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咖啡里的青岛史

前记：一些和青岛成长有关的过眼云烟

记得在2007年11月14日的下午，我和两个北京来的朋友在八大关好时光喝咖啡。天气很凉，辉明开了空调，但衰老的房子依然让人感觉到外面的寒意，暗淡的光线下面，咖啡和时间慢慢被消磨掉。我和客人说着这间房子的历史，说着房子所在的八大关，说着八大关所在的城市，说着110年前发生在这个上午的德国占领故事。雅各布斯咖啡的气味在这些过往里面散布着，显得有些荒诞和不合时宜。

这个季节的八大关很萧瑟，窗外匆匆走过的行人踏着法国梧桐的落叶，很快消失在视线之外，像些幻觉，一如咖啡和这间房子的纠结。突然就想起来，如果我爷爷的爷爷当年也端着一杯热咖啡在烧着麦秸的火炕上面咕噜咕噜喝，会是一个怎样有趣的场面。可惜这个假设不可能成立，因为1897年的时候我们家还没来青岛，还因为那个时候青岛还没有人喝过这种黑墨水一般苦涩的植物饮料。那个时候我爷爷的爷爷应该在老家的炕头喝着便宜的茶叶末子，旱烟管里吐出的草烟叶子气味，弥漫在粗瓷碗的周围。我没见过爷爷的爷爷和爷爷的爸爸，始终想像不出他们的在冬闲时节的样子。但我相信，这时候倘若谁弄来一碗叫咖啡的汤汁端上来，一定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抑或他们会笑个人仰马翻也说不定，乡下人老实，看不得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大概也是同理，几年后一种叫铁路的新玩意要经过我老家的时候，乡人不约而同一致抵抗，直到济南府的袁世凯派兵干预才平息事态。

在铁路预备开头的青岛，稀奇古怪的汤汁来了，并且让叽叽咕咕着的玻璃咖啡壶摆在路边茅草屋下面，慢慢熏陶潮湿的海岸线。1898年春天，大清国和德国在几张纸上签字画押，一杯咖啡里的城市史，就此开始。我很好奇，当年李鸿章、翁同龢和海靖在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看着“荫昌与富兰格互对”《胶澳租借条约》的当口，旁边桌案上摆着的是咖啡还是茶水？如果当时果然有一杯咖啡在桌子上，是不是就暗示了青岛如同咖啡因一般，持续刺激中国社会神经的边缘宿命？

不论是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还是我爷爷的爷爷们这辈芸芸众生，都没有阻挡住青岛命运的变化，也没有阻挡住咖啡的登堂入室。茶水倒是保留着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和咖啡对抗着，对应着，分化瓦解着，逐渐和平共处起来。如是，青岛就长到了现在这个模样。

其实，咖啡和青岛，咖啡和2007年11月14日下午的八大关，本来就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后来发生的这些故事里面，角色有我爷爷、我爸爸和我，也有我爷爷、我爸爸和我的不同时代的成千上万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些角色和咖啡、茶水、啤酒、卷烟、豆腐脑相互纠缠着的日子，成就了青岛城市史的平常风景。把这些故事告诉我的两个北京朋友的时候，我居然保持了平静，像是在说着发生在颐和园或者大栅栏的过往，但我知道，这是我的故事，一些和青岛成长有关的过眼云烟。这里面，咖啡的味道凌乱、苦涩、混沌，但却真实。

序幕：向大清帝国的最后敬礼

青岛的咖啡宿命，是戏言，也并非戏言。戏和非戏，都在戏之外。弄戏和看戏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惜，历史的真相本来就很难辨认，遗漏掉一点蛛丝马迹，结果往往就南辕北辙。

对胶澳抑或是青岛来说，1897年像个腐朽的门槛，轻轻一碰，里面的东西就稀里哗啦了。大冷天里，大清国的皇家军队落荒而去，地方士绅炕头上的茉莉花茶泼了一地。若干若干年后，每当我走过太平路上的人民会堂，总会觉得老土豪们的茶叶汁就浸泡在脚底下，散发着潮湿的霉味，一直挥发不掉。究其原因，大概是下青岛村地主家炕头和地下温差太大，茶水泼下就冻了，始终没机会蒸发。不过，如果说1897年的这个冬天就是大清国的末日了，也未免言过其实，德国人在铁甲船上煮着咖啡来到胶州湾的时候，紫禁城依然在冠冕堂皇地挥动着旗语，尽管袖管里面已经爬满了臭虫。大清国表面泰和着的另外一个象征，是在阳光灿烂的8月16日刚刚发行了第一套普通邮票，大清海关邮局的小纸片上，一条大龙栩栩如生，仿佛是向帝国的一个敬礼。

其实，1897年一开头，日本就悲伤不已，因为1月11日英照皇太后死了。在大清国的这个不友善的邻居忙活着发丧的时候，另外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比如谭嗣同在2卷5万字《仁学》中猛烈抨击“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指斥两千年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比如求是书院、商务印书馆分别在杭州蒲场巷普慈禅寺和上海成立；比如德国化学家菲霍夫曼合成了阿司匹林，并开始为他父亲治疗风湿关节炎；比如沙俄正式开工修筑以哈尔滨为中心连接满洲里、绥芬河、大连的中东铁路。谭嗣同对独夫民贼的讨伐，求是书院的勤诚之风渐然蔚成，阿司匹林这种白色粉末的革命性进步，中东铁路缩短了的地缘政治，都不再是大清帝国喜闻乐见的风景。

1897年4月3日，出生在汉堡一个职业乐师家庭的勃拉姆斯逝世。为纪念这位德国音乐史上最后的古典作曲家，汉堡港的所有船只都为之鸣笛并下半旗。只是这时候还没有人预测到，几个月之后，这里将因为胶州湾的被占领，进而成为德意志帝国连接中华帝国的最重要的出海口。许多人和许多货物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进入胶澳青岛。

1897年是阴历丁酉年，大清国土地上悄无声息地出生了几个肖鸡的人，比如王统照、宋美龄、戴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后来他们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并和胶州湾边上的青岛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头顶着文学研究会的招牌和几米袋文章，成年后的王统照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青岛的文学领袖，直到他不喜欢的国民政府成为《沉船》。不论母亲在青岛逝世前还是以后，宋美龄一直专一着蒋介石和国民党，至死不渝。戴笠则从青岛踏上了不归路，失去了与他服务的政权一起亡命台湾的机会。这些发生在1911年以后的恩恩怨怨，大清帝国是看不见了，它死在那一年的秋天。惊心动魄的葬礼上，有一杯孙中山从伦敦带来的苦咖啡，杯碟上写着民族、民权、民生，旁边是一柄毛瑟步枪模样的勺子。

丁酉似乎波澜不惊，又到处都是预兆。伴随着各种似乎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的交织出现，1897年就这样赤裸裸地来了，最终给患有风湿关节炎的胶州湾以铭心刻骨的疼痛。

离开1897年的11月14日百年之后，当我们能以后人的理性与认知力，去探寻那个远比今天寒冷许多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时，历史的原本轨迹早已面目全非。我们不知道，如果1897年的这个平常的冬日形同往日一样度过，青岛后来的历史会是什么样。今天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小心翼翼地去拼接胶州湾屋檐下被强力击碎的冰凌，破解这个改变了渔村走向的日子里所发生的军事占领事件的原委，去体味这其中难以言叙的沉重、悲凉与无可奈何。这个过程，像浸泡在咖啡里的阿司匹林，对疼痛有效，对记忆无效。

【李希霍芬打开的瓶子】

如果说诸如费迪南•冯•李希霍芬这样的德国人，是青岛城市化运动的最初引擎，招致一顿劈头盖脸的声讨，应该不意外。当一种仿佛是不可颠覆的情感逻辑建立之后，说出事实本身大约就是大逆不道。何况这些事实的许多细节，依然需要证实。这的确有点像将咖啡和城市史所进行的联系与比附，探讨的趣味和风险，始终此起彼伏。

其实，讲述一杯咖啡里的城市史，那些由褐色粉末煮出的液体不过是个托，是些可以让人或缠绵，或沉迷，或清醒，或作思想状、深刻状、颓废状、玩世不恭状的媒介。咖啡和城市史，本来就风马牛不相及，抽象出来的联系，多牵强附会。比如没有咖啡，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能够在辛亥年推举着革命的旗帜冲锋陷阵；而有咖啡的青岛，却穿着一件殖民地的德国马甲，对民主和自由解放运动隔岸观火。有意思的倒是，一年以后抵达青岛的孙文博士，不仅没有对青岛在武装起义中的暧昧态度表示不悦，反而自己跑到德华大学，对一群中国学生说，青岛这件殖民地马甲应该成为未来共和国建设的榜样。28年后，孙文的学生和既定接班人汪精卫同样视青岛为样板，只是这时候他的主子已经换成了日本人。鬼使神差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旧体制出身的袁世凯、周馥，也曾对青岛的殖民地开创与发展，发生过兴趣。之后的济南开埠，就是在青岛开发、开放的刺激下发生的。

青岛，这个相继牵扯出了1898年戊戌变法和1919年北京学潮的城市，仿佛命中注定会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暗礁一般诡秘，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直到1957年夏天，在一栋被花岗岩围墙护卫着的深宅大院里，青岛深不可测的杀伤力，被推向最高潮。俯视着半个城市的迎宾馆，现在恢复成了总督官邸遗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旁边后来加建的楼房改成了旅馆，2010年夏天和朋友在院中喝过一杯曼特宁配山多斯，很是强劲。可谈话的时候，还是走神，总觉得大树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叫喊。抬头看，树极茂盛，庇护了地上的好几张桌子，树龄差不多百年，算起来，期间应该已经有好几代的人都驾鹤西去了。当然，这还是依照人的正常寿限算的，没包括非正常死亡。许许多多的非正常，在过去的年月很正常。旁边有两个学生在谈莎士比亚诗剧，看着杯底残留的一层褐色液体，想也许咖啡对于青岛的意义，类似看客对《哈姆雷特》的困惑：是应默默忍受坎苛命运的无情打击，还是应与深如大海的无涯苦难奋然为敌，并将其克服。此二抉择，究竟哪个更崇高？

显然，由植物提炼出来的咖啡，解决不了这道哈姆雷特难题。

在1897年胶州湾占领事件发生前，围绕着比哈姆雷特困惑更现实的需要，一些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了一杯咖啡里的城市史的序幕，一段最终被改写了的历史的注解。他们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许景澄、刘含芳、李秉衡、李鸿章、翁同龢。在这其中，德国人李希霍芬所经历的时代，也恰恰是咖啡在德国逐渐流行的黄金季节。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男爵的旅行故事很长，他1868年到1872年间在中国进行的7次远征，使他成为了在中国地理和地质学界最知名的探索者之一。而其中他和山东以及胶州湾的联系，则让他的身份、动机和所发生的作用，在后来的占领事件中受到了广泛怀疑。从1897年的晚些时候开始，作为一个嫌疑者，李希霍芬成为了早期殖民史上被关注的对象。

实质上，在1897年11月14日720名德国士兵在胶州湾实施登陆之前，和胶州湾有过接触的德国人，并不是李希霍芬。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李希霍芬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过胶州湾，他对这个海湾的种种描述和分析，并不是实地考察的结果，而是根据资料进行的地理总结。

一般看来，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所有记录，仅仅是他在中国漫长并且地域广泛的地理考察的一小部分，也是他的许多个人行走中似乎并不足道的一个过程，这一后来被政治和外交行为扩大的了涉足事件，和他真正关心的地理学的动力与方向，似乎没有本质的联系。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这个说法依然存在争议。或许，如果不是后来巨野教堂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导致出的占领行动，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记录，大概就和他在其它地方的旅行笔记一样，最终会成为布满了灰尘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一次，他的这个意外扩展开的“发现”，却成为了一个预谋中的军事计划的原始蓝图。

李希霍芬出生在1833年，早期所留下的背景资料不多。据说，他可能在奥地利的提罗尔和罗马尼亚的德兰斯斐尼亚受教育。在1860年到1862年之间，李就已经开始在亚洲的许多地方旅行。1863年到1868年间，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做了大量的地质勘查，间接导致了加州后来的淘金热潮。1868年到1872年间，他转到中国进行了7次远征，主要贡献包括指出了罗布泊的位置。后来西部甘肃走廊南缘山脉，曾有一些名称就是依李希霍芬的名字命名的，如RichthofenRange，也就是今日的祁连山脉。

李希霍芬在中国的活动，在开始时期曾经受到过清政府的限制。1868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到来进行实地考察。这期间，他又获得上海外商会的资助，精心设计了7条考察路线，范围北抵辽宁沈阳，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广州和香港，东到舟山群岛，时间之长，地点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李希霍芬和山东以及胶州湾有关的考察活动，是在他选择的第3条路线中逐渐完成的。从1869年3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他主要行走了山东的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和芝罘。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知识和一些判断，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考察时陆续获得的。1877年，他曾专门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其中强调了青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了可以在胶州湾筑建现代港口的关键性观点。李还建议，应该同时“建设一条与内地衔接的铁路线”。1903年10月鲁迅以索子笔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八期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中说：“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鲁文中从山西一眼看到胶州的利氏，即为李希霍芬。李希霍芬的这些工作，在退役少校HermvonDetten1928年完成的一份报告中，也得到了部分印证。他认为，这个旅行家“曾赞许地阐述了这个港口的天然优点”。这份报告相信，李希霍芬“为德国的占领行动”进行过地理上的指导，包括“优先推荐了”一些地方。

有证据显示，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后来被德国政府视为是有关中国的“科学的、值得信赖的”知识基础。当德国的占领考虑开始出现时，李对胶州湾的评价就又被重新提起。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海军建设顾问弗朗裘斯的研究报告中，曾多次援引了李的论述。

其实，李希霍芬对胶州湾建设海港的建议，不仅影响了德国政府，同样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886年，驻德国外交使节许景澄向朝廷陈述了李关于胶州湾的报告，并且建议立即开始海湾的建港工作。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了。

实际上，在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李依然在《普鲁士年鉴》等出版物上撰写了多篇论文，试图把他对山东的见解大众化。尽管，这时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对山东文明传统的认同上。单维廉曾盛赞过李希霍芬在1898年出版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指出“李氏著作的令人感动之处，是赞扬了中国文明和承认中国伟大的高尚精神”。1905年10月6日，带着许多的光荣和非议，72岁的李希霍芬在柏林逝世。

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至少在1869年之后，胶州湾这个诡秘的瓶子，被李希霍芬打开了。

【打鸣的鸡不下蛋】

李希霍芬打开的瓶子，许景澄捡到了。他将在瓶中看到的危险景象，报告给了距离胶州湾800公里的大清国都。

在有关清廷对胶州湾军事准备史的断断续续的描绘上，许景澄是最容易被注意到的人物。他在41岁时的一次言事作为，被认为是导致了后来中央政府在这里一系列设防动作的开端。

其实，许景澄和李希霍芬一样，并没有到过胶州湾，他也不是胶州湾军事价值的最早发现者。他对这个海湾的了解和关注，原因恰恰是他在德国发现了李希霍芬男爵的一份调查报告，这就是这位旅行家1877年完成的《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在报告中，男爵提出了胶州湾适宜筑建现代港口的观点。获得这个信息的许景澄相信，包括德国人在内，西方先进军事国家对山东东部这个海湾表示出的热情，他们的“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的背后，隐含了更大利益动机。他不十分确定的是，这个危险会在什么时间出现。

从1877年李希霍芬的山东报告出现，到1886年许景澄上书言事，这中间经过了9年时间，许选择在中法战争开始后发出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建议，应付危急的考虑是明显的。因为，法国已“屡次声言将由胶州进图北犯”。从视野上看，许景澄长时间出使法、德、意、荷、奥、比利时及俄国公使的经历，除了使他熟悉咖啡的各种饮用习惯和礼仪外，也使他和清王朝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政策制定者相比较，对局势、利益关系的把握以及认识，要敏感、清醒和开放许多。

关于胶州湾，许景澄的描述是：“查该处为大、小沽河、胶莱南河会流入海之处。前明于此设立卫所，东曰浮山所，西曰灵山卫，以资控扼。其外群山环抱，口门狭仅三四里，口内有岛中峙，实为天然门户。周湾之地约数十里，水深八、九拓至四拓不等。当烟台未开口岸时，航海商舶凑集颇盛，本非散地荒陬可比。且地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江浙，均一二日可达，声气足资联络。若酌抽北洋、江南海军，合以山东一军扎聚大枝，则敌舰畏我截其后路，必不敢轻犯北洋，尤可为畿疆外蔽。其胶莱河与北河海口通连，元时海运曾由此取道避成山大洋之险，将来浚治淤浅，使雷艇小轮船在内通行，则与直隶海面号令策应更为灵捷。溯自浙之温州以北至于青齐滨海各处，非口门坦漫，即港路浅狭，惟该湾形势完善，又居冲要，似为地利之所必争。”

许景澄认为，“外国屯扎水师必不与通商之埠同在一口，则有事封港，无所牵制，其规择形胜必取外口严密，内澳深广，盖先令我之师船屯藏安固，乃可蓄以击敌船，兵法所谓自立于不败者也。”许景澄的结论很明确，这就是“山东之胶州湾宜及时相度为海军屯埠”。他同时建议，应该由南北洋大臣会同察看胶州湾，有计划地渐次经营，用10年的时间，将这里建设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海军基地。并且，许景澄还把他收集的洋人描绘胶州湾的地图翻译了出来，希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交海军衙门，以备查核。

严格地说，许景澄和胶州湾的联系，仅仅是他阅历丰富的“奉使外洋”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一次职责冲动。或者，如果没有李希霍芬的报告，他也不会产生出和胶州湾有直接联系的军事设想。就是出现在1886年3月13日的这份《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条陈海军事宜疏》，里面涉及胶州湾的内容，也不过是他“不敢安于缄默”的“治兵之制”建议的一小部分。这件类似情报汇集的工作，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就完成了。弄出这么个报告之后，他似乎象了却了心事，不再怎么花费更多的心思去关心这个弹丸之地的命运了。后来，倒是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的《敬陈海军事宜疏》继续推动了许景澄的设想，使得许景澄的改革声音，不再显得特别孤独。

清廷把许和朱的建议交给了督办北洋海军兼新成立的海军部侍郎李鸿章去“详复核办”。之前，李鸿章其实已曾于1886年2月末派管理鱼雷营道刘含芳去了一趟胶州湾查勘测量。后来，李又派水师统领丁汝昌会同英籍总兵琅威理“再行详细审度”，反反复复下来，最终决定了设防构想。对“肘腋之患”始终保持警惕的李鸿章明白，胶州湾的“地利在所必争，若我不先置守，诚恐海上有警被人占据”。

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许景澄建言的正确。德国人占领胶州湾3年后，许景澄终于因为直言义和团是“心腹之患”，被杀于北京。1900年的七月二十八日死去的时候，这个浙江嘉兴人才55岁。

和许景澄一起陷入胶州湾预警这团泥潭的，还有刘含芳。

在许景澄和刘含芳这两个与胶州湾最早的军事设防准备有关系的人中，作为直接调查者出现的刘含芳，和建议的提出者许景澄，经历上有很大不同。许先后奉诏出使法、德、意、荷、奥、俄和比利时，曾经多次在时局的紧要关口上书言事，并参与了德国等处造船厂的现场调查，撰有《外国师船表》。最后，许也是死在了上书言事上，思想不可不谓之开放，命运不可不谓之不济。

而刘含芳则一直追随着李鸿章，在军队的后勤和装备职位上耗费了自己的大半生。投靠李鸿章淮军幕府后，刘含芳先是在攻打太平军和捻军中司运粮械，后在天津治军械，仿制西洋热兵器。1875年李鸿章创立北洋水师，委派刘含芳负责建武库、开军械制造局，并设电气水雷学堂和组编水雷营。1881年，他又兼职了沿海水陆营务处。刘含芳对胶州湾军事设防的考察，就发生在这期间。

刘含芳是安徽贵池人，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年龄上刘含芳比许景澄大5岁，刘生在1840年，许生于1845年。本来，他们之间也许不会发生什么联系，可历史恰恰在胶州湾这个地理接点上，让他们纠缠在了一起，并且兆示了各自的命运走向。但是，在胶州湾设防这个核心问题上，刘含芳却始终不是许景澄的支持者。

这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含芳的调查和许景澄的条陈之间，有没有联系。或者，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存在着刘含芳和许景澄都是各自行事的可能。如果事前刘含芳并不知道许景澄的看法，那么，刘许之间的观点对立，就不具有特别的针对性了。从简单的时间序列上可以看出，许景澄的《条陈海军事宜疏》出现在1886年3月13日，而刘含芳依照李鸿章的指示进行勘察胶州湾的行动，则发生在这之前的2月。但是，这中间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这就是李鸿章通过另外的渠道事先知道了许景澄的想法，让刘含芳捷足先登了。或者，也可能李鸿章在7月16日的《为筹议胶澳事致海军衙门函》里面，将刘含芳勘察的时间提前了。

从胶州湾勘察回来，刘含芳认为，“此口地势偏僻，断非目前兵力饷力所宜用也”，他依然主张应着力搞好旅顺、烟台、威海之门户，以卫京津。李鸿章同意了刘含芳的条陈，此议于是搁置。后来，出使大臣许景澄的上疏出来，说明“西国兵船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达，每艳称胶州湾为屯船第一善埠”，“且地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江浙”，遂建议“渐次经营，期于十年而成巨镇”，随后就是御使朱一新在当年7月的上奏，认为“欲固旅顺、威海，则莫如先固胶州”，“南北洋地势辽远，宜建胶州为重镇，以资联络，兼以屏蔽北洋”。这样，两个力陈胶澳设防必要性的观点，就和刘含芳的调查形成了对立。

诸多相互矛盾的奏疏，使朝廷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此事。随后，李鸿章便电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偕英人总教琅威理再次勘察胶州湾。丁汝昌和琅威理勘察后的报告就和刘含芳不一样了，称，胶州湾“实为海军之地利，南北洋水师总汇之区”，应予设防，并提出了设防的具体方略。这样，就形成了李鸿章于1886年7月16日向慈禧太后的上奏。他回避了矛盾，称丁琅之议，“与许星使（指许景澄）所拟及刘含芳勘度情形大略相同。自来设防之法，先近后远，旅顺与大沽口犄角对峙，形胜所在，必须先行下手”。李鸿章最后认为，等到旅顺防务就绪，如有余力，方可议办胶州。

这一放，就是5年。

1891年6月1日，李鸿章和北洋海军帮办大臣、山东巡抚张曜，乘船赴威海卫视察海防设施和水陆操练。中途突然赴胶州湾查看，最终确认应即在此设防，随后于1891年6月11日上奏朝廷。指出：胶澳设防，实为要图，堪度形势，未可再缓。

1888年，在经过了居天津14年、驻旅顺口11年的繁忙海防军务后，刘含芳署津海关道，被授甘肃安肃道，但仍留治海防。1893年，刘含芳始领二品衔到山东登莱青道上任。1894年7月到1895年初，由于平壤统帅叶志超、大连守将赵怀业、旅顺统帅龚照玙等不战而逃，威海卫铁甲舰道员朱昶炳战败而降，日军相继得手，随后攻陷刘公岛、宁海，其前锋直逼烟台仅10余里。时有外国领事劝刘含芳退逃，他回答说：巡抚大臣也，可去。某守土吏，去何之？甲午战争后，刘含芳告病归里。1898年冬，因背疽发作，刘含芳辞世。

【李鸿章的宿命】

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后的所谓“高处不胜寒”，李鸿章体会的应该很深，特别是在大清国琼楼玉宇危在旦夕的时候。高楼之上，支配那些高难度政治与外交动作的真实感受，大概只有李鸿章自己知道。李鸿章一生为溃败中的帝国收拾了多少烂摊子，统计出来的数字不仅可以登上排行榜，并且不太容易说清楚是是非非。在这中间，涉及胶州湾的部分既不是最重大的，也不是最具代表性的，却是和后来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走向联系最密切的。

1891年6月6日，时任直隶总督并负责督办北洋海防的李鸿章，突然由威海抵达山东半岛南岸胶澳。人们不确切知道这位68岁的大清国要员，在夏日造访这个海湾的真实动机，只知道若有所思的李大人在山东巡抚张曜陪同下，仔细考察了胶澳的地形地势，认定：口门系属湾形，从东至北，环山蔽海，形胜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李鸿章才第一次了解了他眼前面积只有400平方公里海湾，这团形成于11000年前的咸水和相邻陆地，当时被正式称作胶州湾的地方，古称少海，又称幼海，后称胶澳，以团岛头与薛家岛脚子石连线为界，与黄海相通，成半封闭式海湾。海湾东西宽27公里，南北长33公里，湾口开向东南。我隐约觉得，李鸿章在这阳光灿烂的一天里始终眉头紧锁。整整一天，李没有哪怕是礼节性地向小心陪同的官僚们笑一次。以今天所了解的史实推断，心有所隐的李大人，绝不是到这一块少有人烟的土地上消暑度假来了。是夜，李鸿章与张曜有过一次灯下长谈。简陋屋舍里，李鸿章的心思被屏蔽了，只透露出一种风雨欲来的不祥预感，一种不安。

6月7日，李打发山东巡抚回了济南。独自一人又在这块陌生的大清国的领土上逗留了一整天。史迹没有留下他这一天的行踪，但可以肯定，负有重责的直隶总督这一天一定心情沉重。6月8日，少言寡语的李鸿章依然走海道，去了山东半岛最北端的商埠烟台。

6月11日，李鸿章终于对3天前的出行有了确定行动，当日，在一份看似平常的报告中，他流露出了一个清醒政治家的焦灼。奏称：胶州海澳宽深，口门紧曲，在此设防，实为要图。李同时报告，已与山东巡抚筹计，在烟台和胶州择定基址，建筑炮台。所需经费，拟请山东海防捐截留，虽数极微，可分年兴办。3天后，清内阁明发上谕，议决胶澳设防。

这一天，是1891年6月14日。99年后的1990年7月，青岛市十届人大常委会批准青岛市政府动议，确定是日为青岛建置日。李鸿章牵扯出的一纸皇帝命令，将自胶澳设防开始的青岛诞生纪念碑埋入地下。整整100年后，这块看不见的石头被翻腾出来，去除了了几乎所有细节之后，暴露在阳光下面供人凭吊，以一种仿佛命中注定的逻辑线索，显示着历史的诡秘。

现在回到1891年6月的胶州湾现场，回到李鸿章的情景中间，看看还遗漏了什么没有。这不是个可靠的办法，也未必会还原真实历史，却合乎常理。可否这样推断，6月6日晚其实才是胶澳棋局的最后分水岭。是晚，灯下长谈的李鸿章和张曜，开始将时间碾压在手掌上，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西洋钟表嘀嘀嗒嗒的敲门声。我不知道，在这个早已经隐入时间沼泽的晚上，李鸿章究竟是目光如炬还是表情呆滞，尽管这个细节对结果不重要，但对洞察李鸿章的内心，却是必不可少的坐标。李鸿章应该不会向张曜承认他错过了机会，他似乎也没有必要忏悔。他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的睿智和高瞻远瞩，这样，当他隐晦地向他的这个下属表达一个预感时，就自然而然并且犀利深刻起来。就是这个预感，导致了他的胶澳之行，也导致了6月11日给紫禁城的紧急报告。他有些老了，但并不甘休，他试图力挽狂澜。清晨，没有人看出他已经有了主张，他依然运筹帷幄的样子，在高地上迎接着冉冉升起的太阳。

如果我们可以进入到李大人的内心深处摸索，我们就会发问，一夜未眠之后，沐浴着朝阳的他是否已经清楚预测到了早晚会有6年后的11月14日这样一场纠结，而稍后成为事实的派驻清军，仅仅是徒劳无益地表示一个兢兢业业的中国官员，对皇权的道义忠诚和对于皇土主权的最后眷恋？可惜，即便李大人活到今天，他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即便能够一寸寸剖析字正腔圆的历史文献，同样也不可能真正知道他的真实感受。而这些被隐藏的瞬间触动，也许才是洞悉真相的秘密隧道。

我们知道的仅仅是，李鸿章1891年6月6日的视察和6月11日上奏，在刘含芳和许景澄各不相同的胶州湾军事路线图上，完成了一次取舍。他是想避免更大的错误，或者是危险；还是想掩盖责任，或者逃避主子的惩罚，已经说不清楚了。这样的遭遇与选择，他已经历多次了，他似乎已经有些迟钝，不太容易打起精神。或者，就是他打起了精神，他知道也无济于事。

很快，李鸿章就经历到了新的打击。

1895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大清国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3月4日，光绪帝正式发出议和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全权。3月13日，李鸿章等分别乘坐德轮礼裕号、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3月21日，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春帆楼进行首次谈判，两国唇枪舌剑，僵持不下。3月24日下午第三次谈判结束，李鸿章乘轿返回，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男子，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李左颊中弹，当场昏厥。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21岁的行刺者名叫小山六之助，是日本神刀馆成员。他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刺杀李鸿章。3月28日，伊藤博文来到李鸿章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李鸿章不禁百感交集。他没有想到，在谈判桌上没能取得的结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3月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17天后，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在Google上搜索1895年4月17日，获得的344000条结果，多和中日签署《马关条约》有关。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胶州湾近在咫尺的危险，并且这个危险比较《马关条约》的签订，对大清国的危害可能更大。这时，距离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的发生，还有2年零7个月。

胶州湾事件的前一年，李鸿章出了一次国，曾经和伦敦的一杯咖啡短兵相接。这次让英国女王突然心跳加快的遭遇，隐现了封闭的帝国政治家们和外部世界的深刻隔膜。当中国的茶叶开始成为欧洲文明社会新的流行选项时，咖啡向中国的敲门声已经愈来愈响了。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国政治领袖和传统知识分子，还不知道此为何物，更不明白饮用的习惯和禁忌。

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德、荷兰、比利时、法、英、美、加拿大考察洋务。到伦敦时，英国女王设御宴招待，因为侍者上的咖啡太热，李便将咖啡倒入杯下小碟，旁若无人般从容啜饮，令座中贵客窘迫至极。女王见后，也倒咖啡于碟内，和李同饮，以解李的难堪。其实，李鸿章在自家怎么喝咖啡本不重要，但不同的是李的这杯咖啡是在伦敦礼仪最严格的皇宫里喝的，而李颠覆的，却恰恰是整个欧洲家喻户晓的常识。这距离就大了，南辕北辙不说，耽误的往往是大事情。不幸的是，1860年和1860年之后，大清帝国对世界的判断，多和李鸿章喝咖啡的方式类似。

当然，如果仅仅从这杯伦敦咖啡的喝法上看李鸿章，大概是看不清楚的，因为《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他也曾是大清海关税务司赫德的机要秘书）在1896年的伦敦看见的，是另外一个李鸿章：“当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个照面，他正被领入听取辩论。他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兰色长袍光采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微笑。从容貌特征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李鸿章的真实表情，咖啡杯里寻不见。在李鸿章喝下伦敦那杯令人尴尬的热咖啡一年之后，他需要又一次跋涉外交泥潭了，这一次面对的，是胶州湾的命运。

【扑朔迷离的教堂命案】

远在数万公里之外的德国人，对胶州湾已注视了很久。

1869年，李希霍芬赴山东调查，并于8年后出版调查报告，将胶州湾描绘为中国北方最理想港口。这个时候，德国人已经开始琢磨如何接近这块放置在海边的冻肉了。

但是，俄国人早了一步。1895年10月29日，驻俄德使向中国公使许景澄提出租借中国海港要求，当这位生于嘉兴的50岁的同治进士刚刚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清廷，11月22日，清政府已决定准许俄国军舰借山东胶澳暂泊过冬。我们不清楚这一着棋是否是素与俄人相悉的李鸿章的以强抑强之策，只是可以断定，到了这会儿，大清官员已看清楚洋人对胶澳的企图了。所以，有了11月27日的谕张之洞：胶澳已允俄舰过冬，虑各国援为口实，著饬带兵轮员弁，整顿北驶，先到烟台候信，再进旅坞，不得耽延。同一天，电令许景澄向俄国外交部声明：暂允俄舰停泊胶澳过冬，一俟春融，务即开去。

同在1895年的这个秋天，这边，德国人和俄国人环绕着胶州湾你来我往，推推搡搡；那边，深入山东内地的德国传教士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已经势如水火了。两边的事情看似互不关联，但今天回过头想，诸如胶州湾命运改变这样的选项，其实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外交危机或者民教冲突，而是大清国病入膏肓的并发症。这个发烧不治的满清德国，已经气息奄奄了。

10月12日，山东巡抚李秉衡致总署咨文，述德国传教士白明德的“司教无状”行为，称：据兰山知县朱钟祺禀，德国教士白明德，阴险谬戾，贪诈凶横，一味恃势凌人，不识礼义廉耻。所收教民类皆市井无赖齐民不齿之徒，每每恃教欺压乡民。一有龃龉，白明德即颠倒曲直，代为出头函请究办，并不遵约令教民自行具呈。遇有伤痕，亦不令其到案请验，无凭无证，不准不休。每案必捏称打伤教友，为抵制之谋；被抢财物，为讹诈之计。甚至讹财物而又讹地，俾可广立教堂。其计愈狡，其势愈横，不特在兰山如是，就是郯城、费县等处皆控案累累，莫不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遇有控案，一遇民教纠纷，白明德即大言宣布于众，云将函告主教，上渎宪聪。倘再不直，行当入陈总理衙门，必如其所愿而止。愚氓无知，其有被其恐吓者，不得不浼人调处，重贿求和。然每念蚩蚩者氓，受其荼毒，且更虑得意而去，群相效尤，日益骄横，无复忌惮，百姓积怨生愤，积愤生变，必致寻仇相向，聚众称戈。历来各处闹教，莫非若辈自酿其祸，而是非莫问，惟闻地方官有办理不善之科，不闻洋人有司教不善之责。其传教之意，固在收拾人心；而司教者转与为仇，亦岂彼国所愿。若移咨总理衙门转告彼国，将如白明德之司教无状者，黜之归国，或易之远方，使彼有所顾忌，自不敢公然为害，民教自然相安。

李秉衡的报告，简直就是一份声泪俱下的控诉信，大有不驱逐白明德决不罢休的凛然架势。

10月16日，总署照会德国公使，依照李秉衡的报告，列举了白明德在兰山县的诸多劣行，之后提出建议：“本衙门查山东巡抚所称教士白明德在东省传教，于地方不甚相宜，诚恐日久别滋事端，自系实在情形。拟请贵大臣转告安主教，将教士白明德更换，另行商订教士一人前往兰山，以期民教相安之处”。

总署照会中所谓的安主教，是巴伐利亚人安治泰，一个在山东大名鼎鼎的人物。安治泰是天主教圣言会第一批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鲁南主教区主教。1890年安治泰在柏林宣布斯泰尔的中国传教活动接受德意志帝国保护，安治泰遂成为德国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教主教。1895年秋天兰山知县和山东巡抚的烦恼，只是山东民教纠纷冰山一角，其潜伏的危机，很快就以更激烈的方式显现了出来。只是在这个秋天，李秉衡和安治泰、白明德都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命运，会因为2年后的另外一场流血事件，而被彻底改变。而后来在青岛的白明德，获得的评价和1895年兰山知县朱钟祺的描绘，可谓天壤之别。

对胶州湾，德国人没有放弃努力。

1896年11月3日，德国海军司令官克诺尔与正在德国休假并奉令协助李鸿章访德的中国海关德籍职员德璀琳，进行了一次目的明确的谈话，德氏认为：胶州湾值得德国争取。也就是在这同时，德政府还收到了巡洋舰队提督的报告，认定胶州湾冬季不冻。15天后，德国驻俄大使拉度林公爵报告首相何伦洛熙公爵：中国公使许景澄昨日在圣彼得堡派使馆参赞金楷理秘密暗示德方，要在中国取得一个巩固的，受人尊重的地位，应直接攘夺一个海口据为已有。德皇威廉二世即批示：正确，这正是这两年来对外交部所谆谆劝说而没有成功的！并云：这些观点都是我多年来拥护的思想。许景澄的背叛无疑助长了德国人的决心。但是，许的出卖行径是否直接导致了11月14日入侵事件，我们并找不出其中的逻辑关系。从史料上看，长期住外的许对山东不甚熟悉，而在11月19日的重要谈话中代表许的前美国侵礼教会传教士金楷里也没有具体涉及“据为己有”的海口是中国的什么地方。

终于，德国人的明确信息在11月19日后的第25天出现了1896年12月14日，德使海靖晤会李鸿章，要求租借胶州湾50年。这一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不可以。理由是：恐各国援照，事实难行。遭到拒绝的德国人并不善罢甘休，45天后，即1897年１月29日，海靖再度受命向总署要求租借胶州湾。2月6日，阴历正月初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访问李鸿章，谈及时事，两位老人竟一时落泪。

此刻，虽尚未黑云压城，但德人的企图已使大清国的军政官员们着实不敢轻慢了，1897年2月13日，亦即11月14日前的整整274天，清廷决定于胶州湾设坞驻兵。

德国人也加紧了行动。

1897年2月，德国派河海工程专家佛朗求斯赴山东，对胶澳形势、面积、水土性质、人民风俗、工商渔牧林农路矿等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对开商埠、通铁路、筑码头、设船坞等各项工程提出了详尽的计划报告。5月5日，海靖从北京发出致德首相何伦洛熙公文，报告德海军部顾问福兰西斯、海军中校徐亦等已视察中国沿海港湾，确认只有胶州湾一处值得考虑，三门湾、厦门等皆不适宜。这封公函同时指出，俄国对胶州湾并没有提出要求。

8月7日至11日，德皇威廉二世访问俄国，提出胶州湾问题。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俄国在未取得一个心目中的港口前，还有意保证在胶州湾的进出，但允许德国共同使用，在俄国撤出时，不反对把该港湾交给德国人。

9月21日，德国通知俄国，德国舰队将在胶州湾过冬。10天后海靖亦在北京将这一决定通告了中国政府。到这会儿，德国人把能做的工作都做完了，似乎就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此刻，离11月14日还有44天。

11月１日，机会来了。

德国人“图借海口”所需要的导火索，出现在离胶州湾500公里外的曹州府巨野县。

巨野位于鲁西南，因古有大野泽得名，春秋时代为西狩获麟之地，西汉建县，唐武德四年置麟州。北宋诗人王禹偁、苏门学士晁补之，清末武状元田在田都出自此地。但在王禹偁故去896年后，他的乡人的一次不体面的黑夜行动，不久败坏了这外位太宗至道元年翰林学士的道德名声，还大大拖累了已经气息奄奄的大清国，差一点让其背过气。

可奇怪的是，尽管巨野事件后来成为了人人皆知的大新闻，并直接引发了德国人对胶州湾的武装占领，但关于这个围绕着两个德国传教士无辜死亡事件的前因后果，却一直扑朔迷离。甚至，人们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弄清楚，行凶者究竟是那些人。

让我们先还原一个大致的杀人情节。1897年11月1日夜，有十数人进入巨野县城东北10公里磨盘张庄教堂图谋不轨抢劫，结果杀死了德国神父能方济（FatherFranciscusNies）和韩·理加略（FatherRichardHenle）。这个不幸事件的两个遇难者，都不是磨盘张庄教堂的神父，他们两人分别在阳谷和郓城一带传教，因要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诸圣瞻礼，傍晚路过张庄教堂借宿，期间蒙张庄教堂神父薛田资主让客先，安顿能方济住到了自己的房间，韩·理加略则睡在隔壁屋子。结果，两人都成了侵入者的刀下鬼。

命案发生后，住在教堂守门人小屋里的薛田资侥幸逃脱，仓惶亡命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大使并转德国政府。

对于能方济和韩·理加略被杀原因，各种说法始终不曾一致。地方政府调查的结果是说“起意行窃”，“强盗杀人”，而薛田资认为是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是后者，那死去的两人就意外地成了薛田资的替死鬼，更加冤枉。山东按察使毓贤等给巡抚李秉衡的禀文载：参与杀人的有11人，分属巨野、嘉祥等县，平素游荡度日。先是嘉祥县民雷协身探知磨盘张庄教堂存有钱物，遂起意行窃，勾结巨野县民惠二哑巴等10人，于11月1日傍晚在杨家楼村外空地会齐，然后于是夜二更时分各携刀棍潜入教堂。如果雷协身、惠二哑巴们行窃顺利，大概事情就没有那么大动静了，因为这样的行窃事件在当时并非罕见。但11月1日二更的偷盗行动却因为惊醒了能方济和韩·理加略两人中的一个，导致他们由窗孔开放洋枪，而立刻变得激烈并血腥起来。混乱中逃跑躲藏的惠二哑巴因发现有两个同伙被伤，立时气愤难遏，与雷协身两人砸开窗户再度进屋，打开门放进张高妮等人协助报复。惠二哑巴用刀刺中放枪神父肚腹，雷协身并使棍相胁，如此一番搏杀，两神父旋各殒命。随后，一干人搜劫了财物，分携逃逸。因出逃慌乱，几个人还将一些财物和刀棍，抛弃在了路上。

但薛田资却不相信人是雷协身和惠二哑巴杀的，他认为袭击事件是由大刀会预谋的。薛田资在回忆中多次提到大刀会组织并参与了杀人。他说，“大刀会仍在继续活动。他们对洋人的仇恨越来越深，烧毁天主教堂成了他们严厉报复的主要手段。……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谋杀能方济和韩·理加略两位神甫。在寂静的1897年11月1日之夜，他们袭击并疯狂至极地谋杀了圣洁的教士”。他指控曹庄大刀会首领曹作胜及其伙伴，是杀害德国传教士的真正“凶手”。

11月7日，正在汉口的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告知巨野教案事，要求中央政府“急速设法保护住山东德国人性命财产”，并“暂且先望设法严惩滋事之人，为德国人伸冤”。

8日，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亦致电总理衙门，说报称“山东杀毙教士二人，此信若确，海使必借词要索，应否预告外部已赶紧查办，顺致措词，稍占先着。”

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电告总理衙门：巨野发生杀教士事件，已“批饬该县勒缉凶盗，务获究办，并悬赏通饬缉拿在案”。

10日，清廷发布谕旨说：“曹州杀毙洋人一案，前据德使及许景澄先后电报，今始据李秉衡电复，已属迟延。且盗匪在逃，岂悬赏通缉所能了事？著速派司道大员驰往该处，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现在德国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

11日，李秉衡派委臬司毓贤、兖沂道锡良驰往查办。

12日，清廷又发布上谕，指“此案以速获凶盗为第一要义”，巨野“既有盗案，匪无一获，著先将该县知县摘顶勒缉，毋任迁延”。

为迅速破案以减免责罚，巨野知县许廷瑞在境内大肆搜捕。至11月14、15两日，许廷瑞会同防营，拿获惠朝现（即惠二哑巴）等4人，毓贤命其“赶紧取赃，速拿逸犯”。不久，许廷瑞等又“续获高夷青一名”。

16日，毓贤、锡良赶到巨野，“督同营县”又“续获四犯，起获真赃八件”。官府先后捉获嫌疑民众约50人，一部分随后被释放，一部分则被严刑拷打致死，或死于传染病，剩余的惠二哑巴、雷协身、张高妮、王大脚、贾东洋、高大清、萧盛业、姜三绿、张允9人，7人被判罪。其中惠二哑巴与雷协身被斩决枭示，另外5人被判无期徒刑。

实质上，薛田资一直坚持认为政府逮捕判决的这些人，均不曾参与杀教士事件，他们是在牢房里受刑不过，被“屈打成招”的。薛认为地方官员的做法不公平，为此曾亲自面见巨野知县许廷瑞，要求“不要惩办这些无辜的人”。许廷瑞被革职后，新知县一上任，薛田资就交给他了一个14人的凶手名单，指曹家庄村长曹作胜是为首的肇事者。《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所载《巨野教案调查》中，开列有一个参与其事者名单，也恰是14人。他们是：曹言学、王昆仑、曹传青、曹传德、曹作胜、曹作荣、曹义忠、奚金兰、奚际春、奚际孔、奚效方、侯立、刘德润。但奇怪的是，这些人一个也没有受到地方政府的惩罚。

另据巨野地方志的叙述，杀死两个德国传教士的，其实是刘德润、奚老五等人。刘德润是巨野县独山乡小刘庄人，生于1845年，成年后接伙做了“义贼”头目，成为“伤官除霸，不伤黎民百姓”的仁义响马。刘德润手下有个魏培喜，入伙后恶性不改，刘促其从善，魏不从，并怀恨在心。后刘德润遣散同伙，携眷投奔郓城县南刘庄同姓本宗，期间买了两条大船，在济南洛口跑买卖。此时穷困潦倒的魏培喜找上门来，刘周济了他，并劝其谋正当生路。魏不悦而去，托人投靠巨野县衙当上捕快，随即密告刘是捻党头目，以经商为名招兵买马，欲反清灭洋。立时，刘成为官府要犯。陷害准备完成后，魏培喜遂面见知县许廷瑞，立下追拿刘德润的军令状，随即带领兵役乘夜捉刘。不料时刘并不在家，魏便将其妻子和16岁的女儿捕去。随好友奚际田投奔安徽太平府暂避的刘德润，获知妻女落入虎口后，决意返回巨野救人。由于身单力薄，劫狱失败，刘继续托人援救，再次碰壁。万般无奈刘便与人商议，决定借曲阜孔府势力援救妻女。探清内情后，刘乘黑夜越脊穿房进入孔府，盗出府中一女，并在影壁留言：“不要金，不要银，只要孔府下龙文，巨野县衙去救人，救出德润刘门女，送还你的好外孙。”清时孔府威比皇室，看到孔府龙文，许廷瑞不敢怠慢，只好放了刘妻和女儿。妻女出狱后，刘并不甘休，一意实施“借刀杀人”的报复计划。他找来巨野奚阁奚效方、奚老五、奚金兰和嘉祥县于堂村曹立学等人，预备行动。11月1日夜阴落雨。二更后，10多人跳进磨盘张庄天主教堂内，摸到薛田资住室，由刘德润和奚老五砸门进屋，另两人在外接应，余者放哨警戒。不料这时室内开枪数响，两人便急闯入内，黑暗中杀死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次日，刘德润等为躲避干系，远走高飞。奚效方回到安徽太平府，后客死江南。奚老五远走他乡不知所终，刘德润则带领全家逃到梁山隐居起来。`

命案发生后，如刘德润所预料，许廷瑞果然被吓破了胆，他在自己的轿杆上锁上链子，摘去官帽，立即到磨盘张庄验尸，并派兵勇保护教堂现场。同时开始大肆抓拿疑犯，被捕者遭到严刑逼供，乡民姜怀修、姜怀行、丛爱生、丛荷生、任宪成等经不起拷打，承认参与杀人，即被判站木笼。后来姜怀行侥幸活命，维持至1928年去世。

20世纪50年代后，巨野教案被重新评价，学术界共同认为命案尽管是偶发事件，但其爆发却是天主教水土不服，致地方利益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在当时条件下，如果不是有个巨野教案，也会出现其它的什么命案与事件。因为事发前两日，已有曹州府寿张县德国教堂被劫事件发生。但是，这个判断究竟距离事件真相有多远，并没有被认真考察。1922年，英国人罗素在游览中国之后完成了专著《中国问题》，其中写道：1897年，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遇害。他们的死使他们名噪一时。因为若他们活着也只不过多了几个皈依者，而他们这一死却使基督教道德昭示于世：德国占胶州湾为海军基地，并取得了在山东全省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力。可怜两个在远离胶州湾的野泽地毙命的德国传教士，最终成为了国家殖民地扩张计划的临时道具，死的不明不白。仿佛上帝交给他们的唯一使命，便是引导出死亡事件发生13天后，德国海军陆战队对胶澳青岛的武装占领。

到了这个时候，导火索磨盘张庄村和死去的能方济与韩·理加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随着后来磨盘张庄命案的情节不断被更改，张庄教堂也在1967年被拆除，遗址仅存有水井一眼，另存有传说是薛田资用过的椅子和睡床。没有人知道，能方济11月1日晚上是不是就死在这张床上。据新近去过张庄调查的研究者探访，当地还记得死亡传教士能方济与韩·理加略名字的，寥寥无几。而因为教堂命案无辜受到牵扯的那些乡民的命运，更是杳无音讯。教堂命案的真实面目，至今残缺不全。

【晨雾迷蒙的11月14日】

11月6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谕德国外交部：如果中国政府不对巨野教案以巨额赔款，并立即追缉严办凶手，舰队必须占领胶州湾并采取严重报复行动。其在给外交部的信中说：中国人终于把我们渴望已久的理由和“意外事件”提供给我们了，成百的德国商人将要欢呼德意志帝国终于在亚洲获得巩固的立足点。也就是在这一天，德皇拟就了给驻吴淞的迪特里希提督立即率领全部舰队驶往胶州的谕旨。次日深夜，这份命令拍发。

11月7日，威廉二世以胶州湾事询沙皇意见，沙皇表示，对德国开进胶州湾，既不赞成也不能不赞成。然而在第2天，俄国外交部在发给北京俄使的电令中则又表示了确定的意思：反对德占领胶州湾，必要时亦派舰前往。这中间的矛盾显然暗藏着问题，只是我们不知道，这问题是否和在两年前已离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被命入阁办事，而素与俄人有顺畅通活渠道的大学士李鸿章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么李对至11月14日前的事态，影响力有多大？

德国舰队是于10日在海军少将迪特里希的率领下离开上海开往胶州湾的。同时，威廉又命王弟海因利亲王为极东舰队司令官，率领大队兵舰向胶州湾进发。德国人向胶州湾开来的舰队计有7676吨的二等战斗舰一艘，4400吨的二等巡洋舰两艘，另有分别为3370吨和1800吨巡洋舰各一艘。

11月13日上午，迪特里希乘旗舰羚羊号，率威廉号和哥兰莫兰号战舰，出现在胶州湾。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中国守军是否知道德舰此行的目的。国内公开出版物是这样描绘的：11月13日下午，当清军发现兵舰后，守军将领章高元即派人前去盘查，德军官谎称“来此游历”，高信以为真，并发出邀请，准备在当晚设宴请德高级官吃饭，遭谢绝。持这一说法的有1995年版《山东通史》和1986年版《青岛海港史》，而依据则是《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和《中德外交史》。这一说法至14日的情节延续，则是清军不战而降。那么，如果章高元和他的士兵们知道德舰的目的呢？

11月14日的历史会是另外一种面目吗？

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５艘德舰和720名德海军陆战队士兵来了。此刻，正在胶州湾的海面上。

德国军人在晨雾中登陆，德国士兵登上胶州湾陆地的时间当是11月14日早晨７时至７时30分，时正晨雾迷蒙。

此后５个小时事态的发展史迹与史著至少有三种说法：

说法一：600余名德军突然登陆，然后列队分兵出击，一部分迅速占领了清军的总兵大营背后的山头，开挖战壕，架起钢炮，炮口直指清军总兵大营；一部分将总兵大营和小泥洼营地团团包围，切断清军电线；一部分占领了前海沿的大炮台，还有一部分直奔小鲍岛的火药库。

说法二：德军720人以借地操演为名登陆，上至前沿栈桥时，竟见清军排列成队，在桥端欢迎，便立即逼住清军，下令搜索清守军所贮存的弹药，同时陆续装运大宗军火上岸。顷刻间，登桥德军便抢占山头，割断电线，挖沟架炮，直逼总兵衙门和各营房、炮垒。

说法三：德舰驶近海湾炮台，时守将提督章高元正在与部下打麻将，经查无事，便继续赌将下去。至累了，有部下向外张望，这才发现德兵已满街都是。章匆忙传令整队迎击，这时才惊悉士兵的枪里没有子弹，急返军火库取弹药，则为时已晚，尽为德军占领了。

这时大约已至中午11时，此后的情形是：德军给清军送来最后通牒：限清军下午３时以前将驻兵全部退出女姑口和崂山，48小时内退清为限。这时，守将章高元已大梦初醒，以贤者状亲自与德军谈判，请求缓撤，德军坚执不允。

谈判没有结果，我们没法知道章高元与迪特里希在14日中午都讨论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章在这个中午的心态。历史记录洞开的缝隙，只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中午过后，章即令清军撤退至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慌忙中，竟将14门钢炮丢给了德军。大约正是在清军后撤时，德海上军舰鸣炮21响，用以自贺。

其实，对11月14日上午发生的事情，占领者有着清晰的记录。在1912年由青岛阿道夫-豪普特出版社出版的《德国第三海军营营史》里，作者C.胡居宁完整叙述了德军占领胶州湾的全过程，和清军总兵章高元的表现。在2008年的时候，《青岛晚报》获得了刊登由青岛大学教师朱轶杰翻译的这一段记述的许可，使我们在110多年后，通过占领者的眼睛，了解了1897年11月14日事件的许多细节。以下是朱轶杰翻译的中文文本：

此时（1897年11月14日上午），主登陆部队为了占领坚固的炮营和东大营的制高点，他们一刻不停，立即向右方前进，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易占领这两个地方。这支部队的一部分人必须经过下青岛村，那里有衙门和清军指挥官的官邸。

章将军凑巧就在他家门口的空地上，他一点也不清楚这支德国登陆部队的意图。他深信，他们只是在进行登陆演习。他很友好的与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官打招呼，并通过翻译表达了他对他的部下得到观看欧洲军队的示范性演习这样难得的机会的满意之情，他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很有意思的是，在各个地方，德军部队都碰上了正在操练的清军士兵，他们中一小部分人都在按照德军的条例和口令由士官训练。在这批人中有几个人受的训练是直接得自德国在清军中的顾问。这些人甚至还不时地用德语交谈，他们为了尽可能仔细观察德国士兵而好奇的靠近我们。他们展示了手中的武器，用枪支做出了进攻的姿势等等，就好像要马上和我们的部队一起行进一样，目的就是为了不放过在德国人面前进行操练或者演习的机会。当然，他们所有人都无法预料，在随后的几个小时，他们会面对什么情况。

由于清军士兵的客套没完没了，章将军和带着冯·迪特里希将军内容复杂的信件的人之间的客套话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正是我们需要的！要是其他的德军分队在此期间能实现他们的目标，也就是占领那些清军军营的制高点，并悄无声息地占领那些命令占领的位置就好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一处圆形山顶，它就在炮营旁边，有80英尺高。从这里，只用几次射击就可以压制住这座军营，尤其特别的是，在这里可以用火力完全压制住那些火炮旁边敞开的火炮库房。清军士兵们每次尝试拉出火炮开火，他们肯定都会中弹，必死无疑。在另外一处重要的高地上设立了一处信号站，海军上将的旗帜也插在那里，这样，让章的士兵睁开眼看看他们没有任何前途的严峻形势的时刻就到来了。

此时，上将参谋部的一位军官给清军的指挥官送来一封信，我们经过研究后在信中提出了要求，即清军必须在3个小时内留下火炮和弹药，将军营腾空，然后将军队向内陆准确地撤到某处线后。信的末尾还对这位将军又一次提出了关照，希望他避免出现任何不必要的流血事件。他们的其他武器、财产和其他物品都可以带走，但是火药除外。

一开始，章将军如雷轰顶，他根本没有搞明白严峻的形势。他相信是自己的翻译没有准确翻译海军上将的信件。当他再一次得到对方翻译的确认、明白了自己的可怕处境之后，他派出了自己的谈判人员，请求推迟期限，因为他必须先请示北京的指示。冯·迪特里希将军拒绝了他的请求，在回复中他强调，他必须无条件执行这个命令。海军上将只把期限从3个小时推迟到4个小时，这样那些清军士兵可以将他们的物品打包。

章将军还不愿意做决定，这时他被提醒，要注意整个营房都在军舰重炮的射击范围之内，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功的，只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他原封不动地服从了命令。大量飘动在墙上的红色旗帜都降了下来，临近中午时分，章将军的士兵以小股部队向内陆撤退。

章将军没有和他的军队待在一起；他担心自己的脑袋，也担心他的同胞报复，因此他请求，暂时继续待在这里，留在他的衙门里。他的这个请求得到批准，他的另一个请求也被批准，他被派上了特别的护卫。

这位将军被完全按照他的军衔的标准对待。在一开始，对他的行动自由没有限制，但是当他尝试与上级部门和他的军队取得联系的时候，他被转到了炮营严加看管起来。而当他在炮营里继续他的秘密通信时，他又被转到了威廉王妃号上。

他尝试用所有的劲儿反抗，甚至还上演了一出很有戏剧效果的一幕，他请求护送他的军官把佩剑给他，他想用这把佩剑自杀；最后他却愿意服从他的看守人员的命令，在船上很快就感到很舒服了。只有当他害怕如果他待的时间过长，北京朝廷里的权力部门会用习惯的方式关起他的家人时，才会让他担心。为了避免这件事，他请求释放他，在他保证立即离开他的军队驻扎的地区后，他得到了自由。

在对德方在他停留期间的对待道谢之后，章将军告别了青岛。他甚至还和他身边的几位军官交换了小纪念品。

可以断定的是，11月14日，紫禁城和大清国的行政中枢并不知道胶州湾发生了什么。

1994年版《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载，11月15日，谕：德国图占海口已久，此时将籍巨野一案而起，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札。任其恫吓，断不可先行开炮，衅目我开。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载，11月16日，谕：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不可轻起兵。

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版本，也不能确信这一电谕是15日或16日发出的。如果是，也只能证明至15日晚些时候北京才知悉胶州湾事端，而这会，获知的也不过是核心领导层的少数机密人士。因为在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15日的日记里，记载着是日一派升平气象，并与礼王、钱应溥、刚毅等军机大臣一起吃过饭，而这些人皆有亲信的军机章京。此辈与总署章京皆通声气，倘有消息，礼、钱、刚等人会很快地被告之。

这一天，总署的当家人张荫恒也不知情。

再看翁同龢16日的日记，情形大致就明了：晨入，看四电，德兵船入胶澳，占山头，断电线，勒我守兵三点钟撤出，四十八点钟退尽云云。（电：李秉衡二；王文韶二）即草电旨二道，李秉衡勿先开炮，一令许景澄向德外交部理论，邸意以为然。

李秉衡时是山东巡抚，王文韶是接替了李鸿章的北洋总督，既然这两个章高元的直接上级是16日才收到翁同龢的电令，那么，章是断无道理如一些史书文章所说当日就收到京城的不抵抗指令的。当然，也可以说俄德注视胶州湾已久，11月1日又起巨野教案，清廷和山东及北洋军政官员给章些预先的警示与规范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但这毕竟与章在14日当天接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从胡居宁的《德国第三海军营营史》看，章高元当天根本就没机会将胶州湾的情形报告出去。

如果被淹没的事实中果然还有另外的真相，如果14日中午章高元的不抵抗确实依令而行，那么，这命令仅可能是来自山东巡抚李秉衡和北洋总督王文韶的。章高元没有战，给后人留下了德军不役而夺一地的慨叹。在胶州湾的4月14日，章没有成为英雄，那么，如果章违命而成了英雄，历史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吗？

李鸿章在11月15日就知道了前一天的胶澳事件。但此刻，李已离开了清廷的权力中心。当天，他去了俄国驻华使馆。这是一次私下的行动，并非朝廷的派遣。李大人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俄国人依约干预。但是，李出来的时候显然依旧心事重重。

此刻，李鸿章已无力回天。

在回府的路上，李鸿章不知是否记忆起280天前的一幕，正月初八，和翁同龢在谈及德人对胶州湾企图时，两位权高一时的老人竟长泣不止。

一切，已无可挽回。

11月26日，俄国对德国让步，撤销了11月18日发布的俄舰驻往胶州湾的命令。

【被丢弃的棋子】

1897年冬天的胶州湾事件，是李秉衡命运的转折点。从巨野教案开始，这个有廉吏之称的山东巡抚，就不可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成了一个棋子，放到哪里，需要看德国人的脸色。然而，李秉衡的霉运，似乎在1894年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就注定了。中日甲午战事期间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的失落，以及后来对收复威海卫的迟疑，使他广受谴责。至此，这个1885年中法战争军事胜利的缔造者之一，再也没有品尝过胜利的快慰。

升任山东巡抚后的李秉衡，并非无所作为，甚至，他的故事一直存在着在另外的局面下转变方向的机会。他的努力，包括了大力扩建山东机器局，新建洋式大枪厂，并在济南无影山一带建立了20座军火库。1892年，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在一份上奏中，建议在胶州湾建立一个造船厂，设立船坞和大仓库以及停泊船舰等。在皇帝批准该计划后，李秉衡受命进行军事建设经费估算。1897年5月，李秉衡把估算结果交给了一个被派往青岛的中央调查团。李提供了三个费用不同的方案：两个费用巨大的计划需350至500万两白银，包括购买大炮和建造一个现代化的造船厂。比较节省的方案需150万两白银，包括购买新式大炮和建造停船位和煤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认为第一种方案更理想，李秉衡还是从尴尬的财政状况考虑，倾向于最后一种方案。通过对李秉衡书信的解读，有学者认为，其实，胶州湾自强计划的主要障碍，实质上并不是保守派官员的反对或者对现代化的普遍无知，而是国家财政的短缺。

对李秉衡来说，突然出现的1897年胶州湾事件，原本也可能是个有希望翻身的机会。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机会却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李秉衡。

1897年11月14日，章高元退出胶州湾营地之后，李秉衡大为不悦，即电章：“德棣提督借端寻衅，断非口舌所能了。尊处四营，务须坚谕勿动。”与此同时，他一方面电奏朝廷，主张“非与之决战不可”，另一方面着手调兵退敌。15日，朝廷旨电李秉衡称：“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借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唯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喝，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17日，清廷再次旨电问责：“敌情虽横，朝廷断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决战，致启兵端，必至掣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

然而，这一次李秉衡的决心似乎又恢复到了1885年，他即日复电北京，言辞开始激烈了起来：“德借口巨野教案为词，此案已派司道大员查办，获盗四名，续又获盗五名，认真办理，不为不力。而德人当此案一出，不待查办，即称兵占地，任意欺凌。现在教堂布满天下，一处如此，他处效尤，中国何以自立？”李秉衡说得很明白，这么明白的道理，李秉衡不说，紫禁城内外的军政要员们也明白。但是，明白的道理下面，却不意味着就有向同一方向集中的行动。在1897年11月17日，清廷并不准备支持李秉衡。

在17日的这份电报中，李秉衡还弹劾了章高元，要求朝廷对其擅自退兵予以惩罚。如此，一味言战的李秉衡，机会迅速就丧失了。被认定“不喜谈洋务，深恐办理未能妥协”的这个山东巡抚，旋即被张汝梅替代。

德国人并不罢休，在胶州湾事件的谈判中，德国公使海靖提出了六款要求，首条就是“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对此，朝廷虽称“此等事总由中国作主”，而实际上还是将李秉衡降两级调用。于是，山东巡抚这个棋子，就彻底成为了政治牺牲品。

被黜徒督四川的李秉衡，并未到任。在1898年和1899年，寓居河南安阳的他有机会总结了从1879年任冀州知州开始的政治生涯。1900年时，李再被起用为长江巡阅水师大臣。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李秉衡奉命由江苏率兵北上保卫北京，在杨村与联军激战一昼夜，败退至通州。8月11日通州失陷前夕，作为前敌统领的李在张家湾吞金自杀。这一年，李秉衡整70岁。

从1830年到1900年，包括经历刻骨铭心的胶州湾德占事件，奉天海城人李秉衡一步一步地见证了一个王朝的没落，他的晚年经历，和他服务的国家一样令人慨叹。最后，在另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他终于把自己也葬送在了其中。他的死亡，成为了帝国落日中的凄凉挽歌。

章高元死在李秉衡后面。

章高元后来的踪迹，很少被记录。在德军从他曾经防卫的地方溃逃的前两年，他去世了，卒年71岁。

实质上，章高元的胶州湾故事，和李秉衡紧密相联。他和这个山东巡抚的是是非非，尽管没有改变胶州湾故事在1897年这个关键时刻的走向，却影响了彼此的政治方向。此后，章和李两人一个以病辞免蛰居南京，一个拒不上任寓居安阳，均在落寞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和年小13岁的章高元比较，李秉衡的死虽然悲壮，但也仅剩下了个建威将军的忠节外壳。

在任登州镇总兵之前，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章高元最显赫的经历，是光绪初年随刘铭传、孙开华在台湾抗法，基隆一战立功。这个光荣，最后使章官升台湾镇总兵。章高元率淮军四个营的士兵移防青岛口的时间是光绪17年，也就是1891年。进入胶州湾的章高元在青岛村设立了总兵衙门，四个营的兵力则分别驻扎在这个指挥中心的周围。此后，他开始了建立三个炮兵阵地的工程。作为基础项目，一座作为军用码头栈桥，被首先投入了使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章率兵移防至辽东盖平，被乃木希典击溃。第二年，也就是在北洋水师“第一铁舰”定远号旗舰相继被日本鱼雷和岸炮台击毁后不久，章高元受命重新驻防青岛。随后，定远舰由日本民间打捞出水，一个英国人取得其舵轮后，改装成咖啡桌，放置在了日本长崎南山手町临海住宅内。而这时候，重新驻防青岛的章高元，并没有意识到新的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当时，胶州湾军事设施的建设经费，来源只有山东省海军预算一处，财力明显不足，这样就使得章高元的炮兵阵地建筑工程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897年才建好第一个炮兵阵地。但是，根据后来的调查表明，就是在建好的胶州湾炮兵阵地上，有的大炮甚至也完全不能使用。即便在如此糟糕的财政状况下，根据恭亲王在胶州湾建立造船厂和设立船坞、仓库以及停泊现代船舰的建议，山东巡抚李秉衡还是受命提交了一份胶州湾现代化建设的经费估算。可惜的是，这份计划接受核准的时候已经到了1897年5月，不论是李秉衡也好，章高元也罢，他们都不可能再有机会去实现这个纸上的军事现代化梦想了。6个月后，他们自己的命运也随着胶州湾事变的出现，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章高元的到来，给胶州湾的原居民带来了他们期待的繁荣。军事防御工事的建筑和军队士兵给养的供应，都曾给人们带来了很好的挣钱机会。不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因此举家迁居胶州湾，并在那里建造了一些舒适的房屋。至1897年德国占领前夕，整个胶州湾已经有64户手工业者家庭在这里从事着制鞋、小商品生产和黄豆制品生产了。少数成功的商人甚至过上了十分富裕的生活。

所有的平静，到1897年11月14日的早晨是个终点。

章高元1897年11月晚些时候在胶州湾的面貌，一直没有一个可信任的解读。我们不愿意简单地看待他的作为，又不能不面对德军不役而夺一地的事实。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章战了，成了英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吗？

很快，答案就有了。

戊戌，也就是公元1898，是年为许多中国人所记忆，是因为发生了流血的戊戌变法。1898年的1月27日，是戊戌正月初六。三天前，围绕着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狂甚”的变法领袖人物康有为刚刚和皇帝的师傅以及李鸿章等一干人马，已经在总理衙门激烈地争辩过时局。

戊戌正月初六，北京晴天里刮大风，寒峭无比。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大人，似乎依然没什么心事过年，一天处理的公务，大半都和“皆难事”的胶州湾局势有关。从日记上看，当日，他已经知道了德国“似已添兵到胶”的新事态。

也许，对胶州湾的命运转变影响更大的，还不是洛索夫中校率领1458名德国增援士兵的抵达，而是当日皇帝威廉二世批准将胶州湾占领地，置于了德国海军部的管理之下。1月27日，当乘坐着克莱菲尔特和达姆施塔特号运兵船的德国士兵由威廉港到达青岛的时候，威廉皇帝的命令同时生效。

戊戌正月初六，张之洞的电报来了，表示坚决反对德国染指胶州湾铁路。在1月27日的翁同龢日记中间，“张之洞阻胶路”几个字，似乎字字千钧。当日，北京方面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包括从严复奏，设立经济特科以内政、外交、理财、格物、考工、经武之学取士录用，命中外保荐堪与特科者，等等。

实质上，围绕着胶州湾事件，在整个的戊戌正月，德国、英国、日本等各个帝国的力量角逐；总理衙门在处理事变上的习惯性优柔寡断；北京决策核心的利益争执和勾心斗角；皇家中央内部以及张之洞等地方势力在康有为上书的压力之下所产生的南辕北辙的意见分裂；野心勃勃的改革者的运筹帷幄，已经把戊戌年中国政治的大致走向，提前进行了预告。

【决定青岛命运的三天】

1898年3月4日，北京，竟日阴，晨有风即极寒，风止稍和。

这一天，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曹州府两名传教士被谋杀事件的德国政府，终于获得了期待中的《胶澳租借条约》最后修改文件。从1897年的最末两天开始，对曾经有着无限威严的大清王朝，这份陆续露出水面的外交条约，已经是一个没有了多少幻想空间的必然结果。双方的较量，仅仅剩下了分量的轻重。紫禁城外，极寒之中，即便是风止稍和，对一个年迈的老人来说，也没有多少真实的感受了。温度，在1898年的3月4日，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春天的意味。

1897年11月14日，720名武装整齐的德国海军士兵登陆胶州湾，理由是有关两个传教士被害的曹州府教案，本来，德国和清王朝双方约定的谈判的目标，也是教案本身的处置。至少，清政府方面是这样希望的。所以，除了不同意被撤职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永不叙用”，对11月20日，德国公使海靖代表德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政府出资建筑安主教所开始建筑的教堂，并由皇帝勒石保护；严惩一切祸首并赔偿全部损失；担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赔偿德国因此事件而产生的一切费用；胶州铁路之建筑权及沿路矿产的开采权应保留给德国企业”，一概都照办了。但是，12月29日，海靖却打乱了既定的谈判程序，将方向直接指向胶州湾。当天，海靖提出了“租地照会五条”，并在两天内，连发给总理衙门三件照会，要求将胶州湾南北两岸直至阴岛地方全部租给德国。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提出先结教案，后谈租借胶澳。海靖却坚持要一齐了结。在总理衙门，海靖的声音如同冰刀划在中南海的冰面上一样刺耳：“奉到外部训令，断不能改；系租给德国，不损中国主权；已还中国面子”。大寒至极，在冰刀的刺激下，冰面上的谈判进入白热化。然而，红色顶带下的庄严神情，却已经是战战兢兢了。1898年1月4日，海靖再次表明了德国方面的强硬态度：“此时不过暂时租用，是仍顾两国交情的意思。否则，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更碍中国的事。本大臣现奉本国严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将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不定，中国不能借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

到了这份上，紫禁城内的大清王朝，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但是，3个月来，就是在几乎没有了选择的悬崖边上，对于成为了借口的谋杀事件的谈判，依然“进行的相当困难”，清政府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职业外交官，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想尽办法，一直处心积虑地试图努力将“为解决危机而必须作出的让步”，降低到最低点，为此，他们前后提出了若干可供选择的方案。同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还使用了一再推迟会晤的技术性手段，以争取时间，尽量减少损失。

终于，离一个终究会到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3月4日，发生在紫禁城外的所有争执终止，德国公使海靖与北京方面的官员在条约签署前最后一次见面，达成协议。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现场的记录，不知道在这个天气阴沉的日子里，总理衙门的暖炉前面究竟是怎样的一副景象。显而易见的是，竟日极寒的风景，现在直接写在了中央政府职业外交官们疲惫的脸上了。但是，这似乎并不是3月4日所发生的最真实的情形。至少，这是不完备的。我们发现，在谈判的中方主要负责官员翁同龢当天的日记里面，显示争执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荫昌云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这份日记还记录着，在当日，英国公使也发来了照会，“谓不可使山东利益为德国独占”。现在我们不清楚的是，在3月4日这天，到底还有什么细节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同样不知道，在翁同龢的时间表上，最后的底线是什么？

显然，3月4日的次日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但是，在这一天，我们却没有在翁同龢的日记里面搜索到任何关于胶州湾谈判还在继续的记录。既然“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那么，争执就没有终止。所以，翁同龢在3月5日似乎并不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然而，不论翁同龢知道不知道，北京连日的“极寒”，显示已不可能成就一次“暖冬”奇迹了。翁同龢不了解全部的真相，正揭示这场持续了3个多月的外交谈判的诡秘。在翁同龢的视线之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生着作用。

现在，这只看不见的手，出现了。

果然，3月5日，几乎被冻结了的紫禁城，没有发生任何逆转。清晨，天空中依然雪花飞扬。午后，天气放晴。在这看似平静的一天中，没有听到民间在首都的街道上发出的声音，也没有来自最高层的反对声。大雪，把千里之外的胶州湾，彻底掩埋了，无声无臭，听不到一丝一毫的回音。

3月6日，经过了前日昌平一场大雪的洗礼，紫禁城外大清的国都的天气“欲雪不雪”。不阴不阳之间，青岛的命运，走到了一个历史的临界点。

在翁同龢看来，这是一个“仓猝所办，非夙约也”的结果。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计划，翁同龢并没有说明。或者，他不想说明。也许，这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当日，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见起五刻，是日海靖请晤恭亲王画押，于是王请派画押大臣，以李鸿章、臣龢充之，臣辞不获，遂承诏往，退时巳初”。被强迫参加下午的画押，翁同龢的心情自然是不怎么好。在都虞司休息了一小会，他匆匆吃了中午饭，看过一个朋友后，径直去了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

清政府原来并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主要限于接待贡使和商贸往来，分别由中央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兼管。1860年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中外交涉日见纷繁。为了专一其事，办理战后抚夷局事务的恭亲王等上书，提议创设一个专办夷务的机构，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请“另给公所，以便办公”。时正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1861年1月20日密谕批准，并通令选拔西语人才入署当差，奖励八旗子弟学习外语。当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一个铁钱局旧址内宣告成立。总理衙门从筹备到正式办公，仅用了50天时间，整个过程，不可不谓之高效。在国用拮据的条件下，这个昭示中外的国家机构，其门庭已远不及以往各衙署那样铺张奢华了。

总理衙门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朝野内外无不确信国家富强了，这里即会裁撤，所谓“一日衙门尚存，即一日国光不复”。但随着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总理衙门作为惟一的外事机构，除办理外交与通商事务外，职权范围却很快扩展到了铁路、矿产、邮电、海防、关税、制造、传教、学校等各项新兴领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发举足轻重了。

现在，胶州湾的命运，又一次成为了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桌案上的冻肉。这块冻肉，马上就要完成分割了。从这一天开始，在99年中间，胶州湾，一块大清王朝的土地，将成为别人餐桌上的饭食。

3月6日下午，“未正诸公咸集，惟庆邸未至”。这时候，海靖带领着自己的另外三个德国外交官员和翻译已经到了。已经很熟悉了的双方代表衣装整齐地依次进入司堂，照例是见礼、看座、寒暄、用茶。但是，翁同龢却“未与一语”，坐下就开始写条约。另一边，海靖也着手抄写德文。与此同时，双方的助手“荫昌与富兰格互对，十刻始毕”。

在光线明亮的红木案前，这份“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的文件被正式签署。尽管事发突然，但就我们看到的记载，签署外交文件的过程，没有意外。“和衷商定”的“专条”，在3月4日已经草拟好了，一干人的任务仅仅是重新抄写，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已。

案上，条约文书一共四份，华文德文各二。

代表德国方面签字的是海靖，他在文件上的称谓是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代表清政府参加签字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这是李鸿章，后面一个就是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正式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酉初，画押盖印事毕，双方代表起身离座，各自打道回府。整个过程结束，室外的光明已经散落，桌子上的茶水也早就凉了。

其实，不论海靖也好，还是李鸿章、翁同龢也罢，大家都知道这是演戏，不到终了，不到台后，彼此都不会露出真面目。对这一天前台前幕后的反复较量，翁同龢后来曾叙述说：“顷困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到了最后，翁同龢也并没有说那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而实质上，当日更愤惋的，应该是比翁师傅更熟悉胶州湾情形的李鸿章。

我们注意到，1898年3月6日这天，离1897年11月14日早晨720名德国海军士兵轻易地登陆胶州湾，时间上仅仅相差了110多天。在戊戌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刻完成签署的这份文件，包括了胶澳租界、铁路矿务等事和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共三端10款，连标题算上不过1539个汉字。就是这么一个的薄薄文本，最终使得胶州湾551.5平方公里土地上274个村庄和接近8万农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当天晚上，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

4月27日，德国宣布胶澳为其保护地，设立胶澳督署。

8月20日，中德签订《胶澳租地合同》，勘定胶澳边界及界石位置。

与此同时，大清国的政治变革，也如火如荼地上演了。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维新开始。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21日临朝宣布戒严，废除新政，结束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结果是，康有为逃了，六君子死了，新政废了。

9月2日，德国宣布胶澳为自由港，向各国开放。同日，德国首次公开青岛城市规划。10月12日，德国皇帝命名胶澳租借地的市区为青岛。到了这个时候，柏林的许多人终于可以松口气，舒心地喝上一杯皇帝咖啡了。

在1898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在北京皇城各个政治力量彼此消长的时候，戊戌正月初六张之洞竭力反对的胶济铁路，已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了。

第一章：城市开始了

1991年的某一天下午，我的一个在青岛生活了快30年的朋友，被发生在火车站的一个变化吸引了。他发现，那个熟悉的德国老火车站售票厅大楼，被简易的铁皮围了起来。他问正在给围墙固定铁丝的施工人员，这里要干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拆火车站大楼。他有些不解，但也没有再问。近10多年里，这样的情形，在他居住的城市，好像每天都在发生着，他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在这个阳光照的刺眼的下午，他还是有些迷茫，有些说不清楚的失落。因为，在他的心里，青岛火车站和其他地方不同。

20年后，当朋友作为一个成功的地产开发商，和我在一个舒适的茶馆谈起当年情形时，他已经不怎么记得更多的细节。对当年火车站的拆除，他的反应平淡：“拆了不就拆了，你能怎么着？现在不是一样在拆？”

“青岛就这么大点，不拆房子，开发商去哪里赚钱？”这是他最后的解释。

除了在北京的10年漂泊，我和我的朋友一样熟悉并依恋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当我告诉他，我决定写些发生在青岛的破碎了的城市故事时，他没有反对，只是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将上面的谈话写上他真实的名字。我答应了。

一个把名字符号化了的人成为一个记忆开端的符号，这看上去多少有些无奈。因为，在是不是认同把火车站作为城市和个人的记忆开端这一点上，我们也没有取得一致。显然，在我的这个没有多少戏剧性构造的故事之间，作者可能做的，大概只能是对一些已经消失掉了的城市影像的尽量接近真实的重组和还原。在这里，我和我的朋友们，仅仅是个讲述的道具。

这个道具，甚至也包括已经被符号化了的火车站。

实际上，在1991年我的朋友发现火车站要拆除的前几个月，一个叫托尔斯顿·华纳的德国年轻人也注意到了这里将要发生的变化，他给这个即将结束生命的火车站拍下了一张最后模样的照片，并把这里的变化记录在他4年后完成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里面。

【起点和终点】

火车站，一个有着标志性钟表塔楼的普通德国建筑，一个城市的起点和终点。

然而，我知道，这个火车站故事的开端，却并不在青岛。为了让后面的故事保持必要的完整，需要首先讲述的，是山东铁路的来龙去脉。因为，山东第一条铁路的出现，和从火车站塔楼引导出的整个城市的开发传奇，有很大的关联。

1898年3月4日，北京。德国公使海靖与大清国官员在《胶澳租借条约》签署前最后一次见面，达成协议。但翁同龢当天日记里面，仍然记录着“荫昌云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显示争执并未完全消失。当日英国公使也发照会，“谓不可使山东利益为德国独占”。

3月6日，经过前日昌平一场大雪的洗礼，紫禁城外大清国都的天气“欲雪不雪”。不阴不阳之间，青岛的命运走到了临界点。下午，“未正诸公咸集”，一份“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的文件被正式签署。条约文书一共四份，华文德文各二。

代表德国签字的是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海靖，代表大清国签字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后面一个是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条约第二端，基本上都是关于山东铁路的，前三款的规定依次是：

第一款中国国家允准德国在山东盖造铁路二道：其一由胶澳经过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其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一道，应俟铁路造至济南府后，始可开造，以便再商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此后段铁路经过之处，应于另立详细章程内定明。

第二款盖造以上各铁路，设立德商、华商公司，或设立一处，或设立数处，德商、华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员领办。

第三款一切办法，两国迅速另订合同，中、德两国自行商定此事；惟所立德商、华商公司，造办以上铁路，中国国家理应优待，较诸在中国他处之华洋商务公司办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款专为治理商务起，并无他意，盖造以上铁路，决不占山东地土。

在最初的正式的文件上，这条铁路“其一”，被称为山东铁路，习惯上，它后来也被叫做胶济铁路。

接下来故事的发展，核心事件依然没有发生在青岛。1900年3月21日，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麻烦之后，刚刚正式就任山东巡抚不到一个月的袁世凯，在济南与山东铁路公司经理锡乐巴订立了一份正式的铁路章程。尽管1898年3月6日的租借条约上，已经有“两国迅速另订合同”的约定，但是，合同的签署，事实上还是被拖延了。

造成拖延的，不是锡乐巴，也不是袁世凯。

在柏林的山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菲舍尔后来披露，袁世凯和锡乐巴在济南签署的这份协议，得到了清政府驻柏林公使荫昌的很大帮助。而实质上，荫昌这个前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是袁世凯专门从柏林请回来指导谈判事宜的。

明达洋务并熟悉德国法律的荫昌，在朝廷直接与德国交涉的前沿阵地济南，帮助袁世凯完成了谈判路矿章程的大部分细节。在柏林的菲舍尔相信，正是袁世凯的到来和这份28款协议的签署，奠定了山东各级地方当局与山东铁路公司之间建立“双方均感满意的交往关系”的基础。

但是，我却有一种感觉，3月21日当天在送走了锡乐巴之后，袁世凯的心情并不轻松。我想象了这位后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和83天的洪宪皇帝在当时的所有表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只是冲天打了一个哈欠。

袁世凯的心病并不在菲舍尔或者是锡乐巴身上。

袁世凯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反对修铁路的那些人身上。

1899年的夏天到秋天，因为土地的问题，筑路公司与当地的农民在高密等地陆续发生了一些规模不等的流血冲突。后来，事态被扩大了。1900年的1月，高密武生李金榜两度率兵拆毁枕木，阻止铁路的修建。1月11日，李金榜更率持有各种武器的3000人再度冲击筑路公司的施工现场，并向德国人开炮。事情到了这个份上，袁世凯只好电达锡乐巴，请其暂停工程，以待商办。然而，正是因为这些麻烦的出现，使得在毓贤之后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充分地显现出了自己的作用。

经过了袁世凯在济南发出的一个锐利的手势，事态开始向另外的方向发生了转变，这成为了袁世凯和锡乐巴得以订立具有“华商、德商会同办理的胶济铁路公司，由华人、德人共同集股；地方官员帮助公司办理购地、租房、招工事项；由山东巡抚派兵保护铁路；铁路公司不得妨碍居民利益”等内容的铁路协议的基础。

从我们检索到的资料上看，包括巡抚袁世凯、周馥在内的许多山东地方官员，对这条铁路的铺设，态度还是相当明朗的。仅仅就袁世凯和周馥来看，他们对这条铁路的认识，不仅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任，也超过了北京的许多同僚。

甚至，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已经显得有些迫切。

1903年2月晚些时候，已经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委托驻柏林公使荫昌转交给了山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菲舍尔一封信。这不是周写给菲舍尔的第一封信，在几个月前，他已经请荫昌转交了两封信。当时正青岛的周馥在锡乐巴的陪同下，亲自感受到了先进的德国铁路的力量。他在2月份的这封信中说：“铁路像是为了永恒不朽而建的，但乘车旅行却相当节省。在铁路官员和地方当局之间存在着良好的融洽关系。一旦将来铁路完全建成，无疑会使商贸腾飞。”

3月24日，菲舍尔在给周馥的回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去年的旅行让我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坚持我们的铁路建设是一项很有益处的、将为山东省带来巨大福利的事业。在山东各地我都为人们的勤劳而感到钦佩。在这块土地上，无数的老百姓以这种勤劳耕种着他们的土地，并经营与之相关的手工业。然而，我也难过的看到，道路的缺乏严重的阻碍了这些勤劳的人们销售自己的产品。从其一些土地上经过的我们的铁路，肯定而且会大大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它将不仅会为商贸创造一个新的和如我所希望的持续和有利的繁荣局面，而且它也将通过开辟其他销售地区和新的市场，大大促进工、农业产品的生产。”

菲舍尔使用了一种十分肯定的语调断言：“人民和政府都会从铁路的这种影响中得到好处。”

但是，菲舍尔的说法，显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2005年3月20日，在即将被撤消的青岛铁路分局的官方网站上，我们通过似乎已经好久没有更新了的版面，依然可以搜索到关于山东铁路早年建设时期流血冲突的内容。也就是在这个网站的《青岛铁路史话》里面，作者通过当时德国驻上海领事的话，证实了殖民当局“雷厉风行”地修筑铁路的动力：“盖我铁路所至之处，即我占地之所及之处。”

那么，聪明绝顶的袁世凯会不了解这一点？在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1900年3月21日在济南打的那个哈欠，袁也是做给人看的。

因为。这里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回答：在从1900年春天开始的短暂的日子里，袁世凯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袁世凯，山东铁路会不会驶向另外的方向甚至夭折？还有，为什么袁世凯在山东铁路问题上所持有的明显的开放态度，没有最终在北京险峻的政治旋涡里影响并改变他自己上升的仕途？

我相信，袁1900年在山东铁路问题上所进行的选择，并没有十成的胜算，如果不是在赌博，那么，结论就只要一个。这就是：袁世凯渴望变革，袁渴望通过变革改变山东和整个中国的命运。而山东铁路，恰巧就是袁的变革手段。袁世凯相信，德国人的铁路，最终会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财富。

显然，在这一点上，袁世凯和菲舍尔的立场不同。

1904年6月1日，当尖锐的火车汽笛开始有规律地划破胶州湾的宁静的时候，山东铁路就永远地将李鸿章、翁同和、袁世凯、荫昌和海靖、菲舍尔、锡乐巴等人的名字凿刻在了从柏林运来的铁轨上，供后人去评说这中间所发生的是是非非。在这些显赫的人中间，袁世凯和锡乐巴的名字是被凿刻的最深的。因为，是他们两人在最关键的敏感时刻，改变了混乱的局面。然而，或许因为时间流逝掉了过多关键词的关系，在后来的公共记忆里面，李鸿章、翁同和、袁世凯、荫昌们统统被简化成了“腐朽的清政府”符号；而海靖、菲舍尔、锡乐巴们则一起被笼统地划分到“德帝国主义”的行列。于是，历史在这充满了戏剧性场面的一页里，就抽象成了前者“打躬作揖”，后者“趾高气扬”的幽默漫画，只有身份，没有了表情和细节。

好在铁路是个不怎么容易拐弯的东西。所以，关于“清政府”和“德帝国主义”的是是非非，没有影响山东铁路上的列车在以后100中间的继续前行。同样的道理，在1904年6月1日这列“帝国主义”的火车从青岛正式开出的时候，前海早在1901年的晚秋就已经修饰一新了的青岛火车站这个德国铁路的起点，同时也就必然地成为了青岛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起点。

在100年前的那个雾气弥漫的早晨，青岛火车站所经历的或许正是一种戏剧性宿命的开端：在一个新世纪的黎明，目睹转变。从这里出发，一场由德国海军军官和专业的技术官僚主持的城市化实验，在这片已经不能被一个正衰老着的庞大帝国所左右的551.5平方公里的海滩上，有声有色地蓬勃展开了。于是，在以后的80多年中间，我们看见，这个以一个著名钟楼为标志的青岛火车站大楼，历史性地充当起了城市的象征和地理坐标。

这并不是一幕喜剧，但是，这个并不是喜剧的开端，引导出的却是一幕现代化的正剧，一个非典型的城市化快速成长的故事。我知道，在这个情节复杂的戏剧故事中间，山东铁路和作为山东铁路起点的青岛火车站，始终扮演着具有方向意味的角色。

【锡乐巴兄弟】

我和我的朋友就青岛火车站进行具有回忆性质的谈话时间，大约在2004年夏天。那正是青岛房地产市场发疯一般持续增长的时候。和前10年建设的重点一直是在城市东部新开发区域有所变化的是，那里的土地基本上已经被使用完了，发展商牟利的途径，再一次转移到西部老城区。但是，和普通的发展商并不相同，在陶醉于利润所带来的快乐时，我的朋友还是保持了过去的平和。他不认为目前这些东西可以保留下去，也不相信在这个时代能够生产真正的回忆。“你要生活吧，要吃饭吧？”他说，“这个当然比回忆重要”。但是，有那么一会，他好像忘记了我的存在，将自己彻底暴露在阳光下面，什么话也不说。回过神来的时候，他突然扭转了谈话的走向，仿佛是不着边际地和我说了这样一段哲理：再过两三百年，人们还是这样生活，还会遇到我们现在的苦恼。

一时，我开始再次惊异于我的这位朋友的记忆力了。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里面，他有能力控制住方向，并且，他可以用另外的力量控制。因为我知道，这段关于“苦恼”的话，是我们小时候熟悉的作家契诃夫说的。

那次谈话的几个月后，这个不动声色的俄罗斯老头刚好逝世100年。

距离1904年6月1日整整100年后，一个和我相熟的青岛人王栋记忆起了这个日子，在一个同样弥漫着雾气的下午，他在他当时供职的一份报纸的简陋办公室里，试图重新组织起这条铁路的原始形态。他相信，这是对一个起点的最起码的尊重。在随后见报的文章里，我与这个城市曾和我一样受益于这条铁路的许多读者一起，有机会得以重温了一段被简化了的城市和铁路传奇的开端。

在这个故事里，主要的角色是以锡乐巴为代表的德国铁路设计师，和千千万万已经没有了姓名可以考证的普通山东劳工。

锡乐巴和山东铁路以及其起点城市青岛的联系，开始于1899年。但实质上，锡乐巴和中国以及中国铁路的联系，则要早很多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个锡乐巴，中国一部早期铁路史的好多情节，都要改写。

海因里希·锡乐巴生于1855年，成年后，他被培育成为了一名铁路设计师。在31岁的时候，锡乐巴的命运开始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大概在1886年，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投资商在经过考察后表示，他们很快就将开始在中国修筑铁路。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工业企业，都希望能从中国政府那里拿到订单。同年，德国首相俾斯麦派遣了4名铁路工程师到北京，学习中国的语言，以为日后中国政府准许建造铁路时做好准备。锡乐巴就是这4个人其中之一。在这个情节上，锡乐巴和他后来在山东的幕后谈判对手荫昌很相似，不同的是，锡乐巴在中国学习的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和交流工具，荫昌出洋留学接触的则是现代制度和先进技术。

学会中文之后，锡乐巴很快就得到了指令，建造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但是锡乐巴很不走运，这条中国最早的营运铁路在建成后不久，由于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一些保守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被拆毁了。从1892年至1898年，锡乐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设计铁路，他设计建造了从汉阳到湖北大冶铁矿的铁路。1895年7月，张之洞先后向总理衙门提议修建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铁路，同时派锡乐巴勘测线路。翌年2月14日，张之洞根据锡乐巴的勘测结果奏准清政府，实行分段筹办。不幸的是，锡乐巴这次完成的沪宁铁路设计计划，订单并没有交给德国企业，而是给了一家英国公司。

后来，锡乐巴又设计了京汉、汉渝等铁路的方案。但锡乐巴所有已经预先做过勘测和设计工作的铁路，没有一条最后交给德国公司建造。因为，北京的中央政府的部分官员不喜欢张之洞在修筑铁路方面的成绩，他们害怕这样会让他变得更加有影响力。到了1898年，中央政府任命了盛宣怀来领导和监督中国的铁路建设。随后，锡乐巴成为盛的技术顾问。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锡乐巴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不过，带给锡乐巴好运的，并不是盛宣怀。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关于青岛的租借条约，终于完成了所有的签署手续，根据这份条约，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允许德国修筑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线。在这个直接的背景下，柏林各方面的动作都明显加快了。

最初，问题的焦点依然在商业竞争上，核心是修筑铁路的特许权。

在1898年的柏林，青岛还是个庞大的纸上计划。所有的机会，都意味着利益，特别是投资规模巨大的铁路和港口。在那里，几个有影响的工业和银行集团，都竞相提出了计划和订单，以最终获得建造这条山东唯一的铁路。其中两个最大的集团，分别是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一开始，两个集团的准备工作是依照各自的部署独立进行的。刚刚让盛宣怀招募的锡乐巴，被银行集团委派来山东，立即着手进行建造铁路的设计。与此同时，山东企业联合集团则委派了另外一个铁路工程师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也开始从事同样的设计工作。锡乐巴和银行集团的关系显然非常密切，这从他同时被委托设计德华银行青岛分行的办公大楼就可以看出。

1899年6月1日，决定性的环节在柏林生成。一个由德华银行、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国民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巴伐利亚贴现与承兑银行、柏林商业银行等组成的商业联合体出现。这个由总共十四家银行共同出资5400万马克成立的联合体，就是专门营建山东铁路和日后进行管理事物的山东铁路公司。无疑，它到了修筑铁路的特许权。

我后来在和王栋的一次谈话中才认识到，这是整个山东铁路建设早期德国方面进行的最重大的决定。在这之前，分别代表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锡乐巴与格德尔茨两人，都设计了一条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方案。他们作为竞争对手，自是各自为战，方案当然也有很大不同。但双方的目的只要一个，这就是争取独立获得修筑铁路的特许权。不过，柏林政府方面后来显然认识到了这中间的困难，他们认为，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分头如果单干，力量都太弱小了。政府开始将方向转向联合，他们相信这样会强大很多。如是，两个相互角逐的集团，便进行了联合，走上了组建山东铁路公司的轨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次有关特许权的联合行动中，银行集团应该是主导者，也是赢家。结果，锡乐巴成为了这家公司驻青岛和山东事务所的经理和首席工程师，负责对铁路的修筑进行监督。

山东铁路公司的出现，完成了在柏林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这使得山东铁路可以得到完全的投资保障，并尽快进入到实质的建设中。随后，我在青岛市档案馆组织翻译的《胶州发展备忘录》中间，找到了关于这家公司使命的记录。根据该备忘录1898年10月至1899年10月期间的记载，山东铁路公司被明确的任务是：将该铁路在5年的期限内修好并付诸营运。以“将山东省北部的最重要的煤炭产地和青岛与济南府之间的最重要的城镇都紧密联接起来”。

作为联合行动的直接受益者，尽管这一次锡乐巴依然经过了和自己的同胞竞争这样的过程，但获得的却是一次干干净净地排除了英国公司的商业机会。在锡乐巴的铁路修筑经历中，英国人曾经象影子一样跟着锡乐巴，使得他经常看不见自己在那里。这一次，锡乐巴开始成为了一条在中国的德国铁路的建设主角。

这个事业在1899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4岁了。一个不缺乏抱负的中年人，终于获得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1899年6月14日，山东铁路公司正式成立。

1899年9月23日，德皇之弟海因里希亲王在青岛主持了山东铁路的开工典礼。当日，铁路正式开工建设，并在青岛和胶州两地同时铺轨。

1901年4月1日，铁路筑至胶州，并于7天后通车。据当时青岛出版的德国官方报纸的记载，铁路开通后，从青岛至胶州大约只需两个小时便可以到达。而在这之前，这段道路需要走上一天半。在锡乐巴的有效组织下，随后的工程是在边建设边通车的情况下进展的。1902年6月，铁路筑至潍县；1903年4月，铁路通至青州府；9月，到达张店。

1904年6月1日，铁路到达济南。当日，山东巡抚和德国青岛总督都参加了庆祝山东铁路全线贯通的隆重典礼。

1901年11月7日，就在山东铁路的青岛火车站大楼刚刚建好时，李鸿章逝世。这成为了一个外交时代结束的标志。1904年7月4日，山东铁路全线通车一个月零3天后，另一个决定了青岛和山东铁路命运的翁同和，也逝去了。

根据《胶州发展备忘录》的记载，完成后的山东铁路，包括张店至博山的支线在内全长441.4公里，其中主干线384.6公里，共设有55座车站。整个铁路工程造价为5290.1万马克，平均每公里为11.99万马克。

在山东铁路的全线，锡乐巴的影子无处不在。

从1899年至1908年，锡乐巴一直在青岛担任山东铁路公司的经理。显然，在锡乐巴的漫长的中国经历中间，参与山东铁路的设计和修筑，是他成为职业铁路设计师之后最稳定也最为成功的事业。在这个位置上，他实现了一个铁路设计师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戏剧。

有意思的是，锡乐巴有一个叫皮特的兄弟，也是山东铁路的修筑参与者。作为区段工程师，他直接参与了铁路的修筑。在这个期间，协助锡乐巴设计了青岛火车站大楼的路易斯·魏勒尔建造一号区段，而锡乐巴的兄弟皮特·锡乐巴则建造五号区段。

海因里希·锡乐巴从1899年至1909年一直住在青岛，1909年他回到德国。之后，他的弟弟皮特从1909年到1914年一直担任山东铁路公司的经理，直到德国战败。

锡乐巴兄弟的故事，几乎构成了整个山东铁路建设故事的最核心部分。这个故事在1914年发生转折之前，锡乐巴兄弟的身影无处不在。在青岛期间，锡乐巴兄弟一同住在太平路山东铁路公司的办公楼里。铁路公司办公大楼在1899年前就已建造完成，它的旁边，是锡乐巴和魏勒尔一起设计的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大楼。从铁路公司办公楼到海边，距离不超过30米，而到青岛火车站，距离也不过是2000米。黄昏的时候，从山东矿务公司总部大楼和德华银行中间的空地，锡乐巴兄弟两人可以看见辉煌的落日。

我曾经设想过锡乐巴端着咖啡杯观看这一景象的情形，试探着体会这个中年人在异乡的感受。我相信，有那么一些平静的时刻，面对即将落入胶州湾海中的太阳，锡乐巴曾经泪流满面。一颗泪珠滚落到咖啡中，溶解了，一颗泪珠则跌落到地上，瞬时粉碎。也许，一切都没有理由，也许，这个不需要理由的泪流满面，正是我可以给锡乐巴找到的，最合适的理由。透过时间的迷雾，我想看清楚锡乐巴脸上的表情，但是，我努力搜索到的，却始终是一个模糊的背影。灯光打开，锡乐巴开始用晚餐，然后阅读书报，然后枕着海浪睡去。第二天早晨，太阳照样升起。我不知道，这样的猜测，是不是接近锡乐巴10年生活的真相，然而我知道，这肯定不是全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锡乐巴就是在这里，在这个每天经历一次落日的房间，控制着山东铁路的整个建设过程和早期的运营。之后，这个故事的主角换成了他的弟弟。

2000年4月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发表过南开大学教授张国刚的《清末民初外国侨民在华生活的实录》，这个实录的副标题就是《华德铁路公司总办皮特·锡乐巴的家》。这份研究报告以山东铁路公司总办皮特·锡乐巴的家庭财产清单为线索，复原勾勒出了其在青岛生活的家具陈设、休闲生活、衣食住行，肯定了皮特在这里基本保持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显然，锡乐巴兄弟的习惯，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那些经常出入这里的晚清官员。尽管，对这两个兄弟来说，这也许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离开青岛后，锡乐巴在德国并没有呆多久。

1910年，作为铁路方面的顾问，锡乐巴被铁路大臣盛宣怀再次招回了中国。但是，随着在辛亥革命的受到的巨大影响，盛宣怀病了，因此，锡乐巴在1912年又返回了德国。后来，他担任了圣卡特琳娜铁路公司的经理，直至1925年8月29日在柏林去世。

那一年，锡乐巴正好70岁。

锡乐巴去世的时候，他一手建设和管理的山东铁路，正发生着激烈的劳工权利运动。他去世的前一天，胶济铁路总工会的一份呼吁书，刚刚在一家工人杂志上发生。

在海上，在路上

关于整个山东铁路接近5年的建设情况，并不是我预定叙述的重点。如果试图描述清楚这中间说发生的一切，故事的方向显然就被改变了。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章节里，我只能就一些被记录的事件，进行尽量简化的解读。

显然，铁路的建设，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这就是人和物。廉价劳动力山东当地就有，但物质却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

在当时，铁路建设的几乎所有物资，包括建筑材料、桥梁、机车和车厢，都是山东铁路公司的柏林经理处在德国采购的。经过菲舍尔的努力，这方面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1899年夏季和秋季，柏林经理处经手签订了一系列合同，使铁路所需全部地上建筑材料、桥梁和车辆的供应和运输工作得到保证。其中，有四家德国工厂负责生产铁桥及涵洞部件，这些部件重6000吨。另外，总量65000吨的小铁器，则交付给一批德国工厂负责加速生产，以在数年内完成。与此同时，全线首批所需的24部机车、65节客车车厢、10节行李车厢和655节货车厢，也同样在1899年期间向一批德国工厂进行了定货。这样，到铁路建设的初期，所需物资通过合同定货的总重量已经达到了105000吨，价值2300万马克。

紧接着的工作，是这些大小货物的运输。把一整条铁路的所有建设物资和机车、车厢从德国各地集中到遥远的青岛，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些物资的路途漫长的船运，大部分委托给了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和汉堡─美洲航运公司。这是当时德国最大的两家航运公司，其中的汉堡─美洲公司，始终活跃在青岛早期的铁路、港口和城市建设中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流通角色。后来人们知道，在完成了数量巨大的铁路建设物资运输后，汉堡─美洲公司的青岛分支机构进入到中山路亨宝商业大楼办公，在这个舒适的大楼里面，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望着繁华的街道和马路对面的公园。但在这之前，在承担整个铁路物资运输的4年期间，这家公司在青岛的办公条件却似乎不怎么理想。依照合同，包括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在内的两家公司每年派六艘轮船由汉堡、不来梅或经过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驶来青岛。货物到达青岛的临时码头后，再通过人力搬运到铁路建设工地。

当时，为了能使货物主要在德国海港装运，在普鲁士国家铁路管理局的合作下，山东铁路公司与供货工厂达成协议，使大多数工厂同意将其所供货物寄到一个北德港口。在这些港口中，一开始就把埃姆登考虑在内。建于公元800年的埃姆登，16世纪末曾是拥有欧洲船只数量最多的港口，后来，使它闻名的则是大众汽车和埃姆登艺术馆。为了使这个古老的德国港口重新繁荣，这里修建了适于停泊远航东亚的巨轮的设施，当这一工程完工以后，1901年8月1日，一艘为山东铁路公司运送物资的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载货轮船在埃姆登港开港仪式中，首次启航驶来青岛。到当年年底，共有16艘轮船为山东铁路运载了60000吨铁路物资驶来青岛，其中三艘由埃姆登出发。就这样，通过汉堡─美洲航运公司，位于埃姆斯河注入多拉尔特湾处的商埠海港埃姆登，就和一个遥远的，正在建设中的东方城市，发生了意外的联系。

但实质上，在1899年底以前，载有4000吨路轨和铁枕等部件的第一批货轮，就已运来了青岛。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不值得用运费昂贵的轮船运输的铁路建筑材料，是通过帆船从德国运发的，这些货物包括了混凝土、电线杆、建筑用木材等等。就在这里，麻烦出现了。根据已经发现了的资料，在这种大规模的冒险远渡中，为山东铁路公司运货的帆船，发生了多起不幸的事故：1899年7月，由汉堡出航的运载了10245桶水泥的享尼·埃列门号失踪；1900年5月初驶离汉堡，装有3200根电线杆的苏特兰舍尔号，7月底在苏门答腊以南海域粉身碎骨，1900年5月由汉堡出发，载有6000桶水泥的苏柯特拉号在航线上着火；同样载有5000桶的水泥的奥西登号，1900年7月中旬由汉堡启航，11月底驶抵斐济群岛时，货物着火，那些水泥不得不卸到那里的海滩上。

享尼·埃列门号失踪事件没有细节。一艘船和一些人，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历史的视线，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甚至不知道到那里去祭奠。比较享尼·埃列门号和苏特兰舍尔号的悲剧，苏柯特拉号和奥西登号当时的危情，也许带给人们的记忆更为深刻，因为，巨大的恐惧就写在水手们的脸上。在翻阅那些陈旧的记录时，我觉得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呼唤声音。那些声音顽强地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屏障，反射在我的电脑屏幕上，意义表达的依然清晰。我知道，沉船及运输事故造成的损失，山东铁路公司可通过保险得到赔偿，但是，死难者的生命，显然没有办法通过保险而复活。5年里，从汉堡到青岛，在漫长的航行中间，有多少脆弱的船只经历过类似的恐惧，现在已没有办法完全统计，就是这些被记录下来了的悲剧，也缺乏基本的过程描述。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悲剧和死亡，终究没有能够阻止这样的冒险航行继续下去。

对帆船公司和帆船主，新的利润诱惑依然在前面闪烁出金属的光芒，而对山东铁路公司，山东铁路和矿山的利益，则是更大的驱动力量。于是，很快，死亡事件成为了过去。

整个筑路的过程，同样充满了不幸。有资料说，在由德国工程师具体组织和指导的分段施工中，每天约有2.5万的中国民工参加筑路。工程采用了包工形式，包工费按土方量计算。施工中，除石质路堑采用爆破方法外，均用人力挑抬土方。曾经经历了铁路修筑的邹升三老人在晚年回忆，沿路各村出来修铁路的人“整日劳动，口渴了不给水喝，逼得他们到处找水，喝的净是生水。”诸如邹升三老人这样的叙述，在我搜集的关于山东铁路的资料中间，是数量最大的。这种异常深刻的记忆，最大的推动力量在于德国作为异族进入者的非道义，其次也来源于当时施工条件的极端艰苦和恶劣，施工监督者的不加节制的职权泛滥。这中间，同时也还有昨天还是土地耕耘者的农民，在突然成为劳工后必然出现的行为被动和排斥因素。大量的资料证明，在当时，这种不适应所产生的对抗反应是强烈和具有明显针对性的。无需置疑，一种稳定的农耕传统习惯被粗暴破坏后，反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当这种破坏力量还来自陌生和令人难以接受的洋人的时候。

在德国占领者和生活在被占领区的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农民之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释放的方式，除了物质的诱惑，还包括了被逐渐改善了的交流和管理方式。当然，后者是具有天然优越感的日尔曼人在接受了许多教训以后才醒悟到的。所以，从本质上说，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山东铁路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条中国人的铁路，是由我们千千万万的山东父老乡亲用苦难和坚韧筑造的铁路。尽管，在主观上，他们当时并不愿意这条铁路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现。

显然，我们的父老乡亲不喜欢味道古怪的咖啡，并不是过错。

但是，他们却没有力量抵挡咖啡的进入和普及。

山东铁路的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山东经济地理的面貌，就此被改变。原来的昌乐，“地瘠民贫，商业萧条，自胶济铁路通车以后渐有起色”。潍县“自胶济通车，烟潍筑路，本县在交通上享有种种运输之便利。兼以商民性格机巧，喜于摹仿，勇于投资，故商业年有进步。除县城外，坊子、二十里堡、南流、蛤蟆屯、大圩河，皆以接近铁路，顿成商业中心。其他如寒亭、眉村、杨角埠、望留、固堤、马思等，虽僻处乡曲，亦各有其重要地位。”再如益都县的杨家庄，“在铁路未通之先，杨家庄乃一偏僻小村，固无商业可言。今则交通便利，营业日盛，村内居民仅六十余户，而大小商号多至二十家。内有炭商十家，杂货商二家，小本经营者数家”，以一小村，因为铁路“路线所过，一跃而成镇市”；淄川也因胶济铁路交通便利，货物运输方便而繁盛，淄川“山环水抱，交通不便。在先舟车不通，商贾罕至，自本路敷设（张博）支线，煤矿开发，其他矿产物，亦俱有出路，地方日益繁盛”。

山东铁路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使“青岛日盛，烟台日衰”。

在铁路未建设以前，烟台是山东唯一的贸易商港，“胶济铁路通而分其一部分东走青岛，津浦路通又分其一部分北走天津。顾烟台之贸易额，当光绪二十七、八年间已达四千五、六百万两，自光绪三十年胶济全路通车，青岛日盛，烟台日衰，不数年而贸易额退至三千万两以内。”

显然，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上，在柏林指导山东铁路公司工作的菲舍尔有建筑在自己利益上的考虑。菲舍尔通过锡乐巴，将这个实际的想法变成了行动。在我们所能寻找到的德国官方文件中，有些许的关于华人状况的记载。这些记录显示，铁路进行建设的同时，为了培养所需的华人车站职员、检票员、货车押车员和线路安全检查员等，山东铁路公司在1899年秋“开设了训练班，年青的华人通过实地指导在那里学习铁路开业后所需知识和业务。这些最后统一在青岛进行的课程包括德文、算术、发报以及铁路和车站业务规程。这些课由几位可望以后担任铁路业务职务的公司职员担任，在语言课上则由传教士进行翻译协助。”记录显示，参加训练的一共有13人，除1人外，全部来自山东当地。

实际上，菲舍尔的计划在以后的10多年中间，始终被贯彻下来了：铁路通车后，全线除了4至5个最大车站交给了德藉站长负责外，那些中等的和较小的车站以及停车站，都是由中国人管理的。1984年时，1906年就已经来青岛的黄桂五老人也曾回忆说，山东铁路公司还在四方设有车辆修理场“培养华人子弟为技术工人”。

在2004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的朋友王栋在办公室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今天，山东铁路已经伴随着青岛以及沿线许多的市镇村庄，悄然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岁月历程。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条百年铁路干线，在感慨其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应该思考：从山东铁路全线贯通至今的漫长岁月中，它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他相信，“这些是值得我们在百年之后探求的课题”。

【两个铁路设计师的角逐】

现在，经过了这样长的铺垫，我们应该可以回到起点了。因为，通过袁世凯、荫昌、周馥、菲舍尔、锡乐巴这样一个个可以看见的人物坐标，和那些已经被时间埋葬了姓名的千千万万普通劳工的背影，火车通向的目标现在只要一个，这就是：青岛。

客观地观察，在整个山东铁路的车站规划上，铁路公司应该是考虑到了山东人口密集的现实情况，于是尽可能地多兴建了一些火车站，这样，站距就尽可能短了些。资料显示，铁路的全部车站设施，站房、货棚、厕所和护路小屋，全是按最简单的建筑式样施工的。只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即青岛和济南府的车站建筑上，显示了特色和雄伟。根据1900年10至1901年10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附录１的记载，当年度青岛车站已开始施工。在青岛站，除了直接用于铁路交通的所需附属建筑物外，还建造了一座特别仓房，用于存放公用物资。此外，还计划在车站上为铁路工作人员建造职工宿舍。

据1898年度的《胶州发展备忘录》记载，按照已完成的计划，当局希望铁路的青岛车站尽可能地要建在商业区和青岛湾的海岸附近。计划指出，铁路线从火车站开始，要充分利用地形的低处，穿过确定为工业区和仓库区的市区，然后沿胶州湾东岸前行，在那里可以很方便地与港口铁路相连接。在最初的城市规划方案里，火车站曾计划设立在栈桥一带，但弧状的轨道对当时的技术而言显然要求很高。于是，车站就被向西移至笔直的轨道旁，构成了城市的西端。由于大港的第一座防波堤直到1904年才告完工，由火车站通向栈桥的临时铁路，便成了各商行开发地产的必要条件。

早在1898年时，青岛车站就计划建筑两个，并且大港附近的车站是提前修建的。《胶州发展备忘录》（1898年10至1899年10月）有记录说，“根据设计，在（青岛）保护区内要修建两个车站：在正在施工的大港附近建一总站，将来货物可在这里直接由船上向火车上装卸，另外还将在青岛湾附近建一市区站。”

在地理上，尽管因为技术的原因，锡乐巴没有最终将火车站设立在栈桥，但是，1900年1月开始建设的青岛火车起点和终点站，也已经很接近陆地的边缘了。铁轨停止的前方，就是胶州湾宁静的前海。无疑，在人类出现铁路和服务于铁路的火车站以来，这个车站可以算是离大海最近的车站之一了。我们相信，在车站建造的两年中间，所有的劳动者应该是在海浪的伴随下完成艰苦的施工的。当火车站逐渐成长起来的时候，它垂直于这片海岸线的高度，足以震撼人心。也就是在这时，设计了车站的海因里希·锡乐巴、路易斯·魏勒尔和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被后人记忆住了。

很显然，我们有理由感激海因里希·锡乐巴。不论是对山东铁路还是青岛火车站，他的贡献都不应该被忘记。这个生于1855年的德国人，在青岛车站建成24年后1925年8月29日，在柏林去世。

在1900年1月至1901年秋冬的日子里，在锡乐巴的主导下，路易斯·魏勒尔和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共同完成的，是一项历史性的跨越。这个火车站不仅仅成为了3年后完全贯通的山东有史以来第一条铁路的起点，也成为了作为城市的青岛的起点。从1901年的这个冬天开始，这里同时成为了这个刚刚开始着手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新城市的焦点和中心。

1901年的冬天，或者是1904年6月1日，在这里，城市开始了。

我相信，以一个老资格的铁路专家的眼光，锡乐巴应该非常清楚这个火车站的象征意义。否则，他也不会在1900年时就肯定了以“雄伟”的方式建设这个车站的思路。尽管，他最后完成的设计是在一个紧迫的时间里进行的。

作为一个现代化长途运输工具的最重要陆地标志，火车站代表的实质上是作为栖息地的新城市的开放和宽容。这样一种姿态，就使得火车站的含义被放大了。

以1900年主持设计和建造青岛火车站大楼为基本依据，人们相信锡乐巴对建筑设计也有过良好的职业准备。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个铁路设计师的锡乐巴和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的锡乐巴，这中间应该有非常大的差距。在当时，青岛火车站大楼是作为锡乐巴所负责的整个山东铁路的一个副产品，在一种特殊和急迫的背景下出现的。仅仅一个应急的车站大楼设计，并不能说明锡乐巴在这一领域也享有成就。

其实，更可以证明锡乐巴在建筑设计上的造诣的，或许是锡乐巴和火车站同时设计的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大楼，这个在太平路海岸上的建筑，一直是那里的重要历史坐标。之后，他又在1903年设计了济南德国领事馆大楼。

在我看来，青岛火车站作为一个具体的公共建筑，最终被确定的方案更象是从锡乐巴家乡复制过来的一个样品。在这个具有榜样作用的样品上，锡乐巴花费在式样选择和风格确定上的时间，显然应该超过了他和他的两个同事在这个建筑上显示创造能力的时间。在这个车站上，我几乎没有看清楚锡乐巴自己作为独立建筑师的任何表情。这中间，可能有时间上的限制因素，但我猜想，应该也包括了三个铁路设计师在建筑设计上的经验的匮乏。作为优秀的铁路设计师，锡乐巴和他的两个合作者可能并不真正熟悉更丰富的建筑语言。我曾经有些游戏地想象，45岁的锡乐巴是怎样通过时间的铁路线，把一个存储在童年记忆里面的带钟楼的德国老教堂，艰难地搬运到了青岛的海边。

实际上，后来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由锡乐巴主导的青岛火车站设计方案，并不是当时惟一的趋向“雄伟”的设计。实际上，在锡乐巴进行设计的同时或者更早时，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根据一位目前依然健在的德国老人提供的说法，格德尔茨当时是以山东企业联合集团方面的代表参与到山东铁路公司的。格德尔茨显然也是一个职业铁路设计师，但是，非常不幸，格德尔茨主导的铁路设计计划，没有获得董事会大多数董事们的支持，这样，格德尔茨就仅仅以一个的董事身份，留在了山东铁路公司。在山东铁路建设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柏林。在设计铁路的同时，格德尔茨也在柏林完成了另外一个青岛火车站大楼的设计方案。和我们以后看的锡乐巴方案相比，格德尔茨的设计方案更雄伟，规模也更大。在最后决定青岛火车站设计方案的角逐中，不幸的格德尔茨依然没有好的运气，他再一次出局了。

格德尔茨这一次失败的原因，应该不是由于他的前一次的失手的惯性作用，而是在于他过度的奢侈。这种居于柏林部分英雄主义人士的意志所展开的设计，显然违背了德国议会的反对派议员和山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中间大多数更务实的投资人的意图。因为，在一个新的德国殖民地花费太多的钱去兴建一个尽管“雄伟”却并不实用的火车站，既不符合铁路公司大多数董事的利益，在政治策略上也显然有些冒险。因为在当时，德国议会关于大规模在青岛进行投资的反对声音始终就没有中断过。在这样的背景下，格德尔茨的出局就显得没什么悬念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最终选择以锡乐巴为主导的设计方案是明智的，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因为6年后花费巨资建设的总督官邸，在建成后不久就出现了被指责超出预算费用的问题，这使得房屋的建设总监不得不在当年返回柏林，向总会计署申辩理由。

由于董事们普遍认为格德尔茨的设计“建筑体积太大而且过于昂贵”，所以，他们就要求锡乐巴设计一座更小，也更为适度的建筑。用马维立博士2005年3月给王栋的复信时的说法就是，“锡乐巴照做了，因此，他的设计被付诸于建造。”

但是，据一位曾经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格德尔茨设计方案的朋友介绍，其实格德尔茨方案还是很有特点的，在设计水平和风格上并不比锡乐巴方案逊色。可惜的是，它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然而，我们却并不知道最后的锡乐巴方案上，怎么会同时也出现了路易斯·魏勒尔和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的名字。因为，依照最新的说法，“实际上格德尔茨和建造车站没有任何关系”。显然，在他们三人中间，存在着一种非一般意义上的合作关系，里面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也许，这已经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

关于魏勒尔，在我接触的资料中间很少被提及。现在的这份简单的生平事略，是根据王栋与一位和青岛至今都保持了密切联系的德国老人马维立的通信整理的。这位德国老人曾经在青岛生活了很多年，也是在他与王栋的频繁通信中间，他通过积累的文件，纠正了之前曾经很流行的一些错误的看法。我也正是在本书开始尝试写作之后，因为这位德国老人，才逐渐认识了曾经和我们如此亲密地发生过联系的锡乐巴和魏勒尔的。

设计师路易斯出生于1862年9月9日，父亲是个铁路工程师。青少年时期的魏勒尔曾在汉诺威和柏林的技术大学学习工程。1893至1897年，魏勒尔在泰国曼谷到卡拉特的铁路修筑期间担任了区段工程师。后来他返回德国，和伊丽莎白·琼结婚，并在1898年6月和她一起来到了山东。当时，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线是由不同的工程师来负责不同的区段的，魏勒尔负责从青岛到兰村最初60公里的第一区段的建设。魏勒尔抵达青岛后，最先住在大鲍岛，后来，他作为建筑师为自己和铁路公司的其他同事设计了一所房子和一幢公寓楼。这座房子在铁路青岛火车站西边的广州路上。魏勒尔并没有在那座新房子里住多久，因为在1901年6月他就已离开青岛返回了德国。这样，魏勒尔实质上并没有看到自己参与设计的青岛火车站完全建成。

1903至1904年，魏勒尔参与了巴勒斯坦铁路的建造。从1904年7月1日开始，他担任了泰国州铁路的董事长，直至1917年同盟国强迫泰国对德宣战，魏勒尔被拘禁。因为在1918年患病，魏勒尔得以乘坐一艘丹麦籍的轮船回国，但是不幸的是，1918年1月16日，他死在这艘船的甲板上。

在魏勒尔于1901年的夏天离开青岛时，不仅山东铁路没有最终完成，作为这条铁路的起点的青岛火车站，也还完全建成。所以，魏勒尔自然也就更没有机会看到在这条铁路终端的另外一个火车站的建成了。山东铁路的终点车站济南火车站在1904年竣工，规模上基本与1901年秋冬建成的作为起点车站的青岛火车站相当，形成了在一条铁路线两端的平衡。但是，这样的平衡仅仅在8年后就被打破了。随着赫尔曼·菲舍尔设计的奢华的津浦铁路济南火车站在1912年的落成，山东铁路济南火车站不得不在1914年兴新建站，以和津浦铁路济南火车站抗衡。次年，山东铁路的新济南火车站竣工。这个大规模的新车站，正对着津浦铁路济南火车站。

但是，在青岛却没有这样的竞争。我们不知道，这是起点车站的幸运，还是不幸。实质上，如果存在着这样的竞争可能，或者作为起点的青岛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预计，不论这两种情况出现任何一个，那么，被推翻的格德尔茨方案也许还有翻案的机会。然而，在德国人最终离开青岛之前，这样的情形并没有发生。

【戏剧性的场景】

1989年的夏天，随同维也纳工艺美术大学的建筑学高班到现场进行了考察的托尔斯顿·华纳认为，从建筑风格上看，如果说山东铁路沿途的中小车站是“质朴实用”并“给人良好印象”的中西联姻的产物，那么，1901年的冬天出现的青岛车站则是纯粹的德国文艺复兴风格的产品。而我却更愿意相信，锡乐巴试图告诉所有使用这条德国铁路的人们（不论他们是欧洲人还是华人）：一个在亚洲的德国城市，从这里开始了。发出这个声音的，是高大的半木构装饰山墙上一座突出的钟塔，这个厚实的钟塔矗立在今广西路和兰山路的轴线上，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并感受到它的力量。同时可以看到的，还有时间。那个钟表上的时间，一直到钟楼被拆除前，整整行走了90年。

早年的火车站是这样的：由耸立的钟楼和大坡面的两层车站大厅组成，车站候车室居中，两侧为票房与值班室，右侧延续有低矮的钢架玻璃天棚站台长廊。高35米的车站钟塔下部与地面垂直开有三排两组细窗。车站主入口由十数级石砌台阶，通向三个拱券门。车站前有一花园广场，使建筑物处于视野开敞的空间中。1914年日占青岛后，火车站前新建了千叶公园。后来，这里被称为第5公园。在我就火车站区域的变化所进行的采访中，受访者除了反复提到火车站钟楼外，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公园了。公园的绿化和温煦，公园和周边街道所形成的和谐，给好多人留下了异常深刻的记忆。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1960年代的中期，一位生长在外地的电台播音员奉命从北京调动青岛，一下火车，她就被这里陌生的风景征服了，站在火车站钟楼下面东张西望了好一会，才禁不住和旁边来接站的青岛电台的人说，这不是外国么？这样典型的戏剧性场景，在我和我的朋友的记忆中间，都不缺乏细节生动的例子。很多年前，我的朋友就曾绘声绘色地讲述过他二叔的一个故事。那大概是50年代的晚些时候，他在部队的二叔从外地来青岛看他爸爸，一下火车，也是一脸的怪异，沉默了一会，突然就大叫道：“这不他妈的到了外国了？”旁边正好有一队友好国家的访问团经过，猛然出现的大叫声，把人惊扰了不小。好在他们不知道朋友的二叔在嚷嚷什么，否则说不定就成了国际新闻了。回到了家里，朋友的妈妈还没回过神来，不停在说侥幸，以致于晚饭也做煳了。我朋友讲完他二叔的故事，我们都笑的差点背过气去。当日，4个人一下子就多喝了8罐头瓶子啤酒。

由此可见，当年火车站和周边街道的魅力之非常。

50年代，有一部著名的电影要拍海港的码头，不知怎么就看上了火车站，把车站公园的旁边的白色木头栅栏当成了码头，一阵猛拍。结果，后来电影放映了，青岛人去看，居然没人识破。直到有细心人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在才知道知道火车站竟然被导演搬到了码头里面，于是乎大呼上当。可这样一来，去看电影的人反而多了。好在当时不是市场经济，否则火车站说不定还真会去法院告导演“损害了火车站名誉权”。

关于火车站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权威论述应该是梁思成领导的一个47人研究小组在1958年做出的。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梁思成和中国建筑学会的专家们还是对“青岛建筑中极为强烈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和特征”，进行了尽可能公正的评价，肯定了这里早期建设的“相当美丽”。专题研究小组在最后完成的报告中指出，青岛在“道路尽头和转折点上都有良好的对景”，“火车站是广西路、兰山路尽端的对景”。站在一个建筑学家的角度，火车站显然是城市景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对景，被梁思成认为是“山、海、建筑物相配合”的典范。

我没有看到梁思成这次“怀着兴奋、愉快的心情”在青岛“解剖一只麻雀”工作的更完备的资料，但是，梁和他的合作者对包括火车站在内的青岛建筑所进行的研究，现在看基本上是客观的，奠定后来理性建设的基础，无疑也了影响了后人的观点。这中间，就包括了本地的年轻专家宋连威。这位对城市规划有着良好的职业训练的专家相信：以钟楼和候车厅两大部分组成的火车站建筑，“从规划布局上看是考虑作为太平路海滨大道东端的道路对景而设置的。”这样的观点，后来就有了好多的附会，比如2003年7月25日《青岛晚报》就曾这样表述，“每当我们正视广西路西端和中山路北端的时候，就会看到两座风格迥异的塔楼建筑，一座是青岛火车站的尖尖楼，一座是原胶澳电汽公司的尖尖楼。”两座塔楼的尖顶均呈锥形，一红一绿，是广西路和中山路建筑长廊的延伸，形成了迷人的“城市对景”。

但是，在我看来，火车站的塔楼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它始终是个起点，是整个火车站地区的中心和灵魂。在以后的很多年中间，它与周围街道和建筑所形成的完美关系和平衡，是其最富有魅力的精神所在。

叙述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去尝试阅读钟楼上的时间了，因为，给了钟楼上的时间以可能性的锡乐巴、魏勒尔和格德尔茨，现在已经成了所有内容更丰富的故事的背景。

毫无疑问，在德国钟楼上行走了90年的时间，见证了匆匆行走在这里的所有过客。这中间，有如同我们自己一样的平凡者，也有呼风唤雨的大人物。时间的意义，在德国钟楼上被具体化了，它不代表命运，也没有预示未来，仅仅就是积累。

于是，时间在火车站这个纯粹的物理空间上，行走的很清白。

走过锡乐巴物理空间的大人物中间，广东人孙中山是个代表。

然而，孙中山的青岛故事，却是一个意外，一个和铁路有关的政治副产品。流传广泛的说法是，1912年9月，受青岛商界、学界和同乡会馆的公开邀请，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在北京和袁世凯会谈之后，产生到青岛考察德国铁路建设和运营情况的计划。实质上，这是一个依据并不充分的记录，在这个不平静的秋天，失意的孙中山到青岛的真实动机，也许没有这么简单。尽管，从表面上看，当时孙的注意力，已经从政治权力的争夺，转移到了国家落后的铁路建设上。有意味的是，在对待先进的德国铁路这一点上，孙似乎和他的既是合作者又是敌人的袁世凯没有矛盾。不同的是，袁世凯是这条铁路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则是这条铁路的使用者。

有关孙中山到达青岛前的情形，一些历史记录的表述是富有戏剧性的。据说，孙欲到访的消息，在青岛民间引发了许多被压抑的期待。但是，包括谨慎的青岛总督在内的德国海军行政当局，却似乎依然没有从瞬息万变的南北权力格局中间找到立足点，不愿意参与到复杂的政治旋涡里。在那个提前到来的秋天，德国人似乎同样不相信孙的注意力仅仅在一条铁路上。依照上面这个表述的简单逻辑是：即便孙的目的果然就是这条铁路，德国人知道，到达了目的地之后，铁路的作用也就不大了。对政治家，铁路仅仅是个工具。这是常识。但是，这个工具现在却很烫手。

无疑，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在这个时候，德国人不想冒险。于是，当局表示了独立于中国政党纠纷之外的态度。然而，德国人似乎很快就明白了，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匆忙的抵制动作，显然刺激了孙在青岛的一些拥护者，被扩大了的事态最后导致当局开始趋向妥协。

但是，随着一些历史文献的陆续被发现，今天看来，德国人当时对孙中山的认识，可能并不是象先前已有的记录一般简单。芬兰土尔库大学德国教授余凯思相信，1911年以后，德国方面其实已经成功地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部分中国的共和主义政治家，建立起了一种良好关系。在孙中山方面，非对抗的信号也是明显的。9月28日到达青岛之前，孙就在济南发表了效仿德国的谈话。根据《东亚劳伊报》1912年10月18日的报道，孙在济南说，最近不少人宣传说，中国应当全面效仿法国和美国。他的意思，如果以德国为榜样会更好。孙评论说，德意志人民的崛起最终是以其方法的优越为基础的，是循序渐进的。成功来的缓慢，但是国家未受到激烈的冲击和震动。孙的这些谈话，后来也被马维立博士的研究证实。余凯思认为，孙中山的“这些言论决不只具日常政治的投机主义性质”。

9月28日晚，当火车站钟楼上的时针指向10点时，孙中山乘坐的德国蒸汽火车终于抵达。当火车喷发出的白色烟雾还在车站上空环绕时，孙已在车站管理人员的引导下走出大厅。这时，在不大的站前花园，聚集着2000人的欢迎人群，其中许多是年轻学生。在我看见的大部分关于这一时刻的记录文字中，欢乐的场面都被渲染成了一个节日，一个关于共和与英雄传奇的盛典。实质上，这个场面的规模和热烈程度显然被夸大了，孙中山跨越锡乐巴设计的火车站物理空间的时间很短暂，甚至，他都没有机会和这里的任何一个普通的本地民众有过哪怕是象征性的接触。

在火车站钟楼下面，孙中山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在看见欢迎人群的同时，他突然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

我发现，孙的神态，竟然和袁世凯12年前在济南流露出来的一样。

在火车站钟楼的上空，有两只海鸥在飞翔。但是，孙没有看见。

从青岛的德国起点离去的孙中山，沿着海边进入了城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却看不清楚孙先生自己的表情。实质上，很长时间以来，我始终不敢肯定先生此行的真实动机。我请教了一些专家，他们的说法似乎也并没有让这个历史性的画面清晰起来。作为一个“革命尚未成功”的共和政治家，孙中山睿智的精神世界，在这里被时间屏蔽了，成了一个迷津。

9月30日，孙中山来到火车站南面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他参观了这个现代化的大学，并在礼堂向学生做了讲演。孙说：中国的政权形式已经历了根本的变革。但年轻的共和国正面临发展的开端，现在该集中全力，使之完全成型。

孙中山表示，德国在世界各国中以其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其法律的完美，成为最文明的国家。学生们应以德国作为新中国的楷模。他说，在此停留的两天看到，“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文化，却没有作出可与德国在青岛十几年中所做得事相媲美的业绩，道路、房屋、港口设施、卫生设备，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他们的勤奋和努力。学生的目标，应激励自己努力赶上，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并且使自己的祖国同样完美。”

1912年的这次青岛之行，是孙中山唯一的一次青岛行程。我们不知道，他在青岛喝下的德国咖啡，是什么味道。

【敞开的大门】

在孙中山来去匆忙的青岛之行的前后，一大批孙的敌人也来到了这里。和孙不同，这些已经失去权力的前帝国官员，在或者同样乘坐德国火车，或者从天津乘船到达这里之后，选择了更长久的居住方式。在那个混乱的时刻，这里就象是方舟的彼岸，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流亡者和财富的大量涌入。希望彼岸的陆地标志，就是火车站上面的德国钟楼。火车站的广场花园，则成了庇护所的大门。

现在，庇护所的大门敞开了。

实质上，依据德国胶州政府最先的规定，是不允许中国人定居在青岛的欧人区之内的。但是，正如《远东评论》所看到的那样，“自从最后一任的满清交通大臣盛怀远被允许在此居住之后，许多中国的政治难民便前来这个城市定居。德国行政当局向他们提供种种便利，并不去询问他们对现政府是友好还是反对袁世凯。简言之，青岛作为一个庇护所向中国难民们敞开门户，不计他们属于哪一党派，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

根据1914年11月出版的《远东评论》的统计，在当年的早些时候，居住在青岛的中国要人就有：恭亲王、徐世昌、徐世光（徐世昌的弟弟，前芝罘海关道）、李经羲、李经迈（李鸿章的子嗣）、杨度（汉口重建委员会监督）、陈夔龙（前两广总督）、周学熙（周馥之子，前财政总长）、赵尔巽（前东三省总督）、张人骏（前两江总督）、吕海寰（中国红十字会主席）、陆润庠（前皇帝的师傅）、于式枚（前礼部侍郎）、李家驹（前资政院副总裁）、吴郁生（前大议员）、余则达（前山东都督）、邹嘉来（前外务部大臣）、洪述祖（据说为刺杀宋教仁的主使）、升允（前陕甘总督）、孙宝琦（前出使德国大臣、山东巡抚和外交总长）、锡良（前东三省总督）。这显然并不是当时居住在青岛的前清官员的全部，一些不十分重要的官员，并没有进入统计。

在这些重要官员里面，周馥、徐世光、杨度、于式枚、赵尔巽、吴郁生和刘廷琛（学部副大臣）等人最后都选择住在了火车站东面离车站广场不超过100米的地方。这使得这个南从湖南路、湖北路，北到肥城路；东从河南路，西到泰安路的市街，在大约有10多年的时间里，逐渐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风景最为独特的流亡政治避难所。在当时在当地非常活跃的传教士卫礼贤看来，发生在这里的“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小团体”的交流，作为了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典型机会，“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找到的”。

在这些重要的人物中间，吴郁生曾经是光绪的邮传部左侍郎，在宣统政权被委以的最后职务是尚书和军机大臣。从1910年代的早期到1930年代的晚期，吴郁生在自己的家里，透过西面的窗口，可以看见近在咫尺的车站钟楼的大部分。于是，车站钟楼上的时间，也就成了吴郁生的时间，直到1940年吴在这里病故，停止了自己的时间。这一年，吴郁生87岁。在吴之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和法部侍郎王垿，已分别在1921年和1934年病逝于青岛。

在老态龙钟的晚清政治家行走在青岛的大街小巷消磨时光的时候，一个从北京乘火车抵达青岛的年轻人，却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他就是胡信之。

胡信之又名胡寄韬，189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官僚家庭。北京大学毕业后因家庭负担过重，在京谋生不易，迁居青岛，进入胶澳商埠观象台任职员。1922年底，北洋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胡受聘出任《中国青岛报》记者。期间抨击北洋政府官僚“一手压制苦民，一手攫取权利，舌头能翻云覆雨，混乱是非”。

1924年，刘祖乾投资《青岛公民报》创刊，胡信之作为创办人和主笔，在《青岛公民报》开设《公民俱乐园》、《公民言论》、《来件照登》、《工潮专载》等栏目，公开倡导言论自由，支持青岛劳工争取权利活动，被誉为“工人的喉舌”。

1925年7月8日，针对13个团体联名指控《青岛公民报》鼓动工潮，宣传邪端，扰害公安，请求督办公署严加制裁的压力，胡信之发表《胡信之紧要声明》：“鄙人千里来此，早置死于度外。死一胡信之，安知无似十胡信之者再起而与恶魔斗，况鄙人以一介书生，与帝国主义下之资本主义战，为争社会之正义死，在鄙人固死得其所，然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不得其死，彼又安得其生……”

1925年7月26日，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下令逮捕胡信之，查封《青岛公民报》。7月29日，35岁的胡信之被杀害于火车站西边的团岛，成为第一位在青岛为民主和劳工权益而遇难的新闻业者。

胡信之的死，让人记忆起在他被害100年前逝世的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一段话：“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先于一切的目标应当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胡信之以自己的死亡，实践了杰斐逊遗训，只是这份生命的代价，过于沉重了。

胡信之死了，这个城市却没有觉醒。胡的被杀，使他的女儿立志要为父亲报仇。张宗昌被刺后，她写了不下百篇讨伐文章。据说，这张宗昌后来名声甚恶的原因之一。

这个不容忍胡信之的城市，一边在扼杀自由言论，一边却也通过从火车站进进出出的各种各样的行者，在丰富着自己的表情。据不完全统计，自1905年至1913年间，这条铁路运送旅客812.7万人次；1915年至1921年间，运送1598.8万人次。我没有找到1922年以后这条铁路运送旅客的数据，但是却意外地发现，从这以后的十多年间，一些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频繁地使用这条铁路，并将这个目的地城市，作为了可以暂时放松精神的去处。

根据简单统计，集中在30年代繁忙进出青岛的学者和各色文化人士中，除了来往南方的时候多搭乘轮船外，如康有为、鲁迅、萧军与萧红、端木蕻良、千家驹，另外一些人都选择了使用火车。在沟通和北方的联系上，这是最为便捷的工具。这些从这个德国车站进出青岛的人们，在60年后被重新发现，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里的精神财富。这份很长的名单中间，包括有蔡元培、胡适、马寅初、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洪深、老舍、王统照、沈从文、巴金、冯至、郁达夫、卞之琳、台静农、吴伯箫、汪静之、陈翔鹤、王亚平、王度庐、艾芜、蒲风、陈荒煤等等。

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火车和这个火车站，成了这些漂泊的知识分子和青岛发生联系的桥梁。经过这个桥梁的，有意气风发者，也有意志消沉者。在他们的脸上，人们看见了快慰，看见了狂放，也看见了抑郁和困惑。这些异乡的过客，不经意之间，成为了这里的一道朦胧的文化风景。关于他们在这个城市形成的旅行文化地图，后面有专门的叙述重点。现在，在这里，我们先和他们一起，走过车站。

1930年春，梁实秋到青岛大学执教。校长杨振声给梁的职位，是外文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在青岛住了4年的梁实秋，来来回回去北京，回青岛，也就来来回回出入火车站。在我的印象中，对这个德国人的车站，他好象没什么评价，但是对“外貌仍有德国人的痕迹”的青岛，却有“当初建设的根柢牢固，就是要糟蹋一时也糟蹋不了”的感慨。对这个“整齐清洁的市容一直维持了下来”的城市，他还评价说：“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无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当时，梁实秋赁屋于自己供职的山东大学附近的鱼山路七号，房主王君恰好是“以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的铁路局职员。1934年7月，梁于租满前三个月退租离去，仍依约付足全年租赁，这位铁路局的王君坚不肯收，争执不已，声达户外。于是，有人就梁的退租经历发赞叹说：此君子国也。

一个“要糟蹋一时也糟蹋不了”的城市，一个“君子国”的城市，隔了半个世纪以后，去了台湾的梁实秋也依然念念不忘。

【徐志摩死了】

1931年11月21日晚上，一个穿长衫的年轻男人匆忙出现在火车站。他踏上稍有些残雪的石头台阶，直接进入到售票柜台前面，买了一张去济南的车票。在车站钟楼下面的这个灯光昏暗的大厅，没人认识这个看上去神色有些恍惚的行者，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作为。他拿上车票，就急忙去了站台，登上了去济南的夜车。这个人，就是“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的沈从文。

50年后，沈从文对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出了一个“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的说明：“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二十二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经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

沈没有说在杨振声家看到的电报，是发给谁的。现在想，在杨家吃茶时收到急电，收件人应该是杨振声。从青岛大学杨的办公室到杨在黄县路7号的住处，步行要不了10分钟。但是，21日下午这份电报给在场的人的打击，应该无过于沈从文。沈“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稍后，沈表示立即要去济南，“大家认为很好”。当即，聚谈的人唏嘘四散，沈则回宿舍准备行程。从福山路学校宿舍到火车站，路并不近。

沈和徐志摩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甚至可以说，没有徐志摩，就没有后来的沈从文。没有人比沈从文自己更明白，徐“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希有好处”，对沈“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1922年，20岁的沈从文从湘西一个边远的小镇只身来到北京，在一个很阴冷的房间里，流着鼻血执着写作。两年后，刚开始发表小说的他给郁达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求教的愿望，随后，郁就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回去之后，郁达夫写了《致一个青年的公开状》，为沈从文这种文学青年的命运打报不平。这样的呼吁，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作用。到了1925年底，沈认识了当时已经在文坛名声显赫的徐志摩，并得到了这位曾经在剑桥学习过的诗人的欣赏。沈和徐的相识，使得沈终于有机会转变了自己在北京的尴尬处境。依照谢冕的说法，徐是一位生前乃至死后都有争议的诗人。但是，这样一位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很布尔乔亚，社交又极广泛，可以给一个乡村文学青年的帮助，显然很大。

通过徐志摩的介绍，沈从文结识了胡适，胡几乎没怎么犹豫，就聘请他到上海的中国公学担任教授。把一个连中学都没上的小说家，聘到大学去做国文系的教授，这在今天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胡适之所以同意聘请他，无疑是因为徐志摩的推荐。他相信徐志摩的判断。沈被胡聘为教授，这是他的文坛地位获得承认的重要开端，经济状况也因此大为改观。之后，也是通过徐志摩的介绍，沈从文认识了杨振声。这时，杨正在筹备青岛大学，被武汉大学解职之后的沈从文无处可去，就被杨振声顺理成章的聘到了青岛大学任教职。1931年8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大学，到了还不足3个月，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朋友就离去了。

11月23日早晨，瞻看过徐志摩遗容的沈从文，又匆忙赶回了青岛，刚刚从车站回到了福山路青岛大学宿舍，他就给朋友王际真写了一封报告这个“痛剜人心的恶耗”的信：“际真：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二十一此间接到电后，二十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二十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尚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二十三早晨”。

沈从文在给王际真写信的时候，他的桌子上，放着去济南前从行李中找出的一本书，那是沈从文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本小书的封面，是徐志摩设计的。

1931年11月13日，也就是徐志摩逝世前6天，沈从文还在青岛给徐志摩写过信，对他们共同的朋友胡适的动向，表示了自己的担心：“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许多对政府行为主张惑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小兵，若他作了什么财委会的事情，有许多人是很失望的。”现在看，这应该是沈从文写给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

在青岛，沈从文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并体会死亡。在1931年的前后10个月里，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四个最熟悉的朋友遇难的事实：胡也频在龙华被人秘密地用排枪攒射，张采真在武汉一座牌楼下被斩首示众，满振先在桃源被捷克式机枪扫倒在地，徐志摩在济南上空的云雾里烧毁。刚刚到青岛，他就着手写胡也频的故事，一边写，一边联系发表。10月4日，《记胡也频》开始在上海《时报》的第6版连载。此时，《时报》已经将巴金的《激流》连载至141次。从这一天开始，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的名字经常在同一日的同一版出现。沈的《记胡也频》连载至11月29日结束。这时，徐志摩已经在济南死去了整整10天。

50年后，沈从文自己说：“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恶梦般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三十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

11月23日早晨，从火车站到福山路宿舍，沈从文没说一句话。

徐志摩死了，沈从文和后来的人们却记住了他下面的一段话：“不要以为这样混沌的现象是原因于经济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数人放肆的野心。这种种都是空虚的，欺人自欺的理论，说着容易，听着中听，因为我们只盼望脱卸我们自身的责任、只要不是我的分，我就有权利骂人。但这是，我着重的说，怯懦的行为；这正是我说的我们各个人灵魂里躲着的大谎！你说少数的政客，少数的军人，或是少数的富翁，是现在变乱的原因吗？我现在对你说：先生，你错了，你很大的错了，你太恭维了那少数人，你太瞧不起你自己。让我们一致的来承认，在太阳普遍的光亮底下承认，我们各个人的罪恶，各个人的不洁净，各个人的苟且与怯懦与卑鄙！我们是与最肮脏的一样的肮脏，与最丑陋的一般的丑陋，我们自身就是我们运命的原因。除非我们能起拔了我们灵魂里的大谎，我们就没有救度；我们要把祈祷的火焰把那鬼烧净了去，我们要把忏悔的眼泪把那鬼冲洗了去，我们要有勇敢来承当罪恶；有了勇敢来承当罪恶，方有胆量来决斗罪恶。再没有第二条路走”。

这段话写在徐志摩的《落叶》里，今天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

我存在，所以我记忆

在火车站钟楼上的时间还没有正式行走时，那个叫邹升三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第一代移民。那是火车站还没有完全竣工的1901年年中，“胶济铁路已通车，但不完备”，这是晚年时邹对这个年份的最深刻的记忆。

而作为一个普通家族在这个城市的第二代移民，我对火车站的感受则是复杂的，有温暖，也有苦涩和迷茫。我知道，我的携带了全部资产的父辈们就是从这个钟楼的时间下面走出，开始了他们在这个城市的艰辛生活的。我不知道他们分别是什么时候走出这里的，但是我知道，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包括我的爷爷、奶奶还有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乡亲们，从这里走出以后，就没有再离开过。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相信，这个火车站就如同是一个人生的目的地，很多人来了，永远地留了下来，包括生命，也包括灵魂。

长时间里，我不愿意把我对火车站的感受写下来的原因，在于我不肯定我的人生终点也将会在这里。1970年代的晚些时候，我和我的母亲经常是在履行完一些严格的手续之后，傍晚时分不事声张地从这里出发，半夜到铁路线上一个中间的车站下车，然后等天亮了去看望我的父亲。在从1988年开始的长达15年的时间里，这里则成了我固定地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公交车站。这是一种疲惫并且无奈的经验。也就是在我无奈奔波的这15年中间，这里和这个城市，发生了我所不能想象的巨大变化。记得我最后一次进入火车站老楼是在1990年的秋天，我随身带的一本《伯尔中短篇小说选》里面，恰好有《齐姆普伦火车站》，那是一个发生在战后德国的关于梦想的童话，那个童话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去北京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海因里希·伯尔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德国人建造的青岛火车站已经存在了16年，不知道伯尔在科隆的父辈们中间，有没有人曾经是这里的过客。也许，作为木匠和雕塑家的伯尔的父亲，也会有一两件作品遗留在了这个曾经的德国城市。

当然，我没有找到伯尔的父亲以及祖父们和这个城市的联系的依据。关于伯尔的遐想，仅仅是发生在这个火车站里面的多到难以计算的各种奇奇怪怪的遐想中间的一个。和坚固的建筑相比，这些胡思乱想显然更容易被风吹走。

但是，坚固的建筑就可以成为不朽？坦率地说，在1990年的那个秋天，我并没有想到过这个可能更为重要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到了2002年春节的前4天，我就不得不认真思考了。当天中午，我在新火车站兴建完成后第一次送朋友回济南的老家，在被重新“坚固”了的没有“不朽”的坚固建筑面前，我不知道应该表示什么。

这时刻，我又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黑色幽默”。

但是，这样的感受，我没有告诉我送别的朋友。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她并不明白。

这个中午，青岛的天气有些阴沉。

历史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公允。因为，进入历史的，往往不是普通人，更不会是陷入了困境的最平凡的人。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落难的前清政治英雄和喜欢新思想的文人学者频繁地出入火车站的同时，却有一批更大数量的异乡灾民逃亡到了这里，将这个城市当成了求生的最后转运港湾。相关的档案显示：1927年至1937年间，鲁地年减少人口200万，每日乘胶济火车由青岛去东北三省的难民达3000余。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而烟潍一路，徒步负载，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

1927年3月9日早晨，第6次难民列车和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郑洪年的专列在临近城区的湖岛发生激烈撞击，导致了31人死亡。也许，这些死难者曾经把青岛火车站当成过温暖的希望之地，但是，命运却异常残酷地阻挡了他们的梦想。他们永远没有机会进入地这里了，也永远地丧失了生命。当年6月15日的《山东青岛地方审判厅民事判决》记录说：“岱南一带因连年兵匪水旱灾难，并至哀鸿遍野，树皮草根以充饥饿，旷野则赤地千里，居民皆十室九空，嗷嗷待哺，比户皆然。不得已典子卖妻，稍凑川资，拟赴关东以求生路。故搭胶济车来青，由青搭轮转赴关东。不料祸生不测，车行至沧口四方两站之间，被后来之四次快车将民等所乘之车冲撞，死伤无数之灾黎，血肉纷飞，号哭震天。惨苦之状令人目不忍睹。立时殉命者三十余人，入院死者数人。在医院治疗者除已出院者不计外，现在院治疗一月以上未愈将成残废者十六人。”

在这里，我把今天我能够找到的1927年3月9日第6次死亡列车上的部分伤亡者名单郑重地写下，以表示缅怀。我注意到，他们都是男人。

赵竹林，45岁，太安人，死亡。

赵平周，25岁，太安人，右脚切去，左脚重伤，终身残疾。

陶荣香，39岁，东阿人，大腿骨折，终身骨折。

陶成运，17岁，东阿人，右脚上折，左脚折断，终身残废。

陈连曾，23岁，东阿人，右脚折断，去左手指，伤不能动。

王希伦，52岁，东阿人，右脚重伤，左脚折断，终身残废。

李广顺，21岁，东阿人，左脚折大跨落，终身残废。

任得住，22岁，东阿人，左脚折断。

李志和，38岁，东阿人，右脚骨断，右脚与头均有重伤，终身残废。

李子春，36岁，东阿人，死亡。

李管，20岁，东阿人，死亡。

王金安，22岁，诸城人，左脚切去。

张显亮，46岁，泗水人，右膀受伤。

任二小，23岁，泗水人，死亡。

冯芝三，31岁，泗水人，左腿及两脚均受重伤。

冯起言，34岁，泗水人，左腿及腰均受重伤。

于建情，25岁，牟平人，腿骨折断，不能复原。

咸丰玉，20岁，诸城人，两腿骨断，已成残疾。

刑允策，39岁，恒台人，左腿被伤，成残疾。

陈数基，40岁，莱芜人，右膀及腰骨受伤不能动。

在这份不完整的名单中间，最年轻的生还者是东阿人陶成运，当年17岁，如果他有机会可以幸运地生活到78年后的现在，也已经95岁了。我不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但是，我还是期望。

我期望陶成运的健康存在，正如我梦想我的所有在这里梦想新生活的父辈们顺利一样。因为，他们显然已经经历过非常多的苦难。我知道，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在德国钟楼上不停止地行走着的时间，并没有给他们多少安慰。

尽管1927年至1937年间的逃亡故事，在下一个10年的时候就基本结束了。但是，以青岛为中转站的小规模的人口迁徙，实质上在山东一直存在着。比如在1956年3月4日，一支有组织的青岛垦荒队伍就是从这里出发，匆匆赶赴黑龙江的集贤县，进行青年农庄的建设筹备。到了1950年代的末尾，这种迁徙再度出现了高潮。

根据公开出版的一本《青岛大事记史料》的记载，1959年2月，大批农民经青岛向东北和西北逃荒转移。2月10日，这一数字增加到1600人。4天后，迫于形势的严峻，有关方面正式设立了阻止逃荒人群从这里流出的劝阻机构。关于这次临近乡村农民向东北和西北地区逃荒的详细档案，有关方面在45年后依然以“控制利用”的理由拒绝了我们的查阅。而我们检索到的与这一事件有关联的动作是：当年的4月25日，青岛市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市公安局提出的制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严格户口管理的意见。门被关上了。

门关上了的时候，灰尘四散。

也就是在大批农民出现逃荒流动后的6月21日，龙卷风袭击了青岛铁路分局管理的昌邑塔耳堡车站。记录显示，当天中午风暴骤至，尘烟淹没了车站，车辆被颠覆，铁路沿线电线杆被卷倒。

据说，尘烟很长时间才散去。

是年9月，中共青岛市委责成即墨县委认真检查“卖过头粮，造成群众逃荒要饭”问题，要求立即安排好社员生活，解决群众外出逃荒问题。此前，即墨县委已经就1958年的“领导思想作风”问题，做出了检查。

显然，就1959年的社会创伤，我们能够看见的，依然仅仅是表象。

在火车站钟楼上的时间独自行走的90年中间，青岛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凄风苦雨和没有表情的时间在这个钟楼上所发生的对应，将人力和自然的关系具体化了。1939年8月30日和31日两天，市区遭开埠后最大台风暴雨袭击，并发生了海啸。海水冲上了车站南面的岸边，冲塌了拦海石坝和树木、电线杆。在最大的自然考验降临时，车站无恙。1956年9月5日，车站上空突然出现特大暴雨，从天而降的雨水创下了本地日降水量的最高记录，电话中断，铁路停车。风雨飘摇中，火车站大楼依然故我。1961年9月7日，青岛再遭受特大暴雨袭击，致使31人死亡，1956间房屋倒塌，23处桥梁被冲毁，在这期间，建成已整整60年的火车站没有受到任何大的损害。1975年7月19日，在市区持续6个小时的风雨交加中，电业局的10千伏电路跳闸15次。风雨过去，当光明重新照耀这个城市的时候，荣辱不惊的火车站依然在原来的地方，还是昨天的模样。

台风、暴雨、海啸，甚至枪林弹雨的战争、硝烟弥漫的革命、文攻武卫的运动，天灾人祸也好，欢乐悲痛也罢，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阻止火车站在时间逻辑上的行走。

其实，关于火车站的记忆，很多时候还是会以一种快乐的方式存活在这个城市的居民心里的。有相当一段时间，这种快乐，构成了最普通和最平凡的城市生态。

在青岛本地报纸的副刊里搜索，关于火车站的回忆文字并不手见。这些叙述，把火车站的生活更日常化了。在2003年3月21日《青岛日报》一篇《百年老站》的文章里，作者回忆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若干年里，火车站周围没有比钟楼更高的建筑物，因此，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钟楼的钟表，并且，以这座钟表为标准时间。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以钟楼表上的时刻来安排我的作息。早上，推开窗子就能看到钟楼，然后背起书包上学。到了晚上，拐过郯城路口又能看到钟楼，根据那上面显示的时间，决定是在海边逗留一会儿还是立刻回家。”

与此同时，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另外一些年龄大些的居民，则是和最后一班火车离开的时间一起进入睡眠的。很长时间里，从青岛开往北京的一列客车都是在晚上10点45发车，久了，附近一大片地方的居民就形成了习惯，只要车站的广播一说发往北京的多少多少次列车要开车了，就知道已经是10点45了，应该睡觉了。在我采访的好多人中间，竟然有不少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很令人意外。不过，细想也不奇怪，在我小时候，自己就是经常听着大港码头上轮船的汽笛睡着的，而我住的地方，离码头并不近。汽笛声听长了，倒成了生活中的一项内容，后来没有了，反而不习惯了。

在我熟悉的青岛作家中间，郑建华住的离火车站也不远，在她的记忆里面，印象最深的却不是广播声，而是火车站饭店：“火车开到了费县路再也开不动了，费县路像一道门闩，挡住了铁轨的延伸，于是有了青岛火车站。上上下下的旅客很多，总得有个地方喝喝水、吃吃饭、歇歇脚，于是有了火车站饭店”。郑建华所熟悉的“直冲着铁轨”的“火车站饭店的遗址”，就是现在华联商厦旁边的长途车站停车场。

我始终相信，火车站的记忆，其实就是关于时间，有关方向，关于允诺，关于迁徙，关于离别和重逢的记忆。在火车站钟楼上行走了90年的钟表和钟表里面的时间，在沉默中见证了所有的这些故事。

有很多时候，我甚至会庆幸我还能够活着享受这些已经快丧失干净了的记忆。

2005年3月9日，在青岛新闻网社区里面，我曾看到一个叫老阿飞的网友贴出的一段文字，全文引用在后：

“每次回家，当火车开始减速的时候，那些铁道边的老房子就会掠过窗口，从铁路桥上经过的时候，桥下总是我所熟悉的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身影，我曾经多么自豪的跟朋友们说，我说，当你们在火车上看到那些让你们欣喜若狂的白墙红瓦距离车窗只有一臂之遥的老房子的时候，你们就到了青岛了。每次我回家，看到这近在咫尺的老房子，我都忍不住想打开紧闭的车窗，去抚摸这些我生命中不可缺失的支柱。”

“可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这些了，它在我生命中急速的流失，无力阻挡，我们永远也会不去了。”

我后来知道，这个网友其实年龄并不大，现在还在重庆上学。看了他的文字，想哭。

2004年5月30日晚上，当王栋把将要在《半岛都市报》发表的纪念山东铁路100年文章的最后修改稿发到我的电子信箱的时候，我觉得疲惫非常，麻木和惘然交错着在我的电脑里弥漫。连续喝下去两杯咖啡后，情况依然没有改变。面对我们普通人不能左右的变化，我不知道我应该回应什么，也不知道应该对这条铁路的变化发表什么样的看法。我的注意力始终都停留在那个已经失去了的起点上，我想在那个起点里寻找另外的变化轨迹，寻找一种可能性，尽管，我知道这并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在我的眼里，这其实就是一篇祭文，一篇关于山东铁路以及曾经和我们自身发生了太多联系的青岛火车站的悼词。我知道，在2004年的这个夏天，这个火车站已经永远地成为了记忆。

【变化令人瞠目结舌】

在青岛火车站这个德国钟楼自己的时间顺序上，第11个年轮的时候，它遇见了孙中山；在临近结束前的最后12年的时候，它相遇的重要人物，则是邓小平。

1912年秋天孙中山来到这里时，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刚刚8岁，还没有出川。1979年夏天邓小平再次来这里时，这个被公认为“打不倒的人”，正在试图决定中国的命运。而这时，孙中山已离去了54年。

1979年7月26日晚10点，75岁的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及随行人员一行37人，从上海乘专列到达青岛。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踏出这个德国人建造的火车站。1957年夏天，他第一次来青岛参加中共中央青岛会议的时候，已经从这里走过了一次。22年的时间，邓小平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而这个作为起点和终点的青岛火车站，却依然保持了原来的模样。这个晚上，在“看不出是个老人”的邓小平经过这里的时候，钟楼、站台、票房、钢架长廊，锡乐巴物理空间里面的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时间不同了。

从火车站出来，邓小平和67年前孙中山走的路几乎完全一样：沿着海边，一直向东。这个路线，也和他自己22年前走的一样。

7月31日，也就是在进入青岛第6天后的下午，在最后一次到第二海水浴场游泳之后，邓小平原路返回青岛火车站。下午4点整，邓乘专列离开青岛赴烟台。

邓小平离开青岛的12年后，青岛火车站被拆除重建。

与此同时，时间在德国钟楼上行走了90年之后，也终于停止了。

1985年2月，在经过了小范围的象征性争议之后，青岛市城建委和青岛市计委做出了《关于下达一九八五年火车站南端改造工程计划的通知》，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在部分本地专家中间流传的，在火车站老建筑里面筹建“胶济铁路博物馆”的动议，影响了改造计划的施行，随后的4年，这个已经有了88年历史的火车站建筑的命运没有被改变。实质上，在我后来的采访中，只有很少的几位专家证实有建立“胶济铁路博物馆”的说法，大部分被采访者则选择了沉默。就是有限的专家认为存有修建“胶济铁路博物馆”的说法，也在接受采访的一些低职位的政府官员那里被否定了。他们不记得有这样的建议，也不认为当时有什么“大的争议”。其中有当时知情的受访官员明确表示：“我不知道有反对的意见”。

在民间，则流传着一个更大胆的建议，这就是把火车站老建筑原封不动地“整体平行转移”到海水浴场旁边的汇泉广场里面。

然而，作为一个经历者，我相信当时的确是存在着保留火车站老建筑不改建的意见的，即便不是建立什么“胶济铁路博物馆”，也有别的选择。但是，这些在当时微乎其微的呼声并没有被采纳。甚至，这些意见也没有被记录下来。据青岛市档案馆研究人员吴坚回忆，他当时就是主张保留火车站老建筑的，并与当时《青岛晚报》的一位编辑交流过。在吴的“保留”思路中，不仅仅是整体保留火车站老建筑，还有整个火车站向北迁移至四方，彻底保留整个的火车站地区。他说，这个主张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只有这样这个“城市历史起点”区域才能完整的保护下来，才能保留城市的根；二是当时他住在四方，期望火车站北移能带动这个区域的发展。“可惜了，现在就是怎么做也晚了，都拆完了”。2004年的冬天，手拿照相机的吴，从冰凉的火车站广场开始默默向北走，不停地拍摄着铁路两旁即将拆除的老建筑，一脸的无奈。

1987年火车站改造计划迅速升温。媒介公开的报道指出，青岛车站客运站房的改造和扩建是由铁道部和济南铁路局批准的，并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也就是在这时召开的一次本地专家论证会上，有70%的专家提出了保留火车站老建筑不拆除的意见。然而，专家的意见依然没有被采纳。

1991年，火车站终于被拆除了。

火车站德国钟楼上的时间，在整整行走了90年以后，停止了。

之后，钟楼上拆除下来的大钟，被青岛博物馆派人收藏了。

据说，全机械的大钟被完全拆除下来时，人们才发现它重达两吨。

在2004年的秋天，一位接受采访的老人告诉我说，拆除老火车站的日子里，他天天都到那里去看，心疼啊。老人住在宁阳路6号，那里离火车站很近。拆除火车站时，这个安静的区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老人也并没有想到这里在以后的10年里，还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出来门，已经不认识了，原来的房子没了，路也没了”。

当时，刚刚从部队转业到青岛市档案馆工作的吴坚是看着老火车站一点一点被毁灭的。他回忆，可能是离开了青岛有一段时间了的原因，看着记忆的东西被改变了就很着急，那种感觉是刺痛。当时的档案馆在湖南路37号刘子山独资经营的老东莱银行大楼里，离火车站不过5分钟路，他有空就去现场看看，好象是为了强化记忆。“其实，你不去，你也忘不了。那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当兵的时候，我每次都是从那里买票，也是从那里走的。”吴说。

1987年“经专家评选”，新客运站房综合楼设计采用了铁道部第二设计院方案。由青岛铁路分局负责组织施工的这个所谓综合楼，实质上主要就是新建一座候车室和售票厅，所有项目需拆迁10350平方米老房屋。是年年底，负责组织施工的青岛铁路分局就完成拆迁191户。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这个方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老火车站完全拆除后，在新客运站房的玻璃外墙上模仿老火车站南立面，重新拼装一个伪造者作为装饰。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我在后来的采访中了解到，这还是发生了一些争议之后的结果，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个很保守的方案了。最后，我终于在一位参与决策的人士那里得到证实，这个方案的确是受到压力后的修改方案。但是，压力并不是来自国内，而是一个和这里曾经有过非常密切联系的国家。

但是，就是这个已很保守的改造方案，开始终结老火车站作为城市起点的完美意味。结束了这里作为一个城市的独立个性时代的象征意义。

一个伪造者和赝品的最终出现，意味着保守建筑传统的瓦解，尽管，它离这一传统的彻底崩溃，还有一段距离。在这之后，这一传统在火车站周边地区逐渐走向了崩溃。

实质上，火车站周边地区保守建筑传统的崩溃，并不仅仅是一个被伪造的火车站造成的，在火车站改造的同时，车站花园也被彻底破坏了。之后，周边地区开始频繁拆迁，大量出现了与传统建筑的尺度和体量完全冲突的大型现代建筑，最终使得这一区域完全失去了历史上的传统建筑格局。

历史和记忆，在这里走向了终点。

我的朋友的办公室，在青岛火车站的南面一个可以俯瞰整个火车站的半空中。这是一栋在老的青岛火车站建成103年的时候正式建成的现代化玻璃幕墙大厦。这个大厦曾经使很少看见高层建筑的青岛市民着实欢喜了一番。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其实清楚地记得，在他的公司现在栖身的山东国际贸易中心建成前3年，原版的德国火车站就已经灰飞烟灭了。在这之前，在临近费县路和小花园的两面被用铁皮围起来时，他已打电话告诉了我。那时，包括他自己在内，还没有人知道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

我的朋友在我环顾30多层高楼下的斑驳城市陈迹的时候，轻轻地在我背后自语了一句：“你看，现在的人们住的方便多了吧？”我还没来得及回头，他紧跟着补充说，“其实，老百姓还是喜欢变化的，是不是？”

根据《青岛年鉴》的记载：1991年，青岛火车客运站扩建改造工程的难点是拆迁工作量大，在改造范围内有拆迁户290户。“在动迁安置了150户的基础上，年内又迁走76户，至此除改造边缘地带尚有64户未迁外，站内影响施工的住户均已迁走”。“新客站综合站房年初开工，至8月底行李房已建成投产，由原来不足2000平方米扩建为3037平方米，大大改善了行包作业环境。候车厅、售票厅年底已完成主体结构；跨线候车室基础部分已完工。”

1991年5月12日，作为“青岛火车站客站改造的一项重要工程”，高达24层的青岛铁道大厦在泰安路8号建成开业。该大厦的出现，破坏了火车站北面的传统建筑高度的平衡。

1991年12月26日，青岛火车站南边2万平方米的华联商厦竣工开业，这个“结束了青岛市无大型商场的历史”，并成为了《青岛日报》编辑部评选的“1991年青岛十大新闻”的大型建筑，也结束了火车站南边的传统建筑格局。

1992年4月，火车站广场开始扩建改造，拆迁居民799户。在15天内，所有被拆迁的居民告别了自己熟悉的老市街，统一搬家到了13公里外的新建住宅小区。

1994年10月16日，火车站广场综合改造工程的广场周边配套工程南区综合楼动工建设，当年的12月30日，这个建筑面积8400平方米的综合楼比定额工期提前150天封顶，次年7月19日竣工验收交付使用。这个“建设速度和建筑质量多次受到市有关部门领导的好评”的建筑，使得火车站周边街道的保守传统进一步瓦解。随后，随着高达36层的山东国际贸易大厦的出现，火车站周边街道保持了90年的温暖的保守传统，就完全崩溃了。

1994年12月30日，拆迁799户居民和32个单位（另有29个私人商业网点）后，火车站广场建成。建成的火车站广场完全毁灭了原来车站公园和老街道上的所有树木和植被。

1997年，火车站广场周边的中区、北区依然在改造中。

1998年9月2日，青岛市政府发出《关于拆除青岛火车站广场违法建筑及广告设施的通知》；10月19日，政府的《青岛火车站广场及周边区域管理方案》出台；11月26日，《火车站广场周边郯城路片改造工程执行实施方案》正式印发；1999年，青岛铁路分局火车站广场改造指挥部完成《关于确定火车站广场及周边环境政治实施方案的报告》；同年7月4日，青铁分局火车站广场改造指挥部《关于火车站广场郯城路片改造的紧急报告》发出；10月9日，青岛市地下铁道工程办公室《关于青岛火车站广场周边一期改造工程拟用土地招商有关问题的报告》完成；10月19日，青岛市政府就火车站广场周边一期改造工程“拟利用土地招商有关问题报告”复函，并同时传递了政府主要领导的指示。

从1991年到2000年，火车站周边地区已经完全被改变了，街道、居民、建筑、气氛和精神，这里几乎所有和记忆有关的东西，都被一点一点地消除了。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魔术一般的变化，就如同一个《齐姆普伦火车站》里面曾经有过的神话。在我写下现在这些文字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一度陷入了迷茫：我怀疑这里是不是曾经真正存在过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甚至怀疑，我的记忆和眼睛发生了问题。但是，我知道，问题的确是发生了，恐怖的是发生问题的却不是我的记忆，也不是我的眼睛。

在20世纪的最后的日子里，《寻找回来的世界》里的预言正在我们自己的城市以一种彻底消灭陆地建筑的方式成为现实：火车正在被我们所遗忘。就在它的尾巴，逐渐消失在远处的那一刹那。火车给我们留下的，只是斑驳的铁轨和泛黄的记忆。

2003年2月28日，《青岛晚报》有报道说，据青岛铁路分局有关人士透露，因为很多青岛人认为目前青岛火车站的模样与青岛极不协调，因此有可能再次进行车站“门脸”改造，“使作为青岛重要窗口的火车站模样更与青岛的城市形象相吻合”。终于，在2006年的冬天，这个“门脸”改造计划开始实施。

100年前，在这个离海岸线不到100米的地方，以老火车站的建设为标志，城市化实验的序幕被拉开。100年后，还是在这个造就了城市起点的地方，终于随着完整意义上的老火车站的消失，成为了保守建筑传统的终点。

一个时代结束了。

有一次，我的朋友问我：你知道人怎么开始的吗？

我说，当然是从父母那里开始的。

他说不，人是从哭开始的。他阐述：“哭是我们人开始的标志，哭的声音吸引了已经开始了的那些人的注意力。这个哭声可以说是个通行证，证明你来了。有没有不哭的？可能有，但是很少，这其中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哭是一种生理的需要，你没有办法不哭。”

他表示，人哭的声音越大，吸引力就越大。

他说，人老了，快死了，也哭。但这个哭就不同了，没有了吸引力。没有人会再注意你。紧跟上，他又问：那么，你知道人怎么结束？

我的朋友那天好象有些异常，问题都是旋涡一样的。我决定不去应答他，准备听他自己一直说下去。

“你不是在说记忆吗？人的结束就是建立一个从哭开始的记忆，比如墓碑、牌坊、祠堂，比如追悼和缅怀文字。但是，这些都没有意义了。你的过程都已经过去了。对别人来说，墓碑、牌坊、祠堂也好，缅怀也好，因为里面没有和另外的哭声发生联系的内容，就没有意义。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东西，谁喜欢？现实的结束，就是人的结束。没有对哭的记忆了，人也就没有了。”

后面没声了。我知道，他说完了。

第二章：新移民

天主教传教修会圣言会，1875年9月由艾诺德·杨生神父在荷兰小镇斯泰尔创立。这一年的开头，刚刚19岁的大清国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死了。不论是对自己的国家、国民还是懵懵懂懂的西方世界，这个属龙的傀儡皇帝都来不及了解更多，也没什么作为。他任内最重要的贡献，大概就是设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使大清国与外国的政治、宗教、贸易联络，有了条名正言顺的通道。不过，尽管路看似是通了，大清国和各路强国大大小小的麻烦事，却并没减少。这总理衙门就像个皇帝身边的农贸市场，天天熙熙攘攘，坏事情比好事情多。6岁就登上帝位的同治帝，把他亲娘叶赫那拉氏累了个半死，到终了也是一团乱麻。这边同治皇帝一命黄泉了，那边巴伐利亚人安治泰和蒂罗尔人福若瑟却加入了圣杨生的大家庭，成了圣言会的第一批传教士。从此，两人的命运就紧密连系在了一起，一生的大部分故事，都在慈禧太后掌管的大清国上演。

【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

1879年，安治泰和福若瑟来到中国，当年的4月20日抵达香港。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以后，他们于1882年前往山东西南部阳谷县坡里庄，1885年起负责新成立的山东南境代牧区，这个教区的辖境包括曹州府、兖州府、沂州府和济宁直隶州。1897年在朝野引发起种种麻烦的巨野教案，就发生在山东南境代牧区所辖的曹州府。这个导火索，从胶州湾一直勾连到紫禁城，最终点燃了戊戌年大清国政治变法的火焰。

在某种联系上，圣言会斯泰尔修会和青岛发生的纠缠，是一种宿命。1897年11月1日大半夜，两个斯泰尔修会传教士在巨野的死亡，直接导致了11月14日青岛的被占领，也开拓了斯泰尔修会通向殖民地的道路。实质上，不论对德国政府还是斯泰尔修会，也不论是意外还是借口，青岛都是用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的生命换来的。传教的政治维度，或者说政治涉嫌利用传教获得利益的做法，在这个事件中暴露无疑。

在从巨野命案到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整个过程中，主教安治泰的身影时隐时现。在某种意义上，安治泰的中国传教路线图，核心就是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因为安治泰相信：“立足胶州湾，事关生死存亡”。

安治泰（Bischof Johann Baptist Anzer）1851年出生在上普法尔茨雷根斯堡主教辖区万利斯。这里是德国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区之一，739年起隶属罗马主教，1542年雷根斯堡作为帝国自由城市信仰新教后，依旧保持了天主教主教驻地的身份。1863年，安治泰举家迁移到小城普里恩斯坦，他父亲在那里开了一个肉铺。同其他许多传教士一样，安治泰也在天主教氛围里长大。小学毕业后，他进入麦滕的本笃会主教区男生中学，1872年获得文科中学毕业文凭，之后被神学院录取，开始在巴伐利亚王家讲习班研习神学和哲学。1875年10月29日，24岁的安治泰作为免费寄宿生进入刚刚建立的斯泰尔传教士训练学校，成为该传教会的第一位加入者。1876年，安治泰被授予这个新成立的天主教传教修会的圣职，成为神父。1879年，安治泰到达香港，两年多后前往山东。

在与负责山东传教事务的方济各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安治泰1881年1月获得了以山东南部地区作为自己的活动范围。1882年1月2日，安治泰被任命为鲁南传教区的副主教，暂时仍受意大利方济各会领导。

1885年12月，根据圣言会院长阿诺尔德•杨森的请求，罗马教廷传信部把鲁南提升为独立的使徒代理区，也就是主教区。安治泰被任命为德国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教主教。1886年1月他又在斯泰尔接受任命，被祝圣为正式主教。

安治泰的鲁南传教作为，使德国外交官看到了一个有利于扩展政治利益的机会。起初，德国传教士同其他外国传教士一样，接受法国的保护。自1886年起，德国政府外交部在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承担保护德国传教士义务的意图。1888年夏天，俾斯麦授意向总理衙门提出保护权要求，认为德国传教士可以在德国护照和法国护照当中，任选一种。尽管由于法国方面的强烈抗议，此方案的实施花费了一些周折。然而，热切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对其传教活动提供支持的安治泰，还是在1890年6月作出最后决定，同意改换保护国。10月份，安治泰到罗马就自由选择保护国一事请求教皇的正式许可。1890年11月23日，安治泰在柏林宣布斯泰尔的中国传教活动接受德意志帝国保护。与此同时，通过通过德国使馆，安治泰也得到了大清国的保护并获得了官阶，1893年他得到三品顶戴，第二年又获得二品顶戴，与中国总督、巡抚平行。比方在安治泰安身立命的山东，他这个二品顶戴就和张曜、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周馥这些地方首长相当，无怪乎巨野命案一发生，他上上下下弄出的动静会那么大。

1897年11月1日巨野命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斯泰尔，他闻讯后立即赶到柏林，通过德国德外交部向大清国提出三项要求：一，赔偿所有遭抢劫和遭伤害者的生命财产；二，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花费；三，建造两座赎罪教堂并由欧洲建筑师主持建筑工程。1897年11月29日，在山东福若瑟也赶赴北京，向德国公使汇报两传教士死后的传教形势。后来的事实证明，安治泰和福若瑟都极力试图从国家意图中，谋取传教的最大利益。

1898年2月8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比洛在国会中发表的陈述中，转述了安治泰“立足胶州湾，事关生死存亡”的观点。比洛表示坚信，胶州湾的征服对于传播基督教信仰是非常有益的，它也将对德意志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起促进作用。至少在这时候，斯泰尔修会的扩张欲望和德意志帝国的国家意志，是接近并能够相互理解的。

但是，在青岛成为殖民地之后，德国政府和对安治泰和斯泰尔修会的态度，一度很矛盾。1899年4月12日，海因里希亲王在写给威廉二世的信中曾说，安治泰对传播德国文化事宜漠不关心，无论在青岛还是在国内，他所考虑的都是天主教的势力扩展。6月27日，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在写给青岛总督叶世克的信中则认为，有理由怀疑这些传教士是安分守己的人。为了我们的利益，的确应当善待传教士，但我们又不能走得太远，以至于把总督变成供传教士驱使的工具。蒂尔皮茨甚至认为，传教士的出现对于租借地的发展是一个可怕的危险，蒂尔皮茨同时传递了皇帝陛下的话：应当对传教士小心谨慎。

斯泰尔修会后来和青岛方面的关系，的确并非一帆风顺。在诸如购买土地这样一些具体事务上，殖民地当局的不合作，曾经使安治泰大为愤怒。后来，安治泰的大部分活动，依然集中在鲁南，青岛天主教斯泰尔修会的工作，主要是在传教士白明德的领导下开展的。1903年11月24日安治泰去世，年52岁。5年后，福若瑟也因服侍伤寒病者受感染，在济宁戴庄逝世。早在1892年的2月9日，福若瑟在写给家乡恩人维博的信中曾这样说：“我越来越爱我亲爱的中国人，我唯一的渴望就是要和他们共同生活并且在他们这里去世。我现在更多是一个中国人，超过是个蒂罗尔人，将来在天堂里，我也要继续当一个中国人！”

在福若瑟“越来越爱”的中国，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销声匿迹后，更激烈的变革从此就此起彼伏，一滩滩的鲜血伴随着稀稀落落的枪炮声铺过去，直到辛亥年帝国大厦轰然坍塌。倒卧在这条血腥之路上的，不乏虔诚的基督徒。在上帝和民族自觉之间，自由召唤的声音一直若隐若现。

大清国死去的时候，斯泰尔修会影响区域的老百姓安之若素，依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嗑瓜子，喝稀饭，生孩子，晒太阳，忧虑着田地里的收成。对大部分人来说，耶和华和国家的事情都太遥远，无关紧要。让上帝或者皇帝飞，其实是后来人们的想像。

在安治泰和福若瑟死后的20年，斯泰尔修会并不平坦的青岛路线图的继续推进，基本上由白明德掌握着。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白明德热忱、专注、敬业并擅长沟通，和1895年兰山知县朱钟祺描绘的“阴险谬戾，贪诈凶横”之形状，几乎无相似之处。在这个过程中，是白明德经历过一次痛不欲生的洗心革面，还是当年朱钟祺的小报告原本就是莫须有的诬陷，两者应该只有一个是真实的。似乎，作为地方官吏的朱钟祺并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基督教文化抵抗者，因为就在他不遗余力地讨伐白明德的同时，他也赞扬了辖区内美国传教士纪力实的“安分少事”。如此看来，白明德的问题，大概就出在多事后的“怙恶丛怨”上。

巴尔·泰尔斯（P.Bartels）的中文名字叫白明德，在青岛，这个中文名字远比他的德文名字有更大的号召力。他被认为是一位“特别勤奋”的牧师，或许正是因为勤奋，白明德在1898年的秋季获得了主教安治泰的任命，前往青岛负责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传教工作。此后的很长时间，包括1914年秋天日德战事期间和青岛沦陷后，他一直坚持留在了这里，直到1928年复活节时突然去世。白明德在青岛的30年，使天主教的影响在这里得到了迅速扩展，同时，他也把建设在一个山丘上的斯泰尔修会的日常工作机构，最终演变成了青岛天主教的圣地。

从到达青岛的一开始，白明德就同时承担了天主教会在殖民地活动的规划者和建设者的重要角色。刚来的时候，他先是在一个“属于道观”的房屋暂时安顿下，然后在旁边修了一个宽敞的临时教堂。本地历史研究者认为，白明德的这个木房教堂在太平路天后宫后，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天主教在青岛市区的第一处活动场所。实质上，一直到1902年，白明德建立的这个临时教堂，都被用作欧洲居民的礼拜堂。每个星期天，德国海军少校封罗索夫就会率领约100个士兵，到这个教堂做礼拜。新来的传教士贝日曼（P.Bellmann），则负责给信天主教的平民、商人、职员和手工匠做礼拜。但是，很长时间里，他们来的寥寥无几。

有一段时间，主教安治泰和白明德一直在购买土地的问题上花费心思，因为政府不肯在他们看好的地方，依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和价格提供土地。这个事情曾经令安治泰非常愤怒。在他看来，青岛的获得，恰恰是用斯泰尔修会传教士的生命换取的。后来，白明德陆续在欧洲市区和大包岛，购买了至少7处地产。这其中，包括了主教安治泰最终为传教会争取到的在一个风景诱人的山丘上的一大片土地。白明德获得的“山丘土地”，就是今天分布在曲阜路、安徽路、德县路、浙江路之间的地皮。

在这片土地上，白明德委托建筑师贝尔纳茨进行设计，建起了印刷厂、会计处和教会机构。此外，还建立了方济会的生灵修道院，以及寄宿学校。同时还为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男子学校和一所医院。一些文献显示，在进行这些多方面的紧张工作的时候，白明德得到了他的同事以及独立教团高水平的未授职修士们的有力支持。

斯泰尔修会博山路3号的公益医院，是在政府行政部门的建议下设立的。海军参谋部的医生玛科琳博士每天到医院开诊3个小时。医院的组织和内部领导，由方济会的修女们承担。病人大多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对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人，可以在这里获得免费的治疗和照顾。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为军人和欧洲人设立的政府野战医院和同善医院，但这个天主教医院，依然有很多人前来看病。这说明新的医院的建立，符合了大量低收入者的需要。统计显示，从1905年7月至1906年1月，斯泰尔修会的公益医院开诊时间2571小时，共治疗了1140个病人，其中1006个男人，99个女人，39个儿童。医院进行了88个手术，接纳了41个住院病人。白明德自己每天都在医院里工作很多小时，并且亲自参加了所有重要的手术。

一如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教会学校是现代教育的奠基者，也是引路者。在20世纪黎明，青岛的教会学校如同灯塔，照耀着前路，也慰藉着灵魂。尽管历史没有保留下这些启蒙教育的许多日常细节，却同样也没有穷尽后人连接这些开端时光的信念。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涉及白明德和斯泰尔修会学校初创期情形，都缺少直接的证据。大致在1900年时，作为天主教的附属事业，白明德在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的东边创办德华学校。这些信息似是而非，需要拼接的空白太大。实际上，这里本来就是1898年殖民当局划拨给对德国获得青岛付出了牺牲的天主教会的大宗土地的一部分。到20世纪的第一年，这里包括教堂、学校、印刷所在内的教会事业，已一一建设完成。在1899、1900、1901和1902年的青岛殖民政府备忘录中，都有天主教和新教进行学校建设的简单记录，但不幸的是，这些受到篇幅限制的官方文件，却不能证明其中的描述是针对白明德早期进行的哪些具体工作。比如1902年的备忘录中说，天主教传教士在青岛开办了一所德中男童学校，一所铁路学校，并且指出铁路学校主要培训中国人到铁路部门供职等等。1902年10月至1903年10月的政府备忘录记录说：“青岛德中神学校目前已有70名学员。由于房子受限，尽管要求入学的人很多，却不能吸收更多学员。值得提出的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官员界的学员。课程由三名德藉，五名华藉教师担任。学校的教学计划得到了扩大，科学系的课程延长为七年。年限与新建的中国学校制度相结合。学校的计划与一所县级学校的公立中国学校的计划相适应。特别重视基础德语和汉语知识的学习。为了不至在汉语基础方面花费很多时间，学生在入学时都经过汉语考试。”

毫无疑问，白明德参与了其中的许多工作。有材料显示，白明德在为德国孩子设立的学校负责天主教方面的事务，每天他讲一个小时的课。斯泰尔修会方面努力争取教团修女们的加入，因为青岛非常需要母语为德文、英文和法文的修女。这些修女负责管理一个为外国女孩设立的学校，和其配套的还有一个寄宿学校和幼儿园。1902年4月1日上述机构开始启用。在以后几年中，白明德的“山丘土地”还陆续扩建了修道院、教堂和孤儿院。1904年初，学校共有48个女学生，其中有12名来自天津、上海和日本。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这所学校已有了70名女孩。这些学生中间，包括有总督特鲁泊和野战医院医生科尼希的女儿。夏天的早晨，在餐桌上喝过咖啡之后，总督和科尼希医生，会陪同孩子们一起到学校上课。

作为获得殖民地保护的传教团体，斯泰尔修会在1914年日德青岛争夺战期间，经受了考验。在战斗激烈的10月，白明德和他的同事是在教会的地下室度过的，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这个地下室和斯泰尔修会的老办公楼，后来都获得了完好的保存，只是白明德时代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以至于我在2010年的时候，花费大把时间去里面寻找惶恐、失望、慰藉和差潮了的咖啡气味的努力，被证明是荒唐和徒劳无益的。目前，教会的地下室是一家下午和晚上营业的咖啡馆，灰暗的光线符合当年的气氛，可惜制作的饮品差强人意，仿佛刻意让人记忆起1914年冬天战争时期的混乱。

1914年11月6日，曲阜路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会馆第一次被炮弹击中，而在战斗的最后20分钟，这里落下了9发炮弹。会馆所有的玻璃全部都碎了，门也被严重破坏。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斯泰尔修会在青岛的扩张路线图，被彻底改变了。

和绝大部分被迫离开青岛的德国人不同，白明德战后获准留了下来，直到1928年复活节星期一在青岛去世。在向这个享有很高威信的传教士表示哀悼的时候，送葬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

白明德参与创办的学校，在1914年以后遇到了一些生存上的困扰。1923年6月3日《汉诺威-信使报》副刊上有报道曾提及，在1919年左右，“德国的教会学校受到日本人的干扰，它们1920年11月底在青岛以充公的方式得以保留下来。”1923年3月，白明德的教会学校更名明德小学，继承了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内的2幢楼房、3间平房和一个礼堂。早期明德校长为周国屏，1931年8月教务改组，校董事会聘请圣言会修士彭玉麟接办。1939年学校被日军查封停课一年，1940年8月由圣言会修士何致中接办复课。1944年，教务主任张春隆修士接替患病辞职的何致中继任校长。1949年1月，修士宇焕荣出任新校长。到1951年3月时，明德小学有教职员工25人，学生1036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个早春，人们对现实理想的狂热拥戴，很快就会淹没掉过往，包括来自荷兰小镇斯泰尔的圣言会和与其有关的所有痕迹。

其实，在1875年艾诺德·杨生神父创立圣言会的那一年，沈钧儒、张作霖、秋瑾相继都来到了人世。远隔千山万水，将天主教圣言会和诞生在大清国的几个无神论者搅拌在一起叙述，似乎荒诞。但一一比较下来，却可以看清楚圣言会中国化的路径，看清楚变化着的圣言会生长土壤。显然，除了向日葵和茉莉花的含糊隐喻之外，他们之间的某种内在的联系是持续存在的。这中间包括了民族主义和信仰的分合，也包括了西方宗教扩张背景下中国军事、法律、革命、文化的成长传奇。就这些要素而言，沈钧儒、张作霖、秋瑾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世俗经验。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掌权者，张作霖这个东北王在1928年6月4日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而早在1907年，同盟会的鉴湖女侠秋瑾已死在了绍兴轩亭口，这个革命者逐渐远去的背影，更像一个倡导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先驱的预言，默默无闻来，轰轰烈烈走，用死亡占卜未来。沈钧儒活的时间最长，这位前上海法科大学的教务长不仅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全盛期，还看着这个日趋专制的制度，在大陆最终分崩离析。1933年6月全国律师协会在青岛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时，沈钧儒和陈志皋等3人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出席，在会上提出《请立法院即行颁制冤狱赔偿法案》，主张：凡民事使人无故蒙受损害者，应负法律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刑事捏词告诉他人者，应受诬告之罪；伪词指证使他人不利者，应处伪证之罪。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后，转呈国民政府，但被束之高阁。我并不确定，为上帝工作的白明德，和争取人权的沈钧儒、护卫东北的张作霖、向往共和民主的秋瑾，是不是走在一条道路上，但隐约觉得大致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这突然就让这些个没有发生过纠葛的人，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关联，一种具有相同价值的连接。这种联想，令人沉迷并怅惘。

我知道的是，古往今来，通向精神圣地的共同道路，一定有许多人在走。

从安治泰、福若瑟到白明德，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前后延续了30年。斯泰尔修会行走在青岛的那些年，大清帝国崩溃了，德意志帝国战败了，大日本帝国回家了。期间在青岛出生的第一代城里人，已经慢慢长大。

【两个不务正业的传教士】

随着1898年3月6日《胶澳租借条约》尘埃落定，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许多新移民一起陆续进入殖民地青岛，使得世俗的青岛和上帝的青岛几乎无法分别。好在大家各有所求，身份识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可安定下来后，人们却发现，也有身份确定的传教士，同时在进行着一些和传教不相干的事务。他们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埃·福柏，他的中文名字叫花之安；之后，卫礼贤在更人文化的学术方向上，继承了福柏的使命。

1898年4月5日福柏到达青岛的时候，刚刚支起铺盖的殖民地，并没有一杯热咖啡可以给他享用。一年以后，这种类似原始状态的生活方式，依然没有大的改变。不过，传教士福柏好像并不太在意这些，有没有一杯热咖啡，对他来说似乎没那么重要。他的热情，更多地倾注在当地原始植物品性的发现上，并且乐此不疲。

实质上，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道听途说地发现青岛的地理价值，到植物学家福柏在这块土地上一点一点地逐个调查物种，两个不同身份的德国人的行事背景，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同。但是，他们身上执着的探索精神，他们始终如一的对科学的尊重，他们所具有的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对东方自然与文化的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却是共同的。

从纯粹的科学发现角度看，植物学家埃·福柏（Ernst Faber）可以被认为是青岛早期城市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1839年出生于科堡的福柏，23岁在巴门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巴塞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读书，在歌塔地质学研究所彼得曼博士门下受业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1864年或者是1865年，福柏作为礼贤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4月26日到达香港，随后辗转广东。这时期，福柏除了办学及办诊所外，还在1873年写出了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西国学校》，两年后又出版了《教化论》。十多年后，福柏脱离礼贤会，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独立活动。1885年，福柏加入同善会（AEPM），次年的5月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动。作为写作者，福柏最著名的文字是《自西徂东》，这是一本在今天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文化论著，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成《自西徂东》15年后的1898年4月5日，福柏“作为第一个德国新教福音传教士”，从上海移居到青岛。

最初，福柏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随着他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开展的基础性工作的进行，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最后，福柏使自己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一个开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一个献身精神的代表。

作为AEPM派遣的传教士，福柏在青岛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这就是：一方面他需要完成AEPM委派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则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调查。在青岛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福柏对这里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完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在当时，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开拓性工作，缺少必要的资料，也没有更多的帮助，所有的徒步调查和物种的分类整理，都需要逐一独立完成。我们可以相象，在居住、饮食、气候和地理状况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福柏在一个广阔地域进行探索性调查时的艰险。后来的实践证明，福柏在有限的时间里夜以继日的努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相信，福柏把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都用于了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

福柏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文献印证，我们只是在1899年5月福柏自己向AEPM的一份报告里发现，他当时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福柏向教会报告说：“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也就是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了他的年轻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福柏依然在进行着的植物调查被突然中断了：1899年9月20日，这位有着传教士身份的植物学专家在青岛去世，终年60岁。这是1897年冬天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的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的记录。

对于埃·福柏的逝世，人们一致表示了哀悼，并认为应该在青岛纪念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学者。福柏的遗体被埋葬在了政府墓地里。1901年9月，教会在市区建设的一间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今武定路儿童医院），使用了福柏的名字命名。因为，人们相信，这个机构的设立，是死者的夙愿。

1905年，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的侨民着手创办一所新的医院（今人民医院）。为纪念受AEPM派遣最早进入青岛的福音传播者福柏，这所1907年开业的欧洲人医院最终也被命名为福柏医院，而原福柏医院则改称花之安医院。花之安，是福柏的一个使用广泛的中文名字。福柏用这个名字，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在福柏去世之前，1897年至1898年度的《胶州备忘录》收录了他的《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另外一份1899年10月完成的政府文件则显示，福柏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持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

等到人们在城市中心可以很容易喝到一杯纯正热咖啡的时候，福柏已经在植物实验场西部政府墓地里沉睡了有些年月。福柏栖息的地方后来被称为万国公墓，20世纪60年代被狂热的年轻人摧毁，大量的墓碑拿去做了铺路石。

福柏死前的4个月，卫礼贤这个同样具有符号意义的上帝使者，也抵达了青岛。

不论是作为传教士还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卫礼贤都是个容易让人产生兴趣的人。他的经历，他的作为，他身上承载的符号性特征，让他成为了一个殖民地时代的特殊代表。而他的一系列写作活动，则同时使他作为一个历经者的见证意义，在后来的年代显现出非常的价值。

理查德·威廉（Richaid Wilhelm）1873年5月10日出生在斯图加特，但也有资料显示他的出生时间实际在5个月后的10月10日。威廉的父亲是来自图林根的一位手工业者，母亲则是斯图加特人，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1882年父亲的过早去世，改变威廉的生活轨道。面对陷入困境的家庭，母亲决定让他转入神学校接受教育。1895年11月，在结束了首次神学职业资格考试后，威廉被授予了斯图加特修道院所属教堂的牧师职位。接着，他去乡村教区承担了两个代理牧师的工作。

1899年，威廉被魏玛传教会选派到中国协助福柏进行传教。5月12日，威廉抵达德国租借地青岛，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精彩的生活历程。到青岛后的威廉，很快就显示出了融入中国社会的热情，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这就是卫礼贤。

开始的日子，卫礼贤是一边在简陋的房子里给德国孩子上课，一边在等待来自家乡的信件中间度过的。1899年10月14日，卫礼贤在函告友人时曾说：“此间一切初创，万般简陋，但政府的工作很谨慎，且有魄力，主其事者并非总督叶世克，而为文官委员（单维廉）。单氏能干并富有远见，一切建树悉出自彼手”。在这个新的殖民地，雨季的瘟疫是当时最大的敌人，头几年，传教士最经常进行的活动，就是主持葬礼。大致到了1900年的2月，随着魏玛传教会可以容纳两个家庭的房屋投入了使用，卫礼贤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这时，他把他的未婚妻从家乡接了过来，并举行了婚礼。

接下来，卫礼贤开始了他的办学活动。他的学校1902年在今胶州路柏林传教会教堂旁边建立，定名为礼贤书院。1903年，书院在小鲍岛东山（今上海路9中）建成新的“中国式”布局的校舍。此后，书院是在继续吸引新生和不断扩建中间逐步发展的。1905年，以卫礼贤夫人名字命名的美懿书院出现，成为了青岛第一所女子学校。卫氏学校的课程，除德语外，基本依照清廷颁行的学堂章程设置。1906年，鉴于卫礼贤在兴办教育上的贡献，山东巡抚杨士襄以其“办学有功”，奏请清廷赏赐四品顶戴。

有意味的是，在此期间，作为传教士的卫礼贤实质上并没有广泛传布基督教义，没有发展过一个教徒，反而开始亲和中国文化，逐渐呈现出尊孔读经倾向。1903年开始，他即在《青岛最新消息》和另外一张在上海出版的影响力更大的德文报纸上，发表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和北京方面的时事评论。后来，他还陆续出版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和《孟子》等译作。

卫礼贤在青岛期间，和一些在此避难的晚清著名政治人物保持了持续的交往。其中尤其和改良活动家康有为、前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和清史馆馆长赵尔巽等过从甚密。在学习儒家经典《论语》和《易经》过程中，劳乃宣曾给以卫很大帮助。1912年，康有为、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孔教会，卫礼贤亦曾参加活动。从上海回青后，卫即筹划成立青岛尊孔文社，并聘请劳乃宣主持。1913年，卫氏在礼贤书院建立了尊孔文社藏书楼，填补了本地现代图书馆的空白。藏书楼匾额为恭亲王傅伟题写，劳乃宣则以《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记》赞之：“德国卫礼贤以西人而读吾圣人之书，明吾圣人之道者也。时居青岛闻而忧之，与中国寓岛诸同人结尊孔文社以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时藏书楼藏书多至3万余册。

卫礼贤从1899年至1920年一直住在青岛。后来在几度进入中国后，他回到了德国。张君励曾这样评价这个“世界公民”：“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在德国，卫礼贤继续了他的翻译工作。先后出版了《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译著。其中《易经》卫氏在青岛就开始翻译，毕十年之功，终于在1925年面世，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版本”。他的最后一部译著《吕氏春秋》，在他离世前两年出版。1930年，“两个世界的使者”卫礼贤逝世。

1900年的9月29日，当威廉·舒勒从总督夫人海伦•沃琳的手中，接过由在青岛的德国妇女赠送的教堂台布装饰时，他后来一度租用的德县路3号商人哈拉尔德·克烈纳的房子，才刚刚开始建设。赠送仪式上的应酬和紧张施工的工地之间，没有构成任何必然的联系。

人们对商人克烈纳的青岛行迹，始终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发现，和这个进出口贸易商一起被时间淹没的，还有他的房子里面的许多匆匆来去的过客。根据马维立教授从波恩提供给青岛学者王栋的资料，克烈纳公司的办公室在大鲍岛，他自己也居住在大鲍岛。克列纳在德县路买地建房的目的，是为了出租。在城市开发初期建成的这栋私人建筑，以一个敞开式外廊为标志，透露了一种开放的姿态。我们猜测，在一些闲暇时间，这里的房客应该有机会松弛下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透过二楼南边的窗户，眺望威廉皇帝岸外的前海。或者，在这里的房间里面，还可以找到诸如阿·施尼茨勒的《古斯特少尉》和托马斯·曼的《去墓地的路》这些刚出版不久的德语读物。它们从遥远的地方被输送到这里，所产生的精神慰藉作用大约相当于半个牧师。尽管，在克烈纳的房客名单里面，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牧师。

其实，除了对克烈纳的行迹缺乏了解外，我们对魏玛传教会的威廉·舒勒牧师，也就是后来克烈纳的房客，也仅仅是一知半解。和传统的天主教不同，新教传教具有鲜明的行动主义和乐观主义特色。传教士被要求以迅速的、大量非基督教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来履行建立上帝之国的任务。而舒勒的到来，相信是为了减轻魏玛传教会同事卫礼贤进行“皈依基督教”工作的负担。有一段时间，卫礼贤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病得很重，后来幸亏及时去了上海治疗，才得到恢复。也许正是因为卫礼贤健康状况的糟糕，才使得魏玛传教会下决心再增派舒勒到青岛来。

从1900年5月起，舒勒成为青岛的新教牧师。他的薪水由总督府支付一半，另一半则由魏玛传教会支付。当年的秋天，舒勒在向魏玛传教会的报告中说：“迄今每星期日10点在总督府新教教堂举行弥撒。最近除了海军炮兵的蓝色外衣和水手的军服上装外，也出现了不常见的正规军尖顶头盔和制服。这些人以其家乡着装的方式，透露出他们是刚到亚洲的新人。去年夏天因为很多人被调到外围兵站和疾病，整队前来参加弥撒的连队数目常常锐减。”在舒勒看来，通过珍贵的圣台新台布的装饰，小教堂的外装饰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是青岛夫人们的礼物。这个礼物在1900年的9月29日，由总督叶世克的夫人交给了舒勒。

从1900年2月开始，舒勒住到了青岛传教山魏玛传教会新盖的“可以容纳两个家庭”房屋里（今上海路9中内），与卫礼贤是同一座房子里的邻居。卫礼贤住在东翼，舒勒住在西翼。随后，他们俩人的未婚妻也分别从自己的家乡来到了这里。1902年，舒勒成为了新教教区的全职牧师，这时开始由总督府支付他全部薪水。因为他居住在小鲍岛的上海路，离欧人居住区太远。这样，总督府便为他租用了德县路3号克烈纳德住宅里面的一套公寓。

但舒勒在那里只从1902至1904年居住了一年半。后来他辞去了牧师一职，并回到了上海路的魏玛传教会，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了。舒勒离开后，德县路3号房子仍然存在着，并在许多住客的来去中跨越了百年。这中间，包括了一些经历过传奇人生的人物。较之那些在偏僻乡间供奉神职的同道，作为官方牧师的舒勒在城市开发初期的生活该算是安逸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安逸对这位牧师似乎很短，旋即，我们便找不到了他的踪影。青岛上海路传教山魏玛传教会的房屋和德县路3号的克烈纳住宅，成为了我们搜索威廉·舒勒本地生活的两个实物坐标。

【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传教士昆泽的青岛故事，是一个混合了奉献和经受不幸的经历。一方面，他成就了主的事业，而另一方面，他却悲怆地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亲人的苦痛。在试图将昆泽还原到当时的环境进行描述的时候，我忍不住会去体验某个时刻，体味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昆泽（J.A.Kunze 1862-1922）1898年4月15日来到青岛，这时距德国海军进驻到这里不足5个月。这样，柏林信义会就成了随着占领军最早到来的欧洲差会之一。昆泽和他的两个同事，是从遥远的广东赶来的，从1856年开始，昆泽加入的这个差会就在广东客家人中间传教。昆泽受到委派进行的这次旅行，目的是要把信义会的影响扩大到一个新的德国保护区。

实际上，风尘仆仆的昆泽几乎没有完全洗脱身上的灰土，就进入了角色，他和他的同事进入临时的军队兵营中，开始传递主的声音。而这个时候的青岛，如同另外一个传教士所描绘的那样，晚上能够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睡上一觉，就是主的恩赐了。

从1898年的春天至第二年的晚些时候，昆泽和他的两位同道一边学着北方官话，一边以他们认为有效的方法来进行传播福音的准备。直到一个小教堂和学校建成前，昆泽们的工作显然要比在广东时辛苦得多，这使得与他一同抵达的一名客家籍何姓牧师，因劳累和不习惯北方生活，在两年后客死异乡。

和昆泽一起到达青岛的，还有一个叫寇雷克的传教士。好象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广东。后来和昆泽一同工作的，是在1898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沃斯卡姆普（和士谦）。1899年9月2日，昆泽在今胶州路西端附近租用了一个“简朴但却结实的教堂”。这个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教堂，成为了德国保护区内的第一个基督教堂。到1900年柏林传教会在今济阳路上的住宅楼完成的时候，昆泽和他的同事们，才逐渐具备了开展日常工作的必要条件。1901年1月2日，柏林传教会胶州路礼拜堂举行了在青岛的第一次圣洗典礼。与此同时，昆泽还在台东镇的中心，主持兴建了柏林传教会的第二座礼拜堂。

20世纪晚些时候，依据德国学者华纳《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里面的中文翻译，人们相信柏林传教会的住宅楼是由传教士路切维茨设计的。在此后本地的几乎所有出版物里面，这个说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实，在华纳的德文报告中间，这一建筑的设计者记录的却是昆泽。后来，指导华纳进行研究的马维立教授，证实了住宅楼的设计者是昆泽的说法，这使得这个至今还存在着的朴素房屋，成为了我们可以和昆泽进行一些对话的地方。

柏林传教会和魏玛传教会的距离很近。后来非常著名的传教士福柏和卫礼贤，都属于后者。据汉斯•魏克尔1908年在柏林出版的《胶州，德国在东亚的保护地》的介绍，昆泽加入的柏林传教会和卫礼贤加入的魏玛传教会，实质上有很大区别。柏林传教会“沿用自古以来的传教方式开展教务活动。传教士通过个人交往和慈善事业如学校、医院来努力深入人心。欲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先申请受洗，接受为期一年的洗礼教育。”而魏玛传教会则不同。青岛柏林传教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德国保护区和临近的几个县建立一个基督教区。设在大鲍岛、台东镇和李村的几个小教堂，均隶属这一教区。此外，传教会还兴办了一所德华学校，开设了德语、算术、地理、古汉语、圣经史和教义学等课程。

在经过了早期的异常艰苦的开拓性努力之后，昆泽坚持了下来，并看到了他始终期待着的正规福音堂以不同凡响的方式开始建设。这时候，昆泽在青岛已生活了9年。

1907年6月1日，处于内城和俾斯麦兵营中间的总督教堂建设项目，开始向东亚建筑师征集方案，这个在小教堂和总督学校北侧的教堂，获得了广泛的关注。1910年10月23日，总督教堂落成。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期，当时在教堂塔楼一侧的入口处，留设了一块石碑。这个在今天依然获得了很好保存的江苏路基督教堂，在建成后由昆泽主持了很长时间的教务。

对柏林传教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昆泽，1922年8月在青岛去世。这一年，他刚好60岁。昆泽的一家，在青岛遭遇了一系列的不幸。在他去世前12年，他的妻子在一次探访华人信徒家庭时，不慎被感染了伤寒，并传染给了他们四个孩子中两个较小的，不久，昆泽的妻子和孩子，便在痛苦中相继死去了。

1907年2月7日下午，当和士谦的婚礼在青岛如期举行的时候，现场包括卫礼贤太太在内的许多人，都为这个带着两个半大孩子的鳏夫的第二次结婚，感到欣慰。这个就要到来的春天，已经是作为传教士的和士谦在青岛度过的第8个春季了，他有理由为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生活高兴，也有理由为柏林传教会所取得的成就高兴。这中间，包含了昆泽、寇雷克和他自己的许多努力。在这个让人记忆深刻的下午，聚会现场提供的风味纯正的德国咖啡，给参加婚礼庆典的人们一种回家的感觉。

和士谦是沃斯卡姆普（C.J.Voskamp）的中文名字，他生于1859年。早在1884年的时候，他就和昆泽、劳艾施纳一起共事了。1898年的圣诞节，和士谦在继昆泽和寇雷克之后，也来到这块新的德国保护区。

整体上看，和士谦介入殖民地生活很深。到达青岛后，他先后和昆泽在大鲍岛、台东镇和李村滨河路建立了教堂，同时也在平民教育和医疗方面展开了工作。这个时期的和士谦，是在一种非常困难的状况下进行传教工作的，他和他的同事昆泽一起，在缺少必要的物资生活准备的情况下，为柏林传教会在殖民地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1910年10月23日，在人们的长时间期待中，青岛福音堂最终在江苏路落成，这个正规基督堂的日常教务工作，最后确定由经验丰富的和士谦主持。实质上，和士谦和这个基督堂，很快就融洽成了一个整体。1912年，普特纳姆·维勒曾描述说：一座高贵的德国教堂在一种古老的风格里，使整个画面毫不费力地融入朝阳之中，让人难以忘怀。这是完美的西方色彩，恰当地汇入了纯粹的东方文化中。

和另外一些传教士不同，和士谦并不拒绝评论殖民地的公共问题。后来，和士谦的一些观点，被广泛地使用到对殖民地事务的评价上，比如，他在《德国人在山东》（载法思远编《山东》，1912年版）中间关于“德国殖民化的工作，也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的说法，就非常有影响。同时，和士谦也对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发表过意见，比如他认为，青岛的海关，实质上已成为德国殖民地预算的资金来源，等等。

和士谦和传教有关的工作，还包括了一些灵修书籍的翻译。他曾经和陈建勋合作，把马丁路德的著作《基督徒的自由》翻译成了中文。这本被认为是“宗教上潜思默想的结晶”和“一种轻微恬静之声”的路德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和士谦和陈建勋可能是最早的中文翻译者。因为和士谦和陈建勋的努力，路德的“因着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管辖”的声音，被普及到了中国信徒的心中。

1914年的秋天，和士谦开始经历一场新的考验：战争来临了。尽管他开始并不知道，在以后不久的日子，他需要为这场残酷并没有希望获得胜利的战争，付出儿子的生命。

11月4日，和士谦的儿子盖哈德（Gerhard）阵亡。11月5日晚9点，和士谦在极度的悲痛中埋葬了儿子。他和送葬的人们一起，站在海边唱“你期待着，我的灵魂”。他知道，这是儿子最喜爱的歌曲。在送葬的现场，一口棺材也没有了，他和送葬的人们用白色的床单，将死者裹上，并装饰上花环。和士谦后来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孩子，在黄海之滨，你这样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你热爱青岛，你的全心系于中国，你生在中国，它的语言和习俗，就是你的家乡。”和士谦知道，盖哈德已经永远失去了一个梦想。因为，盖哈德原来计划在欧洲接受教育以后，到中国就业居住。现在，他已没有机会了。

尽管经受了儿子阵亡这样的巨大悲痛，和士谦依然试图对战争作出结论：“这些天充满火和死亡。德国民族迸发活力的精神，给了我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它证明我们人民心中存在那种对上帝的深深畏惧。”和士谦相信：在强烈的死亡威胁下，父亲们的信仰已经变得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失去儿子的同时，和士谦也认识了“强烈地否认生活”的日本人。他认为，“日本的士兵也是善战的战士，他们具有的灵活性、耐力和军事素质给我们的人留下印象。人们嘲笑这些小男人，但是也佩服他们。日本人的纪律性，建立在盲目服从上帝般的皇帝，以及无条件的奴仆般的忠诚之上。”

因为上帝，也因为儿子盖哈德，和士谦这一生注定和青岛分离不开了。或许，在最终，他会看到飘荡在城市上空中的灵魂？

【浸泡在咖啡杯里的法律】

单维廉长达20年的中国故事，从北京开始，经香港、广州、上海再到青岛，最后结束在广州。青岛的11年生活，应该是单维廉一生中间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作为一个低级别的政府官员和一个具有广泛的涉及神学、法律、地理、阿拉伯语和汉语知识的学者，他的贡献和作用，显然已超出了职务范围。最终，他通过在广州为孙中山政府的工作，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奠定并推动了中国新土地政策的人。

在有关青岛最早的土地收购和早期土地标售政策制订等一系列事件中，单维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单维廉，即便殖民当局相关的法规不会有过大的变动，但实施的速度应该不会那么快，效率也会相应地受削弱。所以，在1897年12月至1909年的11年中，尽管备受争议，单维廉的意见对一些政策的制订，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1859年10月2日生于爱森的维廉·路易·单( Wilhelm Ludwig Schrameir)，1878年读完六年制中学后，到波昂大学修读神学及东方语言，后又转至来比锡。1881在波昂，单完成了《回教化之前阿拉伯之宿命论》的博士论文。约于1885年9月，单氏由柏林外交部派往中国学习汉文。1897年11月14日德国进占青岛后，德外交部电令上海总领事司徒白及翻译官单维廉前往青岛占领军处服务。二人11月27日启程，12月1日到青岛。

单氏在青岛的最早工作，根据单氏报告大致如下：最紧急的问题是，“为了解当地土地情形，土地所有权问题、面积大小等等，以及寻求实用的、不违反中国居民法律观念的办法，以取得优先购买权。为彻底了解与沟通，首先必须和各地方长老，以及附近村里的主管官员，分别洽谈。并查阅当地税据，求得各地私产公平可行的税率与地价。”

为取得优先购买权，占领军所采取的办法是由海军司令与地主一一订立契约。按此契约，地主今后只准售地给德国政府，而不准售给他人。地主受此约束，海军司令付给地主一项一次的补偿费，其金额为每年应交地税额的两倍。单氏在报告中写道：“购地交涉，均由司徒白博士及余与地主在当地面谈，执行此项任务虽然辛若，亦有不便之处，且有些农民不易说服而须费很大的耐心，但此项工作仍不缺吸引力。晚间查对中国税簿及准备地主签字用之副本，翌晨天亮即冒着12月间风寒外出，以便与地主交涉。”

1898年7月2日，《柏林日报》刊出旅行记者邬尔夫披露的单氏借代表政府负责征购土地之机，私自违规购买了一片山地的详情，这令德国国内舆论哗然。但是，就在邬尔夫全力攻击华人事务官的同时，获得了总督罗绅达全力保护的单维廉，则专心在1898年4月至6月间，草拟了青岛的土地法规。这份伴随着一杯杯咖啡诞生的法律文件，成为了单维廉贡献给这个新生殖民地城市的最珍贵礼物。随后，单去职。1915年单回忆：自彼去职之后，遗缺华人事务委员一职，即悬空不补，最后并取消该缺，其工作改由民政委员主管。

单氏于1898年以私费在克拉拉海湾与克拉拉山之间所试购的土地，数月后便移归了政府，次年，在此地上装配了木造的总督官邸。政府另外建造的两幢住宅，一幢供总督副官居住，另一幢则为单维廉使用。1900年9月15日，单氏夫妇迁入此宅。单氏连襟熊伯格一家，则住在附近。次年单氏次子出生于此，三年后女儿亦出世。1898年4月5日抵达青岛并成为了到达这里的第一位欧洲女性的单妻克拉拉，受到了很高的礼遇，现在的汇泉湾和后面的山丘，当时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1903年12月11日，凯萨威廉第二子奉派到青岛海军实习，与单氏夫妇相识，亲王盛夸单夫人的漂亮与风度，因此提出愿做其女的教父，赐以己名，所以，单女名为Adalberta，这一隆重的仪式，后来在单宅举行。

1908年初，患肺病的单夫人携三儿女离开青岛，返回德国故乡。5月，单氏一人迁住海因里希亲王饭店。没有人知道，在此后的7个月时间里，孤独的单维廉喝下了多少苦咖啡。咖啡和前面的大海，成为了这个华人事务委员留在青岛的最好记忆。1909年1月16日，青岛新闻刊载消息谓：海军参事单维廉博士已于昨日返国休假9个月。到柏林后单全家迁往近郊哈伦湖畔，1909年底获准退休，时年50岁整。

1914年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单悲丧万分，认为一生最难过之一日。11月至12月间，单写成1897年至1914年《胶州开发回忆》，于次年初发表。

1924年初，单维廉受孙中山电邀担任广州市顾问，1926年1月完成土地税法草案10日后，乘人力车时颠覆受伤，1月5日去世。

法官格尔皮克抵达青岛的时间，比单维廉晚半年。但他却比单维廉离去的早。

尽管格尔皮克博士来去匆匆，但他的工作在青岛这个新的殖民地无疑具有奠基意味。当1898年秋天威廉二世使青岛成为了一个德国城市的时候，格尔皮克则在具体的法律事务上，让城市的公平保持了平衡。

保尔•格尔皮克（Dr.Paul Gelpcke）到达青岛的时间是1898年夏天，这时离德国占领这里不足7个月。这个时候的胶州湾，依然雾气弥漫。格尔皮克到来之前，柏林方面已明确了占领地由德国海军部而不是外交部管理的特殊体制安排，同时中德也在北京完成了《胶澳租借条约》这个必须的法律文件的签订。4月27日，威廉皇帝正式宣布胶州湾为德国保护区，并发布了租借地根据德国法律立法的命令。显然，至少在时间顺序上，格尔皮克的出现跟前面的这些外交、制度和法律安排，有相当的逻辑关系。

作为首位在青岛出现的德国法官，格尔皮克的工作，是帮助海军部领导的青岛殖民地政府建立基本的法律规范，并审理了一些最早出现的法律案件。在这个新的殖民地，他得到了政府方面的很好的照顾。比如，在1899年的时候，他住进了总督府为他专门准备的一所别墅，在当时，这是个很难得的奢侈安排，因为许多海军军官和重要的政府工作人员，还依然居住在一些简陋的临时建筑里。而这里，格尔皮克的居所拥有装修细致的敞厅、餐厅、客厅，并且设施完备。同时，居所室内的细节，也具有中西结合的文化象征意味：门券石柱上饰有龙凤浅浮雕，楼梯望梁柱左右分别装点着狮子和彩龙，木柱木梁上还雕有金龙。可惜的是，格尔皮克享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猜想，在这里的岁月，应该是构成这位德国法官东方记忆的最新鲜和生动的部分。晚上和节假日，格尔皮克一个人享受的咖啡时光，应该是他在家乡所不能体会的。

格尔皮克1898年6月份到达青岛后，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已经很多，并且许多事情在时间要求上显然紧迫。7月，青岛、李村两区设立法院，确定分别审理租借地的华人案件。随后到10月至11月，就有100多件法律案件在等待着法官的审判。据后来的统计，这两个月中间积累下的绝大多数案件，都牵扯到了本地的传统居民。与此同时，格尔皮克参与的殖民地法律的实施准备工作，无疑同样紧张，可以部分地印证这项任务的复杂和繁重的，是许多重要法令的颁发。1899年3月到6月的3个月中间，仅仅在行政方面就有《平民团体参加行政管理法令》、《地亩局法令》、《华人司法问题法令》、《胶州地区临时海关法令》、《青岛港规法令》、《食肉检验法令》和《牛奶运送检查法令》等相继颁布。

格尔皮克紧张的工作状态，似乎在1899年结束的时候才有了些可以轻松下来的理由：自1900年1月1日起，在大陆法系国家与《法国民法典》同为民事立法典范的《德国民法典》实施生效。这部由5编2385条组成的重要民法典，后来对瑞士、奥地利、日本及中华民国的民法，都有较大影响。同一天，和格尔皮克的工作直接有关的“新制定的帝国法律的一些规定，大部分已经开始在胶州生效”，这中间就包括了《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到了这个时候，格尔皮克个人的殖民地使命似乎已经完成了，因为这时离着他回国的日期，已经很近了。也许，只是在这时，这个有些疲惫的法官，才有机会享受到些许殖民地生活的乐趣。但是，本地的管理者却依然面临着新的问题，因为，对于那些涉及到在青岛保护区有自主性，但在处理时又必须考虑德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的地区性法规，仍然需要做一些更改。这中间，一份政府方面的文件，特别提到了地产登记方面法规的修改。

后来的这些工作和烦琐的日常法律事务，是由保尔•格尔皮克的继任者魏尔克以及克鲁森们陆续完成的。不知道出于怎样的考虑，格尔皮克回到汉堡后，魏尔克和克鲁森都没有进入到格尔皮克逗留过的沂水路3号居住。

实质上，关于法官格尔皮克、魏尔克和克鲁森的青岛故事，到今天依然是个没有细节的模糊轮廓。像飘逝的那些咖啡气味，只能想像，无法捕捉。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至今不能够断定，在青岛之外，他们之间是否发生过直接的联系。从城市发展的一般逻辑推理，来自德国不同地方的法律专家在这里的工作，使得法律的施行和秩序的有效组织，在这个刚刚诞生的殖民地城市中间，成为了现实的可能。无疑，对成长中的青岛来说，格尔皮克们所扮演的角色，意义重大。

和之前在青岛的两任殖民地法官比较，克鲁森博士的工作期限显示出了明显的长度。不论这是不是和他职责的特殊性有关，他的持续居留，使他在公职人员中间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例外。客观上，他的存在，使人们对殖民地的司法过程，有了一个连续了解的机会。

格奥尔格·克鲁森（Dr.Georg Crusen）1867年5月15日生于汉诺威近郊。1886年通过汉诺威学校的考试后，先后在柏林、莱比锡、马尔普尔克的大学学习。1895至1899年，他在普罗伊森任候补法官，1899年成为法兰克福区法院的法官，并利用两年半的假期前往日本。这期间，他在东京担任了日本内务省和法务省的顾问，同时兼任警察学校和刑事学校的讲师。1902年，35岁的克鲁森到达青岛。

在克鲁森之前，格尔皮克和魏尔克作为两任殖民地法官，已先后在这里工作了4年。格尔皮克1898年的夏天来到这里，工作到1900年，魏尔克在青岛工作的时间，则是1900至1902年。克鲁森到达青岛之前，已经通过在日本政府和警察学校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尊敬。从1902年9月至1914年，克鲁森一直在青岛这个殖民地担任高等法院的大法官。他是三任法官里面任职最长的一位，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位。和他的前任们不同，克鲁森没有住在政府提供的专门公寓里面，而是选择了在俾斯麦大街（江苏路）的最北面自己建造房屋。那是一块占地3238平方米的土地，1903年至1906年完成建筑的施工。房子的北面拥有一个很宽敞的院落。那里，离总督野战医院很近。

有意味的是，在克鲁森的涉及殖民地的专业语言中，司法和医院的比喻，随处可见。100年后，德国学者余凯思注意到了克鲁森的这个倾向。在《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一书中，他描绘了克鲁森时代的法律和医学的关系：同医学体系一样，规范和规则的法学话语也是驯化的工具。疾病和犯罪被视为某种受文化制约的、“错误的”生活方式的结果，而殖民政权恰恰想要改革这种生活方式。法学和医学，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客观证据。

作为一个从1902年到1914年一直任职胶州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克鲁森后来和他在日本时期的经历一样，同时还兼任了1909年10月开学的德华大学的讲师。在法律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这个设置在青岛西海岸的德华大学，一直是同时期中国高等学校效法的榜样。在青岛，克鲁森的收入非常高，包括殖民地津贴在内的年薪为一万四千马克。除了享受破格待遇的总督外，克鲁森是拿最高年薪的青岛官员。这可能是他可以在俾斯麦大街北面购买大面积土地建房的主要原因。

克鲁森之所以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殖民地法律体系的“灵活处理”的观点。1913年，在论证两级法律体系时，克鲁森曾这样写道：基于文化差异，德国的法律没有被运用于青岛的原居民。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加强德国的国家权威，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和文化目标。克鲁森分析说：生活在这里的原居民是人种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处于中国文化的文化圈内，他们就属于臣服于中国国家政权的种族成员。

克鲁森在这里要证明的，是“在法律方面采取不同措施，实行灵活处理的必要性”。克鲁森显然相信，只要他者“还处于中国文化……的文化圈内”，就必须用别的法律尺度来评判其行为。

在当时，克鲁森博士除了自己在殖民地的具体审判工作外，还积极参与了对胶澳租借地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论证和辩护。在这方面，他和在柏林大学教授殖民法和殖民政治等课程，并自1907年起成为了胶澳租借地经济和法律事务首席顾问的奥托• 凯伯讷一起，进行了许多努力。他们都一再试图从具体经历中推导一般原则，并希望这些原则可以帮助人们制订未来的政策。

在克鲁森工作的后期，他完成了包括《胶澳租借地中国人的法律地位》（载1913年《殖民法学杂志》）和《胶澳地区中国人刑法中的现代思想》（载1914年《国际犯罪侦查学联合会通报》）这样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章。

克鲁森在1909年结婚，育有一儿一女。德日青岛之战爆发后，克鲁森应征入伍。战事结束前，他与家人一起逃往上海。对他的在俾斯麦大街占地广大的私宅，1917年8月日本方面的估价为3万日本金元。那个地方，在日本占领时期，是万年町19号。

和战事结束前与家人逃往上海的克鲁森法官不同，律师和公证人齐摩尔曼在1914年的最后日子里成为了战俘，并被羁押在日本的俘虏营。

1879年出生的曼弗雷迪·齐摩尔曼（Manfred Zimmermann）来到青岛的时候不到30岁，他的职业身份是律师和公证人。除了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齐摩尔曼还相继担任了福柏医院的董事会主席和登山、狩猎等多个民间协会的负责人。

在齐摩尔曼领导的福柏医院董事会里面，成员包括有管理汉堡—美洲航线的尼考莱，和埃勒斯公司的克勒克纳，他们分别是秘书和财务主管，副主席贝恩属于施瓦茨科普夫公司，副秘书威廉博士则属于魏玛布道团，其他成员为医学博士埃尔勒、副财务主管西姆森、海关官员巴坡和施密特。

紧密围绕着齐摩尔曼的青岛故事的，是他在沂水路和湖南路口建造的房子。作为这个朴素房屋的原始所有者，齐默尔曼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的离开，同时伴随了一个德国法律时代的结束。

总督广场东面齐摩尔曼的这个建筑在1910年出现的时候，南边的开治酒店和西边的胶州法院都还没有进行建设。这样，总督广场的边界，实质上首先是由北面的官署和东面齐默尔曼的这个住宅规定下来的。

也许是土地拍卖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总督广场周围的建筑并不完全是政府所有，这里既有私人住宅，也有商业建筑。这中间，就包括了齐默尔曼的办公室和住宅。在后来的一个时期，这里成为了英国领事馆。齐默尔曼获得土地的途径和交易情况，没有记载。在他进行房屋的建设之前，这块土地似乎已经闲置了10年。

在当时，作为受到许可的律师和公证人，齐默尔曼的工作和他给城市所能提供的服务，无疑是维护这个德国模范殖民地正常的法律秩序的重要环节。但是，对青岛来说，齐默尔曼却显然不是这个领域的最早的职务履行者。在他之前，已经有至少一位德国职业律师获得过本地从业的许可。

早在1899年10月至1900年10月的《胶州备忘录》里面，就涉及了殖民地专业律师的匮乏问题。1901年7月，青岛已经有一名律师开业。一个月后，总督府颁布了关于律师费用的法令。规定青岛德国保护区内律师雇请费，原则上银元数与在德国本土收取的马克一样多。这一原则后来也适用了各项费用的收取，包括法院、法院办事人员、证人及顾问人员等。同一年度的政府报告期望，第二位律师会比较快地出现在这个殖民地。但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却并不象期待的那样顺利。尽管第二位律师很快就出现在了青岛，但是前面到来的唯一的一位德国律师却离开青岛，去了上海。1903年10月完成的另外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在长时间不曾在青岛活动之后，青岛法院已准许那位驻留上海的律师放弃了在青岛的权利。实际上，到1903年的晚些时候，青岛本地依然只有两个律师，他们同时也是公证人。通常，在较大的民事案件中，双方都雇请律师代表。尽管只有两个律师，但政府方面相信，“这种人事上的稳定对于司法的运行具有良好的影响”。

到了1906年，青岛本地一共有四位律师获准开业，其中一位同时兼任了公证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能够持续地在本地工作，资料显示，获准开业的四人中间，有二人的经常住址是上海。根据规定，律师获准开业需遵循的原则是，他们必须是在一个德国联邦州中能胜任法官工作的谙熟法律的人。在这一年度，由于原先的一位律师返回了德国，另一位律师则来到青岛了代替他的工作。

1908年1月24日，青岛法院的首席法官宣布，对胶州德国保护区法院律师职权的任免已经作出了新的安排。与以往相比，这个“新的安排”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今后将不再批准律师授权申请，在某些赎职的情况下撤销律师权力的规定，只适用于那些经屡次提醒仍不悔悟者。

1910年，律师和公证人齐默尔曼的办公室出现在威严的总督官署旁边，他的办公室和住宅的对面，就是未来的胶州法院的新办公大楼。尽管，法官和齐默尔曼几乎还没有完全熟悉那里的环境，它就不属于德国和德国法律了。1914年11月，日军攻占青岛，齐摩尔曼成为了战俘并被羁押在日本的俘虏营，直至1920年才获释。回到德国后，齐摩尔曼继续了他的律师生涯。他先是住在柏林，后又迁往斯图加特。1961年，82岁的齐摩尔曼去世。

在齐默尔曼和胶州法院的故事里面，没有传奇。然而，对继承了齐默尔曼的办公室的英国领事馆来说，尽管咖啡的口味变了，但同样没有传奇出现。

【把德国种植在青岛的建筑师】

看城市史，建筑师大概是最合适的参照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建筑师的表情，决定了城市的面貌。青岛建设早期，城市规划、建筑立法和城市开发几乎同步，也没有多少行政干预，建筑师们舒展创造力的空间相当开阔。当然，他们也没少继承日耳曼民族的建筑传统，因为除了文化优越感之外，这些做对他们自己和业主来说，都更容易交待。

最早，在青岛的职业建筑师不多，一些早期建筑就由业主自己设计，比如栈桥附近的胶海关办公楼好宿舍。不仅，随着殖民地政府花费了更在气力在德国招募专业人才，并吸引移民投资物业，这种不规范的情况就有了明显的改变。通过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建筑师的手，德国，开始被一点一点地种植在了青岛。

建筑师科尔（Kell）的意义，在于他是青岛作为德国殖民地之后的第一幢建筑物的缔造者，早在1898年9月2日政府的土地法令颁布之前，科尔就已经在清军总兵衙门（今人民会堂）的西边建造起了新城市有记录的第一幢房子。

科尔在1898年来到青岛。他设计和建造总兵衙门西边房子的过程，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查询。人们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建筑房屋的许可的，甚至，人们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因为，在土地法令颁布之前，任何个人的建筑行为，都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方面，负责起草土地法和税法的单威廉博士本人，就有深刻的教训。因为他的一个不可原谅的个人过失，首任总督罗绅达最终成为了殖民地政府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

没有资料证明建筑师科尔具有和华人事务委员单威廉犯同样错误的机会。那么，科尔在总兵衙门西边建造的房子，最大的可能是受政府委托的。完成了这幢扑朔迷离的房子的设计和建造后，没有科尔继续有新的设计作品露面的记录，直到1902年科尔在自己所有的地块建成华格纳时装店。科尔中山路的房子建成后，租用给了埃米尔•瓦格纳经营时装店。而到了1912年，这里也已不属于科尔。查看当年的地籍清册，可以发现那个地块已在礼和洋行熊伯格名下。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却不知道。

从科尔开始，或者是以科尔为线索，回头考察1898年至1914年间青岛数量众多的德国建筑师的情况，会发现许多细节被淹没了。比如卡尔•施特拉塞尔，要确认他设计或建造了哪座建筑，就有点难。德国学者华纳认为德国总督的官邸是施特拉塞尔设计的，但克里斯托弗•林德博士则在关于这座建筑的论文中说，官邸是魏尔纳•拉查洛维茨设计的。而马维立博士却同时指出，官邸的建筑师弗里德里希•比博尔（Friedrich Biber）。同样的缺憾，在另外一些地方也存在着。比如华纳在他的著作里面，没有提到建造基督教堂的建筑师，开始是保尔•哈克梅斯特（Paul Hachmeister），后来是比博尔。而关于被林德博士认为是总督官邸设计者的拉查洛维茨，则可能是在青岛生活时间最长的建筑师。

作为一个建筑师或技术人员，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和青岛的联系，不仅仅限于他参与完成的建筑，同时体现在对城市开发历史的见证上。拉查洛维茨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几乎贯穿了德国殖民的全过程。他1898年夏天来到青岛，1914年8月日德战争爆发时，才和另外一个建筑师保尔•哈克梅斯特去了北京。他的青岛经历，可以完整地显现整个城市建筑事业逐渐进步的过程，也可以显现城市化变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拉查洛维茨出生在1873年，25岁时来到青岛。这时，这个新的殖民地城市的所有建设，尚没有展开。在此后长达16年的青岛工作历程中间，拉查洛维茨有记录可查的设计活动，涉及了两个著名的建筑，这就是总督官邸和青岛俱乐部。尽管在气势宏伟的总督官邸的设计人员的鉴定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但至今并没有让人可以信服的文献，排除拉查洛维茨曾参与这个经典建筑的设计。

总督官邸的建造期是1905年10月至1907年10月，在托尔斯顿·华纳所著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中，考证其草图设计是政府建筑师马尔克，建筑师为政府房建总监施特拉塞尔。但是，在克里斯托弗·林德博士关于这座建筑的研究论文中，却认为设计者是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同时，马维立博士则考证，参与工作的应该还有建筑师弗里德里希·比博尔。就一个庞大的建筑物来说，有多达4个建筑师参与其中，也并不奇怪。从设计和工程的复杂程度上看，总督官邸在当时的青岛是绝无仅有的。

在总督官邸建成6年后的1913年，德国工厂联合会董事会的一位成员阿尔丰斯·派克韦特，在一本当年于法兰克福出版的书中描述说，这个花岗岩建筑“以威慑四方的气势座落在坡顶，不禁使人联想到波兹南皇宫那宏伟之状”。据另外一本德国出版物记载，曾有言传说青岛的官邸建筑耗资达百万金马克。该出版物相信，虽然百万政府投资没有被证实，但营建费超出可供使用的45万金马克是确有实据的。为此，房建总监施特拉塞尔当年不得不回到柏林，在总会计署申辩原由。他认为，由于时间紧迫而无法预算建造费用，最后势必提高造价。施特拉塞尔解释，大量使用花岗石砌立面，并非产生额外费用的原因。

在今天，经过了100多年风雨的侵袭和磨砺之后，作为城市灵魂建筑的总督官邸的意味，早已非魏尔纳•拉查洛维茨或者施特拉塞尔、比博尔们所能够想像。实质上，几乎所有慢步在周围的人们都很容易觉察到，这一恢弘建筑高潮的巨大回响，100年后依然令人回味。其实，更值得回味把玩的，或是发生在这里的种种牵动国运的隐秘动作。自从沈鸿烈时代将这里改成迎宾馆后，革命者也好，叛国者也罢，先驱、领袖、旗帜、导师、傀儡、汉奸、叛徒、走狗，20世纪中国政治图谱上的几乎所有大人物，和数不清楚的不大不小的权力寄生者，都和这个波兹南皇宫一般宏伟的德国城堡发生过紧密联系，它的不同时期的政治表情，它的一次次历史性命运转折，无疑可以当成20世纪中国谜语一样的政治背书来阅读。

拉查洛维茨参与的另外一个重要建筑，是青岛俱乐部。中山路和太平路口的青岛俱乐部，在1910年5月至1911年10月完成建造，建筑师是库尔特·罗克格，施工管理是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拉查洛维茨的职责是工程指导和内部设计。而后者的工作，有许多为人称道之处。拉查洛维茨在大型楼梯间的前厅留出的存衣处和厅内蓝色墙壁上镶有金铂的鹰徽，都给光顾过那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鹰徽在后来100年的时间里，居然奇迹一般得到了保留，至今完好无损地镶嵌在大楼一层，令人喟叹时光倒流的荒诞。

青岛俱乐部在当地公共交往中的作用，当时的报纸曾有肯定。1913年11月2日出版的《青岛时报》报道说，“俱乐部作为商人、政客、卫戍部队和巡洋舰队军官的聚会中心，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无拘无束和惬意的形式，促进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俱乐部来了，俱乐部咖啡来了，尽管晚了点。这个迟到的俱乐部，通过图书、咖啡、啤酒、谈话、游戏，温暖了许多漂泊者寂寞的时光。为了适应俱乐部的多方面需要，拉查洛维茨在俱乐部底层安排了游戏室、台球厅和阅览室等公共活动空间，二层设计了一个很大的餐厅。而在地下室，拉查洛维茨则设计了造型粗朴的酒窖、厨房、洗衣间、工具间和储藏室。

1914年8月，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去了北京。他住在那里并担任了私人建筑师，直至1926年在北京去世。他死去的时候，青岛已经从被日本人管理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听命于北京政府的指挥和调遣。

【罗克格和舒巴特塑造的城市】

作为一个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Curt Rothkegel）在青岛具有显著的代表性。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至今依然保存着的作品，几乎全部成为了具有标志性的典范，更在于他在这些设计中间，表现出的激情和创造精神。他的出现，打破了青岛早期沉闷保守的建筑设计风尚，为这个年轻的殖民地城市注入了一股蓬勃的朝气。

罗克格生于1876年，他在进入青岛之前的经历，大多没有被本地的城市史研究者掌握。人们倾向于认为，他的建筑师生涯，可能就是从青岛开始的。他从1903年的秋天起，担任了德国青岛海军政府建筑管理局建筑处的建筑工程师。但是，在已经被确认了的罗克格建筑设计目录里面，他在这个期间的创作完全是空白。大约在1905年，罗克格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职业自立生涯。区别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标志，就是他在这个年度设计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

严格地说，在整个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并不是艺术家自由创造的天堂。威廉皇帝曾明明白白地表示：不管什么艺术，只要超出了划定的界限，就不再是艺术。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艺术家们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在帝国的海外殖民地上，这种束缚就愈加变得苍白无力了。或许，作为罗克格的事业奠基之作，青岛威廉皇帝海岸边上的亲王饭店音乐厅，便是去除了君主专制精神压迫的结果之一。

完成了亲王饭店音乐厅的设计，罗克格接下来的订单是药剂师拉尔茨的医药商店大楼，同时，他还为海伦·路德在霍恩洛厄路设计了路德公寓。但是，在拉尔茨医药大楼究竟是不是出自罗克格之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位德国学者将医药商店和罗克格设计的另外一些建筑进行比较后指出，这里“山墙与路德公寓有异曲同工之妙；蒙莎顶的处理又类似于天津的康科迪亚德总会；曲线的运用亦见于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而药店底层的粗大花岗石柱，则可在青岛基督堂的东边门上见到踪影。”不过，这终究是推测，到底医药大楼是否真是罗克格在音乐厅之后接到的新订单，依然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1907年6月1日，青岛总督教堂建设项目正式向东亚的西方建筑师征集方案，罗克格参与竞标并最终获得了成功。1909年3月26日柏林出版的《德国建筑业报》，曾经刊载过罗克格的一篇文章，阐述了总督教堂的创作思路：“鉴于各种设施均设在建筑底层，教堂需要较宽大的基座。与此相应，其纵向空间延展并不显得过分引人注目。这一设计十分吻合高地建筑的要求，塔楼的设计高度为27米，从而不至于导致与周围山地高下悬殊的效果。”不过，塔楼的设计理想与实际施工方案依然有一定差异。建成的塔楼实高36米，塔盖的式样也比罗克格的招标方案更为保守。

在1908年前后，罗克格先后去过天津和厦门。在这两个城市，他分别设计了天津德国总会和厦门的美国海军招待所，后者的设计是罗克格受中国政府的委托进行的。在这之后的1910年，他参与了青岛俱乐部的设计。1910年以后，罗克格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了北京。他受聘设计了国会大厦和临时国会大厦、北京国际俱乐部、皇太子载洵的别墅。同时，他还参与了海军部大楼的筹建规划。国会大厦的设计，受到了朝廷的肯定并已开始动工，但由于后来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这座巍峨的巨大建筑，仅仅在完成了地基和土石工程后，就不得不宣告搁浅。

接下来的1911年，在德累斯顿的医疗卫生展览会上，罗克格按照中国风格设计了大清帝国的展览厅。1914年，罗克格完成了两件重要作品，一是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称帝加冕仪式设计了政事堂，二是受托设计改建了北京前门和皇城城门，后一件作品由于同时给前门城门上的箭窗设计上了一串半圆型的装饰线，使罗克格受到了空前的指责。

在北京的交通部着手按照罗克格的方案改造前门时，罗却回到了青岛。1914年秋，罗在日德青岛战役中被俘，在日本俘虏营中被囚禁6年。1920年，罗返回中国，继续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从事设计活动。1924年，在完成了德国驻沈阳领事馆和法国红衣主教的住宅等设计后，前后在中国工作了接近20年的罗克格返回德国。1946年，这个优秀的建筑师在柏林病逝。

和其他一些政府建筑师比较，海因里希•舒巴特（Heinrich Schubart）到达青岛的时间要晚许多。这使他失去了开发初期相对容易得到的机会，但同时也检验了他的创造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舒巴特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模仿者，而是可以保持艺术个性和城市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困难平衡的一个建筑师。这个年青的汉诺威人，在青岛工作期间，获得了把自己的设计激情释放在了市区著名山顶上的机会，并最终塑造出了新的城市轮廓线。

1878年出生在汉诺威舒巴特，成年后就读于汉诺威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191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光电学家斯塔克，1906年曾是这间大学的特聘教授。毕业后，舒巴特到了德国重工业中心鲁尔区的杜塞尔多夫为政府工作。1906年，28岁的舒巴特通过了营造专业的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一名合格建筑设计师。一年后，通过应征，他成功获得了前往青岛租界地担任海军政府建筑总监的职位。资料显示，1907年5月1日，舒巴特从热那亚启程，开始了前往青岛的旅途。

7月的晚些时候参加广西路总督府学校新教学楼的落成典礼，是舒巴特到达青岛后最早进行的公开活动之一。他和5名第一批取得了中学六年级毕业资格的学生一起，见证了为缓解欧洲孩子拥挤的就学状况而建设的新教学楼的竣工。此后，舒巴特参与了政府多项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莱阳路8号的海军军官俱乐部，应该是他较早负责的一个建设项目，这个出现在海角岩石上的独立建筑，填补了青岛城市中心和东部海湾别墅区之间的一段建设空白。随后在10月份，舒巴特开始负责台东镇毛奇兵营的建造，这是殖民地自1899年开始修建的第三个大规模的兵营建筑群。这个为安置第5骑兵连和海军第三营野战炮兵中队而进行建设的军营，在1909年1月21日建成并交付使用。在后来的一段时间，舒巴特还设计了一些小型私人住宅，同时为青岛的殖民地狩猎协会在距在城市中心15公里的地方，设计了一个舒适的狩猎俱乐部。可惜的是，尽管本地的研究者后来耗费了很多努力，却始终没能确定这个早已消失了的狩猎俱乐部的具体位置。

接下来，舒巴特施展建筑师才能的机会到来了，这一次他操练的地方不是在海边，而是在市区的一个山顶上。舒巴特最终获得参与的青岛帝国天文观象台工程的设计和建造，是欧洲天文台在东亚的一处重要观测点，同时也是青岛修筑在山顶上的最大规模的建筑体。德国国外船队协会为此提供了高达175000马克的捐助资金。从当时一份政府报告上看，这座天文台主体办公楼的设计，并不是政府直接委托进行的，而是经过了公开的招标过程，并且后来政府还公布了应征结果。舒巴特完成的设计，在很大意义上改变了城市上部的轮廓线，形成了后来人们熟悉的城市外观标识。

舒巴特在青岛的3年始终独自生活，除了建筑设计，他把一部分兴趣放在了对中文的学习上。1910年在合同到期离开青岛时，通过米彻尔森和慕兴立两位政府翻译官的帮助，他已经可以“想当不错”地使用中文进行交流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舒巴特在巴尔干和土耳其负责铁路和桥梁建设。1917年他结婚时，已经39岁了。战后，他进入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东亚研究会继续学习中国文化，并在1921年通过了中文口译的硕士考试。

在1928年的时候，舒巴特成为了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顾问。他的任务是为众多的政府公务员和官员规划住宅，同时，政府机关办公建筑也在他的指导下按照现代观点进行了建设。在南京，舒巴特参与的最重要的建设项目是中山陵，他建议兴建的一段长长的台阶，突出了主祭堂，在云雾缭绕的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南京和长江。

1930年秋，舒巴特把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接来中国。一年后，当他携同全家经青岛、北京重新回到德国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随着1937年12月南京被日军占领，在舒巴特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首都新行政和住宅区化为一片废墟。

【科尼希医生】

很长时间里，沂水路上的一个拥有精致塔楼的别墅，一直被认为是Gelpcke君王别墅。君王的招牌，扩大了这栋建筑物和其主人的神秘感，尽管，人们并不清楚这个君王是谁和来自何方。但是，随着本地学者王栋的深入发掘，君王最终被发现是南柯一梦。王栋的研究证明，Gelpcke君王别墅这个名称并不准确。该建筑原名Villa Gelpcke-Koenig，如果直译，的确是Gelpcke君王别墅，但是这里的Koenig，并非指君王，而是曾住在该别墅的总督府野战医院的主治海军军医哈利•科尼希（Herry Koenig）。所以，关于今沂水路3号建筑的准确名称，应该为Gelpcke-Koenig别墅，即格尔皮克-科尼希别墅。格尔皮克和科尼希，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人名。根据马维立《波恩通讯》里面提供的线索，这座在1899年就已建成的房子，最初是总督府为首位法官保尔•格尔皮克所准备的。格氏1898年夏天来到这里，很快就离开了。从1902年到1907年，在这里居住的则是科尼希医生。

在青岛的5年时间里，科尼希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直都住在这个政府提供的房子里。科尼希的这个住所，离他就职的总督府野战医院（今青医附院）很近。除了具有受尊敬的主治军医这个身份外，科尼希还负责这家正规的海军医院的行政管理。在阳光刚刚升起的早晨，科尼希和家人用过正式的早餐后，可以很容易地走到医院的办公室。但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科尼希在到达自己的办公室之前，通常需要先陪同女儿们骑上自行车，去天主教会专门为外国女孩子设立的一个学校上学。教团的修女们负责照顾包括科尼希医生和特鲁泊总督的女儿在内的48个女学生。

在科尼希参与工作的5年时间里，这个已完成全面建设的大规模官方医院，承担起了殖民地主要的医疗任务。但是，一直到科尼希离职，这家医院并不承担对本地中国人的医疗服务。那些数量很大的贫苦病人，被疏散到两家教会医院接受廉价的治疗。在其中一家由天主教建立的医院里，参谋部的医生马科林博士每天开诊3小时。

后来，回到德国的科尼希，曾经出版了一本记载包括有其在青岛担任主治军医和医院院长期间经历的回忆录，但很遗憾，目前本地的研究者并没有获得阅读这本科氏个人生活记录的机会。据说，科尼希1926年出版的这本图书，记述了自己随伊丽莎白号大帆船环球旅行、东非德国殖民地和青岛的生活。

我们注意到，到1902年的秋天，野战医院装有暖气设备的第三病房已接近完工，在这个设备齐全的病房里，除了值班医生的宿舍外，还有一间为病人举行礼拜活动的小教堂。到这时，医院正常设置的病床已有208个床位，这其中包括了在一幢棚屋中临时安置病员的32张床位，由殖民地病员护理妇女协会派出的四名护士，在这里进行忙碌的工作，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与此同时，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一幢医院办公楼也已建筑完成，里面包括了医院职员的公费宿舍。实质上，科尼希接手的是一个完整并设施优良的医院，这里甚至还修有花园。他接下来的工作，是保证医院高质量和高效率的运转。比如，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的一份政府年度报告，曾经记录了医院进行的阑尾手术。报告特别提到，不下42例动过手术的人，都获得了康复。显然，这份报告的写作者相信，在科尼希的主持下，那个时期野战医院的工作是可以信赖的。

似乎，科尼希对自己在青岛的生活，也表示了满意。在一张拍摄于科尼希时代的照片上，科尼希居住的别墅已楚楚动人：屋顶和塔楼之下雪白的外墙和对比明显的木构架装饰，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诗意化联想。应该是在1905年之后，科尼希的邻居们开始多起来，先后有海军营军官、外交官、商人和避难的政治家住在了这里。至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间在沂水路酿造出更多故事的时候，淳朴的科尼希别墅依然拥有其无可替代的风采。

科尼希医生在这里的故事，随着沂水路3号别墅主人的更替，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许多年以后，当人们试图试探着去寻找他的一些可以提供稍许细节的活动影象时，发现这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科尼希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他走过的街道和他工作过的医院，都没有给他留下记忆的空间，在整个城市，人们看不见任何关于这个海军医生曾经停留过的踪迹。

科尼希医生居住过的沂水路3号别墅，据说1913年后成为逊清多罗特氏升允的王邸。

升允（1858～1931）字吉甫，号素庵。姓多罗特氏，清蒙古镶蓝旗人。曾祖富明阿，通州副将；祖色普真，前锋参领；父纳仁，工部侍郎。升允承先祖之遗泽，又以举人出身，深受清廷信任，历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而在这之前，升允曾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章京，不久以候补道资格出洋，出使过欧洲各国，对西方的学校、工厂、商业、农业、市政建设等等，都有感性认识，这为他日后在甘肃励行新政，奠定了基础。

升允的光荣，和大清国的落难互为因果。当年落难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起驾回銮时升允随扈进京，1902年2月26日才回陕视事。1911年10月22日西安爆发起义，升允未在城中。他一边向陕西革命军捐银两万两并致函声言赞成革命，一边却只身逃往甘肃平凉，电告陕甘总督长庚，表示誓死效命清廷。重新夺取西安的行动失败后，升允带着家眷逃往西宁，辗转经东北、西伯利亚流亡到日本，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并成为宗社党复辟清王朝的重要人物之一。1913年春升允潜回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纠集旧部并联合沙俄及蒙古王公阴谋起兵恢复亡清，未得逞。同年12月潜入青岛，继续进行复辟活动。

本来，科尼希医生在沂水路3号别墅遗留的咖啡气味，以外交官身份曾在圣彼得堡等地呆过的升允并不陌生，可此时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所以咖啡之类零碎，始终引不起他的兴趣。我们从升允发自青岛的一封亲笔信中，可以大致看出期间他参与的一些颠覆共和制度的活动踪迹。升允被时间淹没了的政治野心和抱负，跃然纸上。在信中，升允给新疆都督杨增新、蒙古族郡王帕拉特、甘肃都督赵惟熙、宁夏镇护军使马福祥、那王彦图、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嘉木养禅师、绥达将军张绍曾、热河都统姜桂题等人发出讯号，说他已联络到散落在20省的遗老遗少，图谋恢复清朝统治。但和这期间青岛广泛存在的大量复辟阴谋一样，升允的新一次图谋，最后依然没有成功。到了1917年，矢志不移的升允在青岛继续努力，他寻求到日本守备军司令官的支持，并去上海找郑孝胥秘密商议，同时致函正率兵入京的辫帅张勋，督促其抓住“机会”宣言复辟。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第二天升允即获授大学士。然7月12日昙花一现的复辟失败后，升允再次亡命青岛，慨叹无力回天。也许，到了这时候，他才真正品味出杯中咖啡的苦滋味。1931年夏天，这位为复辟多年奔波的多罗特氏，死于天津租界内。升允死后，废帝宣统赠谥曰文忠。溥儒为其作《神道碑》，云“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

1922年北京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沂水路3号别墅曾设立培基医院，院长为钱培基医生，楼上为病房，楼下为诊疗室。到20世纪50年代，这里成为了青岛日报社职工宿舍，后来在庭院内加建起了新楼。

【建造港口的人】

埃米尔·里希特恩（Emil Rechtern）在青岛逗留的时间很短暂，所以，把里希特恩1899年的这次历时几个月的青岛之行称为访问，是合适的。实质上，作为柏林德国政府海军部的技术官员，里希特恩对青岛港的建设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所以，即便是从职务范围和管理权限上看，他在1899年的青岛之行也符合访问的性质。

根据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向青岛的城市史研究人士提供的线索，里希特恩1839年5月7日出生在不来梅近郊。1876年他成为威廉港的海军建港顾问后，威廉港的军港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在1891年的时候，里希特恩被提拔到柏林德国政府的海军部。所以，当1898年在青岛建立一个现代港口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有关方面希望得到有经验的里希特恩的支持，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实质上，存在着海军部曾向里希特恩咨询过的证据，这包括了青岛的港口应该建在哪里，以及如何建设等专业问题。而后来里希特恩的青岛行程，显然也与港口有密切关系。

在里希特恩到来之前，青岛港口的建设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根据把大港建在胶州湾中的计划，1898年的年底，政府方面就开始由妇人岛及与其毗邻的位于西南方的一个暗礁所在的水域之间填筑一道石坝。这道石坝将构成港内抵御强大西北风侵袭的防浪堤的主要部分。石坝工程所用石料，分别来自沧口以北的采石场和在俾斯麦山北新开的一个采石场。一条铁轨由采石场通往海岸，石料则一个活动的倾翻架装上车辆，以方便在所需地点翻卸。

1899年秋天制作的政府报告记录，当年的夏季里，测量技术部门对港湾水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这次勘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搞清楚在海平面下多深的地方才能触到岩石，因为这可决定需要疏挖的港湾的水深。在开工前进行的钻探取样，初步结果已通过在大约延伸4平方公里的水域内的勘查，获得了满意的证实。到报告完成时，勘查工作已经结束，而码头的最终设计方案，也可以提出了。

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希特恩出现在了青岛。

在到达青岛之前，里希特恩实际上不仅仅接受过一般性的咨询，他也曾经被要求去青岛直接指导或监督那里的港口建造。但是，这个要求被里希特恩拒绝了。人们不确切知道里希特恩拒绝担任这个职务的真正原因，但从年龄上推断，他在接近60岁的时候如果长时间被派出在一个待开发的殖民地任职，可能有相当的困难。从研究者后来掌握的实际情况看，里希特恩的健康状况可能并不是很好，因为在拒绝了去青岛任职的5年后，他就去世了。但是，没有亲自监督青岛的港口建造的里希特恩，还是认真地选择了一个能干的技术官员去了青岛。1898年5月16日，受里希特恩派遣的筑港工程师乔治·格罗姆施来到青岛，成为青岛建港部门的首位负责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格罗姆施对港口的建设过程和大港最后如何完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他反对改变最初计划里的一号码头和二号码头的走向等。

里希特恩1899年在青岛活动的具体细节，研究者目前还没有获得可信任的记录。据说马维立博士在里希特恩的孙女那里得到了里希特恩的日记，但尚不清楚那里面是不是涉及了里希特恩1899年访问青岛的内容。在青岛的几个月，这个60岁的海军港口建设顾问的行踪，被胶州湾的海浪淹没了，人们不知道这中间是否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史实。文件显示的是，在1899年秋天的时候，海军胶州政府计划的工程修建速度是，当山东铁路由潍县修到青岛港并交付使用时，这个港口应能对若干艘大型船只提供有蔽障的泊位。同时，政府希望妇人岛至暗礁之间达到高水位线的石坝工程，可以在1900年的早些时候完成。那样，就可对港湾内域进行有效的保护，以使政府船只、私人舢板和帆船可在这里得到安全的停泊。

最终由维林公司获得了的港口建设工程后来进展顺利，1904年3月6日I号码头投入使用，胶州总督以及山东巡抚周馥都出席了竣工仪式。随后II号码头也在1906年完成。里希特恩应该获得了I号码头建造顺利的消息，但他却不知道胶州总督关于为“殖民地历史一个如此重要的阶段”立一块纪念碑的想法，他没有活着看到这个码头的最终建成。1903年5月3日，里希特恩在柏林去世。

和作为铁路工程师与青岛发生联系的锡乐巴一样，以筑港工程师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斯提克弗茨，接受的都是独立商业机构的委派。连接锡乐巴的是山东铁路，而围绕着斯提克弗茨故事的一直是青岛港。和之前已经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的锡乐巴不同，斯提克弗茨对与这个陌生城市的遭遇缺少准备，并且，他似乎算不上喜欢这里。

约翰·斯提克弗茨（John Stickforth）所服务的，是汉堡的维林公司（C. Vering Co. &），这个公司在早些时候青岛的一些出版物上，一直被翻译成回利格公司。早在1875年，维林还是不来梅的一个不出名的铁路工程师，可能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不确定的考虑，后来他开始转行从事港口建设。1879年，维林在威廉港参与了海军码头的大规模扩建工程，1883年至1889年，他则在汉堡建造了3个远洋轮船的港池。之后，他还参与了耗资3200万马克的北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工程。

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建造一座可以通行大型军舰和远洋轮船的现代化港口，便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此前，虽然中国军队早在1892年就已经建造了一座伸入大海的栈桥，但这座简易的军用码头仅能靠泊吃水很浅的小型船舶。经过柏林海军测量部的考察勘测，新港口最终选址在胶州湾内，原因是那里夏天不受东南季风和可能到来的台风影响，冬季也可以躲开强劲的北风。

筑港的首要任务是建造一座巨大的半圆形防波堤，以保护锚地免受北风的影响。这座防波堤的建造开始于1898年10月29日。1899年，防波堤的建筑工程由施密特公司接手。

早在1898年5月，受海军部建港顾问埃米尔·里希特恩的派遣，格奥尔格·格罗姆施就成为了胶州总督府筑港工程部的首位负责人。5月16日，格罗姆施来到青岛。随后，格罗姆施制订了整个大港，包括后来的半圆形大防波堤和I、II号码头的建设规划。维林公司的出现，基于格罗姆施和总督府的一个共识，这就是他们都认为，大港工程的建造，应交由一家私营公司来完成，而来自汉堡的维林公司恰好符合要求。

1898年11月23日，维林在汉堡和海军部进行了首次会谈。结果维林表示愿意负责建造青岛港，并提出把工程师约翰·斯提克弗茨派往青岛。在1896年的时候，斯氏已经考察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但随后进行的合作并不顺利，斯提克弗茨在1899年来到青岛后只看了看施工现场，就离开了。显然，在一些我们不十分清楚的关键环节上，他和格罗姆施或者叶施克总督没有取得一致。这样，青岛方面便决定取消与维林公司的合同。

原本，斯提克弗茨短暂的青岛接触，就会以匆忙的方式结束了，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却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原因是柏林的海军部无法再找到另一家愿意建造青岛港的德国公司，只好回过头来，再与维林公司商榷。据说，在这个有利的时机，维林问斯提克弗茨，工程的造价会有多高？斯氏的估计是8501000马克。但维林回答，这根本不够。最后，维林向德国政府提出了他的报价：9519250马克。经过长时间的磋商，1901年3月25日，德国政府最终在汉堡与维林公司签订了合同，同意支付9336840马克的建港费用。这样，约翰·斯提克弗茨就重新回到了青岛，和他的助手弗里德利希·施瑙克一同负责起了码头工程的建造。

在斯氏的组织下，1904年3月6日I号码头投入使用。当天，总督在竣工仪式上对施工公司的“各位先生”表示了感谢，并“感谢全能的上帝迄今给予我们事业的护佑，祈求他将其护佑和支持的手保持在这项工程的始终”。上帝继续帮助了斯提克弗茨，在1906年，II号码头工程获得完成。

在重新回到青岛的开始阶段，斯氏住在现武定路北端的维林公司别墅，大约在1905年前后，他搬到了沂水路5号。斯提克弗茨有三个儿子，由于受到筑港工程师这个职业的传染，他的儿子们便在青岛的德国学校里有了Mole1（一号码头）、Mole2（二号码头）、Mole3（三号码头）这样的绰号。结束了青岛港的建设后，斯提克弗茨在1909或是1910年的时候离开了青岛，在此之前，施瑙克已于1907年回国。离开青岛前，斯氏把自己在沂水路的房子卖给了希塔斯·博拉姆拜克公司（哈利洋行）的董事奥古斯特森（Augustesen）。后来，维林公司就从所有的记载中消失了，看不到一点踪影。

1925年，受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的邀请，当年的筑港工程师施瑙克又回到青岛，并从1927年2月起担任青岛港的顾问工程师，直至1937年在青岛去世。就在施瑙克去世的前一年，于1934年开工的大港III号码头在2月10日举行了竣工典礼，而这项工程同样是由德国工程师沃尔特·伯特舍尔负责建造的。

第三章：没有彼岸的漂泊

一个人和一条街的联系，就象一个人和自己的影子，但是，一条街和一个城市的联系，情况就要复杂的多了。比如，从火车站一出来，兰山路就和你打招呼了，天气好的时候，你冲着车站饭店的塔楼就过去了，雾气弥漫的时候，你辨别方向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在这个城市，迷失的事情经常发生。恰巧，在过去的100年中间，兰山路就是一条时常雾气弥漫的街道。

在城市浓雾中迷失的，其实是兰山路自己。

从火车站开始的地理叙述，到了兰山路才真正进入城市，然而，时间可以依附的地上标志，现在已经不怎么容易找到了。偶而在某个地方会发现一点什么，但也完全没有了整体的意味，象片落叶腐烂在泥土中，难以再拼接出当年的茂盛。

时间的烟雾实质上很快就将兰山路的故事淹没了。走在曾经很熟悉的兰山路上，心情倒是不怎么容易被扰乱，因为，在我的所有记忆里面，这里没有过去。关于这里文献和传说中的闪电一般的繁荣，我不在现场。

【雾气弥漫的街道】

从出现到现在，兰山路始终很短。

在地理上，兰山路和南面的太平路，北面的湖南路、湖北路，形成了以火车站为起点，由西向东进入城市的途径。兰山路的西头，就是火车站钟楼。从钟楼旁边的出站口出来的人们，站在车站前广场上，最先看见的肯定是象路标一样嘹亮的车站饭店。它的头顶上，有一个塔楼的尖顶。从这里开始，就正经八百是我要叙述的兰山路了，一个从车站到城市的空间过渡，也是这个城市在刚刚萌芽时，很多的投资、投机商人和窘迫的冒险者的希望之地。

有大约10年的时间，这里是半个亚洲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实质上，经铁路完成了疲惫的长途旅行的人们从火车站出来，沿着这条路向东走没有多久，就会看到著名的中山路了。和兰山路同时出现的中山路，是一条宽阔的南北大道，沟通了从早期的临时码头到北面砖瓦窑场的联系。在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几乎所有的大事件，都和这条不断变化着大道发生了深刻的纠缠。这些纠缠，构成了我在这本书中准备讲述的大部分故事的主体。而在地理和时间逻辑上，中山路恰恰就是兰山路的延续和扩大。在兰山路很快就失去光彩之后，兰山路的所有精神和品质，都被中山路继承并丰富了。穿过中山路，兰山路的引导使命就基本结束了。在这个城市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兰山路完成使命的标志，是在浙江路南端路口今天依然幸存的一个国民政府的会议中心。

2004年5月的晚些时候，当我的朋友王栋在兰山路北面一家报社的办公室里面，试图进行我在前面已经讲述过了的山东铁路的原生态拼接时，我和方书衡正在这条路上为一个老人而感动。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个老人是在一个雾气弥漫的下午。老人的位置，在马路的北面，身后是一座70年代建设的住宅楼。这是一位看上去已经年龄很大了的老人，穿一件白色的衬衣，身体和地面之间，是用木头做的凳子。老人就这样稳稳地坐在上面，一动也不动。坦率地说，最早，就是老人的这个姿态，吸引了我和方书衡。我看见，老人的表情非常平静，看不到一点的不祥。雾气慢慢蔓延过来，慢慢把老人包围。有那么一刻，我动了给老人和街道拍一张照片的念头，但随后我就放弃了。我觉得我不应该打搅老人此刻的宁静。

然而，我的机会就在这一刻丧失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个老人。

三天后，我再次经过那里的时候，我注意到，在离老人在那个雾气弥漫的下午坐着的地方不远，一辆火葬场的灵车，在等待运送亡灵。我发现，被推进车里的，正是我三天前看见的老人。

我上前问了一下在送别老人的邻居，他们说，老人是昨天去世的，还差几天就82岁了，在这里已经居住了40多年。

老人走了。我没机会认识，也不曾说过一句话。

我不认识的老人，带走了那个雾气弥漫的下午的祥和，也带走了他自己在兰山路上的所有故事。尽管我知道，在老人来到这里之前，这里就已经蓬勃地展开了故事；尽管我也知道，在老人离开这里之后，这里依然还会继续进行着自己的故事。

在自己的童年时代，兰山路上没有死亡。不仅没有死亡，写在这条时常有雾气弥漫的街道的外表上的，尽是新世纪的灿烂曙光。显然，我这样的描述不是猜测，根据《胶州发展备忘录》（1899年10月至1900年10月）的记载，德国帝国法院这期间在整个城市处理的破产案只有三起，其中两起是因为破产者在商务经营中不负责任而引起的，另一起则似乎是由于破产者遭到了外来不幸以及缺乏经验而造成的。而同一报告另外显示的愉快信息是: 这个年度使用城市电话设施的用户已达40个，平均每天通话231次。

1900年5月起，包括兰山路在内的市内主要街道和洋行、居民住宅，已经有了电灯照明。

我有时会想，满大街的洋行，满大街的商机，满大街的货物，满大街的泥泞和尘土，这样一幅图景构成的，会是一种怎样的日子？在这条街上，黑夜里电灯照亮的是一些什么东西？这里什么时候有了汽车？什么时候有了警察？什么时候有了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洋人的平常的对话？实质上，这可能就是1904年前兰山路的真实面目。在那时，兰山路就如同一根麻绳，一头牵着刚刚启动的火车站，一头挂着羽毛未丰的中山路，自己身上还叮叮当当地栓着来自大半个欧洲的各种宝贝。

在欧洲人眼里，这就是一个欧洲飞地。在这个地方，欧洲人准备组装一辆帖满了德国标签的奔驰汽车。尽管。在1904年的时候，包括德国议会和德国的青岛总督在内的很多人，对这辆奔驰汽车能够以怎样的速度进入经济赛场，依然没有十分的把握。然而，机会毕竟出现了，对德国在亚洲的这个梦寐以求的商业机会，没有人会放弃。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兰山路的光荣和梦想，曾经被不止一本的旅游手册和访问笔记描述过。这其中，就包括了两个英国人在1910年的感受：“走过栈桥向西拐，便到了霍恩佐勒路（今兰山路），其右侧是建筑优美的帝国海关大楼，紧接着依次是哈利洋行、德威洋行；左侧是海关事务所与海关仓库，接下来是顺和洋行、礼和洋行、紫普杰克洋行和兴泰公司等商号，它们一直延伸到太平海岸之处。在车站附近，面对着车站广场的是车站旅馆，这幢旅馆是位于霍恩佐勒路最尽头的房子。”

F·帕默和M·克里格的行走印象，被收入了一本名为《青岛》的旅行笔记里，成了普通欧洲人对兰山路的最早记录之一。

2005年年初，在青岛当地网站的一个论坛上，王栋曾应一位网友的请求，依据一张从中山路与兰山路口向西拍摄的历史照片，部分还原了兰山路在100年前的初始格局。我发现，被王栋仔细注释过的这张照片所显示的街道内容，和两个英国人在1910年的叙述基本一致。但是，和这两个英国人的考察明显不同的是，王栋同时指出了它们的衍变以及终结。

现在，我们就沿着帕默、克里格和王栋三个人所共同指引的方向，来从东到西去体味兰山路走过的100年。在这张照片上，街道右面的一侧，是北。于是，我们跨越时间的雾街旅行，就先从北侧开始了。

右首最前面的建筑，是建于1901年的胶海关最早的办公楼，设计者被认为是时任胶海关税务司的阿里文。在当时，阿里文是个有名望的资深海关事务专家，来青岛建立胶海关之前，他已经为中国海关服务了很多年，深受北京中央政府的信赖。在阿里文的领导下，胶海关在这里滋长的时间，超过了10年。这最初的10年，应该也是兰山路高度集中财富光芒的最快乐的日子。在这些快乐的日子里，阿里文和胶海关始终置身在光芒中间。随着港口的北移，胶海关1911年迁移至大港。1914年4月，这个举足轻重的税收机构进入到刚刚落成的大港新办公大楼。胶海关的原址，1920年代成为兰山路小学。1939年，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里，这个曾经担负了重要使命的建筑终于被拆除，改建成了日本海军军官的一个俱乐部。这个曾被叫做“水交社”的日本水泥建筑，在1949年后成了市委招待所。1992年，原来的市委招待所亦被拆除，原址的土地在闲置了10年后，这里着手建筑了一个试图追求新高度的商检大楼。

胶海关的西邻，是明显带有殖民地建筑风格的海关公寓大楼，这个公寓的设计者，也是阿里文。从当年的图片上看，公寓共前后两座，式样相同，前楼在1992年拆除旁边的市委招待所时同时被毁，后楼拆除的时间则不详。这样，在1992年的时候，胶海关陆续建设在兰山路上的所有设施（包括海关公寓对面30年代晚期被拆除的海关事务所和保税仓库），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在这里，胶海关就象自己的这个名字，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由海关公寓再往西，越过当时称汉堡大街的河南路，路口的塔楼建筑便是著名的哈利洋行（西塔斯·博拉姆拜克公司/Sietas.Plambeck&Co.）。哈利洋行大楼建筑于1900年至1901年间，显著的标志是路口拐角的塔楼，在通向火车站钟楼的兰山路上，它传递的信息明确而又肯定。在1914年以后，哈利洋行大楼的经历，就是另外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了。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整整80年后（1980年或者1981年），这个标志着兰山路的光荣和辉煌的两层大楼，被毫无阻拦地拆除了。在拆除了这个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的哈利洋行大楼后，产权单位在原址重建了中天宾馆。

接下来，哈利洋行的西面是埃博尔哈德特·博尔维希公司（Eberhardt，Bollweg&Co），其中文名字，被王栋翻译成了德威洋行。对这个已经被时间模糊了的德威洋行，王栋和我都试图找到消失的时间，但是，没有结果。王栋从建筑被拆除后在原址重建的房子推测，德威洋行建筑应该消亡在混乱的文革时期。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推测。

从德威洋行再往西，穿过一条无名小路，在今火车站地铁综合楼的位置，原是一处带庭院的两层别墅。王栋相信，这里最早应该是山东铁路公司某高级雇员的住宅。到了这里，兰山路北侧的风景就打住了，将一个更开阔的空间，交付给了火车站广场。约1998年时，这个山东铁路公司的别墅被拆除。

现在，让我们回到兰山路东端，继续这条街道的南侧旅行。兰山路的南面是海，街道左面陆续完成的建筑，则成了阻挡视线通向大海的屏障。这样的结果，显然就使得作为街道的兰山路的功能完善了。

街道左首，海关公寓的对面，是早期海关的保税仓库。仓库很平常的样子，看上去没怎么用心。但是在当时，这个海关保税仓库，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大概早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建筑物就被拆除了。原址重建了日本海军的一个司令部。

经过海关仓库，再越过河南路，路口上就是顺和洋行（施瓦尔泽科普夫公司/F.Schwarzkopf&Co)。那个位置就是现在的河南路2号市委宿舍。规模适度的顺和洋行建筑于1899年至1900年间，1914年之后的用途不详。1952年时，该建筑被拆除，改建成了市委机关宿舍。在8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就是在这里和画家初建讨论绘画的。1952年时改建的这个机关宿舍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甚至也找不到苏联老大哥的影子，所有的目的都集中在了实用上。但是，在居住空间还非常紧张的80年代，初建家里的宽敞和舒适，依然叫我羡慕。

在顺和洋行消失前，它的西侧就是建于1900年至1901年间的禅臣洋行（Siemsen&Co.）。禅臣的名字，在青岛不亚于哈利，它们都是这个城市早期的贸易旗帜。禅臣洋行的建筑，从南面的太平路海岸上看，正好在现唯一幸存的礼和洋行的西侧。这个礼和洋行，后来成了河南路小学，从海岸上看，它则紧密地依靠在了市委机关宿舍的西侧。然而，在弄清楚禅臣洋行的位置之后，我们却看不见它了，在这处建筑的遗址上，王栋注明：拆除时间不详。

到了禅臣洋行，兰山路和火车站之间的步伐就明显加快了。王栋估计，在禅臣洋行和车站旅馆之间，当时大概还有两至三家洋行，除了两个英国人在1910年记录下的紫普杰克洋行和兴泰公司，不知道还有没有遗落的。

现在，在这里，被时间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车站旅馆。

孤零零的车站旅馆，尽管经过了修理，但却依然象个被遗弃了的传说。

在2004年5月的最后两天，一个我不认识的老人在兰山路去世了。然而，早在这位老人出现在兰山路上之前，这条曾经闪烁着财富光辉的街道，就已经死亡了。

【胶海关税务司的青岛想像】

在兰山路早已烟消云散了的往事里面，阿里文和胶海关的故事，无疑最富有悬念。

这个富有悬念的海关故事，是打开兰山路这把被雾气腐蚀了的锈锁的钥匙。

中国海关的历史可上溯至1860年。当时的海关按欧洲模式组织，开放港口的税务司由欧洲官员充任。1898年，整个胶州保护区宣布成为自由港。所有由海路运进或运出青岛口岸的货物，均不征税。若货物运进中国内地，或由中国内地运进胶州保护地，再由海路进往他处，则须照章完税。关境以保护地的势力范围为界。为了简化关界的征税过程，德国总督府主张在青岛设立一处“总理一切”的中国海关。

说到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必须交代一下，这就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根据《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规定，中国海关最初的负责官员都是由欧洲人担任的，其中，第二任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尤其引人关注。

从1861年赫德代理总税务司起，直到1911年，赫德位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50年，按照某种习惯的说法，赫德成了“英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然而事实上，50年中间最重要的当事者清政府，在对赫德的评价上却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认为其“在中国总司榷务，宣力有年，卓著成效，国家深资倚重”，“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这个评价，在90年后得到了一位学者的支持。邱克在他所著的《局内旁观者：赫德》中认为，赫德引进西方先进事物的活动，在客观效果上显然有利于中国的进步。邱克以赫德利用海关开拓清政府外交为例，认为赫德“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对传统封建外交进行改革，促成了西方近代外交的某些思想和制度在中国的移植，也增进了清政府官员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他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应当说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邱克：《局内旁观者：赫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和邱克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赵长天。2003年文汇出版社出版的赵长天著《孤独的外来者》一书所介绍的赫德，看法上也和当时的中央政府颇有接近之处。在副标题为《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书里面，赵长天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在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沒落封建帝国气运将尽的时刻，苦心孤诣推动着它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赫德”。（见《文汇报》2003年11月7日王继志文）

赫德的例子表明，即使在已经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外国雇员效忠于所服务的国家也是可能的。同样的例子，还有美国人蒲安臣。1867年，经奕訢等人举荐，蒲安臣被任命为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出任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出访欧美各国的使团负责人。在美国，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相比较而言，这个“续增条约”被称为“最无损于中国的一个条约”。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这个“局内旁观者”的贡献，汪敬虞在《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中间，就对赫德“从精心营造海关这一活动大本营，到利用海关广泛介入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的历史过程，剖析说，赫德的一切活动，完全是为了满足和维护侵华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在华利益。（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与此同时，陈诗启对赫德的结论也与邱克和赵长天完全不同，他认为：总税务司业余外交活动的结果，牺牲了中国的权益，稳定了英国在华地位，维护了满族对汉语的统治，扩大了总税务司的权力。至于中国的外交地位，不但没有改善，甚至是大大低落了”。（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看起来，要弄清楚赫德的问题，也并不简单。其实，在我看来，一个英国人在你这里服务了大半辈子了，辛辛苦苦，任劳任怨，自个没图什么，还干了不少“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好事情，就凭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个基本的敬重？比较当时大清国自个的一些高官要员，这个英国人赫德身上的“自觉性”和“先进性”，或者不也正可以作为一种“榜样”？

当然，在1898年春天的时候，赫德自己并不知道这些。

那个时间，他在忙活胶海关的筹备。是春，来访的德国亲王曾经在北京和赫德见过一面，讨论了在青岛设立海关的可能性，并请赫德帮助疏通北京总理衙门的关节。

关于筹办胶海关的主要人选，应该就是那时确定的。在赫德所熟悉的海关官员中间，他选择了德国人阿里文。恩斯特·阿里文1847年出生在德国希尔德斯海姆，是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熟悉海关事务的资深专家。自1868年起，阿里文已经开始在中国生活，并为海关工作。显然，阿里文的职业水准和持续的敬业精神被得到了肯定。因为，早在1887年时，他就被任命为海关税务司。

1898年8月15日，奉赫德之命，阿里文由宜昌海关调来青岛筹办设关事宜。随后海关总税务司署又调派洋员4人、华员8人来青，协办设关。实质上，有关青岛设关的事宜，直到1899年的4月的早些时候，总理衙门的态度并不明朗。所以，阿里文前期的工作，是以赫德的调查员的身份进行的。通过赫德1898年10月10日致总理衙门的申呈可以看出，至少在这之前，阿里文在青岛已经拜见了德国总督，并“颇蒙优待”。

阿里文来青岛之后，租借了东海常关青岛钞关码头办公地点的四栋平房，临时作为了办公室和宿舍。那个地方后来被专家们确定为在现在的青岛人民会堂附近，当时，那里的重要性就象一个人的心脏。有了临时办公室，阿里文随即开始筹集资金，并与东海关道台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共同勘定关界。1898年10月10日，阿里文与东海关签署了勘界协定，据此确定德国青岛租界地全部为未来海关的管辖区。完成这一系列工作的时候，阿里文来青岛还不到50个工作日。

与此同时，阿里文也开始了兴工修建兰山路上的海关公署办公楼及海关职工宿舍的计划。在当时，这已经算是一项规模不小的建设计划了，在整个海岸线上，阿里文的海关工地所制造的尘土，成为了一种弥漫开来的希望。当然，当阿里文的海关公署办公楼的工地开始施工的时候，兰山路还没有出现。对兰山路，1899年还是街道元年前的黑夜。

从1898的冬天到1899年的春天，阿里文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盖房子，而是草拟了《青岛设关征税办法》。这份文件规定，青岛海关税务司由德国人充任，所用各项洋员宜选派德国人，与德国人文函来往均用德文。同时，文件对进出青岛的国货、洋货的征税办法，也做了规定。

1899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正式会订了这份文件的实施计划。

1899年的4月26日，总理衙门原则上同意了赫德在青岛设关的方案，同时就《青岛设关征税办法》提出了少许的修改意见，3天后，赫德申复总理衙门，表示认同修改意见，并通报决定补授阿里文税务司之任。至此，胶海关浮出水面。

1899年4月17日海靖与赫德在北京会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的原始文本，经总理衙门4月26日的提议，文本中间出现的4处“德国属界”，已一律参照《胶澳租借条约》修改为“德国租界”。这是总理衙门对这份文件提出的唯一修改意见。1898年10月至1899年10月的年度《胶州发展备忘录》，对这份“有关与中国内地往来的海关协定”，也有详细的说明：青岛港以及整个保护区还像过去一样具有严格的自由港的性质，并且在将来也应保持不变。正如在去年的备忘录中已经简单地讨论过的那样，现在向这个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即要处理好这个无关税地区和具有严格的关税限制的中国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1899年4月17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在青岛设立中国海关的协议就是旨在处理这种关系的。以这个协议为基础，青岛总督和中国海关关长商定了一个适用于德国胶州地区的临时关税规定，其中也包括对于进口鸦片、火药和炸药等类商品的特别规定，以及通过邮政代办处进行海关检查的规定，这些规定已在1899年7月1日生效。

1899年7月1日，胶海关正式对外办公，阿里文为首任税务司，管理全关行政事务。在东海常关青岛钞关码头的四栋平房里面，阿里文将新的胶海关内部机构分为了内勤和外勤。胶海关设立后，依照勘界协定，青岛地区诸海口原属东海关所辖租借地内的常关分关及常关分卡或代办处，先后归胶海关管辖。

1899年，在组织建造兰山路办公楼的同时，阿里文自己住宅的兴建计划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阿里文选择了规划中的城市别墅区和海滨浴场区的一个最佳的地段，那里离总督临时居住的瑞典木屋不远。建筑频临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海湾，高居于总督和总督副官住宅之上。从刚刚在栈桥码头北面筹建的海关兰山路办公楼，阿里文顺市区的山路过来，很快便可抵达。而在1901年秋天兰山路办公楼完成前，阿里文从临时办公的码头平房，到这里的距离就更近了。阿里文自己设计的这所住宅背靠山的屏障，东南方则面向大海，可远眺海湾、沙滩和跑马道，符合所有的风水原则。在住宅的基石上，阿里文清楚地用一段中文表达了自己的快慰：“光绪贰拾伍年阳月造。陡坡高岗，频临南海。筑室于此，宜其遐福。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志”。

光绪二十五年阳月，是1899年的春天。

1901年8月10日，胶海关所建兰山路办公楼和职工宿舍竣工。就在这些新建筑交付使用前的4天，青岛遭到了一场台风的猛烈袭击，前海的一些建筑工地、新建的码头、堤坝及停泊胶州湾的船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没有资料显示台风对胶海关的这些新建筑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倒是在部分意义上显示了设计者阿里文的技术水准。甚至，连这场台风，最后也成了阿里文和胶海关的这个新出场计划的一部分。经过这场不曾预料的台风的洗礼，胶海关正式宣告了自己在兰山路事业的开始。

1901年10月，胶海关设小港分关，在大赵村、流亭集设立陆路缉私分卡及台东镇火车站征税处。同年12月，阿里文主持编制的首期海关《1892～1901年十年报告》完成。这份十年报告的内容包括了十年内贸易变化、各项贸易报表及统计数字，以及海关税收数据。

1903年6月11日，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为税务司阿里文等人请功事，云“窃查胶澳地方，本系东海关分口，自光绪二十五年设立胶海关，征收洋税改归税务司经理，并代征常税厘金。当开办之初，改订税章，商情惶惑，且设关在德国租界以内，与他关情事不同。税务司阿里文经营创设，处事精细，井井有条，宅心忠实，尤为难得。帮办艾瑞时，知州姚赞元襄助维持最为出力。迄今三年有余，税收日见畅旺，实属始终勤奋，办理得法。”“查南北洋各关税务司征收洋税出力，迭经南北洋大臣奏请奖励，均奉谕旨允准有案。胶海关事属创办，尤为繁重，阿里文等奋勉从公，有裨时局。臣有稽查税务之责，自应援案一体奖励，相应缮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示优异。除将履历咨呈外务部，并咨吏部查照外，谨会同北洋大臣臣袁世凯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谨将胶海关征收税厘出力人员缮单，恭呈御览。”

早期的时候，胶海关所征洋税，按季结算，按其总额的四、六分成。将其中四成按季度通过海关指定的银行解缴部署。大清国还在时，洋税解缴的是户部、度支部，辛亥革命来了，胶海关解缴洋税的地方就成了国家财政部。其余六成洋税，除支取胶海关所用经费外，与常关厘金一并存储，听候拨用。

海关征收税款是由缴款人持海关所开列的税款缴纳单到指定的银行付款，银行收到税款后，即开具税款收据，由缴款人递回海关交验收存。为方便客商缴纳税款，海关银行多在海关公署内设办事处，由各银行派职员常驻办理收税事宜。胶海关开办初期，青岛只有德华银行青岛分行一家银行，所以，德华自然成为了海关银行，经办常、洋税款的收存。阿里文与德华银行订立了一个合同，所收税款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免收汇费，按季度拨交德华银行上海总行收存生息，听候总税务司拨用。1905年4月，青岛开办了谦顺银号，拥有资本金胶平银10万两，经山东巡抚与外务部同总税务司交涉，1905年6月开始将胶海关当年度代收的民船常税厘金由德华银行拨交谦顺银号。至此，常税厘金款项遂改由谦顺银号经办。后经中德双方官员磋商，1906年4月1日开始，胶海关税款改成了由谦顺、德华分储。凡商人交纳课税或赴德华、或赴谦顺，任听其便。而常税、厘金款项仍拨归谦顺银号储存，谦顺银号和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均在海关办公楼设立了收税处，关税存款按二厘计息，免费汇兑。1909年，经山东巡抚交涉，以国家银行身份出现的大清银行的青岛分号成立，并即与德华银行青岛分行、谦顺银号分摊海关全部税款的收存事宜。

1911年6月25日，胶海关至谦顺银号提款时，发现其款项周转不灵，阿里文遂持其60.9万两的房地产契约为海关所存款担保，经交涉，山东巡抚指定山东官银号为海关银行，并接受谦顺银号对海关所存税款承担的全部责任。随后，胶海关即与山东官银号另订存税款协议。1912年，山东官银号停业，山东银行青岛分行接替其海关银行的地位。1913年5月，大清银行青岛分号改组为中国银行青岛分号，也作为海关银行之一。

1906年，是胶海关的一个新起点。

大港的落成和胶济铁路的通车酿成了1906年的新关税协定：青岛关税体系。自此，海关对山东省与德国胶州（青岛）保护地之间的来往货物均不征税。这样，便可在胶州保护区内加工中国原料，其产品无须海关查验，便可直接运往中国各地销售。这为胶州保护区工业的兴起创造了先决条件。由海路运进保护区的货物，可在港口一带划定的免税区内免税存放。与其他设有外国租界的中国港口城市相比，这是一大优势。

关于这一变化，英国人拉尔夫·A·诺瑞姆则是这样描述的：“由德国和中国在1899年4月17日达成的一项合约规定，胶州是自由港，但仍然规定，在青岛设立中国关税处以对通过租借地边界的货物收税。在通商口岸要征收的鸦片商业税和过境税，在青岛关税处也要征收。指定在租借地内消费的鸦片，所征收的商业税和过境税，必须上缴租借地财政。该合约规定，关税处负责人必须是德国人，照例，它所雇佣的欧洲职员也应是德国人。这种安排为1905年10月1日所签订的一项附加协议所改变，为了关税的征收，它将胶州合并进中国领地。它规定，中国政府应将所收进口税净额的20%转交给德国政府。某些用于租借地的货物被宣布为免税。这当中包括，军事装备和军需品，为制造业、加工业和农业所需的机器，价值不超过20美元的邮包，和不包含应征税物品在内的旅客所申报的个人行李。该协议由标明为继起之日的一项总督法令所实施，它限定自由区在大港和它邻近区域内。”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就海关与青岛的关系，德国传教士和士谦的看法是：青岛的海关，已成为德国殖民地预算的资金来源。

随着胶济铁路的通车和青岛港的建成，胶海关机构日趋扩大，原有的办公楼已不适应。1912年12月，阿里文呈请总税务司批准，在大港区建海关大楼。1913年12月，设于青岛大港入口处的海关大楼竣工，1914年4月举行了落成和迁址典礼。其实，早在1911年，胶海关就已经离开了兰山路。

1914年5月，日本占领青岛前夕，时年67岁的阿里文返回德国。在青岛期间，他的绝大部分的胶海关税务司生涯，都是在兰山路上度过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为税务司的阿里文的最后的光荣，都写在了这条短暂的街道上。离开青岛后，阿里文带走了他在46年中间所收集的大量中国瓷器，现在，这些文物收藏于他的家乡希尔德斯海姆博物馆。

在超过100万字的档案文件中间摆弄胶海关的早期历史，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当我花费了好几个星期时间，我终于从一大堆条约章程、贸易报告和形形色色的文电中爬出来时，就顺手摸出了两条活蹦乱跳的小鱼。这两条鱼，一条是袁世凯送给阿里文的礼物，一条则是近乎警匪片的缉私故事。从时间上看，发生这两个被记录下来的故事的时候，阿里文领导的胶海关还在兰山路上办公。抄录下其中1907年5月29日《山东巡抚为查禁武器事致胶海关税务司的密电》，以窥视胶海关无数被封闭的秘密往事：“青岛税务司公密。顷接两广总督周电开：粤、闽沿海一带近有匪徒滋事，地方不靖。访闻有太古洋行轮船‘德拉’，由德国载来快枪十五万枝，弹五百万颗，现在已到日本，闻拟在中国沿海口岸设法起运。船内有中国[人]改[穿]西装者二人，其船上烟筒向系蓝色，用英国旗。此次或将烟筒改用别色，或将旗帜改用他国，亦未可定，望速通饬严防等因。即请贵税司凡轮船抵埠加意搜查，遇有形迹可疑，随时电知，以凭办理。”

【青岛不是勃兰登堡】

一杯咖啡里的青岛史，映照着城市化日新月异的符号，也托浮着漂泊者的种种梦想。在这其中，包括手握权柄的大人物。

作为德国的帝国海军军官，不论是罗绅达、叶世克、特鲁泊，还是瓦德克，他们从1898年到1914年在青岛陆续履行的殖民地总督使命，和他们各自体味不同的东方生活一样，都近似一次没有彼岸的漂泊。从柏林出发的这次旅行，注定是一场迷失了方向的赌博，不可能看到最终的希望出现。尽管，同时从柏林输送过来的口味纯正的咖啡，在某些关键的时刻，缓解过这些殖民地领袖们的神经。透过历史的烟雾，在1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隐约看见这四个德国海军军官的不连续的活动影像，看见他们某个中午的阳光下面或者灿烂或者抑郁的表情，却看不见他们的灵魂。显然，四个德国总督在青岛的故事，是一个失败的帝国扩张神话的政治包装，也是一些记忆深刻的个人经历碎片，在这里面，我们试探着发现一些真相。

罗绅达的海军战舰指挥官生涯结束在勃兰登堡舰上，这是他离开青岛到最后退役的一个桥梁。然而，对罗绅达来说，青岛并不是他的勃兰登堡，在这里他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对“商人的港口”的想象，他的殖民地管理者的使命就完结了。而在他的出生地哥本哈根，“商人的港口”最终却成为了一个贸易繁荣的“勃兰登堡”。其实，这也许不是罗绅达个人的过失，因为对曾经的德意志帝国来说，青岛最终也没有成为柏林的“勃兰登堡”。

从1898年4月到1899年2月，罗绅达的首任青岛总督的任期很短。尽管这看上去有些唐突，但却可以清楚地透露出柏林方面的在推动青岛开发上的焦虑。作为一个总督，罗绅达在新殖民地的前期准备工作，显然没有令柏林海军部的主管蒂尔皮茨满意。在导致罗绅达很快去职的一系列原因中，最主要的是罗绅达没有把“商业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方针贯彻在他的工作中。而作为青岛这个德国新殖民地的政策制定者，蒂尔皮茨从一开始就希望在这里“实行一种积极的、有利于商业公司和工业企业到租借地安家落户的政策”。这样，没过多长时间，蒂尔皮茨就对罗绅达这个来自“商人的港口”的海军军官失去了耐心。

1852年9月2日，卡尔•罗绅达（CarlRosendahl）出生于哥本哈根，一个从小渔村逐渐成长起来的海上贸易中心。在丹麦语里，哥本哈根的本意就是“商人的港口”或“贸易的港口”。在哥本哈根，罗绅达的父亲是丹麦财政部的官员，但父亲的这个职业，却没有对罗绅达构成任何吸引力。根据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2005•波恩）中提供的资料，1869年，17岁的罗绅达以海军候补少尉的身份加入了德国海军，1873年晋升海军中尉，1876年晋升海军上尉，1883年晋升海军少校，1890年4月15日晋升海军中校。从1891年5月至1894年9月，罗绅达了担任第二鱼雷部的指挥官。1894年10月至1895年9月，罗绅达担任海岸装甲舰哈根号舰长，1895年9月至1898年1月任弗里德里希•卡尔号舰长。在罗绅达担任弗里德里希•卡尔号舰长期间的1896年，他被任命为上校。

此后，罗绅达上校的命运开始和一个东方殖民地发生了联系。他在胶州被德国海军占领的两三个月后，被任命为胶州租借地的首任总督。1898年4月15日，罗绅达抵达青岛。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

罗绅达和后来的青岛总督，执行的是德国皇帝在1898年3月1日的指令。在这份和1月27日的指令有联系的文件中，德国皇帝决定：

胶州租借地的军事和民事行政最高长官由一位海军军官担任，称作总督。该总督是胶州租借地驻军的最高指挥官和所有在该部队服役的军事人员及军事与民事管理机构中的官员的上司。

授予总督对受其领导的驻军和其他在胶州租借地任职的军事人员和官员一种海军部领导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休假的权限。

总督和帝国海军部队的指挥官地位平等，无上下级之分。如果有必要胶州地区的海陆军采取共同行动的话，由资历最老的的指挥官担任总指挥。总督的副手为胶州地区驻军中年龄最大的指挥官。只要副手是校级军官，他在代表总督执政期间便可以代行总督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休假权。

授予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对受其领导的胶州地区驻军和其他在这个地区的权限相同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假期的权限。凡属胶州地区驻军事务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炮兵部队检察官均受帝国海军部的国务秘书领导，其隶属关系不因受派遣前往胶州租借地而发生改变。

罗绅达的出现，导致了一系列的占领措施开始以政府规定的形式出台。这其中，就包括了惩罚性的《订立充当跟役苦力告示》和粗糙的《征收课税章程》。出现在中文文件中的罗绅达是大德钦命水师总统，和这个称谓同时使用的，则还有总督胶州“文武事宜大臣”这样的职务描述。1898年7月1日颁布的《订立充当跟役苦力告示》声明“仰各懔遵勿违”，其中规定：“出示晓谕事照得华人凡充西人跟役或苦力以及各项工人者，如时常不按时操作、懒惰成性、或不遵吩咐、或无故不辞而逃，以暨唆使同伙逃逸，一经觉察准其东主投报副按察司署核办，审实即罚半月薪工，或责打至五十板之多，或监押至三礼拜之久。”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总督告示，罗绅达所代表的政府意志，在这个简短的文件中得到了最初的体现。

实质上，早在1898年9月2日，柏林方面在明确制定自由贸易原则的时候，就希望通过对自由港制度的快速宣布，来安抚国际商业集团，特别是英国的商业集团，并鼓励他们到青岛开展经营。在青岛，职业自由意味着这个租借地容许各种形式的商业或工业活动。虽然工商业经营一般不需要申请执照，但是当局实际把持着颁发许可的权力，也据此保留了政府对一些主要部门的监督权。比如，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守建筑和健康检查条例。而某些事关公共福利的商业活动，如交通、酒吧、旅店、药铺、当铺、钱庄等，则必须向总督申请营业执照。然而，在对“自由贸易原则”的贯彻上，罗绅达并没有达到柏林方面希望实现的目标。

罗绅达青岛总督任内完成的工作，包括了保护区的立法准备、设立青岛和李村两区法院、参与保护区边界及界石位置的谈判、制定土地税征收依据、制定抑制投机活动的土地标售办法、颁布《青岛地税章程》并开始征收地税，等等。

1898年10月11日，第一次土地拍卖后不久，《青岛城市设施建设临时管理条例》获得颁布。这些条例为青岛市内三个不同区域的建筑密度和建筑方式作了明确规定，并且一直到1914年都继续有效。青岛市内的三个区域分别是：宽敞或者说完整的建筑区（欧洲人的居住和营业区）、乡间别墅式建筑区和中国人居住区。中国人居住区允许较高的建筑密度（75%）。别墅区和“欧洲人城区”则要求建筑物之间保持宽阔的空间。青岛湾以北，欧洲人市区部分则与民宅、商店以及政府机关大楼紧密相联。在大包岛设立了一个中国人的居住和商业区。在大港和大包岛之间，紧挨着海港为德国和中国工商业企业设立了专门营业区。还为欧洲人住宅中间设计了特定街道，作为居民区街道。此外，在海港附近建起了两个工人居住区，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是中国工人。

据说，导致罗绅达去职的直接原因，是一些早期进入在殖民地的德国商人的抱怨，他们认为总督在土地标售工作上拖延并且不公平。这其中就包括了1898年7月2日《柏林日报》旅行记者邬尔夫披露的单维廉舞弊事件。邬指责单氏借代表政府负责征购土地之机，私自违规购买了一片山地，这令德国国内舆论哗然。罗绅达保护了单，并让单氏在他受到攻击的1898年4月至6月间，专心草拟了青岛的土地法规。随后，罗绅达和单维廉一一去职。

在去职前的8月27日正午12时，罗绅达在衙门大厅邀请各界发表谈话，声明：“我受皇帝陛下的信任被派来此，只要我仍拥有皇帝的信任，任何恶意攻击都不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是我的部下受到了恶意的攻击，我却有义务干涉”。罗绅达同时表示，他对于在青岛的每一个阶层的人，都一视同仁。对于殖民地的开发观点，他也和大家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生意人希望自己的事业因殖民地的开发能为繁荣，而政府则以能够促进殖民地的繁荣为自己的义务和荣誉。

蒂尔皮茨对新任总督保罗•叶世克海军上校的任命在1898年10月10日就下达了。但因为叶世克在1899年2月19日才抵达，所以罗绅达在青岛就一直工作到了那时。随后，回到德国的罗绅达再次担任一艘军舰的指挥官，这艘战舰的名字便是勃兰登堡号。他从1899年9月开始他的任期。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德国在7月将一些军舰派往中国，其中就有罗绅达指挥的勃兰登堡。

1900至1901年，罗绅达重返中国，他与他的军舰一起访问了青岛。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包括1901年4月8日举行的青岛至胶州铁路的开通剪彩仪式这样一些活动。1901年8月，罗绅达再次来到青岛，但只住了一天就和青岛“再见”了。1902年1月11日，罗绅达以海军少将的身份退役。1917年8月11日，他在特兰托去世。这一年，罗绅达65岁。

【斑疹伤寒断送了归途】

1899年的2月19日，在叶世克终于到达青岛的时候，他显然不会预计到他回不去了。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从这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按天计算的倒记时。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寒冷的时刻沿着崎岖的殖民地道路向前走，上帝留给这个德国总督的时间，已不超过2年。

和曾经与青岛发生过密切联系罗绅达和特鲁泊一样，叶世克的一生也都是在海军度过的。有一些人，仿佛生下来就是给军队准备的，而他们三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代表。作为第二任的青岛总督，叶世克本来也可以在任期结束时重新回到海军，继续他自己的纯粹的军人生涯，但是，恰恰是在这最具连续性的环节上，他和的前任以及后继者泾渭分明，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因为他在并不曾完成任期的时候就病倒了。最后，他死在了青岛，成为了1897至1914的17年间唯一将生命终了在殖民地的德国总督。

在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叶世克所走过的路程：1851年8月4日，保罗•叶世克（PaulJaeschke）出生于布雷斯劳。他是银行职员奥托•叶世克的儿子。叶世克中学仅读到十年级就不在上学了，1868年4月，17岁的叶世克以候补海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从1868年7月至1869年6月，叶世克随教练舰尼奥比号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活动，1872年晋升为海军中尉。在1872年至1881年之间，叶按命令有规律地变换着在陆上或在舰上职务，并于1881年在西印度晋升为海军上尉。同年，他改任在鱼雷试验仲裁。1886至1888年，叶在东亚成为狼号炮艇的指挥官，并在1888年晋升为海军少校。1888至1892年，他在基尔成为鱼雷局的负责人，1892年至1895年在柏林成为海军部中央局长官，并在1894年获得晋升海军上校。

1895年4月，叶世克被任命为大巡洋舰皇帝号的舰长，并率领该舰从德国到达东亚。1896年5月他被召回柏林，担任了海军最高统帅部外事局长官。1898年10月10日，在罗绅达上校在胶州遇到了一系列麻烦的时候，他被匆忙任命为胶州租借地的第二任总督。这时，他47岁。

而实质上，早在1896年春天的时候，叶世克就曾经访问过胶州湾。他在那个春天在胶州湾的活动情况，没有被记录下来。17个月后，蓄谋已久的德国人就占领了那里。1898年10月关于叶世克的任命并没有马上被执行，发生拖延的原因，我们不知道。直到1899年的2月19日，叶世克才到达青岛，开始履行他的总督职责。

在叶世克就任不到一个月的1899年3月11日，总督颁布了一项新的决定，这就是在参议重要的殖民地事务时，平民团体的三名代表将被吸收参加总督府议会，这三名代表参与议事的时间是一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由总督在听取总督府议会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第二名由在商业登记中的非中国公司选出，第三名则在土地登记中的地产主产生。第三名代表不分国藉，但应是至少缴纳土地税50元以上者。这个类似咖啡圆桌会议的做法，应该是对前段时间商人们非议政府施政不公平的回应。

但是，各方面对青岛海军政府的指责，不没有停止。1899年4月10日，驻伦敦的德国公使哈茨费尔德报告说，德国商界人士发表了很多批评租借地的言论。他写道：“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德国人认为，在那里实行的‘军事—官僚政体’，严重阻碍了自由的和可带来好处的发展”。

叶世克很快就不需要应付这些批评了，因为接下来，他就遇到了另外的麻烦。这些新的矛盾，迅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先是筑路公司和当地民众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演化成了一个血腥的军事事件。这使得在1899年夏天时，叶世克就开始相信已经与中国处于“潜在的战争状态”了。叶世克的这个观点，在7月27日给驻北京德国公使克林德的信中，已有了相当清楚的表达。11月7日，叶世克在致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信中确信，“我们正面临新的、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教会的麻烦也出现了。应克林德发来的应付危机的请求，叶世克先后派出了两支特遣队前往北京和天津。后来在1900年的6月19日，第三海军营又派出了一支新的特遣队赴大沽。北京危机的高潮，是6月20日克林德的被杀。而这个德国公使的死亡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则决定了冲突已经离着结束不远了。

筑路冲突最终在1900年10月由叶世克和山东巡抚达成的协议获得解决。这是年初克林德和叶世克根据柏林的指令，强迫铁路和矿务公司与山东巡抚缔结协议的延续。此后，在50公里地带以内的德国工程，开始由青岛方面和山东当局一起加以保护。而派去北方保卫教会和外交官员的部队，也在局势平稳以后陆续回到了青岛。然而，在这过程中，叶世克已身心疲惫。

令叶世克头疼的，还不止于筑路和北京方面的冲突。在殖民地本身，危机也已显现了。在1900年冬，青岛的各项建设工程几乎完全停歇了。原因是本地劳动力的严重匮乏，而这中间的原因，则很复杂。为了防止工人离散，德国企业主采取了类似强迫寄宿的办法，就是工人必须在受到监视和周围用高墙围圈起来的工地里，进行居住和劳动。劳动时间冬天为12小时，夏天为15小时。

1900年8月7日，叶世克在给海军部蒂尔皮茨的信中认为，企业主对待中国工人的方式方法，是导致后者返回故乡的主要原因，他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战事和山东省内地的骚乱，并没有对工作的继续产生值得一提的干扰。在大企业的车间，尽管有几个来自上海的铁匠走掉了，但并未出现大批中国工人因为上述原因一去不回的问题。相反，在较小的企业中，中国人却多次逃到了内地。他说，这种危机甚至到了有一天有超过职工总数的60%的中国工人放弃工作。叶世克表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据他的观察，主要在于对待中国工人的不同方式和方法上。

面对这样的窘迫局面，变化就是必须的了。因为，叶世克已经开始明白，中国工人并不完全听任德国企业主的摆布，原因在于他们对殖民政权的经济和社会依赖性很小，他们在内地大都有谋生的可能性。并且，这些可能性还可以被充分利用。1900年10月，德国企业主开始把中国工人的工资从每天20分提高到25分。但即使这样，仍阻止不住工人继续离开青岛。从1900年10月起，殖民地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运输建筑材料了。到了1901年1月，建筑工程几乎完全陷入停顿。总督府不得不向中国包工头们商讨运输建筑材料和用舢板运送石料筑坝的工价，并要求企业自己承担这些工作。最终，在工程建设得以继续进行的时候，疲惫不堪并且已经病入膏肓的叶世克，已经没机会知道这些进展了。

在叶世克被迫结束他在青岛的工作前，他领导的殖民政府的秩序化运转模式，正尝试着建立起来。从1900年7月起，一份每周出版的政府公报开始发行，它被用来刊登总督府的全部法令和通告。其中较为重要的和所有涉及华人的内容，除了德文外，还被要求同时用中文刊出。

对叶世克抱有希望的，包括了英国人。1900年11月19日出版的《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曾经发表过该报记者撰写的一个关于青岛的报道，在文章中，采访者清楚地表达了对“很少对民间团体施压”的叶世克政府的惊讶，并认为这和“访问这个港口前的想法不一样”。这个电讯增刊的记者在评价“思想开放、诚实，力争把这块年轻殖民地的治理做到最好”的海军上校叶世克时说，看起来他是一个很适于管理这个港口的人。但是，《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的这个记者却不知道，报道发表出来的时候，叶世克已经就快走到生命的终点了。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履行“管理这个港口”的职责了。

早在1900年的3月24日，叶世克已在香港迎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海伦•沃琳。但是这之后他就进入了最受困扰的时期，并最终在1901年1月27日死于斑疹伤寒症。

德国方面在叶去世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1900年那段困难时间里，“他不顾健康，全力以赴的工作，才加速了生命的结束”。一份政府文件赞扬说，他给自已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因为殖民地的繁荣将使他的名字不会被忘记。

1901年3月29日，巡洋舰司令本德曼在呈给德皇有关青岛和胶州湾的报告中建议，在整个殖民地对因长期患病而去世的总督叶世克深感悲痛和哀悼之时显示出，这里需要立即任命一位多年来熟悉情况的合适副手。

【奈森瑙号驶向的爵位在柏林】

叶世克的突然逝世，使特鲁泊的生活轨道在1901年发生了转变。

奥斯卡•特鲁泊（OskarTruppel）生长在德国中部的图林根，那里有良好的绿色植被覆盖，被称作德国的绿色心脏。从图林根出发，特鲁泊77岁的一生中，到过了这个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通过海洋，他获得了丰富的个人体验，也堆积出了自己的事业履历。在表示着人生不同阶段的方向坐标中，图林根、柏林和青岛，是和特鲁泊有关系的三个最重要的地理标志。

和前两任青岛总督分别出身于财政官员和银行职员的家庭背景不同，第三任青岛总督特鲁泊是一个牧师的儿子。然而，他整个的一生，却和父亲虔诚信奉的职业没有关系。他1854年5月17日出生在图林根的卡茨胡特，在鲁道尔施塔特读中学。从1871年以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到1901年2月20日被任命为青岛总督，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为海军服务。

1871年至1886年之间，特鲁泊稳定地变换其在陆地和舰上的职务，并参加了下列的航行：1871年至1874年西印度群岛、北美和地中海；1876年至1878年西印度群岛、中北美；1879年至1880年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1883年至1886年环球航行。1894年10月至1897年12月，特鲁泊在柏林的海军最高司令部。1897年7月1日，在胶州湾占领事件出现前的4个月，特鲁泊被任命为海军中校。

在成为青岛总督之前，特鲁泊就已经和这个德国的占领地发生了紧密的联系。1897年12月，在占领行动出现一个月后，已离开柏林海军司令部的特鲁泊，在青岛被任命为轻型巡洋舰威廉王妃号的指挥官。随后他回到德国，护送第三海军陆战营乘坐达姆施塔特号运兵船离开威廉港，并于1898年1月底到达青岛。从1898年2月开始，他担任了德国胶州租借地的司令官，直至1898年4月15日首任总督罗绅达到达青岛。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威廉王妃号担任指挥官。1899年3月22日，特鲁泊被晋升海军上校。1899年7月，他离开威廉王妃号，在柏林出任海军部军事司长官。

特鲁泊再一次回到青岛并出任青岛总督，是因为叶世克在1901年1月27日的突然逝世。23天后，他被任命为叶世克的继任者。然而，或许恰恰是因为叶世克的意外，使得特鲁泊成为了在青岛任期最长的一位殖民地总督，到1911年5月离开的时候，理论上他整整在青岛工作了10年。尽管这期间他有过一些诸如休假、述职和另外原因的外出，但其大部分时间依然是在青岛度过的。在青岛任职期间，特鲁泊的军衔获得了稳定提升，1905年4月3日他成为海军少将，1907年9月17日成为海军中将，1911年1月27日晋升为海军上将。

实际上，1901年的时候，特鲁伯似乎在柏林海军部多逗留了几个月，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显示，特鲁伯海军部军事司的工作到4月才结束。1901年6月，他抵达青岛。

特鲁伯在青岛的作为，需要很长的文字篇幅来叙述。总体说来，他在贯彻蒂尔皮茨关于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具有“商业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的殖民城市方面，获得了部分成功。1905年6月，他在回答《每日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德国并不谋求在胶州建立一个强大的要塞。它仅只是在同日本发生冲突情况下服务于战争，而且即使在那时，由于日本就在邻近，也将不会保卫得很久”。特鲁伯认为，德国追求的是贸易，而在青岛这个向贸易、铁路和航运开放的自由港，一些特许权实质上适用于所有的投资者。他说，在他担任殖民地总督一职期间，他把欢迎外国企业到青岛投资视为一种光荣。

在特鲁伯的任期内，青岛基本完成了一个“模仿殖民地”的结构，这其中包括了城市建设、港口和铁路建设、关税改革、繁荣商业、协调和山东的关系以及制度、法律、移民、教育、卫生、旅游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在青岛商会1911年制作的一份的报告中，商人们对特鲁伯10年中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04年3月6日，在青岛大港的竣工仪式上，当冠以罗绅达名字的山东铁路第一辆机车驶到为青岛建造的第一条船叶世克总督号旁边时，特鲁伯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讲话，他说，1898年3月6日是德国保护地的政治生日，这块保护地6岁了。不久之后，大家肯定会看到在整个远东长长的海岸上，这里将出现从赤道到极地最好的港口。

特鲁伯说，我们要以今天的庆典为殖民地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立一块碑，一块应该同时是牺牲和年轮的纪念碑，为感谢全能的上帝迄今给予的护佑，并祈求他将其护佑和支持的手，保持对这项工程的始终。我们要为所有以其才智和双手奉献过和正在奉献于这些工作的人立一块工程纪念碑。我首先以殖民地的名义向站在我面前的建筑管理局和施工公司的各位先生表示感谢；而且我们同时也将以感激的心情记住所有先前的同事们；我们将记住前两位劳苦功高的总督罗绅达和叶世克，我们将把他们的名字冠在青岛制造的第一辆机车上和为青岛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上，我们在今天的庆典上已经做了。

特鲁伯说，为了评价近5至6年来保护区的工作，可以把目光对准面前的这些设施，广阔的港区、航标、轮船，和作业车辆、附属建筑物和岸上的修理厂、堤坝，以及正好在这些天达到了终点的山东铁路，请想象一下，现在我们人山人海站着开庆祝会的地方，几年前还是一片死水！这个地方，是以勤奋、才智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夺取和重新创造的。它同时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在六年前，当签订那份租借条约时，我们对中华帝国一无所取，而今天我们在这里被所有的花费全都给了中华帝国，尤其是山东省，带给他们的好处，和带给我们自己的同样多。可以正确地评价这个事实的，还有今天就在我们之中山东的代表，他就来参加庆典的巡抚周馥阁下，我以殖民地的名义衷心欢迎先生的到来。就在大港开港仪式这一天，先生目击了两艘中国轮船停靠在这个防波堤旁，它们满载着供应给你的人民的粮食大米，将从这里经几百公里铁路，快速完全地运抵省城济南，希望先生把它看作是一个好兆头，请先生在返回时把它作为一个好兆头来宣布，从德国的青岛带给中国人民的，将只是善意。

这里摘录的并不是特鲁伯1904年3月6日讲话的全部。我们有意删除了一些文字，那些东西令人很不舒服。但是，就是在保留下来的文字中间，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见特鲁伯的一部分真实表情。这是一个忠诚的姿态，一个渲染扩张和强权的声音，这个时刻的特鲁伯，对德国的这个殖民地，对大清帝国，对1904年这个时间符号，无疑都具有象征意味。同样的姿态，周馥那里也一样，只是我们听不见他说什么。然而，这或者并不是真实的特鲁伯的全部，他隐藏起来的东西，他自己知道是什么。

对周馥或者山东来说，港口、铁路所带来的变化，是慢慢出现的。1909年4月16日，特鲁泊在致帝国海军部的报告中断言：可以看到，腹地内的中国民众现在已经认识到铁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也开始明白，他们的产品可以通过铁路向外运输，而在以前，这些产品由于附加费繁多，通过陆路交通外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特鲁伯来说，他在殖民地长时间的工作所带来的批评，并不比赞扬少。比如，关于殖民地“机构臃肿”，行政开支巨大，而且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的指责，就不时出现过。1909年3月27日，中央党国会议员拿肯在国会里的发言中讥讽殖民地政府奢侈腐化，并尖锐批评了特鲁伯的总督府“东一点，西一点，到处揩油”。

在1891年5月13日，也就是到达青岛的前10年，特鲁伯在不来梅与安娜•穆勒-萨乌瓦勒结婚。安娜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不来梅。特鲁伯夫妇育有了两儿一女。不幸的是，他的长子海因里希在只有13岁时就死去了。

1911年5月，特鲁伯结束了他在殖民地的工作。5月14日他搭乘格奈森瑙号军舰离开青岛。当年的8月19日，特鲁伯退役，并在同日被授以爵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柏林的弗洛瑙，1931年8月20日，他在那里去世。

特鲁伯1901年6月7日至1911年5月14日在青岛担任总督。但是，这期间，他两次回到德国，并在那里逗留很长时间。在特鲁伯不在青岛期间，菲利克斯•芬克海军中校自1904年10月起至1905年2月出任了代理总督。而从1905年2月起然后直到1906年9月，青岛的代理总督为恩斯特•凡•希莫恩海军上校。从1909年4月6日至1910年4月2日，出任代理总督的是阿尔弗雷德•迈尔-瓦德克海军上校。当1911年5月14日特鲁伯明确要离开青岛的时候，威廉•霍普夫乃尔从1911年11月22日开始担任代理总督，直至迈尔-瓦德克回来担任正式的总督。

瓦德克，一个德国文学教授的儿子，最终成为了青岛的末任总督。

主使人富人穷，上下沉浮

1911年11月22日，海军上校迈尔-瓦德克抵达青岛的时候，当然不会知道他将成为这个德国殖民地的末任总督。他是来接替特鲁泊海军上将的，他的这位前任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10年。自1897年青岛成为德国的保护地开始，这里从没有发生过战争。

然而，这个记录很快就将被打破，并且，德国军人将不再有机会在这里取得任何意义上的军事胜利。历史在瓦德克再一次到达青岛的3年后，让瓦德克代表德国向日本宣布投降，并交出了这个曾经是德国希望之地的港口城市。

仿佛是宿命，迈尔-瓦德克没有选择。

阿尔弗雷德•迈尔（AlfredMeyer）1864年11月27日出生于俄国的圣彼得斯堡。1928年8月28日在基兴根海滩去世，并被安葬于海德堡。他死在了他的前任特鲁泊的前头。差不多整整3年后的1931年8月20日，特鲁泊去世在柏林的弗洛瑙。

阿尔弗雷德•迈尔的父亲叫N.N.冯•迈尔，是德国文学教授，并且在圣彼得斯堡的《德意志报》担任编辑。他母亲叫多罗西亚•冯•鲍希。他们1874年举家迁往了海德堡，父亲成为了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阿尔弗雷德在波恩和海德堡读中学。并在1883年毕业。

在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后，阿尔弗雷德在以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帝国海军。他参加了两次西印度群岛的航行，1887年成为海军中尉，1890年晋升海军上尉。从一八九三年秋开始，阿尔弗雷德在海军最高司令部工作了两年。1897年他成为海军少校，1897至1899年进入海军学院学习。1898年之后，他与约翰娜•尼•妮结婚。1899至1901年，阿尔弗雷德在轻型巡洋舰盖耶号的甲板上任大副。盖耶号舰开始活动在美洲西部，但当义和团运动开始后，即被派往了中国。从1901年秋至1905年，阿尔弗雷德在柏林任海军部参谋。1903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尔-瓦德克（Meyer-Waldeck），并被晋升为海军中校。1905年的上半年，瓦德克在军舰魏提恩号上任大副，从1905秋开始至1908年，他在魏特尔斯巴赫号甲板上任第一舰队军事参谋。1907年瓦德克成为指挥官，1909年晋升海军上校。

1908年6月24日，瓦德克被任命为青岛参谋长，当年的12月24日，他来到青岛。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还在1909年4月6日至1910年的4月2日，代理了胶州租借地的总督。此时，特鲁伯总督正在德国。1911年2月22日，迈尔-瓦德克经西伯利亚乘火车回到德国，但仅仅在几个月之后，他就取代1911年5月14日离任的特鲁伯，被任命为青岛总督。

1911年11月22日迈尔-瓦德克抵达青岛。在他重新回到青岛之前，从1911年5月至11月期间，参谋长霍普夫奈尔担任了代理总督。

在青岛3年的总督任职，瓦德克在1912年接待了中国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并在1914领导了对日本的防卫作战。这是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它使瓦德克在不同的环境下，成为了历史的变迁中间的一个记号。

1912年9月最后3天孙中山对青岛的访问，是这个革命领袖第一次有机会接近这个德国殖民地，但是，出乎瓦德克预料的是，在9月28日的会见中，孙中山表现的非常礼貌，他没有和瓦德克讨论任何敏感的政治话题，而是非常认真地评价了青岛的积极方面。他仿佛不在意这里的官僚政治以及种族主义政体，甚至把它视作中国“特殊道路”的一个样板。在瓦德克看来，孙中山明显地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殖民地社会，他更感兴趣于建设和社会组织的方法和技术。他注意到了城市的合规则性和秩序、干净整洁以及卫生设施。瓦德克认为，总而言之，孙中山对被他当作样板来看待的青岛的社会组织技术和统治技术，表现出了由衷的赞叹。

1912年10月14日，瓦德克在写给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信中说，孙中山肯定了德国在短短12年间所做出的业绩。孙认为，街道、房屋、海港、卫生设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巨大的勤奋和努力精神。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进行的演讲中，孙要求在青岛学习的所有中国学生，应当把在这里看到的东西当成鞭策自己的动力，使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即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同样完美。孙的这个态度，后来被淹没了。许多常见的历史叙述，显现出的孙中山青岛之行，是另外的一副表情。直到后来瓦德克的许多历史文件被发现，人们才知道其实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事实。

孙中山在青岛逗留了3天，就离开了。他再也没有重新回到过这里。

而这时，青岛离着新的一次沦陷，也为期不远了。尽管这个时候瓦德克依然不知道，他和他领导的帝国军队，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转变。

战争的硝烟，很快就开始考验瓦德克的意志。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迈尔-瓦德克在整个日本围攻期间，组织了青岛的防卫作战。11月7日，日本军队占领青岛。11月9日的早晨，传教士卫礼贤去看望了瓦德克和从北京逃亡的恭亲王，和他们告别。他觉得，这个结局“没有任何崇高感”。晚上，他写下了自己的围困日记的最后一句话：主使人富人穷，上下沉浮。随后，迈尔-瓦德克成为了战俘，被羁往日本，一直到1920年获得释放。

1920年5月，瓦德克乘坐南海丸返回德国。同年8月31日，他在被提升为海军中将后退役。从1920年至1928年，他一直住在柏林。在1928年的夏天，瓦德克因病他去了基兴根海滩疗养区，并在那里去世。后来，他被安葬在海德堡的家族墓地。

一个在地上种树，一个在天上做梦

对31岁的马尔特·哈瑟斯来说，1902年12月4日显然是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娶了25岁的艾米莉·库勒为妻。到今天，人们依然不十分清楚马尔特的婚礼是不是在青岛举行的，只是粗略了解从这个似乎很普通的年份开始，马尔特一生最后16年中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将和青岛发生联系。而对艾米莉来说，通过马尔特与青岛的不期而遇，应该是她生命中间最奇特和富于冒险色彩的经历之一。

马尔特之所以来到青岛，是因为林业专家托马斯在1902年的离去。1898年，马尔特的前任托马斯成为了第一个来到青岛的林业专家。他到来的时候，德国海军领导的殖民政府，正为这个新的山地城市大量的沙石流失所困扰。在这里，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意义，在制定了公园，以及道路、造林、池塘等规划之后，他开始在山上组织造林。

依据可以采信的说法，1897年11月德国进入胶州湾后的第2年至4年，即1898年晚些时候至1900年初之间，殖民者陆续收购了今中山公园一带原属会前村的大片山地，随后拆除了村庄的建筑，开始进行一些欧洲引进物种的种植试验。收购土地的工作，是依照华人事务委员单维廉在1898年4月至6月间草拟的青岛土地法规进行的。人们相信，单氏在困难时期受命进行的购地工作，为在这里从事大规模物种的试验，提供了基本保障。

政府方面急于进行种植实验的理由显然是充分的，据1898年度的《胶州备忘录》记载，由于缺乏能够阻挡泥水从高处流失的树木，便形成了许多深陷的山谷和山涧荒滩。城市建设专家认为，要合理的填堵山涧荒滩，才能使上游的沙石不致流失并淤积胶州湾。这份备忘录显示，除此以外，政府还计划在高处造林，希望可以在几年后解决对木材需求的显著增加问题。

和托马斯一样，马尔特也是柏林方面向总督府委派的专业官员。隶属总督府民政部的林务局，在托马斯离开青岛之前就成立了。文件显示这个机构出现的时间是1901年。在完成了规划并着手在山上造林之后，马尔特继任了这里的林务官。很快，这个林务局或者叫高等山林局的机构，以会前村周围大片滩涂为基地，成立了森林试验场，一栋有着红色瓦顶和仿木架装饰的乡间建筑，成为了森林物种试验所的办公楼。附近，同时建设了林务官的住宅。据《胶州备忘录》1905年度至1906年度的记载，在林务局的植物园中，当年还为职员盖了一幢宿舍楼。

这期间，马尔特主持的林务局继续引入了世界各地植物品种，在会前森林试验场进行了大量的初始性驯化繁殖试验。稍后，这一工作便被证明是功德无量的了：在引入的树种中，洋槐和法国梧桐得地利之势，繁衍最快，最终使青岛成为一个以其为特色的城市。史料显示，当时，青岛引入的苹果有73个品种，梨有78个品种，葡萄、山楂和无花果等品种亦为数不少。

马尔特和艾米莉在青岛生活的具体细节，早已经完全被时间淹没了。在后来研究者对今中山公园里的老林务局建筑遗迹的多次考察中，没有发现任何和马尔特一家有联系的遗存。1910年4月8日，马尔特的儿子在青岛出生，取名汉斯·约阿希姆。根据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提供的线索推测，或许马尔特还有几个孩子，但到现在为止，人们只发现了汉斯·约阿希姆这一个名字。马尔特在青岛一直工作到1914年8月，这个德国管理的东方城市，成了他生命后期最重要的记忆。马尔特在1916年去世，但人们不知道，去世的时候他在哪里。在他47岁的生命历程中间，青岛的14年占据了总长度的接近1/3时间。

1912年，育林10年的会前森林试验场改为森林公园，并对外开放。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到访的孙中山有机会了解了这里的绿化状况，并给予了赞赏。据稍后的统计，到马尔特离开前，青岛共有林务局经营的官林39000亩；民有林100000亩；海岸防风沙林1300亩；水源涵养林30000余亩。1929年5月22日，接管青岛的国民政府为纪念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将这片山林命名中山公园。同时建立了清明节栽植总理纪念林制度。

1902年的末尾，从山东巡抚周馥作为第一位来到青岛这个德国殖民地的中国高级官员所看到的第一批植物的栽培，到1912年孙中山的到访，10年中间，许多东西都改变了，这其中，也包括林务官马尔特的个人生活。

在早年青岛，和另外一些专业人士比较，哪怕是在纯粹的技术领域，天文学博士布鲁诺·梅尔曼也是一个迟到者。在他之前，铁路工程师锡乐巴、林业专家托马斯和马尔特、医生科尼希和建筑师罗克格等，都已经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这里，并在青岛进行了一些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然而，作为著名天文学家施瓦茨施尔德的学生的梅尔曼的到来，却使这里科学的专业水平和涉及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

1876年生于斯特拉斯堡的梅尔曼，1888年来到哥廷根，在那里他完成了中学和大学。1901年他成为施瓦茨施尔德的助理，获得了天文学博士。1906年他来到威廉港，成为海军观象台的一名助理。1906年12月，梅尔曼做了一份关于青岛观象台工作的陈述。这个简要的说明，最终使他获得了前往青岛领导观象台的机会。

实质上，天文学并不是梅尔曼受委任在青岛进行的气象工作的构成部分。在做去青岛的准备时，梅尔曼建议海军部国务秘书，可以把青岛变成一个与德国天文台有密切关系的站点。此前，海德堡大学天文台已原则同意借给他一台望远镜，梅尔曼希望议会能派一艘运兵船，把望远镜运到青岛。前往青岛之前，梅尔曼给海德堡天文学家马克斯·沃尔夫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到了天文台管理机构的问题。梅尔曼向他表达了自行承担观测工作的建议。

1909年，梅尔曼和他结婚7年的妻子玛·施特里特来到青岛。在这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监督新天文观象台的建造。在观象台完成后不久，青岛总督府为他建成了一座独立的住宅。梅尔曼和他的家人，从先前寄宿的公寓里搬了进去。与此同时，梅尔曼的家庭也在扩大。他的儿子莱因哈特和女儿伊姆特劳特，分别在1910年和1913年出生在青岛的福柏医院。

在观象台的工作重点和实际目标之间，梅尔曼和青岛总督瓦德克的理解一直存在着差异。鉴于东亚海域对船舶航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政府方面希望扩建的观象台可以在这方面多做努力。瓦德克对梅尔曼“工作的偏离”和因此而产生的“误解”，曾表示过不悦，即使梅尔曼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日常事务和实际观测。

在青岛，梅尔曼似乎长时间处在孤立的状态中。为了抚养在青岛出生的孩子，至战争爆发，梅尔曼一直在争取自己的工资。作为一个气象台长，在1914年，梅尔曼享有了8900-11900马克的级别工资，相当于德国大学讲师。他还有一个工资不少于7000马克的学术助理，一个至少由7名来自海军的人员组成的后备组。他的研究经费达到了每年1万马克，这之中包括用于设备支出的7000马克，用于时间和风暴预报的100马克，材料撰写和印刷费用3450马克。

1914年秋天，在日德战争期间，作为一名预备役军官的梅尔曼参加了战斗。8月7日，瓦德克总督把德国人的家属送往了天津，这中间包括有梅尔曼的妻子和孩子。11月，青岛陷落，所有的德国守军都被遣往日本。

这期间，日本邀请了5000名德国俘虏的家人去日本居住。梅尔曼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来到了下关。开始，他和他的家人被允许住在丸龟的一所私人住宅里。这种安排在1915年6月结束。梅尔曼去了久留米的一个俘虏营，而他的家人和一个奥地利预备军官的妻子，被分配到了国分镇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居住。梅尔曼的妻子和孩子，可以在每周三的下午探望他一个半小时。从那时起，梅尔曼在青岛出生的儿子莱茵哈特开始接受一名俘虏的辅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当梅尔曼搬到了板东模范俘虏营时，他的家人也跟随而来，并与一对德国商人夫妇被分配到了横滨的别墅居住。在那里，莱茵哈特开始去一所德国学校上学。

1920年2月，在日本的德国人被遣送回国。梅尔曼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的德国俘虏，乘坐了一艘老式的英国货船回家。这艘货船先是靠泊了青岛，在这里装上剩余的德国人的财产，然后经过上海、萨邦、赛德港、直布罗陀，到达汉堡。装备了步枪的军乐队，在雨中欢迎了这些曾经的被放逐者。1927年，梅尔曼在46岁时成为了自由讲师。战争让梅尔曼耗费了太多的时间，他在学术上显然已经落后了。但是梅尔曼的儿子披露说，梅尔曼将这种落后归咎于自己后来无力在天文学上获得大的迈进。此后直至去世，梅尔曼一直是天文台的观测员。1963年，87岁的梅尔曼逝世。

【商人天堂】

在早期的青岛移民中，珠宝商兰德曼、砖瓦商卡普勒、建筑商希姆森、出版商豪普特，和进出口商熊伯格、里特豪森等等，都为这个德国殖民地最早的繁荣，贡献了力量。不论是什么最终原因促成了这些商人远渡重洋的跋涉，他们的到来，使寂寞的新城市，增加了许多色彩。同时，他们也使得咖啡的本地需求量，获得了大幅度上升。不断从德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输送过来的咖啡豆，如同财富标杆一样堆积在海边的海关仓库里，渲染着殖民地生活质量的提升，也标志着殖民地的繁荣和稳定。实质上，随着城市符合卫生标准的自来水系统的开通，煮咖啡这样曾经困难的事情，已经变得简单多了。甚至，因为有了咖啡和烈性酒的刺激，一个德国艺术家还在克拉克山的东南坡上，树立起了若干大理石雕塑，他给这些雕塑安置的道路，取了一个“胜利小道”的名字。

显然，这种繁荣稳定和可控制的艺术创作热情，是柏林和青岛德国总督府迫切需要的。这符合他们急于将青岛建设成为模范的德国海外殖民地的目标。而在这其中，商业和贸易的发展，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除此以外，法律、教育、医疗、卫生观念、宗教、城市建设、旅游、文化，甚至艺术，也是必不可少的选项。

恰好，礼和洋行股东熊伯格，就住在这个几近疯狂的德国艺术家雕塑安置区附近。

没有证据显示，阿道夫•C•熊伯格的到来和单威廉博士有直接的关系。到达青岛之前，熊伯格和单威廉都在上海，熊伯格是礼和洋行的股东，而单氏则是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翻译官。熊伯格和单威廉的联系，缘于他们分别是吕贝克富商季希勒的两个女儿的丈夫，熊伯格娶的是19岁的二女儿，单威廉娶的是17岁的三女儿。季希勒20岁的大女儿，则嫁给了德华银行的经理。单威廉奉命在1897年12月1日到达青岛，而熊伯格到来的时间却要晚些，大致在1898年或者1899年。

熊伯格参与投资的礼和洋行，曾是远东最著名的德资企业。早在1840年代，礼和就已经开始在广州营业，1866年进入香港，1877年进入上海。后来，上海成为了礼和总行的所在地。青岛礼和的创办，应该和熊伯格有密切的联系，大约在1902年前后，礼和在威廉皇帝岸西北，也就是今天的太平路41号，建立起了它的青岛贸易中心。但比较起礼和在上海或香港这些商业都市的分公司，礼和在青岛这个年轻贸易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规模要小很多。但是，即便是这样，礼和依然是本地最重要的德国贸易公司之一。

从有关的资料上看，熊伯格经营的是礼和洋行的进出口业务，而在20世纪前10年的青岛，这几乎是礼和业务的全部。资料显示，礼和曾经先后是汉堡轮船公司、德国克虏伯炼钢厂、蔡司光学器材厂以及美国古特立汽车轮胎等知名企业的代理商，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精密仪器、铁路和采矿设备以及军火闻名。比如礼和洋行1912年9月与北洋政府陆军部的枪支买卖，就是一次典型的军火操作。北洋陆军部的签约档案记载，在这次交易中，陆军部购买有“七密里六三自来得毛瑟手枪二百杆，连有木匣手把，每杆连子弹五百粒，价计足银五十八两。共计足银一万一千六百两”。这些“在天津码头交货”的枪支，“关税在外”。没有可信任的证据显示，熊伯格时期的礼和洋行，也有过类似的买卖。

其实，除了进出口业务，青岛礼和也并非没有其它的投资设想，可惜最后大都半途而废。资料显示，1901年至1902年，投资青岛电灯工厂的西门子公司有意退出，礼和洋行就曾经向总督府呈交过申请，希望可以得到在崂山建造一个水力发电厂的许可。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一申请最终遭到了总督府的拒绝。1904年，政府的工厂安装了一个新的发电机。结果，这个依靠燃煤驱动的发电机的生产费用，比水力发电机要高得多。在几年之后礼和坚持认为，若当时的水力发电厂获准建成，相信会以较低的电价形成强有力的竞争。然而，礼和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但在位于昆明滇池出口螳螂川上，由礼和洋行勘测设计、安装和进行运行管理的水力发电却获得了成功，这个1910年7月开工，1912年4月发电的石龙坝发电厂，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座水电站。有意味的是，礼和在石龙坝所选择使用的，也是西门子的设备。

很早的时候，熊伯格就在栖霞路建造了自己的房屋，那所房子离单威廉的住宅很近。在离开青岛之前，熊伯格和妻子、孩子，一直都住在那个非常舒服的地方。后来，富有的熊伯格还在湖南路35号建造了另外的一座房子，用来出租给别的个人或家庭。1909年1月15日，熊伯格和心灰意懒的单威廉一起，离开了青岛。

不象单威廉，熊伯格的离去没有成为新闻。在单氏离开的第二天，青岛的一张官方报纸刊载了一则简短报道，披露了“海军参事单维廉博士已于昨日返国休假9个月”的消息。但实质上，包括单维廉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知道，单氏此去应该是永久性的。熊伯格和单威廉所乘的船名为“西江”，它直接驶向了天津。后来人们知道，在熊伯格和单威廉的同行者中，还有齐默尔曼律师等人。熊伯格和单威廉离开中国的路线是从青岛乘船到天津，再在天津改乘火车，经由东三省、西伯利亚而去柏林。

熊伯格在栖霞路建造的房屋，后来在1930至1940年代成为了俄国人塔塔利诺夫和尤力甫家庭的住所。但是，到了尤力甫居住的时候，熊伯格的影子就已经看不到了。虽然礼和洋行后来在青岛重新出现过，并试图大展身手，但它已经和熊伯格没有任何联系了。不论对青岛还是礼和洋行，熊伯格都是一个缺乏性格的过客。100年后，过客的背影，早已模糊不清。

在不完整的城市地理记录里面，罗兰德•贝恩的青岛经历，直接和兰山路以及江苏路有关，前者是他一度从事商业活动的地方，后者则建有他的私人住所。但是，除了这两条街道上两个孤立的建筑坐标，后人对这个来自德国的投资商人，几乎就再没有什么更深刻的认识了。他的出生地点，他的年龄，他的基本履历，他在青岛的具体生活状态，他离开青岛后的去向，至今依然都是一些摸索不到解读途径的空白。

从时间记录上看，1899年来到青岛的罗兰德•贝恩（Roland Behn），是早期进入殖民地的投资者群体中间的一个。他是以顺和洋行（F.Schwarzkopf & Co.）董事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他的工作，是将这家有影响力的德国公司的商业触角，延伸到青岛。作为顺和的代表，贝恩为这家1850年成立于香港的贸易公司，创办了其在青岛的业务分支机构。以已有的零散资料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从贝恩到达青岛到顺和洋行的出现，中间花费的时间很短，因为在1900年的时候，顺和洋行就已在兰山路建造完成了一个漂亮的办公楼。贝恩开始住在什么地方人们并不了解，但研究者后来了解到，最迟在进入青岛3年后的1902年，在本地非常活跃的德国建筑工程承包商F•H•施密特公司，就已经在江苏路建造完成了贝恩的一所房子。从1902年到1912年，在江苏路和兰山路之间，顺和洋行的这位董事10年里面所经过的，几乎是青岛这个殖民地城市的全部繁荣。

贝恩在青岛生活的状况，已不容易找到可信任的文献支持研究者进行一些基本描述，这很令人遗憾。但贝恩作为顺和洋行的董事，曾经出任过福柏医院（今人民医院）董事会的副主席这一情节，应该没有异议。在贝恩担任副主席时期，福柏医院董事会的主席是律师齐默尔曼。

贝恩参与的顺和洋行，在青岛的业务多和日常生活有关，零售的百货商品有罐头、食品、洋酒、小五金及一般日用品等。和其它的德国公司一样，顺和经营的货物，多由德国国内运来。顺和洋行在青岛的投资中间，包括了一个哥伦比亚蛋厂。这是当时本地仅有的两家新鲜蛋白加工企业之一。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曾对学者王栋描述，“顺和洋行的哥伦比亚蛋厂在兰山路与广西路之间。房子的东侧有条小路从兰山路通向广西路”。哥伦比亚蛋厂的位置，和顺和洋行的办公楼很近。从顺和洋行到哥伦比亚蛋厂，就几分钟。

马维立相信，贝恩的青岛生活没有持续到1914年战争爆发。但在福柏医院的一份年度报告里可以看出，至少在1913年的秋天，贝恩还依然在青岛。他离开的具体时间，人们不知道。人们同样不知道贝恩离去的原因，也不知道他后来去了什么地方。江苏路8号贝恩的的房子，在他离开前后，被通过贪污津浦铁路建设工程投资而暴发的铁路总办李德顺购买。富有的李德顺是广东人，有一个德国太太。他在青岛的欧洲人居住区购买了许多地块，但在土地登记中使用的都是他妻子的名字，因为她是德国人，依照当时依然有效的法律，可以合法成为登记地块所有者。在收购贝恩住宅前后，李和他的德国太太还拥有了江苏路6号和12号的房子。

罗兰德•贝恩进入研究者视线的时间很晚。而贝恩的出现，却并没有解决有关江苏路8号这栋房子的所有问题，这其中包括了贝恩之后的李德顺和李鸿章的后人李经羲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承接关系，也包括了一个叫古西那辽瓦的人究竟是如何被认定曾经是这里的所有者的。同时，由于对顺和洋行投资代表贝恩青岛经历的无知，也使研究者对关于江苏路8号交易情形的所有叙述，变得小心翼翼。

在围绕贝恩青岛经历所进行的发现里面，所有的猜测都没有意义，因为这并不能帮助人们接近真相，却可能使研究者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关于青岛历史过客的不停止的发现过程中，陌生的贝恩不是唯一的困惑，也不是唯一的难题，许多时候，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甚至一直看不到任何坐标。幸运的是，研究者后来知道了贝恩的存在，这至少可以摸索到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更大的期待同时也出现了，这就是至今人们依然不知道，对贝恩青岛故事的更多的了解，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无疑，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也许，等到人厌倦了，意外就会出现。

奥托•里特豪森（Otto Ritthausen）进入人们的视线，是青岛的一位历史建筑研究者在探讨湖南路11号房屋时的意外收获。马维立博士在连续和王栋进行的《波恩通信》中提供资料证实，这里是一个德国商人在1901年建造的住宅。而在这之前，关于这座别墅的来历，一直被另外一个奇怪的版本有声有色地渲染着。这样，围绕着湖南路11号，研究者在有机会纠正过去的错误的同时，一个叫里特豪森的德国商人也就浮出了水面。

但是，接下来的麻烦却同样和马维立博士有关，他认为，这个开办有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里特豪森，“是1899年来到青岛的第一个德国商人”。问题就出在这个“第一个德国商人”上，依照已有的资料，到1899年的时候才出现“第一个德国商人”的说法，与其它记录有相当大的距离。但随后马维立博士就在波恩纠正了这个错误，他重新核实后确定，里特豪森来到青岛的时间是1898年。

然而，即便里特豪森不是最早到来的德国商人，他的被重新发现同样是有意义的。他不仅使人们得以在地理上排列出湖南路东部的原貌，同时也使研究者在不断积累中的早期商人名单里增加了一个新标签。

然而，在里特豪森的商人身份上，疑点同时存在。Dracula后来在www.tsingtau.info网站发现的介绍说，里特豪森应该是为一家德国公司（snethlage & siemssen und alfred siemssen）工作的，而不是自己拥有这家公司，他的职务类似于业务员。就这一点，马维立的资料显示，里特豪森的确开有一家进出口公司并经营到了1907年。从1908年至1912年，里特豪森不在青岛。1912年的下半年或1913年的上半年，他重新回到了青岛。此后，他没有再成立自己的公司，而是与Alfred Siemssen合资经营，这是一家受理火灾以及人寿保险和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另外还有一家 Snethlage&Siemssen的公司，负责代理房屋和公寓的出租。原来这家公司的所有人是住在上海的Snethlage和住在青岛的Alfred Siemssen。但不久前者就退出了，此后到1914年8月，Alfred Siemssen一直是这家公司的唯一所有者，但他没有变更公司的名字。因此，里特豪森在1913至1914年有两个身份：一家公司的合伙人和一家叫做Snethlage&Siemssen的公司的职员。马维立说，里特豪森的职务在德语里叫做Prokurist，意思是店长或经认可的经理。

现在回头看，在1899年的时候，青岛的一些和商人的利益有关的法律，已基本准备妥当。这包括了处理好这个无关税地区和有关税限制的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的规定。从繁荣商业的角度出发，政府还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商人们可以在青岛免税设立了存放外国货物的栈房，同时也可免税进口内地出产的矿产品、煤、铁和矿石。从其它中国港口输入的诸如棉花、蚕茧、皮革、羊毛等原料，则免海岸税。在1899年，胶州法院已开始定期将商业登记摘要向海军部通报。海军部则将在青岛开业的公司名册告知德国各州的贸易部、德国所有的商业组织以及希望获得这方面情况的团体和个人。

里特豪森从1899年开始的接近20年的青岛生活状况，人们知道的不多。1914年11月，里特豪森成为战俘。1919年12月被释放，1920年返回青岛。研究者大致了解里特豪森1923年6月11日死在青岛。里特豪森的死亡，是一个意外，他是因被狗咬伤后感染狂犬病而死的。青岛先进的医院，没能挽救了他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在里特豪森的独身背景下，他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和一个中国女子一起生活的，并且有了孩子。

在整个的里特豪森青岛故事里面，最令人困惑的应该就是有关这个不知姓名的中国女子的部分。她的过往，她的生活，她和里特豪森结合的原因，她在1923年显然受到了影响的命运转折，这一切都在今天给人们遗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想象空间。她让人在一个恍惚的背静下看着、想着、推测着，把她幻化成一个具体并可以活动起来的形象，试探着去组合出一种又一种可能的结局。尽管研究者清楚地知道，其中的任何一个假设和推理，终究都不是她自己的生活。但是，牵挂的冲动，依然不可抑制。

在今天看来，里特豪森的青岛故事，就象一棵只有外壳的生物标本，里面的水分，早已经蒸发干净了。和里特豪森以及他的别墅同样成为标本的，还有西侧的湖南路13号，1899年的时候，从烟台来到青岛的美国传教士保尔•卑尔根建造了这里的房子，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成了里特豪森的邻居。

在1914年前的青岛，出版和印刷是两个关联密切的活跃行业。包括《德国亚细亚报》、《青岛官报》、《青岛最新消息报》、《胶州报》、《德华日报》和《泰晤士报》在内的许多报纸和天主教出版物，成为了这个殖民地城市最早的公共信息产品。在文化、思想、宗教、法律和政府事务、商业资讯的传播上，印刷出版商和媒介从业人员对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的城市传播史研究中，研究者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供当作样本进行描述的从业对象。直到阿道夫•豪普特（adolf halipt）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这个缺失才得到了部分祢补。

严格地说，大约在1899年或1900年来到青岛的阿道夫•豪普特，并不是这个城市印刷出版业最核心部分的一员。他最早被属于印刷商维克多•罗尔的山东贸易有限公司雇用，并且他和他的老板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德亚瞭望》周刊的编者。关于这个《德亚瞭望》，目前本地所有已公开的研究报告都没有涉及。人们只是在一个研究青岛下层劳工的德国学者的论文注释中间，发现过这个出版物的存在。比如在1899年的1月14日，它就曾发表过政府译员慕兴立的城市华人状况调查《穷汉市》。而到了1904年的5月28日和6月4日、25日，《德亚瞭望》周刊则继续刊登了有关青岛本地雇主和佣人之间存在大量矛盾的报道。

从上面的线索可以看出，至少在1899年1月至1904年的6月期间，《德亚瞭望》周刊在青岛一直是正常出版的。从内容上看，《德亚瞭望》周刊对城市日常社会生活的关注，占据了不小的比例。

在经过了和维克多•罗尔的合作之后，豪普特后来自己成为了印刷和出版商。但是，豪普特在青岛独立从事出版行业的前一阶段，显示他的成果的记录却并不详尽，研究者只知道豪普特编辑过两本摄影画册，第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10年的1月。他在这几年中间是不是还继续出版印刷了其它一些城市读物，目前没有获得可信任的文献支持。在豪普特进行印刷和出版经营的同时，奥托•罗斯也像他那样经营了一家印刷出版公司。从1901年至1913年每年发行的《青岛通讯录》，就是由罗斯出版的。有一个阶段，罗斯曾在中山路东侧租用了瓦格纳商店北面房子的部分楼层，这个房子是奥古斯特•梅尔约在1906年建造的。研究者发现，和豪普特不同，罗斯和马克斯•格瑞尔好象都没有出版过画册。

豪普特在1910年1月出版的摄影集里面的照片，对后来研究者鉴别青岛的一些历史建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关于建筑商人阿尔弗雷德•希姆森的叙述中，人们就是通过豪普特的摄影集，找到了湖北路北侧一字排开的三座房子，它们在安徽路与浙江路之间，后来曾经分别是市南区政府和大众日报青岛记者站的办公楼。最早，这三座房子都是希姆森公司建造的，它们当中最西侧的一座由希姆森自己一直居住到1914年，现在这个建筑还依然保存着，并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和希姆森以及另外许多德国人一样，豪普特一直在青岛生活到了1914年战争爆发。在1914年至1920年期间，豪普特作为海军第三陆战营七连的上士，参加了战斗。战后他被俘并被关押在日本。1920年代他回到青岛，被天主教会雇用，成为天主教会印刷所的负责人。

1927年，豪普特出版了《青岛指南》的德语版，而这本城市指南的英语版，后来在1934年出版。豪普特的《青岛指南》，是被广泛使用的一本实用资讯料汇编，就象战争发生前他出版的摄影画册一样，《青岛指南》后来给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多的城市发展和变化状况的原始信息，使人们对当时青岛的真实面貌，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许多在今天看起来已经面目全非的景象、事物、街道、建筑、行业和社会状态，都被豪普特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1934年152页的英文版《青岛指南》，硬皮彩色印刷，著作人署名是阿道夫•豪普特，出版商则是格奥尔格·G·泰尔贝格国际书店，由青岛天主教会印刷所承印。里面分为历史、市区景点和市郊景点等篇章。其中的23页广告包括有德国药店、福柏德国医院、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北德劳埃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明华银行、圣心修道院、水边大厦和G·弗兰茨的斯雷卡相机公司。

豪普特没有能够看到这本英文版《青岛指南》的出版。1933年6月15日，他在青岛去世了。

第四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在表面上，辛亥年的青岛没有一丁点革命气氛。清宣统三年、辛亥年和1911年，这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记年方式，揭示出了一种帝国晚年的脆弱时间逻辑。只是在钟声还没有敲响的时候，大部分人并不觉得异常。

并且，青岛似乎有理由保持正常，因为几乎所有的征像都在指往一个方向：这个城市正在不可阻挡地成长为德国的海外模范殖民地。根据截止到1910年底的人口统计，青岛德国租借地范围内有中国住民34180人。而以德国人为主体的外籍移民，大致保持在1800人上下。在这一年的夏天，青岛的海水浴场持续了以往的旅游热潮，咖啡、啤酒、赛马、帆船、射猎、登山这些有钱人的闲暇光景，充满1911年前10个月的城市现场。尽管中国住民占了绝大多数，但到今天还保留在历史记录中的人头，已经不超过100个，我们不清楚个个腰缠万贯的诸如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胡存约、李德顺、刘子山们，在这个特别年份的所作所为。作为中国人和德国租借地的居民这两种并不统一的身份，使得这些地方领袖必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里。尽管，在这个年度结束前，他们尚不需要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一些东西似乎是天生的，也是相互矛盾的，比如之前青岛村原住民胡存约等人参与的对天后宫的保护行动，比如城市西部一个完全由中国学生组成的大清国与德国联合大学里日益滋生的变革情绪。作为地方士绅的代表，胡存约写作的《海云堂随笔》，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乡村青岛。这个青岛，在1911年时已经渐行渐远。

和这些与时俱进的城里人比较，有一个乡村知识者却不肯轻易牺牲旧名声，他在他还不曾预感到的一场革命暴风雨到来前，通过一种自毁方式，捍卫了以大清国为国家标志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尊严。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节后，这位谨守道义的即墨生员宫仲栶，在家乡南屋石村选择以一种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表达对所居村庄被划入“德国租借地”的抗议。这个默默无闻的老派知识分子离去的日子，距李鸿章和翁同龢在北京签定《胶澳租借条约》刚好6周年。对宫仲栶和许多士子来说，这是个祭日。自缢身死前，宫仲栶留下“死者人之常事，但落个清白可耳”遗言。宫仲栶死后7年里，革命来了。

【辛亥年】

1911年，透过德国人管治下青岛的平静外表，大清国的消亡预兆，不能说没有蛛丝马迹。但寻找踪迹的工作，却并非易事。飞利浦的节能灯下面，往往你把计划中几倍的简装雀巢咖啡都喝光了，也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回过头来，你还会责怪飞利浦和雀巢合谋把脑袋瓜搅乱了，没了方向。听上去飞利浦和雀巢的联合像个笑话，其实兴许还真就是事实。因为这时候就是端上来一杯新鲜的蓝山，也会味同嚼蜡。

1911年2月17日，已经出版了10多年的《青岛官报》，改称《胶澳官报》。1900年7月7日由德国总督府创办的《青岛官报》，一直做着官样文章，主旋律文稿多用德文，涉及华人的布告、通知、告白之类，则用德文和中文对照刊出，每星期六出版一号，每期八开4到8页，间或增至12页。今天，偶尔在图书馆发现几张滋润过几滴咖啡污渍的报纸，研究者往往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得悉些殖民地真相，岂不知那个年代也有报喜不报忧的坏习惯，结果就不免失望。对长江流域前途不明朗的革命风暴的描述，大致同理，比如现在想通过这些报纸看清楚辛亥年的政治局势，就不那么容易。德国总督府关心租借地的既定秩序，和这些秩序的运转温度，官报自然循规蹈矩。

从2月开始起，一个叫爱因哈特·舒曼的德国年轻人，开始担任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教师。他的同事中有数位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如《数学杂志》创始人康拉德·克诺谱、量子物理学家卡尔艾利希、植物学家威廉·瓦格纳等。青岛德华高等学堂为大清国与德国联合创办，管理规则由大清学部颁布，开办经费为64万马克，其中德国政府支出60万马克，余由大清国协筹，常年经费之大半亦由德国支付。学校1909年10月5日正式开学，德国地质学家及海军部官员格奥尔格·凯泊出任校长。学校设在火车站西南，1910年至1912年陆续建设的校园一直延展至海边。在所有建筑竣工之前，学校借用前野战炮兵部队兵营上课。当舒曼获得教职时，庞大的校园建设计划依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

爱因哈特·舒曼出生于1883年，26岁时申请获得赴青岛的教师职位，1909年9月10日从德国出发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辗转14天来到青岛。舒曼先是在皇家总督学校（今江苏路青岛市实验小学）任教，授课同时兼任总督教堂管风琴师。舒曼参与了在总督学校附近的总督教堂管风琴的安装调试。1910年10月23日总督教堂开放时，舒曼曾写颂歌在教堂弹唱。在青岛5年中，舒曼用一架木盒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一直给在德国的父母邮寄各种青岛明信片和照片，其中一张拍摄青岛高等学堂课堂情形的照片，显示舒曼和二三十位穿长衫的中国学生在上写生课，对着花瓶和烛台练习素描。舒曼在这张寄给父母的照片上写道：“我任教的班级学生在上写生课。那位正在画花瓶模型的学生颇有才华。在教室的墙上，挂的都是学生的优秀作品”。

这一年的夏季学期结束时，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32名学生首次进行了毕业考试，有20名学生通过。其中18名学生进入高级部，大部分进入工程学科，另有一人到德国学医。与此同时，学校高级部还新开设了医学系。

夏天，一个叫周学熙的官家子弟从市区到了崂山太清宫，每日焚香顶礼检阅《道藏》，3个月后返回青岛。太清宫的《道藏》，为明万历二十六年刻本，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农历十月初三由万历皇帝敕谕赐给崂山太清宫。《太清宫志》中载有万历皇帝颁赐《道藏》“敕文”和“敕谕碑文记”。《道藏》藏于太清宫三清殿正殿神像两侧六个木柜抽屉内，按经卷册数目录存放，共计4787卷，4486册。而这个检阅《道藏》的年轻人，除了出身豪门，经历也不平凡。安徽建德人周学熙字缉之，又字止庵，是前山东巡抚周馥的儿子。其为清代光绪年间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筹办直隶银元局，次年创办工艺局，督办官银号。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天津道道台，次年任长芦盐运使。辛亥事发后出任财务总长，在天津、青岛、唐山、安阳开办有华新纱厂等企业，为民国初期北方实业界代表。周学熙经历了俩不同的时代，可奇妙的是，不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周学熙似乎都是顺风顺水。而更有趣的是，在以1911年为标志的中国，如周学熙一般从容转身的人物，却又一捉一大把，根本不难寻觅。

在周学熙崂山修身养性的同时，租借地青岛的新式教育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截止到7月1日，总督府学校在校学生增长到162人。学校设置一个3年级的学前班和一个6年级的实科中学。对这些变化，具有官方背景的一张德国报纸认为：“在教育事业的形成过程中，海军管理部门始终给予特别关照，几乎所有部门都有了令人满意的进展。”早在1901年秋天，总督府学校的校舍就已经建成，包括四间面积60平方米的教室、教师用房间和教堂。1907年迫于生源的剧增，在近海处又增建了一座教学楼，并增设礼堂、理化实验室、劳作室、绘画室等。课程有德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宗教、绘画、唱歌等。学生来自青岛、香港、上海、北京、黑龙江和神户等地，以德国学生为主，也有少数英、美、俄国学生。对远途学生，学校提供专门宿舍。很快，这些孩子就成为了一个崩溃的东方帝国的最年少的见证者，这些在租借地道听途说的混乱故事，让他们后来对中国的革命面目，一直迷惑不解。

7月份里，一些中国学校的德国教师在青岛进行了一次聚会。期间，这些喝着咖啡的男男女女，举行了有关德国在中国教学活动的目标、目的和有关适用教具、教材的座谈。会议结束时，他们决定1912年再次在青岛聚会。后来在1912年4月19日出版的《远东劳埃德报》，曾愉快地报告说，这些德国教师的聚会，“表明了青岛开始成为德国在中国进行精神追求的中心。”显然，德国人对这个“德国在中国进行精神追求”的顾念，大于他们对中国革命与否的关心，仿佛这些是租借地外面的遥远事情一般。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个中国的辛亥年

，1911年深秋的武装起义，的确与青岛无关。

9月26日，一本收录了各种租借地管理章程的《青岛全书》用德文出版。全书分上下卷，涉及了参议督署德华董事章程；治理青岛、鲍岛、东镇、西镇章程总则；华人民事诉讼择要；保卫地方治安；卫生章程；保护林木章程；取缔烟土吗啡章程；取缔商工各业章程；盖户自来水接紧要章程；正用钱币衡量章程；中华商会章程；船舶码头并码头各栈户章程；保卫滋生禽兽并打猎章程；海关各项章程；买卖田地章程；消事章程；征收课税章程，等等。下卷有青岛发展史、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组织法、地基方面并界内人数、商务兴盛一览表等。

9月，英文《泰晤士报》开始在本地发行。这是青岛最早的英文报纸。之前青岛已有《德国亚细亚报》（1897）、《青岛官报》（1900）和《青岛德文报》（1901）等德文报纸发行。英文《泰晤士报》的出现，似乎传递出了本地新闻传播业的某种开放信息。而这种迟到的自由表达姿态，试图表明的是租借地统治的稳定景象。这个局面，是柏林方面喜闻乐见的。

到了秋天，青岛德华高等学堂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212名。学校在本学期开始时设立了第2个工程系，第2个法律社会系和第2个农林科学系。因此学校的高级部已包括两个工程系、两个法律社会系、两个农林系和一个医学系，总共74名学生。有28名学生学习工程自然科学专业，有20人学习法律社会科学专业，有10人在农林专业，有16名学生学医。初级部学生的平均年龄约为23岁。初级部5年的教程，学习课程有德语、历史、地理、绘画、体操、游泳，在高年级还有逻辑课。用中文教学的有：文字和语法、句子结构、古典著作、哲学、历史、地理、文学、标准汉语。除了中文专业外，教学语言使用德语，辅以中文。高级部包括工程系4年；法律社会科学系3年；农林系2年（暂时施行，计划3年）；医学系4年。各系均教授德语、汉语、科学、卫生保健和体操。法律系有英语课，医学系则用拉丁语授课。这些学生中间，相当多的家庭都具有雄厚的政治和财富背景。这不奇怪，因为这些中国孩子的父辈，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德国人的大学，在中国代表的是怎样的上升势头。何况这个新式学校，已经获得了大清国最高层的首肯，几乎没有任何政治风险。

10月，青岛俱乐部在前海完成施工。当本地的达官贵人开始谈论一个喝咖啡的新去处的时候，辛亥年的标志性事件在武昌出现了。

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

1911年10月10日当天，没人知道就武昌这么些人，稀里哗啦革命居然成了。20天后，吴宓日记大略记录了大清国首都的惊慌失措：“今日北京情状略如常日，闻初五、六两日备极恐慌，今日似又稍清。然京官眷属业已纷送出京，其逃避出京之人，日不可以数计。城中各校学生业以尽退，几乎全空，而仍上课维持如故。京津等各火车，日售票至三千余张。而以拥挤不得上车而复归者，每晨又数百人。由津至沪轮船之拥挤称是，船价确已涨至二十五元。而天津旅客客栈等处，住客已满不能容。北京亦然，租价日增。而北京市面恐慌尤达极点，汇兑亦几不通，诸人皆告窘乏。余始欲向王世叔商量借钱三四十元，以为危急时逃亡上海之预计，继思如此窘乏，决不能得钱，乃止。”吴宓的这则日记写在辛亥九月初八日，第二天，也就是10月30日，刚刚被资政院要求“明正典刑”的邮传部部长盛宣怀，由天津乘德国提督号商轮，经大连转往青岛躲避。

盛宣怀离开天津的时候恰好是重阳节，在这个本应家族倾室而出的踏秋日，盛宣怀已经顾不上登高“避灾”了。他站在这艘德国轮船上，躲避的是一个正在崩溃的时代。这一天，另外有许多人的命运也和这位大清国邮传部部长类似。茫茫大海，令盛宣怀对前路迷茫。这个时候，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所谓“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便不免令人感慨系之。是日晚，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昆明发动起义，次日毙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俘总督李经羲。

很快，上海的庇护也失去了。11月3日一整天，张士珩顽强抵抗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武装对江南制造局围攻的行动，成为了这个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对朝廷的最后忠诚。下午，作为制造局总办的张士珩，曾经扣押了前来劝降的起义领袖陈其美，并成功控制了局面。但是，是日夜，被发动起来的沪军营、巡警、商团等武装开始三面围攻制造局，翌日凌晨，起义军从防御薄弱的后墙翻入，举火焚厂，致使清廷在上海的最后堡垒终于被攻破。悲愤之中，张士珩携襄办乘小火轮出逃，就此开始了7年的亡命生涯。

张士珩从上海逃往青岛时的狼狈和愤怒情形，被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描述为是“永远忘记不了”的一幕。卫礼贤当时正在工作，张士珩突然“怒气冲冲”地出现了，情绪显得很激动。“看到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的样子”，卫礼贤“非常惊异”。张告诉卫礼贤说，在制造局被攻破后，他和他的秘书，历经千辛万苦才从起事的士兵手中逃出来，赶到了青岛。

武昌起义的一个意外结果，是大清国的卫道士辜鸿铭，被驱赶到了青岛。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里，大致讲了故事的来龙去脉。蔡元培说：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

辜鸿铭的“暂时避居青岛”，恰恰是因为发生了被南洋公学学生诘责事件。热情和权威的对抗，促成了辜的辞职。这个时候，青岛正开始敞开大门，接纳着一大些慌慌张张逃亡的前清遗老和北洋旧臣，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员、寓公、隐士、道长、风水先生等等，辜不乏朋友和对手。卫礼贤在他的《中国心灵》中曾这样描述，辜经常来做些或短或长的停留。他总是象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充满思想和各种怪念头。诅咒和诟骂新纪元、革命和该为每一件事情负责的外国人。同时他会对中国文化进行纵览，揭示先哲智慧中最深刻的内涵，富于想象地描绘古时精神活动的画面。他会在中国和欧洲的人及其时代之间作表面的对比。传教士说，坏脾气上来时，他对所有的事情不满。没有一个人他找不出缺点来。因此，他伤害了许多人。

前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学生沈来秋回忆说，1910年他在高等学堂就读时，奥国教授赫善心博士就一直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1920年沈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普通民众，出乎沈的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钟兆云《解读一代狂儒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始终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并且他坚持这些“人民之声”和青岛的出现有必然联系。在林语堂看来，这些议论在他1901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迷惑中醒觉过来的心态。当然，拳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林语堂相信，在辜鸿铭的《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和《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里面，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

卫礼贤在青岛记录了辛亥年混乱的中国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慌乱，并在耶纳出版了批判文集《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同时还在报刊上发表大量中国问题研究文章，如《老子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中国动乱的原因》。这个时候，辜鸿铭和那些逃亡到青岛的大清国卫道士在卫礼贤的笔下，用各种匍匐在德国租借地上的极端形状，相互证明着一种矛盾的末路信息。他们不知道，失去了惯常的帝国控制的国家，该走向哪里。

在辜鸿铭发出尖锐诅咒的时候，一批年轻的革命者秘密进入青岛，试图借租借地的屏障，组织武装力量。这些年轻人表情沉着，意志坚定，频繁地在华人集中区的街道出入，以图获得更大更直接的资本支持，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在到处闪烁着温暖灯火的殖民地，他们成为些孤单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黑暗的房屋外面，徒劳无益的努力多没有换回同情，建立完整革命秘密根据地的计划，终于沦为有始无终的泡影。这些不无悲情的场面，曾经一次次在我的潜意识中间重组，形成陆续的画面，折磨我的神经。辛亥年后来被戏剧化了的波澜壮阔，很容易让今天的人们将这些细节磨损掉，仿佛没有发生，但是我知道，这却是1911年青岛的真实。我确信，当寒风一阵阵刮过城市的时候，革命遭遇革命利益同盟者的蔑视、冷漠，其实比面对革命反对者的血腥抵抗，更叫人绝望。

如果说1911年的青岛曾经有过光明召唤，这些影影绰绰的人像其实才是真正的共和先声，尽管他们和他们发出的声音，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在这个日益寒冷的冬天，进入记录的共和先驱者寥寥无几，刘冠三、王麟阁、班麟书、邓天乙、丁惟汾、陈干、吕子人、赵魏、邓天乙、赵文庆、秦明堂、王长庆、贾振琨这些名字，仿佛是些没有血肉的符号，一直埋藏在城市记忆的最隐秘处，等待发掘。

实质上，对这个简陋名单上的一些年轻人，比如赵魏、贾振琨们，辛亥年的青岛已经是最后的人生记忆了。离开青岛数天之后，他们一一赴死，用生命祭奠了热望的共和国。1912年1月15日，刚刚在青岛被推举为光复青州总司令的赵魏乘火车西行，预备宣布青州独立。18日下午，这个27岁的寿光知识青年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青州夏庄小庙以东被跟踪的青州满营密探瑞增射杀头部，当场倒地身亡。（山东省民政厅编《齐鲁之光——山东省中华著名烈士事迹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从青岛到达青州前，赵魏在潍县和久别的父亲见了一面，之后父子便天各一方了。没有人知道，瑞增掏出手枪在赵魏背后开枪射击的时候，是怎样一副表情。就此，这个忠心耿耿的大清国士兵和年轻的青州革命领袖赵魏，一同放大了宪政道路上的腥风血雨。赵魏遇刺后，先前从青岛到青州秘密进行准备的王长庆被推举为光复青州总司令，同时撤出青州。与此同时，自日本回国的同盟会会员贾振琨也正从青岛赶往青州参加起义。当到达青州火车站时，赵魏遇害已成事实，青州独立计划败露。无奈贾转取诸城，2月3日随革命军一举占领诸城县城。不料2月10日大量清兵猝至，诸城顷刻陷落，贾振琨等80余人被俘，第二天在诸城北门外被杀。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租借地青岛的眼皮底下，而青岛就如同一个冷酷的看客，在自家阳台上喝着刚刚煮沸的咖啡，对一幕幕革命和围剿革命的激烈行动熟视无睹，仿佛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青岛的平静和不动声色，令人窒息。当然，这是后来人们对德国租借地的习惯性判断。事实是，在中国南北共和革命（就是卫礼贤所谓的中国动乱）烽火四起的时候，青岛的两个教会学校开学了。11月，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在阳信路2号开办明德学堂。招收40名信徒子弟入学。12月，通过私人捐助募集资金建设的新教总传教会青岛德华女校落成。这个非宗教性学校遵循的目的，是让中国女孩接受欧式教育。

与此同时，来自一个邻邦的关注也意味深长。不幸的是，这种关注不久就会以一种战争的方式，显现出其背后的贪婪和残酷。在这个秘而不宣的准备期，这个东洋帝国除了不遗余力地进行关于青岛的各种资料的搜集外，也把目标放在了一些大人物身上，比如盛宣怀和另外一些逃亡的大清国政治家。10月30日乘德国商轮经大连到青岛的盛宣怀，最终听从了日本人的劝告，12月14日离开青岛前往大连，12月31日转移到日本内地。盛宣怀似乎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也会脱离困厄。根据1911年末了的统计，本年度在青岛的日本人为312人。4年后，当日本帝国取得德意志帝国成为青岛的新统治者的时候，这个数字一下子就被扩大了几十倍的移民数据替代了。

在危险出现之前，一切似乎还是有条不紊行进着。前面提过的《青岛全书》，1912年6月出版了中译本。而似乎蒸蒸日上的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在1914年停止运转。战争爆发之前，教师舒曼离开青岛，途经香港时被英国当局押送澳大利亚，5年后回到德国。在战俘营里，舒曼办过语言学校，给战俘教授中文和其他知识。回德国后舒曼出任中学校长，期间营救过一位犹太学生。

作为张士珩的朋友，卫礼贤认为李鸿章的这个外甥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他“在中国文学方面学识渊博，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卫礼贤觉得由张来担任江南制造局的总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更令卫礼贤惊奇的是，张士珩居然可以把制造局经营的很好。在传教士的眼里，张士珩是一个意志坚定并沉默寡言的人，有时候一个晚上，都难得听他说几句话。卫礼贤相信，在青岛张士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道家式的冥想。遁居青岛的张士珩在今曲阜路拥宅问道，院内竹林繁茂，由南京故居迁入的一块由俞樾题写着“竹居读书处”的碑刻，曾长时间放置在园中。张士珩逝世后，张宅改建为瀛洲大旅社，但院内竹园依然保留，碑刻也一直存放在假山上。张士珩在青岛时，张宅与曲阜路8号徐世昌住处是对门邻居。在这条普通的德国街道上，两个政治方向不尽相同的朝廷旧臣，过着相似的隐居生活。1915年3月21日，袁世凯任命张士珩为造币总厂监督。数月后张因病去职。61岁时，这个曾唱吟“欲问幽栖处，云封不可寻”的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病逝。

1911年结束的钟声响了。冥冥之中，仿佛1911年并不愿意阒然无声地沉入历史，而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12月30日，一封挂号信从银装素裹的青岛寄往瑞士，信封上混贴着2枚蟠龙10分与3枚德国胶州客邮票，正面盖有手填挂号印及德国挂号标签，注明为由青岛挂号第023号。这大概是1911年从青岛发出的最后一声问候了，可惜我们不知道里面说了些什么。在冬雪覆盖下的青岛，仿佛一个世外桃源，美轮美奂，却鸦雀无声。这是一个容纳了不同种族，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信仰，不同经历和经验的城市，在这个城市，荒诞、荒谬、荒唐和阴谋、预谋、计谋和平共处，统统不显山露水，只等待着外面的金戈铁马，仰天长啸。实质上，要真正弄清楚1911年青岛的形形色色，近乎不可能，因为不论是租借地方面还是溃败之中的清政府、政治流亡者、官僚资本家，抑或是革命党、武器走私者、帮会、社团、留学生、地方士绅，都不希望将自己的真实大白于天下。于是，青岛1911年结束时刻的鹅毛大雪，恰好就迎合了所有人的心意，惟独留下一个一个的谜团，让后人猜忌。2007年6月26日，当这件1911年岁末从青岛寄往瑞士的信封出现在上海泓盛春拍会上时，人们试图通过实物凭证窥视辛亥年真相的欲望，再度被勾引起来。透过微微泛黄的皮面，我觉得100年前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探究内里究竟的冲动，突然强烈。

1911年过去27天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寒冬腊月时分，革命党人在即墨武装起事，而后漩涡一般被剿灭。青岛租借地的德国人，成为了熄灭这些火焰的帮凶。1912年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流尽了最后的鲜血。宋教仁死后，参与暗杀活动的洪氏潜入青岛隐居，租借地殖民当局依然置身事外，仿佛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样。

【共和国的房子缺少装修】

在国民党的思想领袖宋教仁死去前40天，一个年轻人也死了，他叫邵麟勋。

邵麟勋大约是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个青岛人。死的时候，这个青岛机关部的招待员不到20岁，共和国已经成立了2个月又11天。然而，他却依然为共和国死了。邵麟勋的死，究竟唤醒了多少人，似乎一直没有人关心。直到最后，连邵麟勋这个名字也不被记忆。邵麟勋死后7个月，孙中山抵达青岛。

在考察孙中山青岛事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艰难地搜寻着邵麟勋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蛛丝马迹。发现能够连接起他人生轨迹的信息，少的可怜。以下的文字，实在不应当成对邵麟勋的纪念，但我知道，这恐怕算目前最完整的记录了。邵麟勋，字文骐，1893年生于高密。幼年入私塾，1906年赴济南从业师求学，肄业于刘冠三等创立的山左公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08年受聘潍县端本学堂教员，未几赴青岛任职震旦公学。震旦公学被封后，改名振东应考山东工业学堂，取得第一名，但因剪发未能入学。寻被邓文翰聘为胶莱公学教员。署假返回故里，复应速成陆军学堂考试，改名为琨，亦考取第一，送济南复考，因文中有沦亡二字，被黜归。执教于康家庄高等小学堂。1910年又改名文烈，考入教练所。毕业后复执教于高家庄务本学堂。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在青岛机关部充招待员，嗣与王永福等率民军光复诸城，组建军政分府。邵麟勋随后接受的任务，是赴青岛购置军械，这是革命军贯常的方式，只要不大张旗鼓，殖民当局通常会网开一面。邵麟勋回到诸城的时候，形势已趋向危急。很快，城陷，邵麟勋和民军与敌展开巷战，最后弹竭，邵等自西门冲出，被俘遇害，时为1912年2月11日。

邵麟勋死后第二天，隆裕太后带着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礼仪。存活了长达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了。邵麟勋的血，成为了赢得这个结果的最新鲜的一滴。伴随着末代皇帝退位的，是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7个月后，这位共和革命的教父来到青岛。

孙中山1912年秋天的青岛之行，一直扑朔迷离。孙的这次行程，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和官方使命，更多的是基于从北京到上海返回路线上的安全考虑。长时间里，在一种具有方向性的表述环境下，依靠口头记忆进行的许多描绘，使得孙的许多重要的活动和谈话，都被模糊化了，而另外的一些并不真实的东西，却同时被夸大了。

1912年9月28日晚，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乘山东铁路的德国火车抵达青岛。和孙一起到达的，有孙的许多秘书以及家人。事前，孙的访问已由山东方面电告了青岛的德国总督府。

孙到达前，孙的一些同乡已等候在车站的月台上。在不大的站前花园，则聚集起了2000人的欢迎人群，其中许多是几个学校的学生。当这位受尊敬的共和制度缔造者通过人群，乘四轮敞篷马车驶往饭店时，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总督府方面对短暂逗留的孙中山，给予了充分的尊敬。9月29日中午2点左右，孙由一位秘书陪同，在总督官邸拜会了总督瓦德克。在约一刻钟的谈话中，孙未涉及政治问题和当下的中国局势。据瓦德克后来给海军部国务秘书的报告所记载，孙在“整个用英语进行的谈话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克制”。之后不久，瓦德克到海滨饭店对孙中山作了回拜，这时，孙开始变得幽默了些，他对青岛前些年的发展发表了意见。指出，青岛的造林、港口、道路设施和房屋建设，都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希望，青岛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一个榜样。

9月30日，孙中山先去了海关，然后出席了广东同乡会的宴会。为准备这个宴会，广东会馆发出了约300张请帖。孙发表了简短致词，表示：中国已成了共和国，房子已建好，但还缺少内部装修。人民的每一分子都有合作的义务，每个人都承担一部分相关的责任。他说，青岛仅在14年中便由一个普通渔村，发展成为具有值得赞赏设施的极好的地方，中国必须以它为榜样。如果中国要以同样方式发展，这样的工作和实施这样的工作方法是必要的。为了加速这个发展，孙表示有意于促进铁路网的迅速建设，并在最大程度上准许外国工作介入。孙认为，只有在各商界共同参与下这个目标才能达到，没有政府能缺少这种支持。

从广东会馆出来，孙中山径直到了德华高等学堂，他参观了这个现代化的学堂，并在礼堂向学生做了讲演。孙说：中国的政权形式已经历了根本的变革。但年轻的共和国正面临发展的开端，现在该集中全力，使之完全成型。

孙中山说：学生们“必须勤奋、热情和自我克制地致力于自己的学习，以使将来在结束自己的学业后走入生活，以其知识造福于人民。就是说为了人民去建设中国的幸福，在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发明、有组织的劳动等，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而贡献自己。中国的发展、进步和未来依藉于此。”孙中山表示，德国在世界各国中以其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其法律的完美，成为最文明的国家。学生们应以德国作为新中国的楷模。

孙中山认为：在高等学堂的学习并非教育的唯一源泉。在大墙之外也还可学到大量知识和值得仿效的东西。他说，在此停留的两天看到，“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文化，却没有作出可与德国在（青岛）十几年中所做得事相媲美的业绩，道路、房屋、港口设施、卫生设备，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他们的勤奋和努力。学生的目标，应激励自己努力赶上，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并且使自己的祖国同样完美。”

30日下午，作为美国基督徒的孙中山还参加了一个教会的庆典。晚上，他参加了广东同乡会的晚餐会，约有40人被邀请会餐。在青岛的最后一天，孙进行了一次到崂山的郊游。

在孙中山离青时，大鲍岛的主要街道上和码头聚集了送别的人群。孙对他在青岛的逗留，表示特别满意，到达上海后他说，青岛给他留下了比香港更深的印象。

青岛总督瓦德克10月14日在给柏林的报告中汇报了孙中山青岛行程的基本过程。他相信，在所有与孙中山接触过的人中，他都给人留下了最好的印象。他的克制和谦虚，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极善于辞令，都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伟人的印象。在他的任何讲演和私下谈话中，他从未谈到过自己和他在革命中的作用，而往往总是强调还应在中国做的工作。

【先驱者】

在辛亥年间的暴力革命出现之前，曾短时间汇集青岛进行秘密活动的共和党人，大都有相同的经历。比如，他们多长年在周边地区生长，多在日本留学时相识，多和孙中山有直接的联系，并且在青岛有一定的同乡人脉资源。

在这些和德国租借地保持了适度联系的共和精英中间，徐镜心则是个中心人物。1912年9月的晚些时候，他陪同孙中山在青岛访问了3天，见证了共和领袖对这个城市的赞扬。在此后20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宋教仁之后，也不幸将自己41岁的生命最终停止在了共和道路上。

徐镜心的政治革新倾向，很早就显露出来了。1873年农历的11月2日，徐出生在黄县黄山馆后徐家村一个大户人家，5岁入私塾开蒙，20岁为县廪生。在家乡时他不仅熟读经史，并已开始涉猎西方书籍。1903年春天，深感旧学“不足以致用”的徐告别家人，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早稻田法政大学的徐镜心，很快就开始与共和党人接触。不久，他被推举为同乡会会长。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东京，在张继的引见下，徐镜心谒见了孙。随后在8月20日的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孙委任他和丁惟汾为山东主盟。

1906年春，徐受孙的委派回国，在烟台秘密设立同盟会机关。很快，他以“凌厉无前”的动作将组织扩展到山东各地。在黄县，徐利用自家的榨油作坊，办起了明新学堂和坤元女子学堂。随后，在徐的带动下，山东同盟会利用朝廷改办新式学堂的机会，在各地兴办了几十所公学。同时，共和党人的力量也渗透到了德国租借地青岛，在那里，他们也有过兴办震旦公学的短暂尝试。

1907年初，同盟会司法部佥事长宋教仁从日本奔赴东北，策动武装起义。徐镜心也奉命到关外活动。这期间，徐镜心还曾担任了《盛京时报》的主笔，撰写了鼓吹共和革命的时论和诗文近百篇。徐的活动终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在被缉捕时期，徐虽被迫避往他处，但依然和宋教仁一起，以木植公司作掩护，加紧实施东北义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传染北方。湖北军政府传檄山东，希望“速举义旗，右我鄂军。西发临清，扼南北之咽喉；北出渤海，攻塘沽之险隘。直捣巢穴，复汉官之威仪，建共和之民国”。徐镜心等拟定了《山东独立大纲》，并在11月13日逼迫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可惜，山东独立的把戏仅上演了10天，便破灭了。徐镜心被迫离开济南赴上海，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及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磋商南北策应战略，以图戡定山东。

1911年12月，徐镜心率十余共和同志辗转返回烟台，筹款组建起义武装。后因行动受挫，徐被迫和刚刚返国的掖县日本留学生邱丕振撤至大连。邱早年曾在青岛学习德语，肄业于振武学校。在大连，邱变卖了家产，帮助徐购买枪械武装部队。1912年1月14日，徐镜心率领200余军民，乘船从大连一举袭占登州，3天后光复黄县。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山东同盟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徐镜心出任同盟会山东分会会长。9月，孙中山途经山东，在济南和青岛两地短暂停留，徐镜心全程陪同。在青岛，孙会见了德国总督、同乡和部分共和同志，并在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发表了演讲。后来陆续发现的文献证明，孙在青岛的所有公开谈话，都回避了对政局的评论，却对青岛的开发、建设和管理，表示了肯定。在这期间，徐镜心没有发表意见的记录。

1912年冬，徐以山东参议院副议长身份当选北京民国政府参议员。有记载说，在京期间，他曾当面告诫袁世凯：“总统者，公仆也，国民者，共主也。仆无自己意志，以主人行动为行动。总统能为此，则中国治，否则中国乱。”袁道：“昔闻子鉴，今见子鉴矣！”

1913年3月，袁世凯策划暗杀了在国会大选中获胜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徐镜心即在参议院首倡弹劾袁世凯，要求查办主持杀宋的国务总理赵秉均，并在北京《顺天时报》上著文：国人念念不忘者，只有“共和民国”四字，谁若不顾民意，擅行专制，即为“共和之蟊贼”。徐的命运，在他发出对“国人之罪人”的声讨后，已无可逆转。

1914年3月4日，徐镜心被秘密逮捕。5月7日，徐就义。一年之后，和徐镜心在烟台一起举事的邱丕振，也在济南被杀害。

在致力于共和的早期活动中，刘冠三有许多次机会和青岛遭遇，比如在1908年济南杨家庄山左公学被查禁后，他离济赴青创办震旦公学；比如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奔赴青岛组织革命武装；比如1912年他随同孙中山访问青岛。

刘冠三是高密县康家庄人，1872年出生，少时曾在城里大户李家陪读。在第一次进入青岛前，刘的基本经历是：1902年考入山东师范学堂，1906年经谢鸿焘介绍加入同盟会，1906年春与丁耕农集资，在济南白雪楼创办《白话报》，宣传新文化，抨击时政，开山东共和宣传先河。因言论激烈，《白话报》终引发朝廷不满，数遭封禁，至次年夏被迫停刊。在开办报馆的同时，刘着手筹办济南山左公学，藉此聚拢青年，密谋推翻清廷。在山左公学遭查封前，受业学生已增至数千，且半数以上加入同盟会。

从济南成功逃亡到青岛后，刘冠三很快就参与了震旦公学的创办事务。在和他创办震旦公学有关的史料中，显示他的合作者有陈明侯、酆文翰、李兰佩、赵惠斋等，而先后在胶州路租赁房舍任职或任教的人中间，则有陶成章、商震、吕子人、徐镜心、邵麟勋等。但关于具体的校务活动，涉及刘冠三的部分同样缺少基本情节。可以看到的记述仅仅是公学“曾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号召推翻帝制”和“声威和影响极大”等。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关于刘冠三从青岛开始的新一次出逃过程的叙述里面，却充满了戏剧性。其中，化装和独轮车的细节，渲染了出逃行动的仓促和紧张。据最流行的一个版本的描绘，1908年的最后几天，朝廷终于下决心与青岛德国总督交涉，要求查禁震旦公学，并引渡刘冠三。刘闻讯后，化装成农夫，星夜离青回籍。因当局追捕甚急，刘遂推起独木轮小车，决计远游。此后，刘先去诸城，过沂水，经曹州，至河南开封，奔安徽，返山西、河北、察哈尔及蒙古柴青堡等地。一路上，刘似乎没有忘记使命，依然进行了诸如联络故交，发展盟员，鼓吹革命这样一些活动。刘的逃亡历经两年，行程万里，在这个过程中，刘写有“一程风，一程雪，前行不怕虎狼恶”的诗句。

在逃亡中，刘冠三和商震曾在新蔡县刘芬佛私塾有过一段共同避难的经历，那里是同盟会秘密设立的一个联络机关。当时和刘冠三和商震在一起的还有朝鲜人金秉万，以及新蔡县的刘芬佛、阎子固、刘纯仁、任芝铭、单懋统等共和革命支持者。

1911年，因积劳成疾，刘冠三到北京山东会馆养病。至秋，身体复康后回山东，约刘溥霖、蔡自声等秘密组织山东同盟会机关。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在济南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成立联合会，并推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总督，宣布山东独立。之后，刘冠三再一次进入青岛。

刘冠三重新回到青岛的原因，据说是“他感到孙宝琦不可靠，遂奔赴青岛，与王麟阁、班麟书、邓天乙等组织革命武装”。但关于刘的这次青岛行程的结果，却不见记述。从其它资料看，在1914年之前，青岛并没有产生出一支有组织的共和武装。

山东独立失败后，刘冠三去了上海。他拜谒了孙中山，请教对策。在孙那里，他被委以领导山东革命的职责。回鲁后，刘即发动了高密、诸城、即墨、安丘、青州的独立运动。

民国建立初，刘先后出任山东同盟会副会长及临时省议会副议长、山东省留日学生监督等职。1913年国会选举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据说，袁世凯曾有重金收买刘冠三的企图，但刘不为所动。在此期间，刘还多次援救过被捕同志，商震被捕时，刘即声称捕错了人，并将其子易商出狱，促其逃走，后又设法救出其子。

1914年初刘冠三的被逮捕，相信是袁世凯的指使下令。后幸赖商震、侯延爽等人营救脱险，刘始到陕西总督陆建章门下避难。1917年，段祺瑞揽权，他奔赴广州，协助孙中山成立护法政府，并被委为山东招讨使，全权负责山东军务。刘遂回省招募旧部，成立护法军，屡挫北洋军，并击溃山东都督张树元部。

1922年恢复国会，刘回北京，复任国会议员。时曹锟为谋取总统，贿买议员。丁惟汾、王乐平等联合会员赴上海对抗。这时，刘冠三却坚持不住了。身患肺癌未走的他，最终接受了曹锟的贿赂，带领一些议员为曹锟投标。后因为病情恶化，刘冠三遂于1925年7月1日病逝于北京。

对青岛来说，1908年是个普通的年份。但对于包括陈干在内的革命者而言，这一年却是这个城市的共和元年。使秘密的颠覆行动在这里成为发动机的标志，就是陈干缔造的震旦公学。

因为陈干，也因为陈干的许多同志，一个仅仅存在了10个月的学校，一个汇集了最早的本土民主力量的地方，成为了1908年青岛最值得记录的事件。今天，尽管人们走过胶州路的时候，已不会对曾经在那里出现过的震旦公学，对那里曾经发生过的关于共和的种种谋划，有任何直观的记忆，但是，共和锐利的破土之声，却依然可以在那片坡地的上面，在某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早晨，发出震撼人心的回音：头角兮山崩，撞破自由钟；嘴唇兮海裂，喝尽匈奴血。翻身登上大舞台，雷火天地开。转脚踏渡昆仑顶，风雨欧美并。

1881年12月29日，陈干出生在山东昌邑白塔庄。16岁时，他开始去东北谋生。1901年5月，陈至京师投营，1904年始随赵尔巽习军。1906年正月，陈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当东三省同盟会在高丽门外郭家店集合准备暴动时，消息外露，赵尔巽派出一营清兵围捕，陈干与商震等人逃往辽阳。1907年，陈干由东北回到山东，进行秘密组织的扩展，吸引吕子人、李长庚、陈希孟、肖香坡等多人加入同盟会。

1908年正月，陈干等在青岛着手创办震旦公学。这是一个具有速成特征的共和培训基地，军事课程的设置，使得这个学校与一般的普通公学很容易区别开来。革命者希望，通过公学的招牌，可以掩护共和党人在德国租借地的秘密活动。资料显示，丁惟汾、刘冠三、张继、吕子人等人在这个特殊学堂的创办过程中，都有过积极表现。根据不完整的记录，公学的教员有保定商震、浙江陶成章、湖南陈汉元、山西景梅九等多人。当时，在日本的章太炎闻讯后曾大为兴奋，认为“青岛大有可为”。

关于震旦公学此后数月的活动，已有的资料没有显现出任何完整的图象。不论是德国租借地方面还是山东政府方面，关于这个学堂的消息，都被小心隐藏起来了。而在同盟会内部，原始文献的寻找则更加困难。一般的叙述多强调，学校所设课程“一切皆以革命主义为教”，注重共和的思想启蒙，同时认为公学关心对学生的军事技能培养。在把共和思想向社会民众传播方面，公学似乎也有尝试，据说曾有“蜂起加盟”的局面。但是，关于学校是否曾购置过武器，以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的说法，却存在着争议。依据后来对公学一些学生踪迹的追访，同样也不易结构出可信的原貌。这样，曾经的震旦公学，就如同一个火星，在寒冷的青岛天空上迅速划过，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青岛震旦公学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德国方面不希望任何具有革命色彩的东西，出现在租借地中间。同时也不愿意因此引发和山东当局的不快。后来公开发生的“保矿”事件，则激化了矛盾。这样，在1908年冬天，公学被以参加保矿活动有碍治安为名查封，就是自然的事情了。12月，青岛总督在总督府约见了陈干，通知他在30天内离开青岛，并要求同时关闭震旦公学。陈以公学没有触犯德国法律，“有碍治安，也无封禁之理”进行争辩，终不获通融。最后，公学在一种对峙的状态中被强行关闭，陈干遭驱逐。

1909年10月，离开青岛的陈干在长春组织了山东同乡会。辛亥革命后，陈被陆军总长黄兴任命为山东民军统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被授少将，任39混成旅的旅长。1917年，陈被调住济南，任山东政务厅厅长。但没过多久，陈干就在混乱的分裂现实面前失去热情，遂于1918年辞去职务，避居青岛。

1922年9月5日，黎元洪任命陈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交涉山东归还问题。陈与王正廷等四人为谈判的正式代表。1922年12月1日，日本将青岛交还给中国。在山东归还问题上，陈干被康有为认为是“鲁案砥柱。”

1926年11月至12月间，陈干在去南昌谒见了蒋介石后，被任命为军部参议。1927年9月，任第二支队司令的陈干率部转战千里，一举攻下韩庄、枣庄。就在这时，电文迭至，令陈干撤军返宁。到南京后不久，陈即成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年仅46岁。陈死后，他的朋友商震在他的昌邑坟地立下了“故陆军中将陈公明侯纪念碑”。

【两个日照人】

丁惟汾第一次来到青岛的时候，他所追求的共和制度，才刚刚爆发出希望的火花。作为同盟会的宣誓入盟成员，他最初在青岛这个德国租借地所获得的，仅仅是短暂的喘息。他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经历，以后还会再次出现。后来，在他的政治诉求一次又一次遭遇挫折的时候，青岛也一次次成为了躲避风暴的港湾。直到最后，他和他的破碎了的理想一起飘零孤岛。

丁惟汾1874年旧历九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日照城南官庄，父亲丁以此是清末的秀才，一生以教私塾维持生计。丁惟汾兄弟姐妹5人，堂兄弟14人，堂姐妹14人。早年，丁在家乡随父亲读私塾，受父亲影响极深。青年时代丁参加过县学考试，是廪生。

1903年，丁惟汾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入明治大学。丁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丁的后人记述，由于是官费留学时，在日本的丁经常便省吃俭用，把节余的钱寄回老家，补贴家用。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借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丁惟汾和当时到会的100多留日学生正式宣誓入盟。会上推定各省主盟人，徐镜心和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同时指定丁惟汾负责对国内山东同志的通讯联络。后来，对丁惟汾，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1907年丁惟汾回国，担任了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11年11月5日，山东谘议局召开预备会议，拟响应武昌起义。丁惟汾等首先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数则，通过秘密活动，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了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山东籍京官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

11月13日各界联合会召开，会议从上午8时开到晚上9时，压力下孙宝琦被迫宣布山东独立，遂被公推为都督。

会议以后，孙宝琦出尔反尔，旋又取消独立。在地理和人脉上，山东是北洋的屏障，也是袁世凯的老根据地。袁认为，山东独立，则河北、北京岌岌可危，因此派出亲信张广建、吴炳湘入鲁，取代孙宝琦，山东独立顿时失势。丁惟汾的青岛避难，也就发生在这时。此时徐镜心已去了上海，找孙中山另谋起义。其后，丁惟汾、陈干、吕子人等也秘密从青岛去沪，与沪督革命党人陈其美等联络，请求支援烟台等地的武装起义。随后，丁惟汾回烟台，与先期到达的徐镜心一起策动了烟台的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2天后，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这期间，丁惟汾当选为山东省议员，不久又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参加了北京国会。在宋教仁的组织下，丁惟汾、徐镜心等联合山东国民党议员，抵制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结果，在国会参众两院复选中，国民党以压倒多数获胜。

1914年1月袁世凯取消国会，2月又解散各省议会。徐镜心因竭力反对袁氏阴谋，被袁谋杀于北京。此期间，丁惟汾一度避居家乡，通过关系策划反袁。当时在青岛秘密活动的吴大洲、薄子明等最终树起独立旗帜，都和获得了丁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

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上台，重开国会，丁惟汾赴京参加。此期间，国会时开时停。丁于是就经常往来于北京、济南、青岛之间。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丁代表北方议员参加了会议。

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过程中，丁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并长期担任了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下半年，丁曾幕后支持过驱蒋风潮。后来，丁察觉蒋介石对自己已存有戒心，便于1928年离开了南京，先是在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关门谢客，后就再次到青岛躲避。在上海时，陈果夫和蒋介石曾分别登门劝驾慰勉，要他回南京复职，但丁没有回应。

抗战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延安方面曾希望丁惟汾去担任主席。据说丁已决定去，并有中央大学教授何以鋆随行任秘书长。但碍于军令不统一，最终流产。

据丁的后人记述，30年代的时候，丁惟汾曾卖掉了日照的部分祖产，又借了点钱，在青岛盖了一座规模不大的房子。

1949年，丁去了台湾。1954年5月12日，81岁的丁惟汾因脑溢血病故。

薄子明1894年生于日照大坡乡薄家口村，老同盟会员丁惟汾是他的舅父。实质上，丁惟汾对薄子明的影响，伴随了这个朝气蓬勃的共和革命者25岁人生的全过程。幼年丧母的薄子明，曾寄居在外祖父家里，丁惟汾作为舅父的启蒙教育，直接诱发了他最早的共和民主思想。后来，在薄子明的成长过程中，丁继续给予了许多指导，直到薄子明遭遇不测。

1911年，薄子明离家入山东陆军小学，1912年入山东军官养成所。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徐州第三师起兵讨袁，薄联络青州、沂州驻防兵勇，积极策应。讨伐失败后，薄子明先是逃往青岛，后随吕子人、邓天乙、吴大洲等逃到大连。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在大连的山东革命党人也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薄子明加入。有关叙述说，期间虽然革命党处境险恶，但年轻的薄子明始终不曾有过怨言和退缩。

薄子明重新和青岛打交道，同样是身不由己。1915年8月，袁世凯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薄子明和吴大洲等积极筹集军费，以图起事。经过准备，他与尤民、邓天乙、赵光等终于集合了100多人的敢死队，带上干粮，计划乘船到岚山头登陆，偷袭沂州。不料，船刚出港口，就遇上了大风雨，被迫停靠景甲埠。停留期间，薄子明带人寻找粮食补充，途中遭遇胶州守兵阻拦。交火中，他负了重伤，但却依然沉着应对，坚持让其他敢死队员先撤，自己在后面掩护。退回青岛后，日本守军以盗匪罪将薄子明逮捕，幸有孙中山电报作证，方使薄获释。随后，薄子明被孙中山委任为山东革命军岱南司令官。

1915年11月15日，受任东北军司令的居正抵达日军控制的青岛。1916年春，薄子明被任命为东北革命军第一支队司令。薄子明的表弟后来回忆：“山东几股反袁力量的领导人都聚在青岛。青岛北京街有一幢西式小平房，房东就是日本人派来秘密与我的表哥薄子明联络的。因我当时在北京街小学读书，经常在这座小平房里玩耍，看见当时常来聚会谋事的有日本浪人田中箕藏，赵鼎铭(即墨人)、赵挥尘(鲁西人)，庞子洲、庞子亭(都是军人)，另外还有画家邹大，诸城隋即吾、尤超范等。”

1916年5月，薄子明的东北革命军第一支队攻占周村后，宣布独立，成立山东护国军政府，改称山东护国军，薄出任总司令。关于这个变化，薄子明的表弟是这样记述的：当时在青岛活动的革命党人居正、吴大洲、薄子明等，电请在日本的孙中山支持。孙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下设五个支队。薄子明、吴大洲原系居正的一个支队。在居正率部攻打潍县等地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薄子明、吴大洲率军攻打周村等地取胜。后来，吴大洲、薄子明单独成立了山东护国军，吴为山东都督，薄为山东护国军总司令。

不久，讨袁失败，薄逃往上海。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上台，重开国会，丁惟汾、居正赴京参加国会。吴大洲、薄子明等则派人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共同协商，将中华革命军与山东护国军改编。薄部成为山东新军第二旅，他任旅长。

1917年，在护法运动中，薄子明被山东招讨使刘冠三委任为第一路军司令。这时，山东都督张树元已投靠段祺瑞，试图千方百计削弱薄的兵权。后来，薄子明集合队伍，在泰安、兖州一带起兵，发展到几万人，曾和张树元激战，张几乎遭擒。这样就直接导致了张树元和薄子明之间不可调和的仇怨，张随即重金悬赏密杀薄子明。无奈，薄只好到上海隐避起来。

张树元得知薄子明人在上海，便将捕杀的网撒向了那里。他联络了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并同时买通英租界的巡捕房，借淡水路一起绑架事件，诡称杀人者使用的枪支系薄子明提供，并陷害说他参与了绑架，致使薄被逮捕。时值南北议和，唐绍仪，刘冠三、丁惟汾、胡汉民等人纷纷出面与租界交涉，希望薄子明获释。孙中山也同时函告租界，说明此案纯系诬陷，薄子明无罪。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张树元和卢永祥，却不为所动。被引渡至上海护军使署后，薄子明在1919年6月27日被杀害。年轻的薄子明，一个尚没有看见共和成功的革命者，终于失去了将自己的生命沿着25岁继续上升的机会。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追赠薄为陆军上将。这个迟到的礼物，对薄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以中山先生的意志为意志】

居正的一生，和共和制度的荣辱休戚与共。从加入同盟会开始，他始终“以中山先生的意志为意志”，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曾任广州大总统府参议和内务总长，后来成为了国民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1948年，居正被国民大会代表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最终以悬殊票数落败于蒋介石。

居正1876年出生在湖北广济，1905年留学日本，同年经田梓琴与宋渔父介绍加入同盟会。之后，居正不论是作为同盟会的代表与梁启超论战，还是策动武昌起义和创办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直到后来出任16年又6个月的司法院长，其都兢兢业业于共和制度，忠实于孙中山的意志。到1951年11月23日病故台北前，贯穿了居正政治生涯全过程的标志符号有两个，一是武装建立和保卫共和，二是重建中国法系。

居正1915年在青岛的活动，就是他奉命以暴力形式捍卫年轻的共和制度的持续行动的一部分。而他之所以和这个已在1914年晚些时候沦陷到日本人手中的城市发生瓜葛，则和孙中山一直致力于谋求日本对中国共和革命的支持，有很大关系。

1915年夏末，孙中山为推进三次革命，决定委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筹组中华革命军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1915年11月15日，受任东北军司令的居正抵达日军控制的青岛，在僻静的八幡町设立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机关里，许崇智被委任为参谋长，日本人萱野长知被聘请为顾问。

根据《孙文在护国运动中与日本之关系》中披露的资料，居正到青岛后，即前往会晤了日本占领军参谋长奈良武次少将，转告孙中山意见，并要求日方协助。关于居正和奈良武次的这次会见，渡边龙策的《近代日中民众交流外史》有大致的描述，而萱野长知的《中华民国革命秘笈》则显示，由于此前大隈首相已指示青岛驻军司令大谷喜久藏协助革命军，所以，居正的交涉十分顺利。奈良表示，日方将给与全面协助。随后，日本驻守济南的贵志弥太郎大佐，也向居正做了同样的表示。

1916年2月间，居正的东北军攻取了胶东大批城县，5月，进围济南。据说，在东北军的历次战斗中，有大约200多名日本人参加。相关的研究还显示，日方曾派出野战医疗队，负责战地救护。据当时任居正机要秘书的钟冰在《中华革命军山东讨袁始末》中回忆，东北军讨袁的布置之所以十分顺利，原因在于“胶济铁路沿线，都在日本军队掌握之中。他们全力帮助东北军，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后，为了支援居正的东北军，将革命党在日本开设的八日市町飞行学校派往青岛。在日方协助下，东北军迅速在潍县修建了飞机场，随后组成东北军航空队。飞行学校教官坂本寿一任航空队司令，并参与了东北军的军事行动。

6月，袁世凯死后，日本对华政策再度变化，改以扶植段祺瑞政权的方针。虽然孙中山在7月间派戴天仇携其致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的亲笔函件赴日，强调革命党不能收兵罢战，要求就日本援助中国革命进行进一步磋商。但日方扶段方针已定，孙中山的期望已无法实现。至此，居正的东北军也就失去了支持。

居正在青岛组织的讨袁军队，原本是以青岛为根据地，在本地苦力中招募了几千兵源。但这些人缺少训练，战斗力太差。无奈，他就又从东北招募了一股3000人的民间武装，以扩充力量。这股部队勇悍善战，在攻占潍县、周村、高密、诸诚、即墨等战斗中颇具声威。袁世凯死后，讨袁行动告停，居正离青。东北的这股“红胡子”拒不接受山东方面的收编，致使山东陆军第五师师长郑士琦予以围剿，并击毙首领刘得胜。余部在孙百万和马文龙的纠集下，移动到了胶南大珠山、小珠山、薛加岛一带，发展至 2000余人，并暗中继续和日本方面保持了联系。在导致了一系列麻烦后，这股不受控制的游匪，最终在1922年青岛回归时被整编。

离开青岛后，居正在1917年参加了护法。1919年他出任了国民党总务主任，1922年5月任大元帅府内政部长，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冬，居正因参与反蒋活动被捕，后获释。1932年，居正被任命为司法院长，任期至1947年，时间长达16年又6个月。1949年居正避走台湾，不久出任国民党评议员，直到1951去世。

商震和青岛发生的最早联系，震旦公学是个纽带。实质上，在1908年，通过公学而和青岛建立起联系的，不止商震一个。

在参与创办震旦公学的骨干人员中间，商震的年龄最小。当年，这个来自直隶省大城县的北洋武备速成学堂的学生，才刚刚20岁。或许，商震在北洋武备速成学堂的学习经历，是他得以进入震旦公学，并担任教员的重要理由。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的军事知识，应该是急于创造奇迹的革命党人最需要的。

商震在青岛震旦公学的活动，和他的同志一样，始终缺少细节。人们只大略知道陈干、丁惟汾、刘冠三和商震、陶成章、陈汉元、景梅九等多人共同组织起了这个具有速成特征的共和人才培训基地，并希望这里可以成为策动内地武装暴动，最终颠覆山东清朝政权的革命根据地。为此，包括商震在内的共和分子，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和演炼。震旦公学教员和学生工作的触角，甚至已经扩大到了德国租借地一些下层民众中间。

但是，商震和他的同志们计划并没有获得真正执行，公学就被德国海军当局取缔了。据说，震旦公学的最终消亡，和山东方面与德国总督府的情报合作有很大关系。在朝廷的围捕下，公学的首要人物只好各自逃命。

离开青岛后的商震，去了东北。在长春的一段时间，他和《长春日报》的创办人蒋卫平一直处于危险的被追捕过程中。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17日，受奉天联合急进会的派遣，商震、程起陆、祁耿寰、徐镜心、石磊等人到辽阳组织起义。25日，40余警察教练所的学员，打响了起义第一枪。29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急派陆军第二混成协管带黄健中率700人，从奉天前往辽阳。次日拂晓，清朝将起义指挥部包围。经过顽强抵抗，起义军在牺牲10多人后突围，商震等逃脱。

震旦公学被解散后，商震在东北的起事和逃亡过程，好象并不象年长的刘冠三那样富有戏剧色彩。然而，诸如化装什么的，商震同样也尝试过。后来，商震和刘冠三曾先后到了新蔡县同盟会秘密设立的刘芬佛私塾避难，使得他们的友谊，在共同的逃亡经历中得到了加深。1913年商震被捕时，刘冠三曾将自己的儿子易商出狱，而1914年在刘冠三被捕时，商震也和侯延爽等人进行了多方面的营救，终使刘冠三脱险。

震旦公学之后的商震，基本就不再和青岛发生更多的联系了。这个l888年9月21日生于直隶省大城县苦水务村的失父孩子，从此步入军界，开始了30多年的军人生涯。他的显赫的军事和政治履历，使得他不在继续有机会和一个城市发生着持续的瓜葛。

从任绥远代理都统开始，商震历任河北、山西、河南省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华北第二军团总指挥，第20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

1933年10月，受日军合围的抗日同盟军伤亡惨重，被迫解散。商震极力保护了抗日同盟军将领方振武和吉鸿昌。在他的斡旋下，何应钦同意保障两人的生命安全。随后，商震在顺义县派亲信参谋处长王家本和特务连长沙金章，负责将方振武和吉鸿昌押解北平。车行至荒野山郊时，押解人故意疏于防范，致使两人分别以不同借口趁机逃脱。而押解者只是向天打了一排子弹的空枪，就回去复命了。事发后，商震即向何应钦请罪，并说己处罚了押解人云云。

1936年2月，红军从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蒋介石命商震率32军入晋围剿。商震连夜乘车到南京，向蒋面述与阎不睦，无法合作，拒绝从命。

1940年，商震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宫，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介石摘系。这时候，王兴纲的共产党身份暴露，商震在他的辞呈批准离开。不久，跟随商震多年的中将周思诚，决定前往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各有志，走就走吧”。

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曾任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团长，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中国驻联合国参谋团首任团长，盟国对日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代表团团长等要职。1943年11月，随蒋介石赴埃及参加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召开的开罗会议。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

饱经沧桑的商震，晚年定居日本，1978年逝世，终年90岁。

第五章：1930年的文人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开年伊始，文人的自由言说就一如既往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除了黄袍加身的体制附庸（附庸们并非没有头脑，而是屁股坐在了体制沙发上，舒舒服服晒太阳，脑袋就水泼不进了），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派别、不同立场的知识人，一窝蜂地抨击漏洞百出的民国政治，热烈的时候，批评现场就像土地庙的说书场，上来下去你进我出，熙熙攘攘。但如果就此想像民国这会已然成了自由言论的伊甸园，大概会让人觉得是说笑话。

1930年1月7日和14日，前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和马寅初博士分别在上海演讲，针砭时弊，诙谐解颐。杨杏佛去的是上海中学，比喻武力犹如火炉，为增加温度，则需要加以煤炭，如武力为解决纠纷，不得不招兵买马。然火炉终究系暂时热度工具，稍微不慎，或煤炭太多，势必发生爆裂或熄灭。所以断言武力只能解决一时纠纷，非真真和平工具。马寅初去的是徐家汇交通大学，讲金禁，以德国一杯咖啡卖到数十万马克为例，阐述纸币不断泛滥，物价不断飞腾的循环。两人的演讲，都上了《申报》，被拉杂记之。不断加炭的火炉和数十万马克一杯的咖啡，无疑击中了此时中国社会的两大顽疾。

马博士交通大学讲数十万一杯的德国咖啡才一个月，接下来的2月14日，自由言论的反制就来了，目标是赵尔巽领导纂修的《清史稿》，一个软柿子。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这一天发布通令，禁售《清史稿》。通令一下，赵尔巽离开青岛后“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花费了14年时间纂修的《清史稿》536卷，好不容易印刷了1100部，问世没多久，就嘎嘣玩完了。赵尔巽1927年秋天死了，倒是没所谓了，可他的一班百十号人的写作班子还在，吆喝了几声，没人搭腔，也就不去自讨没趣了。《清史稿》被禁售的理由，大致是“不奉民国正朔，乃只用干支，叙事复不明显，态度暧昧，有反民国之嫌。”（傅振伦撰《清史稿评论》）其实，《清史稿》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对清末变法维新与革命运动竟没有一丁点记载，如此一来，牺牲了无数先烈的共和革命就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合法性和历史线索，这当然让国民党不高兴。国民党不高兴，问题就严重了，先是故宫博物院在1929年邀请学者对《清史稿》进行审查，最后列举各种错误19条，并建议“永远封存，禁其发行”。随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出禁令，《清史稿》的死刑宣判就开始执行了。

【望海楼上的茶】

不过，死个把本《清史稿》，和活泼着的鸳鸯蝴蝶们的莺歌燕舞一样，与真正的言论自由关系不大，没多少人会关心。因为，一些更激烈和更吸引眼球的自由捍卫行动，早就此起彼伏。其实，在行政院发出禁令的前2天，一个激进的文化联合体已经出现，这就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2月12日，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周全平、郑伯奇、潘汉年等人在上海发起的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开宗明义要求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并出版刊物《自由运动》。鲁迅执笔了《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呼吁：“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这个刚刚和学生许广平生了个儿子的作家说：“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毫无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劳苦群众征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局部，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鲁迅呼吁：“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民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文人论道说理，自古天经地义。问题在自由运动同盟的伙计们火气大，无理都争三分，得理就更不饶人，看见不平往往火冒三丈，火药味从上海扩散开来，弥漫了半个知识界。可国民党也不是好欺负的主，自由同盟一成立，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便勃然大怒，声称：你们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果然，自由就“真的是收起了”。 （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党的喉舌宣称：在“以党治国的时代”，“一切非党员的国民，也只有在党的自由之下才有自由，决没有到党外去再求自由的道理”。（《江苏党务周刊》）随后，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鲁迅因此一度离家避难。对此，鲁迅慨叹“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1930年3月21日鲁迅致章廷谦信）

青岛偏僻，大事小事都波澜不惊，包括争取言论自由。至少在春天到来之前，自由的声音在青岛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尽管鲁迅、杨杏佛和马寅初这些不同阵营的知识人在上海频频口诛笔伐，市场上的咖啡销量也年复一年上升，1930年的青岛却始终热闹不起来，文人多蛰伏着，各自忙活着各自的事情，比如来自北京大学的两个教授，一个会用纯正的纽黑文英语谈论着日益暖和起来的天气，一个则专心致志地清点着自己家里堆积着的不同文本的戏剧图书。而他们俩，都曾是马寅初的北大老同事，前面喜欢说英语的那位，还和马寅初同是法科教授会成员。年轻人意气风发，易发冲动，可几间学校的几个学生间或弄出点动静，很快就被海边的潮起潮落淹没了，浪头拍击到礁石上，水花四溅。

1930年1月初的一个星期日，16岁的即墨孩子于黑丁找到观海二路49号，拜访王统照。王与郑振铎、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时在青岛文学界自然举足轻重，观海二路的王家，类似文学圣地。对这次访问，于黑丁后来回忆说：“我找到了49号。走进大门，上了几蹬台阶，这寂静的庭院几株被海风轻轻吹动的落叶花木，似乎在欢跃地迎接春天的到来。开大门的人把我引入右边一幢小平房的一间陈设简单，朴素、幽雅的会客室。我站在门口朝上望去，是十几蹬高石阶，尽头便是一幢小洋房，这便是王统照师的住宅和书房。”

坦率地说，在20世纪前40年里，真正与青岛发生了一种最紧密的联系的作家，只有王统照，一个出生在离着这个新生的殖民城市100公里远的大户人家的儿子。在有记录的总数量为两位数的作家与青岛所构成的对应关系中，比较因各种原因寓居的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沈从文、老舍、洪深、汪静之、陈翔鹤和萧红与萧军，以及匆匆来去的郁达夫、冯至、巴金、卞之琳等等，唯有王统照接近一个较为完全意义上的定居者，一个植根于本土的文学拓荒者，一个可以成为坐标的精神守望者。这个从山东诸城走出的地主儿子，经过济南、北京的历练，最终在青岛完成了蜕变，也完成了一个作家的职业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说，王统照是整个20世纪前50年中唯一的，在文化传统、地域范围、居住时间和写作内容上均属于青岛的本土作家。不过，这个时候的王统照也并不如意，所以坐在家里“悠然见南山（海）”的日子就多少有些无奈。也许正因为无奈的困扰，观海二路49号这个可以称呼为家的地方，便愈加显现出了难以忘却的温情。

在20世纪的最后时刻，已70多岁的王统照儿子王立诚曾表示，几十年来，他始终认为只有青岛观海二路49号的老房子才是他的家，他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家。他说，“那里是我的父母生我、育我的地方，那里寄托着我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的一切。”王立诚自然不是王统照，但他对青岛，对观海二路49号的老房子的依恋，应可以在很大意义上代表着作家王统照的态度和情感。因为，已有的史料也清楚地显示着，从1926年起开始在观海路49号定居的王统照，断续地在这个被分为上中下三层的院落中居住的时间长度接近30年。这个长度，几乎是作家一生的一半，是作家有效写作时间的大部。

王统照出生的1897年，正是德国海军士兵武装占领胶澳的一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没有人会预测到诸城相州镇王家的这个男孩，会在29年后和海边的一个叫青岛的城市，发生一种被历史记忆着的联系。在完成了保守的私塾学习后，离开相州镇家乡的王统照去了济南府，进入育英中学读书。5年后，王统照去了北京，就读于中国大学的英国文学系，随后开始尝试写作，逐渐成为有影响力的作家。

中国大学是孙中山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于1912年在北京创办的学校，宋教仁、黄兴、彭允彝等为前几任校长，孙中山自任校董。学校初名国民大学，国民政府拨款84500两白银为开办费，租得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为校址，1913年4月正式开学。1914年1月学校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 3月5日，在北京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改名中国大学，迁入西单二龙坑郑王府新址，时在校学生已达千余。王统照考入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时间是1918年，同年江西万安的曾天宇（1896―1928）考入政治经济系，次年辽宁沈阳法库人车向忱（1898—1971）考入法科。此前，四川温江县人王光祁（1891—1936）1914年进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学习的也是法律。期间主持学校的是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的第六任校长姚憾。1921年姚憾任期届满后王正庭任校长，校务由副校长周龙光和教务长方宗鳌负责。早期涉及中国大学的头面人物，如校董、校长等，多是国民政府要员，少见纯粹学人，这也让中国大学的党派色彩，格外彰显。

王统照在中国大学的学习状况无资料记录，关于其活动的叙述，多指向同期受《新青年》的影响和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的结识。1919年5月，他参加了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行动，发泄出对政府在青岛权益问题态度软弱的愤怒。这是王统照第一次和作为前殖民地城市的青岛，发生关联。1921年元旦，24岁的王统照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瞿世英、蒋百里、叶绍钧、朱希祖、耿济之、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人发起创办文学研究会，发表宣言及简章，号召“为人生而艺术”。后研究会陆续增加有谢婉莹﹑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舒庆春﹑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包括王统照在内的成员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因此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1924年，王统照还曾与徐志摩一起，陪同访华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并作为其英语翻译。从1922年中国大学毕业到1926年离开北京到青岛，王统照的身份是中国大学教师。期间出版有长篇小说《一叶》、《黄昏》，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霜痕》，诗文集《童心》等。

王立诚回忆说，大致是在1926年，祖母病逝之后，父亲王统照决定把家搬到青岛居住。他托人买了观海山西坡一亩多地，盖了十几间平房，为久居之计。王立诚相信，父亲选择这个住址，主要是为了风景优美。走出房门，就可以远看整个胶州湾和大半个市区，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每天夜晚，市声静了下来，就可以听到夜潮的声音。雾天，还可听到德国人安装的一种便于船舶在雾天出入港口的自动报警喇叭的呜咽。“因为面西，每天下午，太阳光正射在我们的院落里，夕阳西下，照得海水一片通红”。为了方便观海，王统照还在书房外特意修了一座小平台，叫望海台，常常同朋友登台品茗、看海。访问者名单中除了有闻一多、老舍、朱自清、洪深、王亚平等前台文化人以外，更多的是接踵而至的文学青年。这些虔诚的朝拜者经常在这里坐拥王统照，像围绕在鲁迅身边的上海激进青年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每每想起这个场面，我就隐约联系起圣雄甘地，或许是好莱坞的电影看多了，把人物、背景、故事什么的都弄模糊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场景，一群人环绕着一个半人半神的身躯。有时，王统照也把书房题名为望海楼，这样，就彻底打通了屋里屋外的限制。王的这间书房里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此外就是书，“不但书架上摆满了书，而且地板上也堆放了不少的书，他从欧洲回国后又带来了几大木箱的外文书，屋里摆不下了，就临时摆在门外的走廊上，还有的一直没有开箱，直到抗战时被一扫而光。”

29岁的王统照迁居青岛后，先后在铁路中学和市立中学任教，同时主编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本文艺杂志《青潮》，但这些经历都不长，因为，这期间王统照还东游了日本。1929年9月5日，王发表了在青岛完成的早期作品《刀柄》、《火城》。此后，王又创作了《海浴之后》、《沉船》等，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作者依据在青岛耳闻目睹的故事写成。在青岛前期创作的小说，王统照收集在了1928年由上海复旦书店出版的《号声》中，而散文和杂文，则收在了生活书店的《青纱帐》和《片云记》中。

于黑丁1930年1月初的星期日对王统照的拜访，让这个后来的河南文联主席记忆了大半生。尽管时间已经消磨掉了许多有意味的细节，但在回忆这些早年经历时，于黑丁晚年的感念之情依然溢于言表。作为新文学在青岛的旗帜，王统照对文学新人的感召力不言而喻。如同于黑丁这样的文学信徒，当时在王统照周围还有不少。王慢慢开导着他们的心智，统照着他们的文学前程。

自然，王统照也不敢耽误自己的写作，拉拉杂杂笔耕不断，以验证一个写作者对文学和人生的信念。对作为作家的王统照，文学史研究者更为关注的是其在青岛创作的长篇小说《山雨》。主流研究认为，这部以青岛为故事背景的小说，描写了破产的农民背乡离井进入城市以后的生活状况，写出了“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显然，无论就农民与城市的突发性遭遇还是一个新生城市对一代背乡离井者命运的影响，《山雨》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叙述尝试，是里程碑式的奠基之作。1933年《山雨》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因《山雨》与茅盾的《子夜》同一年出版，因而，是年被文学评论界称为“子夜山雨年”。和王统照始终相互支持的茅盾则著文指出，小说《山雨》是“目前这文坛上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

1935年，王统照赴欧洲游历了一年。王立诚后来回忆说，当年父亲书房墙上挂有一幅日本古画，绘着深山古寺和僧人，还有一幅邓石如写的字迹飘逸的行书屏条。书桌上悬着一个小镜框，里面镶着他从荷兰带回来的一幅绣花手帕，绣着风车。书桌上有大砚、大笔筒、铜笔架，后来还摆上了一个铜制的罗马武士雕像，也是他从意大利带回来的。

1936年春夏之交，王回到青岛后久，即南下去了上海，1936年7月出任了《文学月刊》的主编。1937年，迫于青岛形势的紧张，王统照举家迁往上海，这一去，就是８年。直到抗战结束后，王的一家才又重归故里。此时，王的观海路老宅已是家徒四壁，家具、藏书、资料都被劫掠一空，剩下了的只是一个空宅子。回到青岛的第二年，王统照成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去山东大学任教，本来这应该是王统照一直期待的结果，不料却因为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而变得越来越失去了价值。1947年闻一多被刺悲剧发生，这成为王愤然辞职的重要理由。结果，中文系教授的板凳没坐多长时间，他就拍拍屁股，走了。伴随着这些黯淡的事件，王出版了《银龙集》。此后不久，王统照在一个他相信是光明时代来临的时候前往济南任职，最终离开了青岛，一个在他的一生中极为重要的城市。

王统照曾就读的中国大学，1930年改称中国学院。1933年，中国学院毕业生张智忠、孙乐文先后来到青岛后，筹划开办一家经销新文学的书店，期间得到崇德中学教师乔天华、青岛民报副刊编辑于黑丁的赞同。同年9月，由中国学院同学宁推之出资500元，孙乐文、张智忠出资100元，在刚建成的东方市场租赁北门一处二层楼，开办起了荒岛书店。宁推之任书店经理，孙乐文、张智忠实际操持，店员有丁振清、于志杰、张福泰等。书店正门在广西路，门牌为广西路新5号，门头牌匾由乔天华题写。荒岛书店除经营新文学书刊外，还销售列宁、高尔基、绥拉菲默维奇等苏联政治文学和鲁迅等左翼作家作品，受到青岛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任教国立山东大学的老舍、洪深、赵少侯，执教中小学的王统照、汪静之、孟超、王亚平，晨报副刊编辑萧军，市立中学学生黄宗江、李前管（后改名李普，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等，都曾光顾。臧克家的诗集《烙印》、中国诗歌会成员沈旭的诗集《黎明前奏曲》和《避暑录话》单行本等，都曾由荒岛书店代售。期间鲁迅和萧军、萧红的通信，也由书店代转。荒岛书店的政治倾向，很快引起政府警惕。青岛市社会局局长储镇曾对宁推之的弟弟宁修本说，荒岛书店是反政府宣传的大本营。遂在1933年、1934年两次遭到社会局查封，多次被检查。1935年夏，当局到书店搜捕孙乐文、张智忠，二人因及时获知消息躲避，未被捕获。其后书店公开摆放的多是普通书刊，当局查禁的书刊除少量藏在店内，主要存在黄县路宁推之家中。

每况愈下的中国学院1949年3月在北京停办，从中国大学到中国学院，这间早年具有黄埔军校一般号召力的政治大学前后历36年，终于在一个改天换地的时刻，结束了历史使命。

1957年11月29日，王统照去逝，终年60岁。20世纪的后来岁月，作为王统照学生的作家于黑丁都经历了，直到2001年逝世。遗憾的是，我们在于黑丁后半生的文字里，看见了铺天盖地的热烈，却惟独看不到他自己的思考。我们不确定他遗留下的文字，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这种情形，接下来我们在《青岛民报》一帮年轻的副刊编辑身上，同样可以感受到。在这里对这一普遍现象进行指责或许是容易的，但这意义已经不大，唯有真正深入其中，发现不同个案的复杂成因和经历者的思想、情感、观念、态度变化，才可以洞悉一个时代的真相。以已有的经验推测，我相信那里面一定充满了种种危机、噤声与诡秘。

【新手掌握《青岛民报》航线】

1930年2月的青岛，依然不暖和。迟到的阳光慢条斯理地丈量着一栋栋楼房在街道上的距离，任凭迎春花漫无边际地抢夺掉屋檐下所有的开阔地。进入闹市区，鼻子激灵的人猛然会发现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声音和美式咖啡的味道，日见浓烈起来。这是因为王景西创办了一张叫《青岛民报》的新报纸，还因为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徐崇钦，一个说英语比说中文还顺口的江苏人当上了青岛市教育局长。

《青岛民报》是2月1日出刊的，被认为和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黄县人王景西和民报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背景，在多大意义上支撑了这家报纸在青岛的扩张，一直缺乏直接证据。但左派组织的持续活动和思想的开放，却有案可稽。1934年曾任民报编辑的刘芳松回忆：“青岛《民报》是国民党党棍子杨兴勤同国民党改组派王景西两人办的。在青岛的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和国民党市党部因‘天皇事件’（《民国日报》因称刺杀日本天皇的韩国人为‘义士’，被受到日本政府支持的在青岛日本侨民捣毁，同时焚烧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提出永不允许在青岛办国民党党报，因而青岛《民报》并不是国民党党报，但也受些国民党补助。”新出的民报对开3张，日发行量约两三千份。这两三千份报纸，开始是十多几个人在芝罘路的编辑部操办的。这条街上，三江会馆和与其一街之隔的裕长酱园，赫赫有名。

早期民报的历史，刘芳松的回忆差不多是孤证。先前的一些公开记录表明，刘芳松是蓬莱人，1924年考入私立青岛大学，1928年改名“于海”去杭州杭州艺专，后参加了美术团体一八艺社，期间以风素、凤斯、叶绿素等笔名发表诗歌、小说。1931年7月“于海”与艾青等文学青年一同被捕入狱，出狱于1933年重回青岛，在杜宇的介绍下化名刘西蒙担任《青岛民报》副刊编辑，租房苏州路居住。这时杜宇已任《青岛民报》总编辑，民报社也从芝罘路搬到了福建路。但是，新近有刘芳松后人称，“于海”并不是刘芳松。这样一来，前面关于刘芳松叙述中涉及“于海”的部分，怕就有张冠李戴的嫌疑了。根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网站刘芳松的介绍文字（上海市虹口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版权所有），其笔名有风斯、西蒙、刘西蒙、夏葳等，为蓬莱县人，1929年就读于青岛大学高中，1930年4月去杭州访同乡耶林，同年6月去上海。7月由耶林介绍加入左联。“1933年春，因在一起工作的于海被捕，他回老家暂避。1934年去青岛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编辑《青岛民报·花絮》。同年在《青岛民报·每周文艺》发表长诗《叶赛宁割断了自己的动脉管》、诗剧《苍鹰塔里的浮土德》和诗《庭院》、《都市夜行人》。1935年夏，《青岛民报》创办副刊《避暑录话》”。如此看来，于海和刘芳松，的确不是一个人。

“于海”参加的一八艺社，即春地美术研究所，1930年5月21日成立于杭州，是杭州艺专部分学生从西湖一八艺社中分化出来的，1931年夏又发展了上海的一八艺社，使杭州和上海的活动连成一气，新兴木刻运动就是最早从这个团体中发展起来的。1931年6月在上海举办《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鲁迅为展览会写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预言新生美术“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现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刘芳松关于《青岛民报》的回忆，涉及了王景西、杨兴勤、周大诰、杜宇。他说：“王景西当时还是上海大夏大学学生，在青岛他还办了《青岛晨报》。他在青岛《民报》负责编辑工作，至于经济大权则由杨兴勤委派周大诰掌握。王景西不常在报社，总编一职，委请他的黄县同乡杜宇担任。杜宇思想是进步的，小职员出身，遇事十分谨慎，在那惊涛骇浪中，报纸一直没有出事。”但刘芳松这里的回忆似乎也有问题，因为有叙述说，杜宇之前担任民报总编的，其实是邱直清，所以邱直清和杜宇应该是承接关系。出现这个差错，大概和刘芳松到民报时间晚（1934年）有关系。而关于邱直清的记录则不多，是不是他也如杜宇一般“思想进步”或者相反，已无从考察。

关于杜宇，记录显示生于1907年，黄县人，为在青岛成长起来的文人。杜宇的青岛成长过程，缺乏细节，只是王统照曾说“杜宇君初写文学类的文字，以及对文艺发生兴趣，固然由于天赋，却与我多少有点关连。”王统照和杜宇的结识，应该是1927年到《青岛民报》创刊前这段时间，期间王统照主编《青潮》，杜宇写过稿，发表了诗歌《约会》等。《青岛民报》散伙后，杜宇转移到鄂豫一带，与臧克家等合作图书出版，期间与绍兴美女姚淑珊恋爱结婚。抗战结束后回到青岛，1948年1月病逝，终年41岁。杜宇育有杜大恺、杜小悌两子，长大后都从事了教育事业。

1930年的《青岛民报》不过是个刚露面的新手，无所谓建树。后来的建功立业，也似乎不在新闻，而是副刊。特别是一班执意和国民党过不去的自由知识分子，弄出了个《避暑录话》，让5年后的《青岛民报》热闹了一个夏天。若干年后，生在台湾的龙应台曾就《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撰文，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说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能迸发出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不过，与其说1935年夏天是老舍、洪深们的脑力激荡出了《避暑录话》，不如说是情绪和发泄的结果。一边喝着小酒，一边骂着政府，暑也避了，话也录了，痛痛快快地过了个青岛之夏。1935年8月26日出版的天津《国闻周报》第12卷33期，刊登过署名沸绿的通讯《青岛文坛》，绘声绘色地报道说：“以民报副刊为中心的另一些人，从六月起举行着每月文艺座谈会，第一次借中山公园举行，不久又将举行第二次集会，并且预备到较远的山麓举行野餐。到会的人数没有限制，但每人必须自备茶资或餐资，同时必须携带一篇一个月中自己满意的文章。”

其实，《青岛民报》副刊在《避暑录话》之前已经多次小试锋芒。田仲济回忆：“除《野光》外（田时为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系学生，1929年开始在《青岛时报》主持一个文艺周刊），我还曾在青岛《民报》上办过《处女地》文艺周刊，那大概是1930年冬的事情。那时我已从上海到济南工作了。那是同并不太熟悉的副刊编辑协商成功的，刊头是找一位从杭州艺专和耶林一伙青年中那位会图案画的李岫石设计的，一槟斧头，三个简单的图案字，几条曲线，简单大方，比我设计的《野光》好多了。但这个周刊只出了两期便发生了问题，在第二期上登了一首诗，我记得题目是《你若站在山顶上》，内容是写从高处下看就可看到贫富不同，苦乐各异的人间生活。这种思想实际在唐诗中早就有了，‘五四’以后新诗中更有不少类似的东西，但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认为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封闭了报纸，判了副刊编辑6个月的徒刑。事情过去几天了，我才从《申报》各地新闻栏中看到，我还为此躲避了几天。实际上，若是要捕我的话，早就同时下手了，躲也躲不过去的。《处女地》自然就这样结束了，那位副刊编辑以后既未再见到，也再没听到他的消息。然而我直到今天还很感激他，是他把责任承担下来了，所以没有波及到我。”（田仲济《我爱青岛》）1933年，本地学生周浩然、郭锡英、姜宏（姜天铎）等组织汽笛文艺社，主办民报《汽笛》副刊，时不时发些抨击时政的短文，王统照、臧克家、于黑丁、崔巍、龚冰卢等都曾是《汽笛》的刀客。小刀一层一层在纸上划过，吸引了不少本地知识分子，影响慢慢也就形成了。后来，于黑丁、蔡天心、孟超也等先后担任《青岛民报》副刊《新地》主编，直到1935年一班更靠谱的人物赤膊上阵，弄出的动静就更大了。当年7月《青岛民报》辟《避暑录话》副刊，14日起每周出1期，至同年9月15日共出10期。洪深、老舍分别撰写创刊词和结束语。创办人及主要撰稿人有王统照、老舍、吴伯萧、洪深、臧克家等，共发表文章67篇。《青岛民报》稀稀落落经过了国民政府管理青岛的大部分时间，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停刊，人鸟兽散，陆续出刊的《南风》、《菲醇》等副刊，自然也不见了踪迹。等到个中人重新回头，已经是８年后的事情了。

【美式咖啡的味道】

如果说相对于上海的唇枪舌战，青岛1930年早春的平静有些令人寂寞难耐的话，一些有趣人物的登场，却也让这种寂静，多了几分颜色。这不，《青岛民报》露出水面没几天，一个叫徐崇钦的人，出山了。而徐崇钦的出现，不过是一台红火大戏的过场，锣鼓声一过，新月诗人的团队就陆续粉墨登场了，上海文人的是非，也顺手嫁接到了青岛。仿佛一夜之间，青岛就成了自由文人走亲访友的根据地。胡适、蔡元培、徐志摩的朋友们来来往往，热闹非凡之余欢起了街里的饭馆老板，却也惹得鲁迅老大不高兴，就此发誓不来青岛了。

不过，1930年一大早徐崇钦上任的时候，后来的这一切还是未知数。

2月27日，徐崇钦就职青岛市教育局长。同日青岛市教育局发《青岛市教育局长徐崇钦就职日期公函》。我猜想，徐崇钦一上任，教育局里大概立刻就蔓延开了美式咖啡的味道，闻者无不惊诧，以为到了街肆。这时候，如果仅仅以为徐崇钦是个不学无术的咖啡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有本1929年1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上面刊登了徐崇钦写的《八年回想》，看看开头的几行字，就知道这位新任青岛教育局长的来路了：“鄙人于宣统三年春辞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授一席，改就京师大学堂之聘，至民国七年秋，前后首尾共八载有半，目睹北大自马神庙一院扩充至三院，而学生由本、预两科三百五十余人，渐渐达到一千三百余人，可云盛矣。”

徐崇钦的好玩，恰恰和他在北大的做派有关。徐某字敬侯，1878年生于昆山玉山，早年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美国波士顿肉联公司业务部经理。清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时因母丧归国，未久于清廷贵胄学堂任教习，后又在上海南洋公学、唐山交通大学、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等处任教。1916年，由京师大学堂易名北京大学的时任校长胡仁源和预科学长徐崇钦，与比利时仪品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借洋二十万元，在沙滩操场南端动工建造了工字形四层“红楼”。1917年秋季国立北京大学校法科成立教授会，成员有周家彦、左德敏、徐崇钦、黄振声、徐墀、黄右昌、陶履恭、胡钧、马寅初、张祖训、林行规等。从排名顺序上看，年长4岁的徐崇钦，当时的影响力应在耶鲁校友马寅初之上，马寅初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但之前他在耶鲁大学拿的经济学硕士，则和徐崇钦同门。坊间流传的徐崇钦趣闻，就发生在京师大学堂改名北大前后，这个时候，他恰好和马寅初同事。

1918年8月，徐崇钦参与谋划的一万多平方的红砖教学楼落成，成为北大“沙滩大院”的标志性建筑。校部办公室、图书馆和文科等都从原公主府校区迁入，法科也从北河沿集中到了这里。当时红楼的一层是图书馆，有编目室、登录室、日报资料收集室、藏报室及书库等14间。二层是各科学长、教授和学生会办公室。三、四层为文、法两科教室。红楼从建成之日起，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和中心，自由、科学、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李大钊当时任图书部主任，1918年在红楼一层东南119房间里撰写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湖南青年毛泽东经在北大任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介绍，在红楼一层西面112号的新闻纸阅览室做管理报纸的助理员，时徐崇钦任预科学长，应该有机会碰到过这个乡音浓厚的高个子青年。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学生举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敦余孽死有头”的白布对联，手执书写着“誓死力争青岛”、“不争回青岛毋宁死”的白旗，呼喊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从红楼后面的空场集结出发，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青岛和山东的各种权益。之后向东前往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些激烈的政治抗议活动中，没有徐崇钦参与或支持的记录。

徐崇钦《八年回想》记：“鄙人对于该大学八年之关系，约略分为两个时期：民元至民三初所谓改组时期，民三初至民七所谓发展时期。在改组时期，发生更换校长计有五次之多。二年春，为校长问题，全校学生宿于教部者二日。鄙人不忍坐视学生之学业荒废，以师生之感情竭力劝导，几至舌敝唇焦，历八小时之久，而学生等于是相率回校。无何，马相伯先生辞职。二年冬，何燏时先生坚辞校长职务，部中改派胡仁源先生署理，并派鄙人充预科学长。维时政治方面力图振新，几有蒸蒸日上之势，而学生等亦得安心求学，别无他愿，政治与学校宛然成为风马牛矣。其时北大为全国唯一独立最高学府，其余各学院乃系专门学校，而现在新立各校尚未产生。”徐某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无非强调对“全国唯一独立最高学府”的贡献，而出彩的故事和惹出来的种种麻烦，他自己没讲。

故事一，在严复时代。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监和首任北大校长时，主张学习西方新学，除国学课外，所有课程都用外语讲授。一时“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多称羡”。当时的英语教员徐崇钦，一上课就讲“我们的西国”如何如何，在教务会议上也讲英语，于是大家就跟着讲。急得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讲英语的沈尹默抗议：“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并威胁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此后，满室西语之风稍敛。沈尹默对徐崇钦的抗议，本可当闲话看，一笑了之罢了。可沈尹默在北大的品性，却一直大受怀疑，这包括陈独秀对其“字则其俗在骨”的评价。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张耀杰的研究，昔时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之间的来往手札，常称沈尹默鬼谷子和阴谋家。（张耀杰《前辈文人的习惯撒谎》，《山西文学》2003年第10期）如此看来，沈氏的所谓抗议，假公济私之外，更险恶的用心不敢说没有。联系到后面他对徐崇钦釜底抽薪的举动，这个嫌疑就更大了。

故事二，在蔡元培时代。京师大学堂改北京大学后，徐崇钦任教授兼预科学长，并出任中国环球学生会书记、欧美同学会理事等职，由于徐对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功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授予其嘉禾勋章一枚。蔡元培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第一次开各科学长会议，北大旧人徐崇钦率先发难：“身为文科学长居然可以不开课，岂非天下奇闻？究竟是开不出课还是不敢开课？如大学可以这样办，那我的预科也可以宣布独立，我也可以来办一所预科大学！”此事导致陈独秀大怒，后经蔡反复劝解，始平息。后来涉及徐崇钦的事件，集中在预科的拆分设置上。1922年7月3日胡适日记曾记：“当日北大建筑今之第一院时，胡仁源、徐崇钦、沈尹默皆同谋。后来尹默又反怨徐、胡两人；及蔡先生来校，尹默遂与夏元瑮联合，废工科以去胡，分预科以去徐。”（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第71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统一的预科撤销分拆，预科学长徐崇钦不满是自然的，陈独秀趁机秋后算账，主张开除徐崇钦，蔡元培则不计前嫌，公允评价贡献，最终给徐崇钦留了个位置。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期拖欠北平各大学教育经费，遂使教职工薪金积欠甚多，导致生活困难，课业难以为继。徐崇钦与同人组成北平大学教职员工联合会并任主席，南北奔走，几经交涉始解决北平院校经费问题。

徐崇钦是如何到青岛的，线索不甚清晰。好像在这个职位上他也没什么大的作为，大约也不过是“稍竭绵薄耳”。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知识人，择偏僻之地谋一小职，施展抱负的冲动大概早就非死即伤了，剩下的不外是在咖啡里消磨时光，看窗户外面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是快乐还是寥寂，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陌生的北大老人，耶鲁受教育，学经济学，教英语，会交流，擅管理，却始终不是新文化的同路人，是他骨头里面根本就是食古不化，还是这个新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过于轻薄、猛浪和妄自尊大，这大概还真是个问题。徐崇钦和陈独秀的冲突，表面上看是两人都在意气用事，背后隐藏的却没那么简单，这从徐推崇的“学生等亦得安心求学，别无他愿，政治与学校宛然成为风马牛矣”，可以看出他和陈独秀这个主张激烈社会革命的新思想领袖的根本分野。徐崇钦的这份淡漠，不仅与杜宇、臧克家、于黑丁一帮青岛年轻人大相径庭，就是和一年前到青岛的另外一位北大文科教授比较，也是格格不入。徐崇钦的寥寂，可见已经深入骨髓。好在1930年的青岛犹如世外桃源，这里的风平浪静，应该符合这位北大前预科学长的心境。

徐崇钦在青岛特别市教育局长办公室里的美式咖啡，喝到1932年1月就结束了。在这个月，他和到任局长雷法章办理了交接卷，走人了。后来他还出任过山东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去了上海，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同大学等校。其时日伪当局曾多次利诱其出任伪职，均遭竣拒。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教上海复旦大学，1957年去世。有意味的是，徐崇钦的青岛教育局长这把交椅，后来《青岛民报》杜宇的公子也坐过，成了1930年那些文人过往的一个延续。

【海洋戏剧】

徐崇钦到教育局上班的第二天，也就是1930年2月28日，他的一个北大同事宋春舫主持成立了青岛观象台图书馆。而这个同样不拒绝咖啡的宋春舫，经历尽管和徐崇钦不同，却也一样充满了戏剧性。

宋春舫（1892－1938），浙江吴兴人，国学大师王国维表弟，王氏后人后来印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宋春舫即为作序者。宋春舫13岁在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考取秀才，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旧学新学都有涉猎。随后宋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掌握了法、德、英、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巴黎游学期间，宋春舫迷恋上戏剧和文学，终生不渝。后来陆续做过外交官、律师、大学教授的宋春舫，五四时期开始卖力介绍欧洲现代戏剧，著有《宋春舫论剧》和喜剧《五里雾中》、《一幅喜神》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曾在《文汇读书周报》著文说，1918年10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发表署名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为宋春舫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上。该期《新青年》是“戏剧改良专号”，还发表了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等等。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访问中国，在北京与宋春舫见面，探讨中西戏剧之异同，后来毛姆在游记《中国屏风》中专门写了《戏剧学者》一章，记述了他与宋春舫的谈话。（陈子善《“褐木庐”主人宋春舫》）

不过，毛姆和宋春舫的谈话，并不融洽，更多时候，宋春舫像个听众。在毛姆的《戏剧学者》里，宋春舫“是一位年轻人，个儿矮小，有一双小巧、文雅的手，一只比你看见过的一般中国人大的鼻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虽然这天天气暖和，他还穿着一套厚花呢西装。他似乎有一点点拘谨。虽说他的嗓子并没有倒，他说话用一种高亢的假声，由于这些尖声的音调，使我不能凭声音弄清和他的谈话里有些什么不真实的感情。”（葛桂录《论毛姆眼里的中国形象》）对毛姆和宋春舫观念差异，林以亮在《毛姆与我的父亲》里说：“毛姆心目中的中国戏是京戏，所谓象征手法和思想性是他认为京戏中所特有而为当时欧洲舞台剧所缺少的。毛姆自己写惯了写实的舞台剧，当然对中国京戏那种表面上简单而又经过提炼的手法羡慕万分。可是我父亲，同他那一时代的参加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总希望文学能对时代发生一点作用，对改良社会有所贡献。”

不久，宋春舫希望“对改良社会有所贡献”的热情，开始转到海洋学上。

1928年暑期末，任教北京大学的宋春舫到青岛避暑，寄寓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家中。闲谈涉及新兴海洋学，认为就青岛三面环水的自然环境而论，应开办海洋研究所。宋春舫遂先以个人名义写《海洋学与海洋研究》文章，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建议中国第一个海洋所最好设在青岛。文章发表后，引起青岛当局注意，青岛观象台的海洋科建设计划就此开始酝酿。随后在11月15日，宋春舫辞北京大学教职到青岛，组建成立青岛观象台海洋科。宋春舫担任科长，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海洋研究机构。蒋丙然回忆说：“青岛观象台本有海温与潮汐两项有关海洋观测，而就青岛言则地临黄海，居全国海岸线中心，观测海洋自属任务之要，且海洋学一科，正于此时为全世界学者所注意，当与法国利莎工厂商制测量海洋用器，十七年秋始运到，因即增设海洋一科，从事海洋各要素观测，所注重者为海洋物理、海洋生物、海底地质等。此为国人提倡海洋学之始。”

《青岛观象台十周年纪念册》载：“十九年春特辟东大楼下层为藏书之馆，并以春舫为主任，专司其事，下设管理员二人，分掌图书收发、登记，编目等事。”蒋丙然在《青岛观象台自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大事简记》中说：“青岛气象台历年所购置及交换之图书杂志加之以德日时代所藏之图书杂志，数逾万册，因将办公室一部分，成立一图书馆，将所有图书杂志，分类庋藏，加以编目印成图书目录，以供同人阅览及研究之用。”宋春舫主持观象台图书馆，似乎理所当然，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藏书家，有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的美誉，建设观象台图书馆的同时，他已在青岛筹备建立私人图书馆“褐木庐”。

1930年7月，宋春舫“斥金四千，始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收藏戏剧书籍4800余册，为著名戏剧专业图书馆。梁实秋记：“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目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褐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闪闪发亮……。”在1930年代的青岛，如果说王统照的观海二路49号是一班文学青年的朝拜圣地，那么宋春舫的褐木庐，就是学术精英们的私人茶馆。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洪深、章铁民、张友松、孙大雨诸人，都是褐木庐常客。胡适曾客居宋宅，记述褐木庐里藏有5种文字版本的《哈姆雷特》。

1930年秋，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开会，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等鉴于宋春舫主持的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的海洋研究工作和青岛的海洋环境，倡议在青岛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会议公推宋春舫、蒋丙然和青岛市长胡若愚等三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着手永久性的研究所机构建设。经过青岛观象台海洋科负责组织设计和施工，随后在1932年1月建成青岛水族馆，成为中国第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在这个基础上，宋春舫1935年又与从国外学成回青的朱祖佑、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张玺等人商议，计划进一步推动海洋研究事业。他联络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教育部、经济部、山东大学和青岛市政府等机构，再次提出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决定先在青岛水族馆东侧建设海滨生物研究站，配备专人从事研究，同时接纳国内外各大学和学术机构人员来青岛从事海洋科学考察。宋春舫的设想后来部分地得到了实现，这其中包括于1937年夏建成的生物研究站。但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海洋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陷于停顿。1938年，水族馆、青岛观象台沦陷于日本人之手，而这时，宋春舫也在青岛病逝了。

1930年去冰之后的青岛，波澜不惊之中，隐藏着一条条大鱼。春暖花开，波光粼粼，风光无限。其时，沐浴在鸟语花香间的，有王统照、徐崇钦、蒋丙然、宋春舫们，也有昌邑乡贤黄孝胥。随后，新月歌者群贤毕至。其实，在新月门派的主要人物出场之前，另外两个激进青年也过路到了青岛。

是春从上海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的胡也频，因宣传普罗文学遭当局通缉，5月时与妻子丁玲绕道青岛回上海。一年后的1931年2月7日，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在上海龙华殉难。事后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胡也频死去的时候，年仅28岁，死前才完成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不久，光明就永远在他的前面了。

丁玲后来的故事很长。1933年5月被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陕北保安，1937年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1948年参加土改并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5年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主编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倡导思想解放，鼓励创新，支持并保护前卫文学试验，1986年3月4日病逝，终年82岁。

1930年春暮，黄孝胥双钩古拓《瘗鹤铭》于青岛寄傲庐。（籍金精舍主人博客）寄傲者，非凡。晋陆云《逸民赋》有云“眄清霄以寄傲兮，泝凌风而頽叹。”晋陶潜《归去来兮辞》云“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唐司空图《连珠》云“苟惭白首而待聘，不若沧洲而寄傲。”宋陆游《休日留园中至暮乃归》云“尽道官身属太仓，未妨寄傲向林塘。”明汪廷讷《狮吼记·赤壁》云“幽栖处，喜二客从予寄傲。斗酒藏家，鱸鱼归网，怎不向江头遐眺！”自晋至明，文人寄傲者层出不穷，黄孝胥的青岛寄傲，自然是想借古喻今。这番黄庐景象，恰和1930年的青岛不谋而合。

【大学预演】

自1914年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随着德国管治的崩溃而告终结之后，煌煌大学梦一直是一些和青岛有勾连的知识人的未了心事。就此，一大把年纪的康有为曾经忙活了好一会，终因遮障太多而摆手。不过，康南海的心思，好些人有，并且瞅准机会就大力推进，这其中包括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这样的半拉子知识分子，也包括依靠青岛发了大财的新城市豪门。

1923年3月，教育部派李贻燕调查青岛教育，事毕李呈报《调查青岛教育报告书》云：“李贻燕谨识。结论……（青岛）山明水秀，诚理想的文化都会惟一候补地。地方教育经费预算之应增加，小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之宜改良增设，固不待言。即中央政府应予青岛设一国立大学，不特可为收回青岛之一大纪念，而齐鲁于中国历史上为圣人邦，阐扬文化，昌明教育，亦国家应负之责任也……青岛为天然文化中心点，德国前此办理大学，其发达成绩即可预知。应予此地设立大学一所，以便各省子弟入学，离政治中心较远者可得安心讲学，而学子亦可得安心求学。俾斯麦兵营若能拨充甚为适宜，若从新建筑，则湛山临海一带山麓平地亦觉宽旷。”（李贻燕《调查青岛教育报告书》，《胶澳商埠教育汇刊》附录）。关于这个北洋教育特使李贻燕的资料不多，除了早年他和为创建共和民国立下殊勋的黄兴有过交往外，简单的记录指向国立北平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1月到1919年9月，他曾经是那里的图书馆馆长。1930年代中期，其似乎还参与了中学地理课程标准修订工作。放大了想象力，李贻燕大致应该算个私立青岛大学的卫道士。那年月这样的卫道士，还包括康有为和蔡元培，而后者的声名和推动力，显然都比李贻燕大。

1924年5月29日，私立青岛大学筹备处成立。在这个过程中，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和青岛商界的倡导和推动，居功至伟。高恩洪字定安，亦作定庵，1875年出生在山东蓬莱上口高家村，农民出身。先后就读上海电气测量学校、英国津普大学，曾任清廷驻英使馆翻译。回国后，历任参赞、西藏通商交涉事宜督办、东三省军政事宜督办、交通部秘书等职。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高恩洪先后任汉口及成都电报局局长、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驻上海全国电料管理局监督、交通部顾问等职。1922年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任教育总长。1924年就任胶澳商埠督办。

筹备处推举高恩洪、邵筠农、宋传典（徽五）、傅炳昭、张德纯、刘子山、王子雍、宋雨亭、于耀西、孙丙炎、孙广钦（子敬）等11人组成校董会，复由校董会推举孙广钦为筹备主任，邵筠农、孙丙炎为副主任。聘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为名誉理事。除去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和名誉理事不计，私立青岛大学筹备处荐出的校董，商人占了多半，且不仅限于青岛本地的傅炳昭、刘子山、宋雨亭，还有主要在济南、烟台行商的于耀西和王子雍。请了这么多商人，筹备处的用心不言而喻，办大学是个花钱的买卖，胶澳商埠没多少钱可支派，少了商业领袖们的支持，大学梦恐怕团圆不起来。后来从青岛士绅每月四千元的实际捐赠看，这个设置当属基本妥当。筹备主任孙广钦是刘子山刚刚创办的私立青岛中学校长，大致应该有几分学问。虽然有波浪，但学校选址在原德国海军第三营的俾斯麦兵营（日占后改为万年兵营）基本算有惊无险。时青岛驻军对此地亦图分享，高恩洪以胶澳商埠督办身份不允。双方争执不休，官司打到洛阳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处。吴是蓬莱人，清末秀才出身，与高恩洪同乡同僚，私谊甚厚，也算知音，遂一锤定音敲定兵营作为办学之用。据张沈川回忆，学校用的兵营房产本来就是公家的，高恩洪当时之所以坚持将学校取名为私立青岛大学，当是为了使学生不卷入“政治漩涡”。学校旁边的一座山头，也因他号定安，而取名“定安山”。（张沈川《在京、青、穗的日子里》）如是看，对学校未来的动荡命运，高恩洪似应有所预见。

6月，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以胶澳不应驻兵为由，请吴佩孚将胶防司令王翰章率兵撤回潍县，并取消每月津贴，原兵营改办青岛大学。高恩洪随后命人赶修校舍，添置器材。

8月，报请山东督办府备案，私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经费由胶澳商埠督办行署每月拨款一万元，胶济铁路局每月拨款六千元，青岛士绅富商每月捐赠四千元，以为学校日常支出。校董会公推高恩洪任校长，聘孙广钦为校务主任，李贻燕为教务主任，接收刘子山出资创办的私立青岛中学为附属中学。

9月15日，私立青岛大学首届学生入学，并宣布学校法规。20日，私立青岛大学开学。校长高恩洪督办发表训词：“本埠地绾南北，舟车四达，山水幽雅，气候中和，于此设立大学，发展文化最为相宜……本校为新创之学校，诸生为新来之学生，一切当以实事求是、日新又新为前提，一洗各地不良之陋习，蔚成本校特有良好之校风，为全国青年之模范，为将来国家有用之长才是则。”（《胶澳商埠教育汇刊》附录）

10月25日，私立青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是日被私立青岛大学定为成立纪念日。同月《私立青岛大学暂行大纲》颁行，《大纲》分九章十五条，对办学宗旨、学科设置、入学资格、学位授予、常设机构、校董会及训育、图书等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及其主要职责，均做明确规定。私立青岛大学董事会根据《大学令》确定私立青岛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规划分为文、理、法、商、工、医、农林七科，考虑青岛工商发展的需要，创办之初以设置实用学科为主，先设工、商两科。

1925年直奉战争再起，直系军阀失败后高恩洪下野，私立青岛大学濒于倒闭。高恩洪倒下的时候，私立青岛大学便只好有病乱投医了，校董会开出的验方，是山东省议长宋传典。这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苟延残喘，希冀鱼死网不破。这样，接下来的教育作业也许还可以持续，离开青岛后，高恩洪退出政界，在老家烟台经营烟潍路自动车公司，自己当总经理。1926年迁居上海继续兴办实业，还是和公路汽车环环相扣。1943年病逝北平。

1925年1月，私立青岛大学校董会推举校董宋传典继任校长。宋传典早些年名化忠，字徽五，1875年出生在山东益都人。父为益都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广德书院厨师兼校役，受传教士库寿宁资助就读广德书院，并取“传播耶稣经典”意改名为传典。1898年毕业后留校任英文教习，其间翻译《化学详要》，为益都各校争相使用。1900年义和团爆发后书院停办，宋随库寿宁去烟台躲避。返回后受聘益都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青州公立中学堂教员，兼任益都县教育会会长。后经库寿宁介绍到烟台学习花边编织技术，并按库寿宁意旨弃教经商，投资200元在益都城创办德昌洋行，经营花边和发网业，同时进行汽车、自行车、布匹、呢绒、花生米、核桃等贸易。至1920年，德昌洋行已在济南、青岛、潍县、烟台、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分行或分号，还设有地毯厂、火柴厂和肥皂厂，资本总额达100多万元。1922年山东省议会举行第三届选举，宋凭借雄厚财力，花费十数万元贿买选票，当选议长。

宋传典继任私立青岛大学校长后，聘请林济青为校务主任。高恩洪去职后，学校经费来源断失，教师多有辞职，学生亦有流失。宋传典和林济青顾不上“日新又新”，只有维持。宋上任之初出版有《私立青岛大学一览》，写《弁言》，云：“兹值本校刊布临时简章，爰述校之成立经过及将来趋向，弁其端，倘荷高明，辱赐教正，校之幸国之光也。”学校简章共有8章42条，以《私立青岛大学暂行大纲》基础修改，为：第一章：组织，9条；第二章：入学转学，7条；第三章：学生类别，4条；第四章：费用，10条；第五章：入学手续，2条；第六章：修业要则，7条；第七章：预科，3条；第八章：课程，分商预科和工预科。私立青大学生张沈川回忆：“宋、林等信奉基督教，聘请的教职员，亦多为基督教徒。其中有些人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祷告，有的还拉学生去参加。多数教员留学美国，教课时讲英语，教科书用英文本，有的书是直接从纽约买来的。他们教学认真，考试严格，规定每课每月考试一至数次，不及格者还要重新学习。教学方法，只是灌注，导致学生死读书、读死书。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张沈川《1924—1926年私立青岛大学概况》）

1928年春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进抵山东，4月30日奉系张宗昌率部撤出济南，宋传典逃往天津。归顺到国民党门下的山东省政府以“附逆”罪名下令通缉宋传典，并没收其益都、济南两地60万元资产。宋自身难保，私立青岛大学自然经费断绝，只好停办，学生按大学结业处理。

1929年6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26次会议讨论通过筹建国立青岛大学议案，内容如下：“教蒋部长（梦麟）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经费，因事实上困难，一切尚待规划，查该省青岛地方，有私立青岛大学一所，为张宗昌逆党前省议会议长宋传典所办，自胶济经中央接收，该校长早离校他往，现校中状况纷乱，自不待言。且该校向无确定基金，全赖鲁省款及青岛市款补助。拟将该校取消，其校产归山东大学收用，国立山东大学名称，拟改为国立青岛大学。查青岛交通便利，环境优胜，设立大学，自较济南为宜，可否敬候公决案。”本来就有蔡元培推介青岛，现在教育部长发话说青岛地方的确不错，还有现成校产可用，决案自然照办。

6月29日，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完成接受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手续。私立青岛大学公函第137号称：“敝校（私立青岛大学）所有一切校产、校舍、账册、图表暨学生成绩名册、器具、书籍、仪器等均已于六月二十九日交于贵委员会（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赵委员点收无讹并奉到”。（山东省档案馆《前设立青岛大学公函（第一号）》）。至此，私立青岛大学终结使命。

被通缉后，宋传典通过同为基督徒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向蒋介石游说，终使国民政府1930年1月宣布对其解除通缉。不料，宋命不该看见青岛大学的新生。其获悉消息后欣喜若狂，竟突发脑溢血毙命。

接下来，就该国立青岛大学出场操练了。

【三个孩子的青岛交集】

1930年3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委杜光埙到济南与何思源商榷校务事项，决定“暑期学校必办；于平、豫、沪等添聘教师教员；组织训育委员会”等。与此同时，关于筹备中的国立青岛大学的各种信息，开始出现在各色文人的书案、饭桌上。

而在这之前，臧克家、刘子蘅和何子成这三个曾经毫不相干的乡下孩子，已经在青岛交集到一起了。从这里出发，他们的命运都被改变了。一同被改变的，还有他们生活的时代和国家。他们作为样本的意义，在于他们和时代无可逃避的纠缠，这也是他们的宿命。比较起蔡元培、蒋梦麟、杨振声、杜光埙、赵太侔这些学界名流，国立青岛大学临时补习班学生臧克家、刘子蘅和何子成的人生变化轨迹，显然更具有可接近性。

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出现在国立青岛大学之前，杜光埙负责补习班筹办。杜光埙字毅伯，1901年生于山东聊城，和傅斯年同乡。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卒业后杜考取山东省费留学，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公法学系，主修政府与政党，副修国际法与外交，获学士及硕士学位，返国后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及国立青岛大学。1928年5月和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畸、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傅斯年、孙学悟组成11人的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蔡元培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青岛后，续参与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并出任赵太侔时代的国立山东大学教务长。1940年11月赴美任教于西北大学兼文学院院长。1942年12月当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外交委员会召集委员员。

1929年10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推定杜光埙为驻青代表、监理修缮青岛校舍、购置仪器、图书等。并设文理两科补习班，招收合乎投考大学一年级资格的学生，分别补习国文、外文及数理等主要科目。杜光埙在《忆国立山东大学》中回忆：“民国十七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省立山东大学因之陷入停顿状态，旋以国民政府大学院院令，将省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并聘请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若干人，负责筹备成立国立山东大学事宜。当以济案关系，筹备工作未获顺利进行。待至民国十八年五月，济案解决，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教育部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改称国立青岛大学，除接收旧有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之校产及设备全部拨归国立青岛大学收用。聘请蔡元培、王近信、赵畸（太侔）、彭百川、何思源、袁家普、杨振声、傅斯年和我，共9人为筹备委员，成立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六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嗣经济南、青岛两次会议，议决国立青岛大学设于青岛，在济南设立工厂及农事试验场（接收保管旧有省立山东大学校产，利用工农两学院之设备，从事于工厂及农事试验场之工作），并着手进行修缮青岛校舍，购置图书仪器，准备于最短时间内，使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经年筹备，规模粗具。”

在济南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的曹州学生王先进回忆：“臧克家考第一，我考第二，冉昭德考第三，以后还有许星园。我们四人同居第二校舍一个房间里。这时的青岛大学领导人都较年轻，对学生要求甚严，把校规印发给每个学生一份，让我们签字以后仍交还给学校。内容规定：不准破坏公共财物、弄脏墙壁，注意清洁等，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即无论月考期考，凡有两门副课一门主课不及格者，一律勒令退学。”结束补习班之后，臧克家考入闻一多主持的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持续地受到闻一多的关照，不久踏入诗坛，比他的老师更早地成为旧制度的顽强抵抗者。

与此同时，刘子蘅和何子成，也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刘子蘅前数月因在曲阜参与话剧《子见南子》的演出曾面临险境，而何子成后来的人生则扑朔迷离。

1929年6月，刘子蘅参与的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生上演独幕历史剧《子见南子》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孔子后人认为该剧侮辱了孔子，向教育部控告该校校长宋还吾。教育部6月26日以“训令第八五五号”令山东省教育厅“查明、核办、具报”，并通过工商部长孔祥熙将控告书转呈蒋介石。孔祥熙和蒋介石主张严办。7月上旬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借筹办国立青岛大学之机，邀请蔡元培和教育部长蒋梦麟及马寅初到青岛，请教应对之策。蔡、蒋二人路过济南时，已向何“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至青岛后，蔡元培对何思源正式表态：“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抵制，决不让步。”7月11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将何思源召至火车站当面训示，令其“严究”。何思源后来回忆说：“因此这一事件特别复杂，很难处理。那时蔡元培当国民党的监察院长，我请他到青岛商议此事。他同教育部长蒋梦麟来到青岛。蔡先生对我说：‘斗争一时还完不了。’蔡先生反对让孔府势力过大，就非正式地对孔府进行批评，定下调子，并在上面大力周旋。在他的支持下，这一案件，以‘查无实据’而了案。”8月1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1204号训令，将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9月9日，学生会会长刘位钧和王宗佩被开除学籍。轰动一时的“子见南子”案就此截止。1930年春，何思源任命宋还吾为青岛胶济铁路中学（时在国立青大校园内）校长。这年3月，宋还吾到出差上海时，还曾特意托旧友韩侍桁转交鲁迅舌头鱼，感谢鲁迅在事件中摇旗呐喊。韩侍桁1986年回忆：1930年春，宋还吾从青岛来上海，给我两条牛舌干，其中一条嘱我转赠鲁迅，我干脆把两条都送给了鲁迅。是年3月4日《鲁迅日记》所记“下午侍桁赠青岛牛舌干两枚”，就是指此事。参与演出话剧《子见南子》的省立第二师范学生刘子蘅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毕业后回归旧学，专注于经学和诸子研究。

而1908年出生青岛的何子成，则是另外一种人生样本。何子成原名何春尧，回族，山东东平人。1920年因父亲病重从青岛回东平，先后在西菜园小学、书院高等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日本人为校董事长的济南东鲁中学。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离校回乡，在州城真武庙发起反日运动会，抵制日货。1929年秋离开家乡，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1931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世界环游团出国留学，先后到达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后来在印度泰戈尔大学学习，掌握世界语。1933年至1934年因患头痛病留居香港，不久回青岛任教中学。1938年以流亡知识分子身份到延安，1939年冬到重庆任教中学，期间参加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活动。1941年受中共中央西北局派遣到宁夏，担任宁夏中学庶务主任兼教高中一年级历史、地理课，同时推广世界语。1942年暑假以考察地理名义进入内蒙古定远营，绘制边界地图。9月被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逮捕。1943年4月17日夜与同案毛英华、刘斐、陈硕夫被活埋于城隍庙后。1987年银川中共党史研究人员曾赴重庆、青岛、兰州、延安等地就其组织关系进行调查，但未能证实其真实身份。

【杨振声的马车】

1930年4月26日，杨振声获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这一年，杨刚好40岁。1890年11月24日杨振声在蓬莱出世的时候，作为城市的青岛还不曾出现。40年后，这个前殖民地城市玉汝于成，除了缺少一间大学和一些戴眼镜的长衣者装点门面，似乎愈来愈接近“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标准。而杨振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的留学背景，和中大、武大、燕大、北大、清华兼而有之的人脉资源，对促成青岛的“大学梦”，近乎驾轻就熟。与此同时，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杨振声对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校训，应该是耳熟能详。而这16个字，对后来国立青岛大学走向的真正影响，令人狐疑。后来的事实证明，精神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在青岛的缓慢展开过程，诡异并脆弱。一颗颗种子播种下去，收成如何，俗话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当缺一不可。

1930年的春天，不论是对青岛还是杨振声，悬念大致尘埃落定，一个被事先张扬的高等教育操练场，在给抱负、野心、欲望提供实现和满足机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载入了觊觎和先天性机制缺陷，只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缺陷很容易被一派春色遮蔽掉，仿佛一切风平浪静。

毫无疑问，福兮祸兮都需要杨振声担当。可当下最紧要的，还不是预测福祸，而是给国立青岛大学这驾被寄托了希望的教育马车配备粮草，以让它上路。梁实秋回忆：“杨振声，字金甫，后改今甫，山东蓬莱人，五四运动时肄业北京大学国文系。著有中篇小说《玉君》，白话诗亦偶有尝试。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风度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在五四时代的文人中他是佼佼者之一。毕业后不久，得南洋兄弟公司主人资助游学英美，返国后即在燕大教书。”（梁实秋《忆杨今甫》）杨振声知道，他的青岛大学校长这个位置，并不是天上地下了的，从北京到南京到济南，蔡元培一班人的斡旋不可谓不严丝合缝，就这样也是传言不断。国立青大几近白手起家，除了几栋德国房子和一堆没多少用途的教具，青岛这地场一无所有，没米做不了饭，没好厨师也成不了气候，当过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杨振声，自然掂量出分量。

王先进回忆：“1930年，时值中原大战，津浦铁路不通，杨振声曾绕道青岛去南京。我以学生代表的身份谒见杨先生，问他是否办历史系。他说：‘能请到好的历史系教授就办，请不到好教授就不办。’以后没请到好的历史教授，当时真的没办历史系。”（王先进《古稀之年忆母校》）

1930年早些时候，关于国立青岛大学的走向，其实并不十分清晰。杨振声最终获得了教育部的任命，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的机缘巧合，一步一步让杨振声的行走步伐，变得有迹可循了。是春，因学潮去职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外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前往上海寻差事，遇上受教育部委派筹备青岛大学的老友杨振声。杨到上海的使命，本来就是物色教员，随即邀闻到青岛观光，并请其主持中文系，同时邀梁实秋主持外文系。开始闻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杨振声则劝言青岛是难得胜地，三面临海，风光秀美，既可修生养性，又是做学问的好地方等说词，时梁实秋欲回北平探亲，闻一多便与梁实秋商定去青岛实地考察之后再作定夺。梁实秋回忆，两人到青岛住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后，上街发现果然市容整洁，街道宽敞。两人雇了马车，四处观光，眼看见到处都是红瓦楼房掩映在绿树中间。印象最深的是连人力车夫都彬彬有礼，顿觉青岛天时、地利、人和样样都好，宜于定居，于是决定投奔杨振声旗下。游罢青岛，杨振声设宴款待，时闻一多已不再推辞，酒席上接下聘书，就此铺垫起一言难尽的青岛岁月。杨振声子杨起回忆：“那时候父亲从全国挖了很多人才，我记得他到上海去找闻一多、梁实秋等人，游说他们到青岛任教。”（杨起口述，《北京青年报》2009/07/17）

闻一多和杨振声的交往由来已久，1925年现代社再版杨振声的小说《玉君》，封面即由闻一多设计，书封右下角署“多”字形图记。闻一多和梁实秋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同窗、同志、同好，并且和曾给杨振声小说设计书封一样，新月书店1927年和1928年出版的梁实秋《骂人的艺术》与《文学的纪律》，封面亦为闻一多设计。

在和闻一多、梁实秋立约聘任差不多同时，经由清华大学教授邓叔存（以蛰）介绍，方令孺进入国立青岛大学任中文系讲师，成为当时国内大学不多的女教师之一。梁实秋记：“我最初认识她是在1930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同事。杨振声校长的一位好朋友邓初（仲存），在青岛大学任校医，邓与令孺有姻谊，因此令孺来青岛教国文。闻一多任国文系主任。一多在南京时有一个学生陈梦家，好写新诗，颇为一多所赏识，梦家又有一个最亲密的写新诗的朋友方玮德，玮德是方令孺的侄儿，也是一多的学生。因此种种关系，一多与令孺成了好朋友，而我也有机会认识她。”（梁实秋《方令孺其人》）就方令孺与陈梦家，唐弢后来在《晦庵书话》里也有议论：“在《新月》上写诗的人，能够跳出同侪的圈子，保持了个人的特点的，我以为有两个人，一个是卞之琳，别一个是方令孺。卞之琳著有《三秋草》，方令孺写诗那时不算太多。”方令孺带着小女儿来到青岛，另两个女儿寄养在陈家祖母处。方住原俾斯麦兵营7号楼，该军官营房时已改为女生宿舍，楼上住单身女教工，方令孺的邻居中有图书馆职员李云鹤和沈从文未婚妻张兆和。李云鹤后来为人熟悉的名字是江青，她和青岛大学教授（张道藩辞职后继任教务长职）赵太侔是亲戚，同时还是中文系的旁听生。

邓叔存和杨振声关系密切，不是秘密。杨曾在1925年2月的《玉君》初版自序中说：“先谢谢邓叔存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一遍。再谢谢陈通伯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二遍。最后再谢谢胡适之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三遍。”杨振声到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邓叔存的二哥邓仲纯也随同杨举家到青岛任青大校医，并和杨振声、赵太侔同住学校的黄县路7号公寓。

5月里，青岛阳光明媚，生机勃勃，从海边到老俾斯麦兵营的路上，法国梧桐枝繁叶茂。从这时起，杨振声以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身份到校视事，着手聘请教师、争取经费和安置原有学生等繁杂事项，国立大学筹建始入正规。6月，任职江苏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的张道藩“以养病为名”到青岛，蔡元培顺水推舟，举荐这个神通广大的前英法留学生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张果然就倦容尽去，不提回江苏省党部的事情了。青岛大学7月份后正式开课，张道藩“以负责的精神”辅佐杨振声，确立了运转机制，动作利索干练。期间张道藩夫人郭淑媛出任青岛大学法文讲师，张氏夫妇住八关山西麓鱼山路7号，与梁实秋为邻，同事之间相互照料，往来不断。某日张道藩五妹道焜从家乡来青岛投奔长兄，带来贵州特产茅台酒，张教务长分别送给学校喜好杯中物的几个教授每人两瓶。见多识广的梁实秋初见包装粗陋的茅台，以为没啥好味道，便懒得开封尝试。一日梁父来家，进门觉异香扑鼻，找到源头，这才打开茅台享用，父子由是大为赞叹。后人考究，认为这大概是茅台酒在青岛最早的亮相。（王由青《张道藩的文宦生涯》）

在大陆年轻一代后来的依稀记忆里，张道藩的名声一直不怎么好，似乎干了不少欺男霸女的事情，不太体面。印象中张在政治上也拉大旗作虎皮，行径一如男盗女娼之辈，是不是事实，没人仔细终究，时间一长就仿佛盖棺定论，不太容易翻案了。查张氏字卫之，祖籍江苏南京，1897年出生在贵州。1918年底西渡英国，1921年入伦敦大学美术部就读。后留学法国时，和傅斯年、徐悲鸿、邵洵美等交游甚密。法国留学期间，张道藩暗恋蒋碧薇无法解脱，只好娶法国女子素珊为妻。1948年蒋碧薇以情人身份和张道藩同居，直至1958年分手。张道藩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编辑《文化先锋》，有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之称号，系民国著名文化活动家，美术家，戏剧家。曾组织成立中国美术会中华全国美术会并创办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创作四幕剧《自救》、五幕剧《自误》（1934）、五幕剧《最后关头》、独幕剧《杀敌报国》（1937），出版有《张道藩书画集》。1949年张道藩去台湾后曾任立法院长等职，1968年6月病逝。

张道藩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期间，发生了新生甄别事件。

11月间，国立青岛大学进行甄别大一新生考试，张道藩在审核中发现不少学生使用假文凭报考，张以负责的精神处理舞弊者，按学校规定勒令离校，引起部分学生不满。12月4日，

部分学生发起反甄别罢课活动。学生分成两派，一派成立护校团，拥护学校决定，反对罢课学生停课。一派罢课成立纠察队，反对学校当局处罚“假文凭报考”。两派在楼梯发生争执，张道藩打电话调来警察保安队包围校舍。学校当局布告开除闹学潮的学生，被除名者38人，罢课失败。据梁实秋称，对这次学潮的压制，张道藩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警察不敢捉人时，是张道藩给警察壮胆”。梁实秋对校长杨振声的处境表示同情，写信给徐志摩说，“事变之来如疾风暴雨，其衷心苦闷可以想见”。

12月9日，青大召开校务会议，决定校务会议每星期四下午举行。会议公推张道藩、赵太侔和杜光埙起草校务会议规则，并议定“每年九月二十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这大概是张道藩参加的最后的国立青岛大学校务会议。1930年12月，张道藩辞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职，调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张道藩担任的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职，旋由赵太侔填补。梁实秋记：“赵畸，字太侔，也是山东人，长我十二岁。和今甫是同学。平生最大特点是寡言笑。他可以和客相对很久很久一言不发，使人莫测高深。我初次晤见他是在美国波斯顿，时民国十三年夏，我们一群中国学生排演‘琵琶记’，他应邀从纽约赶来助阵。他未来之前，闻一多先即有函来，说明太侔之为人，犹金人之三缄其口，幸无误会。一见之后，他果然是无多言。预演之夕，只见他攘臂挽袖，运斤拉锯制作布景，不发一语。莲池大师云：‘世间酽醯醕醴，藏之弥久而弥美者，皆繇封锢牢密不泄气故。’太侔就是才华内蕴而封锢牢密。人不开口说话，佛亦奈何他不得。他有相当酒量，也能一口一大盅，但是他从不参加拇战。他写得一笔行书，绵密有致。据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个衷肠激烈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革命，掷过炸弹，以后竟变得韬光养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询，他只是笑而不答。他有妻室儿子，他家住在北平宣外北椿树胡同，他秘不告人，也从不回家，他甚至原籍亦不肯宣布。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疏曰：‘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怪不得他名畸字太侔了。”（梁实秋《酒中八仙》）

【门里门外】

如果说1930年的国立青岛大学是道门槛，那么看看门里门外的人，其实很有意思。门里的人，除了新月派的同盟军，还有就是杨振声的同事、老乡，遍及要害部门。被阻挡在门外的，多是文学研究会的派系中人，如王统照、杨晦、废名。后面两个尽管有周作人和俞平伯的关系，最终也都未曾如愿。

杨振声请的会计主任，是“从小一块儿念书”的蓬莱老乡刘本钊（康甫），秘书长也是山东人，叫陈命凡（季超）。刘本钊离开北京后，携夫人董琳及子女一起到了青岛。梁实秋回忆：刘本钊“小心谨傎，恂恂君子。患严重耳聋，但亦嗜杯中物。因为耳聋关系，不易控制声音大小，拇战之时呼声特高。而对力呼声，他不甚了了，只消示意令饮，他即听命倾杯。”（梁实秋《酒中八仙》）刘子刘光鼎记：“我父亲叫刘康甫，教中文的，写得一笔好字。当时，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工作，后来从清华到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时，齐白石那些人都在艺专。然后，我父亲到青岛山东大学，当时叫青岛大学。杨振声，就是杨起的父亲，是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我父亲跟闻一多、杨振声都是朋友。父亲跟杨振声从小一块儿念书，两人关系非常好。”（刘光鼎《我和我的父母及兄弟姐妹》）

刘本钊字康甫，生于1892年，比杨振声小两岁。祖父刘贤宝教过御学，王垿为其学生之一。父刘汪浩为优等廪生，进士及第，曾为东北柳河知县。刘本钊少时秉承家学，稍长后入蓬莱新学堂，并曾执教家馆。后到北京，考入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15年左右与凌霄馆主徐彬彬合办小京报。1920年赴朝鲜大学留学，1923年回国，任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期间主编北京蓬莱同乡会《蓬莱旬刊》。1928年夏杨振声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出任清华教务长，获杨振声推荐担任清华大学会计科长，月薪300现大洋。杨振声到任国立青岛大学后受杨振声邀请离开清华到青岛，先后担任国立青岛大学的会计主任和秘书长等职。1932年杨振声辞职回北平后，刘本钊留任国立山东大学。1937年后辗转至昆明西南联大，与杨振声及女儿杨蔚、儿子杨起，以及汪和宗、萧乾等人一起住北门街蔡锷旧居，后沈从文携张兆和、张允和、张充和等也搬入。据张充和回忆，当时院中还寄养着金岳霖的一只大公鸡。杨振声俨然家长，吃饭时一大桌，杨面南而坐，刘左沈右，无人指定，却自然有序。当时傅斯年、罗常培等也常来此处吃饭、聊天。刘本钊到昆明不久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秘书。后西南联大设立叙永分校，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刘本钊父女二人也随同到四川，任分校秘书。山东大学1946年复校后受校长赵太侔邀请返回青岛，当年8月起担任山大秘书主任，期间出席历次校务会议。1949年刘本钊与丁西林一家一起离开青岛，搭船赴台。梁实秋在回忆中透露曾与刘本钊谈起1949年的撤离过程，据刘本钊说，他曾约赵太侔和刘次萧（大学训导长）一同搭船逃离青岛，但未能成行。到台湾后刘本钊受梅贻琦邀到新竹清华大学工作，直至退休。1968年在台湾逝世，终年76岁。

对秘书长陈命凡，梁实秋记：其“精明强干，为今甫左右手。豁起拳来，出手奇快，而且嗓音响亮，往往先声夺人，常自诩为山东老拳。关于拇战，虽小道，亦有可观。民国十五年，我在国立东南大学教书，同事中之酒友不少，与罗清生、李辉光往来较多，罗清生最精于猜拳，其术颇为简单，惟运用纯熟，则非易事。据告其诀窍在于知己知彼。默察对方惯有之路数，例如一之后常为二，二之后常为三，余类推。同时爱化自己之路数，不使对方捉摸。经此指点，我大有领悟。我与季超拇战，常为席间商潮，大致旗鼓相当，也许我略逊一筹。”（梁实秋《酒中八仙》）

1930年7月，国立青岛大学在《申报》等报纸连续刊载招生广告。8月分别在青岛、济南招收第一年级新生153人。

暑假过后，梁实秋携全家到青岛，当上了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月薪400元。梁实秋受聘的经过平淡无奇，暑期杨振声在上海遇闻一多，通过闻识梁，即力邀两人到青岛任教。此时闻和梁已厌倦沪上喧嚣生活，欣然从命，接受国立青岛大学的一纸聘书。梁晚年回忆，到青岛后，其赁屋于鱼山路七号（现鱼山路33号），房主王君乃铁路局职员，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

到了这时候，经徐志摩、胡适与杨振声的撮合，梁实秋、闻一多、方令孺、沈从文（沈已经确定来青岛，但因中原战事交通中断受阻）这个文学组合，已经让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的新月派色彩显现无疑。随后在秋天里，方令孺与陈梦家商议在《新月》之外再办一个发表诗歌的刊物。“十九年的秋天，我带了令孺九姑和玮德的愿望，到上海告诉他（指徐志摩）我们再想办一个《诗刊》。他乐极了，马上发信四处收稿；他自己，在沪宁路来回的颠簸中，也写成了一首长叙事诗----爱的灵感。”（陈梦家《纪念志摩》，《新月》第四卷第五期）刊名最终根据方令孺建议定名《诗刊》，1931年1月出版第一期，发表了闻一多的《奇迹》和方令孺的《诗一首》。

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杨振声宣誓就职。杜光埙回忆：“民国十九年杨振声奉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以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之决议，先行设立文理两学院，并于同年八月招收新生，九月开课。”（杜光埙《忆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下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教育三个系；理学院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系。全校教职员工约100人，学生近300人。汤腾汉出任理学院院长，同时是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汤腾汉1900年生人，印尼爪哇华侨。1917年回国求学，先后就读于南京工专机械系和天津北洋大学。192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获化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即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300学生中，有来自河北衡水的王弢。9月，王弢离开北平今是中学，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王端阳在《父亲和黄敬》中记述：“青岛大学当时刚刚开办，由杨振声任校长，张道藩任教务长，并请来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闻一多为文学系主任。父亲是青大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百年潮》2009年第4期）

大致在进入青岛大学的当年，王弢就参与组织了学生海鸥剧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179人青岛大学学生请愿团南下南京请愿，要求抗日。请愿失败后，通过海鸥剧社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剧社先后由王弢、俞启威（黄敬）负责，成员有王东升、崔嵬、张福华和李云鹤（江青）等十几人。1935年12月和黄敬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8月到东北军学兵队作地下工作，经历西安事变。1937年回冀中参加抗战，1949年随军进入天津，任文联副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腹地》、《站起来的人民》、《一二•九进行曲》、《叱咤风云》等。

杨振声在1930年的后半年，一边急三火四地找人，一边却还需要推三挡四。8月11日上午，在北京的周作人为杨晦图谋国立青岛大学教职事，致函杨振声。

周家三兄弟中，鲁迅和杨振声不睦众所周知。1929年7月鲁迅在致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刚刚对杨振声进行了讥讽：“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周作人）之流矣。陈源（西滢）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肖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杨振声与周作人的往来多些，但似也并不密切。周作人曾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等人发起文学研究会，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杨振声执教清华，曾在燕大兼职教现代文学。周作人后来的选择令辩护者找不到说词，1941年元旦其接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成了一个叛国者。1945年12月周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受审。1946年11月6日被高等法院判处14年徒刑。1967年5月6日病逝，享年82岁。

1930年8月周作人向杨振声推荐的杨晦，却也曾和杨振声一样，是个激进青年。辽宁人杨晦原名杨兴栋，1899年生，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有朱自清、谭平山、陈公博等，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为火烧赵家楼领导者之一。臧克家曾回忆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1920年起杨晦先后在沈阳、北京、济南、天津、青岛等地任教，期间与冯至、陈翔鹤、陈炜谟等创办沉钟社。1934年春由北平前往上海，1936年6月与鲁迅、茅盾、巴金等在《作家》月刊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41年后陆续任陕西城固西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上海幼专、北京大学教授。1944年4月14日晚上，杨晦曾在沙坪坝中大演讲《文艺与民主》说“文艺象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艺也是争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新华日报》1944年6月12日）1952年至1966年杨晦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55年秋其在北大中文系新生入学大会上发表言辞：“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此言一出，颇受争议。其研究生吴泰昌说，先生晚年“常坐在书桌的转椅前，对来看望他的学生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若说也做了点事，那就是在你们身上了。”（《杨晦选集·后记》）1983年5月14日，杨晦逝世。

在1930年的这个秋天，杨晦最终和国立青岛大学失之交臂。杨振声没有接受周作人推荐的原因，究竟在于杨晦自身还是另有隐情，我们不得而知。8月28日，周作人接到杨振声寄自青岛快信，知杨晦未获聘青岛大学教职。周作人当天记：“访慧修（杨晦），转示金甫（杨振声）信。”周作人的事情没办好，接下来俞平伯遇到托传话的，干脆就不搭腔了。求到俞平伯清华园门上的，是废名。其时废名正在青岛暂居，信也是在青岛写的，请俞平伯关照杨振声以谋取国立青岛大学教职。俞未致函杨振声，两天后复函废名，劝其打消在青岛任教念头。废名因而未能通过俞平伯关系，进入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废名与周作人关系甚好，未托周而转请俞平伯游说，大约在于周作人已经碰了一个钉子，不便再出面了。

1932年废名在《今年的暑假》中说：“前年冬去青岛，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慨然有归与之情，而且决定命余西山之居为‘常出屋斋’焉。亡友秋心君曾爱好我的斋名，与‘十字街头的塔’有同样的妙处。我细想，确是不错的。其实起名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许多，只是听说古有田生，十年不出屋，我则常喜欢到马路上走走，也比得上人家的开卷有得而已。”（《现代》1932年9月第1卷第5期）在青岛期间，废名与周作人、俞平伯多有书信往来，还曾题名赠书闻一多。

废名本名冯文炳，生于1901年，湖北黄梅人，家境殷实，自幼多病，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立志“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在周作人看来，“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周作人《怀废名》）1922年废名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并投稿《语丝》，1925年10月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1929年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废名由俞平伯推荐到北大国文系当副教授，1949年任北大教授，1952年调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长春。

1930年9月13日，朱自清写《南行杂记》，云“我来去两次经过青岛。船停的时间虽不算少却也不算多，所以只看到青岛的一角；而我们上岸又都在白天，不曾看到青岛的夜——听说青岛夏夜的跳舞很可看，有些人是特地从上海赶来跳舞的。”（1930年9月22日《骆驼草》第20期）是年，还有一样东西朱自清没看到，这就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青岛设立的饮料装瓶厂。此后，可口可乐开始在青岛流行。对青岛的夏夜来说，有美国汽水和没美国汽水，不一样。

【秋天一般的迷离】

1930年的秋天来了，无精打采，漫不经心。这个秋天，有点像一个醉酒醒来的人，浑身依然散发着酒气，却又不得不装模作样，穿起长衫，招摇过市。好不容易躲到一栋房子里面，也不管干净不干净，躺下便呼呼大睡。

在秋天到来之前，青岛市立图书馆在河南路开馆，下属的大港、东镇、沧口、李村四个分馆也相继开放，刘师仪出任馆长。市立图书馆总馆原来是通俗图书馆，上邻城市行政中心，政府、法院、领事馆近在咫尺；下接中山路和广西路商业和贸易核心区，恰似政治与财富的缓冲地带。刘师仪原为通俗图书馆的主任，经历不祥，郑振铎1932年5月在北平写《中国文学史》例言，曾感念“抄录、校对，以刘师仪女士及我妻君箴之力为最多”，另查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史部书目稿》，署名为刘师仪编，不知道这两个刘师仪和青岛市立图书馆馆长，是不是同一个人。有资料显示，1932年1月青岛发生日侨焚烧国民党市党部事件后，市立图书馆缩小规模，并且在是年2月调换了馆长。之后，刘师仪去向不明。

街头树木还茂盛的时候，一个叫民众教育馆的机构成立了暑期讲习会，教育局大张声势，公函派员听讲。（青岛特别市政府档案）10月1日新建立的民众教育馆由教育局管理，设置在朝城路坡地上，原址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学工厂和实验室。硕大的一个院落芳草萋萋，令20年前那个雄心勃勃的大学计划的夭折，显得尤其清凉。不知道后来马寅初到此发表演讲的时候，是否发出过“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之类的感慨。被习称为德华大学的青岛高等学堂的短暂过往，上任半年的教育局长徐崇钦想必知道，而这个民众教育馆能够扮演多少旧学堂的社会功能，想必他也知道。他不确定的，恰恰是他自己热情的缩水度。

本来，除了徐崇钦曾供职的北京大学，青岛高等学堂和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一样，很有希望成为变革下中国的一种西式教育样板，可惜，时间没有给青岛机会。1928年时清华已经成长为数一数二的国立大学，而被孙中山推崇过的青岛高等学堂，却死去了整整16年，残缺不全的一点教育种子，嫁接到了上海的同济医工学校，面貌依稀，还乡无望。在这块规划宏大的坡地上，昔人去后，故楼依旧，空留一场黄鹤梦，呜呼哀哉。所幸，杨振声领导的国立青岛大学在这个秋天另起炉灶，开始在老德国兵营里生火做饭，让青岛中断了好些年的大学梦，借着飘飘洒洒的殖民地落叶，重新燃烧起炉火。

秋风刮过，半条朝城路上法国梧桐的枝叶，在阳光下面熠熠生辉。

建立在梦想遗址之上的青岛民众教育馆框架完整，设总务部、讲演部、康乐部、图书部、科学部。馆内有礼堂、图书室、阅览室、游艺室、兵乓球室、课堂、蓝球场、网球场、儿童运动场、电台播音室等。国民政府初来乍到，对向大众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饶有兴致。1932年6月12日梁漱溟带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一届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师生300人到达青岛，15日青岛市长沈鸿烈在民众教育馆向这些乡村服务训练人员进行了训话。只是到了这时候，徐崇钦的教育局长座椅上已经换了人。

这边市立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紧锣密鼓，那边有关信仰和灵魂的宗教团体，也紧忙活着进行内部沟通。王德润、郭金南牧师邀请刘寿山、杨光恩等20余人，开始酝酿建立教会联合机构，以增进全市基督教各教会之间的联系。说实话，比照起政府的官僚体制，教会尽管派别林立，效率却依然要高很多。

8月里，胡适到青岛小住，居宋春舫家中，浏览宋收藏的大量戏剧书籍，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剧作多种版本。胡适与青岛大学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再次商议翻译西方名著问题。8月13日《胡适日记》记：“我请他们先拟一个欧洲名著一百种的目，略用‘哈佛丛书’为标准。”15日，胡适与任叔永等商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将成立的编译委员会人选，最终确定丁文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等13人，以促进有规模地组织翻译西方科学、哲学与文学等著作。胡适并草拟编译计划，云“此项学术文艺作品，拟先选择必不可不尽先翻译的书若干种，为第一集。”胡适同时提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此后其先后数次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书信返还，讨论翻译计划。

8月14日胡适记：“前几天到青岛大学图书馆，看见架上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约百余部，我讨了一套来，病中重读一遍，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我想代他整理一遍，作一新版本。”

夏曾佑（1863～1924），字遂卿，作穗卿，号别士、碎佛，笔名别士，杭县人。进士，授礼部主事。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后致力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用章节体编著《最新中国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重版时改名《中国古代史》，为近代中国尝试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民国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后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收《而已集》）云夏曾佑“弄些什么‘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样地清楚。”

胡适在青岛的这几天，中国科学社正在青岛举行第十五届年会，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文灏、蒋梦麟、蒋丙然、宋春舫等聚集青岛。蔡元培在开幕式上讲话，希望中国科学社进一步发展，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生物研究所多招收研究生，培养人才：“最初在南京社中，创立生物研究所。内中研究员皆是学校中人，一方面担任教授职务，一方面从事研究生物学，后来研究的成绩很好，并且造就出许多生物学的人材。现在有许多好生物学者，多是那时候的学生。现在生物研究所很是发达，我们意思，待社务再进发展，更须多招研究生，训育中国科学人材。”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科学自主生长的一个孤本。其1915年由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民间科学联合体，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9人，任鸿隽任社长，1918年自美国迁到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科学社以美国科学促进会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科学》杂志。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中国科学社以后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1928年定址上海。同年，与中国科学社血肉相连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国家科学机构。中央研究院从筹备、建立乃至发展都，即为一例。中央研究院最初40名筹备委员中，除朱家骅等5人外，其余都是中国科学社社员。科学社社员蔡元培被任命为院长，后来的4位总干事，有3位是中国科学社社员，15位所长，也有13位是中国科学社社员。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科学社的领袖群体，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以任鸿隽、杨铨等为代表的科学组织行政管理者，他们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互动的关节点；以秉志、周仁、竺可桢、翁文灏、胡先骕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他们以卓越的科研成就，深刻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扩展了人类的知识；第三类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社会名流，中国科学社通过他们获取社会资源，扩张了社会网络和社会影响。1948年时，任鸿隽曾对中国科学社这个非政府机构评论说：“在计划科学成了流行政策的今日，私立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发展学术天才。”到1949年，科学社已经拥有3700余名社员，团聚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代表性人物。10年后，中国科学社在一片萧瑟中被迫停止活动，结束了自由的“科学”与“民权”梦想。

在1930年的青岛，通向梦想的道路，还没有被彻底堵塞。8月15日《时事新报》刊登年会日程：“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正式开会；七时青岛大学宴会。十三日上午八时社务会；十时省府欢宴；下午二时，游览观海山、青岛山、炮台、第一公园；五时公开演讲；七时市府宴会。十四日上午八时，宣读论文；下午一时，游览四方机场、四方公园；五时公开演讲；七时胶路局欢宴。十五日上午八时，宣读论文；下午二时社务会；四时港务工务两局在海滨青岛咖啡茶会；七时青岛总商会欢宴。十六日上午八时，讨论会；下午二时，参观电气公司及电话公司，四时观象台茶会；七时年会宴会。十七日，乘海军炮艇游崂山。十八日，参观李村水源地，并游崂山。”

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回忆：“1930年青岛年会，我们全家都去了，是和蔡元培夫妇同乘‘上海丸’去的。在青岛两家合租文登路一屋暂住，年会结束后我们还在那留住了一段时间。”（杨小佛《回忆中国科学社二三事》）蔡元培年谱载，其在年会开幕前几天到达青岛，与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宋春舫等人晤谈，蒋丙然、宋春舫向蔡提议应在青岛发展海洋科学研究，蔡欣然同意。年会期间其联合李石曾、杨杏佛向与会者倡议在青岛组织中国海洋研究所，开展海洋学研究。得青岛当局承诺后，发起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先行开办水族馆，建筑及开办经费预定22500元，由青岛市承担一半，择定海滨公园为馆址。

待胡适、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文灏、蒋梦麟等一班大人物离开后，街上的法国梧桐开始零零星星飘下落叶，纷纷扬扬地预告着秋天的到来。

这时候，在李村河南有一个人却似乎没有感觉到气候的变化，此时他正为一项市立李村初级中学的建设计划而倍受鼓舞。10月，这个叫谭建之的校长主持开始李村初级中学建校施工。建校的费用，由市政府拨款及工商团体筹款资助，建校用地由李村农事试验场划地14亩解决。学校建设动工后的进展情况并非一帆风顺，因款项不足，建筑计划未能全部完成。抱着个半拉子工程，谭建之也结束了他的第一任校长任期，淡出视线。1932年青岛市政府又复拨款，另加地方开明人士再度捐资，建成两座四合院平房校舍。同年教育局任命赵枚为校长，正式定名李村中学开始招生。当年招收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同时附设乡村师范班、速成师范班，翌年又增设师范速成班和农业专修班。1934年，市教育局将市立中学附设的师范班划归李村中学，由于该班许多学生不愿到李村上学，以致风潮四起。校长赵枚宣布，愿留者留下，不愿留者可去。所缺名额，学校重行补招。至此，李村中学师范班形成规模。1934年6月李村中学立建校纪念碑记：“……溯自青岛设市，教育勃兴，市属乡村小学林立。每年由高级毕业之学生无虑数百人，近处无相当之学校供其升学，远道负笈寒酸，又力有未逮，以故地方人士有创立李村中学之建议……”李村中学后来发展成青岛师范，但不知道后来的学生回首1930年政府念及“远道负笈寒酸”的兴学举动时，是否被感动过。其实，凡顾及“远道负笈寒酸”者，都当受到持续的敬重。

1930年的秋后，刚刚在青岛建立的国立大学，正酝酿着第一场风暴。这场风暴的余音伴随着后来发生的大事件，一直延续到7年后的城市沦陷。期间，学校风潮迭起，人来人去，直到让一部分人彻底消耗掉了热情，一部分人在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彼此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其实，如果说青大的这场风暴是学潮，那么顶多是场小儿科预演，和时局无关，也和民族大义无涉，有些像不成熟的小偷出来炼手艺，偷鸡不成蚀把米，一会就散伙了。临时集合在一起的各种眉目不清的力量出来亮了个相，或者浑水摸鱼，或者行侠仗义，雨过天晴，就回去忙活自己的正经事了。有哭有笑有看有闹，大致合乎起承转合的范式。

不过也不能说没有风险。因为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中国，大学和大学如影相随的学潮对政府来说一直是把双刃剑，建设、储备与对抗、瓦解互相作用，彼此的角力、妥协、缓解、利用、依赖，在几乎所有大事件中显现无疑。这些要素，在后来国立青岛大学的校园风潮中，都能够一一找到对应。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控制所有的进程，所以最后的结果就不可能皆大欢喜。过去了想再回头，机会却已经丧失了。大人物，小人物，保守派，急先锋，领袖和凡夫俗子，无不如是。

11月里，因校方不讲情面，断然处理假文凭学生而引起的罢课事件，今大学路旁国立青岛大学半个校园沸沸扬扬。教务长张道藩处事果断，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头面人物，参与了维护秩序的决策，且态度明确。但奇怪的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闻一多似乎漠不关心，11月7日和12月10日其分别写给饶孟侃和朱湘、饶孟侃的信，除了谈诗话书说人，却一点没涉及学校的闹心事，仿佛身边从没发生过烦扰一样。11月7日写给饶孟侃的信，多谈朱湘，对朱的非常状况关心有加。

在这个秋天和秋天之后的冬天，闻一多继续保持对朱湘生活和精神状况的关注，有深刻的渊源。自1926年4月《晨报》副刊《诗镌》创刊，新月诗派形成。陆续进入这个受英美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诗派的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刘梦苇、于赓虞、方令孺、林徽因、陈梦家、方玮德、邵洵美、卞之琳等等。闻一多、方令孺（之后还有孙大雨、陈梦家）到青岛后，国立青岛大学就自然成为了新月诗派的一个分中心，信息传递到这里，再扩散开来。其中朱湘1926年即与闻一多一起参与《晨报‧诗镌》的编辑，不遗余力提倡格律诗。

朱湘比闻一多小5岁，1904年出生在湖南沅陵，1920年入清华的时候，闻一多已开始新诗写作。后朱湘（子沅）与饶孟侃（子理）、孙大雨（子潜）和杨世恩（子惠）并称为清华四子，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发表新诗，也就是在这一年7月，闻一多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并在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1925年5月闻一多回国后，与徐志摩创办《晨报》副刊《诗镌》，朱湘加入，并发表“我的读诗会”广告，对实践诗歌音乐美的主张身体力行。1927年9月朱湘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朱湘在美国生活了两年，未取得任何学位便匆匆回国。有研究认为，除一些显而易见的外部因素之外，朱湘自身心理方面所固有的神经症人格，使其在不断反抗中又不断逃避，最终彻底逃亡是他提前归国内在原因。（张昊《朱湘提前归国原因分析》，《黑河学刊》2011年2期）1929年8月朱湘回国，应聘到安庆安徽大学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夏天去职，飘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赵景深子赵易林记：朱湘夫人刘霓君“夫人似乎总在‘追寻’他、朱湘去了，她来了；她去厂，朱湘来了。朱湘去青岛，她赶到青岛，朱湘义到北平，她赶到北平，朱湘义到杭州去了……总之，好像走马灯似的，彼此不碰头。刘霓君结婚时的金项链。当了300元，就在‘追寻’的期间用掉了。就是他们在安大，生活也不怎么优裕，因为安大时常欠薪。他俩在安庆所生的一个幼子，不到一岁，因为没有奶吃，哭了七天七夜，活活地饿死。”（赵易林《诗人朱湘之死》，《档案春秋》2006年第4期）1933年12月5日晨，朱湘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杀。有目击者说，朱湘自杀前还朗诵过海涅的诗。朱遗体未找到，他最后的船票钱，是借来的。

在朱湘的一生中，饶孟侃是他最重要的朋友和同道。饶孟侃原名饶子离，1902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16年入清华学堂习读，1924年7月从清华毕业，因膳食不洁与外籍职员发生争执，职员以阻止留学相要挟，一怒之下饶放弃留美，呆在北平与朱湘等同住，每日吟诗作文。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饶孟侃率先在3月25日的《晨报》上发表《三月十八日——纪念铁狮子胡同大流血》。4月1日《晨报·诗镌》创刊，饶孟侃和闻一多把《诗镌》创刊做成了纪念“三月十八血案的专号”。饶孟侃发表了旧稿改成的《天安门》：“前面那空地叫天安门，如今闹的却是请愿和游行。不知道爱国犯了什么罪，也让枪杆儿打得认不得人？”除了忙活《晨报·诗镌》，饶孟侃还与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饶孟侃、叶公超、胡适、潘光旦、余上沅等共同筹办起了新月书店，同时参加编辑《新月》杂志。饶不仅是新月诗派的重要诗人，同时是新月诗派的重要理论家和活动家。他几乎参与了新月诗派从形成到消失的全过程。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探讨新诗的格律问题，主张诗要用韵，讲平仄。1930年8月饶孟侃和朱湘一道去安徽大学教书，同时因为和胡适的矛盾公开化，便开始与新月日益疏远。1940年后饶孟侃陆续任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交学院教授，1967年4月2日因胃癌在北京去世。终年65岁。

12月10日，闻一多致信朱湘、饶孟侃云：“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方玮德的姑母，能做诗，有东西，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同信提及沈从文发表在《新月》的《评死水》。《死水》是闻5年前诗作，闻相信沈“是那样没有偏见的说中了我的价值和限度”，并不忌讳表示对这个“知音”的“欢喜”。闻似乎也很有信心和方成为“知音”。新月诗人方玮德姑姑的“淡淡的哀愁”，令闻心动。对新月圈子的繁荣迹象，闻一多兴奋的有些手舞足蹈，冬日里对着自己刚刚“破了例”写出的新诗说，“时运来了，城墙挡不住”。在这封信中，闻一多还提到了两位“门徒”：“陈梦家、方玮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欢鼓舞。梦家是我发现的，不成问题。玮德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最近才知道。这两人不足使我自豪吗？……我的门徒恐怕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两人不是极明显的，具体的证据吗？”

12月19日，徐志摩致信梁实秋云：“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之效，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捏紧拳头，大约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梁实秋晚年记：“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梁实秋《谈闻一多》）

1930年12月中，胡博泉主办的《大中日报》在胶州路121号创刊。社长胡博泉为河南开封人，1926年曾任青岛《平民白话报》营业主任，脱离白话报后自办《大中日报》，日发行量千余份。胡博泉和青岛新闻业的联系持续了十多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其被青岛市长沈鸿烈处治，该报终刊。随后青岛沦陷，文人散落，1930年后开始稍微集聚起来的一点点新文化传统和人脉资源，很快消失殆尽。

【相互纠缠的人和事】

许多年里，发生在1930年或者由1930年引发的一些人和一些事，被有意无意地隐藏着，偶尔暴露出来，知情人却默不作声，仿佛浑然不知。一星半点儿的风声，透过遮遮掩掩的叙述传递出来，离事实恐怕已经十万八千里了。1930年年中，邓仲纯随同杨振声举家来到青岛任青岛大学校医，并同住黄县路7号，杨振声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邓仲纯一家住楼下。杨振声和赵太侔的妻室并不随往，传期间“未能免俗”的杨振声和邓仲纯女儿邓绎生（方瑞）发生过一段情事，随即烟消云散，鲜有人提及。梁实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回忆说：“今甫（振声）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事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的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的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梁实秋《忆杨今甫》）其实，即便在今天看来已经堪称榜样的国立大学校长杨振声，“未能免俗”的事情也不止这一二件。以“未能免俗”来掩饰真相不足道，而以“未能免俗”来求全责备同样不可取。历史的轨迹本来就是普通人的日常行为积累，抽取了其中的任何关键环节，历史自然就不是本来的面目了。这个标准适应于所有人，包括杨振声，也包括邓仲纯、方瑞。但实质上，这个标准的真正施行，很难。

邓仲纯的一生，可以拉拉杂杂牵扯出一堆文人故事，青岛7年，尽管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却也勾连起了胡适、杨振声、赵太侔、梁实秋、闻一多、郁达夫、老舍、台静农等好些人物。邓仲纯原名邓初，与信奉“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同为安徽怀宁（安庆）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弟邓以蛰是清华教授。邓仲纯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度与陈独秀、苏曼殊同室而居。1919年6月11日晚上，陪同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安徽老乡，除了北大教授胡适、北大职员高一涵之外，就是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仲纯。邓仲纯与方愫悌结婚后，生有两女，分别是姐姐邓绎生、妹妹邓宛生。姐姐邓绎生后来随母姓，改名方瑞。1930年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请邓仲纯任校医，邓举家到青岛，和杨振声住楼上楼下。也就是在这期间，杨振声和比其小20岁的方瑞，发生了一段并不热闹也没有结果的桃色情事。据说曹禺后来创作《北京人》，剧中人物曾皓就有杨振声的影子。（见张耀杰、佚名等关于曹禺和《北京人》的评论）这样的隐秘事情，各方当事人自然都不愿让人拿着放大镜窥视，时间稍长也就事过境迁了。如果后来方瑞没遇上曹禺，大概连个影子也不会留下。就这段隐情来说，《春秋谷梁传》所谓“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中的尊、贤、亲全齐了，张扬自属不义。其实，事情没扩大，除了杨振声的原因外，应该也和邓仲纯平素为人德厚、忠义有关。到青岛前的1929年，邓仲纯就曾在一个紧要关头帮助过郁达夫，使其幸勉于难，这使得郁达夫一直心怀感动。1934年暑假郁达夫和邓仲纯在青岛重聚，郁曾赋诗“京尘回首十年余，尺五城南隔巷居；记得皖公山下别，故人张禄入关初。”以范雎逃魏入秦的典故，比喻对当年邓救助逃脱迫害的感激。

抗战爆发后，邓仲纯离开青岛回皖，随后全家避难入川，与当地乡绅邓鹤年、邓燮康叔侄结为同宗，并在邓鹤年叔侄的资助下开办延年医院。1938年8月3日陈独秀应邓邀从重庆到江津，受到邓的持续帮助。台静农在《陈独秀先生》中记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仲甫先生被释出狱，九月由南京到武汉。次年七月到重庆，转至江津定居。江津是一沿江县城，城外德感坝有一临时中学，皆是安霉流亡子弟，以是安徽人甚多，而先生的老友邓初（仲纯）医师，已在此开设一医院，他又是我在青岛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邓以蛰的儿子邓仲先晚年回忆：“二伯父邓仲纯在江津开了一个延年医院。在江津看见了陈独秀先生，二伯父和他是至交，因陈独秀先生是我祖父的学生。”（邓仲先《世事烟云近百年》）后来一直到陈独秀逝世，都得到邓仲纯、邓季宣兄弟和邓鹤年、邓燮康叔侄的悉心照顾。战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邓仲纯似也随赵太侔重返青岛，1947年9月5日老舍在美国纽约83西大街118号复信赵太侔，末了有“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一句。之后关于邓仲纯的公开资料甚少，不便推测其最后10年的生活状况。国家制度变化翻天覆地，一个有一大把旧知识分子朋友的前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又与脱党者陈独秀相濡以沫，晚境往好里想，也就是寂寞终了罢了。期间女儿与曹禺结束地下恋情，想多少应该对当父亲的是个安慰。方瑞结婚8年后的1959年，邓仲纯在北京撒手人寰，去见他的老朋友陈独秀了。他的青岛老邻居杨振声在此前3年也已病逝北京，终年66岁。杨的最后日子，形单影只，门可罗雀。邓仲纯去世9年后，他的另外一位邻居赵太侔在青岛投海自杀。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也是一个疯狂的季节，遥远的花香外面，赶海的人发现了前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尸体。

邓仲纯一家离开青岛后举家入川，女儿方瑞在江安结识曹禺，随后命运中转，坎坷半生，直到默默死去。1930年代末期，通过在江安国立剧专上学的妹妹邓宛生，方瑞认识了在剧专任教的曹禺，随后和曹禺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婚外恋情。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处于半公开状态，当时江安剧专的学生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此事。1947年认识曹禺的李玉茹回忆：“方瑞是很苦的。他和郑秀还没有离婚，同方瑞生活在一起，也是很怕被人知道。”“记得方瑞到青岛去，曹禺先生生活也很拮据，又是兑换金圆券的时候，我就买很多罐头送给他。”1951年方瑞与曹禺正式结婚，生活稍微安定。文革时期曹禺遭批斗，被下放到农场劳改，方瑞须靠大量服食安眠药才能入睡。1974年某日，方瑞被发现因过量服食安眠药在自家床上逝世，死后床上散落着大量安眠药片。

1930年和邓仲纯一同抵达青岛的众多知识人，多和杨振声以及国立青岛大学有关系。当年这些意气风发者，满怀希望，抱负远大，多不曾预料后来的艰难人生。实质上，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青岛仅仅是一个不大的港湾，巨浪滔天的时候，这里什么也庇护不了。

三度进入青岛任教同一所大学的王普，是另外一个例子。尽管他比邓仲纯多活了10年，却在晚年备受摧残，痛不欲生。王普1902年生于山东沂水南乡，字贯三。1922年在聊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升入本科物理系，1928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28年秋经丁西林介绍去上海中央研究院工作，为物理所丁西林和地质所李四光作助理研究员。一年后到济南担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1930年王普受聘国立青岛大学讲师，负责创办物理系，当时该系只有一位教师和一位实验技师。1935年秋考取山东省公费生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随导师K.菲利浦在威廉皇家科学院达莱姆化学研究所研究核物理学。1938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转赴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一年，仍从事核物理学研究。就此，王普被称为是“见证了核裂变时代开始的中国人，也是最先在核裂变领域中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中国人之一”。1939年秋王普回北平，出任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教授，1945年始兼任北平临时大学北大分校物理系主任。战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王普于1946年重返山大，任物理系主任，代教务长。

1947年秋，王普应聘到美国国家标准局担任辐射物理学研究员，研究X射线物理学和核物理学。后在杜克大学任访问教授，在凡德比尔特大学任副教授，并兼任通用汽车学院教授。1956年8月王普借赴欧洲参加学术会议名义，绕道苏联回国，再度回到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资料显示，这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愿安排的。王普儿子王沂光回忆：“当时山大副校长杨希文、总务处长及郭贻诚先生还有物理系工友老辛等人都留在北京，为我父亲回山大做准备。不久，我们全家即从北京搬到了青岛海滨的莱阳路5号居住。虽然父亲已决定到山大工作，但当时中科院物理所还是聘王普为特级研究员并发工资（1956—1959年），据说钱三强所长当时还曾言：王先生什么时候来物理所都可以。”（王沂光《回忆父亲王普》）1956年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的何瑁回忆：“王先生所开辟的学术阵地成为当时山东大学新学风的一面旗帜，学术风气为之一新。可惜，这个局面未能长久，被当时的‘反右’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政治运动所打断。”（何瑁《山东大学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学科创始人——王普》，《山东大学报》2010年9月15日）

晚年，王普身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但这并没有阻止对他的迫害，“受到很野蛮的对待”（冼鼎昌《回忆学界先驱王普教授》，《山东大学报》2010年9月8日）。王沂光回忆：“父亲在国外从事科学研究时的诸多书籍资料、学术文献和工作记录、笔记及工作照等等，也都在‘文革’浩劫中毁于一旦。”1969年1月15日，王普在隔离审查中死去，终年67岁。

【风花雪月】

青岛一直不乏风花雪月，尤其是当擅长社交的知识女性适时出现的时候，藕断丝连的绵长逸闻就会像春天的野草一般快速生长。说起来有些奇怪，来青岛的知识女性，好像除了需要相夫教子的夫人们的操劳外，大部分表情暧昧。间或被记录下来的故事片断，不是谈情说爱，就是赋诗唱和，要不就去海边看看风景，并且大都喜欢自说自话，絮絮叨叨，卿卿我我，偶尔一二声碎心裂胆的咆哮，很快就被马路两旁“几丈高矮，绿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大树”遮蔽掉了，难得听到一点回音。似乎所有改天换地的心思，到了这里，立刻烟消云散。回过头仔细一看，大凡和这个城市有些过往的女性，诸如宋蔼玲、石评梅、萧红、苏雪林、丁玲、俞珊、张兆和、李云鹤、胡絜青、李丹荃、冯沅君，莫不如是。好不容易经过了一番反封建的妇女解放运动洗礼，知识女性刚刚滋生起来的男人一般的野心勃勃，一经在青岛交叉，立刻浊泾清渭，不由得不让人慨叹命运的捉弄。时过境迁之后隔岸观景，却是别有一番滋味，觉得那个时候的青岛大概像个后花园，琴棋书画，歌舞升平，装满了风情、性情、温情。写下来，风流无边，风光无限。

比如那个大家闺秀俞珊，初来乍到就把个国立青岛大学弄的春意融融。1931年5月28日徐志摩曾致梁实秋信云：“前天禹九来，知道你又过上海，并且带来青岛的艳闻。”对此，梁实秋《旧笺拾零》释：“信里所说的艳闻，一是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虽然结果不太圆满，一是古井生波而能及时罢手，没有演成悲剧。”据说，艳闻的当事人前者指赵太侔和俞珊，后者指闻一多和方令孺。但俞珊的魅力，并不仅仅吸引了赵太侔一人，回头解说的梁实秋，还有这边刚刚“古井生波”的闻一多，以及闻一多的下属沈从文，似乎都曾乐在其中。事情传到了北京、上海，除了徐志摩说了些女人误校之类的话，朱自清也在日记中隐约记录了个大概。就此，俞珊的年轻背影就与国立大学文人的活动影像，紧密地粘合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春光无限，变乱迭起。

故事后来有了更隐秘的发展。据吴宓听叶崇勋弟叶崇德（公超）讲记：“德述其长兄崇勋（子刚。吴注）之性行，及1932勋在青岛迷恋某女士（疑指俞珊，未有确据。吴注）当筵与原配梁夫人冲突。梁明晨携首饰一小箱，负气出走，乘火车只身赴沪。在车中巧遇某女士，同行至苏，共宿旅邸。中夜得暴病。人疑系某女士以燐寸（火柴头。吴注）强逼吞食而毒杀之，遂入苏州医院。移沪不治，即死。勋旋续娶沈夫人，亦富贵家女。勋有肺病，丧其资财，而风流豪奢，追欢寻乐如故云云。记此以为小说材料。”（《吴宓日记》1941年1月11日）叶崇勋在青岛当筵与原配梁夫人冲突，并致使其意外死亡事件，亦有张学良回忆证实（叶太为天津梁家九小姐，其没有出嫁的时候，张曾表示喜欢）。王书君根据唐德刚博士1990年1月至5月间访问张学良录音整理的《张学良口述实录》记录：叶公超的哥哥（叶崇勋），那时有肺病，到青岛养肺病，她（叶太）刚好生了一个儿子。丈夫养肺病的时候，她就在青岛陪着。丈夫的病，稍微好点儿了，在一个宴会的席上，有一位太太跟她丈夫开玩笑，灌她丈夫酒。这个太太是谁。我现在不记得了，反正也是一个交际花之类的，灌她丈夫酒。九小姐就过去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病）刚好，少喝一点吧……”这不是好话么？叶公超的哥哥就给了她一个耳光。她当众挨了打，哪里受得了这个气，转身就走，坐火车就回上海去了，坐在火车上，就自杀了。死了以后，她留下个儿子。（《张学良口述实录》）

除了俞珊，青岛文人的风花雪月故事，也涉及到了方令孺，而和方相对应的人物，则是闻一多。梁实秋的所谓“古井生波”，暗示的就是这段隐情。而对比闻一多晚来青岛一年的“乡下人”沈从文来说，一边是穷追不舍的恋爱，一边是想入非非的愉情，感情波澜就更大了。1935年末的《国闻周报》13卷4期，发表过高青子的一篇小说《紫》，其中隐约有沈从文的青岛形状，而故事的女主人，却“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这句话，恰恰来自沈从文在青岛写的小说《凤子》。（刘洪涛《沈从文张兆和高青子》）

诸如此类的大小轶事，不胜枚举。不过在1930年的时候，上面这些现代知识女性大半还不曾到青岛，未来艳闻发生的现场，似乎一如既往地风平浪静。很快，这个局面就被一个人打破了。

除了经清华教授邓叔存介绍到青岛任教的方令孺，1930年还有另外一个知识女性到了青岛，并选择落户在这里，她就是吕美荪。和“斗室独居”并“不喜与人来往”的方令孺不同，被章士钊誉为“天下知名”的吕美荪的到来，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公共事件。到青岛后，吕美荪在鱼山路择屋居住，取名寒碧山庄，自称寒碧山庄主人，号齐州女布衣。寒碧山庄的邻居中，有青岛大学教务长张道藩，也有图书馆馆长梁实秋，路上徐行的，不乏执教青岛大学的闻一多、黄敬思、黄际遇、汤腾汉、曾省、闻宥、游国恩、沈从文、傅鹰、任之恭和来青岛大学讲学的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等学者名流。风光一时的寒碧山庄，为今鱼山路7号，老居尚存，只是新近粉饰过，门窗都已改装，外表去除岁月的沧桑痕迹后简化了许多，也失去了往年风采。想当年这里曾车水马龙，攘来熙往，令人慨叹时光变迁。门上雨棚似是旧物，设计流畅得体，隐约让人能够联想起这个城市的不凡来路。

吕美荪和方令孺一样，都是安徽人，方令孺是桐城，吕美荪是旌德。吕美荪比方令孺大16岁，1881年生于北京。父吕凤岐为光绪乙丑年（1877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后派往山西做学政三年，回到家乡后，因病而逝。母严士瑜字韵娥，出身安徽来安官宦世家，能诗。1877年和吕凤岐一起获赐进士出身的共131人，其中有吴郁生，后来吕美荪整理父亲的《静然斋杂著》出版，请来作序的就是同在青岛寓居的吴郁生。

吕凤岐育有四女，分别为吕惠如、吕美荪、吕碧城、吕坤秀。吕惠如、吕美荪、吕碧城都以诗文闻名，章士钊的所谓“淮南三吕，天下知名”，指的就是这三姐妹。吕惠如（1875-1925）任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多年，遗有《惠如诗稿词稿文存》、《惠如长短句》存世。吕碧城（1884-1943）为天津《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1907年春曾为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撰写发刊词。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被聘为总统府秘书，1918年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四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再度出国，漫游欧美7年，期间将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吕碧城诗词造诣深厚，尤擅填词，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雪绘词》、《香光小录》等传世。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1943年1月24日61岁时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吕坤秀（1888-1914）先后在吉林、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27岁病卒厦门女师。吕氏四姐妹中，吕碧城、吕坤秀都终身未嫁。

吕美荪自小聪颖，5岁读完《三字经》、《千字文》，11岁时能写《四书》命题文章，12岁时开始写格律诗，14岁时父亲病故，遂“由丰厚之家一变而为孤寒之女”。（吕美荪《瀛州访诗记》）吕美荪回忆：“先母严淑人克俭克柔，年二十七嫔于我先君。幼怜于亲，得其诗学，亦上承其外大母沈湘佩夫人之余绪也。”此“外大母沈湘佩”，是吕母严士瑜外婆、清代著名女才子沈善宝。沈善宝一生著述甚丰，计有《鸿雪楼诗集》十二卷、《续集》八卷、《名媛诗话》十六卷等多种。如此丰富的“上承”资源，对吕美荪来说，无疑是个难得的营养库。

20岁之后，吕美荪应邀到天津出任北洋女子公学教习，兼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期间大量阅读现代书籍。在天津时，吕一次去《大公报》社途中被电车撞伤，左腕骨粉碎骨折，昏迷7天，直隶总督袁世凯闻讯后，将巡警总办段之贵训斥了一顿，并派其子袁克文到医院慰问，可见魅力。后其父同年挚友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约请吕到奉天任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教务长，中日合办女子美术学校教员、名誉校长。在奉天期间，赵尔巽经常过问吕美荪的起居和工作。

传说20多岁时，吕美荪曾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光绪对其才学多有赏识。吕美荪和梁启超的文字之交甚密，为此曾引起康有为不满，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住上海，吕曾趋前拜访，康拒不接待。吕美荪《葂丽园随笔》记述：“民国某年，寓居沪西，余往访之，拒不见，盖知余与梁任公为文字友，恶其徒，而兼及余。”30岁后吕离开奉天，在苏、皖、闽、沪等地女子中学任教。“行历八九省，南北极国境”（吕美荪《瀛州访诗记》）后，栖息青岛。

定居青岛后，寒碧山庄主人的真实生活状况令人困惑，一边是广泛交结社会人士、学者名流，迎来送往，不厌其烦；一边又是“日处闲逸”、“日夕幽居”、“庭柯疏影”，读书作诗，看山观海，游历崂山揽胜，其中的矛盾显而易见。尽管有吕美荪青岛期间诗歌风格渐“平淡清新”的说法，但读其《岛夜》、《山家》，仍会觉谢绝尘世的气息跃然纸上：“海怒天风起，星镫一岛寒。庭柯画疏影，轮月出遥峦。灵景成幽赏，吾庐爱夜阑。谢无三匝感，应此戢孤翰。”（《岛夜》）“山家春气晚，四月鸟声绵。一客睡初足，满庭花欲然。蕙纕成避世，蕨食自延年。更有？居美，迢遥碧海边。”（《山家》）两诗前者写寒宵望月，后者记晨起观花，不乏日常化的平淡，却也蕴涵更多超凡脱俗之气。

尽管号称齐州女布衣，但山庄有电话，出入有座驾，一般老百姓大概是看不清楚吕美荪的真实模样的。想想煌煌齐州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进进出出，面子自然不能丢。看上去，吕美荪的趣味和旁边国立大学的风格不怎么对路，熙来攘往的访问者中，不大有新诗人，倒是不乏一班旧文化的卫道士，诸如赵尔巽、叶恭绰、严复、吕海寰、劳乃宣、刘廷琛、吴郁生、黄曾源、张公制、黄孝纾、于春圃等等，辄有诗词酬答。后人评论吕诗“既有对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浩叹，又表现了自己幽栖的心境和对各地景物的妙赏”，（陈阳阳《民国安徽女诗人吕美荪及其诗作简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想象奇诡、壮观、飞动、神游。1934年春，青岛降大雪，银妆素裹，玉宇琼楼。吕美荪作《甲戌二月既望青岛喜见春雪爱赋长句就正诗家并乞雅和》四首，寄往全国同好，回信和答者45人。后来，吕将这些和吟编辑成《阳春白雪词》出版，以为纪念。这样的日子，大致成了吕美荪青岛生活的常态。

1935年时，吕美荪将多年想出国考察的宿愿告知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得到支持。是年9月25日，吕羡荪由青岛乘船启航到日本。在日本的40天中，她以民间学者的身份拜访了中国驻日大使、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艺文社等诗词社团、社会名流，与日本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流，同时与山本二峰、阪本苹园、冈田鹤田、国分青崖、盐谷节山、板桥爱太、白岩龙平等四十余诗人唱和，影响颇大。期间逢日本一年一度的菊花会，按习俗，菊花会以天皇、皇后名义邀请皇族勋贵、政府大臣、外国大使，每人一份请柬，一张吃茶座号票，一张粘在车上的菊花章通行证，访问日本的吕美荪也受到邀请，11月5日在新宿御园参加了观菊招待会。11月7日吕回国后开始撰写《瀛州访诗记》，1936年6月在青岛华胄大印刷厂出版，记述了这次访日的过程和诗作，如《访大诗人国分青崖先生于楠庄》、《访前首相若槻礼次郎男爵于伊东》、《东京艺文社诸诗家雅叙园公燕》、《访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先生》等，对日本文化的鼓吹不遗余力。其中诗作如《艺文社招燕赋谢》其一云：“夙慕斯文越远程，彬彬真使寸心倾。为赓雅颂群贤集，拜诵珠玑万斛明。于此升平见祥瑞，已传佳话遍蓬瀛。二峰合并青崖叟，皓首诗坛共主盟。”极尽渲染与日本诗人的唱和之乐。（黄小蓉《也谈民国女诗人吕美荪》，2008年3月11日香港《文汇报》）青岛沦陷后，吕因为将菊花会请柬带回了青岛，成为她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保护伞，期间张公制因不为占领军驱使，频遭骚扰，幸得吕美荪调停，才得以安居。

吕美荪的大姐吕惠如和小妹吕坤秀，已分别在1925年和1914年逝世，所以到青岛时，她只有一个已经皈依的妹妹吕碧城在世。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香港宝莲禅院去世，吕美荪曾赴港处理后事。澄彻居士《吕碧城居士传略》有记：“今正初，美荪忽泫然来告日：‘吾妹已於一月二十四日晨在港圆寂矣。”吕美荪的“泫然”，结束了一段姐妹隐情。吕碧城生前，与姐姐吕美荪的关系并不融洽，不相往来已久。郑逸梅在《南社丛论》中谈及吕碧城和吕美荪的僵持：“姐妹以细故失和。碧城倦游归来，诸戚劝之毋乖骨肉，碧城不加可否，固劝之，则日：‘不到黄泉毋相见也。”’传说吕氏两姐妹的失和，与《大公报》的老板英敛之有很大关系，大概的故事是英敛之先钟情吕碧城，后移情吕美荪，结果鸡飞蛋打：吕美荪突然嫁人，吕碧城留学欧美，英敛之则卖掉大公报馆去了北京，专心兴办辅仁大学。吕碧城在《晓珠词》浣溪沙词后注中，曾专门表达了对二姐的义绝：“余孑然一身，亲属皆亡，仅存一情死义绝，不通音讯已将三十载之人。其一切所为，余概不与闻，余之诸事，亦永不许彼干涉。词集附以此语，似属不伦，然诸者安知余不得已之苦衷乎?”抉绝之意，无以复加。

吕美荪晚年因高血压中风病危，获青岛中医名家刘季三诊治挽回生命，直到1945年战后病逝。至此，吕氏四女均香消玉损。中风后，吕书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八字赠人，现存世。“文质彬彬”几个字，1933年蔡元培也在青岛写过，是给上海路崇德中学的题词，吕美荪书“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时候，“君子”蔡元培应该已经在香港逝世了。

吕美荪有一子，曾任青岛上海银行经理，1945年后去上海。1935年到1949年，主持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的，有黄恂伯、吕德、黄元吉等人。1935年时，青岛上海银行经理为黄恂伯，1942年11月其出任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经理。1945年12月6日出任青岛银行临时公会临时主席的，是上海银行吕德。至少到1947年4月，主持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的，依然是吕德。之后到任的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经理，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硕士黄元吉。

我们见过的吕美荪的《葂丽园随笔》，署名齐州女布衣，1945年由青岛华昌大出版社出版，109页。除了这本《葂丽园随笔》，吕还留有1931版的《葂丽园诗》（二卷）、1933年版的《葂丽园诗续》、1935年版的《葂丽园四续》，另外还有她据蒋智由（1866-1929）晚年手定诗稿选辑的《蒋观云先生遗诗》，其它在青岛的遗物似不多见，几年前青岛收藏家金鹏曾发现过吕美荪在邮电局登记电话的一张纸卡存根，统一的竖条卡片上面记录有姓名、籍贯、住址，申请的电话号码和申请人签名，为吕美荪保留在青岛的罕见遗物。睹物思人，想一代风流尽逝，带走了无数风花雪月和福祸相依，不禁喟然。在《葂丽园随笔》中，吕美荪曾这样写道：“余三十许时游如皋，日徜徉于水绘园故址，芙蓉苇蓼映池沼边，灿若霞锦，而楼台则倾圮荒凉矣。慨名士美人之已往，赋诗以感叹之。”从灿若霞锦到倾圮荒凉，其实就一瞬间，而如若灿若霞锦和倾圮荒凉同时呈现，检验的恐怕就是非常人生了。

吕美荪的交往图谱繁芜，考究不易。前面提及的浙江诸暨人蒋智由，字观云，号因明子，出身寒素。其甲午战后力言变法，“志欲救天下，起国家之衰敝”（《何蒙孙先生颂华六十寿序》）。1902年冬渡海赴日本，先是参加《新民丛报》的编辑工作，后于1907年和梁启超发起组织政闻社，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同盟会的革命主张。晚年寓居上海，宣扬“国美之不可变者多”（《诸暨桌山汤氏六修谱序》），愈趋保守。蒋智由早期诗歌抒发拯时济世抱负，反对专制束缚与压迫，颂扬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呼吁变革，豪宕恣肆，富有朝气，如《时运》、《醒狮歌》等。其《有感》云“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卢骚》云“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花；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诗风不受格律限制，有“诗界革命”后新派诗的痕迹。20世纪初，梁启超曾以蒋智由与黄遵宪、夏曾佑并称为“近世诗界三杰”（《饮冰室诗话》）。在日本的后几年，蒋智由的诗多写忧时伤世、去国怀乡之情。晚年诗作，则转向守旧。诗集有《居东集》、《蒋观云先生遗诗》，前者是删存日本诗作，后者是女弟子吕美荪据诗人晚年手定诗稿选辑而成。蒋氏晚年“自尤其少作，拉杂摧烧之以尽”（陈三立《蒋观云先生诗序》引述吕美荪语），因此《遗诗》内亦无“少作”。他前期的一些有价值诗歌，仍散见于《清议报》、《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报刊。蒋瑞藻编《新古文辞类纂稿本》，收有蒋智由晚年文章10余篇，其中包括今人据以考定蒋氏生年的《潘雨辰先生传》。

与吕美荪有往来的于春圃出生于1887年，名元方，又字纯朴，山东莱阳前河前村人。民国成立后被选为众议员，为国务咨议。1923—1924年间任山东教育厅长，兼任山东大学筹委会主任。30年代移居青岛，先后住黄县路4号、无棣二路70号，与黄公渚、张公制、吕美荪等人诗词酬唱。青岛沦陷期间，伪青岛市长赵琪邀其出山，遭拒，赵几次邀其赴宴被以“道不同不同席”推辞。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曾来青岛拜访于春圃。后政府出资劝于全家赴台湾，遭回绝。1958年病逝于青岛。于一生精研《易经》，著有《易学三编》3集、《古韵疑》22卷、《五代史札记》3卷、《文集》12卷、《诗集》6卷。

在吕美荪去日本之前，生于浙江瑞安的安徽太平女子苏雪林来过青岛避暑，期间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由我们的住所福山路进发，走过王村路。又转过一个弯，便到中山公园的后门。马路两旁，都是几丈高矮，绿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大树。并且层层匝匝，一直蔓延到路基的下面，与路下斜坡所生的树林相连结。马路两边枝叶相交，形成了一条蜿蜒无穷的碧巷，也可以说是一片波涛起伏的绿海。树的枝叶既如此之密而且厚……”。这是1935年的夏天。和苏雪林走的方向相反，沿着福山路的另外一头转过一个弯向下，是鱼山路，一排排绵延起伏的房子中间，那栋带有巨大山墙的别墅便是齐州女布衣的寒碧山庄。1930年布衣女子刚刚到这里的时候，旁边的大学叫国立青岛大学，1935年夏天苏雪林来的时候，学校已经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卫灵公夫人后遗症】

如果没有1929年夏天的《子见南子》事件，宋还吾大约还会在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的位子上盘桓些年月，自然就没机会从青岛弄两条牛舌干给鲁迅送去。事情闹腾大了，曲阜自然不便久留，省教育厅就派了个铁路中学校长的职位，让他来了青岛。其实，省立第二师范也是名校，原来叫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1912年随民国新制变更为省立曲阜师范学校，1914年改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宋还吾是1928年到的曲阜，第二年就碰上学生演出《子见南子》，酿成惊动了国民政府最高层的大事件。《子见南子》案后，宋还吾去职，张默生继任，学生一度闭门不纳。期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云南官费生楚图南，也曾在省立第二师范任教。

宋还吾原名宋锡珠，山东成武郜鼎集人。1894年出生书香之家，父为清末秀才。1918年从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次年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北大毕业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文学专修科任教，1926年春率学生奔赴广州参加北伐，1927年从武汉到北京任教香山慈幼院，后筹办编辑《华北中报》。1928年8月出任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到职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动作，新聘了一批教师，取消了学监，还成立了由王宗佩等人组成的学生会，组建了业余剧团、俱乐部等。随后发生的事件，恰恰也就是和这些开明的举动有关。

事情是由一个老故事引发的。南子，卫灵公的夫人，宋国人，生得俏丽风情。传说南子早年在宋国即与人私通，为了她，卫国还发生过争斗，名声很大。看样子她也是一个追星族，久慕孔子，如今孔子来了，便求一见。《史记》说，（南子）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这就是“子见南子”。林语堂不知道在其中发现了什么，就写了个《子见南子》剧本。

1929年6月8日，宋还吾批准学生演出《子见南子》，“大肆散票，招人参观”。孔氏六十户族人孔传堉等于是控告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侮辱孔子。原呈节录：“《子见南子》一出，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鄌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止坟》，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先？鄙祖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伙，目见耳闻，难再忍受。加以日宾犬养毅等昨日来曲，路祭林庙，侮辱条语，竟被瞥见。幸同时伴来之张继先生立催曲阜县政府饬差揭擦，并到该校讲演，指出谬误。乃该校训育主任李仙埒大肆恼怒，即日搜集学生训话，谓犬养毅为帝国主义之代表，张继先生为西山会议派腐化分子，孔子为古今中外罪人。似此荒谬绝伦，任意谩骂，士可杀不可辱，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治，系属全国重大问题，钧部自有权衡，传堉等不敢过问。第对于此非法侮辱，愿以全体六十户生命负罪渎恳，迅将该校长宋还吾查明严办，昭示大众，感盛德者，当不止敝族已也。激愤陈词，无任悚惶待命之至。”

宋还吾开罪了曲阜孔氏圣裔不说，最后还让国民政府高层老大不高兴，被“调厅另用”便顺理成章了。用鲁迅的话说，“其实就是‘撤差’也矣”。（鲁迅《关于〈子见南子〉》）教育部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赴曲阜查办期间，宋还吾发表《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揭露事件真相，呼吁各界声援，引起全国反响，得到学界大力支持。这个宋还吾校长不愧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引经据典，针锋相对：

“我们认为孔子见南子是一件事实，因为：一，‘子见南子’出于《论语》，《论语》不是一部假书，又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当然不是造孔子的谣言。二，孔子周游列国，意在得位行道，揆之‘三日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的古义，孔子见南子，是可以成为事实的。”

“《子见南子》是一本独幕悲喜剧。戏剧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定义，最简单的是：人生的表现或再见。但没有发见的人，也表现不出什么来；没有生活经验的人，也发见不出什么来。 有了发见之后，把他所发见的意识化了，才能表现于作品之中。《子见南子》，是作者在表现他所发见的南子的礼，与孔子的礼的不同；及周公主义，与南子主义的冲突。他所发见的有浅深，所表现的有好坏，这是我们可以批评的。如果说：他不应该把孔子扮成剧本中的脚色，不应该把“子见南子”这回事编成剧本，我们不应该在曲阜表演这样的一本独幕悲喜剧：这是我们要付讨论的。”

胳膊拧不过大腿。《子见南子》一上演，宋还吾就离着被“撤差”不远了。宋还吾的宿命，大概就是卫灵公夫人和孔子这场意外遭遇的后遗症，到半个世纪过去，依然阴魂不散。1930年，曲阜去职的宋还吾出任青岛铁路中学校长，当时的铁路中学设在国立青大校园内，得地利之便，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更关键的是这个宋还吾一如既往，继续推行开明的办学方针，引入新思想，带来新风气。聘胥子钧任训育主任，挽留王统照任教，建立学生自治会和文学社团。期间该校学生有赵俪生、汪志馨、耿震和严俊等人。赵俪生回忆，其带来很多从北大、北师大毕业有学识有新思想的教师任教，胶济铁路中学新风气由此而开。1932年6月宋还吾离开青岛，调任山东省高级中学校长。此后鲁迅不知道为什么改变了对宋还吾的态度，称“不料如此之坏”。七·七事变后宋还吾带领学生南下流亡，任湖北中学校长。1938年9月积劳成疾病故郧阳，殒年44岁。

卫灵公夫人的后遗症，一直盘根错节。宋还吾死后10多年，孔子的命运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波三折，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的登峰造极之后，就没有多少人再去琢磨“克己复礼”之类孔氏语录的含沙射影了，直到2011年开头孔老二被安排到皇城天安门对面的马路边上值班，人们才发现孔家店其实始终是个门面，不仅死而不僵，还时不时能够疏通筋脉。不过，在长安街上“克己复礼”并不容易，100天后春暖花开，青铜制造的孔老先生就又一次被移了位，悄悄去国家博物馆院里享受清净了。“子移内庭”发生在夜半三更，像一次不可告人的秘密行动。

【策源地】

差不多在宋还吾出任铁路中学校长的同时，湖南人张友松和山东临沂人王玫，也陆续到了青岛市立中学任教。市立中学的前身是私立胶澳中学，后来改公办，称胶澳商埠公立中学校，1929年改称青岛特别市市立中学校。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间被寄予了厚望的新式学校不断招贤纳士，成为了本土思想和文化的策源地。和1930年宋还吾领导的铁路中学以及国立青岛大学设置在俾斯麦德国海军兵营一样，这所学校也设在原德国伊尔蒂斯海军兵营，位置在太平山脚下，汇泉湾东，毗邻中山公园，占地240多亩的校园极大。整个兵营建筑群由海军工程师米勒上尉设计，1899年10月至1901年4月建成，规模庞大辉宏。20世纪前50年，由兵营而成文化平台，再成思想重镇，不为青岛独有，却以青岛最为显著。

胶澳中学创办人王乐平，是诸城相州镇王家人氏，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王乐平和王统照同乡同族，这让从北京回到青岛的王统照，得到了一些关照。期间从济南山东省立一中转往青岛胶澳中学读书的王意坚，后来曾写过长篇小说《旋风》，对王乐平和王统照都有记述。在小说中，方通三的人物原型是王统照，罗聘三的原型是王乐平，另外还涉及了王翔千、邓恩铭、王尽美、孙宝琦、臧克家、韩复渠、张宗昌、江青等人。尽管一些虚拟的生平并不与人物原型完全相符，不过基本脉络的取材还是忠于事实的。王意坚也是诸城相州镇人，是写过短篇小说《七根火柴》的作家王愿坚的堂哥，只不过两人相差21岁，并不曾见过。

胶澳中学时代曾和受聘任教的顾随同行到青岛报到的冯至曾记述说：“1924年夏，羡季辞去济南女一中的教职，接受青岛新成立的胶澳中学的聘请。他邀我先到济南然后一起去青岛度夏。我约在6月22日到了济南。那时济南还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老残游记》里描绘的风貌还没有多大改变。我和羡季几次大明湖上泛舟，历下亭前赏雨，品尝鲜嫩的蒲笋和某饭馆（吉元楼？原注）院内活水养育的鲜鱼，至今记忆犹新。我们于7月初到青岛。我们这两个土生土长的燕南赵北人第一次看见海，非常兴奋。无论是海，是山，是花木园林以及一些建筑，无处不是新鲜的。胶澳中学是欧战前德国兵营旧址，坐落在如今的湛江大路，到海滨浴场要越过一座林木郁郁葱葱的小山。晴日我们去海滨游泳，雨时在室内读书谈天。羡季从前写诗，这时致力填词，也读西方的小说诗歌；我则写诗，写散文，写不像戏剧的戏剧，杂乱无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时也沾染旧文人的习气，我们出游到太平山顶，在石壁上题诗，致使一年后羡季在一首《蝶恋花》前半阕里写：‘一自故人从此去，诗酒登临，都觉无情趣。怕见太平山上路，苍苔蚀遍题诗处。’”（冯至《怀念羡季》1900）从胶澳中学到市立中学的7年，这里收罗了一大批人才，诸如刘次箫、王统照、顾随、杨晦、陈翔鹤、王少华、王赞臣等等，此后还有汪静之等陆续到校任教。原胶澳中学学生刘君雅后来曾回忆说，这里靠近八大关，面临海滨，风景优美，空气颇好。学校分为两院，一院为教学及办公大楼，二院为学生宿舍、礼堂、图书馆、健身社和教职员工大楼。胶澳中学附设有学生实习工厂，有小型的制皂、制革、油漆、化学工艺、木工等工厂；还有物理、化学、生物、史地、音乐、美术等实验室和仪器标本室等。在宽阔的校院里，设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另外还有一个足球场、两个网球场、四个篮球场、两个排球场、一个器械场。在刘君雅的印象中，胶澳中学中老教育界人士多，教学质量比较好。教务长刘次箫是日本留学生，曾参加过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是1925年成立的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执行委员。这样，以刘次箫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便在学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湖南醴陵人张友松，是在经鲁迅支持创办的春潮书局倒闭后，从上海到青岛市立中学任英文教员的，期间参与了青岛的一些文学活动。离开青岛后，张又陆续在济南、衡阳、长沙、醴陵和重庆等地中学教书。张友松生于1903年，原名张鹏，常健、张鹤。北京大学肄业。曾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后创办春潮书局，任经理兼编辑。期间与鲁迅频繁交往，《鲁迅日记》中有114处提到张友松。1951年9月，张友松在北京任英文版《中国建设》编辑，1954年后转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学翻译。反右运动开始后，张友松回湖南乡下老家教书，从文坛消失。张友松译有史蒂文森《荒岛探宝记，斯托谟《茵梦湖》，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初恋》，马克•吐温著《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汤姆索亚历险记》、《百万英镑》、《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竟选州长》、《王子与贫儿》、《镀金时代》、基伦斯著《杨布拉德一家》等。晚年移居成都，1995年在贫病中逝世。（徐伏钢《张友松：藏在鲁迅日记里的翻译大家》，2008年2月1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王玫，原名王文栋，1907年出生于山东临沂，一个距离青岛超过300公里的偏僻山乡。在王玫出生后的很多年，搭乘马车从临沂到青岛，需要花费许多天。中学毕业后，王玫考入万国储蓄会，1926年随万国储蓄会迁来青岛。1928年春天王玫、杜宇、王卓等发起成立青岛第一个话剧团体光明剧社，同年5月在平度路22号新舞台演出易卜生式的写实主义话剧《卞昆岗》。演出过程中，由王玫用小提琴现场伴奏。1930年王玫到青岛市立中学任音乐教师后，结识在青岛的小提琴手谭抒真，并一起参加了一个业余交响乐团。这个交响乐团约有三十人左右，其中不少外国侨民，演奏的乐曲是贝多芬、舒伯特等人的古典乐曲，指挥是俄国人。1935年春，王玫开始制造小提琴。王玫之前虽曾有国人制造过小提琴，但因不能了解其中构造，都失败了。王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是秋终于成功制作出中国第一把小提琴，在中国音乐界引起轰动。1937年王玫离开青岛去天津教琴，1949年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并创办新中国乐器厂，专门研制生产小提琴，其在这个中国第一家专业乐器厂任总工程师。1956年王玫调入中国轻工科学研究院，创办中国第一个乐器研究所，期间还与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合作，在上海设立乐器研究所分所。1985年2月，美国中国文化研究院理事会授予王玫艺术博士。

1930年王玫结识的谭抒真，1907年出生在青岛，童年在潍坊度过。从青岛到潍坊的距离，比到王玫的家乡临沂，缩短了一倍还多。谭抒真的家庭环境，使得他的童年时代见识到了比王玫多许多的西方文化，比如咖啡、音乐、下午茶。谭抒真的父亲谭岳峰是青岛租借地德国总督府的德语翻译，1912年9月曾参与接待访问青岛的孙中山，并与孙先生合影留念。谭家所存的这张孙会见基督教青年会成员的照片，是这位共和国先驱在青岛留存的不多的照片之一。谭酷爱音乐，母亲毕业于青岛圣功女中，一家人都是基督徒。谭抒真原名谭书祯，少时常跟随父亲参加音乐派对，在齐东路家里跟随父亲拉小提琴。在艾伦· 米勒的纪录片《来自上海的绅士》中谭抒真回忆说，“那时，我就对小提琴产生了兴趣”。谭抒真的二女儿谭荻茜相信，“父亲的种种素养与品质，与他在青岛的童年渊源很深。”在谭的童年履历中，青岛部分有1922年随俄国人霍洛舍夫斯基（Horoshefski）和1924年随奥地利人施特劳斯（Paul Strauss）的学琴记录。期间谭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起任上海美专等校小提琴教师，1927年入上海工部局乐队任演奏员，是进入该乐队的第一位中国提琴家。1928年赴日本，随捷克斯洛伐克小提琴家柯尼希深造。

1930年谭抒真再度回到青岛，结识同龄人王玫，并成为音乐同路人。在青岛，谭抒真与王玫一起活跃在各个演奏场合，并且着手研究小提琴制作，期间协助王玫制作出中国第一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华天礽讲述：谭抒真在青岛时，一次琴坏了，拿到上海去修，花了60元钱，等了一个多月修好，可拿回来不久又坏了。谭感到拉琴的人一定要学会修琴。于是就琢磨着自己修琴，并设法从国外买了制作提琴的参考书，订购了工具和材料。1947年起谭抒真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后受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兼管弦乐系主任。谭从事音乐事业76年，在其努力下，中国的小提琴教学和演奏水平几十年时间里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而上面提及的华天礽，是他1978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开办的提琴制作专业5名学生之一。

光亮之外，一切都陷入沉寂

1930年的青岛和处在青春期的国民党一样，活泼地在上升轨道中秩序运动，充满了新生、野心和欲望。似乎没有人关心衰老、迟暮和死亡，因为一切都是年轻的：制度、思想、学术、事物。然而，对上一代人，死亡却依然如期而至，像春夏秋冬的自然轮回。

1930年的死亡记录之一，是丁麟年的病逝。这个信奉“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的旧体制知识分子，一年前才移居青岛，高低不平、曲曲折折的街道还没怎么熟悉，就戴着已经退色的前清正五品帽子，回归了自然。丁麟年生于1870年，字绂臣，亦称绂宸，号幼石，山东日照涛雒人。生于进士世家，一门父子三进士，家有李鸿章所书“一门三进士”匾额。父丁守存（1812-1883），道光乙未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湖北督粮道等职，对天文、地理、测量、数学、物理、化学等均有研究，为近代较早的洋务派和军事科学家。丁麟年19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历任户部郎中、兴安府知府等职。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主张变法时，丁麟年正供职户部，对公车上书表示赞同。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出走，丁麟年曾施以资助。

1912年丁麟年由陕西弃官回归故里，此后相继拒辞就任上海道、烟台道的邀约。1920年2月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满足了其“笃嗜金石，热爱考古，精练书法”的夙愿。丁任内整顿、清理、编排馆内所藏图书文物，并搜集铜器、陶器、汉画石刻等文物，均分类鉴定考证，并搜集明刻精本等珍贵图书286种6875册。1929年，丁麟年因病辞职移居青岛，随后参与少海书画社。次年病逝青岛，终年61岁。

丁麟年的死亡，差不多带走了自1912年开始在青岛积聚的旧知识精英们的最后文化招牌，剩余的老官僚文人，不是已经远走他乡，就是几近苟延残喘，发挥不了多少余热了。但就如同死亡的自然轮回并不能消纳掉逝者的所有文化信仰一样，新生的力量也并非朝着一个方向奔跑，丁麟年的下一代中，同样不乏传统文化的认同者，并且身体力行。这其中包括了少海书画社的成员，也包括了另外的继承者。《淮南子·泛论训》云：“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故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必得和之精”，“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新时代的大河奔涌，新旧思想泥沙俱下，后来的时间，继续验证着一个一个不同经历者的不同选择，是是非非，任人评说。

在丁麟年逝世的1930年，丁参与的少海书画社，和其发生联系的年轻城市一样，继续保持了上升的势头。年中，26岁的赫保真和郭味蕖俩潍县老乡一起，在青岛举办了一个书画联展。赫保真（1904—1987），字聘卿，潍县南关人，早年为潍县画家丁东斋、刘秩东弟子。1924年来到青岛，任青岛模范小学美术教师，1926年加入少海书画社。郭味蕖（1908－1971），原名忻，后改慰劬、味蘧、味蕖；曾用别号汾阳王孙、浮翁，晚号散翁；堂号知鱼堂、二湘堂、疏园等。出身潍县书香世家，和赫保真一样，自幼随家乡画家丁东齐、刘秩东习画。早年入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习西画，毕业后任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教师。1937年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临摹古代原作，并随黄宾虹学画论及鉴赏。曾于济南、潍坊等地任教。1951年受徐悲鸿之聘任职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后相继在民族美术研究所、徐悲鸿纪念馆供职。1960年任中央美院中国画讲师，后任花鸟科主任。1970年以“战备疏散”为由被迁返潍坊，次年逝于故乡。

1930年的青岛，一边是新旧交替的嘈杂，一边是小桥流水的恬静，两幅画面交汇在一起，就如同冰火相融，打了个招呼，就各行其是去了。本地尚能发挥余热的老知识分子，寓居者吴郁生为其一。尽管年迈了许多，但这个前内阁学士却也不忘济世救人，以旧作数件捐赠给了苏州冬季书画济贫会和苏州书画赈灾会。那里是他的老家，乡土乡音，寄托着他的文化根脉。在民国十九年这个花样翻新的年代，除了喜欢看电影之外，吴郁生继续保持了一个老派文人的习性，像一个老古董，外面裹了一层洒满了花露水的牛皮纸，里面却还是原汁原味，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就是不小心扑通一声跌碎了，也会马上找个工匠，严丝合缝地锔起来。于是，锔者不愁没饭吃。

有锔者风范的，狭可弄锅碗瓢盆混口饭吃，宽可修治举凡政治国是、军事战局、社会疾病、文化纠纷等等，无一不能。大概在那个年代，有板有眼的潍坊人张同信，就像一个学医的锔者，开始在青岛信义会诊所坐诊，锔连生死。这个叫张同信的医生又名张执符，生于1894年，20年后毕业于齐鲁大学医科，同年入潍县乐道医院任医师，后任院长，1930年到青岛基督教信义会诊所任医师。根据零星资料的记载，张同信这一次的青岛执业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返回了原籍。抗战结束后重返青岛，参加接收日伪财产，并再度坐在了信义会医院的椅子上。这一回不同了，他被聘为青岛信义会医院董事会董事兼名誉院长，可谓名副其实地凯旋。1951年信义会医院改为青岛医院后，张同信续任院长。1956年革新研制成手摇磨针头机，1967年逝世。这一年，青岛烈日当空，盛行文攻武卫。

在1930年的青岛，所有疯狂的举动，还未曾完成思想锔合。是年最盛大的文人聚合，是国立青岛大学汇集的“酒中八仙”宴饮。梁实秋记：“酒中八仙，是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间我的一些朋友，在青岛大学共事的时候，在一起宴饮作乐，酒酣耳熟，一时忘形，乃比附前贤，戏以八仙自况。青岛是一个好地方，背山面海，冬暖夏凉，有整洁的宽敞的巿容，有东亚最佳的浴场，最宜于家居。唯一的缺憾是缺少文化背景，情调稍嫌枯寂。故每逢周末，辄聚饮于酒楼，得放浪形骸之乐。”“这一群酒徒的成员并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变化，最初是闻一多环顾座上共有八人，一时灵感，遂曰：‘我们是酒中八仙！’这八个人是：杨振声、赵畸、闻一多、陈命凡、黄际遇、刘康甫、方令孺，和区区我。既称为仙，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湎麴蘖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碗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梁实秋《酒中八仙》）

如是，青岛和新月文人，和酒，和寂寞，和风花雪月，成就了别样的1930，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国的第十九年。一任外面的世界眼花缭乱，港湾里的文人“举重若轻”， 不及于乱。不论是酒场争雄，还是文化论战、政治逐鹿。

如是，1930年的文人和青岛或蜻蜓点水或一往情深，纠缠的不分你我。若干年后，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和事，被视若精神矿藏，供人凭吊。可到了这时候，已经没多少人真正关心故事的来龙去脉了，光亮之外，一切都陷入沉寂。

今天，日日行走在青岛海边的人们，也许对汇泉湾岸边古香古色的水族馆已经熟视无睹，仿佛这个古城堡一般的老建筑，是曲曲折折的海岸线上与生俱来的摆设。但我却清楚记忆着小时候进入到那里的震撼，一个一个的玻璃格子镶嵌在石头墙上，各式各样的鱼类游来游去，置身其中，如同一族。潮湿的石墙、来回游动的鱼、我和我的弟弟、我们前面和我们后面的参观者，在灰暗的空间里面相互感染，渲染出一幅你在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的画面。等到从大门出来，光明刺目。就我后来的这些经历而言，在1930年的海岸上，关于这个中国第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的一切，还都是个未知数，懵懵懂懂之中，一个科学和城市化的里程碑出现了，刷新了一个时代的表情。对我来说，如果有机会去纪念这个今天看来已经显得老旧的童年玩伴，我愿意把1930年作为它的元年。因为就是在这一年，几个知识人的一个念头，改变的也许是我童年中最重要的个人记忆。

由是，我感激1930年，一个模仿、学习并实践着民族、民权、民生的民国青春期。一个交替着民主和训政乱像的新文化牧场，漏洞百出的木栅栏里面，牛羊或成群结队，或自由来去，围剿着一块一块的草地。有意识的是，一个看似并不如意的年代，却生长着层出不穷的新思想，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学说、流派接踵而至，论战的同时，和平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面，享受着阳光雨露。

对许多人来说，1930年仅仅是个转眼即逝的逗号。可对另外一些人，这365天中的平常日子，却已经距离句号不远了。当时间已经可以检验过程的时候，逗号和句号之间，所有的细微变化，都具有方向意义。

1930年1月7日抨击过武力工具的前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秋天和蔡元培一起促成了青岛水族馆的开建，为青岛最终成长为中国海洋科学的学术中心，奠定了基础。3年后的6月18日，手握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并力行实践的杨杏佛，被谋杀在上海亚尔培路，他的儿子杨小佛目睹了全过程。死前，他是以宋庆龄、蔡元培为精神领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该同盟成立的目的是：为释放国内政治犯与废除非法拘禁、酷刑及杀戮而斗争；刊布关于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援助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一切斗争。

自1932年12月29日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始，作为总干事的杨杏佛，一直在为人权和民主奔走呼吁。杨杏佛死后，鲁迅悲吟“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后来的事实证明，鲁迅的“哭健儿”，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因为这位“离经叛道”的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生的死，使得年轻独裁者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去除了通向专制道路上的一块岩石一般的障碍。但我一直觉得，专制的国民党在大陆的死亡，其实也在杨杏佛死去的时候就已经昭示了。暗杀者的子弹，穿过了杨杏佛的身体，穿过了生长中的科学、民主、人心，最终击中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自己。只有在倒下的一刻，仰望苍天，国民党们才明白这颗子弹的现实推动力量。

16年后，闻一多在昆明也惨遭同样命运，其子闻立鹤亦目睹全过程。死前，闻一多刚刚在云南大学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上说了下面的话：“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16年前在青岛，闻一多并不认为这些“我们的人”和他会在护卫民主的旗帜下面成为同志；16年后，当意识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时，自由主义者闻一多改变了。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的最后演讲中用下面的话结束：“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说完这些话后4个小时，闻一多死在了昆明街头。3年后，打死闻一多的这颗子弹和打死杨杏佛的子弹汇集在一起飞，砸碎了一个“不民主的制度”。

在“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1930年11月27日，也就是胡适记录的“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时，将离开江南的前一日”，这个自由主义者将下面的几句话，编入了《胡适文选》。这几句话是：“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大约是胡适自己的座右铭，也是后来胡适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生分歧的核心。

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作用和工作方式，蔡元培、林语堂、杨杏佛等人与胡适的冲突，成了杨杏佛死前的大新闻。1918年回国前，杨杏佛曾在哈佛大学研读过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获商学博士学位。哈佛有条校训说：让你与柏拉图为友，让你与亚里士多德为友，重要的，让你与真理为友。杨杏佛恰恰生性耿直，愿意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真理“一条道走到黑”。在信奉真理和自由这个原则性问题上，杨杏佛与胡适并无矛盾。

青岛之外，由民主、自由、平等、人格、学术、科学、人文、独立这些拉拉杂杂的关键词，和诸如杨杏佛、蔡元培、胡适、鲁迅、马寅初、徐志摩、闻一多这些文人一同构成的民国第十九年，喧嚣、尖锐、坚忍、坚韧、坚持，显现着知识者们各不相同的文化风骨。其中的是是非非，显现的恰恰是他们对真理和理想的追求，直到今天依然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