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过客

出使大臣许景澄

在有关清廷对胶州湾军事准备史的断断续续的描绘上，许景澄是最容易被注意到的人物。他在41岁时的一次言事作为，被认为是导致了后来中央政府在这里一系列设防动作的开端。

其实，许景澄并没有到过胶州湾，他也不是胶州湾军事价值的最早发现者。人们一般认为，他对这个海湾的了解和关注，部分原因是他在德国发现了李希霍芬男爵的一份调查报告。李从1869年 3月开始，前后用了半年时间对山东进行了详细的地理和物产考察，并在1877年完成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男爵提出了胶州湾适宜筑建现代港口的观点。获得这个信息的许景澄相信，包括德国人在内，西方先进军事国家对山东东部这个海湾表示出的热情，他们的“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的背后，隐含了更大利益动机。他不十分确定的是，这个危险会在什么时间出现。

从1877年李希霍芬的山东报告出现，到1886年许景澄上书言事，这中间经过了9年时间，许选择在中法战争开始后发出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建议，应付危急的考虑是明显的。因为，法国已“屡次声言将由胶州进图北犯”。从视野上看，许景澄长时间出使法、德、意、荷、奥、比利时及俄国公使的经历，使他和清廷的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政策制定者相比较，对局势、利益关系的把握以及认识，要敏感、清醒和开放许多。

关于胶州湾，许景澄的描述是：“查该处为大、小沽河、胶莱南河会流入海之处。前明于此设立卫所，东曰浮山所，西曰灵山卫，以资控扼。其外群山环抱，口门狭仅三四里，口内有岛中峙，实为天然门户。周湾之地约数十里，水深八、九拓至四拓不等。当烟台未开口岸时，航海商舶凑集颇盛，本非散地荒陬可比。且地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江浙，均一二日可达，声气足资联络。若酌抽北洋、江南海军，合以山东一军扎聚大枝，则敌舰畏我截其后路，必不敢轻犯北洋，尤可为畿疆外蔽。其胶莱河与北河海口通连，元时海运曾由此取道避成山大洋之险，将来浚治淤浅，使雷艇小轮船在内通行，则与直隶海面号令策应更为灵捷。溯自浙之温州以北至于青齐滨海各处，非口门坦漫，即港路浅狭，惟该湾形势完善，又居冲要，似为地利之所必争。”

许景澄认为，“外国屯扎水师必不与通商之埠同在一口，则有事封港，无所牵制，其规择形胜必取外口严密，内澳深广，盖先令我之师船屯藏安固，乃可蓄以击敌船，兵法所谓自立于不败者也。”许景澄的结论很明确，这就是“山东之胶州湾宜及时相度为海军屯埠”。他同时建议，应该由南北洋大臣会同察看胶州湾，有计划地渐次经营，用10年的时间，将这里建设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海军基地。并且，许景澄还把他收集的洋人描绘胶州湾的地图翻译了出来，希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交海军衙门，以备查核。

严格地说，许景澄和胶州湾的联系，仅仅是他阅历丰富的“奉使外洋”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一次职责冲动。或者，如果没有李希霍芬的报告，他也不会产生出和胶州湾有直接联系的军事设想。就是出现在1886年3月13日的这份《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条陈海军事宜疏》，里面涉及胶州湾的内容，也不过是他“不敢安于缄默”的“治兵之制”建议的一小部分。弄出这么个报告之后，他似乎象了却了心事，不再怎么花费更多的心思去关心这个弹丸之地的命运了。后来，倒是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的《敬陈海军事宜疏》继续推动了许景澄的设想，使得许景澄的改革声音，不再显得特别孤独。

清廷把许和朱的建议交给了督办北洋海军兼新成立的海军部侍郎李鸿章去“详复核办”。之前，李鸿章其实已曾于1886年2月末派管理鱼雷营道刘含芳去了一趟胶州湾查勘测量。后来，李又派水师统领丁汝昌会同英籍总兵琅威理“再行详细审度”，反反复复下来，最终决定了设防构想。对“肘腋之患”始终保持警惕的李鸿章明白，胶州湾的“地利在所必争，若我不先置守，诚恐海上有警被人占据”。

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许景澄建言的正确。德国人占领胶州湾3年后，许景澄终于因为直言义和团是“心腹之患”，被杀于北京。1900年的七月二十八日死去的时候，这个浙江嘉兴人才55岁。

北洋道员刘含芳

在和胶州湾最早的军事设防准备有关系的两个人中，作为直接调查者出现的刘含芳，和建议的提出者许景澄，经历上有很大的不同。许先后奉诏出使法、德、意、荷、奥、俄和比利时，曾经多次在时局的紧要关口上书言事，并参与了德国等处造船厂的现场调查，撰有《外国师船表》。最后，许也是死在了上书言事上，思想不可不谓之开放，命运不可不谓之不济。

而刘含芳则一直追随着李鸿章，在军队的后勤和装备职位上耗费了自己的大半生。投靠李鸿章淮军幕府后，刘含芳先是在攻打太平军和捻军中司运粮械，后在天津治军械，仿制西洋热兵器。1875年李鸿章创立北洋水师，委派刘含芳负责建武库、开军械制造局，并设电气水雷学堂和组编水雷营。1881年，他又兼职了沿海水陆营务处。刘含芳对胶州湾军事设防的考察，就发生在这期间。

刘含芳是安徽贵池人，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年龄上刘含芳比许景澄大5岁，刘生在1840年，许生于1845年。本来，他们之间也许不会发生什么联系，可历史恰恰在胶州湾这个地理接点上。让他们纠缠在了一起，并且兆示了各自的命运走向。但是，在胶州湾设防这个核心问题上，刘含芳却始终不是许景澄的支持者。

这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含芳的调查和许景澄的条陈之间，有没有联系。或者，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存在着刘含芳和许景澄都是各自行事的可能。如果事前刘含芳并不知道许景澄的看法，那么，刘许之间的观点对立，就不具有特别的针对性了。从简单的时间序列上可以看出，许景澄的《条陈海军事宜疏》出现在1886年3月13日，而刘含芳依照李鸿章的指示进行勘察胶州湾的行动，则发生在这之前的2月。但是，这中间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这就是李鸿章通过另外的渠道事先知道了许景澄的想法，让刘含芳捷足先登了。或者，也可能李鸿章在7月16日的《为筹议胶澳事致海军衙门函》里面，将刘含芳勘察的时间提前了。

从胶州湾勘察回来，刘含芳认为，“此口地势偏僻，断非目前兵力饷力所宜用也”，他依然主张应着力搞好旅顺、烟台、威海之门户，以卫京津。李鸿章同意了刘含芳的条陈，此议于是搁置。后来，出使大臣许景澄的上疏出来，说明“西国兵船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达，每艳称胶州湾为屯船第一善埠”，“且地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江浙”，遂建议“渐次经营，期于十年而成巨镇”，随后就是御使朱一新在当年7月的上奏，认为“欲固旅顺、威海，则莫如先固胶州”，“南北洋地势辽远，宜建胶州为重镇，以资联络，兼以屏蔽北洋”。这样，两个力陈胶澳设防必要性的观点，就和刘含芳的调查形成了对立。

诸多相互矛盾的奏疏，使朝廷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此事。随后，李鸿章便电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偕英人总教琅威理再次勘察胶州湾。丁汝昌和琅威理勘察后的报告就和刘含芳不一样了，称，胶州湾“实为海军之地利，南北洋水师总汇之区”，应予设防，并提出了设防的具体方略。这样，就形成了李鸿章于1886年7月16日向慈禧太后的上奏。他回避了矛盾，称丁琅之议，“与许星使（指许景澄）所拟及刘含芳勘度情形大略相同。自来设防之法，先近后远，旅顺与大沽口犄角对峙，形胜所在，必须先行下手”。李鸿章最后认为，等到旅顺防务就绪，如有余力，方可议办胶州。

1891年6月1日，李鸿章和北洋海军帮办大臣、山东巡抚张曜，乘船赴威海卫视察海防设施和水陆操练。中途突然赴胶州湾查看，最终确认应即在此设防，随后于1891年6月11日上奏朝廷。指出：胶澳设防，实为要图，堪度形势，未可再缓。

1888年，在经过了居天津14年、驻旅顺口11年的繁忙海防军务后，刘含芳署津海关道，被授甘肃安肃道，但仍留治海防。1893年，刘含芳始领二品衔到山东登莱青道上任。1894年7月到1895年初，由于平壤统帅叶志超、大连守将赵怀业、旅顺统帅龚照玙等不战而逃，威海卫铁甲舰道员朱昶炳战败而降，日军相继得手，随后攻陷刘公岛、宁海，其前锋直逼烟台仅10余里。时有外国领事劝刘含芳退逃，他回答说：巡抚大臣也，可去。某守土吏，去何之？甲午战争后，刘含芳告病归里。1898年冬，因背疽发作，刘含芳辞世。

直隶总督李鸿章

1891年6月6日，时任直隶总督并负责督办北洋海防的李鸿章，突然由威海抵处山东半岛南岸的胶澳。实质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确定这位68岁的朝廷要员，在这个夏日造访这个海湾的真实动机，只知道若有所思的李鸿章在山东巡抚张曜的陪同下，仔细地考察了胶州湾的地形地势，认定：口门系属湾形，从东至北，环山蔽海，形胜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也许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李鸿章才真正完整了解了他眼前这个400平方公里的海湾。这个形成于11000年前，古称少海的半封闭式海湾，现在是直隶总督的一块心病。

我们相信李鸿章在这阳光灿烂的一天里始终眉头紧锁。整整一天，李没有哪怕是礼节性地向他所率的和小心陪同他的官员们笑一次。以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史实推断，心有所隐的李大人绝不是到这一块少有人烟的土地上消暑度假来了。是夜，李鸿章与张曜还有过一次灯下长谈。我们相信，这个晚上，李鸿章的一种预感的不安，加剧了。

6月7日，李打发走了山东巡抚回济南。独自一人又在这块陌生的大清领土上逗留了一整天。史迹没有留下这一天李的行踪记载，但可以肯定，负有重责的直隶总督这一天一定心情沉重。6月8日，少言寡语的李鸿章依然走海道，去了山东半岛最北端的商埠烟台。

6月11日，李鸿章终于对3天前的出行有了确定的行动，当日，他在一份看似平常的报告中，表示出了清醒的焦灼。奏称：胶州海澳宽深，口门紧曲，在此设防，实为要图。李同时报告，已与山东巡抚筹计，在烟台和胶州择定基址，建筑炮台。所需经费，拟请山东海防捐截留，虽数极微，可分年兴办。

那么，可否这样推断，6月6日晚，李鸿章与张曜一定说出了一个极不情愿出现的预感。这个预感导致了李的胶州湾之行，也导致了6月11日给紫禁城的紧急报告。

那么，李鸿章是否也知道早晚会有6年后的11月14日这一天？而稍后成为事实的派驻清军，仅仅是徒劳无益地表示一个忠于职守的大清官员对皇权的道义忠诚，和对于主权的最后眷恋？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远在数万公里之外的德国人，对胶州湾已注视了很久。1896年11月3日，德国海军司令官克诺尔与正在德国休假并奉令协助李鸿章访德的一位中国海关德籍职员，进行了一次关于胶州湾的谈话。12月14日，德使海靖晤会李鸿章，要求租借胶州湾50年。这一要求很快就有了“不可以”的回音，理由是：恐各国援照，事实难行。遭到拒绝的德国人并不善罢甘休，45天后，即1897年1月29日，海靖再度受命向总署要求租借胶州湾。

此刻，德人的企图已使大清的官员们着实不敢轻慢了，1897年2月13日，亦即11月14日前的整整274天，清廷再度决定于胶州湾设坞驻兵。但是，这个动作，显然已经晚了。

11月1日夜，有悍者手持刀棍冲入巨野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两名德国神甫，酿成命案。11月13日上午，德国舰队出现在胶州湾。11月14日上午，720名德国士兵登陆。

李鸿章是在11月15日知道了前一天的胶州湾事件的。但此刻，李已离开了权力中心。当天，他去了俄国驻华使馆。这是一次私下的行动，并非朝廷的派遣。李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俄国人依约干预。但是，李出来的时候依旧心事重重。

此刻，李鸿章已无力回天。在回府的路上，李鸿章不知是否记忆起280天前的一幕，正月初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和李鸿章在谈及德人对胶州湾的企图时，两位权高一时的政坛老人竟长泣不止。

一切，已无可挽回。1898年３月６日，清廷与德国签订条约，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99年。这一《胶澳租借条约》，代表中国政府的签字人正是李鸿章与翁同龢。

1922年，英国人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写道：1897年，两位德国传教士的死使他们名噪一时。若他们活着也只不过多了几个皈依者，而他们这一死却使基督教道德昭示于世：德国占胶州湾为基地，并取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力。

罗素后来看到的，李鸿章当时应该也看到了。但是，罗素可以说，李鸿章却没机会说。或者，这个已在一天天老去的长者，已不再愿意说什么了。1901 年11 月7 日，李鸿章逝世。他的离去，成为了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

山东巡抚李秉衡

1897年冬天的胶州湾事件，是李秉衡命运的转折点。从巨野教案开始，这个有廉吏之称的山东巡抚，就不可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成了一个棋子，放到哪里，需要看德国人的脸色。然而，李秉衡的霉运，似乎在1894年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就注定了。中日甲午战事期间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的失落，以及后来对收复威海卫的迟疑，使他广受谴责。至此，这个1885年中法战争军事胜利的缔造者之一，再也没有品尝过胜利的快慰。

升任山东巡抚后的李秉衡，并非无所作为，甚至，他的故事一直存在着在另外的局面下转变方向的机会。他的努力，包括了大力扩建山东机器局，新建洋式大枪厂，并在济南无影山一带建立了20座军火库。1892年，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在一份上奏中，建议在胶州湾建立一个造船厂，设立船坞和大仓库以及停泊船舰等。在皇帝批准该计划后，李秉衡受命进行军事建设经费估算。1897年5月，李秉衡把估算结果交给了一个被派往青岛的中央调查团。李提供了三个费用不同的方案：两个费用巨大的计划需350至500万两白银，包括购买大炮和建造一个现代化的造船厂。比较节省的方案需150万两白银，包括购买新式大炮和建造停船位和煤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认为第一种方案更理想，李秉衡还是从尴尬的财政状况考虑，倾向于最后一种方案。通过对李秉衡书信的解读，有学者认为，其实，胶州湾自强计划的主要障碍，实质上并不是保守派官员的反对或者对现代化的普遍无知，而是国家财政的短缺。

对李秉衡来说，突然出现的1897年胶州湾事件，原本也可能是个有希望翻身的机会。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机会却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李秉衡。

1897年11月14日，章高元退出胶州湾营地之后，李秉衡大为不悦，即电章：“德棣提督借端寻衅，断非口舌所能了。尊处四营，务须坚谕勿动。”与此同时，他一方面电奏朝廷，主张“非与之决战不可”，另一方面着手调兵退敌。15日，朝廷旨电李秉衡称：“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借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唯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喝，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17日，清廷再次旨电问责：“敌情虽横，朝廷断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决战，致启兵端，必至掣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

然而，这一次李秉衡的决心似乎又恢复到了1885年，他即日复电北京，言辞开始激烈了起来：“德借口巨野教案为词，此案已派司道大员查办，获盗四名，续又获盗五名，认真办理，不为不力。而德人当此案一出，不待查办，即称兵占地，任意欺凌。现在教堂布满天下，一处如此，他处效尤，中国何以自立？”李秉衡说得很明白，这么明白的道理，李秉衡不说，紫禁城内外的军政要员们也明白。但是，明白的道理下面，却不意味着就有向同一方向集中的行动。在1897年11月17日，清廷并不准备支持李秉衡。

在17日的这份电报中，李秉衡还弹劾了章高元，要求朝廷对其擅自退兵予以惩罚。如此，一味言战的李秉衡，机会迅速就丧失了。被认定“不喜谈洋务，深恐办理未能妥协”的这个山东巡抚，旋即被张汝梅替代。

德国人并不罢休，在胶州湾事件的谈判中，德国公使海靖提出了六款要求，首条就是“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对此，朝廷虽称“此等事总由中国作主”，而实际上还是将李秉衡降两级调用。于是，山东巡抚这个棋子，就彻底成为了政治牺牲品。

被黜徒督四川的李秉衡，并未到任。在1898年和1899年，寓居河南安阳的他有机会总结了从1879年任冀州知州开始的政治生涯。1900年时，李再被起用为长江巡阅水师大臣。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李秉衡奉命由江苏率兵北上保卫北京，在杨村与联军激战一昼夜，败退至通州。8月11日通州失陷前夕，作为前敌统领的李在张家湾吞金自杀。这一年，李秉衡整70岁。

从1830年到1900年，包括经历刻骨铭心的胶州湾德占事件，奉天海城人李秉衡一步一步地见证了一个王朝的没落，他的晚年经历，和他服务的国家一样令人慨叹。最后，在另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他终于把自己也葬送在了其中。他的死亡，成为了帝国落日中的凄凉挽歌。

登州总兵章高元

章高元的胶州湾故事，和李秉衡紧密相联。他和这个山东巡抚的是是非非，尽管没有改变胶州湾故事在1897年这个关键时刻的走向，却影响了彼此的政治方向。此后，章和李两人一个以病辞免蛰居南京，一个拒不上任寓居安阳，均在落寞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和年小13岁的章高元比较，李秉衡的死虽然悲壮，但也仅剩下了个建威将军的忠节外壳。

在任登州镇总兵之前，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章高元最显赫的经历，是光绪初年随刘铭传、孙开华在台湾抗法，基隆一战立功。这个光荣，最后使章官升台湾镇总兵。章高元率淮军四个营的士兵移防胶澳的时间是光绪17年，也就是1891年。进入胶州湾的章高元在青岛村设立了总兵衙门，四个营的兵力则分别驻扎在这个指挥中心的周围。此后，他开始了建立三个炮兵阵地的工程。作为基础项目，一座作为军用码头栈桥，被首先投入了使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章率兵移防至辽东盖平，被乃木希典击溃。1895年，他受命重新驻防胶澳。

当时，胶州湾军事设施的建设经费，来源只有山东省海军预算一处，财力明显不足，这样就使得章高元的炮兵阵地建筑工程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897年才建好第一个炮兵阵地。但是，根据后来的调查表明，就是在建好的胶州湾炮兵阵地上，有的大炮甚至也完全不能使用。即便在如此糟糕的财政状况下，根据恭亲王在胶州湾建立造船厂和设立船坞、仓库以及停泊现代船舰的建议，山东巡抚李秉衡还是受命提交了一份胶州湾现代化建设的经费估算。可惜的是，这份计划接受核准的时候已经到了1897年5月，不论是李秉衡也好，章高元也罢，他们都不可能再有机会去实现这个纸上的军事现代化梦想了。6个月后，他们自己的命运也随着胶州湾事变的出现，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章高元的到来，给胶州湾的原居民带来了他们期待的繁荣。资料显示，军事防御工事的建筑和军队士兵给养的供应，都曾给人们带来了很好的挣钱机会。不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因此举家迁居胶州湾，并在那里建造了一些舒适的房屋。至1897年德国占领前夕，整个胶州湾已经有64户手工业者家庭在这里从事着制鞋、小商品生产和黄豆制品生产了。少数成功的商人甚至过上了十分富裕的生活。

所有的平静，到1897年11月14日的早晨是个终点。

早晨7时至7时30分，在胶州湾的海面上，5艘德舰和720名德海军陆战队士兵来了。时正晨雾迷蒙。此后5个小时事态的发展，史迹与史著至少有三种说法：

说法一：德军突然登陆，然后列队分兵出击，一部分迅速占领了章高元总兵衙门背后的山头，架起钢炮，炮口直指清军指挥中心；一部分将总兵衙门和小泥洼营地团团包围，切断清军电线；一部分占领了前海炮台，同时还有一部分直奔小鲍岛的火药库。

说法二：德军以借地操演为名登陆，上至前沿栈桥时，竟见清军在桥端排队欢迎，便立即逼住清军，下令搜索清守军所贮存的弹药，同时陆续装运军火上岸。顷刻间，登桥德军便抢占山头，割断电线，挖沟架炮，直逼总兵衙门和各营房、炮垒。

说法三：德舰驶近海湾炮台，时章高元正与部下打麻将，经查无事，便继续赌将下去。至有部下向外张望，这才发现德兵已满街都是。章匆忙传令整队迎击，这时才惊悉士兵的枪里没有子弹，急返军火库取弹药，则为时已晚。

这时大约已至中午11时，此后的情形是：德军给章高元送来最后通牒：限清军下午３时以前全部退出女姑口和崂山，48小时内退清为限。这时，章已大梦初醒，以贤者状亲自与德军谈判，请求缓撤，德军坚执不允。

我们没法知道章高元与迪特里希在14日中午都讨论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章在这个中午的心态。史料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中午过后，章即令清军撤退至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清军后撤时，德海上军舰鸣起了21响炮声。

章高元1897年11月晚些时候在胶州湾的面貌，一直没有一个可信任的解读。我们不愿意简单地看待他的作为，又不能不面对德军不役而夺一地的事实。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章战了，成了英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吗？

章高元后来的故事，很少被记录。在德军从他曾经防卫的地方溃逃的前一年，他去世了，卒年71岁。

总理大臣翁同龢

也许，翁同龢算不上是一个真正地理意义上的青岛过客，因为，他到临终，也没有见过胶州湾的样子。然而，从1897年的最后40天开始，他却成为了这个北方海湾危机时刻的命运决定者，一个经历了诡秘的方向转变的“愤惋欲绝”者。在所有影响了胶州湾或者青岛走向的大人物中间，翁同龢的出场意味深长，他的最终出现，同时宣告的是一个光荣帝国在这里的消失。

1898年3月4日，北京，竟日阴，晨有风即极寒。这一天，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曹州府两名传教士被谋杀事件的德国政府，终于获得了期待中的《胶澳租借条约》最后修改文件。从1897年的最末两天开始，对曾经有着无限威严的大清王朝，这份陆续露出水面的外交条约，已经没有了多少幻想空间。

在谈判的中方主要负责官员翁同龢当天的日记里面，显示争执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荫昌云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这份日记还记录着，当日，英国公使也发来了照会，“谓不可使山东利益为德国独占”。我们不清楚的是，在3月4日这天，到底还有什么细节没有解决。我们同样不知道，在翁同龢的时间表上，最后的底线是什么？

但是，接下来的3月5日，我们却没有在翁的日记里面看到任何关于胶州湾谈判还在继续的记录。既然“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那么，争执就没有终止。所以，翁同龢在3月5日似乎并不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正是这场持续了3个多月的外交谈判的诡秘。在翁同龢的视线之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3月6日，经过前日昌平大雪的洗礼，紫禁城外“欲雪不雪”。不阴不阳之间，青岛的命运，走到了一个临界点。

在翁同龢看来，这是一个“仓猝所办，非夙约也”的结果。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计划，翁同龢并没有说明。或者，他不想说明。

当日，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见起五刻，是日海靖请晤恭亲王画押，于是王请派画押大臣，以李鸿章、臣龢充之，臣辞不获，遂承诏往，退时巳初”。被强迫参加下午的画押，翁同龢的心情自然是不怎么好。在都虞司休息了一小会，他吃了午饭，看过一个朋友后，径直去了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

3月6日下午，“未正诸公咸集，惟庆邸未至”。这时候，海靖带领着另外三个德国外交官员和翻译已经到了。双方代表依次进入，翁同龢“未与一语”，坐下就开始写。另一边，海靖也着手抄写德文。与此同时，双方的助手“荫昌与富兰格互对，十刻始毕”。

在光线明亮的红木案前，这份“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的文件被正式签署。尽管事发突然，但就我们看到的记载，签署文件的过程，没有意外。“和衷商定”的“专条”，在3月4日已经草拟好了，一干人的任务仅仅是重新抄写，签上名字而已。

案上，条约文书一共四份，华文德文各二。

代表德国方面签字的是海靖，他在文件上的称谓是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代表清政府参加签字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这是李鸿章，后面一个就是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正式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酉初，画押盖印事毕。

其实，不论海靖也好，还是李鸿章、翁同龢也罢，大家都知道这是演戏，不到终了，不到台后，彼此都不会露出真面目。翁同龢后来曾叙述说：“顷困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到了最后，翁同龢也并没有说那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而实质上，当日更愤惋的，应该是比翁师傅更熟悉胶州湾情形的李鸿章。

我们注意到，1898年3月6日这天，离1897年11月14日早晨720名德国士兵轻易登陆胶州湾，仅仅间隔了110多天。在戊戌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刻完成签署的这份文件，包括了胶澳租界、铁路矿务等事和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共三端10款，连标题算上不过1539个汉字。就是这么一个的薄薄文本，最终使得胶州湾551.5平方公里土地上274个村庄和接近8万农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当天晚上，翁同龢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 1904年7月4日，当从青岛开始的山东铁路通车一个月零3天后，翁同龢死去了。他没有看到他服务了一生的帝国的消亡。

即墨生员宫仲栶

宫仲栶的故事接近一个背景。73岁的时候，这个谨守道义的即墨生员，将自己在老宅树下的死亡，演变成了一次悲痛的殉国行动，使宫仲栶这个名字，最终成为了一首挽歌。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的春节过后，这个默默无闻的南屋石村老派知识分子，选择了以一种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表达了对所居村庄被划入“德国租借地”的最后抗议。宫仲栶离去的日子，距李鸿章和翁同龢在北京签定《胶澳租借条约》，刚好是6周年。对宫仲栶来说，这是个祭日。

宫仲栶的生平，遗留下的记录非常粗糙，人们大略知道其生于清道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31年，少年时代以孝顺闻名，“醇谨沉默，踽踽守古道，家贫力学，尝然火代膏，彻夜诵读”。后来，宫的职业是塾馆教师。宫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贫而酷读的至性，而淡泊名利和“不一味追求仕途进取”的评价，则象是后人对他一生行为的推断。但是，不论就酷读还是淡泊名利，都是传统的中国乡村知识群落最普遍的阶段性行事方式，所以我们并不能从中看出宫仲栶的特立独行。

出于对宫仲栶入庠即墨生员这个符号性身份的联想，我们联系起了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的评价：士子的大多数常沉滞于初级或中级考试阶段，称为秀才或举人，更大多数的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则称为诸生，即为生员之意。“许许多多这样的生员受地方官府的廪食，成为群集四乡的变相游民”。其实，对于生员，另外的读法也许更真实。顾炎武曾有一篇《生员论》评论说：“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嚣讼逋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

和“嚣讼逋顽”者比照，宫仲栶无疑属于操行高尚的一类了。但“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的宫仲栶，和“不一味追求仕途进取”的价值取向之间，却无疑存在着差距。以一种“变相游民”的状态生活在即墨乡间，宫生员的“淡泊名利”实在是无奈的事实。

从66岁开始，宫仲栶生命中间的最后7年，似乎都是在不懈地独立对抗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行动中度过的。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看不到希望的抗争过程中间，宫仲栶超越了被顾炎武轻蔑的“比比而是”者，从而使自己成为了一个道德传奇。

宫仲栶的对抗行为，直接原因是在1898年3月6日签定的《胶澳租借条约》里面，包括了他居住的村庄南屋石。实质上，真正规定了胶澳租借地边界及界石位置的时间，是5个多月后的8月22日。为此，中德签订了《胶澳租地合同》。但是，我们在海因里希•谋乐1899年6月编辑的《山东德邑村镇志》里面，并没有发现南屋石村的名字。谋乐的调查报告中，收录了259个进入到德国租借地的村庄的基本情况。

皇帝的子孙沦丧为他国属民，这对宫仲栶是个不能接受的打击。耻于以亡国之徒的身份继续居住于德国租借地内的宫仲栶，开始表达他的愤怒。宫先是“为此累日不食，誓必死，既亲族苦争，遂暂留”。后他便长时间深居家舍，足不出户，叹息不止。与熟人相见，则“一直相互欷虚不已”。接下来，试图“非暴力不合作”的他做了两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先是倡导村民向即墨县衙纳粮，誓为大清属民。随后他“弃家而无所眷恋”，只身奔往北京、盛京等地，寻找忠义之士，谋求救国救民道路。结果，前事因响应者寡，后事则因更难找到可行出路，均一一流产。最后，宫到了曲阜，拜至圣墓，“雨诉而泣”。

根据《胶澳志》和《皇清庠生伊真宫先生事略》的记载，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日卯刻，即1904年的3月6日，在给孙子完婚之后，谈笑弥日的宫仲栶突然自尽于神祠松桧之下。这个行动，被认为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维护最后尊严的义举。关于宫的死亡时间，还有另外的说法是1904年的4月9日，即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夜。自缢身死前，宫留下了“死者人之常事，但落个清白可耳”的遗书。

宫仲栶的死亡，成为了一个事件。据说，安葬那天，惜别者不绝于途。然而，宫仲栶终究是个孤独者，一个不曾实现抱负的游落者。在即墨，在德国租借地青岛，宫仲栶的离去，并没有带来他希望的变化。

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男爵的旅行故事很长，他1868年到1872年间在中国进行的7次远征，使他成为了在中国地理和地质学界最知名的探索者之一。而其中他和山东以及胶州湾的联系，则让他的身份、动机和所发生的作用，在后来的占领事件中受到了广泛怀疑。从1897年的晚些时候开始，作为一个嫌疑者，李希霍芬成为了早期殖民史上被关注的对象。

实质上，在1897年11月14日720名德国士兵在胶州湾实施登陆之前，和胶州湾有过接触的德国人，并不是李希霍芬。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李希霍芬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过胶州湾，他对这个海湾的种种描述和分析，并不是实地考察的结果，而是根据周围资料进行的地理总结。

一般看来，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所有记录，仅仅是他在中国漫长并且地域广泛的地理考察的一小部分，也是他的许多个人行走中似乎并不足道的一个过程，这一后来被政治和外交行为扩大的了涉足事件，和他真正关心的地理学的动力与方向，似乎没有本质的联系。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这个说法依然存在争议。或许，如果不是后来巨野教堂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导致出的占领行动，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记录，大概就和他在其它地方的旅行笔记一样，最终会成为布满了灰尘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一次，他的这个意外扩展开的“发现”，却成为了一个预谋中的军事计划的原始蓝图。

李希霍芬出生在1833年，早期所留下的背景资料不多。据说，他可能在奥地利的提罗尔和罗马尼亚的德兰斯斐尼亚受教育。在1860年到1862年之间，李就已经开始在亚洲的许多地方旅行。1863年到1868年间，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做了大量的地质勘查，间接导致了加州后来的淘金热潮。1868年到1872年间，他转到中国进行了7次远征，主要贡献包括指出了罗布泊的位置。后来西部甘肃走廊南缘山脉，曾有一些名称就是依李希霍芬的名字命名的，如Richthofen Range，也就是今日的祁连山脉。

李希霍芬在中国的活动，在开始时期曾经受到过清政府的限制。1868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到来进行实地考察。这期间，他又获得上海外商会的资助，精心设计了7条考察路线，范围北抵辽宁沈阳，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广州和香港，东到舟山群岛，时间之长，地点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李希霍芬和山东以及胶州湾有关的考察活动，是在他选择的第3条路线中逐渐完成的。从 1869年 3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他主要行走了山东的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和芝罘。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知识和一些判断，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考察时陆续获得的。1877年，他曾专门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其中强调了青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了可以在胶州湾筑建现代港口的关键性观点。李还建议，应该同时“建设一条与内地衔接的铁路线”。李的这些工作，在退役少校Herm von Detten1928年完成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部分印证。他认为，这个旅行家“曾赞许地阐述了这个港口的天然优点”。这份报告相信，李希霍芬“为德国的占领行动”进行过地理上的指导，包括“优先推荐了”一些地方。

有证据显示，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后来被德国政府视为是有关中国的“科学的、值得信赖的”知识基础。当德国的占领考虑开始出现时，李对胶州湾的评价就又被重新提起。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海军建设顾问弗朗裘斯的研究报告中，曾多次援引了李的论述。

其实，李希霍芬对胶州湾建设海港的建议，不仅影响了德国政府，同样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886年，驻德国外交使节许景澄向朝廷陈述了李关于胶州湾的报告，并且建议立即开始海湾的建港工作。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了。

实际上，在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李依然在《普鲁士年鉴》等出版物上撰写了多篇论文，试图把他对山东的见解大众化。尽管，这时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对山东文明传统的认同上。单维廉曾盛赞过李希霍芬在1898年出版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指出“李氏著作的令人感动之处，是赞扬了中国文明和承认中国伟大的高尚精神”。1905年10月6日，带着许多的光荣和非议，72岁的李希霍芬在柏林逝世。

首任总督罗绅达

罗绅达的海军战舰指挥官生涯结束在勃兰登堡舰上，这是他离开青岛到最后退役的一个桥梁。然而，对罗绅达来说，青岛并不是他的勃兰登堡，在这里他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对“商人的港口”的想象，他的殖民地管理者的使命就完结了。而在他的出生地哥本哈根，“商人的港口”最终却成为了一个贸易繁荣的“勃兰登堡”。其实，这也许不是罗绅达个人的过失，因为对曾经的德意志帝国来说，青岛最终也没有成为柏林的“勃兰登堡”。

从1898年4月到1899年2月，罗绅达的首任青岛总督的任期很短。尽管这看上去有些唐突，但却可以清楚地透露出柏林方面的在推动青岛开发上的焦虑。作为一个总督，罗绅达在新殖民地的前期准备工作，显然没有令柏林海军部的主管蒂尔皮茨满意。在导致罗绅达很快去职的一系列原因中，最主要的是罗绅达没有把“商业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方针贯彻在他的工作中。而作为青岛这个德国新殖民地的政策制定者，蒂尔皮茨从一开始就希望在这里“实行一种积极的、有利于商业公司和工业企业到租借地安家落户的政策”。这样，没过多长时间，蒂尔皮茨就对罗绅达这个来自“商人的港口”的海军军官失去了耐心。

1852年9月2日，卡尔•罗绅达（Carl Rosendahl）出生于哥本哈根，一个从小渔村逐渐成长起来的海上贸易中心。在丹麦语里，哥本哈根的本意就是“商人的港口”或“贸易的港口”。在哥本哈根，罗绅达的父亲是丹麦财政部的官员，但父亲的这个职业，却没有对罗绅达构成任何吸引力。根据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2005•波恩）中提供的资料，1869年，17岁的罗绅达以海军候补少尉的身份加入了德国海军，1873年晋升海军中尉，1876年晋升海军上尉，1883年晋升海军少校，1890年4月15日晋升海军中校。从1891年5月至1894年9月，罗绅达了担任第二鱼雷部的指挥官。1894年10月至1895年9月，罗绅达担任海岸装甲舰哈根号舰长，1895年9月至1898年1月任弗里德里希•卡尔号舰长。在罗绅达担任弗里德里希•卡尔号舰长期间的1896年，他被任命为上校。

此后，罗绅达上校的命运开始和一个东方殖民地发生了联系。他在胶州被德国海军占领的两三个月后，被任命为胶州租借地的首任总督。1898年4月15日，罗绅达抵达青岛。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

罗绅达青岛总督任内完成的工作，包括了保护区的立法准备、设立青岛和李村两区法院、参与保护区边界及界石位置的谈判、制定土地税征收依据、制定抑制投机活动的土地标售办法、颁布《青岛地税章程》并开始征收地税，等等。

据说，导致罗绅达去职的直接原因，是一些早期进入在殖民地的德国商人的抱怨，他们认为总督在土地标售工作上拖延并且不公平。这其中就包括了1898年7月2日《柏林日报》旅行记者邬尔夫披露的单维廉事件。邬指责单氏借代表政府负责征购土地之机，私自违规购买了一片山地，这令德国国内舆论哗然。罗绅达保护了单，并让单氏在他受到攻击的1898年4月至6月间，专心草拟了青岛的土地法规。随后，罗绅达和单维廉一一去职。

在去职前的8月27日正午12时，罗绅达在衙门大厅邀请各界发表谈话，表示：“我受皇帝陛下的信任被派来此，只要我仍拥有皇帝的信任，任何恶意攻击都不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是我的部下受到了恶意的攻击，我却有义务干涉”。

蒂尔皮茨对新任总督保罗•叶世克海军上校的任命在1898年10月10日就下达了。但因为叶世克在1899年2月19日才抵达，所以罗绅达在青岛就一直工作到了那时。随后，回到德国的罗绅达再次担任一艘军舰的指挥官，这艘战舰的名字便是勃兰登堡号。他从1899年9月开始他的任期。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德国在7月将一些军舰派往中国，其中就有罗绅达指挥的勃兰登堡。在1900至1901年罗绅达重返中国，并且还与他的军舰一起访问了青岛。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包括1901年4月8日举行的青岛至胶州铁路的开通剪彩仪式这样一些活动。1901年8月，罗绅达再次来到青岛，但只住了一天就和青岛“再见”了。1902年1月11日，罗绅达以海军少将的身份退役。1917年8月11日，他在特兰托去世。这一年，罗绅达65岁。

华人事务委员单维廉

单维廉长达20年的中国故事，从北京开始，经香港、广州、上海再到青岛，最后结束在广州。青岛的11年生活，应该是单维廉一生中间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作为一个低级别的政府官员和一个具有广泛的涉及神学、法律、地理、阿拉伯语和汉语知识的学者，他的贡献和作用，显然已超出了职务范围。最终，他通过在广州为孙中山政府的工作，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奠定并推动了中国新土地政策的人。

在有关青岛最早的土地收购和早期土地标售政策制订等一系列事件中，单维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单维廉，即便殖民当局相关的法规不会有过大的变动，但实施的速度应该不会那么快，效率也会相应地受削弱。所以，在1897年12月至1909年的11年中，尽管备受争议，单维廉的意见对一些政策的制订，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1859年10月2日生于爱森的维廉·路易·单( Wilhelm Ludwig Schrameir)，1878年读完六年制中学后，到波昂大学修读神学及东方语言，后又转至来比锡。1881在波昂，单完成了《回教化之前阿拉伯之宿命论》的博士论文。约于1885年9月，单氏由柏林外交部派往中国学习汉文。1897年11月14日德国进占青岛后，德外交部电令上海总领事司徒白及翻译官单维廉前往青岛占领军处服务。二人11月27日启程，12月1日到青岛。

单氏在青岛的最早工作，根据单氏报告大致如下：最紧急的问题是，“为了解当地土地情形，土地所有权问题、面积大小等等，以及寻求实用的、不违反中国居民法律观念的办法，以取得优先购买权。为彻底了解与沟通，首先必须和各地方长老，以及附近村里的主管官员，分别洽谈。并查阅当地税据，求得各地私产公平可行的税率与地价。”

为取得优先购买权，占领军所采取的办法是由海军司令与地主一一订立契约。按此契约，地主今后只准售地给德国政府，而不准售给他人。地主受此约束，海军司令付给地主一项一次的补偿费，其金额为每年应交地税额的两倍。单氏在报告中写道：“购地交涉，均由司徒白博士及余与地主在当地面谈，执行此项任务虽然辛若，亦有不便之处，且有些农民不易说服而须费很大的耐心，但此项工作仍不缺吸引力。晚间查对中国税簿及准备地主签字用之副本，翌晨天亮即冒着12月间风寒外出，以便与地主交涉。”

1898年7月2日，《柏林日报》刊出旅行记者邬尔夫披露的单氏借代表政府负责征购土地之机，私自违规购买了一片山地的详情，这令德国国内舆论哗然。但是，就在邬尔夫全力攻击华人事务官的同时，获得了总督罗绅达全力保护的单维廉，则专心在1898年4月至6月间，草拟了青岛的土地法规。随后，单去职。1915年单回忆：自彼去职之后，遗缺华人事务委员一职，即悬空不补，最后并取消该缺，其工作改由民政委员主管。

单氏于1898年以私费在克拉拉海湾与克拉拉山之间所试购的土地，数月后便移归了政府，次年，在此地上装配了木造的总督官邸。政府另外建造的两幢住宅，一幢供总督副官居住，另一幢则为单维廉使用。1900年9月15日，单氏夫妇迁入此宅。单氏连襟熊伯格一家，则住在附近。次年单氏次子出生于此，三年后女儿亦出世。1898年4月5日抵达青岛并成为了到达这里的第一位欧洲女性的单妻克拉拉，受到了很高的礼遇，现在的汇泉湾和后面的山丘，当时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1903年12月11日，凯萨威廉第二子奉派到青岛海军实习，与单氏夫妇相识，亲王盛夸单夫人的漂亮与风度，因此提出愿做其女的教父，赐以己名，所以，单女名为Adalberta，这一隆重的仪式，后来在单宅举行。

1908年初，患肺病的单夫人携三儿女离开青岛，返回德国故乡。5月，单氏一人迁住海因里希亲王饭店。1909年1月16日，青岛新闻刊载消息谓：海军参事单维廉博士已于昨日返国休假9个月。到柏林后单全家迁往近郊哈伦湖畔，1909年底获准退休，时年50岁整。

1914年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单悲丧万分，认为一生最难过之一日。11月至12月间，单写成1897年至1914年《胶州开发回忆》，于次年初发表。

1924年初，单维廉受孙中山电邀担任广州市顾问，1926年1月完成土地税法草案10日后，乘人力车时颠覆受伤，1月5日去世。

传教士福柏

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道听途说地发现青岛的地理价值，到植物学家福柏在这块土地上一点一点地逐个调查物种，两个不同身份的德国人的行事背景，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同。但是，他们身上执着的探索精神，他们始终如一的对科学的尊重，他们所具有的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对东方文化的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却是共同的。

从纯粹的科学发现角度看，植物学家埃·福柏（Ernst Faber）可以被认为是青岛早期城市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1839年出生于科堡的福柏，23岁在巴门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巴塞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读书，在歌塔地质学研究所彼得曼博士门下受业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1864年或者是1865年，福柏作为礼贤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4月26日到达香港，随后辗转广东。这时期，福柏除了办学及办诊所外，还在1873年写出了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西国学校》，两年后又出版了《教化论》。十多年后，福柏脱离礼贤会，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独立活动。1885年，福柏加入同善会（AEPM），次年的5月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动。作为写作者，福柏最著名的文字是《自西徂东》，这是一本在今天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文化论著，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成《自西徂东》15年后的1898年4月5日，福柏“作为第一个德国新教福音传教士”，从上海移居到青岛。

最初，福柏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随着他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开展的基础性工作的进行，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最后，福柏使自己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一个开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一个献身精神的代表。

作为AEPM派遣的传教士，福柏在青岛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这就是：一方面他需要完成AEPM委派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则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调查。在青岛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福柏对这里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完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在当时，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开拓性工作，缺少必要的资料，也没有更多的帮助，所有的徒步调查和物种的分类整理，都需要逐一独立完成。我们可以相象，在居住、饮食、气候和地理状况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福柏在一个广阔地域进行探索性调查时的艰险。后来的实践证明，福柏在有限的时间里夜以继日的努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相信，福柏把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都用于了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

福柏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文献印证，我们只是在1899年5月福柏自己向AEPM的一份报告里发现，他当时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福柏向教会报告说：“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也就是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了他的年轻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福柏依然在进行着的植物调查被突然中断了：1899年9月20日，这位植物学专家在青岛去世，终年60岁。这是1897年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的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的记录。

对于埃·福柏的逝世，人们一致表示了哀悼，并认为应该在青岛纪念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学者。福柏的遗体被埋葬在了政府墓地里。1901年9月，教会在市区建设的一间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今武定路儿童医院），使用了福柏的名字命名。因为，人们相信，这个机构的设立，是死者的夙愿。

1905年，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的侨民着手创办一所新的医院（今人民医院）。为纪念受AEPM派遣最早进入青岛的福柏，这所1907年开业的欧洲人医院最终也被命名为福柏医院，而原福柏医院则改称花之安医院。花之安，是福柏的一个使用广泛的中文名字。福柏用这个名字，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在福柏去世之前，1897年至1898年度的《胶州备忘录》收录了他的《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另外一份1899年10月完成的政府文件则显示，福柏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持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

总督叶世克

1899年的2月19日，在叶世克终于到达青岛的时候，他显然不会预计到他回不去了。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从这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按天计算的倒记时。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寒冷的时刻沿着崎岖的殖民地道路向前走，上帝留给这个德国总督的时间，已不超过2年。

和曾经与青岛发生过密切联系罗绅达和特鲁泊一样，叶世克的一生也都是在海军度过的。有一些人，仿佛生下来就是给军队准备的，而他们三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代表。作为第二任的青岛总督，叶世克本来也可以在任期结束时重新回到海军，继续他自己的纯粹的军人生涯，但是，恰恰是在这最具连续性的环节上，他和的前任以及后继者泾渭分明，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因为他在并不曾完成任期的时候就病倒了。最后，他死在了青岛，成为了1897至1914的17年间唯一将生命终了在殖民地的德国总督。

在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叶世克所走过的路程：1851年8月4日，保罗•叶世克（Paul Jaeschke）出生于布雷斯劳。他是银行职员奥托•叶世克的儿子。叶世克中学仅读到十年级就不在上学了，1868年4月，17岁的叶世克以候补海军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从1868年7月至1869年6月，叶世克随教练舰尼奥比号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活动，1872年晋升为海军中尉。在1872年至1881年之间，叶按命令有规律地变换着在陆上或在舰上职务，并于1881年在西印度晋升为海军上尉。同年，他改任在鱼雷试验仲裁。1886至1888年，叶在东亚成为狼号炮艇的指挥官，并在1888年晋升为海军少校。1888至1892年，他在基尔成为鱼雷局的负责人，1892年至1895年在柏林成为海军部中央局长官，并在1894年获得晋升海军上校。

1895年4月，叶世克被任命为大巡洋舰皇帝号的舰长，并率领该舰从德国到达东亚。1896年5月他被召回柏林，担任了海军最高统帅部外事局长官。1898年10月10日，在罗绅达上校在胶州遇到了一系列麻烦的时候，他被匆忙任命为胶州租借地的第二任总督。这时，他47岁。

而实质上，早在1896年春天的时候，叶世克就曾经访问过胶州湾。他在那个春天在胶州湾的活动情况，没有被记录下来。17个月后，蓄谋已久的德国人就占领了那里。1898年10月关于叶世克的任命并没有马上被执行，发生拖延的原因，我们不知道。直到1899年的2月19日，叶世克才到达青岛，开始履行他的总督职责。

在叶世克就任不到一个月的1899年3月11日，总督颁布了一项新的决定，这就是在参议重要的殖民地事务时，平民团体的三名代表将被吸收参加总督府议会，这三名代表参与议事的时间是一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由总督在听取总督府议会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第二名由在商业登记中的非中国公司选出，第三名则在土地登记中的地产主产生。第三名代表不分国藉，但应是至少缴纳土地税50元以上者。这个做法，应该是对前段时间商人们非议政府施政不公平的回应。

接下来，叶世克就遇到了麻烦。先是筑路公司和当地民众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演化成了一个血腥的军事事件。随后，应德国公使由北京发来的应付危机的请求，叶世克先后派出了两支特遣队前往北京和天津。后来在1900年的6月19日，第三海军营又派出了一支新的特遣队赴大沽。

筑路冲突最终在1900年10月由叶世克和山东巡抚达成的协议获得解决。此后，在50公里地带以内的德国工程，开始由青岛方面和山东当局一起加以保护。而派去北方的部队，也在局势平稳以后陆续回到了青岛。然而，在这过程中，叶世克已身心疲惫。

从1900年7月起，一份每周出版的政府公报开始发行，它被用来刊登总督府的全部法令和通告。其中较为重要的和所有涉及华人的内容，除了德文外，还被要求同时用中文刊出。

早在1900年的3月24日，叶世克已在香港迎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海伦•沃琳。但是这之后他就进入了最受困扰的时期，并最终在1901年1月27日死于斑疹伤寒症。政府方面在叶去世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1900年那段困难时间里，“他不顾健康，全力以赴的工作，才加速了生命的结束”。一份政府文件赞扬说，他给自已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因为殖民地的繁荣将使他的名字不会被忘记。

传教士昆泽

传教士昆泽的青岛故事，是一个混合了奉献和经受不幸的经历。一方面，他成就了主的事业，而另一方面，他却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了失去亲人的苦痛。在试图将昆泽还原到当时环境进行描述的时候，我忍不住会去体验某个时刻，体味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J．阿道夫·昆泽（J.A.Kunze ）生于1862年，1884年来华，1898年4月15日抵达青岛，这时距德国海军进驻不足5个月。这样，柏林信义会就成了随着占领军最早到来的欧洲差会之一。昆泽和他的两个同事，是从遥远的广东赶来的，从1856年开始，昆泽加入的这个差会就在客家人中间传教。昆泽受到委派进行的这次旅行，目的是要把信义会的影响扩大到一个新的德国保护区。

实际上，风尘仆仆的昆泽几乎没有完全洗脱身上的灰土，就进入了角色，他和他的同事进入临时的军队兵营中，开始传递主的声音。而这个时候的青岛，如同另外一个传教士所描绘的那样，晚上能够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睡上一觉，就是主的恩赐了。

从1898年的春天至第二年的晚些时候，昆泽和他的两位同道一边学着北方官话，一边以他们认为有效的方法来进行传播福音的准备。直到一个小教堂和学校建成前，昆泽们的工作显然要比在广东时辛苦得多，这使得与他一同抵达的一名客家籍何姓牧师，因劳累和不习惯北方生活，在两年后客死异乡。

和昆泽一起到达青岛的，还有一个叫寇雷克的传教士。好象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广东。后来和昆泽一同工作的，是在1898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沃斯卡姆普（和士谦）。1899年9月2日，昆泽在今胶州路西端附近租用了一个“简朴但却结实的教堂”。这个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教堂，成为了德国保护区内的第一个基督教堂。到1900年柏林传教会在今济阳路上的住宅楼完成的时候，昆泽和他的同事们，才逐渐具备了开展日常工作的必要条件。1901年1月2日，柏林传教会胶州路礼拜堂举行了在青岛的第一次圣洗典礼。与此同时，昆泽还在台东镇的中心，主持兴建了柏林传教会的第二座礼拜堂。

20世纪晚些时候，依据华纳《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的中文资料，人们相信柏林传教会的住宅楼是由传教士路切维茨设计的。其实，在华纳的德文报告中间，这一建筑的设计者记录的却是昆泽。后来，指导华纳进行研究的马维立教授，证实了住宅楼的设计者是昆泽的说法，这使得这个至今还存在着的朴素房屋，成为了我们可以和昆泽进行对话的地方。

柏林传教会和魏玛传教会的距离很近。后来非常著名的传教士福柏和卫礼贤，都属于后者。据汉斯•魏克尔1908年在柏林出版的《胶州，德国在东亚的保护地》的介绍，昆泽加入的柏林传教会和卫礼贤加入的魏玛传教会，实质上有很大区别。柏林传教会“沿用自古以来的传教方式开展教务活动。传教士通过个人交往和慈善事业如学校、医院来努力深入人心。欲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先申请受洗，接受为期一年的洗礼教育。”而魏玛传教会则不同。青岛柏林传教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德国保护区和临近的几个县建立一个基督教区。设在大鲍岛、台东镇和李村的几个小教堂，均隶属这一教区。此外，传教会还兴办了一所德华学校，开设了德语、算术、地理、古汉语、圣经史和教义学等课程。

在经过了早期的异常艰苦的开拓性努力之后，昆泽坚持了下来，并看到了他始终期待着的正规福音堂以不同凡响的方式开始建设。这时候，昆泽在青岛已生活了9年。

1907年6月1日，处于内城和俾斯麦兵营中间的总督教堂建设项目，开始向东亚建筑师征集方案。1910年10月23日，总督教堂落成。这个在今天依然获得了很好保存的江苏路基督教堂，在建成后由昆泽主持了很长时间的教务。但是，另外的资料则显示，早在1905年，昆泽就已前往附近郊县传教，他在即墨先后购地数亩建造住宅和礼拜堂。1908年，昆泽到了胶州府，建起一处可容400余人的教堂。直到1911年，昆泽才重新返回青岛。

对柏林传教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昆泽，1922年8月在青岛去世。这一年，他刚好60岁。昆泽的一家，在青岛遭遇了一系列的不幸。在他去世前12年，他的妻子在一次探访华人信徒家庭时，不慎被感染了伤寒，并传染给了他们四个孩子中两个较小的，不久，昆泽的妻子和孩子，便在痛苦中相继死去了。

首任法官格尔皮克

尽管格尔皮克博士来去匆匆，但他的工作在青岛这个新的殖民地无疑具有奠基意味。当1898年秋天威廉二世使青岛成为了一个德国城市的时候，格尔皮克则在具体的法律事务上，让城市的公平保持了平衡。

保尔•格尔皮克（Dr.Paul Gelpcke）到达青岛的时间是1898年夏天，这时离德国占领这里不足7个月。这个时候的胶州湾，依然雾气弥漫。格尔皮克到来之前，柏林方面已明确了占领地由德国海军部而不是外交部管理的特殊体制安排，同时中德也在北京完成了《胶澳租借条约》这个必须的法律文件的签订。4月27日，威廉皇帝正式宣布胶州湾为德国保护区，并发布了租借地根据德国法律立法的命令。显然，至少在时间顺序上，格尔皮克的出现跟前面的这些外交、制度和法律安排，有相当的逻辑关系。

作为首位在青岛出现的德国法官，格尔皮克的工作，是帮助海军部的青岛政府建立基本的法律规范，并审理了一些最早出现的法律案件。在这个新的殖民地，他得到了政府方面的很好的照顾。比如，在1899年的时候，他住进了总督府为他专门准备的一所别墅，在当时，这是个很难得的奢侈安排，因为许多海军军官和重要的政府工作人员，还依然居住在一些简陋的临时建筑里。而这里，格尔皮克的居所拥有装修细致的敞厅、餐厅、客厅，并且设施完备。同时，居所室内的细节，也具有中西结合的文化象征意味：门券石柱上饰有龙凤浅浮雕，楼梯望梁柱左右分别装点着狮子和彩龙，木柱木梁上还雕有金龙。可惜的是，格尔皮克享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猜想，在这里的岁月，应该是构成这位德国法官东方记忆的最新鲜和生动的部分。

格尔皮克1898年6月份到达青岛后，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已经很多，并且许多事情在时间要求上显然紧迫。7月，青岛、李村两区设立法院，确定分别审理租借地的华人案件。随后到10月至11月，就有100多件法律案件在等待着法官的审判。据后来的统计，这两个月中间积累下的绝大多数案件，都牵扯到了本地的传统居民。与此同时，格尔皮克参与的殖民地法律的实施准备工作，无疑同样紧张，可以部分地印证这项任务的复杂和繁重的，是许多重要法令的颁发。1899年3月到6月的3个月中间，仅仅在行政方面就有《平民团体参加行政管理法令》、《地亩局法令》、《华人司法问题法令》、《胶州地区临时海关法令》、《青岛港规法令》、《食肉检验法令》和《牛奶运送检查法令》等相继颁布。

格尔皮克紧张的工作状态，似乎在1899年结束的时候才有了些可以轻松下来的理由：自1900年1月1日起，在大陆法系国家与《法国民法典》同为民事立法典范的《德国民法典》实施生效。这部由5编2385条组成的重要民法典，后来对瑞士、奥地利、日本及中华民国的民法，都有较大影响。同一天，和格尔皮克的工作直接有关的“新制定的帝国法律的一些规定，大部分已经开始在胶州生效”，这中间就包括了《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到了这个时候，格尔皮克个人的殖民地使命似乎已经完成了，因为这时离着他回国的日期，已经很近了。也许，只是在这时，这个有些疲惫的法官，才有机会享受到些许殖民地生活的乐趣。但是，本地的管理者却依然面临着新的问题，因为，对于那些涉及到在青岛保护区有自主性，但在处理时又必须考虑德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的地区性法规，仍然需要做一些更改。这中间，一份政府方面的文件，特别提到了地产登记方面法规的修改。

后来的这些工作和烦琐的日常法律事务，是由保尔•格尔皮克的继任者魏尔克以及克鲁森们陆续完成的。不知道出于怎样的考虑，格尔皮克回到汉堡后，魏尔克和克鲁森都没有进入到格尔皮克逗留过的沂水路3号居住。

实质上，关于法官格尔皮克、魏尔克和克鲁森的青岛故事，到今天依然是个没有细节的模糊轮廓。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至今不能够断定，在青岛之外，他们之间是否发生过直接的联系。从城市发展的一般逻辑推理，来自德国不同地方的法律专家在这里的工作，使得法律的施行和秩序的有效组织，在这个刚刚诞生的殖民地城市中间，成为了现实的可能。无疑，对成长中的青岛来说，格尔皮克们所扮演的角色，意义重大。

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

对青岛来说，蒂尔皮茨是个真正的魔术师。在100年的城市史中，如果可以排列出100个影响了发展进程的重要人物，蒂尔皮茨的名字毫无疑问可以出现在最前面。在几乎是完全意义上，蒂尔皮茨使自己成为了早期青岛城市开发和变化方向上的灵魂。在1914年之前，他的存在，就如同是一个魔术大师在柏林进行的个人表演，一个又一个遥控的奇迹，直接显现在了青岛这个年轻的殖民地上。

蒂尔皮茨的传奇当然不仅仅诞生在青岛，甚至，他在这个所谓的模范殖民地的作为，也并不是他充满智慧的一生中间最值得称道的。作为后来的德国海军元帅和海军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里德•冯•蒂尔皮茨（Von Tirpitz）在海军浸染的历史非常长。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费希尔，也是德国海军的灵魂。自俾斯麦以后，他是在同一个职位上连任时间最长的一人，整个德国的帝国海军，几乎可以说是由他一手缔造的。

1849年3月19日，蒂尔皮茨出生在勃兰登堡。作为一个高级公务员的儿子，他长大在法兰克福。从1865年加入普鲁士海军之后，他曾参加过普法战争，并在1877年起负责鱼雷研制。1889年，蒂尔皮茨出任战列舰舰长，翌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参谋长，1892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896年，蒂尔皮茨任东亚巡洋舰队司令，率舰队直接参与了胶州湾的占领行动。当从中国返回时，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述了对扩张的看法：如果德国不同时成为超越欧洲大陆范围的政治强国，它就会在下个世纪被泛美、大不列颠、斯拉夫以及日本的集结所毁灭。在当今冲突剧烈的世界上，海军是建立政治强国必不可少的基础。

自90年代中期起，蒂尔皮茨就全力以赴地从事于德国海军战略战术的制订，他对巡洋舰战争方案作了很大修正，使之上升到一个全新的理念。人们一般认为，对于这个由蒂尔皮茨制定并全力推行的新纲领，殖民主义思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897年至1916年，蒂尔皮茨出任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也就是海军大臣，在整个任职期间，他主导了1898年到1914年间的青岛军事、开发、港口和铁路建设、贸易、卫生、教育和人事、移民、种族事务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在一时期，蒂尔皮茨成为了青岛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一个魔术师般左右了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关键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德国海军之父蒂尔皮茨对青岛发生的影响力，要远大于皇帝威廉二世。他对这个租借地表现出的热情和坚韧，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想象。

和殖民地扩张思想相对应，蒂尔皮茨一直主张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舰队。1898年，他提出了第一舰队法案，1900年提出第二舰队法案。1911年，他获得晋升海军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因为力主实施无限制潜艇战，与总理发生分歧，最终在1916年3月被迫辞职。1924年至1928年间，他出任了国会议员。1930年3月6日，81岁的蒂尔皮茨去世。

蒂尔皮茨在青岛租借地的最有力的合作者，是他的知心朋友保罗•叶世克。在许多观点上，他们长时间保持了一致。这应该是蒂尔皮茨一直不热心威廉二世的弟弟海因利希亲王出任青岛总督的主要原因。但是，作为第二任的租借地总督，叶世克上校的作为并不显著。或者正是因为他的意外早逝，使蒂尔皮茨在1901年1月就失去了一个管理殖民地的最可靠的臂膀。

蒂尔皮茨的理想，是把青岛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商业意义”的城市。早在1896年，他就把谋取胶州湾作为经济发展，而不是军事发展置于中心地位了。这个目标，他到1914年德国溃败之前一直没有放弃。每任的青岛总督，都会得到蒂尔皮茨这样的指令，即实行一种积极的、有利于商业公司和工业企业到租借地安家落户的政策。所以，当第一任总督罗绅达没有尽力去这样做时，蒂尔皮茨就直接向威廉二世提出建议，罢黜了他的官职。

对于蒂尔皮茨来说，“商业与强权”是同一徽章的两面，都是为“民族福利”服务的。晚年的时候，他曾在回忆录中把在青岛建立一个“德国事业集结地”，描写为孜孜以求的目标。他说他一直试图“提升德国文化在国外的地位”，以便加强“德国文化的凝聚力”。

蒂尔皮茨的青岛故事和他的帝国海军计划，最终都没有成为传奇。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最后连蒂尔皮茨也不容易看见了。他和他的时代，成为了一个模糊的影象。

海因利希亲王

作为皇亲，海因利希亲王在1898年和1912年的两次青岛行程，被渲染的恰倒好处。他如同一个被武装了的道德使者，向德国这个东方殖民地上的同胞，传递出了关于荣誉、福音、文明和信念这样一些堂皇的声音。然而，关于亲王个人的一个企图，却被机智的掩饰掉了。我们相信，在1898年首任总督罗绅达遇到了一系列麻烦的时候，海因利希亲王的确曾经希望成为他在青岛的继任者。但历史往往喜欢用讽刺的方式留下些遗憾，用马维立博士在《单维廉传》里面的说法是，到最后一刻，亲王之愿，终不得偿。

海因利希的第一次青岛之行，是1897年12月15日从基尔港开始的。威廉二世当天到港口为亲王送行。这是一个所谓的“保护十字架”行动。亲王将在1898年春天担任德国东亚舰队的最高指挥。威廉二世、布雷斯劳有侯爵封号的大主教考珀与哥尼森、波兹南大主教施达布勒斯基，都发表了他们的祝词。

在送行仪式上，海因利希亲王说了这样一些话：荣誉和花环对我都没有吸引力，使我倾心向往的只有一种东西，这就是到外邦宣讲、布道陛下神圣人格的福音。12月16日，以亲王为司令的德国第二舰队离开基尔港，1898年2月11日抵达胶州湾。

海因利希亲王1898年在青岛的活动，多少都具有一些象征意味。7月16日，亲王在崂山的中德边界立起了一块界碑。它的前后有两个村落，一个在租借地范围内，一个则是飘扬龙旗的清朝地盘。

11月14日，亲王在信号山上主持了迪特里希石的落成典礼。1897年11月14日，指挥占领胶州湾的德国海军上将冯·迪特里希，命令在这里树起了象征胜利的旗帜。一年后的同一天，海因利希亲王使这个纪念碑的落成典礼，成为了占领者的公共节日。

7天后开始出版的《胶州官报》在第1年度的第1期里面，报道了11月14日这一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下午，根据海因利希亲王的命令并在他出席之下，在大操场上为下级军官和连队士兵举行了体育比赛。在拔河、障碍越野赛马、跳远和跳高、投掷保龄球等项目中，现场的欢乐气氛达到了高潮。报道说，亲王和总督向获胜者颁发了不菲的奖品，包括纪念册、一座银钟、银表链、茶具和相框等。《胶州官报》的记者描述，这一天在整个青岛散发的节日气氛，很晚的时候在各个饭店仍然可以感受到。

在青岛期间，海因利希亲王对罗绅达总督希望建立的青岛海关，给予了明确的支持。后来在北京，他还会见了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赫德帮助疏通总理衙门的关节，以尽快促成青岛海关的设立。

1899年9月23日，海因里希亲王还在青岛主持了山东铁路的开工典礼。当日，铁路正式开工建设，并在青岛和胶州府两地同时铺轨。

亲王在青岛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在具有符号色彩的租借地的地名、街道和建筑命名中，靠近海边的一条新路被命名为海因利希亲王大街；威廉皇帝海岸上的一个饭店被命名为海因利希亲王饭店；新城市东面的浮山，则被命名为海因利希亲王山。而作为职责，同时也是对追捧的回应，亲王则提出了包括兴建水兵俱乐部在内的一些建议。

1899年10月28日的《胶州官报》记载，亲王建议兴建水兵俱乐部的意图，是为士兵“提供修养栖留场所，以免他们游荡街头、出入下等餐馆和酗酒，并由此引起道德沦落”。而10年后帕默与克里格也在旅行手册《青岛》里，也记载了大致相同的意思：即这个供警卫部队和巡洋舰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休息娱乐的场所，是1898年奉普鲁士亲王殿下“要满足驻青岛的德国士兵”之命而建的。

海因利希亲王的第二次青岛之行，距上一次间隔了14年。记载说，1912年9月5日，亲王乘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到达青岛。在青岛过了一夜后，亲王先是去了趟日本，参加了明治天皇葬礼。10月返回时则进行了一次驻地军队检阅，并巡视了德华大学。这期间，他还重新游览了崂山。后来被人们发现的茶涧那块“1898、1912 PRINZENBAD”石刻，记录的就是他的这次重游。我们在《福柏医院年度报告（1912-1913）》里面，也看到了这样的记载：亲王殿下1912年10月在总督及其随员的陪同下，详细参观了医院及其设施。看完了军队、大学、医院和崂山，亲王就取道西伯利利亚，回国了。从此，他就不再有机会重新见到这个曾经的德国城市。

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

在早已烟消云散了的许多青岛往事里面，阿里文和胶海关的故事，无疑富有悬念。这个故事，是打开一把被雾气腐蚀了的锈锁的钥匙。

1898年，整个德国胶州保护区被宣布成为自由港。所有由海路运进或运出青岛口岸的货物，均不征税。若货物运进中国内地，或由中国内地运进保护地，再由海路进往他处，则须照章完税。为了简化关界的征税过程，首任总督罗绅达主张在青岛设立一处“总理一切”的中国海关。罗绅达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柏林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支持。

1898年春天，来访的德国海因利希亲王在北京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见过一面，讨论了在青岛设立海关的可能性，并请赫德帮助疏通总理衙门的关节。与此同时，赫德确定了筹办胶海关的人选，这就是阿里文。

恩斯特·奥尔默（Ohlmer）1847年出生在希尔德斯海姆，是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熟悉海关事务的资深德国专家。阿里文是他的中文名字。自1868年起，阿里文已经开始在中国生活，并为海关工作。显然，阿里文的职业水准和持续的敬业精神被得到了肯定。因为，早在1887年时，他就被任命为海关税务司。

1898年8月15日，奉赫德之命，阿里文由宜昌海关调来青岛筹办设关事宜。随后海关总税务司署又调派了12人协助设关。实质上，有关青岛设关的事情，直到1899年4月的早些时候，总理衙门的态度并不明朗。所以，阿里文前期的工作，是以调查员的身份进行的。通过赫德1898年10月10日致总理衙门的申呈可以看出，在这之前，阿里文在青岛已经拜见了罗绅达总督，并“颇蒙优待”。

阿里文到来之后，租借了东海常关青岛钞关码头的四栋平房，临时作为了办公室和宿舍。随后，阿里文与东海关道台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开始共同勘定关界。1898年10月10日，勘界协定签署。据此，确定德国租界地全部为未来海关的管辖区。完成这一工作的时候，阿里文来青岛还不到50个工作日。

与此同时，阿里文也开始了兴工修建兰山路上的海关公署办公楼及宿舍的计划。在整个海岸线上，海关工地所制造的尘土，成为了一种弥漫开来的希望。

从1898的冬天到1899年的春天，阿里文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盖房子，而是草拟了《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在规定了货物征税办法的同时，这份文件要求，青岛海关税务司由德国人充任，所用洋员宜选派德国人，与德国人文函来往，需使用德文。

1899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正式会订了这份文件的实施计划。9天后，总理衙门原则上同意了在青岛设关的方案，同时就《青岛设关征税办法》提出了少许的修改意见。3天后，赫德申复总理衙门，认同修改文本，并通报决定补授阿里文税务司之任。

1899年7月1日，胶海关正式对外办公，首任税务司阿里文管理全关行政事务。在原钞关码头的四栋平房里面，阿里文将新的海关内部机构分为了内勤和外勤。胶海关设立后，依照勘界协定，青岛诸海口原属东海关所辖租借地内的常关、分关及常关分卡或代办处，先后归胶海关管辖。

1901年8月10日，胶海关所建兰山路办公楼和职工宿舍竣工。1901年10月，胶海关设小港分关，在大赵村、流亭集设立陆路缉私分卡及台东镇火车站征税处。同年12月，阿里文主持编制的首期海关报告完成。一般看来，青岛德国总督和山东的中国政府方面，都对阿里文的工作表示了满意。1903年6月11日，山东巡抚袁世凯还曾发出奏折，为阿里文等人请功事。

胶海关的下一个起点，出现在1906年。大港的落成和胶济铁路的通车，酿成了1906年的新关税协定，至此，青岛关税体系基本形成。而在以后的几年中间，阿里文领导的胶海关在日常的贸易活动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1912年12月，阿里文呈请总税务司批准，在大港区新建海关大楼。1914年的4月，新海关大楼举行了迁址典礼。

1914年5月，67岁的阿里文返回德国。到了这时，这个德国人的青岛税务司故事，基本结束了。离开青岛后，阿里文带走了他46年中间所收集的大量中国瓷器。现在，这些文物收藏在他家乡的希尔德斯海姆博物馆。直到今天，十数年间阿里文制作的海关报告，依然是人们了解当时贸易状况的基本文献。这把解读青岛城市化进程的钥匙，阿里文没有带走。

总督特鲁泊

奥斯卡•特鲁泊（Oskar Truppel）生长在德国中部的图林根，那里有良好的绿色植被覆盖，被称作德国的绿色心脏。从图林根出发，特鲁泊77岁的一生中，到过了这个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通过海洋，他获得了丰富的个人体验，也堆积出了自己的事业履历。在表示着人生不同阶段的方向坐标中，图林根、柏林和青岛，是和特鲁泊有关系的三个最重要的地理标志。

和前两任青岛总督分别出身于财政官员和银行职员的家庭背景不同，第三任青岛总督特鲁泊是一个牧师的儿子。然而，他整个的一生，却和父亲虔诚信奉的职业没有关系。他1854年5月17日出生在图林根的卡茨胡特，在鲁道尔施塔特读中学。从1871年以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到1901年2月20日被任命为青岛总督，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为海军服务。

1871年至1886年之间，特鲁泊稳定地变换其在陆地和舰上的职务，并参加了下列的航行：1871年至1874年西印度群岛、北美和地中海；1876年至1878年西印度群岛、中北美；1879年至1880年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1883年至1886年环球航行。1894年10月至1897年12月，特鲁泊在柏林的海军最高司令部。1897年7月1日，在胶州湾占领事件出现前的4个月，特鲁泊被任命为海军中校。

在成为青岛总督之前，特鲁泊就已经和这个德国的占领地发生了紧密的联系。1897年12月，在占领行动出现一个月后，已离开柏林海军司令部的特鲁泊，在青岛被任命为轻型巡洋舰威廉王妃号的指挥官。随后他回到德国，护送第三海军陆战营乘坐达姆施塔特号运兵船离开威廉港，并于1898年1月底到达青岛。从1898年2月开始，他担任了德国胶州租借地的司令官，直至1898年4月15日首任总督罗绅达到达青岛。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威廉王妃号担任指挥官。1899年3月22日，特鲁泊被晋升海军上校。1899年7月，他离开威廉王妃号，在柏林出任海军部军事司长官。

特鲁泊再一次回到青岛并出任青岛总督，是因为叶世克在1901年1月27日的突然逝世。23天后，他被任命为叶世克的继任者。然而，或许恰恰是因为叶世克的意外，使得特鲁泊成为了在青岛任期最长的一位殖民地总督，到1911年5月离开的时候，理论上他整整在青岛工作了10年。尽管这期间他有过一些诸如休假、述职和另外原因的外出，但其大部分时间依然是在青岛度过的。在青岛任职期间，特鲁泊的军衔获得了稳定提升，1905年4月3日他成为海军少将，1907年9月17日成为海军中将，1911年1月27日晋升为海军上将。

实际上，1901年的时候，特鲁伯似乎在柏林海军部多逗留了几个月，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显示，特鲁伯海军部军事司的工作到4月才结束。1901年6月，他抵达青岛。

特鲁伯在青岛的作为，需要很长的文字篇幅来叙述。总体说来，他在贯彻蒂尔皮茨关于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具有“商业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的殖民城市方面，获得了部分成功。1905年6月，他在回答《每日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德国并不谋求在胶州建立一个强大的要塞。它仅只是在同日本发生冲突情况下服务于战争，而且即使在那时，由于日本就在邻近，也将不会保卫得很久”。特鲁伯认为，德国追求的是贸易，而在青岛这个向贸易、铁路和航运开放的自由港，一些特许权实质上适用于所有的投资者。他说，在他担任殖民地总督一职期间，他把欢迎外国企业到青岛投资视为一种光荣。

在特鲁伯的任期内，青岛基本完成了一个“模仿殖民地”的结构，这其中包括了城市建设、港口和铁路建设、关税改革、繁荣商业、协调和山东的关系以及制度、法律、移民、教育、卫生、旅游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在青岛商会1911年制作的一份的报告中，商人们对特鲁伯10年中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1891年5月13日，也就是到达青岛的前10年，特鲁伯在不来梅与安娜•穆勒-萨乌瓦勒结婚。安娜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不来梅。特鲁伯夫妇育有了两儿一女。不幸的是，他的长子海因里希在只有13岁时就死去了。

1911年5月，特鲁伯结束了他在殖民地的工作。5月14日他搭乘格奈森瑙号军舰离开青岛。当年的8月19日，特鲁伯退役，并在同日被授以爵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柏林的弗洛瑙，1931年8月20日，他在那里去世。

工兵上尉米勒

作为德国海军青岛驻防部队的防御工事长，工兵上尉米勒（Müller）的使命从军事占领之初一直延续到1908年。米勒参与了许多军事设施的设计与建设，其中包括主持了占领色彩浓郁的迪特里希石的建造。1897年11月14日，指挥占领胶州湾的海军上将冯·迪特里希，命令在信号山上树起了象征胜利的旗帜。一年后的同一天，普鲁士的海因利希亲王在这里主持了一块石碑的落成典礼，并使这一天成为了占领者的公共节日。米勒设计的这座纪念碑，矗立在德国后来命名的迪特里希山的半山腰，用天然岩石砌起碑体。岩石上凿有一个庞大的帝国鹰徽，下方重凿出总高约5米的双弧线状碑文。碑文为：他为皇帝、为帝国赢得了这片土地，这块岩石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迪特里希石。

尽管原始的迪特里希石仅仅存在了13年多一点时间，但它对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的刺激，却难以用时间计算。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记录中间，强烈感受到历经者的愤慨。严格说来，这块石头所伤害的，并不仅仅一个城市的情感，究其实质，它是对整个大清皇朝权威和尊严的藐视，是对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立文明的颠覆。风雨飘摇中，德国工兵米勒雕砌的石碑所面对的，是一个落日帝国。

在我们看来，迪特里希石的意义，一如1903年在北京竖立起来的克林德纪念碑。前者是铭记德占青岛，后者是纪念1900年6月20日被杀的德国驻北京公使。这其中的差异是，迪特里希是块自然石，由德国人雕刻上文字试图改写历史；而由皇太子载淳主持落成典礼的克林德牌坊，则由大清王朝掏腰包，为一个德国人的死亡而告诫天下。这样的比照，足以令我们震撼。

德国人溃败后，迪特里希石被日军改写了碑文，以纪念1914年11月7日这个日本占领日。又一个13年后，在青岛归还中国政府进行主权管理之前，日本方面于1922年12月10日拆除了纪念碑，并将其运往东京。到了这个时候，曾经巍巍然的大清王朝，早已经分崩离析了。

设计和建造迪特里希石纪念碑，仅仅是工兵上尉米勒在青岛这个德国殖民地所履行的使命之一，这件具有强烈象征性的表面工作，并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实质上，在1898年的时候，米勒最紧要的职责，是尽快地组织原清军营房的维修和添置一些必须的设施，以应付困扰着占领军的居住难题。1898年9月25日出版的《法兰克福报》，曾经刊载过特派记者8月初发自青岛的一个报道，要求对令人担忧的住所状况，“必须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报道描述说，“士兵们守卫在高处营地上，他们在发出霉味的小屋中睡不着，夜里他们的吊床就架在树之间或者懒散地躺在土墙上。只有中士坐在外边观看纸牌，直到他们再也熬不过困倦。”在这种窘迫的局面结束之前，米勒上尉显然没有放松的时间。

1899年夏季，班疹伤寒和回归热对青岛的大规模袭击，导致了米勒工作量的加剧。在这次流行时疫的打击中，宿于临时营地的29个德国士兵成了伤寒症的牺牲品，这一数字占德军驻占青岛兵力的2%。而卫生专家相信，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秋天开始，米勒紧张地投入到了永久性的伊尔蒂斯兵营的建设中，直到1901年的4月兵营第一期工程完成。第三海军营伊尔蒂斯营地首先完工的是两座各容纳一个作战连队的营房，竣毕后立刻就交付了使用。随后，兵营的给水和排水设施也投入了施工。兵营的下水系统和整个维多利亚海湾一带的排水设施是连接的，这些陆续安装的下水陶管长达3212米。

据信，在1908年离开青岛之前，米勒几乎参与了包括要塞工事在内的所有重要军事工程的设计与建造。可以证明当局对米勒工作的赞赏的，是一条街道的命名。在1914年前的整个殖民地时期，今天的登州路，被称为米勒上尉路。这条路上，建筑有一个海军营地和一家私营啤酒厂。然而，登州路并没有让工兵上尉米勒被铭记，就象迪特里希石最终并没有保佑德国一样。

在米勒离开之后，青岛的军事设施的建造就基本停止了。《法兰克福报》1909年2月8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认为，继续扩建一些新的要塞，不仅会导致相邻的日本人的不信任，而且对 “纯粹的贸易殖民地胶州”有直接的损害，因为，中国人肯定不会因军事设施的增加，而增强与德国的友好关系。

铁路工程师锡乐巴

锡乐巴和山东铁路以及其起点城市青岛的联系，开始于1899年。但实质上，锡乐巴和中国铁路的联系，则要早很多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个锡乐巴，一部中国早期铁路史的好多情节，都要改写。

海因里希•锡乐巴（Heinrich Hildebrand）生于1855年，成年后，他被培育成为了一名铁路设计师。在31岁的时候，锡乐巴的命运开始和陌生的中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1886年，德国首相俾斯麦派遣了4名铁路工程师到北京学习汉语，以为日后中国政府准许建造铁路时做好准备。锡乐巴是这4个人的其中之一。

很快，锡乐巴就得到了指令，建造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但是锡乐巴很不走运，这条中国最早的营运铁路在建成后不久，由于中央政府一些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被拆毁了。从1892年至1898年，锡乐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设计铁路，他设计建造了从汉阳到湖北大冶铁矿的铁路。后来，锡乐巴又先后设计了沪宁、京汉、汉渝等铁路的方案。但锡乐巴所有已经预先做过勘测和设计的铁路，没有一条最后交给德国公司建造。到了1898年，中央政府任命了盛宣怀来领导中国的铁路建设。随后，锡乐巴成为盛的技术顾问。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锡乐巴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不过，带给锡乐巴好运的，并不是盛宣怀。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关于青岛的租借条约签署，根据这份条约，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允许德国修筑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线。刚刚让盛宣怀招募的锡乐巴，被德国银行集团委派来山东，着手进行建造铁路的设计。

1899年6月，由德国十四家银行共同出资5400万马克组建的联合体山东铁路公司成立，锡乐巴成为这家公司驻青岛和山东事务所的经理和首席工程师。这一次，锡乐巴开始成为在中国的德国铁路的建设主角。这个事业在1899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4岁了。

查阅1899年10月制作完成的年度《胶州备忘录》的记载，山东铁路公司被明确的任务是：将该铁路在5年的期限内修好并付诸营运。以“将山东北部的最重要的煤炭产地和青岛与济南府之间的最重要的城镇都紧密联接起来”。

1899年9月23日，海因里希亲王在青岛主持了山东铁路的开工典礼。当日，铁路正式开工建设，并在青岛和胶州府两地同时铺轨。

1901年4月1日，铁路筑至胶州，并于7天后通车。据当时青岛出版的德国官方报纸的记载，铁路开通后，从青岛至胶州大约只需两个小时便可以到达。而在这之前，这段道路需要走上一天半。在锡乐巴的有效组织下，随后的工程是在边建设边通车的情况下进展的。1902年6月，铁路筑至潍县；1903年4月，铁路通至青州府；9月，到达张店。1904年6月1日，铁路到达济南。当日，山东巡抚和德国胶州总督都参加了庆祝山东铁路全线贯通的隆重典礼。

根据《胶州备忘录》的记载，完成后的山东铁路，包括张店至博山的支线在内全长441.4公里，其中主干线384.6公里，共设有55座车站。整个铁路工程造价为5290.1万马克，平均每公里为11.99万马克。

从1899年至1908年，锡乐巴一直在青岛担任山东铁路公司的经理。显然，在锡乐巴漫长的中国经历中间，参与山东铁路的设计和修筑，是他成为职业铁路设计师之后最稳定也最为成功的事业。有意思的是，锡乐巴有一个叫皮特的兄弟，也是山东铁路的修筑参与者。作为区段工程师，他直接参与了铁路的修筑。在这个期间，皮特·锡乐巴负责建造五号区段。

海因里希·锡乐巴从1899年至1909年一直住在青岛，1909年他回到德国。之后，他的弟弟皮特从1909年到1914年一直担任山东铁路公司的经理，直到德国战败。锡乐巴兄弟的故事，几乎构成了整个山东铁路建设故事的最核心部分。这个故事在1914年发生转折之前，锡乐巴兄弟的身影无处不在。

1910年，作为铁路方面的顾问，锡乐巴被铁路大臣盛宣怀再次招回了中国。但是，随着在辛亥革命受到的影响，盛宣怀病了，因此，锡乐巴在1912年又返回了德国。后来，他担任了圣卡特琳娜铁路公司的经理，直至1925年8月29日在柏林去世。

那一年，锡乐巴正好70岁。

锡乐巴去世的时候，他一手建设和管理的山东铁路，正发生着激烈的劳工权利运动。他去世的前一天，胶济铁路总工会的一份呼吁书，刚刚在一家工人杂志上发生。

铁路工程师魏勒尔

参与了山东铁路起始阶段建设的路易斯•魏勒尔（Luis Weiler），出生在1863年9月9日。魏勒尔的父亲就是个铁路工程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对铁路的兴趣。青少年时期，魏勒尔曾在汉诺威和柏林的技术大学学习工程。而在来青岛之前的1893至1897年，魏勒尔已经在泰国参与了曼谷到卡拉特的铁路修筑，这期间他担任了区段工程师。后来他返回德国，和伊丽莎白•琼结婚。

作为铁路工程师，魏勒尔1898年6月来到青岛。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琼。魏勒尔在青岛工作了3年，负责山东铁路第一区段的建设。这一区段的距离是从青岛到兰村，是山东铁路最初的60公里。

实质上，在魏勒尔到达青岛整整一年后的1899年6月14日，集中了多个利益集团的山东铁路公司才获得命名成立。但是当时它的本部依然在柏林，还没有进行向青岛的搬迁。山东铁路公司拥有基本资金5400万马克，它的第一个任务是：在3年的期限内，将该铁路青岛至潍县段修好并付诸营运。而魏勒尔担负的区段，就在这其中。

在当时的青岛，“每件事都可以说与铁路有关”。1900年11月19日出版的《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上，该报记者描述了自己的强烈感受：我发现官方和商业方面的愿望几乎全都集中在了铁路上。这张报纸指出，山东没有赖以交通的水路小流，而且其道路状况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糟糕，非常少且并非是现成的。大部分是丘陵的山东，交通的明显不足阻碍了进步，同时也掩盖了其真实的潜在力量。《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认为，铁路很可能最终会使这种力量表露出来。

1899年10月完成的一份政府报告说，1899年9月，在完成路线确定所需的一切准备工作以后，山东铁路已在两个地点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建工程。这两个地点，就是青岛和不在德国殖民地范围内的邻近城市胶州。首先进行的，是为修筑路基所必须的土工。至10月初政府报告的截止日期，在首段二处各约20公里的地段上，估计要进行的18万方土方工程，已完成了10万方。

在青岛，铁路首先接近已部分建成的港口，然后拐弯通过港口的背面。根据《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的记录，在1900年秋天的时候，铁路工程正在迅速地向前推进。从殖民地青岛到山东的胶州，铁路主要是围绕着胶州湾修建的，有80公里的距离。在这张报纸的记者进行采访的时候，铁路正在铺设铁轨，而且两台机车已经运到。

但是，青岛到胶州之间的铁路，并没有如《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记者预料的那样在1900“年底前完成并交付营运”。主要的麻烦并不是发生在这一区段，而是内地。1901年1月17日的《柏林日报》有报道说，虽然山东铁路公司未能按其原计划继续由胶州城向内地铺轨，但随后在青岛到胶州的路段上，还是使用了从内地被驱逐的官员和工人。铺轨工作从青岛和胶州两个地方相对方向进行。在1900年12月31日《柏林日报》收到的电报通讯中，从青岛已铺轨到37公里处，从胶州出发已铺到46公里处，仅差9公里就接轨了。从上面的记录看，魏勒尔责任的从青岛到兰村的工程，到这时似乎并没有完成。

90天后的1901年4月1日，从青岛出发的铁路终于铺筑到了胶州。7天后，这条连接殖民地与内地的重要通道开通。当天，包括前总督罗绅达在内的一些头面人物，参加了青岛至胶州铁路的开通剪彩仪式。

在负责从青岛到兰村的工程的同时，魏勒尔还设计了铁路公司的一所房子和一幢公寓楼。这座房子在铁路主站西边的广州路上。魏勒尔自己并没有在那座新房子里住多久，因为在完成了他负责的筑路工程之后，他就返回了德国。魏勒尔离开青岛的时间是1901年6月，在他离去一年以后，山东铁路筑至潍县。这个时间刚好和政府在1899年计划的期限相吻合。

1903至1904年，魏勒尔参与了巴勒斯坦铁路的建造。后来，他重新回到了泰国。从1904年7月1日开始，魏勒尔担任了泰国州铁路的董事长，直至1917年同盟国强迫泰国对德宣战。随后，魏勒尔被拘禁。在泰国，魏勒尔失去自由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不久他就病了，他被允许乘坐一艘丹麦籍的轮船回国。但是，魏勒尔没有能够活着回到祖国。1918年1月16日，他死在这艘船的甲板上，终年55岁。我们不知道，他死去的时候，他的妻子琼是否和他在一起。

筑港顾问里希特恩

埃米尔·里希特恩（Emil Rechtern）在青岛逗留的时间很短暂，所以，把里希特恩1899年的这次历时几个月的青岛之行称为访问，是合适的。实质上，作为柏林德国政府海军部的技术官员，里希特恩对青岛港的建设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所以，即便是从职务范围和管理权限上看，他在1899年的青岛之行也符合访问的性质。

根据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向青岛的城市史研究人士提供的线索，里希特恩1839年5月7日出生在不来梅近郊。1876年他成为威廉港的海军建港顾问后，威廉港的军港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在1891年的时候，里希特恩被提拔到柏林德国政府的海军部。所以，当1898年在青岛建立一个现代港口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有关方面希望得到有经验的里希特恩的支持，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实质上，存在着海军部曾向里希特恩咨询过的证据，这包括了青岛的港口应该建在哪里，以及如何建设等专业问题。而后来里希特恩的青岛行程，显然也与港口有密切关系。

在里希特恩到来之前，青岛港口的建设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根据把大港建在胶州湾中的计划，1898年的年底，政府方面就开始由妇人岛及与其毗邻的位于西南方的一个暗礁所在的水域之间填筑一道石坝。这道石坝将构成港内抵御强大西北风侵袭的防浪堤的主要部分。石坝工程所用石料，分别来自沧口以北的采石场和在今青岛山北新开的一个采石场。一条铁轨由采石场通往海岸，石料则一个活动的倾翻架装上车辆，以方便在所需地点翻卸。

1899年秋天制作的政府报告记录，当年的夏季里，测量技术部门对港湾水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这次勘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搞清楚在海平面下多深的地方才能触到岩石，因为这可决定需要疏挖的港湾的水深。在开工前进行的钻探取样，初步结果已通过在大约延伸4平方公里的水域内的勘查，获得了满意的证实。到报告完成时，勘查工作已经结束，而码头的最终设计方案，也可以提出了。

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希特恩出现在了青岛。

在到达青岛之前，里希特恩实际上不仅仅接受过一般性的咨询，他也曾经被要求去青岛直接指导或监督那里的港口建造。但是，这个要求被里希特恩拒绝了。人们不确切知道里希特恩拒绝担任这个职务的真正原因，但从年龄上推断，他在接近60岁的时候如果长时间被派出在一个待开发的殖民地任职，可能有相当的困难。从研究者后来掌握的实际情况看，里希特恩的健康状况可能并不是很好，因为在拒绝了去青岛任职的5年后，他就去世了。但是，没有亲自监督青岛的港口建造的里希特恩，还是认真地选择了一个能干的技术官员去了青岛。1898年5月16日，受里希特恩派遣的筑港工程师乔治·格罗姆施来到青岛，成为青岛建港部门的首位负责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格罗姆施对港口的建设过程和大港最后如何完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他反对改变最初计划里的一号码头和二号码头的走向等。

里希特恩1899年在青岛活动的具体细节，研究者目前还没有获得可信任的记录。据说马维立博士在里希特恩的孙女那里得到了里希特恩的日记，但尚不清楚那里面是不是涉及了里希特恩1899年访问青岛的内容。在青岛的几个月，这个60岁的海军港口建设顾问的行踪，被胶州湾的海浪淹没了，人们不知道这中间是否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史实。文件显示的是，在1899年秋天的时候，海军胶州政府计划的工程修建速度是，当山东铁路由潍县修到青岛港并交付使用时，这个港口应能对若干艘大型船只提供有蔽障的泊位。同时，政府希望妇人岛至暗礁之间达到高水位线的石坝工程，可以在1900年的早些时候完成。那样，就可对港湾内域进行有效的保护，以使政府船只、私人舢板和帆船可在这里得到安全的停泊。

最终由维林公司获得了的港口建设工程后来进展顺利，1904年3月6日I号码头投入使用，胶州总督以及山东巡抚周馥都出席了竣工仪式。随后II号码头也在1906年完成。里希特恩应该获得了I号码头建造顺利的消息，但他却不知道胶州总督关于为“殖民地历史一个如此重要的阶段”立一块纪念碑的想法，他没有活着看到这个码头的最终建成。1903年5月3日，里希特恩在柏林去世。

筑港工程师斯提克弗茨

和作为铁路工程师与青岛发生联系的锡乐巴一样，以筑港工程师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斯提克弗茨，接受的都是独立商业机构的委派。连接锡乐巴的是山东铁路，而围绕着斯提克弗茨故事的一直是青岛港。和之前已经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的锡乐巴不同，斯提克弗茨对与这个陌生城市的遭遇缺少准备，并且，他似乎算不上喜欢这里。

约翰·斯提克弗茨（John Stickforth）所服务的，是汉堡的维林公司（C. Vering Co. &），这个公司在早些时候青岛的一些出版物上，一直被翻译成回利格公司。早在1875年，维林还是不来梅的一个不出名的铁路工程师，可能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不确定的考虑，后来他开始转行从事港口建设。1879年，维林在威廉港参与了海军码头的大规模扩建工程，1883年至1889年，他则在汉堡建造了3个远洋轮船的港池。之后，他还参与了耗资3200万马克的北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工程。

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建造一座可以通行大型军舰和远洋轮船的现代化港口，便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此前，虽然中国军队早在1892年就已经建造了一座伸入大海的栈桥，但这座简易的军用码头仅能靠泊吃水很浅的小型船舶。经过柏林海军测量部的考察勘测，新港口最终选址在胶州湾内，原因是那里夏天不受东南季风和可能到来的台风影响，冬季也可以躲开强劲的北风。

筑港的首要任务是建造一座巨大的半圆形防波堤，以保护锚地免受北风的影响。这座防波堤的建造开始于1898年10月29日。1899年，防波堤的建筑工程由施密特公司接手。

早在1898年5月，受海军部建港顾问埃米尔·里希特恩的派遣，格奥尔格·格罗姆施就成为了胶州总督府筑港工程部的首位负责人。5月16日，格罗姆施来到青岛。随后，格罗姆施制订了整个大港，包括后来的半圆形大防波堤和I、II号码头的建设规划。维林公司的出现，基于格罗姆施和总督府的一个共识，这就是他们都认为，大港工程的建造，应交由一家私营公司来完成，而来自汉堡的维林公司恰好符合要求。

1898年11月23日，维林在汉堡和海军部进行了首次会谈。结果维林表示愿意负责建造青岛港，并提出把工程师约翰·斯提克弗茨派往青岛。在1896年的时候，斯氏已经考察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但随后进行的合作并不顺利，斯提克弗茨在1899年来到青岛后只看了看施工现场，就离开了。显然，在一些我们不十分清楚的关键环节上，他和格罗姆施或者叶施克总督没有取得一致。这样，青岛方面便决定取消与维林公司的合同。

原本，斯提克弗茨短暂的青岛接触，就会以匆忙的方式结束了，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却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原因是柏林的海军部无法再找到另一家愿意建造青岛港的德国公司，只好回过头来，再与维林公司商榷。据说，在这个有利的时机，维林问斯提克弗茨，工程的造价会有多高？斯氏的估计是8501000马克。但维林回答，这根本不够。最后，维林向德国政府提出了他的报价：9519250马克。经过长时间的磋商，1901年3月25日，德国政府最终在汉堡与维林公司签订了合同，同意支付9336840马克的建港费用。这样，约翰·斯提克弗茨就重新回到了青岛，和他的助手弗里德利希·施瑙克一同负责起了码头工程的建造。

在斯氏的组织下，1904年3月6日I号码头投入使用。当天，总督在竣工仪式上对施工公司的“各位先生”表示了感谢，并“感谢全能的上帝迄今给予我们事业的护佑，祈求他将其护佑和支持的手保持在这项工程的始终”。上帝继续帮助了斯提克弗茨，在1906年，II号码头工程获得完成。

在重新回到青岛的开始阶段，斯氏住在现武定路北端的维林公司别墅，大约在1905年前后，他搬到了沂水路。结束了青岛港的建设后，斯提克弗茨在1909或是1910年的时候离开了青岛，在此之前，施瑙克已于1907年回国。后来，维林公司就从所有的记载中消失了，看不到一点踪影。

1925年，受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的邀请，当年的筑港工程师施瑙克又回到青岛，并从1927年2月起担任青岛港的顾问工程师，直至1937年在青岛去世。就在施瑙克去世的前一年，于1934年开工的大港III号码头在2月10日举行了竣工典礼，而这项工程同样是由德国工程师沃尔特·伯特舍尔负责建造的。

牧师舒勒

1900年的9月29日，当威廉·舒勒从总督夫人海伦•沃琳的手中，接过由在青岛的德国妇女赠送的教堂台布装饰时，他后来一度租用的德县路3号才刚刚开始建设。赠送仪式上的应酬和紧张施工的工地之间，没有构成任何必然的联系。在这个忙碌的上午，舒勒并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这里的短暂房客，当然，他也不会想到一个世纪以后，自己会被戏剧性地指认为是这里的主人。

由于托尔斯顿·华纳在他的著作中的误解，德县路3号曾经长时间被认定为“德国总督府牧师住宅”。证明华纳错误判断的是马维立博士，他在给青岛一位建筑历史研究者的名为《波恩评论》的通信中认为，这所建于1900至1901年的房子，事实上属于商人哈拉尔德·克烈纳。

遗憾的是，商人克烈纳的青岛行迹，现在依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发现，而和这个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一起被时间淹没的，还有他的房子里面的许多匆匆来去的过客。根据马维立教授从波恩提供给青岛学者王栋的资料，克烈纳公司的办公室在大鲍岛，他自己也居住在大鲍岛。克列纳在德县路买地建房的目的，是为了出租。在城市开发初期建成的这栋私人建筑，以一个敞开式外廊为标志，透露了一种开放的姿态。我们猜测，在一些闲暇时间，这里的房客应该有机会松弛下来，透过二楼南边的窗户，眺望到前海的风景。或者，在这里的房间里面，还可以找到诸如阿·施尼茨勒的《古斯特少尉》和托马斯·曼的《去墓地的路》这些刚出版不久的德语读物。它们从遥远的地方被输送到这里，所产生的精神慰藉作用大约相当于半个牧师。尽管，在克烈纳的房客名单里面，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牧师。

其实，除了对克烈纳青岛行迹的缺乏了解外，我们对魏玛传教会的威廉·舒勒牧师，也就是后来克烈纳的房客，也仅仅是一知半解。一般说来，和传统的天主教不同，新教传教具有鲜明的行动主义和乐观主义特色。要以迅速的、大量非基督教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来履行建立上帝之国的任务。而舒勒的到来，相信是为了减轻魏玛传教会同事卫礼贤进行“皈依基督教”工作的负担。有一段时间，卫礼贤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病得很重，后来幸亏及时去了上海治疗，才得到恢复。也许正是因为卫礼贤健康状况的糟糕，才使得魏玛传教会下决心再增派舒勒到青岛来。

从1900年5月起，舒勒成为青岛的新教牧师。他的薪水由总督府支付一半，另一半则由魏玛传教会支付。当年的秋天，舒勒在向魏玛传教会的报告中说：“迄今每星期日10点在总督府新教教堂举行弥撒。最近除了海军炮兵的蓝色外衣和水手的军服上装外，也出现了不常见的正规军尖顶头盔和制服。这些人以其家乡着装的方式，透露出他们是刚到亚洲的新人。去年夏天因为很多人被调到外围兵站和疾病，整队前来参加弥撒的连队数目常常锐减。”在舒勒看来，通过珍贵的圣台新台布的装饰，小教堂的外装饰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是青岛夫人们的礼物。这个礼物在1900年的9月29日，由总督叶世克的夫人交给了舒勒。

从1900年2月开始，舒勒住到了传教山魏玛传教会新盖的“可以容纳两个家庭”房屋里（今上海路9中内），与卫礼贤是同一座房子里的邻居。卫礼贤住在东翼，舒勒住在西翼。随后，他们俩人的未婚妻也分别从自己的家乡来到了这里。1902年，舒勒成为了新教教区的全职牧师，这时开始由总督府支付他全部薪水。因为他居住在小鲍岛的上海路，离欧人居住区太远。这样，总督府便为他租用了德县路3号克烈纳德住宅里面的一套公寓。

但舒勒在那里只从1902至1904年居住了一年半。后来他辞去了牧师一职，并回到了上海路的魏玛传教会，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了。舒勒离开后，德县路3号房子仍然存在着，并在许多住客的来去中跨越了百年。这中间，包括了一些经历过传奇人生的人物。较之那些在偏僻乡间供奉神职的同道，作为官方牧师的舒勒在城市开发初期的生活该算是安逸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安逸对这位牧师似乎很短，旋即，我们便找不到了他的踪影。上海路传教山魏玛传教会的房屋和德县路3号的克烈纳住宅，成为了我们搜索威廉·舒勒本地生活的两个实物坐标。

建筑师罗克格

作为一个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Curt Rothkegel）在青岛具有显著的代表性。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至今依然保存着的作品，几乎全部成为了具有标志性的典范，更在于他在这些设计中间，表现出的激情和创造精神。他的出现，打破了青岛早期沉闷保守的建筑设计风尚，为这个年轻的殖民地城市注入了一股蓬勃的朝气。

罗克格生于1876年，他在进入青岛之前的经历，大多没有被本地的城市史研究者掌握。人们倾向于认为，他的建筑师生涯，可能就是从青岛开始的。他从1903年的秋天起，担任了德国青岛海军政府建筑管理局建筑处的建筑工程师。但是，在已经被确认了的罗克格建筑设计目录里面，他在这个期间的创作完全是空白。大约在1905年，罗克格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职业自立生涯。区别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标志，就是他在这个年度设计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原政协礼堂，今泛海名人酒店东北部分）。

严格地说，在整个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并不是艺术家自由创造的天堂。威廉皇帝曾明明白白地表示：不管什么艺术，只要超出了划定的界限，就不再是艺术。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艺术家们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在帝国的海外殖民地上，这种束缚就愈加变得苍白无力了。或许，作为罗克格的事业奠基之作，青岛海边上的饭店音乐厅，便是去除了君主专制精神压迫的结果之一。

完成了亲王饭店音乐厅的设计，罗克格接下来的订单是药剂师拉尔茨的医药商店大楼（今广西路33号），同时，他还为海伦·路德在德县路设计了路德公寓。但是，在拉尔茨医药大楼究竟是不是出自罗克格之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位德国学者将医药商店和罗克格设计的另外一些建筑进行比较后指出，这里“山墙与路德公寓有异曲同工之妙；蒙莎顶的处理又类似于天津的康科迪亚德总会；曲线的运用亦见于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而药店底层的粗大花岗石柱，则可在青岛基督堂的东边门上见到踪影。”不过，这终究是推测，到底医药大楼是否真是罗克格在音乐厅之后接到的新订单，依然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1907年6月1日，青岛总督教堂（今江苏路基督教堂）建设项目正式向东亚的西方建筑师征集方案，罗克格参与竞标并最终获得了成功。1909年3月26日柏林出版的《德国建筑业报》，曾经刊载过罗克格的一篇文章，阐述了总督教堂的创作思路：“鉴于各种设施均设在建筑底层，教堂需要较宽大的基座。与此相应，其纵向空间延展并不显得过分引人注目。这一设计十分吻合高地建筑的要求，塔楼的设计高度为27米，从而不至于导致与周围山地高下悬殊的效果。”不过，塔楼的设计理想与实际施工方案依然有一定差异。建成的塔楼实高36米，塔盖的式样也比罗克格具有现代风格的招标方案更为保守。据记载，当初的方案评委会鉴定说，该设计达到了油画般的效果。

在1908年前后，罗克格先后去过天津和厦门。在这两个城市，他分别设计了天津德国总会和厦门的美国海军招待所，后者的设计是罗克格受中国政府的委托进行的。在这之后的1910年，他参与了青岛的一个德国俱乐部的设计。

1910年以后，罗克格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了北京。他受聘设计了国会大厦和临时国会大厦、北京国际俱乐部、皇太子载洵的别墅。同时，他还参与了海军部大楼的筹建规划。国会大厦的设计，受到了朝廷的肯定并已开始动工，但由于后来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这座巍峨的巨大建筑，仅仅在完成了地基和土石工程后，就不得不宣告搁浅。

接下来的1911年，在德累斯顿的医疗卫生展览会上，罗克格按照中国风格设计了大清帝国的展览厅。1914年，罗克格完成了两件重要作品，一是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称帝加冕仪式设计了政事堂，二是受托设计改建了北京前门和皇城城门，后一件作品由于同时给前门城门上的箭窗设计上了一串半圆型的装饰线，使罗克格受到了空前的指责。

在北京的交通部着手按照罗克格的方案改造前门时，罗却回到了青岛。1914年秋，罗在日德青岛战役中被俘，在日本俘虏营中被囚禁6年。1920年，罗返回中国，继续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从事设计活动。1924年，在完成了德国驻沈阳领事馆和法国红衣主教的住宅等设计后，前后在中国工作了接近20年的罗克格返回德国。1946年，这个优秀的建筑师在柏林病逝。

律师齐默尔曼

1879年出生的曼弗雷迪·齐摩尔曼（Manfred Zimmermann）来到青岛的时候不到30岁，他的职业身份是律师和公证人。除了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齐摩尔曼还相继担任了福柏医院（今人民医院）的董事会主席和登山、狩猎等多个民间协会的负责人。

在齐摩尔曼领导的福柏医院董事会里面，成员包括有管理汉堡—美洲航线的尼考莱，和埃勒斯公司的克勒克纳，他们分别是秘书和财务主管，副主席贝恩属于施瓦茨科普夫公司，副秘书威廉博士则属于魏玛布道团，其他成员为医学博士埃尔勒、副财务主管西姆森、海关官员巴坡和施密特。

紧密围绕着齐摩尔曼的青岛故事的，是他在沂水路和湖南路口建造的房子。作为这个朴素房屋的原始所有者，齐默尔曼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的离开，同时伴随了一个德国法律时代的结束。

总督广场（今市人大办公楼前）东面齐摩尔曼的这个建筑在1910年出现的时候，南边的开治酒店和西边的胶州法院都还没有进行建设。这样，总督广场的边界，实质上首先是由北面的官署和东面齐默尔曼的这个住宅规定下来的。

也许是土地拍卖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总督广场周围的建筑并不完全是政府所有，这里既有私人住宅，也有商业建筑。这中间，就包括了齐默尔曼的办公室和住宅。在后来的一个时期，这里成为了英国领事馆。齐默尔曼获得土地的途径和交易情况，没有记载。在他进行房屋的建设之前，这块土地似乎已经闲置了10年。

在当时，作为受到许可的律师和公证人，齐默尔曼的工作和他给城市所能提供的服务，无疑是维护这个德国模范殖民地正常的法律秩序的重要环节。但是，对青岛来说，齐默尔曼却显然不是这个领域的最早的职务履行者。在他之前，已经有至少一位德国职业律师获得过本地从业的许可。

早在1899年10月至1900年10月的《胶州备忘录》里面，就涉及了殖民地专业律师的匮乏问题。1901年7月，青岛已经有一名律师开业。一个月后，总督府颁布了关于律师费用的法令。规定青岛德国保护区内律师雇请费，原则上银元数与在德国本土收取的马克一样多。这一原则后来也适用了各项费用的收取，包括法院、法院办事人员、证人及顾问人员等。同一年度的政府报告期望，第二位律师会比较快地出现在这个殖民地。但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却并不象期待的那样顺利。尽管第二位律师很快就出现在了青岛，但是前面到来的唯一的一位德国律师却离开青岛，去了上海。1903年10月完成的另外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在长时间不曾在青岛活动之后，青岛法院已准许那位驻留上海的律师放弃了在青岛的权利。实际上，到1903年的晚些时候，青岛本地依然只有两个律师，他们同时也是公证人。通常，在较大的民事案件中，双方都雇请律师代表。尽管只有两个律师，但政府方面相信，“这种人事上的稳定对于司法的运行具有良好的影响”。

到了1906年，青岛本地一共有四位律师获准开业，其中一位同时兼任了公证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能够持续地在本地工作，资料显示，获准开业的四人中间，有二人的经常住址是上海。根据规定，律师获准开业需遵循的原则是，他们必须是在一个德国联邦州中能胜任法官工作的谙熟法律的人。在这一年度，由于原先的一位律师返回了德国，另一位律师则来到青岛了代替他的工作。

1908年1月24日，青岛法院的首席法官宣布，对胶州德国保护区法院律师职权的任免已经作出了新的安排。与以往相比，这个“新的安排”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今后将不再批准律师授权申请，在某些赎职的情况下撤销律师权力的规定，只适用于那些经屡次提醒仍不悔悟者。

1910年，律师和公证人齐默尔曼的办公室出现在威严的总督官署旁边，他的办公室和住宅的对面，就是未来的胶州法院的新办公大楼。尽管，法官和齐默尔曼几乎还没有完全熟悉那里的环境，它就不属于德国和德国法律了。1914年11月，日军攻占青岛，齐摩尔曼成为了战俘并被羁押在日本的俘虏营，直至1920年才获释。回到德国后，齐摩尔曼继续了他的律师生涯。他先是住在柏林，后又迁往斯图加特。1961年，82岁的齐摩尔曼去世。

在齐默尔曼和胶州法院的故事里面，没有传奇。然而，对继承了齐默尔曼的办公室的英国领事馆来说，青岛，同样没有传奇。

法官克鲁森

和许多在青岛的职业人士比较，克鲁森博士的工作期限显示出了明显的长度。不论这是不是和他的法官职责的特殊性有关，他的持续居留，使他在公职人员中间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例外。客观上，他的存在，使人们对殖民地的司法过程，有了一个连续了解的机会。

格奥尔格·克鲁森（Dr.Georg Crusen）1867年5月15日生于汉诺威近郊。1886年通过汉诺威学校的考试后，先后在柏林、莱比锡、马尔普尔克的大学学习。1895至1899年，他在普罗伊森任候补法官，1899年成为法兰克福区法院的法官，并利用两年半的假期前往日本。这期间，他在东京担任了日本内务省和法务省的顾问，同时兼任警察学校和刑事学校的讲师。1902年，35岁的克鲁森到达青岛。

在克鲁森之前，格尔皮克和魏尔克作为两任殖民地法官，已先后在这里工作了4年。格尔皮克1898年的夏天来到这里，工作到1900年，魏尔克在青岛工作的时间，则是1900至1902年。克鲁森到达青岛之前，已经通过在日本政府和警察学校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尊敬。从1902年9月至1914年，克鲁森一直在青岛这个殖民地担任高等法院的大法官。他是三任法官里面任职最长的一位，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位。和他的前任们不同，克鲁森没有住在政府提供的专门公寓里面，而是选择了在俾斯麦大街（今江苏路）的最北面自己建造房屋。那是一块占地3238平方米的土地，1903年至1906年完成建筑的施工。房子的北面拥有一个很宽敞的院落。那里，离总督野战医院（今青医附院）很近。

有意味的是，在克鲁森的涉及殖民地的专业语言中，司法和医院的比喻，随处可见。100年后，德国学者余凯思注意到了克鲁森的这个倾向。在《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一书中，他描绘了克鲁森时代的法律和医学的关系：同医学体系一样，规范和规则的法学话语也是驯化的工具。疾病和犯罪被视为某种受文化制约的、“错误的”生活方式的结果，而殖民政权恰恰想要改革这种生活方式。法学和医学，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客观证据。

作为一个从1902年到1914年一直任职胶州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克鲁森后来和他在日本时期的经历一样，同时还兼任了1909年10月开学的德华大学的讲师。在法律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这个设置在青岛西海岸的德华大学，一直是同时期中国高等学校效法的榜样。在青岛，克鲁森的收入非常高，包括殖民地津贴在内的年薪为一万四千马克。除了享受破格待遇的总督外，克鲁森是拿最高年薪的青岛官员。这可能是他可以在俾斯麦大街北面购买大面积土地建房的主要原因。

克鲁森之所以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殖民地法律体系的“灵活处理”的观点。1913年，在论证两级法律体系时，克鲁森曾这样写道：基于文化差异，德国的法律没有被运用于青岛的原居民。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加强德国的国家权威，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和文化目标。克鲁森分析说：生活在这里的原居民是人种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处于中国文化的文化圈内，他们就属于臣服于中国国家政权的种族成员。

克鲁森在这里要证明的，是“在法律方面采取不同措施，实行灵活处理的必要性”。克鲁森显然相信，只要他者“还处于中国文化……的文化圈内”，就必须用别的法律尺度来评判其行为。

在当时，克鲁森博士除了自己在殖民地的具体审判工作外，还积极参与了对胶澳租借地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论证和辩护。在这方面，他和在柏林大学教授殖民法和殖民政治等课程，并自1907年起成为了胶澳租借地经济和法律事务首席顾问的奥托• 凯伯讷一起，进行了许多努力。他们都一再试图从具体经历中推导一般原则，并希望这些原则可以帮助人们制订未来的政策。

在克鲁森工作的后期，他完成了包括《胶澳租借地中国人的法律地位》（载1913年《殖民法学杂志》）和《胶澳地区中国人刑法中的现代思想》（载1914年《国际犯罪侦查学联合会通报》）这样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章。

克鲁森在1909年结婚，育有一儿一女。德日青岛之战爆发后，克鲁森应征入伍。战事结束前，他与家人一起逃往上海。对他的在俾斯麦大街占地广大的私宅，1917年8月日本方面的估价为3万日本金元。那个地方，在日本占领时期，是万年町19号。

进出口商熊伯格

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阿道夫•C•熊伯格的到来和单威廉博士有直接的关系。到达青岛之前，熊伯格和单威廉都在上海，熊伯格是礼和洋行的股东，而单氏则是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翻译官。熊伯格和单威廉的联系，缘于他们分别是吕贝克富商季希勒的两个女儿的丈夫，熊伯格娶的是19岁的二女儿，单威廉娶的是17岁的三女儿。季希勒20岁的大女儿，则嫁给了德华银行的经理。单威廉奉命在1897年12月1日到达青岛，而熊伯格到来的时间却要晚些，大致在1898年或者1899年。

熊伯格参与投资的礼和洋行，曾是远东最著名的德资企业。早在1840年代，礼和就已经开始在广州营业，1866年进入香港，1877年进入上海。后来，上海成为了礼和总行的所在地。青岛礼和的创办，应该和熊伯格有密切的联系，大约在1902年前后，礼和在威廉皇帝岸西北，也就是今天的太平路41号，建立起了它的青岛贸易中心。但比较起礼和在上海或香港这些商业都市的分公司，礼和在青岛这个年轻贸易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规模要小很多。但是，即便是这样，礼和依然是本地最重要的德国贸易公司之一。

从有关的资料上看，熊伯格经营的是礼和洋行的进出口业务，而在20世纪前10年的青岛，这几乎是礼和业务的全部。资料显示，礼和曾经先后是汉堡轮船公司、德国克虏伯炼钢厂、蔡司光学器材厂以及美国古特立汽车轮胎等知名企业的代理商，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精密仪器、铁路和采矿设备以及军火闻名。比如礼和洋行1912年9月与北洋政府陆军部的枪支买卖，就是一次典型的军火操作。北洋陆军部的签约档案记载，在这次交易中，陆军部购买有“七密里六三自来得毛瑟手枪二百杆，连有木匣手把，每杆连子弹五百粒，价计足银五十八两。共计足银一万一千六百两”。这些“在天津码头交货”的枪支，“关税在外”。没有可信任的证据显示，熊伯格时期的礼和洋行，也有过类似的买卖。

其实，除了进出口业务，青岛礼和也并非没有其它的投资设想，可惜最后大都半途而废。资料显示，1901年至1902年，投资青岛电灯工厂的西门子公司有意退出，礼和洋行就曾经向总督府呈交过申请，希望可以得到在崂山建造一个水力发电厂的许可。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一申请最终遭到了总督府的拒绝。1904年，政府的工厂安装了一个新的发电机。结果，这个依靠燃煤驱动的发电机的生产费用，比水力发电机要高得多。在几年之后礼和坚持认为，若当时的水力发电厂获准建成，相信会以较低的电价形成强有力的竞争。然而，礼和却失去了这个机会。但在位于昆明滇池出口螳螂川上，由礼和洋行勘测设计、安装和进行运行管理的水力发电却获得了成功，这个1910年7月开工，1912年4月发电的石龙坝发电厂，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座水电站。有意味的是，礼和在石龙坝所选择使用的，也是西门子的设备。

很早的时候，熊伯格就在栖霞路建造了自己的房屋，那所房子离单威廉的住宅很近。在离开青岛之前，熊伯格和妻子、孩子，一直都住在那个非常舒服的地方。后来，富有的熊伯格还在湖南路35号建造了另外的一座房子，用来出租给别的个人或家庭。1909年1月15日，熊伯格和心灰意懒的单威廉一起，离开了青岛。

不象单威廉，熊伯格的离去没有成为新闻。在单氏离开的第二天，青岛的一张官方报纸刊载了一则简短报道，披露了“海军参事单维廉博士已于昨日返国休假9个月”的消息。但实质上，包括单维廉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知道，单氏此去应该是永久性的。熊伯格和单威廉所乘的船名为“西江”，它直接驶向了天津。后来人们知道，在熊伯格和单威廉的同行者中，还有齐默尔曼律师等人。熊伯格和单威廉离开中国的路线是从青岛乘船到天津，再在天津改乘火车，经由东三省、西伯利亚而去柏林。

熊伯格在栖霞路建造的房屋，后来在1930至1940年代成为了俄国人塔塔利诺夫和尤力甫家庭的住所。但是，到了尤力甫居住的时候，熊伯格的影子就已经看不到了。虽然礼和洋行后来在青岛重新出现过，并试图大展身手，但它已经和熊伯格没有任何联系了。不论对青岛还是礼和洋行，熊伯格都是一个缺乏性格的过客。100年后，过客的背影，早已模糊不清。

主治军医科尼希

很长时间里，沂水路上的一个拥有精致塔楼的别墅，一直被认为是Gelpcke君王别墅。君王的招牌，扩大了这栋建筑物和其主人的神秘感，尽管，人们并不清楚这个君王是谁和来自何方。但是，随着本地学者王栋的深入发掘，君王最终被发现是南柯一梦。新的研究证明，Gelpcke君王别墅这个名称并不准确。该建筑原名Villa Gelpcke-Koenig，如果直译，的确是Gelpcke君王别墅，但是这里的Koenig，并非指君王，而是曾住在该别墅的总督府野战医院的主治海军军医哈利•科尼希（Herry Koenig）。所以，关于今沂水路3号建筑的准确名称，应该为Gelpcke-Koenig别墅，即格尔皮克-科尼希别墅。格尔皮克和科尼希，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人名。根据马维立《在波恩的一些评论》里面提供的线索，这座在1899年就已建成的房子，最初是总督府为首位法官保尔•格尔皮克（Dr.Paul Gelpcke）所准备的。格氏1898年夏天来到这里，很快就离开了。从1902年到1907年，在这里居住的则是科尼希医生。

在青岛的5年时间里，科尼希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直都住在这个政府提供的房子里。科尼希的这个住所，离他就职的总督府野战医院（今青医附院）很近。除了具有受尊敬的主治军医这个身份外，科尼希还负责这家正规的海军医院的行政管理。在阳光刚刚升起的早晨，科尼希和家人用过正式的早餐后，可以很容易地走到医院的办公室。但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科尼希在到达自己的办公室之前，通常需要先陪同女儿们骑上自行车，去天主教会专门为外国女孩子设立的一个学校上学。教团的修女们负责照顾包括科尼希医生和特鲁泊总督的女儿在内的48个女学生。

在科尼希参与工作的5年时间里，这个已完成全面建设的大规模官方医院，承担起了殖民地主要的医疗任务。但是，一直到科尼希离职，这家医院并不承担对本地中国人的医疗服务。那些数量很大的贫苦病人，被疏散到两家教会医院接受廉价的治疗。在其中一家由天主教建立的医院里，参谋部的医生马科林博士每天开诊3小时。

后来，回到德国的科尼希，曾经出版了一本记载包括有其在青岛担任主治军医和医院院长期间经历的回忆录，但很遗憾，目前本地的研究者并没有获得阅读这本科氏个人生活记录的机会。据说，科尼希1926年出版的这本图书，记述了自己随伊丽莎白号大帆船环球旅行、东非德国殖民地和青岛的生活。

我们注意到，到1902年的秋天，野战医院装有暖气设备的第三病房已接近完工，在这个设备齐全的病房里，除了值班医生的宿舍外，还有一间为病人举行礼拜活动的小教堂。到这时，医院正常设置的病床已有208个床位，这其中包括了在一幢棚屋中临时安置病员的32张床位，由殖民地病员护理妇女协会派出的四名护士，在这里进行忙碌的工作，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与此同时，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一幢医院办公楼也已建筑完成，里面包括了医院职员的公费宿舍。实质上，科尼希接手的是一个完整并设施优良的医院，这里甚至还修有花园。他接下来的工作，是保证医院高质量和高效率的运转。比如，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的一份政府年度报告，曾经记录了医院进行的阑尾手术。报告特别提到，不下42例动过手术的人，都获得了康复。显然，这份报告的写作者相信，在科尼希的主持下，那个时期野战医院的工作是可以信赖的。

似乎，科尼希对自己在青岛的生活，也表示了满意。在一张拍摄于科尼希时代的照片上，科尼希居住的别墅已楚楚动人：屋顶和塔楼之下雪白的外墙和对比明显的木构架装饰，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诗意化联想。应该是在1905年之后，科尼希的邻居们开始多起来，先后有海军营军官、外交官、商人和避难的政治家住在了这里。至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间在沂水路酿造出更多故事的时候，淳朴的科尼希别墅依然拥有其无可替代的风采。

科尼希医生在这里的故事，随着沂水路3号别墅主人的更替，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许多年以后，当人们试图试探着去寻找他的一些可以提供稍许细节的活动影象时，发现这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科尼希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他走过的街道和他工作过的医院，都没有给他留下记忆的空间，在整个城市，人们看不见任何关于这个海军医生曾经停留过的踪迹。

进出口商里特豪森

奥托•里特豪森（Otto Ritthausen）进入人们的视线，是青岛的一位历史建筑研究者在探讨湖南路11号房屋时的意外收获。马维立博士在连续和王栋进行的《波恩通信》中提供资料证实，这里是一个德国商人在1901年建造的住宅。而在这之前，关于这座别墅的来历，一直被另外一个奇怪的版本有声有色地渲染着。这样，围绕着湖南路11号，研究者在有机会纠正过去的错误的同时，一个叫里特豪森的德国商人也就浮出了水面。

但是，接下来的麻烦却同样和马维立博士有关，他认为，这个开办有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里特豪森，“是1899年来到青岛的第一个德国商人”。问题就出在这个“第一个德国商人”上，依照已有的资料，到1899年的时候才出现“第一个德国商人”的说法，与其它记录有相当大的距离。但随后马维立博士就在波恩纠正了这个错误，他重新核实后确定，里特豪森来到青岛的时间是1898年。

然而，即便里特豪森不是最早到来的德国商人，他的被重新发现同样是有意义的。他不仅使人们得以在地理上排列出湖南路东部的原貌，同时也使研究者在不断积累中的早期商人名单里增加了一个新标签。

然而，在里特豪森的商人身份上，疑点同时存在。Dracula后来在www.tsingtau.info网站发现的介绍说，里特豪森应该是为一家德国公司（snethlage & siemssen und alfred siemssen）工作的，而不是自己拥有这家公司，他的职务类似于业务员。就这一点，马维立的资料显示，里特豪森的确开有一家进出口公司并经营到了1907年。从1908年至1912年，里特豪森不在青岛。1912年的下半年或1913年的上半年，他重新回到了青岛。此后，他没有再成立自己的公司，而是与Alfred Siemssen合资经营，这是一家受理火灾以及人寿保险和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另外还有一家 Snethlage&Siemssen的公司，负责代理房屋和公寓的出租。原来这家公司的所有人是住在上海的Snethlage和住在青岛的Alfred Siemssen。但不久前者就退出了，此后到1914年8月，Alfred Siemssen一直是这家公司的唯一所有者，但他没有变更公司的名字。因此，里特豪森在1913至1914年有两个身份：一家公司的合伙人和一家叫做Snethlage&Siemssen的公司的职员。马维立说，里特豪森的职务在德语里叫做Prokurist，意思是店长或经认可的经理。

现在回头看，在1899年的时候，青岛的一些和商人的利益有关的法律，已基本准备妥当。这包括了处理好这个无关税地区和有关税限制的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的规定。从繁荣商业的角度出发，政府还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商人们可以在青岛免税设立了存放外国货物的栈房，同时也可免税进口内地出产的矿产品、煤、铁和矿石。从其它中国港口输入的诸如棉花、蚕茧、皮革、羊毛等原料，则免海岸税。在1899年，胶州法院已开始定期将商业登记摘要向海军部通报。海军部则将在青岛开业的公司名册告知德国各州的贸易部、德国所有的商业组织以及希望获得这方面情况的团体和个人。

里特豪森从1899年开始的接近20年的青岛生活状况，人们知道的不多。1914年11月，里特豪森成为战俘。1919年12月被释放，1920年返回青岛。研究者大致了解里特豪森1923年6月11日死在青岛。里特豪森的死亡，是一个意外，他是因被狗咬伤后感染狂犬病而死的。青岛先进的医院，没能挽救了他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在里特豪森的独身背景下，他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和一个中国女子一起生活的，并且有了孩子。

在整个的里特豪森青岛故事里面，最令人困惑的应该就是有关这个不知姓名的中国女子的部分。她的过往，她的生活，她和里特豪森结合的原因，她在1923年显然受到了影响的命运转折，这一切都在今天给人们遗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想象空间。她让人在一个恍惚的背静下看着、想着、推测着，把她幻化成一个具体并可以活动起来的形象，试探着去组合出一种又一种可能的结局。尽管研究者清楚地知道，其中的任何一个假设和推理，终究都不是她自己的生活。但是，牵挂的冲动，依然不可抑制。

在今天看来，里特豪森的青岛故事，就象一棵只有外壳的生物标本，里面的水分，早已经蒸发干净了。和里特豪森以及他的别墅同样成为标本的，还有西侧的湖南路13号，1899年的时候，从烟台来到青岛的美国传教士保尔•卑尔根建造了这里的房子，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成了里特豪森的邻居。

珠宝商兰德曼

高特弗里德·兰德曼（Gottfried Landmann）的殖民地经历，其实就是一个充满期待的投资商尝试陌生体验的过程，这个似乎很早就进入青岛的德国人，在光学仪器、金银珠宝、啤酒制作和房产经营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行业中间穿梭，寻找着实现财富梦想的机会，也日复一日地积累起消解寂寞的经验。然而，就研究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在物质的占有冲动和抵抗孤独之间，兰德曼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20世纪的前5年，围绕着兰德曼和兰德曼在海因里希亲王路（今广西路）上经营的商业出租大楼，诸如光学仪器、金银珠宝、啤酒和理发厅这样一些普通消费符号，实质上就是一个新城市和它的过客逐渐适应新的时尚生活的开始。当兰德曼的这些日常化的城市因素和几米之外的邮政服务、药品销售、百货公司、咖啡饭店、城市俱乐部融洽地结合在一起时，青岛立刻就演变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最具商业活力的摩登城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商人的兰德曼，无疑是不断积累的城市经验的增加者，一个殖民地原始基因的移植样本。

根据马维立博士在私人文件《波恩评论》里面提供的线索，兰德曼在1900年的时候开始在临近海边的海因里希亲王路上建造起一个平顶的两层楼。大约是1905年，兰德曼在原建筑上增建了有斜屋顶和塔楼的三层，最终完成了人们今天熟悉的建筑面貌。不知道兰德曼后来增加投资的举动，是不是一种十足信心的显现，因为从一些记录上看，他另外的投资，比如和凯尔合作的啤酒厂，并没有获得期待的回报。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考察，对海因里希亲王路物业投资前景的计算，这个精明的商人应该没有疑问。尽管，后来的时局变化证明，这个的珠宝商的算计显然是有局限的。根据马维立博士掌握的资料，兰德曼在1905年5月就离开了青岛。这是个令人困惑的举动。因为，在刚刚完成了一次投资之后，人们不容易理解兰德曼离开这个城市的理由。研究者相信，这中间应该有更真实的东西被隐蔽了。但有一条信息却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兰德曼没有卖掉房子，而是继续出租给了不同的使用者。使用者之一，就包括租用了好几个月的理发师弗里茨·奥尔特尔。

20世纪的前3年，兰德曼除了经营光学仪器和金银珠宝外，还与啤酒商路得维希·凯尔（Ludwig Kell）一起投资了青岛的第一个啤酒厂。这个小规模的啤酒酿造工厂在今天的天津路上，门口悬挂了企业的标志。但兰德曼和凯尔在1901年成立的啤酒厂，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它只在1901至1903年的3年间，生产过数量不多的啤酒。

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个高特弗里德·兰德曼，马维立曾经把他的名字混淆成了古斯塔夫（Gustav），不过，这个结果并没有在兰德曼曾经居住了6年以上时间的青岛形成任何影响。后来，在经过青岛学者王栋的询问后，马维立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个和青岛联系紧密的波恩教授表示，错误的出现“来自于一个德国人,我几年前用过，写做Gustav”。而在王栋发生疑问的同时，马维立已经从兰德曼的孙子那里得知，Gottfried才是他正确的名字。这个情节，成了研究者在发现和认识兰德曼过程中，一件有趣的插曲。

人们发现，当年，在兰德曼商业大楼的使用者中间，不乏象房屋所有者兰德曼这样有经验并充满了欲望和梦想的商人。这是一个在不长的时间里就集聚起来了的人群，而后来更多迁徙者的加入，无疑增加了新城市商业因素的丰富性和活力。在兰德曼大楼坡度很大的屋顶上，设计师设计了三个有着漂亮帽顶的老虎窗，使里面的飘泊者在独自品味咖啡的时候，可以眺望到海上的来往客轮。就是在这里，在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上午或者下午，兰德曼和他的房客们一起，构成并扩大了殖民地青岛的独特风景。

实质上，塔楼、挑楼、老虎窗和山墙，这些最常规的表达方式，在兰德曼大楼这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使得这个德国珠宝商的民族肤色，在这个重要的商业十字路口显露无疑。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刻骨铭心的姿态，一个令人产生联想的符号。它不加掩饰的传统印记和从容，深刻地表现在了所有的语言细节中间。

很快，珠宝商兰德曼走了，理发师奥尔特尔也走了。有风的时候，理发厅前那个圆筒旋转的极快，给了人们一些真实的记忆。

砖瓦商卡普勒

熟悉青岛的人，大都对曲阜路和浙江路口的一栋漂亮建筑留有印象，但是，长时间里，人们却不知道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安娜别墅（Villa Anna）。这是房子的建设者罗伯特·卡普勒(Robert Kappler sen)为了表达对不在青岛的女儿安娜的爱意，而特别命名的。

安娜对卡普勒家族的意义，我们没办法获得更多的细节，或许这是个包涵了感人情节的欧洲版传奇，或许，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家族故事。然而，安娜所带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却使这个并不烂漫的刻板建筑，立刻就变得生动起来了。穿过时间、地理和种族的迷雾，我们似乎可以放松下来，在虚拟的背景上任意涂抹一个暖意的景象，象1902年春天的某一个平常的早晨，罗伯特和他的儿子汉斯，在安娜别墅前的柏林路上所经历的一样。

这个景象，在1914年前的青岛，意味深长。

1899年早些时候，作为商人的罗伯特和他的儿子汉斯·卡普勒(Hans Kappler)一起来到青岛。罗贝特生于1851年，汉斯生于1880年，两个人来到这个新的德国殖民城市时，罗伯特已经48岁，而汉斯才19岁。长时间海上旅行的疲惫和焦虑，不加掩饰地涂抹在这对新移民的脸上。如同大部分的欧洲来客一样，他们期待着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可以很快改变命运。到达青岛的时候，罗伯特已经丧偶，在他的6个孩子中间，有一个女儿的名字是安娜，但是，她并没有随同罗伯特来青岛。也许，这正是后来罗伯特父子将自己的新房子命名为安娜别墅的理由。罗伯特的大女儿，在青岛居住了数年，她的名字是芭芭拉。芭芭拉另外还有一个弟弟，他的名字叫卡尔。在青岛，当时还有一个小罗伯特•卡普勒，他是老罗伯特的一个侄子。对这个至少有5个成员集合在青岛的家族来说，这里应该是他们的希望之地。

从时间上看，罗伯特父子是较早进入到这个受到平等商业政策鼓励的殖民地城市的欧洲侨民的一部分。在1899年，青岛对这个有着6个孩子的父亲来说，无疑意味着创业生活的又一次开始，尽管这里面有很大的冒险性。罗伯特最初的职业培训是木工，但他在青岛却从事了不同的职业。开始，他曾尝试制造如马鞍和室内装潢品之类的东西，但不久就开始经营起了卡普勒砖瓦厂。后来的事实证明，罗伯特父子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它使得他们的财富梦想，很快就成为了现实。这个砖瓦厂在大鲍岛和大港之间的大窑沟海滩上，约在1899年投入生产。卡普勒砖瓦厂的出现，为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开发的新城市，增加了大量机械方式生产的标准建筑材料。卡普勒前后，在大窑沟海滩上相继出现的还有迪德里希森·叶布森砖瓦厂。后来，罗伯特又在沧口附近的孤山开办了第二家砖瓦厂。

从现有的资料看，包括砖瓦厂、采石场、石灰窑在内的建筑材料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1898年这个开发阶段，显然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当局试图通过对“营建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其他部门”的引导，加快刺激城市房屋建设，以缓解紧张的住房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罗伯特和汉斯父子面对的暴发式的商业机会，无疑是极富诱惑力的。从他们随后就着手建设的安娜别墅来看，这对共同投资的父子，显然获得了期待中的成功。

1901年建设完成的安娜别墅，正好和1902年建成的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在路口形成对角。罗伯特和汉斯父子的企业，为建筑材料的连续供应，提供了充分的保证，这就加快了施工的速度。在1901年的时候，安娜别墅的塔楼，恰如其分地渲染了这块临近天主教会空地上的房屋的温暖色彩，并确立起了一个标志。

然而，似乎时间并不漫长，安娜别墅的这个地理标志就失去了方向。1905年，罗伯特离开青岛去了慕尼黑，他的儿子汉斯继续留在青岛管理工厂，直到德国溃败。在经历了1914年的改变命运的战事变化之后，所有的信息都被阻断了。安娜别墅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故事，一个曾经的家族纪念符号。

罗伯特的娜别墅在1918年曾有过一次产权变更，在这次交易中，一位闵姓人士将大楼出售给了刘子山。而在这之前的1916年，罗伯特已经在慕尼黑去世。在这个迷离的时光，一个暴发式的砖瓦商的私人纪念品，终于完成了和一个暴发式的投机者的奇妙连接，这中间的曲折，或许多少透露出了一些无可奈何的城市宿命信息。

林务官马尔特

对31岁的马尔特·哈瑟斯来说，1902年12月4日显然是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娶了25岁的艾米莉·库勒为妻。到今天，人们依然不十分清楚马尔特的婚礼是不是在青岛举行的，只是粗略了解从这个似乎很普通的年份开始，马尔特一生最后16年中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将和青岛发生联系。而对艾米莉来说，通过马尔特与青岛的不期而遇，应该是她生命中间最奇特和富于冒险色彩的经历之一。

马尔特之所以来到青岛，是因为林业专家托马斯在1902年的离去。1898年，马尔特的前任托马斯成为了第一个来到青岛的林业专家。他到来的时候，德国海军领导的殖民政府，正为这个新的山地城市大量的沙石流失所困扰。在这里，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意义，在制定了公园，以及道路、造林、池塘等规划之后，他开始在山上组织造林。

依据可以采信的说法，1897年11月德国进入胶州湾后的第2年至4年，即1898年晚些时候至1900年初之间，殖民者陆续收购了今中山公园一带原属会前村的大片山地，随后拆除了村庄的建筑，开始进行一些欧洲引进物种的种植试验。收购土地的工作，是依照华人事务委员单维廉在1898年4月至6月间草拟的青岛土地法规进行的。人们相信，单氏在困难时期受命进行的购地工作，为在这里从事大规模物种的试验，提供了基本保障。

政府方面急于进行种植实验的理由显然是充分的，据1898年度的《胶州备忘录》记载，由于缺乏能够阻挡泥水从高处流失的树木，便形成了许多深陷的山谷和山涧荒滩。城市建设专家认为，要合理的填堵山涧荒滩，才能使上游的沙石不致流失并淤积胶州湾。这份备忘录显示，除此以外，政府还计划在高处造林，希望可以在几年后解决对木材需求的显著增加问题。

和托马斯一样，马尔特也是柏林方面向总督府委派的专业官员。隶属总督府民政部的林务局，在托马斯离开青岛之前就成立了。文件显示这个机构出现的时间是1901年。在完成了规划并着手在山上造林之后，马尔特继任了这里的林务官。很快，这个林务局或者叫高等山林局的机构，以会前村周围大片滩涂为基地，成立了森林试验场，一栋有着红色瓦顶和仿木架装饰的乡间建筑，成为了森林物种试验所的办公楼。附近，同时建设了林务官的住宅。据《胶州备忘录》1905年度至1906年度的记载，在林务局的植物园中，当年还为职员盖了一幢宿舍楼。

这期间，马尔特主持的林务局继续引入了世界各地植物品种，在会前森林试验场进行了大量的初始性驯化繁殖试验。稍后，这一工作便被证明是功德无量的了：在引入的树种中，洋槐和法国梧桐得地利之势，繁衍最快，最终使青岛成为一个以其为特色的城市。史料显示，当时，青岛引入的苹果有73个品种，梨有78个品种，葡萄、山楂和无花果等品种亦为数不少。

马尔特和艾米莉在青岛生活的具体细节，早已经完全被时间淹没了。在后来研究者对今中山公园里的老林务局建筑遗迹的多次考察中，没有发现任何和马尔特一家有联系的遗存。1910年4月8日，马尔特的儿子在青岛出生，取名汉斯·约阿希姆。根据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提供的线索推测，或许马尔特还有几个孩子，但到现在为止，人们只发现了汉斯·约阿希姆这一个名字。马尔特在青岛一直工作到1914年8月，这个德国管理的东方城市，成了他生命后期最重要的记忆。马尔特在1916年去世，但人们不知道，去世的时候他在哪里。在他47岁的生命历程中间，青岛的14年占据了总长度的接近1/3时间。

1912年，育林10年的会前森林试验场改为森林公园，并对外开放。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到访的孙中山有机会了解了这里的绿化状况，并给予了赞赏。据稍后的统计，到马尔特离开前，青岛共有林务局经营的官林39000亩；民有林100000亩；海岸防风沙林1300亩；水源涵养林30000余亩。1929年5月22日，接管青岛的国民政府为纪念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将这片山林命名中山公园。同时建立了清明节栽植总理纪念林制度。

1902年的末尾，从山东巡抚周馥作为第一位来到青岛这个德国殖民地的中国高级官员所看到的第一批植物的栽培，到1912年孙中山的到访，10年中间，许多东西都改变了，这其中，也包括林务官马尔特的个人生活。

海因里希兄弟

所谓海因里希兄弟的青岛故事，后人所知道的仅仅是他们跟一个旅馆的联系这一条并不清晰线索。这个旅馆，原址就在今青岛日报集团办公楼的西南部分。在几乎是整个20世纪的100年中，它一直是独立存在着的。

海因里希（Heinrich）兄弟应该在1899年的夏天之前就来到了青岛。他俩和雨果•克里普恩多尔夫（Hugo Krippendorff）一起，共同拥有威廉皇帝海岸（今太平路）北面的这块地皮。1899年10月的时候，他们完成了土地的购买手续。

20世纪的第一年，也是海因里希兄弟参与投资的克里普恩多尔夫旅馆的元年。这个旅馆的名字，使用了两兄弟的合伙人的名字。这一年，这家私人投资的城市旅馆，在前海最舒适并视野开阔的地方，开始了其紧张的建设。对青岛来说，这个旅馆出现的意义，不仅仅是又增加了一个给旅行者提供方便的栖息地，而更在于它同时传递了一个开始确定些了的信息：新的希望，和一个新的一百年，一起到来了。这样的信息，可以让很多人的心情，在来自北京的许多混乱消息、频繁的暴雨和传染病的袭击，以及各种不便利的困扰面前，变到稍微好些。

在1900年的青岛，和克里普恩多尔夫旅馆一起预报了发展方向的，至少有三件事情：3月21日，山东巡抚袁世凯与铁路公司经理锡乐巴签订了《山东铁路章程》； 7月7日，官方报纸《青岛官报》开始发行；10月5日，电报局开业。尽管在5月26日，本地遭受了风力达12级的暴风雨的袭击，但是，城市的曙光在利益和想象力的双重刺激下，似乎很快就消除了堆积在一个又一个工地旁边的遗弃物的负面影响，阴霾过后，包括克里普恩多尔夫旅馆工地在内的建设景象，渲染了一种使梦想快速增长的可能。

一年以后，克里普恩多尔夫旅馆如期开业。在面向大海的门口墙壁上，它有一个自己的名字：Hotel Krippendorff。

但是，这个旅馆在海因里希兄弟手上的时间，却不长。根据马维立《波恩评论》提供的线索，在1904年早些时候，海因里希兄弟中的哥哥在青岛去世，弟弟很快就搬到了济南。他在那里同样经营了一家旅馆。失去了海因里希兄弟支持的克里普恩多尔夫，决定出售旅馆。1906年8月，奥古斯特•帕布斯特购买了旅馆，并将其改称为中央旅馆，也就是Central Hotel。后来的这个名字，一直延用到1914年秋天。帕布斯特自己兼任了中央旅馆的经理，直到1914年德国战败。

但是，另有资料显示，克里普恩多尔夫和帕布斯特关于旅馆的交易，可能在1904年就完成了。不管旅馆出售的时间是在1904年还是1906年，它和海因里希兄弟的联系，在1904年就已经结束了。克里普恩多尔夫旅馆，一个希望海岸上的旅行者家园，埋葬了海因里希兄弟共同的财富梦想。不知道弟弟的坚决离去，是不是和他过早地失去哥哥有关。也许，切肤的疼痛，在一个新的地方，可以获得部分消匿。

曾经有记载说，1911年时，亲王饭店在1912建设的中馆旅馆部以西新建西馆，形成了当时青岛最大的西餐馆。马维立的《波恩评论》则可以证明，直到1914年11月，中央旅馆都与亲王饭店无关。在1914年之后，一些日本商人买下了亨利王子饭店，饭店本部、旅馆部和中央旅馆这三座建筑物并称大饭店。马维立认为，或许在这时，过去的中央旅馆，开始变成了“大饭店的餐厅”。

到这时，原来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已经是一个功能完善的庞大楼群了。整个饭店建筑沿威廉皇帝海岸展开，至大饭店餐厅打住，形成了一个高潮迭起的独立街区。

成为青岛大饭店的一部分以后，克里普恩多尔夫旅馆-中央旅馆继续保持了繁荣。在开业接近50年的时候，曾经的克里普恩多尔夫旅馆作为居住地的历史被中断了。在后来的40年中间，这里成为了一张本地报纸的编辑出版所在地。20世纪的最后时刻，这个和世纪同龄的建筑，在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之后被拆除了，原址新建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报业大楼。至此，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物，经过了旅馆、饭店和舆论传播中心的几度变迁，终于走到了生命的转折点。

从海因里希兄弟和雨果•克里普恩多尔夫们的世纪黎明开始，到本地报人的世纪末了结束，这里被埋葬掉的秘密，贯穿了几乎整个城市的所有大事件。只是，这中间许多精彩的细节，人们看不到。也许，看不到的东西，才真正令人着迷。

零售商葛瑞尔

比照我们可以清晰地查找到确切到达日期的其他商人，马克斯·葛瑞尔（Max Grill）来到青岛的时间相对模糊，在马维立的《波恩通信》中，他进入这个德国殖民地的时间被大致确定在1901年至1902年。1880年出生的葛瑞尔，1902年时只有22岁。在这个时候，他显然不知道他的一生的接近一半时光，将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度过。

来到青岛的葛瑞尔，以很快的速度在中山路上开设了一家小型的综合商店。同时，他还担任了梅特罗伯尔旅馆的经理, 这家旅馆位于中山路鲍曼商店的楼上。而这个曾经开设有鲍曼商店和梅特罗伯尔旅馆的建筑，在整个20世纪一直保留着，它在最后几十年中间是以中华百货商店的面目存在于中山路并被深刻记忆着的，直到最终被拆除为止。葛瑞尔此后的接近10年时间，似乎一直在为一个梦想做准备。这个梦想就是使他自己的零售商店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赢利机器。

葛瑞尔的梦想是在1911年开始实现的，当年在广西路着手建造的一个百货公司，成为了他最辉煌的事业。葛瑞尔的这个百货公司，过去一直被称为吉利百货公司，处在离前海岸边最近的一个街区的背面，主入口在广西路。它的周围直线距离不超过200米的地方，分布着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候爵庭院饭店、德国胶州邮政局、医药商店和包括兰德曼商业大楼在内的一些公寓及商业建筑。在1900年至1908年间，卡比施有限公司还在附近的伯德维希商业大楼（今青岛日报办公楼西北部分）的一楼，开设了一家百货公司。

受商人葛瑞尔委托进行商店设计的建筑师里希特，采取了欧洲百货商店的外部建筑形式，售货区分占几个楼层。人们相信，在广西路上，形式简化的吉利百货公司是较为能够体现功能的一幢建筑，这正好为这一在外观上无甚个性的建筑找到了一个可以载入历史的理由。似乎这个商店唯一可被评述的艺术处理就是一层的竖向装饰，粗石正好间隔开了陈列商品的橱窗。

就一种建筑类型，葛瑞尔的百货公司显然毫无激情和创造性。在此前的60年的英国，同类功能主义建筑就已形成风格，而泽林1898年设计的柏林蒂茨百货商店，单就其功能性，也远非吉利所能比拟。可以假设，葛瑞尔雇佣的里希特哪怕是把简化了的柏林蒂茨摆到广西路上，也会比“通用”的吉利好许多。从事建筑设计已有些年头了的里希特，最终未能将吉利变成第二个蒂茨或是沙利文式的斯科特百货商店什么的，原因应不在于才能、视野、情趣和设计理念，而多半是葛瑞尔在投资上的约束。显然，造一个实用的商店，比造一个奢华的艺术品或大而无当的摆设，这中间的区别，对商人葛瑞尔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算术了。

吉利的踪迹，可以在《1913至1914年德国胶州保护地姓名地址录》上很容易地找到。刊登在1913年出版的这个名录上的吉利百货公司的广告词，宣称它是青岛最大的专业商店。至少在这时，吉利的经营范围已经包括有：手工制品、流行商品、男女时装、童装、内衣、床上用品、新潮服饰用品、珍珠饰品、香水、化妆品、玻璃器皿、瓷器和葡萄酒、甜烧酒、香烟、烟叶等等。文献同时显示，公司兼营批发与零售业务，另外还设有观赏园艺部和商业园艺部，并有花卉、种子和植物供应部，配置社交场合必须的花束、花环、花篮及宴席装饰品，同时进行荷兰花、日本和中国花的进出口贸易。

在1914年之前，马克斯·葛瑞尔的青岛生活似乎一帆风顺。他结了婚并有了1个儿子和2个女儿。他不知道他不久就会遭遇到他不可能改变的麻烦。葛瑞尔的财富积累轨道，在1914年的战争中被改变了方向，他失去了包括吉利百货公司在内的所有殖民地财产。从1914年11月到1920年，葛瑞尔和许多德国人一样，成为日本人的战俘。之后，他回到了德国。不过，和另外一些德国商人不同的是，葛瑞尔大约在1926年选择重新回到了中国。可能他先去了上海或者其它的什么城市，但他肯定在1927年至1928年就回到了青岛。他的最令人意外的举动，是他最终买回了广西路上他自己的房子，并重新开设起了自己的百货公司, 直到1946年，也许更久。大约在1949年的时候，葛瑞尔离开了中国。他住在维斯巴登，并在1966年86岁时在那里去世。他的小他3岁妻子约翰娜·葛瑞尔，也于1966年在汉堡去世。

末任总督瓦德克

1911年11月22日，海军上校迈尔-瓦德克抵达青岛的时候，当然不会知道他将成为这个德国殖民地的末任总督。他是来接替特鲁泊海军上将的，他的这位前任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10年。自1897年青岛成为德国的保护地开始，这里从没有发生过战争。

然而，这个记录很快就将被打破，并且，德国军人将不再有机会在这里取得任何意义上的军事胜利。历史在瓦德克再一次到达青岛的3年后，让瓦德克代表德国向日本宣布投降，并交出了这个曾经是德国希望之地的港口城市。

仿佛是宿命，迈尔-瓦德克没有选择。

阿尔弗雷德•迈尔（Alfred Meyer）1864年11月27日出生于俄国的圣彼得斯堡。1928年8月28日在基兴根海滩去世，并被安葬于海德堡。他死在了前任青岛总督特鲁泊的前头。差不多整整3年后的1931年8月20日，特鲁泊去世在柏林的弗洛瑙。

阿尔弗雷德•迈尔的父亲叫N.N.冯•迈尔，研究德国文学，并且在圣彼得斯堡的《德意志报》担任编辑。他母亲叫多罗西亚•冯•鲍希。他们1874年举家迁往了海德堡，父亲是海德堡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在波恩和海德堡读中学，1883年毕业。

在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后，阿尔弗雷德以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帝国海军。他参加了两次西印度群岛的航行，1887年成为海军中尉，1890年晋升上尉。从一八九三年秋开始，阿尔弗雷德在海军最高司令部工作了两年。1897年他成为海军少校，1897至1899年进入海军学院学习。1898年之后，他与约翰娜•尼•妮结婚。1899至1901年，阿尔弗雷德在轻型巡洋舰盖耶号的甲板上任大副。盖耶号舰开始活动在美洲西部，但当义和团运动开始后，即被派往了中国。从1901年秋至1905年，阿尔弗雷德在柏林任海军部参谋。1903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尔-瓦德克（Meyer-Waldeck），并被晋升为海军中校。1905年的上半年，瓦德克在军舰魏提恩号上任大副，从1905秋开始至1908年，他在魏特尔斯巴赫号出任第一舰队军事参谋。1907年瓦德克成为指挥官，1909年晋升海军上校。

1908年6月24日，瓦德克被任命为青岛参谋长，当年的12月24日，他来到青岛。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还在1909年4月6日至1910年的4月2日，代理了青岛租借地的总督。此时，特鲁伯总督正在德国。1911年2月22日，迈尔-瓦德克经西伯利亚乘火车回到德国，但仅仅在几个月之后，他就取代1911年5月14日离任的特鲁伯，被任命为青岛总督。

1911年11月22日迈尔-瓦德克抵达青岛。在他重新回到青岛之前，从1911年5月至11月期间，参谋长霍普夫奈尔担任了代理总督。

青岛3年的总督任职期间，瓦德克经历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在1912年他接待了中国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在1914年他领导了残酷的对日防卫作战。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使瓦德克成为殖民地变迁史上的一个重要标记。

1912年9月最后3天孙中山对青岛的访问，是这个革命领袖第一次有机会接近德国殖民地，但是，出乎瓦德克预料的是，在9月28日的会见中，孙表现的非常礼貌，他没有和瓦德克讨论任何敏感的政治话题，而是积极评价了青岛，把它视作中国“特殊道路”的一个样板。

1912年10月14日，瓦德克在写给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信中说，孙中山肯定了德国在短短12年间所做出的业绩。孙表示，街道、房屋、海港、卫生设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巨大的勤奋和努力精神。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进行的演讲中，孙要求在青岛学习的所有中国学生，应当把在这里看到的东西当成鞭策自己的动力，使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即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同样完美。

战争的硝烟，很快就开始考验瓦德克的意志。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迈尔-瓦德克在整个日本围攻期间，组织了青岛的防卫作战。11月7日，日本军队占领青岛。11月9日的早晨，传教士卫礼贤去看望了瓦德克和从北京逃亡来的恭亲王，和他们告别。随后，迈尔-瓦德克成为了战俘，被羁往日本，一直到1920年获得释放。

1920年5月，瓦德克乘坐南海丸返回德国。同年8月31日，他在被提升为海军中将后退役。从1920年至1928年，他一直住在柏林。在1928年的夏天，瓦德克因病去了基兴根海滩疗养区，并在那里去世。后来，他被安葬在海德堡的家族墓地。

主教安治泰

在某种必然的联系上，圣言会斯泰尔修会和青岛发生的纠缠是一种宿命。1897年11月1日，两个斯泰尔修会传教士在巨野的死亡，直接导致了11月14日青岛的被占领，也开拓了斯泰尔修会通向殖民地的道路。实质上，不论对德国政府还是斯泰尔修会，也不论是意外还是借口，青岛都是用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的生命换来的。传教的政治维度，或者说政治把传教当作工具来利用的做法，在这个事件中暴露无疑。

1879年，巴伐利亚人安治泰和蒂罗尔人福若瑟，作为德国天主教圣言会的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安治泰（Bischof Johann Baptist Anzer）1851年出生在上普法尔茨雷根斯堡主教辖区万利斯。1863年，安治泰举家迁移到了小城普里恩斯坦，他父亲在那里开了一个肉铺。同其他许多传教士一样，安治泰也在天主教氛围里长大。小学毕业后，他进入麦滕的本笃会主教区男生中学，1872年获得文科中学毕业文凭，之后被神学院录取，开始在巴伐利亚王家讲习班研习神学和哲学。1875年他加入刚刚在斯泰尔建立的传教会，成为该传教会的第一位加入者。一年以后，即1876年，安治泰乌德勒支接受祝圣，成为了神甫。

在与负责山东传教事务的方济各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安治泰1881年1月获得了以山东南部地区作为自己的活动范围。1882年1月2日，安治泰被任命为鲁南传教区的副主教，暂时仍受意大利方济各会领导。

1885年12月，根据圣言会院长阿诺尔德•杨森的请求，罗马教廷传信部把鲁南提升为独立的使徒代理区，也就是主教区。安治泰被任命为德国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教主教。1886年1月他又在斯泰尔接受任命，被祝圣为正式主教。

安治泰的鲁南传教作为，使德国外交官看到了一个有利于扩展政治利益的机会。起初，德国传教士同其他外国传教士一样，接受法国的保护。自1886年起，德国政府外交部在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承担保护德国传教士义务的意图。1888年夏天，俾斯麦授意向总理衙门提出保护权要求，认为德国传教士可以在德国护照和法国护照当中，任选一种。尽管由于法国方面的强烈抗议，此方案的实施花费了一些周折。然而，热切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对其传教活动提供支持的安治泰，还是在1890年6月作出最后决定，同意改换保护国。10月份，安治泰到罗马就自由选择保护国一事请求教皇的正式许可。1890年11月23日，安治泰在柏林宣布斯泰尔的中国传教活动接受德意志帝国保护。

1897年11月1日巨野命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德国。他立即发电给德外交部，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一，赔偿所有遭抢劫和遭伤害者的生命财产；二，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花费；三，建造两座赎罪教堂并由欧洲建筑师主持建筑工程。1897年11月29日，安治泰在山东的代理人福若瑟也赶赴北京，向德国公使汇报两传教士死后的传教形势。后来的事实证明，安治泰和福若瑟都极力试图从国家意图中，谋取传教的最大利益。

1898年2月8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比洛在国会中发表的陈述中，转述了安治泰“立足胶州湾，事关生死存亡”的观点。比洛表示坚信，胶州湾的征服对于传播基督教信仰是非常有益的，它也将对德意志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起促进作用。

但是，在青岛成为殖民地之后，德国政府和对安治泰态度，一度很矛盾。1899年4月12日，海因里希亲王在写给威廉二世的信中曾说，安治泰对传播德国文化事宜漠不关心，无论在青岛还是在国内，他所考虑的都是天主教的势力扩展。6月27日，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在写给青岛总督叶世克的信中则认为，有理由怀疑这些传教士是安分守己的人。为了我们的利益，的确应当善待传教士，但我们又不能走得太远，以至于把总督变成供传教士驱使的工具。蒂尔皮茨甚至认为，传教士的出现对于租借地的发展是一个可怕的危险，蒂尔皮茨同时传递了皇帝陛下的话：应当对传教士小心谨慎。

斯泰尔修会后来和青岛方面的关系，的确并非一帆风顺。在诸如购买土地这样一些具体事务上，殖民地当局的不合作，曾经使安治泰大为愤怒。后来，安治泰的大部分活动，依然集中在鲁南，青岛天主教斯泰尔修会的工作，主要是在传教士白明德的领导下开展的。

建筑商希姆森

对于开发时期的青岛，阿尔弗雷德•希姆森和希姆森建筑公司，很有些象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建设机器，它似乎一直在不停止地转动，不间断地生产着各种各样的建筑产品，以至于后来在城市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会看见这个建筑企业魔术师般的影子。

在某种意义上，希姆森的私人建筑公司成功扮演了殖民地民用设施的营建帝国角色，它以神奇的商业魅力拓展着自己的事业，最终成为了一个快速发展时代的城市坐标。

其实，在很长时间里，青岛同时存在着两家希姆森公司。其中的一家，是历史悠久的贸易公司禅臣洋行（The Siemssen & Co.），它1846年在广州创立，后来获得了迅速扩张的机会，在大约12个中国城市设立了分公司，这中间就包括有青岛。禅臣在青岛的办公大楼开始在太平路海边, 具体位置在施瓦尔泽科普夫公司和西侧的礼和洋行（即后来的河南路小学）之间。施氏公司在它的东侧，礼和洋行在它的西侧。大概在1913年的时候，禅臣搬到了港区，吴淞路和馆陶路的路口。另一个希姆森公司，则是阿尔弗雷德•希姆森（Alfred Siemssen）的建筑公司，它是在青岛创建的，似乎也只在青岛从事建筑施工。然而，这两个从事着不同门类的商业活动的希姆森公司，却并非完全没有联系，建筑商阿尔弗雷德•希姆森，是1846年创办贸易公司的乔治•斯德尔•希姆森（Georg Theodor Siemssen）的亲戚。

阿尔弗雷德·希姆森于1899年来到青岛，并在次年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希姆森建筑公司。作为一个精明的投资商，希姆森似乎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在规划的城市街区，购买了许多尚未开发的土地用于建造房屋。这些房子在建成后，大都被希姆森出租或出售给一些来自德国以及其它欧洲国家的个人、家庭或公司。

即便是在今天，希姆森公司露出水面的部分依然很少。它的商业活动的许多情节，并没有被发现。而关于希姆森公司在青岛建造和投资建设的房屋数量，同样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统计。除了其本身数字的庞大之外，资料的严重匮乏也给准确的统计，造成了许多障碍。长时间里，希姆森就如同一个弥漫在城市街道上的迷津，里面的未知景象，诱惑着研究者不停止地去探求真相。

从记录上看，希姆森公司最早建造的房屋出现在1900年，湖北路上在安徽路和浙江路之间部分的25号、27号和29号三座完全相似的房子，就是希姆森在这一年建造完成的。在这一时期，希姆森的这三座房子有不同的用途，25号有一段时间是摩尔斯特德特太太经营的膳食公寓；29号从1906年开始成为了《青岛最新消息报》的编辑部。在这之前，从1904年11月至1906年，这家报社曾在湖南路与中山路口的贝伦舍公寓拥有一个办公室。在湖南路，希姆森公司也建造有房屋，目前还保存的湖南路15号，就是他用于出租的许多房子之一。

在中山路上，属于希姆森公司的房屋有2004年2月18日被拆除的希姆森公寓（这里曾一度被称为夏日旅馆）。这个公寓在肥城路与中山路口的东南，1902年时希姆森购买了这一地块。这块土地对面中山路上的海恩大楼，也是希姆森建造的。1905年后，海恩大楼被科赫博士和恩斯特•希姆森购买。影响广泛的青岛商会，后来曾经长时间在大楼里办公。而在海恩大楼的西面，希姆森则同时建造了众多的房子。

在广西路，希姆森拥有两座商业大楼，这就是：希姆森欧洲人住宅兼商业大楼（广西路、莒县路口）和东边接近青岛路口的希姆森商业大楼。这两座分别在1903和1904年完成的商业大楼，目前尚都保存。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对于阿尔弗雷德•希姆森在青岛建设的所有房子，人们都不知道建筑师是谁。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在不正常的表象的背后，隐藏的或许是一些未被发现的核心秘密。

阿尔弗雷德·希姆森在1914年8月日德战争爆发前夕，离开了青岛。就在他即将启程的8月5日，他的儿子卡尔·海因里希·希姆森在青岛出生。至今，已经超过90岁了卡尔·海因里希·希姆森仍然生活在汉堡。他手中保存了一本完好的摄影集，其中包括了阿尔弗雷德·希姆森1900至1914年之间在青岛建造的所有房子的照片。这些照片全部都拍摄于1914年日本占领之前。或许，希姆森儿子手中的这本珍贵的摄影集，可以最后揭开围绕着商业天才希姆森的许多迷津。

顺和洋行董事贝恩

在不完整的城市地理记录里面，罗兰德•贝恩的青岛经历，直接和兰山路以及江苏路有关，前者是他一度从事商业活动的地方，后者则建有他的私人住所。但是，除了这两条街道上两个孤立的建筑坐标，后人对这个来自德国的投资商人，几乎就再没有什么更深刻的认识了。他的出生地点，他的年龄，他的基本履历，他在青岛的具体生活状态，他离开青岛后的去向，至今依然都是一些摸索不到解读途径的空白。

从时间记录上看，1899年来到青岛的罗兰德•贝恩（Roland Behn），是早期进入殖民地的投资者群体中间的一个。他是以顺和洋行（F.Schwarzkopf & Co.）董事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他的工作，是将这家有影响力的德国公司的商业触角，延伸到青岛。作为顺和的代表，贝恩为这家1850年成立于香港的贸易公司，创办了其在青岛的业务分支机构。以已有的零散资料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从贝恩到达青岛到顺和洋行的出现，中间花费的时间很短，因为在1900年的时候，顺和洋行就已在兰山路建造完成了一个漂亮的办公楼。贝恩开始住在什么地方人们并不了解，但研究者后来了解到，最迟在进入青岛3年后的1902年，在本地非常活跃的德国建筑工程承包商F•H•施密特公司，就已经在江苏路建造完成了贝恩的一所房子。从1902年到1912年，在江苏路和兰山路之间，顺和洋行的这位董事10年里面所经过的，几乎是青岛这个殖民地城市的全部繁荣。

贝恩在青岛生活的状况，已不容易找到可信任的文献支持研究者进行一些基本描述，这很令人遗憾。但贝恩作为顺和洋行的董事，曾经出任过福柏医院（今人民医院）董事会的副主席这一情节，应该没有异议。在贝恩担任副主席时期，福柏医院董事会的主席是律师齐默尔曼。

贝恩参与的顺和洋行，在青岛的业务多和日常生活有关，零售的百货商品有罐头、食品、洋酒、小五金及一般日用品等。和其它的德国公司一样，顺和经营的货物，多由德国国内运来。顺和洋行在青岛的投资中间，包括了一个哥伦比亚蛋厂。这是当时本地仅有的两家新鲜蛋白加工企业之一。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曾对学者王栋描述，“顺和洋行的哥伦比亚蛋厂在兰山路与广西路之间。房子的东侧有条小路从兰山路通向广西路”。哥伦比亚蛋厂的位置，和顺和洋行的办公楼很近。从顺和洋行到哥伦比亚蛋厂，就几分钟。

马维立相信，贝恩的青岛生活没有持续到1914年战争爆发。但在福柏医院的一份年度报告里可以看出，至少在1913年的秋天，贝恩还依然在青岛。他离开的具体时间，人们不知道。人们同样不知道贝恩离去的原因，也不知道他后来去了什么地方。江苏路8号贝恩的的房子，在他离开前后，被通过贪污津浦铁路建设工程投资而暴发的铁路总办李德顺购买。富有的李德顺是广东人，有一个德国太太。他在青岛的欧洲人居住区购买了许多地块，但在土地登记中使用的都是他妻子的名字，因为她是德国人，依照当时依然有效的法律，可以合法成为登记地块所有者。在收购贝恩住宅前后，李和他的德国太太还拥有了江苏路6号和12号的房子。

罗兰德•贝恩进入研究者视线的时间很晚。而贝恩的出现，却并没有解决有关江苏路8号这栋房子的所有问题，这其中包括了贝恩之后的李德顺和李鸿章的后人李经羲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承接关系，也包括了一个叫古西那辽瓦的人究竟是如何被认定曾经是这里的所有者的。同时，由于对顺和洋行投资代表贝恩青岛经历的无知，也使研究者对关于江苏路8号交易情形的所有叙述，变得小心翼翼。

在围绕贝恩青岛经历所进行的发现里面，所有的猜测都没有意义，因为这并不能帮助人们接近真相，却可能使研究者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关于青岛历史过客的不停止的发现过程中，陌生的贝恩不是唯一的困惑，也不是唯一的难题，许多时候，在另外一些地方，人们甚至一直看不到任何坐标。幸运的是，研究者后来知道了贝恩的存在，这至少可以摸索到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更大的期待同时也出现了，这就是至今人们依然不知道，对贝恩青岛故事的更多的了解，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无疑，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也许，等到人厌倦了，意外就会出现。

出版商豪普特

在1914年前的青岛，出版和印刷是两个关联密切的活跃行业。包括《德国亚细亚报》、《青岛官报》、《青岛最新消息报》、《胶州报》、《德华日报》和《泰晤士报》在内的许多报纸和天主教出版物，成为了这个殖民地城市最早的公共信息产品。在文化、思想、宗教、法律和政府事务、商业资讯的传播上，印刷出版商和媒介从业人员对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的城市传播史研究中，研究者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供当作样本进行描述的从业对象。直到阿道夫•豪普特（adolf halipt）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这个缺失才得到了部分祢补。

严格地说，大约在1899年或1900年来到青岛的阿道夫•豪普特，并不是这个城市印刷出版业最核心部分的一员。他最早被属于印刷商维克多•罗尔的山东贸易有限公司雇用，并且他和他的老板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德亚瞭望》周刊的编者。关于这个《德亚瞭望》，目前本地所有已公开的研究报告都没有涉及。人们只是在一个研究青岛下层劳工的德国学者的论文注释中间，发现过这个出版物的存在。比如在1899年的1月14日，它就曾发表过政府译员慕兴立的城市华人状况调查《穷汉市》。而到了1904年的5月28日和6月4日、25日，《德亚瞭望》周刊则继续刊登了有关青岛本地雇主和佣人之间存在大量矛盾的报道。

从上面的线索可以看出，至少在1899年1月至1904年的6月期间，《德亚瞭望》周刊在青岛一直是正常出版的。从内容上看，《德亚瞭望》周刊对城市日常社会生活的关注，占据了不小的比例。

在经过了和维克多•罗尔的合作之后，豪普特后来自己成为了印刷和出版商。但是，豪普特在青岛独立从事出版行业的前一阶段，显示他的成果的记录却并不详尽，研究者只知道豪普特编辑过两本摄影画册，第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10年的1月。他在这几年中间是不是还继续出版印刷了其它一些城市读物，目前没有获得可信任的文献支持。在豪普特进行印刷和出版经营的同时，奥托•罗斯也像他那样经营了一家印刷出版公司。从1901年至1913年每年发行的《青岛通讯录》，就是由罗斯出版的。有一个阶段，罗斯曾在中山路东侧租用了瓦格纳商店北面房子的部分楼层，这个房子是奥古斯特•梅尔约在1906年建造的。研究者发现，和豪普特不同，罗斯和马克斯•格瑞尔好象都没有出版过画册。

豪普特在1910年1月出版的摄影集里面的照片，对后来研究者鉴别青岛的一些历史建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关于建筑商人阿尔弗雷德•希姆森的叙述中，人们就是通过豪普特的摄影集，找到了湖北路北侧一字排开的三座房子，它们在安徽路与浙江路之间，后来曾经分别是市南区政府和大众日报青岛记者站的办公楼。最早，这三座房子都是希姆森公司建造的，它们当中最西侧的一座由希姆森自己一直居住到1914年，现在这个建筑还依然保存着，并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和希姆森以及另外许多德国人一样，豪普特一直在青岛生活到了1914年战争爆发。在1914年至1920年期间，豪普特成为战俘并被关押在日本。1920年代他回到青岛，被天主教会雇用，成为天主教会印刷所的负责人。

1927年，豪普特出版了《青岛指南》的德语版，而这本城市指南的英语版，后来在1934年出版。豪普特的《青岛指南》，是被广泛使用的一本实用资讯料汇编，就象战争发生前他出版的摄影画册一样，《青岛指南》后来给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多的城市发展和变化状况的原始信息，使人们对当时青岛的真实面貌，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许多在今天看起来已经面目全非的景象、事物、街道、建筑、行业和社会状态，都被豪普特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1934年152页的英文版《青岛指南》，硬皮彩色印刷，著作人署名是阿道夫•豪普特，出版商则是格奥尔格·G·泰尔贝格国际书店，由青岛天主教会印刷所承印。里面分为历史、市区景点和市郊景点等篇章。其中的23页广告包括有德国药店、福柏德国医院、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北德劳埃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明华银行、圣心修道院、水边大厦和G·弗兰茨的斯雷卡相机公司。

豪普特没有能够看到这本英文版《青岛指南》的出版。1933年6月15日，他在青岛去世了。

建筑总监舒巴特

和其他一些政府建筑师比较，海因里希•舒巴特（Heinrich Schubart）到达青岛的时间要晚许多。这使他失去了开发初期相对容易得到的机会，但同时也检验了他的创造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舒巴特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模仿者，而是可以保持艺术个性和城市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困难平衡的一个建筑师。这个年青的汉诺威人，在青岛工作期间，获得了把自己的设计激情释放在了市区著名山顶上的机会，并最终塑造出了新的城市轮廓线。

1878年出生在汉诺威舒巴特，成年后就读于汉诺威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191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光电学家斯塔克，1906年曾是这间大学的特聘教授。毕业后，舒巴特到了德国重工业中心鲁尔区的杜塞尔多夫为政府工作。1906年，28岁的舒巴特通过了营造专业的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一名合格建筑设计师。一年后，通过应征，他成功获得了前往青岛租界地担任海军政府建筑总监的职位。资料显示，1907年5月1日，舒巴特从热那亚启程，开始了前往青岛的旅途。

7月的晚些时候参加广西路总督府学校新教学楼的落成典礼，是舒巴特到达青岛后最早进行的公开活动之一。他和5名第一批取得了中学六年级毕业资格的学生一起，见证了为缓解欧洲孩子拥挤的就学状况而建设的新教学楼的竣工。此后，舒巴特参与了政府多项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莱阳路8号的海军军官俱乐部，应该是他较早负责的一个建设项目，这个出现在海角岩石上的独立建筑，填补了城市中心和东部海湾别墅区之间的一段建设空白。随后在10月份，舒巴特开始负责台东镇毛奇兵营的建造，这是殖民地自1899年开始修建的第三个大规模的兵营建筑群。这个为安置第5骑兵连和海军第三营野战炮兵中队而进行建设的军营，在1909年1月21日建成并交付使用。在后来的一段时间，舒巴特还设计了一些小型私人住宅，同时为青岛的殖民地狩猎协会在距在城市中心15公里的地方，设计了一个舒适的狩猎俱乐部。可惜的是，尽管本地的研究者后来耗费了很多努力，却始终没能确定这个早已消失了的狩猎俱乐部的具体位置。

接下来，舒巴特施展建筑师才能的机会到来了，这一次他操练的地方不是在海边，而是在市区的一个山顶上。舒巴特最终获得参与的帝国天文观象台工程的设计和建造，是欧洲天文台在东亚的一处重要观测点，同时也是青岛修筑在山顶上的最大规模的建筑体。德国国外船队协会为此提供了高达175000马克的捐助资金。从当时一份政府报告上看，这座天文台主体办公楼的设计，并不是政府直接委托进行的，而是经过了公开的招标过程，并且后来政府还公布了应征结果。舒巴特完成的设计，在很大意义上改变了城市上部的轮廓线，形成了后来人们熟悉的城市外观标识。

舒巴特在青岛的3年始终独自生活，除了建筑设计，他把一部分兴趣放在了对中文的学习上。1910年在合同到期离开青岛时，通过米彻尔森和慕兴立两位政府翻译官的帮助，他已经可以“想当不错”地使用中文进行交流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舒巴特在巴尔干和土耳其负责铁路和桥梁建设。1917年他结婚时，已经39岁了。战后，他进入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东亚研究会继续学习中国文化，并在1921年通过了中文口译的硕士考试。

在1928年的时候，舒巴特成为了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顾问。他的任务是为众多的政府公务员和官员规划住宅，同时，政府机关办公建筑也在他的指导下按照现代观点进行了建设。在南京，舒巴特参与的最重要的建设项目是中山陵，他建议兴建的一段长长的台阶，突出了主祭堂，在云雾缭绕的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南京和长江。

1930年秋，舒巴特把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接来中国。一年后，当他携同全家经青岛、北京重新回到德国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随着1937年12月南京被日军占领，在舒巴特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首都新行政和住宅区化为一片废墟。

对青岛人而言，尽管海因里希•舒巴特这个名字，在今天已变得极为陌生。但是，长时间从事城市历史建筑和文化研究的王栋却相信，作为一名出色的建筑师，舒巴特在青岛参与设计建造的许多建筑，在历经风雨之后，仍是这座城市为之骄傲的人文财富。

天文学博士梅尔曼

在早年青岛，和另外一些专业人士比较，哪怕是在纯粹的技术领域，天文学博士布鲁诺·梅尔曼也是一个迟到者。在他之前，铁路工程师锡乐巴、林业专家托马斯和马尔特、医生科尼希和建筑师罗克格等，都已经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这里，并在青岛进行了一些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然而，作为著名天文学家施瓦茨施尔德的学生的梅尔曼的到来，却使这里科学的专业水平和涉及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

1876年生于斯特拉斯堡的梅尔曼，1888年来到哥廷根，在那里他完成了中学和大学。1901年他成为施瓦茨施尔德的助理，获得了天文学博士。1906年他来到威廉港，成为海军观象台的一名助理。1906年12月，梅尔曼做了一份关于青岛观象台工作的陈述。这个简要的说明，最终使他获得了前往青岛领导观象台的机会。

实质上，天文学并不是梅尔曼受委任在青岛进行的气象工作的构成部分。在做去青岛的准备时，梅尔曼建议海军部国务秘书，可以把青岛变成一个与德国天文台有密切关系的站点。此前，海德堡大学天文台已原则同意借给他一台望远镜，梅尔曼希望议会能派一艘运兵船，把望远镜运到青岛。前往青岛之前，梅尔曼给海德堡天文学家马克斯·沃尔夫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到了天文台管理机构的问题。梅尔曼向他表达了自行承担观测工作的建议。

1909年，梅尔曼和他结婚7年的妻子玛·施特里特来到青岛。在这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监督新天文观象台的建造。在观象台完成后不久，青岛总督府为他建成了一座独立的住宅。梅尔曼和他的家人，从先前寄宿的公寓里搬了进去。与此同时，梅尔曼的家庭也在扩大。他的儿子莱因哈特和女儿伊姆特劳特，分别在1910年和1913年出生在青岛的福柏医院。

在观象台的工作重点和实际目标之间，梅尔曼和青岛总督瓦德克的理解一直存在着差异。鉴于东亚海域对船舶航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政府方面希望扩建的观象台可以在这方面多做努力。瓦德克对梅尔曼“工作的偏离”和因此而产生的“误解”，曾表示过不悦，即使梅尔曼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日常事务和实际观测。

在青岛，梅尔曼似乎长时间处在孤立的状态中。为了抚养在青岛出生的孩子，至战争爆发，梅尔曼一直在争取自己的工资。作为一个气象台长，在1914年，梅尔曼享有了8900-11900马克的级别工资，相当于德国大学讲师。他还有一个工资不少于7000马克的学术助理，一个至少由7名来自海军的人员组成的后备组。他的研究经费达到了每年1万马克，这之中包括用于设备支出的7000马克，用于时间和风暴预报的100马克，材料撰写和印刷费用3450马克。

1914年秋天，在日德战争期间，作为一名预备役军官的梅尔曼参加了战斗。8月7日，瓦德克总督把德国人的家属送往了天津，这中间包括有梅尔曼的妻子和孩子。11月，青岛陷落，所有的德国守军都被遣往日本。

这期间，日本邀请了5000名德国俘虏的家人去日本居住。梅尔曼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来到了下关。开始，他和他的家人被允许住在丸龟的一所私人住宅里。这种安排在1915年6月结束。梅尔曼去了久留米的一个俘虏营，而他的家人和一个奥地利预备军官的妻子，被分配到附近的一所房子居住。梅尔曼的妻子和孩子，可以在每周三的下午探望他一个半小时。从那时起，梅尔曼在青岛出生的儿子莱茵哈特开始接受一名俘虏的辅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当梅尔曼搬到了板东模范俘虏营时，他的家人也跟随而来，并与一对德国商人夫妇被分配到了横滨居住。在那里，莱茵哈特开始去一所德国学校上学。

1920年2月，在日本的德国人被遣送回国。梅尔曼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的德国俘虏，乘坐了一艘老式的英国货船回家。这艘货船先是靠泊了青岛，在这里装上剩余的德国人的财产，然后经过上海、萨邦、赛德港、直布罗陀，到达汉堡。装备了步枪的军乐队，在雨中欢迎了这些曾经的被放逐者。1927年，梅尔曼在46岁时成为了自由讲师。战争让梅尔曼耗费了太多的时间，他在学术上显然已经落后了。但是梅尔曼的儿子披露说，梅尔曼将这种落后归咎于自己后来无力在天文学上获得大的迈进。此后直至去世，梅尔曼一直是天文台的观测员。1963年，87岁的梅尔曼逝世。

传教士和士谦

1907年2月7日下午，当和士谦的婚礼在青岛如期举行的时候，现场包括卫礼贤太太在内的许多人，都为这个带着两个半大孩子的鳏夫的第二次结婚，感到欣慰。这个就要到来的春天，已经是作为传教士的和士谦在青岛度过的第8个春季了，他有理由为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生活高兴，也有理由为柏林传教会所取得的成就高兴。这中间，包含了昆泽、寇雷克和他自己的许多努力。

和士谦是C.J.Voskamp（沃斯卡姆普）的中文名字，他生于1859年。早在1884年的时候，他就和昆泽、劳艾施纳一起共事了。1898年的圣诞节，和士谦在继昆泽和寇雷克之后，也来到这块新的德国保护区。

整体上看，和士谦介入殖民地生活很深。到达青岛后，他先后和昆泽在大鲍岛、台东镇和李村滨河路建立了教堂，同时也在平民教育和医疗方面展开了工作。这个时期的和士谦，是在一种非常困难的状况下进行传教工作的，他和他的同事昆泽一起，在缺少必要的物资生活准备的情况下，为柏林传教会在殖民地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1910年10月23日，在人们的长时间期待中，青岛福音堂最终在江苏路落成，这个正规基督堂的日常教务工作，最后确定由经验丰富的和士谦主持。实质上，和士谦和这个基督堂，很快就融洽成了一个整体。1912年，普特纳姆·维勒曾描述说：一座高贵的德国教堂在一种古老的风格里，使整个画面毫不费力地融入朝阳之中，让人难以忘怀。这是完美的西方色彩，恰当地汇入了纯粹的东方文化中。

和另外一些传教士不同，和士谦并不拒绝评论殖民地的公共问题。后来，和士谦的一些观点，被广泛地使用到对殖民地事务的评价上，比如，他在《德国人在山东》（载法思远编《山东》，1912年版）中间关于“德国殖民化的工作，也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的说法，就非常有影响。同时，和士谦也对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发表过意见，比如他认为，青岛的海关，实质上已成为德国殖民地预算的资金来源，等等。

和士谦和传教有关的工作，还包括了一些灵修书籍的翻译。他曾经和陈建勋合作，把马丁路德的著作《基督徒的自由》翻译成了中文。这本被认为是“宗教上潜思默想的结晶”和“一种轻微恬静之声”的路德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和士谦和陈建勋可能是最早的中文翻译者。因为和士谦和陈建勋的努力，路德的“因着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管辖”的声音，被普及到了中国信徒的心中。

1914年的秋天，和士谦开始经历一场新的考验：战争来临了。尽管他开始并不知道，在以后不久的日子，他需要为这场残酷并没有希望获得胜利的战争，付出儿子的生命。

11月4日，和士谦的儿子盖哈德（Gerhard）阵亡。11月5日晚9点，和士谦在极度的悲痛中埋葬了儿子。他和送葬的人们一起，站在海边唱“你期待着，我的灵魂”。他知道，这是儿子最喜爱的歌曲。在送葬的现场，一口棺材也没有了，他和送葬的人们用白色的床单，将死者裹上，并装饰上花环。和士谦后来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孩子，在黄海之滨，你这样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你热爱青岛，你的全心系于中国，你生在中国，它的语言和习俗，就是你的家乡。”和士谦知道，盖哈德已经永远失去了一个梦想。因为，盖哈德原来计划在欧洲接受教育以后，到中国就业居住。现在，他已没有机会了。

尽管经受了儿子阵亡这样的巨大悲痛，和士谦依然试图对战争作出结论：“这些天充满火和死亡。德国民族迸发活力的精神，给了我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它证明我们人民心中存在那种对上帝的深深畏惧。”和士谦相信：在强烈的死亡威胁下，父亲们的信仰已经变得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失去儿子的同时，和士谦也认识了“强烈地否认生活”的日本人。他认为，“日本的士兵也是善战的战士，他们具有的灵活性、耐力和军事素质给我们的人留下印象。人们嘲笑这些小男人，但是也佩服他们。日本人的纪律性，建立在盲目服从上帝般的皇帝，以及无条件的奴仆般的忠诚之上。”

因为上帝，也因为儿子盖哈德，和士谦这一生注定和青岛分离不开了。或许，在最终，他会看到飘荡在城市上空中的灵魂？

传教士卫礼贤

不论是作为传教士还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卫礼贤都是个容易让人产生兴趣的人。他的经历，他的作为，他身上承载的符号性特征，让他成为了一个殖民地时代的特殊代表。而他的一系列写作活动，则同时使他作为一个历经者的见证意义，在后来的年代显现出非常的价值。

理查德·威廉（Richaid Wilhelm）1873年5月10日出生在斯图加特，但也有资料显示他的出生时间实际在5个月后的10月10日。威廉的父亲是来自图林根的一位手工业者，母亲则是斯图加特人，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1882年父亲的过早去世，改变威廉的生活轨道。面对陷入困境的家庭，母亲决定让他转入神学校接受教育。1895年11月，在结束了首次神学职业资格考试后，威廉被授予了斯图加特修道院所属教堂的牧师职位。接着，他去乡村教区承担了两个代理牧师的工作。

1899年，威廉被魏玛传教会选派到中国协助福柏进行传教。5月12日，威廉抵达德国租借地青岛，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精彩的生活历程。到青岛后的威廉，很快就显示出了融入中国社会的热情，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这就是卫礼贤。

开始的日子，卫礼贤是一边在简陋的房子里给德国孩子上课，一边在等待来自家乡的信件中间度过的。1899年10月14日，卫礼贤在函告友人时曾说：“此间一切初创，万般简陋，但政府的工作很谨慎，且有魄力，主其事者并非总督叶世克，而为文官委员（单维廉）。单氏能干并富有远见，一切建树悉出自彼手”。在这个新的殖民地，雨季的瘟疫是当时最大的敌人，头几年，传教士最经常进行的活动，就是主持葬礼。大致到了1900年的2月，随着魏玛传教会可以容纳两个家庭的房屋投入了使用，卫礼贤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这时，他把他的未婚妻从家乡接了过来，并举行了婚礼。

接下来，卫礼贤开始了他的办学活动。他的学校1902年在今胶州路柏林传教会教堂旁边建立，定名为礼贤书院。1903年，书院在小鲍岛东山（今上海路9中）建成新的“中国式”布局的校舍。此后，书院是在继续吸引新生和不断扩建中间逐步发展的。1905年，以卫礼贤夫人名字命名的美懿书院出现，成为了青岛第一所女子学校。卫氏学校的课程，除德语外，基本依照清廷颁行的学堂章程设置。1906年，鉴于卫礼贤在兴办教育上的贡献，山东巡抚杨士襄以其“办学有功”，奏请清廷赏赐四品顶戴。

有意味的是，在此期间，作为传教士的卫礼贤实质上并没有广泛传布基督教义，没有发展过一个教徒，反而开始亲和中国文化，逐渐呈现出尊孔读经倾向。1903年开始，他即在《青岛最新消息》和另外一张在上海出版的影响力更大的德文报纸上，发表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和北京方面的时事评论。后来，他还陆续出版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和《孟子》等译作。

卫礼贤在青岛期间，和一些在此避难的晚清著名政治人物保持了持续的交往。其中尤其和改良活动家康有为、前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和清史馆馆长赵尔巽等过从甚密。在学习儒家经典《论语》和《易经》过程中，劳乃宣曾给以卫很大帮助。1912年，康有为、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孔教会，卫礼贤亦曾参加活动。从上海回青后，卫即筹划成立青岛尊孔文社，并聘请劳乃宣主持。1913年，卫氏在礼贤书院建立了尊孔文社藏书楼，填补了本地现代图书馆的空白。藏书楼匾额为恭亲王傅伟题写，劳乃宣则以《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记》赞之：“德国卫礼贤以西人而读吾圣人之书，明吾圣人之道者也。时居青岛闻而忧之，与中国寓岛诸同人结尊孔文社以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时藏书楼藏书多至3万余册。

卫礼贤从1899年至1920年一直住在青岛。后来在几度进入中国后，他回到了德国。张君励曾这样评价这个“世界公民”：“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在德国，卫礼贤继续了他的翻译工作。先后出版了《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译著。其中《易经》卫氏在青岛就开始翻译，毕十年之功，终于在1925年面世，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版本”。他的最后一部译著《吕氏春秋》，在他离世前两年出版。1930年，“两个世界的使者”卫礼贤逝世。

面包师奥托

面包师奥托（Otho）最早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是因为已经在建设百盛大厦中被拆除了的原中山路42号。中山路开通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这条街道上的建筑物多集中在东侧。因此，从太平路海岸向北，中山路西边的一间寄宿学校和最终被考订为属于奥托的房屋，便格外引人注目。中山路42号在其最后的若干年中间，是以一家邮电局被人们记忆着的。它设立在湖北路一侧的读报栏，曾长时间服务了周围的读者。

这个与水兵俱乐部隔街相望的大楼，长期来历不明，一直到面包师奥托的重新被发现。根据马维立博士提供的资料，在1908年之前，来自波茨坦的奥托，是霍恩佐伦大街（今兰山路）与汉堡大街（今河南路）路口的哈利百货公司的面包糕点师。而奥托曾经成为雇员的哈利洋行的青岛故事，则是一个关于财富扩张的没有意外的传统片段。从开百货公司到投资饭店和农场，哈利洋行扮演了一个循规蹈矩者的角色，哈利故事的所谓戏剧性，浸透在了整个经营活动中的所有细节之中，看似平常，却也有声有色，这中间，就包括有奥托们的贡献。

1908年时，奥托离开了哈利，在中山路上开设了自己的咖啡面包店。他在中山路与湖北路口的西北角，建造起了自己的住房和店铺。奥托的这个房子上面的塔楼，和水兵俱乐部的塔楼相互对应，将两个风格不同的建筑的对话，引入了城市上空。奥托可以供客人停留的面包房门店，在大楼的底层，很开阔，光线明亮。面包房的外立面，包裹了花岗岩粗石，临中山路的一侧开有很大的窗口，使面包房内外的交流，通过这些可以直接看到室内的窗口，变得容易了许多。数据显示，奥托的住房和店铺建筑面积3192平方米，为烤面包而设立的地下室则有608平方米。

在马维立的记忆中，从1920年至1949年，这家咖啡糕点店一直由德国人经营。开始是曼德勒，他之后是弗罗塞尔。在马维立小时候，他很喜欢去弗罗塞尔咖啡喝带炼乳的巧克力。

支持了马维立关于这家咖啡面包店的童年记忆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青岛大学的教授梁实秋。30年代初的时候，嗜好美食的梁实秋曾多次到这里就餐。关于这里的就餐经历，成了他数十年不忘的快乐记忆。

50年代后，梁回忆说：“德国人佛劳塞尔在中山路开一餐馆，所制牛排我认为是国内第一。厚厚大大的一块牛排，煎的外焦里嫩，切开之后里面微有血丝。牛排上面覆以一枚嫩嫩的荷包蛋，外加几份炸番薯。这样的一份牛排，要两元钱，佐以生啤酒一大杯，依稀可以领略樊哙饮酒切肉之豪兴。内行人说，食牛肉要在星期三四，因为，周末屠宰，牛肉筋脉尚生硬，冷藏数日则软硬恰到好处。”梁说，佛劳塞尔店主善饮，无怪他大腹便便，如酒桶然。

梁实秋已记不清佛劳塞尔开的餐馆的名字了。据记载，1936年青岛旅游业兴盛时期，这里为德国人经营的门德来西菜咖啡馆，有些知名度。门德来这个名字和马维立博士提供的弗罗塞尔之前的曼德勒，距离不远。

奥托后来的去向，被研究者掌握的不多。1914年日德开战，他被编入海军第三陆战营七连。和他同在这个连队的还有顺和洋行的恩斯特·达勒和w.wedekind公司的赫尔曼·埃克尔特，以及印刷出版商阿道夫•豪普特。战后，奥托被俘并押送到日本，1919年获得释放，1920年返回中国，与妻子玛丽和14岁的儿子在济南谋生。后来，他和他的青岛咖啡面包店，都没有踪迹地消失在城市的时间过程中间了。最终，他曾经服务过的城市，连他的名字也彻底遗忘掉了，就象他并不出现过一样。

和马维立的资料不同的是，30年代尾声时，曾经的奥托大楼作为咖啡面包店的历史似乎就已告终结。相关史料显示，1938至1940年间，胶澳电汽公司曾在这里挂出过青岛电车筹备处的招牌。1947年，邮政储金汇业局青岛分局购买了此楼。

1940年代晚期的青岛，混乱和梦想同时都存在着。在时常被浓雾笼罩着的繁华街道上，奥托大楼的本来面貌早就难以辨认。也许是因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原因，这个大楼的一层，也就是奥托经营面包房的地方，在1949年以后成为了邮政局的一个营业所，并且最后将人们的记忆也终止在了邮政服务上。1993年，随着巨大的百盛大厦的建设，以独特的圆顶塔楼为标志的奥托大楼，被掩埋进历史。

糕点师尤海姆

重新发现尤海姆，是个意外。这个由网络传递的发现故事，把一个至今存在的日本糕点生产企业创始人尤海姆夫妇在青岛的经历，逐渐显现在了人们面前。

根据一份由网友“湛山狼”提供并翻译的公司文件的记录，卡尔・尤海姆1886年12月25日出生在莱茵河畔的一个小镇。他是卡浦・阿姆・莱茵家的13个子女中的第10个孩子。

卡尔的生日正巧是圣诞节。在德国家庭，圣诞节时有做各种点心的习惯。或许是瞑瞑中的一种影响，卡尔从小就和点心有缘，并很早学会了做点心。1908年，有人提议他到青岛工作。

卡尔从柏林坐上国际列车肖邦号，经波兰横跨西伯利亚进入大清领地。然后转乘火车途经奉天、锦州、山海关、天津，再换乘山东铁路抵达了青岛。

到达青岛的卡尔，在希塔斯・博拉姆拜克公司的一家点心店找到了工作。当时，这家点心店正想找一位年青人帮忙。

卡尔似乎很幸运。因为他的勤奋，来到青岛仅仅6个月后，老板就将店面转让给他。1909年卡尔独立，在俾斯麦街（今江苏路）开店，名字就是尤海姆。据说，潜心研究点心工艺的卡尔，会将一种叫“巴姆库汉”的年轮蛋糕，制作的无与伦比。

25岁时，回到故乡的卡尔认识了22岁的艾丽丝。艾丽丝出生在有名的山地哈鲁斯近郊，在商业学校学习过会计。恰好，她也在点心店工作。

1914年7月28日，卡尔和艾丽丝两人在青岛正式举行了婚礼。5天后，他们的祖国德国对法俄宣战，青岛陷入孤立。11月1日，日英联军对青发动了总攻。11月7日，德军向日军投降。

随后，卡尔作为战俘被日军收容，并于11月中旬移送至日本。1915年9月，发生了一件卡尔未曾料想到的事。卡尔被关押的日军叫去，告诉他留在青岛的妻子艾丽丝已身怀六甲。为何不是战士的卡尔会成为俘虏，至今无可考证。1915年9月20号的《朝日新闻》报道了从青岛有28名新俘虏抵达大阪的消息。卡尔的名字也在其中。

卡尔・尤海姆被收容在大阪俘虏收容所。1917年大阪俘虏收容所迁至广岛的似岛，全体俘虏都转到那里。尽管俘虏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卡尔还是利用圣诞节拿到的面粉和砂糖做了人型饼干等点心。

在广岛被命令修路的俘虏们，后来在逐渐高涨的日德亲善呼声中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一次在广岛的物产陈列馆举办德俘作品展销会。不负众望的卡尔・尤海姆有机会以“巴姆库汉”参展，大获成功。由此，卡尔产生了认为在日本寻找出路的想法。

1918年11月，德国弃战，次年签订讲和条约，俘虏都被释放。在卡尔去向未定时，妻子认为日军占领的青岛已经不适合发展。卡尔便听从了妻子的建议，最终留在日本。

卡尔和东京银座新开的欧风咖啡厅签订了3年的合同。任点心生产部主任。然后又把妻子及四岁六个月的儿子鲍比叫到身边。此时，距上次与妻子在神户港会面已过去５年。

1921年，尤海姆夫妇在横滨开新店Ｅ・尤海姆，生意很好。但1923年9月1日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都化为废墟。尤海姆一家坐上了英国收容外国受灾者的冬果拉号。当时，他们还有一个7个月大的女儿。满载避难者的冬果拉号返航神户。在当地德国人的帮助下,夫妇俩再度重新创业，由此奠定了尤海姆公司的基础。

但是，关于日本方面的这个尤海姆故事，马维立博士却提出了许多怀疑。他认为，面包和糕点师的名字不是Karl Joachim，而是Carl Juchheim。卡尔·尤海姆从1920年开始在神户有一家著名的面包糕点店。但他却从未在青岛拥有一家自己的商店或面包店，从1908年至1914年，他始终是哈利洋行百货公司的职员。1908年夏天的通讯录还没有提到他，也许。他是1908年下半年来到青岛的。尤海姆从未在俾斯麦路居住或经营一家商店。1901年和1911年以及1912年的通讯录记载，他住在直隶路，1913年通讯录给出的地址是：霍恩佐伦大街（今兰山路）。哈利洋行的百货公司也在这条大街上。所以，马维立认为，唯一能够表示尤海姆糕点店的地方，应该是霍恩佐伦大街与汉堡大街（今河南路）路口的哈利百货公司。至1908年，哈利的面包糕点师是奥托（G.Otho）。他在1908离开了哈利，并在中山路上开设了自己的咖啡面包店。他在今天的百盛大楼东南角侧建造了住房和店铺。从1920年至1949年，这家咖啡糕点店一直由德国人经营。

传教士白明德

在青岛，传教士巴尔·泰尔斯（P.Bartels）的中文名字白明德，远比他的德文名字有更大的号召力。他被认为是一位“特别勤奋”的牧师，或许正是因为勤奋，白明德在1898年的秋季获得了主教安治泰的任命，前往青岛负责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传教工作。此后的很长时间，包括1914年秋天日德战事期间和青岛沦陷后，他一直坚持留在了这里，直到1928年复活节时突然去世。白明德在青岛的30年，使天主教的影响在这里得到了迅速扩展，同时，他也把建设在一个山丘上的斯泰尔修会的工作机构，最终演变成了青岛天主教的圣地。

从到达青岛的一开始，白明德就同时承担了作为天主教会在殖民地活动的规划者和建设者的重要角色。刚来的时候，他先是在一个“属于道观”的房屋暂时安顿下，然后在旁边修了一个宽敞的临时教堂。本地历史研究者认为，白明德的这个木房教堂在太平路天后宫后，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天主教在青岛市区的第一处活动场所。实质上，一直到1902年，白明德建立的这个临时教堂，都被用作欧洲居民的礼拜堂。每个星期天，德国海军少校封罗索夫就会率领约100个士兵，到这个教堂做礼拜。新来的传教士贝日曼（P.Bellmann），则负责给信天主教的平民、商人、职员和手工匠做礼拜。但是，很长时间里，他们来的寥寥无几。

有一段时间，主教安治泰和白明德一直在购买土地的问题上花费心思，因为政府不肯在他们看好的地方，依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和价格提供土地。这个事情曾经令安治泰非常愤怒。在他看来，青岛的获得，恰恰是用斯泰尔修会传教士的生命换取的。后来，白明德陆续在欧洲市区和大包岛，购买了至少7处地产。这其中，包括了主教安治泰最终为传教会争取到的在一个风景诱人的山丘上的一大片土地。白明德获得的“山丘土地”，就是今天分布在曲阜路、安徽路、德县路、浙江路之间的地皮。

在这片土地上，白明德令人建起了印刷厂、会计处和教会机构。此外，还建立了方济会的生灵修道院，以及寄宿学校。同时还为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男子学校和一所医院。一些文献显示，在进行这些多方面的紧张工作的时候，白明德得到了他的神甫同事以及独立教团高水平的未授职修士们的有力支持。

斯泰尔修会博山路3号的公益医院，是在政府行政部门的建议下设立的。海军参谋部的医生玛科琳博士每天到医院开诊3个小时。医院的组织和内部领导，由方济会的修女们承担。病人大多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对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人，可以在这里获得免费的治疗和照顾。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为军人和欧洲人设立的政府野战医院和同善医院，但这个天主教医院，依然有很多人前来看病。这说明新的医院的建立，符合了大量低收入者的需要。统计显示，从1905年7月至1906年1月，斯泰尔修会的公益医院开诊时间2571小时，共治疗了1140个病人，其中1006个男人，99个女人，39个儿童。医院进行了88个手术，接纳了41个住院病人。白明德自己每天都在医院里工作很多小时，并且亲自参加了所有重要的手术。

与此同时，在为德国孩子设立的学校，白明德还负责天主教方面的事务，每天他讲一个小时的课。斯泰尔修会方面努力争取教团修女们的加入，因为青岛非常需要母语为德文、英文和法文的修女。这些修女负责管理一个为外国女孩设立的学校，和其配套的还有一个寄宿学校和幼儿园。1902年4月1日上述机构开始启用。在以后几年中，还陆续扩建了修道院、教堂和孤儿院。1904年初，学校共有48个女学生，其中有12名来自天津、上海和日本。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这所学校已有了70名女孩。这些学生中间，包括有总督特鲁泊和野战医院医生科尼希的女儿。

在1914年10月激烈的日德青岛争夺战期间，白明德和他的同事是在教会的地下室度过的，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11月6日，曲阜路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会馆第一次被炮弹击中，而在战斗的最后20分钟，这里落下了9发炮弹。会馆所有的玻璃全部都碎了，门也被严重破坏。

和绝大部分被迫离开青岛的德国人不同，白明德战后获准留了下来，直到1928年复活节星期一在青岛去世。在向这个享有很高威信的传教士表示哀悼的时候，送葬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

建筑师科尔

建筑师科尔（Kell）被研究者所注意，不在于他是华格纳时装店的设计和建造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时装店并不能代表一个建筑师的真实水平。科尔的意义，在于他可能是整个殖民地的第一幢建筑物的缔造者，早在1898年9月2日政府的土地法令颁布之前，科尔就已经在总兵衙门（今人民会堂）的西边建造起了新城市有记录的第一幢房子。

科尔在1898年来到青岛。他设计和建造总兵衙门西边房子的过程，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查询。人们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建筑房屋的许可的，甚至，人们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因为，在土地法令颁布之前，任何个人的建筑行为，都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方面，负责起草土地法和税法的单威廉博士本人，就有深刻的教训。因为他的一个不可原谅的个人过失，首任总督罗绅达最终成为了殖民地政府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

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建筑师科尔，具有和华人事务委员单威廉犯同样错误的机会。那么，科尔在总兵衙门西边建造的房子，最大的可能是受政府委托的。完成了这幢扑朔迷离的房子的设计和建造后，没有科尔继续有新的设计作品露面的记录，直到华格纳时装店在今中山路上出现。而科尔在自己所有的地块建成华格纳时装店的时候，已经是1902年的事情了。

在1898年至1902年之间，新城市的开发，在一大批建筑师的参与下，已获得了最早的成果。这其中，包括了下面一系列建筑：海因里希亲王饭店、监狱、德华银行、海关宿舍、铁路公司办公楼、阿里文和单威廉的住宅、给格尔皮克使用的政府公寓、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伊尔蒂斯兵营、柏林传教会和魏玛传教会、青岛火车站、总督府学校、圣心修道院、水兵俱乐部、礼和洋行和矿务公司总部，等等。这些风格不同的建筑，在1902年之前，大都建造完成。

尽管在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名单中，没有发现科尔的名字，但另外的数量众多的建筑师的参与，却真正使殖民地的开发，进入到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通过资料分析可以看出，科尔的房子，是租用给埃米尔•瓦格纳和他的时装店的。而最晚到1912年，这里也不属于科尔了。查看当年的地籍清册，可以发现那个地块已在礼和洋行熊伯格的名下。

从科尔开始，或者是以科尔为线索，回头考察1898年至1914年间青岛数量众多的建筑师的情况，会发现遇到解读麻烦的不仅仅是科尔一个。其中涉及许多建筑师的复杂难题，研究者今天依然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比如卡尔•施特拉塞尔，要确认他设计或建造了哪座建筑，就有点难。德国学者华纳在他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第206页上曾经说，德国总督的官邸是施特拉塞尔设计的，但克里斯托弗•林德博士则在关于这座建筑主人的论文中说，官邸是魏尔纳•拉查洛维茨设计的。然而，马维立博士却同时指出，在这期间官邸的建筑师弗里德里希•比博尔（Friedrich Biber），却又是华纳和林德没有提到的。马维立说，他在其他的来源中发现了这一点。同样的缺憾，在另外一些地方也存在着。比如华纳在他的著作里面，同样没有提到建造基督教堂期间的建筑师，开始是保尔•哈克梅斯特（Paul Hachmeister），后来是比博尔。而关于被林德博士认为是总督官邸设计者的拉查洛维茨，则可能是在青岛生活时间最长的建筑师或德国建筑的技术人员。他1898年夏天来到青岛，并被政府建设部门雇用，在青岛一直生活到了1914年。

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开始是时候，青岛的建筑业进入到了又一个繁荣时期。青岛商会《1913年度的报告》记载，从1912年开始的建筑热，一直持续到1913年。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大港附近的一些大贸易公司的拆迁，其次就是富有的中国人的不断移居。报告认为，看好了青岛有秩序的舒适环境的中国上流人士，促成了连锁的定居行动。因此，对房屋和土地的需求明显加大了。因适合这些富人的住房明显不足，到1913年的年底，单独的小型住宅建设异常红火。随之出现了几乎是所有建筑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砖石上涨了很多，甚至连劣质的红砖也不例外。

不过，这样的热闹景象，建筑师科尔大概并不知道，从1912年前他就出售了瓦格纳时装店的房子这一情况看，他应该没有在青岛生活到新一轮建筑热的到来。

建筑师拉查洛维茨

作为一个建筑师或德国建筑的技术人员，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和青岛的联系不仅仅限于他参与完成的建筑，而同时体现在对城市开发历史的见证上。拉查洛维茨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几乎贯穿了德国殖民时期的全过程。他1898年夏天来到青岛，1914年8月战争爆发时，才和另外一个建筑师保尔•哈克梅斯特去了北京。他的青岛经历，可以完整地显现整个城市建筑事业逐渐进步的过程，也可以显现城市化变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拉查洛维茨出生在1873年，他到达青岛之前的经历，不为人所知。从他后来很快就成为受政府雇用的建筑技术人员这一事实看，他应该受过相关的专业教育。1898年夏天，25岁的拉查洛维茨来到青岛时，这个新的殖民地城市的所有建设，尚没有展开。海军方面匆忙组织起来的管理机构，对专业人员的招募，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拉查洛维茨被政府建设部门雇用的细节，没有更多的文献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开发的需要，他和许多政府建筑师很快就投入到城市的建设当中去了。

毫无疑问，从1898年的秋天开始，包括拉查洛维茨在内政府建筑师们所面对工作，异常繁重。1898年10月至1899年10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记录说，在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德人聚居的青岛市区及其附近，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地面和地下建筑活动，一方面在修建规模宏大的海港工程及通往海港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为城市设施、公共及私人所急需的大量房舍的建筑大兴土木。与此同时，和营建活动有关的许多其他行业也相当活跃，砖瓦窑、采石场、石灰窑等企业的发展，受到了政府的鼓励。

在长达16年的青岛工作历程中间，拉查洛维茨有记录可查的设计活动，涉及了两个著名的建筑，这就是总督官邸和青岛俱乐部。尽管在气势宏伟的总督官邸的设计人员的鉴定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至今并没有让人可以完全信服的文献证明，拉查洛维茨没有参与这个经典建筑的设计。

总督官邸的建造期是1905年10月至1907年10月，在托尔斯顿·华纳所著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中，考证其草图设计是政府建筑师马尔克，建筑师为政府房建总监施特拉塞尔。但是，在克里斯托弗·林德博士关于这座建筑的研究论文中，却认为设计者是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同时，马维立博士则考证，参与工作的应该还有建筑师弗里德里希·比博尔。就一个庞大的建筑物来说，有多达4个建筑师参与其中，也并不奇怪。从设计和工程的复杂程度上看，总督官邸在当时的青岛是绝无仅有的。

在总督官邸建成6年后的1913年，德国工厂联合会董事会的一位成员阿尔丰斯·派克韦特，在当年于法兰克福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说，这个花岗岩建筑“以威慑四方的气势座落在坡顶，不禁使人联想到波兹南皇宫那宏伟之状”。

据一本德国出版物记载，曾有言传说青岛的官邸建筑耗资达百万金马克。该出版物相信，虽然百万政府投资没有被证实，但营建费超出可供使用的45万金马克是确有实据的。为此，房建总监施特拉塞尔当年不得不回到柏林，在总会计署申辩原由。他认为，由于时间紧迫而无法预算建造费用，最后势必提高造价。施特拉塞尔解释，大量使用花岗石砌立面，并非产生额外费用的原因。

中山路和太平路口的青岛俱乐部，在1910年5月至1911年10月完成建造，建筑师是库尔特·罗克格，施工管理是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拉查洛维茨的职责是工程指导和内部设计。而后者的工作，有许多为人称道之处。拉查洛维茨在大型楼梯间的前厅留出的存衣处和厅内蓝色墙壁上镶有金铂的鹰徽，都给光顾过那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俱乐部底层，拉查洛维茨安排了游戏室、台球厅和阅览室等公共活动空间，二层设计了一个很大的餐厅。而在地下室，拉查洛维茨则设计了造型粗朴的酒窖、厨房、洗衣间、工具间和储藏室。

1913年11月2日出版的《青岛时报》曾报道说，“俱乐部作为商人、政客、卫戍部队和巡洋舰队军官的聚会中心，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无拘无束和惬意的形式，促进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

1914年8月，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去了北京。他住在那里并担任了私人建筑师，直至1926年在北京去世。

山东巡抚袁世凯

1900年3月21日，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麻烦之后，刚刚正式就任山东巡抚不到一个月的袁世凯，在济南与山东铁路公司经理锡乐巴订立了一份正式的铁路章程。尽管1898年3月6日的租借条约上，已经有“两国迅速另订合同”的约定，但是，合同的签署，事实上还是被拖延了。

但是，人们却有一种感觉，3月21日当天在送走了锡乐巴之后，袁世凯的心情并不轻松。研究者想象了这位后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和83天的洪宪皇帝在当时的所有表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只是冲天打了一个哈欠。

袁世凯的心病并不在青岛总督叶世克或者是锡乐巴身上。袁世凯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反对修铁路的那些人身上。

1899年的夏天到秋天，因为土地的问题，筑路公司与当地的农民在高密等地陆续发生了一些规模不等的流血冲突。后来，事态被扩大了。1900年的1月，高密武生李金榜两度率众拆毁枕木，阻止铁路的修建。1月11日，李金榜率持有各种武器的3000人再度冲击筑路公司的施工现场，并向德国人开炮。事情到了这个份上，袁世凯只好电达锡乐巴，请其暂停工程，以待商办。

在参与了危机调停的传教士卫礼贤看来，高密出现的流血事件，从本质上是两种思维方式发生冲突的结果。但是，袁世凯却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更实际，或者是更关心事态的变化方向。同时，他也需要保持一种平衡。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这些麻烦的出现，使得在毓贤之后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显现出了自己的作用。通过袁世凯在济南发出的一个锐利手势，事态开始向另外的方向发生转变，这成为了袁世凯和锡乐巴得以订立具有“华商、德商会同办理的胶济铁路公司，由华人、德人共同集股；地方官员帮助公司办理购地、租房、招工事项；由山东巡抚派兵保护铁路；铁路公司不得妨碍居民利益”等内容的铁路协议的基础。

从研究者检索到的资料上看，包括巡抚袁世凯、周馥在内的许多山东地方官员，对从青岛通往济南的这条铁路的铺设，态度无疑是明朗的。仅仅就袁世凯和周馥来看，他们对这条铁路的认识，不仅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任，也超过了北京的许多同僚。

甚至，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已经显得有些迫切。

2005年3月20日，在即将被撤消的青岛铁路分局网站上，人们透过已经好久没有更新的页面，依然可以搜索到关于山东铁路早年建设时期流血冲突的内容。在网站的《青岛铁路史话》里面，作者通过当时德国驻上海领事的话，证实了殖民当局“雷厉风行”地修筑铁路的动力：“盖我铁路所至之处，即我占地之所及之处。”

那么，聪明的袁世凯会不了解这一点？在这一刻，人们仿佛突然明白了，1900年3月21日在济南打的那个哈欠，袁是做给人看的。

因为，这里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回答：在1900年春天开始的短暂的日子里，袁世凯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袁世凯，山东铁路会不会驶向另外的方向甚至夭折？还有，为什么袁世凯在山东铁路问题上所持有的明显的开放态度，没有最终在险峻的政治旋涡里影响并改变他上升的仕途？

研究者相信，袁1900年在山东铁路问题上所进行的选择，并没有十成的胜算，如果不是在赌博，那么，结论就只要一个。这就是：袁世凯渴望变革，袁渴望通过变革改变山东和整个中国的命运。而山东铁路，恰巧就是袁的变革手段。袁世凯相信，德国人的铁路，最终会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财富。

显然，在这一点上，袁世凯的立场和叶世克、锡乐巴以及他的柏林上司菲舍尔不同。同时，当青岛总督叶世克希望山东方面同意德军进入中立区时，袁世凯同样保持了锐利。他以中德之间并没有正式确定所谓的中立区为由，拒绝了叶世克的要求。

1899年9月23日，山东铁路开工建设，并在青岛和胶州两地同时铺轨。1901年11月7日，就在青岛火车站大楼刚刚建好时，李鸿章逝世。1904年7月4日，山东铁路全线通车一个月零3天后，另一个影响了青岛和山东铁路命运的重要人物翁同龢，也逝去了。

1904年6月1日，当尖锐的汽笛开始有规律地划破胶州湾的宁静的时候，山东铁路就永远地将李鸿章、翁同和、袁世凯和叶世克、锡乐巴等人的名字凿刻在了从柏林运来的铁轨上，供后人去评说这中间所发生的是是非非。

山东巡抚周馥

不论是早年作为李鸿章幕僚的熏陶，还是后来作为袁世凯同盟的历练，周馥在1902年选择对德国青岛租借地进行史无前例的破冰之旅，都是一个合乎其政治逻辑的行动。这个有些冒险的举动，使周馥把自己和同时代的政治家，拉开了距离。

1902年，周馥是在一场流行霍乱被平息后到达青岛的。霍乱造成了176人死亡，其中有170名中国人。但是，周的到访，却和霍乱和死去的中国人，没有直接关系。1902年5月，周馥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了四川和直隶布政使的政治履历。主政山东后，他继续了袁世凯的新政，其中包括修整大运河和小清河的工程，希望通过改善山东基础设施的举措，使之与青岛海港和山东铁路抗衡。

周馥1902年的青岛之行，没有被记录在《胶州备忘录》中，这令人困惑。关于山东巡抚这次青岛行程许多细节的印证，可以从德国学者余凯思引用的一些档案中获得支持。这为描述周馥在青岛的活动，提供了帮助。

1902年12月，周馥提出的访问要求，令青岛总督特鲁泊深感意外。这并不奇怪，因为周是第一位提出这种要求中国高级官员。而在这之前，山东和青岛的联系，都是在非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的。建立一种常规沟通的尝试，无疑和青岛的利益吻合。特鲁泊在致蒂尔皮茨的信中，描述了在获悉周的这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后的惊诧。但是，特鲁泊并非没有戒备。根据传教士卫礼贤的说法，他在“采取了一些秘密的防备措施”后，接受了周的访问要求。

对周馥来说，沟通的压力的确迫在眉睫。他不能容忍对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德国占领区保持长时间的无知，特别是，这个地区已开始以一种令他吃惊的方式迅速发展了起来。其实，前往青岛的目的，周馥在完成访问后专门致军机处的报告中，已有含糊表述，即试图“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了解德国对租借地发展的规划。后来山东自开商埠的事实说明，周馥的访问动机，核心仍然放在了希望找到扩大山东经济的方法上。

周在青岛访问期间，和特鲁泊举行了几次政治会晤，周馥谈了一些关于济南与青岛关系的具体问题。鉴于机构联系的缺乏，周希望通过外交访问的方式，加以弥补。值得注意的是，周馥在青岛期间所发表的谈话，不仅表达了中国想要收回丧失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的基本意图，而且也显示出对当下状态的关心。按照周馥的见解，在德国管理的青岛，中国居民的事务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周曾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

在接见中国商人时，周馥除了谈到一些促进青岛与山东的贸易关系的措施，也提到了在青岛设立中国领事机构的积极意义，他还提议派遣一位官员调解商人之间的争端或者协助处理诉讼。

接见商人后的晚上，周馥和特鲁泊再次谈到了上午他讲过的建议。周比先前“学院式讨论”场合更加坚决地指出了设立中国领事馆，派遣官员来青的必要性，同时希望后者以中华商务总局的委托人身份，出面调停中国人之间的争端。对此，鲁泊表示了异议。

1902年12月31日，周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表示相信，德国人已经把租借地当作自己的国土来看待了。条约签订后，生活在租借地的中国人受制于德国的统治，对此很难提出异议。周馥建议：“必须通过工业和商业关系，对（德意志人）加以控制。”

周馥在青岛的访问和与德国总督的会晤，在多大意义上促成了周的某种转变，并没有可信任的证据加以说明。周回省后，即上疏奏请在山东铁路、矿山购买华股。1904年，周馥促成了济南和周村两处商埠的开放，并通过竞争，迫使德国的山东矿物公司最终破产。

1906年7月，周馥被调任闽浙总督，未到任。旋又调补两广总督。次年，以年老多病，奏请“回籍就医”。1921年8月21日，周馥病逝在天津寓所，终年84岁。

1912年前后，周馥曾有举家迁居青岛的计划，并事实上在青岛生活了一些时间。周后来在青岛进行的频繁活动，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包括他与儿子周学熙购买了沧口德国一个缫丝制品公司的土地和厂房，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华新纱厂。同时，他也继续了和卫礼贤等人的友谊。他同时期在青岛从事的一些半公开的政治活动，使他保持了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军机大臣张之洞

张之洞和胶州湾的联系，从1897年的德国占领持续到了他去世。占领事件发生初期，尽管朝廷在应对措施方面意见并不一致，但在寻找一种政治解决办法上，各派别之间似乎没有异议。李鸿章倾向于接近俄国，希望借助俄国的压力，劝说德国撤兵。相反，张之洞和刘坤一则乐意与英国和日本合作。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不论是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都没有说服任何欧洲国家采取具体措施。

张之洞后来和青岛的瓜葛，发生在他的晚年。1906年，他曾以湖广总督的身份请求德国总督府将青岛警察局长派往汉口，以帮助改组警察机构。当年的9月1日，这个局长便以“休假一年”为理由，前往了那里。而两年后出现的另外一件事情，则关系更为重大。

这个时候，作为晚清政局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除了入值军机处，讨论和决策内政外交的重大事项外，还分管学部。他和青岛的这次遭遇，就涉及了学部。在某种意义上，张之洞在关于一个高等学堂问题上的决择，其困难和风险并不亚于10年前的胶州湾谈判。从1908年夏天开始的一年里，经过了张之洞的坚持和努力，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高等学堂，终于以一种基本保持了清廷脸面的形式，在青岛获得创立。而青岛高等学堂的出现，则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风气之先。完成了这件大事后，忙碌了一生的张之洞病故。

关于在青岛设立大学的建议，是由德国驻北京公使提出的。动议的背景，是德国希望在中国找到一种文化扩张的稳定和秩序化的方式。但实质上，在殖民地文化事务方面影响广泛的单维廉和卫礼贤等人，之前就有过类似的提议。1907年12月，德国政府向中国驻德公使通报了将在青岛设立大学的设想。1908年5月，中德双方就建校问题开始正式谈判。德方谈判代表是汉堡大学汉学家奥托·佛兰克（OffoFranke），中方谈判代表则是兼任学部尚书的张之洞。

在当时，张之洞被誉为“通晓学务之第一人”，但以军机大臣分管某部事务，似乎在清廷历史上少有先例。掌管学部期间，张之洞主要做了三件事，前两件一是“完善教育制度”，二是“修订中学课程”，全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而第三件，则就是关于中德在青岛合办大学的谈判。

双方谈判的焦点，集中在了名称、校址、经费、行政管理和专业设置等事项上。德方希望主导办学方向，同时希望毕业学生应被奖以进士出身。张之洞及学部诸臣认为，青岛学堂并非私立，不能轻易冠以大学之名，其章程、课程设置须由中国派员监察，学生须由山东选送，学生毕业，勿庸议及出身。支出方面则可由学部认筹开办经费四万马克，常年经费一万马克，另山东、直隶各认一万五千马克。最终，张与德方议定了章程18条。

张之洞和佛兰克的谈判，并不顺利。尽管张之洞小心翼翼，但还是遭到了批评。1909年4月28日，一份国内报纸尖锐指出，德国建立高等学堂的目的，是企图借此把山东的教育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张却不动声色，继续和佛兰克讨价还价。8月14日，张之洞上奏皇帝，谨慎表达了对合作办学的支持：“与外务部甫经商定，嗣德国所派专员福兰格（即佛兰克）即于是时来华，递呈草章，由外务部转咨前来。臣等详加察阅，大致学堂分为两级，一为预备科，一为高等大学，学堂监督各员，皆由德国政府选派，并不由中国派员考察。每逢考试，仅由中国学部派员监视。学生毕业，则请奖以进士出身，均与臣部章程权限有碍。惟申明学堂禁传教，课程兼重中学，实为外国在中国设立学堂所无，是所望虽不无稍奢，而宗旨尚无差异。”

实质上，在谈判中，张之洞坚持高等学堂的教学需中学与西学结合，严禁宗教教育。因此，一直等到确认了中方的参与发言是绝对平等的，而且可以对教学施加影响，张才对学校章程表示认可。

经过反复的磋商，最后学校定名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分工程科、医科、政治法律科、农林科，并设预备科。筹备开办经费三十万马克，常年经费七万五千马克。但是，在德国方面，校名字则多使用德华大学。

1909年10月5日，高等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庆典上，张之洞在谈判结束时的讲话被扩大了：这是个伟大的工作，这是个很好的事业。张的这个声音，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清晰。

杂货商胡存约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土著文化符号，胡存约是人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曾经在殖民地中心地带生活过的原居民样本。对早期青岛来说，一度声名显赫的胡存约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华人领袖，一个记录了地方状况的随笔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融和的魔术师。胡存约曾经的存在，使得一部青岛早期城市史中的些许章节，变得生动和有趣了许多。

长时间里，在可见的出版物里，胡存约的生卒年月都相当模糊。据胡的后人新近披露的考定结果，胡应该出生在1859年，1916年去世，享年56岁。本地民俗学研究者人认为，这个说法，与《胡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相符。胡早年失父，“事母至孝”。不知道是不是和失父孝母的原因有关，胡很早就弃读从商了，经营土产杂品和航运。这个字规臣的胡氏后代，始终没有功名。可以推断的是，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着他的生长地青岛村这个半径不大的地方度过的。

根据海因里希•谋乐1899年6月编辑完成的《山东德邑村镇志》的记载，青岛村分上下两部分，青岛口称为下村，下青岛；被一个山谷和几块田地区分开的青岛村，则称为上村，上青岛。现有的资料表明，胡存约的生长地，是上青岛村。在这里，胡氏这个“先世经营商业”而逐渐富裕起来的家族，平静地生活在可以看见海口的山冈上，并受到了村民的尊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占领前夕，青岛村已经从原来的大约300至400名居民，发展到了1300人，有房屋229座。

和许多青岛村乡民一样，胡存约人生轨迹的变化，接连发生在1891年1897年两个重要的年份。1891年胡32岁的时候，清军总兵章高元率领三千士兵进驻到这里，在青岛村下面建起了总兵衙门，逐渐使胡的村庄周围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防卫点和交通港口”。而6年后，清军溃逃，德国人来了，接近不惑之年的胡存约，不得不接受新的考验。在1898年晚些时候开始的土地统一收购行动中，胡存约生长地上的几乎所有建筑和民俗、商业设施，被完全摧毁。原居民被以流放的形式，分散在殖民政府依照“华洋分制”原则规划的欧洲人居住区之外，这些区域范围很大，在新城市的东北形成群落。被分散的人群中，包括了胡氏家族的大部成员，后来他们逐渐变化居住地，近至王演庄、庄子、台东镇、阎家山，远则迁至胶县、海阳等处。从1924年编制的《胡氏族谱》上看，胡存约一支，最后生活在胶县徐哥庄。

然而，胡存约却没有离开。他留在了这个新出现的城市里，继续从事着传统的商业交易，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活动在德国租借地中间的社团利益代表，一个可以发出独立声音的华人领袖。在研究者看来，这样一个事实应该真实的：1897年的占领事件和随后德国租借地的建立，似乎没有颠覆胡氏的商业路线，依靠“先世经营商业”的积累和自己的商业天才，胡存约持续了家族的事业，并开始迅速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不长的时间里，胡成为了青岛中华商务局的董事和殖民地参议会的成员。在当时，这两个职位均是可以直接参与华人事务管理的重要角色。在《胶澳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记载：“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有意味的是，在这部著名地方史书的《人物志》里，商人胡存约被归入素受尊敬的“乡贤”一类。

表明胡存约贤举的，是其联络民众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依照《胶澳志》的说法是，“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乃止”。在这个最终得到缓解的对抗性事件中，胡存约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焉”。

有资料显示，1912年9月底孙中山到访青岛时，曾在三江会馆和胡存约有过简短接触。这是孙在短暂的访问中和本地商人进行的少数会面之一。但真正让历史记忆住胡存约这个青岛村原居民的，也许应该是他写作的《海云堂随笔》，在这些文字简约的个人笔记里，他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乡村青岛。胡存约的这个青岛，曾经很纯粹。

1914年冬天，德国战败，两年后胡存约去世。胡离开的时候，青岛依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城市。

零售商傅炳昭

有关黄县商人傅炳昭的信息，多集中在他和胡存约发起组织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上。在今天可以看到的许多城市史描述中，这个被不断扩大着意义的事件几乎成为了殖民时代唯一的对抗性话语。然而，仅仅从这个缺少细节的孤立事件中去认识傅炳昭，并不能让作为零售贸易商人和华人社会领袖的傅炳昭清晰起来，也不容易连接起开发时期的城市整体面貌。

在一个以居住隔离制度和贸易公平的欠缺为主要特征的殖民时代，不论是作为本地土著还是外来移民，所有华商在青岛的活动，都不曾真正享受到完全的平等市场。尽管，制度平台的设计者后来繁荣经济的需要出发，对城市公共政策和贸易原则进行了一些修正，但直到这个殖民地成为历史之前，数量不断增加的华商始终没有机会获得完整的竞争机制的支持。

其实，这种尴尬，从青岛作为德国保护区的开始就存在着，而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的到访，则让矛盾公开化了。在接见了青岛的一些华商后的晚上，周馥和青岛总督特鲁泊再次表达了他的担忧。尽管周馥也认为矛盾的发生部分原因是因为误解，但他显然对中国人“牢骚满腹”的情况很不满意。后来，他直接指出了设立中国领事馆，派遣官员来青的必要性。甚至，周馥还规定了目的是“出面调停中国人之间争端”的派遣官员的身份，认为他们应当是中华商务总局的委托人或律师。作为一位中国官员，周馥坚持居住在青岛的中国人，同先前一样仍然是清王朝的家庭和种族成员之一，受清律的制约和保护。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保护青岛的华商利益和制造公平竞争环境这两方面，周馥和他的继任者显然都无能为力。

由于原始档案的匮乏，研究者并没有傅炳昭是否出席过1902年12月青岛华商与周馥见面会的直接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周馥到达青岛的这个冬季，傅炳昭显然已经开始成为本地新兴经济力量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傅炳昭首先需要关心的商业竞争者并不是德国公司，而是正纷至沓来的各地华商。

傅炳昭和青岛发生联系的记录，基本出现在1902年以后。尽管不能够肯定1902年是傅炳昭的青岛元年，但这个年份在傅后来的事业中具有起始意义，却似乎没有争议。已有的记录显示，是年，这个黄县人成为了泰祥号经理，并同时参与发起成立了同乡会组织齐燕会馆。不过，关于傅炳昭所创办商号的名称，也有元泰号的记录。傅的商号，被笼统地描绘为经营洋广杂货，而这也是当时华商的常规商业路线。一般说来，这些企业多派员在日本大阪设庄或驻沪采购，主要经营纸张、钟表、颜料、化妆品、乐器、食品及其他杂货。傅在青岛似乎不完全是白手起家，他的创业准备，应该是早年在日本完成的。青岛华新纱厂主周学熙的儿子曾在关于华新纱厂的历程回忆中，证实过傅炳昭的日本经商经历。

由傅炳昭和成通号经理朱杰发起的齐燕会馆，是由在本地的山东与河北商人组成的同乡会。傅是山东黄县人，朱杰是天津人，他们的组合，恰好可以实现同乡会的地域要求。这个具有明显社会功能的泛经济组织，后来成为了傅炳昭等商业领袖联系本地社会并同时扩大个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从这里出发，傅炳昭在1910年中华商务公局被撤销后，成为了依照清廷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组织的青岛商务总会的会长。这个职位，有些轮流坐庄的意思，而轮流的规则，则建筑在坐庄者掌握资源的多寡上。

1912年，失去了实际权力的共和领袖孙中山访问青岛，期间曾经和部分非广东籍的青岛华商有过以募集资本为目的的接触，在后来出现的一份来源不明的名单上，傅炳昭、丁敬臣、古成章、郑章华都是这次会面的成员。但是，根据青岛总督瓦德克当时的报告，除了广东籍华商，其他商人都对孙的到访和资助革命的要求，保持了沉默。

作为商业领袖，傅炳昭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30年代。中间在1915年到1922年的日本占领时期，傅的这个人影响尽管遭到了明显削弱，但他依然可以在诸如华新纱厂开办这样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中，保持调解的能力。

1924年5月，胶澳督办高恩洪发起筹办私立青岛大学，傅炳昭和刘子山、宋雨亭等著名商人成为了校董。现在看，这是本地商人的一次慷慨的集体善举，尽管它很快就夭折了。

前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

在所有关于李德顺的故事里面，其不光彩的窃取政府工程投资的行为流传甚广。这使后来研究者在遇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不免本能地心生厌恶。但是，从陆续收集到的李的照片上看，却并不容易看出这个贪婪的公共财产占有者的真实面目。表面上，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精英人物一样，体面、平和、谦恭，并且看上去受过良好的教育。

李德顺的身世很诡秘。整理出来的资料显然，出身微贱的广东人李德顺，在成年后成为了北洋洋务局的翻译，这使他得以方便地与洋人进行得交流。后来，他娶了一个德国女人为妻，她叫玛格丽瑟•克鲁格。李的这个德国太太，从1908年开始陆续成为了他在青岛的几栋房屋的合法所有人。一直一来，人们相信李德顺是汉人，后来在李的后人那里，出现过李是满人的说法，但这个认定却遭到了一些置疑。因为，李的微贱出身和他的广东籍贯，都让研究者怀疑他的满人身份，是晚些时候花钱买来的。

因为久住天津的关系，李德顺和直隶候补道杨士骧交往很深。一般认为，李德顺和德国方面的关系非常好，后杨士骧署理山东巡抚，李便在与德国的交涉中间替杨策划，为杨士骧赢得了善办外交的名声。后来，李德顺便获得了杨的推荐，经过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吕海寰的同意，奏请派为津浦路北段总办。大量关于李的贪污的指责，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据说，在掌握了权力空间很大的津浦铁路北段建设总负责人的职位后，品德极为低下的李开始在铁路工程上大做手脚，从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有广泛的流传的说法是，李的近乎半公开化的占有工程投资的下流做法，当时就遭到了直隶民众的普遍痛恨。及至1909年高润生发难，终于事发，朝旨派直隶彻查，结果是杨士骧突病不治，吕海寰丢了差使，李德顺则被革职永不叙用。

李德顺和青岛这个德国殖民地发生联系的时间，应该在20世纪的最早几年，而他固定在青岛居住，则从1909年他事发后开始。作用一个不法的谋利者，他个人和青岛紧密利益关系的直接实现形式，是大量地持有城市良好地带的物业。他的房产，集中在了原俾斯麦路，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路上。有一段时间，这条重要街道的6号、8号、12号，都是李德顺的资产。

在李购买这些建筑的时候，青岛德国海军当局的法律还不允许中国人在这里购买房屋并居住，但因为李的太太是德国人，所以这个问题就顺利解决了。但是，在登记的时候，这些产业依然使用了玛格丽瑟•克鲁格的名字。

江苏路12号在江苏路和沂水路的交叉口，位置优越，整个产业占地1666平方米，建筑面积近820平方米。根据一份1902年的地籍地图，研究者发现当时这里还是空地，上面只有临时的简易建筑，但在1913年的另外一份新的地籍地图上，这里就已经注明归李德顺所有了。

一般的说法是，李德顺大约在1908年津浦路舞弊案事发前，就完成了这所房屋的产权交易，这就意味着江苏路12号在1908年前，就已经完成了房屋建造。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在李德顺出现前，它最早的主人是谁。

同样属于李德顺和玛格丽瑟财产的江苏路6号和8号，也都不是李建造的。江苏路6号房子，在1902年时的所有者是鲁特尔，几年后他把房子卖给了李的太太。克罗帕彻克和家人，一直在那里租住到了1914年。它隔壁的江苏路8号房子，是1901年至1902年F.H.施密特公司为顺和洋行董事贝恩建造的。实质上，李除了拥有江苏路的房子，在湖北路也购有房产。

2005年5月时，马维立博士在和年轻学者王栋进行的《波恩通信》里面曾提到，几天前，他在法兰克福首次见到了67岁的英瑞德•李太太，她是李德顺和他的德国妻子玛格丽瑟•克鲁格的一个孙女。英瑞德有个弟弟叫麦克，也住在德国。他们姐弟两个都出生在青岛，一个是在1938年，一个是在1943年。最早，关于李德顺不是汉人，而是个满人的说法，就是英瑞德告诉马维立的。从1909年开始，李德顺一直住在青岛。这是一个相对漫长时间过程，这期间他的生活状况，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供描述。1945年，他在青岛死去。英瑞德的父亲，也就是李德顺的儿子埃里希•李在德国学习工程，并娶了一个德国女孩。从1936至1953年，埃里希•李住在青岛，后来他去了开封，在1958年去了德国。

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孙中山1912年秋天的青岛之行，一直扑朔迷离。孙的这次行程，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和官方使命，更多的是基于从北京到上海返回路线上的安全考虑。长时间里，在一种具有方向性的表述环境下，依靠口头记忆进行的许多描绘，使得孙的许多重要的活动和谈话，都被模糊化了，而另外的一些并不真实的东西，却同时被夸大了。

1912年9月28日晚，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乘山东铁路的德国火车抵达青岛。和孙一起到达的，有孙的许多秘书以及家人。事前，孙的访问已由山东方面电告了青岛的德国总督府。

孙到达前，孙的一些同乡已等候在车站的月台上。在不大的站前花园，则聚集起了2000人的欢迎人群，其中许多是几个学校的学生。当这位受尊敬的共和制度缔造者通过人群，乘四轮敞篷马车驶往饭店时，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总督府方面对短暂逗留的孙中山，给予了充分的尊敬。9月29日中午2点左右，孙由一位秘书陪同，在总督官邸拜会了总督瓦德克。在约一刻钟的谈话中，孙未涉及政治问题和当下的中国局势。据瓦德克后来给海军部国务秘书的报告所记载，孙在“整个用英语进行的谈话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克制”。之后不久，瓦德克到海滨饭店对孙中山作了回拜，这时，孙开始变得幽默了些，他对青岛前些年的发展发表了意见。指出，青岛的造林、港口、道路设施和房屋建设，都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希望，青岛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一个榜样。

9月30日，孙中山先去了海关，然后出席了广东同乡会的宴会。为准备这个宴会，广东会馆发出了约300张请帖。孙发表了简短致词，表示：中国已成了共和国，房子已建好，但还缺少内部装修。人民的每一分子都有合作的义务，每个人都承担一部分相关的责任。他说，青岛仅在14年中便由一个普通渔村，发展成为具有值得赞赏设施的极好的地方，中国必须以它为榜样。如果中国要以同样方式发展，这样的工作和实施这样的工作方法是必要的。为了加速这个发展，孙表示有意于促进铁路网的迅速建设，并在最大程度上准许外国工作介入。孙认为，只有在各商界共同参与下这个目标才能达到，没有政府能缺少这种支持。

从广东会馆出来，孙中山径直到了德华高等学堂，他参观了这个现代化的学堂，并在礼堂向学生做了讲演。孙说：中国的政权形式已经历了根本的变革。但年轻的共和国正面临发展的开端，现在该集中全力，使之完全成型。

孙中山说：学生们“必须勤奋、热情和自我克制地致力于自己的学习，以使将来在结束自己的学业后走入生活，以其知识造福于人民。就是说为了人民去建设中国的幸福，在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发明、有组织的劳动等，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而贡献自己。中国的发展、进步和未来依藉于此。”孙中山表示，德国在世界各国中以其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其法律的完美，成为最文明的国家。学生们应以德国作为新中国的楷模。

孙中山认为：在高等学堂的学习并非教育的唯一源泉。在大墙之外也还可学到大量知识和值得仿效的东西。他说，在此停留的两天看到，“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文化，却没有作出可与德国在（青岛）十几年中所做得事相媲美的业绩，道路、房屋、港口设施、卫生设备，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他们的勤奋和努力。学生的目标，应激励自己努力赶上，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并且使自己的祖国同样完美。”

30日下午，作为美国基督徒的孙中山还参加了一个教会的庆典。晚上，他参加了广东同乡会的晚餐会，约有40人被邀请会餐。在青岛的最后一天，孙进行了一次到崂山的郊游。

在孙中山离青时，大鲍岛的主要街道上和码头聚集了送别的人群。孙对他在青岛的逗留，表示特别满意，到达上海后他说，青岛给他留下了比香港更深的印象。

青岛总督瓦德克10月14日在给柏林的报告中汇报了孙中山青岛行程的基本过程。他相信，在所有与孙中山接触过的人中，他都给人留下了最好的印象。他的克制和谦虚，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极善于辞令，都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伟人的印象。在他的任何讲演和私下谈话中，他从未谈到过自己和他在革命中的作用，而往往总是强调还应在中国做的工作。

同盟会山东主盟徐镜心

在辛亥年间的暴力革命出现之前，曾短时间汇集青岛进行秘密活动的共和党人，大都有相同的经历。比如，他们多长年在周边地区生长，多在日本留学时相识，多和孙中山有直接的联系，并且在青岛有一定的同乡人脉资源。

在这些和德国租借地保持了适度联系的共和精英中间，徐镜心则是个中心人物。1912年9月的晚些时候，他陪同孙中山在青岛访问了3天，见证了共和领袖对这个城市的赞扬。在此后20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宋教仁之后，也不幸将自己41岁的生命最终停止在了共和道路上。

徐镜心的政治革新倾向，很早就显露出来了。1873年农历的11月2日，徐出生在黄县黄山馆后徐家村一个大户人家，5岁入私塾开蒙，20岁为县廪生。在家乡时他不仅熟读经史，并已开始涉猎西方书籍。1903年春天，深感旧学“不足以致用”的徐告别家人，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早稻田法政大学的徐镜心，很快就开始与共和党人接触。不久，他被推举为同乡会会长。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东京，在张继的引见下，徐镜心谒见了孙。随后在8月20日的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孙委任他和丁惟汾为山东主盟。

1906年春，徐受孙的委派回国，在烟台秘密设立同盟会机关。很快，他以“凌厉无前”的动作将组织扩展到山东各地。在黄县，徐利用自家的榨油作坊，办起了明新学堂和坤元女子学堂。随后，在徐的带动下，山东同盟会利用朝廷改办新式学堂的机会，在各地兴办了几十所公学。同时，共和党人的力量也渗透到了德国租借地青岛，在那里，他们也有过兴办震旦公学的短暂尝试。

1907年初，同盟会司法部佥事长宋教仁从日本奔赴东北，策动武装起义。徐镜心也奉命到关外活动。这期间，徐镜心还曾担任了《盛京时报》的主笔，撰写了鼓吹共和革命的时论和诗文近百篇。徐的活动终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在被缉捕时期，徐虽被迫避往他处，但依然和宋教仁一起，以木植公司作掩护，加紧实施东北义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传染北方。湖北军政府传檄山东，希望“速举义旗，右我鄂军。西发临清，扼南北之咽喉；北出渤海，攻塘沽之险隘。直捣巢穴，复汉官之威仪，建共和之民国”。徐镜心等拟定了《山东独立大纲》，并在11月13日逼迫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可惜，山东独立的把戏仅上演了10天，便破灭了。徐镜心被迫离开济南赴上海，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及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磋商南北策应战略，以图戡定山东。

1911年12月，徐镜心率十余共和同志辗转返回烟台，筹款组建起义武装。后因行动受挫，徐被迫和刚刚返国的掖县日本留学生邱丕振撤至大连。邱早年曾在青岛学习德语，肄业于振武学校。在大连，邱变卖了家产，帮助徐购买枪械武装部队。1912年1月14日，徐镜心率领200余军民，乘船从大连一举袭占登州，3天后光复黄县。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山东同盟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徐镜心出任同盟会山东分会会长。9月，孙中山途经山东，在济南和青岛两地短暂停留，徐镜心全程陪同。在青岛，孙会见了德国总督、同乡和部分共和同志，并在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发表了演讲。后来陆续发现的文献证明，孙在青岛的所有公开谈话，都回避了对政局的评论，却对青岛的开发、建设和管理，表示了肯定。在这期间，徐镜心没有发表意见的记录。

1912年冬，徐以山东参议院副议长身份当选北京民国政府参议员。有记载说，在京期间，他曾当面告诫袁世凯：“总统者，公仆也，国民者，共主也。仆无自己意志，以主人行动为行动。总统能为此，则中国治，否则中国乱。”袁道：“昔闻子鉴，今见子鉴矣！”

1913年3月，袁世凯策划暗杀了在国会大选中获胜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徐镜心即在参议院首倡弹劾袁世凯，要求查办主持杀宋的国务总理赵秉均，并在北京《顺天时报》上著文：国人念念不忘者，只有“共和民国”四字，谁若不顾民意，擅行专制，即为“共和之蟊贼”。徐的命运，在他发出对“国人之罪人”的声讨后，已无可逆转。

1914年3月4日，徐镜心被秘密逮捕。5月7日，徐就义。一年之后，和徐镜心在烟台一起举事的邱丕振，也在济南被杀害。

国会议员丁惟汾

丁惟汾第一次来到青岛的时候，他所追求的共和制度，才刚刚爆发出希望的火花。作为同盟会的宣誓入盟成员，他最初在青岛这个德国殖民地所获得的，仅仅是短暂的喘息。他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经历，以后还会再次出现。后来，在他的政治诉求一次又一次遭遇挫折的时候，青岛也一次次成为了躲避风暴的港湾。直到最后，他和他的破碎了的理想一起飘零孤岛。

丁惟汾1874年旧历九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日照城南官庄，父亲丁以此是清末的秀才，一生以教私塾维持生计。丁惟汾兄弟姐妹5人，堂兄弟14人，堂姐妹14人。早年，丁在家乡随父亲读私塾，受父亲影响极深。青年时代丁参加过县学考试，是廪生。

1903年，丁惟汾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入明治大学。丁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丁的后人记述，由于是官费留学时，在日本的丁经常便省吃俭用，把节余的钱寄回老家，补贴家用。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借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丁惟汾和当时到会的100多留日学生正式宣誓入盟。会上推定各省主盟人，徐镜心和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同时指定丁惟汾负责对国内山东同志的通讯联络。后来，对丁惟汾，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1907年丁惟汾回国，担任了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11年11月5日，山东谘议局召开预备会议，拟响应武昌起义。丁惟汾等首先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数则，通过秘密活动，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了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山东籍京官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

11月13日各界联合会召开，会议从上午8时开到晚上9时，压力下孙宝琦被迫宣布山东独立，遂被公推为都督。

会议以后，孙宝琦出尔反尔，旋又取消独立。在地理和人脉上，山东是北洋的屏障，也是袁世凯的老根据地。袁认为，山东独立，则河北、北京岌岌可危，因此派出亲信张广建、吴炳湘入鲁，取代孙宝琦，山东独立顿时失势。丁惟汾的青岛避难，也就发生在这时。此时徐镜心已去了上海，找孙中山另谋起义。其后，丁惟汾、陈干、吕子人等也秘密从青岛去沪，与沪督革命党人陈其美等联络，请求支援烟台等地的武装起义。随后，丁惟汾回烟台，与先期到达的徐镜心一起策动了烟台的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2天后，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这期间，丁惟汾当选为山东省议员，不久又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参加了北京国会。在宋教仁的组织下，丁惟汾、徐镜心等联合山东国民党议员，抵制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结果，在国会参众两院复选中，国民党以压倒多数获胜。

1914年1月袁世凯取消国会，2月又解散各省议会。徐镜心因竭力反对袁氏阴谋，被袁谋杀于北京。此期间，丁惟汾一度避居家乡，通过关系策划反袁。当时在青岛秘密活动的吴大洲、薄子明等最终树起独立旗帜，都和获得了丁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

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上台，重开国会，丁惟汾赴京参加。此期间，国会时开时停。丁于是就经常往来于北京、济南、青岛之间。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丁代表北方议员参加了会议。

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过程中，丁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并长期担任了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下半年，丁曾幕后支持过驱蒋风潮。后来，丁察觉蒋介石对自己已存有戒心，便于1928年离开了南京，先是在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关门谢客，后就再次到青岛躲避。在上海时，陈果夫和蒋介石曾分别登门劝驾慰勉，要他回南京复职，但丁没有回应。

抗战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延安方面曾希望丁惟汾去担任主席。据说丁已决定去，并有中央大学教授何以鋆随行任秘书长。但碍于军令不统一，最终流产。

据丁的后人记述，30年代的时候，丁惟汾曾卖掉了日照的部分祖产，又借了点钱，在青岛盖了一座规模不大的房子。

1949年，丁去了台湾。1954年5月12日，81岁的丁惟汾因脑溢血病故。

陆军中将陈干

对青岛来说，1908年是个普通的年份。但对于包括陈干在内的革命者而言，这一年却是这个城市的共和元年。使秘密的颠覆行动在这里成为发动机的标志，就是陈干缔造的震旦公学。

因为陈干，也因为陈干的许多同志，一个仅仅存在了10个月的学校，一个汇集了最早的本土民主力量的地方，成为了1908年青岛最值得记录的事件。今天，尽管人们走过胶州路的时候，已不会对曾经在那里出现过的震旦公学，对那里曾经发生过的关于共和的种种谋划，有任何直观的记忆，但是，共和锐利的破土之声，却依然可以在那片坡地的上面，在某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早晨，发出震撼人心的回音：头角兮山崩，撞破自由钟；嘴唇兮海裂，喝尽匈奴血。翻身登上大舞台，雷火天地开。转脚踏渡昆仑顶，风雨欧美并。

1881年12月29日，陈干出生在山东昌邑白塔庄。16岁时，他开始去东北谋生。1901年5月，陈至京师投营，1904年始随赵尔巽习军。1906年正月，陈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当东三省同盟会在高丽门外郭家店集合准备暴动时，消息外露，赵尔巽派出一营清兵围捕，陈干与商震等人逃往辽阳。1907年，陈干由东北回到山东，进行秘密组织的扩展，吸引吕子人、李长庚、陈希孟、肖香坡等多人加入同盟会。

1908年正月，陈干等在青岛着手创办震旦公学。这是一个具有速成特征的共和培训基地，军事课程的设置，使得这个学校与一般的普通公学很容易区别开来。革命者希望，通过公学的招牌，可以掩护共和党人在德国租借地的秘密活动。资料显示，丁惟汾、刘冠三、张继、吕子人等人在这个特殊学堂的创办过程中，都有过积极表现。根据不完整的记录，公学的教员有保定商震、浙江陶成章、湖南陈汉元、山西景梅九等多人。当时，在日本的章太炎闻讯后曾大为兴奋，认为“青岛大有可为”。

关于震旦公学此后数月的活动，已有的资料没有显现出任何完整的图象。不论是德国租借地方面还是山东政府方面，关于这个学堂的消息，都被小心隐藏起来了。而在同盟会内部，原始文献的寻找则更加困难。一般的叙述多强调，学校所设课程“一切皆以革命主义为教”，注重共和的思想启蒙，同时认为公学关心对学生的军事技能培养。在把共和思想向社会民众传播方面，公学似乎也有尝试，据说曾有“蜂起加盟”的局面。但是，关于学校是否曾购置过武器，以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的说法，却存在着争议。依据后来对公学一些学生踪迹的追访，同样也不易结构出可信的原貌。这样，曾经的震旦公学，就如同一个火星，在寒冷的青岛天空上迅速划过，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青岛震旦公学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德国方面不希望任何具有革命色彩的东西，出现在殖民地中间。同时也不愿意因此引发和山东当局的不快。后来公开发生的“保矿”事件，则激化了矛盾。这样，在1908年冬天，公学被以参加保矿活动有碍治安为名查封，就是自然的事情了。12月，青岛总督在总督府约见了陈干，通知他在30天内离开青岛，并要求同时关闭震旦公学。陈以公学没有触犯德国法律，“有碍治安，也无封禁之理”进行争辩，终不获通融。最后，公学在一种对峙的状态中被强行关闭，陈干遭驱逐。

1909年10月，离开青岛的陈干在长春组织了山东同乡会。辛亥革命后，陈被陆军总长黄兴任命为山东民军统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被授少将，任39混成旅的旅长。1917年，陈被调住济南，任山东政务厅厅长。但没过多久，陈干就在混乱的分裂现实面前失去热情，遂于1918年辞去职务，避居青岛。

1922年9月5日，黎元洪任命陈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交涉山东归还问题。陈与王正廷等四人为谈判的正式代表。1922年12月1日，日本将青岛交还给中国。在山东归还问题上，陈干被康有为认为是“鲁案砥柱。”

1926年11月至12月间，陈干在去南昌谒见了蒋介石后，被任命为军部参议。1927年9月，任第二支队司令的陈干率部转战千里，一举攻下韩庄、枣庄。就在这时，电文迭至，令陈干撤军返宁。到南京后不久，陈即成为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年仅46岁。陈死后，他的朋友商震在他的昌邑坟地立下了“故陆军中将陈公明侯纪念碑”。

山东临时议会副议长刘冠三

在致力于共和的早期活动中，刘冠三有许多次机会和青岛遭遇，比如在1908年济南杨家庄山左公学被查禁后，他离济赴青创办震旦公学；比如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奔赴青岛组织革命武装；比如1912年他随同孙中山访问青岛。

刘冠三是高密县康家庄人，1872年出生，少时曾在城里大户李家陪读。在第一次进入青岛前，刘的基本经历是：1902年考入山东师范学堂，1906年经谢鸿焘介绍加入同盟会，1906年春与丁耕农集资，在济南白雪楼创办《白话报》，宣传新文化，抨击时政，开山东共和宣传先河。因言论激烈，《白话报》终引发朝廷不满，数遭封禁，至次年夏被迫停刊。在开办报馆的同时，刘着手筹办济南山左公学，藉此聚拢青年，密谋推翻清廷。在山左公学遭查封前，受业学生已增至数千，且半数以上加入同盟会。

从济南成功逃亡到青岛后，刘冠三很快就参与了震旦公学的创办事务。在和他创办震旦公学有关的史料中，显示他的合作者有与陈明侯、酆文翰、李兰佩、赵惠斋等，而先后在胶州路租赁房舍任职或任教的人中间，则有陶成章、商震、吕子人、徐镜心、邵麟勋等。但关于具体的校务活动，涉及刘冠三的部分同样缺少基本情节。可以看到的记述仅仅是公学“曾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号召推翻帝制”和“声威和影响极大”等。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关于刘冠三从青岛开始的新一次出逃过程的叙述里面，却充满了戏剧性的。其中，化装和独轮车的细节，渲染了出逃行动的仓促和紧张。据最流行的一个版本的描绘，1908年的最后几天，朝廷终于下决心与青岛德国总督交涉，要求查禁震旦公学，并引渡刘冠三。刘闻讯后，化装成农夫，星夜离青回籍。因当局追捕甚急，刘遂推起独木轮小车，决计远游。此后，刘先去诸城，过沂水，经曹州，至河南开封，奔安徽，返山西、河北、察哈尔及蒙古柴青堡等地。一路上，刘似乎没有忘记使命，依然进行了诸如联络故交，发展盟员，鼓吹革命这样一些活动。刘的逃亡历经两年，行程万里，在这个过程中，刘写有“一程风，一程雪，前行不怕虎狼恶”的诗句。

在逃亡中，刘冠三和商震曾在新蔡县刘芬佛私塾有过一段共同避难的经历，那里是同盟会秘密设立的一个联络机关。当时和刘冠三和商震在一起的还有朝鲜人金秉万，以及新蔡县的刘芬佛、阎子固、刘纯仁、任芝铭、单懋统等共和革命支持者。

1911年，因积劳成疾，刘冠三到北京山东会馆养病。至秋，身体复康后回山东，约刘溥霖、蔡自声等秘密组织山东同盟会机关。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在济南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成立联合会，并推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总督，宣布山东独立。之后，刘冠三再一次进入青岛。

刘冠三重新回到青岛的原因，据说是“他感到孙宝琦不可靠，遂奔赴青岛，与王麟阁、班麟书、邓天乙等组织革命武装”。但关于刘的这次青岛行程的结果，却不见记述。从其它是资料看，在1914年之前，青岛并没有产生出一支有组织的共和武装。

山东独立失败后，刘冠三去了上海。他拜谒了孙中山，请教对策。在孙那里，他被委以领导山东革命的职责。回鲁后，刘即发动了高密、诸城、即墨、安丘、青州的独立运动。

民国建立初，刘先后出任山东同盟会副会长及临时省议会副议长、山东省留日学生监督等职。1913年国会选举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据说，袁世凯曾有重金收买刘冠三的企图，但刘不为所动。在此期间，刘还多次援救过被捕同志，商震被捕时，刘即声称捕错了人，并将其子易商出狱，促其逃走，后又设法救出其子。

1914年初刘冠三的被逮捕，相信是袁世凯的指使下令。后幸赖商震、侯延爽等人营救脱险，刘始到陕西总督陆建章门下避难。1917年，段祺瑞揽权，他奔赴广州，协助孙中山成立护法政府，并被委为山东招讨使，全权负责山东军务。刘遂回省招募旧部，成立护法军，屡挫北洋军，并击溃山东都督张树元部。

1922年恢复国会，刘回北京，复任国会议员。时曹锟为谋取总统，贿买议员。丁惟汾、王乐平等联合会员赴上海对抗。这时，刘冠三却坚持不住了。身患肺癌未走的他，最终接受了曹锟的贿赂，带领一些议员为曹锟投标。后因为病情恶化，刘冠三遂于1925年7月1日病逝于北京。

二级陆军上将商震

商震和青岛发生的最早联系，震旦公学是个纽带。实质上，在1908年，通过公学而和青岛建立起联系的，不止商震一个。

在参与创办震旦公学的骨干人员中间，商震的年龄最小。当年，这个来自直隶省大城县的北洋武备速成学堂的学生，才刚刚20岁。或许，商震在北洋武备速成学堂的学习经历，是他得以进入震旦公学，并担任教员的重要理由。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的军事知识，应该是急于创造奇迹的革命党人最需要的。

商震在青岛震旦公学的活动，和他的同志一样，始终缺少细节。人们只大略知道陈干、丁惟汾、刘冠三和商震、陶成章、陈汉元、景梅九等多人共同组织起了这个具有速成特征的共和人才培训基地，并希望这里可以成为策动内地武装暴动，最终颠覆山东清朝政权的革命根据地。为此，包括商震在内的共和分子，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和演炼。震旦公学教员和学生工作的触角，甚至已经扩大到了德国殖民地一些下层民众中间。

但是，商震和他的同志们计划并没有获得真正执行，公学就被德国海军当局取缔了。据说，震旦公学的最终消亡，和山东方面与德国总督府的情报合作有很大关系。在朝廷的围捕下，公学的首要人物只好各自逃命。

离开青岛后的商震，去了东北。在长春的一段时间，他和《长春日报》的创办人蒋卫平一直处于危险的被追捕过程中。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17日，受奉天联合急进会的派遣，商震、程起陆、祁耿寰、徐镜心、石磊等人到辽阳组织起义。25日，40余警察教练所的学员，打响了起义第一枪。29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急派陆军第二混成协管带黄健中率700人，从奉天前往辽阳。次日拂晓，清朝将起义指挥部包围。经过顽强抵抗，起义军在牺牲10多人后突围，商震等逃脱。

震旦公学被解散后，商震在东北的起事和逃亡过程，好象并不象年长的刘冠三那样富有戏剧色彩。然而，诸如化装什么的，商震同样也尝试过。后来，商震和刘冠三曾先后到了新蔡县同盟会秘密设立的刘芬佛私塾避难，使得他们的友谊，在共同的逃亡经历中得到了加深。1913年商震被捕时，刘冠三曾将自己的儿子易商出狱，而1914年在刘冠三被捕时，商震也和侯延爽等人进行了多方面的营救，终使刘冠三脱险。

震旦公学之后的商震，基本就不再和青岛发生更多的联系了。这个l888年9月21日生于直隶省大城县苦水务村的失父孩子，从此步入军界，开始了30多年的军人生涯。他的显赫的军事和政治履历，使得他不在继续有机会和一个城市发生着持续的瓜葛。

从任绥远代理都统开始，商震历任河北、山西、河南省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华北第二军团总指挥，第20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

1933年10月，受日军合围的抗日同盟军伤亡惨重，被迫解散。商震极力保护了抗日同盟军将领方振武和吉鸿昌。在他的斡旋下，何应钦同意保障两人的生命安全。随后，商震在顺义县派亲信参谋处长王家本和特务连长沙金章，负责将方振武和吉鸿昌押解北平。车行至荒野山郊时，押解人故意疏于防范，致使两人分别以不同借口趁机逃脱。而押解者只是向天打了一排子弹的空枪，就回去复命了。事发后，商震即向何应钦请罪，并说己处罚了押解人云云。

1936年2月，红军从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蒋介石命商震率32军入晋围剿。商震连夜乘车到南京，向蒋面述与阎不睦，无法合作，拒绝从命。

1940年，商震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宫，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介石摘系。这时候，王兴纲的共产党身份暴露，商震在他的辞呈批准离开。不久，跟随商震多年的中将周思诚，决定前往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各有志，走就走吧”。

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曾任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团长，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中国驻联合国参谋团首任团长，盟国对日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代表团团长等要职。1943年11月，随蒋介石赴埃及参加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召开的开罗会议。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

饱经沧桑的商震，晚年定居日本，1978年逝世，终年90岁。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居正

居正的一生，和共和制度的荣辱休戚与共。从加入同盟会开始，他始终“以中山先生的意志为意志”，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曾任广州大总统府参议和内务总长，后来成为了国民政府的立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1948年，居正被国民大会代表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最终以悬殊票数落败于蒋介石。

居正1876年出生在湖北广济，1905年留学日本，同年经田梓琴与宋渔父介绍加入同盟会。之后，居正不论是作为同盟会的代表与梁启超论战，还是策动武昌起义和创办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直到后来出任16年又6个月的司法院长，其都兢兢业业于共和制度，忠实于孙中山的意志。到1951年11月23日病故台北前，贯穿了居正政治生涯全过程的标志符号有两个，一是武装建立和保卫共和，二是重建中国法系。

居正1915年在青岛的活动，就是他奉命以暴力形式捍卫年轻的共和制度的持续行动的一部分。而他之所以和这个已在1914年晚些时候沦陷到日本人手中的城市发生瓜葛，则和孙中山一直致力于谋求日本对中国共和革命的支持，有很大关系。

1915年夏末，孙中山为推进三次革命，决定委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筹组中华革命军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1915年11月15日，受任东北军司令的居正抵达日军控制的青岛，在僻静的八幡町设立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机关里，许崇智被委任为参谋长，日本人萱野长知被聘请为顾问。

根据《孙文在护国运动中与日本之关系》中披露的资料，居正到青岛后，即前往会晤了日本占领军参谋长奈良武次少将，转告孙中山意见，并要求日方协助。关于居正和奈良武次的这次会见，渡边龙策的《近代日中民众交流外史》有大致的描述，而萱野长知的《中华民国革命秘笈》则显示，由于此前大隈首相已指示青岛驻军司令大谷喜久藏协助革命军，所以，居正的交涉十分顺利。奈良表示，日方将给与全面协助。随后，日本驻守济南的贵志弥太郎大佐，也向居正做了同样的表示。

1916年2月间，居正的东北军攻取了胶东大批城县，5月，进围济南。据说，在东北军的历次战斗中，有大约200多名日本人参加。相关的研究还显示，日方曾派出野战医疗队，负责战地救护。据当时任居正机要秘书的钟冰在《中华革命军山东讨袁始末》中回忆，东北军讨袁的布置之所以十分顺利，原因在于“胶济铁路沿线，都在日本军队掌握之中。他们全力帮助东北军，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后，为了支援居正的东北军，将革命党在日本开设的八日市町飞行学校派往青岛。在日方协助下，东北军迅速在潍县修建了飞机场，随后组成东北军航空队。飞行学校教官坂本寿一任航空队司令，并参与了东北军的军事行动。

6月，袁世凯死后，日本对华政策再度变化，改以扶植段祺瑞政权的方针。虽然孙中山在7月间派戴天仇携其致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的亲笔函件赴日，强调革命党不能收兵罢战，要求就日本援助中国革命进行进一步磋商。但日方扶段方针已定，孙中山的期望已无法实现。至此，居正的东北军也就失去了支持。

居正在青岛组织的讨袁军队，原本是以青岛为根据地，在本地苦力中招募了几千兵源。但这些人缺少训练，战斗力太差。无奈，他就又从东北招募了一股3000人的民间武装，以扩充力量。这股部队勇悍善战，在攻占潍县、周村、高密、诸诚、即墨等战斗中颇具声威。袁世凯死后，讨袁行动告停，居正离青。东北的这股“红胡子”拒不接受山东方面的收编，致使山东陆军第五师师长郑士琦予以围剿，并击毙首领刘得胜。余部在孙百万和马文龙的纠集下，移动到了胶南大珠山、小珠山、薛加岛一带，发展至 2000余人，并暗中继续和日本方面保持了联系。在导致了一系列麻烦后，这股不受控制的游匪，最终在1922年青岛回归时被整编。

离开青岛后，居正在1917年参加了护法。1919年他出任了国民党总务主任，1922年5月任大元帅府内政部长，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冬，居正因参与反蒋活动被捕，后获释。1932年，居正被任命为司法院长，任期至1947年，时间长达16年又6个月。1949年居正避走台湾，不久出任国民党评议员，直到1951去世。

东北革命军支队司令薄子明

薄子明1894年生于日照大坡乡薄家口村，老同盟会员丁惟汾是他的舅父。实质上，丁惟汾对薄子明的影响，伴随了这个朝气蓬勃的共和革命者25岁人生的全过程。幼年丧母的薄子明，曾寄居在外祖父家里，丁惟汾作为舅父的启蒙教育，直接诱发了他最早的共和民主思想。后来，在薄子明的成长过程中，丁继续给予了许多指导，直到薄子明遭遇不测。

1911年，薄子明离家入山东陆军小学，1912年入山东军官养成所。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徐州第三师起兵讨袁，薄联络青州、沂州驻防兵勇，积极策应。讨伐失败后，薄子明先是逃往青岛，后随吕子人、邓天乙、吴大洲等逃到大连。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在大连的山东革命党人也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薄子明加入。有关叙述说，期间虽然革命党处境险恶，但年轻的薄子明始终不曾有过怨言和退缩。

薄子明重新和青岛打交道，同样是身不由己。1915年8月，袁世凯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薄子明和吴大洲等积极筹集军费，以图起事。经过准备，他与尤民、邓天乙、赵光等终于集合了100多人的敢死队，带上干粮，计划乘船到岚山头登陆，偷袭沂州。不料，船刚出港口，就遇上了大风雨，被迫停靠景甲埠。停留期间，薄子明带人寻找粮食补充，途中遭遇胶州守兵阻拦。交火中，他负了重伤，但却依然沉着应对，坚持让其他敢死队员先撤，自己在后面掩护。退回青岛后，日本守军以盗匪罪将薄子明逮捕，幸有孙中山电报作证，方使薄获释。随后，薄子明被孙中山委任为山东革命军岱南司令官。

1915年11月15日，受任东北军司令的居正抵达日军控制的青岛。1916年春，薄子明被任命为东北革命军第一支队司令。薄子明的表弟后来回忆：“山东几股反袁力量的领导人都聚在青岛。青岛北京街有一幢西式小平房，房东就是日本人派来秘密与我的表哥薄子明联络的。因我当时在北京街小学读书，经常在这座小平房里玩耍，看见当时常来聚会谋事的有日本浪人田中箕藏，赵鼎铭(即墨人)、赵挥尘(鲁西人)，庞子洲、庞子亭(都是军人)，另外还有画家邹大，诸城隋即吾、尤超范等。”

1916年5月，薄子明的东北革命军第一支队攻占周村后，宣布独立，成立山东护国军政府，改称山东护国军，薄出任总司令。关于这个变化，薄子明的表弟是这样记述的：当时在青岛活动的革命党人居正、吴大洲、薄子明等，电请在日本的孙中山支持。孙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下设五个支队。薄子明、吴大洲原系居正的一个支队。在居正率部攻打潍县等地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薄子明、吴大洲率军攻打周村等地取胜。后来，吴大洲、薄子明单独成立了山东护国军，吴为山东都督，薄为山东护国军总司令。

不久，讨袁失败，薄逃往上海。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上台，重开国会，丁惟汾、居正赴京参加国会。吴大洲、薄子明等则派人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共同协商，将中华革命军与山东护国军改编。薄部成为山东新军第二旅，他任旅长。

1917年，在护法运动中，薄子明被山东招讨使刘冠三委任为第一路军司令。这时，山东都督张树元已投靠段祺瑞，试图千方百计削弱薄的兵权。后来，薄子明集合队伍，在泰安、兖州一带起兵，发展到几万人，曾和张树元激战，张几乎遭擒。这样就直接导致了张树元和薄子明之间不可调和的仇怨，张随即重金悬赏密杀薄子明。无奈，薄只好到上海隐避起来。

张树元得知薄子明人在上海，便将捕杀的网撒向了那里。他联络了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并同时买通英租界的巡捕房，借淡水路一起绑架事件，诡称杀人者使用的枪支系薄子明提供，并陷害说他参与了绑架，致使薄被逮捕。时值南北议和，唐绍仪，刘冠三、丁惟汾、胡汉民等人纷纷出面与租界交涉，希望薄子明获释。孙中山也同时函告租界，说明此案纯系诬陷，薄子明无罪。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张树元和卢永祥，却不为所动。被引渡至上海护军使署后，薄子明在1919年6月27日被杀害。年轻的薄子明，一个尚没有看见共和成功的革命者，终于失去了将自己的生命沿着25岁继续上升的机会。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追赠薄为陆军上将。这个迟到的礼物，对薄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恭亲王溥伟

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头，当一场针对满族王朝的灾难降临北京时，踏上逃亡道路的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并不知道他的离开将是永久性的。他的第一站是青岛。他觉得，他有机会在这个德国的租借地获得短暂的喘息，以争取时间恢复丢失的光荣。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历史并没有给这个满族皇亲任何机会。他的希望和曾经健康的身体，在从青岛开始的漫长流亡中，一点一点地被腐蚀掉了，直到1936年1月连生命一同丢失在新京的一家旅社里。这一年，这个末代恭亲王56岁。

1912年2月，刚刚到达青岛的溥伟才32岁。他的到来，让这里此起彼伏的复辟狂热，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对溥伟漂泊青岛的原因，溥伟儿子的描述是，父亲曾经试图用具有“尚方宝剑”威力的白虹刀杀袁世凯，但由于“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有杀成”，溥伟“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了”。这个说法或许大致符合事实，但却显然简单化了点。其实，是不是想杀袁世凯并不是溥伟出走的关键，因为在失去了皇权的实际保护之后，曾经的官房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和禁烟事务大臣的逃亡，已实属必然。

溥伟的青岛行踪，资料和传闻很多，这中间就包括了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大量可信任的记录。在这本1926年出版的个人见闻录里，卫礼贤用了一个完整的章节来叙述溥伟的青岛行状，他的政治抱负、性格、喜好，他的前朝回忆，他在艰难时刻的表现。显然，卫礼贤并不掩饰他对这个中国贵族的好感。通过在青岛的密切交往，溥伟和卫礼贤成了朋友。卫礼贤对溥伟的描述，真实勾画出了奕之后的第二代恭亲王和青岛发生的种种联系的细节。在许多的事件堆砌中，溥伟和青岛发生联系的主线，始终是围绕着试图恢复满清丢失的皇权这个政治目标。这是溥伟的心病。在卫礼贤看来，恭亲王对挽救王朝表现出的坚定和执著，显然非其他皇族可比。

据说，在日军1914年占领青岛后，溥伟曾说过这样的话：“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尽管这是一句没有文献可考的誓言，但却也符合溥伟的性格。在青岛，他和善耆举起“满蒙独立运动”的旗帜，重建已被解散的宗社党，还在辽东一带召纳武装，秘密组织勤王军，为复辟清室不可不谓之全力以赴。1916年2月，溥伟在青岛还曾收到前陕甘总督升允自东京送来的密函，获知升允已经联络到了日本上层力量，支持恢复清室活动。在这一消息的鼓舞下，溥伟遂和善耆马上加快了行动步伐，预谋6月中旬在辽南一带举事。不料6月6日袁世凯突然病死，日本政府随之改变政策，将宗社党军队和蒙古骑兵解散，辽南举事落空。1922年2月，善耆死亡，这样，溥伟恢复清室的计划，便一步一步地成为了泡影。

从表面上看，溥伟在青岛行状有三个典型的场景曾经被渲染：一次他和卫礼贤在一起时为小提琴的旋律所感动，并评价其与中国的古琴同为雅乐；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心灰意冷，常在前海沿一带踢足球，开始游山玩水；1918年康有为来青，两人成为至交，已准备北上旅顺的溥伟将自己的家具，送给了康有为。

1922年秋天，溥伟从青岛移居大连。溥伟的离去，和日本人将青岛管理权交给北洋政府有直接关系，“既反对共和、又想复辟”的他，始终都是民国的敌人。后来在大连黑石礁筑星浦山庄闲居的溥伟，主要是通过与文人的诗画交往打发日子。这时，他已经清楚知道在“东风处处皆芳草”的《春日》，只能“惆怅天涯恨未归”了。此后的14年，在经过了和溥仪徒劳的勾心斗角并体味到生活的艰难后，溥伟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于长春旅社。

2004年9月15日，恭亲王溥伟81岁的儿子向修缮中的北京前海后街恭王府博物馆，捐赠了一幅溥伟手书“静观”。爱新觉罗·毓嶦说，意外发现的书幅，是溥伟在青岛时写给一个日本人的，此人后来把字带回了日本。日人亡故后，其妻就把字送给了福冈一个装裱师，毓嶦恰巧认识这个装裱师，这样，这幅字就又回到了恭王府。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恭亲王和恭王府早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权力符号了。对大多数有兴趣探讨这段历史的后人来说，可以静观的，或许恰恰是王朝分崩离析后的世态炎凉。

邮传大臣盛宣怀

从1910年开始，盛宣怀生命中间的最后6年，决定要在动荡中间度过了。是年正月，清廷委派给了这个李鸿章最得力的前助手一个尴尬的职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于是，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熟悉煤铁矿务，督办过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纺织厂、铁厂和公学，管理过财政商务事务的盛宣怀，开始如履薄冰。

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后，盛宣怀重新获得了被起用的机会。七月初十日，盛到达北京，赴邮传部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十二月初六日，盛出任邮传部尚书，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左侍郎，吴郁生为右侍郎。1911年5月，内阁改制，盛由本官简授邮传大臣。受事数月，盛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划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

随后，朝廷接受盛宣怀的建议，决定所有在1911年以前批准的干路各案一律取消。盛主张将先收归国有的川汉、粤汉铁路所招各股，改换官办股票，同时又议订与英、德、法、美各银行600万镑借款合同。盛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的保路运动，导致中央官员群起指责盛宣怀肇祸。盛遂成为众矢之的。8月19日，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各省相继独立响应。盛宣怀电请袁世凯出山，同时向清廷推荐袁世凯。资政院弹劾盛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九月初五日，盛宣怀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盛宣怀漂泊的日子，开始了。

对从1911年到1912年的青岛来说，盛宣怀的到来，是个不小于孙中山到访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孙在1912年秋天的短暂访问还具有选择返程路线时的偶然性，那么盛在10个月前的避居，显然就具有了现实的示范意义。这个已接近70岁的洋务老人颤颤微微地迈向德国租借地的步伐，象一个燃烧在烽火台上的溃退信号，迅疾就变成了一个涌往东南海岸的集体逃亡行动。这样乌烟瘴气的浩荡场面，鱼龙混杂的热闹程度，为历史罕见。就此，数以百计的达官显贵的到来，书写出了青岛殖民地晚期时光里面最光怪陆离的政治风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并不知道他具有这样大的号召力量。实质上，这个号召力的源泉，的确也不是来自盛，而是租借地的德国当局。盛不过是个探路者，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盛给人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号，因为他似乎并无意久留。从1911年开始，盛在青岛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他就去了日本。

两份权威的媒体，对盛宣怀的避居青岛，保持了必要的敏感。特别是由于盛宣怀的出现而带来的开放，是舆论界始终抱有兴趣的。因为，青岛政府不平等的隔离法规，一直存在着。它明确规定，不允许中国人定居在租借地的欧洲区之内。“但是，自从最后一任的满清交通大臣盛宣怀被允许在此居住之后，许多中国的政治难民便前来这个城市定居。德国统治者向他们提供了种种便利，并不去询问他们对对现政府是友好还是反对袁世凯。”1914年11月出版的《远东评论》相信，毫无疑问，青岛作为一个庇护所已经向中国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个党派，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而在更早时的上海《申报》，则对盛宣怀来到青岛后的行踪，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消息涉及了盛的住处的转换和在青岛获得的待遇，比如出入都有政府提供的武装保护等。

《申报》关于盛宣怀的报道出现在1912年的1月7日，而3天后同样在上海出版的同盟会总机关报，则又披露了盛已于1月3日匿名前往日本的消息，报道同时引述了盛的自白，否认了他在青岛期间的种种传闻。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通过其代表给了盛宣怀一个口信，表示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孙同时说，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9月，盛从日本回到上海。1913年2月22日，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推选盛为总理。这时期，盛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同时相信袁世凯“措置大局，举重若轻，实超秩乎汉、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当革命党人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盛宣怀重新避居青岛，希望袁军获胜。1915年，日本曾利诱盛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遭拒。

1916年3月25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终年73岁。

军谘大臣徐世昌

徐世昌是个聪明人。尽管聪明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但聪明的帽子还是需要给人家戴的。我经常会想这个曾经官至内阁协理大臣的体仁阁大学士，这个袁世凯的老朋友，这个后来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在青岛躲避风暴的日子，会是一幅如何的隐君子模样。

徐世昌的青岛隐居，发生在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在这之前，协理大臣徐世昌已成为1911年5月清廷设置的皇族内阁中间，仅有的四名汉人成员之一。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袁就任大总统后，徐决定向清室请辞。

徐世昌到青岛的时候，熟悉许多晚清流亡政治家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正好也在，作为一个旁观者，他象窥探猎物一样观察着这个暂时平静下来了的中国人，推测着他的下一步动作。在卫礼贤的《中国心灵》中，传教士描述他的这个“隐居在青岛靠海边小山上”的朋友时相信，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在袁世凯众多出谋划策者中间，徐世昌是最出色的一个。

然而，在青岛的日子，脱离了政治前沿的徐世昌似乎很悠闲。他和胞弟徐世光一同住在曲阜路8号，那里离斯泰尔修会、砖瓦商卡普勒的别墅和一家知名旅社很近，并且和张士珩是对面邻居。徐世光是从烟台携眷逃亡来的，到青岛的时间比徐世昌长些。从徐世光所绘的《双隐读书图》，我们略微可以窥视见徐氏兄弟的另外一面。曲阜路的房子不是很大，离熙熙攘攘的街肆也不远，这不免使徐世昌的隐居生活少了些诗情画意。不过，对这些徐好象不是很在意，仿佛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日子不会太长。

据说，徐世昌在曲阜路居住的时候，庆亲王弈劻的长子载振曾专门赴青拜访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弈劻父子口碑太差的原因，徐一直避免扩大载振访问的影响。并且有传闻说，徐曾表白载振1913年的青岛之行，主要是为了处理自己的私产。依照一般的判断标准，徐世昌的这个举动应该合乎他的隐居逻辑，因为，任何不彻底的隐居者，都不希望自己设计的退隐轨道被突然出现的意外改变了方向。对在青岛的徐世昌，这个问题显然很现实。不用说声名狼藉的弈劻父子不是什么好鸟，就是看见了飞到家门口的凤凰，这时的徐世昌也会选择不挣眼。看看徐的所谓“古今名士谒陵墓，歌功颂德千万年”的唱吟，就知道这个聪明的流亡者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犯糊涂。

表明徐世昌并不糊涂的，还有他对政治联盟的认同。在青岛，他一直是这个联盟的连接者。后来被袁世凯封为“嵩山四友”中的赵尔巽和李经羲，在这个德国的保护地都和徐保持了通畅的联系。1913年的5月，徐世昌和境遇类似的吴郁生、李家驹、于式枚、李经迈、张士珩一起去了一趟崂山，一番“俯仰兴叹”加听琴谈元之后，铭石纪念。崂山归来的日子依然平静，但味道就有些不同了。再后一年，徐终于同意出任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对此，卫礼贤的说法是“为了帮助朋友，他只好老大不情愿地再次出山”。只是到了这时候，徐世昌已经不怎么费心去想是聪明还是糊涂了。随后，在日德交战青岛时，徐世光也匆忙迁居到了天津的英租界。

从1915年后的3年，徐世昌几进几出，继续变换着聪明人装糊涂或者聪明人真糊涂的角色。袁世凯推行帝制后，徐遂在1915年10月辞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自号水竹村人，又一次过上了隐居的日子。但是，这一回徐世昌却似乎清醒了许多，慨叹：“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如此态度，和水竹村人的淡泊，形成对照。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徐再次出任国务卿。袁和徐的政治纠缠，一直持续到了袁政治生涯的终了。袁对徐的信任，在袁生命的最后时刻，则通过“郑重托其家事”表现的淋漓尽致。1917年，在张勋以天计算的复辟日子里，徐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并晋太傅。1918年，徐终于在段祺瑞控制的安福会当选为民国大总统，直到1922年6月被逼下野。也许，到了这个时候，徐才真正开始寻找起另外的东西。洗脱了权力后的徐世昌，迁居到了天津英租界私宅，重新和胞弟徐世光聚居在了一起。徐活到85岁。晚年，他以著书遣兴，直到1939年6月6日病逝。

法部右侍郎王垿

王垿成为“山东京官领袖”的过程，大致和他历任的詹事府詹事、左右春坊、左右赞善、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翰林院学士授内阁学士、法部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位有关。上任法部阁右以后，这个出自书香门第的莱阳人，基本上就符合了“官居要职”的标准。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坛上，王垿终究算不上个重量级的人物。甚至，在今天要找到一些有关他的职务作为的连续记录，都已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较起来，在法部右侍郎这个职位上的另一个法学家沈家本，却以力图“变法自强”的实践，成为了清末“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的代表人物。

王垿之入史，似乎和他曾任的“要职”关系不大。其擅书的招牌，使他后来戏剧性地演变成了一个和艺术收藏联系密切的书界闻人，他的政治作为，就如同一个模糊的背景，不怎么被人注意了。然而，离开政坛看王垿，毕竟不完整。

实际上，在寓居青岛之前的几年，王垿在山东矿争和莱阳税捐事件中，有过显示其真实面目的突出表现。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份由优游书屋主人撰写的《拨开迷雾看王垿》里面，王垿被作者认定是一个“与孙宝琦一道被钉在历史羞辱柱上”的不光彩者。根据《山东旅京同乡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的记载，在处理和德国之间的山东矿产纷争过程中，山东巡抚孙宝琦曾就五矿问题，函询过包括王垿在内的同乡京官意见。结果在“全体反对”中，“王竟以一人之私意，冒全体名义以许之”，最后导致孙听命王垿一己私意，以34万两白银赎回本该按期交还的矿权。

1910年4月，莱阳突遭霜变，粮价飞涨，柏林庄村曲诗文倡议成立联庄会，欲向官府讨还积谷。6月，曲诗文领导的抗捐抗税行动爆发后，王垿在是月18日致电孙宝琦，明确表示“莱阳土匪焚掠甚獗，望速派兵妥办”。7月13日，清兵血洗莱阳，曲诗文事件始被平息。随后，官兵在搜捕失散的起事者时，放火烧毁了13个村庄1834户人家的13400余间民房，炮轰掠杀百姓4802人，造成空前浩劫。

7月31日，《盛京日报》刊发《莱阳惨案内幕》，披露王垿参与派兵进剿莱阳内情。8月3日，《申报》刊载京师通信，云“此次莱阳激变，王侍郎垿于有力焉，山东人无不恨之入骨”，而“王垿电嘱知县请兵，罪更不容于死。”

8月19日，《时报》认定“王为此激变之主谋”。9月18日，《大公报》则直言：“孙宝琦官于鲁者也，王垿生于鲁者也。鲁为秉礼之国，周公、孔子之遗风在焉。乃竟以野蛮之手段对鲁人，致启鲁之公愤，于此可以卜礼教之衰。”

根据1910年9月《正宗爱国报》第1352号的记载，旅京山东各界人士，“无人不痛诋同乡王侍郎及本省孙抚之罪”，拟聚督察院呈控。王垿闻知，即备宴廊房头条同兴饭席，遍下请帖，特约同乡旅京绅商素有望者数十人。然请客之日，竟无一人到场。王遂又冀望于督察院督御史张英麟，此前，王曾“为莱阳兵变事，求张应麟开脱彼罪”。9月15日，旅京山东人士3000余，齐集督察院请愿。公呈上递后，张应麟左右为难，最后促使清廷颁布谕旨，罢免了部分中下级官吏。罢黜王垿的努力虽未遂愿，然对王垿的打击不可谓不致命，此时的王垿，已是万人唾骂的人物了。

不久，清廷落劫，王垿随大批官吏逃亡青岛。然而，和张勋、康有为及刘廷琛等人不同的是，王垿时已不闻政事，一心甘做寓公，且结交了吴郁生等一班同好，彼此唱和，舞文弄墨。在青岛，王垿所题书匾曾有聚福楼、春和楼、瑞福祥、谦祥益、洪兴德、天德塘、裕长酱园、泉祥茶庄等名号，可惜时过世移，多已不存，唯所题崂山明霞洞刻石至今犹在。

从照片上看，王垿五官端正，仪表堂堂，这和传说晚年嗜酒的他形成鲜明对照。据说，王后来鬻书自济，其价甚低，不论求者是商贾大吏还是贩夫小女，见钱即写，有求必应。时，王穷困、失意、潦倒、颓废的状态和作为太后宠臣呼风唤雨的样子，已是天壤之别。

王垿携妻李氏举家流寓青岛后，择地势空旷的今陵县路25号建楼，自号寄庐。王垿这个寄叟，晚年一直居于此宅，直到1934年冬76岁时终老。王的子孙后代多居于青岛。后人藏有其照片、书作及其科举考卷，并撰有长文《王垿事略》。

军机大臣吴郁生

在晚清的官制改革中，1906年11月6日成立的邮传部，统辖铁路、轮船、电政和邮政，是朝廷“预备立宪”的部院改组计划中间唯一新组建的一个机构。史学界一般认为，以邮传部的出现为标志之一的中央行政制度传统格局的解体，完成了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过渡。然而，这个改变，已经迟了。6年之后，大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涤荡下灰飞烟灭，前后躲避到青岛的政治沦亡者里面，就有3个是邮传部的尚书或者大臣。

和徐世昌和盛宣怀这两个邮传部的前任首长比较，吴郁生仅仅是邮传部的暂行署理大臣，并且，在这个被徐世昌描绘为“权限不一”，“用人犹如此掣肘”的职位上，他只短暂地停留了半个月。可是，后来在青岛这个共同的地理接点上，吴郁生却比徐世昌和盛宣怀停留的时间都长许多。

作为康有为的老师，吴在历任了编修、礼部侍郎和广东、浙江的副考官这样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后，就因为戊戌事变后康有为的出逃而止步不前了，直到慈禧死后，他才蜻蜓点水地触摩了一下邮传部大臣的办公桌，最终将仕途停止在尚书和军机大臣的职位上。

包括吴郁生在内的许多曾经踌躇满志的政治家，本来并没有遭遇青岛的必然。甚至在最后的关头，他们也依然没有作好在那里栖息的准备。在他们规划的各个版本的政治蓝图上，青岛压根就不在注意的范围之内。但是，情况在1911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历了整个帝国的分崩离析之后，这些风云人物已经不可能从容左右自己的命运了，而这个时候的青岛，其作用不亚于挪亚方舟。尽管，这条木舟漂流的方向，同样不被逃亡者自己掌握。

后来的事实证明，青岛这个方舟，承载了吴郁生很长时间，到1940年吴病故青岛前的接近30年，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随波逐流的城市上度过的。人们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曾经孕育过他的希望，但是，人们却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在此被时间慢慢腐蚀的过程。不论是对吴郁生，还是对吴曾经服务过的王朝，这个过程都很残酷。尽管和其他的政治逃亡者比较，经历过官场失意的吴已经有了些断欲的准备，但正如挪亚方舟是条不归船一样，吴郁生在熙熙攘攘的街市悠然见南山的青岛版本，同样不可能平静。在他的今湖北路31号的普通二层住宅的里面，吴郁生的寂寞和无奈，并没有暴露在阳光下面。透过窗口在一个又一个夜晚依稀释放的灯光，人们大致可以度量出他的孤独身影的长度，而那些被压抑了的咳嗽声，则是一个逐渐老去的前军机大臣的最形象的代表。

作为清代进士和光绪三年的翰林，吴郁生显然不是等闲之辈，无奈青岛咫尺天地，可以提供给他施展才智的空间实在是小的可怜。纵然不是重新回归政治角斗场，就是身心放松地纵情山水，吴可以选择的去处同样不多。于是，客居者吴只好专一地钟情崂山，在其中“遍历其胜”成了他打发时光的最好方式。在已有的记录里面，诸如吴1913年和徐世昌等同游这样的场面，后来还曾多次重演。吴和他人不同，穷极无聊，就千方百计弄出些花样，凡所游崂山名胜古迹，他不仅摄影留念，还驾轻就熟地将每一处风景传说都用文字作扼要记述，积累下来，就编列出了《崂山名胜目次及旅行须知》，从狮子峰至崂东马山32处风景，每地都有照片和介绍。后来，经吴的次子吴曾勤编纂，影册定名为《中国名胜第二十二种·崂山》，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吴郁生在扉页题写下“崂山胜景”四字，并撰写了序言。

吴郁生晚年喜欢听戏看电影，还间或以书法消磨时间。深居简出的吴郁生不象王垿，不怎么喜欢以文字示人。但是，四方路上的瑞芬茶庄和平度路上的玉生池，还是留下了他的遗墨。80高龄以后，吴书写过一幅七字对联，被收入了商务印书馆的《楹联墨迹大观》。1934年与湛山寺后殿同期兴建的小鱼山湛山精舍，山下有2座石坊，前书湛山精舍，为叶恭绰手书，后书回头是岸，则是吴郁生所题。吴郁生也曾给王垿最小的孙女写过字，这副对联，至今还被王垿后人完好保存着，成了今天人们对一段落寞往事的怀念。

不知道“回头是岸”的体会，在晚年的吴郁生那里是一种怎样的感悟，不过这一切在1940年随着吴的病故，都归于平寂了。吴郁生在青岛老去的时候，已有87岁。

学部副大臣劳乃宣

不知道是不是和卫礼贤的记述以及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的记录有关系，关于劳乃宣青岛作为的一些叙述，集中在了尊孔文社和所谓十老会的日常活动上。实质上，就卫礼贤而言，尊孔文社或许是个新鲜的玩意，但对于政治失意的劳乃宣们来说，这个松散的泛精英文化组织，不过是个体面地打发闲暇时间的去处。自始至终，尊孔文社并没有进行多少有价值的学术建设工作，也没有形成任何影响。很快，它就和它的组织者们一样，被遗忘了。

其实，对“自命孤臣”的浙江桐乡人劳乃宣和“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设的尊孔文社，溥仪的不以为然早就不加掩饰了。在《我的前半生》里，对这个宣统三年的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在辛亥后“躲到青岛”的行为，年轻的末代皇帝直接表示了轻蔑。他说，“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并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徐世昌既是清室太傅同时又是民国政府的国务卿，他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到了这里，溥仪和劳乃宣矛盾的实质，就完全泄露了。“还政于清”没问题，但要看是谁代表“清”施“政”。既然不是他溥仪，劳乃宣无疑就是个小丑了。

劳乃宣最后的嘹亮声音，是在他进入青岛前3年发出的。1910年，对儒家法律观念有着极高认同感的劳乃宣，针对《修正刑律草案》向宪政编查馆送上了《修正刑律草案说帖》，表示“且夫国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国之民有不遵礼教者，以刑齐之，然后民不敢越。所谓礼防未然，刑禁已然。”他认为，新的刑律“其立论在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视法律为全无关于道德教化之事。惟其视法律为全无关于道德教化之事，故一味摹仿外国，而于旧律义关伦常诸条弃之如遗。”因此，劳乃宣呼吁，“上谕内‘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之宗旨，必当以恪守矣。”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罗振玉评价劳乃宣说：“公平生为醇儒，为循吏。斥拳教于星火未燎之时，争法律于彝伦将斁之日，论政体于凶焰方张之世，古人所谓不惑、不忧、不惧，惟公当之无愧色。”这是写在《韧叟自订年谱》序里的话，历史上，被罗先生称为“不惑、不忧、不惧”的人，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评价，劳乃宣大概也当满足了。

1913年冬自涞水移居青岛，劳乃宣发现“劳山之麓为吾家得姓之地”，应该算个不大不小的意外。他自云：“癸丑冬，应德儒卫礼贤尊孔文社之招，移家青岛，在劳山麓。《通志，氏族略》云：劳氏其先，居东海劳山，是劳山者吾家最古之祖居也。”于是，劳乃宣便感慨“此行为归故乡矣”。不过，到这个时候，劳乃宣显然并不准备长时间停留在“故乡”，也并不知道自己会终老在这里。

1914年，袁世凯任大总统，设参政院，聘劳乃宣为参政，他“固辞不受”。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授劳乃宣法部尚书。对这个司法部长的职位，时正居曲阜的他以衰老请辞，但愿以闲散备咨询。不料因函件未达而事败被通缉，劳乃宣只好重新避居青岛。如此，这个做官兼做学问的韧叟，再也没搞出个什么名堂。1921年6月17日，劳乃宣在78岁的时候病逝青岛。

对劳乃宣，赵尔巽等撰的《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二记：“乃宣诵服儒先，践履不苟，而于古今政治，四裔情势，靡弗洞达，世目为通儒。”而学界则一般评论其兴趣广泛，对经史、礼制、刑法、历算和教育都下过功夫，用力最多的在语言文字学。

劳乃宣从政多在基层，历任河北南皮、完县、午桥、临榆、清苑、蠡县等数县知县20余年，所至重农兴学，开发民智。在经过杭州求是书院监院和浙江大学堂监督之后，劳乃宣1908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1910年任资政院议员，并任京师大学党总监、学部副大臣及代理大臣。

劳乃宣著有《古筹算考释》、《筹算浅释》、《垛积筹法》等数学书7种，《合声简字谱》、《简字丛录》、《简字全谱》等简字书籍5种，另有《等韵一得》、《遗安录》等。其著述后人辑为《桐乡劳先生遗稿》，《韧叟自订年谱》列于卷首。罗振玉所谓“不惑、不忧、不惧”的评价，就出现在《韧叟自订年谱》的序里面。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在进入青岛尝试短暂停留之前，赵尔巽历时40年的政治履历，已让他的行踪几乎遍及了大半个中国。这使得他和与他一同流亡青岛的晚清同僚们，有了些许的区别。早年，他去过湖北、福建、广东、贵州、安徽，后来又到过陕西、甘肃新疆、山西、湖南、盛京，继而是四川、湖广、东三省的总督。但是，在1912年的晚些时候，告退离任的赵尔巽选择这个德国的保护地隐居，则和其他陆续到达的晚清政治家有着大致一样的理由。

在革命的暴风骤雨突然就涤荡了整个皇权的时候，青岛的确已成了中国不多的可供挑选的世外桃源之一。海景、山境、绿树、红楼和德国法律的保护，让包括赵尔巽在内的许多风云人物，有了使紧张心灵得以放松的机会。赵尔巽在这里发出的“欲逃庄叟人间世，来听成连海上琴”的感慨，大约可以看作是这个“识见通达”者的真实精神状态。至少，在某个闻奏《归去来辞》的瞬间，他或许能够真正体会到血腥政治角逐之外的平静。

对赵尔巽的政治作为，传统的评价多指“所至以廉能著称”，曾“力扫数百年积弊之巢穴”等。早年在御史任上，他也被认为“抗直敢言”，而“极谏”则更是扩大了他的声誉。赵尔巽的为官作风，被描述为“自奉俭约”，以实为务，比如“新任就道，尝微服入境，屏绝送迎”，比如“居官则未明即起，烛下治案牍辄二三小时，以俟天晓”，等等。从这些记录看，赵的“治事精覆”和“识见通达”，应该是得到了认同的，客观上，这也为他以后不断上升的仕途，开辟了宽阔空间。

赵尔巽成为共和的敌人，是必然的。在任东北三省总督时，东北党人欲起事，赵尔巽就曾以“保境安民”为名断然镇压，迫使东北革命转入地下。而其弟四川总督赵尔丰，则直接在辛亥年时为革命党人所杀。武昌事变爆发后，赵尔巽更在《忠告于武昌此次肇祸诸君》函电中声称“倘若执迷，则所谓子能覆楚，我必能复楚者”，以申包胥自居的赵尔巽，复仇之势已不加任何掩饰。

显然，逃亡青岛隐居的赵尔巽，“复楚”梦想是不可能有机会实现了，这不仅仅是赵尔巽的宿命，也是整个清王朝的宿命。寓居的日子，赵尔巽和与他命运类似的一班政治流亡者一样，在享受平静和无聊的等待中，打发着时光。这时候的这些大人物，已没有了前呼后拥的气派，平常的消遣，不外是琴书留赠，游山玩水。根据一些零散资料的记录，从任东三省总督时，赵尔巽就和挚友吕凤岐的女儿吕美荪保持了长时间的联系，并给了这个女诗人许多关照。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青岛。后来，吕美荪也来到了青岛客居，但这时她已没机会直接表示对赵尔巽的感激了，因为在1927年的秋天，赵已去世。

尽管赵尔巽在青岛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后来本地还是陆续发现了一些和他有关的档案文件。2005年5月15日一家拍卖公司竞拍的25件赵尔巽所藏纸本档案，就是在青岛发现的，这些已有虫蛀的清末写本，拉近了人们和赵尔巽被时间涂抹的距离，也使得赵尔巽的青岛生活，开始变得有声有色了。

1914年，北洋政府国务院呈请设馆纂修清史，“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鉴于无穷”。依照郑逸梅的说法，欲借修史以网罗前清遗老的袁世凯于是“特辟清史馆修撰清史”。当时，在史馆主持首长的选择上，需要既是满清贵宦，又要与袁要好者，而隐居青岛的赵尔巽恰与袁氏关系较好，且为满宦寓公之魁。因此，袁最终选定赵出任清史馆总裁。

1914年8月，袁世凯派秘书吴缪携亲笔信前往青岛拜访赵尔巽，以说服赵赴京修史。似乎吴缪在青岛花了不大的力气，就完成了袁交代的任务。赵以“修史与官服不同，聘书亦非命令”为理由，给了自己一个台阶，就以“辞谢不获”状从命了。而同时被邀担任清史馆副馆长的刘廷琛和于式枚，却拒绝了邀请，坚持不离开青岛。次年，自嘲“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的赵尔巽到达北京，向袁提出了“往代修史，即以养士，欲援旧例，以絷遗贤”的要求，袁当即答应，并拨给了充足的经费。赵尔巽遂“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使《清史稿》在经过14年的纂修后始获问世。

1927年9月3日，赵尔巽在《清史稿》告竣后逝世，终年84岁。

民政部右侍郎李经迈

1891年6月6日，68岁的李鸿章出现在“环山蔽海”的胶州湾海滩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20年后这里会戏剧性地成为庇护李氏家族的港湾。这是一幕近乎荒诞的连续剧，伴随着李鸿章操劳了大半辈子的大清王朝的覆灭，李经迈、李经羲、张士珩这些李氏家族的后人陆续进入到了李鸿章曾竭力阻止的德国保护地，充当了李大人一次徒劳的挽救行动的反讽。好在逝去的李鸿章已经看不见这一切了，他没有等到朝廷的死亡，他也无需为他的后辈们在青岛的亡命，而遭受尴尬。

关于李鸿章家族，在一部中国近代史上不可不谓之显赫。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算起，这个家族200年间繁衍了8代人。在第2代和第3代人中，仅总督就有3人，即李鸿章的哥哥、两广总督李瀚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鹤章之子、云贵总督李经羲。其后代在晚清出任道员、按察使、盐运使、赏戴花翎者，以及获赠朝议大夫、奉政大夫、资政大夫、荣禄大夫、武功将军等头衔者，共达153人。

李鸿章自己有3个儿子、7个孙子、15个曾孙。李的三个儿子，性格和经历都有很大不同。李经方从政，李经述治学，李经迈经商。性格上一个豪放，一个谨慎，一个孤僻。三兄弟之间，看不出有什么亲密友好的迹象。尤其是李经迈，独立游离于外，很少看到他参加大家族生活的记录。

李经迈的母亲莫氏，原是李夫人赵氏的贴身丫环。赵氏多病，莫氏尽心服侍，时间长了，就像自家人一样。太平天国被打垮之后，李鸿章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两项要职，两处衙门一个在天津，一个在保定，他就得常年两头跑。多病的赵氏不能随侍丈夫，李鸿章不在天津时，就由莫氏随行。日子久了，李便收房为妾。李经迈就是莫氏生的孩子。由于是庶出，他在家中始终没有什么地位。

1891年李鸿章视察胶州湾的时候，李经迈15岁，正在洋人老师的辅导下学习英语。李氏家谱资料上没有关于李经迈功名的记载。他的一些头衔，都是朝廷看在李鸿章的面子上特赏的，如特赏主事、特赏员外郎、在工部都水司行走、赏戴花翎、以四五品京堂用、特旨以三四品京堂候补、特赏头品顶戴等等。这些名誉性的空衔，并没有什么实权。1905年，李经迈以三品京堂任出使奥地利大臣，次年授光禄寺卿。1907年李归国，历任江苏、河南、浙江等地按察使。1910年，李以随员往日本、欧美考察军事，次年署民政部右侍郎。辛亥革命后，李和母亲莫氏退居上海租界，是著名的丁香花园的主人。传说，曾有客问李经迈：“最近往来者都是何等人？”李答：“闭门谢客，拥书自乐久矣，朝夕往来于室者，一猫、一犬耳。”

李经迈在青岛的活动，一直不见确切的记录，从他长时间寓居上海的事实看，他和青岛的联系，近乎蜻蜓点水。这个情形，有些和康有为类似。不同的是，李经迈和上海的纠缠，构成了他的主要经济来源。一些同样缺少细节的资料显示，李经迈在青岛期间曾参加了当地遗老们此起彼伏的清室复辟活动，他的态度，被陈贻重描述为“李季皋（经迈）副大臣及余皆赞之”。

李经迈在上海的经营，主要是房地产生意。上海人讲的“半条华山路是李家的”，实际上就是指李经迈的产业。而李经迈在青岛的房产，被发现的却不多，就是被认为是他个人产业的江苏路李宅，在勘定上也一直缺少基本的证据。所有目前已发现的档案记录都没有说明，江苏路6号这个曾经属于李德顺和他的德国太太的房屋，是如何成为李经迈的财产的。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李经迈参与。时，李经羲接受了黎元洪总统的聘任，出任国务总理，李经迈和哥哥李经方公开表示了反对，表示“经方、经迈与仲轩手足至亲，闻其以一人之私阻挠大计，实所愧耻。其身败名裂不足惜，如天下公愤何！”

1937年时，李经迈曾自撰墓志铭，说：“文忠年五十四而生余，余年二十六而文忠薨……综计一生，所作者不甚爱惜之官，所办者无足轻重之事，所遇者全无心肝之人，所闻者不知羞耻之言!”这些文字，将他60年来的积愤，明明白白地宣泄在了纸上。

1938年李经迈去世后，儿子李国超将李的一万多册藏书全部捐给了上海震旦大学图书馆。而李国超去了英国和美国后，便再也没有跟李家在大陆的人联系过。

云贵总督李经羲

李经羲在青岛的行踪，没有完整的记录。在一篇广为流传的追忆文章《清末代督抚们的最终结局》里面，作者甚至不曾提及李经羲有过青岛客居这一事实。本地的研究者则相信，李确曾短暂地移居过青岛，并在江苏路购置过一所别墅。但是，关于李的是次房产交易的所有细节，今天却依然没有被掌握。实质上，可以证明李经羲与青岛的联系的文献，来自1914年11月出版的《远东评论》。在这本权威的英文杂志上，关于1914年早些时候居住在青岛的中国政界要人的统计名单里面，李经羲的名字被排列在了恭亲王溥伟、徐世昌和徐世光兄弟的后面。

作为李鸿章的侄子，身为豪门巨宦之后的李经羲，在仕途上曾获得过顺畅的发展，辛亥年官至云贵总督。人们一般认为，李督滇期间，因为精干且处事圆滑，在朝廷、北洋、革命党势力相互交错的云南，兼得各派好感。因此，在云南重九起义之时，李得以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被蔡鄂礼送出境，到上海当寓公。洪宪时，李受封为嵩山四友之一，后又在黎元洪、段祺瑞内阁中出任过国务总理和财政部长，但很快就被张勋的辫子军赶下了台。据说，危急之中，李不得不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头的“水门”逃出，乘上火车直奔上海，人称“五日京兆”。

1917年的4月到8月，大概是李经羲一生中间最繁忙的4个月，也是最具戏剧性变化的4个月。这一百多天里所发生的北洋故事，使得离开了青岛之后的李经羲，最后一次体味到了政治人生的荒诞。

4月27日，众议院通过了以李经羲为财政总长的任命；5月2日，李经羲出任财政总长；5月25日，黎元洪向国会提出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当日并亲自敦劝王士珍推荐李经羲；5月26日，众议院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5月26日，参议院也通过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同日黎元洪通电说明请李经羲组阁经过；5月28日，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5月31日，倪嗣冲电阻李经羲就任国务总理；6月5日，李经羲三辞国务总理；6月14日，张勋和李经羲同行自津到京；6月16日，张勋、王士珍联电为李经羲内阁疏通，而倪嗣冲、张怀芝、赵倜等则反对李经羲组阁，主段祺瑞复职；6月24日，任命李经羲兼财政总长；6月25日，李经羲就职国务总理。6月26日，粤桂督军陈炳焜、谭浩明否认李经羲为国务总理。7月2日，黎元洪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便宜处理，准李经羲免职。7月4日，李经羲出京，电述张勋阴谋与罪恶。

李经羲曾有挽吕本元联云：阅世几沧桑，溯难难百战平吴，青史垂名，列传应随先太傅；环滁好山水，知魂魄千年思沛，丹旆归葬，遗黎争吊故将军。然而，李经羲自己的最后岁月没有“青史垂名”。是在上海含诒弄孙到1925年，李经羲终于病逝，是年66岁。

李经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国松似乎是继承了老太爷的忠君传统，一生不做民国的官，只在家闭门读书、课子、研究古物，家产也全交由管家料理。对曾是清朝封疆大吏的父亲赴京任职民国，亦大不以为然。结果，他本人书是读成了，不仅著述极丰，子孙亦好学有为，惜家业未能管好，当铺、银行和地产均被管理得七零八落。

李经羲的二儿子李国筠，似乎继承了老太爷的革命细胞，曾南下广州，出任了相当于省长的广东巡按使和广西巡按使以及参政院参政、大总统府顾问、大总统府秘书等职，在位清廉勤政。任职期满时，他两袖清风，拿得出手的只有当地士绅送他的300盆兰花。抗战时，李国松曾去天津租界避居，1948年时再次率家小回上海。此时已家道中落，他全靠出售文物藏品以解窘境。李国松的孙子李道豫，后来出任了中国驻美国大使。

从李鸿章开始，到李经羲和李经迈为止，整个李氏家族和青岛的紧密联系基本就告一段落了。这中间的变化和变化中的是是非非，印照的恰恰是李氏家族从得势到衰落的过程。

相关记载说，李经羲在1911年底至1914年期在青岛居住。但是，他究竟是不是居住在了今江苏路8号一所带有塔楼的二层建筑里，以及他是如何从前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手中获得了这所房屋的，至今没有确定答案。这样，李经羲在青岛的活动影像，就好象是些装在麻袋里面被水浸泡了的纸玩意，人们看得见外表，却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

分省补用道张士珩

1911年11月3日一整天，张士珩顽强抵抗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武装对江南制造局围攻的行动，成为了这个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对朝廷表示出的最后忠诚。下午，作为制造局总办的张士珩，曾经扣押了前来劝降的起义领袖陈其美，并成功地控制了局面。但是，是日夜，被发动起来的沪军营、巡警、商团等武装开始三面围攻制造局，翌日凌晨，起义军从防御薄弱的后墙翻入，举火焚厂，致使清廷在上海的最后堡垒终于被攻破。悲愤之中，张士珩携襄办乘小火轮逃往租界，就此开始了7年的亡命生涯。

张士珩从上海逃往青岛时的狼狈和愤怒情形，被传教士卫礼贤描述为是“永远忘记不了”的一幕。卫礼贤当时正在工作，张士珩突然“怒气冲冲”地出现了，情绪显得很激动。“看到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的样子”，卫礼贤“非常惊异”。张告诉卫礼贤说，在制造局被攻破后，他和他的秘书，历经千辛万苦才从起事的士兵手中逃出来，赶到了青岛。张士珩和他的秘书，都是卫礼贤的老朋友，传教士对“个性沉静”的张“评价极高”。

安徽合肥人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父亲张绍棠的祖母是李鸿章的姑祖母，张绍棠即是李鸿章的表弟，又是李鸿章的妹夫。当时，张家富足，李鸿章兄弟经常依靠张家接济度日，因此，李家兄弟对张家非常感激。张士珩的母亲是李鸿章的长妹，因贤惠，受到张李两家的一致好评。

张士珩10岁时母亲病故，20岁左右到南京，拜汪士铎为师，曾考中举人。1888年前往北京考进士不第，遂留在李鸿章幕下。时刘含芳主持北洋军械局，刘赴旅顺负责旅顺基地建设后，原职由张士珩的长兄张席珍接任。数月后，张席珍病死，便始由张士珩接替。从此，他就和军械打上了交道。

据说，张士珩任内，每得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穷幽洞微。后来，张因功保为花翎二品衔分省补用道，总办北洋军械局，兼办武备学堂。1892年春天因肃清热河教匪，解送军械神速，张获军功。

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张士珩经常与李鸿章、李经方、张佩纶等策划于密室。战争失败后，李鸿章遭弹劾，也波及张士珩。有人参奏张士珩盗卖军火，得银数十万两。朝廷命王文锦确查具奏，王奏称，张所卖军械，多被日本人买去。清廷遂命张之洞将张士珩密速查拿。最后，张士珩以玩视防务被革职。

1902年，周馥出任山东巡抚，奏准由张士珩主持山东学务处，兼参谋处，办理武备学堂。1904年，周馥升任两江总督，又奏准张主办江南制造局。张主管北洋军械局5年，主管江南制造局6年，任内所制造枪炮、新式军械、弹药，年年数量增多，并能自制镪酸。而在这期间，他自己也已成为了军火专家。

1907年，张士珩为山东补用道，朝廷因他创办武备学堂出力，将他交军机处存记，升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后又因为他筹助巨款，赏头品顶戴。

作为张士珩的朋友，卫礼贤认为张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他“在中国文学方面学识渊博，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卫礼贤觉得由张来担任江南制造局的总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更令卫礼贤惊奇的是，张士珩居然可以把制造局经营的很好。在传教士的眼里，张士珩是一个意志坚定并沉默寡言的人，有时候一个晚上，都难得听他说几句话。卫礼贤相信，为了在生活中有更好的行为，张士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道家式的冥想。

资料显示，遁居青岛的张士珩在今曲阜路拥宅问道，院内竹林繁茂，由南京故居迁入的俞樾题写的一块“竹居读书处”碑刻，曾长时间放置在园中。张士珩逝世后，张宅改建为瀛洲大旅社，但院内竹园依然保留，碑刻也一直存放在假山上。张士珩在青岛时，张宅与曲阜路8号徐世昌的住处是对门邻居。在这条普通的德国街道上，两个政治方向不尽相同的朝廷旧臣，过着相似的隐居生活。1913年的四月辛丑，张士珩还曾和徐世昌同游崂山，而对山林的偏好，徐世昌却显然不及张士珩。根据卫礼贤的叙述，在这个道教名山，张士珩留下了许多思想的轨迹。

1915年3月21日，袁世凯任命张士珩为造币总厂监督。数月后，张因病去职。61岁时，这个曾唱吟“欲间幽栖处，云封不可寻”的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病逝。

吏部侍郎于式枚

在若干曾试图挽救没落的满清帝国的官吏中间，一度被任命为考察宪政大臣出使德国的于式枚，是不多的具有独立见解的清醒者。但是，这个主张有条件施行宪政的前邮传部侍郎的微弱理性力量，却不可能改变一个衰败帝国的命运。最后，他和他的理想，他曾经努力维护的制度，就一同被迅速曼延开来的革命埋葬掉了。他的光荣的丧失，使他有机会进入青岛进行短时间喘息，而他在青岛参与的复辟阴谋，又使他的光荣几乎完全丧失。于式枚晚年的政治道路，尽管是一个非典型的晚清官吏的仕途写照，却同时也真实渲染了满清王朝的宿命。

根据曾任京师大学堂预科监督的商衍瀛的儿子商公泽1965年的回忆，1912年清帝逊位后，他随父亲前往青岛。当时，他的弟弟们都在青岛上学。在商公泽的记忆里，那时所谓遗老们去青岛的还不多，他记得前清亲贵中第一个携眷到青岛的，是溥伟，在旧历九月间到达。随后徐世昌、赵尔巽、周馥、吴郁生、刘廷琛、陈毅、于式枚、劳乃宣等就连翩接踵而来了。商公泽记述说，密谋恢复满清帝国的这一班人马时相过从，曾将青岛当成了丁巳复辟的策源地。而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前吏部侍郎于式枚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是领袖，却充当了核心人物，并一直在做着摇旗呐喊的准备。

1912年2月，张勋部移驻兖州，妄图北遏济南，东通青岛。这时寄身青岛的溥伟，秘令前山西提学使刘廷琛、邮传部前左丞陈毅和从兖州来的王宝田，以及从天津来的前都察院御史温肃，集议于刘廷琛所居的青岛潜楼，和张勋秘密联系，约定在1913年春间发动，声讨袁世凯。期间，几乎所有的秘密文件，都是由于式枚草檄的。在这一过程中，另外还有叶泰椿等十余人参与了筹划。不料，预备好的檄文布告等尚未发表，即被山东第五师师长田中玉设计诳骗到手，送呈袁世凯。袁获悉青岛和兖州间的密谋后，迅速釜底抽薪，密派内务部总长田文烈和总统府秘书阮忠枢前往兖州调停，将讨袁计划一举打消。事变失败的打击，对于式枚不可谓不大，此后一直到终老，这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侍郎，就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原气。

祖籍广西贺县桂岭的于式枚，1880年中进士。后来，北洋大臣李鸿章看上了于式枚，条陈调为北洋差遣。于在北洋任职十余年，有关奉章文牍多出其手。1896年于式枚随李鸿章参加了俄皇加冕典礼并出访德法英美等国，回国后授礼部主事，由员外郎授御史，升给事中。1901年，于被赏五品京堂，充任政务处帮提调，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1905年，他以鸿胪寺少卿督广东学政，后改提学使，力辞后受命总理广西铁路，1907年升为邮传部侍郎。

当时，预备立宪的清廷政潮激烈，朝野上下均言推行西法。而钦命为考察宪政大臣出使德国的于式枚，却对推行西法持有自己的见解。他曾两次上疏，主张实行宪政，认为而今国事日非，是官吏“不遵法制以扬其长，不查民情而革其弊”的缘故。他认为，国政归于一人，则臣民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臣民有竟进之心。他向光绪帝建议兴教育，备人才，择识大体有声望的大臣出任疆吏。他一再表示，日本明治维新搞了20年才得成功，中国立宪不可急躁冒进，至少应以10年为预备立宪之期，则大局可定。于式枚的陈言，受到了朝廷的嘉纳，作为鼓励的表示，他先后被调任礼部和吏部侍郎。

期间，闻于式枚的条陈后，主张激进立宪的上海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急电朝廷，请定3年内召开国会，罢于式枚职以谢国人，却受到严旨饬责，被撤销了职务。随后，于式枚又进言，国家改革处于关键时刻，中央政权应坚定统一。国民识政体知法意者极少，地方议会骤出，横亘于政府与国民之间，纵使被选者不尽是营私武断之人，后患也不可胜言。与此同时，于式枚还用德国君主立宪制度进谏，并先后翻译了普鲁士宪法的全文、官制、位号、等级和两议院新旧选举法，上奏朝廷。

1909年，于式枚从德国考察回国，因病告假。张之洞奏荐于式枚堪大用，复任为吏部侍郎，不久转学部侍郎，总理礼学馆事，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

满清帝国的非正常死亡，肯定刺激了于式枚。1913年，侨居青岛不久的于式枚担任纂修清史稿总阅未几，便病故了，终年63岁。

两江总督张人骏

从山东巡抚到两江总督，再回到山东境内的德国保护地，张人骏正好花费了10年时间。然而，10年后无奈移居青岛的窘迫，却是他当年从袁世凯手中接过山东巡抚职位时所不曾想到的。这个“清廉自持”的直隶丰润人，直到临终，也不愿意痛快地接受“遗地同栖岩谷间”的客居事实。只是到了这时，张人骏已空剩下“欲向云梯叩九关”的慨叹了，憋屈也憋屈了，窝囊也窝囊了，真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回天乏力。对这个朝廷大员来说，痛极的时候，不可不谓之岌岌乎风驰电掣，然而，在人家的屋檐下悲戚度日，恍惚间就只有干等白发苍苍了。

生于1846年的张人骏被认为曾是“幼年颖悟”的人物。1846年，19岁的他中同治甲子科举人，1868年中同治戊辰科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曾出典四川副考官转召谏，以兵科、户科、吏科给事中掌广西、湖广、山东、四川各道监察御史。张人骏在京居官长达30年，得到的正面评价是“为人凝重，操履端洁，察史颇严”。官科道时，正值张人骏的堂叔张佩伦因马尾海战失败被贬，他因此谨言慎行，缄默言事，名不得彰。

光绪中叶，张人骏由京官外放，先任广西桂平梧州盐道，继而先后任广西、广东、山东布政使，再升曹运总督。1901年11月7日，在清廷命山东巡抚袁世凯署直隶总督的同时，张人骏在漕运总督的位置上获调山东巡抚。上任不几天，德国驻烟台领事就连梓要求开办沂州、 沂水、烟台三处矿务。张人骏咨外务部核准，两个月后始允许德国公司在以上三处先行查勘。此后，又再准其查勘诸城矿区。1902年5月28日，张人骏调任河南巡抚，他的山东巡抚职位，由直隶布政使周馥接任。

从河南巡抚开始，张人骏后来依次出任了广东和山西巡抚，而后再次回到河南巡抚的位置上。1907年7月，张人骏实授两广总督，1909年5月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两个月后农工商部奏议筹设南洋劝业会，树各省之模型，张人骏出任该会会长。

武昌事变后，依仗张勋兵力的张人骏，本来是准备抵抗到底的。不料在同盟会组织的江浙联军的攻击下，江宁很快失守，张人骏一边托美籍传教士马林出面与联军接洽谈判，一边却自顾自地避进了停泊下关的日本兵舰，眼看保城无望，就逃往了上海。这个过程，《清史稿》有详细的记载，称“武昌变起，苏州独立，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方与众筹战守，有持异议者，勋直斥之。翌日，新军变，勋与战于雨花台，大破之。江浙军合来攻，粮援胥绝，乃转战，退而屯徐州，完所部。人骏铁良走上海。”如此看来，一副对抗姿态的张人骏还是不如张勋，终究没让自己成为大清帝国的最后英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字千里的张人骏这个“人中骏马”，倒是“驰骋千里”了，可惜无人喝彩。不知道后来卫礼贤在青岛注意到的张人骏的敏感和易怒，是不是和他的这次不光彩的出逃经历有关。

接下来，张人骏就开始了青岛的流亡。据说，张人骏的移避青岛，和与其有儿女姻亲的袁世凯的“屡征”有很大关系。《胶澳志》里的一班半路出家的史论者相信，最后避居青岛，正是张人骏对袁世凯的政治召唤的含蓄回应。

青岛的圈子不大，张人骏很快就和一些相同命运的同道成了朋友，聚会、喝酒，听听音乐，谈谈文化，成了平日最典型的流亡生活景象。在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眼中，这个落魄的前两江总督“形容消瘦，留着长长的指甲”。划拳的时候，他总是装出一副张开手指的样子，然后来个狡猾的停顿，就像蜗牛从壳里探出身子。通常是在对手出完之后，他才报出自己所出的拳。不过，在卫礼贤看来，他这么做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酒量极浅，一旦受了酒精的影响，总是变得酷爱争吵甚至尖刻恶毒。有一次，传教士讲了一个中国庸医的故事，当尴尬的故事结果一出来，平时也行医的张人骏就勃然大怒了。这个细节，成了后人记忆张人骏青岛行状的一个经典场面。

和许多晚清流亡政治家一样，张人骏也曾数次游历崂山，据《胶澳志》的记载，在柳树台赴北九水的道中，曾有这位前两江总督的游山题刻。

1927年，“家无余财”的张人骏在天津逝世，终年81岁。他死后数年，他的侄女张爱铃开始以华丽绚美的文章闻名天下，影响至今不衰。

外务部左丞辜鸿铭

对辜鸿铭，李大钊和吴宓的看法不太一样。李的评价是：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而吴则认为，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就是到了今天，人们好象也不很确定李大钊和吴宓，究竟谁把辜鸿铭看得更清楚些。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他10岁随义父布朗先生去苏格兰之前，已经在槟榔屿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3年，主要学习英语。由于在欧洲11年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辜鸿铭在27岁之前，中国话都说不好。1885年归国后，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后来识的汉字竟然比一般人还多。受聘张之洞任两广总督衙门的德文译员后，辜在张的幕府“养而备用”了15年，闲得无聊，便以英文翻译《四书》自娱，尽管最后只译成了《论语》、《中庸》两种，却已在中外知识界名声大噪。

《清史稿》记载说：“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成。张之洞、周馥皆奇其才，历委办议约、浚浦等事。旋为外务部员外郎，晋郎中，擢左丞。”辜鸿铭这几篇文章均发表在《日本邮报》上，由此他得以进入外务部，开始了他一直希望的仕宦生涯。

1907年，张之洞北上，辜鸿铭随行。在北京，辜鸿铭反对袁世凯甚为激烈，上书称应改革内政，削除北洋势力，更在公开场合痛骂袁世凯，称其智商等于京城倒马桶的老妈子。次年，张派大获全胜，袁世凯被迫离职，辜鸿铭任外务部左丞。这个职务，相当于部长第一助理。一年后张之洞去世，袁卷土重来，辜就赶紧卷铺盖走人了，跑到了上海避难。

辜的“暂时避居青岛”，是因为他在上海发生了被南洋公学学生诘责事件。热情和权威的对抗，促成了辜的辞职。青岛，有一大些前清遗老和北洋旧臣，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员、寓公、隐士、道长、风水先生等等，辜不乏朋友和对手。

辜鸿铭的朋友中间，包括了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卫礼贤在他的《中国心灵》中描述，辜经常来做些或短或长的停留。他总是象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充满思想和各种怪念头。诅咒和诟骂新纪元、革命和该为每一件事情负责的外国人。同时他会对中国文化进行纵览，揭示先哲智慧中最深刻的内涵，富于想象地描绘古时精神活动的画面。他会在中国和欧洲的人及其时代之间作表面的对比。传教士说，坏脾气上来时，他对所有的事情不满。没有一个人他找不出缺点来。因此，他伤害了许多人。

辜学问再大，也是人，是人就要吃饭。就是在吃饭这个问题上，辜没办法了。“因穷困不能自给”，辜又至北京。1913年，他应聘担任五国银行团翻译。这一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沈来秋后来回忆说，1910年，他在青岛高等学堂就读时，奥国教授赫善心博士就一直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1920年沈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普通民众，出乎沈的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

林语堂则叙述说，辜鸿铭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这些议论在他1901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迷惑中醒觉过来的心态。当然，拳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林语堂相信，在辜鸿铭的《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和《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里面，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

1928年初，山东督军张宗昌欲聘辜鸿铭为省立山东大学校长，辜似乎也有意前往执掌。但当时辜在北平已是病情危急，终未到任。4月30日下午3时40分，辜鸿铭几乎无声地说了最后的一句话“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之后，便闭上了眼睛。是年，辜鸿铭72岁。

青岛特别高等学堂总稽察蒋楷

在一些关于青岛特别高等学堂的笼统叙述中，总稽察蒋楷的面部表情一直模糊不清。这个湖北荆门人曾经被认为是平原拳匪的敌人，是山东治河理论和实践的总结者，同时也是“夙精刑名家言”中国刑法史的研究者。在青岛的日子，他经历了特别高等学堂的谈判、开办和萌芽期，经历了中德文化的冲突、平衡和困难的融会，经历了德国亲王和中国共和领袖孙中山的访问，也耗费掉了他个人生命的最后部分。他看见了大清王朝的坍塌，却不知道高等学堂这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地方在1912年冬天他病逝后，也很快进入了生命倒记时，离着结束不远了。

和这个总稽察的青岛行状缺少细节一样，蒋楷生平的核心部分，曾经也一直不甚清晰，直到林鸥的《追踪蒋楷》的出现。在这份关于一个旧书生命运的考察报告中，被重新发掘出来的蒋楷逐渐剥离掉了包裹的泥土，开始将真实的形象显现在人们面前。而这其中，蒋楷在山东的作为，几乎构成了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全部内容。山东，在使蒋楷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知名者的同时，也蚕食了他的意志、智慧和精力。最终，在青岛这个德国的保护地，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他在使中国第一所中外合资大学成为了现实之后，默然离去。

湖北荆门阳田村人蒋楷生于1853年，他的祖父、父亲乃至兄弟侄子，都是读书出身。蒋本人自小习读，但考了多次未中举，到了30出头时，才考成了拔贡，总算踏上了仕途。

蒋楷在被选拔贡时，已娶有刘氏为妻，并有了3个女儿。过了3年，也就是1890年的阴历闰二月二十六日，蒋楷获得了在山东莒州任代理知州的机会，当时他38岁。是年阴历十月以后，蒋楷转任东平州知州。1897年暮春，蒋楷编撰了一卷十五章的《河上语》，解读修河筑坝的工程术语。此时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治理利津西韩家漫口的关键时刻。而蒋在序中也称“时在西韩家工次”。当时，蒋楷已45岁。

编完《河上语》不久的1897年阴历六月二十六日，蒋楷被补授莒州知州，1899年春调署平原县，最终在这里成了各种势力冲撞中的牺牲品，被罢官革职回乡。而蒋楷也因此而出名，成了首先镇压义和团的刽子手。然而，在外国教会看来，他却还是包庇义和团的县官。罢官后，蒋楷写了一本《平原拳匪纪事》，陈述了当时所见的情况。

1901年，两湖总督张之洞就把蒋楷纳入幕中，命他和李平书一起当湖北武备学堂稽察。据李平书回忆，蒋楷是张之洞在督学楚北时所选中的拔贡，文学丰富，德量渊宏，相处两年十分融洽。蒋楷与李平书每天6点时起，6点30分至饭厅同学生喝粥，7点15分监视学生上讲堂，11点至操场阅洋教习命学生立正点名，12点同至饭厅午饭，下午3点阅操，8点分东、西查号，如此两年。

1902年，张之洞在五月二十日给皇帝上了一个《请开复袁世敦蒋楷原官折》，以被参冤抑恳恩昭雪的理由，请求开复原官。六月二十日，皇帝准奏，蒋楷这才算是被撤销了处分。时年，他已经50岁了。

1906年冬蒋楷出任濮州知州后不久，张之洞召蒋楷进入学部，当上了学部总务司机要科的候补员外郎，仍挂着记名御史的虚衔，官品是从五品。而当时也在学部的知名人士中，就有编订名词馆总纂严复、京师图书馆正监督缪荃荪、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

1908年5月，中德双方就在青岛建立一所大学的问题开始了正式谈判。学部员外郎蒋楷担任了具体的谈判事宜，其中的曲折，自非三五能言。如果说是“通晓学务之第一人”的张之洞决定了青岛特别高等学堂的方向，那么五品官吏蒋楷则就是实现这个伟大教育计划的第一人。

1909年10月5日高等学堂开学，蒋楷获派兼任高等学堂的第一任总稽察。在当时的青岛，他是朝廷正式派出到德国保护地工作的唯一官员。在青岛期间，他和本地的商人、士绅和后来陆续流亡到这里的一些前清官吏，保持了良好的联系。

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当总稽察时，对中国刑法史素有研究的蒋楷，曾对学校中的德国教员和中国学生讲过中国法制史的课。他把讲义写成了一本《经义亭疑》，分类介绍了中国早期法学理论和外国近代法学的异同，使之成为了中国较早的比较法学著作。

1912年冬，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当了三年总稽察的蒋楷，病逝在青岛。

戊戌年维新领袖康有为

康有为与青岛的联系，始于1897年11月14日的胶州湾事件。这一事件在翌年3月6日以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作为结束，却同时成为了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的理由。可以说，从德国占领胶州湾行动的一开始，这个外交事件在康有为心目中，就已成为了他一直等待着的改变中国走向的借口。这个野心勃勃的广东知识分子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历史给予的机会。他知道，他并没有多少这样的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一过程中，康有为关心的并不是胶州湾的前途，而是他自己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交换赌博中的利益。

1898年6月2日，经过了紧张的准备，康有为的变法改革方案出台。这中间连同戊戌春节在内，一共是6个月零14天，在这关键性190多天里，胶州湾事件在一群以康有为为首的并无多少政治背景的知识分子手中，终于聚发成了一场得到了光绪皇帝支持的改革运动。

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9月21日，变法失败，六君子遇难。而此前一日，“外祸亟，吾策行矣”的康有为，则一个人逃掉了。

现在回头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的日子，康有为的确没有再记忆起胶州湾，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胶州湾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并不知道他还会回到这个起点，更不曾想到他会最终把生命葬送在那里。如果的确有所谓的宿命，那么，作为一个地理接点的青岛和康有为的人生在冥冥之中的关联逻辑，恐怕连他自己这个明白人也透析不明白。实质上，在经过了十多年的逃亡回到国内的早期，康有为也依然不觉得他会真正遭遇这个曾经的德国城市。那个变法改革的借口，他已经忘记了。他在忙着写字卖钱，忙着把自己这个过气了的圣人形象，打扮的更时尚。

1917年底，因参与张勋复辟，康有为被北洋政府通缉，躲入了北京的美国公使馆。美国人派专车把他秘密送至天律。在返回上海途中，康有为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了青岛。在这里，他恭敬地拜遏了恭亲王溥伟，并开始被这个陌生海滨景的致吸引。康的盛赞青岛“绿树青山，碧海蓝天，中国第一”的说服，就是出自这时。

康有为第二次到青岛，在1923年夏天，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接待了他。暂在客栈栖身的他四处游玩，似乎有些喜欢上这里了。7月10日，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今个人住客栈极贵，俟得屋，当电告，至时可来青岛。”

终于，康有为获得了购买一幢前德国总督副官住宅的机会，匆忙题名天游园，使之成为了他在上海和杭州之外的第三处房产。有资料显示，青岛这幢“吾生所未有”的佳宅，康似乎是用不太合法的手续贱价买下的。但在契约尚未订妥时，胶澳督办换了负性倔强的高恩洪，结果康又增加了一万多元，才买下房子。康说，“此屋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碧波仅距百步”。康在这个山坡住宅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其一生的最后岁月。因康家住客太多，他曾将原总督马厩改造，加建为二层，供居住。在青期间，康的公开身份是万国道德总会的会长。据信，康曾有在青岛开办大学计划，因选中的俾斯麦兵营时正被北洋五师占用，故未成功。其时，康有几个子女在青岛一所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70寿辰，原来打算在济南祝寿的他，后来改在上海设宴。前一天，徐良由天津抵达上海，带来末代皇帝溥仪题赠的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和玉如意一柄。康有为则起草了一千多字的《谢恩摺》，石印千份，分赠给了祝寿贺客。

这时，正当北伐军闻风披靡，从安全上考虑，康有为想把全家转移到别处，以躲避北伐军的锋芒。3月18日，康离开上海去青岛。据康同壁的记载说：“先君离沪时，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前，巡视园中殆遍，且曰：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

3月29日，在青岛的康有为参加了一位广东同乡的宴请。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顿时腹痛如绞，急请医生诊断，其中有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苟延残喘二十多小时，终在3月31日清晨5时断气。据说，康有为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但是，康的真正死因，至今没有定论。死后，康有为被埋葬在青岛，就此不再和这里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