表将费筱芝遗体由青岛病院移至胶州路东本愿寺院内入殓停放。文德、崇德等校学生轮流守灵。

12月20日，青岛出版的《军民日报》就费筱芝被杀案刊登《第三者的一封信》，由案发现场目击者——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先达揭开费筱芝被杀真相。先达作为目击证人作证称，开枪击倒费筱芝者为青岛保安队员。与此同时，北平《新闻评论》发表朝凡《哀费筱芝女士》。文末引用《青岛时报》副刊刊登的一首悼诗：“你安息吧，日子不会永远这样，虽然你牺牲在真理照不到的的地方。”《文萃》等各地媒体随后一一转载。

1946年1月12日，青岛各界在东本愿寺举行费筱芝追悼大会。灵堂前横幅张贴四张无字白纸。女教师王惠芬代表联谊会致悼词。各校代表相继讲话，现场有述说者泣不成声。

1月14日，数千师生上午云集第三公园，随后赴市政府游行请愿，万余市民路旁围观。市长李先良和学生对话后，教育局长孟云桥公开承认《十项请求细目书》大部条件，并保证次日上午兑现，师生始整队返校。请愿后当局部分履行许诺，并判处杀害费筱芝疑凶10年徒刑。

1月16日，天津《大公报》刊登消息，报告费筱芝被杀事件后续发展：“青市文德女中教员费筱芝惨死案，前经张参政员乐古调停，本已告结束，定十四日举行殡葬。嗣以学生提出殡葬费四百万元应由市府支付，及限制学生送殡人数，严惩凶犯三事，市长李先良以现时经费困难，未克全付，遂又引起罢课风潮。全市六中学学生九千余人及教员等，十四日晨八时齐集第三公园，游行一周后，即齐赴市府请愿。由李市长及张参政员乐古在市府门前训话，令再推举代表向市长当面报告请愿事项。惟各校学生意见不一，代表无法推选。经张参政员尽极大努力，始推出代表至市府礼堂，向教育局孟局长教育部李督学及张参政员面述请愿之目的，并要求立即履行前次批准之十项条件。当由孟教育局长教育部李督学及张参政员对全体学生剀切训示，允殡葬费在节俭范围内予以照付，及从速惩凶，其他要求事项约于明日答覆。各校学生以答复圆满遂返校。如无意外枝节，十六日可望举行殡葬。”

费筱芝葬礼1月19日在第二公墓举行。五天后的1月24日，费筱芝之母焦墨筠即被以“文化汉奸”的罪名逮捕，本地《民言报》旋以《曾任伪妇女会长助敌为虐》为题进行了报道。对很多人来说，群情激奋的义正辞严，除了惺惺相惜，不过是借题发挥。目的达到了，自然就话归正题。但在旁观者看来，该来的，却终究会来。

一场大风暴，至此偃旗息鼓。

还有一颗不朽的心

这是1946年10月21日废丁发表在《青岛时报》上的诗话。这首名为《秋心》的诗，有一个副标题：再呈臧克家先生。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刻，废丁感念从青岛出发的臧克家，以“诗的手帕，擦亮了我的眼睛”。

战后返回青岛的杜宇重操旧业，热情与锐气，却似比当年减弱了不少。在这个逐渐陌生起来的故地，他失去了许多旧友，一边继续主持《民报》编务，一边一如既往地坚守着一个知识者的操守。杜妻姚淑珊记述：“1947年纪念五四，民报社长何风池请他写篇社论。社论写好送给他，他看了许久，不敢发稿，最后十二点了，他才决定发。结果，报纸被迫停刊三天。这是杜宇死后，何风池告诉我的。”

五个月后的11月26日，杜宇在市立医院病逝。妻子姚淑珊晚年回忆：“第二天早晨，几位朋友来了，大家在市立医院对面的庙里，搭了席棚，把杜宇停放了一个星期。第六天开吊，很多朋友都来吊唁。第七天出殡也有很多朋友来送他。王统照老先生从市立医院步行一直把杜宇送到湛山第二公墓。臧克家也来安慰我。”

在“波螺油子”顶上，杜宇四岁的儿子杜大恺参加了父亲的葬礼。那一天，观象山下面寒风凛冽。

杜宇病逝前20天，画家郭士奇在观象山画了一幅钢笔淡彩速写街景，并记曰：“时住云南路311号，常登观象山，游卖麦芽糖的锣声使青岛之秋更增添了凄凉和可爱，永志不忘。”

费筱芝被杀事件之后的平静，似过眼烟云。时间未久，时局便急剧动荡，大量逃亡者涌入青岛，一时间城里城外到处人满为患。“波螺油子”一带的路边，无家可归的人们搭建起了一些简易窝棚，暂时栖身。胶东路8号益泰永鱼行门外，衣衫褴褛者随处可见。风雨飘摇之中，来自胶东路居民的点滴问候，一碗粥，一双鞋，一把地瓜干，都会让人没齿不忘。

作为救济难民的应变之策，胶东、鲁南各地旅青同乡会在穷尽资源的同时，惠民、阳信、沾化、无棣、利津、平原、青城、商河、乐陵、陵县、禹城、德平、齐东、蒲台、滨县等鲁北17县，也在1946年10月组建了统一的旅青同乡会，以面对愈演愈烈的难民救济困局。

危城之中，人心惶惶。“波螺油子”上上下下的商号，也开始自顾不暇。1946年4月申请核减商会会费的无棣二路永新药房，接下来的日子可谓举步维艰。1948年1月起商会决定大幅度调整会费，福字会员每月涨至30万元，禄字25万元，寿字16万元，吉字10万元，祥字6万元，财字3万元。即便是降到最低等级，永新药房经受的经营压力，也是山呼海啸。

对一些生意人来说，“波螺油子”在地理上的局促，已逐渐显现出瓶颈效应，寻求向外的拓展，也就成为必然。1932年开始在无棣二路开肉铺的平度人徐维昌，1947年将昌记猪业搬到了东镇的洮南路，这一年他52岁，从事猪业经营已15年。他染指的产业，还包括东镇三路合股经营的义聚恒福记绸缎布匹商店。

与日俱增的资源劫掠风暴之下，大商号也叫苦不迭。1948年8月币改前一个月，胶东路44号张伯敏持有的兴华商行，就所摊救济特捐等级不公一事，愤然致函纱布公会理事长赵镜海质询，称“7月26日接公会惟交普行全国之救济特捐捐款，按此捐本为慈善性质，团体个人均应按照法定等级或从大众议见表决权交，惟我公会自然亦应循行此例。敝号见条之后不胜奇异，敝号平日往来数家，皆为1000万或2000万，还有未摊者不明何情。独敝号摊款3000万，是所致询，望赵理事长指明一切，以舒茅塞。”这意思就是，一碗水端平可以，你少我多就不对了，恕难从命。

同一时间，“波螺油子”下面刘子山的掖县同乡们，还在为另外一件事劳心劳力。1947年掖县同乡会基于“造福学子建设尤需青年”的考虑，由“居青掖绅盍屈解义囊，张杜二公筹划”开办东莱中学，校址在临沂路1号。不料开学未几，难民蜂拥而至，校方穷于应付，焦头烂额，苦不堪言。1948年8月，东莱中学为难民侵占校舍请予政府法办，引发舆论关注。《青报》云“难民不肯离学校，东莱中学无法扩充班次，为了学业校长大伤脑筋”；《平民报》和《大民报》云“难民占住校舍，东莱中学学生无处上课，张校长向报界说明真相”；《军民晚报》云“东莱中学辩正，难民占房妨害教育且违警章，以学校文弱可欺竟无理取闹”。

1948年10月，刘子山在上海去世。之前一个月，新组合的青岛草辫商业同业公会成立，盛锡福经理刘韶卿获选理事长。作为新一代掖县籍商人，年富力强的刘氏年仅35岁，天津工商学院毕业，是整个草辫公会会员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通观青岛新组草辫公会18个会员单位的经理，包括常务理事赵玉泉、陈贯一和监事杨晓东，90%都是掖县人。这些掖县草辫商人的年龄，从60岁到35岁不等，平均超过48岁。年长者如前恒祥栈义记股东与晋丰行经理赵玉泉，15岁闯荡青岛，留居时间已远超晚辈刘韶卿的年龄，对本地土产草辫业江湖烂熟于心，海关、码头、船行、商会、官府、商帮、货栈门朝哪开，闭着眼都说的一清二楚。刘子山、宋雨亭以降，数以百计的掖县辫商经年奋发，将勤劳致富的野心与梦想，把玩的晶莹剔透，汤水不漏。自1898年开始的五十年间，伴随着城市化的起伏跌宕，以胶州湾口岸为贸易枢纽，青岛传统草辫业与掖县的渊源之深，可见一斑。

1948年的这个秋天，“波螺油子”腹地掖县同乡会的院子里，早年植下的树苗，已经长大，树冠如云。喧闹过去，寂静一片。是年8月30日，东莱中学代表丁培霄，参加了青岛市各界庆祝第七届体育节暨推行民族健康运动大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兰山路礼堂举行第七届体育节大会，像是一场仓皇的闭幕式，预告着一个旧时代行将就木。这个时候离掖县同乡会和东莱中学的消亡，已为期不远。

1948年10月3日，中央社发自青岛的一条电讯说：“青市救济特捐，原配额为法币五百亿，经积极劝募后，已超过原额，共筹达法币五百八十三亿。内二百三十三亿，按规定移交青市临时救济会，充作救济之用。”对90万人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这点钱仿佛毛毛雨，瞬间就被吞噬。饿死鬼们一张张湿漉漉的脸，凄厉无比。

风雨飘摇之中，如兴华商行、永新药房、益泰永鱼行这般苦撑者，比比皆是。“波螺油子”的里里外外，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惶恐，病毒一般蔓延。抬头看，青岛上空的时间指针，开始震颤。

强烈的幻灭感，深入骨髓。

抗战结束后的几年，住在无棣一路的叶春墀，经历风雨欲来的混乱与惶恐。1948年8月20日，叶春墀担任主席的青岛市轮船公会第二届第九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在公会会议室召开，讨论了筹办15亿救济特捐等事宜。风声鹤唳之时，出席者多心事重重，平顾左右而言他。会议记录显示，当天除了叶玉阶、傅纫秋、王兹东三个人是理监事本人出席，余者如苏大炽、贺仁庵、高懋亭、浦禹峤、胡畏、刘梅村、方重，都是找人替代参会。

会议讨论事项有五个：

公会前接救济特捐劝募委员会公函，劝募救济特捐15亿元，迄未筹办，日久未便悬搁。决议：照原额15亿元筹缴，各家摊数列设。长记公司认捐5亿元，招商局、中兴公司各认捐3亿元，民生公司1亿元，实业公司8000万元，肇兴公司7000万元，瑞丰公司5000万元，公祥船行2000万元，太华公司、中华公司、利达商行、泰星公司、永昌船行、联合公司、天航公司、北洋公司，各1000万元，惟招商局所认之3亿元须呈总局核准能确定。

码头建筑委员会附加码头等费50%以作建筑费用，拟定轮船公会担任该会委员，应选举代表一人到该会负责。决议：函请码头建筑委员会，附加捐款数额太多，酌予核减至20%；增加本会委员名额至三人；工业会于码头无关不应参加；公推方季威为码头建筑委员会代表。

海员工会对于强派各船员一节，手段日益强横，近又对永昌船行、中华公司强派船员，先后函请轮船公会声援。决议：将海员工会强派海员事实呈报交通部，请求转社会部制止海员工会不法行为，以维航业；该工会动辄聚众，施用压力，呈请绥靖区司令宪兵团制止，以维秩序；派员向该工会接洽，以期和谐，免滋纠纷。

物价高涨不已，较数月前增加多倍，本市代理费应如何调整。决议：自8月21日起调整，数额如后：50吨以下者，新币10元；50吨至百吨，新币20元；100吨以上至200吨，新币30元；200吨至500吨，新币40元；500吨以上至1000吨，新币55元；1000吨以上至1500吨，70元；1500吨以上至2000吨，85元；2000吨以上，概为新币100元。

航政局近将码头费增加一倍，应收货主若干。决议：大港码头费由货主自理，小港码头费普通货每吨新币1元7角，危险品加2成，散舱煤每吨新币2元，自8月21日实行。

大厦将倾之时，地动山摇，叶春墀和青岛轮船公会，显然回天无力。五个月后1949年1月，第十一绥靖区联勤总部青岛军运处将青岛港700吨以下轮船，编队成立轮船服务大队，叶春墀与王缙臣分任正副大队长。至此，以其裕泰行为压舱石，叶春墀一笔一划绘制的本土航运拓展图，已近收笔时刻。

一杆枪支撑的梦

当叶春墀和轮船公会的头头脑脑们在会议室争论不休的时候，混乱，已开始波及整个城市。

1935年12月出生在青岛崔志刚，晚年对采访者叙述：快到1949年那会，青岛很乱。当时流行着一个说法，警察怕陆军，陆军怕海军。原因是，青岛是军港，海军多。在街上，陆军看着海军对面来了，就赶快躲远一点，海军看到陆军，就趾高气扬。当时国民党十一绥靖区有一个汽车连在大连路，就是后来交通局的一个车队里面。汽车连有一个开车的，是个平民，开一个小轿车出来拉客，跑台东到中山路这一段。不知怎么的，把小衙门的一个警察得罪了，被整了一下，估计比较惨。这人之前没当兵，后来当了兵，在陆军开大卡车。他被警察整过，有仇，天天寻思着报仇。一天这人开车路过辽宁路和华阳路拐弯，那个整他的警察正好上岗。马路中间有个台子，警察就站在上面指挥交通。这人开着卡车，一看是仇人，直接就撞上了。台子上的警察人没死，但是残了。事发后，警察就把这人抓起来了。关在威海路的警察四分局。陆军去要人，意思是说我们的人你就随便抓了？警察回复说，你们的人为啥撞我们，差点出人命。调查下来，确实是报复，陆军再去要这个人，警察就更不给了。没几天，陆军又来了，在门口和墙上架上几挺机枪，枪口对着里面，问放不放？不放，就突突突开火。里面的警察害怕了，被逼的没办法，只好把人放了。崔志刚说，这种事，屡屡发生，社会秩序已经彻底崩溃了，人人害怕，惶惶不可终日。

1949年2月28日，青岛《大众报》刊登消息称，“国军从济南、烟台败退，青岛富豪纷纷携眷南迁，目前已达三千名。”而同日青岛《大民报》开出的已南迁官员名单，则包括了市政府秘书长、财政局长、警察局长、港务局长、自来水厂厂长、直接税局局长、储汇局局长、邮政局局长、盐管局局长、中央信托局经理、齐鲁公司经理、中央航空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等数十人。

同一时间，作家贾植芳偕妻与卢克绪一起乘船抵达青岛。贾植芳述：“我们这次到达的时候，它是已经陷入混乱之中，街面上也凌乱不堪，与我记忆中的青岛恍如两个地方，北方的难民逃往南方，南方的难民往北逃，都涌塞到青岛。我们本来乘船到青岛后，再设法去解放区，但现在青岛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得与铁桶相似，看来不可能再走了，只好在青岛暂时住下。”

很快，解放军从即墨方向打进来，十一绥靖区的近十万国民党守军，一股脑地从大港码头撤退到海上。

1949年，在夏天到来的时候，站在“波螺油子”的上面，一个叫于桂芳的女孩，见证了一次历史性转变的到来。她晚年回忆，6月2号上午父母说，晚上听着枪声了。于桂芳说小孩睡得比较死，没听见。过了中午，她看见一队解放军从热河路上来，每个人都背着行李包，边上还挂着一个喝水的碗，穿黄军装。于桂芳说，热河路是个大坡，上来是十字路口，一块很大的平地，那里有碉堡。于桂芳的弟弟比她小三岁，爬到碉堡上看，她和姐姐站在马路边儿上看，就在“波螺油子”顶头。队伍上来时候，看的人不是很多。走上来以后，往胶州路下边儿走的时候，战士开始唱歌，走着唱歌，人看着比较疲惫，挺累的样子，但是很精神。

6月2日是端午节。当天上午，25岁的胶海关职员张侃就听父亲说解放军入城了，热河路、辽宁路一线戒严不让通行，他住在安东路，就没能到青岛港门口的海关上班。下午四点多，他给关里打了一个电话，同事告诉他，军代表已经进驻海关了。

亢奋贯穿在了1949年6月2日。这一天，解放者绵延不绝的通过“波螺油子”的路口，进入到城市的繁华区。愈向城里，疲惫的光荣就显现得格外强烈，直到尘埃落定。呼啦一声，城市就装进了一杆步枪支撑的梦里。城市，为之一变。

截止到6月29日，青岛市军管会房产部接收了市区大量房产，包括市产297处，日产602处1917栋，德产37处，韩产15处，汉奸房屋86处。10月12日，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目前市政建设工作的决议，明确“公私房屋应尽先租给有正当的职业者，并与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相结合及防止农村游民流入城市，以减少城市消费人口与解决房荒。厉行节约，紧缩住屋，鼓励市民修建，增加新房。”

1949年9月，在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前，青岛市长马保三对市民发表了一番广播词，诚恳表示：“我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认真的考虑，怎样才能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消费的青岛，改造成为人民的生产的民主自由的新青岛，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步骤？今天我们应兴应革的事情是什么？应该急办的而且能办的事情是什么? 应该缓办的事情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市长马保三在施政工作报告中，提及了更换“无棣二路水管四千七百三十二点七公尺”的市政工程建设事项，并报告以组织摊贩管理委员会的方式整理摊贩，经过登记审查，劝导摊贩转入市场营业。在这次会议上，青岛市军管会主任向明则大声宣布，“一九五零年我们青岛人民的总的任务是：继续改革旧青岛，建设人民的新青岛。”

1949年12月9日晚上，参与接收山东大学的刘禹轩，与随同华东大学一块搬来青岛的张星波玩了半天，结束时把他送到“波螺油子”北面的黄台路口。华东大学的驻地，就是之前的省立青岛临时中学，那里再前是日本女子高等学校。华东大学是1948年夏由原临沂山东大学留守人员会同华中建设大学一部在潍县组建，设置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三个临时研究班和两个预科部，1949年5月由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校长。进入青岛的华大，待遇很高，学生都是供给制干部，在刘禹轩眼里他们有花不完的钱，整天大吃大喝。华大的到来和华大预备与山大合并的传言，让刘禹轩这个毕业于中央大学外语系的山大接收干部，增添了一丝不安。彭康曾清楚地指出过，山大华大是两个学校，然而党只有一个，除了地域不同之外，无所谓“华大党与山大党！”

1950年9月21日，刘禹轩给在南京的女友写了一封信，诚恳坦白了自己的心迹：“有时候我很想家，甚至在梦中成了孤儿。我很想躺在一个人的怀里，好好地哭一场，不管他是谁，然后，擦干眼泪，继续干下去。我不懂得所谓健康的感情是什么，在感情上，可以说我不很正常，然而不能一般地就说是脆弱。”

同一个月，副市长王少庸在青岛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1950年的1月至7月，新政府已将无棣二路、苏州路和道口路的沙土路，改建为块石路，计517698平方公尺，翻修石块路石525平方公尺。从南向北，“波螺油子”的山谷底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成为过去。

之后，伴随着苏州路、胶东路、无棣一路、无棣二路的雨水系统改建工程，列入了青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市政建设项目，“波螺油子”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下雨天里，在这一带的海拔最低点，块石覆盖泥泞，积水排泄畅通，雨伞下面的行人，脚踏在坚硬的石头上，不再步履蹒跚。熟悉周边地貌的老住户经常慨叹，青海路那边一下雨就淹，可下再大的雨，无棣二路也从不积水，很神奇。

1949年6月12日，在青岛的中共地下工作者郝铭盘接到上级命令，到新组建的青岛市公安局报到。因为郝铭盘曾在宪兵十一团当过宪兵，便被安排干侦察员，协助部队肃清潜伏敌特。白天他身穿便衣，走街串巷，到以前了解的敌特分子住处周围，观察他们是否仍在原处，碰到眼熟的可疑人员，就暗地跟踪到其藏匿地点，一旦确定，晚上立刻组织抓捕。

之前当交通员数次来往于黄县和青岛之间的张克嘉，进城后从事着和郝铭盘类似的工作，不过工作方式更隐秘，潜伏时间更长。他晚年回忆说：“我们解放后没公开，在公安局领导下做秘密保卫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局发现哪里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搬家到这儿来住。就当邻居，就观察，哪些人跟他有接触，接触的是谁。一开始不知道，慢慢就知道了他（接触的人）在哪个单位工作，住在哪里。搞清楚我们就提供给公安，他们就去了解。了解完以后就形成一个网络，结果就发现当中有一个人当年干过反动事情，现在到青岛来装市民装干活的，谁也不知道。但是他这段历史，政府控制了。”张克嘉说，如果单纯是历史问题，看严不严重，如果不够逮捕条件就过了，掌握就行了。如果一旦发现大问题，比如一调查他当年杀过贫下中农，就去取证，证据确凿就定性，该判刑判刑，该枪毙枪毙。

伴随着一系列颠覆性的政治社会变革，在“波螺油子”西边热河路一些高低错落的老房子里，许多人的命运被改变。当刮骨疗毒成为一种制度更新的娴熟工具，躯体上的陈年创伤与疤痕，就暴露无遗。包括郝铭盘与张克嘉在内的秘密调查结果，随后被一一核实处置。一个一个的藏匿者，显露出真实面目。核查1958年12月编印的一份资料汇编，一个叫王浩生的黄县籍中统鲁东区室调工，已成奄奄一息的网中之鱼。记录显示，其曾住热河路67号。公开身份是义原号经理，1954年5月被逮捕。接下来在热河路71号和79号，分别有威海人姜学朗、烟台人高华进入记录，姜曾为威海警察局书记，高为中统鲁东区室高干。姜学朗和高华后来命运各异，姜似侥幸过关，高则在1950年12月被枪决。

1950年10月12日晚上，刘禹轩代表山东大学《山大生活》杂志社，在欢送土木系四年级同学到皖北和昌潍参加治潍工程、文史系三四年级同学参加土改运动的聚会上，致辞说：“亲爱的同学们，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只有两种，一种是阶级斗争的知识，一种是生产斗争的知识。解放以来，在人民的直接哺养之下，你们从政治学习里得到了阶级斗争的知识，又从业务学习里得到了生产斗争的知识。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两种知识已经面临了现实的考验。我们坚决相信你们会经得起这个考验，因为你们今天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你们明天的行动将更会证明这一点。”

一年半后的1952年2月24日，刘禹轩给南京女友写信，将“祖国”与“个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紧张的三反运动里，我们机关内部产生了一些问题，夜里也值班，每两天一班，三个钟头，这颇使我有些睡眠不足，但我现在精神很好，因为在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了一些问题。正像你说的，是老同志们的领导，才使这一斗争一个胜仗又一个胜仗地开展了下去。等这一战斗结束的时候，我们祖国的面貌又会为之一新，我们也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在锣鼓喧天的1950年代，“波螺油子”看上去街景依旧，而行走者的衣着与姿态，却有了微妙的变化。随之，变化扩大，街坊邻居有些人不见了踪影，左邻右舍的新面孔多起来。与几年前抗战结束后的人口变更不尽相同，这是一次以消除私有化为最终目标的资产再分配，其规模与颠覆性就更大，涉及的人也更多。

与之相伴，沐猴而冠者鱼贯而出。人戴上面具，假面舞会就成了日常形态，时间一久，面具便摘不下来，铿锵的音乐停了，一个人的狐步舞照跳不误。

街道亢奋的节拍，时高时低，并形成常态。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晚年记忆过往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了背景，唯独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记忆犹新。

金家与街坊

1950年8月26日，三船敏郎主演的电影《罗生门》在日本上映，环绕着丛林中的一桩死亡事件，导演黑泽明以多重平行叙述的手法，揭示出挣扎于人生困境中的个体处境，这与战败后日本社会蔓延着的全域性迷茫，氛围吻合，遂引起不小反响。但在三船敏郎的出生地青岛，《罗生门》则无声无息。

1950年的青岛，谎言与真相的界限，似乎泾渭分明。并且，对真相的不停止的追溯，激发出了无穷无尽的热情。

这一年，和早期“波螺油子”有关的一些零零散散的人，身处各地，年龄不同，境遇不同，命运各异：

蒋丙然，67岁，离青；

林济青，64岁，离青；

于春圃，63岁，留青；

刘铨法，61岁，留青；

王枚生，60岁，留青；

王统照，53岁，留青；

孟超，48岁，离青；

臧克家，45岁，离青；

王亚平，45岁，离青；

刘季三，44岁，留青；

吴伯箫，44岁，离青；

谭抒真，43岁，离青；

李劫夫，37岁，离青；

姚淑珊，35岁，留青；

赵俪生，33岁，返青。

俯瞰下去，1950年代的“波螺油子”，不乏精气神。

来自平度的少年侯修圃回忆，他第一次下到“波螺油子”的谷底是1952年春，那时他还小，姐姐领着到无棣二路一个朋友家玩。那时正值抗美援朝，“讲卫生、灭苍蝇、消灭细菌战”的口号叫得很响，街上不少人手持苍蝇拍，大街小巷很干净。无棣二路马路两旁种植着法桐和刺槐，遮荫挡阳，空气新鲜。整齐划一的二层和三层楼房，楼底有大门可进去，后面是一个院落或二进院落，院内有平房或二层楼房。

后来侯修圃在青岛完成了师范学业，并长时间从事本地基础教育的组织工作。在侯修圃的记忆中，1950年代无棣二路普通人家的住房多“窄巴”，他大姐那个朋友住在东面二楼上，一间屋子，陈设朴素，干净利索。在他印象中，这里临街商铺密集，杂货店、理发店、药店、茶叶店、饭店、服装店，开茶炉的、压面条的、收破烂的，应有尽有。胶东路底部三角花园周围是个农贸市场，辐射到无棣二路，所以无棣二路几度成为杂货街。

但1957年侯修圃到青岛读书，无棣二路的情形已大有改观：“我有一个姓宋的同学住在无棣二路，有时到我同学家玩，觉得‘合营’后的无棣二路失掉往日的繁华，比较萧条，烟酒杂货等店都合营了，网点稀疏，街上行人稀少，唯有茶炉的哨子声打破街的宁静。”

金大鹏1955年在无棣二路出生，这一年的7月15日，青岛市立中医院开业，在无棣二路行医多年的中医师刘季三，出任院长。童年在无棣二路度过的金大鹏，将那里视为人生记忆的起点。那里的寻常日子，那里的邻居、玩伴、游戏，他在那里懵懵懂懂撞见的人和事，经常会在梦里纷至沓来。

金大鹏的家，是无棣二路25号的一栋洋房，砖混结构，中间两间朝东，门窗都是西式的，门有包框，铜把手。窗也有包框，两扇窗面中间有铜把手，有齿轮控制两根金属条来锁紧窗户。房间的照明灯有灯罩有吊葫芦，可以上下伸缩调节。地板是暗红色，地下留有通风口，房间比地平面高出40多公分，需上两级台阶进入房间。

他家住南院的两间裙房，由房东张子美经租。一家老少三代，有姥姥、姥爷、舅舅、父亲、母亲、他和姊妹三人。

金大鹏的姥爷早年经商，看报时戴一副黑框圆边眼镜，举手投足间颇有儒雅气度。姥爷的生意，是从益都老家贩运土产到上海，兄弟几个从山东发送土特产、烟叶、蚕丝等，在上海售卖，按销售额给客栈提成，吃住不需花分文。本来生意不错，可碰上时局动荡，买卖就打了水漂，无奈之中，金大鹏的姥爷及几个弟兄就回到青岛。姥爷是长兄，家里的一切事情由他定夺，回青岛一家人租下无棣二路的房子。其他兄弟，被安排住在南仲家洼。

金大鹏小时候经常看姥爷写毛笔字，行草墨迹非常漂亮。他记得姥爷不甘清闲，会用白蜡松香按比例熬成液体，倒入碗中冷却，即可做蜡烛照明。

金大鹏的姥爷带他去靴鞋厂谈过生意，还去过机电公司进货。蜂蜡和松香，都是成箱地进。姥爷在青岛有个马姓回族同乡，经常到家里玩。那时茶叶已开始供应，不好买，他俩就坐在桌子两边，用一壶糖精代替香茗，一聊大半天。

无棣二路23号金大鹏家的邻居中，有一户杜姓人家，是“民主人士”，儿子杜光是金大鹏的玩伴。杜光的爷爷1963年去世时，地方政协送来过花圈。杜老爷子走的时候，青岛刚刚调整了行政区划，城市西南角的台西区被撤消，市南与市北两区的版图，都大了。

在金大鹏的记忆中，杜家有浓厚的科学氛围，刺激着孩子们的求知欲。组装矿石收音机，是金大鹏和杜光一起尝试的探索之一。有时候，杜光的爸爸会指导他俩，用家里的显微镜看植物细胞，看院子里种的西红柿、粉豆的叶子，观察根茎的生长过程。后来金大鹏上山下乡去了广阔天地，杜光就业在红星船厂。期间杜光把他组装的一部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了金大鹏。

而诸如杜家这样的神秘历险，在青岛各处似都时隐时现，1941年3月出生的雕塑家徐立忠就曾回忆，“小时候家中的大衣橱里，珍藏着一对有地球商标的自行车大飞轮。听母亲说这是爷爷设计的。家里还有爷爷用过的木质丁字尺，和装在精美的羊皮盒中的绘图仪器，他的绘图板，被当作面板用了。爷爷的莱卡照相机，也被我们这些顽皮孩子，拆下镜头当放大镜玩了。他留下自己拍的一小皮箱照片底片，我记得有奶奶端坐在即墨老家院中的照片，有父亲小时蹲在看门的大黑狗旁的照片，还有爷爷对着镜子自拍的照片。底片有玻璃底片，有赛璐珞底片。”

出生在1950年代的赵竟成，住在“波螺油子”西北的小鲍岛，从小也不乏“眼界大开”的经验：“父亲是从南方迁徙过来的，到青岛后就一直生活在鲍岛，他的许多同事、朋友也居住在这里，或者离鲍岛不远。我跟着父亲，结识了他许多朋友，我称他们为叔叔，伯伯或者阿姨。父亲带我去见的最多的一个，是住在贮水山麓的王伯伯。记忆中他曾就读燕京大学，高高的个儿，标准的普通话，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眼睛里总是透出一股睿智的目光。很小的时候，我跟父亲去他家玩，听他讲天文地理，听他说古今中外。他家有很多书，在文革中几乎也没有遗失，真是一个奇迹。我在他家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如饥似渴地读着他的藏书。”

无棣二路25号金大鹏家的对门，是70号院子，院子西面是一栋日式二层楼，楼的西侧，住着金大鹏于姓同学一家。同学的爷爷就是于春圃，那时候，知道于春圃过往经历的人已不多，核心信息都被有意无意的屏蔽了。一个普普通通的长者，只有不经意间瞥出的眼神，能够透露出一丝饱经沧桑的波澜，转瞬即逝。1958年于春圃逝世，同年9月1日，由若干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与工商业者组成的施工队伍，开往崂山月子口水库工地，开始惩罚性劳动改造。这其中，包括1949年参与接收山东大学的前中央大学毕业生刘禹轩。无休止的相互揭发与监督，无时无刻的饥饿与疲乏，摧毁着大部分人的意志。

于春圃的儿子，也就是金大鹏同学的父亲，是留日博士，在台东医院担任内科医生，能读日文报纸。医生讲究吃，他每天让金大鹏的同学去路南头的大众食堂买一只松花蛋，去皮后慢慢享用。在金大鹏看来，那年头这无疑算是一种极度奢侈的生活了。老先生有一间南向卧室兼书房，大写字台前配有可以旋转的椅子。1960年代中后，于家兄弟几个在家里也搞起了运动，还煞有介事地夺权，把父亲的印章抢过来，自主使用。

于家诗书传家的光荣，很快丧失殆尽。一家人后来被“遣返”回莱阳原籍，后又转到沂蒙山区，留日博士在平邑县医院上班，1980年代当了平邑政协委员，活到101岁。从莱阳到济南、青岛，再从青岛到莱阳、沂蒙山，前山东省教育厅长于春圃一家三代人的颠沛流离，在“波螺油子”并非个案。一个个深宅大院里面，个人境遇、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与生活方式的沉浮，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浪涛席卷下，微不足道。

面对铺天盖地的“东风吹，战鼓擂”号角，一个人，一个家庭，打开门，关上门，都无济于事。一个一个普通的早晨，风在窗口聚成狂欢，仿佛要把所有的玻璃碾碎，作为礼物，撒在空空如也的餐桌上。窗台上的猫却不为所动，疑惑的看着窗外摇滚的树枝，然后卷曲着身子，睡去。餐桌上的蜡烛慢慢熄灭，最后一缕灰烬，带着余香，飘向天光放亮的窗口。

和于家兄弟在家中夺权相对应，1966年5月l0日开始，青岛本地的大中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从有组织地辩论《海瑞罢官》等学术问题，转入对《三家村》的激烈批判，火药味渐浓。一个月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波涛，在青岛医学院、化工学院和青岛一中、二中等学校，全面掀起高潮。偏居一隅的“波螺油子”被激励起来，喧嚣声越来越大。

孩子初入人世，不懂得艰辛，也看不见悲怆。从1950年代中到1960年代中的十年，无棣二路给金大鹏留下的，是无数快乐记忆。冬天时，大雪悄然而降，电线杆子上的路灯照着纷纷飘落的雪花，一群孩子会从家里跑出来玩捉迷藏，在无棣一路和无棣二路的台阶上上下下跑着，藏着，猫着腰，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紧张到极点。夏天时，暴雨骤歇，孩子们在波螺油子边上的排水沟里，用篷布堵水做成拦坝，然后突然放开，冲垮下游的小坝。而把西瓜扔进院内井里再捞上来的刺激，就更扣人心弦。

在金大鹏的记忆中，无棣二路虽然不长，有名堂的人物却不少，除了于春圃和他的医生儿子，还有住在70号大院的诸城古琴家刘田、中医师刘季三、画家姜宝星、书家孟庆泰等等。

金大鹏四岁的时候，孟庆泰的父亲孟亮思担任了青岛九中高中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班长林寅之后来回忆，“孟老先生瘦高个，白净脸，戴一付金丝边眼镜，说话声音不大，语速较慢，口齿清楚，略带一点乡音。他教授语文课，给我们传授了许多课文以外的文化知识。”孟亮思任教的这个青岛第九中学，就是之前的礼贤书院，在成为青岛九中前，其校名为礼贤中学，校长刘铨法。

孟庆泰的父亲孟亮思，是礼贤保留下来的老教师。

金大鹏说，他在无棣二路住到十岁，这条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年岁渐长，他经常会过段时间就去无棣二路转一转，温馨的回忆会弥漫开来，一时便禁不住泪眼朦胧。

坍塌的玄秘塔

1957年3月，一份《青岛市城市初步规划》编制完成。规划的注意力，放在了城市北面楼山后和大村庄两个工业区的建设上。沿胶济线的水清沟、沧口、楼山陆续开始建设工人生活居住区。随之而来的城市扩张，功能性目的异常明确。

高涨的工业化建设高潮中，与“波螺油子”的逼仄与落寞，形成强烈对比。但私底下，许多人却不愿意搬到沧口和楼山一带新区居住，不到万不得已，调动到那里工作的人们，宁可每天去青岛火车站乘坐通勤火车上下班，也不肯搬家。每天早晚在青岛火车站和沧口、楼山开行的火车，因为没有座位，被称为“马笼子”车。这个从南到北浩荡穿梭的人流景观，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最终难以为继，这才落地为安。但对很多人来说，家的念想，还是在南边的老城区。一间房，一棵树，一个院，一条街，细枝末节，温情无限。

如果和人的一生比附，这个时候的“波螺油子”已近中年，衰落的苗头，与日俱增。人口不断增加，腾挪的空间愈来愈小，房屋接搭层出不穷。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许多老房子会滴滴答答漏雨。于是放在床底下的油沾布，就成了一些人家的必备品。逢雨，脸盆水桶都会派上用场，稀里哗啦，叮叮当当，时紧时慢，有高有低。仰起头，雨珠滴在脸上，跌碎四溅，刹那间水流满面。

雨过天晴，日子就恢复常态。太阳出来，院子里到处晾晒着被服，花花绿绿，烟火气十足。

自诞生之日起，到日复一日的磨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波螺油子”之成为一道平民化风景，首先是因为沟通了两个城市高点与一条深谷般的幽静石街。从莱芜一路和热河路分别向下看，“波螺油子”的陡峭固然不乏气势，从谷底中间的无棣二路分别向两边攀登，才真正是拭目以待，一步一步上去，一点一点融入。路和院落的契合，通过形形色色的石头台阶和高高低低的门洞形成呼吸道，新鲜空气进去，家常味道出来，一路走过去，寻常的琐碎与温情，扑面而来，挥之不去。左右门洞与门洞之间，石灰墙或嵌石墙或红砖墙在不同时间的光照下斑驳陆离，像些固化了的舞台帷幔。

“波螺油子”的味道，部分体现在与周围道路纵横交错的汇集上，东半部分，典型的接点凝聚在与无棣四路、无棣三路的汇合处，道路本来就弯曲，坡度又大，形成的交叉感受就似峰回路转，而这些路口又往往设置许多院落入口，局促之中的意外空间变化，便别有洞天。西半部分，邻近热河路陡峭无比，路便突然大坡度弯曲上升，形成巨大视觉差异，半路回头，恍若天上地下。不过，遇到下雨或者大雪天，爬“波螺油子”的感受就艰难多了，好在凹凸的石头增加了些许阻力，让路途的危险性减弱不少。

“波螺油子”的曲折，对大人眼里的孩子来说，也是成长的见证。1965年6月15日，一个叫李在新的父亲在日记里说：“明儿这孩子竟能由党校处，自己去无棣路他母亲处。看起来，再住几天，大有可以自己由家而去的可能了！”这个明儿生在1962年3月，1965年6月刚满三岁三个月。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的地址，在胶东路1号，也就是“波螺油子”的最东端，从党校到无棣路，需要经过贯通无棣四路、无棣三路和无棣二路的两段石级路。其中无棣四路到无棣三路的石级，悠长且陡峭，两边辟入的院落外墙很高。从外面走，只能看见里面房子的二层窗户和茂密的大树。有户人家种了一棵桑树，春天结出的桑葚，会滴溜溜探出墙头，跳个高，能勾下来一串。狭长的石级因为年久失修，多数被雨水冲拽的歪歪扭扭，坑洼不平，抬头像一线天，夏天鸟鸣阵阵，秋天蝉声一片。这个三岁孩子独立对“波螺油子”的起始丈量，他本人毫无印象。直到上小学的时候，天天在石级路蹦跳着上上下下，才雕凿下稳固记忆，继而不可磨灭。

这个叫李在新的父亲，是年37岁。他是一个昌邑基督徒的后代，出生在黑龙江与内蒙古的交界处，1935年七岁后随父母返回山东，先在平度新河北镇和城关镇读书，后进入青岛，在洮南路姜姓自行车铺、大中银行、华泰号充茶役，1945年相继在平度中学和青岛中学入读。其原名李约翰，李在新是他1948年因不满限制言论自由被济南第四临时中学除名，遂自行更改的，决裂的意味明显。1950年李在新通过教会的联系，赴香港半工半读，在九龙永生纱厂学徒。两年后其响应参加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号召，孤身返回青岛，到第一染织厂从事设备维护工作。对海泊桥的这个印染厂，本地人都统称其老名称“阳本”。1960年他与莱阳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张继兰结婚，到1965年6月，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大的叫明，老二叫光。

明儿父亲后面的日记，夹杂记有几个价格数据，可以透析那个年代的日常消费状况：“用到期存款息金9元多买涂鞋一双”，“明儿由继兰送往松江路托儿所，半个月收费2元”，“送辽宁路第一铁器社修补铝锅和壶，索价2元”。明儿父亲1965年6月19日记录的当月工资，为“25天62.75元”。

明儿母亲张继兰的单位，是无棣二路街北20号一栋两层别墅，本来是一家人住，门口和南面，都有花园。明儿记事的时候，别墅格局已变，房主一家住楼上，市北区医院的一个门诊所设在楼下。房主的人家与诊所互不联系，只是通过入口走廊的楼梯上楼下楼。楼梯冲着大门，门框上有一个一个的木方格，里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压花玻璃，太阳照进来，光灿灿一片迷离。

别墅南面的院子很大，靠近窗户有一棵玉兰树，明儿差不多伴随着这棵树长大，白色的玉兰花，梦牵魂绕。明儿母亲出身莱阳大户，自小娇生惯养，小姐一般宠着，上学、识字、绣花、织毛衣。抗战结束，张家断崖式败落，家庭成员四散奔逃。明儿母亲十几岁来到青岛，被益都路一家安姓私人诊所收留当护士，公私合营后被收编到联合诊所，分配到无棣二路诊所西药房当药剂员，也能给人打针包扎。

明儿母亲出身不好，平常行事小心谨慎，和街坊邻居相处融洽，人缘颇好。大家称她张大夫，夸她人好，善良，愿意帮助别人。这让明儿小时候无形中得到了很多善待，比方说去“波螺油子”底下的国营饭店买硬面火烧，认识的阿姨会偷偷地多给几个，去菜店买凭票供应的猪肉，操刀的大爷就多割些肥的。计划年代，肥肉可以回家炼油炒菜，是抢手货。

明儿在大连路小学上学。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无棣二路上掖县会馆的一部分。1950年代同乡会撤销，会馆的房子一分为二，东面大部给了学校，西边割出一个院子，办起教工幼儿园，明儿之前在那里上过几年，小楼的大门和窗户上，同样是璀璨的彩色玻璃。大连路小学占地长方形，有整整齐齐的三排房子，南面一排已经拆除，盖起一栋三层楼的教室，北面一排邻着大连路，路边中央凹进去一部分，有一扇被封紧的木头大门。中间是一排设有外走廊的高大正房，背后的一棵老树，死死地嵌入墙体，从屋檐下冒出来，枝繁叶茂。学生集合起来做广播体操，就在中间一排正房的前面，正中一个旗杆，大喇叭播放着音乐，操场上顷刻间呈现节奏一致的蹦蹦跳跳。上体育课也在这里，边上有跳远、跳高的沙坑和单双杠，助跑起跳，飞溅起无数沙粒。

南面新盖教学楼一层走廊的墙面上，有几块水泥抹面的黑板报，被彩色粉笔涂抹的花花绿绿。明儿喜欢写美术字，老师就让他下课去编级部的黑板报，抄写些语录、诗歌和口号。版面设计出彩的时候，老师表扬几句，同学羡慕的围着看，他心里就很得意。

明儿每天中午到几十米外的母亲单位吃饭，和里面的叔叔阿姨打打闹闹，时常闹出嚷嚷着要“益母膏”喝之类的笑话。他对母亲单位的记忆，混杂着高大门厅里的彩色玻璃、走廊里的大字报、盛满草药的木抽屉、地下室的一架钢琴、无处不在的来苏水气味。中药房一个沉默寡言的苍老男人，一个人住在诊所的半地下室，幽暗潮湿，里面堆积着老版图书和纸壳药箱。高处扁窗台上放着一盆芍药花，明儿小时候站在下面，翘起脚也看不到花盆。房间里有一张写字桌，终年穿一身皱皱巴巴的蓝色中山装的男人，偶尔在上面临摹柳体玄秘塔碑帖拓片。写字在那个年代很普遍，大概像后来的卡拉OK。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大地震，包括明儿母亲单位在内的青岛各个医疗机构，很快投入到抗震救灾中。无棣二路诊所的两个大房间里，也安置进一些伤员进行康复治疗，里里外外一片忙碌。整个夏天，从闲置空地到马路边的人行道上，用帆布和黑柏油布搭建的地震篷到处都是，里面放张桌子，晚上钻进去睡觉。有一段时间，明儿就是在诊所南面花园的地震篷里度过的，躺下不脱衣服，一有风吹草动，就爬出来东张西望。黑漆漆的夜晚，一阵风刮过，诊所楼下那棵玉兰树像小船一样的叶子哗啦哗啦响，晃动着反射出微弱的星光。接下来，更大的事情在北京发生，天塌地陷的感觉就愈加强烈。再接下来，峰回路转，春光乍现，那棵被囚禁在院子中的玉兰树，便没人注意了，逐渐被遗忘。

明儿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被留滞在单位办学习班，吃住在那里，不能回家。父亲的单位在海泊桥，每个月可以去探视一次。两年后，父亲被送到了常州路看守所，规定每个月可以送一次肥皂牙膏。明儿到时间会去看守所墙外的窗口排队，等着把东西递进去。排队的时候，明儿最怕碰见熟人，会觉得抬不起头。有时候，明儿的两个弟弟，也会去。1976年明儿的父亲被判刑，去了距离青岛一百多公里的潍北农场，明儿和母亲改成每两个月去探监一次。流程是母亲在单位开出介绍信，买好核桃酥、水果罐头、药品之类东西，明儿带上水壶和作业本，半夜坐火车到潍坊，等天亮乘长途汽车到寒亭监狱总部，办好接见手续，再徒步三小时，到父亲的某某劳改农场。路上，可以看到骑马的解放军战士。在明儿的记忆中，这条笔直的砂石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头，路两边植满杨树，一棵一棵的距离，丝毫不差，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明晃晃的路上，除了母子俩的脚步声，没一丁点动静。

母亲问，累吗？

明儿答，不累。

母亲问，喝水？

明儿答，不喝。

母亲说，歇会吧，去早了也是等。

几个女人

1950年代之后，青岛市区的公共医疗分为三级，最顶层为市级医院，包括山大医院、市立医院、人民医院、中医院、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几家，以及一些行业与大企业的职工医院，如商业、港口、纺织和四方机厂等；中间一层是区医院，大致每个区设置一家，如台西医院、市南区医院、市北区医院、台东区医院、四方区医院、沧口区医院；最底层是各个区医院下设的门诊所，由之前众多的私人医院合并而成，统称为联合诊所。仅市北区医院的联合诊所，就包括有益都路、李村路、乐陵路、安东路、无棣二路等多家。

文献显示，青岛公共医疗的扩张之路，逐年拓展，辐射范围与普惠性都明显提高。1954年7月11日，在青岛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王少庸的《1953年以来的工作及今后意见报告》披露，不包括工厂企业的医疗机构，1953年青岛共有公立医院、诊所、疗养院36处，较1952年增加了33％，病床1546张，较1952年增加了28.3％，医务人员951人，较1952年增加了44.75％。1957年的《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进一步展示了卫生事业的发展成就：“我市现有医疗机构41处（包括行政系统及医学院附属医院），比解放初期增加26处，今年又修建传染病院一处。其中有关防疫、保健机构基本上都是解放后建立起来的。现有病床1769张，比解放初期增加了1209张。”这个数据，并不包括工厂企业医院和诊所、保健站的673张病床。

粗略统计下来，完成公私合营之后，呈现增长势头的青岛全市医院病床和医务人员数量，联合诊所占了近三分之一。

明儿母亲工作的无棣二路诊所，内外科都有，中西医兼顾。所谓内科，就是量量血压，治治腹泻，而外科不外是清理下创伤，包扎下伤口，多数时间空闲。中医倒是挺受欢迎，除了把脉开方，还有针灸拔罐之类，白天候诊的人不少。

无棣二路诊所的女所长姓胡，住胶东路与无棣四路拐角，中医大夫姓庄，住大连路与无棣路拐角。诊所不大，大病也治不了，却与周边居民联系异常密切，平日里邻里之间有病没病的都来往频繁，关系平等，健康、情感、信息资源充裕。诊所里女性多，谁家有什么事，人前人后不免嘀嘀咕咕。但一旦遇到难事，彼此多相互帮忙。

胡阿姨出身无产阶级，做事情雷厉风行，平常不苟言笑，私下里却对明儿母亲网开一面，经常提供些超出规定的帮助，比方定期批准她去探望在潍北农场服刑的丈夫等等。明儿母亲的回报，就是在工作上加倍努力，增加晚上值班的次数。

中医庄大夫在诊所的里间问诊，桌子旁边有三张用来针灸的病床。庄大夫驼背，站起来视线正好和俯卧的病号等齐。在这个空间里，他移动起来像一个圆球，这边下针，那边拔罐，动作流畅娴熟。明儿和庄大夫的儿子庄严同学，却不知道他们家的来路。庄家住在一栋别墅的一层，二层住着明儿十三中初中曹姓女班长。

在明儿的记忆中，母亲在无棣二路诊所有两个要好的同事，一个叫王贤君，一个叫臧健和。明儿分别称王阿姨、臧阿姨。

王贤君住在小港铁路桥的西边，一栋简易五层楼，拐角是莘县路。她的出身，在当时并不符合主流标准，父亲出生崂山，早年在曹县路开设铁工厂，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资本家。不过青岛城市化几十年，留在本地的资方比比皆是，只要1950年代合作的态度积极，也就不算大的历史污点。但凡资本家出身，即便是经历过公私合营的资本重组，家底还是比明儿母亲这样的家庭好很多。所以在明儿记忆中，王阿姨家总有些好吃的东西。王贤君丈夫叫孟庆义，是中学老师，人老实巴交的样子，从不多言多语。明儿大了才知道，孟庆义的父亲孟宪荣，与孟庆泰的父亲孟亮思同辈，都出身诸城大户。1940年代末孟宪荣迁徙青岛，惶恐度日，不得善终。从诸城辗转到青岛后，孟庆义、孟庆贤两兄弟，都没有再回老家生活。

臧健和的来历则扑朔迷离，她似乎没有王贤君家的资源，也没有获得一个安定的家庭。明儿记得臧阿姨住在掖县路一栋两层的公寓楼里，长长的一排，一层依次排列着几个入口。每个单元进去，能够看到竖长的玻璃窗，楼梯左右各一户人家，非常安静。明儿和母亲去过几次臧阿姨家，两个大人背着他小声说话，他听不懂，也不在意。1977年明儿在十三中上初二的时候，32岁的臧阿姨带着两个女儿出国了。臧阿姨出国前那一段时间，明儿母亲和臧阿姨见面频繁，好像在商量着什么。

明儿年龄小，并不知道大人的事情，更体会不到生活的压力。很多年后传出的消息是，臧阿姨出生诸城，小时候家里穷困，14岁开始当护士，之后认识了一个泰国华侨，结婚后生下两个女儿。从公开的信息推算，臧健和1945年出生，14岁是1959年，1977年大女儿八岁，那么她结婚的时间应不迟于1969年。分散在青岛各处的诸城移民，人数众多，进入城市是时间不一，经济状况差异很大，不少家庭的日常生活步履维艰。离开青岛前臧健和能够住到设施完备的掖县路公寓，应该和这次婚姻有关。

1977年臧健和本来是去泰国寻亲，因为意外不得已滞留香港，一个人靠打短工谋生，养活两个孩子。最艰难的时候，臧健和在香港同时打三份工，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然而，接下来不幸连绵，先是因撞伤出现腰疾，后又检出糖尿病，陷入几近走投无路的困境。绝境之下，臧健和强忍着病痛，自制了一辆小木车，推到湾仔码头贩卖廉价的北方水饺。从第一天的五碗饺子开头，如是数年，她最终创立起速冻食品著名品牌“湾仔码头”，成为了1980年代新移民的创业样板。

1997年香港回归，臧健和留在了香港。这一年，她52岁。

苦难在成为过去式之前，往往平淡无奇。

除了王阿姨、臧阿姨，明儿跟母亲去过的，还有黄台路李阿姨和伏龙山一个阿姨家。明儿都在这些阿姨家吃过饭，米饭、馒头、包子，煎刀鱼、蒸虾酱、西红柿炒鸡蛋。黄台路李阿姨是南方人，家里的雪里蕻咸菜好吃极了。她家住一栋日本房子，木头拉门，进去是榻榻米，五斗橱上有一台电视机。李阿姨家的南窗外面，是十三中东面开阔的空地，一排房子里面是校办工厂，用冲床冲压金属配件。

几乎在明儿的整个童年时代，无棣二路诊所都是他的记忆中心。他仰视着和这里发生关系的男人、女人、大夫、护士、病人、邻居、红卫兵、造反派、工宣队、资本家、黑五类、走资派，似懂非懂，似是而非。戴一个白纸做的高帽子，是他印象深刻的游戏。可每每被母亲看到，都会遭到呵斥。

明儿大了才明白，在无棣二路诊所，在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射在大字报上的整个1970年代，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母亲脸上的所有快乐，都是做给人看的。她内心的苦涩，被深埋起来，从不暴露。因为胰头癌，明儿的母亲在1986年过世，得年不过50岁出头。这一年，明儿24岁，他的两个弟弟，一个23岁不到，一个19岁。明儿很遗憾，一直没有机会记录下这些往事，以拼接出一个发生在城市与时代低谷的，由普通人构成的真实图像。

夜色迷茫之中，仰望阴霾，穿过时间，漫长而枉然。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猛然回头，哆哆嗦嗦的日子突然就显示出光亮的温暖。坚定而坚韧，卑微而嘹亮。

用荒谬抵抗荒谬，其实是鸦雀无声中无奈的选项。

明儿出生一年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多》。这一年是1963年。从七八岁到十几岁的时候，明儿像卡尔维诺笔下的马可瓦多一样，眨着一双“不合时宜”的眼睛，在“波螺油子”的上上下下经历着“文攻武卫”的狂奔，“斗私批修”的狂躁，“上山下乡”的狂热，“战天斗地”的狂妄，“力挽狂澜”的狂欢，在光怪陆离的景象外面，独自注意着“一根树枝上变黄的叶子，飘落到屋瓦上的一片羽毛”。后来，他开始尝试将这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个人感受，付诸到文字里。几年后他陆续读到了卡尔维诺的中文译本，遂把这个出生在哈瓦那郊区的“他乡人”，奉为“记忆练习”的样本。

爬坡的日子

“波螺油子”里的道路坡度大，居住其中的人家搬家运货始终是个难题，主要的解决办法，是地排车。所谓地排车，是指用两个直径接近一米的木轮或橡胶车轮，支撑起一个三平方米大小的车板，装上不同的运载物件，由人拉动。大物件，用麻绳上下捆绑结实，装载煤炭沙土粉末之类的散碎之物，车板四周会装上半米高的木板围挡，以防止洒漏。

因为地排车较独轮车、三轮车体积大，本地人习惯将地排车称为“大车”。拉地排车的苦力，被叫作“拉大车”的，车夫在他人帮助下进行的艰难爬坡，叫“拉沿儿”。地排车属于简易工业制品，车前装有两根车把，车把边上装有两个铁环，以栓紧“盘绳”。车把根部与车轮之间的车身两侧，各安装有一个铁环，这是给“拉沿儿”准备的发力点，也是爬坡的关键，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环节。没有这个不可或缺的外力辅助，地排车几乎不可能在诸如“波螺油子”这样的陡峭山路完成登攀。

自“波螺油子”伊始，地排车的喘息声就如影相随。

而在这之前，本地的地排车运输史，已规范有序多年。1923年1月13日，胶澳商埠警察厅曾颁布管理重载大车、货车、一轮车暂行规则，明确规定：重载大车“车体长在十尺以内，幅宽四尺以内，其车之周围，车辕之外，车台之面积广大之物，不得装载。”同时确定重载大车的容积，不得超越下列限制：堆积车上高不得过六尺；前后左右露出车台外不得过一尺。但重载单件物品如竹木及其他不能分离之物或藁秣等轻量之货物，不在此限。

因为丘陵地带的特殊性，包括地排车在内的人力交通工具，在青岛举步维艰，工人生存极其不易，导致风潮不断。早在1924年9月，《中国青岛报》就曾以《小大车风潮之尾声》为题，报道了一场拉货人力车全体罢工的结局，并就警方对“拉沿”人数的限制，提出质疑：“因本埠街道，坡路甚多，上坡下坡，必须有互相推挽之处。例如拉一长形木料，或特别大件之物，数量虽不甚重，但上下坡道，必得请同行车夫推挽，方能过去。官家布告，只准三人，岗警自然是以三人为限。设遇此情形，如何处理？听说前几日，岗警因此常有解厅罚办之事。类如前车上坡或下坡，后车车夫前去帮同推挽前车，后车停止之处自然无人。岗警所见，以前车人多逾限犯罪，后车亦犯妨碍交通之罪，均应解署惩罚。是以此次全体罢工者，非一因耳。愿当道对于第四条，尚须稍为变通方合。”

沈鸿烈主政时代，工务局在主要坡道边上修起了一些地排车工人休息亭，让路过的车夫喝口水，歇歇脚，颇受各界赞誉。此举不仅方便了车夫和行人，也减少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与摩擦。地排车工人流动性大，信息流动也快，各种新闻绯闻逸闻，多从地排车工人的口中传扬出来。街头突发事件，他们往往也是见证者，来龙去脉与是非曲直，看得清清楚楚。遇到事，跑街的记者第一时间就会去找车夫打听，梳理出情节脉络。拉地排车的苦力，早先都是进城谋生的农民，多不带家室，合得来的几个同乡好友晚上会凑成堆，喝几口烧酒，一身的疲乏也就随之消散了。

青岛作为一个新兴都市，各种新事物一直层出不穷，商贩销售方式的进化就是一例。1930年代中期，城中出现了一些推着车子卖杂粮面的游贩，报纸描述，其“是用一个小车，车上装置着很多的箱子，箱子里盛着各种杂粮的面子，如高粱面啦，绿豆面啦，小米面啦……等等。他们推着，沿街唤卖，购买的当然多半是些穷人家，这样来穷人们总算也得些便利，用不着再远路购买了。”

1940年代，青岛市商会的大车运输业会员，有通德栈、鲁东运输行、永庆昌、诚泰号元记等20余家，雇工上千人，提供食宿和洗涤设施。部分地排车也以散工方式存在，谁家需要，就上街找一辆，车夫与雇主一同拉扯着爬坡，步履艰难，大汗淋漓。

1950年代初，地排车合作社成立，大部散车加入。到了1958年，市区一些街道将辖区内剩余的散车组织起来，组成地排车运输队，次年进而组建成运输合作社，形成一体化管理。这一年，全市进入统计的营运地排车，达到了7680辆。建筑材料、蔬菜、粮食、日用生活品、生活垃圾，甚至是死尸，都要依靠地排车运送。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时期，地排车更成了大街小巷各种小炼钢炉的重要输送工具。

因为需求的持续增长，1960年代初青岛地排车的存量规模迅猛上升，出现了阵发性的盲目发展趋势。截止1964年4月，全市换发牌照和涂字编号的地排车已达11970多辆，这还不包括工厂、农村和建筑工地内使用的1400多辆。到1965年10月，统计显示又新增地排车3000多辆，总数达到了14300余辆的历史记录。结果，地排车的无序增量，最终导致市区街道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也延缓了运输工具的更新换代。为此，1965年12月市政府作出了一些控制性规定，如个人不得私自购买地排车，控制各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添购，无牌照地排车不准在市内行驶等，稍微缓解了交通混乱局面。

在气喘吁吁的地排车衬托下，“波螺油子”的移动风景，则常年不变。

从无棣二路与胶东路交汇处向东爬坡，抬头会看到一个公共厕所。这是“波螺油子”区域1950年代后修建的两个公厕之一。出生在1953年的中学教师李德忠，曾在其长篇个人经历记述《六十年》中回忆，1960年代中后期，扫四旧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胶东路“波螺油子”半坡大茅房墙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大黑字，“身穿奇装异服者，凡到此——轰！”

李德忠叙述，“破四旧”的癫狂期，“姑娘留的长辫子，走在大街上就会有人拿剪子逼着剪掉，当时的标准是，辫子只能编五个花。许多姑娘喜欢的“刘海”也属四旧之列，花衣服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烫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老太太的后脑上耷拉的那个那个发纂，更是典型的封建残余。”李德忠母亲脑后的那个发纂，终于就被“革命洪流”革掉了。

“波螺油子”大茅房的后面，是青岛港务局的一组宿舍建筑，其前身则是1940年代青岛日本埠头株式会社的别墅院落，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流水潺潺之中，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包括寂寞。

伴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青岛港拥有数量庞大的码头作业工人，1941年7月的一项劳动者宿舍利用状况统计显示，青岛埠头会社准备了可提供给117808人使用的宿舍，实际入住人数则为76275人，占比65%。同期埠头会社的常备雇员为50347人，临时雇员18837人，散工13000人。除了各日本纱厂的雇员总数超过码头工人外，青岛埠头会社吸纳的城市劳动力，是单一机构最多的。

1945年抗战结束，日本社长回家了，埠头会社别墅的大幅土地，也就派上了更大的用途。新一代的码头工人住进来，楼多了，人多了，也就热闹了。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忙忙碌碌，其乐融融。社会变革，所谓翻天覆地，在这里昭然若揭。“波螺油子”的里面如此，外面亦然。当来自太空的《东方红》传递到地球的时候，“波螺油子”的狂欢，并不比任何地方逊色。高亢的节拍，从山谷中向四面迸发，撼天动地，绕梁三日。

这样的时刻，即便是有一千座玄秘塔，也会顷刻坍塌。厕所墙外哆哆嗦嗦的老鼠，被狂欢者的打打杀杀追逐着，无处遁形。

从夏日炎炎到天渐凉，“波螺油子”的天空或阴沉或清澈，变化多端。街巷中，细风游到树枝上，打个旋，激下三五败叶。一枚滑向地面，一枚挂到另一边泛黄的枝丫中，一枚悬在半空，飘着，不升，不落。树下三五人步数匆忙，缩着身子，像大一号的树叶，熟悉的，就打招呼。只是树叶和人，彼此却不认识。

1970年代初，本地集体单位的地排车，逐渐被一种俗称为“吧嗒吧”的机动车替代，街道上的地排车少了，滚滚黑烟和柴油味道却浓了。但“吧嗒吧”爬不了“波螺油子”，山谷里的日常运输，就依旧以地排车、自行车为主。

一个街区，一条路，一群人，一个院落，无不与革故鼎新的时代发生着紧密联系。一个人，一间屋，一个家庭，一些平常的日子，同样如此。无法隔离，也不能隔离。“波螺油子”的时代呼吸，比暴风骤雨的犀利，更加具有涤荡灵魂的威力。朝阳中，上班的人流如织，匆匆如向着光明的急行军；夕照下，疲惫与慵懒如期而至，步履或疾或缓，期待着家的温馨。这份暖意，放到磕磕绊绊的“波螺油子”上面，转眼就是一生。

任何荒谬都不出人意外

1965年9月26日，当西镇西广场棚户区一栋新建居民楼被命名为幸福楼，并引发一片喝彩的时候，城市功能修复与延伸的滞怠程度，可见一斑。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栋简易的五层楼，最终却成为了那个年代最耀眼的建设亮点。居住在幸福楼里的人，被认为是百里挑一的幸运者，万众瞩目。

在整个1950年代，因应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财力的限制，青岛既有城区的建设多为见缝插针式的填补，格局上无大变化。1955年至1956年上半年，以民办公助方式建筑了44万平方米的简易平房住宅。1957年，全市新建住宅竣工面积达到了85.1万平方米，刷新了历史记录。1958年到1962年的四年，城市建设步伐放慢，总共以1465万元投资，完成了31.9万平方米的房屋竣工面积，其中还包含相当部分的工业建筑。这些新建筑，出现在“波螺油子”区域的不多。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波螺油子”基本上保持了之前积累的住宅建筑总量。房产经营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对旧有房屋的破损部分，进行抢救性修补。1961年，从火车站至东镇的首条无轨电车线路通车，途径胶州路与热河路，使“波螺油子”一带的交通状况，大为改善。

1971年，贮水山建成青岛第一座电视塔，成为了“波螺油子”东北方向的视觉新焦点。同年9月青岛电视转播台开播，以直观形态拓展了之前过于单调的资讯与戏剧文化传播方式。

1970年代有一段时间，青岛市吕剧团搬到了无棣二路上。

剧团的院子，在无棣二路中段偏南，路西。院子里种植着一排竹子和几棵树，树下面搭接了一个大棚子，中间用来绘制舞台布景，边上堆放着装道具的大箱子。棚子外面的那排竹子，正好遮挡住无棣二路的马路。时“上山下乡”正如火如荼，“波螺油子”的里里外外，从“一打二反”、“一打三反”到“批陈整风”、“批修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的政治审查运动，接连不断。吕剧团院子里的生长茂盛的竹子，遮不住街道上的各种喧嚣。

吕剧起源于嬉笑怒骂的乡村戏曲，在鲁中是根基深厚的民间喜好，田间地头的乡民，常年乐此不疲。1900年广饶山东琴书艺人时殿元以纸糊毛驴，扮装演唱《王小赶脚》，一时受到追捧，便获称为驴戏。乡绅嫌这个称号欠雅，遂改叫扬琴戏，延续到20世纪中叶。1950年前后，青岛文联文工团采用山东琴书曲调排演《小二黑结婚》，沿称扬琴戏。之后，文工团京剧队排演《梁山伯与祝英台》，依旧叫扬琴戏。1952年山东省吕剧团建立，扬琴戏的称谓，就逐渐被吕剧取代。

新时代降临，自然有新变革。青岛版的《小二黑结婚》，力图在形式上突破旧扬琴戏的程式，吸收一些老戏曲的特点，换以歌舞剧的形式粉墨登场。为此演出方还邀请青岛琴书艺人李金山夫妇传授唱法，悲愤时多用“四平调”表达。后来山东省吕剧团上演《李二嫂改嫁》，也采用这一曲调，快乐活泼时用“二板”，灰暗压抑时则用“娃娃调”。以扬琴、坠琴、三弦为主伴奏，“过门”时加上南胡、二胡和小提琴。这些革新剧目，在上海路第三公园演出后，又到工厂演出。接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市民与产业工人接受起来障碍都不大。

根据本土戏剧研究者吕铭康的记述，为培养本地吕剧人才，青岛方面1958年在泰山路青岛市第一文化馆院内，建立艺术学校，并专门设立了一个吕剧科。银行职员于振之被选调到馆内，在艺校辅导吕剧器乐。于振之是青岛老京剧票友“和声社”的骨干，裘派花脸创始人裘盛戎的弟子，擅长铜锤花脸和京胡演奏。与此同时，和声社的小生名票魏文声，也被从医药公司调到了第一文化馆，与于振之共事。

鉴于民众喜闻乐见，且服从传播移风易俗新风尚的需要，以“富丰本市群众的文化生活”为目的，1959年底青岛决定筹建吕剧团。抽调入城干部毕宏川和魏文声负责，两人旋即招兵买马，搜罗人才，由魏文声一揽子把“和声社”的七位名票拉来加入，形成吕剧团班底。1960年1月，青岛市人民委员会批复同意成立青岛市吕剧团的报告，希望推进并早日演出。同年5月1日，由毕宏川任团长的青岛市吕剧团，在李村路青岛影剧院成立，演出了由魏文声根据同名歌剧改编的《春雷》，算是开门大吉。

“根红苗正”的毕宏川主持建团不久，即遭遇困难时期，城市全面转入生产自救。一班人马忍饥挨饿，排演了《孔雀胆》《庵堂认母》《文成公主》《小忽雷》《意中缘》和折子戏《拾玉镯》《喝面叶》《狮子楼》《不宜动土》等，到1962年时已积累大小剧目30多个，可谓成绩斐然。接下来在1963年1月到1966年6月两年半时间里，吕剧团新戏接连上演，并于1964年创作了《饲养员的春天》和《抓关键》。1966年之后，涉嫌“封资修”的吕剧团陷入困窘，1968年9月被解散合并。城市被一片红色标语与红色歌曲包围，亢奋不断，争斗不止。

1970年青岛市吕剧团恢复，毕宏川没有出现在无棣二路细竹遮蔽的剧团内，而是去了由黄台路小学演变而来的第十三中学，人住在学校上面的黄台路。在十三中，毕宏川多数时间属于赋闲状态，邋邋遢遢，不修边幅。期间一些喜欢文学的学生，倒是经常下课后有机会去他黄台路家中聊天，听他讲戏剧史，讲历史剧，讲他改编郭沫若《孔雀胆》的过程。另一些喜欢美术的同学，则聚集在学校美术老师王古的身边，下课后的活动地点，是学校邻大连路的礼堂后面的美术组。王古高高瘦瘦，脾气有些古怪，挺严肃的模样，不太合群。他擅长画人物，精于表情刻画，用水粉画的大型领袖肖像，神态栩栩如生。

毕宏川家的房子是个二层楼，二层有一个出入口通黄台路，通过房子外面的楼梯，连接一层地面。楼面向西南，他家门口有一个狭长的院子，对面是胶东路东头的青岛市委党校和无棣四路小学，侧面看得见“波螺油子”的北段。1975年到1976年的两个夏秋，是他与十三中同学闲谈的高峰期，在学生的印象中，毕宏川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坐在院子一个小炕桌前吃着西瓜，听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的谈天说地，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傍晚的时候，夕阳的余辉从他的背后打过来，他的脸和整个身体，都笼罩在一片辉煌之中，声音清晰，语调抑扬顿挫，表情愈来愈模糊。说到激动处，他会啪啪地用力击打着桌面，唾沫飞溅。

有限的资料显示，毕宏川原名毕庶均，1922年生于文登文城镇文山村，系胶东望族出身，祖辈有官至安徽布政使署巡抚者。1925年以胶东护军使驻守青岛的毕庶澄，与其同辈。毕宏川与旧家庭决裂并转入参与制度变革的过程，缺乏直接证据。笼统的叙述指其1940年开始在东海从事抗日宣传、教学与敌工活动，曾任文登巡回团导演、中心小学校长。1949年6月随青岛军管会进入青岛，1950年2月与科学文化教育界39人一起，当选青岛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届代表，还有吕品、罗竹风、曾呈奎、童第周、王统照、陆侃如、林明等人。期间任职青岛市工会职工教育科、建筑工会宣传部，随后担任吕剧团团长。1960年代中至1970年代中在十三中教书，是他的一段“走麦城”岁月，个中原因，非外人可推测。在一个荒唐的年代，不论就个体还是群体，任何荒谬都不出人意外。有坊间传言说，他期间交待问题的一份检查，就写了长达11万字。看上去，在这段“下放”的日子里，毕宏川至少在表面上，大致维持了一种达观。这与政治履历不同的另一些本土知识分子，差异颇大。

经历过摔手疗法红茶菌打鸡血的一代，像百年孤独里的横路敬二，算得上经风雨见世面了，大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路走过来，世道人性，意料之中也出乎意外。一屋子的乌烟瘴气，半屋子的悲欢离合，再加上层层叠叠的七情六欲，大概就悟出了真谛。身子不崩溃，脑子不崩溃，影子不崩溃，日子就继续。稀里哗啦不断的斗私批修，醒过来，还是芳草萋萋的荒原，人多已气息奄奄。腾云驾雾的年代，无处可逃的经历，可谓铭心刻骨。

毕宏川后来恢复了待遇，在太平路文化局戏曲研究室任职，1984年离休，1986年病逝，终年64岁，算不上高寿。这个时候，他日常出入的“波螺油子”，正一如既往地吞吐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将一座起伏跌宕的城市梦想，延揽在一片山谷之中，等待着一场不可阻挡的改变。这里后来的一切，都与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文登移民，不再生发关联。

整体上看，毕宏川是个不易掩饰才情的人，识才惜才重才。其一生的戏曲创作，杂七杂八，参差不齐，被记录的有《屠魔展书堂》《打倒蒋介石》《白烟玉》《孔雀胆》《文成公主》《坐楼杀惜》《雷锋》《琉璃盏》《国姓爷》等，以历史剧居多，但对应现实需要的痕迹影影绰绰，含沙射影，借古喻今，移花接木，柳暗花明。基本上，时代怎么要求，他就怎么写作，大差不差，也不敢差。仔细探究，不难明了脉络。逐一辨析文本，却也不乏精彩篇章，光亮处，令人拍案叫绝。他们这一代人，不论才华强弱，境遇好坏，机会多少，大时代的洗涤之下，独立性荡然无存，走的路，都差不多。

1970年代末，恢复后的青岛吕剧团移植排演了湘剧《园丁之歌》和花鼓戏《山村兽医》《两张图纸》，及吕剧《风云前哨》《红灯照》等剧目。1977年复排《李二嫂改嫁》，分两队连演数月，颇获好评。

在无棣二路上，经常会有解放牌汽车拉上道具、布景、乐器开走，一路接上演员，奔赴演出目的地。那年月娱乐活动少，有剧团演出，会奔走相告。吕剧这样的地方戏，在青岛这个主要由山东移民构成的城市，情感根基深厚，曲调反馈热烈，在周边就更不匮乏观众。

青岛看上去时髦，也摩登，但骨子里却似始终被因循守旧的基因缠绕，1919年张武所谓“风俗敦厚”与“淡泊自足”的透析，多年来无大改变。一代一代的移入者，操持着不同的方言，一边看着码头上的西洋景进进出出，一边守着胶州湾的坛坛罐罐，不易接受新事物，也不肯敞开胸怀。1923年5月20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京津旅游团的一篇《游青岛者之感想》，就所见所闻发出一番感慨：“青岛人之对于来游之团体，认为青岛未有之光荣。惟对于剪发之小姐、卷毛之太太，颇有认为非中国人者。亦可见青岛人之文化一般见识太旧也。”五十年过去，到1970年代的时候，“见识太旧”的现状看似大有改观，情感习惯上却依然老马识途，以不变应万变。大大小小的舞台上，一付本乡本土扮相的吕剧经年不衰，即是写照。不过，无棣二路时代的吕剧，与其说是“风俗敦厚”的旧戏，不如说是“旧瓶装新酒”之后的“脱胎换骨”，腔调看似是老腔调，味道已然洗心革面，全然不见了“淡泊自足”的轻松自在。自娱自乐既除，斗志昂扬便粉墨登场，角色个个精神饱满，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东风吹战鼓擂”的铿锵声中，不仅仅是吕剧茂腔京戏这些老玩意在无休止的“斗私批修”，一城上下，鲜明的时代印记早已“满山红遍”，从里到外，从肉身到灵魂，容不得一丁点的“私心杂念”苟延残喘。一只山顶的公鸡，遂被赋予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无限想象。

夕阳西下

1952年秋，孟超的女儿孟灼趁小产休假，带着她的一女一男两个孩子，从青岛前往北京，看望她阔别近20年的父亲。孟超有五个女儿，除了老大孟灼在青岛，二女儿早殁，陆沅、孟健、孟伟都在北京。陆沅的原名，叫孟博。孟灼到北京的时候，陆沅是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的秘书。

孟灼带去北京的孩子，一个叫孟憬，一个叫孟恺。

这一年，孟憬八岁，孟恺三岁。

晚年，孟憬在《我的外祖父孟超》中记述，自记事以来，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走动的亲戚。第一次听说在北京还住着姥爷一家，她立刻乐得手舞足蹈，一路上问这问那，把“姥爷”叫成了“老爷”，母女俩一嘀咕，就说改口叫“爷爷”。

孟超一家住在东城小雅宝胡同，跨进院门，孟憬口里就嚷嚷，爷爷好！一个干瘦的老头迎出来，张开双臂说，我知道你是憬憬。在温暖的怀抱中，孟憬觉得姥爷象久别重逢的朋友，双眼如炬，亲切慈祥，讲起话来，声如洪钟。

在1952年秋天的北京，早年青岛以及“波螺油子”的风霜雨雪，对孟超来说已仿佛遥远记忆。曾在文德女中听过自己国文课的大女儿孟灼，已在青岛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迎接新生活的热情，不比父亲逊色。孟超当时交往的大部分文友，除了故去的李同愈、杜宇和去了济南的王统照，如王亚平、吴伯箫、臧克家、老舍、洪深、赵少侯这些人，多数已聚集在北京，个个面色红润，踌躇满志。

自1936年离开青岛后，“把灰败的过去烧化”的誓言，很快让位给民族救亡迫在眉睫的行动，一向不屑于沉沦的孟超旋即投身抗战之中，辗转桂林、贵阳、昆明、重庆、香港等地，以笔作刀枪，直到看见曙光。1949年初，其由香港取道朝鲜赴东北，继而进入华北，迎来梦寐以求的新世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其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他在青岛的朋友吴伯箫，则在1949年7月展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秘书长，1951年出任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

在北京的短暂日子里，孟憬缠着姥爷讲故事，岳飞、文天祥、屈原……高兴了，祖孙嘻闹一起，得意忘形。一日，姥爷被孟憬和弟弟满院子追着跑，实在跑不动了，索性就一屁股陷进沙发里，孟憬的小姨趁机压在他腿上，孟憬也不示弱，爬到小姨身上。周末，孟憬的三姨陆沅、四姨孟健，还有丁克和余晓叔叔会回家团聚，姥姥里外忙活，一家人热热闹闹，满屋子洋溢着快乐。

八岁的孟憬懵懵懂懂，其实还读不懂小雅宝胡同串联起来的这个大家庭。好多年后，孟憬的三姨陆沅在一份口述中，交待了一些家庭背景。沿着陆沅的经历，可以隐约窥见孟超与孩子们的复杂关系：“我原名叫孟博，1936年母亲去世后，我在家就跟孤儿一样。1946年我一个人到北京，每天只吃一个烧饼，坐在北海图书馆看书，夏天考上北师大，第二年加入民主青年同盟（党的外围组织）。我那个时候20岁上下，很活跃，特务给我起一个外号，叫小八路。后来傅作义的208师青年军拉出一个黑名单，就是准备要抓的了，上面有我的名字，组织上让我们撤退到华北局城工部，在河北泊镇。为了隐蔽，我改名叫李贤芳，又改叫路渊，最后叫现在的名字陆沅。”

1948年陆沅入党时要填写个人履历，父亲一栏，她写的是“可能是孟超”。当年10月9日，陆沅被分配到中组部干部处，副处长是曾任南方局西南工委副书记的廖志高。有一天，廖突然跟她说，你父亲可能要来。没几天，一个傍晚，来了一老头儿。

廖志高问：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在北平读过书？

来人说是。

陆沅本来在另一间屋里等着，听见一下子就急了，快步跑了过来。一屋子的人，静静地看着父女相认的场面。

晚上，廖志高给父女俩准备了一桌饭，让两个人好好谈谈。吃完后，孟超先送陆沅回住处，然后女儿再把父亲送回住处。陆沅回忆说，“心里挺激动的。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怨恨，觉得他是反封建出走的，又是地下党员，挺让我崇敬的。”

孟憬第二次见到姥爷，是23年后的1975年。

这次孟憬去北京的事由，是观摩年画展。户县农民画1970年代风靡全国，孟憬是单位的业余故事员，创作的年画《地头故事会》得到好评，就被派和另外四人去北京参观全国年画展。趁此机会，她决定去看望姥爷。

一去20年，孟超的境遇已天壤之别。从聚光灯下面被扫地出门，旧日的风光与倜傥，踪迹全无。原因，居然仅仅是1960年改编的昆剧鬼戏《李慧娘》。一出戏，引出无数魑魅魍魉，就此颠倒了一个人的人生，可谓荒谬绝伦，而其中推演的现实逻辑，却又严丝合缝，当事者看着字字诛心的“投名状”欲哭无泪，只能仰天长叹。《李慧娘》这出戏，原本算不上“阳奉阴违”之作，用孟超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人认为李慧娘生前懦弱，死后坚强，虽亦感人动人，毕竟是虚无空幻，寄希望于渺茫，也难免有过屠门而大嚼，聊以快意，无补于现实；但我则终以为生前受尽压迫凌辱，自刃当前，渐露与权奸拼死斗争之机，染碧血，断头颅。授死不屈，化作幽魂，再接再厉，不仅为个人复仇雪恨，且营救出自己的心佩情往之裴禹，并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如此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即是纤纤弱质，亦足为鬼雄而无惭，虽存在于乌何有之乡，又焉可不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呢。”

成也《李慧娘》，败也《李慧娘》，孟超可谓感同身受。一出《李慧娘》1961年夏秋之间在北京登台亮相，好评如潮。8月31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以“繁星”笔名发表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评论，针对一些观众的顾虑说：“在文学遗产中的鬼神，如果仔细加以分析，就可发现，它们代表自然力量的色彩已经很少，即使它们的名称还保存着风、雷、云、雨，实际上它们是在参加人间的社会斗争。本来是人，死后成鬼的阴魂，当然更是社会斗争的一分子。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们不能单把她看成鬼，同时还应当看到它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

不料，几年后方向骤变，谋划者釜底抽薪，操刀手孟超立刻就危机四伏。一番游湖、杀姬、幽会、放裴、鬼辩，再掺杂进政治暗喻，人就像中了魔，舞台上人鬼不分，现实中鬼哭狼嚎，人也就真都变成了鬼，并很快波及左邻右舍。孟超一个政治素人，自然难逃罗网，接受批判，劳动改造，背井离乡，都是题中之议。期间孟超数次自杀，都在最后一刻被救活。因为上面有重要人物发话说，不能让他死。

孟憬去北京看展览的1975年，鬼蜮的叫嚣已近尾声，孟超的一些老熟人已恢复工作，开始对着镜子分辨人与鬼。比如他在青岛的老朋友吴伯箫，1972年4月就已从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参与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重建。可饱受摧残的孟超，却因为是新编昆曲《李慧娘》的编剧，头顶着“大毒草”和“反革命”的帽子，被挂在一边迟迟不予解放。

原因是，他一直不肯认罪悔过。

孟憬不相信姥爷是“大坏蛋”。她打定主意，要见上姥爷一面。

亲戚把孟憬送到孟超住的胡同口，就独自离去。孟憬走进姥爷家，发现这里已面目全非，阴暗、冰冷笼罩着狹窄的屋子。姥爷坐在屋角，背驼着，骨瘦如柴。

孟憬说，爷爷，我是憬憬，来看您啦。孟超睁大眼睛，显出惊诧的样子，但一会就高兴起来，连说要请外孙女吃烤鸭。孟憬看到屋里有一个书橱，就求姥爷拿一套线装《聊斋志异》出来，孟超指指书橱门，摇摇头，孟憬才发现上面贴了封条。明白过来，她赶紧安慰说，爷爷，您别难过。这天，孟憬一直在姥爷那儿呆到天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不想，孟憬与姥爷这一别，就成了诀别。

一条野藤般的身体

一年后1976年5月6日，孟超走完了他的坎坷人生。

早年在青岛关系密切的老朋友中，孟超晚年与吴伯箫、臧克家的交往情况，没有留下任何记录。1960年代末，孟超与吴伯箫两个人先后都去了“五七干校”，一个在湖北咸宁，一个在安徽凤阳，在北京碰面的机会，微乎其微。且孟超重罪加身，行动并不自由。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中，也没有显示1976年夏天吴伯箫对孟超的死讯，有所知悉。而就在孟超逝世后不几天，吴伯箫在一场滂沱大雨中去了一趟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着几个老编辑说了一句话，我们总算是熬过来了。

孟超是1975年秋天才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的，时妻子凌俊琪已去世。70多岁的他抑郁成疾，支撑着“像一条野藤般的瘦小身体”，由小女儿孟伟同住照护。同年6月，中央专案组将孟超定为“叛徒”，开除党籍。专案组的人强迫他在结论上签字，遭拒绝。而孟超的申诉，则被置之不理。

就孟超之死，四女儿孟健的说法是，“爸在活着的时候就没有恢复过他的工资。事实上在那个阶段，是他们搞了个所谓的结论，逼他签字。要给他定案。因为不符合事实，而且是明显拼凑的‘证明材料’，爸不肯签字。当时，我们也认为这个字不能签。社里三天两头的把他叫去，拍桌子打板凳的逼他签字，甚至说：就是他不签字，也要这样定，也可以这样定。5月1日、2日爸是在我家过的。他很难过，说过：哪个沟里没有屈死的鬼呀？冤枉呵！心情极坏，痛苦不堪，神思恍惚，老叨念着冤哪！冤枉呵！ 5月5日社里的老丁同志去看他（老丁是能喝酒的），他们是喝了酒。爸爸是为了招待老丁喝了一小杯葡萄酒。但爸不是什么高兴的，而是在满肚子的冤枉、屈辱无处诉说又不能诉说的悲痛状况下喝的。事实上最后阶段，爸一直是在这种心境下挣扎着，以至再无力挣扎而死去。”

而孟超的三女儿陆沅，对父亲死亡的记录，则近乎冷酷：“1976年5月5日，父亲喝了一场酒，第二天就去世了。我和妹妹去给他收尸，专案组来了一个收尸的车，双层的，底下是一个被打死的造反派。”

多年后，陆沅对采访者说，父亲离我很远。

1979年秋，孟憬接到了“孟超同志追悼会筹备组”发来的一份讣告：

中国共产党员，著名的文艺活动家、诗人、剧作家，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孟超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诬陷、迫害，积愤成疾，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日含冤去世。兹定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孟超同志举行追悼会。谨此讣闻，请届时参加。

孟憬随即向单位请了假，前往北京。10月2日下午，孟超追悼会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孟超在青岛结识的老朋友吴伯箫到场，并送上了挽联：光照太阳社，遗恨李慧娘。

青松翠柏丛中，孟憬见到了姥爷的遗像和遗像下面的骨灰盒。哀乐响起，四周一片鸣咽声，孟憬泪如泉涌，身体象筛糠一样颤抖。

孟憬愤愤不平。在一场持续的政治风暴袭击下，为了一个《李慧娘》，连同她自己在内，孟家上下太多的亲友受到无辜牵连，失学失业，家破人亡。一夜之间，他们全被拴在一起，经历死伤累累的厄运。孟憬刚高中毕业，就和几个表妹，因受株连而失学，流离失所。孟憬被迫离开青岛，上山下乡到农村。甚至连孟憬随母姓，也成了罪状之一。在追悼会现场，想到这些的孟憬，不能不悲痛之极。

孟超的追悼会后，有关方面安排演出了一场昆曲《李慧娘》。李慧娘仍由原北昆演员李淑君饰演，重返舞台的她十分卖力，舞台上的女鬼，婉如凌云御风，飘然而至。而这一切，“不过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人生而己”的孟超，已经看不到了。

一部《李慧娘》，半部地狱梦。

比鬼神更可怕的，其实是人心。

辗转流离在1940年代抗战岁月的时候，孟超写过这样一段话：“历史常常是现实的钥匙，任你把真情如何的藏在保险箱里，加上几重金锁，外贴封条，但瞒不过读史的人。过去的事实，稍微一留神，便不禁哑然失笑，从谜里谎里跳脱出来了。”

这好像是孟超给自己写的墓志铭。

孟超追悼会开过一年半后的1981年暮春，青岛文联《海鸥》月刊编辑刘禹轩和耿林莽，在北京沙滩后街一个杂院，拜访了75岁的吴伯箫。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后院的这个吴伯箫居所，之前去也曾去约稿的一位编辑称为“大杂院里的两间破旧平房”。

这就是吴伯箫和他的青岛太太郭静君的家。

离开青岛的45年，吴伯箫从延安到东北，再至北京。抗战结束的1945年吴伯箫40岁，1954年从沈阳调北京时49岁。期间吴伯箫和郭静君生育了五个孩子。吴伯箫的工作单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初期同时兼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

1960年代，同在北京的吴伯箫、臧克家交往频繁，如1963年秋天，臧克家曾以“四句打油送伯箫负笈去西郊”，轻松愉悦之态溢于言表：“忙里抽身心意专，清秋正是读书天。凝思入耳虫声脆，明月照人看西山。”而同一时间，因为《李慧娘》出彩之后的旋即逆转，孟超的精神状态，已似与春风和煦阴阳两隔。只是他并不知道，肃杀的寒意还会激起多大的暴风雪。同期臧克家与吴伯箫看似日常的信息往来，还包括了对起居、健康、友朋的些许关照：“多日不见？近况如何？我最近失眠较重，吃安眠药太久，反应重，起红点，不吃药就更睡不好了。老舍，许久不见面了，不知他近况奚似？”

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

1967年夏末，吴伯箫在北京沙滩遇到老舍夫人胡絜青，随口问：舒先生好吗？

胡絜青沉默了好一会，低声说：已经去世一年了。

吴伯箫一下子像被打蒙了。很多年后他一字一顿地记述说，“她的话我却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早年青岛诸老友，杜宇、洪深、王统照之后，老舍是一个猝不及防的别离者。“疾风暴雨，是一阵高一阵”，没有人能置之度外。看上去，比较孟超等人妻离子散的遭遇，吴伯箫在同时期的政治动荡中所受冲击相对不大，尽管也曾颠沛流离，日子还好过些。1970年代未，其调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编辑《郭沫若全集》。

1981年两位青岛访客敲门的时候，吴伯箫正在小憩。耿林莽回忆说，“一听说是从青岛来的客人，他马上走了出来。长方大脸，宽宽的肩，穿着中国式的短衣，给人以谦和、质朴、平易近人的亲切感。那印象，使人觉得不是一个初次见面的著名的学者，而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忠厚长者。”吴伯箫将两人引进书房，在光线暗淡的窗下，开始攀谈。耿林莽记得，吴的书案上摊着一份文稿，是应约给《文艺报》写的一篇文字。吴伯箫告诉客人，现在脑力迟钝，精力也不济了，写一篇文章常常一拖经月，不像年青时一挥而就。随后，吴伯箫谈起青岛，谈到在青岛与他过从甚密的王统照，并说起《羽书》的故事。

吴伯箫说，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自己的一本书出版了。他当时不明白是怎样一回事，直到看见上海一家刊物上刊登的《序》，才想到，是王统照把抗战开始时保存的一束旧稿，集印成册，取了个《羽书》是书名。1941年5月《羽书》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辑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直到1949年春天，吴伯箫才从孟超那里得到这本书，不料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而在这之前的1957年11月，《羽书》出版的促成者王统照，已在济南逝世。

对吴伯箫来说，一本《羽书》的波澜起伏，从文字传递到被阻断的出版信息，冥冥之中恰好标注出了他从青岛出发，投身民族救亡的颠沛流离的过程轨迹。再回首，夕阳西下，天色已黄昏。

一上午过得很快，当青岛客人向吴伯箫告别的时候，他应允为《海鸥》撰写回忆青岛生活的散文。不过，这个约言却未能实践。一年后的1982年8月，吴伯箫在北京病逝。

八个月后，吴伯箫的青岛文学同好王亚平，也去了另一个世界。

1949年4月，44岁的王亚平奉调北京，先后担任《人民日报》文艺版主编、《新民报》总编、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处处长、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兼秘书长、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1955年，其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分子，消失在公共视野之外。

吴伯箫的青岛太太郭静君，活到了1991年。子张在《吴伯箫的青岛情缘》中回忆，“一九八五年春节期间，我第一次到北京沙滩后街寻访吴伯箫的家人，一进门就见到了正在大女儿帮助下洗脚的郭静君老人。那时吴伯箫已去世三年多，郭先生也已经七十四岁。”

吴伯箫与青岛，与“波螺油子”的“再回首”，终成隔世梦想。而这个时候的“波螺油子”，已开始烫上商品市场的新烙印。

挂在鱼竿上的城市

1985年8月19日，青岛遭遇一场九号台风的强烈袭击，整个城市仿佛被挂在了鱼竿上，忽上忽下，摇摇欲坠。五十年不遇的狂风暴雨撕裂着城区的各个角落，行道树连根拔起，海岸线堤坝损毁，一些房顶砖瓦被掀起，大量房屋进水，柏油马路破裂，电力供应、通讯与交通均中断。资料显示，这是青岛本地有气象记录以来遭受到的第二次强台风破坏。上一次，是1939年8月31日。

强台风的袭击，造成了全市有49条供电线路中断，216家企业停产，164条长途邮电线路受阻。市内公交车停运，铁路和港口作业停止，许多房屋、道路、桥梁被水冲毁。

考验面前，“波螺油子”却完好无损，只是苏州路和无棣三路的护坡，各倒塌了一堵墙。被刮倒的几棵梧桐树，缠绕着电线，倾斜在房屋前后，所幸没有伤着人。暴雨最高峰时，无棣二路诊所药房北面的一页玻璃碎了，淋湿了一些药盒。50岁的药剂员张继兰和她的两个同事，用纸壳把窗户封起来。风继续着声嘶力竭的狂奔，没有电，房间里昏暗无比。

无棣二路上，很多人家的房子漏进了雨，地面浸着一层水。湿漉漉的衣服棉被枕头，被匆忙堆到床上。半条街的人依靠在房门前，拧着衣服上的水，眼巴巴地望着天，等着太阳出来晾晒。

没有人惊慌失措。对“波螺油子”的居民来说，这不过是许多不平常的日子里的平常一天，而已。

一代一代，“波螺油子”里的过客，如账房账簿上的数目字，一个一个实实在在，却又模糊不清，水一浸泡，大部失去踪迹。从哪里来，去了哪里，无从考据。时光穿梭，世事难料，一栋一栋的新楼房盖起来，一茬接一茬的人长起来，最终连街巷里的气味也不一样了。偶尔透露出一丝穿越幽暗的光亮，呲呲溜溜的电炉丝暴露在潮湿的空气中，很容易短路。一些个热衷发掘往事的后来人，眼瞅着这微弱的光亮，一点一点撬开时间的裂缝，唯恐丧失一丁点残汤剩饭。斑驳的饭渍里面，精神史的痕迹，凤毛麟角。

回过头去看“波螺油子”的芸芸众生，诸如刘季三、刘镜如父子一般不忘来路的恪守者，家门传承多渊源流长。

1932年1月，一个叫刘镜如的男孩，在诸城逄戈庄东裕厚堂出生。

而同一时间的青岛，正遭遇难关。

1月9日，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办的《民国日报》刊登《韩国不亡！义士李霍索炸日皇未遂》一文。当日，日本青岛总领事川越茂遣员递送青岛市长沈鸿烈抗议书，指责称暗杀者为“义士”是有意侮辱日本天皇，提出追究责任、公开道歉等要求。

1月10日晚，中日代表在日本总领事馆交涉，川越茂与沈鸿烈出席，无果告终。11日夜，沈鸿烈召集紧急会议，通知海军陆战队及警察布防，提醒商铺防范，建议市民减少外出，同时促请英美法各国领事出面斡旋。1月12日上午9时10分，中山路《民国日报》社发行处突然冲入两名日本浪人，一人鸣枪示威，一人将数瓶油弹投向火炉。当晚，一百多名日人从湖北路居留民团冲进《民国日报》社，砸烂门窗及家具，再涌向太平路国民党市党部，砸毁门窗和办公设备，从二楼门窗中扔出花盆、电话、书籍等杂物，随后纵火焚毁。

日侨暴动事件蔓延至二月份，最终以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宣布解散，《民国日报》停刊了结。国民党中央令青岛市党部转入秘密方式工作，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始重新公开并恢复《民国日报》出刊。

青岛日侨骚乱蔓延的时候，沈鸿烈在中枢的政治地位，却意外的得到了巩固。1月16日，孙科在南京主持行政院会议，刘瑞恒、段锡朋、陈铭枢、叶恭绰、陈友仁、李文范、罗文干、石青阳出席，军政部政务次长陈仪列席，决议事项包括“请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这为之后沈鸿烈在青岛施政上大展拳脚，以图梯次实现其城市复兴梦想，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刘镜如在诸城逄戈庄出生这个月，除了日本人与国民党之间的恩恩怨怨，青岛倒还是运转如常，有人来有人走，有人指桑骂槐，有人蠢蠢欲动。这期间，湖北汉川人雷法章和四川人陈翔鹤，相继履职青岛，一个赴任青岛教育局长，一个担任市立中学语文教员。前者仰仗沈鸿烈的支持，很快就给青岛的死气沉沉的教育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后者在青则情绪索然，幸得执教国立青岛大学的沈从文陪伴。沈从文住福山路学校宿舍，和市立中学中间隔着一个中山公园，交往无大碍。沈从文晚年回忆：“当时我俩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园去会面，到池塘中间那个亭子里交谈起来，谈人生、谈文艺、谈个人遭遇，已经时间很晚了，有时到半夜，周围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陈翔鹤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学。”

1932年1月出生在诸城逄戈庄的刘镜如，并不知道自己将很快与一个陌生城市发生关系，并就此奠定人生方向。而夹杂其中的起伏山路、樱花、日本人、国民党、西洋音乐、国立大学、沈从文和陈翔鹤等自由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些相互叠加的繁芜城市图像，这些信息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在他的认知视线内，留下深刻痕迹。

刘镜如与传播日益广泛的新文化，本远隔千山万水。其祖辈在诸城声名显赫，鼎盛时期，刘氏家族的代表就有文正公刘统勋、文清公刘墉以及文恭公刘鐶之，集精英政治与家族传承与一体。到了刘镜如爷爷刘景文一辈，刘家的庙堂光环逐渐散去，诗书传家成为本色。刘景文三子，少文、稚文从教，季三行医。刘镜如的说法是：“我这个家史基本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行医。农耕社会、封建社会是师徒之道。从我祖父那代，就是清朝亡了之后到民国时期，我这个家族基本上是做医学和教育，远离了政治，远离了仕途。”

1933年夏刘镜如的爷爷刘景文去世，入秋父亲即离乡赴青。来来往往几次，终在1938年决定举家迁徙，择无棣二路同和生药房坐堂。此时，刘镜如刚六岁。

随父闯荡都市，刘镜如与新文化的遭遇便顺理成章。初识青岛，在遭遇了1939年8月31日的一场强台风震撼之后，他对这个丘陵城市的最初印象，凭借山谷中的无棣二路逐渐向外延伸，慢慢叠加成形。崎岖的陡坡与袅袅炊烟，构成了他与众不同的青岛记忆。对刘镜如这样的孩子来说，栈桥、汽车、雾笛、榻榻米、观象台、水族馆、冰淇淋和炸猪排，都是之前闻所未闻的光景。一栋栋红色屋顶下面，石头院墙上缠绕着的蔷薇花漫入排水沟，开过再凋谢，成为了成长的标记。

在这个海风吹拂的城市，刘镜如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他自述说，“小学是在黄台路小学，我到了五年级以后，为了准备考中学，又转到崇德小学读了六年级。小学毕业我就考到了礼贤中学。礼贤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个时候要缴纳学费，一个学期大概要交两袋白面的学费，家庭负担就比较重了，所以我初二就转学到了铁路中学，公费读书。”黄台路小学、崇德小学、礼贤中学串联起来，差不多是本地基础教育的最佳线路图。即便是胶济线附设的四方铁路中学，就财力来说，普通人家供起来也挺吃力。况且，铁路中学是全省招考，光有钱，也不行。

1942年刘镜如十岁，看见的世界光怪陆离，挂在鱼竿上的城市像个万花筒，晃晃悠悠，飘飘忽忽。比方夏天汇泉赛马场的喧闹，比方《青岛新民报》王度庐武侠小说《铁骑银瓶传》里的快意恩仇，比方程砚秋在兰山路市民大礼堂为平民免费诊疗公演的义务戏，比方李苦禅与关友声、魏隐儒举办的书画联展，比方第三公园声嘶力竭的蝉鸣。

这一年，青岛全市及胶即二区共有公私立学校381所，男女学生共计60361人，教职员2099人。其中市区有学校100所，男女学生合计39326人。接下来几年抗战结束，刘镜如在这个挂在鱼竿上的城市，目睹“山海重光”之后的魑魅魍魉与强取豪夺，并没有看见一条光明之路。

中学读完，青岛改天换地，长袍马褂一概换成列宁装。刘镜如是学生会干部，高考的时候，组织上表示要保送他去中国人民大学。刘镜如谢绝了，考了家门口的山大医学院。刘镜如给出的解释是：“这个跟家族有关系，因为我的家族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基本就是两种专业，一是教育，再就是医学。我的父亲就是医生，受这个影响后来考到了山东大学医学院，那时候山东大学就在青岛。”

一夜之间，刘镜如所在的城市模样依旧，氛围却已楚汉分明。街肆之上，不乏“云散窗户静，风吹松桂香”的欣然，也不无“耿耿意不畅，捎捎风叶声”的索然。据《青岛市1953-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统计数据，1952年全市共有学校281处，在校学生124105人，其中包括两所高等学校的2761人。1952年全市共有包括山大医院在内的公立医院、卫生所及疗养院18处，病床989张，医务人员597人。

刘镜如是青岛高等2761名学生的一份子，也是597名医护的后备者。

拧成一股绳

对刘镜如来说，父亲刘季三像一盏山谷路灯。

作为一个在无棣二路同和生药房坐堂的诸城中医，刘季三近乎漂泊的悬壶之路，算不上光宗耀祖。不过，以30岁不到的年龄独立行医有年，持之以恒，自非等闲之辈。“日踵于门”的求诊者，即是凭证。而刘镜如的恪守，相当部分正来源于此：“我父亲是跟我祖父学的中医。父亲属于儒医，基础理论比较好。来了青岛觉得可以站住脚，1938年就把全家搬来。当时青岛成立中医学会，就请他作讲习主任。那个时候还办了刊物，叫《医药箴规》季刊，公开发行，他是这个杂志的主编。父亲一生只做医生，没有做过别的事情。”

青岛中医研究会1944年4月成立，11月出版第一期《医药箴规》，次年5月出版第二期。两期出版物，均由地方政府首脑出面推荐，足见对中医药推广的重视程度。其时青岛的医药管理，由社会局保健科负责，设保健、医务两股，保健股主管市民卫生指导与改善、学校卫生、墓地及埋葬、卫生思想普及、保健设施，以及市立医院、传染病院、诊疗所、细菌检查所、癞病院等事项。医务股负责医师、中医、齿科医、药剂师、产婆、看护妇、按摩、针灸术师、精神治疗术师、接骨术师、电气治疗师的开业许可及监督取缔，私立医院及诊疗所开设许可、药商营业许可、药品检查取缔、医师与药剂师检定、医药制度改善、医业广告及特种治疗监督事项。

战后，保健股升格为卫生局，管理权限更加细化。但中西医分而治之的逻辑，并无改变。

在青岛行医期间，刘季三著有《松荫庐医话》，其中有自戒句云：伪医不可为，良医尤难为也。风骨太峻，则近于傲；同流合污，则近于谄，见富贵而谄谀者，果为鄙夫，而视富贵若泯己者，尤属好名。疾病当前，无论贫富贵贱，要当详察病之轻重，而为治之。

俗话说，江湖路远，山高水长。刘季三却不仰高不拉长，把脉问诊之余，以为人处世之切肤体味，坐堂行医之疼痛体验，淡泊审视，宽仁处之，不悲不喜，不卑不亢，触类旁通且抵达人性，自非街肆贩夫走卒可比拟。可是话说回来，什么都明白了，人生的真趣味，大约也就损失了大半，直面喜怒哀乐，毋论旦夕祸福，看见的都是自己。

这似乎是个悖论。

来青岛十几年，刘镜如跟着父亲刘季三，在无棣二路耳提面训，从八纲辨证入手，触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对中医的望闻问切已了然于心。1950年高中毕业选择学业方向，刘镜如走子承父业之路，似顺理成章。

刘镜如就读的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却是西医。

与战后恢复的山大其他院系比较，1946年秋天在广饶路新建的医学院很年轻，初期两个本科班级，没有历史包袱，却也无过人之处。纽约大学博士及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产科研究员李士伟出任创始院长，教授有沈福彭、陈慎昭、潘作新、穆瑞五。1948年青岛风雨飘摇之时，李士伟离职出走，青岛这边则翻天覆地，由出身协和博士的潘作新主持新医学院的拨乱反正。1951年8月，留学德国并获博士学位的药理学家徐佐夏调任院长，巩固了医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力量。李士伟、潘作新和徐佐夏三个人，一个长产科，一个长眼科，一个长药学，都和中医学风马牛不相及。

刘镜如入读期间，山大医学院中途迁入的黄台路校区，前身是日本高等女子学校，战后依次为省立青岛临时中学与华东大学使用。1951年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后，设置在黄台路前日本女校的艺术系拆分，戏剧专业迁至上海并入华东戏剧专科学校，音乐和美术专业并入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之后医学院迁入。这里离刘镜如曾就读的黄台路小学，仅一街之隔。

山大医学院在黄台路，山大附属医院在江苏路，从黄台路到江苏路，穿过“波螺油子”路会近很多。不过，就近与远来说，刘镜如还有个绕不开的情感现实，并非一般说教可以厘清距离。青岛的中西医自来不搭界，刘镜如学西医，和父亲就成了“僧道两门”的陌路人，关系再近，距离再短，在业界也水火不容。但刘镜如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都和“国医”息息相关，一下子势同非此即彼，自然难以接受。

矛盾的种子，就此埋下。

学医的讲卫生，生活习惯不免与常人不同。对当时的山大医学院讲师王培基，《山大生活》主编刘禹轩曾在日记中嘀咕过，“也许因为她学医，生活太‘卫生化’了，茶杯要专用，两个女孩儿也干净得像云端的小天使一样，使我不敢触摸，怕玷污了她们白皙的小手。”

不过，比较“触角灵魂”的思想革新，生活习惯的细枝末节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早在1950年10月14日，新山东大学校委会委员陆侃如就在他分管的山大图书馆馆务日记中，对山大医学院进行了抨击：“山大医院早成众矢之的，所以校委员会委托赵纪彬先生主持一个检查小组，而中央卫生部也派了朱处长高科长来视察。前天潘院长看到检查小组的报告，便破口大骂，拂袖而去。朱处长昨天到校谈话，对此颇为重视，认为必须彻底改造。不仅附设医院腐败不堪，即医学院本身，乃至市卫生局，也有许多毛病。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必可坚决改革，不致蹈过去反动派时期‘拉，拖，骗’的覆辙。”在陆侃如看来，山大医学院的问题，还是思想改造不彻底：“据了解，医院之所以糟，并不是没有人才，而主要因为政治水平低，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缺乏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这种毛病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学校或机关里是很普遍的，所以必须加强政治学习来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逐渐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素。不过，学习必须抱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应该口是心非，口号喊得满天响，而经不起事实的考验。解放一年半中，口头上的进步多得很，事实上的进步却太少了。朱处长认为改造医院要从改造思想做起，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新与旧的交锋，无处不在。一切旧的“污泥浊水”，很快就被打扫干净，冥顽不化者一个一个落荒而逃。

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刘镜如被分配到水利部，后来到了黄河委员会，在山东黄河医院工作。上班第二年，刘镜如赶上利津五庄救灾。他回忆说，“五庄决口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参加重大的灾害抢救，省委组织医疗队，我去了以后就住在五庄。指挥部成立了卫生所，负责治疗、预防、救护的安排。那个时候主要是我在负责，没有因为疾病、工伤发生死亡。后来省领导很赞赏，庆功的时候把我叫去了。我是第一次参加省长组织的庆功会。”五庄决口发生在1955年1月，同年青岛市市立中医院开业，刘镜如的父亲刘季三出任院长。

调查显示，1956年青岛人口为106万，死亡7360人，死亡率0.71%。这一数据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写入次年的《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1956年山东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命名为青岛医学院。四年后，从崂山月子口水库劳改工地返城的前山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被安排到医学院任教员，管制劳动。1907年10月出生的束星北，是扬州人，中学毕业后，以七年时间相继进入杭州之江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和美国堪萨斯州贝克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英国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31年8月获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在浙江大学先后任教19年之后，1952年前往山东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海洋学系气象组。1955年束星北在“肃反”运动中受停职审查，两年后在反右运动中因批评肃反中的错误做法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受到批判。1958年10月，其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1960年，束星北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继续管制劳动。

1960年山东省成立中医学会，刘季三被推选为首届副理事长。在那次大会上，学西医的刘镜如也提交了一篇中医论文。就此，他的医学方向发生了转变。其自述，“由于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个中医，山东卫生厅知道这个关系之后，要我学习中医。那个时候国家提倡西医学习中医。因此就把我调到了卫生厅，脱产到了山东中医学院学习。”

刘镜如1966年毕业，中西医拧成一股绳的尝试刚刚拨开云雾，一场触及灵魂的文化涤荡开始。当年的8月下旬，青岛大中学校红卫兵和部分工厂机关组织宣传队，走向社会“破四旧”，在街上张贴标语，集会演说，并大规模更改路名、厂名、店名、校名，清查销毁传统书画文物，砸毁大量宗教设施，焚烧经卷。所谓“破四旧”者，是指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离经叛道，脱胎换骨。所有的社会成员，不论身份地位，都必须彻底洗心革面。期间，在黄台路青岛医学院打扫卫生的束星北被撤消管制，完成了《狭义相对论》手稿。

不过，红尘滚滚之中，诺大的中国已没有人顾得上“相对论”。爱因斯坦“一切的惯性参考系都是平权的”的公设，如同一枚轻飘飘的羽毛，被卷进似乎无休无止的路线斗争漩涡，瞬间淹没，无声无息。

1968年6月，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医药卫生革委，建立卫生领导小组，以深入搞好大批判和“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同年12月，青岛医学院到农村创办“五·七”医院。1971年6月，青岛市革委主持召开全市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在武胜关路10号青岛疗养院，549人拿着粮票，每人每天交上四毛钱的伙食费，带着《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开了11天的会，从上到下敲响了中西医结合的锣鼓。

在青岛台西医院，刘镜如也在革故鼎新。他和他的同事持续着中西医结合的探索，拧成一股绳的拉力赛，像是一场预设了结果的奔跑，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更没有回头路。他说，“台西医院，第五人民医院，所以现在也叫中西结合医院。”十年后，刘镜如和同事们干出名堂：“台西医院中西结合，人民日报曾经头版发了报道。那时候我们台西医院作为集体代表，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期间，刘镜如的父亲刘季三在1975年农历二月初八猝逝，终年70岁。而1976年唐山地震和1978青岛体育场挤压伤员抢救，刘镜如都有参与。

1984年刘镜如被任命青岛市卫生局长，1988年3月青岛市中医管理局成立后兼中医局局长，1989年参与黄岛大火的救护指挥。其对当时现场危情的描述是：“黄岛油库失火，下达指令以后，人民医院十分钟就来了，非常迅速。油库失火，非常危险。如果当年风向变了，整个扑到油库里面，后果非常严重。地下油库如果着了，相当于六七级地震。那时候我们就在这上面，没有考虑到生死的问题。”

坐标系

1957年6月1日，在中山公园假山的凉亭下面，两个50岁上下的妇女和三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拍了张合影照片。三个站立的年轻人中，两个像女学生，一个是身穿水兵服的海军士兵。坐着的大龄妇女深色衣着保守，年轻女性脖子下面露出的白色圆领，则掩饰不住一股活泼的青春气息。背后凉亭里面，几个老年游客正谈笑风生。

之前的5月，在山东省委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束星北作为山东大学的代表，做了《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随后陷入被围剿的困境。而几乎相同的厄运，也发生在前《山大生活》主编刘禹轩身上。刘是年春天在政协会议上发表的“把宪法当宪法”言论被《青岛日报》公开披露后，舆论方向随之转变。

这一年，25岁的刘镜如与小学同学王纹结婚。

王纹是名门之后，曾祖父王垿，曾给无棣路掖县同乡会撰写过碑文，与“波螺油子”算得上沾亲带故。不过，比较王垿一生的起伏跌宕，瞅着大清国楼上的迷离光景，看着大清国的阒然楼塌，掖县同乡会的一纸碑文，也就算不上事了。

王垿成为“山东京官领袖”的过程，大致和他历任的詹事府詹事、左右春坊、左右赞善、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翰林院学士授内阁学士、法部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位有关。上任法部以后，这个出自书香门第的莱阳人，基本上就符合了“官居要职”的标准。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坛，王垿终究算不上重量级人物。所以帝国的崩溃，他也就没多少责任。

王垿之入史，似乎和他出任的“要职”关系不大。其擅书的招牌，使他后来戏剧性地演变成了一个和收藏联系密切的闻人，他的政治作为，就如同一个模糊的背景，反倒是不怎么被人注意了。

王垿以晚清重臣身份，辛亥年后寓居青岛，在本地名利场的边缘出出进进，声名显赫。期间关于王垿的各种逸闻轶事，浸透市井街肆，流传甚广。稍不留神，隔壁邻居就会找出来一块内阁学士题写的匾额，字端正大方，看得出根底深厚。

王垿和一班遗老遗少在青岛的年月，与尉礼贤多有交往，在这个神通广大的德国传教士看来，晚清旧臣表面上的放达不羁，恰恰是内心郁郁寡欢的反衬：“我们的圈子里还有一位前教育大臣。他的幽默感使他显得非常出众。其实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但他宁愿装成放荡不羁的样子。他属于那种神秘的圣人。在中国，每当到了一个王朝崩溃的转型时期，就会出现一批这样的人。你会在僧侣中发现过去的王子和朝臣，你会在乞丐和强盗之间见到绝望了的旧日的军官；在简陋的茅屋中，你还会找到默不作声的学者；过去身为高官的权臣，你会发现现在他们是无所适从的漂泊者，是借酒浇愁的山野诗人和画家，在那些嬉笑怒骂、有意识地虚掷对他们已经失去意义的生命的人中间，你会发现他们。我们之间的那位大臣就是这样的人。他总是有笑话可讲，在喝酒的时候他也是公认的领袖。只要有他参加，聚会结束的时候肯定会有几个人成为他讥骂的牺牲品。他以书法漂亮而闻名。直到今天，在北京城仍可以看到他书写的五光十色的店铺招牌。写过之后，他从来不收钱，只要求在歌女的陪伴下，好好吃一顿。甚至到他眼睛快瞎了的时候，他还在条幅上书写自己的长篇诗词。”

王垿携妻李氏举家流寓青岛后，择“波螺油子”以西地势空旷的陵县路建楼，自号寄庐。寄叟王垿居青2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栖息于此宅，直到1933年冬76岁时终老。王垿去世的时候，其老师刘贤宝的孙子刘本钊，正在国立山东大学担任秘书长。与此同时，山东大学励学社的臧克家、许星园、冉昭德、李桂生等学生，新创办的一份《励学》杂志，更以一付清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眼前，风格趣味、学术气象与精神气质，已与抱残守缺的王垿一辈，迥然不同。

王纹的父亲王雨仲，是王垿第二子，1891年在北京出生，童年和少年时代随父移入河南生活，1906年在河南督府完婚。1907年王雨仲以二品荫生任农工商部实业科主事行走，1910年任六品通判。辛亥事发后的1912年，大批晚清政治家流亡，王雨仲服侍王垿到青岛客居，此后潜心研习中医学，乃成本地一代儒医。某年，礼贤书院尉礼贤妻病，西医束手无策，遂由德国至青求治，王雨仲仅以数剂即告病除，令尉礼贤喜形于色，以重金相谢。由是，王雨仲医名鹊起。

尽管如此，王雨仲的流离时光，多在王垿的光环庇护之下。一城之内，知法部右侍郎王垿者不计其数，识儒医王雨仲者则多属圈中友朋，如吴郁生、刘廷琛及王石坞、于则达等清末遗老的亲友，皆由其诊治。刘吴二氏一字难求，惟王雨仲有求必应。多年里，王雨仲在家制贮成药，凡贫病求医皆施与。其药多来自瑞蚨祥院内附设广济堂药店。其时人力车夫多停于聊城路和陵县路十字路边，每至年关，王雨仲皆与资助，咸传颂其仁。期间，王雨仲出诊形同作客，除受各祥字号固定酬金外，其他一概不受诊金。名声张扬出来，应酬自然增多，富家年节送礼不说，平日设宴谢医者尤多。王雨仲本就能饮，不免酒量日增。王氏后人说，“忆昔全家进膳，先祖居中，男左女右，长幼有序，老少融融。先祖常言幸次子能饮，免吾独斟无味。”

1933年冬王垿的去世，对王雨仲打击极大，令其长时间难以自拔。王纹叙述，“迨先祖弃世，先祖母继逝，三年之内双亲皆故。先父哀痛难已，每饮辄泪漓杯中。一日启绍兴酒坛，坛内小泥碟仿单标明绍酒年月，而坛内满贮白酒，酒味芳香四溢，自此改饮白酒。”

有言，白酒性烈伤身。

王雨仲则叹曰，白酒能免思亲。

晚辈始知，平日里其每每举杯落泪，乃忆先祖嗜绍酒之故。

王垿离世14年后的1947年底，王雨仲在青岛逝世，终年57岁。去世前一天，其索笔记曰：“浪迹人间五七秋，自渐佛法未深求。而今真个皈依去，松竹云烟任意游。”

王雨仲的女儿王纹在《儒医王雨仲大夫事略》中叙说：“先父孝悌仁义，形容举止，皆酷似先祖，而独不得似先祖之尽其天年。空有回春妙手，未能著书立说启迪后人，知者莫不惋惜。”

“屡经离乱，厌视禄位中人”的王垿，晚年笔耕不辍，1992年刘镜如退休后，和王纹共同整理了王垿的多部诗文集，以免被时间淹没。不论对王氏家族还是对青岛一城，这委实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传承财富。近些年，王垿更动辄被拿出来说事，作为寻古问史的坐标，更引以为稀缺的旅游资源，而对其深入的研究，则显得迟缓。对恪守者刘镜如与王纹文献梳理的后续跟进，无疑刻不容缓。这对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养成，功莫大焉。

晚年的刘镜如，已与“波螺油子”渐行渐远。他一边像一个锔匠一样，和他的太太一起进行着破碎的文化图像的弥补，一边坚持每周坐诊两个半天。对家事国是，他的看法是：“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人的道德观念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认识。人的思想观念有不同的认识，这不奇怪。但是大的原则我们都应该恪守。”

不论在“波螺油子”的里面还是外面，刘镜如恪守的信念与标准，也正是他一生所实践的。对此，他并不隐讳。不过，就中西医结合来说，拧成一股绳却绝非易事，刘镜如这代人花费掉大半生时间的探索，断断续续，走走停停，依然在路上。

钢丝连接的台灯

1970年代初，中山路原青岛商会大楼前树立的大牌子上，出现了一份洋洋洒洒的长篇大字报，题目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恒的》，一时引发议论纷纷。1973年1月14日，青岛街头再出现由12人签名的大字报。两天后，中共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将青岛街头出现大字报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山东省委。

这些火药味浓烈的市井传闻，对栖息在“波螺油子”下面的何昌林，好像无关紧要。他在一盏晃晃悠悠的台灯下面，日复一日地继续着他的个人沉迷，对外面的嘈杂，熟视无睹。

1970年代早期短暂居住在无棣二路的“他乡人”何昌林，逗留青岛的时间并不长。他是江苏宜兴人，1966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岛京剧团，担任管弦乐队的作曲、配器及指挥，期间开始尝试研究唐传古谱。何昌林在京剧团几个谈得来的年轻同事，如张以慰、齐雅格、徐克舰，都对其旺盛精力与工作状态，记忆深刻。

后来转入研究数学的徐克舰，尤其对何昌林在《秦王破阵乐》译解上的贡献，一再感叹。徐克舰在京剧团担任舞台设计，平常就是跟着师父任倬汉画布景，时忙时闲。何昌林随现代京剧《红嫂》剧组样板团从北京辗转济南，1972年回到青岛，借了朋友无棣二路的房子住，徐克舰去过他家，记得门口有家菜店。“到处凌乱的感觉”，是“波螺油子”留给徐克舰的强烈印象。无棣二路在谷底，何昌林住的房子不到十平米，屋里黑乎乎的看不清楚，好像没有窗户似的。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写字桌，桌上的台灯是用钢丝连接着的，一碰，就颤动不止。床头裸露的木头没有涂油漆，已经磨损的少皮无毛。

徐克舰说，“这应该是1973年到1974年的事情，因为1975年何昌林与青岛葡萄酒厂化验室的石路结婚，京剧团分了房子，就不在无棣二路住了。他研究古谱的工作，最初就是在这个环境里进行的，在钢丝台灯下面。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一本缪天瑞的《律学》。”

当时在京剧团管弦乐队演奏长笛的张以慰回忆，他1968年与何昌林相识，得益于何昌林参加了《红嫂》的唱腔设计。当时张以慰只有十几岁，写了些奇异的音乐作品。何昌林见他热衷创作，就经常与他彻夜聊天，并指导他学习和声学、复调、配器法和曲式学。一段时间，满屋子烟熏火燎的缥缈缭绕，是两个人的常态。期间伴随着青岛此起彼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各种诸如阶级教育展览、工农兵美术作品展览、革命样板戏工作会议、工人业余文艺创作调演等群众性文化事项，节拍紧凑。何昌林习惯于夜晚工作，白天睡觉，闲暇时间，夜晚会去海边钓鱼。他喜欢水，却始终不会游泳。

当时，青岛京剧团里受何昌林影响更大的一个人，是乐队首席提琴齐雅格。齐雅格自称何昌林学生，言必称“何老师”。他对从何昌林那里学到的许多音乐知识，特别是和声学，一直念念不忘。齐雅格祖籍河北乐亭，祖父那一代移居青岛，爷爷齐定钧1940年8月在安徽路30号开设医院。父亲齐国铮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青岛十中英语教师，在青岛二中教物理的母亲李炯荪，是两江总督李星沅之后。齐家亲戚中，有一代名臣左宗棠、湘军创建者郭嵩焘、书法家何绍基、翻译家李青崖、剧作家吴祖光、演员新凤霞等等。1940年代寓居青岛的《卧虎藏龙》作者王度庐，与齐定钧多有交往。万马齐喑年代，幽州医生与满族作家的医患关系，不免增添出些惺惺相惜的慰藉。

对齐家祖辈的这些琐碎过往，年轻的齐雅格似知道的不多，也激发不出探究的热情。他的注意力的相当部分，放在了与何昌林非正式的师徒传授上。

徐克舰记得他与何昌林去北京“偷”戏的一个细节。当时北京京剧团改编川剧《杜泉山》获得成功，有望晋升样板戏，青岛京剧团便派导演、舞美、音乐去学习。人家不给透露内情，就只好自寻办法。导演和舞美好办，导演只要找到剧本，看看戏，记录一下舞台调度就可以了；舞美更简单，只要拍摄下舞台布景，回来就能照搬，算是交差了。音乐却不行，人家绝不可能提供总谱。没办法，剧团派人偷偷去现场录音。何昌林在青岛就靠着录音，一点一点把交响乐的总谱写出来。当时何昌林的助手，就是齐雅格。徐克舰说，如果没有扎实的“视唱练耳”功夫和声学训练，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而这对何昌林来说，似乎不是一件难事。

徐克舰对何昌林平时状态的记忆，是一幅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随意图像，背着一个人造革书包，拉锁永远敞开着，露出一卷谱子。有时，居然会夏天单穿一条密不透风的呢子长裤，上面布满脏兮兮的污渍。何昌林属于那种不问世事的人，他不太关心外面轰轰烈烈的世界，注意力也不在婆婆妈妈的日常杂务上，整天一干人发呆，琢磨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1972年8月西哈努克访问青岛，准备迎接的时候，何昌林写过一首交响乐欢迎曲，非常难以演奏，令京剧团管弦乐队的人叫苦不迭。

何昌林在青岛音乐圈的同好王志强和李守业，状态与他大差不差。王志强在青岛卷烟厂上班，对音乐十分狂热，擅长打架子鼓，从小就住在“波螺油子”里面，也不太善于与人交往。他与何昌林的住处，一抬腿就到，彼此走动不费吹灰之力。卷烟厂是本地大企业，积蓄的文艺人才雄厚，工人文化活动时不时弄出些大动静，为人瞩目。在1970年代，王志强在诸如指挥工人排练《东方红》之类的大合唱中，很热心，很活跃。而音乐圈之外，何昌林和青岛贝雕厂设计室的杜大恺等人，也时有交往。

杜大恺是1930年代《青岛民报》总编辑杜宇的儿子，1943年出生在河南叶县，时值抗战，襁褓中随父亲辗转豫陕陇诸地，周岁后由沪抵青。抗战胜利后返回青岛的杜宇重操旧业，继续主持一张报纸的编务，并保持着与王统照、臧克家等人的交往。1947年11月杜宇在青岛病逝后，杜大恺的母亲拉扯着他和弟弟一起生活。

杜大恺的母亲是姚淑珊，也就是1930年代中期王亚平在黄台路小学的同事。40年之后，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并当过战地记者的姚淑珊，依然在学校教书，却已饱经沧桑。长子杜大恺和次子杜小悌，是她的全部希望。很多年后，已近耄耋之年的杜大恺曾在一个私人场合陈述，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非常坚强，非常豁达。杜大恺相信，在一个精神和物质都极端贫乏的年代，身处逆境却保持信念的母亲，以言传身教深刻影响了他和弟弟的人格。“因母亲之故，我十五岁辍学，步入社会，先后任职校教师、美工、工艺美术设计师，与艺术亦近亦远。工作之余则画画读书，尽兴而已，并无奢望，任时代安排我的生活，然我的失学是母亲一生的心病。”

杜大恺曾回忆，1960年代某天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母亲便让他和弟弟把屋里的大衣橱抬出去卖掉，换回来六个地瓜，母子三人勉强熬过饥饿。1972年8月西哈努克到贝雕厂参观，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杜被隔离起来，不让接近。

何昌林比杜大恺大三岁，属于同代人，一个出身宜兴，一个祖籍黄县，一南一北，经历不同，在1970年代的青岛，却趣味相投。杜大恺住辽宁路一家照相馆的楼上，与何昌林无棣二路的临时借居地，也就一刻多钟的步行距离，两个人的交往很日常化。

在杜大恺的印象中，何昌林贪吃，对食物的要求却粗糙。一次何昌林、杜大恺和李兴邦三个人在广东饭店隔壁的李兴邦家吃饭，当晚7点剧团在海员俱乐部有演出，何昌林指挥。酒喝到7点一刻多，何昌林还不走，杜大恺和李兴邦两人硬是撵他出去。还有一次何昌林突然肛门疼，去医院检查，居然取出一块完整的鸽子骨头，令人惊叹不已。除了去海边钓鱼，何昌林还会在中山公园的小西湖钓青蛙，收获多的时候，钓上来的青蛙要用麻袋装。

何昌林、杜大恺和李兴邦三个人，何昌林成家最早，京剧团分了房子，在延安一路安了家。徐克舰记得，1975年何昌林结婚后，他家墙上挂着杜大恺的一幅字。这种天涯知音的惺惺相惜，让何昌林与杜大恺两个人的友谊，持续了40年。杜大恺说，何昌林有才华，在古谱研究上很严谨。

乐不可伪

“人生是不能自己把握的，对于这一点无论爱恨若何皆是枉然。我不信命运，但相信偶然性，因此我对成功或有向往，却不苛求。其向往亦不过如儿时的梦，亦真亦幻，有且未有。”这是杜大恺晚年时写的一段自述，亦真亦幻的况遇，浸透着一层不可言说的参悟。

1978年高考恢复后，何昌林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师从音乐学家黄翔鹏、乔东君等先生，从此离开青岛。考试前，何昌林妻子石路觉得录取的人很少，不确定可能性大不大，但何昌林却表现得很有把握。那时他的古谱研究已取得进展，还曾将初稿交到剧团，结果没人看得懂，就被束之高阁了。考试前，徐克舰曾去何昌林家聊天，此时他的住房条件已好些，是京剧团后面新建的简易宿舍，里外两间。桌子上依然放着缪天瑞的《律学》。据说当年艺术研究院研究生考试中有一道题是评中央乐团演奏的《二泉映月》，结果何昌林给出了令人吃惊的评论，并得以发表。

同一年，青岛贝雕厂设计室的杜大恺，也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研究生。鉴于家庭背景与学历问题，杜的录取考察过程，颇为曲折，直到最终通过了学校专程派员到青岛进行的面试，才如愿以偿。对这次命运转折，杜大恺后来的表述是：“感谢邓小平，是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的命运。1978年恢复高考，我意外的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从祝大年先生，读研究生，学习装饰艺术。祝先生之外曾聆听张仃、庞薰琴、雷圭元、郑可、吴冠中、袁运甫诸先生教诲，言犹在耳，惠及终生。今日思之，我于艺术之结缘，一半是命定，一半是机遇，但一经结缘，则深以为幸，从未悔之。”

读研究生期间，何昌林寒暑假都回青岛。1980年夏天假期，何昌林的上音校友樊祖荫到青岛出差，到后的第二天清晨，樊祖荫在招待所尚未起床，就听得嘣嘣嘣的踢门声，出门一看，见何昌林提着两个沉甸甸的大塑料袋站在那里，渗出的水滴丝丝缕缕溅落在地上。樊祖荫还在惊诧时，何昌林开口，说昨晚租了一条船，一整夜都在海上钓鱼，现在先回去睡觉，老婆做好鱼请樊去家里吃饭。霎时间，樊祖荫感动不已。1981年底何昌林毕业分配至中国音乐学院创作研究部，和樊祖荫成了同事，一个在创作室，一个在研究室。

1980年代，何昌林成为中国音乐学界的风云人物，前后发表了各种音乐文章100多篇，因为数量太大，一些文字就使用了笔名何苍岭。1984年何昌林在《戏曲研究》第12辑发表《从三簧说到二簧》，以及《从京剧声腔的构成看戏曲风格的统一》，从中可以隐约窥见其在青岛京剧团的工作积累与后续研究的关联。期间有位华裔音乐家曾对何昌林在美国的哥哥说，你弟弟要把中国的音乐杂志给包了。一句玩笑话，从中可见何昌林的影响力。

徐克舰后来一直保持着与何昌林的联系。1997年冬天他在青岛大学校园遇到何昌林夫妇和张以慰，晚上便请三人吃饭，由何昌林点菜。结果菜端上来一看，一桌子全是汤。何昌林一本正经地说，这叫汤宴。此时何昌林已患糖尿病，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徐克舰后来在南京读博士期间，两人也时有通讯。2001年徐克舰去北京做博士后研究，曾去上庄何家拜访。这时他的住房已有改善，三室一厅。石路对徐克舰说，这房子是她炒股挣的。但房子大了，何昌林的糖尿病却也在加重，饮食受限，已经完全停止研究工作。那天是八月十五，午饭后两人去钓鱼，结果几个小时下来，一条鱼也没钓着。何昌林告诉徐克舰，池塘一带曾是纳兰性德的宅第。

很多年里，徐克舰对何昌林都抱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在他看来，延续这份念想的最大原因，在于何昌林看似散淡的大智若愚。他说，“有的人聪明，八面玲珑，处心积虑，却没有智慧。何昌林是有大智慧的人，方向明确，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事一概不重要。”何昌林在无棣二路房子的房东，也曾到北京看望过何，两个人还一起吃了一顿饭。

何昌林1980到1990年代在北京音乐界十分活跃，参与策划了一些公共音乐活动，发起并主持了四届新华夏音乐会。其常年进行的中国古代乐谱研究，也始终没有中断，撰写的《燕乐二十八调谜》《调的历史归宿》《天平琵琶谱之考解译》《敦煌琵琶谱之考解译》等大量论文，被学界持续关注。

视何昌林为老师的齐雅格1981年去美国留学，后加入美籍，获指挥学博士，成为知名亚裔指挥家，指挥过墨西哥国家交响乐团，也在匈牙利、捷克、维也纳指挥过一些乐团，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终身教授。令人始料未及的是，2013年齐氏突然在数学界爆出大名，引发乐坛之外的关注。事情的起因，在于齐的好友张益唐。2013年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讲师张益唐已58岁，这个之前在数学界默默无闻的华裔学人，突然石破天惊，对著名的“孪生素数猜想”研究，完成了令人震惊的历史性突破。

孪生素数猜想，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1900年提出的23个问题中的第8问题。此问题还包括了“哥德巴赫猜想”。它说的是：存在着无穷多个素数p，使得p+2也是素数。所谓的素数，是指仅能被1和自身除尽的自然数，例如2、3、5、7、11、17、23。张益唐证明的结论是：存在着无穷多个素数p，使得p+c也是素数，其中c是一个不超过37000000的正整数。这个结果的重要之处在于c是一个固定的数。此后，关于c有许多改进，目前最好的结果是：c不超过246。如果能证明c=2，孪生素数猜想就解决了。

为此，张益唐获得了多个数学大奖，几乎拿到手软。有意思的是，张益唐的证明方案，居然是在齐雅格家的后花园里想出来的。齐事后告诉前往采访的记者说，这些年“张益唐需要‘闭关’，需要和老天对话，需要孤独，需要自我放逐。我家就是他的选择之一。”

一时间，齐家花园成了数学圣地，参观者络绎不绝。齐雅格也因此在数学界出了名。更为八卦的是，张益唐早年因博士论文失败，毕业后在大街上跑外买，幸得北大校友葛力明相助，才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当了讲师，有了充裕时间研究数学。巧合的是，徐克舰在中科院数学所做博士后期间的合作导师，亦是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葛力明。2014年徐克舰在数学所结识张益唐，彼此谈起齐雅格。有一天张益唐对徐克舰说，今天Zala电影制片公司正在拍摄雅格家的后花园。

徐克舰最后一次见到何昌林，是2009年6月的一个傍晚。何已从上庄搬到回龙观，住进一套宽敞的复式建筑。门厅对面是长沙发，后面有一排书架，摆着各种音乐书籍。此时，何昌林的糖尿病已恶化，视力微弱，几乎失明。他对徐克舰说的最后几句话是：“克舰，你每来看我一次，我的住房条件就改善一次，可是我的病情却一次比一次加重。”两个月之后，何昌林在北京去世，得年69岁。

这一年，《艺术中国》网站上刊登了何昌林的老友杜大恺的一段话：“作为画家，或对理论有兴趣，但不会迷信理论，理论愈是系统，愈远离艺术，艺术是视觉的，年龄愈大愈以为文字与视觉之间的间离近于宿命。理论最终应归于知识系统，是别样的存在，在感觉的意义上并不真正有影响力，只有惟权利是从的艺术才需要理论的煽情。视觉虽不能完全实现对艺术的诠释，但视觉以外的诠释对于艺术究竟有多少意义我是怀疑的。细想起来，文字或不是理论，我对文字的敬畏从未动摇，至今仍将文字奉若神冥，惶惶然哉。”

而很多年后，张以慰则一直记得何昌林从青岛开始就信奉的一句座右铭：子曰唯乐不可以为伪。

擦亮照相机的眼睛

1966年元旦，星期六，38岁的李在新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六五年在轰轰烈烈的捷报声，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离去。六六年光荣的来临。它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是祖国阔步迈入大规模建设的一天。超世界水平的建设奇迹，相信是要更多的潮涌而来。”

三个月后，一个叫吴寿彭的无锡人，则以《丙午夏历二月初九日》为题，隐晦地抒发了自己的日常倦怠：“岁当生次建庚寅，膈臆重临本命辰。夷旷行从天运窄，艰虞转觉世情亲。形骸自揣功名薄，意气消磨日月新。一室祥持虚数息，浊醪粗饭老漳滨。”这一年，吴寿彭60岁，他1950年来到青岛，已在这个城市生活16年。期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上，其中包括 《形而上学》《政治学》《动物志》《动物四篇》《灵魂论及其他》 等。

同在1966年，吴寿彭还写过一首《水调歌头·静夜思》，淡薄寂寥的情绪，看上去大差不差：“客樯洄江海，疲马短长亭。节候晦冥风雨，何事苦经营。城市山林占遍，微觉人间冷暖，只是扰均成。老去甘岑寂，趣味足癯清。官堤柳，断阪霜，几周星。哀乐中年意尽，犹自惜惺惺。杓转秋穹深处，驼坐渐工室内，噫气弥和平。孤檠照形体，天宇净三更。”

很快，李在新在日记中描述“一片大好形势”，就被中苏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而断送。接下来的中苏珍宝岛一役，群情激奋，核大战的气氛陡然浓烈起来。街谈巷议之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耳熟能详。

1960年代末期，国际上意识形态阵线愈加壁垒森严，环境繁杂，战争爆发的危险加剧。鉴于此，“深挖洞，广积粮”就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挖洞”的触角，普及市区各个角落，“波螺油子”下面由于地势低洼，便于利用，自然也不例外，胶东路、大连路、无棣四路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挖洞现场。1970年代，临沂路无棣二路到无棣路一段的一个木器厂里面，建立了一个新的施工作业面，天天爆破声不断。一般人称这项工程，叫“挖干道”。所谓“干道”，指不同区域可以互相连通的地下主路，工程量大，参与者众多，一般由企事业单位主持挖掘。某日临沂路木器厂引爆时出现事故，有职工受伤，抬到“波螺油子”上面的市立医院抢救，捡回来一条命，但落下个半残废，就此就不用上班了。穿一件“干道猴”到处逛游，悠哉悠哉。“干道猴”是一种棉和化纤材料混织的棉衣，很厚重，表层粗糙，布满颗粒。

到后来，乒乓外交奏效，国际局势趋向稳定，打大仗的紧迫性减弱了，“挖干道”这件事就逐渐变得不那么急切，许多工程便停滞下来，市区里遂到处是半拉子的地洞，封上一个厚重的水泥门，无人问津。进入到1980年代，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一些人就利用这些闲置空间，从事各种活动。比如种植蘑菇，建立冷藏库，比如举办地下摇滚演唱。

1990年四方利用废弃的防空洞，开始修建一个叫神话洞的娱乐场所，布置一些“妖魔鬼怪”，上下打上灯光，供人观赏。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刘四青拿到一部分工程项目，在无棣纬一路中间租了一个旧车间，雇了几个农民工，在里面加工“牛鬼蛇神”。工序并不复杂，刘四青出设计，做出样稿，民工翻模子，成品出来再粉刷上各种夸张的颜色，运过去装上，就齐活了。车间跨度很大，在无棣二路和无棣三路这种坡度很大的地块上，已经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工厂像是一个制造业加工企业，里面废弃的车床之类看上去很老，应该是最初生产时使用的日本设备，历史比1965年出生的刘四青长好多。

刘四青早年痴迷气功，也有过辟谷经历，21天不吃饭，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他把自己和一堆神仙的零配件放置在布满灰尘的厂房里，每天叮叮当当拆下来装上去，抹划的五迷三道，居然不分彼此，毫不冲突。人在里面呆久了，就跑到门外石阶上透口气，抽支烟。衣服一抖，涂料和灰尘，散落一地。

无棣纬一路是石阶路，由三组台阶构成两个梯田一般的狭长平台，左右各设入口，刘四青租用的车间，建在其中一个台地的北侧，旁边房屋的建筑体量多不大，和行人之间的比例关系适度，年轻人爬墙上房，很容易。无棣纬一路下面的无棣二路，十几年前，还是小学生的刘四青和王音、管非、尹成经常走。他们是来自不同小学的绘画爱好者，每天下课结伴通过无棣二路，去贮水山下面的少年宫美术组学画，练习几何素描、速写、静物。几个人傍黑天回家吃饭，日复一日，直到升入初中。同一时期，住在胶东路4号的无棣四路小学学生李永昌，会通过石头路下到无棣二路菜店打酱油。菜店的对面是一家饭店，傍晚的时候，大人们经常坐在里面用玻璃罐头瓶喝啤酒。

在“波螺油子”下面，刘四青与鬼神同室的时间长达一年。他住在济阳路，距离不远，却基本不回家，天天与民工吃住在一起，间或会有些像苏菲·玛索一般漂亮的女孩进进出出。他的朋友中间，不乏各种稀奇古怪之人，唱摇滚的，打架子鼓的，吹笛子的，拉手风琴的，朗诵顾城诗歌的，养猫养狗的，离家出走的，留长发的，戴墨镜的，酒后胡言乱语的，不一而足。

刘四青的朋友年龄有大有小，个个性格鲜明，狂放，自我，心态轻盈，富有激情，这些不以财富为第一需要的人，固然不会以刘子山、刘锡山、叶春墀这些故人当榜样，却也对王统照、孟超、吴伯箫、王亚平这样的老派文人不以为然。甚至，他们从没有兴趣去追究这些人与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关联。他们会讨论波德莱尔、马蒂斯、迈克·杰克逊，或者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却绝不会去关心身边的历史，并认为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不值得花时间去探个究竟。他们信奉“在路上”的不合作方式，相信一切都是新鲜的，相信创造力能够改变世界，相信明天会更好。

刘四青的这些朋友，很像年轻的杨唤40多年前在青岛的姿态。1947年5月10日，这个17岁的少年曾在青岛《民治报》发表过一首新诗《日记》，矢志敲醒米勒的沉默晚钟的肆意，跃然纸上：“昨天，昙。关起灵魂的窄门，夜宴席勒的强盗、尼采的超人。今天，晴。擦亮照相机的眼睛，拍摄梵·高的向日葵、罗丹的春。”杨唤1930年出生在辽宁兴城菊花岛，自幼父母早逝，到青岛投靠伯父，1949年远去台湾，1954年遭遇车祸罹难，年仅24岁。在同一个城市现场，杨唤与新一代年轻人的情感与精神对应，出人意料，更耐人寻味。时间涂抹掉了许多平庸的作为，却唯独将那些微弱的“召唤的声音”，留给了后来者。

刘四青能和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和平共处，并把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归拢在一起。那一段时间，“波螺油子”下面的这个旧车间，俨然是个基地，可以不受拘束的放肆。车间没有窗户，大门很厚，封闭性极好。塞进去几十人，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期间，一个名字不乏爆炸性的流行音乐演唱会，就是在这里举办的，人多到挤不进去，就在门外台阶上站着。抽剩下的烟头和啤酒瓶，到处都是。大部分时间，刘四青就看着这些人在空荡荡的车间里为所欲为，好像与自己无关。

三岁时独自走过“波螺油子”的明儿，和刘四青是青岛山下的邻居，早先并不认识。1986年10月《青岛青年艺术展》在济南农展馆筹备，24岁的“明儿”遇到去找前卫艺术家范华的刘四青，站在门口结识了这个正就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青岛籍学生。聊过，发现两人在青岛是隔街邻居，直线距离四十米，一个是市南区，一个属市北区。后来时断时续的交往证明，这个近在咫尺的地理差别，类似彼此的人生轨迹。

刘四青参与四方防空洞改建的神话洞工程，可谓驾轻就熟，毫无违和感。几乎从山工艺毕业开始，刘四青就是一个不容易界定方向的人，几乎找不到一个现成词汇，可以描述其性情、形状、作为和梦想。他有着非大众化的想法，却一直过着大众的日子；他从儒释道到脱离了原教旨的乌托邦学说都驾轻就熟，却始终未曾真正完成过与现实的对接；他清心寡欲、淡漠、疏离，却时不时又壮怀激烈、入世、焦虑。如斯三十年，他的状态大差不差，似乎执意考验现代汉语的表达确定性。

刘四青擅长民间工艺，熟悉各种复杂的熔炼镶嵌，也画画。2014年底刘四青从北京回来，在安徽路嘉木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画不多，意义也不甚清晰。说起来，这应是刘四青第一个像模像样的展览。这付像模像样的说词，有点像皇帝新衣，也有点像为赋新诗强说愁。但有那么一刻，还是觉得眼睛有些潮湿。东面窗外，一栋栋高楼正遮蔽掉一如既往的开阔，而记忆，却总是捉摸不定地沦陷在旧城那些斑驳的乌烟瘴气之中，不能自拔。恍惚看见一个打坐的刘四青，孤零零超然世外。

持续的冥想，这大概是最接近刘四青真实的描述。他描绘的那些持枪跳跃的士兵，与其说是对战争真相的描绘，不如说是个人想象的一些对抗现场。仔细看进去，那些迟疑、凝固并忽略了细节的历史现场，实质上是一些曾感召、激励、支持过一个梦想者的精神符号，一些屏蔽了时间的现实。在这个虚拟现实里面，刘四青获得了一种具有纯粹意味的自由和个人化的释放。甚至，在那些本来生机勃勃的景物里面，刘四青也一概罩上一层迷雾，不让真实的光亮和真实的颜色，成为习惯的个人冥想通道的屏障。

刘四青在安徽路举办画展时，他已重新回到了“波螺油子”下面的无棣二路。在20号诊所北面的一栋五层楼的一楼租了套房，住在里面写字画画。他的屋门口，对着一棵树龄不浅的雪松，树枝高度超过了四楼。松树的周围，已经看不见一栋老房子。街道的尺度与气息，也与过去完全不同。诊所的老楼连同那棵玉兰树，都已不见踪影。刘四青在门口放了板凳，天好的时候，可以晒太阳。

作为一个在“波螺油子”下面短暂栖息的冥想者，刘四青平时里画画打坐，仿佛在用意志，一点一点度量现实经验。有朋友来，他就腾出个地方，沏上一壶茶，陪着说话。他喜欢有年份的熟普，杯子里茶汤的颜色，通常像酱油一般深不可测。

磁力

1970年代末，青岛风靡起一种叫红茶菌的自制饮品，家家户户都培养。一个个狭窄的空间里，最触目的地方放着一个个储满水和细菌的玻璃罐，阳光透过方格木棂从窗口照进来，红彤彤的发酵液体像马尔克斯渲染的神话一般蠢蠢欲动，报告着一场蓄谋的延年益寿计划。

邻里之间，男男女女会攀比，你家培育的怎样，我家的窍门如何。回到屋里，夫妻俩瞅着玻璃罐会嘀嘀咕咕，对着簇拥起来的细菌比比划划，唯恐遗漏了什么灵丹妙药。无棣二路诊所的俩女护士，也在窗台上放了几罐红茶菌，来了老病号就和人家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表情有时候极其夸张，放肆地咯咯笑，身体在白大褂里面像蛇一般起伏。唯独中药房的一个中年男人，从不和人讨论这些，冷眼旁观着玻璃罐和围绕着玻璃罐转来转去的蛇女，仿佛能看透神秘背后的图像。

很快，泡影就破灭了。

日子慢慢恢复常态，没人再说起红茶菌，仿佛不曾发生一样。而对这猝然之间的一冷一热，似乎一切都理所当然。

沸沸扬扬的红茶菌之外，还有另一些平行的角落不事张扬地摆弄着自己的人生，寂寥，局促，不起眼，甚至跌跌撞撞，却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同好。

“心测江湖险，身试风浪颠。蛟龙鱼虾混，清醒浊醉间。挺立淤泥中，不染出水莲。”这是金大鹏的邻居孟庆泰1969年写的一首诗。这一年，他刚刚21岁，已开始与篆刻家苏白交往：“我初识苏白先生是在‘文革’期间，大约是在六十年代末，由蔡省庐先生引荐，地点即在苏白先生的不三不四楼中。当时他正处在逆境中。初次交谈即欢然如旧识，原来他的老师为我祖父的学生，故他称我祖父为太师。”一来一往，孟庆泰与苏白的关系就近了。

苏白吸引的另一个年轻人，是小孟庆泰两岁的刘一闻：“1972年秋天，我随家母去青岛省亲，舅父说你既然这样喜欢刻印，那就给你介绍一位老师吧，但他是脱帽右派呢。母亲一听害了怕，立即代我表示了拒绝的意思，以至于说好见面也没见成。”人没见上，通信却开始了。几个月过春节，在上海的刘一闻抑制不住对拜会苏白的冲动，便利用休假，坐船去青岛探望。刘一闻描述苏白的家，在观海二路的一处地下室，房间不仅小还一分为二，外加一间临时搭建的没有窗户的厨房。他难忘和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老师个头不高，看上去身体虚弱，但透过镜片的双眼，却显得分外有神。刘一闻看出，“这是一种被人冷漠已久而内心又充满激情的眼神！”

孟庆泰与苏白同住一城，且距离不远，交往就更容易：“苏白先生刻印，最初师事陈大羽、张叔愚。后来致函邓散木先生，求教印艺，鱼雁往来直到邓散木先生作古，集藏散木先生的手札数百通，惜多毁于‘文革’间，遗留仅数十通，亦不幸中之大幸矣。记得其中有一通用篆书写的，乃苏白先生请教习篆书以何碑帖为好，散木先生作答，列举秦碑数种及吴大澂、杨沂孙之说文部首后说，‘若坊间无售者，此函亦可作临池之助。’苏白先生当时把自己的习作寄给散木先生批阅，散木先生皆以蝇头小字在印蜕旁作批语，批语非常详尽，把章法、刀法、篆法的毛病一一列出，苏白先生再据散木先生所示重刻，直到批语为‘无懈可击’方作罢。以此足见散木先生对后学的诲人不倦、苏白先生治艺之勤奋。后来，苏白先生将散木先生所批阅的印章贴成一册，足有数百方之多。”

在1960年代的青岛，雅好书法篆刻可说是“坐井观天”一般的“不识时务”，政治上的压力不说，仅就搜集资料一项，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孟庆泰那时极想有一部查寻大篆的《古籀汇编》，苦于不可得，就想手抄一部。他知道苏白手头有书，于是就去询问。得知孟的来意后，苏白说，干脆我给你抄吧。自此，苏白开始每天抽暇抄写。之后因此书翻印再版，不需再抄，然苏白也已抄写了近三分之一强。此事令作为晚辈的孟庆泰大为感动，称足见先生不以年龄、声望而居傲，对志趣相投者报以的诚挚情谊。

在孟庆泰看来，苏白这块磁铁的魔力活灵活现：“在那一个时期，只要去拜访他，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藤椅上，俯案奏刀。有时兴至，一气可作十数方。其用力之勤，鲜有可匹者。数年所作已近万余方，皆大刀淋漓，古趣盎然。一次，我去造访，适其刻竟一印，他说，其老友闻谣传，传其已故，乃作此印以报平安，文曰：尚在人间刻石头。先生风雅可见一斑。”

而在1973年春节见了第一面以后，刘一闻差不多每隔一年半载，总要去青岛看望一次苏白，其余大部分时间的互动，则是依靠通信。从1972年10月，一直到1983年5月苏白去世，两人的通信始终未有间断，仅苏白寄给刘一闻的信，就超过了四百封。这些两地书，在荒废的精神田地上，镌刻下一个灰暗年代的清晰朱文。

这如同一线希望之光，照耀着刘一闻，以及孟庆泰们。

金大鹏在“波螺油子”的另一个邻居姜宝星，则是新社会缔造的样本。姜家住在金家的隔壁，也就是无棣二路23号。两个人年龄上差了一代，一个15岁时从平度七里河村参加胶东八路军，在潍坊战役中受过伤，入城当了文化干部；一个是不谙世事的小学生，看见的世界光亮新鲜。姜宝星与绘画结缘，得益于跟着二伯家的哥哥姜宝善学会用放大尺画人像，遂走上艺术之路。而姜宝星后来在“波螺油子”底部的生活，则构成了其对青岛丘陵地势描绘的独特经验。

住在上海路的张白波回忆，1959年他开始在青岛九中读高中，班上一个同学叫姜宝林，是跟着哥哥姜宝星从平度到青岛上学的。姜宝星是工人文化宫的美术干部，画油画，当时刚结束在中央美院吴作人工作室的进修，带回不少习作，令张白波大开眼界。张白波和姜宝林都喜欢画画，关系自然密切，也就认识了住在无棣二路南面的姜宝星。张白波从姜宝星那里开始真正接触绘画，并开始了漫漫35年的师友情谊。几十年间，画家姜宝星、姜宝林、张白波都以执着的努力，分别在油画、水墨、版画创作领域开疆扩土，刷新着性格凸显的视觉体验。

姜宝星的学生林建业回忆，“1974年夏的一个傍晚，还在小学读书的我跟着妈妈去见一位高高的个、长长的脸、嗓音厚重的中年人，他就是姜宝星先生。那时的他，已很有名气。后来我每星期带着的作业——有素描、水粉写生、速写人物去先生家请他指导。宝星先生总是一张张展开我的画，然后斜靠在床背上，下巴微微向前倾，仔细地点评着画中的不足。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生的教悔使我收益匪浅。”

出生在绍兴的沈嘉荣，祖父是首饰匠，一岁时被母亲抱去上海，自此在上海长大。1968年沈嘉荣从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青岛晶华玻璃厂“接受再教育”，在窑炉车间当煤气炉工，每天上班都有一种上战场拼命的感觉。“那时定粮一般28斤到30斤，我43斤定粮。但因为活太重，一天要吃五顿饭。我就用细粮换地瓜干吃，一斤换二斤，这样还是不够吃。”1970年前后，在姜宝星的组织下，20多岁的沈嘉荣被借调到工人文化宫，跟杨克山、于普杰、张白波、项维仁等画家一起搞创作，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为之后去轻工研究所从事设计工作，铺平了道路。

水流动起来，便生机无限。在倡导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作为上海路工人文化宫的美术干部，姜宝星以其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为促进青岛本地美术创作的复苏，付出了很大热情。他主导引进了王式廓素描展、彦涵版画展等重要文献展览，极大地开阔了本地从业者的视野，搭建起与外界沟通的平台，同时对青岛纺织工学院青年教师范华等具有强烈前卫色彩的年轻艺术家，关爱有加。在一个充盈着反思与突破意识的年代，姜宝星的坦率、真诚与开放观念，给很多年轻人留下了深刻记忆。范华1988年意外逝世后，家人希望在工人文化宫举办一个遗作展，姜宝星二话不说，鼎力相助，使范华生前一系列狂放不羁的创作，得以公开展示观摩，为1980年代的本土试验艺术的突破性实践，留下了宝贵的文献线索。

范华遗作展结束后，一篇评论文字指出：“对发生在1980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范华是出现在非中心区域的一个例外。从现象上考察，范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一个现代艺术的自觉者，一个孤独的先知，一个纯净的精神信徒和神经质的叛逆者的混合体。在范生活着的环境中，范始终是个自语者，一个不易被人理解的异类。我们可以猜测，这样一种境遇，无疑使范的内心充满着孤独和无望，他的选择只能有两个：主观上走向更封闭的隐秘的精神世界；客观上则试图摆脱他生活着的狭小的地理空间。前者使画家的作品愈加趋向自我，后者则使画家在心理上始终假设自己是一个客居者。在艺术上，范独自构筑并接近完成了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进而把它封闭起来。在范的艺术创作的最后几年，范的符号的独特性和指向的多义，使他具备了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的最为重要的潜质。更为可贵的是，范的这种选择是自觉的，符号在其创作和使用者的眼中是经过了审慎的语言鉴别的，这使得画家得以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独创者。坦率地说，范的创作激情和想象力及其绘画语言的自律性，是与其同时期的许多同道所远远不能企及的。范的执着、正直、率真、激越、坦诚和大量的专业知识准备，也非常人所可比拟。这样一些因素的交合，便形成了一个今天我们所可以讨论的，自我标识异常鲜明的艺术殉道者的完整形象。10数年后，当我们历经了如时尚般耀眼光亮的种种前卫波澜此起彼伏的表演之后，我们愈加能体会范的自然又纯粹的价值。并不是因为范华的过早的觉醒和其所经受的被夸张了的精神苦难使得我们过于偏重他的艺术创作，而恰恰是因为他留给我们的激越的、极具创造性的绘画本身，促使我们有责任去探究一个不悔的前卫艺术前行者的真实、复杂的精神世界。而结果是，后者也在很大意义上帮助我们校正了一些误读的可能。”

看上去，在青岛工人文化宫工作的姜宝星，有点像一块磁铁。张白波在一篇缅怀姜宝星的文章中提及，工人文化宫在20世纪后期是一方花木繁茂的艺术园地，姜宝星就是这块园地的园丁和守望者。许多同时代的青岛画界朋友，说起那个年代与艺术结缘的经历，都有一种温馨记忆，而这些记忆里都会提到工人文化宫，都有姜宝星的身影。“他的身影凝固在青岛那段美术史里，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这就是他的人生价值，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理由。”

姜宝星1932年4月出生，1994年5月因白血病逝世，终年62岁。他最后的心血，都倾注在青岛油画院的建设上，并为此殚精竭虑。亲历姜宝星生命最后时刻的一篇记录，充满了感情：“宝星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病得很重，弥留之际却像平时一样乐观，用微弱且含糊不清的嗓音与我们交谈，绝对没有诀别的哀伤，令人难以置信。”

江湖与江河

1970年代中期，从小学四五年级到初中，每到放暑假的时候，十几岁的明儿就会到无棣二路的街道加工组糊纸盒。这是明儿母亲在假期管理孩子的方式，同时也能够增加些收入，补贴家用。明儿是长子，给两个弟弟做示范，承担起家庭责任，义不容辞。

街道加工组的作坊，距离明儿母亲上班的诊所不远，隔壁巷口是一家茶炉，五冬六夏都冒着热乎乎的蒸汽，水开的时候，会发出锐利的哨音。茶炉里面不大，对门摆着一个镶有玻璃的木头柜台，下面放着几样点心。柜台上，放着两个装糖果的玻璃瓶，两个装茶叶的木箱子，一个装白酒的瓦罐。糖论颗卖，酒按两散售。墙角放着几个黑漆漆的铁皮桶，卖香油、酱油和米醋。茶炉的门冲西北，下午的时候，太阳照到门窗的玻璃上，反射出的光亮，明晃晃耀眼。

纸盒作坊在粮店大院对面，是个两进的狭窄里院，穿过一个黑乎乎的门洞，操作的房间同样幽暗，需要全天开着灯，才能够满足一个堆满纸盒的长条形木头案板的照明需要。房间里唯一的一个窗户，被窗外的梧桐树遮挡的严严实实。街上偶尔传过来的叫卖声，拐了几个弯，疲惫的像病人呻吟。加工组干活的主力，都是五六十岁的妇女，几个年轻些的农村女人，多系新近随丈夫进城的，没工作，就干点临时工。即便是这样一份简单的计件工作，如果不是特殊家庭，出身不好和不善交际的人，依然没有机会获得。

新来的农村妇女，并不熟悉“波螺油子”的历史，也不太关心，埋头干活，很少说话。而早些时候住在这里的一些老居民，则开始陆陆续续搬家到了别的地方。

孟庆泰也搬离了无棣二路。以后几十年和他有关的信息，集中在书写、家学与鉴赏这几件事上。他和“波螺油子”以及“波螺油子时代”的违旷，大致可算是非典型性的个案。

画家杨克山回忆，孟庆泰1972年到1973年前后，由在青岛九中的父亲孟亮思推荐，调到了馆陶路上的市展览工作办公室。“刚去时，他在展办年龄最小，看着老老实实，但时间一长，就发现骨子里透着聪明，还有点儿小调皮。人很正，干事踏实，大伙儿都挺喜欢他。特别是在写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字幅时，他习惯吧嗒着嘴，现出得意状。一副天真表情，很可爱。”杨克山叙述，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中期，“政治性展览特别多，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一起去黑龙江的大庆油田，复制工业学大庆展览，一会儿办阶级教育展、某某事迹展、桃园河英雄事迹展、庆祝打倒‘四人帮’展，上街游行等。”

之后，孟庆泰在展办处境不佳，就找门路调到了大学路上的青岛博物馆。期间操持版画的张白波，经常去门卫室后面的小屋，找孟庆泰聊天。张白波大孟庆泰几岁，同时也是孟庆泰父亲的九中学生，不难找到共同语言。1956年至1962年，张白波在青岛九中上学，记得“孟老师从来不苟言笑，老老实实，一派旧文人的样子。”在张白波的印象中，同辈的孟庆泰要随和很多，说事很认真，话不多，“笑而不答”是一种常态。两个人的话题大多和专业相关，彼此对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事，都不感兴趣。

王家栋这时期与孟庆泰的交往，似更频繁。王家栋供职的青岛艺术研究所，当时在大学路卍字会办公楼旧址二楼，孟庆泰的办公室在楼北侧平房，两人几乎天天见面。时值孟庆泰正花气力细研祖父遗作及日记，其治学态度，令王家栋印象深刻。某个上午，两人聊兴过浓，到了下午上班时间也不觉饿，四目对视，哑然失笑。不日，王家栋便刻了一方“煮字疗饥”印章赠孟，以为纪念。此后，每每聊到午时，两人必定去前院的聚艺居饭店对饮几杯，酒罢，继续海阔天空。

进入到后波螺油子时代的时候，BBS论坛、MSN、QQ、博客、微博、微信相继出现，继而后一个替代前一个，真实和不真实的声音，呼啸而至。半夜的时候，微信多半休眠，噼噼啪啪的声音偶尔出来，不出意外会是某个起夜的人发出的信号，告诉世界，平安无事。孟庆泰的微信，往往出现在黎明前，人事书事时事往事国事家事，不一而足。朋友之间关于孟氏祖辈的旧事、关于古籍碑帖收藏，多是在这个时间了解的。有先于闻鸡起舞者做早课，间或遇到生僻善本书帖的辨析，繁体字与简化字的转换甄别，也会在屏幕上求教，一般第一时间就能获得解答。屏幕里面问一句，怎么起那么早。回答是，睡一觉，醒了，躺着，想事。半生不熟的人碰面，孟会解释，一般发了微信会再睡，到早晨起。

沉沉黑夜中，孟像一盏温暖的灯火，提醒朋友圈的关注者，艺术、情谊、价值、信仰、伦理与柴米油盐一样，是人世间须臾不可离的日常需要，是不可缺少的清新空气。空气被污染了，思维被禁锢了，健康就危在旦夕。平常的呼吸，平常的谈吐，在某些惺惺相惜的时刻，一下子就令人觉得无比亲近，让承诺与信任，细致入微地充溢在漫长的黑暗中。

后来，一些人隐约知道孟有恙，并不知详情，偶尔见一次面，也看不出异常，一如既往的长者模样，脸上挂着微笑，分寸得体。年余，传孟的喉咙手术了，嗓子受损伤，说话已变得困难。接下来坏消息传出，说孟庆泰走了。这一天，是2021年6月4日。

孟庆泰这一代人经历的20世纪最后30年，可谓恍如隔世。人在黑暗中呆久了，猝然遭遇光亮，不免欣喜若狂。实质上，孟和许多人的命运轨迹，也由此获得了方向不同的改变。不论这种颠覆性转向，是发生在无棣二路、伏龙路、馆陶路，还是即墨路、曲阜路、大学路。各种可能性像“柳暗花明”一般不断突破经验界限，丰富着经历积累，检验着人性的烁辉与幽暗。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新世纪伊始出现的新浪博客，聚合成一次昙花一现的自媒体预演，也成为了个人表达的一次历史性集结。孟庆泰2009年入博，把博客打理成一个私人博物馆，雪泥鸿爪，先贤遗迹，益友往来，史料集萃，琳琅满目，如数家珍。比对着看，斑驳的过往，不经意间就显露出冰山一角。如2012年5月19日夜半孟记：昨天邵世慧来访，出示一张1984年夏天的合影照片，前后两排人物若干。前坐者依次蔡省庐、王期辰、李天马、李予昂、蒋维崧、张叔愚，后立者有邵世慧、曹和彤、翁颖伦、杜颂琴、郭咸松、王梦凡、高小岩、刘遵三、鲁星五、孟庆泰、陆许臻、靳元浩等。孟谓，是年7月书法家蒋维崧到青岛疗养，挚友李天马亦到青寻访。某晚在海员俱乐部宴请，“参加宴会的有高小岩、蔡省庐、杜颂琴、王梦凡诸先生，我亦忝列其中”。时逢青岛逸仙书画社例会，邀请二位和从济南莅青的李予昂与会座谈，会后便有此合影。孟喟然，“今睹此照，已有十数人作古，令人不胜今昔之感也！”1984年，孟36岁。写博客的时候，他已64岁。

孟庆泰1980年代的交游，多在圈内乡谊，前辈后学兼有，并不过分看重观念分歧。1982年7月，早年在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就读的同乡臧克家到访故地，孟往鲁迅公园对面居所访谒，两代人谈及许多乡里旧事，乡音无改，场面融洽。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此起彼伏，新旧思潮激烈交锋，针尖对麦芒。文学圈对臧氏褒贬不一，新一代离经叛道的年轻诗人则视而不见，弹着吉他跳着舞，轻舟已过万重山。有次《海鸥》杂志在信号山路25号开座谈会，小孟庆泰几岁的某朦胧派诗人听说臧克家到会，故意穿着拖鞋背心入场，毫不掩饰冒犯之意。粗鲁得可爱，也坦率得可爱，而在场的人甚至臧克家本人也见怪不怪，以为常态。这在大家出身的孟庆泰看来，不可想象。不过，孟对臧克家以前辈乡人视之，对朦胧诗人的胆大妄为也无敌意，并不以观点立场和行为方式划界。

孟的同好贺中祥说过一事，1983年全国篆刻征稿评比，孟庆泰成为百名获奖者之一，贺前往致意，他脸上挂着笑，居然有些腼腆。这一年，贺与孟结识刚好十年。接下来的38年，两个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从未有所间隙。1985年暮春，孟庆泰和贺中祥一同前往北京出席中国书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获欧阳中石赠唐人句“身在他乡终是客，每见青山忆旧居”，并以乡弟相称。开完会坐火车回青岛，孟庆泰对贺中祥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也应该解放思想了，书法不能隔断历史，也不能固步自封。孟与书画界前辈循规蹈矩的交际，也一直持续。看上去，这是孟的本分，其实也是本性。出身书香门第，尽管历尽“破旧立新”的涤荡，温良恭俭让的家风，他奉行得依然严丝合缝，幽默与坦然之中，保持着真性的温度。1992年10月，欧阳中石来青岛，孟陪同游览崂山太清宫，并在康有为刻石前留影。从照片上看，两个人的姿态，形同父子。

有一次，孟庆泰对一位朋友说：我忍不住老要回头看。

友问：为什么？

孟答：力所不及。

二问：有办法没有？

二答：没办法。

再问：还能做什么？

再答：抢救一点算一点。

在孟庆泰的词典里，不乏淡泊、谦逊、豁达、格物这些词。但现实中的孟庆泰，又绝非是亦步亦趋的套中人。他与他经历的时代既契合，又间离，算得上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边缘人。当聚光灯照耀过来的时候，他选择站在光亮的外面，保持着孑然一身的姿态。他不善于进攻，但也不肯一味退却。他经历的颓然、曲折、委屈，最终似以一种自我盘点的方式，得到了精神上的抵偿与升华。青岛文化界开会，不太见他说话，表面上看观点也不鲜明，一付和事老的样子。文化人的饭桌上，孟也多沉默寡言，专心致志地喝酒。遇到一些是非争执，看不下眼去了才嘟囔一句，声小，话重，戛然而止。这个时候，他的表情由温和会突然转向嗔怒，饭桌上的熙攘喧哗，便即刻消匿。晚年，孟的一些观点似乎逐渐清晰，公共意识日增，表达也趋向犀利，但依旧不针对个人，而专注于现象。话题的范围，由书法扩展到社会百态，从礼义廉耻到道德文章，鞭辟入里，不和稀泥。隐约觉得，孟的晚年经过了一番刻骨铭心的思想反思，他从长时间个人经历的压抑中释放出来，一边专心致志地梳理着家族遗学，一边将关于艺术、现实、谬误的思考结果，传递给更多人。他的表情依然温和、谦让，表达却日趋坚硬，仿佛要让丢失的自由信念，重新开花结果。他的身份，也逐渐由书家，扩展到家学传承者，文化辨析者，文明捍卫者的多重交错。他像一个灰霾弥漫中的独行者，一个不甘沉落的文化卫道士，在抨击种种荒谬、追逐与逢迎的同时，不断地提醒友朋同好，善、美好、尊严、风骨、经典，不会死亡。也许，对孟庆泰来说，这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救赎。由江湖到江河，一字之差，差之千里。红尘滚滚，人何以求？

抵达

诗人黄耘消失在“波螺油子”之后的道路，充满了苦难。这些悲剧性的履历，与“波螺油子”北面黄台路小学的关系，若即若离之中，似乎是命中注定。黄耘想抵达的彼岸，看上去近在咫尺，却始终千里迢迢。

1949年的冬天到来的时候，王统照给黄耘送去了温暖。

之前在1949年10月5日，“商定建设人民新青岛方针任务”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结束，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薛尚实、王少林、宋兹心、范澄川、王统照、陈志藻、张公制等15人为常驻委员会委员。

当选青岛市人代会常委的第二天，王统照写了一首长诗，叫《红十月》，开头几句是：

“十月，——红十月，

早开始了动摇，

那贯穿全城的一道清流也

泛出一片艳红飞波。

从大城的中央，——从大城的四方，

到处高吹着革命号角。

人类历史，从那一夜里新写出

以前是空白的一页！”

依托芬兰湾的圣彼得堡，比濒临黄海的青岛，城市史年长一百岁。但青岛却从没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圣彼得堡，不论是信仰、思想、帝国梦想与末日的交织，还是文学、艺术、音乐与心灵的郁郁葱葱；也不论是政治，还是对政治的革命。在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线外面，狭小的胶州湾和同样狭小的青岛，翻腾起的最大波涛，是1919年5月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动的一场街头抗议，而生成事件的几乎所有添加剂，都不是本土产出的。而这一次，情形不同了。1949年的秋天，王统照通过《红十月》显现的，是努力冲洗掉种种德国、日本、美国味道的新青岛，并宣告这里将流淌出苏维埃的“一片艳红飞波”。

1919年5月4日，王统照参与了因“还我青岛”引发的火烧赵家楼行动，那一年他22岁，是北京西单二龙坑郑王府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的学生，对文学改变社会充满向往。到1949年10月6日，行走在青岛海滨的他已经52岁，年过半百，功成名就且饱经沧桑。但王统照的心，似乎依然年轻，依然会激情澎湃，他觉得前路一片光明。

1949年11月，重新回到山东大学任教的王统照，把年轻诗人黄耘介绍给青岛市委，当时青岛准备成立文工团，就叫黄耘帮助招考。半年以后，黄耘调到青岛广播电台，创建了电台文艺组。

不久风云突变，黄耘旋即被打入另册。黄耘晚年叙述他的罪名有两项：隐匿中统特务，污蔑解放战争。他回忆说，“我做胶东采访的时候，写过一篇报告文学。检查的时候，说我对解放战争采取了含含糊糊的态度，用旧的人道主义态度对待人民战争。另外就是我隐匿了李兴华（废丁）的政治身份，实际上我并不知道。”

废丁，就是1947年冬天写下诗歌《失去光彩的宝石》的作者。

此后，黄耘被劳改。“在浦台修黄河，以后在济南一个劳改队，前后五年。五年之后就把我安排到济南白马山石料厂，在那里开山打石头。文革以后就被控制起来了。”一直到1970年代末，黄耘的问题才开始解决。黄耘与诗坛老友再叙前缘，试图找到“归队”的感觉。

在黄耘失去创作权利的年代，一个叫马立彦的回族诗人，在“波螺油子”下面找到了绽放诗意的渠道。但这个缓慢延展的过程，却充满了与命运博弈的悲怆。

马立彦的朋友吕铭康回忆，他与马立彦相识在1972年，两家相距不过300米，马立彦住苏州路5号，他在江苏路北头，往来甚是便当。马立彦的早期诗歌，出现在1950年代末。早在1957年元旦的《青岛日报》上，吕铭康就读过他的新诗《呵，我的亲爱的祖国》，之后马立彦一发不可收，陆续创作了大量诗作，情感饱满，节奏紧凑，紧跟形势。

马立彦与常人的不同，在于他的残疾。因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他平时只能蹲着行走，双手神经萎缩，说话口齿也不清晰。对自己诗歌之路的起始，他把赞美奉献给了父亲：“我要感激老父亲。他老人家叫马祥福，是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可以说是学识渊博，还很擅长英语。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他来青岛参与接收。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父亲，幼年时就是他教我认字的。我辍学后，父亲教我语文、算术、常识等科目，当发现我对文学很有兴趣时，便教我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元曲。后来我又就找来《古文观止》以及四大名著阅读，渐渐地我开始对诗歌情有独钟。”

很快，诗歌将马立彦塑造成了一个全身心投入的击鼓鸣唱者，一个能够掩饰掉所有痛苦的新人。他以全神贯注的歌颂姿态，倾心拥抱着铿锵的时代节拍，以此减弱疾病带给他的苦难，并矢志不移。而在华丽辞藻的背后，真实的他没有接受过正常教育，没有职业，没有青春，没有爱情。他后来以几近残酷的文字描述自己，“分文不值，一贫如洗”。毫无疑问，几十年间马立彦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在被疾病束缚着的狭小空间里，用想象构筑着波澜壮阔的文字履历。层层叠叠的分行文字，探照灯一般照亮了他灰暗的人生旅途。

因为不能出门，马立彦与社会的联系渠道以及写作素材的汲取，先是源于一台朋友自制的矿石收音机，后是半导体收音机，晚年则依靠电视。他对常人司空见惯的生活，充满了好奇：“我平时就爱坐在二楼的小凉台看街上的行人，对面是粮店，那时候买粮的人非常多，队伍排得很长，我就从他们的对话中得到某些启发。”从1960到1970年代的十几年，在“波螺油子”下面，马立彦对一些求教的文学爱好者，敞开门扉，诚心交流，其中包括住在伏龙路的16岁朗诵诗热衷者纪宇，以及张世德、梁青生、李洁、卢璟、王玉、刘国屏、武世瑞。1960年代中期，王玉常去看马立彦，有一次骑自行车带马立彦到汇泉、中山公园游玩，两人还合影留念。1972年浮山公社在浮山所举行赛诗会，梁青生也用自行车驮着马立彦去参加。这两次“见世面”的“远行”，都令其终身难忘。

作为感同身受者，马立彦发表在《山东文学》上的诗歌《赠给张海迪》，感染了许多人：“没有脚也要踏出一条艰难的人生之路，没有腿也要向追求和向往奋力攀登。”

没有腿的攀登，令人泪目。没有腿的攀登，更令人肃穆。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掺和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冬天使我们温暖，

大地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

又叫枯干的球根提供少许生命。”

这是英国诗人艾略特《荒原》的开头。《荒原》的“诗龄”比马立彦的年龄还要长几年。当马立彦在“波螺油子”一厢情愿地歌颂着春光灿烂与风恬日暖时，艾略特看到的则是那些泥土之下的哭喊与挣扎，那些被遗忘被忽略的腐朽与晦涩。马立彦忽略了这一切，或者说马立彦不认为“诗歌”可以这样“残忍”。

常人社会承认了诗人马立彦的存在，并给予光环，却没能让瘫痪者马立彦获得常人的快乐。不论这是不是社会的过错，却终究是马立彦的不幸。无常有常，环环相扣，马立彦的光环，便不免虚幻。在这个虚虚实实的魔幻世界，马立彦最终走完了一个人的艰难人生。“空窗风竹夜灯青，半世苦吟谁解听？新雨不来来旧雨，殷勤邀我上荧屏”，这是马立彦离世前两个月的几句自白，苦中作乐的酸楚，令人不忍卒读。

1991年，“波螺油子”上下的无棣四路小学和大连路小学，相继进行了校舍改造，苏州路和无棣二路的街区面貌，则以着新一轮大规模的拆迁改造为标志，开始发生颠覆性改变。而马立彦的诗，也伴随着1995年12月其生命的消亡而终止。不知道，他在轮椅上的艰难攀登，是否抵达了他渴望的人生巅峰。对他来说，对这个遥远巅峰的文字丈量，意义要远比常人重要的多。

这一年，他65岁。同一年，黄耘70岁。

世纪之交，精神获得极大解放的黄耘，出版了诗集《从开始抵达开始》。这时，距离他出版第一本诗集《祭日》，已过去了半个世纪。

接下来，黄耘开始了另一种抵达的尝试，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四十年代青岛诗选》的编辑上。他说，这是自己有生之年的最大心愿。“做成了对我来说是减去了一大块良心的负担。我对青岛的诗友，我对他们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来不及做的事情由我来做，来完成，可以安慰他们。这也是我在生命结束以前应该做好的一件事。”

2015年的最后几天，执着于本土文学文献挖掘的臧杰，以《燃烧》为主题，在湖北路5号青岛文学馆举办了一场黄耘诗歌文献展，“复活”了曾活跃在青岛诗坛的一颗诗歌的种子。

三年后的秋天，一场主题为“萧疏与复甦”的《青岛四十年代诗选》出版座谈会，在城市东部的出版大厦举行，将黄耘填补青岛诗歌在四十年代历史空白的工作，画上句号。已93岁高龄的黄耘，专程从济南赶来，颤颤巍巍抵达现场，给他的最后“抵达”揭幕。这个时候，用饱经沧桑来描述黄耘，无疑会显得轻飘苍白，毫无细节密布的疼痛感。而这种梦魇般感受，几乎缠绕了他的多半生。

在座谈会现场，青岛诗人谢颐城击节当年曾与黄耘同居一室的少年杨唤的《诗的喷泉》，认为这不仅是四十年后朦胧诗派的先声，而且在后来也是少有朦胧诗人能够企及的。诗人孙一则相信，这部诗选的厚重，正适用于与它相关的历史的厚度。与会的评论家们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于青岛的文学创作来说，是经历过萧疏以后的复甦，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轮回。诗歌就像青春一样，是一株多年生植物。曾经的一枝一叶，在一个遥远的春天，被夹在如今已然泛黄的诗集里。是写在同样年青的后人身上不自觉的基因，也是白发老者内心寂寞又热烈的回忆。从每一个人的自身追溯，方知历史与诗歌从未远离。因为，我们至今也还生活在那同一场轮回里。

90多年时光转瞬即逝，从开始抵达开始，从诗歌抵达诗心，黄耘已然垂垂老矣。这束活化石一般坚韧的诗歌之光，终于在《青岛四十年代诗选》出版几个月后熄灭。紧接着，他的同时代诗人孟力，亦走到了人生终点。

场域记忆

197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青岛九中初二学生王音在“波螺油子”西头路口，向下画了一张俯瞰胶东路的水粉写生。那天阳光明媚，画面上的强烈光照，将“波螺油子”的层峦叠嶂，描绘的十分清晰。在凹陷下去的石头路上，熙攘往来的人流跌进夕阳的辉煌中，一如往常。对这里的左邻右舍来说，进入王音视野的景物，已经耳濡目染了几十年。甚至连王音这个过客，也不觉得有什么奇异。

这是一个平常的时刻，这也是典型的“波螺油子”夕照。

两年后，刚刚分配到青岛轻工研究所的王海宁，也在同一位置画了一张胶东路写生。与王音捕捉的喧哗不同，进入王海宁视线的是1981年伊始一个白雪皑皑的画面，鹅毛大雪覆盖了整个“波螺油子”，寂静的陡坡上，只有两个人相互搀扶着，艰难跋涉。他们的头顶上，是一把红色的雨伞。雪快速融化在王海宁的画面上，刺激着墙壁上的颜色缓慢流淌，肌理斑驳，仿佛一部欲说还休的沧桑史。

不论在消亡前或消亡后，“波螺油子”成为一个城市进程史中的考察对象，都是可以想象的。这是对规划与建筑工程师严宏溎们远见卓识的一种再发现，也是对这一区域层出不穷的投资者、营造者和居住者持续创造的空间经验的肯定，甚至这也是对所有用时间脚步不断磨损着这里的人们的赞赏。对“波螺油子”来说，即使你是一个旁观者，你也完全有资格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你在这里看风景，你也就成了风景。

1941年9月，当梁佐周刚刚在“波螺油子”出资组建陆丰商号的时候，一个叫安藤忠雄的男孩在大阪出生，长大后做过木工、货车司机、职业拳击手，因为一本柯布西耶作品集被激励，继而入行建筑设计，转身成为建筑师，围绕着居住、光、空间留白、在地性、活化历史建筑等设计领域，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在他的一系列具有革新性的设计思想中，其就城市街区的延续性与“场域记忆”，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观点：“都市文化奠定于历史与人们记忆的累积，有时那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建筑物的身影，或是街道氛围等感觉。不过，都市文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为人们共有的原始记忆，并且超越时代流传下去。要培养都市文化并不是单纯的把旧事物毁坏后拿起新的事物代替，要懂得保存才能获得真正的丰富性。像是要在一块土地上建造新的建筑，就应该要采取某种方式来对应这块土地原本的多元价值观所累积的‘场域记忆’。因为新与旧之间的对话，能让场域活性化并带给都市空间深度。”安藤忠雄“都市记忆”的起点，是笃信“人是凭籍著小小的回忆而活着”。

扬·盖尔在其《人性化的城市》中则指出，就城市而言，重要的是对于人、尊严、生活热情以及作为会面场所的关注。这与罗伯特·帕克在《城市》中阐释的观点恰好可以形成互补，后者的注意力的焦点在于，每一个邻里在自身动力的作用下不断展开新的生活，这种情形或多或少都会独立于邻里之外更大范围内的生活，以及与这种生活相关的利益。

这些说法，放在晚年的“波螺油子”上，都能够找到对应。

几年前在青岛大学退休的徐克舰，以数学家的视线，对“波螺油子”形态的看法，似乎更具有对应性：“波螺油子，总体上是一种对四周呈曲线放射结构，而局部来看又是由两个反向旋转的波螺结构对接而成，这种道路模式也是对付起伏不平的丘陵式地形的唯一办法。因此青岛老城区的大部分道路，都是由不同旋转方向的波螺油子结构构成的，只是旋转弧度或大或小。”他认为，对应着这种地形结构，相应的历史叙述也可以采取曲线放射结构：让一个人或者一个事件，像波螺油子一样都向各个方向放射，直到事情放射到一个对应点为止，这样波螺油子的叙事就与更大的背景联系了起来。

在撰写这份“波螺油子”地理笔记的时候，看到王海宁1981年的一张现场写生，倏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悲怆。继而海宁说一个小型的早期作品展，展场在他的耳熟能详的生长地，在他梦牵魂绕的旧城“更新”出发地，在一个被时间开凿出深度的未知之地，遂承诺陪着他“再回首”。

实质上，将王海宁的作品归之于对消失的地理坐标的缅怀，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尽管包括绘画在内的艺术文本的相当部分价值，具有对应历史演变的文献性，但艺术评论者依然不愿意从功能出发点去衡量这些“文献”。甚至倾向于认为，这不仅仅是对于王海宁的判断歧途，同时也是对他们那一代本土艺术信奉者曾经付出过的精神求索的肢解。而不论基于何种理由，这都是不可原谅的。

在那个年轻的王海宁经历过的1980年代，时间发条是与精神诉求捆绑在一起的，或者说，对物质性的无视，造就了精神性的迸发，并将一种舍我其谁的狂妄，落实在画布、颜色、文字、声音、器物与身体上。就包括王海宁在内的一些绘画文本展开测量，模仿、幼稚、直接自无需掩饰，但真诚、坦率与纯粹，同样昭然若揭。热情与冲动，理性与探索，颠覆与超越，无疑是这些早期文本的最显著的价值指向。这是王海宁的符号，也是一代时代的标识。

王海宁与他的艺术同好，经历了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过程，这是所有参与者的一份不可复制的精神图谱，一份用希望与信念铺就的救赎之路，一份“胆大妄为”的艺术追寻履历。在这里，所有的照本宣科、唯唯诺诺与蝇营狗苟，都被收敛在了废弃的中山装里，唯有彰显个性与想象力的图像构造，能够被新一代“愚公移山”者奉为箴言。图式的混乱与表达的多义，从印象派、康定斯基、立体主义到表现主义的叠加，恰恰是思想活跃的佐证。当不确定性成为一种解放力量的时候，各种可能性也就不期而遇。在这个意义上，王海宁经历的1980年代，放飞自由的天空，算得上阳光灿烂。太阳底下，众声喧哗，锋芒毕露。今天看，这是一代人难得的幸运。

四十年过去，改变与被改变，成熟与被成熟，不可避免。再回首，去除岁月的斑驳，王海宁早年绘画文本充盈着的年轻活力，依然能够感染我们，依然能够让我们从中能够捕捉到成长的真实印记，不论莽撞还是生硬，不论肆意妄为还是蓄势待发。这也许这些“文献”传递出的最重要信息。所有的阐释，离开了这个核心，都会削弱其生命力与时代意义。因为，艺术史的库存，从没有循规蹈矩者的位置。

在场者

就“场域记忆”而言，金步松是另一个“在场者”。这个出生在1941年的温州人，从温润的南方出发，长时间以“他乡”青岛为“第二故乡”。他以画笔为工具，将青岛的山山水水，青岛的起伏跌宕，青岛的辗转腾挪，一一呈现在时间的罗盘上，几至“再回首”，岁月已白发苍苍。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的金步松，对画画的描述，近乎一尘不染：“画画是我生活中间极其重要的部分，它使我得到快乐，得到喜爱和满足，使我变得年轻。”

而对阅读者来说，就金步松架上绘画进行的文本解析，方式有限。任何解构性的释读，不适宜与文本经历相对应的历程，也不适合进行非个人化的公共经验的辨别。更大的困难还在于，涉及画家金步松的各种信息，被有意无意地集中在主流理性的框架内，能够经受大众审美和主体价值观变化着的苛刻标准的检验。好在绘画语言本身具有充足的排他性，这就让不同的视觉体会，有机会成为比言语述说更可靠的参照。

直观上看，生活在青岛的金步松，以“场域记忆”为情感核心，对色彩纯度与光亮的关注，似乎持续了很久。这在一个脱离了集体主义意识统合，并日益显现个体差异的时代，透露出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纯粹。当人们在城市拆迁的废墟中，看着兜风者驾驶着敞篷车呼啸而过的时候，金步松凯歌一般嘹亮的城市色彩渲染，让人些许感觉到画家对时代的个人认知与反衬。这一对应的隐晦性在于，金步松并不是一位指向社会问题的艺术家，比较直接的谴责者，他更关心一种明媚的城市存在，一种开朗的精神见证。在金步松的作品中，人们看不见受伤的人和生病的人，也看不见蒙着眼睛瞎摸乱猜的人，尽管后者早已成为某种象征。金步松所有面对观众的人物，眼睛都布满信心与向往，几无例外。他并不试图回避眼神的表情性，而是力图让这些确定的表面信息，成为呈现绘画表现力的一个核心环节。

金步松的纯度与光亮，构成了金步松视觉叙述的主体。他的城市风景里面，一种自然光照下被夸张的明朗，浩浩荡荡地消匿掉了迷惘、灰暗与失落。即便是在幽暗的背景中，场景也会被涂抹上舞台式的光照，让被动、怯懦与漠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只是人们不确切知道，这种直面纯度与光亮的真实，在放大显而易见的期待与希望的同时，是不是也隐蔽着一种孤独和反省。

在金步松的纯度与光亮下面，他的大部分作品，并不缺失凝思。即使具有写生特征的城市场景描绘，人物和景物也似乎凝固在被异样光线整体照亮的瞬间，扩大了绘画文本的多意性。这些金步松式的城市现场，大多情绪起伏跌宕，色彩关系大开大合，表达自由舒畅。教科书上的经典范式，没有成为绘画者固守既成风格的理由，刻意强化的光线处理，画面构成的简化，笔触的多样、坦然与放松，都极大地削减了风格化的强制性，增强了绘画的自由度。看上去，这些大胆而任意的尝试，不做作也不放纵。这大约是因为绘画者有能力把情感表达控制在一种静观之中，删除了更多动态联想的呈现，让静思附着在静态之上，以期造成观照的专注。

金步松无疑是一位不匮乏绘画性经验的文本制造者，这在绘画向图像屈服、人脑向电脑膜拜的当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其持续的城市纯度与光亮制造，显示着一种传统图式的韧性与生命力，显示着绘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个性化生长的可能性。由是，金步松的纯度色彩与光亮，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温暖心灵的符号。

在青岛，如金步松、王海宁、王音这般的“场域记忆”呈现者，并非一二，这让群体性的记忆行为，成为了城市文明延续的方向坐标。

而这些坐标制造者使用的“记忆唤醒”方式、方法与分寸，往往不尽相同。

那个三岁就独自行走“波螺油子”的明儿，后来一直操持文字，却始终没有在文字上弄出名堂。很多年后，他写过一首诗，叫《1984》，把他和他两个弟弟经历的故事，放在了分行的文字里。

“那一年，挑战者号还没有爆炸

稍微的不适应，是父亲从监狱回家了

家里的房间重新布置

我们兄弟仨，父亲和母亲，姑母

父亲被带走的时候，家里住平房

一排四间和一个小院，没有厕所

厕所在豁然开朗的地方，水龙头更远

一张水票的方格里，填满磕磕绊绊的黄昏

直到院子里的水缸，照出月亮

女排拿了三连冠，父亲补发了工资

一整天无所事事地唱国际歌，表情严肃

拆迁的房子在五楼，他和母亲挤在中间

我搬到厕所的西边，有一扇窗户

厕所零点七平米，我睡觉的床两平米

姑母已经从浮山所医院退休

偶尔吃饭前祷告，嘀嘀咕咕声音很小

浮山所在很远的地方，6路车终点站的旁边

有一个邮电局和几个碉堡

那里像我一般大的孩子，一多半是她接生的

母亲单位的一棵玉兰树，继续在春天开花

药房地下室的旧钢琴，已经五音不全

母亲的脸有些浮肿，看上去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兴安路的晚餐，飘着猪油的味道

我一篇一篇写小说，两个弟弟的身高都超过了哥哥

姑母窗户外面的青岛山，大半年郁郁葱葱

山下面是两个弟弟的学校

窗前涂着清漆的圆桌，装满了6口人家的日子

母亲和邻居关系很好，经常半夜被叫醒去给发烧的孩子打针

她不知道，她的日子已经倒计时

那一年，是我们一家最平常的团聚

父亲和母亲尝试着中断的快乐

爷爷和奶奶的两张炭笔画像，放在五斗橱的上面

三个孙子对未来，各有各的想法

我们都不知道，爷爷和奶奶的炭笔像，是怎样丢失的

家里的走廊隔了几道门，墙皮裂开两条缝

像是等待一场阳光的穿越

母亲的脸开始泛起微黄，没人的时候会发呆

深蓝色外衣，淹没了她的心思

两年后，那架航天飞机消失在天上”

那些消亡的风景

也许是宿命，晚生的一代青岛人，把对“波螺油子”的最深刻印象，留在了凌乱的光碟市场上。这说不上光彩，或者不光彩。禁锢去除，大门打开，一代人在“波螺油子”获得的技术与观念的启蒙帮助，孰是孰非，后人自有评说。但雪中送炭一般的淘碟体验，早已经根植在经历者的记忆深处，无法磨灭。

一盘录像带，一张光碟，一套盗版程序，成了“波螺油子”对城市文明形态与生活方式演变的最后贡献，令人始料未及，更匪夷所思。这不是“波螺油子”的初衷，却是结果。当熙熙攘攘的人为着生计与生存交易的时候，对应的恰恰是公共社会的现实需要，两者相向而行，其迸发出的坚定与坚韧，无疑难以压制。管理者的颐指气使与旁观者隔靴搔痒，只能让这个趋之若鹜的现场变得更戏剧化，而不是导向消亡，直到寻找的新的出口。这是“波螺油子”在死亡前留下的重要城市管理经验。堵塞与疏导，生存与体面，秩序与突破，停滞与进步，继承与创新，始终在相互渗透，相互博弈，失去了任何一个支撑，坍塌便在所难免。

本质上，所谓“地摊经济”本就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日常需要，最多是个市场补充，变成顶梁柱，便成了笑话，演变成政治正确，就更背离了初衷。不过，回头看数百年城市史，“地摊经济”的鼻祖莫斯科红场还真就是十二月党人的温床，二战后在香榭丽舍大街摆地摊也曾让巴黎充满了烟火味，贵妇、巫师、诗人、流浪汉、知识分子、市民和士兵都流连忘返。至于后来前法国保护领地突尼斯街头的小商贩之死，不过是一次意外。遇见地摊，就回到了常态，一件摆设，一张光盘，一碗馄饨，一个油酥火烧，一串羊肉，一本油脂麻花的《卧虎藏龙》，一颗土豆一把韭菜和一束玫瑰，都会温暖人心。在常态中，城市的活力经久不衰。

罗伯特·帕克在《城市》中说过，“随着时间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每个区域都开始具有某种与该区域内居民的特性与品质密切相关的东西。城市中的各个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居民们的特殊情感。这就使那最初无甚内涵的地理区划转变为邻里，即一个具有感情、传统与自身历史的区域。”

帕克相信，在这个邻里中，历史保持着自身的延续。

不知不觉，“波螺油子”就走到了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蓦然回首，“波螺油子”味道，大致像是一搪瓷杯一搪瓷杯沏得很浓的乏茶，搪瓷杯和杯里的茶叶茶汤早已不分彼此。一阵风刮过，一片树叶落上去，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反倒是觉得平平常常。日复一日，搪瓷杯里面的茶一直是热乎乎的，不论春夏秋冬，也不论是阳光普照还是风雪交加。时间久了，这是份真实的味道，让人们熟悉到已经熟视无睹，仿佛无法改变。直到有一天，这一切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

于是，人们开始像个人史一样缅怀“波螺油子”，缅怀这个城市所有消亡的凭证。这其中，来自潮汕新移民林竹，成为了一个非典型的本土历史追溯样本。

用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史逻辑去对应林竹近些年的推演对象与推演方式，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从远处看，林竹像一个孤独的守株待兔者，谨慎等待着异域文化圈的一条大鱼，表情肃穆且不乏宿命感。从近前看，他又类似一个质朴的乡土渔夫，热情从事着一网打尽的日常作业，唯恐遗漏掉一颗活生生的原生态样本，哪怕这个活体身上漏洞百出。林竹的工作，杂乱、矛盾、相互撕扯；林竹的工作方式，琐碎、直接、竭尽全力。这让这个在青岛的广东人的姿态，隐约透露出一丝荒唐的使命感。

以堂吉诃德之类的陈词滥调来描述林竹的状态，显然不合时宜。因为他周围的风车，早已经智能化了，行侠仗义不过是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念头，只能供一闪而过的快感在脑子里摇晃一下，便烟消云散。本质上，林竹也不是一个基督教衍生地培育出的殉道者，他生活的勇气与渴望，他的敏感与现实性，让他自觉不自觉地将一种不合时宜的尴尬，改造成看似具有四面出击特征的立场妥协，并循着风吹草动的轨迹，一步步抵达独立表达的彼岸。这一对弈与回返互为锲入的历程，并非林竹一个人的经验，林竹却是更感同身受的一个。因为他的前面后面，左面右面，都没有避风港。

青岛不是林竹的故乡，却是林竹一再表达乡愁的现场。他的理想向往，他的平民气质，他的历史观与现代性，他对本原的持续追溯与多重现实转换，最终让他的“他乡”成为了情感转移的寄托，一个关于故乡记忆的乌托邦。他让他的梦想，漂浮在一个逐渐由陌生而熟悉起来的城市里，与一个一个新加入进来的同行者继续着想象的旅程，虚拟起一个温暖的房间。他把这个房间里摆放孙中山画像的地方，陆续置换上了另视界、山语者、空山寂、龙抬头、造梦鸟、新文物、桃花源和逍遥游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并试图构建起一个臆想的现实。语意的庞杂与文本的繁芜交替发生作用，导致林竹抵达目的地的叙述，表情复杂。

林竹在青岛的老房子里策划的许多展览，就是林竹日见填满他的虚拟房间的凭证。琳琅满目的罗列在增加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抵消了叙事的连贯性。尽管他毫不讳言他的固执，也不匮乏对他的理性逻辑的依赖，却始终不能将虚拟房间的幻影，置换在现实的荒谬下面。或者说，林竹在他的虚拟荒谬与现实荒谬之间，一直不曾达成过有始有终的和解。所有的平衡，不过是林竹自己的一厢情愿。看上去，林竹很想把这份一厢情愿的工作，坚持到底。

这个时候，林竹这个虚拟的房间，突然就让人觉得有些湿润，有些温暖，令人不能不催生出一份敬重。

诸如敬重这类情绪表达，并不能替代阐述，却是校验判断的经验基础。在这一点上，林竹的纯粹与坦白，自然就繁衍出一种接近本源的韧性力量，让存在的真实在“非唐吉诃德时代”成为解构荒谬的现实可能。最终，林竹能不能打开虚拟的房间，将温暖扩散出来，流淌在大街上，对他和他寄居的城市，都是一个考验。

另一个城市过往的校对者，叫孙一，一个土生土长的诗人，一个被牙疼折磨者的淋巴细胞漫游者。

在许多人看来，孙一是个很边缘的退休老头。关于这个一年有半年时间发着低烧喝小酒的男人，之前昙花一现的《挽歌》，其实抵不上那些40年间围绕着他身上淋巴细胞的盘根错节，更吸引注意力。直到2018年开头最寒冷的日子，他鼓捣出《牙疼》。《挽歌》和《牙疼》都是分行文字，前一个写死去和活着的朋友，后一个试图把日常的牙疼，塞进“家国天下”的嘴里。

“有人说，疼得如此低端

好吧，我把叫喊再次锁进嘴巴

变为呜咽。我甚至

比如坚果，比如胡萝卜

那可是补脑醒目的东西啊

我规行矩步，进退揖让

一箪食，一瓢饮

尽量与大环境的温度一致”

牙痛，本来是一件小事，或者根本就是一个老男人“念念不忘”的私事。如同街头巷尾那些打扑克、晒太阳的过来人扯闲篇，风一大，就躲到屋子里面去了。鬼使神差，孙一这十几年不是打摆子就是牙痛，猫在房里看玻璃外面的光景，并不比在大风底下舒坦多少。结果，他便就着疼痛，放大了一个小人物的想象力。

也许，过了60岁的孙一并不真在乎诗歌的纯粹性，就像他当年不在乎谢冕的“雪中送炭”一样。拉着地排车回家，他把《荒原》中文版垫在枕头底下，和三两酒友还原《浮士德》的幻影，说一口东镇味十足的土话。当时他年轻的一塌糊涂，他的朋友活蹦乱跳，他也不琢磨远在天边的淋巴细胞的结构，不牙疼，不知道住在海边的大房子是什么滋味。不知不觉，这一切逐渐变换了位置，里面，外面，声色，犬马，死去，活来。后来，他的《挽歌》和《牙疼》也来了。延续40年的经验和相距十年的文字，偶然性和连续性的悖论，来自同一个理由，同一个冲动，显现着同一个方向，荒谬并真实。一枚硬币的两面，纠缠着同一种窘迫、焦虑与困境，面临着同一种恐惧。这一体验，当刻骨铭心。

疼痛，是进入孙一诗歌的一把钥匙。但疼痛，却解不开孙一分行文字的锁。那些塞在孙一牙缝里的骨头渣子、韭菜叶子、咒语和神谕、神经末梢和阿司匹林，才是孙一密密麻麻的疼点。疼痛到极点的时候，他睁着眼，企图看见更远处的疼痛。那些疼痛，和他的身体无关，却和他的“荒原”近在咫尺。风最猛烈的时候，他想起唤醒柴火，却发现已经说不出话了。

江湖一直在面前，孙一似乎一直不在江湖里面，孙一的江湖，是他自己的。这几年，每天下午低烧袭来的时候，他一个人的疼痛，远超出诗歌的想象。他和诗歌，终究是最亲密的陌路人。在诗歌面前，孙一是个精神乞丐，白酒瓶里装满了疼痛和疼痛的敌人。他以为，这个疼痛，是他自己的，也是所有人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日趋衰老，让他的边缘化意志在他的被称为诗歌的文字里，成为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季节里裹尸布一般的旗帜，清晰无比，孑然一身。

孙一说：

一只猫在远处叫，叫声压抑，也像牙疼

守望

孙一牙疼那几年，本地文艺“老炮”经常晚上在无棣二路的福多多饭店吃饭。福多多的耿姓老板，1937年出生，领着儿子、女儿做家常菜，三张桌子，天天爆满。无棣二路的房子是他自己的，所以无经营压力，抛去水电费和原材料成本，剩下的都是利润。青岛的所谓家常菜，不外是各种日常海产品加工，蛤蜊、海螺、海虹、海蛎子、虾虎、鲍鱼、海带、海胆、海星、带鱼、鲅鱼、偏口、鲭鱼、鳗鱼、黄花鱼之类，旁边的大连路市场有什么就做什么，炒炸煎煮，驾轻就熟。人多的时候，信息传递混乱，耿姓老人和掌勺的儿子会有争执，儿子和配菜的女子，也会争吵几句。高潮一过，气氛就缓和。灯光匀称地笼罩在这一家人浸透着汗渍的身上，平常而又动人。

某晚一班文人在福多多的饭局照常上演，发生了两件事，将耿家略带火药味的你来我往，减弱了几分。前一个算得上是插曲，就是一位移民荷兰多年的大提琴手回来探亲，谈话中提到“荷兰人窗户上不挂窗帘”，众人不相信，发出一阵嬉笑。

另一个故事，是中途去的一个喜欢写诗的退伍武警讲述的。他喝醉了，讲了一段亲身经历。当兵的时候，他在河南某市看监狱，同班有个南阳的憨厚战士，父亲是个石匠，没上过几天学，拉里邋遢的，平时老受人欺负，班排长也不喜欢他。南阳兵还有两个星期要退伍的时候，监狱跑了一个犯人，当地武警支队、狱警加当地特警上千人几天没抓到。南阳兵的排长是直接责任人，压力山大，焦头烂额。第五天早晨继续抓人，安排拉网搜查的时候，这个南阳兵晃来晃去，排长烦了，照他屁股踢了一脚，说滚一边儿去。他倒听话，拐弯躲进了旁边的高粱地，免得再被排长看到挨骂。深秋，高粱刚收割，冷嗖嗖的。南阳兵背着枪，揣着手，一边踉踉跄跄向深处走，一边嘟嘟囔囔咒着排长。一抬头，看见一个人哆哆嗦嗦躲在里边，问干什么的？那人回答，过路。南阳兵一听口音不对，想起正在抓人，打了个机灵，端起枪，大叫一声，就是你，人就抓了。讲故事的人说，南阳兵立了二等功，就此转运，支队问他愿意复原还是留在部队，他说不想回家种地，于是就被送去上了两年军校，回来当了营房股长，不用回家种地了。某年夏天来青岛，俩老战友就在无棣二路的福多多喝了一场散啤酒，大杯畅饮，痛快淋漓，讲完故事。讲故事的人酒也醒了，感慨一声。说，人都是个命。

“波螺油子”底部的一场酒，很快就散了。福多多饭店两代人的生意似乎一直红火，大熊、刘涛、宋文华、高兵、刘辉明、老陶、老贾、张亚林、三叶这些熟人没几天就攒一个局，喝的腻腻歪歪，有清醒的，有喝醉的，有半截退场的，有出门找不到北的。喝酒的人换来换去，牙不疼的时候，孙一也会去。只是那个退伍武警，再没有出现。

80多岁的福多多耿家老人，每天出现在饭馆，掌管着前前后后。老人家族有长寿史，祖辈都活大年纪。常去吃饭的食客发现，他的饮食习惯也大异于常人的健康观念，比如说冬天他每个月需要消耗五斤白糖，用开水冲着喝，夏天就吃冰激凌，吃好多。看上去，耿家老人对大熊这些老主顾平日里的工作，缺乏关注热情。对一波一波的旧城改造，对一栋一栋被征收封堵的老房子，他熟视无睹，不加褒贬。偶尔会说一两句往事，但话不多，也不太愿意深入。他的向往，似乎已经冻结掉了。他守望的，是他的饭店，他的儿子女儿，他的家。

生活，在福多多，在已几乎寻找不到旧日模样的无棣二路，依然有滋有味的继续。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波螺油子”的所有窗户，都有窗帘。

大熊这些人的关注的事情，时不时会迸发出一些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高音。2013年2月23日，癸巳正月十五前，一场主题为《守望者》的青岛本土摄影展，在一番匆忙的操作后开幕。在“波螺油子”头顶一间老房子里辟有工作室的大熊，低调地出现在展览现场。1960年代中期出生在青岛火车站旁边的他，是《守望者》的参展艺术家之一，也是多年来持续进行老城生态演变记录的守望者。

他个子很高，与现场的喧闹有些隔膜。

从现场看，这个叫《守望者》的展览很有些“急病乱投医”的慌乱。城市病高烧不退，庙堂外面的过客自是焦虑，噼里啪啦发出些声音，理所当然。可具讽刺意味的是，大熊这些手里拿着照相机的守望者，并没有行医证。那么，作为凭证的所有照片或者影像，就不具备任何现实意义上的裁决性，依然是“过客”或者“旁观者”，仿佛梦游。尽管，这里面的许多人，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近乎为零；尽管，这些人和他们的父辈祖辈，已经与同一个城市相互厮守了许多年。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进入拍摄者视线的所有现场，属于这些守望者，也属于成为“现场”的所有人。所幸，这个结果不需要“裁决”。

但是，如同张元《回家过年》里找不到归途的陶兰一般，慌乱、困惑与窘迫，依旧存在。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辨别失措，也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被分割，更在于整个城市情感、经验、习惯和传统的被颠覆。因为，除了炸楼拆街这样容易被注意的大动作，城市在诸如不停地修路换石伐树移木这样看似平常的小事情上，并没有真正明白城市究竟是什么。

对大熊和他的同好来说，归根结底，城市应该是一个顺序渐进的过程，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把所有的过程都剔除了，城市也就失去了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一个没有了被传统和记忆温暖着的城市，仅仅是个美丽的外壳，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城市，在成长中一点一点地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在延续中慢慢改变，不仅仅人道，不仅仅尊重记忆，不仅仅合乎规律，同时也是一个节约型社会的必须。由此，城市才可以成为一个以更多人的快乐为存在正义的公共家园。

或许，在继续推倒了更多的老城老街老楼之后，人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城市的意味，但是，很可能那时已经没什么有时间概念的东西可以抚摩了。人们对应自己成长历程的所有参照物，都被存放在了记忆里，于是，人就变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守望者》的关键词，一个是青岛，一个是对陌生化的抵抗。《守望者》的12个参展艺术家，围绕着青岛这个共同栖息的城市，关注着城市化演变中的颠覆性重构，以不同的记录方式，对记忆的消亡，进行着不懈的弥补。

冯琳，一个瘦弱的80后，其提供的参展作品，与其说是他的创作，不如说是他策划组织的一次市民摄影事件。这些由本应属于拍摄对象的人群自己实施的“在地”影像，以对称的融入性姿态，在很大意义上丰富了《守望者》的展览形态。不仅于此，他同时扩大了展览的实验色彩，拓展了摄影的互动概念。通过以鼓励原居民直接参与记录的方式，冯让原生态植入的概念，形成了具有行为特征的具体化过程，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

从60后到90后，《守望者》参展者的年龄跨度不可谓不大。比较80后冯琳，90后英子的阶梯标志不仅在于观念嬗变，也集中在方式与趣味的差异。作为一个新一代移民，英子具有了上几代客居者所不曾拥有的信息储备条件，却不再承受过度的压力，这样的呈现，自我、坦白并率真。

贾纪谦的本土视角，浸透着局部的坚韧与无处不在的生存感，角落与角落之间搭建的语音表达逻辑清晰，阳光下面，时间痕迹与日常生态和睦相处，传递着生机。

刘奕麟的工作方式，大概类似公立医院门口的私人寿衣店，不预告死亡，也不裁定死亡时间，却证明着死亡的发生。这很残酷，却很日常。因为在我们日积月累的城市化经历中，这样的告别已经屡见不鲜，最终强大到足以令人麻木不仁。那些不同的门，敞开着，人进去，出来。

曲一飞的姿态，则是很多本土摄影人所共有的，这构成了《守望者》的一个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他的呈现，核心在日常化的耐心，一种不经意间的扑捉，一种日积月累的汇聚。将曲一飞们的积累展开看，显现的便是很多人的真实过往。

对于瑾来说，如果仅仅把一袭长发当成撒在老城墙角旮旯的一把糖，显然低估了照片上这个虚拟行者的价值。照片的再生，犹如二婚，嫁接在上一次的经验下面，面临的考验，自然是另起炉灶的风险。但人们还是尝试矜持地拥抱起这个女孩，犹如发现新大陆。

透过大信息量的过滤，会发现王钧作品的对应方式，大致是运动间隙的一种平衡：不夸张的扭曲，不激烈的渲染，不完整的摄取。尽管参展作品因为量的限制，弱化了许多典型现场的连续性展开，但摄影者深入其中的倾听姿态，不难辨认。其中的眷恋亦或顾盼，清晰嵌入黑白之间。

李隽辉切入老街的方式，冲突、叠加、混乱。比较白天的尺度失衡与喧闹，摄影者给出的老街之夜，透露出些专注与温情，类似男人的萨克斯，深沉、平静、忧伤，如同柏辽兹的“好像回声中的回声”。不过仔细看下去，污渍斑驳的街道很快就平衡了诗意。

沉迷于城市场景讲述的李伟，叙事的通俗易懂显而易见，危险则是令摄影者易坠入对象痴迷幻觉，置身其中，不假思索。从记录角度而言，叙事的连贯性则成为解读历史不可或缺的证据。

作为老练的60后摄影者，穿梭在青岛老城之中的杨光，控制情绪的能力令人难以捉摸，这直接影响了其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定位。结果，杨光的照片往往给人一种陌生化感受，无论有颜色还是无颜色，无论快乐还是怅然。隐藏摄影者自身，不在于制造生涩，而是不动声色中的呈现，感受、观点、态度甚至方式，都在其中。

对王泽杰这一代摄影家而言，摆脱扭曲的记忆并加以“纯化”是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记录并进行记录筛选，就成为必然。在相当意义上，这是责任，也是呈现态度的方式。王的参展作品意义表达直接并确定，这是时间所不能屏蔽的，恰也是我们自身的文化境遇。

就青岛来说，继波螺油子、台东、西镇、小港、海关后、小鲍岛、四方、沧口之后，大鲍岛面临的生态消亡，被习惯性归纳为城市化进步的一个不可抗拒的环节。但其中涵括的甚至无须论辩的颠覆性发展逻辑，早已深刻地揭示了城市自身脆弱的文化生存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在青岛出现诸如《守望者》这样的展览，就如同一种集体寄托，是一次对个人记忆的拯救和梳理，也是一个无奈的文化表达。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可以阻断城市居者对自己记忆的连接，并且，当这个连接可以通达心灵的时候，人们没有理由不饱含泪水。

这是城市居者的权利，也是城市居者的尊严。

2013年2月在天泰美术馆举办的《守望者》展览，看起来更像一个和态度有关的事件。这个用影像方式悼念抑或是守望的干预行为，让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着的城市改变，具有了图像学文本的追溯意义。

如此多的本土摄影艺术家，以过去许多年中持续记录的城市瞬间，组成了一个图像纪念碑，祭奠逝者，纪念自身，同时证明着城市栩栩如生的鲜活过往。

在《守望者》开幕前后，大熊拍摄的“纪念即将消失的大鲍岛”系列陆续出现在他的微博里，引发起不大不小的关注。一个人，一场雪，一只钟，标志出一条生死分界线。伴随着滴滴答答的指针移动，大熊将不加掩饰的苍凉，一步步推向挽歌高潮。

2012年11月，青岛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叫《月是故乡明》的展览。展览开幕40天前，69岁的策展人杜大恺，以清华大学资深教授身份回家乡公干，面对背朝大海的一群听众说，他个人经历的地理背景，青岛35年在前，北京34年在后，前35年对后34年，始终在发生作用。在旁观者看来，杜大恺的这69年，有些像从一个原点起始的扩散，前35年是自然收紧的手掌，后34年似自由伸展的手指。而对许多以青岛为记忆起点的出离者而言，感性化的家乡与陌生化的家乡共存在记忆经验中，相互缠绕，相互参照，相互消解。最后凝结成一种个人的遗忘抵抗，于是返回“原点”，便成为了一种现实的需要。

这种感性的冲动，规律性地伴随着阅历的增长而加剧。

2019年2月8日，知名水饺品牌“湾仔码头”创始人臧健和，因糖尿病并发症病逝香港，终年73岁。这个有着“水饺皇后”之称的倔强女性，以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这个时候，她曾经异常熟悉的无棣二路诊所和“波螺油子”，却已面目全非。

同一时间，40多年前去过掖县路臧阿姨家的明儿，已近60岁。他在多伦多生活的儿子，也过了30岁生日。明儿注意到，掖县路的那栋两层公寓，外立面被重新粉刷过，以尽量掩饰颓废的内里。

一切都被时间裹挟着经历变迁，一切都无法从头再来。

在“波螺油子”消失的年代，“城市公共利益为先”这条堂而皇之的理由，似乎很容易抵挡掉所有的关于追悔莫及的想像。尽管仅仅不过20年后，许多人对此早不以为然。但追悔莫及的一声叹息，已经无济于事。在“波螺油子”消失的过程中，本地网友“琴屿飘灯”发表在青岛新闻网论坛的“琴屿评论”，令人记忆深刻：一场秋雨过后，被雨水打湿的石头路面微微泛光，两边陈旧但不失俊美的各式建筑，再加上几片知秋而落的飘零黄叶，仿然是一幅不施油彩就能描绘的优美图画，而这一切如今你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了。“琴屿飘灯”说，他始终记得胶东路7号院那幢砖木结构的二层建筑，山墙上雕刻有一朵盛开的牡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依然完好如初，一周之后，当他再次站在那里，“盛开的牡丹”已经随着老宅和周围的一切，化成了一堆残砖断瓦的建筑垃圾。

于是，在2022年的春天，人们开始纪念“波螺油子”。这是过去不同的人用不同方式进行记忆连接的继续，也是后来更多人的更多回望的开始。人们知道，纪念“波螺油子”，其实就是纪念自己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对这篇“波螺油子”的考察笔记来说，孙一《牙疼》意味深长的结尾，让荒谬中的渴望，生长出一线生机：

这会儿，我得捂住我的腮

爬得高一点，让我的疼痛

尾声

这是一座在时间腐蚀里渐行渐远的山谷迷宫。当一只白鸽飞过记忆盲区，轻微扇动的翅膀就会掀开细节的闸门。

毋庸置疑，在被岁月磨砺的青岛过往中，每一处耳熟能详的地理节点，都有着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而标识性无可替代的“波螺油子”则首当其冲。盘旋在这条马牙石路上的山风，像一记口哨，把20世纪一部城市繁衍史中的真实喘息，锐利的悬挂在几代人的行囊里，一任春夏秋冬的季节更替，窸窸窣窣，历久弥坚。

这个将温情与崎岖叠加成年代印拓的现场，令人刻骨铭心。

所有的街区生长史，都曾投石问路，历经坎坷。唯独青岛自1898年开始的全新开发期，通过非典型性经验所获得的移植路径，稍微宽裕。伴随着20世纪前20年的时间进程，经历过青岛新城的奠基与扩张之后，新市街和以“波螺油子”著名的胶东路，成为了邻近区域不断持续的街市扩容的必然结果。在资本推动下应运而生的“波螺油子”，作为市井气息浓稠的半独立社区和步行道，由于居民族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以及独特的高落差地理形势、自然形态的道路设计与营建布局，导致区域范围的风俗习惯、人际交往、功能认同、区位印象也大相径庭。诗人、士绅、会计、杂货铺老板与中医师共同搭建的错位地图，就此勾勒出相互冲突的街区景观，并随着时间的改变而辗转腾挪，此消彼长。门里门外，高低不平，流水淙淙，柳暗花明。蓦然回首，无心插柳柳成荫，于无声处听惊雷。天长日久，同质化的共性被忽略掉，差异性元素在人际积累中慢慢稳定，几十年中逐渐固化，形成肌理与形态符号明显的城市地标。

这里不匮乏默默无闻的过客，不匮乏投身其中的经历者，不匮乏野心、消沉与乡愁的无主题变奏。穿过闹市区的喧嚣，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半个多世纪的风吹日晒与烟熏火燎，使得“波螺油子”以忍辱负重的沉默不语，给姿态各异的青岛街市，增添了欲说还休的想象力。太阳底下的光鲜亮丽与无处不在的苟且、偷生、搪塞相生相伴；黑暗中的风花雪月与阴谋、预谋、图谋同床异梦。人世间循环往复的悲剧、喜剧、闹剧、活报剧，邻里间随时上演的你争我斗与你谦我让，亦或是你来我往，这里一个不少，同样卑微，同样鲜活，同样狗血与生动。这是一场逼真到无法还原的市井戏剧，一段步伐凌乱却又不失本色的城市复调，一些悬挂在时间废墟中的记忆坐标。

作为不可替代的城市现场，“波螺油子”让所有脚踏实地的跋涉者，在生存记忆的柔软处，贴上一份坚硬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