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都市文化形成史

第一章 城市凸起

2 3富开拓创新精神，其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殖民文化与民族文化、异域文化与地域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互发生作用，具有主导性和代表性，并且深刻影响了青岛发展的方向、格局和精神面貌。

【第一节 胶州湾的再发现】

胶州湾的再发现过程，经历了自 1877 年到 1897 年长达 20 年的反复。从柏林到北京相互交错的信息叠加，最终导致了一场事变的发生和一场城市化运动的规模出现。1891 年大清国确定胶澳设防，1897 年德国海军陆战队占领胶州湾，1898 年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这是胶州湾从大清国海防要地到德国租借地的三个重要关节点，中间经历了一个前殖民地的准备期。胶澳设防期间传统农业、捕鱼业、海洋运输业和小规模的贸易，获得了发展。1898 年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最终使胶州湾周边 551.5 平方公里土地上近 8 万乡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传统面临着突然进入的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一、胶澳预备式胶州湾以一种沦陷的方式进入中国近代史，并在不同方向上标志了中国近现代新一轮城市化运动的进程，在看似偶然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胶澳即胶州湾，德国人亦称为胶州。1898 年成为德国租借地后，核心城区称为青岛。就已发现的典籍文献看，青岛之名最早记载出现在明代中叶，明代即墨县令许铤撰《地方事宜议·海防》记：“本县东南滨海，即中国东界，望之了无津涯，惟岛屿罗峙其间。岛之可人居者，曰青、曰福、曰管、曰白马、曰香花、曰田横、曰颜武。”清同治年间天后宫《募建戏楼碑记》载：“窃闻青岛开创以来，百有余年矣。迄今旅客商人，云集而至。”本章中依次出现的胶澳、胶州湾、胶州、青岛通指后来的德国租借地区域。在有关清廷对胶州湾军事准备史的任务链上， 清末外交官许景澄是一个需要首先提及的人物。他在 41 岁时的一次言事作为，被认为是导致了后来中央政府在这里一系列设防动作的开端。许景澄 1884 年任出使法德意奧荷五国大臣，兼摄比利时使务，为建立海军订购军舰。1886 年 3 月 13 日，许景澄以在欧洲诸国的所见所闻作参照，写了《条陈海军事宜疏》，其中除关于海军舰只的布防、海防炮位的设置和船厂的扩建外，还特别谈到山东胶州湾设防事宜。许景澄对胶州湾的了解和关注，起因是他在德国发现了李希霍芬男爵的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男爵提出了胶州湾适宜筑建现代港口的观点。获得这个信息的许景澄相信，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西方先进军事国家对山东东部这个海湾表示出的热情，他们的“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的背后，隐含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动机。从 1877 年李希霍芬的山东报告出现，到 1886 年许景澄上书言事，这中间经过了九年时间，许选择在中法战争开始后发出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建议， 应付危急的考虑是明显的。 因为， 法国已 “屡次声言将由胶州进图北犯” 。从视野上看，许景澄长时间出使法、德、意、荷、奥、比利时及俄国公使的经历，使他和清王朝其他一些重要政策制定者相比较，对局势、利益关系的把握以及认识，要敏感、清醒和开放许多。许景澄在《条陈海军事宜疏》中写道：“查该处为大、小沽河、胶莱南河会流入海之处。前明于此设立卫所，东曰浮山所，西曰灵山卫，以资控扼。 其外群山环抱， 口门狭仅三四里， 口内有岛中峙， 实为天然门户。周湾之地约数十里，水深八、九拓至四拓不等。当烟台未开口岸时，航海商舶凑集颇盛，本非散地荒陬可比。且地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许景澄 1845 ～ 1900。von，1833 ～ 1905 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早年从事欧洲区域地质调查，旅行过东亚、南亚、北美等地。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曾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柏林大学校长。《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条陈海军事宜疏》，见《清末海军史料》（上）Ｐ 70，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

4 5江浙，均一二日可达，声气足资联络。若酌抽北洋、江南海军，合以山东一军扎聚大枝， 则敌舰畏我截其后路， 必不敢轻犯北洋， 尤可为畿疆外蔽。其胶莱河与北河海口通连，元时海运曾由此取道避成山大洋之险，将来浚治淤浅，使雷艇小轮船在内通行，则与直隶海面号令策应更为灵捷。溯自浙之温州以北至于青齐滨海各处，非口门坦漫，即港路浅狭，惟该湾形势完善，又居冲要，似为地利之所必争。”许景澄认为，“外国屯扎水师必不与通商之埠同在一口，则有事封港，无所牵制，其规择形胜必取外口严密，内澳深广，盖先令我之师船屯藏安固，乃可蓄以击敌船，兵法所谓自立于不败者也。”许景澄的结论很明确， 这就是 “山东之胶州湾宜及时相度为海军屯埠” 。 他同时建议，应该由南北洋大臣会同察看胶州湾， 有计划地渐次经营， 用十年的时间，将这里建设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海军基地。并且，许景澄还把他收集的洋人描绘胶州湾的地图翻译了出来， 希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交海军衙门，以备查核。在当时，与许景澄持有相同主张并提出类似建议者为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 朱一新 （1846-1894） 光绪进士， 曾任翰林院编修， 官至监察御史。1886 年 7 月 9 日其在《敬陈海军事宜疏》中力主将胶澳而非旅顺设为北洋海军基地。他说：“南北洋地势辽远，宜建胶州为重镇，以资联络，兼以屏蔽北洋也。”如能在此“修造炮台，剏建船坞，以资经营，酌抽战舰屯集其地，为北洋首冲，庶声势易通，藩篱益固矣”。严格地说，许景澄和胶州湾的联系，仅仅是他阅历丰富的“奉使外洋”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一次职责冲动。 朱一新的加入， 推动了许景澄的设想， 使得许景澄的改革声音，不再显得特别孤独。清廷把许和朱的建议，交给督办北洋海军兼新成立的海军部侍郎李鸿章去“详复核办”。之前，李鸿章已于 1886 年 2 月末派管理鱼雷营道刘含芳去了一趟胶州湾查勘测量，后又派水师统领丁汝昌会同英籍总兵琅威理“再行详细审度” 。 反反复复下来， 最终决定了设防构想。 对 “肘腋之患”始终保持警惕的李鸿章明白，胶州湾的“地利在所必争，若我不先置守，诚恐海上有警，被人占据”。然而在胶澳设防却不及清政府修建颐和园重要， 大把的海防的捐款和集资花费在了颐和园工程上， 胶澳设防尽管重要，最终也只能按李鸿章的建议“徐图缓建”。时间到了 1891 年 6 月，会办海军、直隶总督李鸿章和北洋帮办海军、山东巡抚张曜， 赴威海卫校阅北洋海军后， 抵胶澳察勘形势， 认为此地 “环山蔽海，形势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 6 月 1 日李、张联袂上书朝廷，强调“胶澳设防，实为要图”。李鸿章同时报告，已与山东巡抚筹计，在烟台和胶州择定基址，建筑炮台。 所需经费， 拟请山东海防捐截留， 虽数极微， 可分年兴办。 三天后，清内阁明发上谕，议决胶澳设防。这一天，是 1891 年 6 月 14 日。

1892 年秋，章高元率嵩武前营、嵩武中营、广武前营和广武中营四营军队驻防胶澳，其后修筑镇守衙门、兵营、炮台、军火库、电报局和前海栈桥码头。伴随着军事驻防，青岛口人口逐渐扩大，商业贸易兴起，陆续出现 70 余家店铺，形成从原始海口到海防要地的过度。胶澳设防的目的，是大清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的预警，从胶澳设防的反反复复到青岛建置以及后来的海防建设，实质上反映的是晚清国家机器的官僚化和低效率。胶澳设防期间，传统农业、捕鱼业、近海运输业和小规模的贸易，获得了发展。与此同时，青岛本土文化也得到了传承。二、逐渐清晰的目标德国势力在胶州湾的早期活动，始自李希霍芬。费迪南 ·冯·李希霍芬 1868 年到 1872 年间在中国进行的七次远行，使他成为了中国地理和地5　《李鸿章为筹议胶澳事致海军衙门函》，见《清末海军史料》（上）Ｐ 254。6　《李鸿章奏烟台胶州添筑炮台片》，见《清末海军史料》（上）Ｐ 276。7　《清末海军史料》（上）Ｐ 276，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1990 年 7 月，青岛市十届人大常委会批准青岛市政府动议，确定 1891 年 6 月 14日为青岛建置日。

6 7质学界知名的探索者。其中他和山东以及胶州湾的联系，则让他的身份、动机和所发生的作用，在后来的占领事件中受到广泛怀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李希霍芬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过胶州湾，他对这个海湾的种种描述和分析，并不是实地考察的结果，而是根据资料进行的地理总结。一般看来，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所有记录，仅仅是他在中国地域广泛的地理考察的一小部分， 也是他的许多行走中似乎并不足道的一个过程，这一后来被政治和外交行为扩大的涉足事件，和他真正关心的地理学的动力与方向， 没有本质联系。 但是， 即便是在德国， 这个说法依然存在争议。因为，恰恰是他的这个意外扩展开的“发现”，最终成为了一个预谋的军事计划的原始蓝图。李希霍芬出生在 1833 年，在 1860 年到 1862 年之间开始在亚洲旅行。1863 年到 1868 年间，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地质勘查，间接导致了后来的淘金热潮。1868 年到 1872 年间，他转到中国进行考察，主要贡献包括指出了罗布泊的位置。后来西部甘肃走廊南缘山脉，曾有一些名称就是依李希霍芬的名字命名的， 如RichthofenRange， 也就是今日的祁连山脉。李希霍芬和山东以及胶州湾有关的考察活动，是在他选择的第三条路线中逐渐完成的。从 1869 年 3 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他主要行走了山东的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和芝罘。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知识和一些判断， 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考察时陆续获得的。1877 年，他曾专门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其中强调青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了可以在胶州湾筑建现代港口的关键性观点。李还建议，应该同时“建设一条与内地衔接的铁路线”。 1903 年 10月鲁迅以索子笔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八期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 中说： “其意曰：支那大陆均蓄石炭， 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鲁文中从9　《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页。山西一眼看到胶州的利氏，即为李希霍芬。有证据显示，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后来被德国政府视为是有关中国的“科学的、值得信赖的”知识基础。当德国的占领考虑开始出现时，李氏对胶州湾的评价就被重新提起。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海军建设顾问弗朗裘斯的研究报告中，曾多次援引了李的论述。

李希霍芬对胶州湾建设海港的建议，不仅影响了德国政府，同样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 1886 年驻德国外交使节许景澄向朝廷陈述了其关于胶州湾的报告，并且建议立即开始海湾的建港工作。1895 年 10 月 29 日，驻俄德使向中国公使许景澄提出租借中国海港要求，未获回应。 1896 年 11 月 3 日，德国海军司令官克诺尔与正在德国休假并奉令协助李鸿章访德的中国海关德籍职员德璀琳，进行了一次谈话，德氏认为：胶州湾值得德国争取。也就是在这同时，德国政府收到了巡洋舰队提督的报告，认定胶州湾冬季不冻。 1896 年 12 月 14 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晤会李鸿章，要求租借胶州湾 50 年。这一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不可以。 理由是：恐各国援照， 事实难行。 遭到拒绝的德国人并不善罢甘休，45 天后，即 1897 年１月 29 日，海靖再度受命向总署要求租借胶州湾。1897 年 2 月，德国派河海工程专家佛朗求斯赴山东，对胶澳形势、面积、水土性质、人民风俗、工商渔牧林农路矿等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对开商埠、通铁路、筑码头、设船坞等各项工程提出了详尽的计划报告。5 月 5日， 海靖从北京发出致德首相何伦洛熙公文， 报告德海军部顾问福兰西斯、海军中校徐亦等已视察中国沿海港湾，确认只有胶州湾一处值得考虑，三门湾、厦门等皆不适宜。8 月 7 日至 11 日，德皇威廉二世访问俄国，提出胶州湾问题。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俄国在未取得一个心目中的港口前，还有意保证在胶州湾的进出， 但允许德国共同使用， 在俄国撤出时， 不反对把该港湾交给德国人。9 月 21 日，德国通知俄国，德国舰队将在胶州湾过冬。 10 天后海靖10　见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 至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4 页。

8 9亦在北京将这一决定通告了中国政府。到这会儿，德国人把能做的工作都做完了，就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1897 年 11 月１日，机会来了。三、死亡与新生德国人“图借海口”所需要的导火索，出现在离胶州湾 500 公里外的曹州府巨野县。1897 年 11 月 1 日夜， 十数人进入巨野县城东北十公里磨盘张庄教堂，杀死德国神父能方济和韩 ·理加略。这两个遇难者，都不是磨盘张庄教堂的神父，他们两人分别在阳谷和郓城一带传教，因要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诸圣瞻礼，傍晚路过张庄教堂借宿，期间蒙张庄教堂神父薛田资主让客先，安顿能方济住到了自己的房间，韩 ·理加略则睡在隔壁屋子。结果，两人都成了夜袭者的刀下鬼。命案发生后，住在教堂守门人小屋里的薛田资侥幸逃脱，仓惶亡命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外交官并转德国政府。对于能方济和韩 ·理加略被杀原因，各种说法始终不曾一致。地方政府调查的结果是说“起意行窃”，“强盗杀人”，而薛田资认为是大刀会有组织的行为。11 月 6 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谕德国外交部：如果中国政府不对巨野教案以巨额赔款，并立即追缉严办凶手，舰队必须占领胶州湾并采取严重报复行动。其声称：中国人终于把我们渴望已久的理由和“意外事件”提供给我们了，成百的德国商人将要欢呼德意志帝国终于在亚洲获得巩固的立足点。同日，德皇拟就给驻吴淞的迪特里希海军少将即率舰队驶往胶州的谕旨。次日深夜，这份命令拍发。11 月 7 日，正在汉口的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就巨野教案要求清政府“急速设法保护住山东德国人性命财产”，并“暂且先望设法严惩滋事之人，为德国人伸冤”。8 日，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亦致电总理衙门，说报称“山东杀毙教士二人， 此信若确， 海使必借词要索， 应否预告外部已赶紧查办， 顺致措词，稍占先着。”9 日，山东巡抚李秉衡电告总理衙门：巨野发生杀教士事件，已“批饬该县勒缉凶盗，务获究办，并悬赏通饬缉拿在案”。10 日，清廷发布谕旨说：“曹州杀毙洋人一案，前据德使及许景澄先后电报， 今始据李秉衡电复， 已属迟延。 且盗匪在逃， 岂悬赏通缉所能了事？著速派司道大员驰往该处，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现在德国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10 日，德国舰队在迪特里希的率领下离开上海开往胶州湾。同时，威廉又命王弟海因利希亲王为远东舰队司令官， 率领大队兵舰向胶州湾进发。德国人向胶州湾开来的舰队计有 7676 吨的二等战斗舰一艘， 4400 吨的二等巡洋舰两艘，另有分别为 3370 吨和 1800 吨巡洋舰各一艘。11 月 13 日上午， 迪特里希乘旗舰羚羊号， 率威廉号和哥兰莫兰号战舰，出现在胶州湾。下午，当清军发现德国兵舰后，守军将领章高元即派人前去盘查，德军官称“来此游历”。11 月 14 日早晨７时至７时 30 分，720 名德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登上胶州湾陆地。时正晨雾迷蒙。德军登陆后列队出击，一部分迅速占领清军总兵大营背后山头，开挖战壕，架起钢炮，炮口直指清军总兵大营；一部分将总兵大营和小泥洼营地包围，切断清军电线；一部分占领前海沿大炮台，还有一部分直奔小鲍岛火药库。这时大约已至中午 11 时，德军给清军送来最后通牒：限清军下午 ３时以前将驻兵全部退出女姑口和崂山， 48 小时内退清为限。这时，守将章高元已大梦初醒，以贤者状亲自与德军谈判，请求缓撤，德军坚执不允。

中午过后，章令清军撤退至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慌忙中将 14 门钢炮丢弃。在清军后撤时，德海上军舰鸣炮 21 响。11　参见民国二十二年版《胶澳租借始末电存》。

10 111898 年 3 月 6 日，紫禁城外大清国都“欲雪不雪”。不阴不阳之间，青岛的命运， 走到了历史临界点。 当日， 翁同龢日记中记载， “见起五刻，是日海靖请晤恭亲王画押，于是王请派画押大臣，以李鸿章、臣龢充之，臣辞不获，遂承诏往，退时巳初”。

3 月 6 日下午， 在光线明亮的红木案前， 一份 “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的文件被正式签署。案上，条约文书一共四份，华文德文各二。文件包括胶澳租界、铁路矿务等事和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共三端十款，连标题算上不过 1539 个汉字。代表德国方面签字的是海靖，他在文件上的称谓是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代表清政府参加签字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这是李鸿章，后面一个就是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正式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酉初，画押盖印事毕，双方代表起身离座。至此， 胶州湾551.5 平方公里土地上 274 个村庄和接近 8 万农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清政府的青岛军事设防，最终没有能够成为抵御青岛殖民化的屏障，也没有阻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和传播。当天晚上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 ： “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 负罪千古矣” 。1922 年，英国人罗素在游览中国之后完成专著《中国问题》，其中写道：“1897 年，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遇害。他们的死使他们名噪一时。因为若他们活着也只不过多了几个皈依者，而他们这一死却使基督教道德昭示于世：德国占胶州湾为海军基地， 并取得了在山东全省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力。 ”

四、突变1898 年，是青岛城市化突变的标志性年份。在这一年，有四个方面的标志性事件发生：第一是决定性的法律文件。 3 月 6 日，李鸿章、翁同龢12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P3099，中华书局 1998 年版。13　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与德国公使海靖签订 《胶澳租借条约》 ， 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 租期99 年。8 月 22 日， 中德在青岛签订 《胶澳租地合同》， 勘定胶澳边界及界石位置 ；第二是实施性的措施。 1 月 27 日，德国政府正式将胶澳交于海军部主管。4 月 27 日，德国宣布胶澳为其保护地并设立总督府。同月德国议会通过拨款 500 万马克决议用于港口建设；第三是实质性的推动。 9 月 2 日，德国宣布胶州湾租借地为自由港，向世界各国开放。同日德国首次通过媒介公开青岛城市规划。 10 月 12 日，德皇命名胶澳租借地的市区为青岛；第四是具体的开拓。2 月 10 日，德公告购地准则，凡占领军需要用地均与地主洽商地价予以收购。 3 月 22 日，属德国海军港务测量部的青岛测候组织创立，负责天文、地理及土地丈量工作。 4 月至 6 月间，总督府命单维廉博士对收购土地的出售拟具意见书。9 月 2 日， 总督颁布土地法规。10 月 3 日，总督府开始标售第一批土地。这些重大事件（实质上还有德国邮政代理处开业、设立德华银行青岛分行、设立朴尔斯曼电灯房、建立临时的帐蓬式海军医院、柏林自由党报纸《柏林日报》旅行记者邬尔夫的抨击胶澳当局失误和揭露单维廉舞弊事件、中德签订《潮平合同》及《边界合同》等等）决定了德国在上一年的11 月 14 日至 20 日完成军事占领后，开始了占领区有秩序和成规模的城市化开发。1898 年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年轮，作为青岛城市化的分水岭，是突然出现的。这是一个由意外导致的历史突变，一种被动的开发与开放。从 1898 年到 1914 年，青岛用了 16 年时间，基本上接近完成了早期城市化进程。这中间，开拓建设的速度和发展规模都是空前的。这里将1899-1901 年一些有记录的开发和建设项目数据进行了简单的组织， 从这份显然不完备的统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青岛城市化所涉猎的广度和深度：1899 年，筑港工程和胶济铁路都开始了建设；海因里希亲王（亦译亨利王子）饭店、德华银行大楼、总督府野战医院、胶济铁路大港车站、海泊河水源地、伊尔蒂斯军营、维多利亚海湾总督私邸、砖瓦窑、采石场、1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793-796 页。15　根据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大事记史料》编辑排列，1989 年版。

12 13石灰窑、电力锯木厂、可以修理船艇及各种车辆的机械车间、印刷厂等建筑和城市设施先后动工兴建；胶海关、山东铁路公司、山东矿务公司、德意志帝国邮局、市区电话局等也都完成了设立。1900 年，德国电报局开业，水师工务局开办，欧人监狱和巡捕局看守所和临时监狱建成，市区开始用电照明；开工建设的项目有：胶济铁路四方工厂、 青岛至烟台和吴淞的电报水线、 总督府学校、 胶海关办公楼和宿舍、青岛火车站。1901 年，德国汉美轮船公司开辟青岛至德国航线；市区开始采用自来水管道集中供水；开工建设的项目有：大港工程、 栈桥扩建、 太平山造林、水兵俱乐部、福柏医院、礼贤书院。在 1900 年 10 月到 1901 年 10 月，有367 座建筑通过了政府验收，这其中有 234 座是华人投资建设的。同期，台东镇还另外建设了 60 座平房，台西镇也建设了 50 座平房。一般说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标准有三个：人口变动指标、经济变动指标和社会变动指标。 这其中， 人口变动指标是指城市化引起的人口自然、社会、机械三种形态变化，主要包括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城市非农业人口比例等。1897 年前的青岛，人口统计数字不详，往高处说，应不足万人，到 1914 年，青岛的城市人口可以采信的数据就已经是 16.5 万了，即便我们使用一万这个数字作为比较的标准，那么， 17 年间就接近增长了17 倍。1897 年前，青岛还不曾有任何城市化的迹象和趋势，人口都是农业人口，而到了 1914 年，非农业人口已经占到了 6 万，超过了城市总人口的1/3。从上面的人口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青岛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之快，堪称中国之最。在人口增长的同时，青岛城市的基本建设规模、港口和铁路、商业和港口贸易、工业、绿化、卫生、文化、公共教育、辐射能力、城市生态环境等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一种城市化现象，青岛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变性在同期的中国不具有普遍意义。没有任何一个类似的中国城市的诞生和最初的开拓性发展，16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数字全书》Ｐ 50，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版。经历了和青岛一样的过程。就速度和规模而言，青岛城市化的发展和变化历程，也远远超过了其它的城市。五、开放进行时1898 年，整个胶州德国租借地宣布成为自由港。所有由海路运进或运出青岛口岸的货物，均不征税。若货物运进中国内地，或由中国内地运进胶州保护地，再由海路进往他处，则须照章完税。关境以保护地的势力范围为界。为了简化关界的征税过程，德国总督府主张在青岛设立一处“总理一切”的中国海关。1898 年春，来访的德国亲王在北京和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见过一面，讨论了在青岛设立海关的可能性，并请赫德帮助疏通北京总理衙门的关节。筹办胶海关的人选同时确定。在赫德所熟悉的海关官员中间，他选择了德国人阿里文。恩斯特·阿里文 1847 年出生在德国希尔德斯海姆，是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熟悉海关事务的资深专家。 1898 年 8 月 15 日，阿里文奉命由宜昌海关调来青岛筹办设关事宜。随后海关总税务司署又调派洋员四人、华员八人来青，协办设关。实质上，有关青岛设关的事宜，直到 1899 年的 4 月的早些时候，总理衙门的态度并不明朗。所以，阿里文前期的工作，是以赫德的调查员的身份进行的。通过赫德 1898 年 10 月 10 日致总理衙门的申呈可以看出，至少在这之前，阿里文在青岛已经拜见了德国总督，并“颇蒙优待”。阿里文来青岛之后，租借东海常关青岛钞关码头办公地点的四栋平房，临时作为办公室和宿舍。随即开始筹集资金，并与东海关道台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勘定关界。1898 年 10 月 10 日，阿里文与东海关签署勘界协定，据此确定德国青岛租借地全部为未来海关管辖区。与此同时，阿里文也开始了兴工修建海关公署办公楼及海关职工宿舍的计划。在整个海岸线上，阿里文的海关工地所制造的尘土，成为了一种

14 15弥漫开来的希望。从 1898 的冬天到 1899 年的春天，阿里文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盖房子，而是草拟《青岛设关征税办法》。这份文件规定，青岛海关税务司由德国人充任，所用各项洋员宜选派德国人，与德国人文函来往均用德文。文件对进出青岛的国货、洋货的征税办法，也同时做了规定。1899 年 4 月 17 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正式会订了这份文件的实施计划。

1899 年的 4 月 26 日，总理衙门原则上同意了在青岛设关的方案，同时就 《青岛设关征税办法》 提出少许修改意见， 三天后， 赫德申复总理衙门，表示认同修改意见， 并通报补授阿里文税务司之任。 至此， 胶海关浮出水面。1899 年度的《胶州发展备忘录》，对这份“有关与中国内地往来的海关协定”，有详细说明：青岛港以及整个保护区还像过去一样具有严格的自由港的性质，并且在将来也应保持不变。正如在去年的备忘录中已经简单地讨论过的那样，现在向这个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即要处理好这个无关税地区和具有严格的关税限制的中国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其中对“鸦片、武器、火药和爆炸物等商品的进口控制，以及通过邮政代办处进行海关检查的特别规定”，已经在 1899 年 7 月 1日生效。

1906 年，是胶海关的一个新起点。大港的落成和胶济铁路的通车，酿成了 1906 年的新关税协定：青岛关税体系。自此，海关对山东省与德国青岛租借地之间的来往货物均不征税。这样，在租借地内加工的中国原料，其产品无须海关查验，便可直接运往中国各地销售。这为青岛租借地工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由海路运进青岛的货物，可在港口一带划定的免税区内免税存放。关于这一变化，英国学者拉尔夫 ·A·诺瑞姆是这样描述的：“由德国和中国在 1899 年 4 月 17 日达成的一项合约规定，胶州是自由港，但仍17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884-885 页。18　青岛市档案馆编译《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P34-35，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年版。然规定，在青岛设立中国关税处以对通过租借地边界的货物收税。在通商口岸要征收的鸦片商业税和过境税，在青岛关税处也要征收。指定在租借地内消费的鸦片，所征收的商业税和过境税，必须上缴租借地财政。该合约规定，关税处负责人必须是德国人，照例，它所雇佣的欧洲职员也应是德国人。这种安排为 1905 年 10 月 1 日所签订的一项附加协议所改变，为了关税的征收，它将胶州合并进中国领地。它规定，中国政府应将所收进口税净额的 20% 转交给德国政府。某些用于租借地的货物被宣布为免税。这当中包括，军事装备和军需品，为制造业、加工业和农业所需的机器，价值不超过 20 美元的邮包，和不包含应征税物品在内的旅客所申报的个人行李。该协议由标明为继起之日的一项总督法令所实施，它限定自由区在大港和它邻近区域内。”

在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海关与青岛的关系，德国传教士和士谦的看法是：青岛的海关，已成为德国租借地预算的资金来源。

【第二节 新城】

1898 年德国公布租借地新城规划，随后开始依照规划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建设。期间制订内外两界章程、整理地面章程、设立厕所章程、建筑警察条例等一系列城市法律。 同时开辟水源地、 供水站、 屠宰场、 垃圾场，开设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局、发电厂、学校、医院，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建立传染病隔离病房等等。依照青岛的自然、地质、地势、地貌、气候制订的新城规划，是中国近代城市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城市开发执行计划。青岛的城市规划与管理，是近代中国城市科学化、现代化和系统化的典范与代表。19　诺瑞姆《德国的租借地胶州》第三章，见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P122，青岛出版社 1992 年版

16 17以动词显现的城市对作为城市形态出现青岛早期开发史来说，城市与其说是个名词，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动词。因为这是一场颠覆性的观念、功能、习惯与方式的跃进，所有的形态都是新鲜且变化着的，用兔子快跑来描述这城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无疑恰如其分。不过，这些看似风驰电掣的奔跑，却是以死亡为代价的。从 1898 年夏天开始，预备进入大规模开发的德国租借地面临着各种传染病的严重困扰，情形已危及到了士兵和本地居民的生命与健康。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这令管理当局极为头痛。随后不久，一位在细菌检验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海军医生被派往青岛，并快速建立了一个细菌化验室。根据 1899 年 10 月政府备忘录的记载，由内地流传来的回归热和班疹伤寒，在居住拥挤的大鲍岛一带流行起来，当时那里多是临时搭起的席棚。但后来的情况说明，一时的恐怖并没有成为灾难。通过对患者及怀疑患者的严格隔离，以及大规模的消毒及隔绝措施，这些流行时疫在 1899 年的 9 月底被扑灭。同时，对于流行泛围较大的大肠伤寒和痢疾的起因，行政管理当局已经认识到，这是由于“地面不洁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供水困难”和“住房的不足”造成的。于是，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以及清除垃圾等，就成了城市在 1899 年夏天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幸运的是，最终没有成为灾难的时疫恐怖，在第一时间里教育了这个生长中的城市，并使得预防传染病成为了这里最重要的卫生经验。为此，从 1900 年 7 月 5 日关于必须报告传染病的警察法令开始，当局发布了一系列预防传染病的法令、章程和布告。严格规定：经常性的检查监督由卫生警察负责，区内疫情须于 24 小时内上报辖区巡捕官员，推延不报者要罚款或监禁。李村、即墨医院负责及时报告外地疫情。同时，德国驻华使馆则向青岛总督府通报各地发生的疫情。 1901 年 10 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记载，“对大肠伤寒的临床诊断，几乎所有病例都是通过细菌检验而准确无误地确诊了的。在对虐疾患者进行血液化验中，只发现了本地型虐疾的大寄生虫，这样，虐疾病在青岛地区来说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根据 1902 年 10 月一份政府文件的记载，这一年里，整个东亚沿海，包括日本和菲律宾，时疫流行，多灾多病。在邻近的上海地区，腥红热和霍乱接踵而至。这些疫病，也蔓延到华北各省。尽管邻近危险地区，青岛的预防管理和卫生设施却保证了这里没有发生腥红热，霍乱也未成为流行性疾病。

随着依规划进行的城市开发的大规模展开和新移民的增加，当局也制订了更为完备的卫生措施。 1901 年 7 月 25 日，关于修改 1899 年 6 月 4 日食肉检验法的法令开始施行；1902 年 6 月 17 日， 《预防天花免疫注射法》公布，同年 10 月 1 日开始限期种痘。条例规定，接种医生必须是有开业许可证的德国医生或经总督府批准的外国医生。 1906 年 7 月 24 日，总督府又发布了 《报明传染病章程》 ， 明确规定：麻风病、 霍乱病、 鼠疫、 天花、白喉、产妇热症、痢疾、红热症、伤寒、癫狂病或被癫兽以及可疑有癫病之兽咬伤者等十种病，应报明巡捕官查核。在 1906 年前，本地的传染病人多由总督府野战医院和同善会花之安医院收治。1901 年秋天到来之前，野战医院新建了一个细菌化验室。大致在 1906 年初，总督府在团岛以北的一块坡地上建起了一个临时性的检疫所。 当时检疫所周围尚没有多少居民， 因而卫生安全保护上无需更多考虑。离临时检疫所不远，是 1906 年 6 月建成的胶澳总督府屠宰场和生物化学制药厂。新型城市理念的传播，对青岛的早期开发至关重要，影响广泛。传染病预防和卫生习惯的培养，同时表现在水源地的开辟、饮用水供应，垃圾20　青岛市档案馆编译《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年版。21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18 19与城市污水处理系统、传染病隔离病房的建立和推广使用上。在 20 世纪初，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曾经写下了对厦门一条老街道的印象：长年累月的磨损已使石板变的凹凸不平，一到雨季，一个个的小坑就会激起水来。下水道也因失修而堵塞，从它的开口处渗出黑泥，腐臭难闻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但麦高温在厦门看到的具代表性的中国老街道形象，在 20 世纪初的青岛已然完全改变。据 1901 年度《胶州发展备忘录》的记载，青岛欧洲区主要街道“雨水排泄是通过大横切面的地下水道进行的”。在街道两侧路边缘石下，每隔 40 至 50 米设方形混凝土雨水斗，上面覆以铁箅子。雨水斗支管接通路下的雨水干管，雨水随主干管自流入雨水暗渠，由海边雨水出口入海。备忘录载，污水与粪便的排泄“正在设计与雨水分开，通过专门的下水道排入海中的计划”。该报告认为，海水因潮汐关系不断地得到大量的更新，所以不会形成污染。

到 1902 年，当局通过更好的安排临时采取的倒马桶方法，使粪便清除一事取得很大改善。这时城区已经不允许晒粪，在团岛海滨建成运粪栈桥、贮粪罐、贮粪池等设施。粪便被集中运往团岛后，再经海上转运海西红石崖乡张戈庄海湾晒制粪干，或直接将鲜粪卖给当地农民。同时，行政管理当局开始洽购安装冲水便池，将污水导入下水道排走。随后不久，这一设施率先在城市核心地区得以完成。至 1905 年，青岛市区排水管道铺设已具规模。下水道完全为暗渠式，污水管道排泄粪尿及其他污水，雨水管道排泄雨水。管道均用陶土烧制，长约一米，内径 75 至 450 毫米。两管接口处有便于衔接的螺旋，周围用沥青混和麻丝缠涂，以防止渗漏。管子埋于地下深约两米。居民生活污水流入管道，再经管道流入水泵站集中加压排入远海。城区主要道路的清洁是雇佣清洁包工清马路。清道夫按两至三人编为22　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23　青岛市档案馆编译《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年版。一组，每天上午携带扫帚、铁锨和垃圾车出工。下午巡视街道，将撒落的马粪及脏物收集到带盖的脏物桶内， 并保持桶外整洁。 脏物桶装满垃圾后，集中运往指定的垃圾场，将垃圾埋掉，再将空桶运回原处。逢夏冬两季风大沙多时，马车上带有水器，清道夫用海水喷洒多属土路的街道。在 1899 年时， 德国管理当局便已发现， 地面的不洁净， 再通过底质粗糙、多孔龟裂、过滤性很差这种构造的土层，伤寒病菌便可渗入地下水及井水中。这种水井又是青岛居民迄今为止的唯一水源。这些水井均无预防不洁的地下水、特别是雨水流入的设施。虽然人们按照医生的要求将井水煮沸后方才饮用，但当局相信，病菌肯定是由它传播的。于是，行政当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便是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优质饮用水。从 1901 年 9 月初开始， 市区已通过下水管道引出海泊河谷的地下水， 随后在市区的许多地方，人们已可以从街上的水龙头和水井站取很纯净且符合饮用条件的水。不久之后，这种纯净的自来水通过家用管道，与住房接通。1904 年 4 月 1 日之后，由公用水站泵为中心，直径 350 公尺以内的住户用水，一律向总督府交付水费，作为水道建设的补助费用。接通自来水入户并安装水表的用户，每届三个月按水表核定。 1908 年 9 月 5 日《青岛官报》载，市区的 18 个公共水栓，“售卖水以洋油桶核算”，工部局订有取水票簿在巡捕局售卖。与传染病带来的恐慌抗衡，一直是租借地各个阶层不敢怠慢的事情。这在 1901 年 1 月 27 日总督叶世克因为斑疹伤寒症死于青岛之后，变得更加紧迫。1908 年，医学博士里夏德·翁施来到青岛，负责福柏医院的贫民医疗服务。 翁施1869 年 8 月生于希尔施伯格， 是一个市民家庭的儿子。他早年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学习医学，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国家考试。 1896年 8 月前，翁施一直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外科医院做海尔菲里希教授的助理医生，之后长时间在瑞士东部格劳宾登州的阿罗萨工作，并在达沃斯治疗Wunsch25　西里西亚。今属波兰。

20 21肺病。1900 年 4 月到 1901 年 3 月，翁施还在哥尼斯堡大学的妇科医院工作了一年。1901 年 9 月翁施乘船到朝鲜，两个月后到达济物浦，随后担任了汉城高丽国王的御医。 1905 年 4 月翁施移居日本，担任德国驻东京公使馆医生。1907 年 1 月，翁施在意大利米兰与玛丽 ·绍尔结婚，1908 年 6月携家人来到青岛，管理为纪念传教士福柏而建立的一家华人贫民医院。期间翁施在青岛俱乐部建筑工地， 紧急抢救了一位因事故受伤的中国工人，并及时送往医院治疗。 1911 年 3 月 13 日，翁施在治疗斑疹伤寒病人时被传染，死于斑疹伤寒。这个时间刚好是同样死于斑疹伤寒症的前总督叶世克逝世十年之后。而在死亡前的一年，叶世克刚刚在香港迎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海伦·沃琳。1911 年夏，翁施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开青岛，返回德国的弗赖堡。

翁施去世时他的女儿格特鲁德 ·翁施还不到三岁，她后来为父亲写了一本传记《医学博士里夏德 ·翁施，一位在东亚的医生》。翁施在青岛工作过的医院， 后来一度被称为翁施医院， 以表达对这位以身殉职者的敬意。不幸的是，因为传染病带来的死亡看似并不是偶然的意外。在翁施去世的前一年， 柏林传教会传教士昆泽的妻子在一次探访华人信徒家庭时，不慎被感染伤寒，并传染给了两个孩子。不久，昆泽的妻子和孩子便相继在青岛死去。在一次次死亡的警示下，大规模开发中的青岛，始终不能不时时刻刻都战战兢兢地面对疾病突如其来的威胁，并建立起严格的卫生防疫制度。1914 年 11 月德国战败后，可收治 100 名传染病人的临时检疫所被日本陆军病院接管，改造为传染病收容所。与此同时，租借地时期青岛的传染病预防措施， 大多得到延续。 新的规定强调， 疫情须由病人家属或户主、工厂主协同医生报警，由各管区宪兵队消毒处理，宪兵队还负责疫情调查及宣传教育。 1922 年 12 月北洋政府接收青岛之后，胶澳商埠警察厅卫生26　柯尼斯堡曾是德国文化中心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苏联红军占领。战后根据《波茨坦协定》，柯尼斯堡成为苏联领土。1946 年更名为加里宁格勒。27　参见盖特·卡斯特《青岛鸟瞰图（1898-1912）》，青岛出版社 2017 年 3 月版。科实施的 《传染病预防条例》 ， 规定各公私立医院或诊所发现传染病人后，应转至传染病院隔离治疗。警察厅所属各区路段派出所掌管区内疫情，逐级上报警察厅和督办公署，公署设调查员掌管地区疫情动态，派出所掩埋处理疫尸。青岛特别市建立后，卫生局沿袭商埠局的办法管理疫情，组织卫生警士队，负责疫情调查与急救。法定传染病人或疑似者、死亡者，由义务报告人于 24 小时内报告公安局，由公安局通知社会局前往治疗，隐匿不报者，查出即罚。毫无疑问，以建立科学的卫生习惯为标志的新型城市理念的传播，对青岛的早期开发至关重要，影响广泛。这个以死亡为代价的城市经验，用生命成本抵御了更大灾难的发生。事实证明，由于预防措施的到位，青岛始终没有真正发生过大规模传染病疫情蔓延的情况。这在同时期的开阔的山东内地区域，是难以想象的现象。与此同时，发电厂的建立和电话的出现， 邮政局、 电报局、 学校、 医院的开设， 则在内容更丰富的城市经验中，强化了新型理念和新型生活方式在青岛的实际影响。一锤定音1898 年 9 月德国在柏林完成的青岛新城规划， 确定了青岛的城市形态，同时使青岛真正成为了一个依照规划进行建设的城市。在 20 世纪的中国，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城市开发尝试，示范作用巨大。比较 1799 年曼海姆城市规划几何图形的简单实践，一百年后的青岛新城规划在功能和适应性上无疑丰富了许多。这些标志性的变化，来源于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一系列观念转变与技术进步。这个建立在近代经验基础之上起点，是 20 世纪的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德国建立租借地之后，国内曾就青岛的城市定位有过激烈争论。德国议会主张将青岛辟为商港，作为山东资源的出海口及向内地输出商品的基地，而海军部则主张把青岛建成德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最终，德国28　见 A.E.J 莫里斯《城市形态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P587。

22 23议会以不通过拨款为要挟，迫使海军部做出让步。于是，青岛初期的建设便出现了军事投入和商埠发展并举的双重格局。

在集中对租借地核心地区进行了调查和测量工作之后， 1898 年 9 月 2日， 德国国内首次公开展出了青岛新城的规划。 根据德国学者托尔斯顿·华纳的研究，这个规划确定了组成城市各部分的特点，同时对城市进行了功能分区。规划者为了避免在青岛出现限制和排挤欧洲人的情况，保证城市的公共卫生安全，把市区划分为华人区和欧人区。

1899 年 5 月，根据租借地建设的实际要求并综合征求到的意见，规划专家对原方案进行了修改， 1900 年正式推出青岛第一个城市规划。这个规划大致确定：青岛是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商贸中心。德国人把欧人区选址于西南海岸与山丘之间较平坦的地段，正当胶州湾入口，面向青岛湾。功能分区分别为行政、商业、住宅和别墅区四类。规划提出：将位于小港和大港之间的大鲍岛辟作主要的商业区，中山路南段的斐迭里街、太平路、广西路一带为商业金融中心，沿街建设商业建筑；观海山以东的沂水路、江苏路一带设花园式住宅区，市区东南方为别墅区和浴场。市区西侧布设发电厂、屠宰厂和兵营。

在道路系统的规划上，青岛的兴筑方式与其他传统中国城市大相径庭。中国传统的街路多为棋盘式布局，道路整齐平行，方向性极强。德国在青岛的道路规划中引进了近代欧洲城市道路常用的放射式设计，并结合青岛的丘陵地貌，顺山依势，顺坡就地，有机地把各功能区加以串联，又使各功能区内形成自我协调的路网结构，并与市外村道相连，形成内外交通网络。在道路与建筑物的布局上，广泛运用“对景”和“借景”手法，增加城市艺术审美空间。在建筑风格上，规划要求欧人区建筑要依据德国的建筑形式设计、建29　参见周兆利《德占青岛时期的城市规划》。30　见托尔斯顿·华纳著《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中英文对照版 1993。31　参见徐飞鹏等编著《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青岛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年版造。建筑布局采用欧洲城市的传统方式，注重整体风格，注意立体轮廓及对景，一些教堂等有塔尖的建筑多建于小山顶上，从海面远望，塔尖与山顶在天际形成丰富的城市轮廓线。与城市规划相配套，德国行政当局还制定了一系列涉及建筑样式、间隔、高度，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具体法规，在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标准。欧人区青岛“属官厅会社及欧美人之住所，屋的高度以 18 公尺为限，楼则限于三层以下，建筑面积应占宅地面积十分之六以下，邻舍中间之距离至少三公尺，有窗之面至少相距四公尺”。华人区鲍岛的设施及建筑质量标准低于青岛区，建筑面积最多可达 75%，居住的房间面积须在五平方米以上，房间高不得低于 2.7 米。应该说，1900 年的青岛城市规划是一份有关青岛城市面貌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文件。由是，进入城市化开发的青岛在 20 世纪第一个阳光明媚的初夏，得以以一种不同凡响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新兴城市的名单之中。这也使得其在以后若干年中，有了引领青岛成为山东及至更广泛的内陆地区的建筑、旅游、商业贸易、消费时尚的标杆的广阔想象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份文件近似一份城市发展标准证书，有了这份证书，使大规模城市建设和财富的快速繁衍，在刚刚开辟不久的传统海岸线上，成为了可能。1900 年青岛区的总体规划侧重中心城区的设计，目的在于使青岛成为欧洲人在亚洲的一个“特别舒适的住所”。至 1910 年前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膨胀，原来的规划明显地落后于需要；同时由于实行不均衡和引发了社会隐患的欧华分区，致使许多中国商贾携资转投他处，明显地影响了青岛与上海、天津等商埠的竞争力。为适应需要，当局 1910年在原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扩张规划，对城市性质进行大幅度调整，使商业扩展需要在整个城市功能要素中开始占据突出地位。

32　关于 1910 年的这个扩张规划，学术界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方案文本。

24 25锋芒1897 年 11 月 14 日至 20 日，德国在完成了对胶州湾的军事占领后，开始了在占领区进行城市化规模开发的准备。随后到来的 1898 年作为一个标志性年轮，作为青岛城市化的分水岭，突然出现在没有任何城市资源积累的胶州湾。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青岛诞生了。1898 年的春天到秋天，德国总督府展开的土地统一收购和统一出售，与一个叫单威廉的德国华人事务专员联系密切。 2 月 10 日，德国总督府公告购地准则，确定凡需要用地均与地主洽商地价予以收购；4 月至 6 月间，总督要求单维廉拟具详细的土地出售意见书； 9 月 2 日，单维廉主持完成的土地法规颁布；10 月 3 日，政府开始标售租借地的第一批土地。由单威廉创立的青岛土地法最特殊之处在于，该法是世界上首例含有对土地投机所得征税条款的土地法。 1898 年 9 月 2 日颁布的《德国青岛地区购地条例》，包含八项内容，并在 1903 年 3 月 30 日和 12 月 31 日先后进行了两次补充和修订。其中规定：德国总督府享有优先向土地所有者购买土地的权利，特别是租借地西部用来建设新城的土地。除了用以官署、街道、林地和其他公共用途之外，其余土地将全部出售给私人。如果土地用途为公共设施或其他满足公众需要的场所或者商业公司如铁路、私人港口、工厂和教会等，则可以无偿提供土地或者仅象征性地收取费用。为安置中国劳工，在台西镇和台东镇适用特殊的租借法。其他土地均将公开出售，用来支付政府初期购地的费用。政府规定土地的底价，以公开的方式拍卖，出价最高者得标。在无损私人财产的基础上，为保障公共利益，特别制定措施避免投机商囤积土地，哄抬地价，以确保城市建设顺利进行。另外，公众和政府应该从公共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中获益。这种思想通过三项措施得到贯彻：其一，每笔土地交易均需向总督府报告交易价格。地主应向总督府缴纳扣除最初购地费用之后净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土地增值税。净收入中还应扣除地主其间对土地投资的费用以及 6% 的利息。为避免地主故意低价出售土地，总督府享有优先按照报价收购土地的权利。如果土地在 25 年内没有进行产权交易， 则总督府一次收取不超过盈利三分之一的土地增值税。其二， 每年对土地征收6% 的土地税， 用以避免囤积土地而不进行建设。此税并非土地增值税，而是按照当地利率直接对土地课征的土地税。其三，参加土地竞拍的申购人应提供土地使用计划。为保证计划实现，防止土地投机，将对不实施计划者课以重罚。最初的处罚条款（开始是收回土地，后来改为处以罚款）在 1903 年 3 月 30 日修改为从 6% 到 24% 累加的土地税。使用计划施行之后，土地税将回到正常水平。青岛土地法规在德国法律框架内属首创，在增值税相关法律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土地征税方式后来在德国许多市镇得到应用， 1911 年 2月 14 日被德国中央政府采用。德国议会 1914 年 4 月 13 日决定在非洲殖民地喀麦隆的州首府杜阿拉，实施青岛土地法。

从 1898 年到 1914 年，青岛用了 16 年的时间，基本上接近完成了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开拓建设的速度和发展规模都是空前的。这中间，单维廉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单维廉长达 20 年的中国故事，从北京开始，经香港、广州、上海再到青岛，最后结束在广州。青岛的 11 年生活，应该是单维廉一生中间最刻骨铭心的经历， 作为一个殖民政府官员和一个广泛涉及神学、 法律、 地理、阿拉伯语和汉语知识的学者，他的贡献和作用，显然已超出了职务范围。最终，他通过在广州为孙中山政府的工作，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奠定并推动了国民政府新土地政策方向的人。在有关青岛最早的土地收购和早期土地标售政策制订等一系列事件中，单维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单维廉，即便殖民当局相关的法规不会有过大的变动，但实施的速度应该不会那么快，效率也会相应地受削弱。所以，在1897 年 12 月至 1909 年的 11 年中，尽管备受争议， 单维廉的意见对一些政策的制订， 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牵扯一起土地私售事件，引发德国本土和青岛租借地舆论不满，33　参见马维立著、金山译《单威廉与青岛土地法》，青岛出版社 2010 年版。

26 27间，单维廉 1898 年 6 月在草拟完成青岛的土地法规后，暗淡去职。 1909年 1 月 15 日，单维廉返回德国。 1924 年初，单维廉受孙中山电邀担任广州政府顾问， 1926 年 1 月在完成广州政府土地税法草案 10 日后，乘人力车时颠覆受伤，1 月 5 日在广州去世。移植的标签在青岛早期城市开发中，建筑师依照德意志帝国殖民地建设的政治要求，塑造了城市的面貌和精神。就具体的设计而言，德国古典主义的延续和青年派风格的兴起， 深刻影响了青岛的建筑文化。在这其中， 克诺普夫、科尔、施特拉塞尔、拉查洛维茨、比博尔、哈克梅斯特、罗克格、舒巴特、席乐巴等一大批德国建筑师，依据 1898 年青岛新城规划进行了一系列建筑设计创作，在 20 世纪前十年逐渐形成了青岛独特的城市风貌。青岛建设早期，城市规划、建筑立法和城市开发几乎同步，期间没有多少行政干预，建筑师们舒展创造力的空间相对开阔。期间设计师对日耳曼传统建筑样式的热衷显而易见，因为除了文化优越感之外，这些做对设计师自身和业主来说，都更容易接受。最早，在青岛的职业建筑师不多，一些早期建筑就由业主自己设计，比如栈桥附近的胶海关办公楼和宿舍。随着租借地政府花费了更大气力在德国招募专业人才，并吸引移民投资物业，这种不规范的情况不久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变。通过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建筑师的手，德国建筑文化，开始被一点一点地种植在了青岛。作为一个建筑师或德国建筑的技术人员，魏尔纳 ·拉查洛维茨和青岛的联系不仅仅限于他参与完成的建筑，而同时体现在对城市开发历史的见证上。拉查洛维茨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几乎贯穿了德国租借地的全过程。他 1898 年夏天来到青岛，1914 年 8 月日德战争爆发时，才和另外一个建筑师保尔 ·哈克梅斯特去了北京。他的青岛经历，可以完整地显现整个城市建筑事业逐渐进步的过程， 也可以显现城市化变化发展的基本脉络。34　参见徐飞鹏等编著 《中国近代建筑总览 · 青岛篇》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从 1898 年的秋天开始， 包括拉查洛维茨在内政府建筑师们所面对工作，异常繁重。 1899 年 10 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记录说，在租借地内，尤其是在德人聚居的青岛市区及其附近，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地面和地下建筑活动，一方面在修建规模宏大的海港工程及通往海港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为城市设施、公共及私人所急需的大量房舍的建筑大兴土木。与此同时，和营建活动有关的许多其他行业也相当活跃，砖瓦窑、采石场、石灰窑等企业的发展，受到了政府的鼓励。在长达 16 年的青岛工作历程中间， 拉查洛维茨有记录可查的设计活动，涉及了总督官邸和青岛俱乐部两个著名建筑。总督官邸的建造期是 1905 年10 月至 1907 年 10 月， 在托尔斯顿·华纳所著的 《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中，考证其草图设计是政府建筑师马尔克， 建筑师为政府房建总监施特拉塞尔。但是，在克里斯托弗 ·林德博士关于这座建筑的研究论文中，却认为设计者是魏尔纳 ·拉查洛维茨。同时，马维立博士则考证，参与工作的应该还有建筑师弗里德里希 ·比博尔。就一个庞大的建筑物来说，有多达四个建筑师参与其中，也并不奇怪。从设计和工程的复杂程度上看，总督官邸在当时的青岛绝无仅有。在总督官邸建成六年后的 1913 年，德国工厂联合会董事会的一位成员阿尔丰斯·派克韦特，在当年于法兰克福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说，这个花岗岩建筑“以威慑四方的气势座落在坡顶，不禁使人联想到波兹南皇宫那宏伟之状”。

中山路和太平路口的青岛俱乐部，在 1910 年 5 月至 1911 年 10 月完成建造， 建筑师是库尔特·罗克格， 施工管理是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拉查洛维茨的职责是工程指导和内部设计。而后者的工作，有许多为人称道之处。建筑师科尔的重要性，不在于他是开发初期青岛著名的华格纳时装店的设计和建造者，而在于他可能是青岛作为德国租借地之后的第一幢建筑物的缔造者，早在 1898 年 9 月 2 日政府的土地法令颁布之前，科尔就已经35　转引自托尔斯顿·华纳著《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香港中文对照版。

28 29在清军总兵衙门的西边建造起了新城市有记录的第一幢房子。 1902 年，他在自己所有的地块建成华格纳时装店。在 1898 年至 1902 年之间，青岛新城市的开发，在一大批建筑师的参与下，已获得了最早的成果。这其中，包括了下面一系列建筑：海因里希亲王饭店、欧洲监狱、德华银行、海关宿舍、铁路公司办公楼、阿里文和单威廉的住宅、格尔皮克居住的政府公寓、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伊尔蒂斯兵营、 柏林传教会和魏玛传教会、 青岛火车站、 总督府学校、 圣心修道院、水兵俱乐部、礼和洋行和矿务公司总部等等。这些风格不同的建筑，奠定了青岛城市风格的基础。数量众多的建筑师的参与，使青岛的城市建设进入到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青岛的建筑业再次显现繁荣。青岛商会《 1913 年度的报告》记载，从 1912 年开始的建筑热，持续到1913 年。原因一是大港附近的一些大贸易公司的拆迁，其次就是富有的中国人的不断移居。就此，青岛的独特城市风貌形成稳定态势，并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样板。1922 年 6 月 3 日，阴历五月初八日壬寅，天清气朗，诸城学人孟方儒登信号山望远，一个环山而建的新城市，历历在目：“望海楼在山顶，森林丛茂， 仅有一路直通望楼， 俯视全埠， 三面环海， 一面依山， 碧瓦丹楼，齐奔眼下，天风浪浪，豁我尘襟，诚巨观也。”

孟方儒登高六个月后，青岛回归，一场以中文动词贯穿的城市复兴运动，开始酝酿。期间访问者高梧在《青岛游程》中，描述了一个其所陌生的城市：“青岛全市，位于石岛，冈峦起伏，地势非平。然得德国人积年之经营，辟莽戒途，坦道如砥，街市整洁，多作柏油路。汽车驰骋，时时如沪上之桥面。上下波度，而绝无奇险。其市街高下过差者，则迂道盘旋36　马维立 - 王栋 《在波恩关于青岛开发史的通信 （1897-1914） 》 ， 王栋译， 未刊稿。37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P233-234，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38　孟方儒《笨鸥日记》1922 年，孟庆泰存稿。以平之。 而别立巨梯， 以利行人。 图得闻道， 拾级可登， 市面绝无凌乱之弊。其最繁盛者曰山东街， 百货之市， 阛阓如云， 应有毕集， 特日人商店尚多。此则日本于欧战之后，继起致力。现者一切管理行政，虽已收回，而其经营犹多。则国人于商业之道，亦容思过半乎。”接下来，来自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的石评梅，在《晨报副刊》描绘的《图画中的青岛》，文字就没有高梧这么晦涩难懂了：“青岛的风景，我已听见过朋友告诉我，所以早就深印在脑海中，我常常在理想中有一个青岛据着，但和实际上的青岛是一点也不同。六月十九号的清晨，我们坐着马车去参观：一路风景之美俨然图画，前有碧青的大海，后背翠螺的山峰 ； 两旁小树， 剪的十分整齐， 嫩绿可爱。 洋式的楼上， 都是绛黄色的房顶，覆满了紫的藤，红的花，绿的草。道路的整齐，较东交民巷之外国租地，尤讲究。在青岛的街上走，和游园一样的舒适。”十年后的 1932 年秋天，俞平伯与友人偕游青岛数日，对亦真亦幻的帆檣、洋街、碧海、红楼以及万千灯火娓娓道来，一时间流连忘返：“乍见银蟾浴海升。小楼佳兴晚来凭。轻车不碾纤尘地。十里洋街都似冰。数点帆檣吹海腥。红灯孤廻灭旋明。滊舟入晚停南海。风送轮机歷碌声。故人邀我作东游。可惜年时在早秋。三面鬱葱环碧海。一山高下尽红楼。沙温浪软飘情侣。烛暗絃低合舞儔。此夕凭虚君不见。万千灯火点齐州。”

结束大规模开发后，作为城市化进行式的青岛，长时间保持了一种有节制的文化传承， 一种可持续的再生与复兴， 并形成尊重过往的价值认同。由此，俞平伯的“三面鬱葱环碧海，一山高下尽红楼”与早年康有为“青山绿树， 碧海蓝天” 的不约而同， 应算是对斯城青岛恰如其分的鉴定词了。机制吉迪恩·斯乔伯格对城市有过一个简洁的概括，即城市是“一个具有特定规模和人口密度的聚居地，保护了大量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各色人等，39　俞平伯《靑岛杂诗》，1932 年 10 月 3 日《大公报》文学副刋二四八期。

30 31包括精英文化群体。”而罗伯特·亚当则强调，城市是“一种文明，是一种由一套相互交织的社会制度所构成的社会”。在 1900 年代的青岛，管理者必须面对的， 恰恰是吉迪恩·斯乔伯格和罗伯特·亚当所提出的问题。在这其中，建立“一套相互交织的社会制度”的需要，已迫在眉睫。青岛德国租借地的城市管理体系，是一种半封闭的行政系统，涉及了司法、土地、税收、移民、商业、贸易、宗教、文化、卫生、教育、建筑、旅游、 防疫、 绿化等城市公共性管理的方方面面， 形成了一个可循环的机制。毫无疑问，在种种现代性的设计中间，租借地管理体系也浸渍着种族隔离和文化霸权的偏见和歧视，不平等的阴影持续飘荡在租借地上空，形成了青岛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和文化障碍。 但就城市管理的规范和有限公平而言，在 1898 年以前，尚没有任何一个传统中国城市能够和青岛一样，从建设之初就严格制订了一系列科学的管理制度，并呈现出理性、周密和秩序化的设计特征。现代化管理系统是青岛城市化因素中间最基础的部分，也是奠基部分。没有这些随着开发和建设不断修正、完善的管理制度，就没有了青岛城市化的现代性、先进性和系统性。在 1914 年前，青岛德国租借地居民，可以明显地划分出驻军和平民两个相互独立的群体。平民群体同样以中国成员和欧洲成员来划分，这种区分在为租借地的地方管理所创设的机构上，获得了显而易见的反映。在区域地理上，租借地同样被划分为城市和乡村两个区域。市内部分包括青岛区和大鲍岛，以及中国人居住地台东镇和台西镇，中心是青岛。租借地的其余部分由乡村区组成，其中心为李村。租借地的所有欧洲人，都居住在市区。每个地区都派有一名治安官，其职权被限定在中国人社会方面。在市区，区治安官的职权限于中国人的司法管理。在乡村区，治安官既是法官又是行政官员，他是政府与该辖区的本地人间的惟一连结。

驻军事务管理、民事管理和司法管理，是租借地政府的 3 个主要部门。40　见 A.E.J 莫里斯《城市形态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P25。41　参见诺瑞姆 《德国的租借地胶州》 第三章， 刘善章、 周荃主编 《中德关系史译文集》P113-114。乡村区的治安官是司法和民事两方面的管理者，但这一点例外：司法管理明显是从民事管理中划分出来的。总督对司法管理行使某些监督权，但这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租借地军事的和民事的管理直接由总督控制，军队事务方面由参谋长代表，民事方面则由市政长官代表。财政局长、医疗部长和公共事务局长，直接对总督负责。政府参议会和中国人议事会是两个决策顾问机构，向总督提供咨询。政府参议会依照 1899 年 3 月 13 日的总督法令创立，其最初由三人组成。其中一个由总督任命，另外两人由欧洲人的市民群体选举产生。 1907 年 5月 14 日改组后，其成员人数增加到九名。这九人中，五人是以其在政府中的职务而占有席位，剩下的四人代表非政府机构的欧洲人市民群体。五名官方成员， 是直接向总督负责的五个政府部门的首脑：参谋长、 市政长官、财政局长、医疗部长和公共事务局长。他们代表各部门出席参议会。如果某个首脑在开会时不能出席，则由行政下级作为其责任代表，进入参议会讲坛席位。 非官方市民群体的议员， 逢单年份的4 月 1 日就职， 任期两年。其中一名由每年交纳土地税在 50 美元以上的土地所有者选出，第二位由注册商号代表自行选出，第三位由欧洲人商会执行委员会从成员中选出，第四人由总督任命。参议会中的这些非官方成员，必须是居住在租借地的德意志公民。参议会是咨询机构，没有实际行施权，只就一些由总督选择的事务作出建议。总督经常提交现成的预算案和已提出的法令草案，要参议会作出评定。中国人议事会 1902 年 4 月 15 日由总督创设，在所有关系到中国人社会事务方面充当顾问团。最初由总督任命的 12 人组成，1910 年 8 月 18 日被废除，由代表中国商人的四人参议会取代。这四人由华人商会提名，并经总督任命。显然，租借地的议事民主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能从制度上保证公正，也不能够实现公平行政。特别是在不同种族的权利和利益上，显现的就更为明显。但在另外一方面，租借地的制度设计又是以社会和谐为前提的，这不免让这个管理系统在很多时候显得窘迫。就其本源来说，青岛德国租

32 33借地城市管理体系的致命文化缺陷，在于主导思想的一元化，窒息了多元文化的生长空间，导致整体发展的不均衡和种种习惯性冲突的频繁发生。医生和树很长时间里，沂水路上一栋被树木环抱的塔楼别墅，一直被认为是Gelpcke 君王别墅。君王的招牌，扩大了这栋建筑物和其主人的神秘感，尽管，人们并不清楚这个君王是谁和来自何方。但随着本地学者的深入发掘，君王最终被发现是南柯一梦。研究证明， Gelpcke 君王别墅这个名称并不准确。该建筑确切的称谓应该是 Villa Gelpcke-Koenig，如果直译，的确是 Gelpcke 君王别墅，但是这里的 Koenig，并非指君王，而是曾入住其中的总督府野战医院主治军医哈利 ·科尼希，即 Herry Koenig。所以，关于沂水路 3 号建筑的准确名称， 应该为Gelpcke-Koenig 别墅， 即格尔皮克-科尼希别墅。 格尔皮克和科尼希， 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人名。 根据马维立 《在波恩的一些评论》里面提供的线索，这座在 1899 年就已建成的房子，最初是总督府为首位法官保尔 ·格尔皮克，也就是 Dr.Paul Gelpcke 所准备的。格氏 1898 年夏天来到这里，很快就离开了。从 1902 年到 1907 年，在这里居住的是科尼希医生。在青岛的五年时间里，科尼希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直都住在这所政府提供的房子里。科尼希的住所，离总督府野战医院很近。除了具有受尊敬的主治军医这个身份外，科尼希还负责这家海军医院的行政管理。在阳光刚刚升起的早晨，科尼希和家人用过早餐后，可以很容易地走到医院的办公室。但在开始的一段时间，科尼希在到达自己的办公室之前，通常需要先陪同女儿们骑上自行车， 去天主教会专门为女孩设立的一个学校上学。教团的修女负责照顾包括科尼希医生和特鲁泊总督的女儿在内的 48 个女学生。在科尼希参与工作的五年时间里，这个已完成全面建设的大规模官方医院，承担起了租借地主要的医疗任务。但一直到科尼希离职，这家医院并不承担对本地中国人的医疗服务。那些数量很大的贫苦病人，被疏散到两家教会医院接受治疗。在其中一家由天主教建立的医院里，参谋部的医生马科林博士每天开诊三小时。到 1902 年的秋天，野战医院装有暖气设备的第三病房已接近完工，在这个设备齐全的病房里，除了值班医生的宿舍外，还有一间为病人举行礼拜活动的小教堂。到这时，医院正常设置的病床已有 208 个床位，这其中包括了在一幢棚屋中临时安置病员的 32 张床位，由殖民地病员护理妇女协会派出的四名护士，在这里进行忙碌的工作，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与此同时，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一幢医院办公楼也已建筑完成，里面包括了医院职员的公费宿舍。实质上，科尼希接手的是一个完整并设施优良的医院，这里甚至还修有花园。他接下来的工作，是保证医院高质量和高效率的运转。比如， 1905 年 10 月至 1906 年 10 月的一份政府年度报告，曾经记录了医院进行的阑尾手术。报告特别提到，不下 42 例动过手术的人，都获得了康复。显然，这份报告的写作者相信，在科尼希的主持下，那个时期野战医院的工作是可以信赖的。似乎，科尼希对自己在青岛的生活，也表示了满意。在一张拍摄于科尼希时代的照片上，科尼希居住的别墅已楚楚动人：屋顶和塔楼之下雪白的外墙和对比明显的木构架装饰，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诗意化联想。应该是在 1905 年之后， 科尼希的邻居们开始多起来， 先后有海军营军官、 外交官、商人和避难的政治家住在了这里。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当时间在沂水路酿造出更多故事的时候，淳朴的科尼希别墅依然拥有其无可替代的风采。后来，回到德国的科尼希，出版了一本记载包括有其在青岛担任主治军医和医院院长期间经历的回忆录，科尼希 1926 年出版的这本图书，记述了自己随伊丽莎白号大帆船环球旅行、东非德国殖民地和青岛的生活。科尼希医生在这里的故事，随着沂水路别墅主人的更替，很快就烟消云散。许多年以后，当人们试探着去寻找他的一些可以提供稍许细节的活动影象时，发现这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科尼希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他走过的街道和他工作过的医院，都没有给他留下记忆的空间，在

34 35整个城市，人们看不见任何关于这个医生曾经停留过的踪迹。如果说科尼希医生是一棵没有了踪迹的树，德国林学家马尔特在青岛的工作结果，后来就触手可及了。他和他的同事，让这个 1898 年播种的德国租借地城市，最终成为了花园。对 31 岁的林业与植物学家马尔特 ·哈瑟斯来说，1902 年 12 月 4 日显然是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娶了 25 岁的艾米莉·库勒为妻。人们并不十分清楚马尔特的婚礼是不是在青岛举行的，只是粗略了解从这个很普通的年份开始，马尔特一生最后 16 年中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将和青岛发生联系。而对艾米莉来说，通过马尔特与青岛的不期而遇，应该是她生命中间最奇特和富于冒险色彩的经历之一。马尔特之所以来到青岛，是因为林业专家托马斯在 1902 年的离去。1898 年，马尔特的前任托马斯成为了第一个来到青岛的林业专家。他到来的时候， 德国租借地政府， 正为这个新的山地城市大量的沙石流失所困扰。在这里，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意义，在制定了公园，以及道路、造林、池塘等规划之后，他开始在山上组织造林。1897 年 11 月德国进入胶州湾后的第二年至第四年，即 1898 年晚些时候至 1900 年初之间，殖民者陆续收购了会前村一带的大片山地，拆除了零散的村庄建筑， 开始进行一些欧洲引进物种的种植试验。 收购土地的工作，是依照华人事务委员单维廉在 1898 年 4 月至 6 月间草拟的青岛土地法规进行的。单维廉在困难时期受命进行的购地工作，为在这里从事大规模物种试验，提供了基本保障。政府方面急于进行种植实验的理由显然是充分的， 据 1898 年度的 《胶州发展备忘录》记载，由于缺乏能够阻挡泥水从高处流失的树木，便形成了许多深陷的山谷和山涧荒滩。城市建设专家认为，要合理的填堵山涧荒滩，才能使上游的沙石不致流失并淤积胶州湾。这份备忘录显示，除此以外，政府还计划在高处造林，希望可以在几年后解决对木材需求的显著增加问题。和托马斯一样，马尔特也是柏林方面向总督府委派的专业官员。隶属总督府民政部的林务局，在托马斯离开青岛之前就成立了。文件显示这个机构出现的时间是 1901 年。在完成规划并着手在山上造林之后，马尔特继任了这里的林务官。很快，这个林务局或者叫高等山林局的机构，以会前村周围大片滩涂为基地，成立了森林试验场，一栋有着红色瓦顶和仿木架装饰的乡间建筑，成为了森林物种试验所的办公楼。附近，同时建设起林务官的住宅。据《胶州发展备忘录》 1905 年度至 1906 年度的记载，在林务局的植物园中，当年还为职员盖了一幢宿舍楼。这期间，马尔特主持的林务局继续引入了世界各地植物品种，在会前森林试验场进行了大量的初始性驯化繁殖试验。稍后，这一工作便被证明是功德无量的了 ： 在引入的树种中， 洋槐和法国梧桐得地利之势， 繁衍最快，最终使青岛成为一个以其为特色的城市。史料显示，当时，青岛引入的苹果有 73 个品种，梨有 78 个品种，葡萄、山楂和无花果等品种亦为数不少。马尔特和艾米莉在青岛生活的具体细节，早已经完全被时间淹没了。在后来研究者对中山公园里的老林务局建筑遗迹的多次考察中，没有发现任何和马尔特一家有联系的遗存。 1910 年 4 月 8 日，马尔特的儿子在青岛出生，取名汉斯 ·约阿希姆。根据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提供的线索推测， 或许马尔特还有几个孩子， 但到现在为止， 人们只发现了汉斯·约阿希姆这一个名字。马尔特在青岛一直工作到 1914 年 8 月，这个德国管理的东方城市，成了他生命后期最重要的记忆。马尔特在 1916 年去世，但人们不知道，去世的时候他在哪里。在他 47 岁的生命历程中间，青岛的 14年占据了总长度的接近三分之一时间。1912 年，育林 10 年的会前森林试验场改为森林公园，并对外开放。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到访的孙中山有机会了解了这里的绿化状况，并给予了赞赏。据稍后的统计，到马尔特离开前，青岛共有林务局经营的官林 39000 亩；民有林 100000 亩；海岸防风沙林 1300 亩；水源涵养林30000 余亩。1929 年 5 月 22 日，接管青岛的国民政府为纪念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将这片山林命名中山公园。同时建立了清明节栽植总理纪念林制度。

36 371902 年的末尾，从山东巡抚周馥作为第一位来到青岛这个德国租借地的中国高级官员所看到的第一批植物的栽培，到 1912 年孙中山的到访，十年中间，许多东西都改变了，这其中，也包括林务官马尔特的个人生活。

【第三节 冲击波】

在青岛早期城市化的罗盘上，蒸汽机牵动的火车头，俨然第一轮冲击波。根据《胶澳租借条约》的规定，在 1899 年至 1904 年间，德国金融资本联合体在青岛与济南府间修建了一条贯通山东腹地的胶济铁路，成为山东历史上第一条现代化铁路。 这条铁路的筑成与通车， 对青岛和山东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观念等方面，均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成为晚清山东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胶济铁路最重要的文化影响，是直接呈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成果，加快了租借地青岛和铁路经过区域传统人群的思想观念转变。铁路想象力胶济铁路在 20 世纪伊始的出现，是一个地理学家的想象力与国家行为交替发生作用的结果。作为工业化的象征和地理观念改变的工具，胶济铁路自诞生之日起，便带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修筑一条从青岛横穿山东半岛的铁路设想，最早出现在李希霍芬的考察报告里，基本思路是以胶州湾港口为基地和跳板，通过铁路连接矿山，进而进一步渗透中国内陆。李希霍芬的设想，贯彻在了德国对胶州湾占有计划的全过程，并最终写入了《胶澳租借条约》，同时被纳入条约的还包括德国对铁路沿线 30 里内矿藏开采权的攫取。《胶澳租借条约》第二端，基本上都是关于山东铁路的，前三款的4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739 页。规定依次是：第一款，中国国家允准德国在山东盖造铁路二道：其一由胶澳经过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其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一道，应俟铁路造至济南府后， 始可开造， 以便再商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 此后段铁路经过之处，应于另立详细章程内定明。第二款，盖造以上各铁路，设立德商、华商公司，或设立一处，或设立数处，德商、华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员领办。第三款，一切办法，两国迅速另订合同，中、德两国自行商定此事；惟所立德商、华商公司，造办以上铁路，中国国家理应优待，较诸在中国他处之华洋商务公司办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款专为治理商务起，并无他意，盖造以上铁路，决不占山东地土。在最初的正式文件上，这条铁路“其一”，被称为山东铁路，习惯上，它后来也被叫做胶济铁路。根据条约的规定， 1899 年至 1904 年间，德国金融投资集团在租借地青岛与济南府之间，修建了一条贯通山东腹地的胶济铁路，成为山东第一条铁路，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铁路之一。和租借地开发几乎同时，铁路与港口的建设便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1898 年的政府发展备忘录特别强调，随着城市开发的展开，“迅速地修筑铁路遂成为开发这一地区经济的当务之急。”为尽快建成铁路，德国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联合体进行铁路工程投资。 1899 年 6 月 14 日，德华山东铁路公司在柏林组成，股东多达 14 家德国银行，资本 5400 万马克。山东铁路公司柏林总部总揽全权，青岛设分公司和最高营业部，进行筑路工程管理及运营事项。为广泛吸收资本，公司运营初期曾发行股票，除许可德国人参股，华人也可参与认购，以使“华人参与经营时获得直接的物质利益。”期间，山东巡抚周馥 1902 年由省库拨支 25 万两白银，认购了铁路、矿务两公司股票各 300 股。依照章程，山东铁路公司需将铁路营运收入的一部分缴给德国青岛督

38 39署，作为修建港口以及租借地的行政开支费用。当股息超过 5% 以上时，应以超过 1/20 的份额充当报效金上缴青岛督署。督署有权对铁路的修建和营运进行监管，但不可随意干预公司经营。按照德国政府的授权，山东铁路公司必须在五年内完成胶济铁路的修建并交付营运。1899 年 9 月 23 日胶济铁路开工，德国海因利希亲王赴青岛主持了开工典礼，铁路开始由青岛向西修筑，同时由胶州向东铺轨。铁路线路和车站由德国铁路工程师设计，分段施工。建筑材料、设备、钢轨、桥梁、车辆等均依照计划自德国陆续购买，在德国进行制作，运输到施工现场。铁路采取建成一段通车一段的方法， 1901 年 4 月 8 日通车至胶州； 1902 年 6月 1 日通车至潍县；1903 年 4 月 12 日通车至青州；1903 年 9 月 22 日通车至张店；1904 年 6 月 1 日，全线及张博支线同时通车，全长 384.6 公里。作为铁路工程师，路易斯·魏勒尔参与了山东铁路起始阶段的建设。出生在 1863 年 9 月 9 日的魏勒尔，青少年时期在汉诺威和柏林的技术大学学习工程。来青岛之前的 1893 至 1897 年，魏勒尔在泰国参与了曼谷到卡拉特的铁路修筑，担任过区段工程师。后来他返回德国，和伊丽莎白 ·琼结婚。1898 年 6 月魏勒尔和妻子一同来到青岛，在青岛工作的三年，他负责山东铁路第一区段的建设。这一区段的距离是从青岛到兰村，是山东铁路最初的 60 公里。实质上，在魏勒尔到达青岛整整一年后的 1899 年 6 月 14 日，集中了多个利益集团的山东铁路公司才获得命名成立。但是当时它的本部依然在柏林， 还没有进行向青岛的搬迁。 山东铁路公司拥有基本资金5400 万马克，它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三年的期限内，将该铁路青岛至潍县段修好并付诸营运。而魏勒尔担负的区段，就在这其中。在当时的青岛，“每件事都可以说与铁路有关”。 1900 年 11 月 19 日出版的《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上，记者描述了自己的强烈感受：“我发现官方和商业方面的愿望几乎全都集中在了铁路上。”这张报纸指出，山Weiler东没有赖以交通的水路小流，而且其道路状况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糟糕，非常少且并非是现成的。大部分是丘陵的山东，交通的明显不足阻碍了进步，同时也掩盖了其真实的潜在力量。《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认为，铁路很可能最终会使这种力量表露出来。1899 年 10 月完成的一份政府报告说， 1899 年 9 月，在完成路线确定所需的一切准备工作以后，山东铁路已在两个地点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建工程。这两个地点，就是青岛和不在德国租借地范围内的邻近城市胶州。首先进行的，是为修筑路基所必须的土工。至 10 月初政府报告的截止日期，在首段二处各约 20 公里的地段上，预计要进行的 18 万方土方工程，已完成了 10 万方。在青岛，铁路首先接近已部分建成的港口，然后拐弯通过港口的背面。根据《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的记录，在 1900 年秋天的时候，铁路工程正在迅速地向前推进。从租借地青岛到山东的胶州，铁路主要是围绕着胶州湾修建的，有 80 公里的距离。在这张报纸的记者进行采访的时候，铁路正在铺设铁轨，而且两台机车已经运到。但是，青岛到胶州之间的铁路，并没有如《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记者预料的那样在 1900“年底前完成并交付营运”。主要的麻烦并不是发生在这一区段，而是内地。 1901 年 1 月 17 日的《柏林日报》有报道说，虽然山东铁路公司未能按其原计划继续由胶州城向内地铺轨，但随后在青岛到胶州的路段上，还是使用了从内地被驱逐的官员和工人。铺轨工作从青岛和胶州两个地方相对方向进行。在 1900 年 12 月 31 日《柏林日报》收到的电报通讯中，从青岛已铺轨到 37 公里处，从胶州出发已铺到 46 公里处，仅差 9 公里就接轨了。 从上面的记录看， 魏勒尔责任的从青岛到兰村的工程，到这时似乎并没有完成。90 天后的 1901 年 4 月 1 日，从青岛出发的铁路终于铺筑到了胶州。七天后，这条连接德国租借地与内地的重要通道开通。当天，包括前总督罗绅达在内的一些头面人物，参加了青岛至胶州铁路的开通剪彩仪式。在负责从青岛到兰村的工程的同时，魏勒尔还设计了铁路公司的一所

40 41房子和一幢公寓楼。这座房子在铁路主站西边的广州路上。魏勒尔自己并没有在那座新房子里住多久，因为在完成了他负责的筑路工程之后，他就返回了德国。魏勒尔离开青岛的时间是 1901 年 6 月，在他离去一年以后，山东铁路筑至潍县。这个时间刚好和政府在 1899 年计划的期限相吻合。山东铁路沿途所经多是平原，工程相对简易。但某些地段河道纵横，需要架设桥梁和涵洞，其中桥梁包括有长约 470 米的淄河大桥及长约 250米的潍河大桥。由于线路经过地区水文特殊，雨季过水量大，给桥梁的设计和安装造成了许多困难。 1902 年 7 月 18 日，潍河水位超过历史记录，刚建成的潍河大桥两座桥墩因下部受到冲击而下沉，一孔重达 48 吨的桥梁钢铁部件被冲出 600 米远。

整个筑路的过程，同样充满了不幸。在由德国工程师组织指导的分段施工中，每天约有 2.5 万中国民工参加筑路。工程采用了包工形式，包工费按土方量计算。 施工中， 除石质路堑采用爆破方法外， 均用人力挑抬土方。曾参与铁路修筑的邹升三老人在晚年回忆，沿路各村出来修铁路的人“整日劳动，口渴了不给水喝，逼得他们到处找水，喝的净是生水。”诸如邹升三这样的叙述，在关于山东铁路的资料中间，数量极大。铁路穿过了坊子煤矿、金岭镇铁矿等山东矿产地。从张店至博山支线，则专为开采淄川、博山的煤炭资源服务。 1901 年 9 月，坊子煤矿开始采煤并打出第一口煤井。 1902 年 10 月 30 日，胶济铁路首列运煤火车由坊子到达刚刚通车的青岛。鉴于山东铁路商业投资主体的完整性，以及清晰的权属。 1903 年 3 月24 日，山东铁路总公司董事会主席菲舍尔从柏林给山东巡抚周馥发出一封信，强调了山东铁路在管理和运营上的独立性：“阁下肯定也不曾忽略，这项巨大而艰难的工程全是由我们公司承担和施工的，从未向您及中国皇家政府申请此项工程所需任何资金支持。在全中国我们公司是唯一一家自2008 年 02 期。45　邹升三《1901 年青岛见闻点滴》，《青岛文史撷英（德日占领卷）》，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掏腰包，耗费数百万资金来建设铁路的公司；它也是唯一一家在无任何保险和无任何收益保障的情况下投入这数百万资金的公司。因此其地位也与那些从中国政府拿到钱或得到担保的企业大不相同。不能对它提出类似于那些也许拿着中国人的钱修路的公司必须满足的要求。”

随着铁路向内地的延伸，带动了青岛乃至铁路沿线传统农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各地的农副产品通过铁路被运往青岛，然后出口到国外。铁路又将由青岛港进口的机器、染料等工业产品输往山东内地。原先通过烟台出口的大量土特产品， 转向青岛港， 原由烟台进口的商品， 也改由青岛输入。对此汉堡商会年报曾评价：“据 1905 年中国海关总署的贸易和关税数字来看，1898 年刚刚开港的青岛已经赶上了 1863 年就开港的芝罘 （即今烟台）了。”与此同时，四方机厂等大型依附性工业企业的相继出现，奠定了青岛的工业化基础，同时为租借地的经济注入了新要素。据《胶澳志》载，修筑胶济铁路共投资 5290 万马克，大部分用于购买德国器材和机车，土地征用占总投资的 4%。自 1905 年至 1913 年间，运送旅客 812.7 万人次，运送货物 556.7 万吨，利润为 1950.6 万银元。1911 年 11 月，连接天津与浦口的津浦铁路建成通车，使胶济铁路成为一条可以辐射更大范围的经济和文化输送带。这条铁路与胶济铁路在济南交轨，北可至天津，南可达南京，进一步扩展了青岛的腹地，为青岛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 1915 年《小说月报》刊登的一篇《青岛闻见录》中，曾对胶济铁路的方方面面大加赞扬：“胶济铁轨之枕，不用木，而用铁。故车行时，稍觉平稳。某车站有一联曰，如砥如矢，至齐至鲁，非虚语也。列车往来各站间， 从未有一分钟之迟速。 较之京张铁路之行车，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昼夜二十四时，从未有一次能按表中所定之时刻到站者，不可同日语矣。”《青岛闻见录》的作者乐水，是后来在青岛执教于国立山东大学46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47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 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一、第二号。

42 43的剧作家洪深。自 1914 年到 1936 年，洪深通过胶济铁路线与青岛构成的联系，代表了新思想与新文化不断输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目的地的青岛，持续吸引着来自不同方向的知识分子， 吸纳着内容丰富的思想与精神养分。1935 年 7 月，洪深在《避暑录话》发刊词中，就他和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萧、孟超、赵少候、臧克家、刘西蒙等不同职业的知识分子在青岛的“作为”辩护说，“他们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

起点与方向对胶济铁路来说，青岛是起点，也是方向。青岛火车站，一个有着标志性钟表塔楼的建筑，最终成为了一个变革时代的风向标。客观地观察，在整个山东铁路的车站规划上，铁路公司应该是考虑到了山东人口密集的现实情况，于是尽可能地多兴建了一些车站，这样，站距就尽可能短了些。 铁路的全部车站设施， 站房、 货棚、 厕所和护路小屋，全是按最简单的建筑式样施工的。只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即青岛和济南府的车站建筑上， 显示了特色和雄伟。 根据1901 年 10 月的 《胶州发展备忘录》附录１的记载，当年度青岛车站已开始施工。在青岛站，除了直接用于铁路交通的所需附属建筑物外， 还建造了一座特别仓房， 用于存放公用物资。此外，还计划在车站上为铁路工作人员建造职工宿舍。据 1898 年度的《胶州发展备忘录》记载，按照已完成的计划，当局希望铁路的青岛车站尽可能地要建在商业区和青岛湾的海岸附近。计划指出，铁路线从火车站开始，要充分利用地形的低处，穿过确定为工业区和仓库区的市区，然后沿胶州湾东岸前行，在那里可以很方便地与港口铁路相连接。在最初的城市规划方案里，火车站曾计划设立在栈桥一带，但弧48　《青岛民报》1935 年 7 月 14 日。状的轨道对当时的技术而言显然要求很高。于是，车站就被向西移至笔直的轨道旁，构成了城市的西端。由于大港的第一座防波堤直到 1904 年才告完工， 由火车站通向栈桥的临时铁路， 便成了各商行开发地产的必要条件。早在 1898 年时，青岛车站就计划建筑两个，并且大港附近的车站是提前修建的。1899 年 10 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有记录说，“根据设计，在（青岛）保护区内要修建两个车站：在正在施工的大港附近建一总站，将来货物可在这里直接由船上向火车上装卸，另外还将在青岛湾附近建一市区站。”在地理上，尽管因为技术的原因，锡乐巴没有最终将火车站设立在栈桥，但是，1900 年 1 月开始建设的青岛火车起点和终点站，也已经很接近陆地的边缘了。铁轨停止的前方，就是胶州湾宁静的前海。无疑，在出现铁路和火车站以来，这个车站可以算是离大海最近的车站之一了。当火车站逐渐成长起来的时候，它垂直于海岸线的高度，足以震撼人心。在 1900 年 1 月至 1901 年秋冬的日子里， 在海因里希·锡乐巴的主导下，路易斯·魏勒尔和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共同完成的， 是一项历史性的跨越。这个火车站不仅仅成为了 3 年后完全贯通的山东有史以来第一条铁路的起点，也成为了作为城市的青岛的起点。从 1901 年的冬天开始，这里同时成为了开始着手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新城市的焦点。以一个老资格的铁路专家的眼光，锡乐巴应该非常清楚这个火车站的象征意义。否则，他也不会在 1900 年时就肯定了以“雄伟”的方式建设这个车站的思路。尽管，他最后完成的设计是在一个紧迫的时间里进行的。作为一个现代化长途运输工具的重要陆地标志，火车站代表的实质上是作为栖息地的新城市的开放和宽容。这样一种姿态，就使得火车站的含义被放大了。实际上，后来人们看到的这个由锡乐巴主导的青岛火车站设计方案，并不是当时惟一的趋向“雄伟”的设计。在锡乐巴进行设计的同时或者更早时，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49　马维立 - 王栋 《在波恩关于青岛开发史的通信 （1897-1914） 》 ， 王栋译， 未刊稿。

44 45格德尔茨当时是以山东企业联合集团的代表参与到山东铁路公司的，但格德尔茨主导的铁路设计计划，没有获得董事会大多数董事们的支持，这样，格德尔茨就仅仅以一个董事身份，留在了山东铁路公司。在山东铁路建设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柏林。在设计铁路的同时，格德尔茨也在柏林完成了另外一个青岛火车站大楼的设计方案。和锡乐巴方案相比，格德尔茨的设计方案更雄伟，规模也更大。在最后决定青岛火车站设计方案的角逐中，格德尔茨依然没有好运气，他再一次出局了。格德尔茨失败的原因，在于过度的奢侈。这种居于柏林部分英雄主义人士的意志所展开的设计，违背了德国议会的反对派议员和山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中间大多数更务实的投资人的意图。在 1904 年 6 月 1 日，当火车从青岛正式开出的时候，前海早在 1901年晚秋就已经修饰一新的青岛火车站这个德国铁路的起点，同时也就必然地成为了青岛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起点。在 100 年前的那个雾气弥漫的早晨，青岛火车站所经历的或许正是一种戏剧性宿命的开端：在一个新世纪的黎明，目睹转变。从这里出发，一场由德国专业技术官僚主持的城市化实验，在这片已经不能被一个衰老着的庞大帝国所左右的 551.5 平方公里的海滩上，有声有色地蓬勃展开了。这并不是一幕喜剧，但是，这个并不是喜剧的开端，引导出的却是一幕现代化的正剧，一个非典型的城市化快速成长故事。在这幕情节复杂的戏剧中间，山东铁路和作为山东铁路起点的青岛火车站，始终扮演着具有方向意味的角色。在铁路线的一侧，青岛日新月异的变化，几乎用不着统计数字来证明。在街上随便走走，新的建筑物便会扑面而来。吞云吐雾的蒸汽机车从青岛开出的前一个月，建筑师马尔克设计的青岛总督官署开始建设， 汉堡阿尔托纳区F·H·施密特公司担任工程施工。几个月后，这家著名建筑公司还完成了日尔曼德国啤酒厂的建造。日尔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在米勒上尉路，糖化车间为多层砖木钢混结构，四分圆券门洞，墙面使用欧洲中世纪手法装饰。啤酒公司的糖化工艺设备，由德国克姆尼茨机械厂设计生产。克姆尼茨市在埃尔茨山脉脚下， 19 世纪中叶成为德国工人运动中心。同一年，山东铁路公司投资的四方铁路工厂、浴场沙滩前面的海滨旅馆、总督府建筑师普尔在崂山柳树台设计的麦克伦堡疗养院、督署医院后期建设工程、海因里希亲王路希姆森商业大楼均告完成。四方铁路工厂同样设置在铁路线的内侧，占地非常大。工厂以机车修理车间为中心，附近布置锻工、机工等车间和木材场、中心仓库等，西部为机修库， 北部为煤厂。 机修车间为单层全钢结构， 工字型钢架连续10 跨，跨距 15 米，上承工字钢梁，由工字钢柱支承，开三角形天窗，如此形态的大型钢结构工业建筑，为中国最早实例。柳树台麦克伦堡疗养院位于崂山南九水东北端，环境幽静。而汇泉湾海滩上的海滨旅馆，则是青岛市区最早的假日旅馆。 1912 年秋天孙中山访问青岛时曾选择入住这里，让海滨旅馆的光荣达到顶峰。在 1904 年完成全部建设工程的督署医院合计投资 198 万马克，由德国医学博士马尔梯姆教授主管，设内、外、妇、儿、耳鼻喉、花柳病、精神病、肺病等科，有五所病房， 250 张病床。除外还有隔离病房、后勤事务房、药房、 X 光室、配有狂犬病病房的细菌实验室、配有解剖室的停尸房、冰窖、看门房及副楼。外科、妇科和儿科各有一间手术室。从青岛出发的铁路线，让租借地发生的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紧密了与外界的广泛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青岛获得更大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支撑。局变1900 年 3 月 21 日，在经历了一系列麻烦之后，刚刚正式就任山东巡抚不到一个月的袁世凯，在济南与山东铁路公司经理锡乐巴订立了一份正式的铁路章程 。尽管 1898 年 3 月 6 日的租借条约上，已经有“两国迅速50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944-948 页。

46 47另订合同”的约定，但是，合同的签署，事实上还是被拖延了。造成拖延的，不是锡乐巴，也不是袁世凯。在柏林的山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菲舍尔后来披露，袁世凯和锡乐巴在济南签署的这份协议，得到了清政府驻柏林公使荫昌的很大帮助。而实质上，荫昌这个前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是袁世凯专门从柏林请回来指导谈判事宜的。明达洋务并熟悉德国法律的荫昌，在朝廷直接与德国交涉的前沿阵地济南，帮助袁世凯完成了谈判路矿章程的大部分细节。在柏林的菲舍尔相信，正是袁世凯的到来和这份 28 款协议的签署，奠定了山东各级地方当局与山东铁路公司之间建立“双方均感满意的交往关系”的基础。袁世凯的注意力，一直在反对修铁路的那些人身上。 1899 年的夏天到秋天，因为土地的问题，筑路公司与当地农民在高密等地陆续发生了一些规模不等的流血冲突。后来，事态逐渐扩大。 1900 年的 1 月，高密武生李金榜两度率兵拆毁枕木，阻止铁路的修建。 1 月 11 日，李金榜更率持有各种武器的 3000 人再度冲击筑路公司的施工现场，并向德国人开炮。袁世凯只好电达锡乐巴，请其暂停工程，以待商办。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些争端的出现，使得在毓贤之后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显现出了作用。经过袁世凯在济南发出的一个锐利手势，事态开始向另外的方向转变，这成为了袁世凯和锡乐巴得以订立具有“华商、德商会同办理的胶济铁路公司，由华人、德人共同集股；地方官员帮助公司办理购地、租房、招工事项；由山东巡抚派兵保护铁路；铁路公司不得妨碍居民利益”等内容的铁路协议的基础。从已发现的资料看，包括巡抚袁世凯、周馥在内的许多山东地方官员，对铁路的铺设，态度是相对明朗的。仅仅就袁世凯和周馥来看，他们对铁路的认识， 不仅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任， 也超过了北京的许多同僚。 甚至，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已经显得有些迫切。1903 年 2 月晚些时候，已经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委托驻柏林公使荫昌转交给了山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菲舍尔一封信。这不是周写给菲舍尔的第一封信，在几个月前，他已经请荫昌转交了两封信。当时正青岛的周馥在锡乐巴的陪同下，亲自感受到了先进的德国铁路的力量。他在 2 月份的这封信中说：“铁路像是为了永恒不朽而建的，但乘车旅行却相当节省。在铁路官员和地方当局之间存在着良好的融洽关系。一旦将来铁路完全建成，无疑会使商贸腾飞。”

3 月 24 日，菲舍尔在给周馥的回信中，也表达了相同态度：“去年的旅行让我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坚持我们的铁路建设是一项很有益处的、将为山东省带来巨大福利的事业。在山东各地我都为人们的勤劳而感到钦佩。在这块土地上，无数的老百姓以这种勤劳耕种着他们的土地，并经营与之相关的手工业。然而，我也难过的看到，道路的缺乏严重的阻碍了这些勤劳的人们销售自己的产品。从其一些土地上经过的我们的铁路，肯定而且会大大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它将不仅会为商贸创造一个新的和如我所希望的持续和有利的繁荣局面，而且它也将通过开辟其他销售地区和新的市场，大大促进工、农业产品的生产。”菲舍尔用肯定的语调断言：“人民和政府都会从铁路的这种影响中得到好处。”

但是，菲舍尔的说法，显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关于山东铁路建设时期的流血冲突事件， 长时间被记忆。 其实， 时任德国驻上海领事的话，也许可以更真实地披露德国方面“雷厉风行”修筑铁路的动力：“盖我铁路所至之处，即我占地之所及之处。”袁世凯不会不了解这一点。那么，袁世凯竭力支持铁路建设的动机只要一个。这就是：袁世凯渴望变革，渴望通过变革改变山东和整个中国的命运，而山东铁路恰巧就是袁的变革手段。袁世凯相信，德国人的铁路最终会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财富。显然，在这一点上，袁世凯和菲舍尔的立场不同。1904 年 6 月 1 日，当尖锐的火车汽笛开始有规律地划破胶州湾的宁静51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P67，中国文史出版社。52　《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P73。

48 49的时候， 山东铁路就永远地将李鸿章、 翁同龢、 袁世凯、 荫昌和海靖、 菲舍尔、锡乐巴等人的名字凿刻在了从柏林运来的铁轨上，供后人去评说这中间所发生的是是非非。十年后，谭延闿乘火车到青岛，依次辗转京津、津浦、胶济三线，并在日记中记录各线路票价、里程：“京津头等车五元一角，津浦二等车八元， 胶济二等车八元。 津至浦二千○四九英里， 胶济长四百零二启罗密达。 ”谭氏铁路三线的最后一段旅程，是从济南到青岛， 1914 年 2 月 13 日早晨 8点 2 分从济南发车，下午 5 点 20 分至青岛，历时 9 小时 18 分。在谭延闿的印象中， 胶济线车宽于津浦， 一路上窗外的 “迤逦平原最可豁目” 。 中午，谭氏与人花费三元，呼西菜三肴同食，连称奇贵。再八年，孟方儒乘火车自高密赴青岛，上午 9 点开车，中午 12 点 15分到大港火车站。 孟托运行李三件， 过磅后 “用洋七角” ， 晚上到车站取回，因其中“二件系营业品，又上税七角四分”。对谭延闿和孟方儒们来说，有关火车建设的众说纷纭在时间的流逝中早已变得无关紧要，便利、舒适和秩序，才是成千上万的旅行者最为关心的现实选项。因为，这个时候的山东铁路已经和青岛的一切，紧密相连，不分彼此。没有山东铁路的青岛，不过是个孤岛；没有青岛的山东铁路，寻找不到方向。路线图山东铁路带来的文化影响，自蒸汽机飞驰在轨道时就已经开始。 1901年 4 月 1 日铁路筑至胶州，并于七天后通车。据青岛出版的德国官方报纸记载， 铁路开通后， 从青岛至胶州大约只需两个小时便可以到达。 而在这之前，这段道路需要走上一天半。时间和空间通过铁路产生的神奇变化，给所有经历者以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这仅仅是铁路对青岛德国租借地和铁路沿线居民的最初冲击，随后铁路开始以稳定的运动形态，带来持续的文化辐射。1914 年 2 月 13 日，天气晴朗。花费八元乘坐胶济铁路二等车前往青岛的谭延闿，对这个德国租借地城市充满了陌生感。下午，这个身份显赫的湖南人，沿着渐入佳境的铁路线，第一次目睹了一个超乎想象的魔幻现场：“过仓口，入德国租境，山皆种树，马路平迤。入疆所见已觉不同，及过四方，则傍海岸行，落日在西，光景奇绝。”17 年之后的 1931 年 9月 13 日，同样第一次到青岛的北京学生郭根，一出火车站，撞见的便是一个与经验记忆完全不同的城市：“青岛是建筑在一座山上，马路四处高低蜿蜒，完全是油漆的，一点土味也没有。在青岛找不到一所中国房子，各式各样美丽的洋楼布置在街旁，隐没在青草及树林里，幽雅琴声时时从窗户里传出来，城市里刻刻拂荡着些温凉的海风。路经几条街，街头便是碧绿的大海，海边便是仿效伦敦泰晤士河岸而建筑起来的 walking road，路上时有花园及椅子供游人休憩。”

谭延闿和郭根的都市体验，并非一蹴而就。1901 年 11 月 7 日，就在山东铁路青岛火车站大楼刚刚建好时，李鸿章逝世。这成为了一个外交时代结束的标志。 1904 年 7 月 4 日，山东铁路全线通车一个月零 3 天后，另一个决定青岛和山东铁路命运的翁同龢，也逝去。李鸿章和翁同龢的相继离去，象征着大清国的末路，也象征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中国农耕文化的日益衰落。而就在这时，铁路作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新文明，正深刻地进入到山东内地，热情并锐不可当。一方面，山东铁路带来了经济的变化。原来的昌乐，“地瘠民贫，商业萧条， 自胶济铁路通车以后渐有起色” 。潍县 “自胶济通车， 烟潍筑路，本县在交通上享有种种运输之便利。兼以商民性格机巧，喜于摹仿，勇于投资，故商业年有进步。除县城外，坊子、二十里堡、南流、蛤蟆屯、大圩河，皆以接近铁路，顿成商业中心。”铁路的开通，同时也在更大范53　台北近史所藏《谭延闿日记》，近史所开放文献。下同，不另注。54　散木编《郭根日记》，三晋出版社 2013 年版 P264。55　王金岳、赵文琴等纂修《昌乐县续志》卷 15《民社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8 年版。56　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青岛文华印书社民国二十三年版，第 15—16 页。

50 51围扩大了外来资本的进入范围，包括日本在内的商业投入，逐渐加大着市场影响力。

另外一方面，则是城市生活方式、地理观念、时间观念、贩运模式、移民规模、迁徙方向、职业技能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的早期文献，高梧在其《青岛游程》中，记录了这里餐饮业的多样化形态：“饮馔之地，有俄德人创设之饭馆，治西餐均复佳制。青岛之牛肉，固著盛名。德肆曰福禄色（ Flossel）者，烹调尤佳。俄肆多售冷食，法肆玛西玛（ Maxim）及俄旅店多附设跳舞场，不似上海之凌杂，而音乐亦佳。中餐则以曼德林（ Mandarin）为最，栋宇一规北京殿庭遗制， 山节藻棁， 售价虽略昂， 川菜则至和味。 此外有旧式之饭庄酒肆，则本地人所设。济南庖丁，本驰盛誉，所制面饭，亦多可口；至饮料则本地所制之生熟啤酒，为最名产也。”1899 年秋，山东铁路公司“开设了训练班，年青的华人通过实地指导在那里学习铁路开业后所需知识和业务。这些最后统一在青岛进行的课程包括德文、算术、发报以及铁路和车站业务规程。这些课由几位可望以后担任铁路业务职务的公司职员担任，在语言课上则由传教士进行翻译协助。 ” 记录显示， 首期参加训练的一共有13 人，12 来自山东当地。 实际上，职业培训计划在以后的十多年中间，始终被贯彻：铁路通车后，全线除了四至五个最大车站交给德藉站长负责外， 中等的和较小的车站以及停车站，都由中国人管理。 1906 年到青岛的黄桂五老人回忆说，山东铁路公司还在四方设有车辆修理场，“培养华人子弟为技术工人”。

在山东铁路建设的全程，海因里希 ·锡乐巴的影子无处不在。从 1899年至 1908 年，锡乐巴一直在青岛担任山东铁路公司经理。在这个位置上，他实现了一个铁路设计师梦寐以求的理想，无形中也成为一种新文化的传57　参见庄维民、刘大可著《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第一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版。58　黄桂五 《德占时期见闻麟爪》 ， 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青岛文史资料》（第五辑），第 32 页。播者。锡乐巴从 1899 年至 1909 年一直住在青岛，1909 年他回到德国。 之后，他的弟弟皮特从 1909 年到 1914 年一直担任山东铁路公司经理，直到德国战败。 锡乐巴兄弟的经历， 几乎构成了整个山东铁路建设和所产生的地理、经济、文化影响的最核心部分。在青岛期间，锡乐巴兄弟一同住在太平路山东铁路公司的办公楼里。铁路公司办公大楼 1899 年前已建造完成，它的旁边是锡乐巴和魏勒尔一起设计的青岛德华银行大楼。从铁路公司办公楼到海边，距离不超过 30 米，而到青岛火车站，距离也不过是 2000 米。而就是这段不长的距离， 却汇集了青岛新城市文明的精华。 铁路、 海岸堤坝、海关、德国建筑、啤酒、咖啡、礼仪，这些不同类别的文明形式，渗透到锡乐巴兄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为新的城市文明缩影。学界曾就清末民初外国侨民在华生活的状况，对皮特 ·锡乐巴的日常生活进行过分析。 这份研究报告的副标题便是 《华德铁路公司总办皮特·锡乐巴的家》，报告以山东铁路公司总办皮特 ·锡乐巴的家庭财产清单为线索，复原勾勒出其在青岛生活的家具陈设、休闲生活、衣食住行，肯定了皮特在这里基本保持了熟悉的生活方式。显然，锡乐巴兄弟的习惯，在相当大意义上影响了那些经常出入这里的晚清官员。 尽管对两个兄弟来说，这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1910 年，作为铁路方面的顾问，离开青岛回到德国的锡乐巴被铁路大臣盛宣怀再次招回中国。 随着在辛亥革命中受到的巨大影响， 盛宣怀病了，锡乐巴在 1912 年又返回德国。后来他担任了圣卡特琳娜铁路公司的经理，直至 1925 年 8 月 29 日在柏林去世。锡乐巴离开中国的 1912 年，孙中山乘坐着他设计的铁路抵达青岛访问，锡乐巴去世的时候，其一手建设和管理的山东铁路，正发生着激烈的劳工权利运动。他去世的前一天，胶济铁路总工会的一份呼吁书，刚刚在一家工人杂志上发生。此刻，铁路作为一种新文化的代表，已经深入人心。59　张国刚《清末民初外国侨民在华生活的实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0 年4月 第2卷 。

52 53自第一列火车从青岛出发开始，胶济铁路在一路轰鸣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性。 科学、 理性、 秩序、 公平， 是胶济铁路文化传承的核心。诸城学人孟方儒 1922 年的《笨鸥日记》，曾记录过一则铁路轶事，从中可以对胶济铁路一视同仁的文化禀性，管中窥豹：“中国火车，凡伟人、志士、团体、军阀概行免票，其所收入者，皆小民之脂膏耳。何物伟人？何物军阀？其所入金钱最多， 而此区区尚须免费。 伟人多如鲫， 军阀遍天下，营业前途将何底止？日前报载，有伟人欲游青岛，邀求免票，青回电云：此处无此章程， 惟不成年之幼儿有半票之例， 必不得已用半票可也。 呜呼，伟人闻此当亦知所返矣。”拿“伟人”当幼儿待，恐怕在 1920 年代的中国铁路线上，唯胶济铁路能具备这份幽默了。不过，在知情人看来，胶济铁路的一路轰鸣，里面确也有不少噪音。曾参与其事的高君宾在 1927 年撰文披露，“胶济铁路长四百十二公里，管理局设在青岛。余任职总局车务处者年半。管理局组织极为完备，员司局内外约千四百人，营业固极发达。惟以政局紊乱，军事频繁，车辆缺乏，捐税叠加， 客货二运， 大受影响。 尤可叹者， 鲁省当局， 竟视该路为省有，省界之见绝深，几有非秦者去为客者逐之势，遂致接收时之专门人才，次第被摈。数年来又将南籍人员，分批裁削，以贯彻其大山东主义。殊不知铁路交通之目的， 正在化除畛域观念， 而铁路自身， 乃蹈斯弊， 可不惜哉！”

作为 1899 年开设的训练班的一种延续，胶济铁路的职业培训传统后来获得恢复。1930 年度的《胶济铁路接收八周纪要》载，胶济铁路当年分别在青岛、四方、高密、坊子、张店、济南设置了六所工人补习学校，第一期三个月，六校合计培训 1092 人。第二期开始减少课程，课时延长到四个月。其中青岛和四方两校，分别有教员 12 人，一期学员均超过 200 人。与此同时，铁路管理方在铁路沿线相继筹备设置了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

1932 年冬，胶济铁路车务处组织了四个调查队，以每队两人的规60　孟方儒《笨鸥日记》1922 年，孟庆泰存稿。61　高君宾《青岛杂记》，1927 年《紫罗兰》第二卷第二十期。62　1931 年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编《胶济铁路接收八周纪要》。模分赴胶济铁路沿线实地调查经济、社会、人口状况，两年后完成《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汇编》出版，总编二册，分编六册，以青岛为起点，将铁路带来的区域经济影响与文化传播形态，以数据化方式一一呈现了出来。1934 年 8 月《胶济铁路旅行指南》重刊，搜集沿途 15 县境地理、名胜、沿革、交通、物产、人事、变迁逐一呈现。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廷谓， 山东民物殷阜， “横贯于其间” 的铁路线， 是一条 “必由之路” 。

比较而言，个人的旅行记录，多比铁路方面的官样文章，显得真实且尺度开放。1936 年 7 月王幼侨在其《青岛游记》中叙述旅途体验说，“迨自济赴青，车轮甫动，清风阵阵，坐须夹衣，卧须棉被，大有深秋气象，此气候之变征也。沿胶济路线，田禾畅茂，树林荫茏，其周村潍县等地，出产尤为丰富，附近之博山，以玻璃丝煤矿著称。闻诸道路，山东近年，公路线展长。各种实业，渐臻繁昌。通省无大股土匪；人民担负，亦比较轻减。”

王幼侨此次赴青岛是参加全国图书馆与博物馆协会的联合年会，他的出行分三段，先乘陇海线从开封南关到徐州，然后沿着津浦线到济南，再换胶济铁路由济南到青岛。 在胶济线 “秩序则井然有条” 的二等卧铺中，王幼侨注意到， “自陇海路来时， 未遇外宾一人， 津浦中段， 间见东邻人士，至此则乘坐头二等座位者，东西二人几占三分之一；其三等座位，东邻男妇老稚尤多，以旅行人士之稍异也。”王幼侨的描绘，大致能够显现出青岛作为避暑地的季节性吸引力。“东邻男妇老稚尤多”的记录，则印证了在 1936 年的青岛，日本侨民依然占有很大的人口比例。1937 年 4 月底，一个叫王葆祥的年轻旗人离开青岛回北京，被胶州湾的惊涛拍岸感染，不禁哽咽：“车过沧口时，车窗外的海波雪堆似的向滩上拍卷，又似追赶着向我送行，我不无眷恋地怅然于暂别的海波。”63　1935 年 1 月 8 日《胶济日刊》第 1224 期。64　胶济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查课编《胶济铁路旅行指南》，1934 年 8 月青岛文华印刷社刊行。65　王幼侨《青岛游记》，1936 年《河南博物馆馆刊》第二期。66　《青岛新民报》1938 年 6 月 3 日。

54 55两年之后，王葆祥以笔名王度庐在青岛文坛崭露头角，一口气写出了《河岳游侠传》 、 《宝剑金钗》 、 《剑气珠光》 、 《鹤惊昆仑》 、 《卧虎藏龙》 、 《铁骑银瓶》 等长篇武侠小说， 一时名声大噪。 许多年后， 李安把 《卧虎藏龙》拍成了电影，让当年鹤立鸡群的王度庐，重新江湖。沿着铁路涌入的人1910 年代，在铁路线的起始点青岛，一种世外桃源一般的特别气象，正逐渐被国内舆论界塑造出一个“有非他埠所能仿形者”的形象。在 1912 年孙中山搭乘铁路访问青岛前后，一大批孙中山的敌人也来到了这里。 和来去匆匆的孙中山不同， 这些已经失去了权力的前帝国官员，在或者同样乘坐德国火车，或者从天津乘船到达这里之后，选择了更长久的居住方式。这时候，青岛火车站上面的德国钟楼，成为了希望彼岸的陆地标志。火车站的广场花园，则成了敞开的庇护所大门。实质上，依据德国租借地政府最先的规定，是不允许中国人定居在青岛的欧人区之内的。但是，“自从最后一任的满清交通大臣盛怀远被允许在此居住之后，许多中国的政治难民便前来这个城市定居。德国行政当局向他们提供种种便利，并不去询问他们对现政府是友好还是反对袁世凯。简言之，青岛作为一个庇护所向中国难民们敞开门户，不计他们属于哪一党派，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

根据 1914 年 11 月出版的《远东评论》的统计，在当年的早些时候，居住在青岛的前清要员就有：恭亲王、 徐世昌、 徐世光、 李经羲、 李经迈、杨度、 陈夔龙、 周学熙、 赵尔巽、 张人骏、 吕海寰、 陆润庠、 于式枚、 李家驹、吴郁生、余则达、邹嘉来、洪述祖、升允、孙宝琦、锡良。这里面包含了前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东三省总督、陕甘总督、山东都督、山东巡抚、外务部大臣、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出使德国大臣、礼部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皇帝的师傅、芝罘海关道、中国红十字会主席等重要官员。但显然67　《远东评论》1914 年 11 月。这并不是当时居住在青岛的前清官员的全部，一些不十分重要的官员，并没有进入统计。在这些重要官员里面，周馥、徐世光、杨度、于式枚、赵尔巽、吴郁生和刘廷琛等人最后都选择居住在了火车站东面离车站广场不超过 200 米的地方。这使得这个南自湖南路、湖北路，北到肥城路；东从河南路，西至泰安路的市街，在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渐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风景最为独特的流亡政治避难所。通过德国的铁路线，流亡者给目的地城市带来了延续的政治野心、财富、人脉资源，也带来了浓厚的文化传承。后者对青岛本土文化的贡献，殊为关键。其中诸如劳乃宣等人在德国租借地进行的有组织的文化研究与推广工作，成为了本土学术和比较文化学上的重要事件。在这些重要人物中间，吴郁生曾经是光绪的邮传部左侍郎，在宣统政权被委以的最后职务是尚书和军机大臣。寓居青岛的吴郁生，极爱游览崂山，所游之处皆摄影留念，并将传说作扼要记述，编列出《崂山名胜目次及旅行须知》，罗列从狮子峰至马山共 32 处景观。在 20 世纪第二个 10 年的开头，当一场针对满族王朝的灾难降临北京时， 踏上逃亡道路的第二代恭亲王溥伟， 并不知道他的离开将是永久性的。他的第一站是青岛。他觉得，他有机会在这个德国的租借地获得短暂的喘息，以争取时间恢复丢失的光荣。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历史并没有给这个满族皇亲任何机会。他的希望和曾经健康的身体，在从青岛开始的漫长流亡中，一点一点地被腐蚀掉了，直到 1936 年 1 月连生命一同丢失在新京的一家旅社里。这一年，这个末代恭亲王 56 岁。1912 年 2 月，刚刚到达青岛的溥伟才 32 岁。他的到来，让这里此起彼伏的复辟狂热，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对溥伟漂泊青岛的原因，溥伟儿子的描述是，父亲曾经试图用具有“尚方宝剑”威力的白虹刀杀袁世凯，但由于“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有杀成”，溥伟“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了”。这个说法或许大致符合事实，但却显然简单化了点。其实，是不是想杀袁世凯并不是溥伟出走的关键，因为在失去

56 57了皇权的实际保护之后，曾经的官房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和禁烟事务大臣的逃亡，已实属必然。溥伟的青岛行踪，资料和传闻很多，这中间就包括了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 《中国心灵》 中大量可信任的记录。 在这本1926 年出版的个人见闻录里，卫礼贤用了一个完整的章节来叙述溥伟的青岛行状， 他的政治抱负、 性格、喜好，他的前朝回忆，他在艰难时刻的表现。显然，卫礼贤并不掩饰他对这个中国贵族的好感。通过在青岛的密切交往，溥伟和卫礼贤成了朋友。卫礼贤对溥伟的描述，真实勾画出了奕之后的第二代恭亲王和青岛发生的种种联系的细节。在许多的事件堆砌中，溥伟和青岛发生联系的主线，始终是围绕着试图恢复满清丢失的皇权这个政治目标。这是溥伟的心病。在卫礼贤看来，恭亲王对挽救王朝表现出的坚定和执著，显然非其他皇族可比。而前湖南都督谭延闿 1914 年大半年在青岛的日子， 也似乎不那么焦虑。因为有日记保留的关系，他日复一日的行踪异常清晰，检索事略，各种日常信息扑面而来。如：5 月 2 日：“七时起。老人服补丸而呕，仍不适。食粥后，读《庄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四篇。静坐欲睡去，乃起环行。昨服补丸，早得泻而不快， 顷复腹痛暴下， 始觉适然。 午饭后， 复读杂篇庚桑楚一篇。叶泰椿来，为老人立方，云表虚故胃阳不升，中寒故上下隔绝，进固表和中之剂，即玉屏风散加桂朮、芍苓。言亦有理，拟进一服。同大武出，步至哈唎取表，并买一捕蝇器。途遇郑朴生，邀至胶海关旧署看字画，其地殆将改为博物馆， 陈列物品甚多， 鸦片烟具亦与焉， 而华人羣以所藏借挂，有周玉山所藏赵子昂马，与余家藏丝毫不异。彼固赝作，余家亦不真也。匆匆一看， 不辞而出。 径至吕满家， 汗浃衣襦， 取衣易之。 大生、 衡生后来，试车门外。晚，设食，有酒及聚成楼之奶汤萝卜、春卷、薄饼，主客餍足，九时乃归。阿柴捉得两刺猬，蠢然可憎，老人命放之。十时归室寝。”6 月 29 日：“八时起。临《麻姑》两纸。食粥后，随老人督赵仆种花，移植盆花于园中，凡三小时乃毕。午饭后，读《通鉴》至隋炀纪。算明德账将毕，自谓不误，未审究如何耳。五时，大风起，雷声殷然，顷刻大雨如注，数月来未有，沟浍皆盈矣。易皮鞋，执盖，乃得往来两屋间。吕满来，雨少霁，出步门外，看沟水皆溢矣。审判厅送佑兴里签字单来。晚，有炸酱麫， 饮一壶， 闻此坛酒已尽， 明当另开一坛也。 九时， 吕满冒雨去，窗外淅淅犹未已，四野当沾足矣。忽觉喉甚紧，不知中寒，抑蕴热也。服补丸两粒。十时寝。”7 月 15 日：“八时起。临《麻姑》三纸。食粥后，唐坤成来。午饭后，老人率诸妇女孙往看马戏，大武随往，余与坤成、大、衡生各奕一局。王文育来，旋去。章一山偕尉礼贤来，邀同赴陆凤师家，贺其嫁女。入见凤师及其世兄，坐顷之，尉礼贤先去，余同一山至其新房及新造书房，地甚宽广，室亦轩敞，甚似京师大屋，殆青岛有也。闻新郎潘姓，其衣冠则用蟒袍，红绒结，小帽上插金花，可谓奇服。以行礼在七时，不能待，乃与一山步出， 闲谈徐行， 不觉已至家门。 一山与大生、 衡生下棋， 久之乃去，坤成已先行矣。 将晡， 老人归， 吕满亦至， 云今日所演颇与前日小有异同，诸儿女皆以为见所未见云。 晚， 饮玫瑰一杯。 吕满谈至九时去。 风急， 大凉爽，十时乃睡。”1914 年秋天德日青岛激战月余，恭亲王傅伟在炮声隆隆的青岛东躲西藏。其在《青岛战事闻见录》中，记录了一次近在咫尺的危情：“予处东楼（即厨人庖室）牗下横卧一弹，约二尺余，系自房后地中穿入，裂地板而出者， 幸未炸裂。 惟压碎厨役蓄鱼小盆一， 鱼三条毙焉， 可谓殃及池鱼矣。而窗间厨人所置笼雀， 则完好无恙。 相去不逾尺， 而生死判焉。 雀见人来，辄跳跃不已。殆自庆欤，抑无所知欤。”1914 年 11 月日本占领青岛后， 城市逐渐恢复妥当， 市面则熙攘如旧。第二年中秋节，上海《申报》描摹青岛前清遗老的各色节令姿态，细节刻画可谓入木三分：“青岛商埠为贵客往来之地，自共和成立以后，前清遗老大半托足于兹，故年复一年，每遇嘉节，便觉一种官派气概。绅商号宅则各以大红名片饬丁驰送，往来道贺。至花界之结香巢于此者，亦各率妓傭，持其翰苑梅片，历到所识诸家，望门道贺。龟傭则高声叩请节安，正

58 59是世外桃源， 另有一种特别气象， 有非他埠所能仿形者。 迨自去秋胶战后，相率惊飞转瞬巳及一载，现际中秋，青岛已渐归平静，昔之茫茫出走者，今又珊珊其来矣，虽夷齐半已出山，而是日飞片道贺者，仍纷纷载道。凡少见多怪之日人，均诧为异事云。”

据说， 在日军1914 年占领青岛后， 溥伟曾说过这样的话 ： “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尽管这是一句没有文献可考的誓言，但却也符合溥伟的性格。在青岛，他和善耆举起“满蒙独立运动”的旗帜，重建已被解散的宗社党，还在辽东一带召纳武装，秘密组织勤王军，为复辟清室不可不谓之全力以赴。 1916 年 2 月，溥伟在青岛还曾收到前陕甘总督升允自东京送来的密函，获知升允已经联络到了日本上层力量，支持恢复清室活动。在这一消息的鼓舞下，溥伟遂和善耆马上加快了行动步伐，预谋 6 月中旬在辽南一带举事。不料 6 月 6 日袁世凯突然病死，日本政府随之改变政策，将宗社党军队和蒙古骑兵解散，辽南举事落空。 1922 年 2 月，善耆死亡，这样，溥伟恢复清室的计划，便一步一步地成为了泡影。从表面上看，溥伟在青岛行状有三个典型的场景曾经被渲染：一次他和卫礼贤在一起时为小提琴的旋律所感动，并评价其与中国的古琴同为雅乐；1917 年 7 月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心灰意冷，常在前海沿一带踢足球，开始游山玩水；1918 年康有为来青，两人成为至交，已准备北上旅顺的溥伟将自己的家具，送给了康有为。1922 年秋天，溥伟从青岛移居大连。溥伟的离去，和日本人将青岛管理权交给北洋政府有直接关系，“既反对共和、又想复辟”的他，始终都是民国的敌人。后来在大连黑石礁筑星浦山庄闲居的溥伟，主要是通过与文人的诗画交往打发日子。这时，他已经清楚知道在“东风处处皆芳草”的《春日》，只能“惆怅天涯恨未归”了。此后的 14 年，在经过了和溥仪徒劳的勾心斗角并体味到生活的艰难后，溥伟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于长春旅社。从 1910 年代的早期到 1930 年代的晚期，吴郁生在自己的家里，透过68　《中秋节之青岛》，1915 年 9 月 30 日《申报》。西面的窗口，可以看见近在咫尺的车站钟楼的大部分。于是，车站钟楼上的时间，也就成了吴郁生的时间，直到 1940 年吴在这里病故，停止了自己的时间。这一年，吴郁生 87 岁。在吴之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和法部侍郎王垿，已分别在 1921 年和 1934 年病逝于青岛。 1940年吴郁生故去的时候，车站钟楼上的时间，已经行走了 39 年。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自 1905 年至 1913 年间，这条铁路运送旅客812.7 万人次 ；1915 年至 1921 年间， 运送1598.8 万人次。 这以后的十多年间，一些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频繁地使用这条铁路，并将这个舒适的目的地城市，作为可以暂时放松精神的去处。

【第四节 被激发的活力】

在青岛早期城市化开发中，青岛港的建设和铁路敷设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青岛建立港口，是德意志帝国经过了长期准备的结果。在港口与城市地理的关系上，青岛港的选址和城市的出现，相互牵扯，互相发生着作用。大港建成后，与山东铁路相互连接，充分发挥了路港一体化的效应，青岛作为贸易重镇的地位获得确立。同时开始影响自由港政策和税收，铁路、轮船公司、洋行和华人贸易逐步走向活跃。通过港口发生的大量货物转运，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得以建立，新的生活观念与新生活方式获得开阔的生长空间。一、门户开启

自 1898 年春天开始，在最早两年里陆续抵达青岛的德国移民和租借地政府雇员人员，是从青岛湾的前海栈桥登陆的，这是清军在 1892 年之后修建的一座简易码头。进入这份难以完全统计的“登陆者”名单中的，有职业翻译官单维廉、 传教士福柏、 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 林业专家托马斯、

60 61法官格尔皮克、工兵上尉米勒、砖瓦商卡普勒、珠宝商兰德曼、建筑商希姆森和建筑师罗克格等若干人。 他们分别来自慕尼黑、 汉堡、 爱森、 科堡、希尔德斯海姆等不同地方，除了一小部分人从上海、宜昌乘船出发，大多数人都是从汉堡和基尔港登船开始漂洋过海的旅程。这个时候，作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一个新的大型码头的建设，尚在筹划中。在青岛建立港口是德意志帝国经过长期准备的结果。之前李希霍芬对胶州湾价值的发现，直接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在胶州湾开辟自由港将成为“华北最大和最好的港口”、“是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扇门户”。在李希霍芬提出胶州湾港口建设设想之后若干年，德国陆续在这里进行了充分的前期调查、勘探。在其中，包括 1897 年 2 月港口工程专家佛朗求斯对胶澳形势、面积、水土性质、人民风俗、工商渔牧林农路矿等状况进行的详细调查。之后，佛朗求斯对城市开发、铁路和码头修筑、设船坞等各项工程提出了详尽的计划报告。在《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一个月的 1898 年 4 月，德国议会通过拨款 500 万马克决议，用于胶澳港口建设，后又追加 350 万马克。1898 年 5月 16 日，受德国海军部建港顾问里希特恩的派遣，筑港工程师乔治· 格罗姆施来到青岛，成为青岛建港部门的首位负责人，制订了整个大港，包括后来的半圆形大防波堤和一、二号码头的建设规划。 1904 年 3 月 6 日，一号码头投入使用，德国青岛总督以及山东巡抚周馥出席竣工仪式。 1906 年二号码头完成。青岛总督在竣工仪式建议为“殖民地历史一个如此重要的阶段”立纪念碑。从 1898 年 4 月德国议会通过 500 万马克港口建设拨款开始，到 1904年 3 月 6 日大港第一码头建成，经过五年多的建设历程，现代化的新港口已开始成为这个开放为自由港的新兴商业城市不可获缺的海上出口。至1906 年大港第二、四、五号码头竣工和次年总督府公布港务管理办法，港口正式开始进入规范化的运作。 1908 年 9 月 2 日，总督府公布码头货物装卸及仓库使用法令， 11 月 1 日德成立港务管理处管理码头作业，并将码头装卸收归官营。在德国威廉港收藏的一张 1908 年绘制的青岛鸟瞰图中，胶州湾水面标注了 1904 年建成的马蹄礁灯塔，与游内山半岛的灯塔相对。中国商业区大鲍岛以北的小港，被称为大鲍岛港。大港第一座码头以南，是建材港。大港标明有浮船坞，显示的是 1905 年 8 月建成浮船坞和船厂设立 150 吨浮吊后的状态。浮船坞和港口浮吊以北，可看到有一艘商船停在船厂码头，揣测是在该处卸货。两个码头上画有港口的仓库，第一座码头停有三艘商船，正在卸货。港口大坝以东标有石油站三个汉字，岸旁可以看到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两座蓝色石油贮罐。南边的两个石油罐，则属于伦敦亚细亚石油公司。根据 1909 年 10 月政府年度报告的记载，这一年度在为运输较重木料的建材港修建了一个通过窄轨铁路与货仓相连的小栈桥的同时，政府还为水上警察和已婚中国工头，盖了一幢小规模的住宅楼。政府报告披露，负责对海港及船坞一带的警事以及对海滨及沿岸岛屿进行治安保护的水上警局，已经拥有一艘轻型汽艇，由于这个警局的工作，曾经对山东沿海经常进行袭扰，并给航运带来了严重损害的海盗滋扰事件，没有继续发生。在报告年度内， 由水上警局统计的中国水面船只数目， 是8523 艘。 报告指出，这是些经常在青岛德国租借地海域范围之间进行航运活动的船只。从赫尔茨贝格私人收藏的另外一张大致完成于 1911 年的鸟瞰图上看，胶州湾、小港和大港停有许多单桅和三桅的中国帆船。青岛栈桥、衙门桥和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湾，也停有若干条中国帆船。大港的一号和二号码头泊有六艘商船，正在卸货。一艘商船正离开胶州湾，驶向黄海。黑色的烟缕和船尾的德国旗帜， 表明了航行方向。 胶州湾和青岛湾停有11 艘军舰。大型军舰有灰色的外舷漆，舰首的德意志帝国旗及舰尾的海军旗很显眼。小型军舰还是的外观，有白色的舰身和土黄色的上层建筑、桅杆和烟囱。

统计显示，往来于青岛港的德国船舶，到 1913 年时已有 952 只，注册吨位为 135 万吨。1919 年出版的《最近青岛》披露， 1903 年至 1914 年69　盖特·卡斯特《青岛鸟瞰图（1898-1912）》，青岛出版社 2017 年 3 月版。70　盖特·卡斯特《青岛鸟瞰图（1898-1912）》，青岛出版社 2017 年 3 月版。

62 63的 11 年间，胶济铁路和青岛港共完成了 341 吨的煤炭运输。实质上，德国租借地当局自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地欲将青岛建成自由港，与港口同期建设的胶济铁路，也是为了将整个山东与港口连通。稍后，管理当局便以大港为中心， 将港埠区规划为港口、 仓储和货物集散枢纽区。1902 年的年度 《胶州发展备忘录》记载说，为统计和监视在租借地海港内及沿岸水域内停留的中国船只，警察局特别设立了水上警所，由一名会讲汉语的警察中士和一批中国巡捕士兵组成。这是政府文件中关于港口秩序维护机构的最早记录。在早期的中文旅行文献中，锦瑷铁路督办郑孝胥日记里关于青岛港的描绘，是不多见的一例。其中记录郑氏 1910 年 10 月 12 日自天津“十点，登德租界西江轮船赴青岛， 十一点展轮， 日斜至唐沽， 装煤即行。 ” 第二天 “午后三点至烟台， 停二点钟而行。 晚烟夕照中望玉皇顶， 至于不见， 五年凄惘，只自知耳。夜，月极明。” 10 月 14 日，郑孝胥“午后二点到青岛，百余里外已见劳山， 孱颜插天， 横亘数十里， 舟从下过， 所谓劳山湾也。 抵埠，有海堤三道， 阔约二百尺， 上设铁轨二道。 登岸， 移入悦来公司， 店主孙瑞应，绍兴人。店中以转运客货为业，寓客不多。”10 月 18 日郑氏自青岛返回，“十一点登大臣轮船，二点开船。船上有日人河原林柽一郎、冈太郎，皆三井事务员，以伯安介绍晤谈，亦赴天津，欲求余作字。”郑孝胥日记涉及的西江轮、大臣轮、悦来公司和三井株式会社，都是这一时期青岛的标志性商业符号。四年后前湖南督军谭延闿从青岛港一号码头赴上海，乘坐的就是西江轮。1914 年 4 月 1 日谭氏自沪返青，乘坐的则是大臣轮。在 1901 至 1906 年的五年间，大港五号码头旁边建设的青岛造船厂，建有锅炉制造、铁工、冷作、暖气、木工、漆皮、缝纫、电镀、造船、钳工等车间，并在五号码头设有 150 吨电动吊车和 16000 吨浮船坞。从 1899年到 1907 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青岛港已经超过烟台港，成为仅次于天津的中国北方第二大港口，随后又迅速发展到具备和英国殖民地香港竞争优劣的地位。1914 年 6 月 14 日， 青岛巡捕房的安德和氏曾陪同谭延闿 “至71　《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码头观英舰，有德舰同泊，皆万余顿巨舰也。英舰较新，列巨炮十四，殆所谓无畏式乎。”属于德国的青岛港的光荣，在 1914 年 11 月结束。九年后，重返青岛访问的《汉诺威 - 信使报》，描述了这个悲怆的冬天：“一个寒冷刺骨阴暗的星期日早晨，我们达到了当年的德国港口。黑白红国旗和威悉河号上带有蓝色钥匙、橡叶花环和锚图案的劳易德标志旗，在白色的田野和冰冷的寒风中哗啦啦地飘扬。青岛有着令人不舒服的天气和穿着灰绿色冬装的景色。给人以阴暗和使人悲伤的印象——一种受到压抑的思念。战前这里的前途曾是多么重要！不考虑 1913 年间在伟大中国的动乱和不安全，德国租借地的居民可以享受生活和财产的和平与安全的赐福。尽管当时中国有骚乱，青岛的发展仍很健康。租借地的经济生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在全新范围内为其进一步发展，以及德国港口对腹地影响的进一步扩展，奠定了基础。青岛当时似乎要从一个纯粹的商业殖民地进入充满希望的工业发展状态，这时战争发生了。日本人占领了胶州。”

到 1930 年代，“形园水深，隆冬不冻”的青岛港已成为西岸屏障，并深刻介入到城市日常生活中。有勘查者记述，内里“数万吨巨舰可紧拢码头，工程浩大，面积宽宏，计分五号，泊船甚多，另有一挡浪坝，长逾四千米， 突作半规形， 环绕大港， 上敷铁轨， 其一端旧为造船厂， 今已弃废，机器全为日本人取去。闻当日筑港用款三千五百万马克云。”这个宏大的码头工程， 给礼贤中学教师刘少文以极大震撼， 不禁慨然 “万国梯航此淹留，大风犹自说齐州。东西良港知多少，应数青邱第一筹。”

二、两个工程师的背影和作为铁路工程师与青岛发生联系的锡乐巴一样，以筑港工程师的身72　1923 年 6 月 3 日《汉诺威 - 信使报》副刊，见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73　刘少文《青岛百吟》，刘镜如注释，高原编纂，未刊稿。

64 65份出现在这里的斯提克弗茨，接受的都是独立商业机构的委派。连接锡乐巴的是山东铁路，而围绕着斯提克弗茨故事的一直是青岛港。和之前已经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的锡乐巴不同，斯提克弗茨对与这个陌生城市的遭遇缺少准备，并且算不上喜欢这里。约翰·斯提克弗茨所服务的，是汉堡的维林公司。早在 1875 年，维林还是不来梅的一个不出名的铁路工程师，后来转行从事港口建设。 1879年维林在威廉港参与了海军码头扩建工程， 1883 年至 1889 年在汉堡建造了 3 个远洋轮船港池。之后他参与了耗资 3200 万马克的北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工程。1897 年 11 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建造一座可以通行大型军舰和远洋轮船的现代化港口，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此前虽然清朝军队在 1892 年已经建造了一座伸入大海的栈桥，但这座简易的军用码头仅能靠泊吃水很浅的小型船舶。经过柏林海军测量部的考察勘测，新港口最终选址在胶州湾内，原因是那里夏天不受东南季风和可能到来的台风影响，冬季也可以躲开强劲的北风。筑港的首要任务是建造一座巨大的半圆形防波堤，以保护锚地免受北风影响。这座防波堤的建造开始于 1898 年 10 月 29 日。1899 年，施密特公司接手防波堤的建筑工程。早在 1898 年 5 月，受海军部建港顾问埃米尔 ·里希特恩的派遣，格奥尔格·格罗姆施成为胶州总督府筑港工程部的首位负责人。 5 月 16 日格罗姆施来到青岛，随后制订了包括半圆形大防波堤和一、二号码头的整个大港建设规划。 维林公司的出现， 基于格罗姆施和青岛总督府的一个共识，这就是大港工程的建造，应交由一家私营公司来完成，而来自汉堡的维林公司恰好符合要求。1898 年 11 月 23 日，维林在汉堡和海军部进行了首次会谈。结果维林表示愿意负责建造青岛港，并提出把工程师约翰 ·斯提克弗茨派往青岛。）在早些时候青岛的一些出版物上，一直被翻译成回利格公司。但随后进行的合作并不顺利，斯提克弗茨在 1899 年来到青岛后只察看了施工现场就离开了。在一些关键环节上，他和格罗姆施或者青岛总督叶施克没有取得一致，随后青岛方面决定取消与维林公司的合同。维林公司以及斯提克弗茨与青岛的短暂接触，原本会以匆忙的方式结束，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却出现戏剧性变化。原因是柏林的海军部无法再找到另一家愿意建造青岛港的德国公司，只好回头再与维林公司商榷。维林向德国政府提出了 9519250 马克的报价。经过长时间磋商，1901 年 3 月 25日德国政府在汉堡与维林公司签订合同，同意支付 9336840 马克的建港费用。约翰·斯提克弗茨重新回到青岛，和他的助手弗里德利希 ·施瑙克一同负责码头工程的建造。

在斯氏的组织下， 1904 年 3 月 6 日一号码头投入使用。德国青岛总督当天在竣工仪式上对施工公司表示了感谢，并“感谢全能的上帝迄今给予我们事业的护佑，祈求他将其护佑和支持的手保持在这项工程的始终”。上帝继续帮助了斯提克弗茨，在 1906 年，二号码头工程获得完成。在重新回到青岛的开始阶段，斯氏住在现武定路北端的维林公司别墅，大约在 1905 年前后，他搬到了沂水路 5 号。斯提克弗茨有三个儿子，由于受到筑港工程师这个职业的传染，他的儿子们便在青岛的德国学校里有了Mole1（一号码头） 、Mole2（二号码头） 、Mole3（三号码头） 这样的绰号。结束青岛港的建设后，斯提克弗茨在 1909 或是 1910 年离开青岛。斯提克弗茨的助手施瑙克 1907 年回国，1925 年其受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的邀请又回到青岛，从 1927 年 2 月起担任青岛港的顾问工程师，直至1937 年在青岛去世。施瑙克去世的前一年，于 1934 年开工的大港三号码头在 2 月 10 日举行竣工典礼，这项工程由德国工程师沃尔特· 伯特舍尔负责建造。作为青岛 1930 年代本土制造业的重要参与者，尹致中晚年曾经在《靑岛浮雕》 中， 大略勾勒了他经历的青岛港面貌 ： “青岛的远航码头区在大港，位于市区之西部偏北，水深而濶，严冬不冻，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75　马维立 - 王栋 《在波恩关于青岛开发史的通信 （1897-1914） 》 ， 王栋译， 未刊稿。

66 67及第五码头，第一码头为七百六十六公尺；第二码数为一千一百一十一公尺；第三码数为一百八十六公尺；第四码头最长，为一千一百七十五公尺；第五码头为一千一百四十公尺。第二码头南面为本港与上海、大连、天津等处，定期船舶停留之所，旅客上下，货物装卸，颇为拥挤，故在该码头南面，筑有一千公尺之长走廊一座，候船室一所，及第一号码头之候船室一所，以利行旅。各码头均设有仓库，自来水，电话，铁轨。港为圆形，普通乾潮时， 水深约十五尺， 乾潮与满潮之差为四公尺， 万吨船舶可靠码头。码数北面有防波堤一条，计长四千二百公尺，以遮避西北风吹来之波浪。第一码数之南为工务港，设浮码头，港之附近有胶海关，盐务稽核所及胶济铁路大港车站和港务局等机关。”三、海岸上的曙光作为青岛港大规模建设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大港五号码头的青岛造船工厂在 1901 至 1906 年的五年间，陆续建设完成了庞大的现代化制造车间。造船厂显然配合了将青岛租借地建设成为德国在中国的市场门户这样一个宏大构想，这在当时甚为重要。在青岛规划伊始，港口的重要性对这个尚待开发的城市而言，几可视为生命。从利益源头上说，如果没有可建深水港的自然地理条件，就不会有教会命案后的德军占驻，也不会有后来人们看到的这个城市。依照 1898 年秋天完成初稿， 1900 年正式通过的城市规划，德国一开始就将青岛明确定位为“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港口贸易城市”，在城市的五个功能分区中，港埠为重要的一个区域。租借地管理当局稍后便以大港为中心，将港埠区规划为港口、仓储和货物集散枢纽区。 至1910 年的城市扩张计划中， 在已扩大到60 平方公里的青岛城区里，商业区和港埠区的规划设计更上升为重中之重。作为海岸线上青岛工业化的先导，造船厂设备齐全、先进，为当时中76　尹致中《靑岛浮雕》，1979 年 6 月 20 日《山东文献》第 5 卷第 1 期。国最具规模的造船场所，所拥有的 16000 吨浮船坞长 125 米，外宽 39 米，内宽 30 米，深 13 米，可容纳长 145 米的大船。该船坞分五段，设电动水龙十座，保水险屋八间。曾有访问者记述：“即使是像上海和香港这样的世界级的港口也没有这种现代化的设施，更不用提那些像海参崴、旅顺港和威海卫这样的年轻的港口了。 ”造船厂有锅炉制造、 铁工、 冷作、 暖气、木工、漆皮、缝纫、电镀、造船、钳工车间和三所变电站，五号码头设有150 吨电动吊车。 船坞至工厂间的大铁桥 “首枕浮桥， 尾连陆地， 非常坚固” 。从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档案收藏的一张 1909 年绘制的鸟瞰图上看，弧形港口大坝端处的船厂位置，所绘建筑比威廉港保存的一张一年前绘制的鸟瞰图上要多些。 从中可以得出结论， 这一年船厂的扩建， 一直在持续中。

青岛造船厂的规模，在当时的青岛绝无仅有。一共有 50 名欧洲人和1500 名中国人，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来自 1902 年成立的船厂培训学校。自1906 年开始，造船厂还培训来自德国南太平洋殖民地的学徒工。 1900 年建造的青岛发电厂给造船厂供电，到 1912 年造船厂有超过 12000 盏电灯和60 多个马达使用发电厂的供电。

总投资占港口投资十分之一的造船厂的建造期，较港口建设略为推后，整体上与港口的规划建设相联系，这使得造船厂的非军事用途在其后港口日趋繁荣的商业航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到 1913 年时仅往来于青岛港的德国船舶就已达 952 只，注册吨数为 135 万吨，这些船舶的日常维护和修理工作量无疑很大。1905 年 10 月建成 16000 吨浮船坞后， 造船厂已能修理各种类型军舰。该浮船坞曾修理过各国的舰船，其中包括德国远东舰队的几艘驱逐舰和清朝后期、民国初期的中国舰艇。在青岛造船厂出现前两年，弗朗兹 ·奥斯特投资的造船厂已经建造完成。奥斯特 1899 年来到青岛，当年创办一家机械厂和一个私人造船厂。奥77　转引自朱轶杰《青岛皇家造船厂》，《青岛晚报》2007 年 1 月。78　盖特·卡斯特《青岛鸟瞰图（1898-1912）》，青岛出版社 2017 年 3 月版。79　朱轶杰《青岛皇家造船厂》，《青岛晚报》2007 年 1 月。

68 69斯特的这个造船厂在台西镇后海， 和西门子电灯厂很近， 业务涉及 “锻造，造船，机械制造，铁艺”等。作为青岛第一家修造船企业， 1902 年时奥斯特船厂就造有新船下水。 1909 年奥斯特把工厂和码头一并出售给政府港务机构，自己则回德国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后来他购买了一架德国制造的卢姆普勒尔鸠式单翼飞机，并把它带回青岛。而他的造船厂，则在 1912 年之后被合并于水雷枪械厂。1913 年 7 月 9 日，奥斯特利用跑马场作为起降机场在青岛完成首次飞行。1914 年冬天的日德战事之后，奥斯特成为战俘， 1914 年至 1920 年被关押在日本。1921 年他重返青岛，直到 1933 年 7 月 19 日在青岛去世。和弗朗兹·奥斯特造船厂合并的水雷枪械修理厂，是德国建立青岛租借地后修建最早的军事工厂。 1934 年该厂在小港建成万吨级海军干船坞，修理军用舰艇。 南京国民政府的永翔号、 海圻号、 海琛号、 肇和号、 同安号、定海号、靖海号、江利号、江春号等舰，都先后进坞修理。这期间，该厂也曾修理过美国和意大利的远东舰艇。不论青岛造船厂，还是弗朗兹 ·奥斯特造船厂和水雷枪械修理厂，这些临港工业都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港口功能，扩大了港口的服务内容，为青岛航运中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临港工业连同山东铁路四方工厂、总督府电灯厂、屠宰场和生物化学制药厂、矿务公司、啤酒公司、蚕丝公司、窑厂、自来水厂、汽水厂、鸡蛋厂、肥皂厂一起，铺设了青岛工业化的道路，开启了工业文明的曙光。此后，青岛这个有着原始海洋和农业文明传统的地区，命运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崛起1911 年 8 月 18 日，德国驻济南领事在致德国首相封 ·柏特曼·豪尔维克博士的电报中，援引了《青岛最新消息报》刊登的一份山东草编业Nachrichten） 1904年10月1日试刊号， 朱轶杰译。Hollweg中方报告的译文，指出一项快速增长的贸易出口事实：“山东省是中国草编业的最主要加工地，而青岛是其主要加工地。中国的总出口量近些年来每年约为 130000 担，价值约 2200 万马克。其中从青岛出口的差不多占80%。按 照1910 年德国的官方统计， 德国从中国进口了270 万马克的帽辫。 ”这份电报表示，中国当局最近开始给予这个行业更大的注意力，就出口而言毫无疑问还有扩大和改进的余地。

占中国总出口量 80% 的草编业贸易运输的数据，不过是青岛港日益崛起的一个侧面。研究表明，青岛港之所以能在 20 世纪初用不到十年的时间超过烟台港，成为仅次于天津的中国北方第二大港，首先在于拥有比其他港口更加完善的设施。德国总督府认为要促进青岛租借地的发展，首要的“是通过现代化的、规模宏大的港口设施对海运事业的促进”，把胶州湾一带水陆两路的商业都集中在青岛，并把青岛港与胶济铁路连接起来，使之成为山东和其他一些内陆贸易中心的终点站。

从 1898 年冬开始，德国总督府在修建港口的同时，修建了由青岛通往济南的铁路，并计划与津浦铁路连接，使青岛港拥有广阔的陆向腹地。至 1906 年，“青岛港的方便而安全的装卸设备正在超过东亚所有港口，甚至在那些老的海上贸易港口（如香港、上海、烟台、天津、长崎、神户），大型船只的装卸都只能借助舢板才行，而在青岛港，即使最大的货轮也可以在码头上将货物直接装上火车。海岸的形状以及适应一切要求的水路上的灯标和其他标志，可使船只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在各季度及每天的任何时候都能进港………在总督府造船厂和浮船坞建成以后，为船舶和机器提供一个符合需要的、价格合理、质量稳定的修理场所，在东亚还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青岛港迅速崛起的另一个要素，在于引入的自由港制度。德国青岛总82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83　青岛港崛起要素的论述节录自《近代青岛港迅速崛起的原因考察》，见青岛档案馆编《资政新编》2002 年第二期。

70 71督府鉴于英国在香港实行自由港制度获得成功，认为要把青岛港发展成为德国在远东的商业中心，必须实行自由港制度。早在 1898 年 9 月 2 日，德国政府就按照既定方针，宣布将青岛作为自由港向世界各国开放。一开始把整个租借地都划为自由贸易区，并允许中国海关设在租借地内，解决外国商品要通过自由港向中国内地销售和中国内地产品要通过青岛港出口征税管理问题，加快通关效率，但效果并不理想。 1905 年底德国总督府适时地对自由港制度进行了调整，缩小了自由港的免税区域，将原来的整个租借地的免税区域改为以大港为中心的有限地区。除了自由港的免税区以外，整个租借地所有货物都必须向海关纳税。保税区域制度的实行，加速了运入青岛市内货物的周转，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商人流入青岛，有利于青岛商业贸易的发展，使青岛既具有当时一般外贸口岸的特征，同时又享有自由港体制的优势。从下列数据中可以看出保税区制度实施对青岛港口发展的影响， 1904 年，青岛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18863808 两，实行保税区域制度后仅一年，就迅速增长到 30512381，几乎翻了一番。 1922 年青岛回归后，自由港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成为常设制度。青岛港的迅速崛起，还有赖于德国青岛总督府在青岛港由贸易转口港向独立的商贸中心港转型中的积极作为。德国总督在一切行政措施中把发展青岛港的商贸放在首位，因而尽力招徕工商界人士进入青岛租借地经营实业。为吸引德国商界，总督府一方面将经营青岛的成绩每年都印成备忘录向德国政府和工商界汇报，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外各阶层民众提供关于青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情报， 以激发德国工商界投资青岛的热忱；大量的定期往来的海上航线的开辟， 是青岛港发展成为贸易中心港的前提，所以德国总督府在青岛开港的过程中极力争取中央政府给予特许航运津贴，资助大的轮船公司和商行开辟到青岛的定期直通航线。到 1908 年，青岛已成为中国花生、 花生油及草辫交易的最大市场， 开辟了到欧洲、 北美、 日本、香港等多条定期航线，青岛进出口货物已不再依赖上海等地转口，而成为直接与外国交往的独立贸易中心。青岛港迅速崛起的第四个重素，在于德国总督府对中国资本在整个租借地商贸发展中的正确认识。总督府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大力引进中国内地资本。由于人员和语言的限制，再加上贸易习惯的差异，青岛与腹地的贸易，大部分还是由中国人经手的。 1898 年至 1899 年的政府备忘录就曾提出：“将那些得力的中国商人吸引到这里看来是青岛经济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正象所有其他沿海口岸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如果没有与内地建立密切关系并保持频繁往来的中国商界人士参加，青岛的商贸持续兴旺是不可想象的”。为了使青岛“能与东亚沿岸的较老的其他商业中心竞争”，总督府除鼓励中国资本投入外，还在青岛实行商业和工业的“经营自由”，除在建筑、卫生、治安方面作一些必要限制外，不授予专营权，鼓励竞争；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对于一般手工业企业，一般不需要取得许可证，这些措施都大大刺激了中国商人投资青岛的积极性。青岛港和青岛共同构成的成长故事，核心部分就是一个港口带动一座城市的叠加传奇。 1900 年时，青岛对外贸易尚有 80% 的货物需运往上海转口，到 1910 年已经有一半以上的货物可以直接从青岛出口，青岛港开始成为东亚贸易中心之一。在自由港政策和税收的修改、铁路运输量的增加、轮船公司的大发展、洋行和华人贸易走向繁荣、乡村劳动力获得工作机会、服务业风生水起等等方面， 青岛港都发挥了聚合与扩散作用， 促进了青岛城市化的快速成长。与此同时，临港产业、劳工、海员和港口娱乐的相互作用，深刻影响了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汉堡轮船公司 1901 年 3 月 25 日开辟欧洲至青岛航线，成为青岛第一条远洋航线。1903 年 2 月，汉堡轮船公司在青岛设分公司，经营经青岛的航线配有轮船 10 艘， 总吨25723 吨。 时其不定期国际航线为 ： 青岛、 鹿特丹、汉堡、 安特卫普线；青岛马赛线。 中国沿海定期航线为：上海、 青岛、 烟台、大连、天津线。1906 年，汉堡轮船公司的邮轮自汉堡首航大港码头，成为青岛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时候，汉堡轮船公司商业大楼座落在青岛最重要的商业大街上，成为租借地嘹亮的德意志标识。在 1914 年前青岛时期，青岛先后设有汉堡轮船公司、禅臣洋行、美

72 73最时洋行、捷成洋行和瑞记洋行五家轮船公司，经营青岛至欧洲航线，投入运营船舶多达 30 余艘，10 万总吨以上。这些轮船公司沟通了欧洲与青岛之间的商业、文化联系，也促进了青岛的城市化生长。在 20 世纪初租借地的商业崛起年代，先后在青岛设有分支公司的洋行德国有太隆、礼和、禅臣、古德、德孚、美最时等十几家，英美有怡和、德士古、麦加利、亚细亚、美孚、太古、颐中、卜内门、方羊泰和汇丰等。此时，驻青岛的各国洋行都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业务，经营方式大同小异，多是依靠自由港的关税优惠条件，以低价收购中国的土特产，运往世界各国，然后再将各国工业成品运到青岛销售。进口商品有钢铁、机器设备、五金器材、化学染料、橡胶、木材、化妆品、摩托车、拖拉机等；出口商品有花生、生油、猪鬃、牛皮、冰蚕、蓖麻、芝麻、杏仁、乌枣、核桃、大麻、草辫等。客观地说，欧洲和美国的各种先进的工业制成品通过自由港大量进入青岛，对这个年轻贸易城的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提升和加快，无疑大有帮助。而哈利洋行的青岛故事，则是一个关于财富扩张的没有意外的传统片段。从开百货公司到投资饭店和农场，哈利洋行扮演了一个循规蹈矩者的角色，哈利故事的戏剧性，浸透在了整个经营活动中的所有细节之中，看似平常，却也惊心动魄。而哈利和它的既是合作者也是竞争者的德国同行一同打造的殖民商业风景，则构成了青岛早期城市生活中最具有活力和开拓性的篇章。在曾经是一片尘土飞扬青岛开发时代，哈利洋行成就了一个财富梦想，也参与开创了租借地的商业繁荣。在 1903 年的中文《胶州报》上，可以很容易地检索到哈利洋行的销售广告。哈利的中文告白中，涉及了繁多的进口商品，如各种花露水、洋胰子、洋蜡烛、水果甜酒等等。和哈利洋行同时出现的广告主，还有德华银行、瑞记洋行、捷成洋行船务局和潍县工艺局等。而作为消费者， 1914年客居青岛半年的谭延闿，不长时间就从哈利洋行先后购买过苍蝇纸、捕蝇器、 吸水器、 电壶、 玻璃穗、 软鞋等商品。 并且为了修理一只损坏的表，84　参见青岛市史志办编青岛史志相关记录。谭延闿还三番五次前往哈利洋行询问进展。哈利洋行的不远处有一家咖啡馆，通常谭延闿从哈利洋行出来，会在那里喝上一杯咖啡或者啤酒。在谭延闿抵达青岛避居的前几年，哈利洋行曾在青岛进行了一系列的旅游业收购活动，这其中包括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和胶州旅馆。 1910 年前后，哈利洋行买下了青岛旅店业股份公司持有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的股权，成为了这家青岛最大规模的旅游饭店的新投资人。 之后在1912 年的地籍清册图里面，胶州旅馆也已写明被哈利洋行购买。和哈利洋行成为十年邻居的胶海关， 1913 年迁往大港附近的新办公大楼。这时，经营有崂山汽水公司和美口酒厂的美最时洋行等德商，已在码头附近打开了一扇新的财富窗口。根据 1923 年 6 月 3 日《汉诺威 - 信使报》一篇文章的记录， 1914 年11 月占领青岛后， 日本人对港口进行了一些改善， 装备了四座新船坞。 “1915年的进出口为 355556 吨， 货值23137160 两银子 ；1919 年提高到 1182125 吨，货值 67376324 两银子。1919 年有 2331 艘总共 1553500 吨的日本船到达青岛，英国人占第二位有 214 艘船 519998 吨货到达青岛。”

没有终点的时间坐标匆匆来去的渡海人，始终是码头的牵挂，也是青岛城市经验日积月累的植入与叠加者。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青岛都市文化的外来基因，多半都是从青岛港潮湿、嘈杂的轮船上一步步登陆的。船一艘一艘进来，人一拨一拨下来，城一天一天变化，各种语言、口音、气味、禀性、姿势相互交叉感染，一部分获得快速移植，一部分被吸纳，一部分则慢慢消失掉，最终融合成不分彼此的稳定存在形态，然后继续着本土生长、演变。没有人确切知道，接下来的方向转变。1913 年 8 月 3 日至 4 日，鲁迅绍兴探亲返回，从上海乘船转北京，85　1923 年 6 月 3 日《汉诺威 - 信使报》副刊，见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74 75路过青岛。 《鲁迅日记》 载 ： “三日， 晴。 在舟中。 夜十二时抵青岛。 四日， 晴。在舟中， 下午三时发青岛。 ” 这是鲁迅在地理上和青岛发生的最密切联系，至 1936 年 10 月 19 日逝世，其始终没有踏上青岛陆地一步。鲁迅海上眺望过青岛半年后，谭延闿从青岛港赴沪，遣人买了来回船票，1914 年 2 月 24 日傍晚阴雪中登舟至码头。他乘坐的是“西江轮船第十七号，大餐间正在船尾，德军官亦附此船，军乐送之，宾客甚盛。”晚上六时半开船，谭延闿在海上远观青岛“繁星在天，与岛上灯光相映，甚为奇景。”船上的晚餐异常丰富，有猪肉汤、沙丁鱼、牛排、羊腿、鸡肉和补丁。看上去，和十个德国人一同进餐的谭延闿，胃口不错。等到谭延闿下一次从青岛港赴沪，青岛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不到一年，天翻地覆，令人喟然。 1915 年 1 月 15 日，谭氏在日记中记录说，下午 “闻榊丸已到， 乃运行李至后海码头。 登划子， 初恐宪兵审看， 继而不问，殆已弛禁矣。划船行海中，约三刻乃至榊丸，二等舱在船尾，与吕满及又一毛姓宁波人同室，室尚精絜，周八居统舱，亦遍布倭席也。棣松、陈小山诸人辞去，余辈登楼坐餐室，六时晚餐，一汤、一鱼、三肉、一饭、一点，尚可口。同餐一西人、二华妇，皆作学生装，从大连来者，似甚狼狈也。八时后遂寝，船明早开云。”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谭延闿的心情似乎恢复了些：“六时半天明，七时展轮。来往青岛者四次，皆在夜中，今乃得覩其形势。八时早餐，麦粥外有四肴，可谓丰矣。八时始安记里车，每点钟盖行十三至十八海里。天晴无风，而浪仍巨，船既簸荡，所居又近舵轮，震动殊甚，徘徊舰楼久之。”在船上，谭延闿发现了关东都督府海务局给甲种船舶书写的检查证，内容是：さかま丸，三千七百五十吨。注册号一万六千三百十九。 头等客六十三人， 二等客二十人， 三等客百六十四人。帝国海事协会所有，船长佐藤敬三。1915 年 1 月 16 日，榊丸号轮船上佐藤敬三和谭延闿从青岛到上海的这次航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分水岭。被日本占领的青岛已回不到过去，但前面是什么，航行到哪里，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佐藤敬三不知道，谭延闿不知道，与谭氏同室的毛姓宁波人不知道，甚至在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指挥围困青岛作战的日本陆军中将神尾光臣， 同样不知道。早期旅行者的青岛海上航行经历，从高梧的《青岛游程》中也可一窥究竟：“由沪而青，航程一宵可达。约自三十四小时至二十八小时间。大连汽船公司诸船， 设备至周， 行程绝稳。 其自上午九时启碇者， 次日午刻，已可抵岸。间有在午刻启碇者，则天津丸比较吨位略小，或至两宿，否则亦一宵可达。 设备以大连丸为最， 榊丸次之， 天津丸又次之。 然沐浴饮馔，均能尽如人意。 至不欲与人杂居， 则三船均有专备之头等室。 取资虽较昂，然有私人浴室及私人起座，尤便便适。外此太古怡和之北洋班，亦多有绕道青岛者。虽速率较迟，然暑中旅行，得此为弥乐矣。”1930 年 10 月 2 日，因为“今天还是大风，船不能入口”的缘故，胡适也和 17 年前的鲁迅一般，在船甲板上远观了一次城市：“早上望青岛，海水是翠玉色， 山是深绿色， 岛上房屋多是红色砖作屋顶的， 远山是灰色，更远山有轻雾，在日光里成了紫色。”三个月后的 1931 年 1 月 25 日，胡适再来，船上和船下的事，就都记录全了：“同船的人甚少，有一位顾净缘，研究佛法，颇可谈。他是季高之堂兄，曾在京都住三年。我们谈得很相投。 他说大村西崖有一部大书， 名 《密教发达志》 ， 寻求密宗的演变历史，其见解颇与我相同。 此书用汉文， 我可以读。 十二时， 船到青岛， 杨金甫、闻一多、梁实秋、杜光埙、唐家珍医生来接。即住在疗养院中。”

接下来的青岛登陆者，几近川流不息。 1933 年 10 月 20 日，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吃过午饭，“未刻接李珩君夫妇二号码头，蒋右沧亦至。李君初自里昂回国，专治天文数学。”接下来几年，黄际遇的《万年山中日记》里，涉及青岛港迎来送往的记录，不胜枚举。黄际遇曾留意过招商局新轮从青岛到汕头的价格，二等客室“舟资仅需四十二元”。这个费用大约是黄际遇月薪的八分之一。三年后，黄际遇果然是从这里告别青岛，乘船回到了广东。期间苏雪林从浦东乘德国人建造的普安号船赴青岛，二等舱票价 20 元，所费差不多是青岛到汕头的一半。1934 年 7 月 13 日，汪静之陪同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及长子从上海86　《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76 77乘船午后一时入青岛港。当天郁达夫日记载：“午后一时入港，遥见绿阴红瓦，参差错落的青岛市区，天主堂塔，虽尚未落成，然远看过去，已很壮丽。在青岛西北大港外第二码头上岸，立海关外太阳下候行李，居然汗也不流，大约最高也不过只有九十度的温度，青岛果然是凉。晚上尤冷，盖棉被睡，气候似新秋。”一个半月后的 8 月 29 日，蔡元培一行也在午后两时到达青岛港。《蔡元培日记》载：码头上“来接者有刘梅垞表兄、赵元任、李济之、赵太侔、李超夫妇、沈市长代表等”。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大汗淋漓的青岛港繁忙的像一个骆驼祥子。从海上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群，将青岛与世界的距离拉近了，也紧密了作为避风港的青岛， 与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的联系。 码头上看似日常的迎来送往，改变的却并不仅仅是一城一地日出日落的风景。于无声处的抛锚起锚，刹那间便可能惊雷轰鸣，大雨滂沱。青岛和青岛港在坚硬的陆地上远远地看着，听着，停泊着，似乎是在无休止的等待下一次航行。码头和船，始终是证明青岛存在的时间坐标，只有开端，没有终点。

【第五节 隆起的高地】

在青岛城市化开发初期，新的信仰渠道的建立毫无悬念。而与时代同步的先进观念、 设备、 设施的植入， 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的最直接体现。这在市政、教育、卫生、医疗、检疫、公共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通过不同方式建立的本土教育实践，实现了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 1902 年6 月公布《预防天花法》，1906 年建成全面实施卫生检验的总督府屠宰场，保障了城市的公共卫生安全。青岛正是得益于这些措施，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健康、 文明、 规范的城市。 实质上， 作为本土不同类型的新型教育的果实，谭玉峰、王献唐、栾宝德、孙振魁、杨沅、宗白华、刘铨法等人通过自身的公共实践，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将文明的种子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进行87　《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了发扬光大的持续努力。就此，一种新的都市文明的建立与延续，也就获得了丰厚的社会基础。一座教堂的建设史1910 年 10 月 23 日，在青岛信号山下一块突出的坡地上，新落成的总督教堂前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竣工仪式， 包括总督夫人在内的众多新教教徒，盛装出席了庆典。一年前从德国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辗转来到青岛的音乐教师爱因哈特 ·舒曼，为这个典礼专门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颂歌，在现场进行了弹唱。这一个月，舒曼除了创作这首颂歌，还参与了总督教堂管风琴的安装调试。在这一天，年轻的舒曼就如同历史慢镜头中的一个活泼的符号，让一座新教堂的开端，增加了生动的人间气息。就此，秋高气爽的1910 年 10 月 23 日，伴随着教堂塔楼报时钟声的开启，成为了青岛这个新兴城市的信仰里程碑。而对另一个德国人昆泽来说，这一天已经等待了许久。昆泽，是一位基督教信义会的传教士。德国信义会是随着占领军最早来到青岛的欧洲差会之一。自 1856 年开始，信义会进入广东客家人中间传教，这成为鸦片战争之后新一轮宗教扩张的有机部分。 1897 年 11 月德国对胶州湾的占领，使信义会进入青岛的通道，敞开了。在德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胶州湾陆地不足四个月，信义会便迅速派出昆泽等三名牧师从广东赶往青岛，进入临时的军队兵营中领礼拜。这些临时兵营，分布在今天的大学路、朝城路一带。随着时光的流逝，后来已经很难识别出这些地方的过往，更听不到早些年那些传教士的喃喃自语了。实际上，风尘仆仆的昆泽几乎没有完全洗脱身上的灰土，就进入了角色，开始传递使命的工作。而这个时候的青岛，如同另外一个传教士所描绘的那样，晚上能够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睡上一觉，就是了不起的福音了。这一年是 1898 年。从这一年春至第二年的晚些时候，昆泽和他的两

78 79位同道一边学着北方官话，一边从事着他们认为有效的传播福音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是通过筹办学校来实现的。直到一个小教堂和一所学校建成前，昆泽们的工作显然要比在广东时辛苦得多，与他一同到达青岛的一名客家籍牧师，因不习惯北方生活，两年后客死异乡。我们今天只知道这位敬业的广东人姓何，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昆泽坚持了下来。 1904 年，昆泽的信仰地理实现了一次跨越，他在李村河北建立了柏林教会礼拜堂。随着历史文献的发掘，我们能够陆陆续续地发现，传教士昆泽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青岛故事，是一个混合了奉献和经受不幸的经历。一方面，他成就了基督教的事业，而另一方面，他也悲怆地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失去亲人的苦痛。在试图将昆泽还原到当时的环境进行叙述的时候， 我们似乎能够看见， 那些不经意的时刻， 一个早晨，或者一个傍晚，一个人踟蹰的孤独背影，最终显现出了信念的持续力量。这种力量，支持着离乡背井的昆泽，也慰藉着经受苦难的昆泽。在这个长达十年的过程中，昆泽一直期待着一座大规模福音堂的建成。1907 年，这个目标开始接近了。信号下的青岛总督教堂建设，经过了精心准备。这其中，自然包括了诸如昆泽这些老一代传教士不遗余力的推动。这个后来成了青岛最吸引人的景观之一的基督教堂， 1907 年 6 月 1 日正式向东亚的建筑师征集方案。这个时候， 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城市， 世俗青岛的繁荣， 已经初露端倪。新的正式教堂，选择建立在一座小山丘上，西面与别墅林立的居住区毗邻， 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物， 分布在江苏路、 平原路、 沂水路和湖南路上。早在 1898 年的青岛城市规划第一方案中， 这块地皮便已预备辟为教堂使用，此后一直闲置，直到 1907 年开始进行公开设计招标。同更高处的总督别墅一样，教堂的位置处于规划城区和大学路东边的俾斯麦兵营中间，视野开阔，具有明显的标志性。 1899 年落成的总督小教堂和总督学校，位于教堂选址的南侧， 而再向南， 就是烟波浩渺的青岛湾了。 从福音堂高地瞭望海湾，被认为是当时亚洲最美丽的景观之一。在接下来的招标竞赛中，建筑师库尔特· 罗克格崭露头角。作为一个建筑师，罗克格在青岛具有显著的代表性。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至今依然保存着的作品，几乎全部成为了具有标志性的典范，更在于他在这些设计中间，表现出的激情和创造精神。他的出现，打破了青岛早期沉闷保守的建筑设计风尚，为这个年轻的城市注入了一股蓬勃的朝气。罗克格生于 1876 年，他在进入青岛之前的经历，大多没有被研究者掌握。人们倾向于认为，他的建筑师生涯，可能就是从青岛开始的。他从1903 年的秋天起， 担任了青岛建筑管理局建筑处的工程师。 大约在1905 年，罗克格开始了他的职业自立生涯。区别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标志，就是他在这个年度设计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作为罗克格的事业奠基之作，青岛海岸边上的亲王饭店音乐厅，很像是去除了君主专制精神压迫的建筑纪念碑。完成了亲王饭店音乐厅的设计，罗克格接下来的订单是广西路上药剂师拉尔茨的医药商店大楼，同时，他还为海伦 ·路德在德县路设计了路德公寓。随后，罗克格在 1907 年 6 月参与的总督教堂竞标中，获得了成功。罗克格提出的设计方案，将建筑要求与地形条件成功地结合起来。1909 年 3 月 26 日在柏林出版的 《德国建筑业报》 ， 曾刊登过罗克格撰写的 《青岛， 胶州的基督教堂》 一文， 详细阐述了设计者的创作思路。 罗克格认为，“鉴于各种设施均设在建筑底层，教堂需要较宽大的基座。与此相应，其纵向空间延展并不显得过分引人注目。 这一设计十分吻合高地建筑的要求，塔楼的设计高度为 27 米，从而不至于导致与周围山地高下悬殊的效果。”不过，教堂塔楼的设计理想，与实际施工方案有一定差异。最终建成的塔楼实高 36 米，超出了原设计接近 10 米，塔盖的风格也比罗克格的现代风格的招标设计方案更为保守。罗克格对建筑材料的要求是：所有墙用石均采用青岛当地出产的花岗岩， 外露面不进行任何加工， 保持开采后的自然形态。 墙面涂抹原色粗灰泥，桁架用牛血着色。德国学者华纳相信，同 1907 年所建的总督别墅一样，青

80 81岛总督教堂的造型属于青年艺术派和新罗马风的结合。罗克格的设计完成后，方案评委会评价说，该设计达到了油画般的效果。而更重要的是，处在数条街道交汇处的教堂钟楼，对市区错落有致的轮廓线的形成，起到了统帅作用。进入总督教堂，前方正中设置有祭台，祭台正上方是彩色玻璃拼成的大幅耶稣画像，祭台右侧用大理石砌成 1.5 米高的讲道台，祭台左侧是施洗用的大理石盆。礼拜堂后方是唱诗楼，装有管风琴。礼拜堂大厅，排列着靠背与跪凳一体的长条凳。堂中的窗户，都是彩色玻璃拼成的教会历史故事画面。堂内的这种设施布局，被认为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了信义宗的格调。 百年之后， 尽管这个教堂历经岁月沧桑， 尽管已经没有了昆泽、 舒曼、罗克格的一丁点痕迹，但我们透过缓慢移动的摄像机，依然能够看到一种本源的质朴精神，一种信仰的力量。总督教堂从 1908 年 4 月开始建造，至 1910 年 10 月完工。在青岛本地名声显赫的汉堡阿尔托纳区 ·施密特工程公司，进行了建筑施工。这是一家大规模的建筑承建商，参与了青岛包括总督府和啤酒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的施工。除了主体圆穹大厅外，总督教堂在堂区院内，还另外建有两幢二层楼房，一幢是教堂的附堂，一幢是传教士住宅。建成后的总督教堂，不隶属任何差会或教派，不兴办任何附属事业，仅作信徒宗教活动之用。教堂所需经费，由总督府供给。为了纪念 1910 年 10 月 23日这一教堂落成典礼的日期，教堂塔楼一侧的入口处，特意留设了一块纪念石碑。也就在这一天，教堂塔楼上的报时钟，开始昼夜不息地鸣响在城市上空，并且历久弥坚。总督教堂建成后，由昆泽主持教务。这一结果，昆泽已等待了很久。和昆泽一样如愿以偿的，还有在教堂落成典礼上弹唱颂歌的爱因哈特·舒曼。1911 年 2 月，舒曼开始担任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教师，和数位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成为同事，如《数学杂志》创始人康拉德·克诺谱、量子物理学家卡尔艾利希、植物学家威廉 ·瓦格纳等。舒曼的另外一项兼职，是总督教堂的管风琴师。在青岛五年中，舒曼用一架木盒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一直给在德国的父母邮寄，其中一张照片，显示舒曼和二三十位穿长衫的中国学生在上写生课， 对着花瓶和烛台练习素描。 舒曼在这张寄给父母的照片上写道：“我任教的班级学生在上写生课。那位正在画花瓶模型的学生颇有才华。在教室的墙上，挂的都是学生的优秀作品”。舒曼在 1914 年大战爆发前离开青岛， 途经香港时被英国当局作为战俘押送澳大利亚， 五年后回到德国。在战俘营里，舒曼办过语言学校，给战俘教授中文和艺术。回德国后舒曼出任中学校长，期间营救过一位犹太学生。1914 年日本侵占青岛后，总督教堂自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籍传教士回国， 该堂由在青岛的美国差会接管， 供在青岛的外国信徒使用，又称国际礼拜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41 年以前教堂由青岛同善会德籍牧师主持， 1942 年至 1945 年由圣公会使用，德国信徒和美国信徒分别在上午和晚上在这里聚会。对总督教堂的建设与发展有很大贡献的昆泽，1922 年 8 月在青岛去世。这一年，他刚好 60 岁。昆泽的一家，在青岛遭遇了一系列不幸。在去世前12 年，他的妻子在探访信徒家庭时，不慎感染伤寒，并传染给了两个孩子，不久，昆泽的妻子和孩子，相继死去。总督教堂的设计者罗克格，在 1910 年参与了中山路 1 号青岛俱乐部的设计。1910 年以后，罗克格在北京受聘设计了国会大厦和宣武门东大街的临时国会大厦、北京国际俱乐部，同时还参与了海军部大楼的筹建规划。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 巍峨的国会大厦在刚刚打下地基后， 不得不宣告搁浅。接下来的 1914 年，罗克格完成了两件重要作品，一是为袁世凯的称帝加冕仪式设计了政事堂，二是进行了北京前门和皇城城门的改建设计。1914 年秋回到青岛的罗克格，在日德青岛战役中被俘，在日本俘虏营中被囚禁六年后返回中国，继续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从事建筑设计。 1924 年回到德国，1946 年在柏林病逝。另一位与总督教堂有关联的德国建筑师里希特，也于 1946 年在青岛去世。在 1936 年和 1937 年，他先后在青岛设计了德国教会学校和总督教

82 83堂后面的德国教会俱乐部。里希特的这两个设计，完善了江苏路教堂区域的景观。而里希特与罗克格在建筑语言上的对应，也丰富了这个信仰高地的精神内涵。与此同时，在青岛的华人牧师，开始更多地参与到了日常的福音传播事务中，影响力逐渐扩大。 1930 年的 8 月，本地华人牧师王德润、郭金南邀刘寿山、杨光恩等 20 余人酝酿建立青岛的教会联合机构，以增进全市基督教各教会之间的联系。 1933 年，青岛基督教联合会在上海路 9 号成立，由各教会负责人组成常务理事会管理会务。至此，一座教堂的建设史和一座城市的信仰史，完成了奠基。接下来，这座教堂和这座城市，将经历更多的风风雨雨。伴随着教堂钟声，一个城市的爱与宽容、善与坚守，显现无遗。礼门义路青岛本地具有源远流长的书院文化传统，传承了本土文明。成为德国租借地之后，以总督府学校为标志的新式学校，成为了现代规范基础教育兴起和成长的代表。与此同时，传统教育方式在华人社区依然延续。 1905年后陆续在台东镇、大鲍岛、浮山后、沧口、李村为中国人设置的 26 所小学，使得公共教育开始普及。客观评价，传统教育的延续与租借地公共教育的兴起，是青岛基础教育的两个重要文化源泉，其在演变中相互影响，并逐渐增加现代性和公共性内容。德国租借地时期青岛的教育事宜均由总督府管理，设学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名政府指定人员、总督府学校校长和八名德国公民团体选举的代表组成，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招收德国人子弟的总督学校。 1909 年《胶州发展备忘录》记载，这所学校的办学目的“特别是出于促进德意志精神和东亚的德意志教育事业”这样一种长远的考虑。88　青岛市档案馆编译《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年版。总督府学校 1898 年由青岛的德国公民团体捐资创办，初期在俾斯麦大街一带借用民房，旁边具标志性的建筑，是一座坡顶的简易教堂。 1902年学校由总督府接管，提供经费，并改称总督府学校。到 1907 年止，该校一直是德籍男校，女学生则在圣心修道院读书。 1907 年，学校在前面近海处建造了一座更大规模的教学楼，供男女共同授课，并增设了配有当时最先进的教学设备的礼堂、理化实验室、仪器及预备室、劳作室、绘画室、体操室、网球场等。学校按照德国学制设置，初级部三年，高级部六年。课程有德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宗教、绘画、唱歌等。学校原则上不招收异族以及混血儿学生。这里的学生数量持续增长。从 1902 年的 15 名、1907 年的 78 名、1910 年的 146 名，增至1911 年的 162 名，最多时 300 余名。学生来自青岛、香港、上海、北京、黑龙江和神户等地，以德国学生为主，也有少数英、美、俄国学生。对于远途到来的学生，学校建有专门宿舍。1907 年总督府学校新楼完工，可容纳 12 个班 280 名男女学生。各班以及为其扩大所需的教室，分别设在一层和二层上。在与校园平面高度一样的地层中，设有校工宿舍、低压暖气锅炉、新鲜空气吸入设施和厕所。新校舍特别建造了一个劳作室，以使学生能够在课余时间从事手工劳作。当年的政府报告指出，林业局在为学生们设置教学花园方面颇有经验，景观效果良好。由于显而易见的种族歧视，租借地的中国学生没有机会获得同样程度的教育。期间为中国人设置的小学共 26 所，和贵族化的总督府学校比较，教学环境、质量和内容都大相径庭。 1905 年，德国总督府首先在台东镇和法海寺各设一所蒙养学堂。 以后又相继在大鲍岛、 薛家岛、 施沟、 辛岛、 南屯、濠北头、瓦屋庄、李村、浮山后、沧口、赵哥庄、九水、埠落、灰牛石、侯家庄、朱家洼、阴岛、上流、宋哥庄、登窑、姜哥庄、于哥庄、下河、香里等处设蒙养学堂，均以地名命名。蒙养学堂多由私塾改成，招收当地学生，学制五年。课程设修身、汉语、德语、经书、算学、地理、历史和89　今江苏路。

84 85以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为内容的格致等，特别重视德语课教学。教师有中国人，也有德国人。每间学堂的学生在 40 至 80 人之间。学费分公助半费、公助全费两种。但在一份 1914 年完成的记录中，青岛平民子弟基础教育实施的实际状况，并不是十分糟糕：“教育德童之学校，官立及私立者， 合计当在三十以外。 其详细情形， 未及调查。 所可知者， 则儿童至六岁，不论男女，必入学校，否则酌罚其父母。”

1914 年日本占领青岛后，这些学校全部停办。 1915 年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命令恢复 26 所蒙养学堂， 改称公学堂。 后又渐次在台西镇、 双山、夏庄、张村、仙家寨、黄埠、湛山、大麦岛、辛家庄、浮山所等处设立 11所学制五年的公学堂， 共计37 所 。至1921 年， 这些学校共有教职员135 人，学生 3356 人。学校设修身、 汉语、 日语、 地理、 历史、 算术、 理科、 体操、图画、 手工、 农业、 商业等课程， 女生还特别增加了刺绣技能课程的讲授。个别公学堂附设实验班，招收公学堂毕业生，学制三年。 1922 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这些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小学校。一如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教会学校是现代教育的奠基者，也是引路者。在 20 世纪黎明，青岛的教会学校如同灯塔，在筚路蓝缕之中照耀着前路，也慰藉着灵魂。尽管历史没有保留下这些启蒙教育的许多日常细节，却同样也没有穷尽后人连接这些开端时光的信念。如是，希望生长。德国租借地时期，青岛出现了大量的教会学校，主办者有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派别。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涉及教会学校早期历史的一些核心信息， 诸如起始时间、 创办人、 学校数量、 学生资料、 学校初创期情形等等，都缺少直接的证据。一般的描述是，大致在 1900 年时，作为天主教的附属事业，德国传教士白明德在斯泰尔修会圣言会的东边创办德华学校。这里是 1898 年殖民当局划拨给对德国获得青岛付出了牺牲的天主教会的大宗土地的一部分。到 20 世纪的第一年，这里包括教堂、学校、印刷所在内的教90　参见翟广顺编著《青岛教育纪事长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2010 年版。91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 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一、第二号。92　青岛市史志办编青岛史志《教育卷》会事业，已一一建设完成。在 1899、1900、1901 和 1902 年的青岛政府备忘录中，都有天主教和新教进行学校建设的简单记录，但这些受到篇幅限制的官方文件，却不能证明其中的描述所针对的具体学校。比如 1902 年的备忘录中说，天主教传教士在青岛开办了一所德中男童学校，一所铁路学校，并且指出铁路学校主要培训中国人到铁路部门供职等等。 1902 年 10月至 1903 年 10 月的政府备忘录记录说：“青岛德中神学校目前已有 70 名学员。由于房子受限，尽管要求入学的人很多，却不能吸收更多学员。值得提出的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官员界的学员。课程由三名德藉，五名华藉教师担任。学校的教学计划得到了扩大，科学系的课程延长为七年。年限与新建的中国学校制度相结合。学校的计划与一所县级学校的公立中国学校的计划相适应。特别重视基础德语和汉语知识的学习。为了不至在汉语基础方面花费很多时间，学生在入学时都经过汉语考试。”上面的文字，对判断当时教会学校的状况，无疑十分重要。大致可以相信的是，德县路的一所天主教人士主持的学校，是青岛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同时也是进入城市化开发之后青岛最早的正规学校之一。在当时，青岛这样的学校，包括官办学校、教会学校、修道院女校，不超过五所。这个情形后来得到了改善，并以发展的态势持续到 1914 年。其中尾声状态的情形，谭延闿在 1914 年 4 月 14 日的青岛客居日记中，有略微记载： “七时， 乃送三女步往淑范， 中途遇吕满挈子女来， 遂同入校，见华姑娘，交学费。诸女上讲堂去，吕满归措赀，余挈康伢子入礼贤学校见周先生，言入学事，一村夫子也。” 6 月 14 日再记：“诸女往学校作礼拜功课，盖校长新命也。”1915 年《小说月报》刊登清华学堂学生洪深的《青岛闻见录》，记录其前一年在青岛了解的两处教会女校的状况，曰“一在山顶某教堂，学生月纳膳费二元，所食粗粝，不能下咽。教授科目，只有德文一种。在彼读书者，大半为山东本地人。一在大鲍岛天主教堂，该堂内本设有女子高等93　青岛市档案馆编译《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年版。

86 87小学。 惟专收德人， 不收华人。 辛亥冬间， 中国贵族大官， 携眷至岛避乱者，日见其多。大家闺秀，每有失学之叹。某女士慨发慈心，特与教堂中主者商明，在内附设华女小学，每月收学费七元。授国文英文德文音乐手工算学等课，其成绩颇可观。”

1915 年之后，情况逐渐开始变化。 Felix Baumann 发表在 1923 年 6 月3 日《汉诺威 - 信使报》副刊上的报道曾提及，在 1919 年左右，“德国的教会学校受到日本人的干扰，它们 1920 年 11 月底在青岛以充公的方式得以保留下来。”有资料说，1923 年 3 月德县路教会学校更名明德小学，学校有两幢楼房，三间平房和一个礼堂。这个描述，符合资料对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内部早期建设的记载。据说，明德小学始办时设三个班，学生 60 至 70 人。1926 年时学生增至 200 人。早期学校校长为周国屏的说法，有麦国培收藏的明德小学毕业证书可以证明。在王国栋 1928 年的毕业证书中，胶澳商阜私立明德丙级小学校长为周国屏。截至 1907 年 ，在青岛的德国天主教教徒有 759 人 ，基督教教徒有1746 人。大部分宗教组织都通过兴办教育，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宣传宗教思想理念。统计显示， 20 世纪前 15 年，青岛半数以上学校由教会投资，如柏林会办有中小学 20 多所，学生 460 余人。如 1901 年同善会成立礼贤书院、1902 年天主教建立德华女学、 1905 年同善会创办淑范女学堂、 1911 年美国长老会举办明德中学堂等。其中卫礼贤创办的礼贤书院作为本地教会学校的先导者，一直发挥着具有示范性的榜样作用，“礼门义路”精神贯穿了 20 世纪的前 50 年。礼贤书院培养的谭玉峰、王献唐、刘铨法、刘少文等学生，后来在广泛的学术领域和公共实践中多有贡献，以礼贤风范传承了文明，拓展了文化，推动了社会进步。谭玉峰等教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充任殖民当局的翻译和助手，成为了社会事务和文化交流的中间环节，缓解了族群、信仰、文化冲突，促进94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 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一、第二号。了租借地社会的整体发展。 在后来的青岛， 教会学校的发展逐渐形成传统，并得到了延续，相继出现了文德、崇德、圣功等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校。1914 年的日本占领，打乱了青岛本土基础教育按部就班的发展顺序。《汉诺威 - 信使报》曾在一篇青岛观察文章透露：“ 1919 年远东笼罩着一片强烈的反日情绪。日本对此需要采取严厉措施。他们关闭了青岛美国教会办的高中，因为学校的中国校长需要对进行反日宣传负责。这所学校三月份重新开学， 因为当时在青岛似乎看不出日美之间的不和谐。 ” 《汉诺威-信使报》的现场报道同时披露，在青岛的日本人以 28 万银元的代价，建立了一所日本男子中学。此外还建立了其他一些日本男女学校。

就此，青岛大致形成教会学校、日本学校、公立学校三足鼎立的城市教育格局。 1922 年 5 月 18 日，诸城学人孟方儒在《笨鸥日记》中，描述了其亲历的青岛三校情形： “参观青岛公学校， 系两等， 附女校， 多级制。校长乃日本人，见赠本校一览表一本。学生多近县者，无外国籍。又参观基督教立初等学校，单级制，学生二十余人，男女合班，但不谙教法，直接甲级而乙级即离位至甲级， 订正习字殊属不合。 又到明德中学， 已下课，晤教员杜松鹤先生高密人， 略谈即行。 ”孟方儒在日记中记录的所见所闻，差不多算是青岛回归前本土教育最后的真实现场了。 1922 年夏天的历史在孟方儒的笔下，显现出一丝温情的回光返照，转瞬即逝。“在这幽寂的孤岛上，一日突然燃起了一束光明的火把，照得岛上倍增光彩。阳光似乎特别的和煦，花木似乎特别的美丽——这就是一九三一年的五月为我们带来的新消息——圣功女中的诞生。”这是圣功女子中学第一届新生隋玉佩写在“女界熙攘的欢呼歌声中”的感受。这份对光明的向往， 照耀着年轻的新一代城市女性， 筑造了社会改良的理想主义基石。95　1923 年 6 月 3 日《汉诺威 - 信使报》，见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96　孟方儒《笨鸥日记》，孟庆泰存手稿，未刊。97　隋玉佩《高三小史》，《青岛私立圣功女子中学校刊》1935 年。

88 89大学从 1898 年起，德国租借地当局陆续在青岛建立起一整套从小学、大学到职业学校的教育体系。其中，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和青岛造船厂培训学校，都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开创意义，影响了以后的教育发展轨迹。职业学校的出现，是为顺应租借地工商业对专门技术人才的需要，如造船厂培训学校、铁路培训班、华人职工训练班、职工学校、农林学校、德语学校等。这些学校中聘有大量“在传道会所设的教员养成所毕业的”中国教员，进行标准化的职业培训。青岛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的早期职业教育，逐渐形成传统，兴办模式和教学方式、方法影响广泛。曾经在青岛开拓出一代金融创业传奇的刘子山，最初就是在教会语言学校完成德语培训的。这个经历，让其收益终身。

青岛造船厂培训学校，习惯上被称为水师学堂， 1902 年 4 月开办，以培养华人专业技师为目的。学堂总办由造船厂总技师兼任，实际工作由德国海军委派的一个副总办负责，另外还聘请一位中国人任副总办，兼任汉语教员。这一模式与规模更大的青岛高等学堂接近。水师学堂招收年龄在15 至 20 岁的华人青少年，经过体检并请人作保后，方可入学。入学后有三个月试用期，被总办和副总办认可合格以后，始作为正式学生进入正规的学习阶段。学生按钳、焊、电、锻、铆、木、漆等不同工种编班，除接受不同工种的专业技术课程培训外，还需要学习德文、汉文和算术等。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学堂供给学生膳宿和服装，计日发给工资，学满后工作两年，可有机会晋升技师。学生四年学习期满，经考试合格，发给文凭。多数学生被派到工厂做徒工，有的则被推选学习打字、会计等。少量学生被派或受聘到德国行政机关、洋行和工厂任职。水师学堂开办了 12 年，总共培养学生 1200 多人。与此同时，山东铁路公司在 1899 年秋也开设了训练班，来自各地的年青华人在那里通过实地指导，学习铁路开业后所需知识和业务。这些最98　参见贺伟《风雨半城山》，青岛出版社 2017 年社。后统一在青岛进行的课程， 包括德文、 算术、 发报以及铁路和车站业务规程。有些课目由可望以后担任铁路业务职务的公司职员担任，语言课则由传教士进行翻译协助。”记录显示，有 13 人参加了首期训练。不过，比较 1909 年“玉汝于成”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前面这些语言学校、 造船厂培训学校和铁路公司训练班， 就显得 “小儿科” 了许多。因为，这所创立了许多新模式的联合大学，堪称 20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奇异的“台风”。而就地理位置来说，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也的确嵌在青岛海岸线的“风暴眼”上。“风暴眼”的发轫者，是军机大臣张之洞。张之洞和胶州湾的联系，从 1897 年的德国占领持续到了他去世。占领事件发生初期，尽管朝廷在应对措施方面意见并不一致，但在寻找一种通过外交途经的政治解决办法上，各派别之间似乎没有异议。李鸿章倾向于接近俄国，张之洞和刘坤一则乐意与英国和日本合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论是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都没有说服任何欧洲国家采取具体措施。张之洞后来和青岛的瓜葛，发生在他的晚年。 1906 年他以湖广总督的身份请求德国总督府将青岛警察局长派往汉口，以帮助改组警察机构。当年的 9 月 1 日，这个来自青岛的警察局长便以“休假一年”为理由，前往了汉口。而两年后出现的另外一件事情，则将张之洞和胶州湾的关系，上升到了更开阔，更具开拓性的层面。这个时候，作为晚清政局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除了入值军机处，讨论和决策内政外交的重大事项外，还分管学部。他和青岛的这次遭遇，就涉及了学部。在某种意义上，张之洞在关于一个高等学堂问题上的决择，其困难和风险并不亚于十年前的胶州湾谈判。从 1908 年夏天开始的一年里， 经过了张之洞的坚持和努力， 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高等学堂，终于以一种基本保持了清廷脸面的形式，在青岛获得创立。而青岛高等学堂的出现，则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的风气之先。完成了这件大事后，忙碌了一生的张之洞病故。关于在青岛设立大学的建议，是由德国驻北京公使提出的。动议的背

90 91景，是德国希望在中国找到一种文化扩张的稳定和秩序化的方式。但实质上，在殖民地文化事务方面影响广泛的单维廉和卫礼贤等人，之前就有过类似的提议。 1907 年 12 月，德国政府向中国驻德公使通报了将在青岛设立大学的设想。1908 年 5 月，中德双方就建校问题开始正式谈判。德方谈判代表是汉堡大学汉学家奥托 ·佛兰克（OffoFranke），中方谈判代表则是兼任学部尚书的张之洞。在当时，张之洞被誉为“通晓学务之第一人”，但以军机大臣分管某部事务，似乎在清廷历史上少有先例。掌管学部期间，张之洞主要做了三件事，前两件一是“完善教育制度”，二是“修订中学课程”，全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而第三件，则就是关于中德在青岛合办大学的谈判。双方谈判的焦点，集中在了名称、校址、经费、行政管理和专业设置等事项上。 德方希望主导办学方向， 同时希望毕业学生应被奖以进士出身。张之洞及学部诸臣认为，青岛学堂并非私立，不能轻易冠以大学之名，其章程、课程设置须由中国派员监察，学生须由山东选送，学生毕业，勿庸议及出身。支出方面则可由学部认筹开办经费四万马克，常年经费一万马克，另山东、直隶各认一万五千马克。最终，张与德方议定了章程 18 条。张之洞和佛兰克的谈判，并不顺利。尽管张之洞小心翼翼，但还是遭到了批评。 1909 年 4 月 28 日，一份国内报纸尖锐指出，德国建立高等学堂的目的，是企图借此把山东的教育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张之洞却不动声色，继续和佛兰克讨价还价。 8 月 14 日，张之洞上奏皇帝，谨慎表达了对合作办学的支持： “与外务部甫经商定， 嗣德国所派专员福兰格 （即佛兰克）即于是时来华，递呈草章，由外务部转咨前来。臣等详加察阅，大致学堂分为两级，一为预备科，一为高等大学，学堂监督各员，皆由德国政府选派，并不由中国派员考察。每逢考试，仅由中国学部派员监视。学生毕业， 则请奖以进士出身， 均与臣部章程权限有碍。 惟申明学堂禁传教，课程兼重中学，实为外国在中国设立学堂所无，是所望虽不无稍奢，而宗旨尚无差异。”实质上，在谈判中，张之洞坚持高等学堂的教学需中学与西学结合，严禁宗教教育。因此，一直等到确认了中方的参与发言是绝对平等的，而且可以对教学施加影响，张才对学校章程表示认可。经过反复的磋商，最后学校定名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分工程科、医科、政治法律科、农林科，并设预备科。筹备开办经费三十万马克，常年经费七万五千马克。但是，在德国方面，校名字则多使用德华大学。1909 年 10 月 5 日，高等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庆典上，张之洞在谈判结束时的讲话被扩大了：这是个伟大的工作，这是个很好的事业。张之洞的这个声音，一百年后听起来，依然清晰。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地处青岛火车站西南，其校园一直延展至海边。在所有建筑竣工之前，学校曾借用前野战炮兵部队兵营，其中两座楼后来仍被用作学生活动场所。教学楼位于校园南部，大礼堂和图书馆建立教学楼后侧，并与其东翼相接。校园北区另外建有两栋学生宿舍，可分别容纳 125 名学生。此外，校园里还有一座服务楼及一座住宅，供德籍教师使用。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很快就吸引了一些富有远见的中国人的注意。这中间包括政府官员、新派知识分子和商人。 1913 年 2 月，林纾送其三子林璐从北京到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就读，在随后的一封家书中，他清晰表达了让儿子选择赴青岛德国学堂读书的目的 ： “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 治古文三十年， 今日竟无人齿及。 汝能承吾志、 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

1914 年 4 月 14 日，谭延闿携大生、衡生两后生赴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报名，并在日记中记录了过程：“往青岛大学，久之始至。循海滩，绵亘里许，规模壮阔。候所谓初等班教长欧思曼者，坐文彧室甚久，又览其模型室，乃下楼至前幢，见欧思曼，令大生、衡生填愿书，至会计处纳99　参见孙保峰主编《台西镇·一种日常化的青岛平民生活》相关记录，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年版。包立民编《林纾家书》，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

92 93学费乃出。”值得注意的是，谭延闿在日记中始终记青岛高等学堂为青岛大学，并注明学费“青岛大学岁七十元”。不幸，在 1914 年的春天，谭延闿眼中这座“绵亘里许”的大学，命运已岌岌可危。德华高等学堂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受控于清政府礼部。主体为两大部分，即传授基础知识的初级部和修学专门学科的高级部。在这两个阶段中，除引入西方课程外，还并行教授中国传统课程。初级阶段为时六年，所教课程为德语、历史、地理、数学、逻辑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绘画课。 其中， 数学分为算术、 代数、 几何， 生物学分为植物学和动物学。同时教授的中国课程是古籍、历史、地理、伦理和文学。高级阶段，由国政学、医学、科技学和农林学构成。此外，学生开始为时三年或四年的定向专业学习，但各科仍开设德文和中文课，年龄在 13 到 15 岁的学生由当时的清政府地方教育机构选拔至该校深造，均住校学习。毕业考试通过者有资格进入京城的国子监，在那里实现取得文学学衔的愿望。高等专门学堂分预科和本科， 经过预科考试即可升入本科。 科设有法律、 医学、 农业、工商四科。高等学堂的教学活动均处在一位专门的中方官员的监管之下，校内禁止宗教宣传。20 世纪初，在政治维新的影响下，中国的教育体制开始改良，主要来自英美的传教机构相继在中国开办中学和大学。除少数例外，这些学校大部分未能得到中国当局的承认。 1909 年开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是第一所设立在中国并得到清政府的承认的德国大学，它和中国的其它高等学府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中国政府还承担了其中的部分教学经费。 1912 年德国亲王曾来高等学堂参观，同年 9 月孙中山亦被请去参观并演讲，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积极接受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思想、观念。

德华高等学堂 1912 年时有德籍教师 26 人，中国教师 6 人。学生来自101　《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学表》，1909 年 11 月青岛印制。102　胶澳总督麦耶·瓦尔德克给海军部国务秘书的报告（1912），见青岛市档案馆编 《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全国和海外，多时 400 余人，其中包括栾宝德、谭玉峰、姜本忠、丁振邦、秦文范、郑光升、阎继志、孙振魁、杨沅、高钟谦、祁际可、宗白华、张燕卿、刘铨法、郑胜、林璐等人。其中，郑胜是郑孝胥第四子， 1912 年入校；林璐为林纾第三子林璐，1913 年入校。1914 年在青岛度假的清华学堂学生洪深， 曾在 《青岛闻见录》 中， 对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有过简约记录 ：青岛 “有高等学堂一所， 分科教授， 似大学之制度。 校址在青岛车站之南，据小山上，前面临海，去市甚远，读书佳处也。校左有农科试验场，为农科学生实验之所。 别有农事场一所， 在李村， 专为考究青岛之地质土性而设。果木园一处，在会全，专供岛人游览。高等学生，亦可前往参观。该岛教授制度， 尽照柏林教育部规定。 校中教职员， 多为闻人名士。 惟学费甚昂，贫者不能入。肄业其中者，皆大家子弟也。”

1914 年日本占领青岛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停办，约 200 名学生合并到上海同济医工学校。此后，尽管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不再以一种实体的形式存在，但其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学风和人脉资源，一直以一种隐蔽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20 世纪前 30 年的一些高等学校，并在部分意义上演化成为了通用制度和标准。与此同时，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作为新城市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持续影响着青岛城市文化的理性运动方向，为城市的后续发展积蓄了力量。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关闭九年后，一个德国记者返回青岛访问，1923 年 6 月 3 日在《汉诺威 - 信使报》发表文章披露：“代替已关闭的德华高等学校——这所学院在战前就大有希望——由日本人创办的工商大学证明是一个失策。中国人抵制了这所大学。德华高等学校关闭后，中国学生去到上海那儿的德国医学院和工程学院。”

103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 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一、第二号。104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94 95观象山之巅青岛早期科学研究的开展，基本是为了满足一些实际的现实需要，比如测绘、 天文气象、 海洋潮汐、 地理与航海、 医学与遗传、 植物、 建筑与工程、机械、比较法学等等，逐渐建立起城市的现代科学框架，形成了新城市文明的理性基础。在这其中，梅尔曼和青岛观象台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成为了城市化突进的科学旗帜。20 世纪初， 东亚一带只有少数地区设有观象台， 如上海附近的徐家汇，朝鲜的仁川，菲律宾岛的马尼拉及香港。由于台风的危险性，气象观察对于航海尤为重要。对德国而言，这种悲剧性记忆并不遥远： 1896 年 7 月 23日，德国海军的一艘炮艇伊尔蒂斯号在山东黄海突遇风暴沉没。 1898 年一开春， 德国租借地当局在后海沿创立隶属海军港务测量部管理的测候组织。三个月后，该机构正式命名为青岛气象天测所。 1905 年，天测所自馆陶路1 号迁于观象山之巅。在租借地青岛，和另外一些专业技术领域的人士比较，天文学博士布鲁诺·梅尔曼也是一个迟到者。在其之前，铁路工程师锡乐巴、林业专家托马斯和马尔特、医生科尼希和建筑师罗克格等，都已经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这里，并在青岛进行了一些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然而，作为著名天文学家施瓦茨施尔德的学生的梅尔曼的到来，却使这里科学的专业水平和涉及的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1876 年生于斯特拉斯堡的梅尔曼， 1888 年来到哥廷根，在那里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 1901 年他成为施瓦茨施尔德的助理，获得了天文学博士。1906 年他来到威廉港，成为海军观象台的一名助理。 1906 年 12 月，梅尔曼做了一份关于青岛观象台工作的陈述。这个简要的说明，使他最终获得了前往青岛领导观象台的机会。

实质上，天文学并不是梅尔曼受委任在青岛进行的气象工作的构成部分。在做去青岛的准备时，梅尔曼建议海军部国务秘书，可以把青岛变成105　马维立 - 王栋 《在波恩关于青岛开发史的通信 （1897-1914） 》 ， 王栋译， 未刊稿。一个与德国天文台有密切关系的站点。此前，海德堡大学天文台已原则同意借给他一台望远镜，梅尔曼希望议会能派一艘运兵船，把望远镜运到青岛。 前往青岛之前， 梅尔曼给海德堡天文学家马克斯·沃尔夫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到了天文台管理机构的问题。梅尔曼向他表达了自行承担观测工作的设想。1909 年， 梅尔曼和他结婚七年的妻子玛·施特里特来到青岛。 在这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监督新天文观象台的建造。这个新天文观象台 1905 年始建，1910 年 6 月至 1912 年 1 月落成，政府备忘录记载：“所完成的预设计包括一座主办公楼。 内设办公室、 宽敞的实验室、 图书馆、 公共阅览室、存放时钟的恒温地下室、金工车间及其他附属房间。除此之外，地磁观察室也在规划之内。”观象台的任务是，预报风暴和天气情况，观测地磁。观象台内还有一台带有时球自动下落装置的标准钟。观象台三层楼的大天象室， 圆顶用电力控制开合、 转动， 下置大型天文望远镜， 地磁室置地磁仪、地震仪，供预测地震和记录地震情况。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中心。1912 年 1 月 19 日《德华新报》对新落成的青岛观象台报道说，该机构是德国海军协会联合会捐款修建的。观象台门厅内立有一块石匾，匾文这样写道：“远离家乡的德国人，在这陌生的海边，筑起了观象台。它向船只预告 ： 老天何时变脸， 风暴何时止息。 它是船家的助手， 更是德国人民，向世界发出的问候。”在观象台完成后不久，青岛总督府为他建成了一座独立的住宅。梅尔曼和他的家人，从先前寄宿的公寓里搬了进去。与此同时，梅尔曼的家庭也在扩大。他的儿子莱因哈特和女儿伊姆特劳特，分别于 1910 年和 1913年出生在青岛的福柏医院。在观象台的工作重点和实际目标之间，梅尔曼和青岛总督瓦德克的理解一直存在着差异。鉴于东亚海域对船舶航行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租借地政府方面希望扩建的观象台可以在这方面多做努力。瓦德克对梅尔曼“工106　青岛市档案馆编译《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年版。

96 97作的偏离”和因此而产生的“误解”，曾表示过不悦，即使梅尔曼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日常事务和实际观测。作为一个气象台长，梅尔曼到 1914 年已经享有 8900-11900 马克的级别工资，相当于德国大学讲师。他还配有一位工资不少于 7000 马克的学术助理，一个至少由七名来自海军的人员组成的后备组。他的研究经费每年一万马克，包括用于设备支出的 7000 马克，用于时间和风暴预报的 100 马克，材料撰写和印刷费用 3450 马克。在 1914 年早春到夏天客居青岛的谭延闿，日记中数次有涉及天文台的记录，如 4 月 27 日“步登后山，出天文台下望，远海如在脚底，以禁令不能更登，乃下归。风起扬沙，亦不能久延眺也。” 5 月 11 日“午饭后，同内子步至屋后门，循山径至天文台，下有屋甚精，瞻眺久之，乃下，从马路归。”7 月 15 日“章一山言花球山所悬三角及圆形标识，盖天文台所以报风，各国皆然。前云志船入口者，误也。”因为“以禁令不能更登”的缘故，揣测谭延闿在战争发生前的几个月，自始至终也没有机会进入到梅尔曼领导的观象台内一窥究竟。1914 年秋天的日德战争期间，梅尔曼作为一名预备役军官参加了青岛保卫战，并在 11 月城市陷落后和所有德国守军一起被遣往日本。在日本占领青岛观象台之前，这里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天文观象台之一，同时和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青岛造船厂、四方铁路工厂一起，成为了租借地科技与城市化突进的标志。与此同时，科技与城市化突进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了更日常化的城市生活中，这客观也增加了科技与城市的密切联系。1922 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日本人继续控制青岛观象台，直到 1923年 2 月 2 日蒋丙然出任胶澳商埠观象台台长。其后，由蒋丙然、高平子、宋春舫、王应伟、李方琮等人组成的年轻科学团队，为中国萌芽期的现代气象、天文、海洋研究事业，播种下希望。在青岛气象学史上，作为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开创者的蒋丙然的加入，是继梅尔曼任职之后最重要的事件。而蒋丙然的中国气象学家的身份，则让他的出现具有了更大的象征意义。在以后的十多年间，蒋丙然在青岛的存在，既是一种科学精神复兴的标志，同时也是一种民族情感的慰藉。这个兢兢业业地工作在观象山上的比利时留学生，很快就和聚集在山角下的国立青岛大学的许多年轻学者一起，为青岛的天空涂抹上了科学和理性的光芒。蒋丙然正式成为胶澳商埠观象台台长的时间是 1923 年 2 月 2 日。在一般性叙述中，蒋丙然是获得了胶澳商埠督办的委任成为观象台台长的，而在蒋丙然的传记资料中，表述的却有些不同，显示他是代表中央观象台接收日本管理的青岛测候所的。在进入青岛的过程中，他得到了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的信任和推荐。 在蒋丙然接收的日本测候所物资和设备目录里，主要有建筑、仪器、器具、图书和气象文献记录。实质上，早在 1922 年的 12 月，蒋丙然和竺可桢等就已受政府的委派到青岛接收了测候所。而 14 个月后的进入，仅仅表示这一过程在形式上的完成。但是，蒋丙然并没有在完全意义上获得观象台的支配权，日方借口中方缺少观测人才与技术，拖延撤离日员，造成了旷日持久的观象台日员悬案。作为应对日方刁难的动作，蒋丙然 2 月 15 日提交了《地磁力观测之经过》报告，以证实观象台的科研水平和技术实力。福建闽侯人蒋丙然出生在 1883 年 9 月 2 日，父亲蒋仁光绪十九年中举人，曾任福建大学堂教务长。蒋丙然少年时代在贞仁学塾求学，后入上海震旦大学物理科学习，受教于马相伯。期间因学习成绩优异，深受马相伯器重。毕业后蒋丙然赴比利时留学，获比利时双卜罗大学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1912 年 11 月蒋丙然学成回国后，任苏州垦殖学校教务长。 1913 年夏应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之邀，到北京中央观象台任技正、气象科科长、代理台长，并兼航空署气象科代理科长，同时在参谋总部航空学校、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气象学。从 1924 年 2 月到 1937 年底青岛沦落止，蒋丙然一直在青岛主持观象台工作。任台长伊始其即全面恢复各项观测研究， 2 月 28 日成立气象地震科和由高平子任科长的天文磁力科，同时改进地面气象观测，所用仪器增

98 99至 20 多种，观测次数由德管时期的每日三次，日占时期的每日六次，增为每天 24 次，由四名专职观测员轮流值班。后又购置经纬仪、方向距离盘、气球等仪器，并创设理论实验室，进行每天一次的高空观测。为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蒋丙然还组织专项研究，在郊区和海岛建立多处测候所，每天公布预报数据。

1924 年 10 月 10 日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成立，蒋丙然是主要发起者之一，并连任五届会长。蒋丙然执掌青岛观象台后，除气象观测有了长足发展外，在天文、地震、地磁、海洋诸学科也有颇多建树。 1925 年蒋丙然主持建起一座天文观测室，在此开创了中国现代太阳黑子观测和研究。 1926年 7 月青岛观象台作为中国惟一代表参加第一次万国经度测量，后在 1933年又参加第二次万国经度测量。 1928 年蒋丙然倡导成立海洋科，1932 年建立中国第一个水族馆，拉开中国海洋研究的序幕。 1932 年，蒋丙然还主持建立中国第一座大型圆顶天文观测室，标志着中国天文事业从此步入现代行列。蒋丙然们所在的观象山之巅， 在1920 年代已成城市景点。1925 年端午，姚宏文由观海路登青石山望台，其在《端午青岛记游》中描述：“山居青岛中，台则在巅。凭栏纵观，全埠尽归眼底。时值雾，台高雾益重，疏疏淅淅， 沾衣欲湿。 而浓云压天， 低可攀摩， 遥望沧海， 环抱如块。 云水迷邃，若雨景然。”1938 年 1 月，蒋丙然到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任教授兼主任。但同年的 《青岛新民报》 则有报导， 称蒋丙然已被任命为水族馆馆长。 消息说 ： “本市海滨公园、 水族馆及海洋生物研究所， 沈鸿烈于退走之际， 破坏之余， ……特委定前本市观象台长蒋丙然为水族馆长， 负责整理， 以期早日恢复旧观，蒋氏奉委后， 刻已到差视事， 并将被害情形呈报维持会， 计划整理云。 ”1946107　蒋丙然《四十五年来我参加之中国观象事业》，见《庆祝蒋右沧先生七十晋五诞辰纪念特刊》，1957 年台湾出刊。108　蒋丙然《四十五年来我参加之中国观象事业》，见《庆祝蒋右沧先生七十晋五诞辰纪念特刊》，1957 年台湾出刊。年蒋丙然出任复校后的山东大学教授。但这一次蒋丙然出现在青岛的时间很短， 不久他就去了台湾。1946 年 12 月蒋丙然出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直到 1966 年 12 月 24 日逝世。和蒋丙然比较，高平子在青岛的出现具有更为明显的实践意义。在这里，他开创了中国现代太阳黑子的观测研究，填补了中国以现代方法观测研究太阳黑子的空白。而正是从青岛开始的研究工作和他的持续的天文学贡献，使得 1983 年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十八届大会通过决议，将月球下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高平子环形山。作为一个天文学家，高平子从 1924年参与接管青岛观象台到 1930 年代中叶，和青岛耳濡目染接近十年。观象山上下的天上人间，对高平子来说都熟悉有加。高平子 1888 年出生于江苏金山一个富裕家庭，父亲高煌是清光绪甲午科举人，叔父高燮是江南著名藏书家。 1912 年高平子从震旦学院毕业，即入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及佘山天文台学习天文学。在佘山天文台台长、法国神父蔡尚质的指导下， 高平子开始从事太阳黑子、 小行星及双星的观测。离佘山后，高平子出任了震旦学院的天象学教授。1924 年，收回青岛权益的北洋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管青岛观象台，这是当时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的外国人建立的天文机构。观象台设两个业务科，一个是气象地震科，先确定由竺可桢担任科长，由于竺未到任，就由台长蒋丙然兼任；另一个是天文磁力科，由高平子任科长。在这个德国科学家建立的观象台里，高平子恢复被中断的天文观测工作，成为中国现代太阳黑子观测及子午测时的开创者。 1926 年，他协同宋国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成为中国最早参加国际联合观测的学者。在青岛观象台期间，高平子还兼任编辑部主任和管理仪器主任，对青岛观象台的发展贡献良多。1928 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高平子被聘为研究员。但他在青岛观象台磁力科的职务，直到 1931 年 4 月才辞去。两个月后，他再受聘为青岛观象台名誉顾问。1929 年王应伟应邀出任青岛观象台气象地震科科长，高平子离职后，天文磁力科也曾由他兼任。离开青岛后，高平子和观象山

100 101的联系一直持续。 1931 年和 1932 年，青岛观象台建成中国第一座大型圆顶天文观测室，并成功装竣中国引进的第一架大型天文望远镜，中间都有高平子付出的辛劳。接下来在中研院天文研究所，高平子做了许多首创性工作：主持临时所址鼓楼经纬度及江西庐山经纬度的测定；接收北京中央观象台；主持 《天文年历》编算。他还协助建设紫金山天文台，使之成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天文台。1933 年中央观象台的古代天文仪器浑仪和简仪迁往南京紫金山陈设，高平子前后奔波，做了很多工作。高平子原名叫高均，由于他钦佩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所以就改名为张衡的字 “平子” 。 在佘山天文台期间， 蔡尚质曾感慨 《史记·天官书》 的深刻，这使得 1934 年以后高平子开始深入涉足这一研究领域，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天文文献。在这期间，他写成了《史日长编》出版，并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方法，写成《圭表测影论》。 1935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巴黎举行第五届大会，高平子代表中国天文学会前往出席。在这次大会上，中国获准正式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研院天文研究所奉命内迁，辗转湖南后经桂林到昆明。高平子因父亲生病未能随同内迁，避居上海租界期间，闭门研究中国古代天文文献。1948 年高平子迁居台北，1949 年起任气象所技正，直到退休。1970 年 3 月，“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的高平子，因患冠心病在台北逝世。当蒋丙然、高平子们在观象山上放大想象力的时候，观象台东面国立大学的一班年轻人的探索脚步，也在加快。 1933 年 4 月 1 日，国立山东大学科学馆举行揭幕典礼，青岛市长沈鸿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长秉农山、浙江大学教授张绍忠、北京大学教授汪敬熙、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出席典礼，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代表教育部致词。三层的科学馆由董大酉设计，建筑面积 3800 平方米，1932 年 3 月由前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主持建造，1933 年 1 月完工。 山大物理系教授任之恭回忆， 他的办公处 “在科学馆第一层。担任的功课记得是近代物理、电磁学理论上的光学，学生有金有巽等人。”而在化学系教员勾福长的记忆里：“科学馆建成，化学系逐步创设了普通化学、普通定性分析化学、定性分析化学、定量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药物化学等七个实验室；另有天秤、燃烧、配药、细菌培养、药品标本、暗室、图书阅览室等；还有一个陶瓷工厂。同时每位教授都配备一间研究室，以便带领和指导学生的实验研究，教师阵容和设备条件较前大大改观。”

梦想家作为一个政治变革者，孙中山 1912 年秋天的青岛之行，虽然有着全国铁路督办的官方身份却并不负有任何的官方使命，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多重考虑 。1912 年 9 月 28 日傍晚，已卸任半年多的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乘山东铁路的德国火车抵达青岛。事前，孙中山的访问已由山东方面电告了青岛的德国总督府。孙中山到达前，一些同乡已等候在车站月台。不大的站前广场上，聚集了千余人的欢迎人群，其中多是学校学生。当这位受尊敬的共和制度缔造者通过人群，乘四轮敞篷马车驶往饭店时，人群响起热烈掌声。德国租借地当局尽管对孙中山的到访不太欢迎，但还是对其给予了充分尊敬。9 月 29 日下午 2 点左右，孙中山到总督官邸拜会了德国总督瓦德克。在约一刻钟的谈话中，孙中山未涉及政治问题和当下中国局势。据瓦德克后来给柏林海军部的报告记载， 孙中山在 “整个用英语进行的谈话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克制”。傍晚时分，瓦德克到海滨饭店对孙中山作了回109　任之恭《身居海外，眷恋山大》。110　勾福长《忆山大化学系的科研工作》。111　德督瓦尔德克给德国海军部的报告推测，孙中山取道青岛，既有避开津浦铁路等安全因素的考虑，也不排除某些政治方面的因素。有学者分析孙中山此行有游说粤籍商人为其“实业救国”理想募捐的意图。

102 103拜，这时孙中山开始变得幽默了些，他对青岛前些年的发展发表了意见，指出青岛的造林、 港口、 道路设施和房屋建设， 都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希望青岛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一个榜样。9 月 30 日，孙中山先去了胶海关，然后出席广东同乡会的欢迎宴会。为准备这个宴会， 广东会馆发出约300 张请帖。 孙中山发表简短致词， 表示 ：中国已成了共和国，房子已建好，但还缺少内部装修。人民的每一分子都有合作的义务，每个人都承担一部分相关的责任。他说青岛仅在 14 年中便由一个普通渔村，发展成为具有值得赞赏设施的极好的地方，中国必须以它为榜样。如果中国要以同样方式发展，这样的工作和实施这样的工作方法是必要的。为了加速这个发展，他表示有意于促进铁路网的迅速建设，并在最大程度上准许外国工作介入。他认为，只有在各商界共同参与下这个目标才能达到，没有政府能缺少这种支持。

从广东会馆出来，孙中山到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参观，并在礼堂向学生作了讲演。孙中山说：中国的政权形式已经历了根本的变革。但年轻的共和国正面临发展的开端，现在该集中全力，使之完全成型。孙中山说，学生们“必须勤奋、热情和自我克制地致力于自己的学习，以使将来在结束自己的学业后走入生活，以其知识造福于人民。就是说为了人民去建设中国的幸福，在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发明、有组织的劳动等，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而贡献自己。中国的发展、进步和未来依藉于此。”孙中山表示，德国以其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及法律的完善，成为当今世界最具现代文明的国家，学生们应以德国作为新中国的楷模。孙中山认为：在高等学堂的学习并非教育的唯一源泉。在大墙之外也还可学到大量知识和值得仿效的东西。他说，在此停留的两天看到，“中112　瓦德克报告。德国弗莱堡军事档案馆 1912 年 10 月 RM3/6723 档案，青岛市档案馆复印收藏并翻译。113　瓦德克报告。德国弗莱堡军事档案馆 1912 年 10 月 RM3/6723 档案，青岛市档案馆复印收藏并翻译。114　瓦德克报告。德国弗莱堡军事档案馆 1912 年 10 月 RM3/6723 档案，青岛市档案馆复印收藏并翻译。国尽管有数千年的文化，却没有作出可与德国在（青岛）十几年中所做得事相媲美的业绩，道路、房屋、港口设施、卫生设备，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他们的勤奋和努力。学生的目标，应激励自己努力赶上，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并且使自己的祖国同样完美。”这天下午，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还实地考察了位于北京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并参加了一个教会的庆典活动。晚上，他参加了广东会馆的欢迎茶会和粤东同乡会的晚餐会，约有 40 人被邀请会餐。 10 月 1 日，即在青岛的最后一天，孙中山在山东革命党人徐镜心、刘冠三、陈干等陪同下游览了崂山，并于当晚乘龙门号轮船前往上海。在孙中山离青时，通往码头的主要街道和码头上聚集了送别的人群。孙博士对他在青岛逗留期间所获得的关照，表示特别满意。到达上海后他说，青岛给他留下了比香港更深的印象。青岛德国总督瓦德克 10 月 14 日给柏林的报告，记录了孙中山青岛行程的基本过程。他相信，在所有与孙中山接触过的人中，他都给人留下了最好的印象。他的克制和谦虚，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极善于辞令，都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伟人的印象。青岛，则是康有为试图实现“一饮一啄”梦想的开端。1898 年的戊戌正月初三， 当40 岁的康有为和大清国的一干政治精英，在京师就胶州湾事件开始口诛笔伐的时候，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最终会埋葬在这块北方海边的土地上。这个时候，他其实并不确定青岛未来的意义，更不知道李村这个陌生村庄，会成为归宿。对康有为来说，这个时候的胶州湾，不过是个实现其政治变革目标的一枚棋子，他紧紧攒在手里的目的就一个，这就是打击京师那些反对改革的政治老人。于是，戊戌正月初三这个寒冷的日子，宿命一般预示了康有为 29 年后的结局。胶州湾这枚棋子，砸中了大清国，也砸中了康有为自己。1898 年的戊戌，之所以被许多国人记忆，是因为发生了流血的政治变革。而戊戌之始，胶州湾就已然成为这场局变的导火索。回头看，民族、115　转引自马维立《单维廉与青岛土地法》青岛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1 页。

104 105民权和民主；自主、自立和自决；农耕思想的日落西山与现代性思潮的咄咄逼人，形形色色的时代谜团相互缠绕，令戊戌变局的爆发，迫在眉睫。自戊戌始， 由胶州湾亦或是青岛串联起来的诸如李鸿章、 翁同龢、 袁世凯、张之洞、周馥、康有为、孙中山、盛宣怀、徐世昌、丁惟汾这些面目各异的权力符号，已足够将 20 世纪前 50 年的中国版图，涂抹得眼花缭乱。1898 年 1 月 23 日，戊戌正月初三，在京师过年的鞭炮声依然此起彼伏的时候，围绕着两个月前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狂甚”的民间变法领袖康有为和皇帝的师傅以及李鸿章等一干人马，已开始在总理衙门激烈地争辩起时局。作为持续发酵的变法冲动的意外刺激，胶州湾事件的出现突然增加了火药味的语言较量，显然比外面劈劈啪啪的爆竹，更具威胁性。被 “传” 到总署的康有为， 一股脑给皇城的权力精英们， 摆上了 “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等一桌子眼花缭乱的改革菜单，把大清国的命运和胶州湾的困局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唇枪舌战中的戊戌之变，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纸上谈兵了。到了这时辰，大清国的政治老人们终于开始觉醒，胶州湾果然是条危险的船。现在，这条着火的船，摇晃着向他们驶过来了。忙活完回家， 已是灯后， 尽管翁同龢 “愤甚惫甚” ， 一进门却又被告知，仆人范升死了。小人物范升之死不是大问题，但他的离亡给了主人一个不祥的暗示。翁同龢仿佛觉得天有毛病了。戊戌正月初六， 翁师傅依旧没心思送年， 一天处理的公务， 大半都和 “皆难事” 的胶州湾局势有关。 当日， 他获知德国 “似已添兵到胶” 的新事态。也许，对胶州湾的命运转变影响更大的，还不是洛索夫中校率领 1458 名德国增援士兵的抵达，而是当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批准将胶州湾占领地，置于了帝国海军部的管理之下。总理衙门和德国公使就胶州湾的谈判还在胶着中，张之洞的电报来了，声称坚决反对德国染指胶州湾铁路。 1 月 27 日翁同龢日记里面，“张之洞阻胶路”几个字，似乎字字千钧。当日，京师发生着的另外一些事情，则更具政治变革的方向性，这包括从严复奏，设立经济特科以内政、外交、理财、格物、考工、经武之学取士录用，命中外保荐堪与特科者，等等。戊戌伊始， 京师上下可谓是溪云初起， 风雨欲来。 城里城外， 气氛异常。实质上，围绕着胶州湾事件，在戊戌正月过后的一百多天里，德英俄日等帝国的力量角逐；总理衙门在处理事变上的习惯性优柔寡断；京师决策核心的利益争执和勾心斗角；皇家中央内部以及张之洞等地方势力在康有为上书压力之下发生的意见分裂；改革者野心勃勃的运筹帷幄，已经把戊戌年中国政治的大致走向，提前进行了预告。在东堂子胡同的谈判链条上，一千公里以外的胶州湾命运抉择，几乎没有悬念。3 月 6 日， 李鸿章、 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签订 《胶澳租借条约》 ，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 99 年；4 月 27 日，德国宣布胶澳为其保护地，设立胶澳督署；8 月 20 日，中德签订《胶澳租地合同》，勘定胶澳边界及界石位置。 李村和沧口， 都被圈在了租借地的里面， 这也包括康有为未来的坟地。一个孤零零的山坡上，苍凉和灿烂，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与此同时，康有为不遗余力推动的京师政治变革，也在如火如荼地上演。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维新开始。一连串的变法措施走马灯一般上下翻飞，摆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阵势。胶州湾牵引出的世纪变革，终于让康有为这些变革者们痛快淋漓了一回。但局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 9 月 19 日，慈禧太后回宫，21 日临朝宣布戒严， 废除新政， 一百零三天的清国维新气喘吁吁， 终功亏一篑。 接下来，康有为逃了，六君子死了，新政废了，皇帝成傀儡了。胶州湾那边的动作，却依然快马加鞭。 9 月 2 日，德国宣布胶州湾为自由港，向各国开放，同日公开青岛城市规划。 10 月 12 日，德国皇帝命名胶澳租借地的市区为青岛。 戊戌深秋， 在京师 “克己复礼” 的惶惶之中，作为曙光之城的青岛，如同一只兔子，开始在新的起跑线上奔跑。也就在 1898 年的这个夏天和秋天，伴随着皇城各个政治力量的彼此消长，遭到张之洞竭力反对的胶济铁路，也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眼看着这条铁路在 1904 年建成通车，自青岛出发的铁路沿线潍县、周村、济南等地相继开埠，渐次改变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得痛定思痛的“光

106 107宣新政”之利的齐鲁开放，最终让直隶总督袁世凯“以期中外咸受利益”的目标， 开始逐步实现。 与此同时， 昙花一现的戊戌变革， 刻骨铭心的疼痛，蔓延了多半个世纪。康有为与青岛的联系，始于 1897 年 11 月 14 日的胶州湾事件。这一事件在翌年 3 月 6 日以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作为结束，却同时成为了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的理由。可以说，从德国占领胶州湾行动一开始，这个军事与外交事件在康有为心目中，就已成为他一直等待着的改变中国走向的突破口。这个处心积虑的广东知识分子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分水岭，是历史给予他各其他改良派知识分子的绝好机会。1898 年 6 月 2 日，经过紧张的准备，康有为的变法改革方案出台。这中间连同戊戌春节在内，一共是 6 个月零 14 天，在这关键性 190 多天里，胶州湾事件在一群以康有为为首的并无多少政治资源的知识分子手中，终于聚发成一场得到了光绪皇帝支持的改革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岛是引发这场几乎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和政治走向的短命政治变革的导火索。6 月 11 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9 月 21 日，变法失败，六君子遇难。而此前一日，“外祸亟，吾策行矣”的康有为，则一个人逃掉了。从 6 月 11 日到 9 月 21 日的日子，康有为没有再记忆起胶州湾，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胶州湾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并不知道他还会回到这个起点，更不曾想到他的生命会在这座城市划上句号。如果的确有所谓的宿命，那么，作为一个地理接点的青岛和康有为的人生在冥冥之中的关联逻辑，恐怕连他自己也透析不明白。实际上，在经过了十多年的逃亡回到国内的早期，康有为也依然不觉得他会真正遭遇这个充溢着浓郁德国情调的中国海滨城市。 那个变法改革的起因， 他已经忘记了。 他在忙着写字卖钱，忙着把自己的圣人形象，打扮的更时尚。1917 年底，因参与张勋复辟，康有为被北洋政府通缉，躲入北京美国公使馆。美国人派专车把他秘密送至天律。在返回上海途中，康有为第一次有机会来到青岛。在这里，他恭敬地拜遏了恭亲王溥伟，并开始被这个陌生城市的海滨景致吸引。 康盛赞青岛 “绿树青山， 碧海蓝天， 中国第一”的说法，就是出自此时。在康有为终于有机会目睹胶州湾的前两年，于式枚病故。作为李鸿章的多年幕僚，于式枚曾在 1896 年参加康有为倡设的保国会。 1906 年任广东提学使，广西京官联名上奏荐其兼任广西铁路公司总理，规划建筑广西境内铁路。1907 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上奏反对立宪和召开国会，维护皇权专制。因得皇族支持，擢升邮传部侍郎、礼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 国史馆副总裁。 辛亥革命后于式枚悲愤憔悴， 隐居青岛潜史楼，依然不甘寂寞，活动频繁。根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的记载， 1919 年 7 月，康有为曾就日本占领青岛事，电请犬养木堂转日本内阁撤兵交还。康有为第二次到青岛是在 1923 年夏天，6 月 27 日胶澳商埠警察厅侦探队报告康有为由济来青。期间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接待了康。暂在客栈栖身的他四处游玩， 似乎有些喜欢上这里了。 康同壁 《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 “旋赴青岛， 游崂山， 并在青、 济两地成立孔教会， 以后改为万国道德会。 ”康偕友游崂山后，撰 330 字五言《劳山》并附长跋。后诗跋一并刻太清宫后巨石。1923 年 5 月 27 日，康有为有青岛家书曰：“青岛气候佳甚。顷得一官产屋（前德提督署），名为租，实则同买（长租二三十年，可望海）。园极大， 价极少。 候数日 （一礼拜） 可得。 今各人住客栈极费 （人多则不妥） 。俟得屋， 当电告， 至时可来青岛， 实远胜沪矣。 沪无可恋。 ” 括号中的文字，系寄信人的旁注。

终于，康有为获得了购买一幢前德国总督副官住宅的机会，题名天游园，使之成为了他在上海和杭州之外的第三处房产。 1923 年 6 月 15 日，其在一封家书中雀跃： “青岛此屋之佳 （甚大， 多人亦足住） ， 吾生所未有。加以有大学办 （已有五十万， 璇知之） ， 吾欲在青岛办之， 以有现成大学舍也。吾俟收款即办（先收其八万），则当长住青岛。”116　李云光《康有为家书考释》，香港汇文阁书店 1979 年版。下同。

108 109青岛这幢“吾生所未有”的佳宅，康有为似是用不太合法的手续贱价买下的。但契约尚未订妥，胶澳督办换了负性倔强的高恩洪，结果康又增加一万多元， 才买下房子。1924 年， 他曾在家书中抱怨 ： “押契及租单收。青岛官与银行皆重收谬诈奇甚， 若不存此单， 须再纳。 今寄来者去年七、 八、九月租，是纳租告知，非收租给据也。可再检寄，至要。”康有为说， “此屋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碧波仅距百步”。康有为在这个山坡住宅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其一生的最后岁月。因康家住客太多，他曾将原总督马厩改造，加建为二层，供居住。在青期间，康有为的公开身份是万国道德总会的会长。他在青岛开办大学计划，因选中的俾斯麦兵营时正被北洋五师占用，故未成功。其时，康有为有几个子女在青岛一所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1924 年春，康有为以银洋购得李村山场两亩备作墓地。这个有些奇怪的举动，冥冥之中为三年之后“一杯柠檬红茶”的中毒案，作了铺垫。同年 8 月 31 日， 《顺天时报》 刊登 《高恩洪兼充青岛大学校长》 消息， 称 “青岛大学，前有以康有为为校长之说，兹据青岛电讯，该大学招生八十名，推高恩洪为校长云。”1925 年 8 月，康有为到青岛。康同壁《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八日初旬， 同薇偕子女来青岛， 家人相聚， 娱侍承欢， 诚有乐叙天伦之感。 ”次年 8 月 29 日，康有为再游太清宫，写《重游太清宫》七绝。刻“青山碧海海波平，汗漫重游到太清；白果耐冬多阅怯，崂山花闹紫薇明。”诗碑立于太清宫前，阳为诗文，阴镌 360 字自注，文中提及有同游者吕振文、吕敬靖等 12 人。1927 年 2 月某日的一封家书，可视为康有为的绝笔信：“告楠可查六太之会已供不？未供应供。或在青岛、大连供可不？至要。即复。今寄归吾写之谢恩折，可点石一千（交有正），与诗同送作谢礼。”1927 年 3 月 8 日，康有为 70 寿辰，原来打算在济南祝寿的他，后来改在上海设宴。前一天，徐良由天津抵达上海，带来末代皇帝溥仪题赠的御笔 “岳峙渊清” 四字匾额和玉如意一柄。 康有为则起草了一千多字的 《谢恩摺》，石印千份，分赠给了祝寿贺客。这时，正当北伐军闻风披靡，从安全上考虑，康有为想把全家转移到别处， 以避北伐军锋芒。3 月 18 日， 康离开上海去青岛。 据康同壁的记载说 ：“先君离沪时， 亲自检点遗稿， 并将礼服携带， 临行前， 巡视园中殆遍， 且曰 ：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1927 年 3 月 29 日，康有为赴英记酒楼参加广东同乡宴请。饮柠檬红茶后腹痛如绞，同席吕振文用马车将康送回寓所，急请医生诊断，有日本与德国医生断为食物中毒。苟延残喘 20 多小时，终在 3 月 31 日清晨 5 时断气， 死于门生李微尘怀中。 传康有为死时七窍溢血， 尸体不僵。 真正死因，终无定论。《大青岛报》随后刊登《康公馆康南海先生于丁卯年二月二十八日晨五时三十五分寿终》讣闻，并发《张效帅赙赠康南海丧费两千元》消息。其后康有为被埋葬李村象耳山下。英记酒楼乡宴同席者吕振文， 1929 年 4月辞胶澳商埠局秘书长职，青岛沦陷后出任伪职，战后被处汉奸罪。康有为门生李微尘后在香港与张国焘、顾孟余主办《中国之声》，再后转往新加坡。康有为去世后三天，他三岁幼女康同令亦夭殇，同葬于他生前择定的墓地。康有为的死亡谜团，层峦叠嶂。康的女儿康同壁认为，父亲是“被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另一个说法也是投毒，但投毒者则换成了国民党的敌人。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曾派出四个刺客刺杀康有为。1904 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 曾下诏赦免了一批戊戌获罪人员，但康梁二人均不在赦免之列。于是，持续的政治追杀作为国家行为，在大清国消亡之后，也并未停止，第三种说法，召主角换成了日本人，还是下投毒。不过，环绕着这个扑朔迷离的投毒案的种种说法，均无实据可查。这让康有为之死，始终不清不白。康有为死后半个月的 4 月 17 日，梁启超等在北京畿辅先哲祠公祭康有为。北平《世界日报》次日以《昨梁启超等公祭康有为洋洋洒洒一篇大

110 111祭文》 为题报道 “北京他的一般徒子徒孙梁启超等” 活动。 梁启超撰写挽联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本坏之悲。”并在公祭仪式上宣读祭文。青岛这边，除了 1924 年春“以银洋购得李村山场两亩备作墓地”这寥寥数语，康有为选择李村象耳山为墓地的过程，缺乏更多的文献支持。据当地老人说，康有为之所以选择这里为墓地，是因为山名叫象耳山。康有为姓康，“康”与“糠”同音，“糠”怕风吹，埋在象耳山内，再大的风也吹不动了。看来，这位“三周大地，游遍四洲，住三十国”，经历了一次次大风大浪的改革者，对看不见的风吹草动，也会惴惴不安。李村象耳山， 又称南山、 枣儿山。 吕美荪 《葂力园随笔 � 康有为梁启超》载，康有为“殁于青岛，葬李村不远，墓埋一坡垞之上，首俯而末翘，形势略为倒悬，且不封不树，询于人云：其遗命防其毁也”。康有为在李村象耳山埋葬后，刘少文曾为诗慨叹：“忧国离谗遍五洲，归来意气未全休。 可怜地老天荒后， 留得南山土一抔。 ” 并注 “康南海先生墓，先生既客死青邱，即葬李村南山之麓，一棺长闭，意气都休矣！”1936 年 11 月，青岛市立农业职校一个叫六如的学生，在《新少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短文， 描绘了前戊戌领袖的墓地 ： “多么幽静的一个山洼啊。洼的四周是一层山岭，现在正呈着橙黄色，大概这就是墓墙吧。洼中的一堆黄土， 现在几乎看不清了， 上面印满着羊的脚印和一股被蒸发的屎臭气。肃静！这土丘底下埋着一位先进的思想家‘戊戌政变’的首领康有为先生的遗骨。”对康有为的身后寂寞，六如同学突然就有些愤愤不平：“死后是平地一抔黄土，虽然他有灵，也绝不会计较这些的，可是与现在‘国葬’的人们比起来，他不是太远么？”康有为的公葬，迟至 16 年后才举行。荒谬的是，此时的青岛已经沦陷于日本占领军，发起公葬的头头脑脑，无一不身份可疑。 1943 年 9 月，117　六如《访康有为墓》，1936 年 11 月《新少年》第 2 卷第 10 期。康南海先生公葬筹备会确定发起人。10 月 8 日， 康南海先生会葬筹备处函告，10 月 20 日为康有为举行公葬。 当日， 康有为亡灵正式落葬李村镇东象耳山。墓碑刻“海南康先生之墓”，落款新昌吕振文。吕振文氏为康有为死亡见证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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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神家园

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一直不是青岛都市文化逻辑轨迹中的核心内容，甚至也不是贯穿始终的选项。青岛自德国租借地以降及至日本占领全期、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管理时期，着眼于不同目的的文化政策与文化实践，多是功能性活动，目标始终集中在公共管制的效率和普及性上。在非政府层面，民间组织和社区社团的注意力，侧重点在团体文化的维护和有限度的开放。而就个体而言，与主流文化的对应，则是因人而异。这三者之间的联系，紧密却并不完全重合。也就是说，管制主体、社团和个体的利益与出发点，不尽相同，这也必然导致方式方法的多样化。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青岛外来思想、宗教、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连续输入，使得本土文化的稳定性形态的建立，耗费了相对较长的时间，并且语义含糊。族群差异、语言差别、习惯多样、环境更替、经济状况、社会阶层、教育与卫生观念交错等等方面构成的融合障碍，长时间影响着文化认同的速度。附着在不同政权主体和特定人群身上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多以独立状态向他文化施展影响力，并试图在一定程度成为主导力量，如此回环往复，直至伴随着政治与人口稳定性的出现而获得交融机会。就文化来源而言，对输入性表现的认识，是理解青岛都市文化属性的基础，也是理解青岛都市文化形成的过程性特征的密码。输入性的不适应与排他性，在相当长时间内决定了青岛都市文化面目的模糊与本土生长的周期性停滞。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建设精神家园的梦想既缺少公共价值认同，又缺乏必要的尺度与标准，便只能成为一种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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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蜕变】

德国租借地以降及至日本占领全期，青岛本土文化的精神抵抗与蜕变，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经过了1840 年的冲击之后， 中国逐渐开始被动开放。这场以悲怆开头的国家变革，逐渐转入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民族新生之路的探索。在被改变了走向的时间轨迹下，现代化和城市化在相当大范围获得展开，使得外来思想、宗教、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输入，成为必然。在 20 世纪前 20 年的青岛，这种输入性表现的更为广泛和彻底。在这样的环境下， 青岛的本土文化在依然进行着自身延续的同时， 最终完成了蜕变。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性与秩序化元素，逐渐演变成都市文化的日常表情。孤独者成为德国租借地之后的青岛，一直存在着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强烈冲突。 其表现除了生活习俗、 语言差异、 思维模式、 行为标准之外，更体现在精神认同上。失去归属感的文化失落情绪，时常刺激着租借地的不同身份的中国居民，使得这一人口规模占绝大多数的城市族群对本土文化的坚守，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抵抗。宫仲栶的故事接近一个背景。73 岁的时候， 这个谨守道义的即墨生员，将自己在老宅树下的死亡，演变成了一次悲痛的殉国行动，使宫仲栶这个名字，最终成为了一首挽歌。光绪三十年，即 1904 年的春节过后，这个默默无闻的南屋石村老派知识分子，选择了以一种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表达了对所居村庄被划入“德国租借地”的最后抗议。宫仲栶离去的日子，距李鸿章和翁同龢在北京签定《胶澳租借条约》，刚好是六周年。对宫仲栶来说，这是个祭日。宫仲栶的生平，遗留下的记录非常粗糙，后人大略知道其生于清道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 1831 年，少年时代以孝顺闻名，“醇谨沉默，踽踽守古道，家贫力学，尝然火代膏，彻夜诵读”。后来，宫的职业是塾馆教师。宫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贫而酷读的至性，而淡泊名利和“不一味追求仕途进取”的评价，则象是后人对他一生行为的推断。但是，不论就酷读还是淡泊名利，都是传统的中国乡村知识群落最普遍的阶段性行事方式，所以并不能从中看出宫仲栶的特立独行。出于对宫仲栶入庠即墨生员这个符号性身份的联想，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曾如此评价：士子的大多数常沉滞于初级或中级考试阶段，称为秀才或举人，更大多数的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则称为诸生，即为生员之意。 “许许多多这样的生员受地方官府的廪食， 成为群集四乡的变相游民” 。其实， 对于生员， 另外的读法也许更真实。 顾炎武也曾在 《生员论》 评论说 ：“合天下之生员， 县以三百计， 不下五十万人。 而所以教之者， 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嚣讼逋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和“嚣讼逋顽”者比照，宫仲栶无疑属于操行高尚的一类了。但“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 的宫仲栶， 和 “不一味追求仕途进取” 的价值取向之间，却无疑存在着差距。以一种“变相游民”的状态生活在即墨乡间，宫生员的“淡泊名利”实在是无奈的事实。从 66 岁开始，宫仲栶生命中间的最后七年，都是在不懈地独立对抗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行动中度过的。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看不到希望的抗争过程中间，宫仲栶超越了被顾炎武轻蔑的“比比而是”者，从而使自己成为了一个道德传奇。宫仲栶的对抗行为，直接原因是在 1898 年 3 月 6 日签定的《胶澳租借条约》里面，包括了他居住的村庄南屋石。实质上，真正规定了胶澳租借地边界及界石位置的时间，是五个多月后的 8 月 22 日。中德为此签订了《胶澳租地合同》。但人们在海因里希 ·谋乐 1899 年 6 月编辑的《山东德邑村镇志》里面，并没有发现南屋石村的名字。谋乐的调查报告，收录了259 个划入德国租借地的村庄的基本情况。皇帝子孙沦丧为他国属民，这对宫仲栶是个不能接受的打击。耻于以亡国之徒的身份继续居住于德国租借地的宫仲栶，开始表达他的愤怒。宫

116 117先是“为此累日不食，誓必死，既亲族苦争，遂暂留”。后他便长时间深居家舍，足不出户，叹息不止。与熟人相见，则“一直相互欷虚不已”。接下来，试图“非暴力不合作”的他做了两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先是倡导村民向即墨县衙纳粮，誓为大清属民。随后他“弃家而无所眷恋”，只身奔往北京、盛京等地，寻找忠义之士，谋求救国救民道路。结果，前事因响应者寡，后事则因更难找到可行出路，均一一流产。最后，宫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圣地曲阜，拜至圣墓，“雨诉而泣”。根据《胶澳志》和《皇清庠生伊真宫先生事略》的记载，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日卯刻，即 1904 年的 3 月 6 日，在给孙子完婚之后，谈笑弥日的宫仲栶突然自尽于神祠松桧之下。这个行动，被认为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维护最后尊严的义举。关于宫的死亡时间，还有另外的说法是 1904 年的 4月 9 日， 即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夜。 自缢身死前， 宫留下 “死者人之常事，但落个清白可耳”的遗书。宫仲栶的死亡，成为了一个事件。安葬那天，惜别者不绝于途。然而宫仲栶终究是个孤独者，一个不曾实现抱负的游落者。在即墨，在德国租借地青岛，宫仲栶的离去并没有带来他希望的变化。一个文化指向确定的事例是， 宫仲栶死后十年早春， 风尘仆仆避难青岛的谭延闿在 “行人绝稀”的街肆上行游，“欲买书，徧问只得一店，除洋装书外，几无一有，可以知学风矣。”这一天，是 1914 年 2 月 13 日。第二天傍晚谭氏去春和楼吃饭， 则被 “隔座笙歌， 颇极喧闹” 困扰， 晚上八点回到大亨栈旅馆， 发现 “栈中居人甚稀， 沪伎流寓者七八， 坤成往遍访之， 云皆牛鬼蛇神也。 ” 十年过去，宫仲栶试图挽留的道德文化，不仅没有光大，还逐渐被蚕食根基，而在逝者看来有伤风化的行径，已屡见不鲜。宫仲栶死去 30 年后， 黄际遇在青岛山下撰 《不其山馆日记》 第一册序，曰“今胶州国学位于青岛东南隅，西去海岸一里而弱。三面负山，山无主名，或不成名，询之刍荛，而土著之民无存焉。即青岛之为名，仅见于同治十二年所刻《即墨县志》，有文曰：‘青岛县南八十里’七字而已，如此江山一句无，我为昔人媿之。然当年萑苻盘踞出没之墟，樵渔纵斤晒网之所。今则游屐多于江鲫，矗阁栉如立樯，即此鸱夷讲武之场，浸成东鲁雅言之舍。 南山之南， 北山之北， 悠然可闻弦诵之声 ； 东海之滨， 北海之滨，傥有若夫豪杰之士乎。”寻找青岛精神源头的冲动，并非黄际遇起，也非黄际遇止。但直到丁惟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青岛正名》考据，青岛的价值落脚点，依然众说纷纭。“今之所谓青岛，在昔时为田岛，自田岛转而为青岛，世但知有青岛，不复知有田岛，世远年淹，名实混淆久矣。”至少，丁惟汾这番话，给始终缺少侠客精神和英雄主义的青岛， 找到了一个能够宣泄壮怀激烈的窗口。这也让宫仲栶之死，在半个世纪后获得了一丁点历史的回应。传统是一面镜子青岛进入大规模城市化开发之后，不同年份的人口统计基本是一个上升状况， 1910 年城市居民中的中国人为 34180 人；1913 年中国人达到53312 名，同期外国人仅有 2411 名。但这个人口数据，并不代表城市文化的流行潮流与不同族群人口规模之间的对应。也就是说，城市文化的话语权与潮流的引领者，并不在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群体中间。回味这期间本土华人执着于传统文化延续的活动轨迹，其意义便格外重要。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土著文化符号，胡存约是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曾经在德国租借地中心地带生活过的原居民样本。对早期青岛来说，一度声名显赫的胡存约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华人领袖，一个记录了地方状况的随笔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融和的魔术师。胡存约存在，使得一部青岛早期城市史中的些许章节，变得生动和有趣了许多。长时间里，在可见的出版物里，胡存约的生卒年月都相当模糊。据胡1　1923 年 6 月 3 日《汉诺威 - 信使报》副刊，见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118 119的后人新近披露的考定结果，胡应该出生在 1859 年，1916 年去世，享年56 岁。青岛民俗学研究者认为，这个说法，与《胡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相符。 胡早年失父， “事母至孝” 。 不知道是不是和失父孝母的原因有关，胡很早就弃读从商了，经营土产杂品和航运。这个字规臣的胡氏后代，始终没有功名。可以推断的是，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着他的生长地青岛村这个半径不大的地方度过的。根据海因里希·谋乐 1899 年 6 月编辑完成的《山东德邑村镇志》的记载，青岛村分上下两部分，青岛口称为下村，下青岛；被一个山谷和几块田地区分开的青岛村，则称为上村，上青岛。现有的资料表明，胡存约的生长地，是上青岛村。在这里，胡氏这个“先世经营商业”而逐渐富裕起来的家族， 平静地生活在可以看见海口的山冈上， 并受到了村民的尊重。到 1897 年 11 月德国占领前夕， 青岛村已经从原来的大约300 至 400 名居民，发展到了 1300 人，有房屋 229 座。和许多青岛村乡民一样，胡存约人生轨迹的变化，接连发生在 1891年 1897 年两个重要的年份。 1891 年其 32 岁的时候，清军总兵章高元率领三千士兵进驻到这里，在青岛村下面建起了总兵衙门，逐渐使胡氏村庄周围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防卫点和交通港口”。而 6 年后，清军溃逃，德国人来了，接近不惑之年的胡存约，不得不接受新的考验。在 1898 年晚些时候开始的土地统一收购行动中， 胡存约生长地上的几乎所有建筑和民俗、商业设施， 被完全摧毁。 原居民被以流放的形式， 分散在殖民政府依照 “华洋分制”原则规划的欧洲人居住区之外，这些区域范围很大，在新城市的东北形成群落。被分散的人群中，包括了胡氏家族的大部成员，后来他们逐渐变化居住地，近至王演庄、庄子、台东镇、阎家山，远则迁至胶县、海阳等处。从 1924 年编制的《胡氏族谱》上看，胡存约一支，最后生活在胶县徐哥庄。然而，胡存约却没有离开。他留在了这个新出现的城市里，继续从事2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着传统的商业交易，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活动在德国租借地中间的社团利益代表，一个可以发出独立声音的华人领袖。在研究者看来，这样一个事实应该真实的： 1897 年的占领事件和随后德国租借地的建立，似乎没有颠覆胡氏的商业路线，依靠“先世经营商业”的积累和自己的商业天才，胡存约持续了家族的事业，并开始迅速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不长的时间里，胡存约成为了青岛中华商务局董事和参议会成员。在当时，这两个职位均是可以直接参与华人事务管理的重要角色。在《胶澳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记载：“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 ” 有意味的是， 在这部著名地方史书的 《人物志》 里，商人胡存约被归入素受尊敬的“乡贤”一类。表明胡存约贤举的，是其联络民众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依照《胶澳志》的说法是，“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乃止”。在这个最终得到缓解的对抗性事件中， 胡存约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声誉， “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焉”。

有资料显示，1912 年 9 月底孙中山到访青岛时，曾在三江会馆和胡存约有过简短接触。这是孙中山在短暂的访问中和本地商人进行的少数会面之一。但真正让历史记忆住胡存约这个青岛村原居民的，也许应该是他写作的《海云堂随笔》，在这些文字简约的个人笔记里，他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乡村青岛。胡存约的这个青岛，曾经很纯粹。1914 年冬天德国战败，两年后胡存约去世。他离开的时候，青岛依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城市。从人口数量的对比上，可以看出青岛城市化拓展的一个侧面。 1923 年6 月 3 日《汉诺威 - 信使报》副刊的一篇文章显示，按照 1922 年 4 月 30 日的人口普查，青岛的总居民数为 61591 人，其中有 40000 名中国人，21013名日本人，281 名俄国人，101 名德国人，55 名美国人，47 名英国人和 943　《胶澳志·人物志·乡贤》。

120 121名其他国籍的人。在内地估计还有 5000 名左右日本人。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前的八个月， 青岛中国居民和日本居民的比例， 接近二比一，日本居民数量之大，超乎想象。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堆积在一片具有垄断性话语权的大和文化圈的喧嚣中，传承与更新的努力，自然步履艰难。更值得玩味的是，比较 1920 年 108000 人的青岛居民统计， 1922 年61591 人的居民数据，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减少过程。显然，这其中埋藏着一个更真实的城市走向迷津。一年半之间，以人口流失显现出的城市信心指数的急剧滑落，也许跟城市的管制危机，不无关系。而决定青岛主权归属的历史性时间点，就在 1922 年。完成上面这项人口统计 15 天后，也就是在 1922 年的 5 月 16 日，阴历壬戌四月二十日甲申，一个叫孟方儒的诸城文人在《笨鸥日记》中，对扑朔迷离的青岛未来，表示出了谨慎的期待：“此埠自租借德人以后，余于宣统二年因游京师便过此地， 小作勾留， 回首旧游十三年矣， 风景犹昔，人物更非， 木屐满街， 不禁生喧宾夺主之感， 今年华会订约交还， 完我金瓯，拭目以待。”不过，对都市里更广大的普通人来说，文化传承的责任也许没那么神圣和高不可攀，不过是年复一年的习惯罢了。 1935 年 2 月 15 日，《青岛晨报》 报道了于姑庵庙会的盛况， 足以证明民间习俗延续的不屈不挠 ： “从市内到东吴家村通于姑庵的路上， 赶会的人们， 列着队， 不断地向前走着，三个一簇，五个一堆的，说着，笑着，慢慢地向会上出发，你看吧，长袍的男子，西装的男子，短服的男子，漂亮的男子，老态龙钟的老翁，和那些旗袍剪发的时髦女子，短装留髻的乡下姑娘，涂脂扑粉的少妇，白发驼背的老婆婆，形形色色的，满眼里尽是人。”对年轻的青岛而言，于姑庵已经很老了。其前身为黄德庵，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初建时居住和尚，明代成化年间改建成于姑庵。淅淅沥沥几百年过去，在本地人看来，于姑庵就是家门口的一面镜子，照见过去，4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照见当下，也照得见未来。如果没有了这面布满灰尘的镜子，很多人会不高兴。实质上，就 1935 年这个艳阳高照的年份来说，青岛照耀未来的镜子已远不止一面人山人海的于姑庵。 2 月的于姑庵庙会过去不久，青岛市工务局编制就完成了一份《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初稿，将青岛的地理位置及各种基础设施条件，按照“大都市”概念进行论证，提出了青岛城市发展规模的设想，并规划了 8 字形交错的两条城市地铁线路。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独立对青岛进行的一次长远、全面的发展规划，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现代城市规划试验。 学术界相信， 沈鸿烈支持下完成的 《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典型反映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从被迫接受到主动学习的演变脉络。新兴力量1914 年，暂居青岛的清华学堂学生洪深，以近乎社会调查的方法，记录了早期青岛三个华人阶层的一般状况：“寓岛华人，可分为三级。上级为大人先生，避乱至此，大都不出。其稍为圆通者，则营实业，开公司，或出资本购房产地皮， 或转赁于人。 中级则为寻常商人， 及洋行中司事翻译，每月得数十元数百元不等。下级如苦力及人力车夫，每日得有一元以上之进款。故彼处谋生，较上海天津等处稍易。”

随着租借地青岛的城市化推进成为一种常态，大量移民的进入在相当程度上丰富着本土文化的内容，并加剧了其形态演变。和土生土长的胡存约不尽相同，在保存传统文化精神的同时，这些陆续抵达的新移民更容易接受面目一新的城市文明，也更适合在新的文明规则中寻找生存与发展空间。这个时候，日常化的文化抵抗是以一种隐形的状态呈现的，表现出了持续、半封闭和有限融合的特征。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包括了傅炳昭、刘5　李东泉、周一星《1935 年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的背景、内容与评析》。6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 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一、第二号。

122 123子山、隋石卿、胡规臣、丁敬臣、周学熙、程兰普、苏臣、陈克廉、朱杰这样一些商业领袖。有关黄县商人傅炳昭的信息，多集中在他和胡存约发起组织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上。在可以看到的许多城市史描述中，这个被不断扩大着意义的事件几乎成为了殖民时代唯一的对抗性话语。然而，仅仅从这个缺少细节的孤立事件中去认识傅炳昭，并不能让作为零售贸易商人和华人社会领袖的傅炳昭清晰起来，也不容易连接起开发时期的城市整体面貌。在一个以居住隔离制度和贸易公平的欠缺为特征的殖民时代，不论是作为本地土著还是外来移民，所有华商在青岛的活动，都不曾真正享受到完全的平等市场。尽管，制度平台的设计者后来从繁荣经济的需要出发，对城市公共政策和贸易原则进行了一些修正， 但直到租借地成为历史之前，数量不断增加的华商始终没有获得完整的竞争机制的支持。这种尴尬，其实从青岛作为德国租借地的开始就存在着，而 1902 年山东巡抚周馥的到访，则让矛盾公开化了。在接见了青岛的一些华商后的晚上， 周馥和青岛总督特鲁泊再次表达了他的担忧。尽管周馥也认为矛盾的发生部分原因是因为误解，但他显然对中国人“牢骚满腹”的情况很不满意。 后来， 他直接指出了设立中国领事馆， 派遣官员来青的必要性。 甚至，周馥还规定了目的是“出面调停中国人之间争端”的派遣官员的身份，认为他们应当是中华商务总局的委托人或律师。作为一位中国官员，周馥坚持居住在青岛的中国人， 同先前一样仍然是清王朝的家庭和种族成员之一，受清律的制约和保护。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保护青岛的华商利益和制造公平竞争环境这两方面，周馥和他的继任者显然都无能为力。由于原始档案的匮乏，研究者并没有傅炳昭是否出席过 1902 年 12 月青岛华商与周馥见面会的直接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周馥到达青岛的这个冬季，傅炳昭显然已经开始成为本地新兴经济力量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傅炳昭首先需要关心的商业竞争者并不是德国公司，而是正纷至沓7　见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 至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来的各地华商。傅炳昭和青岛发生联系的记录，基本出现在 1902 年以后。尽管不能够肯定 1902 年是傅炳昭的青岛元年，但这个年份在傅后来的事业中具有起始意义， 却没有争议。 已有的记录显示， 这个黄县人是年成为泰祥号经理，并同时参与发起成立了同乡会组织齐燕会馆。不过，关于傅炳昭所创办商号的名称， 也有元泰号的记录。 傅的商号， 被笼统地描绘为经营洋广杂货，而这也是当时华商的常规商业路线。一般说来，这些企业多派员在日本大阪设庄或驻沪采购，主要经营纸张、钟表、颜料、化妆品、乐器、食品及其他杂货。傅在青岛似乎不完全是白手起家，他的创业准备，应该是早年在日本完成的。青岛华新纱厂主周学熙的儿子曾在关于华新纱厂的历程回忆中，证实过傅炳昭的日本经商经历。由傅炳昭和成通号经理朱杰发起的齐燕会馆，是由在本地的山东与河北商人组成的同乡会。傅是山东黄县人，朱杰是天津人，他们的组合，恰好可以实现同乡会的地域要求。这个具有明显社会功能的泛经济组织，后来成为了傅炳昭等商业领袖联系本地社会并同时扩大个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从这里出发， 傅炳昭在1910 年中华商务公局被撤销后， 成为依照清廷 《商会简明章程》 组织的青岛商务总会的会长。 这个职位有些轮流坐庄的意思，而轮流的规则，则建筑在坐庄者掌握资源的多寡上。1912 年，失去实际权力的共和领袖孙中山访问青岛，期间曾经和部分非广东籍的青岛华商有过以募集资本为目的的接触，在后来发现的一份名单上，傅炳昭、丁敬臣、古成章、郑章华都是这次会面的成员。但根据青岛总督发往柏林的报告，除了广东籍华商，其他商人都对孙中山的到访和资助革命的要求，保持了沉默。孙中山离开青岛两年后，湘人谭延闿避居青岛，和傅炳昭在陆凤师家见过一面，印象却甚不佳。谭延闿甚至毫不掩饰地抨击说，“傅自夸其得德国四等宝星，自称职商，可笑人也。”在谭延闿抵达青岛之前， 1914 年在这里经历农历甲寅新年的洪深，详8　胶澳总督麦耶 · 瓦尔德克给海军部国务秘书的报告 （1912） ， 见青岛市档案馆编 《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124 125细记录了其时传统习俗在青岛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大街小巷这些内容丰富的民居风俗，并没有受到租借地政府的限制，这一点并为洪深特别强调：“岛人新年礼俗，悉如旧仪。至灯节前三日，则龙灯跳狮高跷诸戏，杂以锣鼓，满街皆是。高跷为梨园中人所扮，大都演英雄侠客之剧，尤以武松故事居多。在商店门口，或私人宅中，歌舞一阕，索赏二三元。自正月初五起，上元止。赏金总数，在千元以外，较演剧之利为厚。龙灯至夜中而盛，每夜必至督署及臬署前一游，盖以祝德人也。上元过济南，则仅见数处商店，悬挂灯彩，反不如青岛之热闹矣。某君言龙灯跳狮等事，往往因争利而至群殴。然德人不禁止者，不欲强改该地之习惯风俗也。”

作为地方商业领袖，傅炳昭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 1930 年代。中间在 1915 年到 1922 年的日本占领时期，傅氏的个人影响尽管遭到了明显削弱，但他依然可以在诸如华新纱厂开办这样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中，保持着调解的能力。理想实践者在由于 1911 年辛亥革命而引发的晚清遗老遗少大规模躲避青岛浪潮出现之前，已经有少量精英知识分子以合法身份进入青岛，公开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工作。和后来到来的晚清文人政治家劳乃宣、张士珩、刘廷琛以及辜鸿铭不同，他们进行的是一种职务行为，目的是通过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这样一个设置在德国租借地的特殊平台， 延续中国文化精神。这个小规模的文化使团，包括有总稽察记名御史学部员外郎蒋楷，中学教员孙忠沦、徐春官、陆同龢、于濂芳，帮办国家法政科教授窦学光，同时还有翻译韩进之、 杨承顺、 谭玉峯、 韩文轩。 这些青岛大学理想的实践者，同时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成为了在青岛广受尊敬的文明使者。在一些关于青岛特别高等学堂的叙述中，总稽察蒋楷的面部表情一直模糊不清。这个湖北荆门人曾经被认为是平原拳匪的敌人，是山东治河理9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 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一、第二号。论和实践的总结者，同时也是“夙精刑名家言”中国刑法史的研究者。在青岛的日子，他经历了特别高等学堂的谈判、开办和萌芽期，经历了中德文化的冲突、平衡和困难的融会，经历了德国亲王和中国共和领袖孙中山的访问，也耗费掉了他个人生命的最后部分。他看见了大清王朝的坍塌，却不知道高等学堂这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地方在 1912 年冬天他病逝后，也很快进入生命倒记时，离着结束不远了。和总稽察的青岛行状缺少细节一样，蒋楷生平的核心部分，曾经也一直不甚清晰，直到林鸥《追踪蒋楷》的出现。在这份关于一个旧书生命运的考察报告中，被重新发掘出来的蒋楷逐渐剥离掉包裹的泥土，开始将真实的形象显现出来。而这其中，蒋楷在山东的作为，几乎构成了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全部内容。山东在使蒋楷成为近代史上一个知名者的同时，也蚕食了他的意志、智慧和精力。最终在青岛这个德国租借地，在一个特殊的文化播种位置上，他在使中国第一所中外合资大学成为了现实之后，默然离去。湖北荆门阳田村人蒋楷生于 1853 年，30 出头时考成拔贡， 1890 年阴历闰二月获任山东莒州代理知州， 当年十月转任东平州知州。1897 年暮春，45 岁的蒋楷编撰《河上语》一卷，解读修河筑坝的工程术语。此时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治理利津西韩家漫口的关键时刻。而蒋在序中也称“时在西韩家工次”。编完 《河上语》 不久的1897 年阴历六月二十六日， 蒋楷被补授莒州知州，1899 年春调署平原县，最终在这里成了各种势力冲撞中的牺牲品，被罢官革职回乡。蒋楷因此出名，成了首先镇压义和团的刽子手。然而在外国教会看来，他却是包庇义和团的县官。罢官后蒋楷写作《平原拳匪纪事》，陈述当时所见情况。1901 年，两湖总督张之洞把蒋楷纳入幕中，命其与李平书为湖北武备学堂稽察。据李平书回忆，蒋楷是张之洞在督学楚北时所选中的拔贡，文学丰富，德量渊宏，相处两年十分融洽。蒋楷与李平书每天 6 点时起，6《文汇读书周报》2005。

126 127点 30 分至饭厅同学生喝粥， 7 点 15 分监视学生上讲堂， 11 点至操场阅洋教习命学生立正点名， 12 点同至饭厅午饭，下午 3 点阅操，8 点分东、西查号，如此两年。1902 年， 张之洞在五月二十日给皇帝上 《请开复袁世敦蒋楷原官折》 ，以被参冤抑恳恩昭雪的理由，请求开复原官。六月二十日，皇帝准奏，蒋楷这才算是被撤销了处分。时年其已经 50 岁。1906 年冬蒋楷出任濮州知州后不久，张之洞召蒋楷进入学部，任学部总务司机要科的候补员外郎，仍挂着记名御史的虚衔，官品是从五品。而当时也在学部的知名人士中，就有编订名词馆总纂严复、京师图书馆正监督缪荃荪、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1908 年 5 月，中德双方就在青岛建立一所大学的问题开始正式谈判。学部员外郎蒋楷负责具体谈判事宜，其中的曲折，自非三五能言。如果说是“通晓学务之第一人”的张之洞决定了青岛特别高等学堂的方向，那么五品官吏蒋楷则是实现这个伟大教育计划的第一人。1909 年 10 月 5 日高等学堂开学，蒋楷获派兼任高等学堂的第一任总稽察。在当时的青岛，他是朝廷正式派出到德国租借地工作的唯一官员。在青岛期间，他和本地的商人、士绅和后来陆续流亡到这里的一些前清官吏，保持了良好的联系。出任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总稽察时，对中国刑法史素有研究的蒋楷，曾对学校中的德国教员和中国学生讲过中国法制史的课。他把讲义写成一本《经义亭疑》，分类介绍中国早期法学理论和外国近代法学的异同，使之成为中国较早的比较法学著作。 1912 年冬，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担当三年总稽察的蒋楷，病逝在青岛。蒋楷的死去，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精神的本土终结。实际上，因为辛亥年南方事变的关系，从分崩离析的帝都和其他地方出逃的各路达官贵人们，很快就聚集到了青岛，将传统文化的玉佩系在衣带上，走在街上环佩叮当。对青岛熟门熟路的卫礼贤和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等人很快打成一片，将礼贤书院里面一块尊孔文社的牌子，擦拭的一尘不染。喧哗之外，也有寂寞坚守者。 1929 年礼贤中学国文教员刘少文在《青岛百吟》 中， 记录了一个文化孤独者的本土生存状况： “沧海横流天地昏，尚馀一老见精神。非关大道分门户，功利由来误后人。”刘少文记述， “即墨张范卿先生绍价，究心程朱之学，岸然道貌，独见闽洛之风，所著中西学说通辩，严驳陆王，以为天下后世之猖狂无忌，皆心即理一说误之。德国自大战后，学者鉴于功利，机械之杀人，靡然于孔道，故重视其书，纷纷来购，而青岛中国人反漠然视之。”

不幸， 张范卿 “岸然道貌” 的 “闽洛之风” ， 在一个熙熙攘攘的商业城市，已掀不起任何大风大浪。脆弱的时间逻辑在表面上，辛亥年的青岛没有一丁点革命气氛。清宣统三年、辛亥年和 1911 年，这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记年方式，揭示出了一种帝国晚年的脆弱时间逻辑。 只是在钟声还没有敲响的时候， 大部分人并不觉得异常。并且，青岛似乎有理由保持正常，因为几乎所有的征像都在指往一个方向：这个城市正在不可阻挡地成长为德国的海外模范殖民地。根据截止到 1910 年底的人口统计，青岛德国租借地范围内有中国住民 34180 人。而以德国人为主体的外籍移民，大致保持在 1800 人上下。在这一年的夏天，青岛的海水浴场持续了以往的旅游热潮， 咖啡、 啤酒、 赛马、 帆船、 射猎、登山这些有钱人的闲暇光景，充满 1911 年前十个月的城市现场。尽管中国住民占了绝大多数，但到今天还保留在历史记录中的人头，已经不超过100 个， 我们不清楚个个腰缠万贯的诸如傅炳昭、 丁敬臣、 包幼卿、 周宝山、成兰圃、胡存约、李德顺、刘子山们，在这个特别年份的所作所为。作为中国人和德国殖民地的居民这两种并不统一的身份，使得这些地方领袖必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里。尽管，在这个年度结束前，他们尚不需要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一些东西似乎是天生的，也是相互矛盾的，比如之前青11　刘少文《青岛百吟》，刘镜如注释，高原编纂。未刊稿。

128 129岛村原住民胡存约等人参与的对天后宫的保护行动，比如城市西部一个完全由中国学生组成的大清国与德国联合大学里日益滋生的变革情绪。作为地方士绅的代表，胡存约写作的《海云堂随笔》，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乡村青岛。这个青岛，在 1911 年时已经渐行渐远。和这些与时俱进的城里人比较，宫仲栶作为乡村知识者却不肯轻易牺牲旧名声，他在他还不曾预感到的一场革命暴风雨到来前，通过一种自毁方式，捍卫了以大清国为标志的传统道德尊严。光绪三十年（ 1904 年）春节后，这位谨守道义的即墨生员，在家乡南屋石村以一种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表达对所居村庄被划入“德国租借地”的抗议。这个默默无闻的老派知识分子离去的日子，距李鸿章和翁同龢在北京签定《胶澳租借条约》刚好六周年。 自缢身死前， 宫仲栶留下了 “死者人之常事， 但落个清白可耳”的遗言。宫仲栶死后七年里，革命来了。1911 年，透过德国人管治下青岛的平静外表，大清国的消亡预兆，不能说没有蛛丝马迹。但寻找踪迹的工作，却并非易事。1911 年 2 月 17 日， 已经出版了十多年的 《青岛官报》 ， 改称 《胶澳官报》 。1900 年 7 月 7 日由德国总督府创办的《青岛官报》，一直做着官样文章，主旋律文稿多用德文，涉及华人的布告、通知、告白之类，则用德文和中文对照刊出，每星期六出版一号，每期八开四到八页，间或增至 12 页。今天，偶尔在图书馆发现几张滋润过几滴咖啡污渍的报纸，研究者往往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得悉些殖民地真相，岂不知那个年代也有报喜不报忧的坏习惯，结果就不免失望。对长江流域前途不明朗的革命风暴的描述，大致同理， 比如现在想通过这些报纸看清楚辛亥年的政治局势， 就不那么容易。德国总督府关心殖民地的既定秩序，和这些秩序的运转温度，官报自然循规蹈矩。从 2 月开始起，一个叫爱因哈特 ·舒曼的德国年轻人，开始担任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教师。他的同事中有数位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学校 1909 年 10 月 5 日正式开学，地质学家格奥尔格 ·凯泊出任校长。学校设在火车站西南， 1910 年至 1912 年陆续建设的校园一直延展至海边。当舒曼获得教职时，庞大的校园建设计划依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爱因哈特·舒曼出生于 1883 年，26 岁时申请获得赴青岛的教师职位，1909 年 9 月 10 日从德国出发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辗转 14 天来到青岛。舒曼先是在皇家总督学校任教，授课同时兼任总督教堂管风琴师。舒曼参与了在总督学校附近的总督教堂管风琴的安装调试。 1910 年 10 月 23 日总督教堂开放时，舒曼曾写颂歌在教堂弹唱。在青岛 5 年中，舒曼用一架木盒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一直给在德国的父母邮寄各种青岛明信片和照片，其中一张拍摄青岛高等学堂课堂情形的照片，显示舒曼和二三十位穿长衫的中国学生在上写生课，对着花瓶和烛台练习素描。舒曼在这张寄给父母的照片上写道：“我任教的班级学生在上写生课。那位正在画花瓶模型的学生颇有才华。在教室的墙上，挂的都是学生的优秀作品”。这一年的夏季学期结束时，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 32 名学生首次进行了毕业考试，有 20 名学生通过。其中 18 名学生进入高级部，大部分进入工程学科，另有一人到德国学医。与此同时，学校高级部还新开设了医学系。夏天，一个叫周学熙的官家子弟从市区到了崂山太清宫，每日焚香顶礼检阅《道藏》， 3 个月后返回青岛。太清宫的《道藏》，为明万历二十六年刻本，万历二十八年（ 1600 年）夏历十月初三由万历皇帝敕谕赐给崂山太清宫。 《太清宫志》中载有万历皇帝颁赐《道藏》 “敕文”和“敕谕碑文记”。《道藏》藏于太清宫三清殿正殿神像两侧六个木柜抽屉内，按经卷册数目录存放，共计 4787 卷，4486 册。而这个检阅《道藏》的年轻人， 除了出身豪门， 经历也不平凡。 安徽建德人周学熙字缉之， 又字止庵，是前山东巡抚周馥的儿子。其为清代光绪年间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筹办直隶银元局，次年创办工艺局，督办官银号。光绪三十一年（ 1905）任天津道道台，次年任长芦盐运使。辛亥事发后出任财务总长，在天津、青岛、唐山、安阳开办有华新纱厂等企业，为民国初期北方实业界代表。周学熙经历了俩不同的时代，可奇妙的是，不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周学

130 131熙似乎都是顺风顺水。而更有趣的是，在以 1911 年为标志的中国，如周学熙一般从容转身的人物，却又一捉一大把，根本不难寻觅。在周学熙崂山修身养性的同时，青岛的新式教育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截止到 7 月 1 日，总督府学校在校学生增长到 162 人。学校设置一个三年级的学前班和一个六年级的实科中学。对这些变化，具有官方背景的一张德国报纸认为：“在教育事业的形成过程中，海军管理部门始终给予特别关照，几乎所有部门都有了令人满意的进展。”早在 1901 年秋天，总督府学校的校舍就已经建成， 1907 年在近海处又增建了一座教学楼。很快，这些来自不同族群的孩子就成为了一个崩溃的东方帝国的最年少的见证者，这些在殖民地道听途说的混乱故事，让他们后来对中国的革命面目，一直迷惑不解。7 月份里，一些中国学校的德国教师在青岛进行了一次聚会。期间，这些喝着咖啡的男男女女，举行了有关德国在中国教学活动的目标、目的和有关适用教具、教材的座谈。会议结束时，他们决定 1912 年再次在青岛聚会。后来在 1912 年 4 月 19 日出版的《远东劳埃德报》，曾愉快地报告说，这些德国教师的聚会，“表明了青岛开始成为德国在中国进行精神追求的中心。”显然，德国人对这个“德国在中国进行精神追求”的顾念，大于他们对中国革命与否的关心， 仿佛这些是殖民地外面的遥远事情一般。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个中国的辛亥年， 1911 年深秋的武装革命的确与青岛无关。9 月 26 日，一本收录了各种租借地管理章程的《青岛全书》用德文出版。 全书分上下卷， 涉及了参议督署德华董事章程 ； 治理青岛、 鲍岛、 东镇、西镇章程总则；华人民事诉讼择要；保卫地方治安；卫生章程；保护林木章程；取缔烟土吗啡章程；取缔商工各业章程；盖户自来水接紧要章程；正用钱币衡量章程；中华商会章程；船舶码头并码头各栈户章程；保卫滋生禽兽并打猎章程；海关各项章程；买卖田地章程；消事章程；征收课税章程，等等。下卷有青岛发展史、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组织法、地基方面并界内人数、商务兴盛一览表等。9 月，英文《泰晤士报》开始在本地发行。这是青岛最早的英文报纸。之前青岛已有《德国亚细亚报》（ 1897）、《青岛官报》（ 1900）和《青岛德文报》（ 1901）等德文报纸发行。英文《泰晤士报》的出现，似乎传递出了本地新闻传播业的某种开放信息。而这种迟到的自由表达姿态，试图表明的是殖民地统治的稳定景象。这个局面，是柏林方面喜闻乐见的。到了秋天，青岛德华高等学堂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 212 名。学校在本学期开始时设立了第二个工程系，第二个法律社会系和第二个农林科学系。因此学校的高级部已包括两个工程系、两个法律社会系、两个农林系和一个医学系，总共 74 名学生。有 28 名学生学习工程自然科学专业，有20 人学习法律社会科学专业，有 10 人在农林专业，有 16 名学生学医。初级部学生的平均年龄约为 23 岁。初级部五年的教程，学习课程有德语、历史、地理、绘画、体操、游泳，在高年级还有逻辑课。用中文教学的有：文字和语法、句子结构、古典著作、哲学、历史、地理、文学、标准汉语。除了中文专业外，教学语言使用德语，辅以中文。高级部包括工程系四年；法律社会科学系三年；农林系两年 （暂时施行， 计划三年） ；医学系四年。各系均教授德语、汉语、科学、卫生保健和体操。法律系有英语课，医学系则用拉丁语授课。这些学生中间，相当多的家庭都具有雄厚的政治和财富背景。这不奇怪，因为这些中国孩子的父辈，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德国人的大学，在中国代表的是怎样的上升势头。何况这个新式学校，已经获得了大清国最高层的首肯，几乎没有任何政治风险。10 月，青岛俱乐部在前海完成施工。当本地的达官贵人开始谈论一个喝咖啡的新去处的时候，辛亥年的标志性事件在武昌出现了。这一天，是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的一个意外结果，是大清国的卫道士辜鸿铭，被赶到了青岛。蔡元培在 《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里， 大致讲了故事的来龙去脉。 蔡元培说 ：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

132 133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 ‘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辜鸿铭的“暂时避居青岛”，恰恰是因为发生了被南洋公学学生诘责事件。热情和权威的对抗，促成了辜的辞职。这个时候，青岛正开始敞开大门，接纳着一大些慌慌张张逃亡的前清遗老和北洋旧臣，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员、寓公、隐士、道长、风水先生等等，辜不乏朋友和对手。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他的《中国心灵》中曾这样描述，辜经常来做些或短或长的停留。他总是象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充满思想和各种怪念头。诅咒和诟骂新纪元、革命和该为每一件事情负责的外国人。同时他会对中国文化进行纵览，揭示先哲智慧中最深刻的内涵，富于想象地描绘古时精神活动的画面。他会在中国和欧洲的人及其时代之间作表面的对比。传教士说，坏脾气上来时，他对所有的事情不满。没有一个人他找不出缺点来。因此，他伤害了许多人。前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学生沈来秋回忆说， 1910 年他在高等学堂就读时，奥国教授赫善心博士就一直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1920 年沈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普通民众，出乎沈的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 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 文学家之外， 还是一个政论家。 ” （钟兆云《解读一代狂儒怪杰辜鸿铭》）辜鸿铭始终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并且他坚持这些“人民之声”和青岛的出现有必然联系。 在林语堂看来， 这些议论在他1901 年出版的 《总督衙门来书》 一书中表露出来。 这时， 他正处在从迷惑中醒觉过来的心态。当然， 拳乱是由传教士、 鸦片、 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林语堂相信，在辜鸿铭的《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和《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里面，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卫礼贤在青岛记录了辛亥年混乱的中国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慌乱，并在耶纳出版了批判文集《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同时还在报刊上发表大量中国问题研究文章， 如 《老子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 和 《中国动乱的原因》。在辜鸿铭发出尖锐诅咒的时候，一批年轻的革命者秘密进入青岛，试图借殖民地的屏障，组织武装力量。这些年轻人表情沉着，意志坚定，频繁地在华人集中区的街道出入，以图获得更大更直接的资本支持，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 在到处闪烁着温暖灯火的殖民地， 他们成为些孤单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黑暗的房屋外面，徒劳无益的努力多没有换回同情，建立完整革命秘密根据地的计划，终于沦为有始无终的泡影。这些不无悲情的现场，在重组后形成的连续画面，非常折磨神经。辛亥年后来被戏剧化了的波澜壮阔，很容易让后人将这些细节磨损掉，仿佛没有发生，但这却是1911 年青岛的真实。当寒风一阵阵刮过城市的时候，革命遭遇革命利益同盟者的蔑视、冷漠，其实比面对革命反对者的血腥抵抗，更叫人绝望。如果说 1911 年的青岛曾经有过光明召唤，这些影影绰绰的人像其实才是真正的共和先声， 尽管他们和他们发出的声音， 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在这个日益寒冷的冬天， 进入记录的共和先驱者寥寥无几， 刘冠三、 王麟阁、班麟书、 邓天乙、 丁惟汾、 陈干、 吕子人这些名字， 仿佛没有血肉的符号，埋藏在城市记忆的最隐秘处，等待发掘。青岛的平静，令人窒息。当然，这是后来人们对这个德国租借地的习惯性判断。事实是，在中国南北共和革命（就是卫礼贤所谓的中国动乱）烽火四起的时候，青岛的两个教会学校开学了。 1911 年 11 月，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在阳信路 2 号开办明德学堂。招收 40 名信徒子弟入学。1911年 12 月，通过私人捐助募集资金建设的新教总传教会青岛德华女校落成。这个非宗教性学校遵循的目的，是让中国女孩接受欧洲模式的教育。1911 年，在青岛的日本人为 312 人。四年后，这个数字一下子就被一个扩大了几十倍的移民数据替代了。具有重要文献性价值的《青岛全书》， 1912 年 6 月出版了中译本。而

134 135似乎蒸蒸日上的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在 1914 年停止运转。战争爆发之前，教师舒曼离开青岛，途经香港时被英国当局押送澳大利亚，五年后回到德国。 在战俘营里， 舒曼办过语言学校， 给战俘教授中文和其他知识。回德国后舒曼出任中学校长，期间营救过一位犹太学生。1911 年过去 27 天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寒冬腊月时分，革命党人在即墨武装起事，而后漩涡一般被剿灭。青岛租借地的德国人，成为了熄灭这些火焰的帮凶。困境“旧是伤心地，而今两度游。浮萍羁客梦，轻藻寓公楼。几换桑田劫，弥深杞国忧。似闻烟外语，完我缺金瓯。”这是诸城文人孟方儒 1922 年 5月 19 日在《寓楼漫兴》中写下的诗句，怅然之气溢于言表。孟方儒的青岛寓楼在当时叫轻藻町的街道上，不久这里就改名甘肃路，标志着 1922 年12 月 10 日青岛主权回归后本土文化的再生。但实质上，对整个城市而言，文化现场雾雨弥漫的茫然困境，却并没有那么容易烟消云散。德国租借地时代的青岛，以社会化形态呈现的公共文化，充满了割裂、矛盾和差异性。在欧洲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中，各自的一些触角有过交汇、碰撞，并表现出了有限的敬意，但大多时候和更大范围上，彼此的不信任和抵触随处可见。实质上，对中国文化的坚持者而言，在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下，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和纯洁，是维护精神家园的完整性、抵抗异族文化霸权扩大化的首要任务。单一的德国文化传统以及其社会化扩散，在青岛城市化初期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这在官方图书馆的藏书种类和语言上可以得到印证： 5500 册德文书藉全部来自德国，并且还在逐渐增加中。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传统和时尚大踏步进入的同时，青岛本土的传统文化标记却被涂抹掉了，官方文件只有在涉及中国人事务的时候才将汉语作为辅助性语言与德语并列出现，地方戏剧只能在天后宫和三江会馆这样的特定场所才能上演。据日本记者田原天南观察，华人商业区因为规定禁止木造招牌伸出房屋等各种限制，看来单调无味，没有表现出中国式的美观。但田原天南同时也对新城市呈现出文明秩序表示了赞叹：由于严格管理垃圾，所以在整个大鲍岛华人居住区，看不到象其他城市那样在路旁屋边到处是粪尿的现象。如此以偏概全并不顾及文化多样性的城市管制政策，无疑伤害了华人社区的情感和文化创造性。实质上，中西文化的部分融通，一直到租借地晚期才出现，一方面是部分新移民的来源和身份发生了变化，另外一方面也是两个文化系统逐渐在不同轨道上相互吸引的结果。从单一到多元转化的文化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彼此妥协和避让的过程。但直到青岛租借地的消亡，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由于租借地制度设计中的先天性缺陷，在青岛早期城市史中，众多新闻纸公平观察的时候并不多。在进行基本资讯传递的过程中，青岛的传播媒体并没有完成作为社会平衡机制的任务，甚至还在部分意义上加剧了文化隔离。一方面是对现代传播观念和方式的引入，一方面则对全面开放资讯充满警惕，这就构成了整个青岛租借地时期的公共传播业的矛盾。 1897年德军占领一周后，第一家德文报《德国亚细亚报》创办，其后在 1901年 2 月，广东人朱淇创办最早的中文报《胶州报》。 1912 年，英国人创办第一家英文报纸《泰晤士报》。从这个时间次序上看，传播业的利益支配和价值取舍标准一目了然。而从数量上看，以德国文化为主体的欧洲文化扩散系统，始终是租借地的文化主潮流。客观上，公共新闻媒体的大量出现，丰富了资讯，提供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多元舆论平台。但在 1914 年德国租借地成为历史之前，公共媒体的种族歧视一直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显而易见。1898 年后以欧洲文化为主的城市消闲生活方式，诸如啤酒、咖啡、郊游、野餐、帆船、俱乐部、室内乐、时髦穿着、社交中的女士优先习惯等，对青岛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辛亥革命后大量具有文人背景的晚清政治家的涌入，增加了保守主义的文化因素，使青岛重儒轻商之风进一步强化。纵12　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青岛出版社 1992 年版。

136 137向和横向上的文化融汇交织，造就了青岛独特的文化品质。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富有亲和力和包容性，崇尚民主、和平、公平、健康等，是青岛城市消闲文化的基本特征。青岛最早的城市文化和大众时尚的传播，是通过一些欧洲移民机构完成的。如殖民协会、日尔曼人协会，登山、邮票、海军、工业、技术、美术及学术协会，各种社交、运动、高尔夫球及曲棍球、汽车、帆船俱乐部和游客会、彩票会等。这些协会和俱乐部通过活动，将以德国为扭带的欧洲时尚文化最新的资讯和潮流带入这个新兴港口城市，并逐渐形成流行风尚。与此同时，广东商人、江浙商人、北方商人、山东周边地区和本土商人的商业文化理念与来自北京的前清遗老遗少的政治文化观念，在租借地殖民文化环境下， 持续发生着异化、 融通、 流变。1911 年冬天到 1912 年春天，一大批具有保守主义文化倾向前帝国官员陆续到达青岛，使得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期待和失望，都推演到最高峰。那个混乱年份的青岛如同方舟，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诸如周馥、徐世光、杨度、于式枚、赵尔巽、吴郁生、 王垿、 刘廷琛这样一些流亡者的涌入， 而文化的拯救意义与精神价值，也在这个德国租借地揭去了最后的伪装。在当时活跃在青岛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看来，发生在这里的“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小团体”的交流，作为了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典型机会， 是 “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找到的” 。在这个没有围墙的流亡政治避难所中，尽管几乎所有的时尚玩意都不难看到，但在这些官僚知识分子释放着酒气的长衫里面，包裹着的却是没有人能够真正体味的文化孤独。从德国租借地开发的高峰期开始，到 1948 年的秋天，大量以流民为主体的下层赤贫移民规模进入城市，是城市文化流变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所带来的各自地区民俗传统，在新城市环境下经历了惶恐、简化、适应与改变的过程。与此同时，在一般知识阶层，各种新思想的碰撞，也不一而足。 1931 年 1 月 27 日，在青岛公干的胡适接待过电报局两个职员的访问，胡适在日记中记录，姚张两人，姚信梁漱溟，张则信马克思。由此可见青岛本地年轻知识分子在思想接受上的多元化。不同背景的文化在一个共同的城市语境下遭遇，不断碰撞、分化、融合，逐渐变化，最终便形成了不同阶层、区域、人群的新城市传统。但思想、观念的统一，在 1948 年前的青岛，始终不曾完成。1914 年和 1938 年的两次日本占领，让青岛在触手可及的欧洲公共文化元素中间，又大规模融汇了东洋文化符号，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时尚。自谓辄以诗作“向阁老们打打秋丰”的吕美荪， 1930 年隐居青岛“作终老计”，半路上却开始对东洋文化推崇有加。 1935 年她经青岛日本总领事田尻义介绍赴日本旅行，结识东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以及朝野名流，“唱和丽歌，其乐无极”。在吕美荪这样的兼有传统与新派文化的文人身上，可以清晰捕捉到的文化价值认同转变轨迹，并非个案，其中原委也多有不同。不过，见过大世面的吕美荪在 1937 年冬天“惊叹日本文化昌明山水佳丽为生平所仅见”的议论，里面究竟有多少是迫于现实压力的表白，就不得而知了。吕美荪之外，青岛沦陷时期姚作宾、郑寿康、陈命凡、吕振文、索兰卿、石祖培、王筱房、李方琮、焦墨筠、闫乐亭、王锦第、王度庐、刘少文、五兆凤、鞠文英、王文阁、王杏东等人的不同文化作为，则无疑发人深省。以政治方式有计划嵌入的日本文化，通过不同形式的渗透，深入到城市的各个层面，影响了众多社会人群的个人生活与公共交往，并最终沉淀为本土文化的一种演变基因。苏东坡 《题西林壁》 有句， 曰 “不识庐山真而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而在青岛的自我视线之外， 关于青岛和漂浮着的青岛流行文化的尖锐拷问，在知识界一直若隐若现。 1935 年 1 月 5 日，陆新球在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发表《从江南到青岛》一文，试图剖析青岛的“里面”和“外面”：“到了青岛什么也两样，这里真是天下太平，另一世界。一座座的洋楼像雨后春笋的建造起来， 几天不出校门， 山坡间改了模样， 多精美的一座呵，青岛真不愧为中国有钱的地方，炎热有海水浴场，烦闷有海滨散步，人间的享乐，确是应有尽有，我从哀鸿遍野的江南虽然到了这人间胜地，但是13　《青岛女诗人吕美荪女士访问记》，《青岛平民报》1937 年 12 月 1 ～ 2 日。

138 139心中始终是不定的起伏，大自然给人们只是些些的留恋，深一步的推考，青岛永远是没有灵魂！”

对流光溢彩的“都市主义”罗曼蒂克来说，陆新球“青岛永远是没有灵魂”的发问，说不上多么振聋发聩，却也锐利而无情地显现着一种赤裸裸的真实。而实质上，看似悠哉悠哉的青岛，正日复一日地浸泡在海天一色的风景中，并没有准备认真寻找一份应对答案。在 20 世纪前 50 年不同形态的主流文化之外，青岛本土的平民传统与市井文化始终默默生长着。 青岛城市化早期的市井娱乐， 劈柴院的 “乐子院”是代表。以台东镇、台西镇、大鲍岛、劈柴院、李村的说书场、地摊、茶社为代表的传统市井风情，传承延续了本土传统，保持了本土文化的质朴面貌。 传统娱乐和市井文化在与新城市文化的交融中， 相互映照、 相互吸取，相互影响，最终衍化成为了一种混合的城市现象。1943 年 10 月，田地发表在《诗创造》的《青岛印象》，形象地传达了一个南方乡村青年的城市感受：我告诉你，朋友们我负荷我的行李上岸走在青岛的街上好呀，柏油马路很整洁街树像排队两旁的酒吧有音乐很悠扬，有英文字招牌叫做 Remember 或者 Lily对 20 世纪早期中国的城市经验来说，这个在雾气重重中突然显现出明媚阳光的青岛，陌生又熟悉。青岛没有机会成为思想与精神传奇，却不乏招摇过市的都市魅力，“朋友们，我不能不羡慕青岛市民的好福气，早晨我在海滨公园碰到他们，散步，聊天，钓鱼，洗海澡，甜桃下市青苹上市了，家里有庭院，树阴下安一张帆布椅，谁谓不宜。”14　陆新球《从江南到青岛》，1935 年 1 月 5 日上海《新生周刊》第 1 卷第 48 期。

【第二节 等待戈多】

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 《等待戈多》1953 年首演的时间， 刚好接近一个 “改天换地”的中国时代的转折点。等待戈多者的经历，也恰好与之前 50 年青岛本土新闻消费者的期望与失望吻合。 从 《德国亚细亚报》 《青岛新报》 《青岛官报》 ， 到 《胶州报》 《泰晤士报》 再到 《平民白话报》 和 《青岛民报》 ，30 年间青岛本地报纸看上去已种类齐全，并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传播事实，在日常社会运转中发挥着润滑作用，但却始终没有让读者看见真正的戈多。在青岛，等待戈多像一场白日梦，也是真实的新闻接受体验。不过，如同所有的经历都是经验积累一样，在进行资讯传达的同时，青岛报业也在部分意义上行使了维护社会公平、传递公共意见、文化启蒙、科学普及、娱乐大众的功能。同时带来了接受和新闻消费习惯的建立，并随着此后知识人口的不断扩大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获得巩固和确立，逐渐形成日常化的资讯消费传统。 唯独令人感慨的是， 看不到戈多的新闻流水线，始终不曾真正接近真相。作为公共产品的新闻纸和中国近代史上频繁发生的入侵事件不尽相同， 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军事占领胶州湾后的事态发展，一直在公共媒介的视野之下。伴随着传播业的全球性扩张，胶州湾事件本身就成为公共传播嵌入中国政治和外交决策的一个信息砝码。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 1897 年 11 月19 日，《申报》发表《德兵据胶》消息，称驻守“军士闻之惊惶失措携取兵器逃窜一空”。随后以外文报译为主的上海《时务报》译述了 1897 年11 月 29 日《北中国每日报》等报纸报道和评论，不仅大量关注诡谲多变

140 141的国际形势，更对中国遭受空前瓜分危机予以分析。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十八日两天，天津《国闻报》报连载《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 ， 将总理衙门官员与德国使臣交涉经过暴露无遗， 引发 《国闻报》泄露国家机密危机。作为英国政府 “一个吵闹而多嘴的朋友” ， 英国 《泰晤士报》对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各国的舆论反应，也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现代报业理念伴随着租借地的建立，被迅速植入青岛，并得到不断加强。1897 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一周之后，即 1897 年 11 月 21 日，一张叫《德国亚细亚报》的德文报纸开始出刊。这张匆忙露面的德文读物，成为青岛历史上第一家报纸。这家德文报馆同时还出版《青岛近闻》等报刊。其后《青岛新报》与《青岛官报》《胶澳官报》也相继面世。1900 年 7 月 19 日，广东兴中会会员朱淇在青岛创办中文《胶州报》，显现出文化觉醒自南向北的传播路径。辛亥革命后英国资本开始进入青岛传播业， 1912 年创办的英文《泰晤士报》清晰标注了一个多元传播时代的到来。 1914 年 11 月日本完成对青岛的军事占领后，迅速创办日文《青岛新报》，其后到 1945 年8 月的 31 年中，青岛先后出现过九家日文报纸，对日本文化的输出与亚洲共荣观念的传播，不遗余力。期间， 一些出版地并不在青岛的报纸， 如上海 《德文新报》 和北京 《顺天时报》在某一时间段也曾集中报道过青岛新闻。《德文新报》是 1886 年15　《时务报》（石印旬刊）为维新派 1896 年 8 月 9 日在上海创办。总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载有论说、上谕、奏折、中外杂志、域外报译等。维新期间清廷允御史宋伯鲁之请改为官办。1898 年 8 月 8 日终刊，共出 69 册。《论德人有志于山东胶州》，《时务报》第 47 册；《德国占胶州近闻》，《时务报》第 48 册；《德据胶州之理由》，《时务报》第 49 册。见刘震《从〈时务报〉外文报译看西方人眼中的胶州湾及胶州湾事件》，《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16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学术研究》2008 年第 7 期，第 9 期。17　蔺志强、刘文立《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列强间的舆论战》（基于英国《泰晤士报》有关报道的考察），《东方论坛》2007 年 3 期。10 月 1 日由上海德商科发药房附出的德文日报， 创办人纳瓦拉兼报纸主编。初期每天早晨出版发行， 一年后改为周刊， 附在英文 《晋源西报》 中发行。三年后 《晋源西报》 被 《文汇西报》 兼并， 《德文新报》 单独发行， 仍为周刊，主编更改为芬克。1907 年《德文新报》增出《上海通讯》和《商业通迅》，《德文新报》本身逐步成为偏重国际新闻和言论的综合性报纸，对象为上海及远东地区以及欧洲读者。 1910 年 10 月 6 日起，《德文新报》在上海南京 25 路增出中文周刊《协和报》，由芬克和费希礼担任出版人与编辑，并在青岛山东街 410 号福昌书局设置经理处， 刊登过 《蒸蒸日上之青岛大学》等消息。20 世纪前 15 年的 《德文新报》 ， 持续报道发生在青岛的各种新闻，主编芬克同时积极在天津、青岛等地扩大报纸发行，逐渐使《德文新报》成为德国在中国的主要媒体。 1917 年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上海《德文新报》所属报刊全部被北洋政府接收而停刊。青岛报业从出现伊始，就带有明显的植入性、殖民性、国际性和服务性等地缘特征，并带动了广告业、印刷业、都市服务业的发展。青岛报业在进行基本资讯传达的同时，也在部分意义上行使了维护社会公平、传递公共意见、文化启蒙、科学普及、娱乐大众的功能。从 1900 年 7 月朱淇创办《胶州报》开始，到 1949 年 6 月为止，中国人在青岛创办的中文报纸先后有 59 家。 有影响力的包括 《平民白话报》 《青岛快报》 《青岛民报》 《青岛时报》 《民国日报》 《青岛晨报》 《新青岛报》《工商新报》《正报》《平民报》《军民日报》《民众日报》等等。这些不同的中文新闻媒体显现了现代报业理念传入青岛之后的党派化、 本土化、资本化、平民化转变过程，并在 1930 年代呈现出持续的繁荣。现代传播业的传入，同时带来了接受和新闻消费习惯的建立，并随着此后知识人口的不断扩大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获得巩固和确立，最终形成一种日常化的城市资讯消费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报人如伊筱农、张乐古、尹朴斋、胡博泉、酆洗元、 吴炳宸、 王景西、 邱直清、 孙德山、 陈无我、 杨兴勤、 姚公凯、 杜宇、刘芳松、 王晴初、 杨恩厚、 阎干民、 郭有光、 卢荣、 李亚平、 黄文、 杨天毅、

142 143宁公介、 李军、 邢左山、 徐嘉俊、 王金寿、 刘英光、 陈松卿、 侯圣麟、 陈厚庵、王平野、张凌云、何凤池、王葆仁、王忻民、孟力等等，都为本土新闻标准的建立和公众知情权的维护， 贡献了各自的力量。 尽管这其中的许多人，早已淹没在时间的隧道中无法辨认，但每每深入在斑驳报章的字里行间，这些陌生的面孔，立时就变得栩栩如生。一个挣扎着翻腾上升的时代，也便开始逐渐清晰。 作为时代镜像的新闻纸同时成为发现新闻人过去的凭证，大概也算是历史辨别路途上“柳暗花明”的别册了。而所谓时代的气息，透过苟延残喘的断续文字，孤独的苍白，自不待言。短命的《青岛公民报》和胡信之的死亡，是青岛报人在争取新闻自由道路上的一段幽暗记录。1924 年 9 月 10 日，刘祖乾投资的《青岛公民报》创刊， 日报对开四版， 以 “提倡实业” 为宗旨， 初期发行几百份， 后增至万份。报馆设经理、编辑、印刷三部。经理部由董事长刘祖乾负责，编辑部由胡信之任主笔并主持日常编采，印刷部由股东张露枝负责，并由张经营的启新印社承担印报业务。 《青岛公民报》 以激进立场关注社会下层民众利益，支持城市劳工维权，被视为“工人的喉舌”。 1925 年 7 月，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下令逮捕胡信之，查封报馆，《青岛公民报》被迫终刊。胡信之 1890 年出生北京官僚家庭，后因家庭负担过重迁居青岛，进入胶澳商埠观象台任职员。 1922 年底，北洋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主权，胡受聘担任《中国青岛报》记者，以事实抨击政府“一手压制苦民， 一手攫取权利， 舌头能翻云覆雨， 混乱是非” 的政治作为。 作为 《青岛公民报》的创办人和主笔，其在《青岛公民报》开设《公民俱乐园》 《公民言论》《来件照登》《工潮专载》等栏目，公开倡导言论自由，支持劳工争取权利活动，最后付出生命。 1925 年 7 月 29 日胡信之被杀害，是第一位在青岛为民主和劳工权益而遇难的新闻业者。胡信之的死亡，并没有给后来的公共舆论赢得更大的话语空间。从 1898 年到 1948 年这 50 年中，东西方国家不仅在青岛办外文报，而且还办中文报，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 1914 年 11 月到 1922 年 12 月八年中，日本人先后在青岛创办三家中文报。 1938 年 1 月到 1945 年 9 月这七年零八个月中，也陆续办有三家中文报。尽管出发点不同，试图进行文化融合的努力，却是青岛城市化早期公共传播业的共同追求。多种语言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呈现了不约而同的相似性。1900 年 7 月 7 日德国总督府创办《青岛官报》，这份在租借地时期一直发行的官报文稿多为德文，其中有需要华人知晓的布告、通知、告白之类， 则用德文和中文对照刊出。 该报1911 年 2 月 17 日改称 《胶澳官报》 ，两种语言混合发布的方式始终持续。到 1914 年冬季之前，青岛还有《青岛德文报》、中文《德华日报》发行。后者是青岛外国人主办的第一家中文报。中山路 6 号与报业联系密切。 1914 年日资中文报纸《大青岛报》在这里出刊，开辟有杂俎、晨光、青潮等副刊专栏。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该报曾一度停刊， 1938 年 1 月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当月 25 日复刊。这是外国资本在青岛操持时间最长的一家中文报纸，一直到 1942 年 4 月 2 日终刊。第二天由《大青岛报》和《青岛新民报》合并而成的《青岛大新民报》在同一地址出刊， 1945 年 9 月 13 日终刊。两天后，青岛市政府在接收该报资产基础上出刊机关报《青岛公报》，至 1948 年 10 月 31 日停办。1938 年 1 月 18 日创刊的 《青岛新民报》 ， 在半年后的6 月 1 日出版 “革新号” ， 发表革新词 《本报革新与文化使命》 ， 不加掩饰地鼓吹 “东亚文化”复兴论 ： “溯自友军自青登陆之始， 本报承乏艰巨， 应时诞生。 党军破坏之余，社会不安，人心涣散。秩序尚且不定，遑论其他建设。然政治发挥，须与文化并进，此本报所以不惮艰巨毅然出尔负舆论重任。发刊以来，本东亚和平素志，中日提携信心，发扬东亚文化，恢复固有道德，匡正世俗，诋斥邪说。在各界提携赞助之下，已确立信誉，粗具规模。抚躬自问，喜惧交倂。所喜者本报诞生已久，即有今日之成绩，将来必能负荷辅助国家及领导社会重任。 所惧者中国遭逢党祸已久， 纲纪伦常、 道德文化， 皆被毁灭。今日重新恢复，如另起炉灶、困难可知。然党府对固有道德毁灭愈惨，吾人对此建设愈亟；社会沦陷益深，吾人意志愈坚。此本报所以革新扩大不俟稍缓者也。”同期《青岛新民报》革新号还发表赵琪、姚作宾、陆梦熊

144 145和青岛日本总领事大鹰正二次郎等人文章， 姚作宾在 《文化提携》 中期望 《青岛新民报》作“沟通文化之枢纽，代表人民之喉舌”。同日《青岛新民报》开始刊行两大张，增加妇女、儿童、家庭、社会服务、文学、娱乐等六个周刊，“以期确立舆论中心，恢复已坠之中国固有道德文化”。七年之后，伴随着日本战败的脚步声，《青岛新民报》的“革新与文化使命”连同惶惶“东亚文化”复兴论一并落花流水，从此销声匿迹。留在历史隧道缝隙之中的， 仅仅是作家王度庐日复一日的一纸 “刀光剑影” 。嘘嘘岁月，所有的“恢复”梦想，徒劳无益。《青岛新民报》 的生与死， 看似师出有名， 却都是命中注定， 逃避不了，也持续不长。这些过往如同一个历史记号一般，标注了城市曾经的伤疤与疼痛。但对 20 世纪前 50 年的青岛新闻人来说，伤疤与疼痛，却不止一个。用“步履艰难”来描述青岛持续着的舆论环境，应大差不差。 1934 年7 月 7 日青岛电报局职员李同愈被突然逮捕事件，便是典型一例，过程原委可谓荒谬到可笑程度，却是本地“言论自由”的真实写照。李同愈被捕后的第二天， 《青岛时报》 本市新闻版刊登报道说， “电报局职员李同愈，二十五岁，江苏常熟人，住观海一路二十七号，为有名之小说著作家，其妻黎璞，二十四岁，广东人，在胶路局公益科供职。李突于昨日（七日）被公安局派警捕去，经记者调查，公安局因准教育局函，谓以前上海申报载有本市教育局检验市立女中学生处女膜一则， 李有发稿嫌疑， 致被逮捕，迄昨晚尚未交保，如何处理，容访再志。”

到了公安局的李同愈， 倒没遭遇什么刑讯逼供， 其后来在 《囚居一日记》中记叙：“我老老实实说了‘口供’，稿子是我投寄的，应该负责的人却已经走了。这原不过是一件‘笑话’，劳师动众而至于公安局，也可见天下懂笑话的人太少， 也无怪林语堂提倡之 ‘幽默’ 为一般人所诟病了。 ” 不过，让李同愈郁闷的是，“报纸上登载我的新闻，硬把我全家人的年岁籍贯以及履历都抄了上去，若不是想把这一则新闻的字数拉长，就想不出第二个18　《电报局职员李同愈被公安局逮捕》，1934 年 7 月 8 日《青岛时报》本市新闻版。更好的理由了。”一则近乎笑话的过往，却着实叫人笑不出来。青岛新闻业寻求公正报道和自由言论的道路，始终坎坷。 1947 年 5 月3 日杜宇为《民报》撰写社论，导致被追任。杜宇妻姚淑珊记：“ 1947 年纪念五四， 民报社长何风池请他写篇社论。 社论写好送给他， 他看了许久，不敢发稿，最后十二点了，他才决定发。结果，报纸被迫停刊三天。这是杜宇死后，何风池告诉我的。”

青岛新闻传播业的迟暮是 1948 年 12 月 2 日青联报社在中山路 6 号出版的一张四开《联青报》，日子为时极短。1949 年 2 月 6 日，“只争朝夕”的《联青报》终刊，2 月 7 日改出晚报，时已春秋代序，草木零落了。朱淇的使命广东报人朱淇在青岛租借地时代的作为和意义，曾长时间被忽视。作为一个孙中山早期革命的助手， 1900 年进入青岛主持《胶州报》的朱淇，将民主共和思想通过租借地向北方的传播，作为了最重要的使命。朱淇出生在 1858 年，广东南海人，字季箴，曾中秀才，旋专习经史。结识孙中山并兴中会之后，思想发生转变。 1895 年孙中山筹划第一次广州起义，朱淇受命起草讨清檄文。事泄后逃亡上海，避沪半年返粤，开始经营报馆。 1896 年，朱淇在广州创办《岭南旬报》和《岭海日报》两种。1898 年《岭南旬报》停刊，《岭海日报》由胡汉民与陈鹿眉接办。之后，朱淇通过侄子朱通儒在广州创办的《东华报》和学生张学璟在香港创办的《通报》，继续传递变革思想。据徐凌霄 1931 年在 《凌霄一士随笔》 的记录， 离粤后， 朱淇至山东， “正德人据胶澳之后， 青岛一隅为国人所注意， 遂在青岛创办 《胶州日报》 。 ”

19　焚琴《囚居一日记》，1934 年 8 月 25 日南京《中央时事周报》第 3 卷第 33 期。20　姚淑珊《我与杜宇》，未刊稿。21　1931 年 11 月 30 日《国闻周报》第 8 卷第 47 期。

146 147时隔 30 年，徐凌霄把朱淇的《胶州报》，误记为《胶州日报》，不大不小的偏差，也算是对青岛第一张中文报纸考据史中的一个插曲。1900 年 7 月， 朱淇在青岛的弗里德里希大街， 也就是今中山路南端右侧，创办《胶州报》。在这之前，作为德国租借地，青岛已有《德国亚细亚报》和《青岛官报》两张以德文为主的报纸，朱淇主持的《胶州报》的出现，成为了青岛第一张由中国人主编的中文报纸。有记录说，朱淇《胶州报》的地址，在瑞记洋行的北面。根据贝麦1910 年版旅行手册 《青岛》 的记录， 在海因利希亲王大街和伊伦娜大街之间，右侧依次是胶州旅馆和设有《青岛新报》编辑部的贝伦公寓，而后是瓦格纳时装商场和瑞记洋行。经过瑞记洋行越过皇储大街后，就是海军士兵俱乐部了。依照这个描述，《胶州报》的所在地，应该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和皇储大街的路口，也就是中山路与湖北路的东南口。这个地方，也是政府印刷所和《青岛官报》的出版地。《胶州报》系周报，八开八页铅印，文言体竖排。内容包括谕旨、论说、电报、专件、专件代论、译件代论、各省新闻、各国新闻、北京新闻、本埠新闻等。 从收存在清议报全编第三集卷十一中的 《立宪法浅说》 、 《中国维新有关天下太平之局》两文看，该报对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对中国民主制度建立途经的探讨，远远超过之前青岛本土新闻史的描述。这也在部分意义上推翻了租借地限制新闻自由的说法。支持这个判断的，还有《胶州报》1903 年 2 月至 6 月《论说》专栏上朱淇执笔的 《论中外政治本原之异》、《读左传》等文章，其思想开放性尺度之大和视野之开阔，都令人印象深刻。1902 年 12 月 5 日，山东巡抚周馥访问青岛，完成了一次破冰之旅。周馥访问青岛的第二年，《胶州报》被清政府收购，周馥派候补道朱钟琪主持。该报并从第 89 号起，报头加印大清三角龙旗和德国三色旗，同时采用了大清光绪和大德公历两种纪年方式。 1903 年 5 月 5 日，《胶州报》本埠新闻以《都帅行辕记事》为题，报道了青岛德国总督特鲁泊访问济南的行程，几天之后，《胶州报》社迁至胶州路。新的报馆地址，与大鲍岛中国城里熙熙攘攘的华人读者，几乎是零距离，对消息的获取与报纸的广告经营， 无疑便利了许多。 实质上， 大鲍岛商业集聚区， 同时也是华人会馆、社团、商帮、行会的集中地，是散发着传统威权气味与各种城市传言的信息扩散地。 尽管大鲍岛的趣味与 《胶州报》 的志向不尽相同， 却唇齿相依。《胶州报》和老邻居瑞记洋行们的持续联系，是通过《胶州报》的广告显现的。在 1903 年的《胶州报》上，很容易检索到哈利洋行、德华银行、瑞记洋行、捷成洋行船务局和潍县工艺局的商业广告等。其中哈利洋行的销售告白中，涉及了繁多的经营商品，如各种花露水、洋胰子、洋蜡烛、水果甜酒等等。《胶州报》1907 年终刊，其在青岛德国租借地的存在，让发生在辛亥年前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先声，穿越地理与观念的屏障，一点一滴地传递到中国城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个意义上， 《胶州报》 先驱一般的本土新闻预演，无疑居功至伟。 光明一旦降临， 更多的光亮就会接踵而至。 在这个意义上，广东人朱淇不经意间为几年后抵达这里的同乡孙中山，开启了一扇启蒙的窗户。朱淇离开青岛的过程，被徐凌霄记录在了《凌霄一士随笔》里：“有曹倜字远谟者，山东老吏（历任平度、潍县、长山等州县）。庚子后与朱氏订交，时资助之，旋为之向上游延誉。尚其亨时为山东布政使，颇有开通之名，与朱一见倾心，因定在北京开设报馆之议，与曹合集股本数千金交朱氏，朱乃将子女暂托青岛教堂照料，只身北上。尚为汉军旗人，尚可喜之后也，（其在鲁藩任丁忧举殡，犹有“南平王”之衔牌。）与朝贵素通声气。朱既入京，以尚之介绍，分谒各要津，谋开设报馆之便利。所经营之《北京报》于是出现矣。”

1904 年朱淇离青后，在北京与曹倜等集资创办《北京报》，徐凌霄指“时犹假德商名义， 所以避官厅干涉而言论可较自由也。 ”1907 年 《北京报》改名 《北京日报》 ， 朱淇主持编务经营近30 年。1908 年北京报业公会成立，朱淇被推选为会长，后再出任中国报界促进会主席等职。辛亥武昌起义，22　1931 年 11 月 30 日《国闻周报》第 8 卷第 47 期。

148 149朱淇赴滦州游说张绍曾、吴禄贞两师举义。迫使清廷颁布《十九信条》。1915 年袁世凯称帝前后，《北京日报》持续发表反帝制评论，导致袁遣人向朱淇游说收购，并请朱赴上海另立一报，遭拒绝。 1921 年再主持英文《北京日报》，巩固了其在北方新闻界不可动摇的影响力。晚年，朱淇闭门研究儒释道经典，1931 年 11 月 15 日病逝北平。终年 73 岁。朱淇在北平病逝的这一天，29 岁的沈从文在青岛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念叨了一些国立青岛大学女同事方令孺的私人生活：“方令孺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无从同你谈及，但我知道那前前后后，故很觉得她可怜。她应当在北平找点事作，能够为她援一只手的只有你，你若有那种方便，为她介绍到一个什么大学去作女生指导员，比教书相宜。她人是很好的，很洒脱爽直的，也有点女人通同不可免的毛病，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定见。还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在此有些痛苦，就全是那么生活不合体裁得来的。 为了使她心情同年龄相称， 她倒是真需要 ‘教婆’ 教训一顿的人。我这里留有一份礼物， ‘教婆’ 诗的原稿。 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那封信，以及我的一点点纪录，等到你五十岁里，好好的订成一本书，作为祝五十大寿的礼仪。”在朱淇 20 年前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沈从文 20 年后告诉徐志摩的事，似乎都不是公事， 却和所有 “公事” 一并生长在同一个温度的文化土壤中间。朱淇当年在这里弄出的咳嗽声，不知道沈从文是否听得见。但人性隐秘的柔软与复杂， 一目了然。 回头一看， 沈从文知道的 “那前前后后” 的故事，其实连 《胶州报》 亦或是 《北京报》 的花边新闻都算不上， 沈从文 “放不下” ，恐怕就是有另外的东西作祟了。就本土新闻而言，朱淇的使命，一直是个“等待戈多”一般的悖论。异常熟悉青岛新闻界内幕的李同愈，在朱淇逝世数年后，曾在小说《大时代的小角色》中借一个报纸总编辑的口，对青岛新闻人的作为大大调侃了一番：“× 市的新闻记者中几乎没有一个够得上思想的水平的。那些社长或记者公会的委员之类，尽管写着似通非通的社论用四号字发表在他们的报纸第一版，其实是成天打着算盘眼睛往钱上钻的家伙。他们中间也有神气活现提倡妇女解放或劳工神圣的人，其实不过是爱玩小脚女人而且拼命剥削苦力的人。”

据多年研究李同愈的赵曰茂考证，这个被李同愈虚拟的报纸总编辑的原型，是曾任《青岛民报》总编辑的杜宇。民间庙堂各行其道在 1914 年前的青岛， 出版和印刷是两个关联密切的活跃行业。 包括 《德国亚细亚报》、《青岛官报》、《青岛最新消息报》、《胶州报》、《德华日报》和《泰晤士报》在内的许多报纸和天主教出版物，成为了这个殖民地城市最早的公共信息产品。在文化、思想、宗教、法律和政府事务、商业资讯的传播上，印刷出版商和媒介从业人员对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严格地说， 大约在1899 年或 1900 年来到青岛的德国人阿道夫·豪普特，并不是这个城市印刷出版业最核心部分的一员。他最早被属于印刷商维克多·罗尔的山东贸易有限公司雇用，并且他和他的老板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德亚瞭望》周刊的编者。关于《德亚瞭望》，目前已公开的研究报告很少涉及，只有一个研究青岛下层劳工的德国学者注意到这个出版物的存在。比如 1899 年的 1 月 14 日，其曾发表过政府译员慕兴立的城市华人状况调查《穷汉市》。而到了1904 年的 5 月 28 日和 6 月 4 日、25 日， 《德亚瞭望》周刊则继续刊登了有关青岛本地雇主和佣人之间存在大量矛盾的报道。 从这些线索可以看出， 至少在1899 年 1 月至 1904 年的 6 月期间， 《德亚瞭望》周刊在青岛一直出版。从内容上看，《德亚瞭望》周刊对城市日常社会生活的关注，占据了不小的比例。在经过了和罗尔的合作之后，豪普特后来自己成为独立的印刷和出版23　1938 年 9 月 16 日上海《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第十八号。

150 151商。但豪普特在青岛从事出版业的前期记录并不详尽，显示编辑过两本摄影画册，第一版的出版时间是 1910 年的 1 月。1911 年 7 月他获得授权，出版了一张官方的城市图。 1912 年青岛阿道夫·豪普特出版社出版《德国第三海军营营史》，作者 C. 胡居宁完整叙述了德军 1914 年占领胶州湾的全过程和该营后来在青岛的表现。在豪普特进行印刷和出版经营的同时，德国人奥托 ·罗斯也经营有一家印刷出版公司。从 1901 年至 1913 年每年发行的《青岛通讯录》，就是由罗斯出版的。有一个阶段，罗斯曾在中山路东侧租用过瓦格纳商店北面的房子，这个房子由奥古斯特 ·梅尔约在1906 年建造。和豪普特不同，罗斯和另外一个在青岛的德国出版商马克斯格瑞尔，都没有出版过画册。豪普特在 1910 年 1 月出版的摄影集，对后来鉴别青岛的一些历史建筑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建筑商人阿尔弗雷德 ·希姆森在湖北路北侧的三座房子，其中最西侧的一座由希姆森自己一直居住到 1914 年。和希姆森以及另外许多德国人一样，豪普特一直在青岛生活到了 1914年战争爆发。在 1914 年至 1920 年期间，豪普特作为海军第三陆战营七连的上士，参加了战斗。战后他被俘并被关押在日本。1920 年代他回到青岛，被天主教会雇用，成为天主教会印刷所的负责人。1927 年，豪普特出版了《青岛指南》的德语版，而这本城市指南的英语版，后来在 1934 年出版。豪普特的《青岛指南》是被广泛使用的一本实用资讯料汇编，就象战争发生前他出版的摄影画册一样，《青岛指南》也给城市保留了相当多的发展和变化状况的原始信息。 许多景象、 事物、 街道、建筑、行业和社会状态，都被豪普特完整地记录了下来。1934 年出版的 152 页英文版《青岛指南》，硬皮彩色印刷，著作人署名是阿道夫·豪普特，出版商则是格奥尔格 -G- 泰尔贝格国际书店，由青岛天主教会印刷所承印。里面分为历史、市区景点和市郊景点等篇章。其中的 23 页广告包括有德国药店、福柏德国医院、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北德劳埃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明华银行、圣心修道院、水边大厦和 G- 弗24　马维立 - 王栋 《在波恩关于青岛开发史的通信 （1897-1914） 》 ， 王栋译， 未刊稿。兰茨的斯雷卡相机公司。豪普特没有能够看到这本英文版 《青岛指南》 的出版。1933 年 6 月 15 日，他在青岛去世。豪普特 1933 年去世的时候，刘本钊主持的国立青岛大学出版科，正试图将本土出版向学术方向上进行延伸。国立青岛大学建立之初，刘本钊受杨振声邀请离开清华大学，携夫人董琳及子女到青，以会计科主任兼任出版科主任。梁实秋在《酒中八仙》描述刘本钊患严重耳聋，一付“小心谨慎，恂恂君子”模样。其间青岛大学校内以教材为主体的出版事务逐渐活跃，推动了教育学术的繁荣。 1934 年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编辑《科学的青岛》出版，称“就青岛自然环境诸性质，纂而为文”。收录青岛沿革与形势、地质、青岛附近海泥分析表、气候、自来水问题、道路、名胜、人口与生活、陆地交通、胶济铁路、港埠之设备及其贸易概况、盐业与矿业、 化学工业、 渔业、 海产动物名录、 木本植物名录、 科学研究机关等等，并附有青岛市区域图以及水族馆、山大科学馆等风景照片。刘本钊是蓬莱人，少时入蓬莱新学，后到北京考入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15 年左右与凌霄馆主徐彬彬合办小京报。 1920 年赴朝鲜大学留学，1923年回国后任外交部主事，期间主编北京蓬莱同乡会《蓬莱旬刊》。 1928 年刘本钊担任清华会计主任，杨振声到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受邀随行，1932 年杨振声辞职回北平后留任。1937 年后辗转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秘书。 山东大学1946 年复校后， 刘本钊受校长赵太侔邀请返回青岛，担任山大秘书主任。 1949 年与丁西林一家一起离开青岛，受梅贻琦邀到新竹清华大学工作至退休。战前，除了国立大学的学术出版之外，诸如实业部青岛商品检验局，也出版了 《德国油脂工业标准试验法》 和 《山东之落花生》 等实用技术读物。

而市场上最常见的， 则是 《青岛要揽》 （1917） 、 《青岛概要》 （1922） 、《 青25　《国立山东大学职教员录》1933 年 12 月26　《实业部青岛商品检验局出版刊物》，1937 年 6 月 10 日《实业部月刊》第 2 卷第6期 。

152 153岛指南》 （1933） 、 《青岛导游》 （1935第二版） 、 《青岛风光》 （1935）、《青岛名胜旅游指南》 （1935）、 《青岛概览》 （1937）之类旅游出版物。1934 年 7 月 19 日， 来青岛避暑的郁达夫早餐后上街， 买过一册全植物图鉴。“查青岛的植物，树以豆科的刺槐树（acacia）为最多，其次则为松科之松、壳斗科之栎与栗树，与筱悬木科之筱悬木（platanus）等，此外如银杏杂木，种类极多，不能详记。”1934 年 7 月 19 日郁达夫买植物图鉴的同一天，同在青岛度假的上海作家林微音， 也寻找合适的旅游指南图书。 其后来在 《青岛七日游》 中记述 ：“我折进了中山路。我要找一家书店去买一张青岛地图。在一条横路上，我看到了一家，我向它走了去。在将进门的时候，看到达夫从里边走了出来， 他告诉我他是去买地图的， 可是那里没有。 我也告诉了他我的所以去。我们便一起走着，后在一个日本书铺中各自买到了一张地图。于是我们便分了手。我再到另一家书店中去买了一本指南。”

自 1915 年青岛码头局编辑的《战后的青岛》开始，包括 1919 年高桥源太郎《青岛指南》、1920 年三船照相馆《青岛名胜写真集》、 1921 年青岛民政部铁道部《山东铁道旅行指南》、1934 年日华社《青岛指南》在内，由日本人编辑的实用信息类出版物，长时间充斥青岛市场。 1936 年 10 月 7日，前田七郎、小岛平八编辑《山东案内》出版了第七版，由热河路 24 号大安印字局印刷， 日华社发行， 青岛博文堂、 文英堂、 嘉户书店、 山省堂、森本新闻铺、 太田洋行出售。 济南文海堂代售。 封面为日本浮世绘风格绘画，远处为青山、 建筑、 植物， 近处为两个着中式服装男女， 男子手牵毛驴前行，驴上坐提篮妇女，像是夫妻回娘家。 《山东案内》1928 年 11 月 8 日初版，正文前附有《青岛市街地图》《青岛名胜道路图》和《山东省长途自动车路图》 ， 有关青岛内容220 页， 占全书三分之二， 除青岛历史、 地理、 人口、气象、 市区街道等基本情况介绍外， 涵盖政府机关、 公益机关、 工业、 商业、农业、 交通机关、 通信机关、 教育、 新闻、 社会团体等各个社会层面内容，包含大量图表和数据。27　林微音《散文七辑》，上海绿社出版部 1937 年 1 月。青岛沦陷后，《山东案内》继续由东阿路 10 号日华社发行新版，内容无大变化。作为寥寥无几的出版孤例，《山东案内》和王度庐的《宝剑金钗记》一起，点缀了“大约在冬季”的漫长苦涩。战后青岛本土出版业趋向繁荣， 1946 年芮麟创建乾坤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了《莽苍苍行》《离乱十年》《抗战回忆录》《三十自记》《产妇日记》《中原旅行记》《青岛游记》等书籍。同年，青岛爱光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画家郭士奇所著《阿 Q 画传》，由丰子恺题写封签，徐悲鸿撰写序文。徐氏给出的评价是，“士奇近作阿 Q 画传插图多幅，人物生动，结构严正， 表情精到， 可云合作。 往年在成都见丁聪亦有此书插图， 以木刻刻行，未能过此。丰君所作吾未见过，以彼恒作推测之，恐亦未能过于此也。”

1948 年 9 月刘少文卒于青岛，几个月后其《青岛百吟》由家人编辑出版，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青岛史诗”。

就青岛本土出版业而言，民间庙堂各行其道并不是坏事情。真正坏的事情， 在于资源系统中思想性与丰富性的严重不足。 雾气弥漫的城市中， 《青岛概要》之类浮皮潦草的繁荣，终究摆脱不了边缘化的宿命，一本郭士奇的《阿 Q 画传》，与出版业的现实对应，可谓惟妙惟肖。自西徂东比较报业的异军突起，青岛城市化初期的期刊出版相对专门化，单相度传播色彩明显，比如以推广德语和德国文化为主要目的的《自西徂东》月刊和一些旅游推广杂志。1912 年 10 月初， 德文加中文注释的 《自西徂东》月刊出版第一期。根据 1913 年《胶州地区年度报告》的记载，该杂志旨在传播德语和德国文化，介绍德国最新学术动态，同时为德国学校首先是高等学堂学生提供用于自学的阅读和教育材料。《自西徂东》结束后，期刊出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社会影响力有限。 1919 年 11 月，具有新文化思28　郭明华《郭士奇先生年谱》，未刊初稿。29　刘镜如《伯父与〈青岛百吟〉》

154 155想痕迹的 《曙光》 杂志创刊， 使得青岛本地期刊出现了一些微弱的 “曙光” 。《曙光》 杂志由曙光文艺社编辑， 社员有丁镇华、 王统照、 宋介、 祁大朋、李树俊、段澜、范煜隧、徐岩之。 《曙光》主张社会改造，受到各界关注。《曙光》共出刊 9 期，其中一卷出版 1 至 6 期，二卷出版了 1 至 3 期。专门期刊的出版， 在1920 年代得到了强化。1922 年， 《青大周刊》 、 《观象月刊》 和 《检验月刊》 分别出刊，1927 年， “研究学术， 发表言论” 的 《青岛电报局月刊》 出版。 《青大周刊》 由青岛大学主办，1922 至 1931 年刊行。《观象月刊》由青岛观象台主办， 1922 至 1931 年刊行。《检验月刊》由青岛商品检验局主办，1922 至 1932 年刊行，1934 年 1 月易名《检验季刊》复刊。1929 年 11 月，青岛市各界抗俄后援会还曾出版过《抗俄》半月刊。1930 年代，又陆续出版了《警察周刊》《青岛教育》《乡村建设》《港务统计月报》《市政公报》《市政周报》等等。根据 1937《青岛概览》的记载，除《气象月报》外，青岛观象台另外还编辑有《磁力月报》《地震报告》《高空报告》《天文半年刊》《青岛节候表》《海洋半年刊》等定期出版物。1929 年 9 月 1 日，王统照主编的《青潮》月刊创刊，社址设在博山路，为青岛本土第一个文学期刊。《青潮》号称月刊，但第二期迟至 1930 年 1月才出版，并且已是尾声。创刊词《我们的意思》称：“我们想借助文艺的力量来表达思想，在天风海水的洗荡中迸跃出这无力的一线青潮，也或是颇有兴致的事吧。”凸显出嘹亮的新文学思想。两期《青潮》，刊载了王统照的短篇小说《刀柄》《火城》；杜宇的诗歌《约会》；李同愈的短篇小说《父子》；姜宏翻译的长篇童话《小彼得》等。《青潮》短命的无疾而终，印证了创刊词预言的几个文学播种者的孤独：“在这大时代中奋跃着、挣扎着，呻吟着他们未来的命运。”1930 年代， 本地城市公共期刊起步， 出现了 《青岛画报》 和 《平民月报》等杂志。与此同时，专门期刊也续有增加，比如 1932 年 11 月开始出刊的市立女子中学的《女中校刊》，以及圣功女中校刊等。青岛体育协进会主办的《体育周刊》在 1933 年版《青岛指南》刊登的广告中称，“专以讨论体育各种重要问题，及各地体育之重要消息。”而《农村生活周刊》对自己的描绘， 则更更广泛 ： “有讨论农村问题之论著， 有介绍农村状况之调查，有描写农村生活之文艺。”青岛市繁荣促进会主办的双月刊《青岛画报》 1934 年 5 月创刊，目前发现出至 1937 年 5 月第 28 期，由赵庶常、钱醉竹编辑，由唐渭宾发行，撰稿人有赵鑫兮、钱醉竹、李尧生、张览远、周志俊、铁马、金戈等。画报以大众立场观察本地发展，通过大量摄影图片记录青岛之美，介绍风土民情。 陆续载有 《青岛之经济状况》 《青岛工商漫谈》 《青岛乡区名胜》 《青岛的治安》 《颜大使口中之青岛》 等。 画报将市区和乡区名胜分类载文介绍 ：如 《青岛八咏》 勾勒了挂旗山、 小青岛、 回澜阁、 观象台、 水族馆、 中山公园、体育场、赛马场的景色；乡区名胜则介绍了大清宫、明霞洞、午山庙、沙口归船、 石门返照、 深宫麦浪等景点。 为了使游客了解交通情况， 在登载 《青岛交通概述》 的同时， 还将火车站、 码头、 机场等交通枢纽的图片刊载其上。1934 年 1 月， 山东大学在校学生主办的 《励学》 与 《刁斗》 杂志相继创刊，分属励学社和刁斗社两个社团。 王先进回忆： “山东大学学生学习很刻苦，同时学校也鼓励学生除读书外办些刊物。中文系弓英德为首创办的刊物叫《刁斗》，以臧克家、许星园、冉昭德、李桂生为中心创办的叫《励学》。此时我已求学北大，但思想感情上并未脱离山大。我在《励学》 1933 年秋第一期上发表一篇文章叫《庄子考证》，在 1934 年春《励学》第二期上发表了《墨子的政治思想》。”1934 年暑假被录取入校的中文系学生徐中玉回忆：“中文、外语两系高班同学郭良才等办过一个大型不定期文艺性刊物《刁斗》，翻译、创作都有。”《励学》共出 7 期，传美国国会图书馆曾致函全份订购。 《刁斗》1934 年至 1935 年间刊行，共出两卷 6 期，主要刊登学生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30　王先进《古稀之年忆母校》，《走近海大园·魂牵梦系篇》，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 页31　徐中玉《两次在山大的回忆》，《走近海大园·魂牵梦系篇》，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2 页

156 1571937 年 3 月，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主办的季刊《化学杂志》创刊。化学杂志编辑委员会有撰稿指导编辑王文中、王祖荫、何沁洙、汤腾汉、刘尊宪、勾福长、郭质良；总编辑王永年、何文祥；编辑李良序、武希龄、曹金洪、庄鸿玉、彭其昌。1938 年 1 月青岛沦陷后，文化事业萧条，期刊出版几近停顿。继曲阜路 12 号青岛文化联盟编辑的日文《山东文化》双月刊出刊后， 1942 年春有胡汉士等主编的文学刊物《民民民月刊》创刊，撰稿人有蓝田、废丁、暑丁、沈迟、鲁基等。作者辄以文艺形式委婉抨击时政，受到读者关注。由于当局干预，该刊出满 10 期停刊。 1942 年 2 月 25 日《山东文化》）第三卷第一号出版“青岛文化展”特辑。杂志版权页相关信息显示，发行人村地卓鹏，登记地址金口一路 17 号；编辑国分友喜，地址热河路 54号。杂志售价一册一元，半年三元，一年六元。主办者青岛文化联盟电话22046 号。1944 年 8 月 1 日《治平》杂志创刊，给沦陷期寥寂的青岛期刊出版，画上了一个句号。1945 年 8 月 1 日，也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广播发布《停战诏书》的前 15 天，《治平》第二卷第二期出版“一周年纪念号”，刊登了青岛市立师范学校校长王锦第的《王明阳的壮年时代》。在王锦第最后描绘的王明阳的艳阳天里，青岛的日本时代黯然落幕。抗战结束后，青岛本地杂志出版突飞猛进，仅仅在 1946 年 1 月，就有孙昌熙主编的《中兴周刊》；吕仲起主编的《大都市》周刊；吕鸣九主编的 《建国周刊》 等杂志相继出刊。 此后陆续还有 《青岛》 月刊、 《艺友》 、《荒土》、 《时代生活》、 《青纺》、 《青岛文艺》、 《岛声》、 《新血轮》、《文艺》、《青声》等不同类型的杂志创刊。1947 年 1 月 1 日，张经宇主办《战斗与改造》在中山路 95 号创刊。创刊号刊登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专门委员于启民、 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袁昌英、音乐家王云阶的文章，并有青岛市立中学校长林冠一、 民言报编辑陈厚庵等人撰文。 同期的 《编辑室》 实话实说，强调 “本刊为综合性之杂志， 每期大要包括社论、 时评、 论著、 木刻与漫画、特写、严肃与轻松、文学艺术影剧音乐等数栏。时评论著要力求立场的公正及理论的警辟， 特写及文学音乐要力求报道的忠实与社会的反映及暴露。以本期的内容而论，我们自信距我们所揭示的目标，相去尚未太远。然而我们并没有觉得满意， 我们在热烈期望着作者与读者的爱护， 并尽智竭虑，在随时来修改在编排版式上，内容上的各种缺点。”1947 年 2 月 15 日，芮麟主办的“以倡导学术研究为宗旨的社会综合性刊物”《青声》创刊。芮麟撰创刊辞云：“青岛的学术空气太稀薄了，青岛的文化活动太沉寂了，这是象征着青岛内在生命的另一面，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个严重的事实。”芮麟希望：“《青声》能反映出青岛一般的真象，能传达出青岛一般的呼声，能成为青岛文化人共有的刊物。倘进而能建立起一座青岛文化人之间声气应求意志团契的桥梁，则尤为本社同仁们殷切希望。”1948 年 10 月 15 日， 由前青岛工务局长张益瑶担任发行人的 《市政建设》月刊在阳信路 41 号创刊，兼任主编的青岛市政府编审室主任李森堡在《创刊寄语》中说：“余辈感于都市建设工作于今日中国之重要，且洞悉中国市政前途之种种危机；乃延揽国内市政专家学者，与中国市政研究会诸同志，发起组织市政建设社，筹出版市政建设月刊。冀以研究所得，能邀当塗采纳而供同道参考。 效果如何， 固不敢预卜， 唯望海内贤达， 共劝斯举。 ”创刊号刊发邓绍禹《建议政府筹设国立市政学院》、国立武汉大学市政学教授刘乃诚《抗战后市政建设上之新问题》、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内政部营建司长哈雄文 《都市发展与都市计划》 、 内政部民政司副司长张守存 《现制院辖市组织概况之比较》、青岛市长龚学遂《市政与交通》、张益瑶《从都市计划观点论目前青岛市难民迁移问题》、陈光道《建市在解决中国工业化问题上的意义》、王家佐《从中国工业化的途径看县辖市的设置》、刘础新《行宪后市制之研究》、刘础新《行宪后市制之研究》、周维恭《宪法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研究》、王钰《中国娼妓发展史》等文章。青岛《市政建设》月刊呈现出的建设姿态，掩饰不掉时局动荡的焦虑。32　芮少麟著《重吻大地（1909—2008）》。

158 159五天后的 10 月 20 日，民言报《艺文》周刊在出至第 81 期时宣布终止。期间介绍了郁达夫、钱玄同、沈从文、朱自清、臧克家等现代作家，评述李易安词、 杜甫诗、 敦煌俗曲与变文、 李商隐诗、 李后主词、 陶渊明诗、 离骚、毛诗、晚清诗界革命的代表作品、尧典、阮籍诗等，外国文艺涉及巴尔扎克、贝多芬、斯宾诺莎、泰戈尔、歌德、普希金、萧伯纳、弥尔顿等。 《名著欣赏示例》专栏以《孔乙己》开篇，《秋夜》收束。81 期的《艺文》中，王统照以本名和七个化名发表小说、散文、散文诗、译文、译诗、论文、旧诗、新诗序跋、书评共 32 篇，学术气息浓郁。支持《艺文》的作者，还有艾芜、何家槐、黎锦熙、李广田、钟敬文、朱自清，以及执教山东大学的冯沅君、刘泮溪、孙昌熙等。伴随着 1949 年春暖花开季节的到来，局变很快成为现实，自西徂东的期刊演变路线在青岛戛然而止。与此同时，一些确定性与另外一些不确定性相互挤压的文化清理现场， 开始出现。 作为新文化的实践者， 王统照、冯沅君、刘泮溪、孙昌熙等人洗心革面，重新登场。风暴眼自 1897 年 11 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开始，青岛在此后 50 年成为许多新闻媒体和通讯社持续的关注重点和报道地。 1928 年 5 月 9 日，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哈雷特 ·阿班为采访济南武装冲突抵达青岛。当晚乘火车去济南，就已经发生的济南屠杀事件对“一系列人物作了访谈，包括福田将军及其助手们、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英国及德国驻济南领事、美国及英国的传教士。”他还拜访了美国资助的山东基督教学院和美国领事馆。在完成采访并在火车上修改了报道后，阿班回到青岛发稿。

1922 年中国收回青岛后，在青岛建立的通讯社和分支机构，主要有胶澳通讯社、 捷闻通讯社、 青岛通讯社、 新新通讯社、 新闻通讯社、 民言通讯社、33　哈雷特·阿班著《民国采访战》，杨植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2-75 页。山东通讯社、井口通讯社、中央通讯社青岛分社、西北通讯社青岛分社和新生通讯社等。通讯社在青岛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进行的公共信息服务，引发了公共性新闻消费的起步，扩大了新闻的传播渠道，增加了社会的透明度。其中，肥城路的青岛通讯社在 1933 年版《青岛指南》刊登的广告自称拥有 “灵敏的手腕， 进取的精神， 搜集各方新闻， 供给全市报纸， 创办至今，声誉卓著，是通讯通讯机关之杰出者，是青岛供给新闻之先锋军。”中央通讯社青岛分社成立于 1934 年 5 月 1 日，1937 年青岛沦陷后该社随国民政府撤离。抗战后该社于 1946 年 3 月恢复，人员约 50 人，设置有编辑组、电务组，新闻活动持续至 1949 年初。期间除中央通讯社外，青岛另外还有一些外国通讯社的分支机构在进行报道活动。西北通讯社分社和新生通讯社，出现在战后。 1946 年 3 月，西北通讯社派李建修到青岛成立办事处， 8 月 1 日成立青岛分社， 10 月开始对各报社发送新闻稿。该社原活动地区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新疆六省区，宗旨是“沟通西北及内地之文化，并报道新闻消息”。据青岛市档案馆所藏该社 1947 年所发新闻稿看，内容主要是社会新闻。1947 年 5 月 1 日，张凌云创办青岛新生通讯社，聘《青岛民言报》、《青岛公报》记者兼任采访，每天发 16 开铅印横订本新闻稿一册。稿件一般为市内新闻，注重经济新闻，每日分析评述市场动态，兼报上海黄金及美钞价格， 多为商家订阅。 三个月后的8 月 6 日， 张凌云突遭当局秘密逮捕，酿成轰动一时的“青岛诬陷记者案”。张凌云被关押 48 天后释放。 1948年 12 月 4 日，青岛市政府以未获出版证为由，勒令该社停刊。在天空中传送的，除了各个通讯社的新闻电讯，还有无线广播的声音。1933 年 6 月， 为传播当年7 月在青岛举行的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消息，青岛市政府投资一万多元在朝城路民众教育馆内创办青岛无线广播电台。呼号为 XTGM，频率 930 千赫和 900 千赫，波长 340 米和 333 米，发射功率 100 瓦。这是青岛第一家官办无线广播电台，开创了公共传播的新途径。运动会后，广播电台由青岛市教育局民众教育馆负责指挥监督。电台的讲演、戏剧、报告等节目，由民众教育馆讲演部编辑提供，经费开支由该馆

160 161总务部办理。1933 年 12 月，青岛市教育局制定电台播音规则，其中包括：第一条，无线电台的宗旨是普及社会教育，宣传政治工作及公益事项；第二条，收音机分设在市内民众教育馆及沧口、李村、九水、阴岛、薛家岛各乡区建设办事处内；第三条，广播音机由教育局派员管理，各处收音机由民众教育馆及各乡区建设办事处负责；第四条，各收音机听众秩序由教育局函公安局转所在地岗警维持；第五条，电台广播事项：中央各种报告，国内重要新闻，本市重要新闻，教育局重要报告，通俗讲演，天气预报，报告标准时间，识字牌字音字义，注音符号，音乐或歌曲唱片，临时宣传事项；第六条，电台广播时间除国际及中央各处电台所定时间外，均为本市广播播音时间；第七条，市府及市府所属各机关如有广播事项应先与教育局商洽，并自行派员办理。广播电台全天播音九小时。青岛无线广播电台开播后，中山路的中国旅行社曾经组织 150 余人乘坐 30 余辆汽车赴丹山看花，一路其乐融融。随团采访的苏竹影在《丹山赏花记》中描述，中午餐毕返回，旅行团所乘汽车装有收音机，“车过罗圈涧后， 开机发音， 歌声婉转， 音乐悠扬， 仿佛置身舞台， 又仿佛置声歌场，恍若有人轻频浅突，高歌妙舞于车前身边也。”从 1930 年代的一些个人记录看，广播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正与日俱增。每当突发事件发生，无线电台往往成为新闻第一传递者，混乱或者焦躁，随之而来。 1935 年 11 月 1 日，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遇枪击。黄际遇《不其山馆日记》载，当天青岛“午霠，晡风作。晡承佑来言，广播电云：今早六全会开幕，有人狙击显者。市人得讯，标金狂长。以电话告纫秋。则号外满街，不可掩耳矣。旋浅哉、承佑、春林、淦昌、怡荪并至，同诣君复处守聆。”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端木蕻良记录了在青岛听电台广播的鼓舞人心一刻。7 月 9 日， 中国军队收复丰台廊坊的消息传来， 青岛马路上人满为患，34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黄际遇日记》，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下同。不另注。人们互相投以会心的笑， “街上的人拥挤着， 无线电广播着捷报。 ” 但没多久，“广播没了，铺子忙着熄灯关门，一霎时，街空了。”作家老舍也在青岛经历了平津失陷后的世井百态， “青岛的民气不算坏， 四乡壮丁早有训练，码头工人绝对可靠，不会被浪人利用，而且据说已有不少正规军队开到。公务人员送走妇孺，是遵奉命令；男人们照常作事，并不很慌。市民去几里外去找‘号外’，等至半夜去听广播的，并不止我一个人。”

1938 年 1 月青岛沦陷后，无线广播电台一度停止播音， 3 月 21 日重新开播。1944 年冬，从青岛逃离的王统照为生活所迫，独自从上海返回，以广播为唯一消息渠道。 李健吾在 《怀王统照》 中记述 ： “时日人炸山筑堡，备作市战，所幸八月中旬，忽焉降服，剑在此亦如拳石落地，不系心头，欢然旬日， 而交通全断， 各地方纷如乱丝， 青市真成孤岛， 除收听广播外，函件亦被阻塞……故里抢攘，黎民痛苦，冷眼旁观，殊无佳怀……”1945 年夏天，在崂山的青岛流亡市长李先良，正请人在太清宫殿后石壁上刊凿“山海重光”四个丈余大字。叮叮咚咚竟月，到 8 月 15 日上午，负责监工的秘书葛焕斗对李说，今天刊石完工。谁知道当天晚上，李先良等人就收听到了中央社广播的日本投降消息，令崂山抵抗组织营地上下惊叹这一冥冥之中的离奇巧合。 李先良 《青岛抗战八年回忆结论》 中自述 ：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晚上，我中央广播电台播送日本无条件接收投降的消息，未几，日本天皇在东京广播中正式宣布投降，告示他全国的人民和驻外侵略部队。”1945 年 10 月 13 日，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派员接收青岛广播电台，拟定“发展国策，宣传政令，推广文教，导正社风，为政府与市民联系之重要工具”方针。电台设本市新闻、讲演、党义重读、自由谈、教育广播等节目。11 月 15 日， 李先良就青岛广播电台代理台长栾瑞接收完竣，专门致电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吴道一。青岛本地电台恢复后， 1946 年3 月开辟青岛广播电台第二台。与此同时， 私营山东无线电业行广播电台也在观海二路68 号动工兴建，35　载 1938 年 7 月 7 日汉口《大公报》。

162 163随后在 1946 年 4 月 1 日建成播音。 1947 年 4 月，青岛广播电台取消了广播收听费。六个月后，青岛工业协会主办的《工矿日报》在辽宁路创刊，并自设电台。 1948 年 11 月，私营商业电台山东无线业行广播电台迁至四方路 53 号，直到 1949 年 6 月停止播音。1949 年 2 月青岛广播电台开辟第三台，四个月后被接收。青岛无线广播电台从此改弦易辙。接收青岛无线广播电台并以新呼号开始播音的过程，当事人林明有清晰记忆：“1949 年 5 月，我们电台接收队跟随‘教研会’，离开莱阳驻地向青岛进发。 6 月 2 日，近午时到达沧口，登上大卡车，在枪炮声中向市区方向时急时缓地行进，下午二时左右，到达胶州路中山路，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当车队行至中山中路南端，电台接收队转路西行，几分钟就来到朝城路广播电台大门前。此时，军管会派来的一个排的武装警卫在那里守护。我看看表，时针指在 15 时 40 分。”林明回忆，大约下午 5 时半，以聂耳的 《大路歌》 为开始曲， 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杨洁播出了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 XGDP”的电台新呼号，宣布人民广播电台诞生。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开始。就青岛而言，分别来自朝城路、观海二路、辽宁路和四方路的公共广播电台，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以新闻瞭望、资讯传递和文化普及为使命，在推动城市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明显，贡献突出。在一个一个的历史的转折点上，这些来自空中的声音，一直敲打着城市不同角落那些不相识者的神经，最终凝结成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

【第三节 梦开始的地方】

青岛现代教育是城市文明和历史传承的重要基石，也是城市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青岛在这个传统中发育、生长、发展，同时也在这个传统中形成自己的精神基因和城市风格。在 20 世纪起始，先后由总督学校、教会学校、蒙养学堂、公学堂、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师范教育、高等专门学校、私立大学、国立大学共同构成的教育体系，塑造了青岛城市化之后教育的整体面貌，成为以科学、系统、规范和理性为特征的现代化教育样板。 与此同时， 伴随着公共文化新政出现的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海洋生物博物馆，也在城市文化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门槛与门面对一个健全的现代城市社会而言，公共教育是门槛，也是门面。青岛基础教育和职业学校、高等教育的梯次教育体系，是城市文明和历史传承的重要基石，也是城市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青岛在这个传统中发育、 生长、 演变， 同时也在这个传统中形成自己的精神基因和城市风格。在 20 世纪起始，由总督学校、教会学校、蒙养学堂共同构成的青岛基础教育体系，塑造了青岛城市化之后初等教育的早期面貌，设置有语言、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宗教、绘画、唱歌等诸多课程的初级学校，成为以科学、系统、规范和理性为特征的现代化基础教育的开端。后来以公学堂面目出现的小学校，开始在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上扮演起区域初级教育的实施者角色。通过修身、经学、国文、地理、历史、算术、理科、体操、图画、手工、商业、农业和女生外加刺绣的课程设置，公学堂以比较高的起点，奠定了青岛初级教育的完整基础。比如一个叫王志毅的普通本地儿童， 1912 年在青岛出生，童年时其父从商破产，家境每况愈下。1918 年进入台西镇公学堂学习，毕业后考入礼贤中学，逐渐成才。在20 世纪的早期，包括王志毅在内的许许多多青岛儿童，知识的起点；学习方法的起点；认识世界的起点；思考的起点，就是这些公学堂。德国租借地时期的欧洲侨民子女，集中在总督学校和修道院女校接受教育。1914 年冬天日本取代德国控制青岛后，一年之间有数以万计的日本侨民迁入，随后陆续建立了数个日本寻常小学和日本中学、日本高等女子中学。1922 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这些日本学校继续在本地办学，直到

164 1651945 年日本战败。礼贤中学教师刘少文在 1922 年撰写的《青岛百吟》中，曾如是描述这些日本学生的精神状态 ： “归路迢迢且读书， 入无仆从出无车。笑他生事多寒俭， 持较中华总不如。 ” 刘少文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 日本 “学生离校时往往手披书册，途中诵习，绝无乘车者。”1922 年青岛回归后，教育界去日本化浪潮风起，本土基础开始教育融入国家观念，新文化思想也获得广泛传播。 1924 年青岛制订公立小学校职教员任用标准，规定校长由督办公署选任，教员由校长函聘。 1935 年青岛成立义务教育委员会，制订《青岛市实施义务教育强迫入学办法》，规定儿童一律受两年义务教育，家长如有阻拦，要受罚款或拘押的处罚。与此同时， 半公开的学生组织也获得了生长的空间， 其组成人员除了初级中学、职业学校的学生， 也有小学校的学生。 这种既严格、 规范、 有序， 又宽松、开放、开明的基础教育传统，延续了很久。直到 20 世纪中期，依然可以在教师和学生身上清晰地看到这些教育传统和风格的影响痕迹，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城市文明传统的一部分，成为文化传承的标志。根据 1931 年的统计，青岛三所市立中学，规范化程度都很高。市立中学校设置高中师范、普通高中和初中， 1930 年度有学生 375 人，年实际支出经费为 43970 元；市立女子中学校设置高中、初中， 1930 年度有学生194 人，年实际支出经费为 30383 元；李村市立中学校设置初中， 1930 年度有学生 80 人，年实际支出经费为 7000 元。在当时政府财政支出异常拮据的情况下，三所市立中学所获得的稳定经费支持，保证了正常教学活动的开展。钱是一回事，担当则是另一回事。 1934 年夏天，市立中学请在青岛避暑的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到学校演讲《两年来之外交》，市长沈鸿烈、教育局长雷法章、政府秘书长胡家凤以及徐祖善一并到场。颜惠庆现身说法，学生如亲临其境， 现场反应热烈。 而这样的演讲， 并非个案。 正常教学之外，这些不同形式的校园活动，对学生思路、视野的开阔，自然事半功倍。几所私立学校在教育理念与日常教学上也不输公立学校，如圣功女中校长周铭洗 1935 年在校刊《弁言》中所述：本校“自创办迄今，设备日臻完备，程度年有长进；以短促之时间，而有此可观之事业，推其故，内由于教职员之戮力同心，外赖乎沈市长雷局长暨市府当局之奖励扶持。今各生成绩斐然可观，幸得于六月间举行高中首届毕业典礼，深冀诸生学业品德能与时俱进，以增青市之令誉，岂特本校之光荣而已哉！本校校训为崇礼，守道，敬业，尚艺，在校师生均能恪守，故天福人智，俱获充实。修业诸生于卒业后，无论升学与否，立身处世，当能表见其所受本校陶冶之果效。”1933 年《青岛市学校概况一览表》记载，同年 7 月周铭洗就任圣功女子中学校长，月薪 160 元。同期青岛四所私立中学校长薪金比较，礼贤刘诠法是义务， 文德高梓是180 元， 崇德王文坦是75 元， 圣功周铭洗居中。从统计数据看，当时市立中学校长薪金在 200-160 元间，铁路中学校长薪金 300 元，市立小学校长薪金为 100-40 元间。1936 年 8 月，青岛教育局长雷法章撰写《青岛市教育概况》，列举过去五年青岛中学扩充数据，其中私立圣功女子中学 1931 年有初级三班，1932 年设高级一班增初级一班， 1933 年增高中一班， 1934 年高中完成立案核准。到 1935 年，圣功女中有高级三班 48 人，初级三班 131 人，教员 20 人。根据 1933 年《青岛教育》杂志披露的数据，圣功女中每月经费3000 元，年 36000 元，在四所私立中学中最多，仅少于两所市立中学，排第三名。周铭洗是湖南湘潭人，北平师大毕业后赴美国圣德助撒大学从事过研究，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讲师， 1932 年 9 月转任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讲师，一年之后主持私立圣功女子中学。 周铭洗认为： “吾国女子教育创自远古，惟所尚者除家庭间之应对进退，烹饪纺织之外，于一般生活必具之知识犹阙如也。处今日之世，社会组织日趋繁复，欲一般女子悉度其旧家庭生活为势所不能，亦为时所不许；今日之家庭所负国家社会之责任至大且重。女子为家庭之中坚，欲使家庭成为国家社会之命脉，当先使女子成为身心36　1933 年《青岛教育》第 1 卷第 9 期。37　1936 年《教育杂志》第 26 卷第 8 期。

166 167健全之公民；况女子事业其范围已不限于家庭，此女子教育之所以刻不容缓也。”周铭洗的这份务实教育理念，不仅仅在圣功女中得到了贯彻，也在同时期一些公立和私立学校中，也获得了全面的实践。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泳修， 1937 年夏远游武汉、青岛、北平、南京等地考察，其中对青岛的“生产教育”有大致记录：“各个中学内，皆办有职业科，惟须不同，以免重复，其所办之职业科，皆注重实用，不作奢侈品，如粉笔，黑板刷，桌椅，肥皂及少数教育用品等，女生则偏重家事教育，如烹饪缝纫等。”

值得提及的是，在青岛城市化的系统实践中，各种类型职业学校的建立， 在相当意义上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进步。 期间， 诸如胶澳商埠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日本私立青岛学院、私立慈济初级普通商业科职业学校等职业教育机构的陆续出现， 拓展了青岛本土各种专业技能人才的资源储备。比较延续着的小学、 初级中学、 高级中学、 职业学校、 商业和师范学校，青岛高等教育的开拓则可谓一波三折，一只手曾经高高举起来，落下的时候却成了残废。1909 年 7 月 14 日， 《顺天时报》 刊登了 “德国派青岛大学教习” 的消息，并称这位“开氏已经启程首途”。《顺天时报》所谓的青岛大学，就是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 1909 年 10 月 5 日，地处青岛火车站西南的青岛高等专门学堂正式开学，德国地质学家及海军部官员格奥尔格 ·凯泊出任校长。任教的有数位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如《数学杂志》创始人康拉德·克诺谱、 量子物理学家卡尔艾利希、 植物学家威廉·瓦格纳等。青岛高等学堂为清政府与德国政府联合创办， 管理规则由清政府学部颁布，开办经费为 64 万马克，其中德政府支出 60 万马克，余由中国协筹，常年经费之大半亦由德国支付。1914 年 7 月， 青岛高等学堂法科学生毕业前夕，德国驻北京代理公使马泽森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请派员监考。教育总长汤化龙“以此事颇为重大，特派留学德国法科学士张谨君前往。”张谨，38　高泳修《漫游记残》，1937 年 6 月 30 日《现代读物》第 2 卷第 33、34 期合刊。39　1914 年 7 月 2 日《顺天时报》3804 期。字仲苏，是莱比锡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之一，留德期间与蔡元培多有交际，后曾出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和河北大学校长等职。张谨经历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第一届法科毕业生考试，实质上成为了这所大学的闭幕式。几个月后日本占领青岛，大学随之倒闭。一个辉煌的百年大学计划，不幸仅昙花一现，令人叹惜青岛本土高等教育的命运多舛。青岛的大学梦，就此一别十年。1923 年 1 月，中华教育改进会第一次常年大会提出创办青岛大学决议案。一年半之后的 1924 年 9 月 20 日，私立青岛大学开学。校长高恩洪发表训词称：“本埠地绾南北，舟车四达，山水幽雅，气候中和，于此设立大学，发展文化最为相宜……本校为新创之学校，诸生为新来之学生，一切当以实事求是、日新又新为前提，一洗各地不良之陋习，蔚成本校特有良好之校风，为全国青年之模范，为将来国家有用之长才是则。”私立青岛大学生不逢时，生存艰难，勉强支持到 1929 年便一命呜呼，存活期与青岛高等学堂不相上下。接下来，在蔡元培的竭力建议下，在青岛建立国立大学的设想进入筹备阶段， 以图实现其推动青岛成为 “文化中心” 的理想。1930 年 9 月 21 日，杨振声在国立青岛大学开学典礼上宣誓就职，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杜光埙回忆：“民国十九年杨振声奉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以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之决议，先行设立文理两学院，并于同年八月招收新生，九月开课。”很快，国立青岛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成长典范，并在后来的国立山东大学中得到了巩固和发扬光大。先后执教青岛国立大学的闻一多、 梁实秋、 黄际遇、 张道藩、 汤腾汉、 谭葆慎、 谭书麟、 赵太侔、周仲岐、赵少侯、方令孺、沈从文、蒋德寿、王普、秦素美、黄敬思、游40　《高等教育组议决提倡创办青岛大学案》，1923 年 1 月 28 日《北京高师周刊》第 186 期。41　《胶澳商埠教育汇刊》附录，1924 年版。42　杜光埙《忆国立山东大学》，《走近海大园·魂牵梦系篇》，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页。

168 169国恩、杨筠如、郭贻诚、傅鹰、曾省之、洪深、老舍、童第周、朱树屏等等一代学人， 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持久记忆。 不过， 蔡元培的青岛 “文化中心”梦想， 终究不曾真正实现。 潮湿的海风之中， 独立思想与学术的本土生存，艰难并苦涩。1937 年青岛沦陷前国立山东大学南迁，战后在 1946 年复校，赵太侔主持学校到 1949 年 6 月被接收。而 1934 年周铭洗离任私立圣功女中校长职后，继续服务圣功。 1945 年考入圣功女中的金心回忆，“那时日本还没投降，及至开学时，这所由美国天主教于 1931 年开办的学校恢复了由修女管理的局面。教我们初一英语的就是周铭洗先生。那时她已是修女，我们称她周修女。”在日本投降前的 1945 年 2 月，另外一个女人出任了青岛第一女子中学校长。一家周刊以不无兴奋的语气披露，“新校长林瑚为中国名人林纾之女公子口才颇建。”俗话说，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林瑚和父亲林纾在政治选择上近乎亦步亦趋的阴差阳错，令人感慨造化弄人。1947 年冬天，流亡学生于宗先考入市立中学。他在晚年回忆说：“到了三十六年冬天， 快要过年了， 青岛市立中学招插班生， 我去报考插班生。青岛市立中学是正式学校，四维中学是流亡学校。那时候流亡学校不只四维中学， 还有平度县中、 高密县中等。 我们在那儿读了半年的高中二年级。当考进青岛市中时，感到高兴极了。在青岛市中的流亡学生不多，大都是城市的孩子。那时候青岛市中不单纯，有些学生倾向于国民党，有些则倾向于共产党。 我们同班同学也分两批， 一批是我们乡下来的， 倾向国民党，还有一批是城市学生，他们多偏向共产党，学扭秧歌，贴大字报。”

于宗先入读市立中学一年半后的 1949 年 6 月 2 日，李村师范简师四年级甲班学生韩专德在日记里写下了一个历史转变时刻：“解放军来了，我的确做梦也想不到如此迅速，我洗完了脸看行进的队伍，第一次见到解放军……” 韩专德回忆说， 惊慌过后， 校长王桂浑把留校同学召集到操场，讲在新时代应有的态度，希望大家能更加努力充实自己，更好地为大众服43　《青岛女一中通讯》，1945 年《中华周刊》第 2 卷第 11 期。44　《于宗先院士口述历史》，于宗先口述，王綺年访谈，王心怡謄稿。2009。务。 当日校长拿出自己一部分薪水， 嘱咐伙房给同学们做了一顿猪肉包子。校长王桂浑的包子，让韩专德记忆了一生：“我记得那是我上学吃的第一顿猪肉包子，真香啊！”

在 20 世纪前 50 年间，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走出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大学的校门， 服务社会， 报效国家， 历练人生。 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 国家、城市、家庭，收获并分享着知识的快乐，教育的力量，显露无疑。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青岛也不断获得建设新生活与新文明的力量与源泉。新政任何常态社会，都不可能是平面的，青岛尽管被戴上了一顶“模范”的帽子，做榜样状几十年，却同样不是世外桃源。“须知人心不可测，或用话激尔，使尔暴动，便落人圈套矣。夜间切不可出门。青岛妓寮多，有人招汝打茶围之事，即须念到老父及尔母亲关心，一走此路，即是违背父母之训。至一切犯规之事，着意遵守，唯教习之言是听。”这是 1913 年 2 月 12 日林纾给其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就读的三子林璐一封家信中的文字， 父亲对 “人心不可测” 与 “青岛妓寮多”的担忧，跃然纸上。“人心”与“妓寮”的纠缠，无疑可能引发社会疾病，而基督教青年会和一个叫民众教育馆的机构，试图解决的也就是社会“改良”的问题。在刘少文《青岛百吟》的记录中，“基督教青年会在冠县路，原为会友辅仁之所，故有同餐会，电影、雅乐、撞球场以助馀兴，乃人多视为娱乐场矣！”而后来民众教育馆的职能和活动方式，也和“娱乐场”大差不差。同样的感慨， 曾供职于青岛电报局的文学青年李同愈， 也明确表示过：“文化人是社会进化的先锋，他们和人民大众脱离了关系，因此这社会便变成了两截。文化人要负起领导人民大众的责任来，自然第一步必须和人45　韩专德回忆。2009 年 6 月 2 日《半岛都市报》。46　本章所引刘少文 《青岛百吟》 ， 均为刘镜如注释， 高原编纂， 未刊稿。 下同， 不另注。

170 171民大众做到‘水乳交融’的境地。把人民大众一下子赶到突出的前面既不可能，唯有自己走回头来搀扶他们，同时把那条狭小的路径开辟成宽阔的大道一法了。”负有 “搀扶” 责任的青岛民众教育馆， 是1930 年代的一项社会改良新政。所谓新，在形式，也在内容，目的都指向普通民众的心智提升。“有播音无线电台，教育电影，图书阅览，鼓词训练等”，这是 1936 年 7 月在青岛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的厦门市立图书馆馆长余少文，对青岛民众教育馆的粗略印象。余氏将这部分考察内容纳入“教育事业状况”中，显示出其对行政管理系统的熟悉，而这恰恰也是民众教育馆存在的理由。在 20 世纪第三个十年里， 先后管理青岛的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个有着浓郁殖民文化气息城市的民众心智辅导，表现的有些懈怠。尽管在 20 年代早期已经建立了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 作为却似乎差强人意，直到市立民众教育馆在 1930 年的出现，这一尴尬的缺失局面才有了少许改观。1929 年制定的《青岛特别市教育局民众教育馆规程》开宗明义，规定民众教育馆的职责是 “启迪民智， 改良社会习俗” ， 而这一使命的逻辑线索，却是中央政府急于普及国家意识与统一政治观念的现实需要。民众教育馆隶属于教育局，设有总务部、讲演部、康乐部、图书部、科学部、艺术部及图书室、阅览室、游艺社和课堂，建立后开展了讲演、体育、文娱等方面的活动。其中体育活动开展得比较经常，平均每月组织三四百人的体育锻炼。还组织一些体育比赛，开展各种棋类活动等。在文艺方面，则在每年的重大节日里组织各种游艺会，吸引民间艺人演出戏剧、曲艺节目，举办说书、杂技人员训练班。民众教育馆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更为重要的活动： 1930 年 8 月 9 日，民47　《翻旧出新》，1938 年 8 月 4、5 日香港《立报·言林》。48　余少文 《赴青岛出席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并参观各地方图书馆状况考察》 ，1936 年 12 月《厦门图书馆声》第 4 卷第 1-3 期。49　《青岛特别市政府市政公报》，1929 年 11 月第四期。众教育馆成立暑期讲习会，市教育局公函派员听讲； 1932 年 6 月，教育局在民众教育馆举行节约运动宣传周讲演报告会，同月 15 日，青岛市长沈鸿烈在民众教育馆向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师生训话； 1933 年 6 月，教育局在民众教育馆建立政府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 1933 年 8 月 26 日，马寅初博士在朝城路民众教育馆演讲利用外资； 1933 年 8 月 27 日，教育局和薛家岛乡区建设办事处在薛家岛创设的简易民众教育馆开幕； 1933 年 11 月 14日， 教育部视察专员郭有守在民众教育馆演讲欧洲教育状况；1934 年 8 月，青岛律师公会在民众教育馆举行贫民法律扶助会成立大会； 1934 年 9 月 1日，李文晟就职市立沧口简易民众教育馆长并开馆； 1934 年 10 月 6 日，蔡元培在市立民众教育馆对中学校长、教职员、小学校长演讲，强调对学生应有“平等心”； 1935 年 3 月，市立民众教育馆广播电台公布播音时间节目表；1935 年 6 月， 青岛市政府在民众教育馆召集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举行六三禁烟纪念典礼 ；1936 年 6 月， 市立民众教育馆拟定扩音机借用办法 ；1936 年 7 月 20 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举行，民众教育馆长苟孟龙邀朱光潜在该馆讲座。民众教育馆提出的“提高其生活技能，并养成此项人才”宗旨，值得注意。在 1930 年代，对普通城市居民的生计关怀和关注，对民众的公民道德和心智的辅导与启蒙，对文明、科学与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应是民众教育馆的重要职能。实质上这也是这一具有公益性质的民众辅导机构，对城市文化养成和推动的重要举措。 1934 年 12 月 2 日，国立山东大学教授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记录说：“晨赴民众教育馆，为中学生比赛演说作评判员， 凡八校， 校出二人， 每人十五分钟， 冰襟洗耳， 散会已交未矣。取礼贤中学初等一年级生俞鲁达第一，年方十三也，居然‘从国际大势说到我国应有认识与努力’ 命题， 横扫海内， 说来亦老气横秋， 真奇童也。 ”为了配合华北运动会的举办，民众教育馆成为了青岛第一家官办无线广播电台的创办者。 1933 年 6 月，为即时传播当年 7 月在青岛举行的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消息，政府投资一万多元，在民众教育馆内创办发射功率 100 瓦的无线广播电台。运动会后电台继续运转，全天播音九小时，由

172 173民众教育馆负责指挥监督。电台的讲演、戏剧、报告等节目，由民众教育馆讲演部编辑提供，经费开支由该馆总务部办理。 1933 年 12 月，青岛市教育局制定了电台播音规则，确定无线电台的宗旨是普及社会教育，宣传政治工作及公益事项。电台广播事项为：中央各种报告，国内重要新闻，本市重要新闻，教育局重要报告，通俗讲演，天气预报，报告标准时间，识字牌字音字义，注音符号，音乐或歌曲唱片。1934 年，云南易门人王秉心到青岛任职民众教育馆康乐部。之前王秉心曾在北京参加世界语协会， 1932 年任北平美术学校教师，结识齐白石、聂耳，并参加北平左联和左翼剧联活动。王秉心任职的民众教育馆康乐部，职责为指导群众艺术、组织和指导游艺、国术、游泳活动等。在青岛期间，王秉心自编自演了话剧《万家生佛》，并新编长篇鼓书《孟姜女哭倒长城》。1935 年王秉心曾与暂居青岛的作家艾芜、陈荒煤频繁往来，讨论文学与戏剧。城市公共文化的拓展，间或会成为社会话题。 1936 年《都市与农村》杂志刊登慕陶的 《青岛所需要的三个文化机关——通志馆， 博物馆， 图书馆》一文，就本市公共教育机构的建设匮乏与发展方向，提出了意见。1933 年 2 月，青岛市教育局行文任命张俊图为民众教育馆长。 1933年的 6 月 16 日，国民党青岛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发出《关于民众教育馆长不得兼任商会执行委员的训令》，从一个侧面显现了民众教育馆的非赢利性。1935 年，沧口民众教育馆编辑的《沧口民众》旬刊出版，成为全国民众教育五种旬刊之一，每期四开四版。 1936 年时，青岛市政府则发出过关于修理民众教育馆房的训令。此后不久，又训令拨给民众教育馆内部设备购置费。1938 年 1 月青岛沦陷后，民众教育馆停止活动。1946 年 1 月 25 日，青岛市教育局首先在沧口大马路重建沧口民众教育馆。经初步恢复，沧口民众教育馆设置了教室、文体活动室和办公室。同年 8 月 24 日教育局委任前沧口社会教育中心区推广部主任陈立先为沧口民众教育馆代理馆长，主持日常工作。50　1936 年 6 月 20 日《都市与农村》第 21 期。1946 年 10 月 8 日，市立大港民众教育馆开馆。是日复馆的市立大港民众教育馆迁址泰山路原日本工厂，设有图书馆、阅览室、游艺室、民众学校、 民众俱乐部、 民众运动场等。 馆长宋绍曾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毕业。由于经费有限，图书馆书籍、报刊甚少。所办业余文化扫盲班，曾吸引附近茂昌冷藏厂打蛋女工成批上课。就社会改良而言，民众教育馆在 1930 年代的持续努力显然可圈可点。但社会进步非一朝一夕可见成效，而民众教育馆的一针一线的缝缝补补，无疑就成为了新文明普及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记号。读万卷书青岛的图书馆建设，伴随了青岛城市化的全过程，成为本土文化积累与价值认同的公共策源地之一。在对这些传播知识与思想场所的持续搭建上， 卫礼贤、 劳乃宣、 宋春舫、 梁实秋、 皮高品、 许筱山、 胡鸣盛、 朱社佑、苟孟龙等人的远见卓识，可谓居功至伟。在青岛城市化的前 50 年，一本一本图书堆积出的文明史轨迹，以一种出离在喧腾的主流文化视线之外的沉默，显现出了从蒙昧的时间隧道一点一滴地洞开光亮的曲折路径。毋庸讳言，因为在文化来源、文化品质与大众传播之间一直存在着的壁垒，来自不同族群、阶层与阶段的智慧经验囤积努力，在方向选择上并获得一致，各种冲突始终若隐若现。根据 1905 年 10 月至 1906 年 10 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记载，在这个年度，德国总督办公大楼已经建成并交付使用。这份政府文件同时提到，大楼西翼地下室的一部分，分配给了胶州图书馆使用。对这一拥有超过 9000 册图书和 80 份报纸杂志的图书馆的安置计划，该政府备忘录的后续评价是：因为这里地处中心，所以读者很多。这样的安排，显示了青岛租借地当局对德国文化影响力的依赖和重视。继胶州图书馆之后，礼贤书院的尊孔文社、青岛观象台和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也设立了图书馆。1914 年 2 月 18 日的谭延闿青岛日记中， 记录了他与徐世昌的一次会见， “言

174 175青岛侨人将办图书馆及医院，甚有成局”等。

实质上，伴随着大清国的倒台和流亡政治家的批量进入，谭延闿和徐世昌的一些前政治同僚，在举家迁移青岛的同时，也把经年累积的大量藏书一并转移过来，形成了于式枚的潜史楼、黄曾源的黄潜志堂、刘廷琛的潜楼等私人藏书楼。潜者，隐藏也，非公开的意味不言而喻。就是卫礼贤和劳乃宣联手建立的尊孔文社藏书楼， 也就是个半公开的同人读书俱乐部，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青岛本土以中文图书为主体的公共图书馆，在谭延闿与徐世昌见面十年后建成。1924 年 8 月，胶澳商埠通俗图书馆在莒县路 2 号成立，这个地方距离曾经的胶州图书馆不过 100 米，但是所表示的文化意义，已经完全不同。胶澳商埠通俗图书馆隶属于督办公署，与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联合办公， 通过 《胶澳商埠公立通俗图书馆募集图书公启》 ， 购置和征集各机关、团体藏书及艺文杂志等各类图书，供公众阅览。 1925 年公立通俗图书馆与讲演所合并，到 1928 年藏书量达 6893 册，月均读者 1200 人。期间，礼贤中学教员刘少文对胶澳图书馆的简陋，流露出了诸多不满：“图书馆在公署前， 藏弆无多， 殊为简陋。 元代段直为泽州长官， 割田置书， 以供众览，今后或有段公其人乎？”刘氏在其集中完成于 1929 年的《青岛百吟》中，期待当年泽州割田置书的情节， 能够移植到青岛闹市： “锦帕标题共几编，墨庄敢自比前贤。何须秘访名山里，更望泽州为割田。”国民政府管理青岛后，胶澳商埠通俗图书馆改称青岛市立图书馆。1931 年 5 月 21 日，到访的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顾颉刚，曾到市立图书馆参观。而 1936 年 7 月前往考察的厦门市立图书馆馆长余少文，则对这里的办事人员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负责努力，积极进展”的风气，表示出钦佩。根据余少文的记录，这时的青岛图书馆已有藏书 33940 册，报纸 40 份，杂志 130 份，每日阅览者平均 300 人。

51　谭延闿 1914 年青岛日记文本，见台北近史所开放文献。下同，不另注。52　余少文 《赴青岛出席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并参观各地方图书馆状况考察》 ，1936 年 12 月《厦门图书馆声》第 4 卷第 1-3 期。余少文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代表身份，参加了当年 7 月 20 日在青岛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中国博物馆协会联合年会。与余少文一同出席会议的，有王云五、李石曾、袁同礼、沈兼士、万斯年、朱光潜、金仲华、蹇先艾、王献唐、钱亚新、柳诒徽、钱存训、皮高品、李达等 192 位代表，其中图书馆协会与会者 131 人， 博物馆协会与会者28 人。 青岛的与会代表，有市立图书馆许筱山、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胡鸣盛、褐木庐戏剧图书馆朱社佑、民众教育馆苟孟龙等六人。在 1936 年这个夏天，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和褐木庐戏剧图书馆的名声，在中国图书馆界早已经耳熟能详，远远不是寒酸的青岛市立图书馆所能比拟。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前身， 是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1929 年 12 月，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成立，宋春舫被聘馆长。馆内所藏图书系从前私立青岛大学和原省立山东大学接受，大半是旧日课本。 1930 年 1 月 17 日，蔡元培就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的建设， 致函李四光、 赵光任、 竺可桢、 陈寅恪、杨杏佛等云 ： “该大学设立图书馆， 正在筹备期间， 我辈自宜有相当之匡助。兹拟关于口口学书籍， 请先生费神分别开列， 除以国文著译者外， 其英、 法、德、 日及其他外国语原文书志， 均可列入。 务希拔冗办就寄下， 俾便转寄，无任心感。”1930 年梁实秋到青岛大学后接任馆长，开始大量采购中外文图书和中文线装古籍。因梁实秋素好研究莎士比亚，遂重点采购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著作，以数量多、版本全著称。梁实秋时代，图书学家皮高品曾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 1930 年 8 月 14 日《胡适日记》记：“前几天到青岛大学图书馆，看见架上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约百余部，我讨了一套来，病中重读一遍，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我想代他整理一遍，作一新版本。”1931 年 5 月 4 日，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增刊》随校刊《国立青岛大学周刊》出版。每周出版的《图书馆增刊》内容包括馆藏新书目录和介绍；借书制度；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章；图书评论等。 1931 年 11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 6 卷第 4 期刊登《青岛大学图书馆概况》，介绍“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在青岛大学路，现任责任为宋春舫先生，皮高品

176 177君副之。馆员凡十二人，藏有中文书三万册，西文书八千册。每年购书经费平均二万元，行政经费一万一千二百元云。”由于与梁实秋积蓄已久的成见，在上海的鲁迅对青岛大学图书馆始终耿耿于怀。1936 年 10 月， 鲁迅在 《曹靖华 〈苏联作家七人集〉 序》 中曾说 ： “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但晚年的梁实秋在回忆这一过往的时候却辩解说，这实质上是一场误会。在梁实秋看来，因为传言不实， 鲁迅误解了他和青岛大学图书馆。 梁实秋辩解说 ：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 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 ‘我不赞成你说的话， 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 ’ 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 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 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1931 年春，诸城女孩李云鹤从北京到青岛，通过赵太侔谋得青岛大学图书馆办事员职。李云鹤后来的名字，叫江青。江青 1972 年江青在和美国学者维特克的谈话中回忆：“ 1931 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对赵太侔这位“同乡又是旧老师”，江青认为“事实上，赵太侔属于国民党的革新派，他在文学方面的观点， 和胡适的观点接近， 我一度曾受资产阶级赏识……”1981年梁实秋在台湾庆八秩华诞，曾忆及部属江青。“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53　梁实秋《关于鲁迅》。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在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发生的书报借阅与公共交往活动，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多有记录，如 1932 年下半年，拉拉杂杂就罗列了许多：7 月 18 日， “入图书馆浏览一小时，见有《孙梅四六丛话》、 《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原选王志坚万历庚戍进士）、《纪文达公遗书》、《桐城吴先生日记》、 《孙渊如集》、 《洪北江全集》、 《清容居士集》、《顨轩孔氏所著书》，皆所愿见者也。拟分别借读”； 7 月 23 日，“晨起检还图书馆各书，再揭借《纪文达公遗书》、《洪北江全集》、《清客居士集》”；10 月 1 日，“晨无课，入图书馆见早报时事二则，北京大学以缓缴学费事围迫蒋校长，闭校门，蒋电辞职”；12 月 20 日，“午张釆石、周兰生、周尧廷、宋树三诸里人来，留饭，陪同参观体育部、图书馆。”

1930 年 2 月 28 日，宋春舫主持成立青岛观象台图书馆。《青岛观象台十周年纪念册》载：“十九年春特辟东大楼下层为藏书之馆，并以春舫为主任，专司其事，下设管理员二人，分掌图书收发、登记，编目等事。”蒋丙然《青岛观象台自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大事简记》载：“青岛气象台历年所购置及交换之图书杂志加之以德日时代所藏之图书杂志，数逾万册，因将办公室一部分，成立一图书馆，将所有图书杂志，分类庋藏，加以编目印成图书目录，以供同人阅览及研究之用。” 1933 年春，青岛观象台图书馆经过分类编目后，“以全部目录印刷成书，分发同人并寄国内学术机关”。

1931 年 7 月，宋春舫“斥金四千，始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收藏戏剧书籍 4800 余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戏剧专业图书馆。梁实秋记：“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 没有尘嚣市扰。 《太平清话》 ： ‘李德茂环积坟籍， 名目书城。 ’54　1981 年 1 月 13 日《中央日报》。55　黄际遇《黄际遇日记》卷一，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版。56　青岛观象台《青岛观象台十周年纪念册》。

178 179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褐木庐相比。 在这里， 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 但不及栋， 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 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闪闪发亮……。 ”杨振声、 闻一多、 梁实秋、 洪深、 章铁民、 张友松、 孙大雨诸人，为褐木庐常客。 胡适曾客居宋宅， 记褐木庐 《哈姆雷特》 有五种文字版本。青岛沦陷一年半后的 1939 年 7 月，市图书馆重新开馆。开馆之前，馆方对原市立图书馆馆藏涉日图书、杂志尽行销毁。经整肃开馆时共有各类图书 12000 余册。因新闻管制严格，青岛本地仅存一份《青岛新民报》，阅览室基本闲置，只维持图书外借。借书证办理仍延续提供保证书及押金两种方式。期间伪教育局以高薪邀请诸城学人郑爰居出任图书馆馆长职，遭拒绝。郑爰居早年毕业于山东政法专科学校，毕业后在青岛等地从事律师业，诗书画印功力深厚，并喜藏书。沦陷期间本土文人读书生活的典型一例，属王锦第。王氏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与何其芳同班。李长之 1937 年撰《王锦第的异乡集》称，“锦第从前和我同习自然科学，同转哲学，而他的哲学， 却比我入门得多。 ”1940 年至 1944 年在青岛时期， 王锦第在 《中德学志》 发表了 《士榜格的教育与文化思想》 《赫尔巴特生平及其教育思想》《赫尔巴特学派与他的反对者》《宇宙观学与精神史》等学术论文和大量德国哲学翻译文字。1944 年 1 月市立师范学校校长闫乐亭辞职， 王锦第继任，这让其在青岛沦陷期的作为，受到质疑。1945 年 12 月 20 日，经过了八年沦陷的文化割裂之后，青岛市立图书馆发函在莒县路 2 号复馆。开馆之前，馆方集中销毁一批敌伪图书。恢复后的市立图书馆设总务、阅览、采编三部，馆长一人，工作人员九人，杂役两人。三层馆舍，一楼是报纸阅览室、杂志阅览室和儿童阅览室；二楼有书库、 借书处、 采编部 ； 三楼为馆长室、 总务部。 报纸阅览室有报纸14 种，一半为本市出版报纸。杂志阅览室订有杂志 8 种。馆中情形比厦门图书馆长余少文 1936 年 7 月的记录，明显萎缩不少。57　梁实秋《书房》，见《梁实秋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58　1937 年《再生》杂志第 4 卷第 2 期。从 1905 年的胶州图书馆，到文化拓荒期的市立图书馆、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青岛观象台图书馆、褐木庐戏剧图书馆，青岛不同类型图书馆的相继建立与影响扩大化，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新思想的本地传播，对本土文化的价值认同与普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嚆矢继主持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之后， 1930 年 2 月宋春舫主持成立的青岛观象台图书馆，仅仅是其在青岛建设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与公共博物馆道路上的第一步。之后他陆续主持建立的褐木庐戏剧图书馆和青岛海洋生物博物馆，都创立了中国图书馆与博物馆之最。实质上，在宋春舫之前，除了德国租借地政府呼之欲出的博物馆计划外，胶海关和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都已经建立了专业博物馆。胶海关的博物馆利用了兰山路老胶海关的办公楼，将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多年来在中国收藏的陶瓷、古董、家具等艺术品和典籍文献集中在一起，进行公开展示。比较而言，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博物馆更规范些，专业性也更强，收藏的是供教学参考的生物样本，以让学生有一现场个直观体验。宋春舫的青岛海洋生物博物馆开拓，则像是一次海洋探索的副产品。实质上，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意外，从欧洲搬了一大堆戏剧图书回国的宋春舫，也许一生和大海也发生不了什么联系。宋春舫 1892 年出生，祖籍浙江吴兴， 在上海长大成人， 家庭异常富足， 这让他一生不必为生计奔波。在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考取秀才，几乎是宋春舫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西形式教育的铺垫，从未被其视为光荣。随后宋春舫赴瑞士日内瓦大学入读政治经济，依次掌握法、德、英、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等文字。巴黎游学期间，宋春舫迷恋上戏剧和文学，终生不渝，后来陆续从事过的外交官、律师、大学教授、政府参事、银行文员等职业，看上去更像客串角色。宋春舫五四时期开始卖力介绍欧洲现代戏剧， 著有 《宋春舫论剧》 和喜剧 《五里雾中》、《一幅喜神》等。 1918 年 10 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发表

180 181署名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为宋春舫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上。 1920 年英国作家毛姆访问中国，在北京与宋春舫见面，探讨中西戏剧之异同，后来毛姆在游记《中国屏风》写有《戏剧学者》一章，记述了他与宋春舫的谈话。不过，从毛姆的记录看，他对这个有些神经质的中国年轻留学生的阅读口味与判断力，似乎并不看好。1928 年暑期末，因为骑马堕落受伤，医生建议宋春舫到海边生活。于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宋春舫不得已选择到青岛疗养，寄寓在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家中。期间两人谈话涉及新兴海洋学，彼此认为就三面环水的自然环境而论，青岛应开办一个海洋研究所。宋春舫遂以个人名义写《海洋学与海洋研究》文章，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建议中国第一个海洋所最好设在青岛。文章引起当局注意，青岛观象台的海洋科建设计划就此开始酝酿。随后在 11 月 15 日，宋春舫辞北京大学教职到青岛，组建成立青岛观象台海洋科。 宋春舫担任科长， 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海洋研究机构。蒋丙然回忆说：“青岛观象台本有海温与潮汐两项有关海洋观测，而就青岛言则地临黄海，居全国海岸线中心，观测海洋自属任务之要，且海洋学一科，正于此时为全世界学者所注意，当与法国利莎工厂商制测量海洋用器，十七年秋始运到，因即增设海洋一科，从事海洋各要素观测，所注重者为海洋物理、海洋生物、海底地质等。此为国人提倡海洋学之始。”之后宋春舫主持观象台图书馆，理所当然。作为“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在建设观象台图书馆的同时，其也在青岛筹备建立私人戏剧图书馆褐木庐。1930 年秋，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开会，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等鉴于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的建立和适宜的海洋环境，倡议在青岛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会议推举宋春舫、蒋丙然和青岛市长胡若愚等三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着手永久性的研究所机构建设，“并议决筹设水族馆，以提倡海洋科学，引起一般民众之注意为目的。”水族馆所需经费，由教育部、实业部、 中央研究院、 北平研究院、 青岛市政府、 山东省政府、 青岛观象台、59　朱祖佑《青岛水族馆概况》，1947 年 5 月《水产月刊》复刊第 2 卷第 3 期。青岛大学等捐助。就筹备经过， 1934 年的《青岛画报》有记录说：“观象台既受委托， 即派员赴大连水族馆调查， 因亚洲大陆， 只大连有一水族馆耳，该员调查后，绘制详图，并说明书，报告筹委会，该会根据报告书，并参考各种情形，由常委会议决，水族馆工事设施，用中国城垣式。”

经过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组织设计筹划，青岛水族馆在 1931 年 1 月开始施工，随后在 1932 年 2 月竣工，4 月底完成标本整理、水族征集和现场布置，遂成基本馆貌。“为中国创设水族馆开一新纪元也”。

1932 年 5 月 8 日，青岛水族馆开幕。青岛市长沈鸿烈接替已辞职的胡若愚， 成为青岛水族馆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其在开幕仪式上致辞说： “青岛水族馆建设之动机，始于民国十九年，由蔡孑民、李石曾、胡若愚及宋春舫、蒋丙然诸先生倡议，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以建设青岛水族馆为第一步工作。惨淡经营，历时年余，始有今日。鄙人得躬与此开幕典礼，并得与诸位来宾欢聚一堂，曷胜欣幸。此项水族馆，不但在中国为嚆矢，即在东亚复为数有限，可知本馆意义之重要。”全程参与了水族馆筹备建设的朱祖佑记述：“青岛水族馆开幕后，仍由观象台负责管理。 因无固定经费， 所有职员， 均由海洋科调用， 不支薪给。至于征购水族、制作标本，以及办公、饲养、营缮、夫役等费，均赖门票收入以资维持。惨淡经营，五历寒暑。期间添置标本甚多，各种设备稍有改善。 社会批评， 尚多佳誉。 ”朱祖佑指的 “所有职员” ， 包括有刘靖国、宋春舫、李方琮、蒋丙然和朱祖佑自己。游览水族馆的快乐，国立青岛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 1932 年 8 月 1日的一则日记， 描绘的活灵活现： “儿辈致往观水族馆， 乃共驱海滨公园，有亭翼然，画栋朱栏，逼真大内，晦日亥正，潮方怒长，断岩悬石，博击有声，遵海滨而行，下上低徊，俯焉拾级，仰焉攀甾，新馆在望，星电争辉， 而馆门将闭矣， 以剌诣之， 优待有加， 蛇行曲巷之中， 蠖屈长衖之径，60　《青岛水族馆》，1934 年《青岛画报》第 4 期。61　《筹备青岛水族馆之经过》，青岛市观象台《海洋》半年刊第 4 期。62　朱祖佑《青岛水族馆概况》，1947 年 5 月《水产月刊》复刊第 2 卷第 3 期。

182 183游鱼可数，伏甲不飞，容舆漾漪，别有天地，斯时游者依稀，龙潜蠕动，致抱珊瑚而长终矣。甫出洞门，凉风习习，披襟挡之，真不知人间天上，今夕何年。”

晚年在记述对水族馆的印象时，精于机械工艺的尹致中依然通过数据说话：记录“有饲养水族池十八个，露天鱼池两个，所盖鱼类种类极繁，附有剥制与干制标本二百余种；浸制者二百余种。”在尹致中的记忆中，这里每年四月一日开放，至十月三十日闭幕。“前往参观者不绝于途。”

1934 年 3 月在青岛行走十日的上海大学教授朱枕薪，就都市文化建设所见，略述一二：“青岛为新兴之都市，历史上无文化可言。今日所表现者，有德国之文明，有日本之文明，有中国之文明。全市有图书馆两所，一为青岛大学图书馆；一为市立民众图书馆。近年来在海滨公园新设水族馆一所， 外观作古城式， 中置玻璃水柜十八具， 蓄鳞介之属。 或上下游泳，活泼自如，或栖息于水底，如作昼寝。往观一过，亦自有趣。”在走马观花的朱枕薪看来，青岛“文明”的标志物，大致是以两个图书馆和水族馆为代表的了。伴随着青岛水族馆的建成，有关各国水族馆状况的考察研究，开始被海洋学界纳入注意范围。 1934 年 6 月青岛观象台《海洋半年刊》第九期发表朱祖佑的长篇论述 《水族馆概论》 ， 第一次将水族馆作为一个独立课题，就历史、功能、内容、设施、维护和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阐释，首次形成了中国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基础性学术框架。在海洋生物博物馆基础上，宋春舫 1935 年又与朱祖佑、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张玺等人商议，计划进一步推动海洋研究事业。他联络北平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 教育部、 经济部、 山东大学和青岛市政府等机构，再次提出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决定先在青岛水族馆东侧建设海滨生物研究站，配备专人从事研究，同时接纳国内外各大学和学术机构人员来青岛63　黄际遇《黄际遇日记》卷一，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版。64　尹致中《青岛浮雕》，1979 年 3 月 20 日《山东文献》第 4 卷第 4 期。65　朱枕薪《青岛纪游》，1934 年《旅行杂志》第八卷第二号。从事海洋科学考察。宋春舫的设想后来部分地得到了实现，这其中包括于1937 年夏建成的生物研究站。但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海洋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陷于停顿。 1938 年 1 月，青岛水族馆、青岛观象台均沦陷于日本占领军之手。而之后不久，宋春舫也在青岛病逝。对于青岛水族馆筹建 “始终其事” 的朱祖佑， 战后重返青岛观象台工作，1947 年其就水族馆的扩充改善，提出过系统设想：“水族馆之使命，一方面公开展览，提倡海洋科学，辅助学校教育，引起一般民众对于海洋之兴趣与注意。一方面从事科学研究，协助海洋生物学之进步，并促进海洋渔业之改进与发展。 故欧美各国对于此种事业， 均极注意， 不惜以钜万经费，从事建设。 其规模之大， 设备之新， 可谓与日俱进。 反顾吾国， 海岸之长，海产之富， 世无其匹。 然水族馆仅青岛一所， 且于创办之初， 因限于经费，规模不免狭小。在沦陷期间，蒙受相当损失。目前虽已恢复旧观，但因经费困难，物资缺乏，各种设备，未能改善。现在国家渐趋安定，各项建设正在开始，对于各种海洋事业，亦渐加注意。甚望各方面对于此中国唯一之水族馆，加以协助合作，使其日臻完善，期与欧美各国之水族馆，争相媲美。”

作为公共博物馆，青岛水族馆的持久影响力不言而喻，多次以城市标志物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广为流传。 1949 年 5 月中旬，也就是在国民政府青岛政权崩溃之前不到一个月，青岛已成孤城，市面币信全失，辅币极为缺乏，不得已之际，中央银行青岛分行以中央银行名义，发行五分、一角及五角三种辅币券 “亡羊补牢” ， 其中五角以水族馆为图案， 刷大红色，正面上中置“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八字行名。此券 1939 年 5 月 14 日发行，民商以银元兑换，至 5 月 25 日兑出辅币券 81000 余元，翌日收回 20000 万余元。到 5 月 31 日，三种券面共印制 830000 张，其中印有水族馆图案的五角 120000 张，60000 元。辅币发行经历者赵建修晚年曾在《珍罕之青岛银元辅币券》中记述：“五角券之水族馆位栈桥之东，海滨公园之中点。沿太平路东行，至莱阳路，过青岛接收纪念亭，即见一美丽之牌楼，题曰66　朱祖佑《青岛水族馆概况》，1947 年 5 月《水产月刊》复刊第 2 卷第 3 期。

184 185‘海滨公园’ ， 市长胡若愚先生手笔也。 循海岸岩山辟建， 极尽自然之美。胜利之初，內子偕好友许香君小姐，由沪游青，尝于该公园留影，背后即为汇泉。水族馆系一宫殿式建筑物，潏丽美观，绕以雉堞，更为壮严。连地下共分三层，蓄养各种鱼类，收集之丰，甲于全国。底层直通于海，求活水也。抗战前经常过之。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首屈一指，盖此馆供其为实验室也。”

1949 年 6 月 2 日，农历五月五日端阳节，解放军入城，存在了短短18 天的辅币券成了废纸。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见证，初夏的阳光下面，辅币券画面上的水族馆，依然故我。嚆矢者，响箭。因发射时声先于箭而到，故常比喻事物的开端。宋春舫的“犹言先声”，经过朱祖佑的接力，终归为中国现代海洋学研究开拓出了一片天地。 而纵揽20 世纪前 50 年的青岛城市化履历表， 诸如此类的 “响箭”，却不止一二。将一把“响箭”捆绑在一起，几乎会改写半部中国城市演变史。但就水族馆来说，其“引起一般民众之注意为目的”的设想，应是推动本土文化进步的最实质的贡献。就一个公共博物馆与一座城市的日常化的紧密联系而言，青岛水族馆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 1932 年夏天黄际遇与儿辈的往观体验，以及尹致中关于参观者不绝于途的记忆，几乎是数十万居民年复一年的共同感受。这让青岛水族馆，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城市文化积累的本土里程碑。诗人与疯子是邻居其实，青岛是一个气质和需要异常矛盾的城市。但所有的年轻人，一开始都不相信。恰恰是因为不相信，这个城市才在 20 世纪前 50 年中显现出了间歇性的纯粹、人性与关爱，以及唐吉坷德一般屡战屡败的创造力。“青岛局集合了一股有朝气，有精神的青年，到如今，更纯粹，更一67　赵建修 《珍罕之青岛银元辅币券》 ， 1977 年 9 月 20 日 《山东文献》 第 3 卷第 2 期。色了。 ” 这是青岛电报局职员李同愈1930 年 1 月 7 日在小说 《忆周季申君》结尾写下的结论。李同愈来自北京，是一群生活在青岛的年轻人中间个性突出的一个。李同愈与其他人的不同，在于他不甘沉落，于是周围就集合起了一班志趣相投的同好。 李同愈相信： “无疑地， 这班青年人是新时代的先锋队，在这古老的落伍的社会上，他们每个人负着唤醒和推进时代的责任。他们有同一的目的和理想，他们也同时感觉到时代所给予的苦闷。然而他们想接近社会，社会却把他们抛开。他们所活动的只是一个小圈子，他们的喊声也出不了这一个小圈子。”李同愈的年轻朋友里，有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臧克家。因为闻一多的督促，在大学路校园的臧克家已开始诗歌写作，并崭露头角。李同愈在给《新申报夜报 ·星空》写过的一篇人物速写中，如此描绘了这个年轻人的癫狂 ： “诗人臧克家的一篇文章里， 曾应用过一句仿佛是莎翁的名言 ：‘诗人与疯子是邻居’。如果一个不知道什么是诗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诗人的俗客，不幸在饭店或是公园里遇见这位诗人，那么诗人之被疑为疯子实是平常事。一身灰布衫裤，瘦得凹进去的脸，黑而枯干的皮肤，一条惹人注意的又尖又低的嗓子。在稠人广众下他会举起手来作势，高声朗诵自己的新作。假使听的人不用别的话岔开话头去，诗人一口气可以背诵十首得意之作使你惊倒。”

在这篇人物速写中， 李同愈还记录了臧克家与电影演员王莹的一场 “柏拉图之恋”。臧克家在青岛大学第三年时，在当时文坛地位特殊的《新月》月刊发表了两首短诗，这是作为诗人的臧克家最初问世的创作。诗作者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却惹起了与新诗接近的文学者的注意。而就在这时候，臧克家与王莹开始了一件一直保守的秘密。“谁还能够记得么？当《现代》在上海以第一流刊物的姿态出现的时68　1930 年 2 月《中华全国电政同人公益会会报》第 57 期。69　《诗人臧克家》，1942 年 9 月 15 日上海《新申报夜报·星空》第三期。

186 187候，一个曾经被好几位教授以及编者与导演们追求过的作家同时又是明星的 W 女士， 由于怨恨或献媚， 成了各方褒贬的箭垛。 但是谁又能料到， 《新月》上发表的《万国公墓》一首短短的诗，却发挥了无限的力量，感动了这位女艺人的心。她情不自禁地写了一封信，由《新月》转给了《万国公墓》的作者。这封信落到我们诗人的手里时，他被感动的程度，应该不在W 女士之下吧。”因为“秘密”的缘故，李同愈在文章中始终将王莹称为W 女士。王莹在信里说：她哭了！她说她不曾读过比这更可使她哭的诗。她说她在枕头上转侧着背诵每一句诗，而让枕头上浸得一片湿。短短的诗唤起了她灵魂的寂寞。此后，王莹读着臧克家每一次寄去的新作，每次都表示着她的倾心。然而，臧克家当时不仅已经结了婚，并且已经生过三个孩子。1933 年夏天，臧克家在大学最后的一年，王莹随外景队到青岛拍摄电影《同仇》，事前把消息通知了臧克家。“她兴奋地写着如何期望着与他见面，她说她作了一千种见面的预想。她不能仅以读诗为满足，她盼望着有一天他会亲口向她说话。”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王莹在青岛住了 20 天，臧克家并不曾去看过她一次。直到王莹回到上海，两人的信上才有了这样的问答：女：“你为什么不要见到我呢？”男：“让我们就这样做朋友吧！”女：“你以为我不曾见到你么？我在你的学校门前往来了多少次，我清清楚楚看见你了。”男：“那么让我也说吧，我在海边也清清楚楚看见了你！你们四个人坐了一辆没有棚子的马车……”王莹曾主演影片 《女性的呐喊》 、 《铁板红泪录》 、 《自由神》 及话剧 《赛金花》等。抗战开始后，王莹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达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适臧克家也在该战区工作，二人这才得以面对面叙谈。这个时候依然年轻着的臧克家， 已以 《烙印》 和 《罪恶的黑手》 誉满文坛。对此，李同愈的看法倒实事求是：“一个诗人的出世虽有种种条件，但热情却是最主要的条件之一。克家承袭了新月派的诗的技巧，而表现了对人类社会的新的热情，遂使两方面的批评家都与他结了好缘，实在算得徐志摩以后最幸运的新诗人之一。 假使我们知道一点关于他个人过去的生活史，以及他在怎样偶然的机缘下做了闻一多先生的入门弟子，再知道一点他与《文学》及另一方面的关系，他的空前的成功实在具备了一切条件而不是稀罕。”1930 年 2 月 1 日， 也就是李同愈慨叹青岛电报局 “集合了一股有朝气，有精神的青年” 20 天后，年轻人王景西创办《青岛民报》出刊。黄县人王景西和民报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背景，在多大意义上支撑了这家报纸的青岛扩张， 一直缺乏证据。 但左派组织的持续活动和思想开放， 却有案可稽。1934 年的民报编辑刘芳松后来回忆：“青岛《民报》是国民党党棍子杨兴勤同国民党改组派王景西两人办的。在青岛的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和国民党市党部因‘天皇事件’（《民国日报》因称刺杀日本天皇的韩国人为‘义士’，被受到日本政府支持的在青岛日本侨民捣毁，同时焚烧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提出永不允许在青岛办国民党党报，因而青岛《民报》并不是国民党党报，但也受些国民党补助。”

几个年轻人主持的报纸， 自然不乏朝气， 也不匮乏理想主义的执着。 《青岛民报》 对开三张， 日发行量约两三千份， 总编先后由邱直清、 杜宇担任。在刘芳松的印象中，“王景西当时还是上海大夏大学学生，在青岛他还办了《青岛晨报》。他在青岛《民报》负责编辑工作，至于经济大权则由杨兴勤委派周大诰掌握。王景西不常在报社，总编一职，委请他的黄县同乡杜宇担任。杜宇思想是进步的，小职员出身，遇事十分谨慎，在那惊涛骇浪中，报纸一直没有出事。”看上去，《青岛民报》的种种副刊始终有文艺范，并乐此不疲。 1933年本地学生周浩然、 郭锡英、 姜天铎等在该报组织汽笛文艺社， 操办 《汽笛》副刊言论时政，王统照、臧克家、于黑丁、崔巍、龚冰卢等都曾在《汽笛》发表文章，在本地知识圈反馈不坏。后来，于黑丁、蔡天心、孟超等人也70　鲁海《刘芳松访谈录》，1986 年 3 月 11 日

188 189先后担任过《青岛民报》副刊《新地》的主编，拉近了报纸和本土文化青年的关系。 李同愈的小说 《戏剧家的喜剧》 ， 最初也发表在1934 年 6 月《 青岛民报》的两期《每周文艺》上。1933 年 2 月 5 日， 民报副刊 《儿童乐园》 刊登了六年级学生王翠英的 《走到中山路》 一文， 对社会的不平等， 发出了尖锐的质疑： “蔚蓝的天空中，挂着一个水银似的月亮。这时，我正坐在桌旁看书，一阵心闷觉着无聊得很，便离开桌旁，信步走到外面，不觉已走到中山路上，观见电灯灿烂，俨若白画，汽车往来不断，一阵阵的歌声，吹入我耳中。许多男女老少都奔往山东福禄寿二戏院去， 也有到西洋饭店去吃大餐的， 这样热闹的街市，真不愧为繁华场。我看了这种情形，使我感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这繁华的地方，都是有钱的人和时髦的男女的娱乐场，而没钱的人，就不能享到这幸福？唉！这都是金钱的万恶！”1935 年夏天《青岛民报》辟《避暑录话》副刊，自 7 月 14 日起每周出一期， 至同年9 月 15 日共出十期。 洪深、 老舍分别撰写创刊词和结束语。创办人及主要撰稿人有王统照、老舍、吴伯箫、孟超、赵少侯、臧克家、王余杞、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刘西蒙等，共发表文章 67 篇。《青岛民报》像个小圈子，半封闭，和外面的联系也是通过圈子，生人不太容易进去。而同时期的国立青岛大学，则是新月派的圈子，也不怎么与外人搭讪。1933 年春后，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卞之琳借春假到青岛游玩，沈从文给了卞三十元钱，嘱咐他回北平印一本诗集。 1934 年卞之琳曾自叙说：去年春假，卖掉十首旧译《恶之花》给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当路费，“到青岛去找孙大雨沈从文两先生玩，谈起印诗事，从文说他出钱给我印一本。虽然我曾见到他抽屉里有几张当票，他终于做了一本小书的老板了。回北平后，经当时《清华周刊》总编辑马玉铭兄介绍到某印刷局印我在二十一年秋天三个月内写成的十八首诗，即《三秋草》。”晚年，卞之琳再次回忆起沈从文资助印书的事情， 并说沈从文还题写了 《三秋草》71　卞之琳《我的〈印书小记〉》，郑振铎、傅东华合编《我与文学》，1934 年 7月上海生活书店。的书名。卞之琳的《三秋草》1933 年 5 月 5 日出版，发行人沈从文，新月书店总代售。就收入来说，沈从文不比拿教授薪金的国立青岛大学闻一多和梁实秋这些同事， 1933 年的三十元钱，对讲师沈从文来说终究不算小钱，差不多半个月工资了。在 1930 年代的中国诗歌界， 波德莱尔差不多是通行证。 徐志摩、 邵洵美、戴望舒、李金发、冯至以降，包括卞之琳，追随者不计其数。汉园三诗人之一的卞之琳，1910 年生于江苏海门汤门镇，1929 年上海浦东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接触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诗歌并开始新诗创作，期间师从徐志摩。徐志摩将卞诗在其编辑的《诗刊》发表，并请沈从文撰写题记。卞氏因此被归入新月派诗人，以代表作《断章》中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脍炙人口。1936 年的除夕，是卞之琳与何其芳这两个年轻诗人一起在青岛过的。卞之琳晚年回忆说，“我当时住小青岛对岸一个德国人开的消夏旅馆，正值暑后休冬闲，由看守的中国人廉价租给我一个房间，日夜埋头，以两个月工夫，一鼓作气，特约（实为自选）为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到年底译出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卞之琳说，“其芳趁学校放阳历年短假到青岛看我，带来了不少著名的莱阳梨。他就在我那个房间里住了几天。他对我闲谈的主要话题，就是他所接触到的莱阳学生及其家庭使他惊讶不置的贫困生活条件。但是忧愤情怀还是被刚在耶诞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造成各地人民的欢腾的爆竹声里的吉庆气氛压倒了一时。”

1936 年的除夕是 1 月 23 日，当天黄际遇在《不其山馆日记》第四册记青岛“淡霠终日”。晚上，在卞之琳与何其芳寄宿的旅馆不远处，国立山东大学的一群天涯沦落人正 “杀鸡储酿， 相与为欢， 饮此盛情， 解我乡梦。 ”理学院院长黄际遇“二鼓后穿峽而归，箫鼓声喧，爆竹并响，山鸣谷应，送此残年。”说起来，寒风凛冽中“穿峽而归”的黄际遇和那些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大概算是“装饰”两个诗人青岛“除夕夜”的年景了。不过，1989 年《新文学史料》第 3 期。73　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新文学史料》1983 年第一期。

190 191当天上午还在 “录校清 《儒林传》 目” 的黄际遇终究与新文学隔一层春雾，同夜异梦便在所难免。 至于晚上先后和黄际遇一起 “觥筹交错” 的彭仲铎、贺祖篯、 翟吉全、 张怡荪、 胡鸣盛、 李晓舫、 罗玉君以及两个山大女学生，终究是桥上的风景还是楼上的风景，恐怕就只有天知道了。这些想干与不相干的异乡人的青岛除夕夜， 不论有没有诗意， 最终 “装饰”的都是 1936 年从乙亥到丙子的历史。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个时刻的，还有超过 40 万的城市居民。诗歌对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来说，显然过于遥远。诗人与疯子是邻居，这话无大差错。但有时候，社会也与疯子是邻居，并且天天狂犬病发不止，这反倒让诗人变得可爱起来。实际上，对李同愈、臧克家、王景西、杜宇、孟超这些“有朝气，有精神的青年”来说，与文学与新闻有关青岛的经历以及后来的命运变迁，恰恰类似 《断章》 的后两句：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因为，比较起活跃在上海的更具现代主义色彩的诗人们的创作， 1930 年代在青岛的诗人们，多数还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信奉者，写作手法、生活方式和对现实的态度，都要循规蹈矩许多。尽管现代主义的锐利种子，始终不曾在青岛生根发芽，也不曾发出更异端的声音。青岛却依然不是“诗人与疯子”的天堂，年轻人于是一个一个离去。1934 年春天，孟超在《送同愈之上海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也是一片秋风里的黄叶，谁耐得住这止水的心，心是需要一个震动，孤旷的万年山屋， 也听不到狼的嗥声， 害的我一等， 再等。 当风室风太小了，不然，早把我吹出了这寂寞的国，看落霞与孤鹜齐飞。”

抗战结束前，颠沛流离的李同愈在上海亚尔培路怡和医院跳楼自杀。他的朋友说，他“像天边的一颗陨星，临行带走那片光芒”。1947 年 11月 26 日，杜宇在青岛市立医院病逝。妻子姚淑珊说：“第二天早晨，几位朋友来了，大家在市立医院对面的庙里，搭了席棚，把杜宇停放了一个星期。第六天开吊，很多朋友都来吊唁。第七天出殡也有很多朋友来送他。74　1934 年 6 月 3 日《青岛民报·每周文艺》第二期。75　焚稻《哭李同愈》，1943 年 7 月 8 日上海《太平洋周报》第一卷第 72 期。王统照老先生从市立医院步一直行把杜宇送到湛山第二公墓。臧克家也来安慰我。”

“炉子里的煤已经燃尽，房里的空气又渐渐冷起来。”这是 1931 年11 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李同愈在莒县路他供职的电报局大楼里写下的一句话。一年多之前，他对这个大楼里的年轻同事，曾经充满希望。

【第四节 啤酒罗曼史】

一杯泡沫中的啤酒罗曼史，可谓是青岛的一幅标准肖像，半城雨打芭蕉，半城笑容可掬，一城如痴如醉。 1903 年，英德酿业联营公司在青岛开办啤酒厂，全套机械设备一应俱全，年产 2000 吨啤酒。除本地销售外，还供应上海、天津、大连等地市场。 1906 年夏，青岛啤酒在慕尼黑啤酒博览会上获最高荣誉金奖。此后青岛啤酒和青岛一起成长，最终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饮料品牌。在一百年的时间磨砺中，啤酒酿造出了一个城市的泡沫风情。 一杯啤酒的青岛之夏， 一次次穿越了寂寞孤旅、 族群藩篱、 思想分歧、战争风暴与政治纷争的 “黑云压城” ， 日复一日地将晶莹剔透的平常牵挂，传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落地开花说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一部青岛工业史的起始，居然是装在陶瓷杯里的一些淡黄色液体，泡沫下面麦芽的气味，芳香扑鼻。日耳曼语中，啤酒被称为 BERE，也就是大麦饮料。早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将谷粉遗忘在水碗里， 几天之后得到了一份意外收获， 这就是BAPPIR 的来源。歌德在 《浮士德》 中直言不讳地说， “烈啤酒加烈烟， 再加上爱美的小姐，这就是我的行李。”76　姚淑珊《我与杜宇》，未刊稿。

192 193啤酒却不似 20 世纪青岛的行李，而是乡愁。啤酒和青岛的最早联系，发生在德国武装占领胶州湾之后。而啤酒文化的青岛登陆，则和 1899 年夏天出现在米勒上尉路的酒吧，以及一个叫高特菲尔德·兰德曼的德国光学仪器商有着密切关系。后来，随着生产厂日尔曼尼亚啤酒厂和零售商橡树饭店、经销商凌基 - 考斯洛夫斯基进出口公司等工商企业的加入，以及诸如总督晚餐会、先生啤酒晚会这样一些主题性娱乐活动的推波助澜，青岛的啤酒消费和啤酒文化逐渐显现端倪。来青岛之前，兰德曼曾在南美洲做生意。当其 1899 年或 1900 年决定到青岛并开设一家零售商店时，他已经 40 岁。1901 年 1 月 15 日的第一本《青岛通讯录》，提到兰德曼经营着一家主营手表和金银制品的进出口公司。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零售商，兰德曼很快发现青岛缺啤酒，这种几乎所有德国男人都需要的饮料，必须从德国进口。 1901 年 10 月编印的政府备忘录记载，在过去的一年中，德国商人的商品转入除煤油外，主要限于食品和烟酒糖。漂洋过海的箱装和桶装啤酒，并不能保持新鲜，这个发现使兰德曼决定在青岛建立一家酿造厂，尝试啤酒的本地生产。1901 年 1月他从德国聘请啤酒酿造技师路德维希 ·凯尔到青岛，1901 年 2 月 2 日以两人的姓氏命名的兰德曼 - 凯尔公司成立，2 月 14 日他们在天津路南侧正对山西路路口处购买了一块土地。这块地的面积是 1489 平方米，购买价为77　今登州路。78　吴素乐《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和德国传教士在青岛的日常生活 1897-1914》，德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出版《日常生活和文化交流：1897-1914 年间在青岛的德国人与中国人》第 106 页。79　1901 年兰德曼在欧洲区海因里希亲王路（今广西路）购买土地建造起房屋，并让在国内的 27 岁的未婚妻玛丽娅·高德施米特来中国和他完婚。1901 年 12 月17 日他们在上海举行婚礼。他的三个儿子都在青岛出生。1908 年他妻子和三个儿子回国，次年他离开青岛。。80　《Tsingtau》，1901 年 1 月 15 日出版。81　（德国）马维立《兰德曼 - 凯尔啤酒厂》， 《市南人文历史研究》2011 年第一期。1192 银元，邻近库默尔公司的发电厂。啤酒厂的建造工作很快开始，他们临街建造了一座房子，一楼是餐馆，二楼是路德维希 ·凯尔的公寓。啤酒厂建在地块的后侧。房子的建造进行顺利，在 1901 年 5 月 18 日他们已经从政府申请了营业执照， 并开始在啤酒厂的餐馆里提供这种含酒精的饮料。兰德曼 - 凯尔啤酒厂最终没有成功。 工厂1903 年 7 月 7 日宣布倒闭后，出售给了中国业主于振希和宋霭山，酿造技师凯尔离开青岛回国。兰德曼的一个孙子后来披露，工厂关闭的原因是凯尔涉嫌行为不检，而且可能还从事了一些欺骗活动。 留在青岛的兰德曼继续他的钟表、 金银饰、 光学仪器、留声机、自行车等物品的经营，直到 1909 年离开青岛。兰德曼 - 凯尔啤酒厂倒闭一个月后，也就是在 1903 的 8 月 15 日，英德酿业公司投资 40 万墨西哥银元在青岛成立了一家生产啤酒的股份制公司，这家远离市中心的日尔曼尼亚啤酒厂规模远大于兰德曼 - 凯尔啤酒厂，为将来工厂的扩建提供了可能。不确定的是，兰德曼最终是否也购买了这家新公司的股份。这家日尔曼尼亚啤酒厂作为专业的啤酒酿造企业，一直在青岛存在，后来发展成著名的青岛啤酒厂，生产的“青岛啤酒”成为国际品牌，代表了中国啤酒酿造工艺的最高水平。没有证据表明，1899 年夏天出现在米勒上尉路的酒吧，与后来的日尔曼尼亚啤酒厂有直接联系，但生意红火的酒吧对私营啤酒厂的出现无疑是种启发。英德酿业公司此前已在上海建有维多利亚啤酒厂，其决定在青岛租借地的毛尔梯克兵营附近开办啤酒厂，是因为青岛当时驻有 2400 余名德国士兵和正陆续进入的欧洲侨民，预示啤酒的销路毫无问题。在 1900 年之前，已经抵达青岛的德国人，包括了首任总督罗绅达，罗绅达的继任者叶世克，华人事务委员单维廉，法官格尔皮克，铁路工程师锡乐巴、魏勒尔，筑港工程师格罗姆施、里希特恩，林业专家托马斯，传教士福柏、昆泽、和士谦、舒勒，进出口商里特豪森，砖瓦商卡普勒和他的儿子汉斯，旅馆投资人海因里希兄弟，建筑商希姆森，等等。一杯远渡重洋的啤酒，释放了这些漂泊者的乡愁，也增加了租借地欧洲移民的交流机会。不论是在殖民地协会组织的聚会上，还是在海军士兵俱乐部、青

194 195岛俱乐部、射击俱乐部、登山协会的日常经营中，啤酒都是排解寂寞的最佳媒介，几杯酒下肚，精神状态马上就会改善。从米勒上尉路酒吧、兰德曼 - 凯尔啤酒厂到日尔曼尼亚啤酒厂，显示了德国啤酒文化登陆青岛的基本路径。根据帕默《青岛》 （1898-1910年）的记载，自 1904 年起德国啤酒厂开业以来，喝啤酒的问题已经被完全解决了。但因为消费习惯的不同，从德国进口啤酒的途经，一直畅通。 1909 年的时候，数捅由德国运来的桶装啤酒因通过热带地区而变质，略呈酸味。这一事例作为异常的卫生状况，被记录在当年秋天的政府报告中。帕默在其旅行指南中提示消费者，优质的慕尼黑啤酒或者比尔森啤酒，每瓶在青岛的售价是 20 芬尼。1913 年 10 月 4 日，胶海关税务官卡斯帕在致德国财政部国务秘书的信中表示， 他对 “本土产品和德国新产品实行税赋平等的准则非常感兴趣” ，他不希望青岛背离这一准则。因为设立租借地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满足德国在东亚的贸易需求。鉴于此，卡斯帕在信中说，他对已经酝酿的对租借地本地生产的啤酒和进口啤酒，分别采用不同税率征税这一草案，还有顾虑。这一规定的目的应该是，给以出口为目的的欧洲啤酒设置的税赋，不会加重租借地生产酿造啤酒的负担”，他认为，通过把啤酒的税率降低到含酒精及其提取物商品类，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仿佛是为了证明本地啤酒的纯正， 1905 年的时候，在荒凉的日尔曼尼亚啤酒厂旁边，出现了一家日尔曼尼亚啤酒餐厅，这是由餐厅经营者奥托·阿什布伦奈尔建立的。阿什布伦奈尔的啤酒餐厅，被标注在了 1909 年绘制的一张青岛鸟瞰图上。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档案中收藏的这张亚麻衬底的纸本示意图，用墨线勾勒，并以蓝绿红三色渲染。可以推测，邻近兵营和啤酒厂，是这家啤酒餐厅在这个偏远区域出现的合适理由。因为在82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83　德国历史博物馆档案，流水号 97004702，新添书号 1997/3980（目录号 Inv.—Nr.：Do97/280）。很长时间里，从市区到米勒上尉路的日尔曼尼亚啤酒厂之间，要经过一段漫长且荒无人烟的山地。这个区域呈现出活跃的态势，要等到若干年之后台东镇人口与商业的日趋完善。1911 年青岛商会的年度报告，描述了一种正在发生的变化，本地日尔曼尼亚啤酒厂的产品， 不仅欧洲人享用， 而且近来中国人的消费量也在增加。持续到 1920 年代，作为一种乡愁出口的啤酒，开始向日常生活方式方向转变，扩散到本地更大人群的常态消费之中，并逐渐形成具有地域色彩的城市风尚。对青岛来说，从落地开花到落地生根，啤酒的成长罗曼史似乎畅通无阻。1932 年 7 月 20 日黄际遇在 《万年山中日记》自述， “竟日理董甄别事，夜倦之极，每餐皆以啤酒助馒头”，吃相与吃法，都令人瞠目。两年后的1934 年 8 月 1 日，来青岛避暑的作家郁达夫崂山清游一日，居然“喝汽水、啤酒无数”，更足以佐证青岛啤酒本土生长的枝繁叶茂。青岛啤酒的成长日尔曼尼亚啤酒厂的青岛成长史，是欧洲生活习惯本地化的文化吸纳过程，也是日用消费品适应市场需要的范例。作为青岛最早的工业企业之一，啤酒公司糖化工艺设备由德国克姆尼茨市机械厂设计，汉堡阿尔托纳区 F·H·施密特公司施工。如同啤酒不可去除的欧洲血统一样，米勒上尉路上的多层糖化车间有着显眼的四分圆券门洞，墙面采用了中世纪欧洲一般装饰手法。这样典型的欧洲建筑，在华人居住区台东镇并不多见。1899 年 5 月，“地僻人稀”的米勒上尉路修建了毛尔梯克兵营，对面随后就开设了一家酒吧，专门经销啤酒。不论酒吧与后来的啤酒厂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彼此对青岛啤酒市场的认识，应该大致一致。包括2400 余名德国士兵在内的消费需求，显示了青岛啤酒销售的前景。84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黄际遇日记》，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下同。不另注。

196 197与同期在台西镇建造的总督府屠宰场和生物化学制药厂相比，台东镇这家由香港盎格鲁－日尔曼啤酒公司创建的私营啤酒厂的施工要简单得多。德国机械厂除设计厂房外，还提供了全套机械设备，如熬汁机、气压机、冷凝机、汽锅、水泵及管道等。四座水井即使在旱季也向啤酒厂提供充足的水源。酒瓶的清洗、装塞、缠绕金属丝及加贴商标这些工序全部实行机械化。生产伊始，啤酒公司单锅产量 9.6 吨，年生产能力 2000 吨，是当时东亚最先进的啤酒生产设备。1904 年 9 月 2 日出版的《德文新报》记载：“德国啤酒厂的啤酒只应选用优质麦里斯麦芽，波希米亚和巴伐利亚啤酒花酿成，不许加稻类等其他任何附加配料（众所周知，许多日本啤酒用稻类作配料）。在配料方面，德国啤酒厂严格遵守德国啤酒纯度法。淡啤酒则源于慕尼黑的方式酿制。”青岛生产的德国啤酒，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有销售代理。啤酒厂竣工两年后的 1906 年夏，青岛啤酒厂的产品在慕尼黑啤酒博览会上获得了最高荣誉金奖。这块来自德国的奖牌，近乎青岛本土工业化移植成功的标志。1907 年的时候，德国新闻记者门格发表了一篇近乎苛刻的的文章，强烈批评青岛这个德国租借地不景气的经济发展状况， 其中却罕见地提到 “啤酒厂和几个小型工厂经营得不错”这一“无须赘言”的事实。但他同时也指出，包括啤酒消费在内的“小商业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帝国国库，因为它主要向官员和军队兜售商品，而后者的薪水都是由帝国支付的。”记者门格的陈述，看上去并非无中生有：青岛“经济方面的赢利远不及帝国近十几年来用于保护领的开支。那里的德国进出口公司多为老牌中国贸易商家的分支，它们不以赢利为重而仅仅怀抱这样的爱国主义热情，即在德国的战旗旁边也升起德国的商旗。海关关税收入虽然在 1906 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超过了芝罘海关，而后者向来被人看作衡量胶澳租借地发展情况的尺度；然而芝罘并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商业区。在天津，德国的商业贸易名列其他国家的商业贸易之前，与之相比，胶澳租借地的商业贸易就逊色多了，若与上海的商业贸易相比，胶澳租借地的商业贸易简直不足挂齿。但是帝国政府每年要为该租借地付出近 1200 万马克的补贴，而在东亚最大的国际都市上海只需 150 万塔勒或着说 450 万马克。”

但在租借地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被门格指责的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巨大不平衡问题，却看不见蛛丝马迹。青岛方面更愿意呈现其对城市发展的信心。1907 年租借地政府备忘录记载， “日耳曼酿造厂在保护区所酿制的啤酒，其成份和本国产的窖藏白啤酒一样。最近由另一家酒厂也生产出了与柏林白啤酒相近的味美啤酒，并已行销市场。”进入记录的“另一家”啤酒厂的存在，透露了青岛本地啤酒生产的多元化与多元化可能。可惜，关于这家酿制 “与柏林白啤酒相近” 口味啤酒厂的详细信息， 目前并没有更多发现。但这至少可以证明，继兰德曼 - 凯尔啤酒厂和日尔曼尼亚啤酒厂之后，青岛尝试啤酒酿造的新投资，并没有停止。接下来，日尔曼尼亚啤酒厂产量的持续增长，似乎已无可置疑。青岛商会 1913 年度的报告指出，在本报告年度中，这家本地德国啤酒厂有了很大的发展。青岛商会，包括了日尔曼尼亚啤酒厂、中国草辫出口公司、哥伦比亚股份有限公司、德华银行、山东铁路公司和汉堡 - 美洲航运等 30家青岛租借地范围内的工商业会员。

与此同时，饮用啤酒在本地已逐渐为小部分国人所接受。如客居青岛的前湖南督军谭延闿 1914 年春夏日记载 ：5 月 15 日 “至咖啡店小坐， 饮加非、啤酒、冰忌林，去一元六角，王四为主人”； 6 月 17 日“饮啤酒、汽水于大饭店”；7 月 16 日“至火车栈旁一咖啡店坐饮啤酒”；7 月 17 日“午饭，仍饮玫瑰及啤酒，菜不佳，食亦不饱”； 7 月 23 日“午饭，饮啤酒”，等等。从谭延闿接近日常化的啤酒消费记录看，至少在青岛租借地晚期，作为舶来品的啤酒，已成为华人精英人群推杯换盏的熟悉之物。同一时期的85　见 1907 年 5 月《普鲁士年鉴》，转引自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86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87　谭延闿 1914 年青岛日记文本，见台北近史所开放文献。下同，不另注。

198 199林纾青岛家信、 恭亲王溥伟的青岛日记， 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这一判断。1914 年冬天日本取代德国统治青岛后，日本麦酒株式会社于 1916 年9 月 16 日以 50 万银元收买了这家日尔曼尼亚啤酒公司，更名为大日本啤酒公司青岛工场。12 月开工生产黄、 黑两种啤酒， 以卍、 札晃、 太阳、 福寿、麒麟等商标注册。 自1917 年开始， 青岛啤酒在 《顺天时报》 投放大量广告，推广卍、太阳品牌。之后日本投资人开始陆续扩建工厂，使生产规模和产量有了较大提高。1922 年产各种牌号的啤酒达 14 万箱，计 4300 多吨。伴随着啤酒作为日常消费品的普及化，青岛啤酒工厂所在地，也逐渐成为城市地标。 礼贤中学教员刘少文在1929 年开始陆续完成的 《青岛百吟》中，描述第二公园的位置时，就以“界会前东镇之间，近啤酒公司”来定位。

1936 年时，青岛啤酒工场的产量略有下降，为 3208 吨，1942 年增加到 4663 吨。到 1943 年时，生产啤酒所用的原料逐步由进口转为本地出产。1944 年 8 月，日资在青岛建成硝子工业株式会社，专门生产啤酒用瓶。抗战结束后， 1945 年 10 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办公处查封日本啤酒青岛工场， 12 月 18 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鲁豫晋区特派员办公处接管，1946 年 12 月 5 日移交行政院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定名为青岛啤酒厂。1947 年 6 月陈果夫在青岛组建齐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将青岛啤酒厂收购，商标只保留青岛牌。至此，青岛啤酒品牌获得确立。有意味的是，尽管这间啤酒厂历经沧桑变迁，数易主人，奠基者的后人还是对其情有独钟。当年出生在杂草丛生的米勒上尉路啤酒公司里的老板儿子奥古斯台森，后来专门访问过工厂，并在青岛度过 80 岁生日。德国克姆尼茨市机械厂后发展为西门子公司，其 1893 年制造的生产设备， 70年后还完好如初，居然还能运转。西门子的专家说，除了青岛南美某地还有一套相同设备，不过早已成破铜烂铁。日尔曼尼亚啤酒厂所在的米勒上尉路，是青岛最古老的一条路的一部分。1922 年中国收回青岛后此路定名为登州路， 1924 年因在原俾斯麦兵营88　本章所引刘少文《青岛百吟》，均为刘镜如注释，高原编纂。下同，不另注。创办私立青岛大学，该路南端易名大学路。从登州路发源、扩大的青岛啤酒文化，在城市慢慢生长，逐渐成为经典。而青岛啤酒作为知名品牌，也广泛融入了全球市场。气质“德人好饮酒，每街至少有酒肆一处。肆中装铁管，通造酒厂。欲取酒， 则开机关， 酒从管中涌出。 如自来水。 然至晚间八时， 德人自公退食，群聚酒肆中， 或枯坐， 或剧谈， 或饮数觥即去， 或独酌待旦。 座上客常满也。如乘汽车出游，每过酒肆，必狂饮焉。”这是洪深 1914 年在青岛记录的日常饮酒之态。啤酒和青岛的联系，不仅仅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也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在时间的积累过程中，啤酒文化逐渐透射出独特的地域气质，培育了自身成长和发展的适宜土壤。实质上，在作为日常消费品的啤酒完成了本地化生产之后，这种廉价饮料已经能够在青岛的许多公共场所出售，比如餐厅、酒吧、咖啡馆、俱乐部等等，甚至在天主教开设的一个开放俱乐部里，也有啤酒供应。

城市化初期的青岛，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泾渭分明，欧洲区是外来文化的伊甸园，而华人区则保持了本土文化的延续。以跨越了两种文化的中山路为例，南段斐迭里街上有胶州饭店、福克特餐馆、首府饭店和凯宁果品糕点咖啡店这样一些欧洲餐馆的移植品，而北段山东街则分布了一些中式酒楼，比如日本记者天原天南 1913 年在《胶州湾》中提到的凯芬菜馆和日本松森馆。 南北两系彼此先是老死不相往来， 后则互通有无， 取长补短。89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 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一、第二号。90　科尔·约瑟夫·利维纽斯《天主教传教会在青岛的日常生活》，德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出版《日常生活和文化交流：1897-1914 年间在青岛的德国人与中国人》第 83 页。91　天原天南著《胶州湾》1913 年由大连日日新闻社出版社出版，见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

200 201不过这个界线的跨越，却非一蹴而就。中山路的餐饮业，风格、口味和饮用的酒类基本上是以南北划分，南西北中。南北之间，相互交融不多。这个分界大致和早期城市文化习俗的南北划分一致，一般是欧洲和美国的食客选择南边，中国人喜好北边，南北都有所好的，则是像大学教授梁实秋这样的好食者。华人经营的菜馆1912 年的统计有三阳楼、聚成楼、东华旅社、春和楼、顺兴楼、坤成楼、岭海春、临风阁等。咖啡馆和西菜馆 1227-1930 年的统计有青岛咖啡、门德来、吉美饭店、波连司饭店、城市咖啡、联合咖啡、海滨旅馆海边冷饮亭等。1936 年中式菜馆剧增， 新出现有亚东饭店、 厚德福、 菜根香素菜社、春香楼、福华楼、英记楼、阳春居、文升园等等。1930 年代，啤酒风景已经是青岛家常便饭，梁实秋《忆青岛》中记述：德国人佛劳塞尔在中山路开一餐馆，“一份牛排，要两元钱，佐以生啤酒一大杯， 依稀可以领略樊哙饮酒切肉之豪兴。 ” 餐馆老板对啤酒的依赖，让这位见多识广的大学图书馆长吃惊：“我在一餐之间看他在酒桶之前走来走去，每经酒桶即取饮一杯，不下七八杯之数，无怪他大腹便便，如酒桶然。”1933 年夏天作家柯灵看见的啤酒青岛，则更浪漫、年轻、时尚，他在《岛国新秋》 中这样描绘： “向沙滩后面走去， 疏疏的绿树林子里设着茶座，进去喝一杯啤酒，喝一瓶崂山矿泉水，或者来一杯可口可乐；无线电播送的西洋音乐和东洋音乐在招诱着呢。”

捷克作家赫拉巴尔说“啤酒馆是消除偏见的场所”，此话放在青岛大致不差。随着国立青岛大学的出现，以梁实秋为首的“酒中八仙”开始开怀畅饮。不论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和城市之间的偏见消除了多少，小团体的融洽却是实现了。据梁实秋自述，其和杨振生、赵太侔、闻一多、方令孺等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梁实秋晚年不92　阿道夫·豪普特《青岛旅游指南》，青岛传教印书社 1927 年版。93　《梁实秋集》，花城出版社 2008 版。94　柯灵著《沧桑忆语》，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版。吸烟，只喝啤酒，喝茶极淡，不知道是不是在青岛养成的习惯。

1934 年 7 月 25 日，作家郁达夫在《避暑地日记》记云：“午后李同愈君来访，并以伊自著之小说集《忘情草》一册见赠。同去马克司酒家喝啤酒， 真系德国的Hofbr u ， 味极佳， 可惜价钱太贵一点。 ” 一个多星期之后，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记，国立山东大学和观象台“宴朱李三部长于聚福楼， 汉尗、 金甫、 胡秘书长、 雷局长作陪， 啤酒飞觞， 累二十余尊而不醉，天涯萧侣，此为暂欢耳。”相隔不远的地方，郁达夫和李同愈吃西餐，杨振声陪着朱家骅、李四光、李书华吃中餐，结果都喝啤酒。这大致显现了青岛餐饮业一种演变中的时尚：啤酒逐渐成为公共交流的流行媒介。炎热的夏日， 几杯凉飕飕的啤酒喝下去， 人立刻神清气爽， 焦虑、 隔阂与陌生感，也就消退掉了。啤酒的诱惑力，甚至在一些危机重重的时刻也没有受到障碍。 1937 年11 月青岛沦陷前夕， 从青岛辗转向大后方逃亡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依然约上三位女士，并邀从船上登岸宿游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杨钟健、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卞美年两人，到一家西餐社晚餐，并每人出费 1. 5 美金，饮畅啤酒。喝完啤酒，女士们还嚷嚷着要看电影，被吴宓好言劝阻。危机时刻，这三个在青岛一起喝啤酒的男人，个个不同凡响。吴宓 1917 年就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次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后赴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从事研究。杨钟健 192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7 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卞美年出生在美国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市，1931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地质系，是爱尔兰著名地质学家巴尔博的学生。1930 年代初，青岛中山路南边以西餐为主，北边以中餐为主的餐饮格95　1970 年梁实秋到女儿梁文蔷定居的西雅图，曾说西雅图跟青岛一样美，在美国饭馆里看到桌上摆着“青岛啤酒”的广告牌，感到亲切无比。出生在青岛的梁文蔷跟美国朋友解释：“青岛啤酒这么出名，是德国人留下的酿酒文化，再加上青岛的好泉水。”见梁文蔷著《春华秋实》第一辑《我在青岛》，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

202 203局持续。到了 1940 年代，这种“南边咖啡北边茶”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南北交融得以实现。以此为标志，青岛啤酒作为一个本土文化符号，开始以更平民化、日常化、个性化和激发自由精神的姿态，贯穿在城市的细微末节之中，成为青岛的代表性世俗表情。斗转星移

通过谭延闿日记浏览这个善食者 1914 年的青岛酒水单，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因为除了啤酒，几个月下来谭氏餐桌上的各种饮品，居然也五花八门，粗略统计，就有绍酒、王宝和酒、李道士酒、烧酒、玫瑰酒、五加皮酒、沪致酒、玫瑰露等等。至于“携酒还相劝，知君兴不孤。宵沉听玉漏， 兴剧倒金尊” 之类唱和涉及的酒态种种， 则贯穿始终。 人和酒的遭遇，在减弱了些许生存沉重感的同时，也激发出无限生机。这让酒客与酒的缠绵，似是一场无休无止的都市舞台剧，剧本的情节走向伴随着酒精的浓度起伏跌宕，直至高潮迭起。1914 年，在清华学堂读书的洪深假期住在青岛家中，期间撰写《青岛闻见录》提到过刚刚发生的一场酒税风波：“今年因加酒税之故，特以专卖烧酒之利， 限给少数中国行家。 于是饮者以酒资太昂， 有异言。 青岛政府，竭力出示劝谕，乃止。据德人言，德国国民，每年对于国家负担，平均每人百余马克。其中，以军备费占多数。青岛人，亦德国国民也，理应与德国一律。惟生活程度较低，故税率亦低，略加酒税，何便纷纷反对也。”在 20 世纪前 50 年的青岛，啤酒并不是唯一的本土饮料产品，诸如矿泉水、 葡萄酒、 香槟酒、 玫瑰酒、 味美思、 露酒、 白兰地、 苦老酒、 高粱烧酒、清酒等不同饮品，都曾有过本地生产酿造的记录，其中一些品牌并一直延续下来。矿泉水和葡萄酒扩大的品牌疆域，深刻影响了青岛的饮食习惯，使得这个新兴港口城市的口味，能够适应来自不同地方的旅行者的多种需要。1912 至 1913 年的青岛地籍清册地图显示，中山路南段有座属于德国96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 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一、第二号。投资商魏尔德的房子。而这个魏尔德，在 1903 至 1914 年的 11 年中间一直担任伊尔蒂斯山矿泉水厂的董事。他和另外一个德国商人一同经营的这个天然矿泉水生产企业，是伊尔蒂斯山周围唯一的工厂。 1914 年德国战败后工厂易主，依然持续了矿泉水的生产，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最著名的矿泉水品牌。在魏尔德居住的房子附近，另外一个德国商人则开始尝试生产本地葡萄酒。他从商贩手中购得新鲜葡萄，利用从德国带来的容量约 600 公升橡木制贮酒桶，在湖南路 34 号家中酿制勾兑葡萄酒出售，结果销路顺畅，遂又增加部分木桶酿制。后德商福昌洋行持有人对其投资，增添 1000 公升容量的酿酒桶十余个，葡萄收购季节临时雇用工人帮助收购、压榨葡萄，规模逐渐扩大。但至少在 1902 年秋天的时候，本地生长的葡萄，还没有用于葡萄酒的酿造。当年的政府备忘录记录：“ 1900 春季由莱茵品种培养的葡萄架，1901 年秋试剪成排果架，现在部分已经结果累累。去年夏天降雨太多，损害了另外一种次要品种。还没有通过试验压榨证明这里出产的葡萄是否可以酿酒。 ” 如此看来， 德国商人尝试在湖南路进行葡萄酒本地酿制的时间，应该不早于 1903 年。整个租借地时期，进口葡萄酒和烈酒的销售，遍及青岛各大洋行、百货公司。1913 年出版的青岛姓名地址录，刊登有吉利百货公司的广告，这个青岛最大的专业商店经营的商品中，包括了葡萄酒和甜烧酒，以及香烟等。与此同时，洋酒的销售也培育了一批本土商人。黄县人傅炳昭在租借地建立初期，先是在经销德国洋酒罐头的源泰号充当伙友，随后自己开设祥泰号杂货商店，专门为德国洋行采购洋酒、罐头、食品。在 1914 年秋天残酷的青岛围困战期间，德国传教士曾记录了一瓶葡萄酒对德国士兵的鼓舞：“约阿希姆和他的第六连队的战友们，昨天一整夜都在海边的长山路防空地下掩体里工作。现在，他们正躺在兵营的地下室里，看起来精疲力尽。我很高兴，将任海关署长的朋友 W 送来的一瓶产自莱茵河地区的葡萄酒转送给这些士兵。用各自铝制的水杯，带着十分的

204 205惬意，他们饮下了这珍贵的美酒。”这一天，是 10 月 8 日。11 月 10 日，日本占领青岛四天后，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一次会见投降的德国总督，日方安排人端上香槟酒，并为德方代表斟满，然后对德国人说了一句话：“这座城市属于我们了。”1930 年，德商美最时洋行出资将福昌洋行的全部制酒设备收购，投资添置 4000 公升酒桶五只，自制了冷冻机、木制葡萄压榨机等设备，形成更大生产规模，以美口酒厂名义推广产品。 1941 年美口酒厂制做 2000 公升酒桶十个，使不同容量的贮酒木桶达 158 只，贮存量为 10 万公升，同时添置葡萄压榨机、过滤机及风车等设备，酿制的葡萄酒产量大增。其产品除供应青岛市场外，开始在上海、天津设立代销处，每月外地销量 12 瓶装箱300 箱左右。主要产品扩大有香槟酒、味美思、露酒、白兰地等各种果酒。伴随着多样化的酒精饮料的本土销售，可口可乐也进入青岛。期间青岛中国旅行社曾经组织 150 余人的路线图乘汽车赴丹山看花。随团采访的苏竹影在《丹山赏花记》中提及，“前一日青岛崂山汽水公司，赠旅行社可口可乐一百八十瓶，旅行社带往此间，转赠看花来宾，以助游兴，盛意可感，各来宾莫不争先竞饮。味微甜，品质极佳。”青岛沦陷时期日本清酒盛行，日商在青岛陆续开办有日华酿造、中井酿造和侨船酿造等 10 余家酿酒厂。 1941 年日商酒业企业达到 60 个，资本额 2.8l 亿日元。但青岛这些日资酿酒企业到 1943 年时，开工率仅为49%， 原因在于 “米之供给有限制， 日本内地所造酒与青岛所造者竞争。 ”期间华商的生存更是举步维艰， 仅有四家酿造厂勉强维持。 战后百业待兴，期待与失望一并生长。1947 年出版的《中兴周刊》上，曾刊登有胶东路 44号万宾兴记酿酒厂的广告，经销各种白兰地，声称“口味芬芳”。战前曾风行一时的美口酒厂在 1947 年被齐鲁公司收购，附属于青岛啤酒厂。至1949 年前，美口酒厂因原料缺乏、酒税过高、交通不便等因素，年产总量勉强恢复到 8.4 万公升，4.32 万瓶。除了啤酒、矿泉水、葡萄酒、香槟酒、味美思、露酒、白兰地、清酒、97　潘吟阁《青岛之工业》，1943 年 8 月 15 日《中国工业》第 1 卷第 7 期 P26。可口可乐这些外来饮品外，青岛附近还持续生产着传统的高粱烧酒和一种近乎的黑色苦老酒，为当地人喜饮。1903 年租借地政府文件记载，市区北面仙家寨一家酿酒厂生产的高梁烧酒，供应了周围几乎整个乡村的饮用烧酒，并出口至其他地区。这家酿酒厂，由当地十几个股份持有者共同经营。饮用廉价高梁烧酒的习惯，在胶州湾一带由来已久，青岛进入城市化开发以后，这一习惯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1935 年 1 月 6 日小寒，善饮的粤人黄际遇在万年山中为大学同事赵少侯制一联，曰“芝草无芳，三年不笑；鲁酒之薄，一醉为艰”。不知道被黄际遇轻看的所谓鲁酒，是不是仙家寨的这种高梁烧酒。不过，以黄际遇在青岛隔三差五便推杯换盏一番的阅历，说“鲁酒之薄”，恐怕自有其道理。根据 1937 年版《青岛概览》的记载， 1931 年 2 月 6 日，青岛市烧酒同业公会在胶州路 84 号成立，有 32 个会员单位，主席为辛林亭。四天后，青岛市黄酒同业公会在海泊路 2 号成立，会员单位 36 个，主席黄联众。1936 年秋天到国立山东大学执教的台静农，曾对“像中药水似的”苦老酒有过细致描述：“原来青岛有一种叫作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 某年一家大酒坊， 年终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 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卒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梁，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叫作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直到 1944 年台静农回忆起青岛时， 还念念不忘苦老酒： “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 喝着老酒， 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

台静农在《我与老舍与酒》中，记录过 1938 年彼此离开青岛后在重庆重逢，见到老舍喝绍兴酒“喝到他死命的要喝时”的模样，知道大约是期。99　台静农 《我与老舍与酒》 ， 陈子善、 秦贤次编 《台静农文集》 ，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206 207“他的妻儿还留在北平” 的缘故， 喟叹 “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 的老舍，己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实质上，酒的救赎，是最常见的记忆撕裂，这让酒与人的亲和力，与日俱增。而以酒和酒精传导出的社会学样本，情节多大差不差。嗜酒如命者的故事，往往构成了一部风俗城市史中最边缘却也最悲怆的部分。 1910 年代青岛的政治落魄者里面，诸如王垿一般狂放畅饮的日常记录，不在少数。检索卫礼贤《中国心灵》中晚清遗老的青岛行状，一杯薄酒一支笔，差不多是度过那些寂寞煎熬时光的最忠实的拐杖，分分合合几多愁，不弃不离者，唯杯中之物。政治老人酒气熏天的一次次“文化复古”之后，本土重要的艺术团体少海书画社里面，号醉月山房的李宣三也紧随其后，常年嗜酒，狂放不羁，并因此付出惨痛代价。 1928 年前后其曾因饮酒过量中风，经其父医治稍有好转，但待身体稍有恢复之后，他继续贪恋杯中物，终致1938 年早逝，年仅 50 岁。李宣三生于 1889 年，从小受其家族影响，通晓经史兼丹青、汉隶、篆刻，尤喜山水，风格平实。《少海书画社书画册》介绍其 “工山水， 与石君玉之为忘年交， 用笔苍劲， 不事渲染， 自得其真，蓄发好道，黄冠野服，不问理乱，为世外异人。”李宣三天性倜傥，善于交友，身边围绕着许多如张伏山这样的追随者。可惜，对杯中之物的过度贪恋，让其最终没能在本土艺术史上留下更辉煌的记录。

不过，青岛终究是一个习惯浸泡在浅度酒精里的城市，无酒的青岛之夏，大约会寂寞难耐到死气沉沉。而一杯啤酒焕发的海上青岛，立刻就红光满面，斗转星移。啤酒、葡萄酒、白兰地、汽水和老酒，后来都延续为青岛的传统饮料，广泛满足了市场需求， 也丰富了本地的多元饮食文化。 有日耳曼史诗说 ： “葡萄酒是上帝喝的，啤酒是留给凡人享用的。”但不论是啤酒、葡萄酒还是老酒构成的多样性市场选择，却是青岛城市化过程中日用产品兼容并蓄发展的一个侧面， 其与城市标榜的开放、 自由、 宽容风气， 也算是平衡搭配。不过，对那些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来说，酒精的麻醉作用，毕竟100　其然斋主人《寻找青岛美术史上的失踪者》。有限，即便天天泡在酒坛子里，寂寞依然会不期而至。 1935 年 1 月 1 日黄际遇在他的 《万年山中日记》 中， 就大大感慨了一番居停缱绻 ： “旅青渡年，此为嚆矢。 循例贺片可百余通， 记室无人， 懒写里爵， 友朋相过， 均属素交，形跡已忘， 履綦可数， 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 五十之年忽焉已过， 乡里知交，零落殆尽，萍踪南北，乃友数人，山麓蛰居，门可罗雀，入此岁来，以年历下， 馈者仅有周立大酒家， 可见先生所与为友者， 又以见世人之知先生者，亦唯此卖酒者徒耳。”这一年，黄际遇的《万年山中日记》已经积累到了第二十四册，零落岁月中的彻夜长饮，不胜枚举。莎士比亚与酒在 1930 年代许多客居青岛的新派知识分子中间，梁实秋看上去是最专情这个城市的一个。 并且， 以梁实秋为线索， 能够串联起诸如清华旧友、新月派、莎士比亚、学潮、酒和寂寞这样一些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差不多构成了这一时期在青岛的人文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日常行状。“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梁实秋已经离开有过四年亲身体验的青岛好多年。隔了“人事全非”的半个世纪之后，梁在《忆青岛》里依然“悬想”这个已成为缥缈之乡的“可以久居之地”。这个“屋顶一律使用红瓦片”的城市，一直令梁实秋不能忘却。梁实秋与青岛的遭遇，缘于闻一多。 1930 年暑假，刚刚搭起局面的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路过上海，遇到闻一多，并结识梁实秋。据信，求贤若渴的杨氏即力邀他们到青岛任教。 而这近乎一个一拍即合的适时邀请，因为此时的闻和梁已厌倦沪上生活的喧嚣，结果自是欣然从命，“立即”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一报聘书。与闻一多的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职务相当，梁氏受聘的是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暑假过后， 梁实秋携全家如期而至， 并很快在学校南边的鱼山路租下—栋二层的房子。梁氏回忆说，我赁屋于鱼山路七号，房主王君乃铁路局职

208 209员， 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 梁氏清晰地记忆说， 在这里 “推开北窗，有一层层的青山在望。不远的一个小丘有一座楼阁矗立，像堡垒似的，有俯瞰全市傲视群山之势，人称总督府，是从前德国总督的官邸”。据信，杨振声、闻一多当时都是这里的常客，胡适自北京来青岛时，也曾受邀到此作客，并一再慨叹这里人们的酒量。梁实秋与酒，几乎构成了青岛记忆的大半。 1930 年 6 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张道藩“以养病为名”到青岛，蔡元培推荐其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张道藩夫妇也住鱼山路七号，与梁实秋为邻。期间，张道藩五妹道焜从家乡来青岛投奔长兄，带来贵州特产茅台酒，张道藩分送几教授每人两瓶。梁实秋初见包装粗陋以为平常，便懒得打开尝试。一日梁父莅临，进门觉异香扑鼻，这才开酒享用，此大概是茅台酒在青岛最早的亮相。而梁实秋也确认了这个故事，称“张道藩从资州带来的茅台洒，也成了我们孝敬父亲的无上佳品。”

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则构成了青岛记忆的另一半。迁居青岛后，除了英国文学的日常教学和图书馆的似乎费时不多的事务，梁实秋把更多时间用在了写作和翻译上。此前梁氏在上海时，遭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猛烈攻伐。来到青岛后，梁实秋除了弄出一本《文艺批评集》，已基本上绝意批评，埋头准备译事。在梁实秋管理的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里，收藏有大量莎士比亚著作，各种版本俱全。梁实秋面对莎翁多达三十七种的戏剧和三部诗集，开始考虑进行《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工程。 1931 年 2 月 25日， 胡适在复闻一多、 梁实秋的信中， 专门讨论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问题，并附有梁实秋起草、经他修改过的翻译计划。1933 年 5 月，上海华乐图书公司《出版消息》半月刊披露梁实秋执教青岛大学，近著《莎士比亚书目索引》不日即可印行。同时报告新诗人孙大雨亦在青岛大学任教授，讲101　王由青《张道藩的文宦生涯》，梁实秋《槐园梦忆》。102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册。转引自曹伯言、季维龙编《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P392。莎士比亚。

梁实秋在鱼山路小筑开始的“穷年累月，兀兀不休”的莎士比亚译事，在梁实秋离青后中断，直到 1967 年梁译《莎士比亚全集》最终完成，前后花费近四十年。青岛毕竟不大，也没有圈子、棍子、靶子。文化与学术的匮乏，不言而喻。天长日久，青岛山下的梁实秋觉出有些乏味，书桌上的莎士比亚不免就味同嚼蜡。 梁氏本就好酒， 于是呼朋聚饮， 推杯换盏， 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或论道谈艺、或仗策漫游。经典的一幕，就是其津津乐道的中山路享用德国啤酒牛排的乐趣。这之外更盛大的场面，便是国立大学一拨人的日日洗盏了。检索黄际遇三年的《万年山中日记》，记录和梁实秋有关的大小酒事，不下两位数，且不乏屡屡终了“颓然偃卧”的逸闻轶事。1932 年 6 月 10 日： “端午之夕， 杨金甫方自北者回青， 同饮于校舍中，闻一多制得一筹面为 ‘世间草木是无情’ ， 只为姓氏从草、 从木者各一杯。一多指梁实秋、杨金甫、蒋迦安三君践令。而坐中多指黄仲诚与余亦应分一杯。一多力持不然，以黄字实不从草也。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矣。”1932 年 6 月 18 日 ： “晚应杜毅伯、 闻一多之招饮于顺兴楼。 同席陈季超、梁实秋、 杨金甫、 赵太侔、 黄仲诚、 吴子春、 谭葆慎、 刘康甫。 七时许入坐，觥筹交错，庄谐横生，应召顿洗，信友朋之欢娱，尤旅羁之熨耤也。同游者皆曰：久无此乐矣。洗盏更到巳交子刻，归思浩然，急召车返。”1932 年 6 月 25 日： “下午金甫、实秋来宏成发闲叙，同到四方公园，凭眺逾晷。复回店中同饮，宋树三来陪，亥初始散。并代采石坚约杨、梁两君明晚之饮。”1932 年 7 月 24 日：“晚金甫招往福山路校舍，招待蒋梦麟夫妇、何仙槎夫妇。座上有吴之椿、太侔、实秋、迦安，饮少而屋敞，尽欢而归。”1932 年 8 月 7 日：“约太侔邀请济南诸友（何夫人、孔静庵、王子愚、李瑞轩夫妇）晚酌公记楼，并约实秋、毅伯、少侯、之椿陪酒，肆热甚，103　《作家的消息》，1933 年 5 月 1 日上海《出版消息》半月刊第 11 期。

210 211谈锋为之不锐。”1932 年 10 月 19 日：“晚赵少侯招实秋与予二人小饮可可斋。六时先至太侔处，陈复闻在宥因病觅代课，事毕赴约。邀侣三五买醉小楼，是寒素寻欢较善方法，京中士夫尤喜此习，往往有破旧门面，似可罗雀，而门外时有长者车辙，来迟者骈足鹄立，自以为别有风味。予来青岛几未尝，舍车而徒，亦以素交，不易得也。兹以乘兴而往，甫排闼入，几为晕倒，室如闭瓮，雾不见人，急倚窗前，以挹清气移时，饮馔尚觉美廉。”1932 年 10 月 29 日：“游泽丞招醉公记楼，实秋、怡荪、叔明同坐。余音雅谑，善移我情。至谓：娘子织布脚踏无声之缽，先生磨墨身隐不响之铃。”1932 年 11 月 23 日：“科学馆工程师董大酉来约今晚宴于厚德福。晚宴与实秋、涤之、康甫、更生、咏声、王君同席，皆健于饮者。藏钩传令，不觉纵饮。”1932 年 12 月 10 日：“晚约游泽丞、张怡荪、姜叔明、闻在宥诸文家在舍下乡厨，杜毅伯、梁实秋继至，酒行数巡，王咏声、傅肖鸿亦来。肴馔虽不丰，诸友甚引为满意。”1932 年 12 月 17 日 ： “晏七时余偕王竹邨赶消寒第三会于公记楼， 少侯、咏声、 涤之、 保衡、 实秋、 贻诚、 康甫在焉， 转战大胜， 然已不胜酒力矣。 ”1933 年 2 月 21 日： “梁实秋、 游泽丞、 汤腾汉来。 夜饮， 同舍人纵谈，略翻课业而已。”1933 年 2 月 23 日：“晚招太侔、实秋、毅伯、怡荪、少侯、涤之、咏声、腾汉、肖鸿、省之、刘、孙诸同人欢宴粤馆公记楼。酒局殊不弱，费金二十三元。散局后又往宏成发品茶，亥刻归寝，殊有遐思。”1933 年 5 月 22 日：“有馈鲥鱼者，将劳先生之笔也。招太侔、实秋、毅伯、 邓仲纯大嘬， 鱼重过六斤， 皆曰鱼之时者也。 涤之、 怡荪不约而至，欢呼震屋瓦， 久矣无此乐矣， 纫秋复偕里人数人， 旺过蟠桃大会。 异流同归，强聒不已。则应之矣，名之为累，一至此哉。”1933 年 6 月 3 日：“晚实秋招饮厚德福，鲥鱼烙鸭特佳，既醉且饱。偕金甫、太侔往邓仲存处，摩石如山人大隶。”1933 年 6 月 18 日： “夜约杨金甫、 吴之椿、 赵太侔、 梁实秋、 赵涤之、杜毅伯、 赵少侯、 张怡荪、 汤腾汉、 曾省之、 王咏声来寓便酌尽欢， 夜分始散，主人亦倦不可支，南方乡厨，甚合宾意。”1933 年 12 月 9 日记 ： “申刻返舍， 柬招李珩、 杨善基、 赵太侔、 罗文柏、梁实秋、赵涤之、杜毅伯、王咏声、赵少侯、宋智斋、李保衡饮啖书斋。土厨来自田间， 善亨鳗鱼、 甲鱼之属。 诸君亦颇乐之， 欢宴至夜， 相引为东。 ”1933 年 12 月 16 日：“作记未毕，涤之翩然而至，招为星期六夜饮。乃急柬太侔、 实秋、 涤非、 智斋、 保衡趋厚德福， 太侔少饮， 余子胥巨觥相对，顷刻尽酒十五斤，为涮羊肉而来，及其来也则颓然偃卧者过半焉。”1934 年 5 月 6 日：“李茂祥戏言与予决饮，以醉卧地上为限，晚特约太侔及其夫人任监军，实秋、文柏、少侯、康甫、仲纯相陪，壁垒森严。”1934 年 5 月 18 日， “晚实秋速客厚德福， 席散偕少侯、 茂祥缓步返寓斋。多食停胃，寝中不静。”1934 年 5 月 19 日： “丁山、 少侯来同速实秋， 赴亚东饭店铁路局之约。局终偕实秋、少侯、太侔同车，流连太侔处，交子方归。”1934 年 7 月 7 日：“方午饭，毅伯来速往应实秋厚德福之饮，为肖鸿祖饯也。咏声、涤之、之恭同坐。”1934 年 7 月 22 日 ： “夜实秋假座厚德福为金甫洗尘， 承佑、 少侯、 毅伯、康甫、 仲纯先后来会， 心弦为之一振， 摩拳擦掌， 依希当年之盛已， 馔食亦美，席散复来斋舍，抵掌而谈。”1934 年 7 月 24 日： “夜金甫、承佑、实秋、少侯、仲纯、康甫、毅伯、君复以次莅止，善基、奋可、述旦同席，行酒传花，萧院中盛举也，互谈今代文学者甚悉，十时客散。”1934 年 8 月 3 日：“晚奋可设席，为代约金甫、实秋、仲纯、康甫、毅伯、 少侯， 适汉尗来并列席， 周尧廷、 蔡纫秋先后来， 亦一高会也， 汉尗、实秋对围棋。”1934 年 8 月 8 日：“实秋即行，毅伯、达吾为之祖饯，夜往陪。”

212 213笼统看上去， 自1932 年 6 月 10 日 “端午之夕” 黄际遇 《万年山中日记》记录起始，到 1934 年 8 月 8 日“实秋即行”为止，除了家宴，黄际遇、梁实秋们一班知识人日日推杯换盏的地方， 多集中在顺兴楼、 宏成发、 公记楼、厚德福、亚东饭店、可可斋几处。一部性情食客的洗盏史，对本土餐饮业习俗的改变与城市饮食地理的积累意义， 不言而喻。 然而，1930 年代的中国，国事日非，青岛也非世外桃源。这一切，最终不能不影响到梁实秋和他的同事们的宴席。坦白说来，不论梁实秋如何表白他多么钟情于青岛，就其与城市的关系看，却始终是过客模样，隔三差五去酒楼喝杯酒，算是他和市井最密切的联系了。1934 年 1 月一期《文化列车》杂志刊登于黑丁的《青岛文坛通讯》，一上来就不无嘲讽地激将了这位在青岛的“莎士比亚”一番：“梁实秋为新月派之健将，这谁也不能否认的吧。他自从任教山大，每月挣到以数百元之丰富的报酬，自然在生活上，亦感觉到舒服得很。可是他除了在天津 《益世报》 ‘文学周刊’ 上常发表几篇文章外 （自然还有别的地方） ，我们在青岛几乎读不到他的文章能够在青岛的报纸上， 或者文艺刊上出现。听别人说，他是看不起青岛的一份报纸，当然也就不肯随便把他的大作发表在上面。这种理由或者是对的。”

九一八东北事变之后，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青大学生组成请愿团南下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教授与学术的分裂，开始显现。梁实秋曾有文章辩解立场， 称 “我们这一代人在五四时代都多多少少参加过爱国运动，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当然明了的，但是当前的形势和五四时代不同，所以平津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赴京请愿，秩序纷乱，我们就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冷静观察认为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无法说服学生不这样做。”这种矛盾，贯穿了梁氏在青岛四年的一半教学历程。 1934 年，正在梁实秋彷徨无着的时候， 从北京传来了胡适的召唤， 胡在信中说： “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结果梁实秋走了。尽管当时已更名国立山东大学的青岛校方执意挽留，104　于黑丁《青岛文坛通讯》，1934 年 1 月 25 日上海《文化列车》第 8 期。梁实秋还是于 1934 年 7 月离开青岛，结束了在这里的“洗盏”生活。梁氏对这个城市的最后记忆是，他于租满前三个月退租离去时，仍依约付足了全年的租赁， 但身为铁路局职员的房主王君坚不肯收， 争执不已， 声达户外。由此，梁实秋称青岛为“君子国”。1935 年 1 月 4 日， 黄际遇在 《万年山中日记》 第二十四册中出 “惺惺相惜”之喟：“三月之间，实秋、涤之、重熙相率而去，斯摩数载，岂不尔思。”寂寞之色，呼之欲出。

【第五节 顺时运之应】

传统商业文化对青岛早期城市开发的意义，一如根基和命脉，支撑起的几乎是整个城市华人智慧和坚韧的光荣。没有人怀疑曾经存在过的本土商业利益团体对这个新兴城市的生长所起到的作用，这些早已消散了的带有很大象征意义的商业文化符号，实质上可以被视作开拓速度令人惊异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纪念碑。在 20 世纪前 50 年的青岛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超越过这种本土商业文化的精神感召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早期青岛城市生命文明的母体。易容术青岛本土商人的城市化转变，经历了一个外来资本和商业经验冲击下的适应期。在德国租借地出现之前，胶州湾传统的沿海贸易已有规模，福州、宁波、上海等地每年有百余帆船前来贸易，年贸易额 300 万两，全年税收近三万海关两。 1898 年进入城市化开发以后，港口贸易开始兴盛。德商先后设洋行 20 余家，资本总额达 2.09 亿马克。随后英美日俄等国商人也蜂拥而至。 德国商人凭借特权， 低价收购山东的煤炭、 花生、 猪鬃、 羊毛、大麻、草帽辫等，又大量倾销煤油、棉纱、火柴、肥皂、砂糖及五金器材、

214 215化学颜料等，从中获取暴利。禅臣洋行经营的德国亿利登化工厂漂白精，每桶进口价 15 元，在青岛售 80 元。青岛猪鬃每担购价 360 至 450 元，禅臣转销英美，则每担售 1000 至 1200 元。

从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港口贸易的兴盛吸引各地华商涌入租借地。经营洋广杂货最早的是元太号，其后华德泰、福顺泰、瑞蚨祥、祥云寿、洪兴泰、源裕兴、裕东泰、开泰祥相继开业。许多商人在大鲍岛、台东、台西开设商店和批发商行，从事以土产购销为主的经营。黄县、潍县、 掖县和日照等地商人在青岛设点开业， 并形成商帮。 随后广东、 三江、直隶等外籍商人在青岛设立会馆，进行南北各口岸土洋货贸易。到 1905 年时，青岛贸易额较 1900 年已增长了 21 倍，达 1700 多万两。1906 年胶海关税收超过烟台，1910 年时贸易总额也超过烟台。津浦路津济段通车后，整个华北地区大部纳入青岛的商务范围，在全国通商口岸中居第六位。租借地初期外商势力仅限于通商口岸，洋货进入内地或土货出口必经华商之手。 为适应这种需要， 商人将资本投入行栈业， 从而获取高额利润。1907 年开业的协聚祥，原经营进口猪肉、牛肉罐头及酒类，后为德商洋行包销进口铁器及金属制品，获利甚丰，到 1914 年已较开业时资金增加了九倍。此后行栈业深入内地，广布山东城镇。作为本土华商的根据地，大鲍岛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不断改变着这里的地理与经济格局。接下来的十几年，变化不仅仅显现在华商鳞次栉比的大鲍岛，更是逐步向城市的纵深开拓，曾是“园林旷野”的台东镇，也出现了被刘少文描绘为“鳞鳞万瓦夕阳开，车马通衢声震雷。初上灯时喧笑语，家家儿女放工回”的平民化繁荣。伴随着地方经济的增长，政治的“慷慨”便呼之欲出，典型的一例，是市长沈鸿烈请市民免费游览崂山。“市长请客”的程序分三天，第一天接待各机关职员，其余两天则招待全市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只要自信脚力强健，可以爬行 20 里山路，均可不费分文，自由加入。目睹了105　参见青岛市史志办编青岛史志《商业志》第二章《外商企业》相关记录。整个过程的电报局职员李同愈， 惟妙惟肖地讲述了人人乐不可支的 “哄动”场面：“参加时并无手续，只要一清早走到前海栈桥头上，顺着次序由汽艇运送到预先停泊在海里的几条兵舰上，一直到挤满人为止，兵舰就把这么些人送到崂山脚下。 从兵舰下去时， 按着人数， 各给面包一袋， 牛肉一袋，小菜一袋。走进岸上的华严寺，则早有热茶热水，预备在那里。大家既有好茶止渴， 又有食物充饥， 又有风景玩赏， 莫不欢天喜地， 盛称市长慷慨。 ”

商人们知道，市长的慷慨，是要由他们买单的，尽管支付的形式可能没那么直来直去。 不过， 看着欢天喜地的一幕， 商会、 商帮倒也是乐意合作，毕竟政府、市民都得罪不起。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境遇下顺水推舟，政客驾轻就熟，商人更入木三分。风云变幻中的城市化一路走下来，易容术差不多已经是人人都手到擒来的生存技艺，很多人炉火纯青，熟练到不差分毫。因为，手稍微一哆嗦，机会就瞬间即逝，接下来则不知旦夕祸福。在最早一批闯荡青岛的黄县人中，傅炳昭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也是本土商人城市化转变的代表。傅先是在经销德国洋酒罐头的源泰号充当伙友， 后自己开设祥泰号杂货商店， 专门为德国洋行采购洋酒、 罐头、 食品、咖啡及五金器材， 1902 年时曾任过中华商务公局董事，并是齐燕会馆的发起人。这些作为基本铺垫，为傅炳昭在 1910 年成立的青岛华商商务总会选举中当选会长，开辟了道路。

在傅炳昭的带领下，从齐燕会馆到黄县同乡会，黄县人经过最初移民时代的风雨磨砺，渐渐形成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发育为滋养城市繁荣的重要根系。到 1930 年代，黄县帮雄踞青岛工商界，其中纱布业几乎为黄县人独领风骚，经营此业的大商号如振昌号、泰昌号、裕大号、增顺复、东兴祥等都为黄县人控制。丁敬臣同样是本土商人城市化转变的一个样本，其曾先后任青岛悦来公司经理、德商禅臣洋行买办、悦升煤矿公司和永裕盐业公司经理，大量106　《焦土抗战的沈鸿烈》，1938 年 8 月 16 日广州《宇宙风》第七十三期。107　1922 年傅炳昭与黄县同乡刘鸣卿合资开设山左银行，对同乡创业贷款抵押颇多优惠，使山左银行成为半个黄县银行。

216 217吸纳先进的工商管理经验，吐故纳新并使之本土化。 1922 年接替成兰圃出任青岛总商会会长的隋石卿，在城市化转变有着与傅炳昭、丁敬臣基本相同的经历。隋是文登人，从烟台由德国传教士引荐至青岛，历经顺和洋行翻译、买办，经验过木厂、铁厂、银行、报业，商会会长任内曾协助鲁案善后督办接收青岛，1938 年病故青岛。丁敬臣晚节不保，1939 年出任大阜银行董事长，1945 年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被关押，后病死狱中。本土商人的城市化转变，到隋石卿之后的宋雨亭时代大致完成，开始以商会为中心形成规范的商业运转模式，并建立起适应角色需要的商业文化体系。这时候，新一轮易容术打扫干净昨日涂脂抹粉的痕迹，开始在市场角逐中升级换代成更智慧的表情。营生作为城市运转的润滑剂，租借地时代分布在大鲍岛、台东镇、台西镇、李村的青岛商业市场，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同时也成为民俗文化扩散的重要场所。早期集中进行商品交易的青岛市场、劈柴院、小洪泰、 台东市场， 无一例外都是民间文化交流和平民娱乐的中心。 此后，市场直接的文化功能逐渐减弱，但文化影响力却持续增长。青岛市场最早设于青岛区和鲍岛区交界的德县路口。日占后当局在市场二路建立青菜场及劝业场， 1919 年 12 月又将青岛市场迁于市场三路，并增设附属卖店。刘少文 1929 年在《青岛百吟》中，曾描绘过这里“鼻观薰莸要各参，鲍鱼臭味共芝兰”的光景：“劝业场俗称名大窑沟，又曰大菜市， 楼下售鱼肉果菜花木， 价值较海关后昂三倍， 税重也。 楼上光怪陆离，尽日货矣！”1927 年 7 月台东镇商业代表杨圣训等九人筹集股资五万元，筹备兴建胶澳台东区商业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并呈报北洋政府实业部注册，次年 2月获准。台东商业市场面向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娱乐，设有蔬菜摊贩、鱼肉108　参见吴坚《劈柴院的批发市场》，《青岛晚报》2008 年 1 月 6 日。市场、洋杂货馆、估衣铺、饭馆和说书场。作为同时代的经历者，刘少文对台东镇的商业前途，表现出了明显的乐观：“东镇西距青岛八里，德租借时，东镇青岛之间皆园林旷野。日人既来，即楼阁毗连矣。镇上民生多赖工厂， 为通李村之大道， 车马往来， 小本营生亦颇繁闹， 近筑有两市场，商业当日渐发达矣！”1929 年 4 月 15 日国民政府接收青岛后，开始将市场移于常州路、龙口路交界处，把原有的 39 号官产房屋由工程事务所投资 1000 元加以修理，改建成新式市场。1932 至 1934 年间的《青岛市政府三年来行政摘要》载：其间先后落成华北市场四层楼房 186 间、东方市场二层楼房 152 间、商业市场二层楼房 701 间、市场平房 86 间及新建莘县路三层楼房 405 间，并开始营业。

东方市场 1930 年开始兴建， 1931 年竣工，众商家携家属及伙计同时入住。 市场开放之初一层是市场、 商家的住房及仓库用房， 二层则是戏场，常年住有一个戏班子唱京剧。 1940 年代后市场经营扩大，二层隔成一个个小房间供商家租用。市场东门两侧店铺都是一些实力商家，其中以拉福克裁缝店和经营百货的德发东最为有名。拉福克专做洋服，由于收入多以美金结算，店里的缝纫一度开工资也是美金，青岛独此一家。德发东的店主王俊德读书人出身，以诚信起家，附近的几家西式糕点店如玛尔斯、久记面包房和国立青大食堂等，都是这里的老客户。鼎盛时期市场有大小商家二百余， 住户二百余家， 其中包括瑞芳茶庄、 凤珠照相、 华丰电器、 德田鞋店、桓茂烟糖店、华美沙发店、三泰商店等知名商家。东方市场东北边是 1930 年 9 月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和后来的国立山东大学，这也使市场与文化密切了许多。梁实秋在鱼山路家中可见市场上的往来人群，老舍所住的黄县路更近在一侧，写作《骆驼祥子》之余，可109　转引青岛市史志办编青岛史志《工商行政管理志》第四篇《市场管理》第一章。110　1932 年 4 月 15 日青岛市政府市有土地房产整理委员会签署的《东方市场改建办法》开始使用东方市场称谓。东方市场整个布局呈曰型环绕，开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每个门的正上方镌有四个半米见方的颜体“东方市场”大字。

218 219在市场边上方便地找个熟悉的车夫聊天。1933 年 7 月，三位就读于北平中国学院的学生张智忠、孙乐文和宁推之来到青岛，在崇德中学教师乔天华和《民报》编辑于黑丁的赞助下，集资 600 元在市场龙口路一侧创办经营新文艺书刊的荒岛书店。时在山大任教的老舍、洪深、赵少侯，在中学执教的王统照、汪静之以及《晨报》编辑萧军，都是书店常客。当时萧军刚完成《八月的乡村》的写作，经常去上海采购的孙乐文在内山书店曾见过鲁迅，于是建议把书稿寄给鲁迅，并让萧留书店的通讯地址。萧军把《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寄给鲁迅。鲁迅很快回信，对两萧的作品给予了肯定。据 1937 年 6 月的统计，时青岛共有大小市场 12 处，除龙口路的东方市场外，还包括市场三路的青岛市场、桓台路和山西路的双合理市场、易州路的广兴里市场、中山路的劈柴院、莘县路的东海楼市场、石村路的西大森市场、西岭的寿张路市场、小鲍岛市场、东镇威海路平民商场和昆明路商业市场。到 1939 年的 11 月，青岛的零售市场仅有东方市场和青岛路的青岛市场、 锦州路的若鹤市场、 莘县路鱼菜市场、 台东镇商业市场5 处。至 1946 年 2 月，各类市场恢复到 14 处、进入统计的摊商 932 户。市场生存和消费活力，基于城市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尽相同的生活需求。在一般意义上，没有一个市场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购买需要，这便让市场交易的多样性成为可能。除了政府设置的固定市场之外，不同时期一些自发的临时性商品摊点，成为买卖的灰色地带。比如 1946 年秋天志青在《青岛剪影》中描述的美货市场和美钞市场：“北平路口和天津路口相接的地方有座小石桥，石桥的北端便是国民饭店，自早至晚挤满了人们和货物， 这便是所谓美货市场。 石桥的东南端也有一群人来来往往， 热闹一团，那便是有名的美钞市场。这两个市连接在一起，是互有关系的。美货市场上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小到保险刀片，大到衣服被褥，无所不备。食物罐头多是排地摊， 也有一部份轻小的物品排高摊， 其余的东西都是拿着叫卖。 ”111　1933 年到 1934 年在青岛上学的黄宗江曾回忆，那时侯每逢星期六、星期天，都要到荒岛书店买书看书。因为有大量美军在青岛驻扎的缘故，美货市场的物品大多都是军用品，各式各样新旧货物摆了一地。 有时美国宪兵开吉普车过来， 摊主便一哄而散。志青记述，“听说捉着了，东西是要没收的。但美国宪兵也似永远在和他们开玩笑，只是停下车来望了一望，笑了一笑，便又长扬而去了。又听内行的人说，如熟门路的话，还可以搭上路头来买价廉物美的美军大卡车，不过自然不是在这里交货了。”市场是城市显现出的最日常化的公共表情。青岛各种市场以不同形态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实现了作为商业市场的开放服务和信息沟通功能，同时也是城市日常化生活的典型写照，一种平民样式的社会交往传统，一种城市文化存在形态。作为中心存在的市场，文化形态却是反中心或者多中心的。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与温文尔雅的礼尚往来交错叠加，显现出城市移民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市场现场，俨然一个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混合舞台，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琐碎的人生戏剧，一以贯之地贯穿在市井与家庭之间，并将不同的风俗习惯与行为方式，从家庭反馈到公共空间，造成重复性交叉传播与扩散。从 1930 年代开始，青岛市场在改变区域旧有生活节奏和方式的同时，逐渐形成新的交流模式和习惯。在嘈杂拥挤的市场中，买卖双方都不断获得多方面的公共生活体验，久而久之，自然积累成一些特征明显的地域符号。如此推而广之，营生的所在，便具有了一种平民味道十足的公共文化推动力。夹缝里的喘息夹缝生存，是指一些人的窘迫状况，也是指一个行业的整体面目。不幸的是，一些人和一个行业，却宿命般纠缠不清。在 20 世纪早些时候的中国，典当是一个有相当利润空间的行业。经历了德日和中国北洋政府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多个时期的青岛，由于民众生活动荡不安，所以，这一与银钱业的抵押贷款近似的行业亦一度兴旺，为

220 221生活所迫的贫困市民春当秋赎，实属平常。但就中山路、河南路、天津路一带而言，历史上出现的典当行并不多，有史料可查的仅有 1925 年 3 月开业的顺天当和 1933 年开业的德裕当， 以及先后陆续出现的共和当、 东发当、东顺当、中和当等。青岛的本地民间当铺一般对物品按时价六七成受当，由当铺估值折成后，即可交当，由当铺给予当票，以此为赎当凭证。典当业最盛时期，大都为春秋两季，夏冬为淡季，遂青岛有“春当秋赎”之说。一般说来，所当之物不外是衣服、首饰、金银铜器等。一如德国租借地开发初期的许多不平等法规一样，早期在经青岛行政当局核准的典当业中，亦有明显含歧视性的约束。 1904 年 11 月当局发布的《开设中华当铺条规》规定：凡西人衣服及他项需用各物，非西人自己来当，不准收当。1914 年日本取代德国管制青岛以后，日本典当商乘势挤入。同年，松仓三平以日金一万元在乐陵路 81 号开设第一家日商当铺，名为越后屋。1916 年以后，又相继出现胡屋、木村屋、高桥商会、沼津屋等日商当铺。青岛的日商当铺利率比华商当铺高出一倍多， 但因华商当铺少且资金不足，使日商很快占有了大部分市场。日商制定的当价利率标准为： 120 元以上四分，120 元以下五分，60 元以下六分，12 元以下七分。这样高的利率，无疑使底层贫民雪上加霜。一般来说，青岛本地民间当铺利率比日商稍低，一般月息二分，加保管费一分共三分。因本地当商不懂古玩、字画等，所以此类物品不当。初始当期稍长，18 至 24 月为限，1934 年又改为 12 月，最多再宽限一个月。平民当户中，有不少人因过于贫困，当出的物品到期无法赎回，最终被当铺变卖。1922 年青岛回归后，城市经济命脉依然掌控在日资手中。逢国内战乱频生，本地平民普遍缺乏安定感，典当业空前发展，日商猛增。青岛日商资本雄厚，人多势众，使华商典当业无形中归于日商势力之下。 1924 年前后， 一些本地民间当铺苦于张宗昌系的军界强要高价抵押或强以赃物入当，便借名与日本人合伙，以其名义营业。期间山东印发的钞票和军用票证在青岛不兑现， 各种纸币充斥市面， 本地民间典当商号亏蚀严重， 无法维持。到 1925 年，连全市仅剩的两家华商当铺也为形势所迫，登报联合休业。胶澳商埠局责任在身，急忙致函青岛总商会，规劝华商“以时局为重，体察民情，务于近日开市营业”。 1928 年，在胶澳商埠局倡议下，本地民间商号成立谦益当，并相继开设了五个分号，形成一定规模，打破了日商对青岛典当业的垄断。1931 年，青岛共有当商 35 家，除谦益当和谦益当合记两家华商外，其余全是日商。且两家民间当商资本总计不过 7.5 万元，在规模和财力上远远不能满足本地市民的需求，使大批典当者不得不走入日商当铺。日商恃仗资金雄厚，又乘本地华商不懂古玩、字画等而不收当品，使一批珍品流入日商当铺。 日商在青岛开当利率比华商高两倍， 满当期限也只三个月，是华商的四分之一，而青岛市政当局却无法干涉，贫苦市民只得任由日商低当高息， 重利盘剥。 据统计，1936 年的华商当铺中， 谦益当营业额6 万元，义昌当营业额 2.5 万元，东顺当营业额 10 万元。1933 年 10 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就当时青岛典当业的状况，进行了大致描述：“青市典业资本极小，在民十三四年间，省钞及军用票等不兑现，纸币充斥市面。各典亏蚀，无法维持。乃纷悬日商牌号，由日人出面经营，于是青地典业，无形中归于日商势力之下，华商典当竟至绝迹。其利率之高，恒在月息三分以上，条件异常苛刻，一般平民所受经济压迫，达于极点。自民十七以后，市政当局鉴于典当一业，于平民生计关系至切， 因筹设华商典当， 以资抵制， 并取缔高率。 迄今已成立之华商典，计有谦益、德裕两家。其余日商，虽尚有二三十家，多系停当取赎，纷纷结束矣。”

《中央银行月报》 的调查显示， 谦益当1931 年 5 月成立， 资本六万元，股东华芳荃、 杨玉廷， 经理华芳荃；德裕当1932 年 1 月开办， 资本两万元，股东为威海日盛德、德昌盛等，经理梁和璞。同时期的那“二三十家”日112　1933 年 10 月《中央银行月报》第 2 卷第 10 号。

222 223商典当，名称分别为：第一协丰当、第二协丰当、第三协丰当、天顺当、福丰当、宝屋当、大和当、信泰当、益丰当、福来当、横滨当、大泰当、松本当、三好当、白藤当、楠佳当、仁和当、木村当、逍津当、瑞丰当、朝日当、高桥当、方野当、金融当、东发当。看着这份一边倒的行业记录，不能不为谦益当和德裕当的担当而慨叹。在统计数表里看典当，往往看不出个子丑寅卯，而当时在青岛邮电局供职的业余青年作家，恰好有一篇小品，写了自己进进出出“有高柜台的那种铺子”的经历，并把这种地方称呼为“娘舅家”。他很佩服最早叫“娘舅家” 的那个聪明人， 说似乎在一本外国书上， 也见有称作Uncle home 的，大约就是一种直译而已。为什么要叫作“娘舅”？因为娘舅比较亲近，这比方着说，你没有钱时可以找人帮忙的，当以娘舅为最可能。这篇叫《高柜台》的短文章开宗明义：“我的半生和高柜台是结下了不解缘的。我说实话，我的全副财产都在‘娘舅家’留守过一次二次以至六七次之多。新做的衣裳不说，日常用得着的表也长年地寄宿在‘娘舅’家中。 有时候， 一双较新的皮鞋也免不了去看看 ‘娘舅’ 。 在北平的那年，连钢笔（自然是 PARKER 的，这是一件重要的财产，犹如成衣匠的针线）也送上过高柜台。若果我的身体‘娘舅’也肯收留，说不定我会押卖了我自己的。”接下来，出现了心理描述：“表面看来，我的日子一定很苦恼，其实则未必如此。向‘舅’家走动，既然成了习惯，也就很觉坦然。从前是多少有点局促不安的，正如一般人那样，踏进那个门口时脚步很急促，眼睛还要向四面溜看，怕会碰见熟人。现在呢，我会在大马路上掏出当票来计算利钱，我可以同朝奉先生讲价钱，这些朝奉都已同我做了朋友。对于货物的估计，我的眼光不但比朝奉先生强，他们中间各人的心理我都分得清楚。谁家爱皮货，谁家爱金器，我心上有一个精密的统计。”最后，小品文的高潮出现了：“在我们这个岛上，大部分‘娘舅家’都不是‘华商’，虽然站在柜台内的，一样是‘华人’。这般人大都对于货物的价值不大认识， ‘不怕火’ 的 ‘真金’ 是犯不着送去受他们的委屈。近年来这里也开设了几家本国的铺子，利息低了许多，而朝奉先生之蔼然可亲，也大异于外商手下的同胞。因此我也仿佛明白了王道与霸道之不同处。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黄帝子孙，即使是‘娘舅家’的买卖，也不失其谦恭多礼之范围的。”

《高柜台》 的作者叫李同愈，1903 年出生在江苏常熟， 常年生活无定。因为陌生而“接近”李同愈的青岛学者赵曰茂考据，李同愈以电报局报务员起步，先后在烟台、汉口、郑州、青岛电报局工作，后来短期从事过图书管理员、教员、编辑等职业，一直过着近乎潦倒的日子。他 1927 年由郑州调入青岛电报局，1938 年青岛沦陷前几天离青赴沪，后转香港。 1943 年因患伤寒并发肺病，在上海怡和医院治疗时坠楼身亡。回头看一个年轻的天才作家与“娘舅家”的一生纠缠，不免令人一声叹息。1938 年青岛沦陷后，市井萧条，典当业又稍有发展。 1939 年初秋，教师刘少文在《秋溪日课》第四册中，留下过“又稍得钱往赎衣”的记录。1942 年青岛共有华商当铺 12 家，连同分号共 18 处。这些当铺的利率比银行高出一至两倍，但许多城市贫民为生活所逼，只能任其肆意。战后几年，尽管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导致典当市场不断扩展，但因货币急剧贬值， 行业风险增大， 无利可图的当铺大都关闭。 货币信用危机带来的惶恐，在 1946 年 9 月一篇题为《青岛剪影》的观察文章中，可见一斑：“美钞在青岛相当的通行；酒吧舞厅用美钞，一般的商店甚至街头的摊子小挑都也用美钞；高尚些的店子起码是把货物美钞的价格标出来。舞厅里汽水每瓶美钞两角，舞票每张美钞两角，舞女坐楼子每小时美钞两元等等，都是以美钞来做标准的，如要付国币的话，就要以时值来折合计算了。”持续到1948 年，青岛全市已仅剩惠民当、德盛当、泰丰当、骏丰当、荣兴当、义信当、东新当七家当铺，秋风瑟瑟之中，当铺一个接一个的哈欠，令半个城市的贫困者直打哆嗦。至此，一度兴旺的青岛当铺终于迟暮零落。作为都市日常运转的缓冲113　拜金《高柜台》，1936 年 10 月 10 日天津《诗歌小品》创刊号。

224 225器，典当业的作为应当获得客观评价。置身于“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窘迫生活现场，当铺解燃眉之急的功能，不可荒废，也不易忘却。在乘人之危与治病救人之间， 当铺的商业面目与社会角色， 往往纠缠不清。 当铺的存在，实质上是将一些人性与社会的疤痕，放置在了商业利益的链条上，凝聚成一条疼痛的城市记忆。显然，当铺的迟暮零落，仅仅是寻求更开阔的社会公平道路的开始，并不是结束。韵府末路典当业之死是因为时代更替，而韵府之类传统文化的末路，却也是因为与时代拉开了距离。距离产生美，距离也会随时随地遗忘。被遗忘的记忆再挖出来，就是文物了。文物，多没有生命。青岛的印刷出版业大致始于明清时代，至晚清本地已出现雕版印书和活字印书，但专业书局为数有限，仅有胶州成文堂、文富堂和即墨修德堂等六家。期间与印刷出版业相关联的发行业，尚处于萌芽状态。青岛有确切时间记录的现代出版业的正式出现，应是在 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占领之后的一周，其标志是德文《德国亚细亚报》的创办。1900 年 7 月，德国管理当局在中山路和湖北路拐角开办印刷所，印刷出版《胶澳官报》， 1901 年广东人朱琪主持出版《胶州报》。由此青岛的印刷业开始逐步兴起。 1902 年天主教会在柏林街修建教堂，同时建立天主教印刷所，成为本地最早出现的专业印刷厂。该印刷所使用德国生产的凸版印刷机械，主要为教会印刷书籍和宣传品。 1905 年印刷所更名为天主教印书局，除继续印刷教会书籍外，开始为青岛的机关、工商企业有偿印刷表格、簿册、单据等。 1910 年即墨人徐敬兴在河北路 22 号创办了鸿顺公印刷所，印刷中式帐簿；1912 年广东人陈乃昭则集资两万元大洋，在潍县路 81 号办起了宜金印务局，专为跑马场印刷马票、彩票和西式帐簿、英114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中华印刷通史》第十四章（二），印刷工业出版社 1999 年版。文单据及名片等。 1913 年贺蕴山在潍县路 55 号创办公华印刷社，实施铅印印刷。在公华印刷社设立的同时，胶州成文堂书局在天津路 26 号创建青岛分号。研究者认为， 1913 年出现的这间书局，是本地最古老的书坊。当时华人居住的天津路、海泊路与中山路的交汇处已是商店辐辏，一片街市繁荣景象。书局建筑长约 12 米，高两层，临街有一门四窗，二楼上部设计有一道遮挡房顶斜面的女儿墙，中间突起山花。书局的楼房后有一小院，为作坊。成文堂在天津路的出现，使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许多印刷作坊和书局都集中到这一带。直到 1940 年代，在靠近天津路的河南路路口开设的云阁书店，仍为青岛武侠和言情小说的渊薮。成文堂书局的起始大约在清代道光年间，时招远人刘寿楠来到胶州塔埠头码头，“起初以贩卖掖县、昌邑等邻县所产毛笔为主，兼营部分启蒙读物、普通砚墨，肩挑经营，奔走于胶州、诸城、日照等城镇乡塾和集市码头”。事业获得发展后，刘在胶州城西关外的城隍庙西邻，办起一家以刻印木版书籍为主的成文演唱书坊。这时候的成文书坊，扮演的已是一个有实力的木版书籍刻印商的角色，主办人刘寿楠在繁华的闹市占地经营，一方面说明刻印市场的庞大，一方面也说明了书坊的野心。城西关外城隍庙一带，当时是胶州的商业集中地，书坊临街铺面附近就是商会和一个教育馆，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建立书坊之后的成文堂，主要刊行《韵府提纲》、《四书合讲》等数十种销售目标明确的传统古籍，末见有大的本土文化建树。因此刘寿楠始终末能摆脱其刻印书商的身份。 据记载， 成文堂鼎盛时期， 在高密、 潍县、即墨、 烟台、 龙口、 北京、 天津、 丹东等地都设有分号， 并与上海商务印书馆、锦章书局、 广益书局有业务往来， 借以发售外埠各种书籍和新式教科书等。研究者认为，早年胶州成文堂的兴起，应与当地热衷于进仕的风气有关，在 1900 年前的 50 年间，山东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举人出自胶东半岛和鲁中一带，读书求仕之风蔚然，书籍的需求量自然就大。但作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主流文化的走向已非昨日的胶东半岛和鲁

226 227中一路，1914 年 2 月初来青岛的谭延闿，在街肆上寻找书店，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 却发现除了洋装书外， 几无没有一本传统中文读物， 由此发出 “可以知学风矣”的慨叹。成文堂扩张到青岛，大约也就快走到头了。这有点象其所刊印的《韵府》、《四书》之类，遇到了最容易在城市传播的新文化，畅行不衰的命运就发生了转折。作为胶州成文堂的分号，青岛成文堂似乎没有意识到正在出现的危机，于是败迹逐渐显露。据记载，自 1897 年至 1922 年，青岛的图书印刷发行机构约有五家，中国人开设的则只有成文堂书局。自 1920年代后，本地图书业务逐渐被新派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所取代，落伍于新时尚的一代精英成文堂，终于日见衰落。但传统图书发行的实际情形，也许并没有那么不堪一击。从 1933 年魏镜主编的《青岛指南》看，当时被称为书坊的图书商，有四方路世界书局支店、芝罘路大同书社、天津路天兴书局、即墨路中华书局支店、济宁路成和堂、江宁路会友堂、龙口路荒岛书店、龙门路永昌书局、辽宁路恒茂福书局、中山路万国书局、威海路昌明书社，以及三家成文堂。古今中西的格局，大致保持。新思想咄咄逼人不假，就此说老传统一败涂地，也未必确切。当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与市场、新思想与老传统之间的时候，同样作为产业工人一员的印刷工人， 极少被纳入观察视线。1934 年 7 月 23 日， 大暑节，黄际遇和杜光埙当天在胶东书社监印国立山东大学入学试题，零距离接触到的工人现场状况， 被黄际遇记录在了 《万年山中日记》 中： “自巳至申，蛰伏小庼之中，机声轧轧，暑气隆隆，关防所在，与毅伯瓜代跬步不离，即此亦可考见工人生活之一般，幸温度尚不极高耳。”1933 年版的 《青岛指南》 ， 没有胶东书社的记录。 而这个年份的成文堂，却已经三分天下， 成文堂肇记， 在高密路40 号 ； 成文堂书局， 在天津路13 号；成文堂泉记，在高密路 22 号。从统一的“贩卖各局书籍”看，一分为三的成文堂似乎也并不准备在一棵树上吊死。不过，大势已去的状况，终究不可逆转。一代成文堂的传奇，至此渐行渐远。这个曾经的文化拓荒者，在天津路、 高密路留下的， 应不仅仅是一个本土书商的创业史和几本 《韵府提纲》的戏剧性兴衰，还包括了以保守主义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的末路命运。从另外方面看，成文堂的末路，却也是新文化的新生季，一个时代过去，另一个时代，便接踵而至。商会这个竹篮子如果将寿邑蜗庐主人汇辑的《韵府提纲》的“落花流水”作为分水岭，一些新的城市元素便不经意间日趋活泼， 公共性需要 “登堂入室” 的同时，商业组织逐渐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蓦然回首，商会这个竹篮子淅淅沥沥漏下了不少水，却也留下来一个有模有样《锁麟囊》。商会 20 世纪前 50 年的青岛之路，由是成为开启都市财富欲望之门的一把钥匙。在公共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青岛本土商会的雏形，出现于 1891年大清国决定在胶州湾军事布防之后，其时商号渐多，商众立公所于天后宫，推举瑞茂酒馆胡增瑞为会首。 1897 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后迅速展开城市开发，华洋商号纷纷设立，华人商贾便依地域成立会馆。这一时期曾产生影响的主要有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通称三大会馆。作为民间同乡会组织， 会馆在城市开发早期商业、 文化、 教育、 慈善上的贡献显著，成为城市移民的情感和精神联系纽带。从 1912 年孙中山到访时会馆的表现看，其也参与了一些涉及推动政治变革和文化更新的活动。1902 年，德国总督府在布莱梅路，也就是后来的肥城路，设立中华商务公局， 推举12 名董事参与华商事务管理。 其后中华商务公局的发展路径，大致和布莱梅商业街狭窄而弯曲的走向类似。 1910 年清政府公布《商会简明章程》，中华商务公局撤销，成立青岛华商商务总会，通晓德语的黄县人傅炳昭当选会长。租借地早期来青的傅炳昭，和后来陆续成为商总首脑的商界领袖经历相同，都经历过德国洋行的历炼，逐渐成为城市工商业长袖善舞的能手。

228 2291910 年各商号公选青岛华商商务总会总理、协理和会董时，山东巡抚孙宝琦曾到青岛临场监视。山东劝业道道员萧应椿 1910 年在《详抚院设立青岛华商商务总会请咨部立案文》中载称：青岛华洋荟萃，贸易日繁，屡次谆劝该处华商速设总会，联络本埠内地商情。并将此婉告德国衙门。尽管经交涉后租借地当局允许青岛华商商会按照农工商部商会章程办理，但总督府特别附加条件，申明清政府无权干预该商会事务。1912 年 1 月 8 日，青岛总督府发布告示：特派胡存约、朱杰、周宝山、古成章四位华人为总督府信任。华人议事会制度 1902 年 4 月 15 日由青岛总督创设，充当租借地关系华人社会事务顾问团。最初由总督任命 12 人组成。1910 年 8 月 18 日被废除，其位置由代表华商的四人参议会所取代。这四人由青岛华人商会提名，并由总督任命。1916 年北洋政府公布商务法规，青岛华商总会改称总商会，江苏江都人丁敬臣出任会长。丁敬臣曾先后任悦来公司经理、禅臣洋行买办、悦升煤矿公司和永裕盐业公司经理，对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城市商业模式与规则驾轻就熟。总商会 1918 年进行第二届改选，成兰圃当选会长， 1920 年第三届改选时成氏连任。 1922 年总商会第四届改选，文登人隋石卿出任会长。隋石卿少年时随德国传教士在烟台学习，后被引荐至青岛德商顺和洋行充任翻译及买办，先后经营过华信木厂、华昌铁工厂和银行，青岛商会会长任内协助鲁案善后督办接收青岛，是本地工商业的代表人物。隋石卿主持总商会的第二年， 其妹嫁给了礼贤中学校长刘铨法， 后者作为建筑师，在 1930 年代早期参与主持设计了山左银行（1932）、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1933）、青岛市红卍字会大殿（1933）等与商会关系密切的建筑。1924 年 6 月 19 日，青岛总商会召开常务董事会议，决定致函驻青岛美国公使施尔曼和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请求拨给庚子赔款创办青岛大学。 总商会给施尔曼的信， 简明扼要： “为庚子赔款业经贵国宣布退回，规定用途亦希敝国施之教育，高谊盛情，至为感荷。1 、青岛在国际上有重115　萧应椿后参与收回山东各路矿权谈判。见《清史稿》志一百三十二。大之价值。2、 青岛为最新商埠， 交通便利， 大学设于此地， 亦有发展之机。3、青岛有种种专门设备，如码头工程、铁路工厂、农林试验场、轮船等，均可予学生以练习之机会。4 、青岛当局现正计划创办大学，已勘定万年兵营之房（可容学生二千余人，建筑费约百万元）作为校舍，若以赔款办大学于此，自可得有利之协助。5 、收回青岛为华会结果，如在青岛设大学，无异在此建一华府会议之纪念品，而永久表彰贵国在国际上之荣誉。”

总商会会长一边琢磨着找钱办青岛大学这些公事， 一边也念念不忘 “儿女情长”。总商会致函美国公使四天后，隋石卿次子结婚，场面浩大，堵塞马路。次日《中国青岛报》刊登《隋宅喜事之热闹》描述： “人山人海，中外贵宾， 将近千人。 总商会会长隋石卿氏， 定于23 日为其次子完婚一节，已志前报。 兹见各界前往道贺者人山人海， 天津河南两路之间， 车马拥挤，几无隙地。”1923 年青岛总商会迁址馆陶路， 1924 年迁中山路 72 号址。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公布商会改组大纲，商会改为委员制，主席团委员为宋雨亭等三人。 1931 年南京政府公布商会法，总商会改称市商会，主席委员宋雨亭。 1935 年改选宋氏连任。宋雨亭四届连任，主持商会工作 12年之久。期间，有关商会的信息与各种不同的城市公共事务盘根错节，其中包括欢宴中国科学社、中华农学会的青岛年会成员，亚东饭店宴请张伯苓，赴国立青岛大学大礼堂听梁实秋讲演《我的文学观》这样一些“不务正业”的活动。1938 年日本二次占领青岛，指派柳文廷为伪青岛特别市商会会长，柳未到职。一年之后，韩鹏九辞商会常务董事及总务部长两职，出任特别市教育局局长兼海务局局长。记录显示，早在 1925 年 3 月，韩氏已被青岛总商会录用为日文秘书，并在 11 年后的 1936 年 9 月，获实业部核准为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棉纱部经纪人。

116　中国民主建国会青岛市委员会、青岛市工商业联合会、工商史料工作委员会编《青岛工商史料》第四辑，1987 年 5 月版 P178。117　1936 年 9 月 19 日《实业部公报》第 297 期。

230 2311941 年底，日军在青岛体育场关押数千名战俘劳工，红万字会会长曹承虔、贺善果，烟台惠通船行经理王浩生，商会副会长崔岱东，医师公会会长陈志藻，青岛政记轮船公司副经理乔智金等代表红万字会、商会、医师公会等青岛本地团体参与营救。各方捐款 10 万余元，捐衣捐物若干。期间每天定时向受难同胞舍粥放饭，组织医疗队进入诊病送药，使难胞死亡率大为降低。最终棉布代理商戚志诚出具四个保条，救出 600 多人。1942 年 3 月邹道臣出任青岛特别市商会会长， 日本人上砂平次任顾问，常务董事为乔智金等。 1944 年 3 月 29 日，邹道臣、乔智金在蓬莱阁设宴送丰田副经理。宴后数日，乔智金被青岛保安总队辛成清等劫持到山东头村枪杀。 4 月 7 日，商会通知乔智金“急逝”举行会葬。日本投降后， 青岛商会在1946 年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李代芳当选主席。李代芳是崂山夏庄李家沙沟人，曾先后在礼贤书院和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学习，毕业后任职烟台农林事务所。在金陵大学的时候，参加中华森林会金陵大学支部，并成为 1921 年中华森林会编辑出版的《森林》季刊的主要撰搞人。1922 年参加鲁案善后接收青岛工作，次年出任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1928 年李任济南苗圃主任， 同年返回青岛协助周子西创办华北火柴厂。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在四川建立华北火柴厂重庆办事处， 1945 年回青岛任华北火柴厂董事长，住荣成路 2 号甲。战后除主持青岛商会外，李代芳还曾担任青岛市参议长、联合国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总务组长。

自 1910 年各商号公选青岛华商商务总会开始，青岛商会在近乎险峻的不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下， 竭力推动本地的经济与商业的稳定与发展，实功不可没。 青岛总商会经年的主要会务是 ： 参与社会事务， 开展经济活动，举办公益事业，征集摊派钱物等。其中商会参与的组建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和胶澳电气公司，成立至善堂、贫民习艺所，开办商业补习学校，提倡国货和声援五卅惨案等活动，最为人记忆。118　周凤英《李代芳其人》，《青岛文史资料》第八辑，第 54 页。欲望1898 年开始的青岛城市化开发，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诸如胡存约、周宝山、古成章、成兰圃、隋石卿、刘子山、傅炳昭、宋雨亭、李涟溪和丁敬臣，都是快速崛起代表者。在这些第一代华商早期财富扩张的路线图上，买办是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词。丁敬臣 1880 年出生在江苏江都， 早年捐过监生， 后转入上海洋行历练，积累了进出口贸易经验。丁敬臣作为第一代职业移民进入青岛的时候， 20岁上下，精明强干。丁敬臣青岛履历的第一站，是禅臣洋行。禅臣洋行是一家德国进出口商， 最早设置在威廉街， 宽广的房屋 “前临大海， 潮声如吼，远岛来帆，皆在槛下。”从事的贸易内容和其他洋行类似，不外是进口机械等工业和日用产品，出口肠衣、猪鬃、花生等土产。丁敬臣通过禅臣洋行，完成了原始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丁敬臣获得了德国租借地总督府的信任，进而成为胶济铁路物资贸易代理人。之后，丁敬臣开始独立创业，先后开设了悦来公司、客栈和悦升煤矿。期间取得总督府官烟局特许权，经营鸦片。在青岛租借地，同时进行鸦片贩卖的，还有刘子山。这让丁敬臣和刘子山的早期创业史，充满了利益交错的纠缠。伴随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同乡会组织三江会馆的建立，丁敬臣在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大。 1908 年德国总督发起公举参议督署中华董事，由各商会举派四人充任督署信任，以协议华人事务，丁敬臣成为其中之一。 1908 年 10 月 21 日至 24 日，山东巡抚袁树勋访问青岛。10 月 24 日， 丁敬臣在三江会馆以青岛商会会长名义为袁树勋举行早餐会，德国总督特鲁泊和两位随员应邀到会。丁敬臣致欢迎词云：“今天，欢乐和荣幸充满了青岛商会，我们很荣幸的欢迎两位总督大人，以及诸位官员和商人。贸易非常依赖于商人们自己的经营之道，但是也离不开政府的保护和支持。青岛的贸易由于有特鲁泊大人多方面的促进每年都在上升，我119　台北近史所存《谭延闿日记》。

232 233带着对未来的强烈希望，欢迎袁大人被任命为本省的最高领导。袁大人此前有机会在上海的四年任期里，亲身了解了贸易的意义和贸易的需求。袁大人在特鲁泊大人这里作客，将使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牢固、更加友好。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对于青岛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只会起到好的作用。让我们举起杯，祝愿两位总督之间的充满理解的互动，在当前也在未来，能一如既往地促进青岛和山东的商业发展。”

辛亥年后大量逃亡的晚清头面人物进行青岛，丁敬臣通过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总稽查蒋楷的引荐，与这个群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成为他们在德国租借地的利益代表者。与此同时， 1912 年 9 月孙中山访问青岛的时候，丁敬臣也在三江会馆主持了对这位革命者的欢迎会。不过，和广东会馆乡人的热情比较起来，参加三江会馆会面的商人，对孙中山的到来仅仅表现出了礼节性的客套，没有任何资本支持上的允诺。1914 年冬天日本取代德国成为青岛的控制者，没有丝毫影响丁敬臣的上升轨迹。随后，其出任青岛中华商务总会和改组的青岛总商会的会长。据《顺天时报》的记录， 1915 年 9 月 30 日，重新组建的青岛总商会曾假春和楼盛宴款待日本占领军长官，极尽逢迎之能事。接下来，在商会这张信奉 “有限合作” 的商业弹簧床上， 丁敬臣和代表刘子山利益的成兰圃，进行了一番角逐。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1922 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丁敬臣以永裕盐业利益看护者的身份，又与本地商人隋石卿发生了一轮纷争。双方为争夺盐田，恐吓威胁、请愿游行和法庭诉讼无所不用其极，甚是热闹了一番。 不过， 商业上的利益攫取是一回事， 公共事业的平衡参与是另一回事。就这同一个群体的若干代表者，在 1928 年赵琪主持出版的《胶澳志》中，将丁敬臣与傅炳昭、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胡存约等华商在“青岛开埠之始”的过往，给予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的评价。120　1908 年 10 月 31 日《山东汇报》（德文名称《胶州邮报》）。121　《青岛商会之燕谢日军》，1915 年 10 月 7 日《顺天时报》第 4253 号。122　《胶澳志·人物志·乡贤》。在 1929 年 《青岛行名录》 的中， 丁敬臣的产业登记信息为丁敬记商行。这一时期时丁敬臣居住在山东路 1 号。山东路是后来统称中山路的南北商业大街的北段。其实，青岛本土商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并没有破坏平衡关系。比如在丁敬臣与刘子山被渲染成具有排他性的商业争夺之外，刘子山后来的东莱银行总经理吴蔚如，就收了丁敬臣的侄子做女婿。而为了青岛国货公司的建立，1933 年 4 月 19 日刘子山的儿子刘少山在乘船抵达青岛的第二天，就在东莱银行青岛分行经理顾逸农的陪同下，专门拜访过丁敬臣。伴随着 1938 年 1 月日军对青岛的占领，丁敬臣的光荣史戛然而止。大阜银行、悦升煤矿、兴发公司作为其“审时度势”的附敌证据，标志了丁敬臣堕落史的开始与终结。一代商业领袖最后的欲望驱动，令人禁不住发出一声长叹。战后，在国民政府展开的肃奸运动中，丁敬臣因与李先良的流亡政府有过联系， 开始并未遭到惩处， 甚至成为 “接收委员” 并一度担任财政局长。后来在一系列复杂的侦讯审判中，给丁敬臣掩饰罪状与说情营救活动一直若隐若现，直至 1949 年丁敬臣去往台湾，一场汉奸案便也不了了之了。123　贺伟《风雨半城山·刘子山传奇》，青岛出版社 2017 年 5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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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种豆得豆

对早期青岛来说， “忽如一夜” 平地起高楼的背后， 绝非 “搂草打兔子”一般轻而易举。在众多新移民参与的城市拓展履历上，涂满了审时度势的智慧与适者生存的角逐。 一部星罗棋布的城市拓展史， 光荣与梦想的下面，欲望与野心始终相互纠缠，不分彼此。作为早期青岛开发的贡献者，诸如工业投资商奥斯特和库麦尔、珠宝商兰德曼、砖瓦商卡普勒、建筑商希姆森、出版商豪普特、进出口商熊伯格和里特豪森等一批德国移民，汇同大鲍岛的本土商人周宝山、胡存约、朱杰、古成章、傅炳昭、刘子山、丁敬臣、包幼卿、成兰圃、郑章华、宫世云、宋雨亭等等，为城市文明经验的积累，铺设了基础轨道。这些以平等、自由、契约、法治为价值核心的植入式商工文化，与以诚信、规则、竞争、合作为标准和原则的本地传统商业文化交相作用，如同财富标杆一般标志着城市开发规模的扩大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显现了这个自由贸易区的繁荣和稳定。由山东铁路四方工厂、造船厂、电灯厂、屠宰场、啤酒公司、蚕丝公司、汽水厂和砖瓦厂组成的工业版块，环绕着铁路线完成的历史性集聚，搭接起了本土工业文明的雏形。此后以日本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性投资大规模澜入，建立了纺织、电气、面粉、丝织、火柴、盐业、化工、制药、榨油、花边、发网等一系列企业，奠定了青岛工业化系统的基础框架。在 20 世纪的前 50 年，以华新纱厂、维新化学社、大华染厂、华昌铁厂、 公和兴营造厂、 成通木行、 双蝠面粉公司、 冀鲁制针厂、 阳本染印厂、崂山烟厂为代表的华商工业资本，秉承中华文明与本土文化传统，在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下艰难创业，开拓出民族工业的本土生存道路，为青岛工业文明增添了本土化、 多元化和平民化的精神元素。 与此同时， 诸如协聚祥、

236 237通聚福、裕东泰、祥泰号、福和永、公和兴、义丰号、谦祥益、瑞蚨祥、盛锡福、春和楼等一大批民族商业和其他外来资本一起，创造了城市的市场繁荣，丰富了青岛的商业文化内涵。城市化以后的青岛工商文化，伴随着社会政治、 经济形态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 逐渐增加不同的文化原素，最终形成了中外交汇、南北兼容、业态丰富、形式多样的多元混合面貌，形态独具特色， 精神独树一帜， 辐射范围广泛， 影响深远。 青岛工商文化，是不断寻求突破与发展的创新文化代表， 其集合了智慧、 经验、 秩序、 容量、专业精神和社团力量，成为 20 世纪前 50 年社会渐进式发展的推进器。

【第一节 地平线上梨花开】

从 1897 年的冬天到次年签订租借协议前的日子里，企图将青岛设置为永久殖民地的德国人繁忙异常， 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外交努力和政治斡旋，也包括城市开发的前期准备。当大致的法律文件签订后，与新城市建设有关的各项饮用水、 供电、 通讯、 交通、 卫生防疫等事宜， 开始成为注意中心。围绕着大规模开发的迫切需要，一批服务新城市的功能性工业企业陆续出现，形成最初的基础工业群落，早期城市工业文明开始萌发。随后，青岛本地的纺织、火柴、化工、染料、橡胶、面粉、酿造、造纸等行业获得了飞跃式发展。作为城市发动机的青岛工业化在后续拓展中，占据了资源优势的日资推动力，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发生在 1914 年和 1938 年的两次日本军事占领，导致了日本工业投资规模化垄断的急剧升级，极大地刷新了青岛的工业版图。战后青岛工业迅速恢复，截止到 1948 年 1 月，在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登记的工厂计有 1526 家。而在这时，一个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工业生长季，似乎已经气息奄奄。被照亮的城市青岛早期城市文明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工业化的兴起。工业化和与之相伴的工业文明的出现， 颠覆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社会传统，点燃起了人们对新生活的希望。 1898 年中，德国企业主朴尔斯曼率先投资建立了一个简陋的电灯房。一片荒滩之上，草草设置的厂房装配了两部从别处移来的 50 马力移动式柴油引擎发电机，每日发电 75 千瓦。从此发出的人工光明，驱除了数千年胶州湾夜空中的黑暗，开启了公共电力供应的闸门。对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新城市而言，商业电力的利润想象空间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港口开放和第一批基建项目开始以后，城市对电的需求就十分突出了。1899 年， 德累斯顿的库麦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克沃特街，着手进行一处较大电灯厂的建设。较之此前的朴尔斯曼电灯房，库麦尔公司的建设要正规许多，这使得库麦尔公司的建筑在近 50 年后还是青岛电业局的主要办公场所。但一如同期的青岛厂房，库麦尔电灯工厂并不在追求建筑的艺术性上表现出多少热情，倒是早期注重功能性的一个建筑实例。库麦尔在克沃特街建厂初期， 由于市政规模小， 人口少， 所需电量甚微。但随后不久，需求就明显增大了，租借地当局于是开始督促库麦尔增加资本，从事于与城市开发相适应的扩张。但这时候，面临资金短缺的库麦尔公司却有些难以为继了。根据德国学者余凯思在《 1897 至 1914 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中的描绘，1901 年该公司陷入债务危机，被西门子和哈尔斯凯公司收购。像海军造船厂的情形一样，胶州总督府也曾经竭力动员西门子这个大企业到青岛进行更大规模的经营。 但是与克虏伯公司类似，西门子同样认为在青岛拓展业务前途渺茫，对无利可图的前景，西门子选择了在 1902 年退出青岛的供电业。无奈，政府只好接管了电厂的改造和1　今广州路 3 号。2　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38 239电力供应事业。据说，总督府收买电灯工厂的费用，高达 200 万马克。但是，当时的青岛总督府并非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当地的不少企业表示过愿意向供电部门投资的想法。比如礼和洋行就曾呈交过申请，希望得到在崂山建造一个水力发电厂的许可。但是这一申请却遭到总督府的拒绝。 1904年，已经属于政府了的电灯工厂安装了一个新的发电机。结果，这个依靠燃煤驱动的发电机的生产费用，比水力发电机要高得多。而早些时候礼和洋行提出的设想如果实现，则会以较低的电价形成强有力的竞争。 1903 年10 月 1 日，这一政府电灯厂建成发电，并随后在 1904 年正式改为官营事业，成为青岛第一个由政府参资控股的电能企业。由于这个官方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朴尔斯曼此前创办的电灯房难以展开实质性竞争，只好在 1904年关闭。1909 年 9 月出版的政府备忘录记载，青岛电厂的发电量由 1907 年的1084920 千瓦时增长到 1908 年度的 1240893 千瓦时，用电户数也由 1908年 3 月 31 日的 424 户增加为 1909 年 9 月 30 日统计的 539 户，其中华人为144 户。不包括造船厂和船坞用电的电动机，为 38 部。文件显示，大港和位于大港的市区，也由电厂供电。 1908 年下半年的电厂收入，为 21607.50马克。城市电力供应的普及，带来了精英阶层生活方式的变更，陌生化的痕迹随处可见。谭延闿客居青岛期间，各种电器设备成为新宠，检索其 1914年日记，诸如使用电灯泡、电壶、电扇、电铃、电话的记录，不绝如缕：5月 12 日，“至西门子买电灯泡，且要约明日来移电铃。” 7 月 4 日，“西门子电气公司送电扇来，试用良久，此间虽不需此，然如前日午热无风，则觉非扇不可矣。 ”7 月 6 日， “此两日中， 电扇大动而表停， 岂为我惜费乎。将呼电局来治之。”几个月的日子，谭延闿日记中关于电、电费、电报、电器的罗列，居然最为显眼，可见电能在其日常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就 1900 年代以来的青岛而言，电力供应带来的社会变革意义以及对都市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光明天使般突然降临之后，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城市运转的方式、方向、范围与速度，最终成为须臾不可离的文明坐标。 被照亮的青岛， 璀璨地出现在20 世纪早期灰暗的中国城市版图上，清晰、清新、清澈地进入经历者的记忆。在近代中国，沿海开放口岸是电力供应的先导者。 1879 年 4 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程师毕晓甫在虹口乍浦路一间仓库里，用一台 10 马力蒸汽机带动直流发电机运转成功，成为中国最早的发电记录。五个月后，福州马尾船政也开始尝试发电。但零星资料显示，也许在更早时，英国领事官邸已开汉口发电先河，随后英商集资兴办电灯公司，进行火力发电，供给英租界使用。1882 年 7 月 26 日，英商上海电光公司乍浦路电灯厂开始发电，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座电厂。乍浦路电灯厂发电后第四年，北京西苑三海大兴土木，营建告竣的仪銮殿安上电灯。再两年，也就是 1888 年，津门电力工业起始，电灯光亮进入华北。青岛在 1898 年夏天完成初步城市规划，当年开始小规模发电，实现城市化开发与电力公共服务同步。如果以 1905 年提供公共电力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创建为参照，青岛规模化公共电力服务出现的时间，至少要比北京早五年。而当 1910 年金陵电灯官厂一台 100 千瓦发电机开始发电的时候，青岛商业街道中山路上的公共照明电灯，已经至少悬挂了十年以上。到 1900 年代结束时，中国已有 20 余座商埠城市建有电灯厂，全部发电装机总容量约为 2.7 万千瓦。 但这个统计， 显然不包括同时期青岛的发电量。1914 年 11 月日占青岛后，立即组织电灯管理委员会接管电灯厂，修补损坏的设备，于 12 月 12 日恢复发电。1915 年 1 月 1 日，日本人将有雇员 60 人的电灯厂改名为青岛发电所，隶属于守备军递信部。1918 年 3 月，发电所添购一部 1200 千瓦发电机， 1921 年又安装了 1500 千瓦发电机。1922 年初，发电所从瑞典购置一部新发电机，在预备装机时，北洋政府收回胶澳。1923 年 5 月 27 日，改青岛发电所为中日合资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改胶澳电气公司后，电气公司多次增装发供电设备，并于 1936 年 12月建成发电容量 35000 千瓦的四方发电所。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四方

240 241发电所设施被炸毁。 1938 年 1 月日本第二次占领后，一方面修复发电所，另一方面将胶澳电气公司的设备陆续拆往山东各地。 1941 年 11 月所有设备拆迁一空，原地点改为胶澳电气公司总办事处。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经济部鲁晋豫地区特派员办公处接管青岛电业，改称经济部接管青岛电厂。1946 年 11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接办后，改称行政院资源委员会青岛电厂。目的理性屠宰场的出现， 实质上是一个被 “目的理性” 支配的周密 “人民身体健康”规划的一部分。尽管，“目的理性”的认识轨迹，是后来才逐渐清晰的，但关于屠宰场的建设规划， 却一开始就进入了殖民政府的议事日程。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项目真正着手建设的时间，却比当局希望的晚了很多。 在1899 年秋天完成的一份政府报告中， 胶州总督府本来的考虑是 “在本会计年度内就修建一座可以扩建的屠场”。作为这一计划的准备，在原来清军的海滩营以西海滩上的一座房屋，已经被预备用于未来的屠宰场。在工业化的屠宰场建成以前，屠兽工作一直是在青岛以西小泥洼的一个临时搭盖的棚舍内进行的。先前那里已建成了一座用于检验的小屋，并专门设立了一间兽医办公室。临时屠场可以屠宰大、小牲畜和猪。屠宰场建设计划的拖延，应该和资金的准备情况有关系。对总督府来说，超过 70万金马克的投资预算需要履行的烦琐手续，并不是在青岛本地就可以马上获得解决的。到 1902 年的时候，在小泥洼临时性屠宰房工作的专业人员除了一位欧藉的指导兽医外，还有一名屠场主任和一位寄生虫检验员。 1901 年 10月至 1902 年 10 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有记录说，由于临时性屠宰房工作过于繁忙，扩建设施已迫在眉睫。这样做的目的，是以便在建成更大的3　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 年中国与德国之间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屠宰场之前， 应付不断增加的临时需要。 从政府的统计看， 在这个年度内，有组织的宰杀活动共进行了 9348 次， 其中大牲畜2313 次， 小牲畜3145 次，猪 3890 次。忠于职责的检验员，查验出了完全不能食用的大牲畜 25 头，小牲畜 37 头，猪 23 头。在这种状况下，政府急于建成更大规模并卫生设施更加完备的屠宰场的想法，应该是具有充足理由的。实际上，在 1902 年秋天之前，屠宰场的设计已经完毕，政府决定在 1902 年末尾和 1903 年开头的冬季动工兴建这个政府企业。在 1903 年的这个寒冷的开端， 屠宰场的出场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然而 3 年后的那个夏天，这个有着塔楼式样供水塔的现代化工厂，却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一个符合最新卫生标准的新城市的完美象征。对青岛来说，屠宰场在 1903 年的开始建设，其意义丝毫也不弱小于发生在同一年度的，诸如台东镇至柳树台的公路开工、浮山所废除私塾建蒙养学堂、德华书院创立、库麦尔电灯厂建成和开通经西伯利亚连接青岛与德国的邮路，这样一些被正式记录下来的事件。屠宰场的出场，意味着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城市变革， 意味着青岛开始成为了租借地政府一直期待成为的殖民城市样板。屠宰场被冠以了一个复杂的名称：总督府屠宰场和生物化学制药厂。而在民间，人们通常的习惯叫法则是打牛房。政府方面很早就确定了的选址， 位于火车站西侧， 四周禁止建造民宅， 同时， 它紧靠山东铁路的铁路网，并且易于日后扩建。 早在1897 年至 1898 年的海军部 《胶州发展备忘录》 中，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基于卫生考虑的一新规划描述 ： “所有污气可无害排除，对当地居民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其废水也可方便地排入近海。”屠宰场是一组由办公楼、公寓和一些全钢结构的单层厂房构成的建筑群。政府建筑师斯蒂赛尔最大限度地把古典风格的办公楼和公寓与后面的现代化的厂房集合成一个整体，并使之不与政府兽医埃格布雷希特的专业要求产生冲突。作为一种受推崇的生活方式和一个“目的理性”的样本，屠宰场被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它是德国总督府在青岛设立的第一个全面实施卫生检验的屠宰加工企业，也是当时在青岛城全面实施的卫生预防措施之一。后来

242 243人们相信，青岛正是得益于这些措施，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健康的新港口城市。而屠宰场频频被渲染的，不仅仅是其工艺技术的先进，更在于其按德国最新卫生标准设立。实质上，也正是由于后者关系到了部队士兵和居民的健康，这才使得德意志帝国议会最终同意拨给这项工程较高的费用。1906 年 6 月 5 日，新建的屠宰场投产使用。在屠宰场未开始使用前，通往那里的街道就已经建成。对这个被寄予了很大期望的工厂，政府方面的文件表示， “其设备是根据德国近年在这一方面特别获得的经验制造的，适合卫生方面的一切要求”。同时，由于“新屠宰场的设施各方面都是适用的”，所以“受到了使用者的万分赞赏”。在后来陆续公开的德国租借地政府文件中，如此不加掩饰地表达赞赏的，并不多见。在新的屠宰场投产的几个月里，被屠宰的牲畜的总数目增加了 1000 头，而从 1905 年 10 月1 日到 1906 年 9 月 30 日，共达 15600 头牲畜被屠宰并进行了检验。而到下一统计年度，被屠宰的牲畜数量又增加到 18627 头。1906 年 7 月 24 日，政府颁布了关于强制屠宰和肉食检验的法令。总督府的屠杀章程规定 ： 严禁在市区， 包括台西镇、 台东镇内对牛、 小牛、 猪、绵羊、山羊、马、骡、驴进行宰杀、剥皮、剖腹，此等事项仅可在公共屠宰场办理。德、华屠户须先将其所要屠宰的牲畜牵入屠宰场供兽区检查，符合健康标准者方可由各屠户本人在严格的监视下屠宰。所有肉类离厅之前，须经屠宰场场长查验。肉类可存于租用的大小不一的冷室内。1907 年 8 月 9 日，上海出版的《德文新报》报道了青岛的这个大规模的政府企业。文章描述说，屠宰场管理楼内设有各部门的办公室，一座配有当时极现代化的设施的大型实验室及该场官员的住房。楼后建有马厩及供屠夫停放畜力车的车库。三间宽敞的屠宰大厅与大门正相对应，中间隔一大院。穿过屠宰场便是设有冷库、水塔、楼房等设施的主楼。屠宰厅包括大畜、小畜及肉猪宰杀几个部分，其四壁砌有白色瓷砖。冷藏大厅分为大小不一的小间，供屠夫租用。

刚刚投产不久的屠宰场发现，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和欧洲屠户，对这里4　转引自托尔斯顿·华纳著 《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 中英文对照版 1993， 第 225 页。的冷冻设备需求非常高，为了储存和冷藏诸如奶酪、鸡蛋等易于变质的食品，商人们大量超出计划地使用冷藏间，这些情况使得屠宰场不得不在第三年的冷冻季节就着手扩大冷冻机械设备。 1908 年，两部蒸汽机和冷冻机在新建造的房间里开始安装。随后，这一设施便可以经年应付各繁重的种需求了。根据 1909 年 11 月完成的 《胶州发展备忘录》 的记载， 在过去年一年里，牲畜的屠宰量与往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增加。在冬季的月份里，有时甚至达到日宰量 300 头的记录。这样，这里生猪屠宰间的挂肉设备又开始跟不上需要，工厂不得不增设了许多架框和一部运输设备。在一些政府文件中间，屠宰场实验室的工作经常被提及。这个实验室在确诊犬疟及绵羊疟方面的工作，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对一种家禽疾病的研究中，屠宰场实验室还发现，这种致命的疾病，类似于德国的称为雏鸡瘟或家禽瘟的疫症。与此同时，屠宰场的实验室，也越来越多地被总督府下属部门和私人使用着。在 1908 年 10 月至 1909 年 10 月的一年里，除去日常进行的食肉检验外，这个实验室进行了 163 次细菌化验。 1909 年 9月 13 日，工作人员在捉到的一只老鼠身上，发现了锥虫。可惜的是，通过对白鼠接种进行的锥虫培养没有成功。后来，实验室便将染色显微镜承物玻片寄往德国，请那里的科研单位进行进一步的对比研究。剖析这个德国租借地管理者依照先进的卫生条例建造的屠宰场，不在于计算不惜 75 万马克巨资建造一个现代化工场的投入成本，而在于在城市建设伊始就创立的严格的卫生制度，和对生命的珍重观念。这是青岛城市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发动机如果把港口、铁路、城市建设和金融资本比作青岛城市化运动中相互协作的一架机器，那么分布其中的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就是这架机器上的发动机。一直不停止转动的发动机，给城市提供了发展的动力，给城市

244 245开拓了成长的空间。 与此同时， 数以万计的转型农民在工业化环境中， 孕育、形成了具有过度色彩的城市文明。很长时间里，许多人一直认为青岛的工业黎明，出现在四方和沧口，这个判断其实有些想当然。陆续发现的文献证明，在四方和沧口成为“集中一地”的重要工业基地之前，青岛最西边的台西镇，现代工业的萌芽已经显现。这些和新城市几乎同时诞生的工业胚胎，如同氧气一般催生出了青岛最早的工业文明之花。1899 年两家受到政府鼓励的私人企业在台西的出现，不仅给胶州湾带来了最早的文明曙光，也同时拉开了青岛工业化的序幕。至少在 20 世纪的头几年，德国在青岛租借地管理当局希望，台西这些私人企业的发展，可以成为一个样板。就此，1899 年也就成为了青岛工业元年。就是在这一年，德累斯顿的库麦尔电气股份公司在铁路线的西面，着手进行电灯厂建设。尽管此前，天津路上已经有了朴尔斯曼电灯房在进行电力生产，但库麦尔公司的建设热情和规模，却明显要大许多。弗朗兹·奥斯特投资的造船厂，也出现在 1899 年。这个造船厂距离库麦尔 - 西门子电灯厂很近，位置更靠近海边。从 1903 年 1 月开始，总投资 75 万金马克的总督府屠宰场和生物化学制药厂，在造船厂和电灯厂之间的坡地上开始建设。 1906 年 6 月作为青岛第一个政府投资的大型企业，顺利建设完成。与此同时，若干在台西镇北面大窑沟建立的机械化砖瓦厂，比如卡普勒砖瓦厂、迪德里希森 ·叶布森砖瓦厂、节成窑厂等，也正向城市中一个又一个的建设工地源源不断地提供建筑材料。从现有的资料看，包括砖瓦厂、采石场、石灰窑在内的建筑材料生产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租借地开发的初级阶段里，显然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就在台西镇的工业发出新文明火花的时候，作为青岛工业史经典代表的四方铁路工厂也开始孕育。这个由德华山东铁路公司投资的配套企业，始建于 1900 年 10 月，投资概算为 320 万马克，是同时期中国境内屈指可数的大型制造工厂之一。作为山东铁路完整运营计划的一部分，四方工厂被建筑成一个庞大的工业体。工厂占地 12.5 万平方米，总平面布置以机车修理车间为中心，附近布置了锻工、机工等车间和木材场、中心仓库等，西部为机修库，北部为煤厂。办公建筑在主要车间的东面。厂区无隔离地带，无厂前区。机修车间厂房是单层全钢结构，工字型钢架连续 10 跨，跨距 15 米，上承工字钢梁，由工字钢柱支承，开三角形天窗，是中国全钢结构工业建筑的最早应用实例。在当时，其所发挥的先进师范作用，足够震撼人心。四方工厂的选址，被认为是基于临近胶济铁路四方车站和远离市区两种考虑。这就使得工厂取得了利用已建铁路线的便利，同时也减少了对城市中心的干扰。这一选择的派生影响，催生了青岛最早的集中工业区。作为德国资本率先在青岛开设的几家非官办企业之一， 1902 年设于沧口的德意志中国蚕丝制品公司，要比后来声名显赫的德国啤酒厂早一至两年。 占地16.6 万平方米的蚕丝制品公司， 引入了机械化蚕丝生产工艺技术，其一座高高耸立的烟囱， 标志着现代工业纯粹的目的性、 效率、 就业机会、技术霸权和对个人命运改变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则是旧式的传统作坊所无法制造的。这间蚕丝公司的出现，以具有号召力的地理影响力，后来在很大意义上改变了沧口的命运。如果说台西镇和四方、沧口的工厂是青岛早期工业文明的两翼，那么其中心应该就是台东了。 日尔曼德国啤酒厂， 恰恰就在这个心脏地带。 这样，分布在三个方向的城市发动机，拉开了青岛本土工业化合唱的序幕。随后，随着纺织业在青岛的大规模崛起，其他工业门类也相继获得拓展空间。1930 年代早中期， 拥有13 家企业的青岛火柴工业， 工厂数量、 产量、产值，都排列在全国第一位。根据 1932 年的统计，青岛火柴年度产量为215623 箱，占全国总产量的 38%。其后在 1933 年，产量增加到 230675 箱。1934 年上半年比 1933 年同期减少 20%，产量依然为全国第一。青岛的 13家火柴厂里面，有四家日资，生产能力均属上游。统计显示， 1932 年青岛的日资四厂生产火柴 86000 箱， 占全国总产量的20%；1933 年生产 81000 箱，

246 247占全国总产量的 18%。就此看，火柴工业的这个全国第一里面，日资的份额不可不谓之举足轻重。显然，作为城市发动机的青岛工业化在后续拓展中，占据了资源优势的日资推动力，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发生在 1914 年和 1938 年的两次日本军事占领，导致了日本工业投资规模化垄断的急剧升级，极大地刷新了青岛的工业版图。早在 1922 年，上海出版的《银行周报》，就曾针对日人在青岛经营事业“其眼光之远大，手腕之活泼”，发出过“真可畏也”

的感慨。 期间， 青岛以日资为主体的染织、 火柴、 染料、 橡胶、 面粉、 罐头、制盐、肥皂、酿造、皮革、造纸、榨油、砖瓦、铁工、蛋品、火油、木材等行业，获得跃动式发展。除了纺织业的突飞猛进，诸如岩木酱油厂这样的日用品制造业工厂，产品也都长时间占据了青岛全市的大部分市场。

工业化形成规模之后，附带出现的一些城市问题，便开始发生困扰。董志道 1935 年发表在《都市与农村》杂志的《青岛工业之鸟瞰》一文，就提出了“集中工业地带”这个迫在眉睫的城市功能划分需要：“工厂与普通营业不同， 交通水电供给各方面， 均有集中之必要。 且机械工作之声浪，尘埃烟雾之散布，均影响他人安宁。尤不能不集中一地，以求避免妨害公共利益。本市电汽厂，行将移设四方，而原有沧口四方东镇一带又多工厂而少商店及居民，政府方面已划为工厂区域，各厂应在可能范围内，一律移设该区域内，于己于人，均属便利。”

实质上，就 20 世纪前 50 年青岛工业化拓展史而言，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致命性原因，诸如资源平衡、资本垄断、市场公平、集中工业地带、劳资纠纷、移民职业培训等一系列的工业化矛盾，都没有充裕时间获得进一步检验与矫正。在尘埃与烟雾弥漫的城市地平线上，千树万树梨5　玄贞《青岛的火柴工业》，1935 年《海王》第 7 年第 36 期 P648。6　《日人经营青岛工业之概况》，1922 年 3 月 28 日《银行周报》第 6 卷第 11 期P37-38。7　张少铭 《岩木酱油制造报告》 ， 1948 年 6 月 《化学工程》 第 15 卷第 1-2 期 （复刊号）P51-55。8　董志道《青岛工业之鸟瞰》，1935 年《都市与农村》第 14 期 P13-14。花开的歪歪扭扭之中，一部气喘吁吁的城市发动机快速运转，直到一个新的时代尘埃落定。而一部青岛都市文化形成史的工业文明基因，恰恰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矛盾并混乱的环境中，这就不可避免地让交错失衡的畸形城市景象，病态挣扎着扩展。如同海边那些被一场场台风摧残的针松，显现出扭曲的美感。由于基础较好，战后青岛工业获得迅速恢复，截止到 1948 年 1 月，在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登记的工厂计有 1526 家。而在这时，一个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工业生长季，似乎已经气息奄奄。资金、销售、原材料的问题，以及时局和交通带来的一系列困扰， 使得工业集中区的繁荣景象， 风光不再。托拉斯肖像作为青岛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外来贡献者，英国资本功不可没。或许是个巧合，20 世纪初叶在青岛创立的消费品牌，持续下来并依然有市场号召力的，仅有德国资本的青岛啤酒和英资颐中烟草的哈德门。期间除了日本工业资本的大规模强力冲击外，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老牌工业国家在青岛的工业投资都不大。作为一个以托拉斯模式规模嵌入的样本，英国以机械化烟草生产为核心的工业投资，部分改写了青岛本土制造业利益格局，其引入的英国管理文化，同时也数次遭遇到水土不服的危机。有关青岛烟草业的复杂沿革，以英商在潍县的投资为先导： 1902 年 9月 19 日，新兴的英美烟草公司进入中国，率先收买了美国烟草公司的上海资产，六年后这一资产转售给英美烟草新投资成立的大英烟草公司。 1914年大英公司租用潍县原德国坊子煤矿医院旧址，开始种植美种烟叶。因大英公司无偿发送烟种、肥料，且烟叶收购价格以高于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收益为准，遂导致烟农遍及潍县、安丘、临朐、昌乐、益都、临淄各县。9　《青岛工业概况》，1948 年《建设评论》第 1 卷第 6 期 P45。10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56、262、276 页。

248 2491917 年大英在胶济铁路潍县二十里堡车站东面，购买了 32 亩土地设厂，次年又再购买 35 亩设南厂。两条铁路专线，由车站通往南北两厂，车站并设立了大英公司的专用站台。1919 年 2 月 27 日，英美烟草公司持有大部分股票的驻华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成立，同年进入青岛，在商河路设立派出机构。此后的 1923 年至1924 年，青岛大英企业加大扩充，规模渐大。在大英烟草公司规模生长的时候，占地庞大的卷烟工厂开始在孟庄路区域投资建设。大英公司在孟庄路和昌邑路附近租用 130 亩土地，建成 3.6万平米的车间和仓库。厂房底部是烟叶处理和制丝车间，上部为卷烟和包装车间。公司同时设立烟叶部和印刷公司，并在夏洼路、商河路、洛口路设立货栈和货物仓库。大英印刷厂建筑在东西走向的堤口路上，清水红砖外墙，依次开有加装木制护板的英式窗洞。毋庸置疑，规矩是所有企业的运转基础，可一个刻板的秩序落下来，因为水土不服亦或是傲慢等等原因，发生碰撞的几率就大起来。大英烟草公司僵硬的企业管理模式，在 1930 年 3 月 19 日终于酿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劳资纠纷事件。经过政府竭力调解，劳资双方本已约定和解，不料资方一夜之间反悔，导致工潮在 4 月 9 日扩大，数十工人被警方逮捕。后再经斡旋，被捕工人开释，工厂 4 月 12 日复工。是次工潮，起因是大英烟公司经理爱普斯“苛待工友”，结果是工人“改善待遇”的要求获得满足。但企业劳资间利益与文化的冲突，并没有真正消匿。 1934 年 12 月，青岛大英烟公司因为开除 73 名工人，再次激起罢工风潮，最终以六名女工复工，余 67 人以加发半月工资并双倍发给年终奖的条件解雇，遂工潮解决。

其实，对殖民地产业星罗棋布的大英帝国来说，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应早已见怪不怪。但文化优越感这副药，很容易让人陶醉，结果便会忘乎所以。早在 1917 年，美国作家辛克莱在小说《石炭王》中，已通过科罗拉年 4 月 19 日《劳大周刊》第 3 卷第 8 期P3。12　《青岛大英烟公司工潮解决》，1934 年 12 月 9 日《时事汇报》第 1 期 P37。多州煤矿工人罢工的经验，将新时代劳动者的利益需要，进行了一次人性化的梳理。不知道 1930 年春天孟庄路上的熙熙攘攘，对大英烟公司衣冠楚楚的爱普斯，算不算个教训。在大英烟草获得青岛拓展的同时，香港注册的英国颐中烟草公司也在青岛设厂。颐中青岛烟厂开始设在胶济铁路大港火车站对面， 1925 年迁至孟庄路 7 号新址， 边安装设备边生产。1936 年颐中青岛烟厂达到鼎盛时期，卷烟产量仅次于上海， 居全国第二。 产品有红印、 古印、 哈德门、 红锡包、海盗、司太飞、大前门、三炮台多种。此时，在城市繁华街道、车站、交通沿线的城镇集市，都有颐中烟草张贴的广告。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烟厂有工人 1000 余人。1936 年为顺应举国上下的“提倡国货”运动，国民政府提高“洋烟”税率，青岛的山东烟草公司、中国崂山烟厂等本土卷烟企业乘势而起，崂山牌、老虎牌、一品香牌、荣誉牌、铁马牌等香烟品牌先后进入市场，和大英烟厂展开竞争。为了应对变局，在中国的所有大英企业遂以合资名义进行资产整合，易名为颐中烟草股份公司，既享受华资企业的优惠，又具有外资企业的特权，争得了更大的经营空间。1938 年 1 月日本占领青岛后，英资颐中烟草青岛分公司的生产和流通渠道未受严重影响，卷烟产销量继续保持走高势头。 1943 年 8 月出版的一期 《中国工业》 曾刊登潘吟阁的 《青岛之工业》 一文， 指出 “在民国二十九年，日商在青岛所经营之烟草工场已渐足与英美公司抗衡。”期间彼此的市场占有率大致为，英美 75%，日商 20%，华商 5%。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12 月 8 日日本对颐中烟公司实行军事管制，1942 年 3 月全面接管颐中烟公司及附属企业。随后，颐中烟草青岛分公司被改称大日本军管理颐中烟草公司青岛事务所，公司英美籍管理人员全部收留于潍县集中营。期间颐中烟草公司实行军事管理制，印刷部除印刷烟盒商标外， 还印刷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 与此同时， 潘吟阁的 《青岛之工业》透露，因为“目下外国烟叶无从购买，制烟事业不无困难。”

13　潘吟阁《青岛之工业》，1943 年 8 月 15 日《中国工业》第 1 卷第 7 期 P27。

250 251青岛沦陷时期，除英商颐中烟公司外，日本还控制有青岛地区另外五家烟草公司和工厂。其中日资华北东亚烟草株式会社青岛工场 1938 年 6 月在昌邑路 2 号动工兴建，1940 年落成投产，成为除英美公司外的青岛卷烟行业最大企业，产品有英女、天坛、大号、金枪牌等香烟。根据潘吟阁《青岛之工业》的统计，建成后的华北东亚烟草公司有卷烟机 32 部，“产烟三二万万枝”。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于当年12 月恢复生产。 因美国军用卷烟大量流入， 颐中公司的销售受到很大冲击。1949 年夏天之后英商无心经营，最终停产。就此，以英美、大英、颐中为代表的外国烟草企业， 结束在青岛的经营历史。 一代工业托拉斯的光荣，瞬间灰飞烟灭。

【第二节 穿梭帝国】

四方和沧口是当之无愧的青岛纺织工业心脏，也是最早和最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专业人才、技术资源、产业工人聚集地。在 20 世纪前 50 年间，一代又一代的失地农民和城市无产者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在成为工业化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些熟练程序符号的同时， 也孕育出了性格鲜明的产业文化。数以万计工业聚落者的生存希望、困惑、梦想、娱乐，渗透在遍布纺织厂的车间、 班组、 机车里面；渗透在工人宿舍区的院里院外；渗透在锅炉房、茶炉、 澡堂、 俱乐部、 阅览室、 礼堂；渗透在法国梧桐和樱花树下的月夜。这是纺织产业族群的真实生长土壤，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在沧口展开的丝绸1914 年 2 月 13 日下午，晴天。花费八元大洋乘胶济铁路二等车赴青14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97 页。岛的谭延闿，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对这个陌生城市的第一印象：“过仓口，入德国租境，山皆种树，马路平迤。入疆所见已觉不同，及过四方，则傍海岸行，落日在西，光景奇绝。”在谭延闿眼中，似乎过了沧口，车窗外的风景便与经验迥异，味道大不一样了。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看见的，仅仅是个开始。在 20 世纪初， 沧口极具象征性的工业存在， 和青岛的城市化息息相关。发生在这其中的种种传奇故事，令人向往，也令人感怀。没有这些坚定、坚决、坚持着的沧口人的持续努力，青岛的工业历史版图上面，就会缺少最动人的生长细节。青岛的一系列城市规划和经济扩张计划，显现了 20 世纪前 50 年，沧口作为青岛工业化脊柱的成长、 演变过程。 从1898 年进入城市化开发之后，伴随着 1900 年推出的第一个城市规划，沧口在青岛区、大鲍岛区、港埠区和别墅区之外，出现了以 1902 年诞生的德华丝绸工业公司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曙光。德国青岛总督府华人事务专员单维廉 1904 年撰写的《青岛的港口运营和管理》，从区域拓展的角度，记录了这一历史性奠基的最初形态：“限于自由港区极有限，所以不许可和不必要发展工业。现在已有一部分工厂落户于沧口，另一部分落户于大鲍岛和台东镇。”也就是说，在青岛城市化开端的草稿本上，距离规划城区大鲍岛和台东镇至少 20 公里的沧口的工业旗手角色，就已经被规定。而 1905 年 10 月至 1906 年 10 月青岛租借地总督府给柏林的年度报告，则通过“还有一些地皮是沧口附近靠近枯山的一块，用于工业设施”这样的明确描述，扩大了人们对“这一块”土地的期待。 那个时候，所有的城市化想象和城市经验，对沧口来说还一无所有。甚至连素以坚忍不拔著称的传教士，也似乎不怎么乐意涉足这里。柔软的太阳下面，稀稀疏疏的农民鞠躬尽瘁，在田地上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前辈的命运，生老病死，循环往复。继轰轰烈烈的蒸汽火车在西边的海岸线上划出第一道钢铁彩虹之后，德华丝绸公司巨大的直立烟囱， 1902 年出现在开阔的沧口农田之间，打破了一如既往的乡土宁静，也打破了相濡以沫的伦理平衡。在当时，这根象

252 253征着现代工业的烟囱给人们带来的震撼是可以想象的， 它给人带来了紧张、惊恐和慌乱，也在懵懵懂懂之中给了人们一种希望，而这种希望则是旧式的传统经验所无法制造的。实质上，正是这间工业公司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远离市区的沧口的命运，也逆转了难以尽数的普通人的人生方向。面对非个体意愿所能左右的工业化选择，对第一代置身其中的遭遇者来说，其中的艰难如同疾风暴雨中的战栗，被伤害的体验与种种不适宜的反应，长时间难以愈合。根据 1905 年 10 月至 1906 年 10 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的记载，丝绸公司在沧口的厂房设备本年度内继续得到了扩建并趋于完备。特别是一大批新的生产机器已投入运转，为正在增长的生产而修建的另一座安装了全部新式设备的蚕茧栈房，也已经启用。备忘录说，在这个年度，除原有的工人宿舍外，丝绸公司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工人住房。在这些房舍里分别安置了 900 至 1000 名男女工人。 对于这些宽敞的房子， 工人们表示了满意。1906 年春，一座为公司服务的设备良好的医院已经建好，在这里的华藉医生可以使用。与此同时，为已婚工人安家的计划已经开始实现。离工厂不远的一块地皮上已经为第一批家族建起了住房， 房子周围是小花园和农田。至今已经建好的房子可为 250 至 300 人提供惬意的住所，并将根据需要继续扩建。回头看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巨变史，几乎所有发生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的工业化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侵害了发生地的原住民利益，不论在情感与精神上，还是在权益与公平上。但实质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阻挡这种波澜壮阔的转变，也很少有人有能力在最初的时间就对这一转变的核心意义， 做出清晰判断。 一瞬间， 大机器来了， 清净与空旷没了， 人的行为方式，也为之一变。不幸的是，在种种气势磅礴的叙事里，难以尽数的随波逐流的芸芸者，最终并没有被历史记录。依据 1900 年的规划，德国主导的新城市沿胶济铁路自南向北以带状形态扩展，而里程碑式的丝绸公司，恰好就建在离沧口火车站不远的铁道边上。铁路和工厂的唇齿相依，烟囱和大生产的休戚与共，不言而喻，不谋而合。实际上，对铁道边上的沧口来说，具有工业导向意味的烟囱，并不止于丝绸公司一处，这便让一曲工业化的大合唱，充满了咄咄逼人的压迫感。30 年后在上海出版的一本《人言周刊》曾刊文回忆说：“以前，沧口还有一所洋灰厂！已倒闭了！至今经过胶济路的，还可以瞧见那洋灰公司的红烟筒高高地孤立在空虚的厂屋旁呢！”高高孤立着的红烟筒在天际线上涂抹出的空虚，恰恰可以成为沧口的精神写照。沧口工业化萌芽的启蒙意味，并不仅仅体现在速度、效率、利益和规模化这些方面，也包括了人口的迁徙流动方向，包括了劳动者的契约观念改变和权益意识的培育。 1905 年 9 月 8 日出版的第 36 期《远东劳埃德报》，在报导德华丝绸公司发展情况时认为：“沧口的企业不顾忌妒，克服了不利因素，将为创建者带来预期的利润。青岛有种种理由为这些工厂骄傲，尤其是它是在远东开设的第一家以恰当方式移植德国工人待遇的企业 。”1906 至 1907 年度的总督府报告， 则提到了 “对沧口四郊民众进行引导，以使他们适合工业化的需要”。实现这个“适合”目的所采取的措施，是通过继续建造集体和家庭宿舍用房来完成的，以将在丝绸公司丝厂工作的大批工人定居在工厂附近。至 1907 年 10 月，这项工程已经可为 1500 名工人提供住处。政府报告认为：“实际情况说明，一大批工人已经认识到不必再把工厂的工作看成是副业——这是他们在开始阶段共同的想法——，而把它看成是维持生活的保证，以致可以在工厂干一辈子。”青岛商会 1911 年到 1913 年的报告，则披露了城市核心区域和沧口之间通过铁路完成的人员年度流动状况： 1911 年的统计，从青岛站、大港站和四方到沧口的有 26822 人， 从沧口、 四方、 大港站到达青岛的有25438 人。而到了 1913 年，从青岛站、大港和四方向沧口运送的旅客，增加到 43052人次，从沧口、四方和大港向青岛方向运送的旅客，增加到 51746 人次。青岛租借地主城与沧口的频繁人员往来，显示了两个区域不断增长的紧密关系。而在这其中，德华丝绸公司和后来的华新纱厂所发挥的引领作用，旗帜般嘹亮。可以想象，在 1900 年的早春三月，当德彪西的《月光》第一次在沧

254 255口响起来的时候，几个形只影单的德国人泪如泉涌的景象。作为投资商，这几个德国人在异地他乡的田野中开始的工业化尝试，也许类似音乐革新家德彪西的创新，对青岛工业文明的开拓，意义深远。沧口的德华丝绸公司，就近利用山东柞蚕及桑蚕资源，使用蒸汽机械缫丝，直接运往西欧销售。1908 年工厂停业，随后发布了出售声明。1913 年，在北方拥有大量实业投资的北洋政府内阁财政部长周学熙，买下德意志中国丝绸公司的土地和厂房，设置华新实业公司。华新公司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英国爱色利斯纺织机 5000 锭，开华资在北方办机器纺织厂之先河。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德彪西进行音乐变革的时候，欧洲建筑界正经历着新兴工业建筑思潮的诱惑，进而开始了一场“直线、方形和直角”革命。这种来自社会层面的转变在德国主要与里默施密德和彼德 ·贝伦斯有关。这些德国设计师相信，非实用之物必定不美。实际上，青岛德华丝绸公司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产物。彼德 ·贝伦斯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柏林厂房和莱茵河畔阿尔费尔德的法戈斯工厂，则是发生在德国当地的工业建筑变革典范。这种和青岛有关的建筑学变革，很快影响了全世界。崛起的姿势一部青岛工业史，同时也是一部政治、外交、文化和资本的角逐史，一部城市化的制度主权争夺史，一部产业工人逐渐成长的觉醒史。 1914 年日本战胜德国非法取得青岛的统治权以后，以纺织工业为龙头重新布局青岛工业，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非青岛城市化前 16 年可比，最终改变了德国租借地时代的工业版图。 30 万枚纱锭、1700 台织机、4300万日元、15000 名中国工人，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意义，很快作用于青岛城市化的各个环节。不到十年时间，在大规模军事和资本垄断的扶持下，日本纺织工业在青岛狂飙突进一般攻城掠地，大肆排挤本地华资纺织业，使15　曾繁铭主编《青岛市纺织工业志》，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青岛成为日资投资回报最高的地区，从而引爆了整个中国纺织业地理格局的迅速裂变。

1909 年，中国第一家日资棉纺企业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在上海设立，从此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日本纺织工业，将其在中国的纱厂称作“在华棉”。1914 年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后，内外棉株式会社创始人川村利兵卫迅速将拓殖在华棉的目光投向青岛。1916 年 7 月，内外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在四方村圈地兴建纱厂，招入即墨、潍县、莱阳、海阳等地破产农民选送往日本和上海培训，成为技术骨干。1917 年，占地七万多平方米的青岛内外棉纱厂在四方海岸开机，27000 枚纱锭飞速旋转，正式拉开日本工业资本垄断青岛纺织业的序幕。两年间， 内外棉的银月牌16 支纱从每包 36.93 元暴涨到 70.56 元， 利润之高，令人瞠目。随后青岛内外棉相继扩建第二、第三工场，纱锭增至 90000 枚，规模直追内外棉株式会社的上海本部。内外棉的成功，激发了日资纺织同业掘金青岛的热情。日本就此在青岛展开大型纺织企业的建设竞赛，不到三年时间，五个纺织厂破土而生，成为胶州湾东岸雨后春笋一般的现代工业风景。从 1919 年 11 月大康纱厂开建，紧接着富士纱厂、钟渊纱厂、隆兴纱厂，最后是 1923 年 11 月宝来纱厂竣工投产。日资纱厂资本总额 1.55 亿元，占到青岛全市工业资本总数的 90%， 居华北首位。不过十年， 在华棉再次大举入侵青岛， 丰田、 上海、同兴 3 家日资纱厂相继开机，日资九大纱厂沿胶济铁路线一字排开，形成阵容豪华的纺织帝国布局。到 1936 年，青岛已有纺织产业工人 3.3 万，以日资为主的纺织企业拥有纱锭 56.84 万枚，占全国的 10%，织机 9286 台，占全国的 15%。就规模和产值而言，上海之下，无出其右。16　孙保锋《日资纺织业青岛裂变》，《青岛日报》2011 年 5 月。17　青岛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史志办公室《青岛纺织史》。18　山东省情资料库《工业综合管理库》第二卷第一类第三辑，地址http://sd.infobase.gov.cn/bin/mse.exe?seachword=%u5929%u6210&K=a&A=56&rec=51&run=13

256 257在如此巨大的资本挤压下，包括 1919 年建厂的第一个现代民族企业华新纱厂在内，青岛华资纺织企业举步维艰，生存空间日益狭小。期间一些民族工商业者相继建起长兴祥布厂、协成花边厂、和兴花边厂和大纶、兴业、 通盛公三个袜厂， 在日本资本垄断的整个青岛纺织业， 几乎无足轻重。在接管、兼并了铁路工厂、造船厂、发电厂、屠宰场、啤酒厂、汽水厂之后， 日本资本继续扩大输入， 先后在青岛开办起大量新工厂， 涉及火柴、面粉、盐业、榨油、丝织、制冰、砖瓦、制药、制革等工业门类。在这个畸形扩展的机器时代的轰鸣声中，日本旋律已震耳欲聋。青岛沦陷后的 1938 年 4 月，日资以 196 万元收购华新纱厂，改名国光纺织株式会社青岛第二工厂。据《北支那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和川口佐市著《八一三事变后中国纺织业之变迁》的资料，收购华新后到 1939 年底， 日本在华纺织联合会已依照拟定的复兴计划， 在青岛恢复纱锭38 万枚、线锭 31844 枚、布机 7100 台。1945 年日本投降后，在青岛的日本九大纱厂悉数由中国纺织公司青岛分公司接收，大康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一纺织厂，职工共 1793 人；内外棉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二纺织厂，职工 1762 人；隆兴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三纺织厂，职人 1540 人；丰田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四纺织厂，职工 1615 人；上海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五纺织厂，职工 1566 人；钟渊公大第五厂改名中纺青岛第六纺织厂，职工 2250 人；宝来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七纺织厂；富士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八纺织厂，职工 1212 人；同兴纱厂改名中纺青岛第九纺织厂，职工 1400 人。宝来纱厂与华新纱厂毗邻， 1938 年 1 月青岛沦陷后宝来收购华新合并经营， 1945 年日本投降后该厂被中国纺织公司青岛分公司接收，后由华新纱厂赎回自营。1946 年 1 月 2 日成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不仅仅接收了青岛的日本九大纱厂，同时还接收了华北纤维公司、东洋棉花株式会社、青岛日本纺绩同业公会、 丰田式铁厂、 华北木梭厂、 曾我木管厂、 大信针织厂、和顺染织厂、日华兴业会社等工厂与机构，一夜之间拥有了 17 个大型工业企业与一个同业公会的中纺青岛公司，一下子成为庞然大物，资产占去青岛经济半数。成为青岛第一个专门的纺织业管理机构后，因为原材料供应和产品运输的原因，中纺青岛公司却未能组织全部开工。 1949 年青岛解放后，以全面接收日本纱厂为基础的青岛国营纺织业拥有纱锭 389074 枚，线锭 40216 锭，织布机 8064 台，规模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一种激昂的哗噪1932 年 8 月 2 日晚上，黄际遇从大学路到四方公园游览，记录了这个工业汇聚区的日常景象：“甫出市外，万家已灯，乱山如画，列樯蔽空，烟突立也，众鸟归巢，织女散也，伐木丁丁，木屐骄也，鸟鸣嘤嘤，白鸽飞也，辘辘远听，晚车到也，皇皇出疆，载贽来也，四方市区，隶治青市，工厂栉比，自总站西车，此为第三站，四方机器厂某君，颇具匠心，于路轨之旁，辟为公园，地虽无多，而穿插有方，钩斗成趣，同游斯园者，亦有山阴道上奔赴不尽之感，清风满袖，披星而归。”骈文的结构，很容易产生动感节奏， 气势是有了， 却也容易忽略掉被黑夜遮蔽的 “一地鸡毛” 。而这两者的混合交错，也许才是青岛工业汇聚区工厂与工人的存在真实。三年后的 1935 年 2 月 20 日，《青岛民报》则从海云庵庙会的万人空巷着眼，展现了传统节庆在本地工人群体中存留着的巨大影响力：“因为四方是一个工业区域，具有大纱厂三四家，和其他各种工厂多家，虽然工厂并不休假，但是工人们却是因为这会期，一个年度，仅有一次，宁肯把工薪牺牲上一天，也乐意去逛逛庙会，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偏僻的四方，竟成了一个重镇似的，万人空巷了，整个四方村中的各个小胡同里，小巷子里，都是充满着游人，就是从辽宁路，经过了华阳路，而到了武林路和奉化路， 以及由东镇沈阳路前来的， 和那些由沧口大马路上， 赶来游会的，没有一条马路上，不是并肩累脊的，照那种情势看来，恐怕连上海极热闹的南京路，也没有那种盛况。”

258 259宫下院。1935 年早春的这个上午， 一边是耳熟能详的传统自由庙会，一边是新生的大工业的秩序与约束， 两种边界确定且特征鲜明的文化生态，不经意间汇聚在一个特定群体身上，呈现出尖锐的现实矛盾。而这个场面更像一个隐喻，凸显着工业化发轫中不可回避并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机器纺织业的兴起，在青岛衍生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颠覆了城市化初期的人口成分比例，使产业工人第一次成为一支可以影响城市发展的力量。与此同时，纺织产业工人与行业要求相适应的行为习惯和文化需要，也开始逐渐形成。机械化的纺织生产，普遍具有连续性强、用工量大、女工多等特性。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年龄较低， 适应周期短， 工作期稳定， 有所谓 “三早”的特点。早成熟：招工年龄限制在 16 至 22 岁左右，多数工序的值车工，经过三个月的基础训练即可上车，半年后可顶岗生产。早贡献：运转值车工进厂一年后，即可单独顶班生产，人均年劳动生产率达 2 万元以上。早衰退：一线值车工多为女工，其黄金工作时间一般为 15 年（包括结婚、孕期、哺乳期）。一般到 40 岁后，其视力、体力、灵敏性等均难正常顶岗和完成定量定额任务。青岛棉纺织业自 1916 年内外棉纱厂招工建厂始，至 1922 年已拥有职工 1.3 万人，占当年城市工人总数的 60%。工人来源有市民、市郊农民以及山东莱阳、 蒲台、 德州、 益都等地的农民。 一般工人只需经简单的培训，即可上机实际操作。部分纱厂保全、保养等专业工种的工人需作为练习生赴日本进行短期培训，之后再回到工厂顶岗。青岛各日商纱厂初建时，主要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由日本人担任， 每厂50 至 70 人， 最多的内外棉、钟渊纱厂有 100 余人。1929 年刘少文在《青岛百吟》中，清晰记述了城市边缘区域这些棉纺织工人的艰辛：“东西吴家村距东镇三四里，居民业农，女子则恃工厂，尺馀高髻，紧裹双缠，远者距工厂十馀里，夜半即兴，趋跄而往，至则鹄立门前，或坐卧树下，天尚未明也。亦良苦矣，奉天路一带多见此辈足迹。”1930 年代，青岛棉纺织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业人员相应增加，各棉纺织厂用工量均在千人以上。根据 1937 年 6 月的统计，当时用工最多的日本纱厂有钟渊纱厂和大康纱厂，分别为 9880 人和 5372 人，用工相对较少的丰田纱厂和同兴纱厂，分别为 1673 人和 1850 人。1937 年 7 月，各厂从业人员累计已达 33035 人，为 20 世纪前 50 年青岛纺织业从业人员最多的年份。日商采用严格的管理制度要求工人，就此引发了多起罢工事件，形成青岛工人维护权益运动浪潮。 除了文化歧视外， 其中劳动强度高和时间长，是招致工人反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经历者回忆，普通工人每天通常工作 11 至 12 小时，日工资多者 8 至 12 角，一般为 4 至 7 角，新工人和童工每日仅得 2.5 至 3 角。 根据1925 年的数据， 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55 元，最低 0.15 元。同期比较，1929 年山东各一等警察队巡长的月工资是 12 元，比纱厂女工最高工资低，但比最低工资却高出一倍。 1934 年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 15 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工资平均 20 元。

1930 年 3 月，青岛电报局的文学青年李同愈，在上海《现代小说》发表了以青岛纱厂工人罢工为题材的现实小说《第四工场》，记录了一次纱厂罢工的起因：“终于，大今纱厂的罢工爆发了。爆发的起点是在第四工场。 起因很简单， 因为工厂方面的日本管理员不肯发给加工的工资， 在先，厂方因销货的旺盛而要增加出品率，于是诓骗工人每日增加两点钟夜工，工资照日工加倍计算。但这样做了十天，平时已经疲劳到不堪的工人，到此更不能支持了。于是有一小部分人便直接向管理员索取加工的工资，但管理员说不满一月不能先给。因为这样，这班工人便说实在身体不能支持夜工，要求不做夜工，专做日工。管理员很强硬的说这是决难答应的，并且把‘不做夜工也不准做日工’的话来要挟。于是一部分因夜工而致病的工人便大大的愤激起来。经过几个工人私下的讨论，他们决定了去要求工会解决。 他们到这时候才想起了工会， 但工会的委员早从厂方得到了消息，19　《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第 6 页。20　《劳工月刊》，1934 年 7 月 1 日出版。

260 261说这是少数工人的故意捣乱，毋庸过问。这班工人又要求委员向厂方交涉发给工资，但他们的回答说厂方等待货物销完后，自当酌量发给。于是这诓骗的真相立刻曝露了出来。这消息传开到全个工场，引起了全体工人的愤怒，他们知道所做的加工完全是白做的，他们也明白了所谓工会只是厂方的一个机关。就这样，一种激昂的，汹涌的，群众反抗的呼声哗噪了起来。”

在李同愈小说的结尾，罢工的工人们胜利了，但却代价惨重。在以生命换来的胜利现场，“无限的欢欣在群众的热烈的呼声中布满了空中，各个脸上都现着兴奋的笑容。一切寒冷，恐怖，不知消失在何处了。”这样的场面，在青岛四方、沧口的各个日本纱厂，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在利益与尊严面前， 青岛产业工人群体亮相的姿态， 也就愈来愈坚定、 清晰，直到成为一个稳固的权益团体。1939 年日商重建被炸各纱厂，其规模比战前缩小。青岛棉纺织业共有工人 1.85 万人，用工最多的钟渊纱厂有 2773 人，而富士纱厂仅有 1161 人。根据 1943 年潘吟阁在《青岛之工业》的统计，因为“原料不足船只减少”，青岛纺纱和织布企业开工率明显不足，仅 52% 和 58%；同时因为“进货困难”，本地染织企业的开工率为 61%，内衣企业则为 60%。

1945 年初，日商纱厂生产陷入停顿，用工减少。战后各业恢复， 1947年青岛全市产业工人总数为 37467 人，其中纺织业 14928 人，染织业 7157人。到 1948 年底，青岛纱厂工人达 16560 人，其中直接生产工人 14042名，间接生产工人 2518 名（不包括华新纱厂）。各棉纺织厂每万台运转纱锭平均直接工人数均达 96.37 人， 每百台布机平均使用直接工人数44.74 人。其后因受政局影响， 各厂生产日呈衰势， 工人出勤率降低。 至1949 年春天，青岛棉纺织业职工总数为 19935 人，出勤率不足 40%。1945 年抗战结束后，青岛纺织业除留用部分沦陷时期的专业技术人员21　李愈《第四工场》，1930 年 3 月 15 日上海《现代小说》第 3 卷第五六期合刊。22　潘吟阁《青岛之工业》，1943 年 8 月 15 日《中国工业》第 1 卷第 7 期 P26。23　王伯条《青岛工业与工人》，1947 年 7 月 25 日《中国劳工》第 7 卷第 7 期 P12。外，大部分职员从内地各省招收。 1946 年末，中纺青岛分公司和各大棉纺织厂共有职员 768 人，以江苏人最多，为 210 余人，次为山东、湖南、浙江人。职员薪金 30 至 600 元不等。768 人中有大学毕业者 173 人、专科毕业者 137 人、高中毕业者 277 人、初中毕业者 181 人。各棉纺织厂工人几乎全为山东籍， 文化程度按中学、 小学、 粗识、 文盲划分， 文盲比例最大，占工人总数的 46.2%；次为小学，中学仅占 2.8%。作为工业零件的人“垂鞭一一问工场，东镇逶迤到四沧。三万弟兄齐洒泪，年年辛苦为谁忙。”刘少文在《青岛百吟》中对本地数万工人日日奔波的描述，无疑充满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同情心。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自台东镇迤邐至四方、沧口， 皆工场会萃之区， 率为日人有， 工人二三万， 劳顿终年， 所入无几，却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也。”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更多的外乡人对这个“工业怪物”趋之若鹜。这个凉飕飕的生存悖论，真实到令人无言以对。在青岛规模出现的以纺织为主体的工业企业，以集团化的规模形态出现，普遍采用大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引起了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改变了规模庞大的农耕移民群体的身份，推动了新型产业文化的出现。 这时候， 作为零配件的工人这个群体， 便被赋予了明确的工具性。一方面，采用大机器生产的纺织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提高。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工人人均日产棉纱是手工纺纱的近 50 倍，人均机织布是手工织布的 6 倍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上海制造绢丝株式会社投资的钟渊公大第五厂， 1921 年 11月在沧口建立，占地 28 万坪，资本白银 100 万两。该厂机器有纱锭 4.22万枚，织布机 865 台，年产棉纱 9.6 万件，棉布 68.4 万匹。1938 年重修后机器设备纱锭增为 5.5 万枚，织布机增为 1700 台，工人由 3400 名增加到3500 名，年产棉纱 8.64 万件，棉布 180 万匹。

262 263次一方面，不论是日资还是中资，也不论官办还是商办，青岛的纺织企业都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在青岛形成气候。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无疑具有进步意义。20 世纪 20 年代后，青岛棉纺织业所产的棉纱、棉布已成为青岛输出的重要物资，1924 年共输出棉纱 1.32 万件， 翌年倍之，1927 年达 6.4 万 件；1925 年共输出市布、粗布 46 万匹，1927 年增至 55 万匹。此时青岛棉纺织业所产棉纱已行销山东各地和长江流域、沿海各省、京津地区和东北地区，至 1934 年产品覆盖面扩大到河北、河南、陕西等省份。 1936 年，华新纱厂在日商垄断市场的不利形势下，将产品销售重点转向南方和西北地区，同时开发市场需求产品，制成售价高、成本低的仿 190 号阴丹士林布，取名“爱国蓝”投放市场，取得可观收益。 1928 年，青岛棉纺织业形成规模出口，钟渊纱厂的部分棉纱、棉布远销至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宝来纱厂的少量棉纱销往香港地区。1933 年青岛棉纺织业外销棉纱 1.82 万件，占棉纱总产量的 7%，棉布亦有相当数量远销海外。战后由于国产原棉紧缺，各厂大量使用进口美国棉，中美双方采取以花易纱、以纱易布的易货贸易办法，导致中纺公司生产的 50% 产品用于外销。需要指出的是，出现在青岛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外来垄断资本和不平等管理方式的种种限制，导致了此后频繁的工人维权运动的发生，同时也束缚了企业的生命力。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下，华商纺织业不可能获得公平的生长空间，民族资本主义也很难得到充分发展。但任何被定义为“进步”的生产方式，都是相对的。对企业主来说，不论日资还是中资，追逐利益都的第一位的。 1934 年 8 月，《青岛民报》在评论青岛作家李同愈新出版的一本小说集时， 就曾直言不讳地剖析： “资本制度的特征， 就是为利润而生产。 所以它不得不丢开了同情， 毁灭了人道。否则，公司不是要在‘只剩了一条臂肘’，不能做什么的残废工人身上冤冤枉枉的花钱？”于是，这本《忘情草》的评论者将同情的消失，明确归结为“资本制度的罪恶”。

24　1934 年 8 月 21 日《青岛民报·每周文艺》第十三期。第三方面，自 1917 年青岛内外棉纱厂在四方海岸开机，大量日本纱厂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出现，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模式、技术和日本的生活习俗、行为方式，形成了工业文化与传统文化、东洋文化与本土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妥协与转化。根据统计，高峰期日本纱厂雇佣的日本职员数分别为：大康纱厂 75 名，内外棉纱厂 127 名，隆兴纱厂40 名，丰田纱厂 73 名，上海纱厂 54 名，钟渊公大第五厂 143 名，富士纱厂 26 名，同兴纱厂和宝来纱厂同为 50 名。这些日本职员多对传播日本文化不遗余力，一些人也呈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并表现出了敬意。但是在整体精神上， 以日本纱厂为主体的青岛纺织文化一直并存两条主流，一是东洋商业文化，一是山东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始终没有真正融合。第四方面，大规模的工业化带来了大量农民的规模化身份转移。过去，这些人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生可能都没有走出过村庄周围十里。现在不同了，同样是这些人，脱离了家乡之后，迅速开始了一种与过去的习惯形态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或者说是集体化的单身生活，成为了一架工业机器的零配件。这个庞大的群体，从不适应、不习惯到不分离，无疑是经过了一个异常痛苦的蜕变过程。青岛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诞生史，实质上也就是工业化的本土生长史。农民的规模化身份转移，是这个过程中最富有标志意义的事件。青岛纺织业兴起的过程，既是一次引进先进技术、开拓工业疆域的过程，也是一次训练和培养纺织工人和技术力量的过程，同时是一次丰富城市功能的过程。这些植入性的工业化变革，带来了社会结构与城市移民生存方式的巨大改变。通过大规模的生产实践，青岛第一批现代纺织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开始出现，成为纺织工业的先驱。同时，青岛的纺织产业文化也在其中孕育成长，最终演变成具有包括纪律性、群体性、职业化、行动力特征在内的本土文化性格。作为工业零配件的人，这个庞大的行业群体逐渐融入更多的社会元素，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公共角色，为青岛都市文化区域格局的形成，发挥出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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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柳暗花明处】

在 1898 年至 1948 年的青岛，伴随着工业化的规模出现，沿胶济铁路线以西镇、大港、四方、沧口为中心的区域，新的城市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创新和 “鸠工勒石” 的精神面貌。 新一代投资商和产业工人共同萌芽、 成长、分化、转变、成熟、承接，在创造了一个个经济景观的同时，不同区域的不同群体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紧密的文化联盟，以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与联结方式，丰富了产业聚集地的文化与娱乐形态，为青岛 20 世纪前期城市文化的传承和自由精神的焕发，提供了平台。趣味与趋势都市工业的文化趣味，根植在青岛早期城市化开发的全过程。大量进入的外来投资洋行，以多种方式参与了围绕着城市开发所进行的初期工商业建设，其普遍性和日常化的生长形态，缩小了都市工商业与城市化开发的不适应性，扩大了文化变革的可能。在都市工商业的刺激下，青岛的城市文化不断增加新的元素，逐渐形成稳定的标准和尺度。德国顺和洋行1850 年成立于香港，1899 年在青岛创办分支机。和曾经试图投资水力发电的礼和洋行一样，顺和洋行在青岛的多项投资中也包括一个哥伦比亚蛋厂。这是当时青岛租借地仅有的两家新鲜蛋白加工企业之一。根据德国学者马维立博士的档案记录：“顺和洋行的哥伦比亚蛋厂在兰山路与广西路之间。房子的东侧有条小路从兰山路通向广西路”。从兰山路到广西路是青岛最早的城市商务区，出现在商业核心地带的都市25　F.Schwarzkopf&Co.26　马维立 - 王栋《在波恩关于青岛开发史的通信（1897-1914）》，王栋译，未刊稿。马维立掌握的资料显示，哥伦比亚地块西侧的土地属于王守文，再往西的地块属于玛特维希，后者在 1913 建造了玛特维希旅馆。工业，不可避免地与城市的日常经济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城市化开发初期特征显著的城市景观。顺和洋行董事罗兰德 ·贝恩，是早期顺和在青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位在 1899 年就来到青岛的顺和洋行代表，为这家老牌贸易公司最终在青岛创办分支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开始建设顺和洋行霍恩措伦路办公楼的同时，贝恩也在俾斯麦大街平缓的坡地上，着手建造自己的住宅。

顺和在青岛的业务，大致和日常生活有关，零售的百货商品有罐头、食品、洋酒、咖啡、小五金、肥皂、帐篷、彩色玻璃和一般日用品等。检索谭延闿的青岛客居日记，涉及到顺和购物的记录比比皆是，诸如“顺和看铜丝纱发司配水表”、“顺和买草帽、蝇纸及西洋票及杏仁”、“顺和买灌园器”、“顺和买龙头”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顺和经营的货物多由德国运来，而后在青岛销售。顺和洋行办公楼规律排列的拱窗与对面哈利洋行同样处理的窗户相互映照，显现出了一种相同的审美趣味。在整个德国租借地时代，工业和商业建筑设计外挑阳台和夸张的山墙成为流行模式，其根源也在文化背景的近似性。随着经济活动本土化的扩大，这种符号化的都市趣味也不断向本土商人蔓延。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后来多次出任青岛商会会长的隋石卿，早年的商业活动曾和顺和洋行有关。 隋氏少年时随德国传教士在烟台学习，后由德人引荐至青岛德商顺和洋行， 充翻译及买办。1914 年德侨撤退后，隋石卿接掌顺和洋行资财并开设华信木厂， 1920 年开设华昌铁工厂。华昌铁工厂是当时规模最大的铁工厂。该厂系隋氏出资购买德国商人在天津路设立的一家小厂扩建，承揽水道部、发电厂及纺织厂的机器修理和配制零件， 后改名为利生铁工厂。1923 年隋石卿跳跃性地成为新创刊的 《青27　罗兰德·贝恩没有和其参与投资的顺和洋行一同等到 1914 年的秋天离开青岛，之前他将俾斯麦大街的住宅出售给了在津浦铁路征地筑路过程中暴富的铁路总办李德顺。而诸如贝恩与李德顺这样的地产转换，也正是租借地时期投资变化频繁的城市常态。28　韩同文《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传略》，《山东文献》28 卷 3 期（2002 年 12 月），第 14-24 页。

266 267岛晨报》社长， 1925 年并出任山东银行青岛分行经理。这个因势利导的过程，显现了本土商人与租借地时代工商文化在精神脉络与趣味上的连续性。尽管发生了 1914 年的日德青岛围困战并导致德国资本的全面消匿，但青岛工商业的发展态势，并未衰减甚至更上层楼。在 1910 年代日本管制末期，青岛的进出口贸易活动依然呈逐年上升趋势，统计显示：“民国九年与青岛贸易最多者为日本，约占三成三分；其次为上海、大连、香港、英国等处。查该年输出货物最多者，为花生油，计四百余万两，其次为花生米、生丝、铁矿、石炭、烟叶、焦炭、盐、鸡蛋、绢、棉花、豆油、小麦、梧桐、豆饼、生牛、牛肉、牛皮等货，均超过百万两以上。至进口货内大宗之货物， 为棉货类， 值九百〇二十四万两， 烟卷、 木材、 纸、 红糖、 绸缎、米、洋油、面粉、白糖等，均超过百万两以上。”

顺和洋行所处的霍恩措伦路辉煌的时间很短，随着大港码头的建成，这条 450 米长的街道随之丧失开拓期的繁荣。 在1914 年后的日本占领时期，已成为胶济铁路青岛起始站通道的霍恩措伦路改名为姬路街，见证了日本工商资本大规模进入青岛后的肆意妄为。 1922 年中国收回青岛后，这条街始称兰山路。与此同时，顺和洋行董事贝恩住宅所在的俾斯麦大街，也在经历了日本时期的万年町称谓之后，改名为江苏路。1923 年 4 月 26 日， 青岛日本商业会议所编辑的一份 《经济周报》 创刊，标志着青岛主权回归后日本资本的工商业，转入一种更具市场竞争色彩的青岛生存时期。而同期的日本资本，已在纺织、印染、榨油、火柴、建筑、土产贸易、酿酒、水产、洋灰、印刷、航运等行业建立了稳定的市场。就商业而言， 1923 年 11 月北京《商学季刊》刊登的《青岛济南商工业调查年 11 月北京《商学季刊》第 1 卷第 4期 P5。30　1922 年在更换具有殖民色彩的街道路名时，当局将原总督府大楼以南的几条马路，使用了山东南部地区的许多县名，比如沂水路、日照路、莒县路、蒙阴路和郯城路等，惟对临沂路这个名称颇费斟酌。因为在热河路与大连路交汇处，已有一条临邑路，为防止发音混淆，最后使用了临沂在清代的旧名兰山。记》 ， 比较了中日资本的不同组织形态与经营状况： “青岛华人商业组织，资本虽少，但多另有财东，负无限责任，故财力充实，信用亦著，其为公司组织者，比较鲜少。至日人方面，则公司组织数目，自民国四年以来，日有增加， 成功者固多， 失败者亦复不少， 除少数有信用各家外， 营业成绩，均为不良，股票价格，均在票面一下。”

及至 1930 年，日本资本在青岛工业企业的投资规模，已呈泰山压顶之势，几乎难以撼动。据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刊登的《青岛日人之工业投资共一亿一千五百万元》的调查显示：“德人占据青岛计十六年，日人占据青岛计八年，至今我国接收亦已八年，而德人在青岛之势力，已消减殆尽，日人之潜势力，至今犹根深蒂固，不论政治上经济上我国处处受其牵掣，推原厥因，日人在青树立经济上之坚固基础使然也，日人在青之商业投资，一时不易调查，至工业投资，据最近调查计一一四、七二三、〇〇〇元，超出于华人之投资于工业者，数十百倍。”

面对日本资本的长驱直入，教师刘少文 1929 年在《青岛百吟》里面，对馆陶路青岛商品陈列馆的建立，禁不住发出了一声感叹：“果然人造夺天工，花样翻新迥不同。建国正当廿世纪，全凭商战震寰中。”从建筑、筑港、发电、屠宰、啤酒、汽水、土产、贩运、蛋业、面粉等都市服务类工商业起步， 到以金融、 信托、 纺织、 印染、 榨油、 物产、 盐业、运输等具有开阔市场的工商业门类确立崛起标志，是青岛城市开发期向城市拓展期过渡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个过程中，都市工商业对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的改变，无疑举足轻重，都市工商业的文化趣味慢渗透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最终成为一种不分彼此的都市文化集合体。年 11 月北京《商学季刊》第 1 卷第 4期 P6。《经济月刊》第2卷 第8期P 1 。

268 269破冰之旅青岛的本土工业开创，始终和城市化息息相关。发生在这其中的种种创业传奇，增添了青岛工业文明版图上动人的成长细节。 1901 年，一个叫李在惠的人在台西四路 13 号设立德盛洗衣局，成为青岛第一家洗染企业。1919 年 9 月，经营洋杂货的福顺泰商号经理杨子生投资两万银元，在台西镇创办维新化学工艺社，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化学染料厂，同时也标志着青岛化学工业的诞生。李在惠和杨子生的故事，仅仅是众多本地华人尝试工业化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突出事例，而他们所代表的，则是青岛最早的本土工业文明。1918 年夏天，当一个中年男人率领着另外 30 个赤露上身的男人，在城市西北一块坡地上开始瑞祥和事业的时候，他们显然并不知道，一干人在太阳底下着手铸造的，并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机器零件或铸管，而会成为整个城市华商工业的动脉管壁。这些随着天气的变化稍后穿起了粗布短衫的劳动者，成为了一条泥土路上最早的产业工人，也成为被记录下来的青岛第一批创业者。 瑞祥和铸造厂起家的地方， 后来陆续出现了兴成油坊、谦益当、新文化印刷社和景春楼、四时春等大小商号，共同组成平滑肌发达的弹力纤维组织，搏动起一个起起伏伏的工商时代。从前山东巡抚周馥开始，安徽建德的周氏家族和青岛的联系，至少延续了三代。除了曼延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的种种瓜葛，连接起这个庞大家族与青岛的重要纽带，是一些成规模的商业投资。作为本地最早和最大的华人投资集团，周氏家族通过包括华新纱厂在内的经营，成功扮演了华人实业领袖的角色，开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周氏财富时代，成为解读青岛工业和经济进程的重要坐标。作为山东巡抚，周馥在 1902 年选择对德国青岛租借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破冰之旅。 回到济南后， 周馥即上疏奏请在山东铁路、 矿山购买华股。1904 年周馥促成济南和周村两处商埠的开放，并通过竞争，迫使德国的山东矿物公司最终破产。 1912 年前后周馥曾有举家迁居青岛的计划，并事实上在青岛生活了一些时间。周后来在青岛进行的频繁活动，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包括他与儿子周学熙购买沧口德国缫丝制品公司的土地和厂房，建立起现代化的华新纱厂。

周学熙，号止庵，1893 年癸巳科举人，原在浙江做官，1897 年任开平矿务局驻上海监察， 后跟随袁世凯到济南。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周学熙被委任为天津候补道，主持铸制铜元。 1903 年 3 月周学熙受袁世凯派遣到日本考察，把 40 多天所见所闻写成《游日记》，提出了“振工兴商，富民强国”的主张。回国后，他被委任为直隶工艺总局的总办。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后，向慈禧和光绪皇帝推荐周学熙进京“总理京师自来水”事宜。经过两年的努力， 1910 年 2 月 10 日周学熙将自来水引进京城。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后， 周学熙担任了两任财政部长， 同时兼任税务处督办。期间他大力整顿税制， 兴办银行， 发行新货币， 使全国流通货币得以统一。周学熙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办实业，除了青岛的华新纱厂，他创办的企业还有北京自来水有限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大苑实业银行、兴华棉业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唐山启新机器厂，以天津和青岛为基地，形成了一个“周氏企业集团”，资本金额高达 4000 多万元。周学熙的次子周志俊 1918 年任青岛华新纱厂见习董事， 1925 年升任常务董事，主持厂务。在日本六家纱厂形成的包围和剧烈市场竞争中，周志俊在华新厂废除封建式管理， 推行科学管理制度， 苦心经营， 逐年扩充，到 1937 年“七七”事变前，青岛华新纱厂已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棉纺织全能厂。

瑞祥和铸造厂 1918 年夏天的开拓之举，到 1931 年结出的果实却令人喜忧参半。 就本地铁业工厂的发展来说， 一方面是华资胶济铁路四方机厂、33　周馥有六个儿子：周学海、周学铭、周学涵、周学熙、周学渊、周学珲，除三子周学涵夭折外，其余五子均在光绪年间先后步入仕途。可是他们的兴趣大都不在官场，凭借父亲周馥在北洋奠定的经济和人际关系，以各自的学识才华，另辟新路，大展宏图，1865 年出生的周学熙，是他们兄弟的杰出代表。34　周志俊 《青岛华新纱厂概况和华北棉纺业一瞥》 ， 青岛市志 《纺织工业志》 附录 4。

270 271海军铁工厂、 源盛炉铁工厂、 德盛荣铁工厂、 合顺成铁工厂、 增利炉铁工厂、源成铁工厂、 正祥和铁工厂、 复盛铁工厂、 万顺铁工厂的叮当之声不绝于耳，一方面是日资胶东铁工厂、津野铁工厂、梅泽商会、铃木铁工所、昭和铁工所、日进铁工所、松山铁工所、原田铁工所的突飞猛进。尽管华资铁工厂在数量上勉强占据了优势，但除了四方机厂和海军铁工厂外，多规模不大，与日资铁工厂势均力敌。

根据 1931 年 6 月 《检验月刊》 的数据， 栾宝德领导的胶济铁路四方机厂，资本金为 227 1900 元，职工 1494 人，远远超过了其他华资、日资铁工厂的职工总数， 是名副其实的行业龙头。 之前刘少文曾在 《青岛百吟》 描述， “四方机厂公园，近日大事布置，亦可玩赏，中有四望亭，联作：‘龙蛇兴大陆，鱼鹿跃灵台’云。”并称赞这里“叠山引水巧安排，四望亭空眼界开。十亩莫嫌园圃小，居然鱼鹿跃灵台。”一本《青岛百吟》里面，除了对自然风光的讴歌，刘少文向工业文明致敬的文字，寥寥无几。胶济铁路四方机厂的一方田园风光，差不多凑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全部骄傲。而在这一点上，国立山东大学教授黄际遇与刘少文的感受，可谓异曲同工。但是，站在更开阔的视野上看，青岛工业破冰之旅下面的生存之路，并非前程似锦。面对复杂的发展局面和来自业界、政府、大众、学界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陈秉直在 1934 年出版《青岛工商季刊》撰写了《青岛市与工业》一文，坦白承认：“吾国既成工业无论何地，均非常不振，其原因虽非常复杂， 然可归纳于内外两因之中， 技术不精， 生产失度， 组织不善等，是其内因也， 外商摧残， 捐税过重， 运费过高等， 是其外因也， 内因之来，由于业界之改善无方，政府之鞭打无策，学界（或专家）之扶助不足，外因之来，由于业界之自卫不足，政府之保护不周，人民之援助不力，故欲改进工业， 须业界， 政府， 人民及学界一致起而为之， 方得除其内外各因，而速收改进之实效。”

35　1931 年 6 月 30 日《检验月刊》第 20 期 P30-35。年《青岛工商季刊》第 2 卷第 1 期 P150。试验场作为 1930 年代“中国制造”屈指可数的工业试验场，青岛无疑被寄予厚望。在陈秉直开出的改进药方中，业界、政府、人民、学界共同负起责任，统一立场，被视为“重中之重”：“是以凡站在业界之立场者，应以利国福民主旨，而本相互扶助之精神，共策事业之发达，即对外应一致进行，共同防护，对内应力图改善，多求援助，不可自私自利，相入厄途，而为外商造机会；站在政府之立场者， 应以保护产业为职责， 而实行减轻税收，减低运价，制止外商，跋扈，融通急需资金，奖励改良研究，提倡产业合理化等保护政策；站在人民之立场者，应于实质上援助业界，即于资金之借贷，原料之购买，劳工之招募诸点，应多与业界方便，俾事业进行顺利；站在学界之立场者，应于技术上扶助业界，即于计划设计及改良研究上，应力加指导，使技术时有进步，如此齐力以图改进，则不期工业发达而自发达，必矣，青市工业之改进，即非以此群策群力之法为之不为功。”

作为制造业的业界代表，丛良弼、尹致中都被视为青岛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坐标，也是“中国制造”青岛试验场的早期尝试者。这个山东蓬莱人年青时远行日本，出任天津东顺德驻大阪公号经理，后在烟台自开东顺泰商号经营火柴生意，并设分号于天津、青岛和大阪。 1913 年丛良弼在大阪集资 20 万元，在济南开办振业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山东火柴工业的创始人。之后丛有多项乐善好施的记录： 1922 年 7 月在今新泰路创办世界红卐字会青岛分会，从事放赈施医等慈善事业。该会 1935 年迁至大学路与鱼山路口后，续设有慈幼院、慈济医院、职业学校、女子小学和救济队。青岛的火柴生产起步于 1916 年。此前市民所用火柴部分来自外省，部分来自国外。1916 年日本大阪磷寸株式会社首先在青岛创办山东火柴公司，1917 年日商又建起明石磷寸工场，1924 年华祥磷寸株式会社也投入生年《青岛工商季刊》第 2 卷第 1 期 P150。

272 273产。1916 到 1924 年，日商在青岛开办的这些火柴企业，基本上垄断了青岛市场。1922 年 3 月出版的一期 《银行周报》 在 《日人经营青岛工业之概况》中显示，已成立的日资青岛火柴制造工厂，有青岛磷寸株式会社、山东火柴公司、东鲁磷寸株式会社、福隆磷寸株式会社，同时一家复有济鲁磷寸株式会社也在筹备中。已有日资四厂，总出品每日达 130 吨，并且所有一切原料，咸由日本输入。

1925 年丛良弼投资 30 万元，在青岛曹县路 29 号开始筹建振业分厂，1928 年投产。企业有职工千余人，生产蜘蛛牌和三光牌硫化磷火柴。振业青岛厂区还设置了仓库、宿舍、医务室和澡堂。 1930 年，济南、济宁、青岛三厂组成振业火柴股份公司，董事会设在青岛，丛良弼任董事长，丛贯一任总经理。1931 年后青岛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商在青岛开办的火柴制造业受到冲击，不仅华商振业和华北两个厂产量销售有增加，且又有信昌、明华、振东、鲁东等厂相继投产。到 1934 年青岛已有火柴厂 13 个，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火柴生产基地。一份完成于 1934 年下半年的统计显示，1932 年全国销售火柴总计 555402 箱，青岛为 212104 箱；1933 年全国销售 690062 箱，青岛为 223066 箱；1934 年上半年全国火柴销售较上一年同期略有减少，青岛所占数目，仍为全国之冠。

战后行业恢复，到 1947 年年中青岛的火柴企业已增加到 20 家，有工人 2481 名。就工人数量而言，除去占绝对优势的纺织、染织业，仅次于钢铁业的 3004 人。一年之后，另有统计显示，青岛的新老火柴厂已增加到37 个。和华商火柴制造业照亮的“中国制造”青岛版图遥相呼应的，是尹致中在青岛创办的冀鲁制针厂。这家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制针厂，不仅使尹38　《日人经营青岛工业之概况》，1922 年 3 月 28 日《银行周报》第 6 卷第 11 期P26。39　玄贞《青岛的火柴工业》，1935 年《海王》第 7 年第 36 期 P648。40　王伯条《青岛工业与工人》，1947 年 7 月 25 日《中国劳工》第 7 卷第 7 期P12。致中成为华商制造业的一代榜样，也让青岛成为抵制洋针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人们相信，从 1924 年东渡扶桑进入广岛制针厂起，这个来自山东莱阳的青年人，从未丢失过对“中国制造”所抱有的希望。

1929 年尹致中先创办忠记针厂，后在筹得天津、济南等商号的四万元股本后，选址青岛利津路 8 号筹建冀鲁制针厂， 1931 年底正式投产。多年的探索经历使尹致中悟出了一个道理 ： 仅仅靠引进技术换不来真正的市场，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方能自立自强。他高价购得日本最新发明的“连三制针速度机”图纸，组织人员反复研究改进，研发出新型 CCY 式制针机。该针机能将过去需要三台机器分别进行的砸鼻、穿孔、切断等三道工序独立完成，提高效率 200 倍，同时节省原料，大大降低成本。此项发明获得国民政府注册专利，被实业部授予一等奖，还被铁道部授予全国铁路工业展览会超等奖。

在将由日本进口的各种原材料逐一进行国产代替后，尹致中开始瞄准制针模型技术。他以优厚的条件从日本聘来制针模型技师真田，并挑选徒工胡慎五到真田家里当佣人。每天晚上从真田寓所家出来，胡慎五就到尹致中家中练习试制针模，然后再把试制出来的针模拿到厂里去实验。经过半年多时间，制针模型实验成功。正是通过技术引进和革新，冀鲁制针厂趟出了一条民族工业的自立之路。 冀鲁制针厂生产的 “警钟” 、 “黑龙” 、 “兽王” 等品牌民用和工业钢针，行销全国， 并出口南洋、 印度一带， 是当时中国少有的能赚取外汇的产品。从青岛出发，尹致中实业救国的路线图相继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开花结果。丛良弼、尹致中两人，一个生在蓬莱，一个家乡莱阳，早年经历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有在日本直接积累工业化经验的过程。 “远行日本” 和 “东渡扶桑”让两个人比其他国人更容易近距离地清晰观察、判断中日两国悬殊的制造业技术与工艺水平，更清醒彼此之间在制度、文化、观念与国民41　孙保锋《青岛民族工业百折不挠》，《青岛日报》2011 年 5 月。42　参见徐畅著《鲁商撷英》（第六章），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版。

274 275性上的差距，并就此奋发图强。从中国来，到日本去，再回到中国制造的本土试验场中励精图治，正是丛良弼、尹致中这一代实业家摆脱落后困局的本能选择。就个人抱负与责任实现而言，他们应算是无愧于时代的成功者，为青岛都市文化增添了具有榜样力量的“精气神”。和火柴制造业与制针业比较， 青岛烟草业的 “中国制造” 道路更加艰辛。抗日战争爆发前，青岛共有七家烟草公司，其中英、日、朝商各一家，华商资本四家。在英商公司资源垄断、技术水平、员工素质、生产能力、市场推广占绝对优势的极端不利条件下，鹤丰烟草公司、山东烟草公司、崂山烟厂、 泰东烟草工厂等华商卷烟工业玉汝于成， 同样积累了不凡的履历，为青岛华商工业史写下了光荣篇章。以青岛的地理形势来说，如果丛良弼、尹致中、栾宝德、周志俊这些工业领袖是一个一个性格各异的点，行业是一条一条环形交叉的线，那么本土工业光荣的最后聚成，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扇面：以青岛前海栈桥为起点，沿着铁路线，沿着丘陵的谷地，沿着河流和道路，沿着前人探索出的经验路径，向陆地的开阔纵深探索、生长、扎根。尹致中晚年曾描绘青岛 1930 年代的工业布局说：“工厂区並无严格之划分， 但亦非散漫无定， 大致市区工厂及各业制造场地多建立于登州路、台西一路、朝城路、四川路、巨野路、贵州路、团岛一路、团岛二路、昌邑路、昌乐路、青海路、曹县路、劳山路、泰山路、宁海路、顺兴路、华阳路、洛口路、寿光路、广饶路、辽宁路、诸城路、滨县路、孟庄路、佛涛路、珵口路、蒙古路、沾化路、归化路、营口路、大名路、台东八路、利津路、和兴路、西山路、长春路、桑梓路、浦口路、云门路、威海路等或一部或数部。”几十条道路铺设出来的本土工业地图，不可不谓之波澜壮阔。1946 年 9 月，一篇题为《青岛剪影》的城市观察曾描绘说，“自蒙古路到沧口，一路上烟囱林立，红色的房屋都是工厂。有酒精厂、卷烟厂、机器厂……等。但最多的还是纺织厂。而且大多数都集中在四方和沧口附43　尹致中《靑岛浮雕》，1979 年 3 月 20 日《山东文献》第 4 卷第 4 期。近。 沧口北端楼山旁边的一所不知什么工厂， 那么十二枝烟囱都没有烟。 ”截止到 1947 年夏天，青岛进入统计的工业企业总计有 1097 家，产业工人 37467 人，涉及纺织、染织、面粉、胶皮、化学、电业、钢铁、木材、造纸、皮革、蛋业、酱油、被服、烟业、磨坊、印刷、酒业、肥皂、油业、火柴、窑业、棉业、骨胶、玻璃、点心、营造、草绳、西药等接近 30 个工业类别。工人集聚区有统计的工人数据，四方人数最多，为 10142 人；沧口次之，8324 人；台东 5466 人。 其余地区， 仲家洼708 人， 小村庄668 人，吴家村 978 人，太平镇 685 人，大港 104。至此，一个由企业主、职业、工人、工人家属、工人居住区、车间班组、后勤服务、子女教育、公共医疗共同构成的工业社会网络，已经星罗棋布，包罗万象。与此同时，经过了工业化的大规模扩展之后，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开始了由工业化流水线上的零配件，向具有自主性选择的产业工人的历史性过度。大港海滩上的宿命和台西的城市基础工业，台东的火柴、面粉、制针业，四方沧口的机车制造、纺织、橡胶工业比较，大港东北一带在 20 世纪前 40 年弥漫着的种种工业传说和商业神话，如同上海苏州河一带工业和藏储区对城市进步的贡献一样，命运多舛，起伏跌宕。在这其中，祥泰木行青岛锯木厂宿命般历经兴亡的故事，不可不谓之诡诞，令人禁不住长吁短叹。在香港注册的上海祥泰木行一战前由德国人创办。德国战败后改由英国人经营，持股者则有英、美、德、日等国商人，后来股票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英商安利洋行，是祥泰的财务顾问。上海犹太财阀如沙逊、哈同等，都与祥泰有财务上的联系。

44　王伯条《青岛工业与工人》，1947 年 7 月 25 日《中国劳工》第 7 卷第 7 期P12。45　姚鹤年《英商祥泰木行的兴衰史》，《上海地方志》1993 年第二期。

276 277当时从美国进口洋松，几为祥泰所垄断。 20 年代中后期苏联因财政困难， 曾与祥泰签订合同， 廉价供应西伯利亚红白松。 由海参威南下至上海、天津、青岛的运木船接踵而来。后来苏联单方面声明退出，祥泰为此提出控诉，官司一直打到了日内瓦国际法庭。之前祥泰曾在福建山区设立锯木厂，但因木厂聘请的牧师被当地农民杀害，祥泰迫不得已只好把福州锯木厂迁到青岛，并采用电机加工木材。祥泰有几家基本主顾，如英商大英烟草公司和美商美孚火油公司，祥泰长期供应的包装木箱和烤烟大桶用的板材，每年以数万立方计。 20 年代初，上海营造国际饭店大楼，合同中规定，承包营造厂必须用祥泰的木料。上海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和其他楼厦建筑工程，所用的打桩原木， 也由祥泰从国外购进。 当时修铁路、 建码头以及电讯所用的木材，十之八九也购自祥泰。1922 年，祥泰木行向胶济铁路局订立 25 年租约，租用大港附近一块60 多亩的地皮。此处原系海滩，后被填为平地。祥泰在这里盖起锯木厂及成品仓库，修建了纵横交错的轻便铁路，同时还在大港二路上建造了一所办公大楼。据知情者回忆，祥泰办公大楼建成后的很长时间里，应英国领事馆的请求，当局曾派警察在大楼前昼夜站岗巡逻。七七事变以后英日关系恶化，祥泰楼前的警察没了人影，祥泰只好自己招募了一批白俄难民巡逻。

1930 年的统计显示，除了祥泰木行外，同时期青岛另有和田木厂和青岛工作所两家日资锯木工厂，但投资规模都不大，似对祥泰木行构不成竞争威胁。

青岛沦陷初期，祥泰木行经营未受影响。不料人算不如天算， 1940 年深秋之夜，因为楼上电线漏电，祥泰厂区发生了一次毁灭性的火灾，导致惨重损失。当时火光冲天，在现场的工程师裴克伟及职工都惊吓的呆若木鸡。赶到的消防队见火势凶猛，亦无计可施。这场青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46　武进、周宏杰《英商祥泰木行沿革概况》，《青岛文史资料》第六辑，第 51 页。《经济月刊》第 2 卷第 8 期。大火连续燃烧了几十个小时，地上的一切全成灰烬。祥泰在上海英国皇家公司保有火险，公司特派老资格公证人来现场作调查，结论是漏电引起。于是，工厂凡烧成灰烬的，以账据为凭，全部由保险公司赔偿。祥泰因此获得赔偿费 125 万美元。但随后的恢复，则非容易事情。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接管了英美在华的全部财产，祥泰的历史也宣告结束。战后，青岛的木材业获得了快速恢复。到 1947 年已有构成 28 家，合计产业工人 479 人。据知情者回忆，在众多的洋行中，祥泰比较善待职工，职员在年终结算时，不管盈亏，都能分到一定比例的类似佣金的花红。所以，职员的实际收入，比青岛别家洋行略高一些。同时，木行每月还拿出相当于职员工资的十分之一来专册记载，作为养老的公积金，退休时发给职员。当时，青岛祥泰的一些福利措施有：公司负担每个职员一日三餐饭食费用，职员家属也可在公司吃饭，由食堂将饭送至家中；大小职员都领房租津贴，单身者免费住公司宿舍；职员每两年有一个月探亲假，不论家乡远近，均报销旅费；聘请美籍刘吉赞大夫及德籍许伯德大夫作为特约医师，职工可到他们的诊所看病，重大工伤或需要住院治疗的，可转入大医院，由公司负担费用。 另外， 公司还组织了祥泰俱乐部， 购置了书籍杂志和箫、 笛、 京胡、口琴、手风琴等乐器，并组织踢毽、跳绳及打乒乓球等体育活动。祥泰篮球队在当时很有名气，部分队员还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华北运动会和上海的全国运动会。被烧成灰烬的祥泰木行，后来踪迹全无。但是其在大港一带曾经编制的种种佳话和神话、光荣与梦想、挣扎与努力，却成为了青岛工业化生长史上涂抹不掉的记忆。祥泰木行是青岛城市化之后工商业国际化持续运转的一例，资产配置、经营模式、运输渠道、上下游产业链、技术工艺、商业保险、职工福利一应俱全，就先进性、规范化与人性化似乎都无可挑剔，本地生存史却不过十几年就呜呼哀哉。就祥泰木行的青岛实践而言，时代错位与企业扩展的48　1947 年 7 月 25 日《中国劳工》第 7 卷第 7 期 P12。

278 279双向悖论，在城市化的逻辑存在上显现出真实的荒谬。鸠工勒石者以“实业救国”为个人使命的工业化探索，是早年青岛华商绵延不绝的一条行走线索。这在诸如周学熙、周志俊、丛良弼、尹致中这些工业实践者身上，不难找到共同点。其中呈现的传统文化精神，贯穿了摸索与尝试的始终。陈孟元从东北再到青岛的从业历程，显现了一个商人的审时度势与灵活性。在 1930 年代的青岛，陈孟元的印染故事，像个鲜艳的中国式表情，也是性格化的自我拯救缩影。陈孟元和镶嵌在海泊河边的阳本印染厂，在成就了一段不凡经历的同时，也为青岛华商艰难的本土开拓史，涂抹上了一层抵抗衰落的光斑。陈孟元 1894 年出在掖县，大约在 16 岁时抵达黑龙江黑河，尝试从事一些和贸易有关系的商业活动，随后被派往俄国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关于陈孟元的不连贯资料显示， 1910 年似乎是这个掖县人的财富积蓄元年，也是他戏剧性人生的开端。传说陈孟元在黑河、哈尔滨先后与人合伙经营过烧酒和杂货店， 1928 年到沈阳开设聚丰福印刷厂，随后创办太阳烟草公司。 陈孟元早年的创业史， 围绕着双合盛、 全兴瑞、 聚丰祥等商号起起伏伏，实质上存在着许多不清晰的地方，人们并不清楚地知道在 1910 年到 1928年的这 18 年，陈孟元究竟是如何完成了充足的资本积累的。笼统看，这期间陈孟元以贩卖为主的经营活动， 前后涉及了花布、 橡胶、 烧酒、 粮油、 水果、水产等多项内容。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孟元的发展受到限制，乃酝酿到关内寻觅出路，1933 年转向青岛投资。 对掖县人陈孟元而言， 这个时候的青岛，不论是文化背景、人脉关系、地理位置还是投资环境，都是屈指可数的理想去处。由印刷业和烟草生产转向印染，似乎是陈孟元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敏感观察。之前，陈孟元发现鲁地除了常年消费传统的色布之外，妇女多喜穿用日本的各色花布。而华北一带的染厂及染坊，只能染整各种色布，没有一家能用印花机器印染花布的工厂。而与之相关的计算还包括，假若年产一万匹花布，仅关税一项，就能减少成本两万元。于是陈孟元决定在青岛创设一家机器印染工厂，生产花布。阳本工厂的老职工李心斋回忆：“他在沈阳挣了钱，上青岛来了坐着个车，每个地方逛逛。你比如说坐着车走到国棉一厂，问这是做什么的，织布的，织什么的，织白布；到国棉二厂那里，问这是做什么的，也是织白布的；到国棉三厂那里，问问也是织白布的。他那个脑子一转，这么多织白布的，没有一个印染厂，不行。他才上了这里，成立了一个印染厂。”

陈孟元从沈阳太阳卷烟厂调来 20 万资金，开始筹备建厂。工厂的选致花费了一些时间，因为印染业需要大量用水，须选择地下水源充足的地方。最后陈孟元选定海泊河附近一块约 50 余亩的空地作为厂址，经呈请政府批准后开始建厂。海泊河发源于浮山西北，流经东西吴家村前折西北流入胶州湾， 是青岛城市化后最早开辟的水源地， 并且离海岸线不过一里，供水、排污都非常方便。之前，日资大康、内外棉、隆兴三家大型纱厂，都已选择在海泊河入海口建厂，和陈孟元的印染厂地块一衣带水。因建厂资本来源于沈阳太阳卷烟厂，故陈孟元为青岛的这个印染厂取名为阳本。在工厂建设期间，陈孟元自己赴日本采购了整套的印花机器及其附属设备，并聘请两名日本技师，负责指导工厂的技术工艺。不料在刚开始试车中，就发生染色事故，致使 600 多匹坯布全部腐蚀报废。陈孟元遂辞退日本人，由上海聘来技师刘申悌，并从他沈阳的聚丰福印刷厂和太阳卷烟厂抽调十多名技术人员，由陈孟元的弟弟陈子和带领来青支援，终于试车成功。之后陈孟元又派出技工杨月松前往上海，在经营进口德国染料的德孚洋行学习印花配色。半年之后回到工厂的杨月松与助手孙级三等密切配合，闯过印花工段生产难关。 1934 年陈孟元再从沈阳烟厂调来 20 万元，作为流动资金保证阳本工厂的开工生产。当 1934 年陈孟元终于长舒出一口气的时候，《旅行杂志》刊登了朱枕49　青岛电视台编导于荣健采访李心斋录音。

280 281薪的一篇 《青岛纪游》 ， 记录前一年的青岛游踪， 行有崂山九水、 李村、 沧口、会全炮台、劈柴院、阴岛、薛家岛等地，记有康有为、洪述祖、南亩闲人、李村仙女、沈鸿烈、图书馆、济良所、戒烟所、民生工厂、平民住宅、老爷庙等地方人事。并说明有储铁生、储晋芳、姚伯华、魏步微等陪游。其中的陪同者储铁生，与东北关系紧密。储氏毕业于东北讲武堂， 1916 年 3月司法部批准增设铁岭、锦县、洮南地方审判厅，储铁生出任铁岭地方审判厅书记官长。1923 年储氏转任辽阳县知事，后任吉林怀德地区地方官。1926 年哈尔滨特别市成立，以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局长身份出任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局长，同年兼任哈尔滨特别市参事会参事长，并任东北水道局局长。这个时间段，陈孟元恰好也在哈尔滨贩卖美国香烟。 1931 年日军占领东北后，储铁生转任青岛市社会局长及青岛市政府高级参议员。储铁生入关两年后， 陈孟元也转入青岛投资， 一路腾挪东北资金支持阳本周转，直到 1937 年底青岛成为“焦土抗战”现场。青岛沦陷后， 阳本印染厂停产， 陈孟元携眷回到原籍， 后又去沈阳匿居。阳本印染厂与日资合作重组， 改名兴亚染织株式会社。1945 年日本投降后，当局以敌产接收该厂，陈孟元经过一年多交涉，终于获得将阳本印染厂原有的不动产全部发还，同时对日本增建部分及遗留物资，通过政府的标卖出资承购。1947 年 8 月，阳本印染厂陆续恢复生产。到这个时候，陈孟元独立经营阳本印染厂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过五年。从 1899 年到 1949 年， 在诸如李在惠、 杨子生、 周学熙、 周志俊、 栾宝德、丛良弼、尹致中、陈孟元的青岛华商工业过往中，贯穿着一种生生不息的责任意识，这就是：鸠工勒石，永奠丕基。这句话是 1930 年代的青岛市长沈鸿烈说的，铭刻在 1934 年 4 月 12 日建成的青岛船坞石壁上，这座万吨级船坞， 号称华北之最。 英国出版的世界造船权威杂志 《船舶年鉴》 认为，这“是中国唯一自己投资建造的船坞，质量设计均为优良。”青岛船坞所在的海军铁工厂，属于国有企业，地址在菏泽四路 1 号，由高凤华领导着 65 名工人“修理兵工器械”，每天工作九小时，员工每月最高工资 49 元，最低 24 元，普通 30 元，差距不大。除了胶济铁路四方机厂，青岛海军铁工厂在 1930 年代接近 20 家本土华资、日资铁业工厂中，不论生产规模、工人数量、工资待遇，都名列前茅。

【第四节 辐射】

城市化早期青岛与洋行的关系，很有些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一般的观点似乎是，先有了城市，才会有城市里的洋行；但又有一说，如果没有洋行和衣着讲究的洋行主手中花花绿绿的马克英镑，也许就不会有这个城市了。正如一条没有洋行的荒芜大街，最大的用途怕也是只可用来通马车。然而不管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青岛的早期城市化和洋行唇齿相依，都是不争的事实。崇尚平等、自由、契约、法治和利益的现代商业文化在青岛的不断扩散，形成了城市文化的整体流变，直至 20 世纪中期停止在不完善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叶知秋在青岛租借地核心欧洲区建立之前，先期抵达的德国投资移民已经开始进行零散的商业活动，他们大多居住在老衙门和大鲍岛附近，一些人并且在欧洲区完成建设之后依然住在那里。比如在 1901 至 1902 年老村落被拆除之前，德国光学仪器商兰德曼就把店面设在青岛村市场街的一间平房里，直到后来他在广西路购买的土地上建造起房屋。这是兰德曼们的欧洲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第一次直接触及青岛的本土传统。随着投资移民的不断增加和投资内容的扩大， 这样的介入随后就变得更全面和日常化了。大型日用百货公司在青岛的出现，是城市化开发以后本地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在提供可选择范围广泛的商品之余，也将一种现代观念50　1931 年 6 月 30 日《检验月刊》第 20 期。51　马维立 - 王栋 《在波恩关于青岛开发史的通信 （1897-1914） 》 ， 王栋译， 未刊稿。

282 283和消费文化带到了青岛，丰富了 20 世纪早期青岛城市文化的内涵。和传统的集贸市场不同，百货业在青岛出现伊始，就呈现出了现代型、设计性、国际化和较大资本投入的特点，代表者为广西路上的伯德维希商业大楼百货公司和吉利百货公司。卡比施有限公司投资的百货公司， 1900年至 1908 年间在伯德维希商业大楼的一楼营业，其后是德国商人葛瑞尔1911 年建立的吉利百货公司。吉利百货公司处在离前海最近一个街区的背面，周围分布着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候爵庭院饭店、德国邮政局、德国俱乐部、医药商店、餐厅、咖啡馆、音乐厅、理发厅等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建筑物和一些公寓及商业综合建筑。 建筑师里希特在设计时， 采取了欧洲城市百货商店的通用形式，售货区分占几个楼层。吉利百货公司兼营批发与零售业务，还设有观赏园艺部和商业园艺部，并有花卉、种子和植物供应部，配置社交场合必须的花束、花环、花篮及宴席装饰品，进口荷兰花，出口日本和中国花。刊登在 1913 年出版的《1913 至 1914 年德国胶州保护地姓名地址录》上的吉利百货公司广告词，称其是青岛最大的专业商店。经营范围包括：手工制品、流行商品。男女时装、童装、内衣、床上用品、新潮服饰用品、珍珠饰品、 香水、 化妆品、 玻璃器皿、 瓷器和葡萄酒、 甜烧酒、 香烟、 烟叶。

马克斯·葛瑞尔 1880 年出生，1902 年前抵达青岛并在中山路上开设了一家小型综合商店，同时他还担任中山路鲍曼商店楼上的梅特罗伯尔旅馆的经理， 直到其 1911 年在广西路开始建造自己的百货公司。葛瑞尔的财富积累轨道在 1914 年的战争中被改变方向，他失去了包括吉利百货公司在内的所有财产。从 1914 年 11 月到 1920 年，葛瑞尔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在日本战俘营度过。大约 1927 年至 1928 年葛瑞尔重新回到青岛，最终买回广西路上的房子，并重新开设起百货公司，直到 1946 年关闭。西洋商业文化的青岛移植，涉及了许多行业门类，也关联到方方面面。1899 年的时候， 青岛的一些和商人关系密切的贸易方面的法律已准备妥当。这包括处理好这个无关税地区和有关税限制的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的规定。52　见托尔斯顿·华纳著《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中英文对照版 1993，第 291 页。1899 年 4 月 17 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设立青岛海关的协议，目的就是要解决商人可能遇到的麻烦。从繁荣商业的角度出发，政府还采取了另外一些鼓励措施：商人们可以在青岛免税设立存放外国货物的栈房，同时也可免税进口内地出产的矿产品、煤、铁和矿石。在青岛的商人无需缴纳海岸税，便可从其它中国港口输入诸如棉花、蚕茧、皮革、羊毛等原料。那些平时出口受到限制的粮食以及其他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品，也都可在这里免税销售。许多大的德国贸易公司，参与了现代商业的青岛开拓。大约在 1902 年前后， 远东最著名的德资企业礼和在威廉皇帝岸西北建立起青岛贸易机构，成为本地最重要的德国贸易公司之一。熊伯格作为礼和洋行的股东 1899 年前来到青岛，经营礼和洋行的进出口业务。期间礼和曾经先后是汉堡轮船公司、德国克虏伯炼钢厂、蔡司光学器材厂以及美国古特立汽车轮胎等知名企业的代理商，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精密仪器、铁路和采矿设备以及军火闻名。1914 年客居青岛的谭延闿，在日记中保留了在礼和洋行存取款的记录。礼和洋行的买办余习之和西人大班，参与了与谭延闿的洽谈。从谭延闿在青岛期间曾购买大宗军火的事实看，其存入礼和洋行的款项，应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德国商人奥托·里特豪森抵达青岛的时间，比熊伯格和葛瑞尔都早些。他在青岛开办有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直到 1923 年死在青岛。里特豪森在青岛死去的时候，死灰复燃的西洋商业文化在青岛已经根深蒂固，并获得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因为这时候许多本土中国商人已经对此旌旗卷舒，像摆弄成文堂刊行的《韵府提纲》一般得心应手。不过，接下来的日子，却没有一成不变地有滋有味。 1939 年刘少文的《秋溪日课》第四册，从一个城市普通消费者的角度，记录了己卯年日见萧条的苦日子：六月廿四日 ： “近来本市百货腾贵， 大米二角一斤， 面粉七元二角一袋，豆油每斤五角，粗布每尺二角八九分，措大居此谈何容易”。53　里特豪森的死亡是一个意外，他是因被狗咬伤后感染狂犬病而死的。里特豪森独身，在青岛他有一段时间和一个中国女子一起生活，并且生有孩子。

284 285九月二十日：“游西广场，欲为镜儿買破衣御冬之计耳”。九月十六日：“又稍得钱往赎衣”。夏天到秋天，从百货店到西广场，再到当铺，一个中学教师紧巴巴的日子，手心里攥满了惶恐的汗水。1946 年 1 月 24 日，设计了吉利百货公司德国建筑师保尔 ·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在青岛去世。里希特的早期作品，还包括广西路侯爵饭店和中山路 1 号青岛俱乐部。 里希特是1914 年之后唯一留住青岛的德国建筑师，从 1920 年开始一直住在青岛，直到逝世。其后期作品，主要有 1936 年的德国教会学校和 1937 年新教教堂后面德国教会俱乐部。里希特死去半年后，也就是夏历七月十三日，雕刻家杜宗甫将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代理主席徐青甫所撰寿序刻于宽二寸长四寸象牙板，作为刘子山七十寿辰贺礼，赠与刘氏。刘子山孙子回忆：“就在大家团坐吃午饭期间，杜宗甫先生席坐，双臂支撑于双腿，象牙板和刻刀各握于左右手，置于餐桌台布之下，凝神屏气，一顿饭功夫即已刻就，在场之人无不之惊叹。尤其所刻家祖父画像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逼真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月后，一篇署名志青的《青岛剪影》发表现场观察说，青岛“这里也有几家日用品平售店，听说是依户口凭券平价配售日用品的。但说也奇怪，店里挤满了人买东西，门口附近却挤满了人卖东西。店内有的，外面也有， 虽然价钱不免要贵一点， 但比普通店内的还是便宜， 挤不进去的人，便在门口买一二样算了，毕竟都是‘平售’。”在“接收者”和难民不断涌入的青岛，吉利百货公司时代的门可罗雀，已非常遥远。《青岛剪影》 的作者以一种矛盾的口吻， 完成了这篇观察文章的结尾：“金风玉露，一叶已秋，青岛也早已穿起秋衣来了。我们从表面看起来，青岛确是有她媚人的地方，但如仔细一瞧，却会令人难过和悲痛。”桥头堡如果说最早的远洋航行多与发现有关，那此后漫长的航海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史，则更多转向货物转运，由此世界开始慢慢变得像一个被轮船连接起来的巨大的财富市场。 1897 年底，禅臣洋行一艘 1971 吨的货轮满载建筑工人及建筑材料抵达胶州湾前海栈桥。这是有记录的德国商船第一次进入青岛，以此为标志，这个尚无大型码头的沿海渔村，开始了其被动开放的历史。此后德国在青岛陆续设立了汉堡 - 美洲、禅臣、美最时、捷成和瑞记洋行等五家轮船公司经营青岛至欧洲航线，投入运营船舶多达 30 余艘，10 万总吨以上。早在 1892 年冬，奉旨驻防的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已在总兵衙门西边一华里处，建造了一座用于泊船和卸运物资的简易军用码头。 1897 年 11 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栈桥西侧海岸被用做临时的港口码头。从欧洲海港发出的商船停泊青岛湾外侧锚地，将货品分批装载于驳船公司吃水较浅的小船，在栈桥码头卸下后，露天堆放或存入海关仓库和各洋行自设的小型仓库。1901 年，后海以原大鲍岛码头为基础修筑的小港投入使用。根据最初的规划，这个完全用土石方填筑的小型码头，不过只是现代化大港码头的前奏，或者是其应急和辅助的方式之一。但租借地当局显然低估了民船贸易在青岛经济结构中的潜在张力，地理位置的优越和方便的交通途径，带来了大量的人员流动和活跃的民间贸易。于是小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和扩张力，出现在城市的经济活动中。繁荣的小港码头，逐步成为青岛民间贸易领域最为活跃的元素之一。来自周边地区的商贩用木船装载着粮食、蔬菜、瓜果等各种农副产品，在码头的堤岸上直接销售。一时间，小港一带民船之多，被形容为“舳舻相属，万里连樯，风帆遮海”。在小港码头逐渐成为民间贸易中心的同时，青岛的现代化港口最终确定选址。一号码头 1904 年 3 月 6 日投入使用，二号码头 1906 年竣工。1901 年 3 月 25 日，汉堡轮船公司开辟欧洲至青岛航线，此是青岛第一条

286 287远洋航线。隆重的开通庆典，被设计成一个合乎欧洲惯例的节日。1903 年 2 月，汉堡 - 美洲公司设立青岛分公司。这时汉堡公司经青岛的航线配有轮船 10 艘，通达鹿特丹、汉堡、安特卫普、马赛和上海、烟台、大连、天津。在整个租借地时期，德国船运公司的规模巨大。北德意志轮船公司投入轮船六艘，捷成洋行投入轮船五艘，瑞记洋行投入轮船 10 艘。同期还有劳埃德公司的邮船每月往返青岛、德国。

德国进入青岛后，太古洋行设立青岛分行，有轮船 16 艘，还代理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轮船 19 艘。怡和洋行的青岛公司经营沿海四条航线以及近海航线，有轮船 17 艘，并代理英国爱拉曼轮船公司轮船三艘。美国大来洋行 1901 年始兼营海运，经理航行中美的船舶和丹波公司的远东航线 。根据 1913 年度青岛商会报告的统计，过去一年青岛港口的航运业“呈现出了可喜的增长”，进出青岛港的轮船合计有 935 艘，净注册吨位1307474 吨。其中，德国籍 331 艘，572062 吨；美国籍 17 艘，35238 吨；中国籍 48 艘，28587 吨；英 国 籍253 艘，407156 吨；法 国 籍4 艘，13067 吨；日本籍 260 艘，222693 吨；挪 威 籍8 艘，12939 吨 ； 奥地利籍1 艘，3440 吨；俄国籍 13 艘，12292 吨。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急剧扩张航运，先后有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大连汽船会社和日清汽船会社等 15 家航运机构经营海运业。1918 年丹波公司使用 17 艘轮，船航行纽约经巴拿马运河至大连、青岛、上海线。青岛的华商轮船业在德国与日本管治时期还处在萌芽状态，只有烟台海运商的一些小轮船航行附近口岸。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商纷纷投资购船，在青岛成立船行。 1921 年 5 月有轮船 10 艘的裕盛船行成立； 1924 年 4 月中国最大轮船公司之一的政记公司设立青岛分公司，投入船舶 22 艘。随后54　青岛市史志办编青岛史志《交通志》第三篇《海运》。55　广东华侨文献博物馆馆藏《美国大来公司船期表。56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裕泰、 公祥、 长记等船行陆续开办。1928 年 8 月轮船招商局设立青岛办事处，经营沪青线和沪营线，每周开出 17 班。到 1933 年，在青注册的华商轮船公司已达 20 家，资本 180 万。到抗战爆发前，青岛华商轮船业已达 32 家。1936 年登记船舶 71 艘，总吨位 5.2 万吨。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在沦陷区的各分支机构，相继开始着手恢复。1945 年 9 月 21 日，奉命主持招商局青岛分局筹备事宜的方重由重庆搭机北飞，10 月 21 日到达青岛。从一年后方重执笔的《招商局青岛分局复业周年报告》中看，因之前招商局在青岛并无局产，所以自抵达青岛的第二天开始，方便着手分别接洽接收敌伪航产。六天时间，方重一口气接收了曾属大连汽船株式会社、东亚海运、大阪商船会社的七所房产，并同时接洽接收海轮两只、拖轮四只、驳轮四只。 10 月 29 日，招商局青岛分局在馆陶路 37 号原大连汽船株式会社址正式复业营运。 11 月 8 日，招商局青岛分局接收的兴隆轮开赴上海，随后在 14 日，来兴轮也开赴上海。资料显示，兴隆丸总吨位 3214.89，系敌产；来兴丸总吨位 553.09，系伪产。华北航政接收委员会青岛代表办公处抵达青岛后，方重不再代表招商局自行接收敌伪航产，而是由该办公处进行接收，然后转交代管。到 1946年 10 月，招商局青岛方面总共接管了由华北航政接收委交转的 27 艘船只，另外还有 9 艘船只，由处理局移交。依照要求，招商局接管的这些船只后来都分别发还原主或进行了标售。根据《招商局青岛办事处接收船只处理情形表》的统计，船只发还和标售多是集中在 1946 年上半年进行的。 6 月30 日，一李姓商人一次竞购了同利、华航二号等 3 艘船只。从资料上看，招商局在青岛除了接管华北航政接收委员会交转的船只外，还曾接管过小下帆船株式会社、军委会战运局青岛物资运输处、军政部派员办公处清理处、青岛航运公司、山东保安第 8 团和联勤总部第 9 兵站分监部等处的超过 28 艘船只，并也陆续进行了发还或标售。据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接收船舶档案》的记载，招商局青岛方面整个接收船只的处理，到 1947 年 4 月结束。根据统计，这 55 艘船舶的总吨位为 89760 吨。在 1946 年， 招商局青岛分局从青岛运出货物88922 吨， 旅客17524 人，

288 289同期输入货物 5324346 吨，旅客 72732 人。与此同时，招商局在青岛恢复和胶济铁路的联运，以青岛为接运地点，胶济铁路沿线各站为联运车站，上海、汕头、香港、广州为联运口岸。 1946 年，招商局青岛分局相继开通了青岛至大连、上海、天津、塘沽、秦皇岛、葫芦岛、营口等港口的航线，营运收入 52.11 亿元。同年 10 月，招商局青岛办事处改称为国营招商局青岛分局。从 1946 年开始，招商局的部分船只租给了许多民营轮船公司使用，其中就包括中兴轮船公司临时租用的北川轮。 1948 年 3 月 6 日晚，朱树屏在给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的信中说， “三月六日抵沪， 当即进行运酒精事，幸今日业已装北川轮”。在信中，朱树屏告诉赵太侔，此轮 3 月 7 日可离沪赴青。因为在上海遇到了“苦力工须仍借口贷满不肯装货”的麻烦，他同时提醒赵“原合同是运到青岛码头，惟是在由青岛码头装运到校尚亦甚或麻烦。或可由庶务处仍请青岛中旅社负责校本部。”1948 年 10 月 1 日，轮船招商局改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仍设上海，青岛设分公司。次年 6 月，招商局青岛分公司被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至此，从 1928 年 8 月设立办事处，到 1933 年改设分局，再到是次复业，招商局在青岛的营运活动，暂告结束。船来了，走了，泊下货物、西洋景和记忆，青岛就此和外部世界拉近了距离。长此以往，青岛开始成为一个文化传播扩散的桥头堡，新文化通过航运泊过来，再通过铁路传出去。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逐渐积淀着青岛都市文化的本土养分，培养出文化再生的土壤。契约的分量“街里”作为一个商业地理的代名词之所以持久不衰，不仅仅是因为沿街商铺林立的外表，更在于包括契约在内的商业规则的贯穿。在喧闹了半个世纪的中山路上，除了名目繁多的银行、商店、旅馆、戏楼、饭店、车行、旅行社，还包括了为数不少的保险机构。就数量来说，先后在青岛出现的各种保险和保险代理公司，不在某个单一门类的商业行当之下。就文化作用而言，保险行为所传播的财产契约保险观念，扩大并强化了都市运转的承诺与信誉内涵。 保险购买的是不可知的未来， 而让未来变得 “可知”的渠道，不过是一纸合同。于是，这张纸对城市行为规范的影响，就意味深长。在一般意义上，保险业是指将通过契约形式集中起来的资金，用以补偿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业。保险制度的雏形，诞生在古罗马帝国时代，经过诸如汉谟拉比法典等文件逐步形成分摊补偿条款。 1384 年签订的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保险契约，承保了从法国南部的阿尔兹运到意大利比萨的一批货物。其后，海上保险、人寿保险、火灾保险、防盗保险、航空保险、汽车保险和再保险等保险业务， 陆续在欧洲出现。 伴随着远洋贸易的拓展，1805 年英国海上保险业引入广州，并逐步进入日常商业活动。最早在青岛开发保险业和代理保险业务的，是德华银行、禅臣洋行、礼和洋行、北德国轮船公司等德国公司和银行。初期各业保险投入不为重视，保险商的业务范围只限于青岛与德国通邮通航地区的船货保险，保险额最多为 5000 元。但十年之后，包括火险在内的保险业，已在本土获得了广泛的市场支持。 1911 年度的青岛商会报告相信，“青岛的保险对于所有欧洲公司来说都是喜欢的，因为我们幸亏有宽阔的道路，广泛分布的上下水道系统，经过良好训练的消防队，以及在严格建筑监督下建成的牢固建筑物。所以在近几年中仅发生过几次大的火灾，这可以保证将来有健康的保险生意。”

规模化的城市开发与远洋港口的建立，培育了保险业的本土生长土壤。据不完全的统计， 1898 年至 1948 年间，仅在中山路营业的外国保险公司就有法国保太公司、日本辰马海上火灾保险、第一生命保险相互会社和代理保险业务的兴亚商事株式会社、华北运输公司等。同期青岛还有英资四海与保丰、德国鹰星、美资中华平安、日资冈崎合资会社及东京海上等保57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290 291险公司。

1913 年度青岛商会报告中有记录说，“由于没有大的火灾记录，近年来火险公司重又回到过去的好时光。一系列小火灾促进了该业务的开展。当然建筑业的迅猛发展同样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一方面业主希望保护自己的财产，另一方面抵押金提供者急切地盼望已抵押贷款的房屋能够得到足够的火灾损失补偿。”该年度报告描述，“一些来青岛定居的有钱的中国人在欧洲人聚居区建起了欧式的房子，火险公司的代理人决定降低此类中国人的风险额度。面对城市不断向偏远的贫困地区扩张，希望议会能够通过决议提供资金，以尽快建立起一只消防汽车队。”青岛商会 1913 年度报告中提及的“有钱的中国人在欧洲人聚居区建起了欧式的房子”的保险支出，能够搜索到的记录凤毛麟角，谭延闿的日记文本差不多是孤例。在 1914 年 4 月 12 日谭延闿青岛日记附录的“岛居预算表草案”中，除了“男仆七人，女仆八人，乳娘三人，丫头一人，月工赀七十六元。家人十八人，月费三十六元。火食月一百五十元。电每日四度，月卅元。水月十元”以及“煤二吨十八元。学费平均月三十元。零用月三十元”这些项目，并有“保险每月七元年八十元”的支出预算。期间谭延闿拥有裕兴里、文明里、是亦里三处供出租的房产经营，记录保险支出共 906 元。毫无疑问，诸如谭延闿这样的富裕华人移民的大量迁入，给青岛本地的保险业注入了活力。 1913 年的商会年度报告以肯定的语气表示，“不管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人数都在增长， 与之紧密相关的寿险业务也随之增加。德国公司依然不承保或有限制地承保中国人的风险，后者的业务由少数在东亚有名望的公司分摊。革命所导致的中国人的死亡无疑给那些为中国人提供保险的公司增加很大负担，然而及时快速的理赔使得为新风险保险的业务更加繁忙。青岛的代理人希望许多移居此地的有钱的中国人，不断给58　山东省情资料库《金融库》第二卷第四类第一辑《外资保险公司》。59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他们带来业务。”

在 1913 年，另外一份政府年度报告，则提及了活跃的建筑活动带动的抵押流通的日常化。这份报告确认，超过一百万马克登记有抵押。到 1913年 9 月底， 本地地产的总负债达到700 万马克， 其中150 万马克为保险抵押，另外 480 万马克摊给非中国所有人的地皮， 220 万马克摊给中国所有人的地块。值得提及的是，在 1913 年的时候，青岛已有两家英国公司开展了汽车保险和赔偿保险业务，承保的内容除了一定限度的物品损坏外，也对人身伤害及与其有关的赔偿承保。这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保险业务扩展，同样被这一年的青岛商会报告记录在案。1914 年 11 月日占后， 日本保险业的三菱、 三井等六家公司机进入青岛，业务对象以日商为主。北洋政府时期港口开放，英、法、德、美等国也都在青岛开办保险机构或代理处，共约十几家。这一时期外资保险机构虽有多国参加，但以日资居多，占据优势。英商太古、仁德、怡和、和记等洋行都代理保险，不论外商还是华商用他们的船装货，保险都须由其承揽。时外资公司承保的主要险种为水险、火险和寿险。保险金标准平均每保险额 1000 元收取保险金 6 元。1912 年后，陆续有华资永宁、华安、先施、上海等保险公司在青岛设立代理处，后又陆续增添了一些分支。业务也随着工商业和进出口的发展与日俱增。至 1922 年，青岛已有华资保险机构 10 家。至 1936 年，各类华资保险机构增至 18 家。与此同时，一些代理机构也参与了市场竞争，比如在中山路大陆银行三楼经营 “房地产买卖， 不动产抵押” 的兴业地产公司，就“代保水火险”。

随着保险市场的扩大，中资保险机构也相继进入到业务扩张时期。1933 年至 1949 年间，中山路上的中资保险公司则有： 62 号的中国保险、60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 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61　1934 年《青岛画报》第 7 期 P12。

292 29368 号的保丰保险、 70 号的华孚保险、 87 号的肇泰保险和长城保险、 91 号的大公、南丰和平安保险、 92 号的保安保险、 93 号的中华保险、 133 号的四明和宁绍保险、194 号的先施保险等等。而周边集中在天津路、湖南路、肥城路上的保险公司亦多达 30 余家。1938 年青岛沦陷后日资再次控制保险业。这一时期有外资保险公司42 家，其中日本占 31 家，其他各国保险机构多经营维艰。1940 年深秋之夜，大港附近的多国联合企业祥泰木行因为楼上电线漏电，厂区发生了一次毁灭性的火灾，导致惨重损失。这场青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火连续燃烧了几十个小时，地上的一切全成灰烬。祥泰木行在上海英国皇家公司保有火险，公司特派老资格公证人来现场作调查，结论是漏电引起。 于是， 工厂凡烧成灰烬的， 以账据为凭， 全部由保险公司赔偿。祥泰因此获得赔偿费 125 万美元。抗战胜利后，华资保险公司有了长足的发展。到 1948 年，在青的保险机构已达 40 余家，为最盛时期。这些保险公司与银行有密切联系，有些是银行投资，有些则委托银行为其代理。青岛的太平、安平、丰盛、天一保险集团即由金城、大陆、交通、国华、东莱、中南等六家银行共同投资；宝丰为上海银行所有；永宁为中国实业银行所设。另外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所设的中国、中农、中信、中合保险公司，在青岛都有分支。这些保险公司一般设在其所属银行内，与银行的放款、仓库业务组成一条龙。时设在馆陶路的英商太古洋行保险部一直维系到 1952 年，终因经营不利，自行歇业。青岛各保险公司业务通常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但多数以财产的水、火险为主。为了争揽业务，各公司都大量招用经纪人，给予优惠佣金。实收保费有的为八折，有的为九折，还有的仅收对折。华孚经理杨建五自 1926 年至 1949 年曾先后代理华商永宁、日商海上和住友、法商保泰与安全等数家保险公司业务，所收保费 50% 上交，40% 付给经纪人，自己留 10%，收入可观。 1947 年上半年，青岛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为 46亿多元，赔偿费为 2.44 亿元，占同期保费收入的 5.26%。至 1940 年代晚终，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保险的作用日益缩小，各公司无法维持，纷纷歇业。到 1949 年时，随着中山路 62 号中国保险公司这家青岛最大的保险机构申请停业，在青岛商业活动中符号意义极强的保险业终于光荣散去。金城汤地的生存除去德华银行、汇丰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麦加利银行、正隆银行这些外国资本金融机构，在 20 世纪 10 至 40 年代，青岛陆续集合了数十家华资商业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 青岛农工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盐业银行、 明华银行、中鲁银行、东莱银行、山左银行、国华银行、浙江商业银行、山东省民生银行等等。 其中， 金城银行的本土生存， 近乎是一个 “金城汤地、 永久坚固”的财富样板。不过，完整看下来，青岛金城银行前后在天津路、中山路上的奔跑姿势，步调却并不统一。而这些凌乱的痕迹，恰恰是这家商业银行的真实履历。由周作民任总经理的金城银行 1917 年 5 月创办，成立后仅三年时间，就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银行并列的地位。 1921 年开始，金城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一起组成联营机构，开拓出了四大私营银行著名的北方联合地图，改写了半部中国现代银行史，也部分地影响了青岛的金融格局。金城银行进入青岛的时间是 1931 年，这时的青岛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汇集了总量超过两位数的银行，其中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明华银行、电信银行、龙口银行等等。另外还有朝鲜银行、德华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老牌外资银行。1931 年 6 月金城青岛分行在天津路开业，由总经理处拨给 30 万营运基金。此前三个月，庄俊设计的青岛交通银行大62　阿道夫·豪普特《青岛旅游指南》，青岛传教印书社 1927 年版。

294 295厦，刚刚在中山路落成。其时的天津路已是青岛商业重地，几乎所有重要的商业活动都和那里发生过联系。 金城青岛分行襄理孙汝为是四川开江人，日本留学生，居住青岛多年。 1929 年时他在交通银行任课长职。依照金城在交通系的广泛人脉联系，孙汝为在 1931 年转移成为青岛金城的负责人，应顺理成章。48 岁的孙汝为管理的青岛金城设商业、储蓄两部，分别经营存放、汇兑和储蓄业务。金城青岛分行开业当年的 9 月 22 日，在国立山东大学设立办事处， 11 月又在冠县路开辟仓库。作为金城青岛分行的襄理，1933 年 12 月时，住址标明是天津路金城银行的孙汝为曾给财政局呈文，称“因商久离青岛”，希望将 1932 年 10 月承租的韶关路 13 号地展期建筑房屋。从文件批复上看，孙汝为后来获得展期至 1935 年的许可。金城银行在青岛成长很快，三年后和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另外五家银行一起，获准建设独立分行大楼。 1935 年 10 月，金城银行青岛分行迁至河南路、肥城路口的新建大楼办公。金城银行独资创办的太平水火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也设置在新建大楼里。1930 年代中 ，金城进入发展全盛期 。 1936 年金城总行迁往上海 ，1939 年存款额达 23710 万元， 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首位。 期间，毕业于清华大学并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完硕士的王光琦，进入了青岛金城。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人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快”。王光美后来曾回忆说，“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王光琦在青岛金城的不长，据王光美回忆，他不久就“回到北平，在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了。

对青岛金城来说，乔迁的兴奋和业务拓展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时局就开始变得危机四伏了。 不久， 青岛沦陷成为现实。 日本第二次占领期间，63　王光美 （1921-2006） ， 曾名董朴， 祖籍天津， 1921 年 9 月生于北京， 父王治昌 （王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初年代理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参加过 1919 年的巴黎和会及 1921 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王光美 20 世纪 40 年代初求学并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1946 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英文翻译，后赴延安担任外事翻译。1948 年与刘少奇结为伴侣。64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周伯英担任经理的金城银行在青岛的经营被迫收缩，分行改为支行，归津行管辖。这期间任教于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徐中，曾为青岛金城银行经理，设计了一幢半木结构的英式住宅。1947 年 3 月，金城银行再度恢复青岛分行，直属总经理处管理。出任恢复后的金城青岛分行经理的陈图南，有美国留学经历。据说周作民看上陈，是因为陈是曹汝霖的女婿。 1951 年，金城银行青岛分行随总行实行公私合营，1952 年 12 月加入公私合营银行青岛分行。金城在青岛的历史，从设置分行到结束独立经营刚好是 20 年，前后经历两次国民政府派系复杂的统治和沦陷的围困。金城的荣耀，仅仅在历史的一些瞬间，发散出灿烂的光芒。这期间，一度以管理严格著称的青岛金城，也遇到了象副理张子云设立暗帐非法经营这样的挫折。在大量关于青岛金城银行的档案中，包括有《青岛金城银行和青岛市市立医院特约诊疗合同》、《金城银行行员子女教育费贷款办法》、《青岛金城银行及附属机关全体员生捐资助赈暂行办法》和《青岛金城银行杂志更新办法》等记录，则可以让我们稍微窥探到这个庞大金融集体里更人性化的一面。同时，这也使人们联想到金城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和周作民的个人性格有关，也是金城金融帝国的生存基础。模糊的角色学术界新近开始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法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商人（包括零贩，运航贸易商，银行家，工业家等各种不同身份的商人）对法律体系的影响。现行法律体系源自 11 世纪的城市生活，它导致了对罗马法及罗马法私法观念的重新发现。在北欧国家，商人（mercatores）是“市民”（ burgenses）的同义词。在中世纪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基于商业扩张的需要，建立起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商业法庭。中世65　青岛档案馆馆藏档案。66　李炜光《工商文明的基因》，2011 年 2 期《读书》。

296 297纪市民社会的这种带有自治性、独立性和普遍性的法律秩序成为法治文明的道德基础，也使市场化行为的负面现象如货币拜物教等得到了遏制，并在封建社会内部催生出新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取代了旧的生产关系，形成了近代法治文明社会。

青岛早期工商业的进步历史，部分显现了商人影响租借地法律体系的一个简化过程。租借地时代的政府参议会依照 1899 年 3 月 13 日的总督法令创立，其最初由三人组成。其中一个由总督任命，另外两人由欧洲人的市民群体选举产生。 1907 年 5 月 14 日改组后，成员人数增加到九名，其中五人是政府代表， 剩下的四人代表租借地非政府机构的欧洲人市民群体，其中一名由每年交纳土地税在 50 美元以上的土地所有者选出，第二位由注册商号代表自行选出，第三位由欧洲人商会执行委员会从成员中选出，第四人由总督任命。尽管参议会是咨询机构，没有实际行施权，只就一些由总督选择的事务作出建议，但通过有限的资料考察，其还是在部分意义上影响了预算案和法令草案的制订。1902 年 4 月 15 日由总督创设的中国人议事会，充当所有关系到中国人社会事务方面的顾问。最初由总督任命的 12 人组成，1910 年 8 月 18 日被废除，由代表中国商人的四人参议会取代。这四人由华人商会提名，并经总督任命。在整个德国租借地时期，中国人议事会中的本地商业领袖，在争取华人利益和保护本土文化传统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1898 年青岛进入全面城市化开发以后，租借地当局因新城规划的需要欲拆天后宫，受到以胡存约和傅炳昭为代表的本地民众的强烈反对。《胶澳志》记：“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乃止”。在这个最终得到缓解的对抗性事件中，胡存约和傅炳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对改变事态发展方向至关重要。两人就此也获得了更高的威望和声誉，“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焉”。1906 年酿成的青岛新关税协定，是本地商人争取到的一个更具象征性的结果。青岛关税体系建立后，海关对山东省与德国青岛租借地之间的来67　参见郭志祥《法治文明与商人阶层》，《法学》2003 年第 2 期。往货物均不征税，这就使得大批经营内地贸易的商人获得了更大的赢利空间。 而这个商业群体的核心， 恰恰是华人贸易行。 这次修订的新关税协定，促进了本土贸易贩运的活跃，形成了华人商业全面崛起的局面。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青岛转入北洋政府管理的开放商埠序列，因此顺理成章成为中国现代市制的实验地。当时正值各地自治风潮迭起，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组织成立青岛市暂行条例研究会， 1922 年 7 月下旬依据北洋政府《市自治制》起草《青岛市暂行条例草案》，成为青岛实行市自治制的初步构想。 参与起草的包世杰、 朱我农、 高一涵、 张祖训、 王大桢、崔士杰、丁敬臣、邹升三、包幼卿、杜星北、王朝佑、陈天骥、柴勤唐、林澄波等都属当时知名之士，其中不乏成功的本地商人。青岛市暂行条例研究会经过六次会议，提出草案条文 32 条，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府有自卫权，不得驻军；市制初次由中央政府制定，三年后由市民自行修改等，即有立法权。这些条款，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本地商人的意志，是“商人对法律体系影响”的典型案例。着眼于城市发展的诸多公共意见表达，在 1930 年代获得了更充裕的展现空间。 1936 年 6 月出版的《都市与农村》杂志第 21 期，刊登了吴君肇的 《青市设立公共仓库之商榷——举办票据贴现以利商民》 、 慕陶的 《青岛所需要的三个文化机关——通志馆，博物馆，图书馆》和金嗣说的《青岛之农业》等文章，对多方面的城乡公共事务，提出了批评与规划建议。

而类似的建设性声音，在金慕陶编辑《都市与农村》上，并不鲜见。显然，青岛工商业利益群体影响城市法律体系的过程不是持续的和本质上的， 同时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诸如种族隔离、 贸易优先权、 矿山开发、特许经营、 新闻自由、 教育公平、 文化平等和消除司法歧视等核心环节上，本地商人始终无大作为。青岛沦陷期间，本土乡村自治运动停滞，商人向市民的身份转变，自然无以为继。日本占领军实施军事化管理，城区商人频频成为崂山游击队的袭击目标。1942 年的正月初四下午，家住台东镇下村庙附近的三合堂、68　1936 年 6 月 20 日《都市与农村》第 21 期。

298 299新隆行老板 “五爷” 长子被绑架。 当天有人办寿宴， “五爷” 家中只剩夫人、儿子和两个佣人。 青岛保安队四人以送外餐名义进入 “五爷” 家里， 将 “五爷”六岁孩子抱上一辆黄包车，一眨眼便消失在台东镇大街。日本治安官森本案发后登门取证，得知是青岛保安队所为，却无能为力。“五爷”只好私下接洽，最后以 12 万元将儿子从崂山南桃园山赎回。接孩子的过程惊心动魄， 关押点屋外是靶场， 满院子练枪的保安团队员。 得知孩子被救回，森本遂声称支付赎金即是支持土匪，五爷则辩称自己为了救孩子不得已。森本顺坡下台，说既然富商都会被绑架，其他平民的安全更值得担忧，于是统计了台东镇富户的住址， 在大门订立木牌， 上书 “家眷保护” 并落款。“五爷”为表示感谢，托人从北京买来翡翠袖扣送给森本。森本也送给了被救回的孩子一个书包和一些笔记本，叮嘱好好读书。后来森本调职，负责青岛交通株式会社居庸关路警署，与台东镇“五爷”依然保持着交往。抗争结束前， 森本把自己在正阳关路的房产， 转让给了 “五爷” 。 这一事例，显现出沦陷期间城市管制的混乱状况，以及社会治理边界的模糊与无序。同时，商人“五爷”与治安官森本持续发生的微妙交往，也显示了日本军事占领状况下地方政商关系的扭曲现实。抗日战争结束后，城市进入复兴时期。 1946 年 3 月 17 日，保甲编组完竣。全市划为 12 区，台东、台西、市南、市北为四个市区，四沧、李村、崂东、崂西、夏庄、浮山、阴岛、薛家岛为八个乡区，共 327 保、6873 甲、122908 户、683571 人。与此同时，青岛周边大量流亡人群也开始高频进入青岛，从事边缘化政治活动。如国民党文登县党部书记长丛竟民携妻妾住入保山路，并续任流亡县党部书记长。期间流亡文登县党部大量吸纳在青逃亡士绅，组成110 余人政治组织频繁活动。1946 年在青岛组织文登县参议会，由毛振凤、丛昆前任正副会长，有参议员十余人。 1947 年该流亡县党部在青岛选举宋志先为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毛振凤为候补代表。期间，在青岛的胶东流亡政治团体还创办起了《胶东民报》三日刊等报纸杂志。因为流亡人口的不断增加， 一些临时中学相继建立， 如青岛临时中学、 烟台临时中学、胶县私立爱德流亡中学、高密县私立四维中学青岛临时办事处、高密县联合流亡小学等。 1946 年 8 月 19 日，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抵青视察难胞生活情形。翌日滞留青岛 40 余县流亡学生、失业工人共 3 万余人向谷请愿，要求“改善救济”。到 1948 年中，青岛流入难民已达 25 万。青岛临时赈济委员会设置难民收容所 83 处，粥厂 9 处，并获社会部分配粮食1100 吨， 布匹22 吨。 粥厂设置在观城路、 昌乐路、 第三公园、 沧口、 小村庄、仲家洼、王哥庄、惜福镇等地。1948 年 10 月 15 日，鉴于不断涌入的难民给城市到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前青岛市工务局局长张益瑶在其担任发行人的《市政建设》创刊号上，发表了《从都市计划观点论目前青岛市难民迁移问题》一文，提出解决办法。一些在战后出现的舆论媒介，在民族独立实现期纷纷试图发出独立的声音，表达各种观点和立场。 1947 年 2 月 15 日，一份试图“能反映出青岛一般的真象， 能传达出青岛一般的呼声” 的社会综合性刊物 《青声》 创刊。具有政府职员身份的主编芮麟在创刊辞中强调：“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客观的，建设性的，对于任何问题，绝对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绝不作消极的指谪，主观的论断，或恶意的攻讦。关于政治评论的文字，只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一切公正和平的意见，我们都愿意披露。关于学术研究的文字， 只要是真知创见， 不论见仁见智， 我们俱所欢迎。 我们希望 《青声》 ，能成为青岛文化人共有的刊物。倘进而能建立起一座青岛文化人之间声气应求意志团契的桥梁，则尤为本社同仁们殷切希望。”《青声》创刊号上，发表了王统照应郑振铎嘱译的托马斯曼《结局》。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是 192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王统照通过介绍原文作者的小序，提醒国人注意时局发展。芮麟则在《编辑后记》中云：“王统照先生所译《结局》立论警辟，文字犀利，是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值得我们细细地咀嚼。”芮麟之子芮少麟说，芮麟和王统照“借德国的历史和法西斯统治的结局，隐喻现实，艰涩隐晦地将民主知识分子内心蕴蓄的厌恶69　刁抱石《青岛难民救济工作剪影》,1948 年 8 月 1 日南京《社会建设》复刊第 1卷第 4 期。

300 301内战，追求光明和平的情绪，表露出来。”

从商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社会演变逻辑，在青岛终究是昙花一现。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政治纷争长时间相互缠绕、 叠加、 冲突的现实困境， 使得 “市民” 这个城市角色， 始终模糊不清。城市日常社会的公共表情， 在不同时期的 “政治正确” 外表下面， 暗流涌动，晦涩难懂。巨大的外部力量的持续作用，使城市在作为一个容器不断扩张的同时，间或出现的微弱的思想辨析尝试与突破努力，一次次付诸东流。

【第五节 先生】

不同居住方式的个体知识分子与青岛都市文化的关系，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影响作用。或者说，不同时期在青岛的知识分子对都市文化形成史的作用方式，是局部的，缓慢的，潜移默化的。居住在青岛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 都具有特定的职业身份， 比如教师、 工程技术人员、 律师、记者、政府公务人员等等，他们对都市文化的介入，多是通过具体的职业行为实现的。知识分子与青岛的多方面的联系，无疑增添了青岛都市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专业知识元素，也强化了逻辑理性，这让某一阶段某一阶层的文化形态，不乏一种理想主义的氛围。但就其扩展实践而言，却又缺乏社会基础层面的普遍性支持， 很有些像空中楼阁， 时过境迁， 便烟消云散。这就造成了青岛都市文化形成史中间长期的隔离状况，大学里的声音与大街上的嘈杂同时并存，各自独立，各行其是。先生的高谈阔论与市井的趋利避害，发生在同一个现场，各说各话，彼此却几乎不发生关联。这个矛盾的状况，几乎呈现在整个青岛都市文化形成史的全过程。70　芮少麟《重吻大地（1909—2008）》。港湾1914 年初来乍到的谭延闿， 曾在汇泉湾一带找房子住， 记 “四周林木，山容海色，境绝佳，惜屋少，又太旧，然余地颇多，若盖屋尚不困难也。”然而不过 17 年，这里的房屋就已经参差错落了。这其中，就包括丁惟汾的诂雅堂旧宅，一个可以凭窗远眺的所在。当年谭延闿到青岛是避居，后来者丁惟汾几次到青岛， 同样也是避难， 直到在1930 年初勉强盖起一栋房子，以图颐养天年。青岛山下，丁惟汾的故居并不显山露水。而围绕着齐河路这栋房子主人的故事，却伴随了国民革命的大半程风雨。丁惟汾第一次来到青岛的时候，他所追求的共和制度，才刚刚爆发出希望的火花。作为同盟会的宣誓入盟成员，他最初在青岛这个德国租借地所获得的，仅仅是短暂的喘息。他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经历，以后还会出现。后来，在他的政治诉求一次又一次遭遇挫折的时候，青岛也一次次成为躲避风暴的港湾。直到最后，他和他破碎的理想一起飘零孤岛。丁惟汾 1874 年旧历九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日照城南官庄，父亲丁以此是清末秀才， 一生以教私塾维持生计。 丁惟汾兄弟姐妹5 人， 堂兄弟14 人，堂姐妹 14 人。早年，丁在家乡随父亲读私塾，受父亲影响极深。青年时代丁参加过县学考试，是廪生。1903 年，丁惟汾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入明治大学。丁惟汾学习的专业，是法律。根据丁惟汾的后人记述，由于是官费留学时，在日本的丁惟汾经常便省吃俭用，把节余的钱寄回老家，补贴家用。1905 年 8 月 20 日，孙中山借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丁惟汾和当时到会的 100 多留日学生正式宣誓入盟。会上推定各省主盟人，徐镜心和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同时指定丁惟汾负责对国内山东同志的通讯联络。 后来， 对丁惟汾， 孙中山曾有 “唯丁是赖”的评语。

302 3031907 年丁惟汾回国，担任了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1911 年 11 月5 日，山东谘议局召开预备会议，拟响应武昌起义。丁惟汾等首先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数则，通过秘密活动，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了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山东籍京官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11 月 13 日各界联合会召开，会议从上午 8 时开到晚上 9 时，压力下孙宝琦被迫宣布山东独立， 遂被公推为都督。 会议以后， 孙宝琦出尔反尔，旋又取消独立。在地理和人脉上，山东是北洋的屏障，也是袁世凯的老根据地。他认为山东独立，则河北、北京岌岌可危，因此派出亲信张广建、吴炳湘入鲁，取代孙宝琦，山东独立顿时失势。丁惟汾的青岛避难，也就发生在这时。 此时徐镜心已去了上海， 找孙中山另谋起义。 其后， 丁惟汾、陈干、吕子人等也秘密从青岛去沪，与沪督革命党人陈其美等联络，请求支援烟台等地的武装起义。随后，丁惟汾回烟台，与先期到达的徐镜心一起策动了烟台的起义，直至南北议和。1912 年元旦，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 月 12 日清帝退位。2 月 13 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 2 天后，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在这期间，丁惟汾当选为山东省议员，不久又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参加了北京国会。在宋教仁的组织下，丁惟汾、徐镜心等联合山东国民党议员，抵制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结果，在国会参众两院复选中，国民党以压倒多数获胜。1914 年 1 月袁世凯取消国会， 2 月又解散各省议会。徐镜心因竭力反对袁氏阴谋，被袁谋杀于北京。此期间，丁惟汾一度避居家乡，通过关系策划反袁。当时在青岛秘密活动的吴大洲、薄子明等最终树起独立旗帜，都和获得了丁惟汾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上台，重开国会，丁惟汾赴京参加。此期间国会时开时停， 丁惟汾于是就经常往来于北京、 济南、 青岛之间。1921 年 4 月 7 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 通过 《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 ，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丁惟汾代表北方议员参加了会议。1922 年 2 月，中日在华盛顿签订《山东悬案解决条约》，同年 12 月青岛主权从日本归还中国，由北京政府成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 1923 年春天，丁惟汾与王乐平组建平民学会青岛分会，开始筹办私立胶澳中学。 5月 13 日，丁惟汾致书广州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彭素民，叙述经过：“在青岛住十余日，偕青岛可靠同志诸公筹划党务进行事宜。共同商定党务先从教育上着手。本埠公立高等小学校共有四处，已有二处为吾同志办理，充当校长之任。又筹设私立中校一所，名胶澳中学。官厅方面已拨定公产一处为校址，宅房区域宏敞广大，其地在青岛东镇，为前德国之大营房，以后在该埠进行扩展，得以稍有基础……” 1924 年 7 月 20 日，丁惟汾与王乐平、于恩波、于洪起再拟《胶澳中学校报告书》，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申请资助，并汇报进展情形，称因督办公署拨给台东镇旧筑骑兵营房为胶防陆军及日本小学借用， 1923 年秋才将校舍东半腾出，即由丁惟汾等筹集开办费三千余元，借款三千余元，并得到胶澳公署补助六百元。其后，国民党中执委批准每月补助三百元。胶澳中学 1924 年 3 月 8 日开学，校址由台东镇兵营房转至湛山大路原德国伊尔底斯兵营。据《胶澳中学校报告书》记录，初期由国民党山东省委陈名豫任校长，刘次箫任教务主任，孟民言任训育主任，校务委员有丁惟汾、王乐平、于恩波、蔡自声、于洪起等。私立胶澳中学虽由国民党拨款资助，但也得到陈干等地方人士的捐款支持。陈干是德国租借地时期青岛震旦公学的两位校务负责人之一。当年震旦公学的重要成员于洪起、蔡自声等，也都在胶澳中学任职。私立胶澳中学与震旦公学相隔十六年，但为革命储才的目标，却一脉相承。1925 年 3 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同年 5 月奉军统领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张入鲁后，将行政独立的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置于山东管辖之下，并借口冯玉祥逃入胶澳中学藏匿，对青岛的政党活动严加监视。其后在诸如政府津贴被取消，校址被强索，教师学生流失的压力下，校方在 1926 年春天决定把学校交由青岛接办，改为公立。1928 年底南京政府接管青岛之后，将公立胶澳中学改为青岛市立中学。丁惟汾推荐原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追随者张紫雏出任市立中学首任校长。1931 年 10 月，国民

304 305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并任用张紫雏为审查党义教师资格委员会委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曾希望丁惟汾出任山东省长，但丁辞谢不就。1927 年下半年丁惟汾曾幕后支持过驱蒋风潮， 后来察觉蒋介石已存有戒心，遂于 1928 年离开南京，先是在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关门谢客，后就再次到青岛躲避。在上海时，陈果夫和蒋介石曾分别登门慰勉，到青岛后，蒋介石亦多次修书劝慰回京复职，但丁均回应迟钝。 1929 年夏，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丁惟汾出任教育长。 1931 年 6 月当选中央党部秘书长，12 月再兼任监察院副院长。丁惟汾与青岛的联系， 多来去匆匆， 唯1930 年代早期这一段心静如水。斯时丁惟汾被排斥在国民党政治枢纽之外， 唯退避到一个核心之外的处所，从毛诗、尔雅、方言、俚语的释解中获得快慰。据丁惟汾后人记述， 1930年丁惟汾曾卖掉日照的部分祖产，又借了些钱，秋天在青岛山东南坡买了一块规划地，自己动手设计，盖起一座规模不大的房子。随后，在依青岛山陡坡而下的齐河路上， 丁惟汾享受到了波澜不惊的安宁。 丁宅居高临下，可以遥望汇泉湾，窗户正对着中山公园郁郁葱葱的林木，经过 30 年的大规模培育生长，这个曾经的德国植物试验场已经绿树成荫，花香鸟语。从丁宅出来通向公园和海水浴场的路上，茂密的植被高低起伏，连绵不断。不知道是不是和丁惟汾的筑屋活动有关， 1932 年 11 月，青岛市公安局在福山路、齐河路、京山路口设置了一个临时派出所，离丁仅宅咫尺之遥。丁惟汾给齐河路的房子，取名诂雅堂，以为退隐研学、颐养天年的长期准备。期间日常的读书写作生活，其表弟王崇武有如是描述：“二十二年侍先生居青岛，先生每日黎明即起，洗漱既毕，即执笔伏案疾书，任何客人至前，均属耳无闻，目无见，直至午餐为止。日日如此，月月如此。”有叙述指出， 这是丁惟汾一生写作最丰富的时期， 他的多数著作都在此完成。乡人王献唐与丁惟汾在这里时有交际，所撰《诂雅堂主治学记》，全面记述了丁惟汾的学术贡献。丁惟汾与王献唐，结识在筹建私立胶澳中学71　青岛市档案馆藏 《关于张紫雏为审查党义教师资格委员会委员的任用书》 ， 档号：qdA0002001000070014。过程中，后丁惟汾举荐王出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后者对二十世纪山东文物考古贡献极大。以狂狷著称的章太炎与丁惟汾持久交好，曾以“研经怀孔壁，论韵识齐东”相赠。 1936 年 6 月章太炎逝世，丁惟汾作为国葬典礼筹备委员，与汪东、叶楚伧、邵元冲、邓家彦、蒋作宾、张继一起，筹划了这位“民国遗民”的葬礼。丁惟汾的青岛退隐计划并没有顺利实现。 1931 年之后国难当头，丁惟汾多次被征召入京，蒋介石连续手书数通直发青岛，“即日命驾来京”，“有要事面商” 。 这段期间， 丁惟汾频繁往返于青岛南京之间， 每逢余睱，必回齐河路诂雅堂研习。1935 年 1 月 28 日， 丁惟汾在国府纪念周发表 《如何去应付国难》 演讲称 ：“大凡一个国家要兴盛起来，在历史上的证明，往往在外患急迫的时候，反而得到拨乱反正的机会，我们知道国家兴盛或灭亡，不在外患的严重压迫，而在一国的人心，能不能团结起来，振奋起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现在的国难，一天一天的迫紧起来了，我们中央政府要领导全国同志，全国同胞，以忧勤惕励的精神，不屈不挠，作继续不断的奋斗，来挽回国家的劫运。”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丁惟汾迁至重庆，出任国防最高会议委员。大后方消闲日久，他便持续着诂雅堂未竟学术。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自治政府之议，延安方面曾希望丁惟汾出任主席。据说丁惟汾已决定就职，并有中央大学教授何以鋆随行任秘书长。但碍于军令不统一，最终流产。战后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南京难民救济会理事长身份回青，回到暌别十年的齐河路 4 号老屋居住，这让是次“回家省亲”的行程，增加了一层悲喜交加的感伤气氛。丁惟汾抵达沧口机场的时候，青岛市长李先良、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等数十人前往迎接，场面温馨热烈。1946 年 10 月 22 日，丁惟汾在齐河路家中度过了 73 岁生日，并与众祝寿者合影留念。 此后几年， 丁氏在齐河路来来去去， 直到南京政府一命呜呼。1949 年丁惟汾去了台湾， 1954 年 5 月 12 日在 81 岁的时候因脑溢血病故。到离世前，他似乎一直对青岛和齐河路老房子依依不舍，期间详细

306 307考释了青岛地名的来由， 撰 《青岛正名》 谓 “今之所谓青岛， 在昔时为田岛，自田岛转而为青岛，世但知有青岛，不复知有田岛，世远年淹，名实混淆久矣。”因为两岸学术阻隔已久，丁惟汾晚年的这个考据“声音流变”过程发生的“转田为青”说，并未获得相应回应。丁惟汾的学术遗产，有《诂雅堂丛集》 六种， 即 《毛诗解故》 《毛诗韵聿》 《尔雅释名》 《尔雅古音表》 《方言译》《俚语证古》，这让丁惟汾共和先驱与学人相互交替的一生，最终落脚在正本清源的经学传承人角色上。这也许是这位革命者始料未及的宿命， 却同时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令人魂牵梦绕的凭证。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者与革命的对象，并非水火不容。丁惟汾在诂雅堂断续进行的学术，让他在有限时间里摆脱了现实政治的困扰， 沉浸在经典的释解故考证之中，流连忘返。 丁牵挂的青岛故居， 一直安然无恙， 只是来来去去的房子客们，已很少会记起这位日照城南的廪生，一个饱经沧桑的共和老人，一代博大精深者。宪政学人1931 年 8 月 1 日，杜光埙在万年山下的国立青岛大学宿舍撰写了《宪政制度之新问题》译序，叙述了五年前暑假，他从纽约到绮色佳消夏空档的译事原委。 《宪政制度之新问题》 是麦克本和罗哲士合著 《欧洲新宪法》的绪论，一共八章， 1931 年 11 月由王云五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 1934 年 2 月“国难后”再版。这段时间，杜光埙一直居住在青岛，经历了从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到国立青岛大学改称国立山东大学的全过程。杜光埙字毅伯， 1901 出生在山东聊城。 1920 年杜光埙在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卒业后考取山东省费留学，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公法学系，主修政府与政党，副修国际法与外交，获学士及硕士学位，返国后执教中山大学。 1929 年，杜光埙以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身份主持接收私立青岛大学，并全程参与国立青岛大学创建。因为蔡元培的坚持，山东国立大学的筹建在最后时刻改弦易辙，从济南转移到青岛。这让杜光埙有机会与青岛发生了长达八年的紧密联系，也让现代政治学与宪政制度这类庙堂学问，在一个后殖民地城市获得了小范围的传播。 1929 年 6 月 13 日，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委员会。教育部另行函聘何思源、王近信、赵太侔、彭百川、杜光埙、傅斯年、杨振声、袁家普、蔡元培九人为筹委，决定接受省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校舍校产，在青岛筹办国立青岛大学。1929 年 10 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推定杜光埙为驻青代表、监理修缮青岛校舍、购置仪器、图书等。并设文理两科补习班，招收合乎投考大学一年级资格的学生，分别补习国文、外文及数理等主要科目。就这一过程，杜光埙晚年在《忆国立山东大学》中回忆：“民国十七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 省立山东大学因之陷入停顿状态， 旋以国民政府大学院院令，将省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 述聘请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若干人，负责筹备成立国立山东大学事宜。 当以济案关系， 筹备工作未获顺利进行。待至民国十八年五月，济案解决，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教育部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改称国立青岛大学，除接收旧有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之校产及设备全部拨归国立青岛大学收用。聘请蔡元培、王近信、赵畸、彭百川、何思源、袁家普、杨振声、傅斯年和我，共九人为筹备委员，成立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十八年六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嗣经济南、青岛两次会议，议决国立青岛大学设于青岛，在济南设立工厂及农事试验场（接收保管旧有省立山东大学校产，利用工农两学院之设备，从事于工厂及农事试验场之工作），并着手进行修缮青岛校舍，购置图书仪器，准备于最短时间内，使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经年筹备，规模粗具。十九年杨振声奉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以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之决议， 先行设立文理两学院， 并于同年八月招收新生，九月开课。”

1930 年 9 月国立青岛大学完成创建后， 杜光埙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并与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执委李郁廷、青岛铁路中学校长宋还吾一并担任青72　载台北《中国大学志》，1954 年 11 月版。

308 309岛大学训育委员会委员。 1930 年 12 月， 青岛大学校务会议决定委托张道藩、赵太侔和杜光埙起草校务会议规则。同月赵太侔接替张道藩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杜光埙出任总务长。 1931 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的弓英德回忆 ： “当我读大一的时候， 毅伯老师教我们的三民主义， 不但讲授认真，再加上他对政治、经济、法律等，都具有精深的研究基础，所以除对三民主义加以阐释外，使我们对于政经方面的知识，获益良多。并且训练养成我们的听写能力，他很少在黑板上写笔记，凡是补充教材，以及他个人的见解，都是由他读，由我们听写，然后他再抽查，改正错误、遗漏。这对学生来说， 实在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讲课之外， 还教给我们很多治学的方法，读书、写作的要点等等。”

1931 年 8 月杜光埙在青岛给《宪政制度之新问题》撰译序的时候，刚刚获得聘任的赵少侯、沈从文、游国恩、杨筠如和郭贻诚正赶往青岛，预备去国立青岛大学报到。与此同时，吴宓则在日记中酝酿着与毛彦文的婚事，“二人定于十二月中下旬在青岛结婚，事前不告一人”。这个时候的国立青岛大学，用意气风发来形容，当恰如其分。一年之后，风云突变。1932 年的夏天，已俨然是国立青岛大学的寒冬腊月。国立青岛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 1932 年 6 月 10 日始撰的《万年山中日记》，大量记载了杜光埙的同期行迹，可以在熙熙攘攘之中管窥微妙的变局。先如 6 月 18 日：“晚应杜毅伯、闻一多之招饮于顺兴楼。同席陈季超、梁实秋、杨金甫、赵太侔、黄仲诚、吴子春、谭葆慎、刘康甫。七时许入坐，觥筹交错，庄谐横生，应召顿洗，信友朋之欢娱，尤旅羁之熨耤也。 同游者皆曰：久无此乐矣。 洗盏更到巳交子刻， 归思浩然， 急召车返。 ”又如 7 月 6 日：“晨诣毅伯处，遇诸途骈足栉肩周不住之山（土人名曰信号山） 而谈， 睥睨低昂， 不知其不可也。 归写书跗三十余册， 不有博弈者乎，亦所谓玩物丧志而已。下午季超来示金甫鱼电，属办结束备交代矣，偕往毅伯处坐谈。”再如 7 月 8 日： “毅伯来叩门，约以车游，则亦寄情校事，忐忑不安也，乃腹忽奇痛，不愿同往。”73　1930 年 4 月 12 日《山东教育行政周报》第 85 期。黄际遇闪烁其词的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出了祥和之外的分崩离析。这一点，王端阳在《父亲和黄敬》中倒是说得明白，那就是：“青大当权的新月派和国民党大同盟派的赵太侔与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派的社会学教授杜毅伯之间”的争斗，已经愈益激烈了。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在国立青岛大学的学潮正一发而不可收。机会来了。一场分裂，在所难免。 1932 年 9 月 2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议决国立青岛大学更名国立山东大学，准杨振声校长辞职，任命赵太侔为校长。10 月，杜光埙出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弓英德在《杜光埙先生三年祭》中回忆：“他在青岛大学任教务长的时候，不但教务方面的策划制度，出于其手，即今日常工作，事无巨细，无不谨慎处理，事必躬亲。举例来说， 我们的考试制度， 特别严格认真， 以求公平无弊。 无论期中考试，或学期考试，每次都是在大礼堂集中考试，座位花排，前后左右不会有同班的同学，进场的时候，在门口有专人负责检查。每堂毅伯师以教务长的身分， 坐在考场的讲台上， 居高临下， 监视全场。 考生的座位， 都有编号，那个有作弊嫌疑， 杜师先叫出座号， 予以警告 ； 如果真的作弊， 被他看到了，就在他身后待备的黑板上， 写出这个人的座号， 所考科目， 通知任课先生，停为零分，所以考生少敢考试舞弊者。并且从考试第一天，一直到考完，每一节课，杜师都不会缺席。如此尽职负责的教务长，除杜师外，我还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如每周的周会，很少看到校长来主持，大多是杜师做主持人；除请人演讲外，都是由杜师作报告或训勉，敦品励学，使学生人人振奋。”

在这期间，杜光埙的关于政治制度与宪政的学术研究并未停止，且写作量甚大， 撰写了涉及日本元老制、 冈田组阁、 德国内阁制、 法国内阁制、美国总统外交权、解散权、非战公约、国际联盟国际纠纷调解、地方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论文。在分别和德国、日本发生过紧密联系的万年山下三番五次地探讨现实政治，不知道在美国接受现代政治学学术训练的杜光埙，74　《国立山东大学职教员录》1933 年 12 月。75　弓英德 1978 年撰《杜光埙先生三年祭》，载台北《山东文献》第四卷第一期。

310 311有一番怎样的感受。 1935 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2 号的《关于冈田组阁的几种政治制度问题》 ， 文末注有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于青岛，东山。”当天，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十四册记， “毅伯来不值。”国立山东大学的几年，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和《不其山馆日记》中对杜光埙的记录不断， 除去吃吃喝喝不算， 诸如 “毅伯电召往商教务事” 、“偕毅伯往商续聘”、“晨教育部有电来校，商同毅伯属稿复之”、“协毅伯治公” 之类记录， 屡见不鲜。 可见杜光埙在这一时期校务中的重要性。1936 年 2 月 12 日， 黄际遇离青前的最后一篇日记如是说 ： “访达吾、 访毅伯，敂扉不得其门，遂不得见矣。”1940 年 11 月杜光埙赴美任教于西北大学兼文学院院长。此后，其政治学理论和制度设计抱负，开始部分得到了现实对应。 1942 年 12 月他当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外交委员会召集委员， 1943 年当选监察委员， 1948年参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再后杜光埙陆续担任美国加州大学政治系和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及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东吴政治系学生城仲模回忆：“那时政治系系主任──杜光埙先生，是一位研究政治学很出名的立法委员”。而弓英德则援引胡适的评价说，杜光埙有关国际公法的著作“国内第一”。杜光埙 1975 年病逝台北。他的著作包括《现代宪法问题》《法国第四共和之政府与政党》《民主国家的政党》《民主国家的宪法问题》《现代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 《近代国家之对外关系》 《两次大战期间宪政制度》《论政治与外交》等等。消磨在咖啡里的时光徐崇钦 1930 年出现在青岛，看上去缺少逻辑性。当年 2 月 27 日，徐崇钦就职青岛市教育局长。同日青岛市教育局发《青岛市教育局长徐崇钦就职日期公函》。徐崇钦一上任，教育局里大概立刻就蔓延开了美式咖啡的味道，这时候如果仅仅以为徐崇钦是个不学无术的咖啡友，那就大错特错了。1929 年 12 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刊有徐崇钦《八年回想》，看开头几行字，就知道这位新任青岛教育局长的来路了：“鄙人于宣统三年春辞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授一席，改就京师大学堂之聘，至民国七年秋，前后首尾共八载有半，目睹北大自马神庙一院扩充至三院，而学生由本、预两科三百五十余人，渐渐达到一千三百余人，可云盛矣。”徐崇钦字敬侯，1878 年生于昆山玉山，早年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美国波士顿肉联公司业务部经理。清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 1902 年时因母丧归国，未久于清廷贵胄学堂任教习，后又在上海南洋公学、唐山交通大学、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等处任教。 1916 年，由京师大学堂易名北京大学的时任校长胡仁源和预科学长徐崇钦，与比利时仪品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借洋二十万元，在沙滩操场南端动工建造了工字形四层“红楼”。1917 年秋季国立北京大学校法科成立教授会，成员有周家彦、左德敏、 徐崇钦、 黄振声、 徐墀、 黄右昌、 陶履恭、 胡钧、 马寅初、 张祖训、林行规等。从排名顺序上看，年长四岁的徐崇钦，当时的影响力应在耶鲁校友马寅初之上，马寅初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但之前他在耶鲁大学拿的经济学硕士，则和徐崇钦同门。坊间流传的徐崇钦趣闻，就发生在京师大学堂改名北大前后，这个时候，他恰好和马寅初同事。1918 年 8 月，徐崇钦参与谋划的一万多平方的红砖教学楼落成，成为北大“沙滩大院”的标志性建筑。校部办公室、图书馆和文科等都从原公主府校区迁入，法科也从北河沿集中到了这里。红楼从建成之日起，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和中心，自由、科学、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李大钊当时任图书部主任， 1918 年在红楼一层东南 119 房间里撰写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1918 年 10 月至 1919 年 3 月，湖南青年毛泽东经在北大任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介绍，在红楼一层西面 112 号的新闻纸阅览室做管理报纸的助理员，时徐崇钦任预科学长，应该有机会碰到过这个乡音浓厚的高个子青年。1919 年 5 月 4 日下午，北大学生举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

312 313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敦余孽死有头”的白布对联，手执书写着“誓死力争青岛”、 “不争回青岛毋宁死”的白旗，呼喊着“取消二十一条”、 “还我青岛” 的口号， 从红楼后面的空场集结出发， 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青岛和山东的各种权益。之后向东前往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些激烈的政治抗议活动中，没有徐崇钦参与或支持的记录。徐崇钦《八年回想》记：“鄙人对于该大学八年之关系，约略分为两个时期：民元至民三初所谓改组时期，民三初至民七所谓发展时期。在改组时期，发生更换校长计有五次之多。二年春，为校长问题，全校学生宿于教部者二日。鄙人不忍坐视学生之学业荒废，以师生之感情竭力劝导，几至舌敝唇焦，历八小时之久，而学生等于是相率回校。无何，马相伯先生辞职。二年冬，何燏时先生坚辞校长职务，部中改派胡仁源先生署理，并派鄙人充预科学长。维时政治方面力图振新，几有蒸蒸日上之势，而学生等亦得安心求学，别无他愿，政治与学校宛然成为风马牛矣。其时北大为全国唯一独立最高学府，其余各学院乃系专门学校，而现在新立各校尚未产生。”徐崇钦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无非强调对“全国唯一独立最高学府”的贡献，而出彩的故事和惹出来的种种麻烦，他自己没讲。故事一，在严复时代。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监和首任北大校长时，主张学习西方新学，除国学课外，所有课程都用外语讲授。一时“校中盛倡西语之风。 教员室中， 华语几绝。 开会计事， 亦用西语。 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多称羡”。当时的英语教员徐崇钦，一上课就讲 “我们的西国” 如何如何， 在教务会议上也讲英语， 于是大家就跟着讲。急得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讲英语的沈尹默抗议：“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并威胁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此后，满室西语之风稍敛。沈尹默对徐崇钦的抗议，本可当闲话看，一笑了之罢了。可沈尹默在北大的品性，却一直大受怀疑，这包括陈独秀对其 “字则其俗在骨” 的评价。 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张耀杰的研究，昔时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之间的来往手札，常称沈尹默鬼谷子和阴谋家。如此看来， 沈氏的所谓抗议， 假公济私之外， 更险恶的用心不敢说没有。联系到后面他对徐崇钦釜底抽薪的举动，这个嫌疑就更大了。故事二，在蔡元培时代。京师大学堂改北京大学后，徐崇钦任教授兼预科学长，并出任中国环球学生会书记、欧美同学会理事等职，由于徐对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功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授予其嘉禾勋章一枚。蔡元培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第一次开各科学长会议，北大旧人徐崇钦率先发难：“身为文科学长居然可以不开课，岂非天下奇闻？究竟是开不出课还是不敢开课？如大学可以这样办，那我的预科也可以宣布独立，我也可以来办一所预科大学！”此事导致陈独秀大怒，后经蔡反复劝解，始平息。后来涉及徐崇钦的事件，集中在预科的拆分设置上。 1922 年 7 月 3日胡适日记曾记：“当日北大建筑今之第一院时，胡仁源、徐崇钦、沈尹默皆同谋。后来尹默又反怨徐、胡两人；及蔡先生来校，尹默遂与夏元瑮联合，废工科以去胡，分预科以去徐。”统一的预科撤销分拆，预科学长徐崇钦不满是自然的，陈独秀趁机秋后算账，主张开除徐崇钦，蔡元培则不计前嫌，公允评价贡献，最终给徐崇钦留了个位置。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期拖欠北平各大学教育经费，遂使教职工薪金积欠甚多，导致生活困难，课业难以为继。徐崇钦与同人组成北平大学教职员工联合会并任主席，南北奔走，几经交涉始解决北平院校经费问题。1926 年 4 月 5 日的 《顺天时报》 曾有消息说， 胡仁源出任教育总长不久，教育界便传出徐崇钦将任次长，并对两人的深厚关系言之凿凿。作为蔡元培之前的北大校长， 胡仁源是除蔡以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一般认为其思想守旧，任上所聘教授如鸿铭、刘师培、姚仲实、陈石遗、黄季刚等，多系前清遗老和士大夫。但实际上胡仁源担任北大校长之后，也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规划， 拟定整顿大学计划书， 调整充实本科和预科，同时陆续聘任了一批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文科任教，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从胡仁源和徐崇钦向比76　张耀杰《前辈文人的习惯撒谎》，《山西文学》2003 年第 10 期。77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 3 卷第 715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314 315利时公司借钱建造 “红楼” ， 以及让徐崇钦充任预科学长看， 两人的合作，确由来已久。徐崇钦抵达青岛前的职务，是教职员工会主席。

徐崇钦是如何到青岛的，线索不甚清晰。好像在这个职位上他也没什么大的作为， 大约也不过是 “稍竭绵薄耳” 。 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知识人，择偏僻之地谋一小职，施展抱负的冲动大概早就非死即伤了，剩下的不外是在咖啡里消磨时光， 看窗户外面的潮起潮落， 云卷云舒， 是快乐还是寥寂，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徐崇钦在青岛特别市教育局长办公室里的美式咖啡，喝到 1932 年 1月就结束了。在这个月，他和到任局长雷法章办理了交接卷，走人了。后来他还出任过山东大学教授， 抗战爆发后去了上海， 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同大学等校。其时日伪当局曾多次利诱其出任伪职，均遭竣拒。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1949 年任教上海复旦大学，八年后去世。礼贤传人卫礼贤之后，刘铨法与礼贤书院和后来的礼贤中学的关系，显现出了本土文化一条线索清晰的传承，也显现出一种价值坚守上的韧性。刘铨法号衡三，1889 年出生在山东文登。1904 年考入青岛礼贤书院，1914 年进入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学习土木工程，日德青岛围困战爆发后，转入上海同济医工学堂继续学习， 1921 年同济医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任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工程师。这期间刘铨法的专业造诣，体现在其 1922 年集中发表在《同济杂志》的译著上，包括有《工厂烟囱之建筑》和《中兴煤矿公司新井铁架静力计算书》、《中兴煤矿公司新大井绞车房铁樑架算稿》。

1923 年，刘铨法娶时任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之妹为妻，同年返回母校78　《徐崇钦谈话中工业复大》，1929 年 9 月 2 日《顺天时报》第 9092 号。79　分别刊登 1922 年《同济杂志》第 1 卷第 8 期、第 9 期、第 10 期。主持礼贤书院教务。这时礼贤书院的灵魂人物卫礼贤已回德国，在礼贤书院的办学重心上存在着转向医学的现实选项，并获得了一些支持。唯出身土木科的刘铨法坚决反对，坚持礼贤书院在建筑工程专业方向上的发展路线，三十年矢志不渝。期间他在礼贤不拿薪金，日常生活来源全部依靠建筑设计。但刘铨法进行工程师登记的时间，记录为 1929 年，这实质上比他接手礼贤书院晚了六年。所以其收入是否完全和礼贤书院没有关系，依然需要更充分的证据支持。礼贤书院 1930 年代早期被纳入国民政府中学规范，在 1932 年 12 月举办的青岛市中小学学生成绩展览会中，已使用礼贤中学的称谓。作为同济医工学堂的校友，刘铨法后来在礼贤中学与国立同济大学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1934 年 6 月上旬刘铨法赴母校，促成了同济大学与礼贤中学教育合作协定的签订。《国立同济大学旬刊》第 26 期记：“青岛礼贤中学，原为德人卫礼贤先生所创办，历有年所，成绩斐然。自本校民国十年土木科毕业之同学刘铨法衡三先生继任校长以来， 学生人数增多，校务更蒸蒸日上。上周刘先生曾来校参观，见母校各项事业，皆有长足之进展， 益表欣慰， 极愿与母校订立教育合作协定， 一切手续， 皆在筹备中。 ”

1935 年 6 月，礼贤中学再委托讬同济大学代聘高中工程科教员初中绘图教员各一位。1936 年 11 月， 《同济旬刊》 载 《青岛礼贤中学与本校合作情形》云：“本校近与青岛礼贤中学签订教育合作协定，此后凡该校学生入学试验，委托该校办理。凡平均成绩在七十分以上者，得入本校大学部各院肄业， 其平均成绩在七十分以下者， 则须再参加本校之入学试验。 ” 几天之后，同济又向礼贤中学赠送了车床铇床。1934 年 12 月 2 日，民众教育馆举行中学生演说比赛，礼贤中学学生俞鲁达脱颖而出，受到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的好评。黄际遇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 “晨赴民众教育馆， 为中学生比赛演说作评判员， 凡八校，校出二人，每人十五分钟，冰襟洗耳，散会已交未矣。取礼贤中学初等一年级生俞鲁达第一，年方十三也，居然从国际大势说到我国应有认识与努80　1934 年 《国立同济大学旬刊》 第 26 期 《本校与青岛礼贤中学订阅教育合作协定》 。

316 317力命题，横扫海内，说来亦老气横秋，真奇童也。”而黄际遇记录的另一则礼贤学生轶事，就没那么气定神闲了。这件事，发生在 1936 年 1 月 6日小寒：“趋赴早课，道击逻者橐橐，心知其意。甫下阶，有中学生百余人露立庭中，诘之有曰：礼贤中学拒考，来就大学生求援也。语甫毕，群奔大礼堂。 噫异哉， 胡为乎来哉， 越队据门关诘阻， 则有护之而进者。 太侔、达吾已早得讯，在校室亦授课而置之。自是相持竟日。文德女校生亦穿桑林而至。 卒由代表述三事于市， 当局一一画诺， 日入始决。 予等蛰守听事，直至外校学生凯旋始告归舍。 一日之间所见所闻者甚众， 容或为存亡大计，而非山中人所以为，须与知者，故不悉箸。太侔间入室避嚣，犹从容抵掌谈文也。”

青岛沦陷期间，礼贤中学一度改为土木工程专科学校。 1945 年 10 月28 日，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礼贤中学召开，联合各界呼吁山东大学早日复校。战后，礼贤中学土木工程科继续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1946 年 10 月，铨述部部长贾景德要求青岛市政府教育局查明礼贤书院相当何种学校，礼贤中学校长刘铨法复云：“查礼贤书院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定为八年毕业性质资格均相当于优级师范学校当时并未立案至民国十二年始改为礼贤中学校”。又复，民十二（1923）前学生入学程度相当于初中。作为建筑师， 刘铨法在青岛的建筑作品要有 ： 山左银行、 青岛红卍字会、青岛物证交易所和中华基督教会。 1953 年刘铨法离任礼贤中学校长职，四年后在青岛病逝。风华检索游国恩早年青岛资料， 在其字究竟为 “泽承” 还是 “泽丞” 的辨析上，颇费周折。 1933 和 1935 年版《国立山东大学一览 ·职教员录》，游国恩81　《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十四册。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4 版。82　《不其山馆日记》第四册。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4 版。名下都记录 “泽承” ， 同期的黄际遇 《万年山中日记》 ， 则始终用 “泽丞” 。更早时的 1924 年 12 月 5 日，陈伯弢在《北京大学日刊》与游国恩讨论《离骚》，标题也是《答游君泽丞问》。汉章与泽丞，一先生一学生，辨析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查 “丞” 古同 “承” ， 秉承意， 如此看， 则 “泽承” 、 “泽丞”音同意同，不过“承”与“丞”尽管通假，但姓名字号毕竟具符号性，这一“承”一“丞”下来，后人就不免糊涂。游国恩出生在 1899 年，1931 年 8 月到任国立青岛大学时正属风华正茂年龄。他的许多青岛同事，如闻一多、赵少侯、曾省，皆在这年生人。不过不同的是，这几位一开始获聘的都是教授，游国恩则是讲师。 1932 年6 月 10 日黄际遇始撰《万年山中日记》，第一天拉拉杂杂的记事中，有一句“昨晚晡，今晨兴。皆诣闻一多、游泽丞宅，助多君伉俪灌园之兴。”其中印证了两条信息，一是此时闻一多与游国恩已是上下楼邻居，二是闻一多把老家的太太接来了。这个所谓“闻一多、游泽丞宅”，就是后来被设置为纪念地的“一多楼”。游国恩是江西临川湖南乡洪塘游家村人， 1919 年毕业于临川中学，1920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时任预科学长为徐崇钦。升入本科后开始专注于古典文学研究，1924 年发表 《荀卿考》 ，1926 年发表 《楚辞概论》 ，引起鲁迅、郭沫若、闻一多、陆侃如等人注意。 1926 年游国恩北大毕业后返回故乡， 先后任教江西省立第四中学、 临川中学、 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1929 年闻一多聘其为武汉大学讲师， 讲授中国文学史，1931 年 8 月再由闻一多聘任青岛大学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楚辞、唐宋以降文学、民间故事等。游国恩 1931 年夏天抵达青岛的时候，当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徐崇钦正在青岛特别市教育局长任内，但未知这对师生间有无互动。相对清晰的， 是闻一多与游国恩的紧密联系， 典型的证据是闻一多的一句谦词： “泽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但随后在闻一多经历一系列困境，最终决定离开青岛的时候，游国恩并未跟随。此期间，发生在闻一多、游国恩和黄际遇之间的“苦恼人的笑”，亦

318 319不失为作别前的趣谈。1932 年 7 月 4 日，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记曰：“晚饭后仍往一多处茗谈， 泽丞在坐， 实秋后至。 一多志笃学高， 去世绝远，蒙茲奇诟， 势不得不他就矣。 《石遗诗话》 一部， 一多检以还予者， 即以为证。重逢之券， 坐中庄谐并出。 ” 随后黄际遇举厕屋联 “入来双脚重， 出去一身轻”和 “沟隘尿流急， 坑深屎落迟” ， 一本正经地说一工于写实， 一工于学唐。游国恩接话，说此晚唐之作，并举“大风吹屁股，冷气入膀胱”联佐证。就此，黄际遇一句“亦复骀宕”，将一番文字游戏的粗鄙，洗刷的干干净净。这让狂风暴雨中的夏日校园苦局，透露出一丝嘻闹的快慰。7 月 7 日，黄际遇记“闻一多、游泽丞来谈”，详细讨论清代骈文家。期间黄际遇“谈论兴发”，起身检出旧作《爰旌目诔》 《祭雷化云》给两人看，并感慨“久不以此示人矣”。十天后，黄际遇“夜微雨中”再访大学路上的闻一多与游国恩，仿佛要把闻一多离别的倒计时指针，凝固在这个纷纷扬扬的雨夜里。两篇文章一场雨加一句“大风吹屁股”，将黄际遇、闻一多、游国恩之间的日常交往，烘托的温情脉脉。8 月 1 日黄际遇记， “晚赵少侯袒一多之道， 实秋、 太侔、 泽丞及予作陪，金甫同赴席即归。 ” 这一顿饭， 差不多就是国立青岛大学的告别宴了。 “波泫泫兮烟幂幂，凝暮色于空碧”之中，闻一多渐行渐远的背影，游国恩应历历在目。1932 年 9 月 2 日国立青岛大学改名国立山东大学，游国恩留任并获聘教授，宿舍随之也换了地方， 9 月 3 日下午黄际遇遂“访游泽丞新寓”。接下来，游国恩开始编纂《楚辞讲疏长编》。 1933 年 7 月写完《楚辞讲疏长编序》 ，1934 年出版 《先秦文学》 ， 同年5 月在 《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第一期发表《离骚“后辛菹醢”解》。同年结识罗常培，由此引出罗常培后来写作《临川音系》。1936 年 4 月游国恩发表《论九歌山川之神》论文。期间，就《万年山中日记》的记录，游国恩与青岛国立大学的新朋旧友时常相与酬醋，肉尽酒薰。1934 年秋受聘山东大学物理系的王淦昌回忆，那时山大文科有张煦、老舍、洪深、沈从文、游国恩、萧涤非、孙大雨；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郑衍棻、何增禄、王恒守、郭贻诚、王普、汤腾汉、傅鹰、刘咸、童第周；新建的工学院聘有唐凤图、尚津、周承佑、张闻骏等。王淦昌断言，“这个教师阵容，和全国著名大学相比，实无逊色”。游国恩与黄际遇的频繁交往，持续到 1936 年 2 月 13 日黄际遇离开青岛回广州。之前月余，“往来殊密”之态未减。 1 月 5 日黄际遇“晚饭于泽丞寓庐” ，2 月 12 日在 “指点行装” 的空档， 黄际遇最后一次 “晤泽丞” 。黄际遇离青后半年，游国恩也于 1936 年 7 月辞山东大学教职，应包鹭宾邀请去武昌华中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系主任。行前有学生到家中再三挽留，后送其银盾，刻字“教导有方”，并到火车站送行。1937 年游国恩著《读骚论微初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 9 篇专论22 个细录，除《屈原考源》作于武大时期外，余 8 篇均为在青岛时所作，6 篇之前未发表。 计为： 《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 、 《天问题解》 、 《天问启棘宾客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解》、《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解》、 《天问古史证二事》、 《楚辞讲疏长编序》。如此看来，将青岛视为游国恩的《楚辞》研究“根据地”与“耕耘期”，当恰如其分。1942 年 2 月离开喜洲华中大学前，游国恩曾托前来考察方言的罗莘田转萧涤非诗稿《别来有怀涤非先生》，以“相逐东海畔，时效梁甫吟”表达之前青岛共事的欢愉， 随后又在另作中慨叹 “辛苦成离散， 衔悲向海隅”的怅然。 几个月后， 闻一多、 游国恩和萧涤非这三个国立山东大学的老同事，重逢昆明。1943 年 2 月 7 日浦江清日记载：“天阴，寒甚。在闻一多家围炉谈诗，游泽承谈散原诗尤有劲。”游国恩 1933 年曾在《楚辞注疏长编序》说，“屈子之文，最易激发人情……”这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他和闻一多之间的联系。实质上，青岛一别到昆明司家营再聚首，游国恩对闻一多的“人情”牵挂，若隐若现地持续了半个世纪。大部保存在《闻一多全集》之中的闻一多与游国恩的论学书信，依稀成为那个年代“书生意气”的鲜活印证。

320 321一袭长衫者在 1935 年的国立山东大学， 黄际遇和胡鸣盛两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一个生于 1885 年，一个 1886 年出生，相差一岁。这一年 8 月胡鸣盛抵达青岛的时候，已 49 岁。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第一班的学历；北大国学研究所整理明清档案的资历；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写经组组长的履历，让他一袭长衫的身影在青岛山下显得老成持重。实质上，在胡鸣盛正式加盟国立山东大学之前，已经通过长篇文献考据《安定先生年谱》，与青岛的学术圈发生了联系。《安定先生年谱》发表在 1934 年 5 月出版的 《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 第一期， 洋洋洒洒近30 页。这一期的 《文史丛刊》 ， 还刊登有：胡适 《记北宋本的六组坛经》 、 丁山 《辩殷商》 、 彭仲铎 《汉书佚注叙例》 、 游国恩 《离骚后辛菹醢解》 、 黄际遇 《潮州八声误读表说》、姜忠奎《说文四十一声旁转数目总表》、张熙《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李茂祥《Wenn lch Heine Lese》、赵少侯《 AnatoleFrance Dehgure》、梁实秋《 Literary Criticism of Edgar Allan poe》。不论是作者阵容还是所涉课题，都不可小觑。胡鸣盛字文玉，湖北应城人，早年经过县立高等小学堂、德安府中学堂的基础教育后， 1911 年 8 月考入江汉大学，先后涉列历史、法律，视野逐渐开阔。1913 年 7 月邀约同学刘博平等报考北大文科专修哲学，其时恰逢章太炎举办国学讲习会，得便师承章氏，研习经学、史学及诸子百家。1918 年 7 月毕业旋即受聘于北大国学研究所，协助整理明清两朝档案，同时兼任国史编纂处湖北省名誉征集员。1921 年改任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教授。是年 5 月参加北京八所国立高等学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并出任秘书。始自1925 年 10 月，胡鸣盛《清太宗圣训底稿残本（附校勘记）》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连载。一张拍摄于 1924 年 9 月的北大国学门同人照片，让我们有机会一睹胡鸣盛“意气风发”的学人行状，中等身材、清瘦、睿智。在北大三院译学馆楼前的这张合影， 清晰留下了胡鸣盛与胡适、 董作宾、 陈垣、 朱希祖、蒋梦麟、 黄文弼、 孙伏园、 顾颉刚、 马衡、 沈兼士、 徐炳昶、 李玄伯、 王光传、夏鼐等人的历史影像。1927 年夏，胡鸣盛弃职返回应城，被推选为县民大会副主席兼总工会秘书。后出任县教育局长，对县立中心小学规制有诸多改进，如不准体罚学生，劝导教员上课不要死板面孔，鼓励启发引导学生等等，遂为地方保守势力所不容。1929 年 8 月， 胡鸣盛应聘于国立北平图书馆， 为该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写经组组长。在周叔迦帮助下主持重编《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石室写经详目续编》，著录敦煌遗书约万件。 1934 年 12 月，燕京大学考古学社编辑的《考古》半年刊第一期 ，刊登《胡鸣盛著作一览表》，所列书目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1935 年 8 月，胡鸣盛应邀赴青岛出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35 年版《国立山东大学一览》，在职员和教员两栏中，分别登录了胡鸣盛的姓名、别号、籍贯、履历、职务、任职年月。关于胡鸣盛的青岛赴职原委，缺少文献支持，也未知与胡适有无关系。 1932 年国立青岛大学改国立山东大学之后，蔡元培、胡适与青岛的联系并未中断，具有北京大学国文门背景的丁山、 张怡荪、 台静农等亦先后续有加入。 而一些迹象显示，青岛期间胡鸣盛与张怡荪紧密的日常联系，频繁且融洽。黄际遇离青前一个月的《不其山馆日记》，清晰记录了与胡鸣盛、张怡荪的最后交往。 1936 年 1 月 1 日：“文玉来，极劝予日记必须雇人写副本， 意至可感， 但今之少年并抄胥之材而不易得。 ” 四天后的1 月 5 日晚上，黄际遇在游泽丞寓庐吃过晚饭，“先偕文玉、怡荪踏月傍山而行，两君并入山馆，为阅定近作，怡荪为推敲一二字，殊感益友厚意。” 1 月 23 日，黄际遇赴张怡荪家晚宴，“主妇躬操，盘肴满席，昨夕食羊肉停胃为之戒箸匕， 觥筹交错， 入坐有胡文玉、 李、 罗夫妇及二女生， 亦以健谈胜酗饮也，馔彻继以杂博橒蒲，皆非醉翁之意，藉此点缀年事耳。二鼓后穿峽而归，箫鼓声喧，爆竹并响，山鸣谷应，送此残年。”1936 年 7 月 20 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和中国博物馆协会联合年会在山

322 323东大学开幕。 王云五、 李石曾、 袁同礼、 沈兼士、 万斯年、 朱光潜、 金仲华、蹇先艾、王献唐、钱亚新、柳诒徽、钱存训、皮高品、李达、马衡等 192位代表出席会议。山东大学图书馆胡鸣盛与市立图书馆许筱山、褐木庐戏剧图书馆朱社佑、民众教育馆苟孟龙等六位青岛代表出席。这差不多是目前知悉的胡鸣盛在青岛的最后信息。值知天命之年胡鸣盛的再一次迁徙，原因是出于地域、氛围、人事还是学术的考虑，尚有待查考。1936 年 8 月，栾廷梅到任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期间由于胡鸣盛离职，栾廷梅并兼任学校图书馆主任职。时任山大图书馆事务员的曲继臯称，栾氏“因教课忙，又兼重听，到馆时间很少，嘱我有事代为转达。”不久， 栾所兼图书馆职由从美国归来的前任主任黄星辉续任。1933 年版 《国立山东大学一览》载，湖南湘潭籍黄星辉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曾任东吴大学图书馆主任，著有《普通图书馆编目法》。黄星辉上一次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主任的到任时间是 1932 年 8 月。自 1929 年筹建开始到 1937 年南迁，除根据国立青岛大学修正组织大纲规定，图书馆在 1931 年 3 月增设馆长一职由梁实秋兼任 3 年外，主持国立青岛大学和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日常馆务的主任， 依次为宋春舫、 皮高品、 黄星辉、 胡鸣盛、 栾廷梅、 黄星辉。离开青岛后，胡鸣盛返北平就任故宫博物院特询委员会委员，一年后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中断了胡鸣盛秩序化的学术轨迹。其不久便离北平南下，拟取道武汉转赴云贵川，途经广水时交通受阻，辗转返回应城。 1938年 10 月县城沦陷，胡鸣盛举家迁居黄滩栖身，闭门不出。避居期间，胡鸣盛修订古籍，撰写了 20 万字的《唐诗选读》。战后胡家迁回城关，寓住马坊街县立中学。 1947 年他主持应城县文献征集委员会事宜， 整理出 《应城抗战史料》 初稿。 之后胡鸣盛陆续完成了 《周濂溪》 、《高似孙子略补注》、 《陆贾新语注》、 《唐妇女诗抄》、 《又玄集注》、《德安府艺文志》等编撰，1971 年 10 月 30 日逝世。

【第六节 痉挛与洗礼】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上，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国货运动就象一根敏感的神经，长时间贯穿在各种看得见的政治、军事、实业、文化、地理活动中间，牵一发而动全身。激烈的时候，身在其中者或亢奋不止，或痉挛成疾。在整个国货运动的风风雨雨中，能够独善其身的不多。早期国货运动在青岛的命运，和城市寻求自治、自立、自强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一个敏感的时刻，城市先辈艰难地书写下了一段维护自尊的历史。在非常的年代，国货运动完成的，也是非常的使命。序幕对日本人态度，一直是青岛政治的晴雨表，也映射着社会百态的复杂表情。1929 年夏天，当教师刘少文一个劲地惋惜安徽路公园曾经灿烂夺目的荼蘼 “自接收后， 日渐零落” 的现实时， 一次新的反日浪潮正酝酿爆发。一城抵制日货的口号下面，南北蜿蜒如带的安徽路公园，则是一幅“花时空忆旧容光，零落残枝对夕阳”的颓废景象。刘少文不由得慨叹，“贵家女子往往持小剪肆意折伐，警士又不敢过问，遂无一花可观。市内公园，除上四五处外，馀则等之自郐矣。”刘少文描绘的安徽路公园的现状，恰恰就是青岛社会在一场国货运动到来时的现实隐喻。政治与人性相互纠缠，光明与幽暗来回推搡，正义与投机不分彼此。依照学术界通常的国货运动开始于 1905 年的说法，此后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运动无一不是以抵货为重要实现形式， 通过抵货， 完成自娱、 自立、自尊和自足。在一种发泄般的快慰中，商人和普通的消费民众，成为了同盟。 透过历史的迷雾， 抵货运动这个看得见的敏感标尺， 成就了许多商人，也埋葬了许多商人。一代又一代的商业前辈，在一波又一波的国货运动的洗礼中，创造了财富传奇，也筑造了独立性格。

324 325在青岛， 早期的抵货旗舰， 是一家以国货命名的联合公司， 抵货的对象，则始终是试图一次又一次控制这个城市经济命脉的日本商人。青岛国货运动的发轫，是在 1925 年掀起的新一波国货运动中。在全国性的抵制洋货呼声中， 1930 年成为了本地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民族主义年份。青岛国货运动委员会在《提倡国货歌》的渲染下，公开亮出了拒绝洋货的旗帜。就是在这时，国货公司出现了。在迎合了国人自尊的同时，青岛国货公司也迎来了这个商埠城市大商业的短暂春天。最早的国货公司，并不在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山路上。依照普通的理解，作为一条商业大街，商场应该是不可缺少的。但有些奇怪的是，在中山路建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大街上除了一家时装店和几个小型商店，却不曾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百货商店。相关的回忆印证：在 30 年代前后，中山路南段多是一些银行、商行、机关、团体，只有北段的北京路、天津路和四方路、海泊路、高密路、潍县路、胶州路、博山路、冠县路等一带才是“商店林立”。然而，“林立”的是小丘，不是山峰。同时，“林立”中间，更不乏掩藏着的难言之隐。很长时间里，在当地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这些密密麻麻“林立”的商店，遇到的都是一个强大的东洋对手。这个对手的背后，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持。在青岛，这只手的力量非常强大。于是，在很多恭顺的本地商人那里，这个对手最终就成为了合作者。这是一场看不见光明的较量 ： 和服与马褂之间， 利益终究是最重要的砝码。在资料搜索到视线里，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青岛这个曾经的殖民地城市并不是没有抵抗者，但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些抵抗者的命运往往就被指引到了两个方向：破产，或者屈服。1914 年 12 月 5 日，在刚刚成立的共和政府农商部向各省发出饬文，指出欧战“未始非工商发达之转机，凡各省种种实业，俱应切实整顿，所83　1932 年 11 月北平国货陈列馆陈列并出版《提倡国货歌》词曲。段鹤卿作《提倡国货歌》见 1934 年上海国货月报社《国货月报》第一卷第三期。有大小工厂悉予竭力维持，一面趁外货入口稀少之时，改良土货，仿照外货”的时候，已经在军事上控制了青岛的日本人显然没有理会这些微弱的声音。一天后，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接管胶海关， 23 天后，青岛向日本本土居民开放。此后来青设厂开店的日本人蜂拥，致使日货充斥市面。就是在 1922 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后，这样的局面也没有被根本改变，数万留住这里的日人仍然享有特权， 市面日货依然充斥， 本地商人与日商交易， “久已成习”。但是， 变局也就在 “久已成习” 的交易习惯中完成了酝酿。1929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青岛，改胶澳商埠局为青岛接收专员公署，随后，国民政府确定青岛为特别市，由行政院直辖。 1929 年 11 月 11 日，特别市市长马福祥到任。在马到任前的 7 月 21 日至 11 月 27 日，本地日商各厂工人爆发了联合大罢工。由于日厂主联合停业，相继导致日商各工厂接连罢工。8月上旬，联合罢工工人已经接近 2 万人。终于，本地商人的联合对抗行动开始了。 1930 年 2 月 7 日，经过推举的青岛各界国货运动委员会成立，接受了原胶澳商埠局在河南路东莱银行兴办的商品陈列馆，将其改为国货陈列馆，并同时在天津路开设了国货商场。1930 年 7 月，青岛举行了第一次国货展览会， 41 家厂商参加了这个显示尊严和力量的展览。此后，国货商场以举办国货展览会的形式与厂商结成利益同盟， 参展厂商由初期41 家， 迅速扩大到173 家， 陈列商品7300 种。与此相呼应， 本地的一些民族资本工业企业， 如冀鲁针厂、 茂昌公司等等，也获得了快速成长的机会。咸鱼翻身在 1931 年秋天，连续出现的两个有计划的事件，将青岛本地的国货运动深化了 ：8 月 16 日， 青岛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成立， 议决对日经济绝交，禁绝日货入口；一个多月后的 9 月 19 日，由本地商人组建的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在齐燕会馆开业。后来，日本驻青领事以物品证券交易所影响了中

326 327日合办的青岛交易所的利益为理由，向青岛政府提出了交涉，要求阻止新设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 但是， 这一次， 青岛方面明确拒绝了日方的要求。1933 年 6 月 13 日，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经国民政府实业部核准登记，随后，集资 40 万元的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与此同时， 更大规模的行动， 也在准备中。1933 年， 地方当局集本地官、商和银行的资金， 决定在国货商场的基础上， 组建青岛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同年 12 月，这个开历史先河的国货股份公司开始营业。青岛国货公司的组建资本 20 万元，年销货款 70 至 80 万元。依照当时的说法：“青岛之有大规模国货公司，实以此为嚆矢”。青岛国货公司的真正突破，发生在和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联合之后。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纷纷公布敌货目录，查禁日货，上海工商界先后组建了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国货介绍所和中国百货公司中国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最后，集官商资金，组成了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全国 50 个城市建立分公司。1934 年，上海的织造、化学、珐琅、钢精、电扇、织绸、织布、制帽、暖瓶、赛璐珞厂联合派人到青岛，在中山路 101 号开设上海国货公司青岛联合营业所，简称青岛国货联营所，随后又有上海的牙刷厂、螺钉厂、瓷砖厂参加。联营所开业后，优质的鹅牌绒衣，三星牙膏及化妆品、蚊香、味精，立鹤牌搪瓷面盆、口杯、盖杯，五星牌钢精锅等日用商品都以廉价畅销，逐渐占领了青岛本地的城乡市场。1936 年，青岛国货公司与上海联营所合作，在河南路组建青岛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明确规定：运销我国各地货物；经销全国国货工厂产品；有关国货事业之开发与介绍；发售本公司自制货品；承办代理购销国货业务。公司推举 1931 年 12 月就职的青岛市长沈鸿烈为董事长，青方股东代表王新三为经理，沪方股东代表柏坚为副经理。公司当年完成营业额 80 余万元。与此同时，公司委托建筑师许守忠在中山路和胶州路的拐角处，设计了一个新的营业大楼。 1937 年 4 月，公司迁到这个新营业大楼。然而84　吕文泉《国货运动与青岛国货公司》。不幸的是，这精心设计的棋局，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对方的力量，因为这时离国货运动的敌人重新占领这个城市已经不远了。1938 年初青岛沦陷， 国货公司解散， 营业大楼先被日本海军机关占用，继由日商白石洋行接收，开设银丁百货商店。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至此完全失去生存空间。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国货联营公司派柏坚来青岛，办理公司复业事宜。1947 年举行股东创立会， 推举中国银行孔士谔为董事长， 柏坚为经理，资本总额为法币 2.5 亿元。1947 年 4 月 4 日， 公司正式复业开幕， 当时的情形，被形容为“顾客盈门，盛况空前”，五天时间，这里的营业额达 3 亿元。统计记录显示，当年，公司实现营业额 130 亿元。1948 年 4 月，因物价上涨和经营发展，国货资本增至 20 亿元。公司派专人常驻上海，采购那里工厂的产品。济南、天津、北京、广州、九江、武汉等地工厂的产品，则或派人采购，或委托各地国货公司代购。这时的国货公司，已成一条商业大鳄。大鳄的内部，管理有序，结构完整。从《青岛国货公司股东会议记录、公司决算报告、经销各大国货工厂产品办法》和《青岛国货公司关于寄奉驻员月份考勤表及外任职员服务待遇规则等函件》这些文件可以看出，经过了一个相当的过程后，中山路 149 号上的这条商业大鳄已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管理、财会制度以及服务规范，并摆脱了一般商业长期沿袭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以董事会代替了家族经营，以推选的经理代替了店东管理，以练习生制代替了学徒制。这其中的理性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国货运动初始时的情感了。国家象征在一个统治角色多变的年代里，中山路上核心地带一些国家银行青岛分支机构的短时间辉煌，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奇迹。在长时间的社会和经济动荡状态之下， 货币和金融秩序得到的部分意义上的保护， 尤为令人欣慰。85　青岛档案馆馆藏档案。

328 3291898 年 5 月 15 日，德占青岛仅六个月，德国德华银行便在青岛成立分行。这之后的很长时间，中国国家银行不曾在这个新生的租借地城市中发挥一丁点作用。 1905 年山东官银号在青岛设立分号，成为青岛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一家中国官办银行。 1909 年 9 月 21 日，作为一种国家符号的大清银行青岛分号终于得以在已呈繁荣之势的中山路上开业，中山路 152号建筑，成为清政府在青岛最早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也成了国家金融的象征。由于青岛依然为德国租借地，大清银行分号主要是代收胶海关的部分关税和办理公款收付事项，对市面影响不大。民国建立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1913 年 4 月被北洋政府定为国家中央银行。1929 年 7 月 1 日，中银青岛开始统辖山东境内的中行业务。随后通过领导银钱业废除胶平银，打破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垄断局面，一跃而成为青岛的转帐中心。 此时的中银已非同昔日， 其辉煌足以令整个城市生辉。接下来便是中银青岛的节日了： 1934 年 1 月 31 日，具有金融旗舰意味的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办公大楼在中山路 62 号建成。现代主义风格鲜明的新大楼位于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数栋银行建筑之首，与同期建成的中国实业银行、山左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等紧密成组团，构成了一条影响力波及整个山东的金融街完整序列。统计显示，1936 年末中银青岛拥有存款 1133 万元，放款 1145 万元。与此同时，中银青岛设有保险公司，投资油厂、面粉厂、贸易公司、国货公司、纺织公司等企业，成为当时青岛实力最强的银行。在中山路上，与中银青岛比肩的还有交通银行。 1923 年 7 月 5 日，已取得北洋政府国家银行地位的交通银行在中山路 21 号成立青岛支行。迟到的交银似乎比中银更热衷于显示实力，于是在 1929 年 7 月，由中国最早的建筑留学生庄俊设计的银行新办公楼开始在中山路 93 号筹建。1931 年 3月 16 日，蔚为壮观的交银大厦建成。而在此后 3 年，新交银南边的中银青86　大清银行 1908 年建立，实质上是半官半民性质，为度支部监管。见贾植芳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1949 年 9 月版，第 275 页。87　中国银行青岛中山路办公楼由陆谦受、吴景奇、徐尧设计，新慎记施工。岛才在新办公楼里尝试实践“时代之趋势”。也许，这也是这两大国家银行在冥冥之中的一种宿命。与中国银行一样， 交行的辉煌并没有很快成为过眼烟云。1935 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修正《交通银行条例》，同年 11 月交通银行被指定为发行货币和无限制买卖外汇的银行。也就是在这一年的 7 月，交银青岛开始统辖山东交行序列内机构，成为交银在山东的货币发行和资金调拨中心。大清银行和一个陈旧的政权一同没了，但办公楼却没有人去楼空，1928 年义聚合钱庄在原大清银行青岛分号的大楼里开业，试图大大方方地扫除被歧视的银号钱庄们脸面上的颓风。 10 年后个 1938 年 4 月 8 日，匆忙搭建的伪华北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的青岛分行，则又选择在义聚合钱庄旧址亮相。理由仿佛也是这块地方有着一种天然的记忆优势。这家名叫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颠覆者在开业之日，即将其联银券送存中交两行的青岛分行各十万元，其他商业银行各三万元，强迫各行作为同业存款接受，并规定各行在支付储户存款时，一律使用联银券。抗战结束后，这个注定短命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青岛分行由中央银行青岛分行接收，完成了它的作为区域金融控制者扮相的全程表演。如果历史只记录光明的部分，那么不论是对中山路上的大清银行、义聚合钱庄，还是后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国家银行， 1937 年之前的这段时光的记忆都是无比灿烂的。这种灿烂如果扩大到一个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其民族主义文化精神则尤为珍贵。旗帜瑞蚨祥和谦详益在青岛的出现具有一种暧昧的象征意味，它表明了一种本土商业力量的顽强生命力。就位置而言，始建于 1904 年的瑞蚨祥布店青岛分号在鲍道大街，由此向南以后楼威街， 也就是后来的德县路为界， 已形成一片华人商业市街。对瑞蚨祥来说，这些市街上的商号既是同道，也是竞争者。最初的瑞蚨祥

330 331建筑占地 2800 平方米，东至济宁路、西到芝罘路、南起胶州路、北达即墨路，共 600 余间。瑞蚨祥青岛分号开设的时候，经营在华北已成规模。这间由山东章丘县旧军镇孟氏家族开设的布店，先从大捻布创业，由自产自销，发展到定制定染，至 20 世纪初已成专营丝绸、呢绒、皮毛和一般平民所用的蓝布、白布、 花布的多品种布匹专营店。 瑞蚨祥的每匹绸缎的机头处， 都织有 “瑞蚨祥”的字样。较之 1870 年开设的济南城瑞蚨号布店和 1893 年开设的北京前门瑞蚨祥，青岛的分号显然年轻，但在 1905 年秋天的时候，瑞蚨祥青岛分号却是青岛最具规模的布匹、绸缎及皮货专营机构。作为租借地时代华人社会的首善之区，小鲍岛一直是溢金流银之地，悦来公司、 祥泰号、 瑞泰号、 复诚、 洪泰号、 瑞蚨祥、 谦祥益、 成通、 大有恒、义德栈、协聚祥、和记洋行、恒升和、双盛泰、福和永、天祥永、德源永、万利源、裕昌号、福聚栈、周锐记、大成栈、祥云寿、协蚨祥、宏仁堂、洪兴德、顺兴楼、春和楼、聚福楼、洪来盛和其后的亨得利、长春堂、盛锡福、慎德诚，一块块金字招牌，打造出了一个青岛华商的黄金时代。位于北京路的谦祥益，大致的开业时间是 1911 年，为章丘旧军孟家的祥字号产业。人们相信，这座竖立在北京路东端有着欧洲风格山花的商号，在 1933 年李莲溪的洪泰商场建成之前，一直是中山路北段最高的建筑物。 据信筹备青岛谦祥益的资金为白银3 万两， 建筑完成后悬挂的门头字号，使用了清朝翰林手书。有回忆说，那时城里的市民，日用所需之米蛋杂粮等完全依赖乡民提携出售，谦祥益的隔壁恰巧是杂品规模集散地小洪泰，进城后的农民在小洪泰完成交易后，必会到谦祥益大楼里采购。当时，孟家的商号分布在北京、天津、青岛、烟台、济南、周村六个地方，孟家本族人称其自家产业为祥字号，青岛当时共有祥字号五家：瑞蚨祥、泉祥茶庄、谦益当、裕长酱园和谦祥益。祥字号的员工为清一色章丘人，大部分从小就在店中学徒。招工的时候，孟家会在本店发出通告，凡本县适龄青年，只要身体健康并五官端正，便都有报名机会。报名应招时需首先申报年龄、 生辰八字， 经测字先生批算测断， 凡八字中财运亨通、逢凶化吉、不克他人者才能得到面试机会。据一位 1929 年从黄县来到青岛谋生的老人的回忆，谦祥益的员工，从进店当学徒开始，待遇逐年递增。平常店里经营所剩的不足 6 尺及一丈的绸布，都留作年底分红。员工每年可享受探亲假四十天，来往路费全额报销。员工只要不嫖、赌、盗，都可终身在店里工作。如有不适应城市生活者，可返回章丘去孟家花园干活，原待遇一切不变。谦祥益里的员工一律着装整齐，夏天不准穿短裤，春秋冬三季着长袍，头戴瓜皮红顶帽。谦祥益主要经营棉布、绸缎、呢绒、皮货等 4 大类商品，其中以棉布数量居多。经营上深谙“不怕不卖钱，就怕货不全”之道，即使已过时的大团花缎子、宁绸等布料，谦祥益也有库存。而备以的水獭、海龙、貂皮等名贵皮货， 则可尽显实力。 谦祥益号推行开架售货， 售货员对商品的产地、质量、特点及用料尺寸都很熟知，服务无微不至。自始至终，谦祥益的每匹布料上都捆有布条，标明货品名称与价格。为刺激消费，谦祥益还曾采用过老尺加一的办法销售。当时，青岛大小商号都保火险，惟谦祥益不保火险，自身设有完善的消防设备，并配专人值班。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曾有谦祥益近邻一家杂货店仓库起火，待消防队赶到时，火已被谦祥益扑灭，其消防设施之完备可见一斑。相关的文献史料显示，经过青岛市工务局查勘批准，谦祥益曾在 1931 年 6 月份大规模粉刷了一次建筑的墙皮。抗日战争时期，谦祥益的经理时品三曾兼任了青岛市绸布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及青岛市商会会长。

谦祥益作为一个青岛华商光荣与梦想的象征，见证了中国民族商业在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中顽强生存与发展的艰难历程和兴衰荣辱，成为中华民族在这座城市中开拓进取的珍贵印记。桃花尽日随流水就青岛国货运动的考察，离不开商人刘子山。而商人刘子山的意义，88　青岛市工商联《青岛绸布商业沿革纪略》， 《青岛文史资料》第六辑，第 149 页。

332 333却并不局限在国货运动的局促空间中。刘子山生活的租借地和后租借地时代的青岛，类似俄国画家萨符拉索夫抑郁的《白嘴鸦归巢》，画中白雪覆盖，远方天空灰暗，冬日的太阳照射过来，透过稀疏的白桦树，留下颤动的阴影。与此同时，筑巢的白嘴鸦成群结对飞来，传递出早春气息。那些白嘴鸦执着的飞腾，让一个寒冷的历史现场，增加了些许热情与活力。以至于许多年后，人们依然能够听见那些飞翔者的呼吸声。毫无疑问，包括商人、银行家、实业家和买办在内的投资者，是青岛从纸上规划变成城市现实的关键推动者。这一强大的财富力量与持续利益驱动，始终是青岛得以成长为模范城市的最富实际意义的支持。就目前能够搜索到的记录，在 1900 到 1940 年代，本土相当数量的银行、保险商、制造业企业、贸易行、进出口商、建筑营造商、铁路与船舶公司、新闻出版投资人，都为城市的繁衍、扩张，贡献了力量。这其中，不论是作为前台操盘手还是幕后推波助澜者，诸如东莱银行所有者刘子山这样的财富领袖，对新都市文明的建立以及影响力的扩大化，都居功至伟。在青岛城市化开发的前 50 年，也就是 20 世纪的前 50 年，至少有 30年的时间和“新移民”刘子山的野心、智慧、行为息息相关。描述这期间青岛赖以生存的财富谱系和财富繁衍地图， 绝不能绕开刘子山而另辟蹊径。大半部刘子山财富增长史打开的，也正是 20 世纪前叶青岛的一部“他乡”创业史。在这个起伏跌宕的故事里，刘子山的巅峰经历堪称典范。从 1920年代中期开始，刘子山的金融扩张逐渐锲入天津、上海这两个经济核心城市，并迅速开拓出辐射华北、华东的一番资本天地，确立了东莱银行的跨区域网络版图。其中，刘子山不断尝试的观念创新、制度创新、金融模式与产品创新，引发了银行业的一系列现代化变革。刘子山的观念与价值构成，西方现代文明与东夷文化传承兼而有之，前者与后者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与条件下，所释放的信息和所发生的作用，不尽相同。刘子山 1880 年生于山东掖县湾头村，这里相距 1898 年进入城市化规模开发的德国租借地青岛，不过 200 多公里。对刘子山来说，这中间的观念差距， 恰好类似于东西方文化发生遭遇、 碰撞、 融合的路径。刘子山进入青岛的前 10 年，服务于德商，受教于德商，脱胎于德商，后10 年则独立行商，并渐成气候。这期间，贸易和窑厂经营，成为其在财富积累上发生重要作用的两个根据地。关于刘的窑厂，除了文献记载外，人们今天依然可以在被拆除的老房子屋顶上，发现大量标有“刘子山制作”字样的瓦片。这个工业化的“刘子山制作”的绵延，如同历史坐标，标志了一个过往年代理性的实用选择。历史发展的逻辑，经常显现出诡异的悖论。刘子山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恰恰是这个审时度势、务实逐利的资本占有者，不仅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个人财富的高速积累，并在相当意义上持续推动了城市文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进步。刘子山名噪一时的一生，和东莱银行资产规模、辐射区域的不断扩张以及难以统计的房产衍生密不可分。检索档案资料，稍不留心就会发现刘子山的地产记录，仿佛变魔术一般分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之大，足以令人迷惑不解。伴随着东莱银行的创办，刘子山大踏步更上层楼，最终成为了一个财富帝国的缔造者。 蜘蛛网一般的个人房产地图， 密布青岛、 济南、天津、上海、大连，并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都在不断扩大。到 1930 年代的时候，刘子山的投资注意力，已经不太容易被青岛这样一小块区域所吸引。但作为榜样和信用的象征，刘子山的身影却始终不曾在青岛消失，其如同财富英雄一般，伴随着这里的街道、房屋、庭院、树木、一同生长，直到一个时代的终了。从 1898 年到 1948 年，刘子山从一个来自掖县的无名之辈，最终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金融业领袖，一个行业标准的开创者、参与者和制定者，一个隐秘的财富扩张传奇，得于时代，也失之时代，其中的幸与不幸，不知 1948 年在上海病故前的刘氏有几多体会。根据本土学者贺伟的考订，到1948 年时，刘子山个人所拥有的资产总合，折合成黄金计算下来，相当于今天的 900 亿人民币。这个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积累，不免叫人瞠目结舌。1948 年 10 月刘子山故去的时候， 清晰标志着其人生轨迹的青岛、 天津、上海，都已呈孤立之势，秋叶飘零的城市惶惶不可终日。随着寒风中巡回

334 335展览派画家笔下的金翅鸟们的上下翻腾，一个属于刘子山的时代，很快将成为过去。刘子山没有看到新时代的到来。在离开人世的前几天，他意外地点了静安寺路沙利文西餐店的牛排，欲罢不能。而刘的家人都知道，刘子山的一生， 没吃过几次西餐。 这个从不排斥西方观念、 思维与准则的人，在饮食习惯上却始终很乡土。这好象是一次精神的回光返照，刘子山生命理性的探照灯， 一点一点地探试着深不可测的终点， 直到气息奄奄。 这一次，没有奇迹发生。回望刘子山的一生，顺势、启智、图新、慎独、谋变这些关键词，始终相互伴随。一些相互矛盾的精神元素与行为方式，奇异地浓缩、融合、挥发在了这个北方农民出身的财富开启者身上，使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始终走在时代变迁的前面，代表了中国社会结构中最活泼、最顽强、最具创造力的革新因素。作为民国平民奇迹的象征，他没有辜负乡土伦理，没有辜负文明期待， 也没有辜负他所生活的时代。 他如同一座飘摇的纪念碑，凝聚了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共同筑造的热情与生命活力，社会之变，文明之变，须臾不可离弃。1949 年春节前夕，刘子山被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因为落叶归根的考虑， 墓穴挖得很浅， 也没有立碑。 早些年， 吴佩孚曾撰联书赠给刘子山， 曰 ：桃花尽日随流水，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扩大到刘子山戏剧性崛起、增长、 困顿、 消亡的一生， 令人不胜感慨唏嘘。 这不是刘子山一个人的宿命，而是一个曾经辉煌着的国民时代和许多参与者的共同命运写照。个体生命置身在一场又一场的历史性变局之中，或坚忍或脆弱，终了都不免落花流水。 刘子山的遗骨， 最终没有回到掖县湾头老家入葬。 他和他所经历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第四章 潮涨潮落

青岛都市文化是和作为城市的青岛一同诞生、成长、繁衍的新型文化。一部青岛城市化开拓史，同时也是一部青岛城市文化演变史，一部现代都市文明的孕育、冲突和裂变史。在整个中国近代和现代城市成长史中，非典型的青岛城市化进程，以一种设计特征明显的秩序轨迹，给 20 世纪前50 年此起彼伏的城市文化经验， 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 这其中包括了制度、规范、标准、类型、习惯、行为方式、传播模式的建立，和始终没有停止的适应、调整、修正。现代性的本土适应，始终是青岛都市文化的标志，也是青岛都市文化混乱的精神主体。围绕着现代性展开的青岛都市文化，规定了这一类型文化的运动方向。青岛都市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集合体，其突进性、植入性、包容性、多样性与可复制性特征，决定了这种文化类型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非稳定状态，决定了其吸纳新鲜文化原素的优势，决定了其调和、调整、融合的可能性。在诸如公共传播、公共教育、社团组织、社会服务、慈善事业、人际交流、平民娱乐等领域，青岛的都市文化都有突出表现，其中报社、广播电台、出版社、俱乐部、咖啡馆、跑马场、音乐厅、舞厅、电影院、剧社、公园、运动场、图书馆、学校、会馆、公会、商会、民众教育馆等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城市公共机构，都在青岛的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青岛城市开拓与进步史上不可磨灭的文化标志。整体观察，青岛都市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在 20 世纪前50 年依次经历并见证了文化隔离、文化对抗、文化复兴这样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见证了隔离的最终消亡和对抗的消散，却没有真正迎来复兴。与此同时，其也为新的公平和公正的城市文明，奠定了基础。在不停止的文化冲突和调和中， 城市和城市文化一同成长起来， 成为紧密联系着的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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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肌理】

不同的社会肌理，构成了一个常态城市的日常呼吸，吞吐之间，起承转合。1912 年的青岛之行，使得孙中山对德国在青岛的“成效卓著”的社会管理表示出浓厚兴趣。 在青岛的社团、 学校、 野战医院、 监狱和法院中，孙中山被一种纪律化社会的技术和潜力所吸引。在这个意义上，青岛已经成为一个可供观察和学习、效仿的切面，可以与中国的现代化结合起来，而后者显然是共和制度的缔造者所关心的。 在这其中， 以不同的民间组织、公共机构、利益团体、律师业、知识界为代表的民权文化分子，逐渐在社会运转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制约、平衡、缓解作用，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城市公共文化。话语权1907 年 5 月，在青岛大鲍岛华人区东北坡地的中部，一个新落成的中式院落里和声鸣盛：一群中国和德国官员和盛装前往的华商，把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渲染的风光无限。据《胶州发展备忘录》 1906 年度至 1907 年度的记载， 1907 年华商同仁建立起涉及苏皖浙赣的三江会馆，此举被视为青岛口岸重要性日益增强的标志。备忘录披露，德国总督和山东巡抚杨绪祥都前来出席了这个豪华建筑的落成典礼。自 1906 年起，在青岛的广东商人首先自立广东会馆。随后是 1907 年苏浙皖赣和山东直隶商人分别组织了三江会馆与齐燕会馆。此三大会馆成为青岛早期最有影响的地域性团体，在经济与社会事物中，发挥着协调作用，并开始拥有话语权。三江会馆 1907 年 5 月建成时，因主要发起人由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组成，且三省名称中均含“江”字，遂称三江会馆。实质上，三江会馆中也有一些安徽商人。在 20 世纪早些年，三江会馆经常举办施医、施药、施舍棺木等福利活动，并办有一间三江小学。 1912 年 9 月 28 日，卸任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受青岛三家会馆和总商会的约请，乘胶济铁路上蒸汽机车到达青岛。到 30 日离开，受到了民众和学生欢迎的孙中山主要去了三个地方，这便是广东会馆、三江会馆和青岛高等专门学堂。三江会馆的历任会长，有慈溪人周锐记经理周宝山；扬州人丁敬记经理丁敬臣和宁波人亨得利钟表店经理郑章华。丁敬臣曾任德商禅臣洋行买办，后在胶海关税务司支持下与刘子山等集资开设立升官膏店贩卖鸦片，1916 年出任青岛总商会会长。以地域联结为基本特征的会馆，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组织，依然有很大差别。城市社会、商业活动的公共需要和平衡，在以会馆为主要平台的结构中，并没有获得完美的解决。租借地时期，本地民间组织和士绅发出的最响亮的反对声音，是对政府试图迁移天后宫的抗议。这是一次有惊无险的本土文化维权仪式，因为是抵御外来文化规模植入的粗暴与蛮横，参与者获得了原住民和新移民的一致支持，遂使得政府改弦易辙，保卫天后宫行为大功告成。但实质上，诸如阻止搬迁天后宫这样的富有戏剧性的公共事件，在日常城市话语权呈现上，仅具象征意义。更多的公共利益的捍卫，却是依靠旷日持久的对话与谈判来完成的，日积月累，渐成风气。1914 年青岛围困战爆发之前，华人成立维持会。期间在青岛度假的清华学堂学生洪深在 《青岛闻见录》 记录 ： “维持会者， 宣战后华绅会合议事，维持秩序之团体也。会所在德人魏立贤牧师之藏书楼。先是胶督劝人毋须远行， 众人大半亦不作行计。 即公推魏立贤为代表， 向胶督交涉， 要求三事 ：一、 每日必以德国战电译成华文， 印传单分送各人， 如有危险， 当先期通告，火车送出。二、在岛华人之财产（指房产地皮等）及德华银行之信用，归德政府负责。三、市上物价，由大众议定，加高数成，不得任意居奇，并拟移李村菜市至青岛。 此三事胶督一一照允， 惟菜市一层， 因有难办之处，未曾实行。 华绅之在岛者， 大半加入此会， 并于魏牧师处， 各存相片一张。后数日风声渐迫，自济南至青岛之车，停止载客。惟维持会之会员，在会中存有照片者，因送眷属行李至济，既出尚可复入也。”

1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 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一、第二号。

338 339对青岛的民间团体来说，春天的真正到来是 1923 年早些时候。自1922 年 12 月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开始，民族经济复苏，数年间社会团体增至百余。三大会馆衍生为即墨、平度、黄县、莱阳、宁波、两湖等省内外18 个旅青同乡会。青岛总商会衍生为出口业、行栈、房业、煤炭业等 13个同业公会。 其他如教育会、 记者会、 气象学会、 万国体育会、 中华武术会、国际俱乐部、 市民公会、 国民会议促成会、 国货促进会等团体也纷纷成立。1924 年 8 月，《学艺》杂志刊登了一份 23 人的《中华学艺社青岛社员一览表》 。 中华学艺社前身是1916 年由东京中国留学生组建的丙辰学社，1923 年改名，致力于推介文化发展，介绍世界各国科学文化成果，出版书籍，并于 1917 年创办《学艺》杂志。中华学艺社的青岛社员，分布供职在胶澳督署、 胶济铁路、 水道局、 电汽公司、 港政局、 日本纱厂等重要机构，多属于社会精英力量。有意味的是，23 名学艺社青岛社员的籍贯异常复杂，涉及贵州、四川、山东、福建、浙江、江苏、湖南、广东多个省份；所学专业则更广泛，包括应用化学、农业化学、土木工程、电机、建筑、历史、机械、铁道、政治、窑业、车务、英法、医科、船舶机械等；就读的学校，有东京帝国大学、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福冈明治专门学校、东京日本大学、爱知医学专门学校、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旅顺工科大学、铁道管理学校、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北京高等工业学校等。尽管中华学艺社青岛社员是一个小团体，但从这个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体的年轻群体的知识构成看，其多元文化趣味和社会融合能力，对经历了两种殖民地文化控制后青岛都市文化的形成，应具有积极的示范与推动作用。1923 年 12 月，青岛职业学校学生自治会与青岛新学生社成立，此为青岛最早的学生团体。 13 个月后的 1925 年 1 月，青岛电话局妇女进德会成立，成为青岛最早的妇女团体。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后，科学团体的分会有所发展，较有影响的中国工程师学会青岛分会、中国自然科学社青岛分社分别在 1931 年和 1936 年成立。到 1933 年，青岛已有2　1924 年 8 月 21 日《学艺》杂志第 6 卷第 4 号。蛋业、纺织业、木业、火柴业、烟业、屠宰业、洋服业、盐业、运输业等工会组织。诸多不同的利益团体，在与其它团体之间，与政府之间，都在积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无形之中就形成了相互的制约，促进了社会公平机制的生长。在一系列复杂的涉及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社会、文化、城市建设， 以及税收、 投资、 土地买卖、 财产纠纷、 邻里关系和公共风俗的问题上，不同的本土社团机构， 都曾扮演过维权协调人的角色。 诉求不同， 角度不同，行业不同，利益不同，所发出的声音也就不尽相同。众声喧哗之中，城市肌理的紧张与松弛，便形成平衡，和风细雨，你来我往。在这其中，观点表达始终是不可抑止的。 这是花样翻新的社会团体的生存基础， 这也让 “话语权”成为了社会运转的润滑剂。锐利的言辞，没有损害城市的发展，反而消匿了对抗，减少了公共管理的成本。在历史的拐弯处，社团领袖、阶层意见传递者、公共传媒、专业人士、工程技术人员、律师、乡绅和独立知识分子的表情，每每比政府代表更引人注目，也更容易被社会接纳。1938 年 1 月青岛沦陷后，日本当局除改组了商会等几个社团外，还成立了新民会以及青少年团、妇人会、工业联盟、劳工协会、宗教联盟、文艺协会、体育协进社、华侨协会、兴晔社等团体。比较之前的本土公共利益发言者，这些社团的依附性更强，表情也更呆板，作为社会缓冲肌理的存在作用岌岌可危，近乎摆设。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政治空白空间获得部分释放，青岛集会结社出现活跃局面，其中同乡会、同业公会、产业工会、同学会数量最多。此外一些自由职业、文化学术、宗教慈善等各种团体也相继成立。光复的激越如同燃烧的火焰， 本来有望形成公共表达的良性社会肌理， 不幸昙花一现，最终烟消云散。 蓦然回首， 诸如赵太侔、 王统照、 李树峻、 刘次箫、 张乐古、尹致中、杜宇、张镜夫、张凌云、宁公介这些曾经在聚光灯下左顾右盼的探索者，多不堪重负，寂寞而去。从一般意义上考察，自 1910 年各商号公选青岛华商商务总会开始，

340 341青岛商会在近乎险峻的不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下，竭力推动本地的经济与商业的稳定与发展，实功不可没。期间青岛总商会的主要功能是：参与社会事务，开展经济活动，举办公益事业，征集摊派钱物等。其中商会参与的组建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和胶澳电气公司， 成立至善堂、 贫民习艺所，开办商业补习学校，提倡国货和声援五卅惨案等活动，最为人记忆。在这个过程中，青岛商会、各业公会、工会等社会组织积极争取话语权，在维护局部和不同群体利益的同时，也逐渐建立起了城市的公平意识和平衡机制，形成了独特的民权文化。唇枪舌剑的逻辑在早期青岛历史上，比照获得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工商业、金融、港口运输业扩张，行政与司法制度、律师业、社会公平机制，都是容易被回避的话题，除了这是因为制度的隐性特性，历史文献档案的匮乏亦是原因之一。实质上，律师业在城市化初期的活动和建立社会公正的早期努力，恰恰是青岛民权文化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1901 年的 7 月，一名德国律师在青岛设所开业。这个时间距德国海军占领胶州湾还不足四年。但对大清国的司法来说，律师却依然是个陌生词汇。整整九年之后， 1910 年起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才第一次提到律师这个职业。据《山东律师志》表述，当时青岛租借地批准律师开业的条件是，谙熟法律，在德国联邦州中能胜任法官工作的人。但相关考订没有指明这位德国律师的身世和其开业地点。 1901 年时，胶州帝国法院大厦尚没有建成，当时的军事、行政与司法中心还暂时设在清军遗弃的总兵衙门，所以这个青岛历史上最早的律师事务所，应设在已得到初步开发的城市核心区域。与这位具表率性的德国律师执业行为相关连，在这间一个人的律师事务所开业不到一个月的 1901 年 8 月 14 日，青岛德国总督府公布了《律师费用法令》。1905 年原先在青岛开业的律师返回德国，换了另一名德国律师到租借地代替其职。后来又有三人经法院许可在青岛开业，使在青岛开业的德国律师增加到四人。其中一人兼任公证人，两人常驻上海。德国律师在青岛的作为，已经发现的史料证据不多，但从 1910 年两广总督袁树勋的一份奏折上看，律师的作用在开放商埠已非同小可。袁氏称，近来通商各埠人民延请外国律师辩案已成习惯。由德国人在青岛出任律师，实质上是一种必然。与其他租界不同，所有在青岛的欧洲侨民，无论其所属国在中国是否享有领事裁判权，均须接受德国司法机构的管辖，无论该侨民在案件中是原告还是被告，均按德国法律进行审理。拉尔夫·A·诺瑞姆所著《胶州的行政管理》的表述表明，德国海军部国务秘书为在青岛租借地的欧洲人建立了两个法院，普通法院和最高法院。普通法院在所有欧洲人案件中，行施最初审判权。法院被分成与分派到此的法官数目同样多的法厅。1914 年有三名法官被分派到法院，因此在当时有三个法厅。1914 年在青岛度假的清华学堂学生洪深， 认识法院的德国司法官慕氏，称其在中国 20 余年， 精通汉文， 并为人谦虚和蔼， 令人可亲。 凡其坐堂理事，绝少疾言遽色。期间慕氏两场诉讼案，现场被洪深详细记录下来：“某日往臬署，旁听慕君之审判。是日有两案，一为亲戚二人，因代保借款之事涉讼。一为兄弟二人，因合资营业事涉讼。然两案之原被告皆为妇人，心窃异之。嗣观慕断案，并不使用其法权，大似和事老，从中排解而已。而两造皆悍泼无伦，两不相下。最后则曰，某某曲，须纳罚款若干，某某直可以去矣。有时负者不服，在庭中喧争，慕君亦无如之何。亦有两造皆以为不公平， 在门口大骂者。 慕君并不与计较。 遣司法巡警告之曰， 尔曹欲争，可至他处， 勿在署门无理也。 然判决以后， 未有敢不遵而至二次涉讼者。 ”洪深总结原因，以为“赴讼之人，皆自以为是者也。无论法官如何公平，胜者必称誉，而负者必毁誉之。若此者岂不能以权力威压之乎。然慕君不肯用者。盖欲使两造各平其心也（除上控外不遵判者受重罚）。有法律之监督，又有亲戚之劝解，故一次讼后，不思再讼矣。”

3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 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一、第二号。

342 343三名法官和四个律师，构成了德国青岛司法的尾声。这个有着种种弊端的司法体系， 依然包含了理性精神、 均衡性和秩序色彩。 稍后的历史证明，德国司法体系在青岛的崩溃，并没有导致律师这一自由职业角色的退隐，反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14 年底日占青岛， 次年初开始便在这里陆续设立了阿部硅二、 香田、管真人、笠井仁、涩川柳次郎、松本勇七、清辅等法律事务所。时日本对青岛实行军政管治，警察及民事刑事诉讼均在日本军人控制之下。但较之1914 年前，这一时期的律师所数量和从业人员都明显增多，青岛开始形成律师执业中心。1922 年 12 月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以后， 设置青岛地方检察厅、 审判厅。1929 年 4 月国民政府管理青岛以后，对司法机构进行全面改组，设地方法院和地方法院检察处。 1923 年的 8 月，有 26 名入会律师的青岛首届律师公会在大沽路 11 号成立，次年 4 月迁入广西路 22 号。到 1930 年时，已移至关海二路 25 号的青岛律师公会有会员 35 名。1931 年 2 月，山东高等法院院长吴贞缵向司法行政部呈报了《青岛律师公会会则》 11 章 45 条。

1931 年 3 月，司法行政部批准安徽凤阳律师陈道迁移青岛执业。1934 年3 月，徐荣福、邹峄生两律师获准在青岛地方法院管辖区域执业。

1933 年出版的 《青岛指南》 面对本地执行业务律师 “因诉讼上之需要，年有增益”的状况，遂开辟专节刊登 75 名登记律师姓名及籍贯、事务所地址、电话，以方便查询。所收名录计有牟绍周、张荣莲、孙承瑗、邵纶恩、吕崇渠、 王瑞五、 周锋、 于遒铎、 李汉、 杜树棠、 周尘业、 焦继宗、 盛家良、傅汝舟、万文标、张荣科、孙旭升、张梯云、侯方型、张仁寿、葛维诰、张方毅、王萁田、袁荣叟、尹世桓、郝凤城、蒋方鲲、孙书琳、叶倬、尹朴廷、刘书霖、李允升、罗宪章、荣丕勋、张宗庚、口士斌、萧治北、周东曜、 迟宗梅、 陈道、 董毓璋、 朱舜赓、 王恒山、 张学让、 戴黎经、 綦书玷、4　1931 年 3 月 7 日《司法公报》第 112 期。5　1931 年 4 月 4 日《司法公报》第 116 期。6　1934 年 3 月 31 日《司法行政公报》第 54 号。赵秉琛、李钟灵、曲暄田、李秉铨、赵震乾、胡东川、刘鸿筠、蔡仁端、周孚先、于世琦、胡超、曹金寿、张子翼、张坚修、陈绍芳、谭建之、苏恩照、孙懋燦、唐庆璋、黄文华、李宗汉、于允文、冯家连、殷次伯、刘培栽。 律师执业地址分布在中山路、 天津路、 观海二路、 即墨路、 江苏路、广西路、济宁路、博山路、黄台路等几十条街道。律师籍贯多为山东境内县域，另外有安徽籍三人，湖北籍两人，浙江、福建、江苏、江西、河南、四川籍各一人。其中，山东栖霞牟绍周氏为青岛律师公会会长，山东平度于遒铎为青岛律师公会副会长。两事务所在《青岛指南》刊登的广告内容相同，均“办理各级民刑诉讼、华洋诉讼、登记过户、证明文件，其他一切法律行为。”从牟绍周 1930 年代频繁在法学杂志发表诸如《中华旧律特点之研究》《国际刑务会议及国际刑法会议之议题》《日本大宝令官制与我国唐制之比较》看，牟氏对中国古代律法与西方现代法律均有学养。其 1934 年在天津律师公会的一次演讲，清晰表达了对中国律师社会地位的判断与立场：“我国律师制度，完全为政治取缔立法下的产物，非社会的团体自治立法下产物，以视欧美各国律师制度，纯为自治的律师制度，固属相形见绌，然亦可见国家在这个时代， 诚然落伍。 ”牟绍周表示， 在国家风雨飘摇时节，改革迫在眉睫。1933 年 6 月 4 日，由青岛律师公会会长牟绍周任筹委会主任的中华民国律师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在青岛召开，通过了第二次修订的《中华民国律师协会章程》和《中华民国律师协会议事细则》。会议期间上海律师公会代表沈钧儒提出《请立法院即行颁制冤狱赔偿法案》，主张：凡民事使人无故蒙受损害者， 应负法律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 ； 刑事捏词告诉他人者，应受诬告之罪；伪词指证使他人不利者，应处伪证之罪。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后，转呈国民政府。唇枪舌剑的逻辑，无疑需要理性司法的庇护，否则便成为勾心斗角的7　《牟常委绍周在天津律师公会欢迎会演词》，1934 年 5 月 15 日《法学丛刊》第2 卷第 7-8 期。

344 345游戏，与公平无关，与公正无涉。而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发生在青岛的律师辩护行为，恰恰处在逻辑与游戏之间。法律天平的倾斜，自然非律师的口水能够矫正。统计显示，在 1933 年已有 72 处律师事务所和 75 人律师的记录之后一年，青岛律师增至 91 人。1934 年的 9 月，青岛律师公会发布了组织贫民法律扶助会宣言，也算是这个残缺时代所发出的一丝微弱的光亮。据司法行政部 1937 年 6 月 30 日公布的统计数字，青岛时有律师 113 人。这时，与城市化发展荣辱与共的律师业在青岛的活动，依然若隐若现；公民社会的建立在国民党训政的环境下，依然遥不可及。值得注意的是，在困难重重时刻，牟绍周依然对贫民法律扶助，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 这在他的一些公开演讲中， 可以找到隐约的凭证 ： “若关于贫民法律扶助运动，其重要性更属不能易视。吾人觉得人类社会，欲求均衡发展，必须人人能受法律上的保障，换句话说，必须人人得保其人权。 但是从实际生活方面观察， 人类社会， 有划然的鸿沟， 即贫富不能平等。贫者，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欲得真正的平等，其事虽不易；而法律上平等保障， 固不甚难。 然终以贫民既不知法律， 而又无力得知法律者为之保护，结果，各国根本方法上，所谓人人在法律前一律平等的规定，不过徒讬空言。弥补人类社会的这种缺憾，不能不说是法律界的责任。况且我国，年来盗匪遍地， 民不聊生， 这固然在政治方面， 在经济方面， 都有密切的关系 ；想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固须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着手救治。但政治上的救治，经济上的救治，决难计日成功；而法律的扶助，亦可聊补其所不及。因此贫民法律扶助制度，在我国更比较的有急切的需要。况乎我国现在的社会心理， 异常冷酷， 国人之团结不坚， 国势之危殆万状， 此亦要因。则是，协会贫民法律扶助之运动，亦所以使冷酷的社会，变而为相互同情的社会，也可说是一种极根本的救国方法。这点意义之重要，更其有向各位贡献之必要。”

一口气摆出了一个近乎绝境的困局，一个执行律师对寻求社会公平的8　《牟常委绍周在天津律师公会欢迎会演词》，1934 年 5 月 15 日《法学丛刊》第2 卷第 7-8 期。焦虑，令人不禁感慨万分。这让层峦叠嶂的城市肌理，在最坚硬的部分，释放出人性的温暖。旁逸斜出伴随着工业化规模和吸纳人口数量的逐步扩大，以组织形态出现的产业工人群体，开始成为城市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这其中，周期性的权益平衡矛盾的爆发及其公共影响，日益凸显。1923 年四方机厂工人自发组织的圣诞会，是青岛历史上第一个工人行会组织。在逐步转向自觉工会的过程中，成为 1922 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中国工人群体的“新生势力”。1922 年 12 月 10 日北洋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次年 1 月 5 日收回山东铁道青岛工场， 4 月 2 日更名为胶济铁路管理局四方机厂。但工人们很快发现，虽然摆脱了德、日管治，自身却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利益，期望破灭。经历者傅书堂回忆：“苦难的生活、寥寥的工资，以及政治上的不自由，都依然如故，甚至把在帝国主义时期规定的三天假（照发工资）也取消了。”

四方工厂工人之前有按宗族、乡域结拜成伙的传统，组成有胶州帮、潍县帮等，1919 年为要求增加工资，还自发地举行过罢工。崇拜祖师的行会组织圣诞会，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郭恒祥等一批青年工人，是圣诞会最早的领袖。郭恒祥是山东章丘县埠村人，19 岁到青岛进入四方工厂第四场当工人。五四运动后期在回原籍探亲时曾去济南，目睹了青年学生为争回青岛和山东主权而进行的罢课、游行等活动。回厂时他买了一些折扇，写上“勿忘国耻”、“力争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赠送给工友，借以启发工人觉悟。1922 年冬，郭恒祥等人开始酝酿成立工厂团体。他们按照民间铁匠敬9　傅书堂《党领导下的四方机厂工人的斗争》。

346 347奉祖师老君的旧俗，先联络工厂铁匠成立了一个老君会。由于木匠、铁匠也要立会，郭恒祥等人就商量在全厂成立一个会，各行工匠都加入，取名圣诞会， 意为各行匠人纪念始祖生日。 圣诞会的宗旨， 大致包括 ： 崇敬祖师，互敬互助，修养品性，砥砺技术，辅助路务。规定会员每年捐献一日工资作为经费，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为圣诞日，进行庆祝活动。

圣诞会成立后，推选郭恒祥为会长，张吉祥为副会长，郭学濂、耿华山为评议长。同时按场、工种推选代表一人，负责日常联络。开始，加入圣诞会的多是成年和老年工人，随后青年工人也加入。圣诞会到胶县订制了铸银会章，并且到胶澳商埠警察厅办了立案手续。1923 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即公历 3 月 31 日，是第一个圣诞日。圣诞会决定敬神唱戏，庆贺圣诞会成立。他们与厂方达成协议，从农历二月十五日起在四方公园唱戏 5 天，工厂停工 5 天，以后利用星期天补上。圣诞会这天，胶县戏班轮番演出，会员们佩戴会章参与。此后圣诞会逐渐成为工人依靠，工人遇事都找评议会解决，影响力逐步扩大。期间，圣诞会在解决工人住房困难、要求增加工资与制服、为病故工人做棺材、惩治恶劣领班、抗议开除和逮捕工人、抗议不发年终双饷和红利等方面，通过罢工等形式，和厂方进行了艰难交涉、斗争。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 铁路工人运动转入地下。 京汉、 粤汉、 津浦、正太、道清五条铁路工人的联合组织“五路联合会”得知圣诞会成立，派王荷波来青岛取得联系。 圣诞会随后加入 “五路联合会” ， 办起工人俱乐部、图书室，并筹备工人夜校。这使得圣诞会逐步从行会团体，转变为具有工会性质的组织。1924 年 2 月 7 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郭恒祥代表胶济铁路工人参加大会，并被选为副委员长。郭恒祥回来后，开展工运热情倍增，除在码头工人中成立分会外，还到电灯公司、水道局工人中进行活动。1924 年 3 月 19 日， 也就是农历二月十五日， 是圣诞会第二个圣诞日。10　《青岛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 页。郭恒祥等人照例筹备敬神唱戏，并报路局、警察厅备案。但当工人自高密装运戏箱来青时，却遭路局阻禁，庆贺活动停止。 3 月 21 日，四方机厂宣布将郭恒祥等四人开除。1924 年 9 月，圣诞会被封闭。受圣诞会的影响，大康纱厂工会在 1925 年 3 月秘密成立， 3 月 19 日晚全厂 5000 余名工人举行罢工。大康纱厂工人的罢工，得到四方机厂、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工人积极响应。到 4 月底，日本在青岛的六大纱厂 20余万枚纱锭全部停止运转， 所有日商纱厂、 丝厂的工人都参加了同盟罢工，罢工人数近两万人。作为一个自发的工人组织，圣诞会是城市化初期产业工人群体的力量显现，随着工会组织的陆续建立和开展的一系列权益维护活动，工人维权文化成为和城市化进步相生相伴的一个重要内容。1930 年 3 月，上海《现代小说》发表了一篇描绘青岛工人罢工的小说《第四工场》，引起左翼文坛的关注。上海左翼作家叶灵凤在大量应征者来稿中， 首先发现了青岛电报局职工李同愈的这一篇。 叶灵凤阅读后指出：“作者用简朴的笔姿， 像工人身上的蓝布衫一样， 描出了劳资斗争中的全型。平日在帝国主义翼卵之下的警察，受着资本家豢养的工运委员，在工潮勃发以后，素来是蒙着假面具的，这时竟像预言的实现一般，一一归到厂方的指挥之下开始向工人严重的压迫。作者从这上面映出工人对于争斗的团结，少数分子在威赫之下的动摇，以及集团势力的最后的胜利。虽然因为这次的争斗而损失了一位指导者，但是大众的要求终于实现了，这仍然是可喜的事。”

叶灵凤进而认为：“和平主义也是普罗列塔利亚争斗中的敌人之一。因此普罗列塔利亚在他的政治解放及阶级消灭的战争中，对于流血和牺牲11　1924 年 3 月 22 日《中国青岛报》载：“路局派机务处办事员李继葆，前往晓谕并颁布告，略谓该工人代表郭学濂、郭恒祥、张吉祥、耿华山等四人，提议演戏原为捐钱肥己，勿受伊等蒙混，除将该工人 4 名一并开除外，即限于二十二日一律上工，不得自误，致失生业，然闻工人等亦极坚持，拟非达目的不可。”12　1930 年 3 月 15 日上海《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

348 349的事是毫不踌躇的。因此，新写实主义的作家对于描写争斗中自己营阵里的被牺牲者应当不要作过分的哀悼，以免引起全体的感伤，而阻碍了争斗的进展。关于这一点，《第四工场》的作者是能捉着了。作者对于秀明的死能不作过大的惋惜，这是最可鼓励的一点。”至此，在青沪两地，工人领袖郭恒祥、于秀明和知识分子李同愈、叶灵凤构成的利益同盟与立场呼应，将工人运动的方向，逐渐引入更开阔社会纵深。 有意味的是， 李同愈的 《第四工场》 发表三个月后的6 月 19 日，因人力车夫罢工引发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和青岛特别市政府纷争，葛敬恩请辞青岛特别市市长职， 8 月底离职。工人运动就此成为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政治力量角逐的导火索。青岛产业工人的声音，从 1923 年开始汇聚，掠过 1938 年前的城市，直到 1947 年的夏天。这时候，一个叫李瑛的年轻人，用诗歌表达了“勇者的力量”：我们展开诗朗诵的潮在马达休息了之后在机械的齿轮平抑了之后在劳动的工人吸着烟草清闲的时候我们把劳动者所应发的声音引渡给他们这个时候，在年轻诗人的眼中，“我们”、“劳动者”和“他们”，早已经泾渭分明。学术度假村说夏天的青岛是学术度假村，似乎恰如其分。这是自然地理的召唤，也是蔡元培身体力行的功劳。 海风习习之中， 一个气候适宜的公共会客厅，很讨各路政要和知识分子欢欣， 津津乐道者鱼贯而入， 谈笑风生。 日久天长，去青岛开会就成了家常便饭，三番五次下来，西装革履亦或一袭长衫者，便熟门熟路。 本地居民见多了， 就习以为常， 并引为光荣。 到了寒冬腊月，不免怀念夏天的熙熙攘攘，春秋更替，循环往复。由是，作为“会场”的青岛，名声渐大，城市的细节也便被一一描绘出去。1930 年代的青岛，随着国立青岛大学和国立山东大学的建立，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科学与学术的会场。 1930 年 8 月 15 日，中国科学社在这里举行第十五届年会；一周之后，中华农学会十三届年会也在国立青岛大学举行。1933 年 6 月全国律师协会在青岛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两个月后，中国经济学社第十届年会在国立山东大学举办。 1934 年的会，则有全国第二次技术会议和新中国农学会第十届年会。中国科学社、中华农学会、全国律师协会、中国经济学社所集合的智力资源，涉及学术建设、科学进步和社会运转的各个要害环节，连续四个夏天汇聚在青岛的知识人群和讨论的话题，隐含了关系国家走向的种种重要信息。一时间，伴随着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许璇、马寅初、奚东曙、叶崇勋、黎照寰、刘大钧、李权时们的匆匆来去，坚硬的理性逻辑与青岛和煦海风的不间断融合，构成了一个个张弛有度的自由言论现场。1935 年夏天，一场场的会议似乎要塞满了青岛的大街小巷。 7 月，第四届铁展会在青岛举办期间，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五届社员年会 156 人参会， 并乘车赴沧口小学、 华新纱厂、 中国石公司、 冀鲁针厂、 船坞、 感化院、第二平民所、贵州路义务学校、青岛市礼堂、水族馆、炮台、体育场、中山公园参观； 7 月 29 日至 8 月 2 日 27 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体育讨论会 ；8 月 8 日， 远东国家扶轮社在青岛举行年会 ；9 月 3 日，中国物理学会第四次年会在山东大学举行； 9 月 14 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组到青岛拍摄《劫后桃花》外景。接下来的 1936 年 7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博物馆协会的联合年会，也在青岛举行。1930 年 8 月的中国科学社在青岛举行第十五届年会， 蔡元培、 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文灏、蒋梦麟、蒋丙然、宋春舫等聚集青岛。蔡元培

350 351在开幕式上讲话，希望中国科学社进一步发展，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生物研究所多招收研究生， 培养人才： “最初在南京社中， 创立生物研究所。内中研究员皆是学校中人， 一方面担任教授职务， 一方面从事研究生物学，后来研究的成绩很好，并且造就出许多生物学的人材。现在有许多好生物学者，多是那时候的学生。现在生物研究所很是发达，我们意思，待社务再进发展，更须多招研究生，训育中国科学人材。”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科学自主生长的一个孤本。其 1915 年由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民间科学联合体，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 9 人，任鸿隽任社长， 1918 年自美国迁到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科学社以美国科学促进会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科学》杂志。 1915 年 1 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 “科学” 与 “民权” 并列， 申明 “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 。8 月 15 日《时事新报》刊登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年会日程：“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正式开会；七时青岛大学宴会。十三日上午八时社务会；十时省府欢宴；下午二时，游览观海山、青岛山、炮台、第一公园；五时公开演讲；七时市府宴会。十四日上午八时，宣读论文；下午一时，游览四方机场、四方公园；五时公开演讲；七时胶路局欢宴。十五日上午八时，宣读论文；下午二时社务会；四时港务工务两局在海滨青岛咖啡茶会；七时青岛总商会欢宴。十六日上午八时，讨论会；下午二时，参观电气公司及电话公司， 四时观象台茶会 ； 七时年会宴会。 十七日， 乘海军炮艇游崂山。十八日，参观李村水源地，并游崂山。”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回忆：“ 1930 年青岛年会，我们全家都去了，是和蔡元培夫妇同乘‘上海丸’去的。在青岛两家合租文登路一屋暂住，年会结束后我们还在那留住了一段时间。”蔡元培年谱载，其在年会开幕前几天到达青岛，与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宋春舫等晤谈，蒋丙然、宋春13　杨小佛《回忆中国科学社二三事》，《科学》2005 年第 1 期。舫向蔡提议应在青岛发展海洋科学研究，蔡表示同意。年会期间其联合李石曾、 杨杏佛向与会者倡议在青岛组织中国海洋研究所， 开展海洋学研究。得青岛当局承诺后，发起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决定先行开办青岛水族馆，择定海滨公园为馆址。紧接着中国科学社青岛年会的，是 1930 年 8 月 23 日在国立青岛大学举行的中华农学会 13 届年会。50 余会员到会，并有嘉宾到场合计 80 人。开幕典礼上，会议主席许璇致开幕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农矿部司长刘运筹、青岛市政府代表汪希、日本农学会代表菊池秋雄、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商品检验局局长牟钧德、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局长凌道扬、青岛商会会长丁锦城、青岛教育局局长韩竹坪、青岛交通银行行长姚仲拔、中山大学代表曾济宽等相继演讲。

8 月 24 日上午，年会在国立青岛大学礼堂公开学术演讲，讲题及讲者依次为：东京帝大教授农学博士菊池秋雄《森林植物带之分布与果树栽培带之分布》；东京帝大教授农学博士田中贞治《土地之农业利用的特性》；日本农林省畜产试验场技师农学博士铃木幸三《动物体内 Carotinoids 之经路》；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陈嵘《中国木本植物之特性》；广东仲恺农工学校昆科主任杨邦杰《利用纯系分离法改良广东昆种二三实例》；南京金大农林科教授郝钦铭；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农科教授曾济宽《广东重要造林树种之一考察》。24 日下午会年讨论，讲题及讲者为：江苏省昆虫局局长吴福祯《害虫防治学近年来之进步》；南京金陵大学教员胡昌炽《最近园艺学之进步报告》；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授唐启宇《中国农业政策简论》；青岛商品检验局技师尹喆鼎《冰分子的化学成分》；农矿部司长刘运筹《中国人之生和死》。8 月 25 日，中华农学会年会上午续学术演讲，讲题及讲者为：东京帝大教授农学博士末松直次《关于作物之耐病性问题》；南通大学农科教授14　1930 年 9 月 8 日镇江《农矿通讯》第五十一期、《中华农学会报》1930 年第78-79 期。

352 353王金吾《中棉与美棉之比较》。以 1930 年中国科学社年会和中华农学会年会为开端，作为学术会客厅的青岛，就此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到来，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道独特风景。1935 年 9 月的中国物理学会第四次年会到会 30 余人， 提交论文 42 篇。刚刚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钱伟长与顾汉章合作毕业论文《北京大气电的测定》获准在会上宣读。1936 年 7 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王云五、李石曾、袁同礼、沈兼士、万斯年、朱光潜、金仲华、蹇先艾、王献唐、钱亚新、柳诒徽、钱存训、皮高品、李达等 192 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主席叶恭绰在开幕词中说： “青岛不但风景优美， 气候宜人， 建设极为努力，尤其是文化方面。希望同仁们籍此机会，参观观摩。”作为年会现场交流项目，与会代表参观了青岛市立图书馆、褐木庐和山东大学图书馆。期间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委员朱光潜并到民众教育馆讲演。在青岛举办的这些全国性科学、学术、社团会议，除了促进相关学科自身的学术交流与学科建设外，也增加了学者与青岛的相互了解与联系机会，客观上有益于青岛的文化积累与建构。而对普通人来说，这个场面更像是夏天的风景线，“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的《断章》，放在这里惟妙惟肖。梦醒来，下一个夏日便到了。湛山梵音青岛本地的佛学脉络源远流长，法显 412 年夏天的崂山登陆，被视为标志性事件。 城市化之后， 形形色色的客居者中间， 不乏于式枚、 周叔迦、梁少庭、 叶恭绰、 陈研卿、 顾伯叙、 李叔同、 倓虚这样的虔诚佛教徒。 而期间，通过吴郁生批阅 《天台三圣诗》 ， 感慨佛家 “足发人深省， 亦藉以淘洗尘俗”看，也与其早年禅悦心态大异旨趣。于式枚 1853 年出生，字晦若，广西贺县人，充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1896 年参加康有为倡设的保国会，1906 年任广东提学使，1907 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上奏反对立宪和召开国会，维护皇权专制。其后于氏擢升邮传部、礼部、学部侍郎，并出任修订法律大臣和国史馆副总裁。1910 年的《国风报》，曾刊发《宪政编查馆奏议复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陈咨议局章程权限折》、《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各省咨议局章程权限与普国地方议会制度情形不符折》。辛亥事变后于式枚悲愤憔悴，隐居青岛，谢绝袁世凯聘为参议，撰联贴于潜史楼宅门，曰“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见者以为隽语。于式枚在青岛期间活动频繁，其潜史楼和黄曾源黄潜志堂、刘廷琛潜楼，并称青岛三潜藏书楼。1915 年 62 岁时在上海病亡，陈宝琛挽“满腹史才甘槁卧；一暝世事断知闻。”笃信佛教的于式枚无婚姻，将胞弟于式棱之子于孝侯收为继子。于孝侯与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女结婚后育五女一男。长女于立忱（佩琛）为《大公报》驻东京记者，三女于立群（佩珊）后为郭沫若夫人。于式枚在上海病亡的同一年，日本佛教曹洞宗落脚青岛。日本曹洞宗为道元禅师在 13 世纪开创，以永平寺、总持寺为两大本山，称拥有一千万信徒，为日本最大佛教宗派。近代以来创办驹泽大学、爱知大学院大学和东北福址大学及鹤见综合医院、鹤见女子大学等。曹洞宗的进入，标志着伴随日本占领军对青岛全面控制的完成以及大量日本移民的迁入，以佛教为核心的日本宗教文化，开始逐渐渡海登陆。十多年后，日本佛教净土宗再落脚青岛。作为汉传佛教十宗之一的净土宗，源于大乘佛教净土信仰，以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之法门而得名，自唐代创立后流传日本等地，影响深远。1926 年，周叔迦旅居青岛，加快了佛学研究的本土步伐。《周叔迦先生传略》记：周叔迦“二十年代后期，隐居青岛，潜心教乘， 闭门研读大藏经。 以其家学之渊源， 益以秉赋的宿慧， 故得博涉藏海，深刻领悟。自是以居士身，穷毕生之精力，致志于佛学的弘扬。既遵循前

354 355人之规范，复发挥个人之知见，于经部著有《法华经安乐行品义疏》、 《药师如来本愿经疏》 、 《阿弥陀经义疏》 等。 于论部著有 《因明入正理论释》 、 《因明新例》 、 《唯识研究》 、 《大乘起信论要释》 等， 都是弸中彪外， 鞭辟入理，既有古人章法，并具时代新义之作。又撰有《八宗概要》一书，于中观、瑜伽、天台、贤首、禅、直言、净土、律宗的相传世系，教义特点，概括扼要， 表述详明， 为了解中国佛教各宗派提纲挈领的著作。 另有 《释典丛录》 ，是经疏论著的提要，考证师承的体系，解释所发挥独到之处，说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索隐钩玄，评论允当，极见功力的广博与深邃。”

周叔迦 1899 年出生， 原名明夔， 后改名叔迦， 字志和， 周学熙第三子。早年肄业于上海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工科，后创办实业，终先后破产，遂隐居青岛，潜研佛学。 1930 年冬自青岛至北平，受托北平图书馆标识敦煌写经，考证新购西夏文佛经。 1931 年 9 月在《辅仁学志》刊发《北平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小记》。后陆续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讲授佛学，曾任北平中国佛学院院长。著有《中国佛教史》和《中国佛教简史》 ， 阐明中国佛教的源流和演变， 以及在历史上和学术思想上的作用，观点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之言。张中行曾回忆周叔迦行状说，“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时期，周先生是哲学系的讲师。其时我在故纸堆中翻腾，范围还限于本土的正宗，所以没有去听周先生的课，不知道他讲些什么。离开北京大学以后，一阵心理的风把我吹到儒家的圣贤以外，我暂时放下司空图而念柏拉图，放下四书五经而念《六祖坛经》。这其间我还编过一种佛学月刊，于是同周先生的交往就多起来。日久天长，了解也就多起来。他为人严谨谦和，生活朴素，待人诚而敬，总是惟恐别人疑为怠慢的样子。佛学造诣根深，知识博不希奇，可贵的是能信，也就是并非‘文字般若’。”1929 年周叔迦在青岛举办佛学研究社，创立本土佛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郯虚法师在《影尘回忆录》有记： “当时引起信佛者多人，有梁少庭、丁莲峰、陈研卿、项幼轩、张焕庭等，男女居士十余人，组成念佛会，这15　苏晋仁《周叔迦先生传略》。是青岛佛教的一个先声！”为扩大佛学影响力，佛学研究社并附佛经流通处。1930 年 1 月 20 日出版的《海潮音》杂志，刊登了《青岛佛学研究社成立白话宣言并简章》。十个月之后，周叔迦自青岛返北平，受北平图书馆之托标识敦煌写经，并考证新购西夏文佛经。陈寅恪与胡适在海上书信讨论《开元录》，则更像一则趣闻。 1928 年9 月 26 日，陈寅恪暑假自北平赴上海探望父亲并与唐晓莹结婚，开学前夕返清华大学。当日船行青岛附近海上，陈寅恪致信胡适，讨论涉及智昇撰佛经目录专书《开元录》诸问题。陈信云，“适之先生：匆匆离沪，不及诣谈为歉！前读大著，中多新发明，佩甚佩甚。惟鸠摩罗什卒年月似应据广弘明集僧肇什公诔文。因开元释教录什公传末所附诸问题，非得此不能解决。 高僧传所载年月恐不可依据也。 身边无大著， 舟中无事， 偶忆及之。今以求教，尚希指正为幸。敬叩著安！弟寅恪顿首廿六日青岛舟中”陈信中所说的 “大著” ， 有研究认为是指1928 年 6 月新月书店出版的胡适 《白话文学史》上册，书中写到的鸠摩卒年，正是据《高僧传》所载。两天后逢中秋节，陈寅恪作《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聊以慰藉。周叔迦离青八个月，叶恭绰的到来让一个佛寺的建立计划，开始落地生根。1931 年 7 月 15 日，前北洋交通总长叶恭绰抵达青岛避暑，促成湛山寺佛缘。叶氏自谓与青岛常来常往：“余频年经过青岛不下十次。而迄未居留。 今夏以畏沪地炎热。 拟转地休养。 因于七月十五至青。 凡留五十五日。于九月十日归沪。”青岛避暑期间，叶恭绰、陈飞青鉴于国际性都市青岛各种教会都有，唯独没有佛教寺院，适有叶的同乡陈研卿、梁少庭想在青岛成立一处念佛会，找到叶恭绰，希望其出面向政府要一块土地。于是16　《青岛佛学研究社成立白话宣言并简章》，1930 年 1 月 20 日《海潮音》第 10卷第 12 期。17　《陈寅恪集》之《书信集》，三联书店 2001 年版。18　陈福康《陈寅恪对胡适的两次指教》。19　叶恭绰《青邱游屑》，1931 年《旅行杂志》第 5 卷第 12 号。

356 357叶恭绰约集诸位善信及青岛地方头面人物，在交通大楼开筹备会，倡议修佛寺， 并当场首捐一万元， 在场人士则附和认捐。 后叶恭绰在外埠再捐善款，并请青岛市长胡若愚拨公地一处，修佛寺事遂成定居。叶恭绰推荐早年曾随从谛闲到北京的倓虚法师，到青岛负责佛寺兴建，是为青岛起因。当湛山寺还在筹备的时候，一个叫顾畴的淮安人来到了青岛。顾畴出生在 1889 年，字伯叙，法名净缘，法号正明，顾炎武后裔。早年学儒而道而佛， 1924 年在湖南长沙与梁壁垣等创办二学园道场， 1927年主办两湖佛化讲习所并于北伐军中布教。顾伯叙为唐生智密友，传唐部士兵均佩戴佛教相章。 1930 年顾伯叙在上海组建畏因同学会及瑜伽学会，并主办《威音》佛刊。顾伯叙为蒋百里学生， 1935 年蒋百里曾避暑青岛，寓南海路 4 号，位置恰在湛山精舍下面。离开青岛后，顾伯叙 1937 年与贡噶活佛参学藏密，1938 年在湖南东安主办兴隆寺、耀祥书院及耀祥中学。顾伯叙 1930 年代的青岛行状，来自湖南晚辈李普的描述。李普的父亲是顾伯叙秘书，经管来往信件，亦是顾伯叙青岛别墅管家。 1932 年春李普自湖南到青岛，寓顾伯叙宅，其《李普回忆录》记录说：“我刚到青岛的那一年，可能是 1932 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亲穿着厚厚的呢子大衣，晚上出去学英语。那位老师叫梁东民，是青岛市立中学的英文教师。好像顾伯叙也跟他学过英文。他注重发音，每个单词的发音很好。我没有听到他说过整句的英语。有一位初大告先生是梁先生的同学，经过青岛到美国去留学。初先生经梁先生介绍见过顾伯叙。四十年代，我的未婚妻沈容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念书。她说初大告先生教过她们英文，后来初先生到了中大分校。”1934 年湛山精舍落成。当年 12 月 29 日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曾记录登临感受：上午“课毕有涤非偕行，迎曦道福山支路登一部娄，则新行落成一佛庙在焉， 门首悬袁潭淑敬一联， 极仿祖庵之笔， 盖步武南园者，想为祖庵女公子也。 庙中部署井然， 住持者邀入， 历阶、 檀几、 贝珠、 梵钟、经阁尚觉可人，凭栏瞰波，尤饶远挹。唯华洋杂投，既乏山林澹逸之气，浴洿在望，难逃空色，痴呆之禅，逃俗终匪易也。”在实业家尹致中的记忆中，青岛佛学会所在的湛山精舍，“建有古式高阁及配房十数楹，曾为倓虚法师讲经之处。是处高踞鱼山极顶，山南陆地成半岛形，突出于汇泉青岛两湾之间。地位适居两湾中央，远之又适居于市区东端燕儿岛与两端团岛间长距离之正中，故登临其上，放眼远眺，全市形势及陆海风景，一览无遗，欲赏青市全景，舍此莫属。”而尹致中对湛山寺的记录，也近乎风景点：“除湛山精舍之外，另有湛山寺亦为民国二十三年所建，位于市区东部，太平山之东麓，小湛山村之西南，大湛山村之西北，背山面海，风景清幽，寺有后殿及海印、功德两堂並方丈室，大雄宝殿，藏经楼，功德院。寺內设有佛学学校，寺后东侧较高处建有七级药师塔，高矗云表，登临其上，可见崂山全部形势。市內佛寺， 只此一处， 实为青岛首创之大丛林， 亦实为市区东端第一名胜也。 ”

1935 年 4 月，《佛学》半月刊刊登赵与之笔述《倓虚法师在青岛青年会所讲佛教约义》。同期报道湛山寺第一期工程落成，由倓虚上人主持。1937 年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到来，让晨曦之中的湛山梵音，一时清晰。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人，1880 年生于天津。 其集诗、 词、 书、 画、 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佛学于一身，在多领域开创先河。作为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 李叔同所创作的 《送别歌》 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其亦为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之人，先后培养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人。1918 年出家后李叔同法号弘一，苦心向佛，精研律学，被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1937 年 4 月，李叔同开始准备青岛行程。当月在厦门南普陀寺致性常法师信云：“惠书诵悉。朽人先允万石、中岩之约。然后乃得青岛电报，故未能变动也。前已有信，复湛山寺；慈公处。乞仁者代复之。”

5 月 3 日，旧历三月廿三日。青岛湛山寺书记梦参携湛山寺住持倓虚法师信函抵厦门万石岩，邀请弘一法师前往青岛结夏讲律。同月李叔同致性常法师信曰：“本拟不住青岛。近因梦参自青岛来迎接，诚意殷勤，未20　尹致中《青岛浮雕》，1979 年 6 月 20 日《山东文献》第 5 卷第 1 期。21　本节所引李叔同书信均出自《李叔同集》，东方出版社 2008 年 8 月版。下同。

358 359能辞谢。已允数日后同往。”5 月 14 日，旧历四月初五日。李叔同偕传贯、仁开、圆拙诸法侣，由湛山寺梦参法师陪同乘太原轮赴青岛。旧历四月十一日抵青，讲授《随机羯磨》，苏州灵岩山妙莲法师来青岛依从。期间信函刘质平，感谢代为购物施资，约请编儿童唱歌一卷，并告青岛行踪。5 月 20 日，旧历四月十一日。李叔同抵达青岛湛山寺。当天致信性常法师报告行踪：“今晨安抵湛山寺，诸事顺适。青岛夏季甚凉爽。学院与宁波观宗寺相似，学僧约七八十人。重阳后约仍返厦门，居中岩也。”李叔同抵青行状，记录颇多。刘海粟《湛山寺话弘一》说，其来青所携唯两体旧衣， 两双便鞋， 几本书籍。 倓虚法师回忆， 弘一法师初至湛山寺，见接待午餐特备四菜便不动箸，直到减少两菜始用斋。传青岛市长沈鸿烈曾慕名约餐，未料弘一法师爽约，托人送诗一首“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维思。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天津《语美画刊》刊登的 《弘一法师返津讲经》 ， 则记 “弘一法师为三津名士李叔同先生之法号。法师博学能文，尤工书法，名遍南北，本刊曾为文介绍，并刊载其得意作品多帧。近闻法师在青岛讲经，天津居士林托严曾符君赴青岛迎驾北来，宣扬佛旨，与故乡人士，得以倾叙积愫，亦一段佛因缘也。”

6 月 22 日夏至日，李叔同在湛山寺致广洽法师信，报告“来齐州已一月余， 身体精神日益强健 （传贯师等亦然， 甚肥胖） 。 寺中同住者近九十人，皆废止晚食，而大半体胖力大。或由多餐面食有以致之欤？昔本拟托人代讲， 到湛山寺后， 因学者多有程度， 无人愿任代讲之事。 故由朽人一人担任，已近一月。终日忙碌，亦不觉疲劳，稍前大不同也。兹将每周课作略写如下：每日课作时间，约七八小时：星期日，预备功课。星期一，上午讲律，以后写字或编讲义。星期二，预备功课。星期三，同星期一。星期四，预备功课。星期五，同星期一。星期六，写字或编讲义。每星期共讲三次。”7 月 31 日， 李叔同再致广洽法师信， 称 “近来天气闷热， 较闽南尤甚” 。8 月 9 日旧历七月初四日，李叔同致性常法师信。云“朽人近年来，22　1937 年 5 月 12 日《语美画刊》第二卷第十期。身体精神日益衰颓。两臂常常麻木，手足各部常通，是因血脉不周所致。此间气候阴寒，潮气太重，亦是一原因也。中秋节后，如有轮船开行者，即往上海小住，再返厦门。青岛湿寒，人多有病。传贯师现在身著单布衣四件，亦稍患伤风。”旧历七月， 他在致广洽法师信中表示， “前到沪时， 居士林朱居士 （石僧） ， 曾谆约朽人于秋凉后到沪讲经， 拟辞谢不往。 又天津居士林严居士，前专诚到青岛约朽人往天津，亦已辞谢矣。以后仍暂居青岛，俟八月中秋节后如时事无大变化，有轮船开往上海者，拟往沪转至杭州小住。中秋节前，决定不他往也。”旧历七月中旬，他也过致蔡丐因写了一封信，云“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8 月 20 日，李叔同致夏丐尊信说， “到青岛后，曾上明信，想已收到。此次至青岛，预定住至中秋节为止（决不能早动身）。其时轮船未必有。倘火车尚可通者，则乘火车到杭州。（转济南，换坐京浦车。）惟北方三等车， 较沪杭宁大异。 不能安坐。 故不等不乘二等车。 预算车资及其它杂用，所需甚多。拟请于护法会资中寄下八十圆。若有火车开行，于中秋节后必可动身也。”9 月 7 日旧历八月三日，李叔同在湛山寺再致夏丐尊信，披露了青岛的时局与寺院情况， “青岛平安如常。 书店等久已闭门休业。 须俟他日开门，再往商酌领取可也。朽人于中秋节后动身否，暂不决定。倘动身者，所缺路资，亦可向同居某师借贷，俟将来时局平定时再偿还，乞仁者勿以是为虑也。湛山寺居僧近百人，毫无恒产，每月食物至少须三百元。现在住持者不生忧虑，因依佛法自有灵感，不至绝粮也。”9 月 12 日旧历八月初八日，李叔同继续向夏丐尊描述青岛情况，表示“青岛市面已渐恢复。曾向中华书局（即墨路）领款，彼云，未曾接上海开明之信及电话，现不能领取，云云。其他之某堂书店之款，已经领到。将来若乘火车南下，颇费周折，费昂而多劳。拟改为乘船，或直往厦门，或先到上海。北地冬春严寒，非衰老之躯所能堪也。”9 月 19 日中秋日傍晚，李叔同在致夏丐尊信中对其“厚意殷勤”表示

360 361感谢，称“两处之款，皆已领到。值此时局不宁，彼等能如此损己利人，情殊可感。数日后，即乘船返厦门。因有往香港之大轮船，或停厦门。故不能往上海矣。”9 月 29 日旧历八月二十五日， 李叔同在湛山寺致性愿法师信， 表示 “南游之事，今非其时。须俟时局平定，然后再斟酌也。后学于月内拟返闽，住处或泉或厦（闻南普陀已住兵数千），尚未能定。”秋末，李叔同离青返厦门，途径上海。 11 月 4 日旧历十月初二日，其在厦门万石岩致性公法师信云“后学于半月前已返厦门”。次年四月六日致丰子恺信云“朽人于去夏初，往青岛讲律，夏末返厦门。途径上海，曾与夏、章诸居士晤谈。”夏丐尊《怀晚睛老人》记：“他二十六年春间从厦门往青岛湛山寺讲经，原约中秋后返厦门。‘八一三’以后不多久，我接到他的信，说要回上海来，再到厦门去。那时上海正是炮火喧天，炸弹如雨， 青岛还很平静， 我劝他暂住青岛， 并报告他我个人损失和困顿的情形。他来信似乎非回厦门不可，叫我不必替他过虑。”

青岛沦陷后，日本在青岛的佛教各派、基督教各派、神道教团体很快就组织了青岛宗教联盟，佛教成员涉及吉林路妙心寺与莲长寺、无棣四路西本愿寺、胶州路东本愿寺、武城路曹溪寺、黄台路善导寺的住职。青岛宗教联盟成立后，举办了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如敬老、女工培训、施粥、日语授课等。1939 年日本僧人正林彦明到青岛， 为市民讲演大乘精神， “坚固日华思想亲善运动” 。 寺院和佛教同愿会亦举行亲善讲演会等公共活动。之前的青岛佛教研究社，同时被改组为青岛佛学会。期间吕美荪在鱼山路家中曾写了一副对子，上联是：行万里路作九省客辛辛苦苦究竟为着么事；下联是：持牟尼珠念弥陀经糊糊涂涂便当求了此生。吕美荪说，“我的字太坏，怕人笑话，不敢挂在屋里，只好写个小纸条，藏在袖子里。”

1940 年 7 月 13 日，周叔迦以佛教同愿会北京总会常务理事身份抵达23　1943 年 3 月《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九十期。24　《青岛平民报》1938 年 12 月 1 ～ 2 日。青岛，入住湛山寺。 7 月 14 日，佛教同愿会青岛分会成立，湛山寺倓虚法师任分会会长，名誉会长依次有赵琪、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柴田、喜多长雄。战后，青岛高野山大光寺、曹溪寺、妙心寺、东本愿寺编制物品佛像等清册。湛山寺在接收了一些日本寺庙后，开办了私立成章小学等慈善事业。 倓虚在 《影尘回忆录》 中回忆： “四五年胜利后， 日本僧人， 完全回国，青岛市政府，委令湛山寺接收日籍寺庙六处，计划举办各慈善事业。不久由市政府收回五处，仅准留护国寺（原名东本愿寺）一处。湛山寺在这里办了一所学校，定名私立成章小学（成章系沈市长鸿烈之号，因倡办湛山寺佛教学校 ； 及护持常住为力甚大以资纪念） 。 最初创办， 招收学生三百名，至三十七年秋天， 将近二年， 暑假期间， 六年级毕业生， 男女共四十一名，考入市立中学四十三名。市中是官费，为想省钱，差不多都想去考。可是考的严格，录取的水准也高，轻易都考不上，成章小学的学生去考，不但都考上，而且还都名列前茅。内有五年级试考生二名，也经录取；当时各报揭露，蜚声岛上。据说：青岛公私立小学，共五十余单位，公认成章小学为冠。负责该校行政的，有本寺善波和尚、张希周、马能荫、金荫钰、闵光予各位居士。成章小学的成绩，都是他们对办教育、有经验、有热心；责任心大，教导有方。经过报纸宣传之后，一般人差不多都想把自己的小孩送成章小学去念书，这一来学校容纳不下，以后又建校舍十二间，现已增至学额五百名。 最近又拟往外扩展， 已觅妥地点办中学， 可能时办大学。出家在家，都以人才为重，多办几处学校，培养人才，造福社会，这是出家人应尽的责任。”山海重光之时， 一片雾气缭绕之中的湛山梵音， 恢复清幽。 不过这一切，弘一法师李叔同已经看不见了。 1942 年 10 月 10 日下午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10 月 13 日晚圆寂于泉州，年 63 岁。这一年，青岛规模空前的城市化运动，正缓慢度过第 44 个年头。在弘一法师践行过的湛山寺里里外外，吉祥满人间的清醒呗匿，后来余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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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洋景】

在 20 世纪伊始，西洋景是件器物，却也不乏方式意味，而其带来的方向性， 就更意味深长。 以西洋景看过去， 娱乐和以身体为载体的健康运动，是青岛新兴的都市形态的柔软部分，阳光下面，千姿百态。以俱乐部为代表的公共社交， 以及音乐会、 报告会、 戏剧表演和登山、 网球、 帆船、 射击、自行车、骑马及汽车驾驶等各色各样活动，以植入方式标注了新的城市娱乐形态的形成。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包括电影、赛马、游泳这些都市娱乐内容日趋普及，吸纳的人群日益多元化，逐渐形成具有广泛参与的流行时尚，丰富了城市文化的本土含义。无拘束的惬意几乎在整个 20 世纪，青岛俱乐部所在的中山路 1 号都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城市符号，随着时代的变迁更替，也随着潮流的变化沉浮。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即使是忽略了细节，也足可以编辑成为一本颠覆掉所有时尚标准的教科书。在 20 世纪初，兴建青岛俱乐部的地段，是这个刚刚诞生的城市沿海最好的地方。其位于栈桥与岸边林荫道相交之处，由其作为先导的中山路从此向北展开，已成为当时青岛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当时，这条街叫弗里德里希。有文件显示，早在 1904 年，该处便被定为修建俱乐部的地址，1910 年，德国职业建筑师库尔特 ·罗克格按照青年派风格，为该址设计了一座功能齐全的俱乐部。1910 年 5 月至 1911 年 10 月， 青岛俱乐部由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组织完成施工。阶梯试递进的俱乐部南立面讲究尺度，坡顶与主立面凸出的巨大山墙交汇，形成了露天平台下面的宽大入口，由此通向俱乐部与海岸之间的一个花园。 花园设有露天酒吧， 一年中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尽情享受海景。工程指导 W·拉察罗维茨完成了青岛俱乐部的内部设计。一如德国人在家乡已经习惯了的做法，设计者在大型楼梯间的前厅里没有忘记留出一个存衣处。直到 20 世纪晚些时候，厅内那座蓝色的墙壁上有镶金铂的德意志帝国鹰徽始终没有被铲除掉。俱乐部的底层有一间游戏室、一个台球厅和一间有若干舒适座椅的阅览室，同时还有若干办公室。二层设有一个很大的餐厅，其东南两面各有不同规模的露台出挑。此外，当时的经理室和秘书住房也设在这里。俱乐部在地下室里还设有一个造型粗朴的酒窖、一个带配菜室的厨房、一个洗衣间、楼内设备及工具间、几个储藏室以及若干仆人用房。关于俱乐部在青岛社交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 1913 年 11 月 2 日出版的《青岛时报》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在殖民地建立之后的六年中，竟没有人想到修一个俱乐部，一个几乎在每一片欧洲人开辟的新土地上大约都不会缺少的俱乐部。这篇报道分析说，俱乐部是英国人的发明，而住在青岛的这些德国人多数认为，同老酒友凑在一起泡上一个上午或晚上，已经足以代替俱乐部的作用。报道说，“俱乐部作为商人、政客、卫戍部队和巡洋舰队军官的聚会中心，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无拘无束和惬意的形式， 促进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 ”青岛德国租借地 1898 年 3 月建立，1898 年 “之后的6 年 中 ”，是1904 年，而中山路 1 号青岛俱乐部建成的时间，是 1911 年 10 月。那么，至少有接近 7 年的时间， 用以公共沟通的青岛俱乐部， 是以租赁房屋的方式存在的。在零星的文献记录里，青岛俱乐部至少临时租赁过两处不同的房屋，都距离后来的中山路 1 号这个理论上的“永久性”地址不远。然而，《青岛时报》对俱乐部作用的议论刚刚过去一年，伴随着战争的来临，这个尚散发着新建筑气息的俱乐部，对德国人已完全失去意义。1914 年 11 月 9 日下午，在为大约 70 名在战火中阵亡的德国士兵举行过葬礼之后，传教士卫礼贤整个晚上都在这个“气氛压抑”的俱乐部度过。这是我们看到的， 关于这个德国俱乐部在被彻底改变命运前的最后文字记录。这个“气氛压抑”的晚上，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经过了“早晨和总督以及恭亲王告别，上午援救战俘，下午送葬”的痛苦的一天之后，

364 365卫礼贤觉得，“这个结局没有任何崇高感”。夜里，他写下了已不能持续了的围困日记的最后一句话：主使人富人穷，上下沉浮。沉浮之中，主则无能为力。根据 1919 年三船写真馆出版的《青岛守备步兵第四大队纪念写真帖》记载，德国人沉下去之后，青岛俱乐部成为了浮去水面的日本守备军军事法庭的驻所。时间长度跨越了 1914 年至 1922年的整个日本殖民占领时期。九年后，作为成员显然扩大了的新的俱乐部的一分子，德国人又回到了那里，得以重温过去的记忆。 1923 年 6 月 3 日出版的《汉诺威信使报》就这戏剧性一幕描述说：“在当年威廉皇帝海岸边上，青岛俱乐部的华丽建筑已有了国际俱乐部这个新的名字， 其中德国人也作为平等成员被接纳。俱乐部保存得很好，如同其它从前德国的官方和非官方建筑都由日本人保存的完好一样”。但是，许多东西其实已经不一样了，比如说权威，比如说心情，比如说时代。这个时候，许多本地华人士绅成为了国际俱乐部受尊敬的会员，如刘子山、傅炳昭、成兰圃、隋石卿等。这一族群构成的颠覆性转变，对青岛俱乐部而言，是历史性的。新的青岛国际俱乐部，颁布了一份包括名称、成员、候选人、入会费和会员费、 访客、 缺席会员、 惩罚条例、 会员退会、 官员及职责、 会员会议、营业时间、 服务员小费、 俱乐部财产、 俱乐部的解散等内容在内的详细 《章程》 。 这份规则， 显示了在俱乐部制度设计与日常管理中的浓郁民主风气。民主意识，体现在俱乐部制度设计的全过程。《章程》规定：任何在青岛社会地位良好的绅士均有资格成为本俱乐部会员。会员分为荣誉会员和正式会员。一些具有特殊社会身份或拥有特别荣誉的人，可以由总务委员会选为荣誉会员。荣誉会员虽然不具有选举权，但在俱乐部召开的常规及特别会议上，可表达陈述观点。在俱乐部会员的产生上，俱乐部章程则体现出了程序正义。对俱乐部会员候选人的产生，《章程》规定：欲成为正式会员的候选人，须由一名正式会员提名推荐， 并由另外一名正式会员二次推荐。 然后候选人的姓名、阶层、职业、住址等信息将被列入正式会员候选人资料名单，然后由第一和第二推荐人签字，他们将对候选人资格负有责任。候选人姓名将于投票表决前在俱乐部内张贴公示一个月。投票将由选举委员会执行，这个委员会中含总务委员会十名成员及五位其他成员。须有不少于十名成员对候选人投赞成票，方可成为正式会员。如果有两人投反对票，候选人将被排除在外。青岛国际俱乐部的所有正式会员，均需在当选后三周内缴清 50 美元的入会费。如果超出一周未缴纳，由选举产生的会员资格将被取消，除非该会员能够给委员会提供不遵循此条款的合理解释。任何会员在入会后 12个月内因合理原因需离开的，可获得一半入会费的返还。自收到返还金之日起，其会员资格将被终止。正式会员每月须提前缴纳会员费七美元。正式会员候选人也需要按月缴纳会费，这些会员费将被列为俱乐部收益。由两名会员引介并记入访客名册的访客，可分享不超过两个月的俱乐部会员优惠活动，但此类访客不允许再介绍其他访客。此类访客 10 日后也须每月付七美元的参与费， 由他们的介绍人负责其此阶段的账单。 两月后，如果访客想继续参与俱乐部活动，必须成为正式会员候选人。会员可以介绍访客，但一天内介绍访客不得超过三人，当被介绍的访客每月超过一天居住在青岛，除却最初的两个月之后，介绍人不得重复引介同一访客。在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支持的情况下，总务委员会可随时撤销授予访客的各种特权。有意思的是，俱乐部还有一条特别规定，其任何一名离开青岛的正式会员，通过支付 25 美元，均可被授权终生列入缺席会员名单。缺席会员若短期逗留青岛不必每月交纳会费，除非造访时间超过十天。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国际俱乐部都存在着，也继续着这里的温情和奢华。和以前明显不同的是，这里的成员中间越来越多地增加了富有的中国人，这里面有成功的本地商人，有清王朝的流亡贵族和前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也包括有山东大学教授洪深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据说，富足的洪深，曾在这里的二层餐厅宴请过电影皇后胡蝶。而另外的娱乐新闻，则还包括知名女星李丽华在这里所引起的交通堵塞。

366 367在青岛俱乐部的过客名单里，诸如洪深这样的新派知识分子，并非鲜见。据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十一册的记录，1934 年 9 月 13 日上午和“健谈者”洪深见过面后来，“晚胡秀松、雷法章宴蔡鹤卿夫妇青岛俱乐部。少时闻蔡元培尝到澄海，问之而信，于汕头主薛子珊，于澄海主李雪岩云。”晚上在中山路 1 号吃饭的几个人，除了记录者黄际遇，胡秀松即青岛市政府秘书长胡家凤，江西南昌人；雷法章时任青岛市教育局长，湖北汉川人，蔡鹤卿即后文提及的蔡元培和夫人周峻。1934 年的青岛之夏，一如既往的熙熙攘攘。 9 月 1 日出版的一期《新社会》杂志刊登《青岛海滨拾零》调侃说：“今年夏天较往年特别的热，据说世界各国都是一样。亏我苦心设法到青岛来，却又刚碰着一场热闹，宋子文呀， 颜惠庆呀， 顾维钧呀， 王正廷呀， 刘瑞恒呀， 各要人纷至沓来，害得我渺乎小民避暑不成， 倒成为趁热闹了， 冤哉冤哉。 ”接下来的几天，可记录的大事小事不少。 9 月 7 日，上海戏剧界人士为洪深离沪赴青任教饯行，席间田汉题诗《送洪深先生赴青岛》相赠； 9 月 9 日，萧红长篇小说《麦场》在青岛脱稿，后改名《生死场》出版，成为萧红和晚年鲁迅建立友谊的桥梁 ；9 月 11 日， 黄际遇和张煦、 老舍、 游国恩、 彭啸咸一番长谈，也算是其乐融融； 9 月 12 日，蔡元培刚刚移居到福山支路 14 号，第二天就到青岛俱乐部大吃大喝了一顿。 短短半个月， 宋子文、 颜惠庆、 顾维钧、王正廷、刘瑞恒和蔡元培、黄际遇、洪深、萧红、张煦、老舍、游国恩、彭啸咸的你来我往的 “各行其是” ， 也真让这个青岛之夏， 增加了不少热闹。但是，国际俱乐部的大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敞开的。上面提到的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艾芜、吴伯萧这样一些贫穷的年轻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到俱乐部的花园里，喝上一杯咖啡。梅林回忆，她和萧红、萧军徜徉在栈桥，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浴场的蓝色大海里。而对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日子也不长久。 1934 年 12 月25　《青岛海滨拾零》，1934 年 9 月 1 日《新社会》半月刊第 7 卷第 5 期。初危险逼近，某夜《青岛晨报》投资人孙乐文把萧军约至俱乐部门外，嘱其早些离开。于是，秋风苦雨中，两萧逃离了青岛。萧军和萧红离开青岛两年半后，东北青年端木蕻良到达青岛。这一天是 1937 年 7 月 8 日。当日凌晨 4 时，日军突然进攻宛平县城，卢沟桥战事由此开始。 7 月 9 日的青岛之夜，危机四伏。端木蕻良记述说，他和一个朋友向栈桥走去。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在跑。三秒钟工夫，电灯复原，街上又照常了。他们向南走着，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来，仔细一听，没有枪声， 也没有什么响动， 只是人向北跑。 国际俱乐部门口的混乱一夜，成了端木蕻良青岛记忆的分水岭。1930 年代，青岛国际俱乐部开始更多地参与到一些重大的经济活动之中，成为城市公共事务的沟通平台。 1935 年春季青岛中鲁银行发生挤兑危机，造成市面恐慌。因该银行存款户多为平民，为维护社会稳定，市政府号召本地 13 家银行暂借 30 万元拨付中鲁银行，以维持所需。不料资金到位后随即被存款人提空， 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与商会代表火急报告市政府。5 月 18 日晚上，市政府秘书长胡家凤、社会局局长褚铁生在俱乐部召集各银行开会研究对策。 除中央银行经理请假未到外， 在青银行经理悉数参会，胡家凤传达了市长沈鸿烈的救市意见，即“市面本已衰败，如再有银行歇业，影响势必更巨，盼各行对中鲁继续维持”。然而，到会的“各同业当即声明救急不救穷之本旨，并询中鲁账面如何，贷款手续如何，以及维持后是否即可保全。”在中鲁经理张玉田恳切陈辞下，经过多次讨论后，各银行决定再次支持政府稳定市面，第二次给予借款共 10 万银元。会议经胡家凤决定，各银行所收中鲁支票一概送中国银行转账，每日下班后按照借款份额转交各出借银行。但 5 月 18 日晚上在同一地点召开的紧急会议和随后通过的应变措施，最终也没能挽救危机四伏的中鲁银行，俱乐部里众银行家的一番努力， 只落得个竹篮打水。 不过， 银行同业对 “屋漏偏逢连夜雨”的中鲁连续施出的援手，却并非可有可无，而成为城市同舟共济的互助样板。这个传统，在后来城市的发展中始终不曾丢弃。太平洋战争期间，这座楼房的歌舞升平再次被打破，建筑被直接赋予

368 369了军事使命，直到战争结束。战后，国际俱乐部在中山路原址恢复，并很快成为公共交往的重要场所。 1947 年 10 月 26 日正午，山东大学旅青同学会假国际俱乐部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并聚餐，是日秋阳赠暖，出席者甚为踊跃。计到名誉会员赵太侔、刘次箫、杨季璠、周钟岐、童第周、丁山、王贯三等十余人， 会员四十余人。 济济一堂， 融融洩洩， 中午一点宣布开会，主席陈自忠报告开会意义， 及一年来工作概况， 旋请名誉会员赵太侔校长、刘次箫训导长、杨季璠教务长、皮达吾会计长、周总务长、丁山教授等先后致词，继即讨论会务，修改会章。除同学会改称校友会外，余皆一仍旧贯。最后进入改选环节，选出张佩甫、张希周、王华文、牛星垣、陈自忠、佟元俊、祝楣高、哲生、王济诚九人为理事，张怀新、孙凤英、严曙明三人为后补理事。刘次箫、丁山、周钟岐三人为监事，皮达吾为候补监事，三时餐毕散会。 在恢复后的国际俱乐部， 诸如山东大学同学会这样的聚会、聚餐， 屡见不鲜， 直到战争的威胁再度迫在眉睫。 在一株迎春花的衬托下，1949 年早春乍暖还寒的萧瑟，构成了青岛国际俱乐部在旧制度轨道里的最后遗像。几个月后，细雨霏霏，物是人非。和电影一起成长“新文化仿佛是浮在水面上的一层油，它和一缸水并不相混。二十多年的成绩，不过是油的面积的扩大，而不曾沉到水底。”这是曾在青岛进行过大量创作的李同愈 1930 年代末期对中国文化革新状况的判断。总体上，这段话也符合青岛都市文化的演变轨迹。不过，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文化呈现形态的多样化，却也在部分意义上加快了社会公共文化“水乳交融”的速度，比如电影。在中国，如果要寻找一个和电影同龄的城市，青岛肯定是一个合适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青岛可以说是早期电影史的见证者，也是电影魅力的最早感受者。电影和这个城市所构成的联系，成为了一道有意味的西洋26　李同愈《翻旧出新》，1938 年 8 月 4、5 日香港《立报·言林》。景，也成为了都市文化形成的经验资源。在青岛，最早放映电影的地方分别是中山路上的水兵俱乐部礼堂和广西路上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1901 年 5 月至 1902 年建造，目的是为德国海军士兵“提供修养栖留场所” 的水兵俱乐部， 同时建设了一个容纳200 个坐席的礼堂， 这个试图 “提供各种开蒙心智、陶冶情操的讲演”的地方，在使来访者“得到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机会”时，意外地成为了早期电影的青岛试验场所，刺激了青岛第一代电影观众的视觉，这些黑白活动视像的接受者，实质上也是电影史上的第一代观众。水兵俱乐部 1907 年 8 月 9 日发布的电影广告，载有：“晚 7 时放映电影，门票票价预售 25 分，现购 30 分。”但不论从俱乐部的功能还是影响力来看，电影在这里的登陆，类似蜻蜓点水，并不构成一种本质上的文化扩散性。这从诸如年后赵醒梦对青岛电影植入史的历程叙述中，可以清晰看出。1905 年至 1906 年建造完成后，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开始放映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影片，1914 年日占青岛后， 音乐厅改为大饭店影戏院，1922 年再更名银星影院， 直到1938 年青岛沦陷。 刘少文写作于1929 年的 《青岛百吟》 第35 首吟广西路， 开头就以银星影院为坐标： “院开银幕问银星，大道滑柔似砥平。绿树两行灯万点，参差楼阁郁金茎。”作者诗后附记曰：“广西路。 本埠除大小鲍岛诸路， 尚露沙石外， 馀则举用油涂， 滑柔修洁，上洋津门皆所不及，最宽敞繁华者曰大马路，而夹道楼阁最伟峻者曰广西路，银星电影院即在此路东端也。”对 1930 年前青岛电影传播的一般状况，赵醒梦在《电影在青岛》中有过简要记录 ： “电影在青岛也有若干年的历史。 但到最近才有发皇的气象。从前在日人占领时代，除了一二家日本电气馆外，只有一间德国人经营的大饭店电影院。它是假用南海沿大饭店西号一部分改设的，所映完全是西片。 有时也有几张名贵些的影片， 但因为售价太昂， 生意冷清得很。 后来，华府会议之后，青岛归还国有，接收胶济铁路，接收各行政机关，都是些青年士子，以及留学归来的人物。每在夕阳西下，黄昏时候，便有一群群

370 371一对对的，去欣赏银幕上的艺术。此时倒也盛极。”

大饭店电影院开启的电影启蒙时代， 很快就被更专门的电影院强化了 ：1922 年底，明星电影院在安徽路建立； 1927 年秋天，位于中山路 61 号的福禄寿电影院建成。之后，被新潮流吸引的本地富商刘鸣卿、张立堂等也开始尝试引领时尚，筹划建设新一家电影院。明星电影院是德国人投资，竞争目标一开始就盯着大饭店电影院，结果却一波三折。明星“将月宫宝盒一片，压倒了大饭店的气焰，并且价格也便宜一些。如是大饭店受了打击，就消灭了。但经一年之后，各机关的人员，因为时局屡更，原旧人物已成星散。后来者大都是习俗官场，腐气冲天之流。 西片开映， 只能供少数西人跟几个学生看， 于是顿呈萧条。 这时，上海的国产片方在风起云涌的当儿，明星不知从哪弄来一部破旧的古装国产片。开映这一天，因为中国影片青岛从未来过，人人好奇心盛，把明星挤得个水泄不通。开映之后的舆论，全都不满，却还是有一半有勉励的语意。 后来， 洋大人见中国片有利可图， 就弄了些牛啊马啊不伦不类东西去。一而再， 再而三， 国产片在青岛的信用， 就丧失净尽。 说到国产片就摇头，因为他们人人知道国产片没有一张好的。这第一部国产片在青岛失败的原因，是洋人不熟悉华人的性格，以及洋人运不到上等的国产片，以致失了人民的信仰心。”福禄寿电影院是宁波商人投资，在原却司登咖啡馆地址上改建，由上海世界大戏院经理卞毓英代办，完全放映国产片。鉴于以前几家电影院的失败经验， 福禄寿尝试利用广告宣传影片， 开启了青岛电影推广的新纪元。开幕第一天，《空谷兰》全城轰动，人人以为惊异。紧接着几部国产片之后， 青岛人恢复了之前对国产片丧失的信用。 一个月之后， 人们热度增高，上至太太奶奶，下至商店伙计，开口就是张纤云、杨耐梅。期间，最欢迎的是黄君甫，最痛恨的是王献斋。这时正值北伐军进攻泰安的当口，赵醒梦叙述“青岛每晚宣布戒严，十一点以后，路上禁止行人，但青岛人似乎看电影上了瘾，中了迷，戒严27　赵醒梦《电影在青岛》，1928 年《电影月报》第七期。是不生问题的。福禄寿每逢换片的头两天，终得挂个满座排。否则好像不足以表示今天是换片似的。福禄寿南邻青岛咖啡，北依曼德林饭店，衔尾接首的汽车为冷静的青岛夜市生色不少。”在风雨飘摇的时局里，青岛的电影业这般发达，自然会引发许多人心动，明星电影院的德国人拿出几年来的赢余，在大饭店东号大礼堂改造大饭店影戏院，也专门放映国产片，并特地请了报馆的一个主笔担任宣传。在 1928 年伊始敲锣打鼓新开张，与福禄寿正面交锋。不过，因大饭店的电影院与上海各公司不能充分选择影片，所以与福禄寿的对抗很快就败下阵来。福禄寿随后实施拓展计划，闭幕翻造房屋。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四月时局骤变，大饭店电影院被日军占领屯兵，青岛各业陷于慌乱，电影的热乎劲立刻烟消云散。1930 年秋，位于中山路 97 号的山东大戏院动工，1931 年 12 月完工，12 月 15 日开始上演第一部电影《歌女红牡丹》。随后，这家戏院一发而不可止，再度投资对戏台设施进行改造，并开始上演歌舞、戏剧。依照刘少文的说法，到 1930 年代初，“青岛电影院凡四五处，坐客恒满，风会所趋也，但诲淫诲盗故无庸讳言。”到了这会，电影已经在青岛成为时尚，一种含混的国际化商业文化潮流，迅速蔓延成为新的城市文化标识。在老派教员刘少文看来，“近日所谓女界文明者”，标志物不外两个，一个是电影，一个是情书：“君亦同观电影乎， 困人革履倩相扶。 邮差过去忙追问， 今日有侬信也无。 ” 并且，电影已不仅仅在电影院里放映，连基督教青年会、民众教育馆这样的场所也不甘寂寞，纷纷追赶时尚，诸如“开颜惟有青年会，银幕冰弦与撞球”的快乐，便不绝如缕。也许是因为李同愈的父亲李君磐曾是电影编剧的缘故，电报局职工李同愈同一时期在青岛写作的小说，电影几近都市生活的代名词。“他又想起在电影院的一晚：她约着王様同王様的恋人——她的女友田川姑娘，也约着他， 同去看那日本来的著名影片。 ” 这是李同愈1930 年的小说 《犹豫》中的一个情节。在这一时期李同愈的虚构描述里，电影俨然年轻人交往的“时尚秘籍”，电影院也就成了谈情说爱的最佳去处。“那影片演的是一

372 373个青年爱上了一个姑娘，青年送给那姑娘一本书，那姑娘在接受那本书的时候， 把青年的爱情也同时接受了。 这情节是这样的相似！而她又告诉他，这影片的剧本是小说改编的，那小说她早已看过了。”1935 年初， 李同愈终于忍不住自己操刀写起了一个叫 《法律外的航线》的电影剧本，并在当年 3 月份的《青岛民报 ·每周电影》上连载。也许因为原来的名字不够“市场化”，《法律外的航线》后来改名《茫茫夜》，摄制时再改成刺激性更强的《黄海大盗》。一路下来，“一层油”和“一缸水”的混合，就不分彼此了。在李同愈居住的城市，看电影这份时髦乐趣，也非年轻人所独享。政治老人吴郁生在 1940 年病故青岛前，嗜电影成癖，青岛每有新片放映，几乎场场必倒，以为乐事。自 1912 年到 1930 年代末期，郁郁寡欢的政治难民中， 一半搬离了寄居地， 一半客死他乡， 没剩下几个人在青岛等待终老。吴郁生菩萨一般活着，并且还能乐滋滋地跑到电影院看新片，自然是极端一例。不过，从此时电影的普及率和影响力看，形势的确已今非昔比。一阵子紧张过去， 从诸如刘少文描绘的 “扑朔迷离变幻工， 苍茫四大本空空。眼看富贵薰天日，拈指昙花一现中”里面寻找刺激，符合大多数电影观众的胃口。毫无疑问，“电影中的情节往往用十分惊险来抓住观众的情绪，观众虽也早就料到有一个平安脱险的结果，却仍然能因此刺激而兴奋一下。”

李同愈对电影悬念的这番解释，正是观众心理关注的一种普遍反应。电影在青岛的日趋普及，和电影院的不断增加相辅相成。市场三路上的电气教育馆，是 1914 年 11 月日本完成对青岛的占领后，日资在青岛投资建设的第一家电影院。此后的十余年中，投资人三浦爱三又在临近电气馆的李村路 12 号，兴建了有近 1000 个座位的青岛映画剧场，并在锦州路上改建了东洋剧场。期间，青岛的电影投资持续不断，除了安徽路明星电影院，1924 年大舞台戏院在平度路兴建，白天放电影，晚上演京剧。与此同时，英国商人李可柏也将中山路一家面包房改建为有 400 个座位的电影28　李同愈《逃难》，1935 年 12 月 15 日天津《益世报·益世小品》。院，取名为中西大影戏院。从李同愈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情节构建看，明星电影院更为当时的年轻人追捧， 去那里看一场有声片， 和去东海饭店吃一次大菜一样值得炫耀；而在刘少文眼中，中山路喧哗处的福禄寿电影院最光鲜亮丽。看完一场电影出来，“衣香鬓影去匆匆”的都市暧昧和电影情节融为一体，的确有一种令人“魂消尽在不言中”的恍惚。自第一次日占时起，馆陶路、市场三路一带就已成为日本侨民集中居住区域，1930 年代前后，延续至聊城路、临清路一带。日本居留民团在这里设有警察所，日侨开设了大量料理店、洋行、商店、澡塘、妓院、烟馆。1940 年 5 月，李村路青岛映画剧场建成并开业纳客，主体四层可容纳 1064个席位。 除有四个灯光室和八个包箱外， 东面两层均有休息厅。 设备和设施，在当时青岛都属一流。 这里最初主要演出日本古典剧和电影， 以 《戒烟歌》蜚声影坛的日本影星李香兰，曾在这里举行过独唱音乐会。1945 年抗战胜利后，青岛映画剧场改为庆胜剧场， 1946 年 7 月改为电化教育馆。1946 年，蒋介石来青岛时曾率领幕僚秘密在这里观看马连良主演的京剧《十老安刘》。1947 年，这里改为青岛影剧院。青岛和电影同龄，是命运，也是风景。作为都市文化的一部分，在 20世纪前 50 年中，青岛人不仅仅是一道时尚城市风景的观赏者，同时也成为了电影进步的参与者。身体的伸展进入大规模城市开发之后的青岛，伴随着欧洲移民的大量出现，诸如登山、射击、网球、高尔夫、游泳、脚踏车、帆船这样一些新的运动形式开始在居民中流行， 逐渐形成与本地传统的武术、 奕棋、 奔跑、 龙舟、 舞龙、旱船、放风筝和荡秋千等民间体育形式和平共处的局面。德国人曼弗雷迪 ·齐摩尔曼来到青岛的时候不到 30 岁，他除了律师和公证人这个职业身份。还是青岛登山、狩猎等多个民间协会的负责人。

374 375德国人传统上有成立各式各样的俱乐部、组织或协会的嗜好。在 20 世纪的前 10 年， 居住在青岛的德国人先后成立了登山、 狩猎、 射击、 脚踏车、 网球、体操等多个俱乐部等。依照传统，许多运动俱乐部只收取男性会员。每个俱乐部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纪念活动，会举行一些穿越街道的游行。期间，太平山、浮山、崂山经常举办登山活动，汇泉等地还设置了射击、网球、高尔夫的俱乐部练习场。与此同时，许多带有西洋色彩的运动竞赛，也在教会学校中得到了推广。1901 年 6 月开办的礼贤书院，体育被列为必修课程。 1908 年刘鹤年等人在北京街组织青年会，谋“体育、德育、智育三方面之发展”，体育开始逐步由学校向平民社会扩展。1914 年 11 月日军攻占青岛， 齐摩尔曼成为战俘并被羁押日本俘虏营，直至 1920 年获释。回到德国后，齐摩尔曼继续了他的律师生涯。这个时候在青岛， 齐摩尔曼倡导的登山等体育运动， 已获得人们的普遍接受。 随后，田径、球类等现代体育项目也逐渐传入青岛，并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使青岛开始形成比较完全意义上的都市健康运动。1922 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 传统武术的普及和发展得到了持续关注。1929 年 9 月 12 日， 青岛武术界以馆陶路6 号齐燕会馆的国技学社为基础，正式成立青岛国术馆，青岛市长马福祥任馆长，设董事 11 人，科员 8 人，办事员 10 人。1930 年 3 月 1 日出版《青岛特别市国术馆月刊》，提出“提倡国术，是求国际上自由平等的唯一途径。提倡国术，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基本工作”。1933 年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时，在广东路 1 号主持筹建国术馆，经费由市政府出面集资， 向社会募捐。 国术馆建三层主楼一座， 平房三座，操场近 2000 平方米，场内备有沙坑、单双杠、拉力带、石锁、石担等训练辅助器材。 1934 年 11 月国术馆建成后，武术界名手杨明斋、高风岭、常秉毅、秘道生、尹玉章、纪炎昌、韩冠英等均在此任教，并登记各类私设拳房，进行统一管理，使武术运动在 30 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在册的练习所由 1935 年的 95 个， 发展到1937 年的 151 个， 学生达5000 多人。 与此同时，29　马维立 - 王栋 《在波恩关于青岛开发史的通信 （1897-1914） 》 ， 王栋译， 未刊稿。本地的中小学也将武术列入体育教学内容。 1935 年青岛制定中小学体育标准， 同年又在全市中小学及师范学校实行体育毕业会考， 把国术中的拳术、器械列入标准和会考内容，各中学考试时，由国术馆派人会同学校共同评定。 这一时期， 青岛武术竞赛频繁， 每年春秋二季都举行运动会和表演比赛。1935 年 5 月举行的青岛市春季运动大会，全市有 51 个练习所 273 名运动员参加。1937 年的全市春季运动会规模更大，全市 151 个练习所几乎全部参加，还扩及到民间武术人士和海军陆战队，盛况空前。1932 年 5 月 7 日，国立青岛大学在校门前体育场举办第一次春季运动会。当天下小雨，但现场气氛热烈，来自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的旁听生刘静芳，囊括了女子 50 米、100 米、200 米、80 米低栏第一名，并获得女子个人总分第一。物理系获团体总分第一，颁奖时，市长沈鸿烈将大银杯递给运动员代表杨蔚，杨喜气洋洋抱着杯就走，被旁边的章文聪提醒说：“喂！你忘了拿盖子呢” 。 此杨蔚， 便是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女公子。

在整个 1930 年代，青岛城市体育发展很快，田径、游泳、球类等运动逐步获得普及，竞赛活动活跃，形成全民健康运动高峰。 1933 年 7 月，青岛建成当时国内第一流的体育场，并设置有排球场、网球场，青岛体育场碑记中铭刻着“有完美之体育，乃有健全之体格，身心强健，成就始能伟大”的信条，明确阐述了城市的体育人格观。期间青岛实行全市体育毕业会考，实施了中小学体育暂行标准，并以特别市资格参加了七届全运会的四届和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中的后四届，在整体水平上具备了与其他省市“分庭抗衡，平分秋色”的实力。喧嚣青岛跑马场所在的汇泉，因旧会前村而得名。这里原为村外滩涂，1897 年冬德国海军占领青岛后，滩涂的一部分被平整成德军伊尔蒂斯兵营30　1935 年 5 月 21 日《体育周报》第 16 期。31　汇泉也称为会前、会全。

376 377练兵场。1900 年 6 月 14 日颁布的《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章程》规定，青岛附近等处作为内界，分为九区，其中包括会前，列末尾。汇泉跑马场出现的时间，应该在 1899 年。当年 6 月 4 日租借地政府翻译海因里希·谋乐在青岛编写的《山东德邑村镇志》中，对跑马场已有记载：在会全， “这个唯一漂亮的地方的平地上是跑马场”，与之相连的是单独用于操练部队的校场。与此同时，当局为发展租借地旅游，开始开放汇泉湾海滩，将其开辟为海滨浴场，与跑马场相连接。 1935 年夏在青岛避暑的作家苏雪林曾描述说， 跑马场距离她所住的福山路， 不过数步之遥。 去第一海水浴场，或赴中山公园，都可以顺便到“那沙平草浅的空荡荡的大场去兜一个半个圈子，比在车马辐辏的行人道上走，当然有意味得多。”青岛跑马场，比上海跑马场差不多晚 50 年。但青岛汇泉跑马场很快就追赶上来，成为与上海齐名的远东著名赛马场。在 1914 年前， 这里春秋两季开竞马大会， 平日逢周末举行竞马比赛，比赛开始时，文登路两侧的路障会放下，禁止行人车辆通行。在青岛的德国海军军官或殖民政府官员、商人、自由移民、旅游者，会在这些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带着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一同来到汇泉比赛场地。除了盛装的男人，身着华丽长裙并举着太阳伞站在护栏外观看比赛的女士，尤其引人注目。 1914 年 5 月 24 日，天气晴朗，中午饭后，客居青岛的谭延闿从江苏路“呼车往跑马场，路经营门，皆旧垒，德人留为纪念者。既至跑马场，不名一钱，遂不得出二元一元，以与一等二等之列。乃入至槛侧，立稠人中看竞马，两次皆狂奔鬪捷，无甚意味。后一次李基德之副手胜，其初出时，行马独后，将终场乃急进，尚有智术也。”跑马场这个集竞技、刺激、观赏、社交、娱乐、博彩等功能于一身的大型室外运动，成为了租借地青岛繁荣的一个象征。它像个晴雨表，测试着这个新兴城市的投资温度，也贩卖着富人们似乎永不枯竭的快乐。 190832　时称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海湾。33　张武编《最近之青岛》，民国八年八月出版，第八七页。34　时称维多利亚皇后街。年时，英国人艾克福尔得还在汇泉跑马场内创立了高尔夫球会，和紧张欢腾的跑马场一同呼吸了 20 多年，直到 1933 年迁至湛山村西。赛马，顺理成章地带动了青岛其它行业的发展，比如旅游、度假、饮食、交通、票据服务等。1912 年潮州人陈乃昭集资两万元大洋在潍县路 81号办起宜今兴印务局，雇工 28 人，专为跑马场印刷马票、彩票，以后子承父业，直到 1956 年公私合营。1924 年，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与英美日等国商人合办万国体育会，在汇泉跑马场进行赛马赌博。统计显示，时跑马场日均有两万余人参赌，每天门票赢利约大洋三万元，成为全国四大跑马场之一。 1935 年夏天去过跑马场骑马的苏雪林说，青岛赛马“不知比上海跑马厅的盛况如何，但闻青岛人士对于此道也极其热狂，输赢的数目也相当巨大。”苏雪林在《岛居漫兴》记述，当时马场的管事人“花白胡子，满面春风”。 1937 年秋后困居青岛的北京作家王度庐，除了靠在《青岛新民报》撰写连载小说“寒门度日”外，还不得不在赛马场兼职售票。1926 年 8 月，一个叫孙瑜的年轻人结束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学业。这时，孙瑜的父亲孙澍南已从天津移居青岛，于是孙瑜便取道英法德苏诸国，于当年 9 月抵达青岛。半年后，在青岛开西药房的天津人钟振东，以及爱好摄影和音乐的王卓、王玫兄弟，了解到孙瑜在美国学的是戏剧与电影，并熟悉剧作、摄影、洗印、剪辑、化装等专业，就建议他拍摄一部片子。 晚年孙瑜回忆说： “大家经过一番筹划， 很快便拟出一个方案。其内容是，由我编写一个以避暑胜地为背景的抒情喜剧剧本，把一个真假爱情的故事，穿插在青岛每年夏季举行的赛马会中。我兼任导演，王氏兄弟协助艺术工作，另一位友人朱丽生任剧务并串演配角，男女主角分别由我二弟孙成璠和一位号称‘青岛第一美人’的某女士担任。再聘请一位上海摄影师来担任摄影，并在上海购买胶片，拍完后委托上海的电影公司代为洗印， 然后由我剪接完成。 剧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1927 年 5 月脱稿，定名为 《青岛之波》 。 但因同上海方面再三交涉达不成协议， 迟迟不能开拍，以致错过了赛马会会期。这一计划终于流产，剧本原稿后来也在颠沛流离

378 379的生活中丢失了。”

跑马场的卖点，似乎无处不在。 1935 年秋天李同愈在天津《益世报》发表过一篇小品，诉说“去年春天伯箫要写一篇题为《马》的文章，孟超问我有没有关于马的材料供给。我说我知道的马是跑马场上的马，怕不是伯箫的文章用得着的吧。 到秋天， 伯箫的 《马》 在刊物上发表了， 可不是，各人有各人的马，伯箫所有的关于马的知识我全没有，对于马的感情情趣也和我大大的不同。”李同愈见过一匹青岛跑马场的“头马”，身上烫着 385 号码，可谓显赫一时：“从前可阔啦！赛马的日子喂白兰地酒，平时吃的料比人吃的还贵，走进场子，满身是威风。头上扎着彩色带，尾巴上系着红绸条，军乐队吹打着迎接，也不用挨皮鞭子，远远地过来比飞还要快。回到马房有两个人服侍，有小病就请医生给吃药。”1930 年代末，日资控制的青岛交通株式会社在市内已开辟四条公交线路，其中的二号线即连接跑马场。 1932 年冬，青岛工务局体育场建筑委员会在跑马场东边缘一片平地开始建设市立体育场。汇泉就此进入到一个内容更丰富的竞技时代。1945 年 10 月 25 日，青岛地区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在汇泉跑马场举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司令谢勃尔和国民党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中将主持受降仪式。 受降台设在汇泉跑马场的北部中心处， 台上插着中美两国国旗。1946 年青岛市政府改组青岛赛马会，组建青岛赛马协会，官商合资经营赛马。1946 年以后，赛马协会曾设置在中山路的原希姆森公寓里，当时那里属南京政府信托局。1947 年端午节， 赛马协会曾为救济难民举办赛马。是年 6 月 22 日《青岛时报》说，“本市赈济会因流亡难民渐增多，亟待救济，惟以筹款困难，特于明日（端午节）商同赛马协会举行大香槟赛马，并由该协会发行大香槟票，每张售价 5000 元，于是日第次开彩，届时除一切必要开支外，余款悉数充作救济难民之用云。”1948 年邻近冬天的时候， 跑马场的喧嚣终于偃旗息鼓， 汇泉归于平静。35　孙瑜《难忘的青岛》，1987 年 10 月 18 日《青岛日报》。36　1935 年 11 月 3 日天津《益世报·益世小品》。开阔的场地，秋风瑟瑟。这个场面，类似 13 年前李同愈在《马与骆驼》的结尾写下的一句话：“最难堪的大约倒是具有马的雄图的骆驼吧”。400 米标杆1933 年 7 月第 17 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的举办和青岛市体育场的修建，标志着青岛的城市公共体育事业和都市文化，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高标准的青岛市体育场，也给同时期中国体育场的建设，树立了标杆。沈鸿烈主政青岛后，痛感国民体格衰弱，遂提倡以体育补救。除严格要求各级学校重视体育课程外，并积极倡导进行民众健康运动，冀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国民体质，形成社会风尚。 1932 年第 16 届华北运动会在开封举行时， 沈鸿烈积极邀请下届在青岛举行， 华北体育联合会予以批准。沈鸿烈遂召集青岛教育、工务部门暨体育专家计议筹备建造体育场事宜。适山东大学体育教授宋君复将洛杉机体育场图纸带回，便确定主体建筑以此为蓝图，稍加缩小改动。体育场选址汇泉跑马场东侧，主体建筑于文登路南，荣城路西，北为太平山，南为大海，峰峦秀丽，水天一色。体育场纵 340 米，横 230 米，内设田径兼足球场，环以 15 级看台。台下建有148 间休息室，设双层木床供运动员休息。田径场系蓝曲式 400 米一周的跑道，直道八条，弯道六条，田径场外东北面设排球场、网球场。田径场主入口为三层门楼， 大门外设两排路灯， 直达文登路。 路端建立四座石柱，中间两石柱上刻“青岛市体育场”六字，柱端装有路灯。跨过文登路，即中山公园。体育场于 1933 年 2 月 16 日破土开工，同年 6 月底建成。青岛市体育场是当时中国一流体育场，除了规模比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大外，设施也先进。 第16 届华北运动会在开封举行时， 开封修建的体育场看台八级，仅可容纳 2500 观众 ； 而青岛的体育场则环以15 级看台， 可容纳15000 观众。华北运动会始于民国元年，到第 17 届已有 20 余年历史。第 17 届运动会规模较历届为大，有田径、排球、网球、棒球、垒球和新添的游泳、37　窦世强、李明著《画说青岛老建筑》，青岛出版社 2004 年版。

380 381国术等项目。过去历届的华北运动会，游泳比赛限于场地及设备条件，均未能举行，青岛有辽阔的天然游泳场，比赛场选择在栈桥南端海域，主持官员在廻澜阁上观看，民众伫立栈桥参观。此项比赛，青岛的运动员鳌头独占。 本届运动会应参加的有山东、 河南、 河北、 山西、 陕西、 甘肃、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新疆、宁夏14 省，北平、青岛两市，哈尔滨、威海两特区，共 18 个单位。由于东北四省沦陷，另有数单位道路远阻，均告缺席，实到 12 个单位。运动员分男子高级组、男子中级组和女子组三组。各组参赛项目，男子高级组有田径、排球、棒球、网球、游泳、国术， 男子中级组有田径、 排球、 网球、 游泳， 女子组有田径、 排球、 网球、垒球、游泳等，逾千运动员参赛， 3000 名中小学生及国术选手参加了团体表演。会期自 7 月 12 日至 15 日共四天，26 项竞赛成绩破全国和华北记录，观众达 10 余万人。

7 月 11 日，张伯苓到达青岛担任第 17 届华北运动会总裁判。当天晚上在青岛市长沈鸿烈的接风宴会上说：“我当总裁判亦有十余次，最怕会场中因裁判不公导致起争执，叫我左右为难，说谁的不是都不好。此次希望大家不要叫我作难。”

沈鸿烈与张伯苓交往已久。沈鸿烈的侄子沈肇熙回忆：“叔由日本回国后，曾在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海军局工作，张伯苓与北京的海军界人物多有往来，沈、张得以相识并交谈相投。当张伯苓得知沈鸿烈胸怀建设海军、报效祖国之志，且具灼见卓识时，对叔十分敬重。叔对张伯苓的道德学问、 艰苦兴学精神， 也推崇备至。 彼此敬仰， 友谊日增。 叔去东北后，与张伯苓往来亦未间断。 我的长兄沈长生升大学时， 叔力主报考南开大学，我升高中，叔亦坚决要我报考南开中学，足见叔对张伯苓的敬仰与信任。1933 年 17 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举行，叔特邀张伯芩临青岛，在运动会开38　李宏文《沈鸿烈与十七届华北运动会》，《青岛文史撷英（文教卫体）》，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4 页。39　孙还麟主编《中国奥运先驱》。幕式上讲话，阐述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意义。”

在第 17 届华北运动会中， 青岛运动员参赛了所有项目， 取得较好成绩。男子高级组取得游泳冠军， 棒球亚军， 网球亚军 ； 男子中级组取得游泳冠军、田赛亚军、 径赛亚军 ； 女子组取得游泳冠军、 田赛亚军、 径赛亚军、 垒球亚军。国术不计团体分， 只计个人名次， 拳术赛获单拳第二名 ； 器械赛获枪第一名、刀第一名、棍第一名、剑第二名，另有特技第一名。这个成绩，是青岛参加历届华北运动会中最好的一次。虽然第 17 届华北运动会参赛单位虽只有 12 个，但却普遍取得了较好成绩。各组田赛、径赛、全能、排球、网球、棒球、游泳、垒球等多项优胜单位分别有：北平、辽宁、河北、青岛、山东。10 月 15 日，国立山东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撰写的《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概况》 在 《科学的中国》 发表， 详细报告了这届华北运动会的情况。作为全国运动大会筹备委员，郝更生以亲身经历介绍的青岛经验，对其他城市无疑具有现实示范性。第 17 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举行， 不仅极大推动了青岛体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国内体育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沈鸿烈在体育场记中称：“我士庶均得于此分曹角艺， 已立立人， 他时群英蔚起， 一矫畴昔巽懦积习，行见国家桢干之材，不可胜用，泱泱乎表海雄风，何难复振”。一个绅士1931 年 9 月 13 日，从北京来青岛大学报到的郭根，终于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青岛在夜里第一次看见了！下榻于中华旅社，一夜静眠，第二天起来就去青岛大学。呵！青岛是太美丽了！青岛是建筑在一座山上，马路四处高低蜿蜒，完全是油漆的，一点土味也没有。在青岛找不到一所中国房子，各式各样美丽的洋楼布置在街旁，隐没在青草及树林里，40　沈肇熙 《沈鸿烈往事片断》 ， 《沈鸿烈生平轶事》 新华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41　《科学的中国》半月刊第 2 卷第 8 期。

382 383幽雅琴声时时以窗户里传出来，城市里刻刻拂荡着些温凉的海风。路经几条街，街头便是碧绿的大海，海边便是仿效伦敦泰晤士河岸而建筑起来的walkingroad，路上时有花园及椅子供游人休憩。”

年轻的郭根对自己初次面对青岛时的兴奋，并不掩饰。而在同一年，24 岁的谭抒真一口气竞拍下“八大关”居庸关路五幅公地的举动，则让这个仅比郭根大四岁的“富二代”的青岛过往，显现出了神秘性。 这个地王故事像个无声电影时代的影像碎片， 缥缈且缺少连续性，远不如他和同龄人王玫因为一把看木制小提琴，被聚拢在探照灯下的传奇性。这个时候，作为财富继承者的谭抒真，显得陌生而荒谬。谭抒真 1907 年出生， 是个土生土长的青岛人， 原来的名字， 叫谭书祯。据青岛作家张彤的考证，谭抒真的父亲谭岳峰于 1901 年入卫礼贤创办的礼贤书院， 并曾随卫礼贤学习拉小提琴。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经历， 让谭岳峰、谭抒真父子的音乐开端，包裹上一层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幸运。谭抒真少时常跟随父亲参加音乐派对，在齐东路家里跟随父亲拉小提琴。俄罗斯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清洗发生后， 大量具有良好音乐修养的白俄流亡者进入青岛，与之前的德国音乐积累惺惺相惜，形成影响力广泛的接受土壤。张彤梳理了谭抒真早年的九位小提琴老师，其中 1922 年和 1924 年，他在青岛分别师从过俄罗斯人霍洛舍夫斯基（ Horoshefski）和奥地利人施特劳斯（ PaulStrauss）。在 艾 伦·米勒的访谈记录电影 《来自上海的绅士》 中， 谭抒真说 “那时，我就对小提琴产生了兴趣”。谭抒真的童年经历，涉及了青岛、潍县、开封、北京诸多地方，他先后就学于北京汇文中学、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26年起任上海美专、上海艺大、新华艺大等校小提琴教师， 1927 年入上海市政厅管弦乐队任演奏员，是进入该乐队的第一位中国提琴家，随后出任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音乐指导。 1927 年时，谭抒真已获得音乐家的认可，同年 6 月 30 日出版的 《良友画报》 第16 期在 《闻人照相》 栏目中， 介绍 “音乐家谭抒真君”曾从学于俄、德、意、捷克和荷兰名师。 1928 年谭抒真赴42　散木编《郭根日记》，三晋出版社 2013。日本，随捷克斯洛伐克小提琴家柯尼希深造。之后在上海开办起乐器店。1932 年谭抒真依照父亲的要求回到青岛，在参与药品和眼镜经营的同时，与王玫一起活跃在各个演奏场合，并着手研究小提琴制作，协助王玫制作出中国第一把小提琴。华天礽讲述：谭抒真在青岛时，一次琴坏了，拿到上海去修，花了 60 元钱，等了一个多月修好，可拿回来不久又坏了。谭抒真感到拉琴的人一定要学会修琴，于是就琢磨着自己修琴，从国外买回制作提琴的参考书，并订购了工具和材料。在这个小提琴的“跨界”故事里，谭抒真修琴制琴的理由，不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畏”，也尽显青岛本土乐器行业专业资源的匮乏。霍洛舍夫斯基和施特劳斯们带着一把琴来了，却没有人能给这把琴讲出一个“故事”来。于是，谭抒真和王玫制作“第一琴”的无奈之举，就注定被历史记忆了。唯一的情节空白点是，1935 年秋天王玫制作出小提琴的时候，谭抒真似已经离开青岛，去了开封。1930 年代的前几年，回到青岛的谭抒真，演奏、研制小提琴和开办药房、 置业， 多条线索似乎并行不悖。 在进行居庸关路多幅土地投资的同时，1932 年谭抒真的父亲谭岳峰在莱芜二路买下一块地皮，邀请胶济铁路局的工程师设计，次年春天建成住宅。这期间，谭家青岛大药房经营的精配光学眼镜生意，似也红红火火。 1935 年 1 月谭岳峰突患脑膜炎，当月 27 日病逝，葬于万国公墓。至此，谭氏家族的第一代青岛开拓史开始消散，而这个潍县家族的青岛移民史，也逐渐淡出人们视线。谭家的变故，打乱了包括居庸关路置业计划在内的一系列发展目标，也使谭家与青岛渐行渐远。1947 年起谭抒真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后受聘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兼管弦乐系主任。 谭抒真从事音乐事业76 年，在其努力下， 中国小提琴教学和演奏水平几十年时间里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在我拍过的许多伟大艺术家中，谭抒真先生尤其令人难忘”，艾伦 ·米勒后来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绅士和最好的音乐教师。”谭抒真的二女儿谭荻茜认为，父亲的种种素养与品质，与他在青岛43　刘宗伟《寻找谭岳峰》，2016 年 4 月 1 日《青岛日报》。

384 385的童年渊源很深。

作家张彤 2015 年 6 月曾随纪录片《音乐之岛》剧组前往上海南汇路，采访谭抒真的儿子谭国璋。虽然谭抒真已于 2002 年去世，但家中的客厅、书房和谭先生做琴的狭小“车间”都保持着原貌，客厅里挂着一幅素描，书房里则挂着几幅油画，还有一幅黄山迎客松，是文革刚结束时谭抒真画的。谭抒真爱好广泛，家里的许多小物件都是自己加工的，包括墙上的日光灯支架。谭的传记曾记录说，他会自己磨镜片，做望远镜，谭国璋告诉张彤，父亲连手表都是自己修。在大规模参与居庸关路的土地拍卖之前，谭抒真曾长时间不在青岛。张彤在《谭抒真的水彩画》中叙述， 1925 年谭抒真去上海，是因为他听说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有意大利音乐家教授小提琴，可是去了却发现，美专教琴的潘伯英拉琴的程度还不如他。 但既来之， 则安之， 他就在美专住下来，与他同屋的是徐州人李染。李染是来学画的，也能拉一手好二胡，谭抒真与他同住，偶尔也画过几幅国画。李染后来改了个名，叫李可染。在谭国璋收藏的父亲早期几幅水彩画作品中，最早的是 1927 年在上海画的一幅静物，画面上是一把大提琴，有几幅是 1928 年在日本写生的风景和静物。谭抒真 1928 年到日本学琴，期间与在日本学画的倪贻德、许幸之、陈振铎等多有交往，经常一起看画展。在谭的眼中，当时的日本美术界比上海热闹得多。因常看画展，加上有一点绘画基础，这段时间谭抒真治办了水彩画具，画了些水果和风景。大概是生性羞怯的原因，谭抒真很少把这些画拿出来给朋友看，外出写生，也常常是一个人。上野公园是他经常去的场所，留下的画作中有几张是这个公园的风景写生。从日本归来后，谭抒真继续到上海美专任教，他的传记里提到，这期间，他与教国画的潘天寿交往较多，谭也比较喜欢潘的画风。1932 到 1935 年间，谭抒真回青岛继承父业。此时刚刚新婚的谭抒真住在莱芜二路新建的房子里，还有一辆轿车，生活富足悠闲。在他留下的绘画作品中，有 1934 年作于青岛的水彩写生，画的是海滨浴场。这成为发，《青岛晚报》2005 年 8 月 13 日。生在青岛本土的不多的早期美术创作之一，具有标志性意义。而对谭抒真来说，这些闲情逸致，不过是近乎票友的消闲罢了。对谭抒真来说，出生地青岛和他在这里曾经所拥有的土地和房屋，或许很快就成为了成长记忆的一个背景。音乐和绘画可以没有国界，土地和房屋却一直是有边界的，并且这个边界的规定权，并不是音乐人谭抒真自己所能够掌控的，这让人们后来看着谭抒真 1934 年的那幅青岛海滨浴场水彩写生时，会减少一些疼痛感。但人们并不知道，谭抒真本人是怎样经历的这些疼痛感的刺激。也许，当疼痛已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病的时候，疼痛本身就不那么刻骨铭心了。 这份荒谬， 距离后谭抒真时代其实并不遥远。

【第三节 风从海上来】

与海洋、潮汐、海风、海角、礁石、海岸线相关的种种，是日常青岛的标准符号。 海是青岛的姿态， 也是灵魂。 海滩上度过的日子， 逃离了政治、时局、市井、人事的烦恼，便逍遥自在一时。 1904 年 5 月德国帆船俱乐部开辟汇泉湾赛场， 以此为起点， 青岛的帆船运动逐渐涵化成一种城市标识，与这座海滨之城相随相伴。或百舸争先，或怡然自得，成独特风景线。海滨浴场、水族馆、栈桥、小青岛灯塔、沙滩的温度、海上陆地，凡此种种一次次测试着城市的风向。 而这期间， 青岛已然完成革旧迎新。 帆船和城市，在贾植芳经历的一个夏天，一下子就逆转了方向。汇泉湾的风船早年在青岛开拓出华商制造业希望之地的尹致中，晚年曾在《靑岛浮雕》中形容青岛是一座大型公园，“地势倾斜而长，三面环海，放眼远眺近水远山，朝噋晚霞，烟树晴岚，高峰迭嶂，处处富天然美景”。其实，45　尹致中《靑岛浮雕》，1979 年 3 月 20 日《山东文献》第 4 卷第 4 期。

386 387作为青岛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登山入海一直如影相随。从太平山上看下来，汇泉湾的帆船跃动如同晴雨表，测量着青岛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温度，渲染着城市的宽容、热情和秩序。帆船运动和作为城市的青岛几乎同龄。 1904 年 5 月，德国皇家帆船俱乐部开辟汇泉湾赛场，举办了帆船比赛。以此为起点，青岛的帆船运动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渐涵化成一种标识，与这座海滨城市相随相伴。这些帆船运动的历史轨迹，奠定了一个帆船之都的风向标。也就是在青岛汇泉湾开辟帆船赛场期间，帆船比赛形态开始设立。1906 年，英国人史密斯和西斯克 ·史坦尔与欧美各国帆船热衷者商谈比赛等级和规则，并提议创立帆船竞赛联合会。 1907 年国际帆船联合会成立，成为第一个国际帆船组织。而这个时候的汇泉湾，在过客谭延闿看来，还不过是 “行森林石岛间， 颇有尘外想” 的荒郊野外。 不过， 即便是惊鸿一瞥，谭延闿对这里的“山容海色，境绝佳”，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1914 年日本占据青岛，大批德国侨民撤离，一度热闹的帆船竞逐陷入沉寂。 康有为1917 年短暂停留期间的 《丁巳冬至游青岛并谒恭邸于会泉》 ，盛赞的也不过是“海上忽见神仙山，金碧观阙绚其间”。大冷的天里，康有为和溥伟看见的汇泉湾，点点帆影，遍寻不着。对康有为拜见的这位锡晋斋主，谭延闿三年在青岛前有一针见血之论：“忽章一山从南来，邀入小坐。携有前清恭王诗草，亦有才思，稍不入格，宗室中不易得，宜其欲作帝矣。”对康有为和恭王来说，一个是失败的前帝改革的推手，一个是欲作新帝的逃亡者，两个惺惺相惜之人，自然顾不上短暂栖息地的船帆之类。汇泉湾的“碧波浩荡通天边”，联想到的不外是彼此对政治变局的操控野心。1925 年端午，姚宏文由青岛山俯瞰海滨，其在《端午青岛记游》中描述了 “南望沧海， 微波起， 叠皱痕， 两三小舟游行， 似渔艇也” 的海上风景。仲夏青岛的静谧，仿佛下一次沸腾的隐蔽式，开阔并富有想象力。作为日本青岛攻击作战的同盟国，英国在青侨民随后数量日增， 1920 年英国人发起成立青岛帆船俱乐部，开始成为帆船运动的主导力量。曾在帆船俱乐部工作过的中国职员吴钟玉回忆， 1927 年之前，青岛帆船俱乐部的会长为阿福莱克，这个阿福莱克，是英国当时驻青岛的领事。帆船俱乐部借租会泉路 13 号作为帆船停泊码头，有不多的几艘帆船，每年举行几次活动。1930 年，一个叫霍梅可的白俄会员，把自己制作的八只帆船以成本价出售给青岛俱乐部，使青岛帆船俱乐部的帆船达到 10 余艘。三年后，俱乐部正式更名为青岛风船俱乐部。船只数量增多，开始举办俱乐部比赛。

从 1934 年起，青岛美孚石油公司的副经理巴顿担任帆船俱乐部会长，决定在汇泉路 5 号建设俱乐部和仓库，为会员提供休闲娱乐场地。同一年初夏，《青岛画报》 第三期刊登了一幅名为《青岛海滨夏季的游乐》的照片， 画面上的汇泉湾， 四只帆船自在逍遥， 悠哉悠哉， 一派世外桃源的恬静，显现出竞逐之外的另一种真实。1935 年，在客居青岛的作家老舍低吟着“晚风吹雾湿胶州，群岛微茫狐客愁。一夏繁华成海市，几重消息隔渔舟”的时候，霍梅可以俱乐部名义向英国人亚当斯借了法币一万元，当年 5 月 31 日开工建设青岛帆船俱乐部办公楼和仓库。青岛市长沈鸿烈与英国驻青领事韩磊德，应邀出席了奠基仪式。热衷体育运动的沈鸿烈，还向俱乐部捐款 600 元，并赠送了一个银质奖杯。1937 年初，汇泉路 5 号青岛俱乐部落成，设置了社交活动室、体育室、妇女更衣室、化装室，并有两个房间可以用来打牌或办公。这样，青岛帆船俱乐部就有了汇泉路 13 号的码头和汇泉路 5 号会所，供 100 多位会员进行活动。 这些会员包括英国、 丹麦驻青领事， 美孚石油公司的高级职员等。1936 年 9 月 13 日，青岛帆船俱乐部首次举行“市长杯”帆船比赛，汇泉湾畔观者如潮，成为热点新闻。青岛帆船俱乐部的比赛每年一般始于5 月，止于 10 月，恰逢青岛一年中的黄金季节，海面上的激烈帆船竞逐，成了青岛海岸线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与此同时，为了普及帆船运动和促进旅游， 青岛繁荣促进会还专门购买了游艇和帆船， 停泊在栈桥、 汇泉湾一带，供游人荡桨驶帆。46　参见《青岛帆船运动百年史话》，青岛出版社，2008 年版。

388 389但对一般市民和大多数游客来说，汇泉的帆船俱乐部毕竟不够大众，诸如青岛电报局职员李同愈这样的年轻人，更乐意去汇泉海水浴场体验平常风景：“大概也因为那地方离市内十分近便的缘故，在那里，有许多小姑娘和孩子们。他们有的蹲在退潮后凸出的岩石上捉蛤蚌，有的躺在浪脚所打得到的沙滩上任潮水冲。因为孩子们是天真的，只有他们是人类中最可爱的，所以我对于孩子是特别的喜欢。那班孩子中，以日本人为最多，依我的偏见，日本的孩子是可爱中的更可爱者。见到了这般孩子，我真想把他们一个个抱在怀里，亲一亲他们的多笑容的面颊。”李同愈的这段描述，是他的小说《异国的悲哀》中的场景，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日本平民家庭的女孩。既然情节是虚构，所以呈现的态度就算不上媚日，但对汇泉浴场的描写，却无疑是作者的真实感受。青岛帆船俱乐部所在的汇泉路，不过 800 米，却汇聚了多家俄罗斯餐厅， 其中汇泉路2 号可乐地饭店， 是国立山东大学一拨教授常来常往的地方，进入过若干人的日记和旅行记录。 根据1937 年 1 月版 《青岛概览》 的记载，汇泉路另外四家俄国餐厅依次是： 15 号夏季冷饭店，94 号满尼拉，100 号吉司迈特，147 号拍脱考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新占据青岛的日本人查封了帆船俱乐部，没收了船只，汇泉湾上百舸争先的景象不复存在，帆船竞赛由此停滞，仅仅在1939 年《青岛新民报》的新闻中，寻觅到“前海二风船一船碎一失踪”的简短消息。战后，一条关于前帆船俱乐部活跃分子霍梅可的信息，出现在李先良的档案中。 1945 年 11 月 20 日，在城市百废待兴之时，青岛市长李先良就港务局“设法任用”霍梅可的问题，专门进行了交待。1949 年 3 月，青岛帆船俱乐部重新开展帆船活动，会员以美、英侨民居多，也新增了一些苏联侨民。同时中国会员也有增加，如早年毕业于美国维琴尼亚医科大学的华振氏大药房经理钟振东等。 1949 年 5 月开始帆船比赛，在原有赛季的基础上，增加了冬天赛季。全年赛季分预备系列、龙骨船挑战赛、团体赛、单人帆船赛、航海技术比赛、会长杯赛和挑战赛。47　1931 年 2 月 10 日上海《小说月报》第 22 卷第 2 号。根据新制定的比赛规则，所有帆船要至少参加两轮预赛，取得资格后，才能参加正式比赛。时值国民党大规模溃败，令人惊奇的是，紧张的局势居然没有影响帆船比赛正常进行。整个 1949 年赛季，在汇泉湾共举行了 28次正式比赛和 7 次非正式比赛。 而这期间， 青岛已然完成政权的革旧迎新。帆船和城市，在这个夏天都逆转了方向。天堂“在海里固然很有趣了，但以海里出来跑上沙滩，躺着曝阳光时，那滋味更是难以形容得出了！”这是来自北京的青岛大学外文系学生郭根1931 年 9 月第一次尝试在青岛下海的滋味。作为一个 20 岁的年轻人，他对海水浴体验的表达，直接并坦率。如果说青岛的帆船竞赛对更多人而言是一项奢侈的海上运动，那么，海水浴场则一直就是普通人的夏日乐园， 男女老幼、 游客居民、 教授学生、外国人中国人，无不乐在其中。除了李同愈在小说《异国的悲哀》中描述的天真孩子，一直坚信 “青岛是一个好地方”的客居者梁实秋，也认为背山面海，冬暖夏凉的青岛，“有东亚最佳的浴场，最宜于家居”。梁实秋是郭根的老师， 他1930 年开始供职的国立青岛大学， 离汇泉海滨浴场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 比较郭根的懵懵懂懂， 炎炎夏日海水中的嬉戏，梁实秋似乎早已司空见惯。而对更多的旅行者来说，包括汇泉浴场在内的六个公共海滨浴场，是青岛休闲的载体，也是城市魅力的所在。汇泉海滨浴场位于汇泉湾，岸线长 580 米。在 1900 年编制完成的青岛第一个城市规划中，此处已被规划为海水浴场。 1902 年首批来青避暑的外地游客，大多时间已在此处游泳，并在沙滩上搭建了 30 余座彩色浴斗。1903 年租借地当局开始建设海水浴场，并陆续在附近开设了饭店、旅馆、舞厅、酒吧、咖啡吧等。当局同时还在欧洲、日本、香港等地大做广告，广为推介这一亚洲假日避暑胜地。 此后浴场一直是暑季中外游客盛聚之处，驰名东亚。

390 3911903 年至 1904 年，青岛旅店业股份公司在浴场海滩上投资建设海滨旅馆，使浴场的设施更加完善。三层高的海滨旅馆裸露清水砖，与浴场的沙滩产生了一种有机联系。旅馆门庭向外突出，朝着海滩方向并排开有三座券拱门洞。德国学者华纳认为，在总体上青岛的这个海滨旅馆与同期在德国东海岸各大型浴场修建的旅馆并无区别，不过其正门顶上的大柱廊，却使这里的特色增强了。旅馆内的中心部分是高大宽敞的门厅，中间为楼梯。炎炎夏日，过往客人和从浴场游泳归来的人在这里小憩后，分流到左右的房间和上面两层的客房。 旅馆内含31 间双人客房、 若干浴室、 餐厅、阅览室、沙龙客厅以及一个舞厅。很多旅游手册曾强调，从旅馆前宽大的硒台上可以望到美丽海景和海滩上的人群，这样一种体验曾使好多住客长时间记忆。使旅行者同样不能忘怀的是，旅馆背面是一个设有看台的大型跑马场，激烈的奔腾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十分宁静的海湾形成了对比。1912 年秋，辞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青岛停留的时候，入住了海滨旅馆，并在这里进行了一些会见活动。当年 10 月 11 日出版的《德文新报》报道说， 9 月 28 日孙博士在青岛停留两天，家眷随从等一行人员共租用了旅馆的 16 个客房。1910 年夏，一位客居青岛的英国商人体验到海滨浴场的乐趣，并记录下这一印象：“海滨旅馆前的那片海滩是露天浴的佳地，由于受到沙底海湾的保护，这里全然没有石块和贝壳。海滩延展之处，均设有可供休息的长凳。下午 4 点到 7 点之间，是最为诱人的海浴时光。海湾的延线上有两三排浴斗， 延绵一里之远。 浴斗上五颜六色的彩旗组成了一幅有趣的画面。在浴斗之间还装有汲水龙头，供人们取用新鲜的自来水。有一付木筏系于岸边，以便胆大的戏水者用来逗海。”

1910 年代，赤裸海水浴的风俗，有身份的中国人多不习惯，观者以为奇异。“西人男女就海水浴者，如凫如鸥”，这是 1914 年 7 月 14 日谭延闿在日记中记录的浴场一幕。微风之中，这个着绸衫伫立沙滩的湖南地方48　见托尔斯顿·华纳著《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中英文对照版 1993。49　《德文新报》，1910 年 11 月 18 日。军事领袖， 与不远处在水中自由嬉戏的 “西人男女” ， 恰成对照。 三天后，谭延闿再一次 “出至海岸， 看西人海水浴， 遇汉堡方浴归， 以自来水濯身，即着服，无所谓浴室也。”几番身临其境，谭氏也开始习以为常，去崂山再见同行者下海游水，便就见怪不怪了。印证谭延闿的海水浴体验的，还有高梧的《青岛游程》：“海水浴为消夏第一乐事。虽吾人之不善泅水者，多不敢一试。半固于天赋之或怯，半亦由于设备之未周也。青岛浴场，设备绝佳。其滨海处，适多浅沙，因成涨滩。滩上木屋林立，均为私人所设建，以便临时更衣之需者，来客亦可赁得其一，价殊非昂。试游泳者，初涉沙滩，渐入水面，深不过膝，迤俪以往。善游者可以纵试，无所惮。不善者小试而即已，绝无危险，然其有益于体力，受海水日光之熏陶沐，则自一也。西人避暑，多来斯间。一至落照间，金鳞射水，人尽拍浮。国人士女，间有往者，特不为多，欲争尺寸之功，以试身手之技，甚愿漱石枕流，多此激励者耳。”对洗海水浴持排斥态度的，甚至包括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坐办龚积柄。其到任青岛后，有人问龚坐办何以不海水浴去，他的回答居然是：“我喜欢海水浴得狠，可惜我不能将海水煮热！”龚积柄的奇怪想法，真实反映出 1922 年青岛回归后第一批到来的行政官员对海滨都市生活形态的强烈陌生感。而这个城市，却恰恰是由这些无知无畏的“社会领袖”管理着。这自然让许多关注接收后青岛发展路径的人士，表示出担忧。龚积柄之类的作为， 很快就被舆论以 “大率是烟鬼， 嫖王， 食仙” 来形容。 尖锐的嘲讽，随后见诸公开媒体：“在这种不正当而低鄙的生活之下，他们的心地更不能光明高尚了！他们的然诺是不可靠的，他们的法律是可以变通的，情面是不可碍的；他们的口是天花乱坠的；他们的心是虎狼毒虿似的；是多么可怕啊！”

1920 年代， 当刘次箫、 顾随、 陈翔鹤、 陈炜谟、 冯至几个知识青年陆续 “结识” 青岛的时候， 海滨浴场在每年的8 月都举办祭海会， 并陆续增设了浮台、50　郑骏全《处青岛二月来所得之感想》，1923 年《清华周刊》第二百九十期。51　梁实秋《槐园梦忆》。

392 393跳台、 舢板等设施。1930 年代中期， 海滨浴场大规模建起分男女两部的浴斗，并设立饭店、冷饮室、咖啡厅等服务设施，入浴者日达上万人次。 1923 年返回青岛礼贤中学任教的刘少文，在《青岛百吟》中如此描绘了这个夏日每每人头攒动的浴场：“恍疑泛泛学轻鸥，旋作鸳鸯喜并头。万顷爱波斜照里，倩谁粉本写风流。”刘少文并记述： “沿南海而东，将近会泉公园，水滨板屋林立，即海水浴场也。自端阳至中秋四五月间，每当夕阳西下，潋滟波光，士女游泳其中，泛作轻鸥，旋成鸳侣，尽水嬉之极致焉。”1923 年，自清华学堂来青岛考察林业的郑骏全则在《处青岛二月来所得之感想》中，用略带夸张的口气报告着他的发现：“我忙不过口急于称许的，就是青岛海滨浴场了！岸上蜿蜒如带，东西环列着的，都是五光十色玲珑入画，上面飘着炫烂小旗的更衣室。更衣室而外，便是橙黄色温软如席的平沙。那鱼鳞的细浪，狂突地，逶迤地，洗着沙间印着的足迹。海底的倾斜度狠慢。百码而外，横着两艘插着红旗的救生船。这海水浴湾是半月形的 ； 西有会姓岬的危楼， 冠着礁石， 东西有东山上守着海口的炮台。 ”郑骏全的这些描述，发表在 1923 年的《清华周刊》上，成为早期推崇青岛海滨之美的经典文字。1930 年夏至 1932 年夏在国立青岛大学主持文学院的闻一多，对海滨浴场的盛况，也不曾忽略：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十方的异客，戴了阔边大帽，海边沙滩上像小鱼一般，暴露在阳光下，怀抱中是薰人的咸风。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屋外搭着伞蓬，人全仰天躺在沙上，有的下海去游泳，踩水浪，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拾贝壳。作为文学同和大学同事， 1930 年夏天和闻一多一同“投奔”青岛的梁实秋，似乎对汇泉浴场更钟情：“在青岛鱼山路四号我们租到一栋房子，楼上四间楼下四间。这地点距离汇泉海滩很近，约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季淑兴致很高，她罗上了泳装，和我偕孩子下水。孩子用小铲在沙滩上掘沙土，她和我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玩到夕阳下山还舍不得回家。有时候我们坐车到栈桥，走上伸到海中的长长的栈道，到尽端的亭子里乘凉。海滨公园也是我们爱去的地方，因为可以在乱石的缝里寻到很多的小蟹和水母，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水族馆。”1934 年在青岛度过了一个夏天的郁达夫曾比较说，海水浴场的设备如何，暂时不去管它，第一是四周的那么些个浅滩，恐怕是东亚，没有一处避暑区赶得上青岛的。日本的海岸，当然也有好的，象明石须磨的一带，都是风光明媚的地方， 可是， 小湾没有青岛的多， 而岸线又不及青岛的曲。至于日本的北面临日本海的海岸，气候虽则凉冷，但风浪太大，避暑洗海水澡总有点不大适宜。

梁实秋、 郁达夫异口同声的 “东亚最佳” ， 给出的评价却也似恰如其分。而在旅行作家苏竹影的《海水浴场试浴记》里面，汇泉浴场开阔的夏日喧腾，仿佛无休无止：“场中来宾，每日不下千数百人，熙熙扰扰，惟以星期日及星期六之下午，来宾尤见众多。有乘脚踏车者，有驾马车者，有驶摩托车者，鬓影衣香，颇极一时之盛。”据苏竹影的职业观察，“浴场中以女同志为为多，英日侨胞亦复不少，或两两夫妻，或双双姐妹，罗襦谢却，更以浴衣，徐徐踏入波光，遂浪花而上下， 笑餍迎人， 绝无稍有惊却， 辗转多时， 精神渐罢， 相将扶持出浴，坐于花伞流苏之下，每至兴致浓时，清歌一曲，不胜天上人间之感。”“天堂”里的故事，有的段落却也离奇幽默。 1927 年 6 月，刚刚从美国留学回青的孙瑜和他的二姐夫李子瞻，带了四川亲友的三千元，去上海购买钢丝绳， 谁知被洋行一个姓庄的买办用假合同将钱骗去， 而后逃之夭夭。不料，这个发了横财的骗子并不知道孙瑜家在青岛，便带了一个舞女到青岛消夏，正巧被孙瑜和两个弟弟在海水浴场的沙滩上遇到。他们追到庄某住的汇泉饭店，索回了一千多元。一场不大不小的悲剧，以喜剧方式在海滨浴场发生转折，这其间的戏剧性荒谬，令电影人孙瑜记忆了大半辈子。实质上，汇泉浴场不仅仅是一个游泳的场所，也是人们推杯换盏的去处， 比如会泉路可乐地饭店， 就是杨振声、 黄际遇、 杜毅伯、 皮松云、 赵太侔、52　郁达夫《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郁达夫游记选集》，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

394 395邓仲纯等一干青岛国立大学的头面人物经常光顾之地。 1934 年 8 月 5 日，黄际遇在这里与十年未见的郁达夫“饮威士忌”，十个月后的 1935 年 6 月11 日，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再记，“午太侔招以电话，共餐可乐地。红砖绿树， 逦迤相映， 东方瑞士， 名下无虚。 日之方中， 枝柯掩映， 单衣一袭，犹不胜凉。”一个半月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体育讨论会，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身份，在汇泉可乐地咖啡馆宴请青岛市长沈鸿烈、教育局长雷法章和青岛体育界同仁，感谢青岛当局对举办体育讨论会、暑期训练会的支持。有趣的是，浴场旁边汇泉路上包括可乐地在内的饭店，几乎都是俄罗斯风味。拐一个弯，南海路上的咖啡餐厅，口味就变得稍微丰富了些，除了俄国人经营的青岛咖啡，还有法国各拉宾饭店、英国会泉社、德国会泉面包店。 不过从规模和口碑上看， 依然是南海路10 号的青岛咖啡鹤立鸡群，它和中山路 53 号的另外一个青岛咖啡店使用同一个电话号码，为 3688。转到莱阳路，则有俄餐马牙饭店和英餐斯拉特。一并算起来，汇泉浴场周边的西餐咖啡厅，居然多达 11 家，占到了 1937 年统计的青岛西餐厅总数的四分之一。自由的日子，转瞬即逝。旗人子弟王度庐，差不多是赶着一个幽暗时间的临界点抵达了青岛。1938 年夏天他在青岛一家报纸撰文说，“去年樱花开的时节，我由北京初次来到青岛，目的第一是看望多年未晤的戚友，其次便是因为我过了多年的写作生活，把身体弄坏，需要觅一个适当的地方休养几个月。到青岛来察视了一番，到过了海滨、第一公园、崂山几个地方，被优美的风景线系住了我的心灵，被清凉的气候抚摸了我的身体。我认为这是我最好的休养之所， 也就是我身体、 精神重生的地方。 ”一念之间， “把避暑变成了避难，快乐休养变成了忧患战亡”的王度庐在青岛住了下来，一边写作着武侠小说，一边在跑马场推销着赛马票，在海滨的潮起潮落之中，冷眼观察着这53　青岛市政府招待处编印《青岛概览》，1937 年 1 月。54　王度庐《海滨忆写》，1938 年 6 月 3 日《青岛新民报》。个城市的世态炎凉。1940 年代青岛沦陷末期，汇泉浴场浴斗被拆除修筑工事，使浴场面貌受到破坏。日本投降后，浴场再度呈现出欢腾场面，浴者川流不息，更衣室一度增至 300 多间。 期间青岛的另外五个公共海滨浴场， 也一度人满为患。1948 年 7 月，画家吕斯百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邀请，携夫人赴青岛写生， 秦宣夫同往。 吕斯百画 《海滨浴场》 ， 秦宣夫绘 《青岛红房顶》 ，画面中的夏日海滨风光绚丽，浴场人流如织，太阳伞鳞次栉比，也算是时局涤荡岁月一份难得的喧哗了。吕斯百和秦宣夫相差一岁，一个出生江苏江阴人，一个出生广西桂林，都在法国留学美术。 1937 年吕斯百出任全国美展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秦宣夫与赵太侔则一同为美展会编辑委员会委员。 1954 年暑假吕斯百再次到青岛写生汇泉浴场的时候，赵太侔已风光不再。沙滩的温度1936 年秋天，宋春舫在《青年界》发表过一篇《避暑的精神》，从避暑的角度，描述了他在青岛的所见所闻：“我在青岛久了，每到夏天，尤其是七月下半个月，只看见每一次轮船进口，不论头二三等，客人都装得满满的。这些旅客之中，当然以碧眼黄发的人占了大多数。五六年前，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近两三年来，中国人渐渐的也多起来了，然而至多也不过百分之三十罢了。”

对旅行者来说，沙滩上的青岛，才是真正的度假目的地。测试夏日沙滩的温度，青岛的价值，便昭然若揭。海和海岸，唇齿相依，不留一丝一毫的虚情假意。寂寞、快意、柔情与山盟海誓，转瞬即逝。沙滩上的青岛，埋葬了成千上万的想入非非。这份感受，1930 年夏天在青岛消磨过时光的朱自清，一板一眼地叙述了出来：“青岛之所以好，在海和海上的山。青岛的好在夏天，在夏天的，1936 年《青年界》第 10 卷第 1 期。

396 397海滨生活；凡是在那一条大胳膊似的海滨上的，多少都有点意思。而在那手腕上，有一间‘青岛咖啡’。这是一间长方的平屋，半点不稀奇，但和海水隔不几步，让你坐着有一种喜悦。这间屋好在并不像‘屋’，说是大露台，也许还贴切些。三面都是半截板栏，便觉得是海阔天空的气象。一溜儿满挂着竹帘。这些帘子卷着固然显得不寂寞，可是放着更好，特别在白天，我想。隔着竹帘的海和山，有些朦胧的味儿；在夏天的太阳里，只有这样看，凉味最足。自然，黄昏和月下应该别有境界，可惜我们没福受用了。在这里坐着谈话，时时听见海波打在沙滩上的声音，我们有时便静听着，抽着烟卷，瞪着那袅袅的烟儿。”

同一个夏天，在济南参加中华儿童教育会后乘列车到青岛游览的陈伯吹， 表现的就更热烈： “青岛的蓝澄澄的海水， 青岛的连绵起伏的小山冈，青岛的建筑精美的房子，在绿林从中冒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红屋顶，青岛的微有坡度，弯曲有致的马路，青岛的像长臂一样的深到海里的栈桥等等，都给了我忘却不了的如诗如画的印象。”

1933 年 9 月，柯灵由上海来青岛，撰写了四篇游记，在《岛国新秋》中，他的青岛慵懒而缓慢：“就是这样在浪花里沉浮，在沙滩上徜徉，让炎夏的白昼偷偷溜过。厌倦了，你可以向沙滩后面走去，疏疏的绿树林子里设着茶座，进去喝一杯啤酒，喝一瓶崂山矿泉水，或者来一杯可口可乐；无线电播送的西洋音乐和东洋音乐在招诱着呢。”政治头面人物的青岛行踪，往往看不见政治。或者，青岛本来也就是各种政治疲劳的一个疗养院，海边住下，吹吹海风，洗洗海水澡，慢慢也就变成了青岛的 “政治正确” 。1934 年 7 月 31 日出版的一期 《青岛画报》 ，在封面文章《到青岛避暑》里面，刊登了韩复渠的的一段大实话：“青岛比济南风凉的多，乘来欢迎宋委员长的机会，在青岛耽搁几天，叫我的小孩子们也洗洗海水澡。”而宋子文氏的回答也同样放松：“因为上海本年特别的热，小孩子在那里不便，特来青避暑，青岛风景气候都好，令人非56　朱自清《南行杂记》，1930 年 9 月 22 日《骆驼草》第 20 期。57　陈伯吹《长夏忆青岛》。常的愉快。”这个夏天，接下来一边“歇夏”一边赞美青岛的，还有颜惠庆、 王正廷、 顾维钧、 叶恭绰一干人。 这些人里面， 一多半在青岛有房子。政治头面人物漫不经心地说着些恭维话， 却不乏示范性， 效法者接踵而至。根据《青岛画报》的统计， 1934 年一个夏天，青岛的户籍人口一下子就增加了两万多人。这潮水般增长出来的人，恐怕一多半都浸泡在海里，并乐此不疲。1936 年 7 月 19 日早晨， 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的余少文抵青。余氏为厦门市立图书馆馆长，是中华图书馆协会青岛年会的福建省唯一代表。到青岛的余氏记录说：“寓第一旅社，这个旅社在广西路，即前海的海滨， 时有凉风拂袖， 起视寒暑表， 仅在华氏七十余度， 较厦门低二十度，际此大暑节气，不但不觉暑炎，反觉所穿衣服过薄。”下午到山东大学年会办事处报到后，余少文前往莱阳路拜访前厦门市长余晋和，余某主长厦门仅一个多月，便被汽车撞伤，引病辞退返回青岛。在这个城市，余某已住十余年， 职务为外交部专员。余少文 7 月 19 日至 27 日在青岛住了八天，参观了各图书馆、博物馆、观象台、水族馆、学校、市民礼堂、体育场、公园、码头、市区建设、乡村建设、崂山等。对这里沙滩上的逍遥，印象深刻。1937 年 6 月， 《中国漫画》杂志发表了陈孝祚的漫画《旅青印象记》。陈氏是在樱花盛开时节随上海美专到青岛旅行写生的，其漫画记录了青岛的水天一色、 海水浴场、 樱花树街、 平康里妓院、 马车与汽车、 街头招牌、布制鱼幌子、 木屐声声。 将战争发生前青岛的最后宁静， 记录在了历史之中。《中国漫画》 两年前创刊，1937 年 6 月刊登陈孝祚漫画的第 14 期， 是终刊号。陈孝祚为宁波雅士陈寥士长子， 1918 年出生，系刘海粟弟子。1930 年代末曾在上海华懋饭店举办漫画展。 1945 年战后陈氏父子因在南京出任伪职遭国民政府拘查。其后陈氏父子生活艰难， 1970 年陈孝祚悬梁自尽，其父一58　《到青岛避暑》，1934 年 7 月 31 日《青岛画报》第五期。59　余少文《赴青岛出席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并参观各地方图书馆》，1936年 12 月《厦门图书馆声》第 4 卷第 1-3 期。

398 399年后投玄武湖身亡。“没有骨灰，也没有坟墓”。

陈孝祚在《中国漫画》发表《旅青印象记》两个月后的 8 月 4 日，青岛市面已混乱不堪。 《老舍自传》 记述： “此地大风， 海水激卷， 马路成河。乘帆船逃难者，多沉溺。每午，待儿女睡去，即往医院探视；街上卖布小贩已绝， 车马群趋码头与车站 ； 偶遇迁逃友人， 匆匆数语即别， 至为难堪。 ”沦陷后的青岛，百无聊赖，寄居者面对大海，即便是嘟囔几句“快活着！快活着！”也无济于事。一些托物寄情的文字，便成为打发时间的消遣： “我每日要去到海滨， 望那浩荡的雪一般美丽、 狮子一般凶猛的海波。我要用视力去测量那辽远的水平线， 发挥我无限的幻想。 我要坐在沙滩上，掘发那细小的岩石、破碎的蚌壳，像科学家一般的沉思，感趣。我要身体沐浴在青岛凉爽的空气里， 优游自适， 不愿受世情一般的炎凉无常的气候。我要像王尔德一般的说：‘快活着！快活着！’” 1938 年 6 月 3 日王度庐在《青岛新民报》发表的《海滨忆写》，算得上对昨日逍遥的一丝怀念，幽暗之中，靓丽不在。也就在这个夏天，主持创建了青岛水族馆的宋春舫，终于一病不起。沦陷中强劲的的青岛海风， 成为了一曲哈姆雷特式的绝唱。 同年12 月 27 日，莱阳路海滨公园内的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被山东产业馆替代，成为日本华北经济情报搜集基地。 1939 年 9 月山东产业馆利用英文资料编制《山东省地质略图》，由青岛新民报社印刷出版，将山东自然资源，进行了清晰标注。战后的青岛，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元气，逍遥依旧。 1947 年 9 月 7 日，冰心致信给赵清阁说：“得你从青岛来信，知道你去过海边，太好了！青岛我去过，不错，可惜洋气太重，这点上，不如烟台。上海是太闹，交通又那么坏！人都喘不过气。”两个女人的悄悄话，把青岛、烟台、上海这三个城市的利与弊，暴露无遗。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沙滩上的逍遥，也在被改变着。改天换地的时刻，有人惶恐，有人忙碌。 1949 年 8 月 5 日在新生的山60　陈思同新浪博客。东大学担任夏令学园学习委员的刘禹轩， 在给女友朱文蕙的信中叙述： “这样说， 我实在是忙极了， 不错， 忙极了。 唯一可能属于自己的时间是下午，如果睡睡午觉，就只有两三个钟头可以写东西。但朋友们看我健康日下的情形，都很为我担心，要我每天洗海水澡。我本已决定今年不下一次海，但经他们苦苦相告，已决定自明天起跟他们下海。这样，要写的东西就得暂时搁下。搁下就搁下，实在我把自己鞭打了这么久，也真地需要在体力上有一点活动了。”

实质上，对在青岛避暑这件事，知识分子的观察角度和所持态度并不一致。 宋春舫等人倾向于支持鼓励， 洪深则不忘提醒知识界还有比 “避暑”更重要的事情，这件事便是与社会“不公平”现实的抗争。在 1935 年夏天那篇著名的《避暑录话》发刊词中，他给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 李同愈、 吴伯萧、 孟超、 赵少候、 臧克家、 刘西蒙这十几个在青岛 “偶尔”相识的知识人定义说，“他们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在洪深看来，避暑毕竟不是知识分子或者青岛的全部意义，在“避暑”之外，这两者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无疑更大，也更迫切。风景线夏天的青岛海滨，往往令人眼花缭乱，而冬日青岛寂寞，却不容易被捕捉。1933 年 1 月 18 日， 山东大学开始放寒假， 外文系学生郭良才跑出学校，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回野：“那几天里，青岛突然下了一场大雪，岛上的雪景有一番特别的景象，我和小牛子冒雪往公园海滨踏雪，大海也被雪所朦胧，一片白粉世界，分不清山光水色，归来时满身厚雪，扫了还有。”自 1931 年 9 月到学校报到，郭良才已断断续续在青岛住了一年多，经历了61　刘禹轩朱文蕙《宁青两地书》，未刊稿。62　散木编《郭根日记》，三晋出版社 2013。

400 401这个海滨城市的春夏秋冬四季，情感波澜与海边的波浪，是这个年轻人平常日子里的两大主旋律。而对青岛来说，主旋律始终是海和海边的人。在青岛的城市化进程中，海洋游乐与消闲，是都市文化特色鲜明的部分，也是这一文化的突出代表。海洋游乐与消闲的本地发展，奠定了青岛作为海洋旅游中心城市的地位，并持续扩大着青岛的城市影响力。青岛海岸线上包括前海栈桥、海滨公园、海滨浴场、水族馆、跑马场、太平角、浮山湾、 燕儿岛在内的海洋消闲景点， 经过数以万计的旅游者的共同认知，最终形成了城市标识，成为青岛都市文化的地理象征。自 1893 年竣工以后，前海栈桥始终被视为青岛的标志。这个著名水上建筑位于青岛湾北侧，与小青岛隔水相望，北端与一条数年后开通的商业大街成一直线相连。栈桥为清廷总兵章高元所建，早期全长 200 米，宽10 米， 石基灰面， 桥面两侧装有铁护栏， 是胶州湾军事防地最早的军用码头。章高元建筑栈桥的意图在于海上军火供给，就此扼住胶州湾咽喉。但当 1897 年德军远东舰队从上海赶至胶州湾奔袭时，栈桥并没派上用场。是年 11 月 14 日， 成了摆设的栈桥被借口军事演习的德军当成通道， 顺利登陆。德占青岛后栈桥成为货运码头。 1901 年 5 月扩建，北段第一次使用水泥铺面，铁护栏改为铁索护栏，这一次扩建将桥面向南延长至 350 米，延长部分为钢架木面结构，并增铺轻便铁道以利运输。 1905 年前后商货运输移至青岛大港，栈桥遂成为船舶检疫、引水专用码头。1923 年，栈桥北端两侧辟建为公园。 1931 年 9 月至 1933 年 4 月，青岛市政当局投资 25.8 万元扩修，将原桥的钢木结构部分，改建为钢筋混凝土 34 排桩通透结构，桥面铺以水泥，桥身延长至 440 米，同时将桥面高度提高了半米， 并在南端增建了半圆形防波堤， 堤内新筑双层飞檐八角亭阁，定名回澜阁。该阁占地 151 平方米，建筑面积 340 平方米。阁身由 24 根朱红亭柱支撑，外柱成廊内柱间墙，黄色的琉璃瓦顶。阁中有螺旋楼梯，扶梯而上可至顶层。顶层是一圆形大厅，四周全是宽敞的窗户。 1933 年 6 月的一份名为《改筑前海栈桥并修理北段旧石桥》的档案曾载：“于堤上增筑八角二层洋灰亭，以备夏令纳凉之用。亭之周围为便利游人休息起见，添置铁架木椅二十把。亭内添筑石碑一座，以作纪念。”回澜阁八角亭的建成，标志着栈桥功能的完全转变。尽管此前十余年间，栈桥已由军事供给线转为民用码头，但这一中式建筑的完成，宣告了栈桥和平的公共时代的来临。从此，栈桥成为青岛的标志性建筑物和著名风景点。在 1930 年代， 青岛的游览手册上曾载有这样的诗句 ： “烟水苍茫月色迷，渔舟晚泊栈桥西，乘凉每至黄昏后，人倚栏杆水拍堤。”旧时青岛八景之一的“飞阁回澜”，指的就是秋日满潮时的栈桥。此时大片大片的翠波漫过桥面，回澜阁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金光，如一只小红螺漂荡在海面上，人称“眺望海景最佳处”。 1930 年 9 月受聘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闻一多， 曾在散文 《青岛》 中描绘栈桥黄昏时的海上夕阳说， “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去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

沿着太平路向东到莱阳路，是沿狭长基岩海岸伸展了约一公里的海滨公园。公园始建于 1929 年，由当时的农林事务所所长葛敬应规划设计，赵百川经营的泰德涌得标承办。公园正门的牌坊，由时任青岛市长的胡若愚从北京请来的技工设计，正面题名若愚公园，背面题书“蓬壶胜览”。所谓“蓬壶胜览”的“蓬”指蓬莱，“壶”则指方壶，都是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 意思是说公园的景色同似蓬壶仙境。1931 年沈鸿烈出任青岛市长，将具有个人纪念色彩的若愚公园改为海滨公园，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共海滨旅游地。在实业家尹致中眼中， 海滨公园 “因天然之丘壑， 筑成起伏廻环之路线，向莱阳路之正门为古式牌楼，颇似杭州西湖公园前之牌楼形式。牌楼前有圆形花圃。 南通海岸之路， 陡坡直下， 有台阶百数十级， 便门三均向莱阳路。凉亭三座， 位置各适其宜， 石桌、 石凳、 铁椅等散布各处， 便游倦者小休。水边路侧， 植木蒔花， 人工码头， 小桥流水， 曲折于丛树奇石之间， 偶然游憇，63　中华书局所存手迹发现闻一多 1933 年 6 月 4 日致舒新城的佚函，证实《青岛》确为闻一多所作。见《闻一多研究动态》第 3 期，1996 年 4 月。

402 403此为最宜。”

1947 年 10 月，青岛文艺社值鲁迅逝世 11 周年之际在北平路小学举行纪念晚会。刘燕及任晚会主席并致词，强调鲁迅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功绩，提议在青岛市区增加鲁迅路，把海滨公园更名鲁迅公园，以作纪念。1930 年，中国科学社蔡元培等人在海滨公园发起筹建中国第一处海洋生物博物馆，建立了著名的水族馆，使海滨公园成为了中国海洋生物科学的博览与研究中心。 1934 年 4 月，柳亚子到游青岛，游览海滨得《晨游海滨公园与海水浴场》云：“海滨风物信佳哉，缭曲登临往复回。可惜不逢炎夏节，冰肌玉骨照人来。”海滨公园和水族馆对面的山坡上， 隐藏着起伏跌宕的金口一、 二、 三路，区域内坐落有胡适、宋春舫、老舍、吴素秋、王金寿、朱树屏等人的客居房屋， 并先后设有挪威领事馆、 东正教堂、 俄国学校和黄埔军校校友会。路边山坡上的大部分建筑，能够在西南两个方向直视海面。 1934 年春天，柳亚子 “晨游海滨公园与海水浴场” 的时候， 这里居住环境的幽静与和睦，被几个月后到青岛任教的作家老舍详细记录了下来。1934 年 8 月刚接到聘书到山东大学担任中文系讲师的时候，老舍住在学校后面登州路一所西式平房里，过了旧历年，便搬到了金口三路一所庭院。他在《樱海集》序里面说，“开开屋门，正看邻家院里的一树樱花，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绿海。”老舍暂住房屋的西南方向，金口一路拐弯处，是一处花园别墅，老舍搬来之前已有建筑。 1935 年 9 月由 60 岁的俄籍业主吉迭满委托建筑技师尤霍次基着手增建，并被规定在 1936 年 3 月完工。这个期间，老舍和俄国人吉迭满是邻居。后来老舍搬家，再后来在黑云压城时刻匆匆离去，俄国人吉迭满的行踪，也就没有了下文。 1945 年 11 月战后接收高峰期，房产委员会将这栋漂亮的邻海建筑，租给工务局代局长张益瑶。期间，张氏委64　尹致中《靑岛浮雕》，1979 年 3 月 20 日《山东文献》第 4 卷第 4 期。65　青岛公报记者。1958 年被逮捕。青岛市公安局编印《蒋匪中央调查统计局特务分子材料汇编》1958 年 12 月 P28。档案号 226。托注册甲等九号建筑师事务所乌姓技师，进行了“新建楼房工程设计”。站在张益瑶家的二楼上眺望， 从西镇老德华大学、 栈桥、 山海重光纪念碑，到海滨公园、水族馆、海水浴场、东海饭店，蜿蜒数公里的海岸线，水波荡漾，风光旖旎。金口一路这栋房屋的最后产权人，记录为生如锋。 1938 年的《青岛新民报》显示，生女士时为霍康医院妇科医士。从已发现的文献看， 1938 年之后的十年，霍康医院设址龙口路，院长为医学博士霍哈拉其金。 1948 年8 月张益瑶辞工务局长职，似应在 1948 年秋后，霍康医院搬迁到这栋海景房里。另据知情人讲述，这里也曾经是从莱阳路迁入的俄国学校所在地，院子里面种满鲜花。音乐教室悠扬的风琴、钢琴和小提琴声，间或会漂浮在海滨公园的上空。栈桥的文人记忆1934 年 8 月老舍获聘山东大学中文系讲师的前一年，一个因学潮被南开中学开除的男孩考入山东大学，他就是何炳棣。何 1917 年生于天津，1933 年秋入学山大，1934 年夏转学清华大学。晚年，在美国南加州鄂宛市龟岩村寓所，他曾清晰回忆起对最初青岛之美的强烈印象：“青岛真堪称人间画境，当一个十六足岁的我，在九月初暖而不威的阳光之下，首次远望海天一色， 近看海湾和楼房圈住的海面晶莹得像是一块块的超级蓝宝石，波浪掀起片片闪烁的金叶的时候，内心真是想为这景色长啸讴歌。尚未走到栈桥，阵阵清新而又微腥的气味早已沁人心脾。那些常绿和阔叶树丛中呈现出的黄泥墙、红瓦顶的西式楼房群，配合着蔚蓝的天、宝蓝的海，形状和色彩的和谐，真应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们描绘的理想对象！”祖籍浙江金华的何炳棣在天津长大， 是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新都市文化接受者，66　何炳棣 《难忘的山大一年》 ， 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编 《山东大学 （青岛） 人物志》 ，海洋出版社 1991 年版。

404 405他对青岛的“另眼相看”，显然与年龄接近的臧克家、杜宇、吴伯萧、孟超这些在农村成长的人不同。从何炳棣的角度看青岛，其“终身难忘”的感慨，就多了一层都市化特色的比较含义。在何炳棣的前辈刘少文眼里，整个青岛就是一个公园：“道途修洁，花木缤纷，地势斜长，三面环海，近水远山，朝暾夕照，天然美景”。而在尹致中晚年的回忆中，关于青岛是公园的感叹，也频频出现。站在太平路海岸线上，钱醉竹描绘的《迴澜阁》，恰如城市公园的定海神针：“突兀凌空起，卧虹走碧波，狂澜新抵柱，纵目旧山河，指点归帆远，人看落雁多，元龙湖海士，与而发长歌。”

伴随着 1933 年 4 月迴澜阁的建成，成为开放景点后的青岛栈桥，进入更多文人记忆，如郁达夫、王统照、王芸生、黄际遇、梁漱溟、汪静之、陈伯吹、 苏雪林、 端木蕻良等等。1933 年 11 月 26 日黄际遇 《万年山中日记》记：“遥望栈桥，兀出海岸，蜿蜒里许，绝少野游，贪步前趋，曕眺徘徊之乐，寡可共者，间遇数辈，或老或少，亦在吐纳屈伸，领略清景，凡能早起至此舒锻身体者， 决非甘于坠落之人， 若夫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形影相吊，皆都市万恶之归也。辇毂之下而不涉足者年余，芳草独寻人睡时，寒潭空映日出处，得此秋声，归而图之。” 1934 年 3 月 19 日王统照写下“斜坐在栈桥北头小公园的铁桥上面前看”的感受，灯塔、水声、游人、灯光、楼台，形成“一种夜色的对称”。同年夏天，郁达夫消夏青岛，记有《避暑地日记》，多次提及栈桥和迴澜阁。 7 月 20 日记：“晨五时即起床，上台西镇去走了半天，回来作北平孟潇然信。午后有青岛《正报》馆的赵怀宝 （蜂巢） ， 张紫城两氏来访， 晚饭后在栈桥纳凉。 ”8 月 2 日记：“上午三时即醒，起来去栈桥稍坐，步行至大港第一码头，候房主人之次子上船去上海。八时半返寓，热甚，杨金甫来访，约于明日午后三时半，去青大与学生谈话。 ”8 月 9 日又记： “午后， 友人俱集， 吴伯萧君亦来访。在迴澜阁前，摄了一影，大约《北洋画报》下二期将登印出来也，摄者为该报记者陈氏。”67　钱醉竹《青岛八詠》，1934 年《青岛画报》第 5 期。栈桥之夜的感受，并非黄际遇、王统照、郁达夫们独享， 1935 年夏日苏雪林和朋友康君“清兴大发”，步行了一段远路，到桥上以备领略“海上生明月” 的诗情。 苏氏记述 ： “我们走到栈桥的南端， 伫立在那防波堤上。新雨之后，乌云厚积，不知是哪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淋漓的墨汁泼在海面和天空， 弄得黑沉沉的， 成了吴稚老的漆黑一团的宇宙。 海风挟雨意以俱来，凉沁心骨。空气这么潮湿，整个空间，含着饱和的水点，似乎随时可以倾泻而下。 我们想今夕看月已无希望， 那么赏赏栈桥的灯光， 也可以慰情聊胜。栈桥两边立着两行白石柱，每一柱头，安设一盏水月灯，圆圆的，正像一轮乍自东方升起淡黄色的月亮。月亮哪会这末多？想起了某外国文豪的隽语：林中的煤气灯，是月亮下的蛋。现在月亮选取东海为床，将她的蛋一颗一颗自青天落到软如锦褥的碧波里。不知被谁将这些月蛋连缀在一起，成了两排明珠璎珞，献上海后的柔胸。海后晚卸残妆时，将璎珞随手向什么上一挂，无意间却挂在这枝银箭上了。”至少在 1935 年，栈桥依然有码头功能。当时小青岛还是孤岛，登岛需从栈桥乘小舢板过去。新闻人王芸生 1935 年 8 月在上海《国闻周报》刊登的《青岛游记》记录感受说：“舢板小得如同一个孤儿，在绿色的大海里随着大浪飘荡。”既然到小青岛要摆渡，刮风下雨或者大雾天，游客便只能望洋兴叹。同是这份《国闻周报》，汤一雯的《青岛初夏》，则记录了雾天在栈桥候舟登岛的情形 ： “我们溜到迴澜阁伏在石栏上看着海水，后浪推前浪的撞着石基，真是迴澜百转”。如此看来，1930 年代的“海上游览”就已是本地常规旅游项目，随便找篇游记出来，就有类似记录。1937 年 5 月 1 日到此一游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泳修，便在《漫游记残》中记述说：“晨七时偕若瑜等赴海滨观小南海，碧波荡漾中，一小岛孤峙其间， 景色秀绝， 上有亭屋数间， 有乘小舟往游者， 沿海滨行约三里许，经山东大学而至中央公园， 园中樱花繁茂， 爽蔽行道” 。高泳修的片段游记，68　1935 年 8 月《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31 期。69　1937 年《国闻周报》第 14 卷第 28 期。70　1937 年《现代读物》第 2 卷第 33、34 期合刊。

406 407差不多是战前关于和平青岛的最后记录了。栈桥和小青岛的关系，不仅仅是码头和目的地的关系，还是两个青岛标志物的彼此呼应。 在天行的游记 《青岛之行》 里， 这种海上的地理联系，被通过夜晚灯光的描绘， 更加形象化了： “同夏君去海边乘凉， 微风习习，夜色苍茫，沿海岸每条长凳上都有人坐着。据夏君说，前几天晚上很凉，海风哨厉，任何人不能在这里坐二三十分钟，今晚要算是热的，游人比较的多。一路向前走去，好容易找到两个坐位我就懒洋洋底坐下来了。夏君年青，却很精神斗搜，口讲指划底说道，你看那边的栈桥，多么长呀！绿光的电灯一连串底映在水上，还有几盏黄光的混在中间凑趣，美丽夺目，这真是上海黄浦江边没有见过的景象。那红灯一隐一见的地方，就是小青岛。”小青岛如此“红灯一隐一见”构成的海上景致，便是彼时青岛八景中的“琴屿飘灯”。风雨飘摇的 1934 年夏天和秋天， 生活窘迫的萧军与萧红两个东北青年，曾经常结伴而行，在栈桥度过了一段自由的的闲适时光。“由东北哈尔滨好不容易逃出”后，两萧“怀着鸟一般的欢心”和“火一般的爱”，踏上了青岛的海岸。在青岛的日子，萧军续写了《八月的乡村》，而萧红则完成了她的被鲁迅称之为“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成名作《生死场》。作家梅林在萧红逝去后回忆：他们徜徉在葱忧的大学山，栈桥，中山公园，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而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萧军在 1974 年回忆，1934 年 12 月初某夜，《青岛晨报》投资人之一孙乐文把他约至栈桥，给了他 40 元路费，嘱其应早些离开。于是，秋风苦雨中，两萧和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的警察和特务等监视，抛弃所有家具”，逃离了青岛。作为事件的经历者，两萧好友梅林的说法大致相同：12 月初，她们坐进一只日本船的货仓，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到上海去。1934 年，萧军和萧红在隐隐透露出一丝安享的快乐信息的栈桥，完成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抚摸。此后，两萧在经过了青岛和日本的“两地书”后渐行渐远，最终分手。 1942 年 1 月 22 日上午 10 点，萧红这个流浪一生的女性，在远离北方的香港永别人间。这一年，萧红 31 岁。在某种意义上，不论是作为个人记忆还是城市符号，在大海中沉浮的栈桥，都是青岛给颠沛流离的萧红留下的最终影像。这个模糊的画面里，栖风宿雨远多过鸟语花香。对更多人来说， 栈桥 “浮桥一样” 的奇异自不言而喻， 栈桥 “随便谈谈”的平易，却也时常令人陶醉。 1943 年夏明在游记《蓝色的青岛》中，就对这个“平民化”的纳凉去处，大为赞美了一番：“黄昏以后，在栈桥上纳凉的人是极多的。 两边桥栏上， 每隔一二丈， 就有一盏灯， 一眼望到尽头，仿佛是两串整齐的夜明珠。灯光柔和地照着，灯影中是川流不息的人影，他们的态度是悠闲的，尤其浓烈地表现着一种夏日黄昏的愉悦与安详。”

栈桥的下一轮城市转变见证，出现在 1949 年的夏天。发生一些新故事之前，愉悦、安详与凶兆，交替显现。 1946 年栈桥失火，受伤 8 人幸无死亡。1947 年 9 月青岛各界为庆祝第六届体育节及推行民族健康运动大会，在栈桥举行游泳比赛大会。1947 年 8 月栈桥以西浴场暂停开放。1948 年 9 月任致远小住青岛半月，28 日晨起独自到栈桥迴澜阁看日出，极目远眺东方，慨叹“孤岛擎孤塔，远波接远天”。任致远的这首《迴澜阁晓望》 ， 成为了一个即将消亡时代 “奔腾千马力， 凿石自年年” 的绝唱。

一个月后，王统照自青岛给上海的唐弢寄去“一九四八年十月作于海滨”的《谢晦庵君》，将一份“蛰处一隅”的寂寞，渲染的淋漓尽致：“旧稿飘零刊本残，谢君拾掇自荒摊。童心愿化春泥种，往事难如蜡泪干。北国鼓鼙萦梦寐，平生意想剩华颠。西窗何日同听雨？樽酒论文忘夜阑。”

1949 年 2 月，作家贾植芳偕妻与卢克绪一起乘船抵达青岛。贾植芳晚年借回忆录《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自述：“我们这次到达的时候，它是已经陷入混乱之中，街面上也凌乱不堪，与我记忆中的青岛恍如两个地方，北方的难民逃往南方，南方的难民往北逃，都涌塞到青岛。”贾植芳滞留71　1943 年 8 月上海《万象》第 2 期。72　1948 年 12 月《海王》21 卷第 10 期。73　《唐弢书话》，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

408 409青岛数月， 期间避居火车站旁三义栈客店写作， 译就英国作家奥勃伦的 《尼采传》和《幻灭》，并撰写《一个人和他的记忆》五万字。很快，历史就翻过了这一页。

【第四节 平民呼吸】

伴随着青岛城市化开发的步履，那些一望无际的平民呼吸，以其开阔性与持久的生命力，构成了青岛都市文化形成史中最真实，也最具有典型性的部分。 20 世纪的前 50 年，数以十万计的青岛居者，以自身的热情、执着和疼痛，集合起移民文化的多元优势，顽强生存、扎根，凝结出地域特色鲜明的行为习惯，丰富了青岛的城市元素与精神气质。青岛的成长和发展史，是同期展开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青岛的中国城市开发和开放史，不仅仅不完整和不均衡，也会失去很多生机与风采。不论作为一个行政、地理、社会概念的青岛，还是携带平民文化基因的青岛人，其为丰富都市文化所做出的持续努力，都应长时间被铭记。但历史叙述的不公平在于，这其中绝大多数最平凡最普通的城市居者，事实上从没有进入公共记忆的机会， 这便使得本土都市文化形成史的平衡还原，显得苍白无力。在平民呼吸中捕捉到的所有过往细节，填补的都是一段被一次次中断的生存记忆，这是都市文化积累中最富韧性的记录。有板有眼在 20 世纪前 50 年的青岛，劈柴院、洪泰商场、广兴里、海关后、西广场、菜市楼、台西平民住所、第三公园、台东商业市场、沧口大马路所构成的日常生活景象，实质上是一部浓缩的平民化的城市风俗史。去除了“层级结构”扁平化地看城市历史地理，往往看不清楚社会结构脉络，唯有置身其中， 才能够切入城市生存的真实。 而这份真实， 绝非精心描摹的 “城市公园”一般光鲜亮丽，所谓“神社巍巍华表新，欲前庙祝几回瞋。贫儿瞻仰原无分，青眼留为富贵人”的人性丑陋，非一时一地。“聚居此市之平民，率多小商贩及工人，如令分处蓬户草屋间，不特有碍观瞻， 亦且艰于保护， 沈市长特建平民住所十四处， 约有平房五千间，内设自来水管，洗衣场，及男女厕所，房租每间，月仅一元，以青岛普通房租衡之，尚属廉价。又于镇办事处，设小本借贷所，资本共十五万元，平民借款，可由十元达于千元，担保人无须商店，有平民校教职员二人以上作保，即可贷与巨款：月息九厘，较诸日占青岛时，贷款利息由五分至六七分不等，实感便利。故青岛市平民虽多，而失业者绝少，被外人诱惑者亦寡；盖既有户口可稽，复设贷与机关，以活动其经济之所致也。”这是王幼侨 1936 年在一篇题为《青岛游记》的文章中对青岛走马观花的记录，其中对政府寻求社会公平的努力尽管不无溢美之词，却也切中了城市要害。“街里”的劈柴院，是青岛平民风俗的代表性现场。劈柴院所在的江宁路， 来自南京旧称， 其名始于公元281 年的晋太康二年， 取 “晋帝初通江南，外江无事，宁静于此”之意。南京之名始于明代，清代改江宁府，民国元年孙中山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后因临时政府北迁，民国二年又将南京府更名江宁县，直到 1927 年改为南京市。1899 年当局辟建大鲍岛区，劈柴院民居群落就此形成。 1904 年时，当局在此规划了青石条铺成的三岔小街， 各长50 余米， 分别通往三条马路，形成了江宁路雏形。早年，这里原有一个供应大窑沟窑炉烧制砖瓦的劈柴市，后来，人们便习称劈柴院。 1922 年中国收回青岛后，劈柴院正式定名江宁路。据统计， 1926 年时，这条路上有居民 135 户、435 人。30 年代，这里这里陆续盖起了一些二层楼房，商号和饭店云集，开始成为市民大众的喜好之处。作为经历者，中学教师刘少文对劈柴院的平易印象深刻：“劈柴院近74　刘少文《青岛百吟》，刘镜如注释，高原编纂。未刊稿。75　王幼侨《青岛游记》，1936 年《河南博物馆馆刊》第二期。

410 411中山路， 最繁闹之区。 院内皆劈柴架屋， 故名。 有说书场、 百货摊、 茶寮饭铺，肉肆酒馆，辐凑栉比，人声噪杂，湫隘嚣尘。贵人不屑一顾，然房租轻而价廉， 穷措大得往来其中焉。 ” 呈人字型布局的劈柴院在中山路、 河北路、北京路上各有一个进出口。 主街上有元惠堂、 李家饺子楼、 杏乐春、 增盛楼、义盛楼、 天兴楼、 异美斋、 协聚楼等饭店。 正街的两侧是商摊， 以售卖水果、食品为主；北街摊贩则主要卖熟食， 如德州扒鸡、 福山烧鸡、 南肚、 酱肉，两侧店铺多为酒馆。相比较，西街比较冷清，有几家糖果店，摊贩中有卖瓜子花生和豆腐脑的。在上海大学教授朱枕薪眼中，劈柴院平民化存在的内在逻辑，却足以发人深省：“中山路畔，有劈柴院一处，下层民众之娱乐场所，仿佛北平之天桥。一日，余偕魏君步征信步行经其处。入其院，小饭店鳞次栉比，大声招揽顾客。有大鼓书场数处，听众杂沓，摩肩接踵，但多是男子。除在台上度曲者外，台下不见一女性，时在下午三时余，正是一般人工作之时间，居然有如许村夫，不远数里而来。若辈闲散自乐，不知天下事，亦不问天下事，自身虽贫贱，亦不妄求富贵闻达，布衣粗食，知足安命，多少秋月春风，多是这般度去。呜呼！民之易治，无有如吾国者。执政者应以保赤子之心保百姓，谋如何教之养之之道，则百姓将戴之如父母；而得民者斯得天下矣。”

劈柴院的灵魂，在于民间娱乐的持续热情。一条不长的街道和居民院落，将分布在戏院、茶社和露天里的说书、唱戏、杂耍、戏法、皮影、拉洋片的以及放电影的等等各种江湖把式，演义出一段又一段的人间传奇。据说劈柴院涌现出的艺人中，就有早年曾在这里撂地的相声大师马三立。1948 年 11 月 20 日，劈柴院曾发生大火，70 多户 200 余人受灾，之后影响力逐渐弱化，风光不再。早年的青岛，大凡有中国人住的地方，就不乏日常交易。尽管场地简陋， 但人来物往， 积少成多， 也就成了普通街市景象。 市场开始设在大鲍岛，但不久就人满为患，开始向东迁移，穷汉市就此诞生。大约是因为叫法粗76　朱枕薪《青岛纪游》，1934 年《旅行杂志》第八卷第二号。俗，穷汉市很快易名台东镇，并且日见繁荣。期间台西镇的市场也逐步增多， 从西大森到西广场到新广场， 再加台西市场， 旧货摊贩， 或择地铺展，或沿街估卖，把日常西镇演义的活灵活现。但自发市场和城市化方向的矛盾，始终存在。从 1917 年至 1918 年 12月日本当局建造公立市场开始，大型室内商场成为一种新的城市化商业时尚。1922 年 12 月北洋政府主政青岛后，在翌年 10 月先后制定了取缔旧货营业规则、取缔临时游览场所小卖摊商、取缔杂贩商等管理规则，市场入室脚步明显加快。1926 年胶澳商埠局投资 1.06 万元，将市场三路棚厦改建为 96 间平房市场。 1928 年经胶澳商埠局登记注册的台东商业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由北洋政府实业部发给了营业执照。 就此， 设有洋杂货铺、 商摊、饭馆和说书场的台东平民商场，确定了其平民市场的领导者地位。在 1930 年代中期，青岛非官方资本建立的大型商场，除了商人李连溪在北京路投资的洪泰商场，其次就是台东大陆市场和莘县路由青岛商会及商民集资而建的市场楼。这些大型贸易商场的相继出现，改变了市区的市场面貌和格局，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也培养了本土特色浓郁的市井文化传统。新市街的穿堂风新市街和以“波螺油子”著名的胶东路，是邻近区域在不同时期不断进行的城市扩张的结果。市井气息浓郁的“波螺油子”作为半独立的社区和步行道，由于居民成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以及独特的地理形势、道路设计与建筑布局，导致区域范围的风俗习惯、人际交往、功能认同、区位印象也大相径庭。这些元素在后来几十年的人际积累中慢慢稳定，逐渐固化，形成区域符号明显的城市日常形态。在青岛城市化初期，也就是 1898 年 3 月到 1914 年 11 月的德国租借地时期，处在大小鲍岛边缘的这一片山谷坡地，未被发现有文献记录。在1914 年秋天的青岛围困期间，恭亲王溥伟为躲避炮火，从海边搬家到尉礼

412 413贤设置在小鲍岛威廉山淑范学堂的救济所。其后两个多月时间，溥伟详细记录下在周围活动的情形，亦未见有涉及“波螺油子”的只言片语。整个战事期间，吸引恭亲王注意力的，包含了市区诸如大鲍岛、西镇、东镇、俾斯麦山、威廉港大片区域，而对眼皮子底下的山谷一声不吭，只能说明这里当时还处在未开发状态， 对大小鲍岛周边的日常沟通， 不构成任何影响。青岛在 20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后期所进行的快速城市扩展，和急于将青岛日本化的占领者有很大关系。 1914 年冬天日本占领青岛后，以一种高效率的组织方式， 将上海路、 馆陶路、 胶州路及市场一二三路、 聊城路、热河路等开辟为住宅区，之后又将奉天路（辽宁路）与广州路，台西镇的高地辟为住宅及商业区，形成新市街。新市街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是聊城路东侧由日本守备军集中设立的 “新町妓女区”。1919 年高桥源太郎在《青岛指南》中，对这里的演变情形进行了一番描述： 1914 年 11 月青岛陷落后，大批日本人抱着投机发财的目的从各地蜂拥而至。当时青岛百废待举，日本妓女院散布在市内各处，混乱不堪。不久，军方开始让这些从业者转移到芝罘路和胶州路一带，但日本妓院和中国人的商店混杂在一起鳞次栉比，同样造成了管理上的麻烦。最终， 守备军决定设立新的妓女区， 让从业者集中到一个可控制的区域内。新设的烟花巷，大多数建筑的外观与内部都采用了流行的殖民地式，很普通，也很实用。只有两至三个高级餐馆建筑奢华，足够吸引人的眼光。根据 1918 年 12 月的调查，这里有 78 家饭店附有艺妓和陪酒女郎， 11 家可以出租坐席，36 家餐饮店则没有女招待，构成了一道旖旎的城市风景。伴随着新市街的建设，新的城市通道接二连三地出现。新开辟的德平路等一些道路，沟通了上海路和辽宁路这两个重要的商业和居住区域：前者连接的道路网络，包括聊城路、夏津路、李村路、胶州路、热河路和市场一二三路及馆陶路等；后者通达的市街，则有整个小鲍岛东北部的黄台路、泰山路、博兴路、益都路、邹平路、乐陵路等。从地理功能上考察，除了作为主要交通线使用的胶州路和热河路， 平行走向的德平路和武定路，1944 年第 4 卷第 3 期。构成了城市北部日本化色彩浓郁的新居住区的重要部分。此后出现的“波螺油子”，在丰富了居民族群内容的同时，沟通了更广泛区域的联系。 这其中， 包括直接连接的江苏路、 胶州路、 上海路、 热河路、无棣路、无棣一路、无棣二路、无棣三路、无棣四路、苏州路、莱芜一路、莱芜二路、伏龙路，和间接沟通的临沂路、大连路、黄台路、齐东路、信号山路、丹东路、嫩江路、松江路、合江路等。分布在这个庞大复杂的路网系统中间的，是不断增添的民居建筑和居住内容。随着日本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新市街周围陆续出现的建筑物，在改良本地德式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日本文化符号，比如中间山墙多进行过圆润改造，形成一种委婉的东方和谐。然而在这种近乎亲善的表情掩饰下，德国痕迹与和风清晰可见，唯独少见中国传统。这个时期青岛的日本民居，主要有庭院式住宅和周边式密集建筑两种，集中在热河路和德平路上的砖木结构庭院式住宅多为二至三层，外装修保持青岛常见的花岗岩石勒脚和黄拉毛墙面， 红瓦屋顶。 这些建筑除居住外，也被部分使用于办公，如 1929 年 7 月由小港朝阳路迁移热河路 50 号的山东沿海渔航总局、热河路 61 号的青岛工商学会，德平路日本海集会、上海路日本陆军俱乐部、 乡区救济委员会等。 其中热河路上的青岛工商学会，集中了包括市长沈鸿烈、政府秘书长胡家凤、胶济铁路委员长葛光庭、胶济铁路委员陆梦熊与崔士杰、青岛地方法院院长麦鼎华、青岛市商会主席宋润霖、社会局长储镇、教育局长雷法章、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畸、青岛中国银行经理王祖训、青岛交通银行经理姚仲拔、青岛华新纺织公司常务理事长明焯在内的本地政商精英人物。自 1930 年代以后的 20 年，伴随着一系列颠覆性的政治社会变革，在这些高低错落的日本老房子里，许多人的命运被改变。 1958 年的一份“资料汇编”显示，黄县籍的义原号经理王浩生曾住热河路 67 号，1954 年 5月被逮捕。接下来在 71 号和 79 号，分别有威海人姜学朗、烟台人高华进入记录。姜学朗和高华后来命运各异，前者似侥幸过关，后者则在 1950 年78　1933 年3月统计 《全国各学术团体最近概况调查表》 ， 《青岛教育》 第二卷第一期。

414 41512 月被枪决。周边式密集建筑多见于辽宁路、聊城路上，住宅大多二层，临街铺面为商业小店，后部或楼上住人，如聊城路增成药房、濑户口大药房、石井药房、本多善商会、镇远业版社刻字部、福增栈、松喜屋食料店、西堂、天开洋行、 三泰印刷社、 博爱医院 （市立卫生试验所） 等。 使用这种住宅的，多属日本侨民，行商者居多。整体看，新市街大量居住着陆续移入青岛的日本侨民，日本传统文化基础浓郁，不仅与中山路南段的欧洲文化差别明显， 也与早期大鲍岛、 台东镇、 台西镇以及沧口、 李村的本土文化形成对照。而胶东路“波螺油子”的民居和生活形态，恰恰是日本移民文化、欧洲传统文化和城市本土文化的交汇点。从名称上看，胶东路的命名，也许恰恰寄托着一种文化传承的期待。 如同这条弯曲的螺旋形道路的形状， “波螺油子”所显现和象征的，正似一个忍辱负重的时代。在这其中，一代一代的新青岛移民，肩负起本土文化积累与涵养的日常责任。1929 年的时候，年轻作家孟超曾在《中秋节前》，叙述了自己中秋夜在“波螺油子”下面的境遇：“前年是漂流落拓在青岛的海湾，听着木履的音乐， 穷病交厄， 啖月影而当饼饵， 饮波花而当琼浆。 ”秋风萧瑟之中，“漂流”与“木履”作为关键词，将一种矛盾的青岛现实，刻画的入木三分。 而对孟超这样几乎一无所有的新移民来说， “穷病交厄” 的社会焦虑，也许是更重要的城市疾病。对“穷病交厄”感同身受的思考，促成了这些年轻知识者社会公平意识的觉醒。琐碎的温情获得市民广泛认同的“波螺油子”称谓，是主要用以步行的胶东路的别称，或者说是一种形态描述。前“波螺油子”道路的出现，填补了溥伟客居时代这里的文明缺失与日常烟火气息，也将杂草丛生的荒芜景象，一点一点从地面上围剿干净。始自 1920 年代末，一条尚未铺石的道路和在岩79　《泰东月刊》1929 年第 2 卷第 9 期。石上逐渐生长起来的建筑，逐渐改变了这里的自然生态。关于胶东路民居的官方文件， 最早出现在1920 年代末。 这表明在这时，胶东路作为一条成形的弯曲坡道，已使周围的土地可以进行开发和民居建设。在青岛特别市工务局 1929 年 12 月编制的《市民建筑已决案件统计表》中，有业主林宝珠在无棣二路、胶东路建筑平房和院墙的记录。同月工务局的《道理工程月报表》显示，与胶东路相连的无棣一路、苏州路，同时在进行道理铺沙施工。 无棣一路宽四米、 苏州路宽三米。但在 1932 年之前，胶东路尚未进行小方石铺设， 这个时候， 胶东路还处在前 “波螺油子” 时代。大量的关于胶东路道路修筑、公地竞租和民居建设、管理的文献，集中出现在 1930 年代初期，这其中包括工务局 1930 年 6 月 28 日制订的胶东路规定路界平面图、 1931 年的竞租公地、 1931 年 6 月 7 日，财政局关于市民远藤安、田联增、王玉德、柳儒等租用胶东路等路段的凭照租地图、1931 年 10 月的捐胶东路 4 号等八段公地募银五万元救济灾民、 1931 年 10月财政局和工务局关于黄文显在胶东路五号地权的公函、 1933 年 3 月工务局核准的查勘和营造胶东路一号地增造楼房请照单等。 1933 年《青岛市政府行政纪要》 显示， 同年工务局进行了展宽胶东路路基础并改修路面工程，完成新修胶东路小方石路总长 320 公尺， 面积2340 平方公尺， 花费5630 元。

这意味着胶东路进入到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波螺油子”时代。 1934 年，青岛市公安局明确苏州路西段改为胶东路，指令户口移交。迟至 1944 年，依然有胶东路公地领租案的记录。而胶东路民居建设的高潮时期，大致也在此前的 13 年。期间，众多具有开拓精神的城市先人，让一条“生不逢时”的崎岖坡道，最终成为了青岛本土坚韧沟通的精神标志。从出现伊始，“波螺油子”就以一种平民化的朴实和韧性，确立起与头顶上不同名称的城市主干线面目迥异的气质。一块块石头，慢慢深入，慢慢契合，慢慢磨损，也慢慢地与日日行走在上面的人们形成相濡以沫的互助，直到不分彼此般亲密。80　1930 年 1 月《青岛特别市政府市政公报》第六期。81　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印《青岛市政府行政纪要》第五编工务。

416 417“波螺油子”的第一代居民，多不可考。目前检索到档案记录的寥寥数人，也多面目不清，比如胶东路 1 号房主李王淑华，胶东路 4 号于维褆（福斋）、唐文初，胶东路 4 号之 2 号赵源鸿，胶东路 8 号郭伦贵，胶东路 9 号内 3 号戴承珻，胶东路 15 号沈崇浩，胶东路胶东巷唐公馆，胶东路20 号丙李瑚臣，胶东路 22 号张漱霞等等。 1949 年后，陆续迁入的有胶东路 5 号杨震寰，胶东路 44 号张云鹏、肖觉先等。在 1947 年出版的《中兴周刊》第 7 期上，曾刊登有胶东路 44 号万宾兴记酿酒厂的广告，经销各种白兰地，电话 27002。胶东路 1 号在“波螺油子”东头，可谓深宅大院，石砌高墙蜿蜒连接到胶东路 3 号，地差数米。院内西望，后海码头一览无遗。李王淑华是洪泰号乐善堂的资产关联人，早在 1929 年青岛特别市社会局便有关于李乐善堂缴纳莱阳路 22 号树价的信函， 1933 年律师孙承瑗，郑化南曾代表“乐善堂李大太太王淑华”处置遗产纠纷。 1934 年《平民报》亦曾刊登涉及洪泰号债务争端的文告，云“洪泰号李乐善堂李马氏为迅速清偿债务解决家庭纠纷免使骨肉惨变扰攘无已以清积弊而防后患向各界郑重声明”。 1940年， 围绕胶东路1 号的地产纷争达到高潮， 李王淑华后人在 《青岛新民报》刊登《紧要启事》，声明“胶东路一号房地系先母李王淑华所有无论何人假名抵押或盗卖等事盖作无效”。前前后后 10 多年，仅洪泰号和乐善堂涉及的律师就有孙承瑗、郑化南、刁家仁、李宗汉多人，当事人则涉及李连溪， 洪泰号东家四位太太与少东， 张淑君、 张瑞芸率子文钟汝霖， 张子名，孙作岳等等。胶东路 4 号的于维褆，别名福斋、邹洁，牟平籍商人， 1943 年的《青岛大新民报》上曾刊登有《于福斋与久兴号股东买卖青岛久兴工厂烟台久兴号全部铺垫存货机器让受盘声明》。 1949 年 12 月因“抗战中为匪采购军用物资”被处理，后枪决。淹没在历史中的“波螺油子”众多居民，数量已无法统计。这些人的来历、生平、作为、梦想与坎坷，和这些人有关的社会过往、情感联系、家庭掌故，都无法一一还原。这一方面证明了时间自然流逝的残酷，一方面也显现了城市记忆的粗糙与匮乏。当后来者只能在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上去拼接“波螺油子”的历史地理时，失落与惭愧的感受，其实无以复加。“波螺油子”的居民中，青岛富户刘子山的三弟刘锡山（云泰），应是代表。据本地刘子山研究者贺伟的考证，刘锡山性格沉默憨厚，在刘子山兄弟四人中文化最浅，在掖县家乡种地到很晚才出来做生意，堂号为福德堂。刘家二次分家时，他分到了刘子山的海西窑厂和小港码头。刘锡山能吃苦， 持家很是出力， 小港码头从分来一个到租赁至三个， 多年赢利不少。刘锡山住“波螺油子”一座独栋的楼房里，和夫人及姨太太一共生了八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正房偏房各生了五个，孩子们一直以为家里很穷，不知道父亲有钱。刘锡山的钱，存在刘子山的东莱银行里。他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要求，让二哥按照银行对外贷款利息支付给他存款利息，这就等于借银行来无偿给自己放贷。刘子山也没在意，直 接答应了，这一笔非常规的银行业务，便一直存在了好多年。刘子山 1924 年 3 月 1 日曾写给刘锡山一封信，云“青岛账房来函，云吾弟现在总行有到期洋六万元， 已为转期。 查此项存款， 兄前不甚明悉，此次改入东莱银行股本，是以未与吾弟提及。现既尚有存款，可将吾弟名下股本改为二十万元，下余不足，再由账房借给。此事兄已函告账房，令与成兰圃商洽，代为办理。此项存款，即勿客转，期矣。”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刘子山对三弟之爱护。三弟的存款到期后，刘子山建议由其厚德堂私人账房补贴暂借三倍资金，作为三弟在东莱银行的股份。刘锡山去世很早，其家业由其子主持。刘锡山子并不善经营，尽管有刘子山厚德堂账房林富庭的帮扶，产业终也败落，码头等资产尽数出兑。林富庭生前曾说，刘锡山的产业，“不到一年时间就做索光了。”胶东路对青岛的意义，不仅仅是这条弯曲坡道上依次递叠建筑着的民居，更包括了这些建筑和宽约四米的石头路所共同构成的独特市街风情。这条东起莱芜一路，西至热河路和江苏路交界口的小路，因弯多、坡陡、螺旋上升， 形状像蜗牛。 蜗牛， 老派青岛方言叫 “波螺牛子” 或 “波螺牛儿” 。

418 419而青岛方言又把 “牛” 读成 “you” ， 所以， 胶东路便被叫成了 “波螺牛 （you）子”。与合江路一带规模开发的单面走廊式现代公寓不同，“波螺油子”民居多是二至三层的小住宅， 和热河路、 黄台路、 莱阳路等处的建筑相似。以无棣二路为界，两个走向的“波螺油子”建筑又在疏密与风格上保留差异。 这些鳞次栉比的院落和房屋在不同水平高度形成参差错落的视角叠加，丰富并生动活泼。这让“波螺油子”这条生机勃勃的螺旋形道路，彼此相互依附，隐藏起仿佛讲述不尽的故事。波螺油子西侧是大鲍岛村，北侧是小鲍岛村。随着“谷底”苏州路、无棣二路的逐渐开发，在 1920 年代初被铺上花岗岩条石的“波螺油子”，不仅成了沟通莱芜一路、苏州路、无棣一至四路到胶州路、热河路、江苏路和上海路的捷径，更成为了一道市井色彩浓郁的城市风景。波螺油子这些地理差异明显的文化表现，作为城市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元素，逐渐融入更广阔区域的日常生活中，最终汇合成为城市常态。“波螺油子”的意义，其实在于其长时间与地势、居民、行走者形成的默契，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感积累，也是一代一代人的成长与生存记录。1948 年时青岛曾遭遇一场破 20 年纪录的暴风雨，胶东路平民院洪水泛滥。 大雨过后， “波螺油子” 依然如故， 坚如磐石，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和暴风雨一同聚集的社会变革力量， 已经距青岛近在咫尺了。 “波螺油子”和其所在的城市，即将面临转变。“波螺油子”之成为一道平民化风景，首先是因为沟通了两个城市高点与一条深谷般的幽静街道。 从莱芜一路和热河路分别向下看， “波螺油子”的陡峭固然不乏气势，从深谷中间的无棣二路分别向两边行走，才真正是满怀期待，一步一步上去，一点一点融入。路和院落的契合，通过形形色色的石头台阶和高高低低的门洞形成呼吸道，新鲜空气进去，家常味道出来，一路走过去，城市的琐碎与温情，扑面而来，挥之不去。左右门洞与门洞之间，石灰墙或嵌石墙或红砖墙在不同时间的光照下斑驳陆离，像些固化了的舞台帷幔。“波螺油子”的味道，部分体现在与周围道路纵横交错的汇集上，东半部分，典型的接点出现在与无棣四路、无棣三路的汇合处，道路本来就弯曲，坡度又大，形成的交叉感受就似峰回路转，而这些路口又往往设置许多院落入口，局促之中的意外空间变化，便别有洞天。西半部分，邻近热河路陡峭无比， 路便突然大坡度弯曲上升， 形成巨大视觉差异， 半路回头，恍若天上地下。不过，遇到下雨或者大雪天，爬“波螺油子”的感受就艰难多了，好在凹凸的石头增加了许多阻力，让路途的危险性减弱了不少。“波螺油子”的味道，大致是一搪瓷杯一搪瓷杯沏得很浓的乏茶，搪瓷杯和杯里的茶叶茶汤早已不分彼此。一阵风刮过，一片树叶落上去，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反倒是觉得平平常常。日复一日，搪瓷杯里面的茶一直是热乎乎的， 不论春夏秋冬， 也不论是阳光普照还是风雪交加。 时间久了，这是份真实的味道，让人们熟悉到已经熟视无睹，仿佛无法改变。直到有一天，这一切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遭遇王度庐宁波路在新市街里貌不惊人，却是武侠小说作家王度庐长时间居住的街道。 宁波路的日常化局促， 一如王度庐经济状况长时间的窘迫， 惺惺相惜，相依为命。2001 年，华语影片《卧虎藏龙》取得了十项奥斯卡提名和四项奥斯卡大奖，然而其原著作者王度庐，却已少有人知道。王度庐的夫人李丹荃，晚年回忆了他在青岛写作的情形和生活状态。透过这些描述，在青岛沦陷期间一个为生计奔波的写作者的日常状态，便清晰起来。王度庐的青岛活动人像，恰恰是 1940 年代城市普通知识者的生存缩影，一边说“不愿受世情一般的炎凉无常的气候” ， 一边又像王尔德一般的说 “快活着！快活着！”无奈面对现实的荒谬和必须支撑生活的持续，这大约就是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平民真实，王度庐不过是成千上万个普通城市家庭的其中之一。他的不同，在于他同时还是一个能够让文字在幽暗时刻发出光亮的人，一个以写作安身立命者。尽管，这样的日子比较起那些小商小贩，也未必好到

420 421哪去。王度庐原名王葆祥， 字霄羽，1909 年出生于一个北京的贫困旗人家庭。七岁时， 王度庐父亲不幸病故， 遗腹的弟弟葆瑞出生， 家里便更加贫困了。在他九岁那年，姐弟三人又相继患上传染病。据他后来说，当时昏迷了好几天，总算“命大”，慢慢地又苏醒活过来了。当他睁开眼时，却见空荡荡的屋里全变了样子， 桌子和炕头上的柜子也不见了。 为了给孩子们治病，母亲把家中能卖的东西全卖光了。“九一八” 事变以后， 北京市面日见萧条。 为了生计， 王度庐离开北京，前往西安谋生。后来他还去过山西、甘肃、河南一带。 1935 年王度庐和李丹荃在西安结婚。李丹荃有一位叫伊筱农的伯父，在青岛投资报业多年。伊氏无子女，夫人病故之后孤身一人，生活寂寞，便写信给李丹荃，希望李丹荃和王度庐能去青岛与他一起生活。 1937 年春，王度庐和李丹荃前往青岛。王度庐很喜欢这个海滨城市， 相信宜人的气候有益于健康。 他自己一年后记述说：“我决定在此住一些天， 陪着闲人们避暑， 而休养我的身体， 恢复我的健康，好预备将来为我的笔墨，为我的衣食，继续努力。”

“七七”事变后，青岛的日本侨民开始撤离，有钱人都设法去了上海租界，在农村有家的人也纷纷离开青岛。谁都明白，战火马上要燃起了。王度庐住的地方，距离日本人聚集区聊城路很近，四周的邻人都已逃走，房子全空了，夜里常能看到远处有些地方起火，也有流民趁乱抢劫。1938 年 1 月 10 日，青岛被日军占领。伊筱农与王度庐一家不得不偕李丹荃 12 岁的小妹迁徒逃亡。伊筱农的房子驻扎了日军，家产全部损失。时值冬季， 伊家连桌椅都被当柴烧掉了。 之后， 伊筱农便在宁波路租了房子，仍与王度庐一家一起生活。 对这次猝不及防的变故， 王度庐隐晦地判断说，“结果还得归诸于运命”。在 1938 年夏天逐渐“平稳起来”的青岛，王度庐流露出了一丝庆幸： “把我从忧患又置之于安定， 自然， 在我是侥幸的，然而我的身体却因为一往的忧患，需要更长时期的休养了。换句话说；我82　王度庐《海滨忆写》，1938 年 6 月 3 日《青岛新民报》。需要更长时期的住在青岛了。”住下来的王度庐，面前的实际问题便迫在眉睫：怎样才能生活下去。 老报人伊筱农过去生活优裕， 经过这场折腾，财产没了，身体也垮了，明显已经帮不上王度庐一家。某日王度庐到街上闲走，回来后对李丹荃说遇见一个北京熟人，说有一个刊载小说的机会，条件是要写武侠小说。李丹荃问能写吗？因为王度庐手无缚鸡之力，李丹荃从未见过他拿刀弄棍。王度庐说能写，并临时给自己起了个笔名， 叫 “度庐” 。 李丹荃曾问 “度” 是什么意思， 王度庐说 “度”就是“渡”，希望能够靠此混一混，“度”过这段艰辛日子。不久， 《青岛新民报》 开始连载王度庐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河岳游侠传》 ，署名“王度庐”。此后，王葆祥这个名字就不用了。不料，王度庐的小说一出来，就颇受好评，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一写十余，直至 1949 年。王度庐发表的第二部武侠小说是《宝剑金钗》。连载结束不久，报社推出了单行本，“不及一月，即已售罄。乃决定重印五千部”，不久又即售罄， 于是一印再印， 共售出 “数万册” 。 听说当时还有不少读者逐日剪报，将他的连载小说装订保存。继《宝剑金钗》之后，《青岛新民报》又连续刊载了王度庐的四部武侠题材作品： 《剑气珠光》、 《鹤惊昆仑》、 《卧虎藏龙》、 《铁骑银瓶》。1939 年报社出版《宝剑金钗》单行本，王度庐写了一篇自序：“昔人不愿得千金，惟愿得季布一诺，侠者感人之力可谓大矣。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一时豪俊，如重交之管鲍，仗义之杵臼程婴，好客之四公子，纾人急难之郭解朱家， 莫不烈烈有侠士风范， 为世人之所倾慕。 迨于后世， 古道渐衰，人情险诈，奸猾并起，才智之士又争赴仕途，遂使一脉侠风荡然寡存，惟于江湖闾里之间， 有时尚可求到， 然亦微矣！余谓任侠为中国旧有之精神，正如日本之武士道，欧洲中世纪之骑士。倘能拾摭旧闻，不涉神怪，不诲盗淫，著成一书，虽未必便挽颓风，然寒窗苦寂，持卷快谈，亦足以浮一大白也。 频年饥驱远游， 秦楚燕赵之间， 跋涉殆遍， 屡经坎坷， 备尝世味，益感人间侠士之不可无。兼以情场爱迹，所见亦多，大都财色相欺，优柔83　王度庐《海滨忆写》，1938 年 6 月 3 日《青岛新民报》。

422 423自误。因是，又拟以任侠与爱情相并言之，庶使英雄肝胆亦有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此《宝剑金钗》之所由作也。”由此可以看出，王度庐对武侠作品的创作追求，就是要把“侠”的阳刚之美和 “情” 的阴柔之美结合起来， 营造出既慷慨又旖旎、 既壮烈又缠绵、既苍凉又温柔的审美意境。“鹤”、“铁”五部曲是王度庐的成名之作。五部作品在报纸上连载了五年多， 写了四代武林豪侠的爱情悲剧， 计280 万字， 一直受到读者喜爱。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是根据其第四部改编的。当《宝剑金钗》的连载尚未结束时，《青岛新民报》开始同时连载另一部长篇 《落絮飘香》 。 《落絮飘香》 是一部社会言情小说， 作者署名 “霄羽” 。自此以后，王度庐便开始了这种“一心二用”、 “两面开弓”的写作方式，同时撰写两部小说：一部悲剧侠情小说，一部社会言情小说，连续五年。在宁波路房子里，王度庐写作很快，并不十分推敲字句，数页下来一气呵成，不留底稿，不看二遍，写累了，便躺下来抽支烟。王度庐的生活状况始终不好，用的稿纸是自己裁成的十六开白纸，用一支蘸水钢笔蘸着墨汁竖写，写成一段后，看看差不多够连载几天的，就卷成一卷交差。这一时期，王度庐接连在报上发表的侠情小说，除“鹤”、“铁”五部曲外，还有《紫电青霜》、《金刀玉佩记》等；而王度庐以“霄羽”之名发表的社会言情小说， 除 《落絮飘香》 外， 还有 《古城新月》 、 《虞美人》 、 《海上虹霞》、 《寒梅曲》等。后来，他的大部分作品由上海励力出版社出版，署名全部为“王度庐”。王度庐这一时期还在女中代过课，教授国文和历史、地理等课程。那时有许多学生都看他的连载小说，很入迷，有的同学就到他家里打听故事的结局。还有个女学生很同情《落絮飘香》中的女主角范菊英的遭遇，就来找他“说情”，求他不要把菊英的下场写得太惨。因为王度庐自幼生活在北京， 所以小说多以北京为背景。 惟 《海上虹霞》完全以青岛为背景，故事写得很浪漫。据说当时有女孩子特地跑到四方路一带，去寻找书中男主人公高林摆的那个“袜摊儿”。由于书中几次写到男女主人公在海滨公园的礁石上约会，有些青年男女也就把此地变成了约会的地方。1945 年抗战结束之后， 王度庐的母亲在北京去世， 接着伊筱农也过世，而李丹荃的小妹则有了固定工作，所以王度庐的生活负担减轻不少。大家见他身体不好，就劝说不必再干这种动脑筋的玩艺儿了，但他却仿佛写出了“瘾”，抽空总断断续续地写，直到 1949 年才正式搁笔。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多数未经报纸连载，而直接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均署名“王度庐”。这些作品的篇幅都不长，多者二十余万字，少者七万字左右，计十余部，其中有社会言情小说《风尘四杰》、《绮市芳葩》、《粉墨婵娟》等；有侠情与侠义小说 《金刀玉佩记》 、 《雍正与年羹尧》 、 《风雨双龙剑》 、 《绣带银镖》、《宝刀飞》、《燕市侠伶》、《洛阳豪客》、《龙虎铁连环》、《金刚王宝剑》、《春秋戟》、《紫凤镖》等。王度庐初到青岛时常去海边玩。大海退潮时，许多人都到海滩上去拾取海水留下来的海藻、蛤类，叫做“赶海”。王度庐和李丹荃也常跟着邻人去赶海。 有时他还用李丹荃伯父的钓竿去钓鱼， 偶而也能钓上几条小鱼，但有时却一坐半天，一无所获。有一次又没钓到鱼，他就在市场上买了点小鱼提了回来，李丹荃伯父看了不禁哈哈大笑，因为他买来的那种小鱼是不到浅海的，所以也不会上钩。在青岛住的时间长了，又因为写小说在当地也有了点名气，便有人主动要和王度庐结识，也有人想拉他出去做点事情。王度庐厌烦应酬，在那个时候也不想出去做事，便借病婉辞。他不愿得罪人，一听见叩门声，便急忙卧床，以示病重。于是，海边王度庐便不去了，就是上街，非到必要也决不肯去。 可以说， 那几年王度庐过的是闭门不出， “自我囚禁” 的生活。王度庐有胃病，经常数日不思饮食，恶心呕吐，幸亏有一位齐大夫及时为他治疗， 才得转危为安。 齐大夫是位私人开业的医生， 听说王度庐有病，就主动上门诊治。他不收诊费，用的药品也白送，原因是齐大夫喜欢看他的小说。以后熟识了，王度庐家中大人小孩有病，都去找他。王度庐的小说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时，常配有插图。这些插图，都

424 425是由在青岛开美术社的刘氏画的。平常刘画广告，也给人画像，王度庐每写完一部分， 他就取一次稿， 回去根据内容画出插图， 然后再送到报馆付排。刘氏常为商店画广告，街面上熟，王度庐家有什么为难的事，就去找他帮忙。象打个“铺保”什么的，王度庐没有办法，他却毫不费力。刘家有四个孩子，自己又患有肺病，家境挺困难。他还时常头痛，常在头上戴一个特制的头箍，说是戴着可以医头痛。王度庐和刘氏，还合伙卖过一次春联。大概是在战后 1946 年的年初，天寒岁暮，刘来和王度庐商量，说快到年关了，合伙卖一次春联，赚几个钱过年。接下来商量好由王度庐负责写，刘氏负责到街上卖。于是，刘赊来了几卷大红纸， 李丹荃一副副裁好， 王度庐写。 内容不外是 “五谷丰登，财源茂盛”之类。剩下的纸料裁成方形，斜着写“福”字。一时，王度庐家里的地上床上就晾满了浓墨红纸。不料到了该卖的时候，刘氏却病了，咳嗽吐血，起不来了。春联不能积压，因为若留到明年会褪色，何况纸还是赊来的。没法子，王度庐夫妇只好在四方路摆了个地摊，叫卖“新鲜”春联。两人轮换着回家吃饭， 李丹荃还抱着个孩子， 风很大， 春联就用砖头压着， 怕被吹跑了。直到旧历二十九， 好不容易才把春联卖完。 李丹荃一结帐， 除去纸笔钱外，还真赚了几个，总算没白忙，就赶紧把钱给刘家送去。后来王度庐在小说 《紫风镖》 中， 曾写了一段主人公柳梦龙写春联的事 ：柳梦龙在陶凤儿处养伤， 恰逢春节， 房主 “裁了许多红纸” ， 请他写春联。于是，陶凤儿磨墨，“柳梦龙就好象李太白，运用大笔写着：‘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五风十雨皆为瑞，万紫千红总是春’；‘及时霖雨舒龙甲，晴雪梅花起凤毛’……凤儿还在旁边给想词儿，说：‘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待了一会，柳梦龙就写完了这许多张的春联。因为墨迹没有干，所以春联都平铺在地下，屋里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了。”王度庐那时还有一个姓潘的朋友，河北人，毕业于河北大学国文系，比他小三岁。潘的家乡被占领后，他便只身流亡到青岛，在一家中学里教语文。 潘爱读王度庐的小说， 常到王度庐家聊天， 一坐就是半天。 潘善谈吐，知道的事情也多，从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到坊间流传的各种新闻，打开话匣子什么都说。每每他来了，王度庐就格外高兴。在王度庐的社会言情小说里，有些故事情节就取自潘氏的谈话资料。1949 年初秋，王度庐一个人去了东北，那时他的弟弟已在大连工作。第二年年初，李丹荃带着两个大孩子也到了大连。当时他们最小的孩子尚不足一岁，李丹荃怕带着他无法工作，便留在了青岛的小妹家，直到 1954年才接回。到大连后，王度庐先是在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工作，后来调任旅大师范专科学校。1953 年的夏天， 夫妇一起调入沈阳的辽宁省实验中学。 在那里，王度庐一直工作到退休。疼痛1947 年 11 月 9 日， 画家郭士奇在观象山画了一幅钢笔淡彩街景速写，并在角落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时住云南路 311 号，常登观象山一游，卖麦芽糖的锣声，使青岛之秋更增添了凄凉和可爱，永志不忘。”

城市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生存现场，贫困与挣扎，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日常化的光怪陆离，刺痛着所有乌托邦神话，也修补着城市化扩张中的欲望膨胀。 在20 世纪的前几十年， 从台西的西广场、 台东的仲家洼、海泊桥的太平镇，到四方的水清沟、沧口的下街，成千上万下层城市人口所经历的卑微人生，真实并蔓延。在这其中，潮湿的西广场从形成到消亡所呈现出的典型性城市病， 无疑具有样本意味。 这种不均衡性的城市失措，与其说这是快速增长的代价，不如说是寻求公平的失败。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对在台西地区生活的普通人来说，如果有一些记忆是刻骨铭心的，那么围绕着西广场的故事，肯定会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一个平民化的公共集散地，西广场就象个磁场，不论你是不是身在中间，也不论你是不是喜欢，都会被吸引，也都会因为它的存在而改84　青岛文化研究院，郭士奇文献展。2016 年太平路展厅。

426 427变着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西广场就如同是西镇的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画着这个为生存而挣扎的希望之地的复杂表情。关于在四川路下坡处的西广场的出现时间，有许多说法，早的可以上追至德国租借地时期到后来的日本管治时代。根据现有的资料，人们倾向于西广场是在 1921 年至 1923 年间形成的。但这个形成过程，并没有确定的时间上限。也就是说，它应该是慢慢聚集起来的。有记载说，西广场的范围东至荷泽四路，西界是一条无名坡道，东西长约 200 米；南面临四川路，中间有三个出口，北面背对西江路，西北角靠近海滩。西广场在荷泽四路上的东门，竖立着一块木牌坊，两面各书西广场三字。进门后是一条直达西端的小街，名前街，宽约五米。东头第一个胡同的北边，又形成一条向西与前街平行的短街，叫后街。西广场是一个由小商主自发搭建的市场，总计有百余户。与同时期存在于台西的另外一些自发市场比较，除了规模大些以外，西广场与菏泽路西头的西大森，以及寿张路上的台西市场的最大区别，是建筑有房屋。一些记述说， 这里的商铺主要集中在前街， 东头多是卖废旧五金杂品、 麻刀、布匹和翻新呢帽的商户， 西头则分散有成衣、 文具、 土产杂货、 五金、 古玩、估衣、修表等店铺。铺面虽然不大，却一般都冠有堂皇的店名，如卖旧铁的天顺栈，铁匠铺泰顺兴，卖酱菜的元泰和，卖副食品的复元斋等。来源相同的记录说，西广场的后街，主要为住家，多系流动小贩和苦力，间或有茶炉、饭铺和卖水果的业户。1935 年在台西巨野路住过一段时间的作家艾芜，曾到过西广场，并记录了这个破烂市给他印象深刻的窘迫 ： “在海岸下面， 由垃圾填起来的地方，造成了一个稀奇的也可以说是古风的市集，农村破产的庄稼人和给都市挤出去的手工业者， 便都把他们难窘的日子， 放在这里面暗淡地消磨过去。 ”

作家描述说：“市的外形是用发锈了的红色洋铁皮和不成器的旧木板盖搭成许多间矮房子，密密地排成了几条窄狭街道那种的样式的。每间屋顶，大约怕给海风吹去吧，均在上面放些砖头石块烂盒子镇压着，烟子和85　艾芜《海滨随笔》，《艾芜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臭味，便从那儿升腾起来。这和屋后一望深蓝的海面比较来看，真会感到人生的丑劣和污秽。”在摆破橱和缺脚柜的行列中，艾芜看到一个穿污秽长棉袍的汉子，他腰上拴着带子，纽扣是敞开的，手里拿着两三节做烟囱用的瘪洋铁筒，一面走，一面敲出声音，喊着售卖的价钱。有人看他一眼，便仍旧躬下腰，在破橡皮套鞋摊上，寻找将就可以穿的东西。艾芜由是感慨，“这儿是人生用品的残废院，凡被人类遗弃的，都在这里重新被人估价起来。”1935 年，也就是艾芜走访西广场的前后，这个破烂市开始扩展到了现在的广州路北头到菏泽四路，称新广场。1941 年 9 月，一场来源不明的大火把西广场和新广场周围的房屋化为灰烬，这一度使得这里的经营者不得不迁移到台柳路的东广场交易。但因生意萧条，后来摊贩又陆续迁回。也许是因为这次大火的教训，1947 年时，西广场的 40 余人组成了义勇消防班，防患未然。但到这时，西广场的高峰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青岛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西广场所代表的是一种从原始状态到混合状态过度中的都市文化元素，一种移民文化和既有城市文化的交融。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类型，西广场在西镇向城市化靠拢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本源文化热情，具有典型意义。青岛城市化进程中间具有符号意味的平民街区、里院、店铺、街坊，形形色色的平凡人物和发生在期间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构成的是内容丰富并充满细节的城市成长史。这些活动着的日常生活、生态，体现了延续着的极具生命力的平民文化精神。公园娱乐史城市的平民呼吸， 公园里清晰可见。 公园里的青岛， 和煦、 和谐并温馨。发生在公园里的过往，是都市文化形成史中明媚的篇章。在 20 世纪的前 50 年，青岛曾建有六个城市公园和栈桥公园、观象山

428 429公园、海滨公园、东镇公园、四方公园、沧口华新公园等一些主题公园。1930 年代早期，李村公园等乡村公园，也进入到了政府的筹设计划中。这些分布在城市不同区位的公园，成为了公共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了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见证。六大城市公园，汇泉的中山公园排名第一。 1914 年的时候，谭延闿就对其地之大印象深刻， 如4 月 2 日有日记载 ： “遂同大武携诸儿女步往汇泉，衡生独后至， 徘徊山中， 疑不得路， 乃呼人力车去。 既至， 樱花下步入林中，万枝繁艳如凝雪，日本男女往来者其中者甚众，乃循曲径周行一回。其地殆公园， 俗谓之花园也， 有池有径， 但无亭馆墙篱， 辛夷、 木兰各为畦畛，他树称是， 以樱花为最秾艳， 交柯接蕊， 仰不见日。 蜂蜨成围， 微闻香气，如荷蕖也。风来落英如雨，满地璀灿，低徊久之，仍以车归。”接下来的谭氏日记中，不乏“行樱花下。千株成林，如缀珠，如散雪，灿然成锦，恨不香耳”这样一些“论其秾艳当令桃李失色”的记录。1920 年代晚期刘少文在 《青岛百吟》 考订说 ： “会泉公园， 因旧会泉村也。市内公园十九处， 以此为最大， 位青岛东部， 山谷重叠， 林木蓊郁， 其最盛处，百卉成行， 樱花夹道， 即所谓第一公园也。 ” 实业家尹致中晚年吟咏的 “云淡风轻艳阳时，花榭玲瓏倍丰姿，情侣花下犹私语，鸟语啾啾竞话题”，长时间是中山公园的日常景致。1935 年 7 月躲在青岛避暑的苏雪林， 同样对中山公园的大， 感慨不已：“我们一路走去，腰也走酸了脚也走痛了，路只是走不到头，疑心已置身郊外，但实际上仅仅走完园的一角，想周历全园，不知更该走多少路。听说青岛这个中山公园，占地约一百万平方公尺，怪不得有这么的广阔。”第二公园，是 1922 年青岛回归后陆续开辟拓展的，可惜值多事之秋，诸多布置未如理想。 刘少文记， 第二公园 “界会前东镇之间， 近啤酒公司，地僻人稀。游者甚少，而园颇宽敞，有亭可望，有溪可濯，树木荫森，丘壑深邃，独坐终日，鸟噪山幽，竟忘归也。”自 1915 年的某个早晨开始，上海路坡下一块平坦的丘陵谷地，伴随86　尹致中《青岛浮雕》，《山东文献》第 4 卷第 4 期，1979 年 3 月 20 日。着日益茂盛起来的人工植被，经历了从新町公园到第三公园、日本陆军俱乐部、青岛盐务管理分局和青岛工人文化宫的戏剧性演变过程。绿树浓荫之下，生龙活虎的故事，难以尽数的悲欢离合，许许多多的风云变幻，成为相互交错的城市背景。1914 年德国在青岛战败， 日本取而代之， 随后即开始大规模城市扩张。作为扩张计划的一部分，新町公园开始在邻近日本侨民新市区的上海路山谷坡地建设，公园一边和普济医院为邻，一边与新开发的商业市街四联八通。1922 年北京政府在青岛恢复行使行政权力，公园改称第三公园。早时的公园基本依照地势设计建造，多条街道围合起一片谷沟洼地，从上面看下去，如同一个开敞的露天剧场，开口冲西南。其时公园除去栽植了包括樱花在内的 300 多株树木和一个可供学生运动的球场，还有人工湖、假山和回廊，配建石桌石凳。少时曾在上海路礼贤书院就读的刘少文所谓“草木丛茂”，“绿树荫浓”的描绘，应该是关于这里的确切感受。刘少文吟第三公园：“绿树荫浓高下裁，如茵芳草净无埃。池边拾得同心结，知有情人夜夜来。”诗后，刘氏释注云，“第三公园近东山，在普济医院后，地因高下，遂成丘壑。中有池，池上有紫萝，荫可半亩。草木丛茂，蔚为野合之所。入夜，行人视为畏途。”公园的人气，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逐年递增。1934 年青岛工务局在这里增建水池、运动场和阶梯看台。第三公园遂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共休闲“谷地核心”。1937 年冬天日本第二次武装占领青岛后，恢复新町公园的称谓，同时着手谷地的重新规划建设。当局先在公园西北部建立了山东每日新闻报社大楼， 随后在1941 年 9 月沿公园东南部坡地建造了日本陆军俱乐部建筑群，设置有办公室、娱乐室、弹子房和剧场等几部分。其中，气氛威严的剧场摆放在整个俱乐部建筑群的东南角，具有浓郁纪念碑色彩，体量巨大，约占据了俱乐部总建筑面积的一半。陆军俱乐部剧场建筑平面呈矩形，主入口与低洼的公园形成极为强烈的高差反衬，自西向东拾级而上，显得建筑十分高大。剧场主入口四根方柱与顶部悬檐以及两侧实墙，共同创造出一处超大比例的入口虚廊，使人

430 431感到建筑像一座纪念堂。抗战胜利，日本陆军俱乐部自然解体，随后这里成为青岛盐务管理分局的办公场所。国民党青岛机关报《民言报》，也进入到对面依山势而建的山东每日新闻报大楼。谷地公园荷花池外的平坦部分，则在 1945 年 9 月以后成为平民交易市场。 1947 年 6 月，青岛盐务管理分局裁撤，成立胶澳盐场公署，办公地点迁往大港沿 2 号。1940 年代后期，第三公园平民市场成了民间艺人讨生活的地方，艺人“撂地”，唱一小时收一回钱，一天唱七八个小时，傍晚分红，每天弄个半斤八两面粉钱。 1948 年冬青岛局势紧张，公园的露天席棚闲置，安丘茂腔 “宿家班子” 的传承人宿艳琴以六块大头钱价格买下席栅， 拉起班子唱戏，定名天星剧团， 宿艳琴为团长， 成员有王莲秋、 温德堂、 温秀芹母女、 孙文德、冯士春等十来个人。当年 22 岁的胶州茂腔“李家班”传承人李玉香，也曾与宿艳琴的天星剧团搭班演出。第三公园的天星剧团和李玉香，在时局混乱的时刻，慰藉并温暖了人心。1951 年青岛工人文化宫获准在第三公园和原日本陆军俱乐部以及原山东每日新闻报大楼成立。 公园中心部分经过清理整修， 改建为工人体育场，场地面积万余平方米，成为市内居民唯一用于集会和足球赛的场所。第三公园的历史，就此翻开新的一页。在中山路闹中取静的第四公园，今已不存，其在刘少文看来“甚平衍，无奇花异卉，树仅百株，而在中山路侧，又近福禄寿电影院，马龙车水，遂为士女所恒游，灯火光深，绮罗香腻，近水楼台，故有幸不幸也。”这里 1930 年代中期被鳞次栉比的银行建筑群取代，灯火光亮处，财源滚滚，“有幸不幸”的故事，却并未停歇。第五公园位于青岛火车站前，占地不大。周围绕以石柱栏干，种植多种花木，并设座椅供旅客游憇，园西面为泰安路，通往大沽路天津路口，南面有费县路，东接兰山路，西通西镇、北面有广西路，为由青岛火车站通往中山路的要道。安徽路公园， 曰第六公园， 为狭长坡谷， 杂植花木， 蔷薇甚多。 尹致中 《青岛浮雕》 记叙， 南面靠湖南路一段， 有筱悬木一株， 奇伟可观。刘少文描述，第六公园 “因溪涧而成， 南北蜿蜒如带， 缭以荼蘼， 花时灿烂夺目。 自接收后，日渐零落， 贵家女子往往持小剪肆意折伐， 警士又不敢过问， 遂无一花可观。 ”城区外围的公园，也曾与城市生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1932 年 8 月 2日晚， “怅惘不胜我情” 的国立青岛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出游四方公园，当天其日记载“地虽无多，而穿插有方，钩斗成趣，同游斯园者，亦有山阴道上奔赴不尽之感。”而作为本土制造业的重要参与者，尹致中的记录就技术化了许多：“此园系由胶济铁路所创，在四方机场右侧，面积约五千余平方公尺， 东邻街道， 西邻铁路， 为一正方形， 园內分植各种花卉，以秋菊最负盛名。並凿成河流一道，植以荷花，正门內人工丘陵及河流西岸之丈余巨石佛像，均极饶人注意。”公园与家园，始终是城市现实的显现现场。前者，提供了一个能够呈现形色的公共平台；后者，则是所有人的一个情感化精神栖息地。公园的开阔、开朗与开放，让人们能够自由交流、交际、交往；家园的不可更替与神圣性，让栖息者得以心生感激、敬畏与慰藉。浸透在公园与家园里里外外的日常快乐，是所有人的向往。公园与家园，让人们在其中思想，成为善类、良者与担负者。于是，人们视公园与家园为手足，为寄托；视维护公园与家园的纯净与纯粹，为义务， 为责任。 实质上， 所有映现在平台与栖息地上的身影， 共同填充的，是一段形态各异的经历史， 每一个想法、 表情、 姿态， 所有的快慰、 苦恼、困惑，都是推动改变的分子分母。一个一个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细节，构成了属于人们投入其中的时代。这是一个城市的遗传基因，也是城市代代延续的生命染色体。这其中演绎出的种种冥想、创造，让记录、存储这些信息的过程，充满了挑战性愉悦。人们希望，公园与家园，可以让经历者保存记忆，保持热情；能够让所有人享受安宁，体会温暖。人们希望，公园与家园，会让一些消失的风87　尹致中《青岛浮雕》，1979 年 3 月 20 日《山东文献》第 4 卷第 4 期。88　黄际遇《黄际遇日记》卷一，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版。

432 433景恢复、延续；会让一些奇思妙想找到只言片语的应答；会让一些忽略，一些冒失，一些懵懵懂懂，获得喘息。在青岛，公园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唐吉可德，而是一个普通到再普通不过的左邻右舍，一个会在不经意间发出问候的朋友，一个在下雨天撑起一把伞的路人。这里不会一直阳光明媚，但却始终相信：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

【第五节 旅行者】

1929 年夏天，当德国旅行家马丁斯环球旅行抵达青岛的时候，他在兰山路《青岛时报》门前风尘仆仆的清瘦身影，被《华北画刊》清晰记录在了青岛旅游史千奇百怪的过往者里面，成为了经典旅行的英雄象征。马丁斯自 1923 年由德国出发，遍历欧洲各国，经过南北美洲、亚洲西部、埃及与南洋群岛，在青岛留下了一双皮靴的足迹。依照计划，他将从青岛继续行进，以在 1933 年完成其全部旅程。

对青岛来说，马丁斯的十年旅行体验，是个极端的行走案例。马丁斯的感受， 与更多通过不同方式抵达这个城市的旅行者， 经验自然不尽相同。因冬暖夏凉，因异国风情，也因为山海城的浑然天成，青岛成了无数旅行者流连忘返的度假城市， 持续吸引着乐此不彼的客居者。1936 年秋天，宋春舫在《青年界》发表过一篇《避暑的精神》，从避暑的角度，描述了他在青岛的所见所闻： “我在青岛久了， 每到夏天， 尤其是七月下半个月，只看见每一次轮船进口， 不论头二三等， 客人都装得满满的。 这些旅客之中，当然以碧眼黄发的人占了大多数。五六年前，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近两三年来，中国人渐渐的也多起来了，然而至多也不过百分之三十罢了。”

来青岛的人多了，旅行者的行走记录也便雪片一般日积月累，举凡街道、89　1929 年 7 月 7 日《华北画刊》第 26 期。，1936 年《青年界》第 10 卷第 1 期。市政、房屋、林木、海滨风光、浴场、炮台遗迹、大学、咖啡馆、餐馆、舞厅、 欢场、 旅社、 可乐、 啤酒、 物价， 衣食住行的林林总总， 都多有涉及。这个由一条条弯曲起伏的道路连接着的海滨城市，恍惚间就成为了许多人生命记忆中间一个重要环节。蜻蜓点水辜鸿铭的青岛经历，可谓是蜻蜓点水。青岛是辜鸿铭的一瞬，而这一瞬间，却没有“转瞬即逝”。对辜鸿铭，李大钊和吴宓的看法不太一样。李的评价是：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而吴则认为，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就是到了今天，人们好象也不很确定李大钊和吴宓，究竟谁把辜鸿铭看得更清楚些。辜鸿铭出生于马来亚，他 10 岁随义父布朗先生去苏格兰之前，已经在槟榔屿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三年，主要学习英语。由于在欧洲 11年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辜鸿铭在 27 岁之前，中国话都说不好。 1885 年归国后，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后来识的汉字竟然比一般人还多。 受聘张之洞任两广总督衙门的德文译员后， 辜在张的幕府 “养而备用”了 15 年，闲得无聊，便以英文翻译《四书》自娱，尽管最后只译成了《论语》、《中庸》两种，却已在中外知识界名声大噪。《清史稿》记载说：“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成。张之洞、周馥皆奇其才，历委办议约、浚浦等事。旋为外务部员外郎，晋郎中，擢左丞。”辜鸿铭这几篇文章均发表在《日本邮报》上，由此他得以进入外务部，开始了他一直希望的仕宦生涯。1907 年，张之洞北上，辜鸿铭随行。在北京，辜鸿铭反对袁世凯甚为

434 435激烈，上书称应改革内政，削除北洋势力，更在公开场合痛骂袁世凯，称其智商等于京城倒马桶的老妈子。 次年， 张派大获全胜， 袁世凯被迫离职，辜鸿铭任外务部左丞。 这个职务， 相当于部长第一助理。 一年后张之洞去世，袁卷土重来，辜就赶紧卷铺盖走人了，跑到了上海避难。辜鸿铭的“暂时避居青岛”，是因为他在上海发生了被南洋公学学生诘责事件。热情和权威的对抗，促成了辜的辞职。青岛，有一大些前清遗老和北洋旧臣， 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员、 寓公、 隐士、 道长、 风水先生等等，辜不乏朋友和对手。辜鸿铭的朋友中间，包括了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卫礼贤在他的《中国心灵》 中描述， 辜经常来做些或短或长的停留。 他总是象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充满思想和各种怪念头。诅咒和诟骂新纪元、革命和该为每一件事情负责的外国人。 同时他会对中国文化进行纵览， 揭示先哲智慧中最深刻的内涵，富于想象地描绘古时精神活动的画面。他会在中国和欧洲的人及其时代之间作表面的对比。传教士说，坏脾气上来时，他对所有的事情不满。没有一个人他找不出缺点来。因此，他伤害了许多人。辜先生学问再大，也是人，是人就要吃饭。就是在吃饭这个问题上，辜鸿铭没办法了。“因穷困不能自给”，辜又至北京。 1913 年，他应聘担任五国银行团翻译。这一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沈来秋后来回忆说， 1910 年，他在青岛高等学堂就读时，奥国教授赫善心博士就一直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 1920 年沈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普通民众，出乎沈的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 。 “这一时期， 德国人士认为， 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林语堂则叙述说，辜鸿铭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这些议论在他 1901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迷惑中醒觉过来的心态。 当然， 拳乱是由传教士、 鸦片、 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林语堂相信，在辜鸿铭的《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和《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里面，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1928 年初，山东督军张宗昌欲聘辜鸿铭为省立山东大学校长，辜似乎也有意前往执掌。但当时辜在北平已是病情危急，终未到任。 4 月 30 日下午 3 时 40 分，辜鸿铭几乎无声地说了最后的一句话“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之后，便闭上了眼睛。是年，辜鸿铭 72 岁。樱花树下的散步巴金 1932 年夏天的青岛之行，和沈从文有关。1988 年的 9 月 30 日，巴金在沈从文逝世 100 多天后曾回忆说：“我和从文见面在一九三二年。 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 南京 《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择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莱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 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 ” 巴金说， 这次见面谈了些什么，已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饭后，巴金陪沈从文去了闸北的新中国书局，见了巴金的一位朋友，把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的稿子推荐给了书局，“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当天晚上，沈从文要去南京，在书局门口分手时，他请巴金到青岛去玩，说可以住在学校分配给他的宿舍里。9 月初，巴金推迟了去北平的行期，先到了青岛。在动身前，巴金写信通知了沈从文。沈果然把自己的宿舍让给了巴金住，自己去学校另外找了个地方栖身。国立青岛大学分配给沈从文的宿舍，是距学校不远的今福山路 3 号， 当年的面貌， 可以在沈的 《记丁玲》 一书的扉页上看到， 这是 《新月》主编叶公超为沈从文拍摄的一张照片。巴金在沈的宿舍仅仅住了一星期。巴金说，“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报体贴，我早

436 437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在巴金的记忆中，逗留青岛的那几天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 1932 年的时候，中山公园的樱花树早已长大， 樱花树下散步的体验， 被不止一位客居的作家提及。 巴金写的文章，应该是短篇小说 《爱》 和中篇小说 《砂丁》 的序言。 在巴金的大量作品中间，它们后来很少被人注意到。末尾特别注明“一九三二年九月 巴金在青岛”的 《砂丁》 序文中指出， 这是 “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 ， 是 “忙迫” 中的产物。在序中，作者希望朋友们理解他的忧郁、愤怒和绝望。作者说，“希望永远立在我们的前面， 就在阴云掩蔽了全个天空的时候， 我也不会悲观的” 。在沈的宿舍写完序言 4 个月后，巴金的《砂丁》在开明书店出版。沈从文的学校，离宿舍这里就十分钟的路，在巴金的印象中，沈有空就来找他，两人“有话就谈，无话便沉默”。沈从文告诉巴金，他第一次在大学讲课， 课堂里坐满了学生， 他走上讲台， 那么多年轻的眼睛望着他，他红着脸， 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 “清等五分钟” 。沈从文还告诉巴金，在这之前，他每个月要卖一部稿子养家，徐志摩常常给他帮忙，后来，他写多了，卖稿有困难，徐志摩便介绍他到大学教书，起初到上海中国公学，后来就到了青岛大学。一星期，时间过的很快。离开青岛的时候，沈从文知道巴金要去北平，就给巴金写了两个人的地址，他说，到北平可以去找他们。沈从文介绍的两个人，一位姓程，在城里工作，业余搞点翻译，一位姓夏，在燕京大学教书。果然，到了北平的巴金只说是沈从文介绍的，他们就十分亲切地接待了他。一年后巴金再到北平，还去燕大夏的宿舍里住了十几天，写完了中篇小说《电》。1933 年秋天，杨振声辞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职，去了北平。不久，当在北平的杨信邀沈从文前往时，沈便在学期结束后立即打点行装，离开了青岛。到北平不久，沈和张兆和结婚，巴金发去了电报，贺“幸福无量”。沈回信时，邀巴金去新家做客。 1933 年 9 月，巴金提着一个藤包，住进了位于府右街达子营的沈家。在这里，巴金每天四五千字，很快写完了《爱情三部曲》中的插曲《雷》，而沈则同时也在写着《边城》。在 1988 年的 9 月 30 日，“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逐渐在老死”的巴金，觉得“和老友见面的时候不远了”。但他同时也知道，“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 那样从容， 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 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这个终于在 2005 年的 10 月 17 日晚上“和老友见面”了的老人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幻象与碎片“从 Edgewater 出来， 有些在下小雨。 我不预备坐车子。 我在沿海走着。经过青岛咖啡亭，我进去坐了半个钟头的样子。那里没有 Edgewater 所有的方便，也就同样地没有去避暑的中国人。然后我从沙滩走上了沙径。雨在渐渐地下大了。 从沙径上是无法坐车子的。 可是我想纵淋， 也是末一晚了 ；而且我也不至于会娇弱得一淋就生病。我在沿沙径前进，预备走完了这一节路再说。走到了沙径的尽头，我在那里的一个牌楼下面躲着，躲着那在开始的一阵大雨。”这是作家林微音 1934 年写在《青岛七日游》末尾的一段文字，小标题曰《别》，若干年回头看，这些话，就像是林微音写给自己的一个隐喻。作家林微音因为诗人林徽音被记忆，这情形类似中国新文化的世纪宿命：文本固然未曾全部遁世隐居，但传奇却始终招摇过市，尤其是涉及男欢女爱种种。不过，在女林徽音的婉约照耀下的男林微音的唯美，终究牵扯出一档被时间淹没的历史事实，当算是当年男作家林微音与女诗人林徽音在名字纠葛中“不迟疑”态度的回音。尽管，这结果有些讽刺。在整个 20 世纪，海派文人林微音算不上标杆，甚至也不是某门某派的头面人物，在他经历着的日常生活中，精神和物质上的疲于奔命，占据

438 439了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 也左右了他的立场选择。 但透过这样一个文坛 “擅行者”的所作所为，恰恰可以测量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对一个抱有理想的文学青年发生着的怎样持续、深刻的影响，剖析出“现代性”在本土生长过程中种种匪夷所思的演变与异化。林微音成为文学史上的“这一个”，印证的正是现代主义 “中国化” 的宿命。 在这个意义上， 林微音的存在价值，是许多个林徽音所不能比拟的，也是许多个林徽音所不能替代的。其实，林微音一直在文学史的外面，包括那些对飘零着的海派作家抱有好感的叙述。由此看来，寻找所谓“唯美主义”作家林微音的过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发现现代主义文献“断章”存续史的过程。这对解读林微音的文本以及创作路径演变，受益良多；但对解开林微音的诸多人生谜团，并无关键性帮助。林微音的长篇小说《花厅夫人》作为四社文库的一种， 1934 年 4 月24 日脱稿，6 月出版，结尾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到青岛或者北京去住两个星期。”结果，现实中的林微音，在小说出版一个月后，当真到青岛旅行了一趟， 并与郁达夫相遇。 不过， 林微音在青岛并没有住满两个星期，仅仅是这个“计划”的一半，七天一过，他就自己打道回府了。从林微音的游记文字看，行前他和郁达夫两人似乎有过在青岛见面的约定：“达夫在上海的时候说好了我到汪静之那里去问他的住处”。诗人汪静之当时在青岛市立中学教书， 他负责给郁达夫夫妇和孩子的是次避暑旅行安排住处。林微音找郁达夫临时住处的过程，费尽周折：“拉到了达夫所住的那条路，车夫问我往哪边拐弯。我不知道，自然。我又不愿意坐在车上昂着头找门牌。我便要他停了下来。我宁可一边走一边找。在青岛，门牌并不是单双数分排在街的两面，而是依次排下去的，而且都是实数目，一个号头都不跳去，房子又造得稀，因此差十个号头，往往会隔很远的一节路。我是在一个号头一个号头地退下去，直退到那街的尽头，还没有看到那所要的号头。于是我转到了街的那一边去。”当林微音终于“找到了那成问题的号头。可是它是钉在一个一条弄堂似的进口的上面，走进去是一个方场，四面都是屋子，可是又并不另钉着门牌。”他于是乎很困惑：“难道那外面弄口所钉的门牌的号头为这些屋子所公有？”林微音望了望方场四周的屋子，然后在中间一丛谈笑的人中看到了阳春。他是郁达夫和王映霞最大的孩子。他问你们住哪一家？阳春一边爬扶梯一边喊，随后王映霞从门中走出来，请客人进去。郁达夫正在喝啤酒，便邀林微音加入。王映霞问太太来没有，林答否。郁达夫问林微音带什么书没有， 林说带了两本， 郁达夫于是送了一本英译的德意志小说集。 接下来，两人一起去了栈桥。林微音半个月后在《青岛七日游》记录说，“那离他们所住的地方很近的”。两人在青岛见面的日子是 7 月 18 日，当天郁达夫日记有记：“晚上月明，和自上海来访的林微音氏，在海滨漫步。”随后几天， 郁达夫日记里没有出现林微音的记录， 直到8 月 10 日记 “昨日接林微音信，汇了前借去的拾元款来，午前去取。”郁达夫 7 月 13 日到青岛，7 月 18 日和林微音在栈桥海滨漫步， 到8 月 10 日林早已经回到上海。一场青岛的相遇，在两人看来都平淡无奇，甚至没有正式吃过一次饭。期间，因为林微音寄宿的学校住宿条件太差，王映霞曾邀请林微音搬过来一起住，但被婉谢了。林微音说，“起初我以为那间壁的那间小屋也是他们的，现在才知道并不是。我不能那样给他们，或者还会给我自己，一个不小的不自在。”临离开青岛的时候，林微音又去过郁达夫的住处，并在那里喝过啤酒。联系起来看，林微音在青岛七天，和郁达夫至少见过四次，郁达夫外出的时候和王映霞见过一次，如果借钱的事情发生在青岛，应该就在这五次见面中。而从回到上海即汇款的情节看，在青岛借钱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要是之前的事情，在青岛的几次碰面就可以解决了。林微音与郁达夫的交往史，已持续若干年，相互知根知底，如在 1927 年 1 月 25 日，郁达夫日记便记有 “办出版部事务， 一直到晚上的七时， 才与林微音出去”的内容。林微音没有提他向郁达夫借钱的事。在青岛的日子，他们相处的自然、平淡：“出了门，我在沿一条两旁种满了树木的忽高忽低的宽道走着；抵了海滨， 再在沿海走向那是市区的中干的中山路的开端。 我折进了中山路。我要找一家书店去买一张青岛地图。在一条横路上，我看到了一家，我向

440 441它走了去。在将进门的时候，看到达夫从里边走了出来，他告诉我他是去买地图的，可是那里没有。我也告诉了他我的所以去。我们便一起走着，后在一个日本书铺中各自买到了一张地图。于是我们便分了手。我再到另一家书店中去买了一本指南。还从一个杂货铺子买了一只橡皮袋，以安放我那随身带出去的游泳衣等零件。”这一切，林微音都记录在《青岛七日游》中。林微音和青岛的联系，大概如同一般的旅行者，不同的是他喜欢写作，这就多了些凭证。离开青岛两年半后的 1937 年 1 月，林微音《散文七辑》由上海绿社出版部出版， 第三辑 《感觉的旅行》 收录作者 《青岛七日游》 。《青岛七日游》洋洋洒洒占了 40 页篇幅，17 小节目次如下：屋的红在树的绿的中间、 第一夜、 赤裸的享受、 关于住的小纷扰、 观海山回眺、 闲步、赴劳山、浴、在松林中、遇雨、日本风的公园、没有中国舞女的舞场、青云与黄沙、 鸥、 看来会带些恋意走、 三友扒鸡、 别。 大致一看林微音的青岛，涉列红屋绿树、观海、闲步、爬山、浴水、公园、舞场、青云、黄沙、鸥、恋意、扒鸡等等，地理、风情与浮华都有了。在《青岛七日游》中，林微音的文字是自由且闲散的：“独坐在青岛咖啡亭中，只穿着游泳衣。我在想要是那里有茶舞，会不会有只穿着游泳衣舞的人。应该会有，我想。在青岛的，尤其在海滨的人是在这样地享受他们的赤裸。有许多俄罗斯女子穿了一个胸衣，一件网眼的反领衬衫和一条短裤在大街上跑，自在地，闲散地。在临近海滨的路上，还有只穿胸衣和短裤的；在白日下穿派查马也不算不普通。一路时常可看到一团一团的肉。在沙滩上，不用说，可看到的尤其多。有的太太的游泳衣的一边已狡猾地滑出了她的臂膀，而她的胸前的丰富的肉却在机警地阻止它的再向下滑。有的走入了海中，索性把游泳衣的上半都褪了下来，而以水掩蔽着她那似乎不欲给别人看到的或一部分。男子呢，在沙滩上就可倒下他的游泳衣的上半，而且甚至有很多人就只穿一条短短的游泳裤。他们男与女，实在尽力想法扩展他们的赤裸的部分。总有一天他们是会全身赤裸了的，我相信。”几天下来， 林微音的闲散不仅有海滨 “赤裸的享受” ， 还有 “山上看下去”的开敞：“喝了一回茶，就去游山。去游了的山是观象、观海和信号，虽说是游，其实我都只去走了走。可是其中的观海山我却喜欢。我喜欢的并不是那山本身， 而是它的坐落的地位。 它面向着南， 几乎是在东与西的正中。市政府就在它的脚下，那建筑从山上看下去是雄伟而华美的。它屋顶上的在飘飖着的国旗似乎在同栈桥端的亭子和孤立在海中的小青岛上的灯塔分占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三只角。海是在直从东南散布到西北。遥望那新建立的凭海而站在那汇泉角的东边的 Edgewater Mansions，似乎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蜂房。那东面的一口大约是属于一个什么礼拜堂的古朴的，又似乎是在分派着时代的气息的大钟，和那西面的两座在建筑中的塔似的屹峙在空中的尖阁，随同那间隔地从不知哪里传来的钟声，形成了一层有宗教味的薄雾，在轻微地荡漾在山的周围。而山下铺遮的是一张经纬着不整齐的红与绿的织锦，这泄示了造屋者们的采用那种颜色来作他们的屋子的颜色的聪敏。”想像林微音在青岛穿街走巷的姿态，很容易想起他写霞飞路上“从这端漫步到那端，又从那端漫步到这端”的俄罗斯先生：“他好像连一个熟识的人都没有，只是永远独自地徘徊在那人行道上。”

作为一个沉迷在唯美主义文字漩涡里的都市写作者，林微音此番青岛“感觉的旅行”，与郁达夫的《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苏雪林的游记《岛居漫兴》大差不差，却与同时期王统照、艾芜更关注底层现实的青岛观察，拉开了距离。倒是作为林微音艺术同道的夏莱蒂，在 1933 年发表的小说《易地治疗》里，对青岛有过一番大致公允的议论：“在现代矛盾的社会组织之下做人，真难得一个安身之处的，在乡间既苦于物质文明的缺乏， 在都市又苦于生存竞争的紧张。 然而青岛却能免去这二者的缺憾，而兼有这二者的长处。因为既有现代一切佳美的物质，而又非工商业的中心。到这地方去的人们，大抵是预备去消磨他们在别处积蓄下来的余资，而非抱着争名夺利的目的去的。所以，那一脉和平怡悦之气，更是可贵而91　林微音《上海百景》，许道明、冯金牛选编《林微音集：深夜漫步》。

442 443难得。”不过，横看竖看夏莱蒂的文字，都不太像一个神经衰弱症患者的喃喃自语，而更似“为现实派”和“为人生派”的旅行指南。比较起来，郁达夫眼里的青岛更感性，也更丰富多彩：“以女人来比青岛，她像是一个大家的闺秀；以人种来说青岛，她像是一个在情热之中隐藏着身分的南欧美妇人。 ” 进而他叙述说： “都市的美观， 若一味平直，只以颜色与摩天的高阁来调和，是不能够引人入胜的；而青岛的地面，却尽是一枝枝的小山，到处可以看得见海，到处都是很适宜的住宅区。就是那一条从前叫弗利特利希大街，现在叫中山路的商业通衢，两端走走，也不过两三里路，就到海边了；街的两面，一走上去，就是小山，就是眺望很好的高地。”

1934 年前后，和林微音一般旅行青岛并留下文字的，还有朱枕薪《青岛纪游》、柳亚子《北行杂诗》和《鲁游杂诗》、李宗黄《考察邹平青岛定县后的感想》、郁达夫《避暑地日记》和《青岛杂事诗》、啸云《夏天的青岛》、蔡元培《山东大学四周年纪念会演说词》，等等。从走马观花般的游记文本看，林微音的敏感和驾驭文字的能力，都属上乘。这大约得益于青岛与林微音之间在气质上的暗合。这也让其在 10 年后的一些通俗的虚构写作中，依然对这个后殖民地城市情有独钟。漫兴在苏雪林 104 岁的漫长生命历程中间，短短一个月的青岛过往，对她几乎微不足道。尽管在整个 1930 年代，她是记录这个曾经的殖民城市最详尽的作家，但她却始终不属于这里。在今天人们已经很陌生了的年代，作为一个有出色才华的女人，一个教授，一个写作者，苏雪林来了，去了，波澜不兴，平静如常。留下的，仅仅是一个婉约的背影，和清晰的文字。其实，发生在苏雪林这个和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一同涂抹出92　夏莱蒂《易地治疗》，1933 年《青年界》第 3 卷第 3 期。93　郁达夫《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1935 年《旅行杂志》第 9 卷第 1 号。了新女性文学时代的珞珈剑客身上的所有传奇，都和青岛无关。在这个城市，她是一个纯粹的过客，她把她的快意，和夏日青岛的凉爽，组织成了一个独立的旅行过程， 慢慢体味， 慢慢消受。 渐渐的， 苏雪林把青岛淡忘了，青岛也把苏雪林淹没了， 彼此好象从不相识。 直到有一天， 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么一个人来过，有这么一个人写过好长的《岛居漫兴》。据说，苏雪林的前辈发脉于四川眉山，为苏辙后裔。后来，这个家族定居到了安徽黄山太平湖湖岸岭下。苏雪林出生于 1896 年，童年和少年在岭下度过。1913 年， 她进入教会中学读书， 次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1918 年，苏雪林进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与黄庐隐一起成为旁听生，后升为正式生。1921 年苏雪林进入法国的海外中法学院，后转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和文学， 1925 年回国。从 1928 年开始，苏雪林陆续任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安徽省立大学的教授。这期间，她先后写作了《绿天》和《棘心》，在文坛名噪一时。 1931 年，苏雪林转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此后在武大任教长达 18 年，与凌淑华、袁昌英一起，被称为珞珈三剑客。1935 年 7 月到青岛的时候，苏雪林已经在武昌住了三年，而她旅行青岛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逃热。在《岛居漫兴》的开头，她自己说： “逃到哪里好呢？牯岭我曾去过，再去无味；莫干山邻近京沪，大人先生太多；只有青岛一水之便，十年前康赴平津之际曾在那里耽搁过几天，现又有熟人周承佑夫妇在彼，可任招待；所以我们便选取了青岛做我们逃热的目标之地。”7 月 24 日早晨，苏雪林携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从铜人码头搭便轮到了浦东，然后换乘大轮，就向着青岛来了。苏雪林搭乘的这条船叫普安，是德国人建造的，船不大，机件却极其坚固。苏雪林买的是二等舱，从上海到青岛票价 20 元。在青岛，苏雪林和先到的康一起，住到了福山路 2 号的山东大学教职员寄宿舍。对这幢很朴素很精雅的石楼，苏雪林描述的很详细：“屋前左右有两座圆式尖顶塔，全部建筑看去好像西洋中世纪时代的古堡。屋子所

444 445占据的地势很高，站在屋的前面，我们可以望见跑马场新建的罗马式运动场和碧浪际天的大海。”宿舍屋后是八关山，清晨日出以前或晚餐以后，苏雪林和康可以随意上去，“眺望海面初升的旭日和金光灿烂的云霞”。福山路 2 号宿舍有厨房，苏雪林和康两人一月的膳食是 34 块钱。早餐有新鲜羊乳和面包，午晚两餐有“拳头大的小鸡和面炸大虾”，并且这青岛特产“差不多顿顿都有”。作为 1930 年代直接记录青岛的文字最多的作家之一，接下来的日子，苏雪林自己都写在了 20 篇的 《岛居漫兴》 和 《劳山二日游》 里。 她对福山路、汇泉海水浴场、 湛山精舍与水族馆、 中山公园、 太平山、 万国公墓、 太平角、栈桥和北九水、王哥庄、白云洞、明霞洞、上清宫都有描写。本来打算把整个的两个月暑假光阴都消磨在青岛的苏雪林，却仅仅在这里盘桓未满一月，便不得不告别了。离去时，苏雪林“怀抱着一腔恋恋不舍之情， 挥手和青岛告别” ， 她说， 再会！在后来的很长很长的时间里，苏雪林始终都没有机会再和青岛相会。苏雪林离开青岛后两年，鲁迅逝世。苏雪林即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对鲁迅的著作、性格、为人全面否定，指责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专门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苏雪林的这封信，成了当时攻击鲁迅言论的尖端。苏雪林 1949 年离开武汉到香港， 1950 年前往巴黎从事神话研究，1952 年赴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1956 年前往台南任成功大学教授， 1973年退休。1999 年 4 月 21 日，苏雪林在台南辞世。苏雪林一生，出版有著作 50 部。大事变1937 年 7 月 8 日白天，东北青年端木蕻良到达青岛的时候，刚好赶上一个重大事变的发生。前日晚，驻守宛平卢沟桥的中国守军与一队在附近演习的日军发生冲突。8 日凌晨， 已完成了对宛平县城包围的日军突然攻城，卢沟桥战事由此开始。坏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青岛一下子变得不安起来。端木，这位留着长发的东北作家刚来， 青岛人却已开始向外逃难了。 端木说， 这会儿的青岛 “从南方各大都市到那儿避暑的刚刚快来齐了，顶迟的几班也都在那几天懒懒的登陆了。这又忙着向南，回到汉口、牯岭、莫干山、上海。因为青岛的确是没有租界的”。此时的青岛，正处在声誉日隆的沈鸿烈治下，中日之间，交战前的最后平衡被这位前东北军的智囊艰难维系着。然而，宛平的冲突发生后，危急明朗化了，各种消息传至，迅速就被放大了。所以的人都明白，青岛是死路，陆路被堵了，如果海上走不了，怕就只有等着挨了。一时间，仿佛战争就站在屋门口，甚至连回头都来不及了。也许，后人应该庆幸作家端木意外地置身青岛的危情之中，并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在敏感而又易伤逝的端木眼里， 遭遇这一历史性事变的青岛，戏剧性地表现出了其应有的对抗和惊慌：第二天晚上，我们收复丰台廊坊的捷报传来了，“号外”到处传递着。有的将《青岛时报》的号外，贴在中山路日本人办的《大青岛日报》的对面。路上的人都出来，互相投以会心的笑，这也正是上海大放爆竹的时候。街上的人拥挤着，无线电广播着捷报。端木蕻良说，他和一个朋友向栈桥走去。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在跑。三秒钟工夫，电灯复原，街上又照常了。他们向南走着，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来，仔细一听，没有枪声，也没有什么响动，只是人向北跑。端木的朋友试图制止慌乱，而端木则凭着半瓶醋的军事常识，知道子弹的速率比人跑得快，所以没有动。广播没了，铺子忙着熄灯关门，一霎时，街空了。端木和他的朋友继续向前走，问前边的人为什么跑，有的人说前海放大炮了，有的人说听见一个老婆子在歇斯底里喊“日本兵来了”，又有人说是洋车胶皮胎炸了，还有人说德县路堆沙包了，“不出五分钟，人言人殊”。1937 年 7 月 9 日中山路之夜的混乱，直接显现了整个城市的惊慌，

446 447这种混乱已非沈鸿烈的个人威望所能制止。甚至，一些传言还被传媒扩大了，于是，惊恐更甚。经历其中的端木蕻良说，阅看次天报纸，也是这样报道的。显然，飘荡在栈桥南端大海深处的阴云，正黑沉沉地压过来。据曾任东北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部英文秘书的张万里回忆，此刻，日本陆军正由津浦线向南推进，海军舰艇及飞机也已集中在旅大待命。这时的山东，已被匆匆划为第三路军防区， 东北海军出身的市长沈鸿烈任青岛海陆军总指挥，隶属第五战区。在青岛，沈鸿烈布防如下：一、以舰艇和鱼雷、水雷网封锁了青岛港口。将所有东北舰队所属镇海等舰自行沉没，堵塞港口，在青岛附近洋面上布置了鱼雷网和水雷网，阻止敌人登陆。二、把所有舰上的火力和兵员集中陆地，建立舰炮总队。三、加固青岛的三道防线，即：市区海防线，李村、沧口、四方防线，沙子口、即墨、崂山防线，并增添海岸炮台。四、改编战斗系统，成立三个支队。同时，拿一个舰炮大队换了韩复榘的一个步兵旅，共有兵力约二万人。危城之中，“菜场连菜也买不到，据说鸡歇伏了，不下蛋了”。很多人想逃，但“前五天预定船票都很困难”，大餐间头二等舱都为买办们包空了，统舱也光了。这时，飞机不飞南京了，只飞上海。也就是在这种紧张的情形之下，令局面突然恶化的德县路事件发生了。实质上，心情郁闷的东北流亡者端木蕻良，并不知道 1937 年 8 月 14 日发生在中山路东边一条小路上的日本海军士兵被杀事件。此前七天，他已离开青岛去了上海。端木走后的第二天，日本警察在青岛登陆，而在这位作家到上海后的第四天，淞沪之战也已打响了。8 月 31 日，日本方面全部关闭了在青岛的各大工厂，日侨撤退回国。12 月 18 日，沈鸿烈下令进行破坏性爆破，陆续炸毁日本纺织厂、仓库和港口内的起重机械。九天后，沈鸿烈通令撤退，青岛陷落。十多年后的 1949 年 2 月，作家贾植芳在端木蕻良目睹混乱的地方，见证了下一个转变。贾植芳撰写的《一个人和他的记忆》，伴随着这个春天的云卷云舒，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

【第六节 尊严】

伴随着城市化的风云变幻，一部青岛善行录，近乎一部参与角色不同的个人救赎史，许多人置身其中，似乎是拼命想证明，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公平有意义的人。 悲悯成为人性的一种标识， 善行则如影相随， 如是，阳光下面的人间气象，透射出的仁爱脉络清晰并通彻。善行未必能治国安邦，也未必能兼济天下，却可以尽一个人的本分。善者善行青岛善行，源远流长。而其精神源头，却不是一个。1898 年进入城市化开发之后，青岛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相继建立，涉及公共医疗、平民教育、灾民救济、婴儿收养、女性感化等诸多社会事项，开始获得这些民间机构的帮助与支持。据日本自由记者田原天南 1913 年的调查，在青岛租借地时期，城市建立了大量社会公益团体，包括德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基督教会馆、天主教协会、德国殖民协会青岛分会、青岛登山协会、福柏医院协会、德国海军协会青岛分会、基督教青年会、日尔曼人协会、青岛商业会议所、青岛工业学会、美术及学术协会、德国技术学会青岛分会、胶州在乡军人会等。另外还成立了青岛俱乐部、彩票会、万国游客办事处等机构。 与此同时， 本地相继建立的同乡会馆、 同业公会、商会等团体，也和上述民间组织一起，在社会公益慈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持续性努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青岛的各个同乡会馆具有强烈地域文化认同，所以在慈善救助上所付出的劳作，效果更为明显。1914 年 11 月出版的《远东评论》统计当年居住青岛的各界要人，中国红十字会主席吕海寰名列其中。其他人则包括：恭亲王、徐世昌、徐世

448 449光、李经羲、李经迈、杨度、陈夔龙、周学熙、赵尔巽、张人骏、陆润庠、于式枚、 李家驹、 吴郁生、 余则达、 邹嘉来、 洪述祖、 升允、 孙宝琦、 锡良。这些当时居住在青岛的前清官员的大部，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一些慈善活动。其中部分代表人物，因此获得了乐善好施的称赞。在吕海寰抵达青岛之前，参与创设中国红十字会的盛宣怀已经进入这里避难。吕海寰紧随其后的客居，让早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活动痕迹，深刻影响了这个风雨飘摇的租借地城市。吕海寰于 1912 年到达青岛，在这里居住三年。1914 年秋组织成立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请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担任会长，会址设在礼贤书院，组建医疗队从事救护。始终辅佐吕海寰的侄子吕敩琦遵从叔叔的意愿， 1934 年在青岛筹建了红万字会。这个本土色彩浓厚的慈善机构，在其后 10 多年里为青岛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了令人长时间记忆的贡献。1928 年 6 月，栖霞籍富商李涵清与张玉田、程伯良等人发起组建万国缔盟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并任会长。 1945 年 9 月，赵士英、刘巨全、尹致中等人发起重新组建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由市长李先良任名誉会长，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书记葛覃及善后救济总署驻青分署署长延国符任名誉副会长，宋雨亭任会长，姜黎川、赵士英任副会长，程伯良任总干事。红十字，是一个逐渐为国人熟悉的标志，也是一个逐渐将温暖融入人心的符号。以红十字旗帜作为安全标识，出现在 1914 年秋天的日德青岛之战中。从这个时间接点开始，红十字成为了青岛人耳熟能详的护身符。根据德国牧师卡尔 ·约翰·佛斯卡姆普日记《被围困的青岛》记载，日本人的战争方式体现了其文明程度。他们尊重红十字会的机构。他在日记中写道：青岛“现在有太多的房屋上悬挂着红十字旗，当地的中国居民中已经有人开始将带有红十字的小帕子当作护身符来贩卖。这就好像三十年战争中的帕骚神纸号称可以保护佩戴者刀枪不入一样，现在有许多中国人胸前挂着这样的小布条，便以为自己能够平安无事。”新发现的恭亲王同期青岛日记，亦证明了佛斯卡姆普的说法，据恭亲王的观察，当时包括前法部右侍郎王垿等人的房屋顶上，都悬挂起了巨大的红十字旗，以提醒那些不期而遇的轰炸。这些在城市屋顶上飘扬的红十字旗，给被枪炮声覆盖的城市，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慰。卫礼贤在《中国心灵》则记录说，“曾始终和我站在一起的恭亲王和高天元，帮助我管理红十字会”。即便是在这个硝烟弥漫的时候，上帝和红十字的纠葛，似乎也没有停歇。 佛斯卡姆普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 ： 我在市场上遇见了我的新教教友毛，他正在一个卖布巾的货摊旁布道。我站在他的身旁，很快周围就聚集了一群听众。“我的兄弟们，保佑你们的不是那个带有红十字的布片，而是对又真又活的上帝的信任。他向我们预言：‘你在危难中呼唤我，我会搭救于你，你定要使我荣耀！’” “想一想吧，中国有句古语：你若敬我一尺，我便敬你一丈。你敬仰我一生一世，我便赐予你永生永世的幸福。”“终有一天你们开始对又真又活的上帝的信义，那他就永远不会抛弃你们，阻碍你们！”慈善与社会救助，始终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内容，期间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设置了一些功能各异的社会公共辅助机构。 1924 年，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在团岛创办济良所，专门救助娼妓、姬妾、婢女、童养媳，流落无依、身受迫害以及被人诱拐的妇女。同年胶澳公署再创立教养局，下疫有染织、化妆、印刷、成衣、制鞋、绳索、木工等科，初设在台东兵器库旧址， 因住所过于宽阔不便管理， 加以经费不足， 迁移至团岛兵房旧址，后又迁鱼台路。1925 年夏秋，济良所、教养局相继移交商会接办，济良所后迁至朝城路。1931 年，济良所和教养局一同归并青岛市救济院。1928 年 7 月， 胶澳商埠局在朝城路18 号、 观城路79 号成立贫民习艺所。所内设染织、成衣、靴鞋、柳条、编织、绳索、藤竹、木工、制带、毛巾、草帽等 10 科。1931 年 5 月，该所和济良所、教养局并归青岛市救济院。1927 年 5 月胶澳商埠局在上海路 1 号和 63 号设立的育婴堂，也在同期纳入救济院。1929 年 12 月，青岛特别市政府社会局成立乞丐收容所，设在团岛。收容乞丐以及衰老、残废、童稚，确系孤苦谋生无路者。同年，青岛市公安局亦在团岛成立游民收容所，因两所收容对象相同，遂于 1931 年 10 月

450 451合并成立感化所。1928 年 6 月， 万国缔盟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完成组建。1945 年 9 月，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重组， 设会长、 副会长、 总干事。 并设常务理事6 人，理事 9 人，下设救护总队和两个分队。经费来源靠征收会费和募捐。李先良夫人赵士英作为战后重组青岛红会的发起人之一， 曾高票当选国大代表，在青岛创办慈幼所、英华聋哑学校、职业实习学校、博爱教养院，是个不多见的新派官太太。从断断续续的档案记录上看，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本土公益性慈善组织，在与政府机构的沟通合作上，保持了基本的通畅。闪烁的光芒一些零散史料显现，在整个民国青岛，善行一直伴随着城市成长。那些若隐若现的温暖消息，不仅仅保存在报纸新闻的字里行间，也留存在经历者的清晰记忆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青岛其实是一个始终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城市。1923 年 9 月 2 日东京大地震时，青岛获闻数千华侨蒙难，即由胶澳商埠坐办龚积柄发起日本震灾义赈会筹集捐款， 短时间内捐集现款1.5 万元，购办了面粉、马铃薯等食品运往日本。1927 年 9 月，搭载 300 多乘客的日商轮船玄德丸，在驶至小港口外10 余里处沉没。美国潜水艇、中国商轮运发成等船户和水上警察立即群往捞救，救出 121 人，捞获尸体 191 具。随后，市民捐出筹赈款 3000 余元，对死难家属施以救恤。1930 年 12 月，天气骤寒使本地贫民冻饿不堪，青岛各慈善机构联合在新舞台、银星大戏院、福禄寿影戏院等义演 3 天，筹募款 3759 元，购买了四等面粉 1700 袋，赈济贫民 1100 余户。1931 年，江淮地区发生罕见水灾，青岛各机关、团体 9 月 8 日筹赈款18 万元，汇付上海全国水灾救济会 12 万元，汇付江淮水灾筹赈会 1 万元，同时救济东北难民 5 万元。1932 年 11 月 18 日，四川路贫民院失火成灾，294 户 1700 余人受灾。在政府社会局发放急赈的同时， 救济院、 红十字会和宰畜公司也分别助赈。次年 1 月 16 日，又施冬衣 3083 件，饼干 912 盒，赈款 476 元。与此同时，在当年的鄂、浙、湘、皖、赣 5 省发生水灾时，青岛也迅即筹募 5 万元，寄往受灾地区。1947 年端午节，赛马协会为救济难民举办赛马。是年 6 月 22 日《青岛时报》说，本市赈济会因流亡难民渐增多，亟待救济，惟以筹款困难，特于明日（端午节）商同赛马协会举行大香槟赛马，并由该协会发行大香槟票，每张售价 5000 元，于是日第次开彩，届时除一切必要开支外，余款悉数充作救济难民之用云。1948 年 2 月，私立爱德中学校发出公函，请设法收容失学流亡青岛学生。同时计划为流亡青市失学青年发起义演话剧以资救济。1948 年 8 月 1 日， 刁抱石 《青岛难民救济工作剪影》 在南京 《社会建设》复刊第 1 卷第 4 期刊登，披露青岛流入难民 25 万。青岛临时赈济委员会设置难民收容所 83 处， 粥厂9 处， 并获社会部分配粮食1100 吨， 布匹22 吨。粥厂设置在观城路、昌乐路、第三公园、沧口、小村庄、仲家洼、王哥庄、惜福镇等地。在城市地理上，大学路的红万字会广场令许多老人记忆深刻。 1926 年出生的王秀兰， 8 岁开始在西镇生活，她向参与历史调查的志愿者，回忆了当时的难民救济现场：（救济）就是给俺穷人放票啊，给那些地瓜干都招了虫子了，是黑虫子，俺叫蚰子（音），俺还得吃，饿了不吃怎么着啊。别人家都有能做饭的， 能拉大车的， 能拉洋车的， 就不给。 俺这个孩子又多，人家就给个票。再给件子衣服。就在大学路那个地方。我怎么印象这么深呢， 我小妹妹生了， 母亲要把她撂到孤儿院里去。 我请假来家， 叫我抱着。上午我父亲死的， 下午两点又送我这个小妹妹。 这不是我就哭， 我懂事了啊，我大爷和我去。大爷把脚一跺，说“好了，你别哭了，再抱回去吧。咱死在一块吧，饿死就死在一块吧。这又把俺妹妹抱回来了。就俺这个妹妹，就她小，她上了学。

452 453另外一位西镇老居民回忆：寿张路 95 号附近朝东的一家门头房，有过一家红十字会诊所。我妹妹小时候常犯心口疼，就是胃病，这家诊所的医生出诊上门，医术不凡，妹妹的胃病得以根治。这家红十字会为了接受弃婴，在朝街的窗口下方墙上挖一个两尺见方的洞，方洞上安装一个木板活门，活门漆成绿色，上面画一个婴儿，还写了四个红字，闻铃勿惊。大约弃婴投入后，会铃声大响吧。简单回顾历史，会发现青岛诸如卫礼贤、李涵清、张玉田、程伯良、宋雨亭、赵士英、刘巨全、尹致中等一些历史人物，都和红十字会有过紧密交集，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让红十字这个符号如同灯火一般，温暖着整个城市。1914 年担任青岛红十字会首任会长的卫礼贤，曾在《中国心灵》里这样记述： “经过德国当局的批准， 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红十字会机构，它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非战斗成员躲避到安全的地方。” 1935 年宋雨亭兼任青岛红十字会会长后，从端午节到中秋节都派人在各重要路口和休息亭设饮水供应点，备行人和运输工人饮用。每年还调查登记市民中无力购买棉衣者，逐一分发。1946 年出任青岛市立医院内科主任兼防疫所主任的周振禹，早年曾求学于上海红十字会医学校。周振禹（ 1888~1954），字亚伯，江苏镇江人。 在上海红十字会医学校接受医学教育后， 参加辛亥起义前线医疗救护，1912 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北洋政府总统府医官，南京中央大学主任校医。 1932 年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1946 年任职青岛市立医院，后任市立医院院长至去逝。周振禹早年求学上海红十字会医学校的经历，无疑为其后来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7 年，潘作新受聘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潘作新（1903~1983），掖县人。 1930 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 1936 年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研究进修，回国后历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十一中队队长、西北医学院教授、南京中央医院教授。 1947 年任山大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后任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青岛医学院院长。实质上，中国红十字会的多位会长，比如盛宣怀、吕海寰、王正廷，都有在青岛居住的经历，中国红十字会发展中的一些大事，也与青岛息息相关，这使得青岛这个开放、时尚、宽容的城市，成为了中国红十字事业渐次成长的历史见证者。公墓万国公墓，在青岛山东面的坡地上。这是进入城市化之后青岛最早的公墓，1899 年动工建设，1904 年前后修建完成，早期以埋葬欧洲人为主。在中国人看来， 万国公墓所处的位置是一块风水宝地， 背山面海， 风景优美。对于死亡，中西观念差异较大，欧洲人在 20 世纪初的许多做法足令当时的中国人生疑，但将墓地建造在离总督早期临时私邸和胶州海关税务司阿理文住宅如此近的地方，至今也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想当初，出入总督临时私邸和海关税务司阿理文住宅的大清官员与中国士绅们，心情大约不会很好受。总督和税务司的房子外面既然是墓地所在，便不免荒凉， 1914 年初春湘人谭延闿和友人就曾“徘徊山中，疑不得路”，最终找了一辆人力车才离去。十几天后，谭大人再携三个儿子从市区循山路东去，经过俾斯麦兵房，气喘吁吁地到了会前樱花处，可惜樱花已经落了。但实际上，死亡者公墓成规模的时间，要较总督临时私邸等居住建筑晚些。据《胶州发展备忘录》 1899 年度的记载，市区建筑的扩大使得有必要废弃原有墓地。新墓地位于俾斯麦山的南坡，环境幽雅，能够俯瞰克拉拉海湾。这里的地势呈梯形渐次上升，坟墓在每个梯面上被排成两行。梯形地带的中部有条宽阔的通道，最上端计划建造一个墓地教堂。该备忘录说，此项计划将在下个会计年度中动工。这份报告中叙述的俾斯麦山，人们知道是青岛山，而克拉拉海湾，则指汇泉湾。克拉拉是德国租借地政府民政官单维廉的妻子，也是第一位抵达青岛的欧洲女性，这成为将汇泉湾和青岛山南面的山丘以她的名字命名

454 455的理由。1898 年 4 月 5 日克拉拉到达青岛， 和单维廉一起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两人在青岛生育过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依照 1899 年度《胶州发展备忘录》的计划，此后关于政府墓地建设的大致顺序是：1899 年秋天到来前，墓地在渐次上升的每个梯形梯面上排成两行墓穴，中部建成一条宽阔的凭吊通道，并接纳了 1899 年 9 月在青岛去世的著名传教士福柏。几个月后，一株蓬勃生长的迎春花，在埋葬福柏的土坡上，将一片耀眼的黄色引入新世纪。阳光下面相互簇拥着的嘹亮，慢慢向四周蔓延，一点一点地驱赶着这个神的侍奉者的寂寥。与此同时，租借地总督府在 1901 年 6 月开始集中收买会前村附近山地，迁走渔民并拆除房屋，开辟大规模的植物试验场，引入各地植物品种进行驯化繁殖。在建设植物试验场的同时，青岛山东 8.25 公顷坡地上的墓地，陆续增添了新近死亡者的墓碑。亡灵们依次栖息在一个整齐规划的阶梯陵园中，如同庞贝古城里设置了排水系统的露天舞台。想象之中，伴随着 20 世纪第一个冬天的降临，几只来历不明的乌鸦，预言家一般滞留在这里一棵老槐树的枝叉上，时不时发出几声寂然的鸣叫，报告着停留在不远处的下一个春天的到来。传说乌鸦能带领人的灵魂穿越阴阳，不知道这几只带领 20 世纪在墓地上空飞翔的乌鸦，是不是将那些关于生存和死亡的消息，准确传递给了彼此。眺望着新一个春天，有那么一些瞬间，近在咫尺的死亡似乎也变得不那么狰狞了。就一个长远的安息规划而言，墓地内大量种植的树木，营造了宁静与肃穆的氛围， 依起伏山势建成的两条水溪， 增加了自然的情趣。随后，1901 年死去的德国第二任青岛总督叶世克， 1902 年死去的第三海军陆战营营长克里斯特，相继都被埋葬在这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政府备忘录中记载的在此建造墓地教堂的计划，最终却没有实现。在死亡顺序上，传教士福柏排在总督叶世克前面。从牺牲精神和科学发现两个角度看，恩斯特 ·福柏都可以被认为是青岛早期城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 1839 年出生于科堡的福柏，23 岁在巴门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巴塞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读书，在哥达地质学研究所彼得曼博士门下受业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1864 年或者是 1865 年，福柏作为礼贤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4 月 26 日到达香港， 随后辗转广东。 这时期，福柏除了办学及办诊所外，还在 1873 年写出了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西国学校》，两年后又出版了《教化论》。十多年后，福柏脱离礼贤会，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独立活动。 1885 年，福柏加入同善会，次年的 5 月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动。作为写作者，福柏最著名的文字是《自西徂东》，这是一本在今天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文化论著，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成《自西徂东》15 年后的 1898 年4 月 5 日，福柏“作为第一个德国新教福音传教士”，从上海移居到青岛。最初，福柏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对大部分匆匆进入德国租借地的新移民来说，作为一个医生的传教士福柏，远比《自西徂东》作者这样一个文化研究者的身份，更容易接近。但随着他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独立进行的基础性植物调查工作的展开，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最后，福柏使自己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一个开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一个献身精神的代表。对福柏而言，这个开创性的行进过程，短暂并艰难。作为同善会派遣到青岛的传教士，福柏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这就是：一方面他需要完成同善会委派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则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调查。在青岛的不到两年时间里，福柏对这里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完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在当时，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开拓性工作，缺少必要的资料，也没有更多的帮助，所有的徒步调查和物种的分类整理，都需要逐一独立完成。可以相象，在居住、饮食、气候和地理状况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福柏在一个广阔地域进行探索性调查时的艰险。后来的实践证明，福柏在有限时间里夜以继日的努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相信，福柏把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都用于了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福柏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文献印证，我们只是在 1899 年 5月福柏向同善会的一份报告里发现，他当时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福柏说“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

456 457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也就是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了他的年轻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 19 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福柏依然在进行着的植物调查被突然中断了：1899 年 9 月 20 日，这位植物学专家在青岛去世，终年 60 岁。这是 1897 年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的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的记录。对于恩斯特·福柏的逝世，人们一致表示了哀悼，并认为应该在青岛纪念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学者。福柏的遗体，被埋葬在了青岛山东面的墓地里。从时间上看，安葬福柏的时候，这块政府墓地刚刚完成规划。 1901年 9 月，教会在大小鲍岛之间建设的一间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使用了福柏的名字命名。因为人们相信，这个机构的设立，是死者的夙愿。武定路上这家福柏逝世后两年出现的医院，一直存活了一百年。消亡前，这里是著名的儿童医院。1905 年，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的侨民在天主教中心与华人居住区的过度地带， 着手创办一所新医院。 为纪念受同善会派遣最早进入青岛的福柏，这所医院最终也被命名为福柏医院，而原福柏医院则改称花之安医院。花之安，是福柏使用广泛的中文名字。福柏用这个名字，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1907 年开业的这所欧洲人医院，拥有良好的医疗设施和经验丰富的德国医生，很快成为本地最好的医院之一。 1950 年代这里演变成人民医院，担负起附近政府人员的医疗保健工作。 1980 年代我曾在三楼的一个病房预备割扁桃腺，起先高烧不退，结果仅消炎就花了一星期，拖拖拉拉导致手术功亏一篑，后来各种明火暗火改从脚指头走，扁桃腺炎也就无影无踪了。记得从后来加建的病房大楼南窗看出去，安徽路第六公园北头蘑菇云一般的大树冠，遮蔽了半条街。在福柏去世之前， 1898 年度的《胶州备忘录》收录了他的《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第二年的政府文件则显示，福柏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继续了下去。 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持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如果说恩斯特 ·福柏是德国租借地的第一个死亡者，那么很快，这个数字就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刷新了记录。 这其中， 就包括青岛总督叶世克。生与死福柏去世之前的七个月，在叶世克终于到达青岛的时候，他显然不会预计到他回不去了。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从 1899 年的 2 月 19 日这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按天计算的倒记时。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寒冷的时刻沿着崎岖的殖民地道路向前走，上帝留给这个德国总督的时间，已不超过两年。和首任青岛总督罗绅达一样，叶世克的一生也都是在海军度过的。有一些人，仿佛生下来就是给军队准备的，而他们两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代表。作为第二任的青岛总督，叶世克本来也可以在任期结束时重新回到海军，继续他自己的纯粹的军人生涯，但是，恰恰是在这最具连续性的环节上， 他和的前任以及后继者泾渭分明， 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因为他在并不曾完成任期的时候就病倒了。他死在了青岛，成为 1897 年至1914 年的十七年间唯一将生命终了在租借地的德国总督。1851 年 8 月 4 日， 保罗·叶世克出生于布雷斯劳。 他是银行职员奥托·叶世克的儿子。叶世克中学仅读到十年级就不在上学了， 1868 年 4 月，17岁的叶世克以候补海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从 1868 年 7 月至 1869年 6 月，叶世克随教练舰尼奥比号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活动， 1872 年晋升为海军中尉。在 1872 年至 1881 年之间，叶按命令有规律地变换着在陆上或在舰上职务，并于 1881 年在西印度晋升为海军上尉。同年，他改任在鱼雷试验仲裁。 1886 至 1888 年，叶在东亚成为狼号炮艇的指挥官，并在1888 年晋升为海军少校。1888 至 1892 年，他在基尔成为鱼雷局的负责人，1892 年至 1895 年在柏林成为海军部中央局长官，并在 1894 年获得晋升海军上校。1895 年 4 月，叶世克被任命为大巡洋舰皇帝号的舰长，并率领该舰从

458 459德国到达东亚。1896 年 5 月他被召回柏林，担任了海军最高统帅部外事局长官。1898 年 10 月 10 日，在罗绅达上校在胶州遇到了一系列麻烦的时候，他被匆忙任命为胶州租借地的第二任总督。这时，他 47 岁。而实质上，早在 1896 年春天的时候，叶世克就曾经访问过胶州湾。他在那个春天在胶州湾的活动情况，没有被记录下来。 17 个月后，蓄谋已久的德国人就占领了那里。 1898 年 10 月关于叶世克的任命并没有马上被执行，发生拖延的原因，我们不知道。直到 1899 年的 2 月 19 日，叶世克才到达青岛，开始履行他的总督职责。在叶世克就任不到一个月的 1899 年 3 月 11 日，总督颁布了一项新的决定，这就是在参议重要的殖民地事务时，平民团体的三名代表将被吸收参加总督府议会，这三名代表参与议事的时间是一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由总督在听取总督府议会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第二名由在商业登记中的非中国公司选出，第三名则在土地登记中的地产主产生。第三名代表不分国藉，但应是至少缴纳土地税 50 元以上者。这个做法，应该是对前段时间商人们非议政府施政不公平的回应。接下来，叶世克就遇到了麻烦。先是筑路公司和当地民众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演化成了一个血腥的军事事件。随后，应德国公使由北京发来的应付危机的请求，叶世克先后派出了两支特遣队前往北京和天津。后来在 1900 年的 6 月 19 日，第三海军营又派出了一支新的特遣队赴大沽。筑路冲突最终在 1900 年 10 月由叶世克和山东巡抚达成的协议获得解决。此后，在 50 公里地带以内的德国工程，开始由青岛方面和山东当局一起加以保护。而派去北方的部队，也在局势平稳以后陆续回到了青岛。然而在这过程中，叶世克已身心疲惫。从 1900 年 7 月起，一份每周出版的政府公报开始发行，它被用来刊登总督府的全部法令和通告。其中较为重要的和所有涉及华人的内容，除了德文外，还被要求同时用中文刊出。早在 1900 年的 3 月 24 日，叶世克已在香港迎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海琳娜·沃尔尼。但是这之后他就进入了最受困扰的时期，并最终在 1901 年1 月 27 日死于斑疹伤寒症。政府方面在叶世克去世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 1900 年那段困难时间里，“他不顾健康，全力以赴的工作，才加速了生命的结束”。一份政府文件赞扬说，他给自已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因为殖民地的繁荣将使他的名字不会被忘记。约翰内斯·克里斯特少校，是叶世克总督之后第二个客死青岛的殖民地官员。逝世前，他的职务是德国第三海军陆战营指挥官。本地城市史研究者王栋根据美国杰斐逊大学教授迪特 ·格勒舍尔提供的一份第三海军陆战营历任营长资料，大致描述了这个海军少校的人生履历： 1855 年 1 月 7日出生于法兰克福的克里斯特，在 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完成胶州湾的武装占领之后，参与了延续到 12 月的租借地边境勘定和测绘工作。自 1900年 3 起，他接替杜尔少校，开始担任驻青岛德军第三海军陆战营的营长，直到 1902 年 2 月 14 日在青岛死去。他遗留的职务，随后在 1902 年 3 月由霍夫里希特少校继任。王栋分析，从殖民地重要官员的相继死亡看，对气候差异的不适应和当时青岛恶劣的卫生条件，与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意外不无联系。这导致了当局下决心在青岛确立起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医疗制度。克里斯特少校在青岛山下欧洲人墓地树立的墓碑，临近高处的叶世克总督墓碑。材质选用黑色大理石，碑体镶嵌有克里斯特的肖像浮雕。浮雕的下方，雕刻着逝者的身份、军衔，以及逝者生卒年月日及地点。克里斯特自 1897 年开始与青岛发生的现实联系，至 1902 年终结，但克里斯特的遗骨，就此却和青岛山紧密连接在了一起，并在以后几十年中被不同的拜访者探寻着。1897 年 11 月法兰克福人克里斯特第一次踏入胶州湾陆地的时候，一个叫瑞奴的女孩刚刚在浙江瑞安出生，女孩长大，成了作家，将名字改为苏雪林。1935 年夏天，作为基督徒的苏雪林曾几番出入青岛山墓地，详细记录了克里斯特栖息地里面的静谧。也是在这里，她联想起了法国名人的坟墓：“一代英雄拿破仑在巴黎有他单独的陵寝，游历花都者谁不曾去凭吊一番？历史著名人物则归骨于巴黎的万神庙。墓设地底，石穴幽深，每

460 461穴睡名人两三不等。甬道设有紫色的虹霓管，映着青色石壁，浮漾着一种梦幻似的光，墓穴里也有光线黯淡的各色电灯照映着。穿着制服的向导，带着一大批游客，穿行甬道间，每到一石穴的门口，便停住脚，大声将里面睡着名人姓名及死生年月报出。好像村塾学童背书，信口如流，却不知书中说的究竟是些什么话。游客则翘起脚尖，向墓中名人所睡的角落，投以一瞥，算对那些名人奉上心香一瓣。这样一批一批地走过，每天总有数十或数百批游客，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进万神斋瞻仰须买票，这些死了的名人每年要替政府赚一笔很大的钱。”作为一种历史延续和对生命的尊重，传教士福柏、总督叶世克和海军少校克里斯特墓和墓碑的安宁，大致在青岛山下持续了六十年。期间接踵而至的凭吊者和南来北往的游客，都是这一传统墓地格局的见证者与描述者，直到于 1960 年代中期这里被彻底拆毁。在红旗招展的尘土飞扬之中，福柏、叶世克、克里斯特和梁实秋的女儿、黄宗英家的北京厨子，以及成百上千难以尽述的客死者，顷刻间尸横遍野。墓穴里爬出的虫子，肆无忌惮地穿越残垣断壁，在那些个陌生的雕刻人名上面跳来跳去，宣告着一个破旧立新时代的到来。被破碎的墓碑残片，运送到城区各处的修路工地，成为了新时代的铺路石。这些青岛城市史的先驱者一个一个重新回到地下，与走在上面的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异常荒谬又异常真实的城市现场。1914 年 11 月完成的日本占领，没有打扰青岛山下墓地里的逝者。新发生的死亡，继续增加着这里的墓碑数量。随后，日本人在不远的高处，另外建立了一块墓地。种族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在冥间依然清晰可见。1926 年 10 月，胶澳商埠局组织进行公墓围墙大门设计，次年 6 月布告军民人等严禁私人游览万国公墓，规定擅入者将受罚。检索国立青岛大学和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长黄际遇的《万年山中日记》，发现至少在 1932年的时候，万国公墓已经是通用名称。当年 9 月 28 日黄际遇记：“晨钟甫动， 早寐不成， 披衣携杖， 道京山路， 万国公墓， 折入第一公园。 缛叶渐丹，残荷半绿，氹无积水，草荫斜堤，植杖高瞻，惊满园之秋色。据坡远睇，宛在水之中央，气候冒殊，何止过驹之感，历时三刻，归食早餐。”但其间地图标识上，青岛山公墓一般使用欧人墓地称谓，东北方向的另外一处公墓称日人墓地，日人墓地的东面，是中庸路火葬场。 1933 年 1 月 28 日青岛市公安局的一份报告， 曾有日本青岛学院学生一百五十余名赴贮水山、万年山日本墓地等处打猎的记录。中庸路，回来叫延安二路。1932 年 11 月，黄宗江、黄宗淮、黄宗英兄妹随父母来青岛。黄父为电话局工程师， 自北京调青岛。 黄宗江回忆， 当时 “全家人包括厨子王师傅、小脚李妈、老张妈都去了青岛”。而对黄宗英来说，“爸爸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对青岛山公墓，黄际遇同事梁实秋的体验也许更刻骨铭心。梁实秋《槐园梦忆》记：“季淑身体素弱，第四度怀孕使她狼狈不堪，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阴历二月二）生文蔷，由她的女高师同学王绪贞接生，得到特别小心照护，我们终身感谢她。分娩之后不久，四个孩子同时感染猩红热，第二女不幸夭折。做母亲的尤为伤心。入葬的那一天，她尚不能出门，于冰霰霏霏之中，我看着把一具小棺埋在第一公墓。”1933 年的这个青岛初春，成为了梁实秋永远的痛。记忆捍卫者1935 年夏天，避暑青岛的苏雪林曾独自一人“带着一件薄绒衫子”，去万国公墓“享受一个清绝的黄昏”。这是早期关于万国公墓的叙述中，最细致、 委婉的文字： “这座墓园， 面积不算太大， 大小坟墓， 已塞得满满，后死的人想在这美丽的墓园再占一穴之地，已很不容易了。那些坟墓型式的设计，都匠心独运，无一雷同，白石琢成的十字架，磨聋得晶莹似玉，镌刻着金色铭记，映在夕阳光里，灿烂生辉。架上钉有救主苦像的，我知墓中人是个天主教友；作叠十字形的，我知死者是个希腊正教徒；普通十

462 463字当然代表耶教徒的信仰。背插双翼秀美可爱的天使，所守护着的一定是个和他一样纯洁的小灵魂，半缺的丰碑和断折的圆柱，象征功业已成而享年不久的伟大人物。那边一座白石玲珑，砌造不久的芳坟，看碑文是位年华双十的小姐，坟头上搁着一个新花圈，是鲜艳的玫瑰缀成，当是她生前情人奉献的。那红得断肠半蔫的花瓣上似铭泐着永不磨灭的爱情，和永隔人天的幽恨。 这是谁家的爱侣， 竟于绮年玉貌， 前途似锦之时， 撒手人寰，长眠此地呢？这边又有个小坟，天使的石指头上也挂着一串素馨花编成的小小花环，在晚风里摇曳。这当是一位做母亲的人，怕她孩子躺在这里太寂寞，特别带这个来安慰他的吧。无情的黄土，可以吞噬世上任何人，却阻挡不了情人两心的相偎，和慈母泪痕的注滴。”在这个“四无人迹的墓地”，苏雪林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爱”，将生和死扭成一个环。 “爱” 虽不能教生命永久延续， 但却能教生命永久存在。“死人活在生者的记忆里。 ” 一位欧洲作家不是曾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吗？1936 年颁布修正万国公墓埋葬章程。同年 3 月出版的《中国建设》第十三卷第三期刊登林择之撰写的《青岛一年来之建设》称：“万国公墓，本年已就邻近隙地加以扩充。并在古山开辟免费公墓区十六区。就地面两三公尺以下， 将坟墓按行排列， 碑与碑间仍可耕种。 从此生养死葬各得其所，将来各区也可以按此办理。”从苏雪林的叙述和《中国建设》的记录可以看出，在万国公墓建立三十年后，公墓规模的扩充，已成必须。自 1940 年始，为便利市民丧葬，前海天后宫建殡仪馆，其后本地重要丧事一般是先入太平路殡仪馆开吊，后安葬万国公墓。 1947 年中航 121 号机触山起火，遇难旅客遗体盛棺存殡仪馆设奠，后葬入万国公墓。战后青岛人口激增，1946 年《民众日报》曾报道《万国公墓，人满为患》。同年 4 月，有关方面计划在万国公墓两侧增辟新墓地及国殇墓园，但发现困难重重。 9 月青岛市政府指令社会局，将湛山西侧太平山南麓辟为万国公墓新墓地。 1947年的《民报》刊发消息称，第一公墓增新坟三月共计九四座。生与死，是生命的两端。死亡，和所有人有关，灵魂安息地，也和所有人有关。到 1939 年时，含胶县和即墨两地，青岛人口已达 180 余万，而根据 1941 年 12 月警察局的详细调查，市区人口已上升到 626234 人。如此庞大的人口，自然死亡者亦有相当数量。即便去除了就地安葬的郊区农村人口， 也并不是所有的城市亡者， 都有均等机会葬入万国公墓。 毫无疑问，亡者的家庭、 身份、 地位和财富占有量， 是最终决定能否入葬的重要杠杆。入不入的了此门，关乎尊严，却无关公平。如果万国公墓果真是通向天堂的安息处，这个时候，上帝却缺席了。万国公墓的亡者，国籍不同，种族不同，年龄性别经历，更千差万别。根据有限的文献记录， 整理出一份埋葬其中的亡者名录， 以为纪念 ： 吴蔚若、郑琪、紫光、昌圣、费筱芝、侯圣麟、王致惠、葛宗南、周子瑜、万星三、邹历鉴、陈斌廷、毕阴堂、王晋甫、李助如、比安鲁荷、徐长庆、李长有、高王静波、 李佐周、 李宋淑郁、 李士霖、 曲延淑、 米克亭、 向邦正、 克得山林、傅惟一、葛尚勇、邹益有、张海藩、张万华、高料五、姚国桢、傅筱砚、赵丹廷、高树屏、陈望临、李树堂、李鸾祥、郑云普、朱之豪、嵇佩英、曲凤贤、于六宝、白彼得、诸葛宝坛、李树峻、王保仁、王葆仁以及中航坠机罹难者。这一亡者录显然挂一漏万，抄写在这里，表示对所有生命的尊重。 生过， 来过， 去了， 无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 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福，都值得纪念。不过，对亡者的缅怀，在青岛山的万国公墓里，苏雪林也曾经发出过不同的思考：“我以为人死以后，顶好像红楼梦宝二爷所说，化成了一阵轻烟，风一吹，便散尽了。从此世界上再寻不见他的踪迹。不过人死化烟究竟是怡红公子的痴想，那么像某女作家所说，装在一具水晶棺内，用小船运到海心， 在曼长凄恻的挽歌声里， 徐徐放下水中。 万顷澄波， 一天明月，一个人从此去了， 永远和这可厌的尘寰告别了。 这种葬礼， 果然富于诗意。我希望这个理想有实现的一天。”她表示：“我的思想永远是矛盾的。刚才我还觉得死人应该活在生者的忆念里，现在又觉得这想法的可笑。我既憎恶外国人处置名人遗骨的作法，则这种幽丽的墓地是多余的，存在于活人忆念里也是多余的了。 生命是件无可推诿的苦差， 交代后， 便该让我自由，再牵藤攀葛同活人发生关系，甚至供活人去利用，我可非常不乐意啊！”

464 465苏雪林关于忆念与墓地存废的乐意与不乐意，属于她自己。历史演变逻辑的乐意与不乐意，却由不得一两个人的情感与意志了。在一个疾风暴雨般的破旧立新时代，万国公墓接下来面临的命运，也许就并非那么匪夷所思了。荒谬与真实的距离，很多时候仅一步之遥。万国公墓的末日，发生在 1960 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持续的拆除行动中，整个公墓被彻底捣毁，墓室、墓碑、围栏、道路的石材被运走当了周围区域建筑墙基与铺路石，墓地一片狼藉。我小时候在兴安路的台阶路面上，经常能够看见一些刻有文字的墓碑，人来人往许多年，逐渐踏磨的模模糊糊，辨认起来已不太容易。五十年后人们在中山公园的围墙石基中，也陆续发现了本地报业投资者张乐古等人的墓碑残片。京山路和万国公墓的关系，可谓唇齿相依，因为几乎所有有关万国公墓的回忆，都涉及到了这条在今天似乎已不起眼的道路。通过 1900 年代的城市规划方案比对，发现京山路其实是最早进入规划的城市道路之一，也是市区连接万国公墓的最主要通道。如此看来，青岛山被人称呼为京山而不是这山那山，确应与京山路的德高望重有关。实际上，发生在京山路上的城市过往，要比人们经验记忆中固化的内容，丰富许多。检索档案，发现 1932 年 11 月 15 日有在福山路、齐河路、京山路口设置京山路临时派出所的记录。 1935 年 4 月 26 日，青岛市商会公函开放京山路、韶关路等处公地公开竞租。 1936 年的《正报》，也曾刊登青岛市财政局关于京山路等处公地编列地号公开放领的通告。而更不为人知的是， 京山路曾建有一座中山奉安七周年纪念塔，1938 年青岛沦陷后，伪青岛治安维持会即行主持拆除。中山先生 1912 年秋天曾参访问过青岛，住在离万国公墓不过千八米的地方，用不了一袋烟功夫就到了。期间孙博士对青岛的城市化多有推崇，并鼓励年轻人以青岛为榜样，建设未来的共和国。国父奉安七周年，青岛在中山公园之上筑塔缅怀自合情合理，可这时候城市已邻近危势，这份奉安纪念，着实就来的不是时候。京山路下面的路网，似在 1940 年代初开始完善功能。 1941 年 12 月18 日公布的 《青岛特别市建设局三十一年度施政计划》 道路改修工程部分，有牟平路京山路间修筑道路的工程说明，称：“牟平路京山路间有空间官地一段，约两万方步，风景优美，宜于住宅，但因道路未修，交通不便，无法利用。兹拟在空地东旁，新辟一主路，长三百二十六公尺，宽十六公尺，由京山路通至牟平路，在空地中间作一圆广场，以为车辆回旋之地。由广场至主路修一支路长六十五公尺半，宽七公尺，自广场至京山路修一支路长八十公尺，宽七公尺，自广场至齐河路修一支路长五十公尺，宽七公尺，如此则将空地分段建筑各有出路。”该工程的预算为：主路工程费25914.23 元，支路工程费 4722.82 元，京山路一段展宽工程费 1362.95 元，共计 3 万 2000 元。鉴于日占时期市区林木遭到很大摧残， 1946 年春开始政府在京山路南造华山松 13 亩、白皮松纪念林 33 亩。这对万国公墓周边的进一步绿化和环境优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检索到的 1948 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份文件中，则涉及到毛房文女士置有的京山路 19 号地产。之后，京山路陆续建起一些宿舍楼，包括山东大学的几排三层楼里。青岛山东侧是青岛料石厂， 无序的乱采将山劈成一面垂直的褐色墙， 没有了植被， 像一个大膏药。后来，青岛山或者京山，也安静了，公墓没了，公墓里埋葬的人，也早已经被忘记掉了。城市仿佛从头开始一般，活蹦乱跳。青岛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城市，也是一个人文历史丰富的城市。青岛的魅力，既因为自然环境的优美，也在于历史文化的积淀。举凡海洋文明、宗教信仰、民俗传统、城市建设、工商文化、都市风尚、文人踪迹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区域的文化磁场。实质上，人居、城市和自然长时间的和谐相处，是青岛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地方。早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康有为就曾赞美青岛为“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而在将康有为的这个评价持续传达到全世界的漫长时间过程中，青岛的开发、宽容与创造力也慢慢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把一个城市的温暖和美丽，渲染的淋漓尽致。

466 467我们知道，康先生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一半是大自然的馈赠，一半则是前人遵循和谐生长法则所进行的开拓性努力的结果。 1912 年秋天来青岛访问考察的孙中山，曾就对这里高起点的城市化建设、管理、制度设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希望把青岛成功的城市经验和科学方法，推广到全中国。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完整的城市系统的一部分，青岛的本土文化和创造力，显示出了不断追求进步与发展的文化品质。众多文化行者的亲身经历，都是青岛发展的见证。这些从起点出发的文化记忆，是一个青岛成长的真实过程，也是青岛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知道，不论过去还是今天，文化都是一个城市的表情和文明肌理，是一个城市生机勃发的象征。透过历史的图像与信息，我们可以看见城市长青的生命之树，体会城市进步发展的文化魅力。这些被发掘总结的历史图像与信息展现了青岛的性格， 也记录了区域文化孕育、 发展和变化历程。一个城市如同一个人，从诞生到生长，都伴随着一份属于自己的记忆。一代又一代的经历者和城市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联系，构成了决定城市性格的基因。因为这样的基因，青岛得以形成区别于其它城市的独特精神品质和文化品格；也是因为这样的基因，后来的青岛可以在持续的守望中持续产生着推动城市前进的冲动。我们相信，城市是一个连续的积累过程，是一个不断燃烧着希望、爆发着热情的创造过程。通过这本区域文化通览所显现的文化图像，我们可以发现祖辈在这里所展开的所有梦想；所经历的所有困惑、曲折、苦难与快意；所创造的所有物质与精神的财富。这一切组成了文化发展脉络中间最富有生命意义的信息。对这些历史遗存的珍存和守望，是后来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中间，我们发现历史，发现城市，也发现我们自己。实质上，区域文化通览本身就是一种见证。我们通过这些记录，将正在发生着的城市文化变迁，一点一点地保存在集体记忆的磁盘上。在持续的记录和行走中，捍卫文化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