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别墅时代的日常青岛

01：青岛1899

【曙光之城】

1899年，当48岁的罗伯特·卡普勒（Robert Kappler sen）和他的19岁的儿子汉斯·卡普勒（Hans Kappler）来到青岛的时候，一个在一年前被命名为青岛的新城市，正以超乎想象的建设速度，出现在胶州湾东岸陆地上。依照德国建造师在柏林完成的新城规划，率先进行的青岛湾一线的规模开发，高潮迭起。这一年，先期来到青岛的建筑师克诺普夫设计的野战医院建筑群、青岛监狱和格尔匹克-科尼希别墅，已开始施工。独立的新教小礼拜堂已经建成。（地图01-A）

作为租借地建设部门的负责人，克诺普夫在青岛逗留的时间非常短暂。接下来，他的许多建筑师同事相继完成的设计，让1899的新城市，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这些陆续开工的功能不同的建设项目里面，包括了一个和本书的核心故事安娜别墅遥相呼应的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圣言会设立在城市中心离前海最近的一片丘陵高处，与之后不久出现的安娜别墅隔街相望。这个两层建筑的南立面沿路展开，西立面则紧邻后来的教堂广场，对面是圣心修道院。这里很像是安娜别墅这些欧洲建筑的庇护者。但对斯泰尔修会来说，其精神控制的族群边界，显然并不仅仅是安娜别墅主人这样零零散散的德国移民，而是背后一大片华人商业区的人群。这些人，是天主教一直试图广泛吸纳的本土对象。圣言会和圣心修道院之间的大片空地，在被闲置了35年之后，最终建成了一个拥有双塔的大教堂。

在天主教高地的下面，安娜别墅几乎无可逃避地被积聚成一个世俗标志。不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精神属性上看，安娜别墅从一开始就处在了世俗社会和信仰高地之间。扩大开看，其代表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城市主流文化，还与大鲍岛华人区蜕变中的本土精英文化，构成了泾渭分明的形态对照。这对一个普通的德国商人来说，也许是一份难以承受的荣誉。（01-01）

新城市的建设任务，包罗万象。在1899年，除了各地段的日常事务外，警察们主要进行了建筑和卫生方面的治安工作。1899年的一份官方报告说，斑疹伤寒的出现使警察们大大忙碌了一阵子，在控制与制止传染性疾病的关键时刻，政府“又向警察局援派了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军队下级军官和士兵”。在1899年时，德国租借地管理当局发现，不洁净的地面，通过过滤性很差的土层构造，伤寒病菌很容易渗入地下水及井水中。而这些水井，在1899年尚是居民的唯一水源。由于这些水井均无预防不洁雨水流入的设施，虽然人们按照医生的要求将井水煮沸后方才饮用，但当局相信，病菌主要是由它传播的。于是，行政当局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便是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优质饮用水。稍后，市区通过下水管道引出海泊河谷的地下水，接入市区街上的水龙头和水井站，并逐渐通过家用管道与住房接通。

新城市的边界，甚至已经抵达到了数公里之外的台东镇。1899年10月2日，台东镇依照规划建设的第一座房子奠基。三个月后的圣诞节，“宽宽的街道已平好，长长一排房子立在那里”。而不久前，这里还是一片“光秃秃的田野”。这些“建得耐久和美观”的房屋，给一万多从海岸线一带迁移的原住民和小商贩，提供了住处。在租借地政府看来，像台东镇这样快的建设速度，此前没有在任何一类城市出现过。

在台东镇第一座建筑奠基前5个月，当局着手在米勒上尉路东端，也就是今登州路的东头，修建毛奇兵营。之后不久，一家专门经销啤酒的酒吧，开设在现登州路与宁海路拐角处的兵营对面。这间不知名的酒吧和几年后在附近投资建设的啤酒厂，开启了青岛的啤酒时代。（01-02、01-03）

由青岛区沿曲折海岸线向东，在会前山连绵山体的东南方向，伊尔提斯军营建筑群同时也开始建造。两幢大型营房“位于青岛区以东，在一处伸出的海岬西北约1.5英里。军营所在的位置极佳，背靠伊尔提斯山，向南可远眺克拉拉海湾的优美海景。”长110米的军营建筑东西向展开，外部装饰由军方建筑师米勒上尉设计，内部设计则由总督府工程师拉菲尔特完成。建成后，这里被认为是当时欧洲各国在远东建筑的最为宽敞与舒适的部队营房。

新生和死亡，几乎诞生在同一个早晨。1899年的夏天，伴随着新城市的出现，一个永久性灵魂栖息地的建设被纳入政府计划。几个月后的一份政府备忘录记载，市区建筑的扩大使得有必要废弃原有墓地。新墓地位于青岛山的南坡，能够俯瞰海湾。地势呈梯形渐次上升，坟墓在每个梯面上被排成两行。梯形地带的中部有条宽阔的通道，最上端计划建造一个墓地教堂。该备忘录说，此项计划将在1900年动工。

德国人建设租借地的计划，并非一帆风顺。在更遥远的地方，冲突出现了。1899年夏天到秋天，因为土地的问题，山东筑路公司与当地农民在高密等地陆续发生了一些规模不等的流血冲突。事态后来逐渐扩大，高密武生李金榜在两度率兵拆毁枕木之后，更率持有各种武器的3000人再度冲击筑路现场，并向德国人开炮。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刚刚就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只好电达山东铁路公司经理锡乐巴，请其暂停工程，以待商办。后来事件的发展轨迹证明，正是因为这些麻烦的出现，使得继毓贤之后任职山东的袁世凯，显现出了作用。然而，诸如袁世凯、锡乐巴这样的头面人物，并不对1899年的青岛开发场景构成日常意义。尘土飞扬之中，每一个千里迢迢到来的新移民，都怀揣着自己的未来。

1899年年中，罗伯特这个会木匠活的德国人，携带着家小和一家人对新生活的期待，漂洋过海来到了青岛。他进入青岛后的最初职业，是制造马鞍和一些室内装潢品。这个时候，在青岛海岸线的高处建造一栋诸如安娜别墅这样的奢华建筑，对他来说还近乎梦想。

在一个曙光之城里面，新移民罗伯特的未来故事，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条铁路的起点】

罗伯特是乘坐着德国轮船公司的蒸汽船抵达的。这样的蒸汽船，在当时的青岛有多条，它们满负荷的运转，保证了这个开发中的新城市与欧洲大陆之间源源不断的联系。在罗伯特后来在阿尔贝特大街23号地318号地块（今安徽路16号）的邻居里，就有蒸汽船泰坦尼亚号机械师斯蒂尔洛（Otto Stielow）。斯蒂尔洛住宅所在的23号地，由阿尔贝特大街（今安徽路）、皇储大街（今湖北路）、卢伊特波尔德大街（今浙江路）、伊伦娜大街（今湖南路）围合。这个围合区的西北顶端，就是1901年出现的安娜别墅。（01-04）

1899年，不仅仅是罗伯特的青岛起点，也是铁路工程师锡乐巴的事业起点。罗伯特进入青岛的时候，锡乐巴刚刚开始接手领导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程。

锡乐巴和山东铁路以及其起点城市青岛的联系，开始于1899年。但实质上，锡乐巴和中国以及中国铁路的联系，则要早很多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个锡乐巴，中国一部早期铁路史的好多情节，都要改写。

海因里希·锡乐巴生于1855年，成年后，他被培育成为了一名铁路设计师。在31岁的时候，锡乐巴的命运开始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大概在1886年，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投资商在经过考察后表示，他们很快就将开始在中国修筑铁路。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工业企业，都希望能从中国政府那里拿到订单。同年，德国首相俾斯麦派遣了4名铁路工程师到北京，学习中国的语言，以为日后中国政府准许建造铁路时做好准备。锡乐巴就是这4个人其中之一。在这个情节上，锡乐巴和他后来在山东的幕后谈判对手荫昌很相似。不同的是，锡乐巴在中国学习的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和交流工具，荫昌出洋留学接触的则是现代制度和先进技术。

学会中文之后，锡乐巴很快就得到了指令，建造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但是锡乐巴很不走运，这条中国最早的营运铁路在建成后不久，由于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一些保守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被拆毁了。从1892年至1898年，锡乐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设计铁路，他设计建造了从汉阳到湖北大冶铁矿的铁路。1895年7月，张之洞先后向总理衙门提议修建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铁路，同时派锡乐巴勘测线路。翌年2月14日，张之洞根据锡乐巴的勘测结果奏准清政府，实行分段筹办。不幸的是，锡乐巴这次完成的沪宁铁路设计计划，订单并没有交给德国企业，而是给了一家英国公司。

后来，锡乐巴又设计了京汉、汉渝等铁路的方案。但锡乐巴所有已经预先做过勘测和设计工作的铁路，没有一条最后交给德国公司建造。因为，北京的中央政府的部分官员不喜欢张之洞在修筑铁路方面的成绩，他们害怕这样会让他变得更加有影响力。到了1898年，中央政府任命了盛宣怀来领导和监督中国的铁路建设。随后，锡乐巴成为盛的技术顾问。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锡乐巴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不过，带给锡乐巴好运的，并不是盛宣怀。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关于青岛的租借条约，终于完成了签署手续。根据这份条约，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允许德国修筑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线。在这个背景下，柏林各方面的动作明显加快了。

最初，问题的焦点依然在商业竞争上，核心是修筑铁路的特许权。

在1898年的柏林，青岛还是个庞大的纸上计划。所有的机会，都意味着利益，特别是投资规模巨大的铁路和港口。在那里，几个有影响的工业和银行集团，都竞相提出了计划和订单，以最终获得建造这条山东唯一的铁路。其中两个最大的集团，分别是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一开始，两个集团的准备工作是依照各自的部署独立进行的。刚刚让盛宣怀招募的锡乐巴，被银行集团委派来山东，立即着手进行建造铁路的设计。与此同时，山东企业联合集团则委派了另外一个铁路工程师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也开始从事同样的设计工作。锡乐巴和银行集团的关系显然非常密切，这从他同时被委托设计德华银行青岛分行的办公大楼就可以看出。

1899年6月1日，决定性的环节在柏林生成。一个由德华银行、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国民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巴伐利亚贴现与承兑银行、柏林商业银行等组成的商业联合体出现。这个由总共十四家银行共同出资5400万马克成立的联合体，就是专门营建山东铁路和日后进行管理事物的山东铁路公司。无疑，它到了修筑铁路的特许权。

这是整个山东铁路建设早期，德国方面进行的最重大的决定。在这之前，分别代表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锡乐巴与格德尔茨两人，都设计了一条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方案。他们作为竞争对手，自是各自为战，方案当然也有很大不同。但双方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争取独立获得修筑铁路的特许权。不过，柏林政府方面后来显然认识到了这中间的困难，他们认为，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如果分头单干，力量都太弱小了。政府开始将方向转向联合，他们相信这样会强大很多。如是，两个相互角逐的集团，便进行了联合，走上了组建山东铁路公司的轨道。

有理由相信，在这次有关特许权的联合行动中，银行集团应该是主导者，也是赢家。结果，锡乐巴成为了这家公司驻青岛事务所的经理和首席工程师，负责对铁路的修筑进行监督。

山东铁路公司的出现，完成了在柏林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这使得山东铁路可以得到完全的投资保障，并尽快进入到实质的建设中。随后，研究者在青岛市档案馆组织翻译的《胶州发展备忘录》中间，找到了关于这家公司使命的记录。根据该备忘录1898年10月至1899年10月期间的记载，山东铁路公司被明确的任务是：将该铁路在5年的期限内修好并付诸营运。以“将山东省北部的最重要的煤炭产地和青岛与济南府之间的最重要的城镇都紧密联接起来”。

作为联合行动的直接受益者，尽管这一次锡乐巴依然经过了和自己的同胞竞争这样的过程，但获得的却是一次干干净净地排除了英国公司的商业机会。在锡乐巴的铁路修筑经历中，英国人曾经象影子一样跟着锡乐巴，使得他经常看不见自己在那里。这一次，锡乐巴开始成为了一条在中国的德国铁路的建设主角。

这个事业在1899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4岁了。一个不缺乏抱负的中年人，终于获得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1899年6月14日，山东铁路公司正式成立。9月23日，德皇之弟海因里希亲王在青岛主持了山东铁路的开工典礼。当日，铁路正式开工建设，并在青岛和胶州两地同时铺轨。

在山东铁路的全线，锡乐巴的影子无处不在。从1899年至1908年，锡乐巴一直在青岛担任山东铁路公司经理。显然，在锡乐巴的漫长的中国经历中间，参与山东铁路的设计和修筑，是他成为职业铁路设计师之后最稳定也最为成功的事业。在这个位置上，他实现了一个铁路设计师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戏剧。（01-05）

有意思的是，锡乐巴有一个叫皮特的兄弟，也是山东铁路的修筑参与者。作为区段工程师，他直接参与了铁路的修筑。这期间，协助锡乐巴设计青岛火车站大楼的路易斯·魏勒尔建造一号区段，而锡乐巴的兄弟皮特·锡乐巴则建造五号区段。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叫刘子山的年轻中国人，也获得服务铁路修筑工程的机会。作为翻译，刘子山参与山东铁路建设的经历，成为了他最终成为安娜别墅第三代主人的铺垫。刘子山构建起来的锡乐巴、罗伯特、铁路与安娜别墅之间的事件关联，透露出租借地时代青岛变化着的机会形态。这种相互交叉的不同背景的移民之间的叠加，显示了新城市社会结构中一种具有开放姿态的运动轨迹。

海因里希·锡乐巴从1899年至1909年一直住在青岛，1909年他回到德国。之后，他的弟弟皮特从1909年到1914年一直担任山东铁路公司的经理，直到德国战败。

锡乐巴兄弟的故事，几乎构成了整个山东铁路建设故事的最核心部分。这个故事在1914年发生转折之前，锡乐巴兄弟的身影无处不在。在青岛期间，锡乐巴兄弟一同住在太平路山东铁路公司的办公楼里。铁路公司办公大楼在1899年前就已建造完成，它的旁边，是锡乐巴和魏勒尔一起设计的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大楼。从铁路公司办公楼到海边，距离不超过30米，而到青岛火车站，距离也不过是2000米。黄昏的时候，从山东矿务公司总部大楼和德华银行中间的空地，锡乐巴兄弟两人可以看见辉煌的落日。

设想锡乐巴端着咖啡杯观看这一景象的情形，一个中年人在异乡的感受，令人动容。有那么一些平静的时刻，面对即将落入胶州湾海中的太阳，锡乐巴也许会泪流满面。一颗泪珠滚落到咖啡中，溶解了，一颗泪珠则跌落到地上，瞬时粉碎。也许，一切都没有理由，也许，这个不需要理由的泪流满面，正是后人可以给锡乐巴找到的，最合适的理由。透过时间的迷雾，并不容易看清楚锡乐巴脸上的表情，人们努力搜索到的，始终是一个模糊的背影。灯光打开，锡乐巴开始用晚餐，然后阅读书报，然后枕着海浪睡去。第二天早晨，太阳照样升起。不知道，这样的猜测，是不是接近锡乐巴10年生活的真相。即便是，肯定也不是全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锡乐巴就是在这里，在这个每天经历一次落日的房间，控制着山东铁路的整个建设过程和早期的运营。之后，这个故事的主角换成了他的弟弟。

1899年秋天山东铁路开工的时候罗伯特·卡普勒抵达青岛。冥冥之中，这个48岁的德国木匠成为了一个历史时刻的见证者。他一板一眼制造出的室内装潢品，抚慰了新移民在陌生之地的惶恐。

【码头筑造者】

1899年的青岛，人来人往。这中间，包括了筑港工程顾问埃米尔·里希特恩（Emil Rechtern）。把里希特恩1899年历时几个月的青岛之行称为访问，是合适的。因为，他在青岛逗留的时间很短暂。实质上，作为柏林派出的技术官员，里希特恩对青岛港的建设并不负有直接责任。所以，即便是从职务范围和管理权限上看，他1899年的青岛之行也符合访问的性质。

根据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向青岛城市史学者王栋提供的线索，里希特恩1839年5月7日出生在不来梅近郊。1876年他成为威廉港的海军建港顾问后，威廉港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在1891年的时候，里希特恩被提拔到德国海军部。所以，当1898年在青岛建立一个现代港口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有关方面希望得到有经验的里希特恩的支持，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实质上，存在着海军部曾向里希特恩咨询过的证据，这包括青岛的港口应该建在哪里，以及如何建设等专业问题。而后来里希特恩的青岛行程，显然也与港口有密切关系。

在里希特恩到来之前，青岛港口的建设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一段时间。根据把大港建在胶州湾中的计划，1898年的年底，政府方面开始由妇人岛与西南方一个毗邻暗礁所在水域之间填筑一道石坝。这道石坝将构成港内抵御强大西北风侵袭的防浪堤的主要部分。石坝工程所用石料，分别来自沧口以北的采石场和在俾斯麦山北新开的一个采石场。一条铁轨由采石场通往海岸，石料则由一个活动的倾翻架装上车辆，以方便在所需地点翻卸。

1899年秋天制作的政府报告记录，当年的夏季里，测量技术部门对港湾水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这次勘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搞清楚在海平面下多深的地方才能触到岩石，因为这可决定需要疏挖的港湾的水深。在开工前进行的钻探取样，初步结果已通过在大约延伸4平方公里的水域内的勘查，获得了满意的证实。到报告完成时，勘查工作已经结束，而码头的最终设计方案，也可以提出了。

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希特恩出现在青岛。

在到达青岛之前，里希特恩不仅接受过一般性的咨询，也曾经被要求去青岛直接指导或监督那里的港口建造。但是，这个要求被里希特恩拒绝了。人们不确切知道里希特恩拒绝担任这个职务的原因，但从年龄上推断，他在接近60岁的时候，如果长时间被派出在一个待开发的殖民地任职，可能有相当的困难。从研究者后来掌握的情况看，里希特恩的健康状况可能并不是很好，因为在拒绝去青岛任职的5年后，他就去世了。但是，没有亲自监督青岛的港口建造的里希特恩，还是认真地选择了一个能干的技术官员去了青岛。1898年5月16日，受里希特恩派遣的筑港工程师乔治·格罗姆施来到青岛，成为青岛建港部门的首位负责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格罗姆施对港口的建设过程和大港最后如何完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他反对改变最初计划里的I号码头和II号码头的走向等。

里希特恩1899年在青岛活动的具体细节，研究者目前还没有获得可信任的记录。据说马维立博士在里希特恩的孙女那里得到了里希特恩的日记，但尚不清楚那里面是不是涉及了里希特恩1899年访问青岛的内容。在青岛的几个月，这个60岁的海军港口建设顾问的行踪，被胶州湾的海浪淹没了，人们不知道这中间是否包括了一些重要史实。在1899年秋天的时候，青岛租借地政府对工程进度的期望是，当山东铁路由潍县修到青岛港并交付使用时，这个港口应能对若干艘大型船只提供有蔽障的泊位。同时，政府希望妇人岛至暗礁之间达到高水位线的石坝工程，可以在1900年的早些时候完成。那样，就可对港湾内域进行有效的保护，以使政府船只、私人舢板和帆船可在这里得到安全的停泊。

最终由维林公司获得了的港口建设工程后来进展顺利，1904年3月6日I号码头投入使用，胶州总督以及山东巡抚周馥都出席了竣工仪式。随后II号码头也在1906年完成。里希特恩应该获得了I号码头建造顺利的消息，但他却不知道胶州总督关于为“殖民地历史一个如此重要的阶段”立一块纪念碑的想法，他没有活着看到这个码头的最终建成。1903年5月3日，里希特恩在柏林去世。（01-06）

整个青岛港的建设，涉及了许多专业技术人士，这其中包括筑港工程师约翰·斯提克弗茨（John Stickforth）。和作为铁路工程师与青岛发生联系的锡乐巴一样，以筑港工程师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斯提克弗茨，接受的都是独立商业机构的委派。连接锡乐巴的是山东铁路，而围绕着斯提克弗茨故事的一直是青岛港。和之前已经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的锡乐巴不同，斯提克弗茨对与这个陌生城市的遭遇缺少准备，他似乎算不上喜欢这里。

斯提克弗茨所服务的，是汉堡的维林公司（C. Vering Co. &），这个公司在早些时候青岛的一些出版物上，一直被翻译成回利格公司。早在1875年，维林还是不来梅的一个不出名的铁路工程师。可能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不确定的考虑，后来他开始转行从事港口建设。1879年，维林在威廉港参与了海军码头的大规模扩建工程，1883年至1889年，他则在汉堡建造了3个远洋轮船的港池。之后，他还参与了耗资3200万马克的北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工程。

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建造一座可以通行大型军舰和远洋轮船的现代化港口，便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此前，虽然中国军队早在1892年就已经建造了一座伸入大海的栈桥，但这座简易的军用码头仅能靠泊吃水很浅的小型船舶。经过柏林海军测量部的考察勘测，新港口最终选址在胶州湾内，原因是那里夏天不受东南季风和可能到来的台风影响，冬季也可以躲开强劲的北风。

筑港的首要任务是建造一座巨大的半圆形防波堤，以保护锚地免受北风的影响。这座防波堤的建造开始于1898年10月29日。1899年，防波堤的建筑工程由施密特公司接手。

早在1898年5月，受海军部建港顾问埃米尔·里希特恩的派遣，格奥尔格·格罗姆施就成为了胶州总督府筑港工程部的首位负责人。5月16日，格罗姆施来到青岛。随后，格罗姆施制订了整个大港，包括后来的半圆形大防波堤和I、II号码头的建设规划。维林公司的出现，基于格罗姆施和总督府的一个共识，这就是他们都认为，大港工程的建造，应交由一家私营公司来完成，而来自汉堡的维林公司恰好符合要求。

1898年11月23日，维林在汉堡和海军部进行了首次会谈。结果维林表示愿意负责建造青岛港，并提出把工程师约翰·斯提克弗茨派往青岛。在1896年的时候，斯氏已经考察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但随后进行的合作并不顺利，斯提克弗茨在1899年来到青岛后只看了看施工现场，就离开了。显然，在一些我们不十分清楚的关键环节上，他和格罗姆施或者叶施克总督没有取得一致。这样，青岛方面便决定取消与维林公司的合同。

原本，斯提克弗茨短暂的青岛接触，就会以匆忙的方式结束了，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却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原因是柏林的海军部无法再找到另一家愿意建造青岛港的德国公司，只好回过头来，再与维林公司商榷。据说，在这个有利的时机，维林问斯提克弗茨，工程的造价会有多高？斯氏的估计是8501000马克。但维林回答，这根本不够。最后，维林向德国政府提出了他的报价：9519250马克。经过长时间的磋商，1901年3月25日，德国政府最终在汉堡与维林公司签订了合同，同意支付9336840马克的建港费用。这样，约翰·斯提克弗茨就重新回到了青岛，和他的助手弗里德利希·施瑙克一同负责起了码头工程的建造。

在斯氏的组织下，1904年3月6日I号码头投入使用。当天，总督在竣工仪式上对施工公司的“各位先生”表示了感谢，并“感谢全能的上帝迄今给予我们事业的护佑，祈求他将其护佑和支持的手保持在这项工程的始终”。上帝继续帮助了斯提克弗茨，在1906年，II号码头工程获得完成。（01-07、08）

在重新回到青岛的开始阶段，斯氏住在现武定路北端的维林公司别墅。大约在1905年前后，他搬到了沂水路。结束了青岛港的建设后，斯提克弗茨在1909或是1910年的时候离开青岛。在此之前，施瑙克已于1907年回国。后来，维林公司就从所有的记载中消失了，看不到一点踪影。

1925年，受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的邀请，当年的筑港工程师施瑙克又回到青岛，并从1927年2月起担任青岛港的顾问工程师，直至1937年在青岛去世。施瑙克去世的前一年，于1934年开工的大港III号码头在2月10日举行了竣工典礼。这项工程是由施瑙克的德国同行，工程师沃尔特·伯特舍尔负责建造的。

【弥漫着的希望】

1899年，在早已烟消云散了的许多青岛往事里面，阿里文和胶海关的故事，无疑富有悬念。这个故事，是一把打开被雾气腐蚀了的锈锁的钥匙。

之前一年，整个德国胶州租借地被宣布成为自由港。所有由海路运进或运出青岛口岸的货物，均不征税。若货物运进中国内地，或由中国内地运进保护地，再由海路进往他处，则须照章完税。为了简化关界的征税过程，首任总督罗绅达主张在青岛设立一处“总理一切”的中国海关。罗绅达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柏林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支持。1898年春天，来访的德国海因利希亲王在北京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见过一面，讨论了在青岛设立海关的可能性，并请这位1863年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帮助疏通总理衙门的关节。与此同时，赫德确定了筹办胶海关的人选，这就是阿里文。

恩斯特·阿里文（Ohlmer）1847年出生在希尔德斯海姆，是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熟悉海关事务的资深德国专家。自1868年起，阿里文已经开始在中国生活，并为海关工作。显然，阿里文的职业水准和持续的敬业精神获得认可。因为，早在1887年时，他就被任命为海关税务司。1898年8月15日，奉赫德之命，阿里文由宜昌海关调来青岛筹办设关事宜。随后海关总税务司署又调派了12人协助设关。

实质上，有关青岛设关的事情，直到1899年的4月的早些时候，总理衙门的态度并不明朗。所以，阿里文前期的工作，是以调查员的身份进行的。通过赫德1898年10月10日致总理衙门的申呈可以看出，在这之前，阿里文在青岛已经拜见了罗绅达总督，并“颇蒙优待”。

阿里文到来之后，租借了东海常关青岛钞关码头的四栋平房，临时作为办公室和宿舍。随后，阿里文与东海关道台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开始共同勘定关界。1898年10月10日，勘界协定签署。据此，确定德国租界地全部为未来海关的管辖区。完成这一工作的时候，阿里文来青岛还不到50个工作日。与此同时，阿里文也开始了兴工修建兰山路上的海关公署办公楼及宿舍的计划。在整个海岸线上，海关工地所制造的尘土，成为了一种弥漫开来的希望。（01-09）

从1898的冬天到1899年的春天，阿里文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盖房子，而是草拟了《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在规定了货物征税办法的同时，这份文件要求，青岛海关税务司由德国人充任，所用洋员宜选派德国人，与德国人文函来往，需使用德文。

1899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正式会订了这份文件的实施计划。9天后，总理衙门原则上同意了在青岛设关的方案，同时就《青岛设关征税办法》提出了少许的修改意见。3天后，赫德申复总理衙门，认同修改文本，并通报决定补授阿里文税务司之任。

1899年7月1日，胶海关正式对外办公，首任税务司阿里文管理全关行政事务。在原钞关码头的四栋平房里面，阿里文将新的海关内部机构分为了内勤和外勤。胶海关设立后，依照勘界协定，青岛诸海口原属东海关所辖租借地内的常关、分关及常关分卡或代办处，先后归胶海关管辖。

1901年8月10日，胶海关所建兰山路办公楼和职工宿舍竣工。1901年10月，胶海关设小港分关，在大赵村、流亭集设立陆路缉私分卡及台东镇火车站征税处。同年12月，阿里文主持编制的首期海关报告完成。一般看来，青岛德国总督和山东的中国政府方面，都对阿里文的工作表示了满意。1903年6月11日，山东巡抚袁世凯还曾发出奏折，为阿里文等人请功事。

胶海关的下一个起点，出现在1906年。大港的落成和胶济铁路的通车，酿成了1906年的新关税协定，至此，青岛关税体系基本形成。而在以后的几年中间，阿里文领导的胶海关在日常的贸易活动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1912年12月，阿里文呈请总税务司批准，在大港区新建海关大楼。1914年的4月，新海关大楼举行了迁址典礼。

1914年5月，67岁的阿里文返回德国。到了这时，这个德国人的青岛税务司故事，基本结束了。离开青岛后，阿里文带走了他46年间所收集的大量中国瓷器。现在，这些文物收藏在他家乡的希尔德斯海姆博物馆。直到今天，十数年间阿里文制作的海关报告，依然是人们了解租借地贸易状况的基本文献。这把解读青岛城市化进程的钥匙，阿里文没有带走。

而在阿里文所经历的青岛时光里面，系挂在大街小巷的解锁钥匙，并不止一把两把。

作为本书的核心人物和叙述线索，砖瓦商罗伯特·卡普勒也留下了解读城市密码的钥匙，密密麻麻地敷设在数以百计的屋顶上，任凭风吹雨打，吾自安然不动。

在城市的上空，罗伯特·卡普勒的砖瓦厂生产的一页页红色舌头瓦，沐浴着青岛租借地时代的霞光夕照，庇护着一户户人家的恬静与安宁，经历了族群、身份、阶层、文化习俗之间的种种融合与龌龊，见证了屋檐下的所有公平与不公平，最终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改变城市的方向。对老罗伯特和他的数以万计的同时代人来说，这是宿命；对城市的后来者来说，这是凭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罗伯特·卡普勒这把锈迹斑斑的钥匙，开启的也许是一个城市的现代化之门。门里门外，景色迥异。（01-10、01-11）

作为一个有意味的标志，1899年不是青岛的起点，更不是终点。小人物罗伯特·卡普勒的到来，仅仅是一个象征。我们凭借着他和他的安娜别墅衍生出来的命运轨迹，试图将一个时代的城市日常景象，进行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拼接还原。我们知道，接下来的故事，难免挂一漏万。所幸，罗伯特·卡普勒的钥匙，很多人手里都有。

02：离上帝最近的山坡

【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

在街区地理上，安娜别墅和天主教圣言会构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关联。在柏林街（今曲阜路）和卢伊特波尔德街（今浙江路）形成的这个十字路口上，这两栋和新世纪一同出现的建筑如同兄弟。对斯泰尔修会来说，最终在1899年获得这块离上帝最近的山坡土地，并不容易。教会领袖和德国青岛租借地管理方，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明争暗斗。不过，当罗伯特·卡普勒在同一年风尘仆仆抵达青岛的时候，这一切已经尘埃落定。1901年开始建造安娜别墅的罗伯特，并不知道租借地政府和圣言会围绕着对面土地所展开的纷争。

天主教传教修会圣言会，1875年9月由艾诺德·杨生神父在荷兰小镇斯泰尔创立。这一年的开头，刚刚19岁的同治皇帝死了。不论是对自己的国家、国民还是若即若离的西方世界，这个属龙的傀儡皇帝都来不及了解更多。他在位期间干的一件大事，大概就是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使大清国与外国的政治、宗教、贸易联络，有了条名正言顺的通道。不过，尽管路看似是通了，大清国和各路强国大大小小的麻烦事，却并没减少。这总理衙门就像个皇帝身边的农贸市场，天天熙熙攘攘，坏事情比好事情多。6岁就登上帝位的同治帝，把他亲娘慈禧太后累了个半死，到终了也是一团乱麻。这边同治皇帝一命黄泉了，那边巴伐利亚人安治泰和蒂罗尔人福若瑟却加入了圣杨生的大家庭，成了圣言会的第一批传教士。从此，两人的命运就紧密连系在了一起，一生的大部分故事，都在慈禧太后掌管的大清国上演。

1879年，安治泰和福若瑟来到中国，当年的4月20日抵达香港。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以后，他们于1882年前往山东西南部阳谷县坡里庄，1885年起负责新成立的山东南境代牧区，这个教区的辖境包括曹州府、兖州府、沂州府和济宁直隶州。1897年在朝野引发起种种麻烦的巨野教案，就发生在山东南境代牧区所辖的曹州府。这个导火索，从胶州湾一直勾连到紫禁城，最终点燃了戊戌年大清国政治变法的火焰。

在某种联系上，圣言会斯泰尔修会和青岛发生的纠缠，是一种宿命。1897年11月1日大半夜，两个斯泰尔修会传教士在巨野的意外死亡，直接导致了11月14日胶州湾占领事件，也开拓了斯泰尔修会通向青岛租借地的道路。实质上，不论对德国政府还是斯泰尔修会，也不论是意外还是借口，青岛都是用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的生命换来的。传教的政治维度，或者说政治涉嫌利用传教获得利益的做法，在这个事件中暴露无疑。

在从巨野命案到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整个过程中，主教安治泰的身影时隐时现。在某种意义上，安治泰的中国传教路线图，核心就是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因为安治泰相信：“立足胶州湾，事关生死存亡”。

安治泰（Bischof Johann Baptist Anzer）1851年出生在上普法尔茨雷根斯堡主教辖区万利斯。这里是德国最古老的天主教教区之一，739年起隶属罗马主教，1542年雷根斯堡作为帝国自由城市信仰新教后，依旧保持了天主教主教驻地的身份。1863年，安治泰举家迁移到小城普里恩斯坦，他父亲在那里开了一个肉铺。同其他许多传教士一样，安治泰在天主教氛围里长大。小学毕业后进入麦滕的本笃会主教区男中，1872年获得文科中学毕业文凭，之后被神学院录取，开始在巴伐利亚王家讲习班研习神学和哲学。1875年10月29日，24岁的安治泰作为免费寄宿生进入刚刚建立的斯泰尔传教士训练学校，成为该传教会的第一位加入者。1876年，安治泰被授予这个新成立的天主教传教修会的圣职，成为神父。1879年，肩负使命的安治泰到达香港，两年多后前往山东。（02-01）

在与负责山东传教事务的方济各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安治泰1881年1月争取到以山东南部地区作为自己的活动范围。1882年1月2日，安治泰获得鲁南传教区副主教的任命，暂时仍受意大利方济各会领导。

1885年12月，根据圣言会院长阿诺尔德•杨森的请求，罗马教廷传信部把鲁南提升为独立的使徒代理区，也就是主教区。安治泰被任命为德国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教主教。1886年1月他在斯泰尔接受任命，被祝圣为正式主教。

安治泰的鲁南传教作为，使德国外交官看到了一个有利于扩展政治影响力的机会。起初，德国传教士同其他外国传教士一样，接受法国的保护。自1886年起，德国政府外交部在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承担保护德国传教士义务的意图。1888年夏天，俾斯麦授意向总理衙门提出保护权要求，认为德国传教士可以在德国护照和法国护照当中，任选一种。由于法国方面的强烈抗议，此方案的实施花费了一些周折，但热切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对其传教活动提供支持的安治泰，还是在1890年6月做出最后决定，同意改换保护国。10月份，安治泰到罗马就自由选择保护国一事请求教皇的许可。1890年11月23日，安治泰在柏林宣布斯泰尔的中国传教活动接受德意志帝国保护。与此同时，通过德国使馆，安治泰也得到了大清国的保护并获得了官阶，1893年他得到三品顶戴，第二年又获得二品顶戴，与正二品的各省巡抚、各部院左右侍郎平行。比如在安治泰安身立命的山东，他这个二品顶戴就和张曜、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周馥这些地方官相当，无怪乎巨野命案一发生，他上上下下弄出的动静会那么大。

1897年11月1日巨野命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斯泰尔。闻讯后他立即赶到柏林，通过德国德外交部向大清国提出三项要求：一，赔偿所有遭抢劫和遭伤害者的生命财产；二，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花费；三，由欧洲建筑师主持建造两座赎罪教堂。1897年11月29日，在山东的福若瑟也赶赴北京，向德国公使汇报两传教士死后的形势。在这个过程中，安治泰和福若瑟都极力试图从国家意图中，谋取传教的最大利益。

1898年2月8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比洛在国会发表的陈述中，转述了安治泰“立足胶州湾，事关生死存亡”的观点。比洛表示坚信，胶州湾的征服对于传播基督教信仰是非常有益的，它也将对德意志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起促进作用。至少在这时候，斯泰尔修会的扩张欲望和德意志帝国的国家意志，是接近并能够相互理解的。

但是，在青岛租借地建立之后，德国政府对安治泰和斯泰尔修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899年4月12日，海因里希亲王在写给威廉二世的信中曾说，安治泰对传播德国文化事宜漠不关心，无论在青岛还是在国内，他所考虑的都是天主教的势力扩展。6月27日，德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在写给青岛总督叶世克的信中则认为，有理由怀疑这些传教士是安分守己的人。为了我们的利益，的确应当善待传教士，但我们又不能走得太远，以至于把总督变成供传教士驱使的工具。蒂尔皮茨甚至认为，传教士的出现对于租借地的发展是一个可怕的危险，蒂尔皮茨同时传递了皇帝陛下的话：应当对传教士小心谨慎。

斯泰尔修会后来和青岛方面的关系，的确并非一帆风顺。在诸如购买土地这样一些具体事务上，租借地当局的不合作，曾经使安治泰大为愤怒。在1898年到1899年间制定的城市规划第一方案中，基督教福音堂和天主教堂被分别安排在海因里希亲王路（今广西路）两个遥相对应的端点。在天主教方面看来，西部的位置似乎离华人商业区过远。此外，这里也不如新教福音堂所占的高地那样理想。圣言会后来在位置选择上力排众议，最终从总督府无偿地得到一块靠北的地皮，面积达3万平米。它最引人注目的区位优势，是尽可能靠拢租借地的欧洲区与华人区大鲍岛的临接处，这对致力于在更广泛的华人社区获得信奉者的扩张企图，有着明显的地理便利。（地图02-A）

其后安治泰的大部分活动，依然集中在鲁南，青岛天主教斯泰尔修会的工作，主要是在传教士白明德的领导下开展的。1903年11月24日安治泰去世，年仅52岁。5年后，福若瑟也因服侍伤寒病者受感染，在济宁戴庄逝世。早在1892年的2月9日，福若瑟在写给家乡恩人维博的信中曾这样说：“我越来越爱我亲爱的中国人，我唯一的渴望就是要和他们共同生活并且在他们这里去世。我现在更多是一个中国人，超过是个蒂罗尔人。将来在天堂里，我也要继续当一个中国人！”

在福若瑟“越来越爱”的中国，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销声匿迹后，更激烈的变革从此就此起彼伏，一滩滩的鲜血伴随着稀稀落落的枪炮声匍匐过去，直到辛亥年清王朝的大厦轰然坍塌。倒卧在这条血腥之路上的，不乏虔诚的基督徒。在上帝和民族自觉之间，自由召唤的声音一直若隐若现。

大清国死去的时候，斯泰尔修会影响区域的老百姓安之若素，依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嗑瓜子，喝稀饭，生孩子，晒太阳，忧虑着田地里的收成。对大部分人来说，耶和华和国家的事情都太遥远，无关紧要。让上帝或者皇帝飞，其实是后来人们的想像。

【白明德的方向】

在安治泰和福若瑟死后的二十年，斯泰尔修会并不平坦的青岛路线图的继续推进，基本上由白明德掌握着。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白明德，热忱、专注、敬业并擅长沟通，和1895年兰山知县朱钟祺描绘的“阴险谬戾，贪诈凶横”形状，几乎无相似之处。这两张相互磨损的面孔，究竟是白明德经历过一次痛不欲生的洗心革面，还是当年朱钟祺的小报告原本就是莫须有的诬陷，应该只有一个是真实的。似乎，作为地方官的朱钟祺并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基督教文化抵抗者，因为就在他不遗余力地讨伐白明德的同时，他也赞扬了辖区内美国传教士纪力实的“安分少事”。如此看来，白明德的问题，大概就出在多事后的“怙恶丛怨”上。

白明德是巴尔·泰尔斯（P.Bartels）的中文名字，在青岛，这个中文名远比他的德文名有更大的号召力。他被认为是一位“特别勤奋”的牧师。或许正是因为勤奋，他才在1898年秋季获得了主教安治泰的托付，前往青岛负责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工作。此后的很长时间，包括1914年秋天日德战事期间和青岛沦陷后，他一直坚持留在了这个离上帝最近的山坡上，直到1928年复活节时突然去世。白明德在青岛的三十年，使天主教的影响在这里得到了迅速扩展。同时，他也把建设在山丘上的斯泰尔修会的日常工作机构，最终演变成了青岛天主教的圣地。（02-02）

从到达青岛的一开始，白明德就承担了天主教会在租借地活动的规划者和建设者角色。刚来的时候，他先是在一个“属于道观”的房屋暂时安顿下，然后在旁边修了一个宽敞的临时教堂。本地历史研究者认为，白明德的这个木房教堂在太平路天后宫后，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天主教在青岛城区的第一处活动场所。实质上，一直到1902年，白明德建立的这个临时教堂，都被用作欧洲居民的礼拜堂。每个星期天，德国海军少校封罗索夫就会率领约100个士兵，到这个教堂做礼拜。新来的传教士贝日曼（P.Bellmann），则负责给信奉天主教的平民、商人、职员和手工匠做礼拜。但很长时间里，这里来的人寥寥无几。

有一段时间，主教安治泰和白明德一直在购买土地的问题上花费心思，因为租借地政府不肯在他们看好的地方，依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和价格提供土地。这个事情曾经令安治泰非常恼火。在他看来，青岛的获得，恰恰是用斯泰尔修会传教士的生命换取的。后来，白明德陆续在租借地沿海的欧人区和大鲍岛华人区，购买了至少7处地产。这其中，包括了主教安治泰最终为教会争取到的一大片风景诱人的山丘土地。这片“山丘土地”，就是今天集中在曲阜路、安徽路、德县路、浙江路之间的地皮。当时，这些街道依次被称为柏林街、阿尔贝特街、霍恩洛厄街和卢伊特波尔德街。之后不久，砖瓦商罗伯特·卡普勒也获得了旁边的地块，并迅速建成了与圣言会对街而立的安娜别墅。（02-03）

在安娜别墅对面的这片土地上，白明德委托建筑师贝尔纳茨进行设计，建起了印刷厂、会计处和教会机构，此外还建立了方济会的圣心修道院，以及寄宿学校，同时为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男子学校和一所医院。一些文献显示，在进行这些多方面的建设工作的时候，白明德得到了他的同事以及独立教团高水平的未授职修士们的有力支持。作为受信任的建造师，这期间贝尔纳茨可能还设计了安治泰主教的公寓。

斯泰尔修会博山路3号的公益医院，是在政府部门的建议下设立的。海军参谋部的医生玛科琳博士每天到医院开诊3个小时。医院的组织和内部领导，由方济会的修女承担，病人大多为中国人和日本人。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人，可以在这里获得免费的治疗和照顾。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为军人和欧洲人设立的政府医院和同善医院，但因为这个天主教医院契合了大量低收入者的需要，依然有很多人前来看病。统计显示，从1905年7月至1906年1月，斯泰尔修会的公益医院开诊时间2571小时，共治疗1140个病人，其中1006个男人，99个女人，39个儿童。医院进行了88个手术，接纳41个住院病人。白明德自己每天都在医院里工作很多小时，并且参与了所有重要的手术。

大致在1900年时，作为天主教的附属事业，白明德在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的东边创办德华学校。到1901年，包括教堂、学校、印刷所在内的教会事业，已在这里逐一落实。在1899、1900、1901和1902年的政府备忘录中，都有教会学校建设的简单记录。白明德参与了其中的许多工作，他在学校负责天主教事务，每天讲一个小时的课。因为青岛非常需要母语为德文、英文和法文的修女，斯泰尔修会方面就努力争取教团修女们的加入。这些修女负责管理一个女校、一个寄宿学校和幼儿园。1902年4月1日上述机构开始启用。在以后几年中，白明德的“山丘土地”还陆续扩建了修道院、教堂和孤儿院。1904年初，学校有48个女学生，1906年增加到70名。这些学生中间，包括有总督特鲁泊和野战医院医生科尼希的女儿。夏天的早晨，在用过早餐和咖啡之后，总督和科尼希医生会沐浴着霞光，陪同孩子们一起到学校上课。

作为获得租借地保护的传教团体，斯泰尔修会在1914年日德青岛争夺战期间，经受了考验。1914年11月6日，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会馆第一次被炮弹击中，而在战斗的最后20分钟，这里落下了9发炮弹。会馆所有的玻璃全部都碎了，门也被严重破坏。在教会地下室，白明德和他的同事度过战斗激烈的10月，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同样神奇的是，经过了几十天的激烈炮击，在教会对面矗立着的高大的安娜别墅，也没有受到丝毫损坏。教会地下室、斯泰尔修会的办公楼和安娜别墅，后来都获得了完好保存，只是那个时代的所有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以至于在2010年的时候，作者花费大把时间去里面寻找惶恐、失望、慰藉和差潮了的咖啡气味的努力，被证明是荒唐和徒劳无益的。教会的地下室是一家下午和晚上营业的咖啡馆，灰暗的光线符合当年气氛，可制作的饮品却差强人意，仿佛刻意让人记忆起1914年冬天战争时期的混乱。

在圣言会会馆被炮弹击中那一刻开始，斯泰尔修会在青岛的扩张路线图，被彻底改变了。

和绝大部分被迫离开青岛的德国人不同，白明德战后获准留了下来，直到1928年复活节星期一在青岛去世。在向这个享有很高威信的传教士表示哀悼的时候，送葬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

白明德参与创办的学校，在1919年以后遇到了一些生存上的困扰，1920年11月底以充公方式得以保留。1923年3月学校更名明德小学，继承了圣言会内的2幢楼房、3间平房和一个礼堂。其后近30年里相继由周国屏、彭玉麟、何致中、张春隆、宇焕荣出任校长。到1951年3月时，学校的学生达到了1036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个早春，人们对现实理想的狂热拥戴，很快就会淹没掉过往，包括来自荷兰小镇斯泰尔的圣言会和与其有关的所有痕迹。从对面大门紧闭的安娜别墅看出去的街道，梦幻一般燥热，风景炙目。

恍恍惚惚，历史过往中一些不相干的现场，就荒谬地叠加在了一起，传递着异常逼真的信号。诸如出生在1851年的安娜别墅的建造者罗伯特·卡普勒，诸如同时代的圣言会创立者艾诺德·杨生，诸如发生在青岛租借地外面的流血革命与民族主义风潮。

早在1875年艾诺德·杨生创立圣言会的那一年，沈钧儒、张作霖、秋瑾相继都来到了人世。远隔千山万水，将天主教信奉者和诞生在大清国的几个无神论者搅拌在一起叙述，似乎荒诞。但一一比较下来，却可以看清楚圣言会中国化的路径，看清楚变化着的圣言会生长土壤。显然，他们之间的某种内在的联系是持续存在的。这中间包括了民族主义和信仰的分合，也包括了西方宗教扩张背景下中国军事、法律、革命、文化的成长传奇。就这些要素而言，沈钧儒、张作霖、秋瑾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世俗经验。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掌权者，张作霖这个东北王在1928年6月4日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而早在1907年，同盟会的鉴湖女侠秋瑾已死在了绍兴轩亭口，这个革命者逐渐远去的背影，更像一个倡导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先驱的预言，默默无闻来，轰轰烈烈走，用死亡占卜未来。沈钧儒活的时间最长，这位前上海法科大学的教务长不仅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全盛期，还看着这个日趋专制的制度，在大陆最终分崩离析。1933年6月全国律师协会在青岛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时，沈钧儒和陈志皋等3人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出席，在会上提出《请立法院即行颁制冤狱赔偿法案》，主张：凡民事使人无故蒙受损害者，应负法律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刑事捏词告诉他人者，应受诬告之罪；伪词指证使他人不利者，应处伪证之罪。提案经大会通过后，转呈国民政府，但被束之高阁。人们并不确定，为上帝工作的白明德，和争取人权的沈钧儒、护卫东北的张作霖、向往共和民主的秋瑾，是不是走在一条道路上，但隐约觉得大致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这突然就让这些个没有发生过纠葛的人，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关联，一种具有相同价值的连接。这种联想，令人沉迷并怅惘。

我们知道的是，古往今来，通向精神圣地的共同道路，一定有许多人在走。

从安治泰、福若瑟到白明德，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前后延续了30年。在安娜别墅的对面，斯泰尔修会行走在青岛的那些年，大清帝国崩溃了，德意志帝国战败了，大日本帝国回家了。期间在青岛出生的第一代城市人，慢慢长大。

【沉默的对视】

作为天主教标志物，设立在高处的斯泰尔修会圣言会，建设周期涵盖了1899年至1902年4个年头。这个两层建筑，和安娜别墅在十字路口形成对角，南立面沿柏林街展开，西立面则紧邻卢伊特波尔德街，围合成一片长方形的会馆。从这一土地面积很大且临近华人商业区的位置选择上可以判断出，天主教势力在青岛的地位。

由建筑工程师贝尔纳茨主持设计的圣言会，两个入口分设在南翼和西翼的路旁，其中的南入口需经外设的石台阶进入，这是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的主要入口。整个建筑的中心实质上是在两条道路的交汇点，流畅的会馆外墙在这里猛然突出，集成一个小型城堡样的塔楼，上覆尖顶。建筑外观上下两层可谓泾渭分明，一层为清水砖墙直接裸露，二层则处理成白色。

圣言会和圣心修道院之间的大片空地曾闲置了35年，直到圣弥爱尔大教堂的建成。会馆朝向大教堂的一面外墙饰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八角窗。条状的楼前花园环绕着这座建筑，楼内设有一个小教堂、一个印刷厂和若干办公室。内院是一片花园。

圣言会的对面，是1901年至1902年建造的方济各玛利亚修会圣心修道院。它处在不来梅街和菲舍尔街的路口（今肥城路与浙江路口），同样由来自慕尼黑的贝尔纳茨设计，白明德进行了工程指导。在不同方向上，圣言会和修道院像两个沉默的对视者。

这座被封闭处理的修道院，属方济各玛利亚传教女修会。该会1877年创立于法国，总会在罗马，1886年来华，先后在北平等数十地建立分支组织。在青岛建造起修道院之后的很多年，方济各玛利亚传教女修会得以在华发展至780余人。圣心修道院修建了一栋二层楼房及若干平房，由在上海的方济各修会派修女来青岛建院，院内设有天主圣心堂。该院的任务是协助传教并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如学校、诊疗所、孤儿院等。该院直接受上海的方济各玛利亚修会领导和津贴供给。荷兰籍的戴寿长和华籍张清如、熊炎历任院长。

修道院呈现了典型的德国南部风格，造型别致的内院也不例外。贝尔纳茨在修道院的东南转角处，设置了一个很大的阶形山花和两个对称的新巴洛克式角楼，这使得这个转角的立面变得极为丰富。每当早晨的阳光从东方照射过来，角楼的三个方向不同的侧面连同两层凹凸不一的窗户顶饰，会产生奇妙的光影变化。透过一大片空地，带冷色盔顶的角楼与对面稍早时开始建设的圣言会会馆的西立面和塔楼尖顶相照应。在20世纪的前20年，修道院角楼和圣言会塔楼朝向天空的顶尖，在整个海岸沿线都可以看得到。这一景观此后被客居的欧洲人多次在游记中提及，成为天主教在青岛得到很好发展的证明。到了20世纪20年代，修道院在原有的二层建筑基础上又增建了一层顶楼，新巴洛克风格的角楼屋顶，被拆除。（03-05）

主教安治泰特地把各地方济会的修女请到青岛，因为这里很需要以德语、英语和法语为母语的修女。1902年，一位驻青岛的方济传教女修会成员曾经这样介绍她们的住所：“当初，我们想像中的住处是中国式的。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很漂亮的一座地道的欧式楼房。所有的设施都十分完美：修道院、大小厅堂、餐厅、厨房，还有二层楼那条开有20扇窗户的走廊，既宽敞又明亮。这里毫无缺少空间和光线的感觉。优质的壁炉将温暖送向每个角落。……楼上是我们的住房，而城市在我们的脚下。从这里，可以望到一幅秀丽的海景……”。这段文字被收录在理夏德•哈特维希的《斯泰勒修士在中国》第一卷中。（03-06）

继白明德1900年在圣言会的东边创办德华学校之后，修道院1902年4月1日也开办了一所供外国女孩就读的寄宿学校和一所幼儿园。围绕在安娜别墅周边的这些温暖的启蒙场所，尽管笼罩在一片信仰的光环里面，却依然释放出了些许自然、浪漫的人性光芒。

【灯塔】

一如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教会学校是现代教育的奠基者，也是引路者。在20世纪黎明，青岛的教会学校如同灯塔，在筚路蓝缕之中照耀着前路，也慰藉着灵魂。尽管历史没有保留下这些启蒙教育的许多日常细节，却同样也没有穷尽后人连接这些开端时光的信念。如是，希望生长。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涉及安娜别墅周边一些教会学校早期历史的核心信息，诸如起始时间、创办人白明德和学校初创期情形，都缺少直接证据。一般的描述是，大致在1900年时，作为天主教的附属事业，德国传教士白明德在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的东边创办德华学校。这些信息似是而非，需要拼接的空白太大，长时间里几使研究者丧失掉追索的热情。实际上，今天依然存在的一所小学所在的德县路14号（德县路、安徽路、曲阜路交界口），本来就是1898年当局划拨的天主教会土地的一部分。在20世纪的第一年，这里包括教堂、学校、印刷所在内的教会事业，已一一建设完成。在1899年至1902年这4年的青岛租借地政府备忘录中，都有天主教和新教进行学校建设的简单记录，但不幸的是，这些受到篇幅限制的官方文件，却不能证明描述的具体所指和地理对应。比如1902年的备忘录中说，天主教传教士在青岛开办了一所德中男童学校，一所铁路学校，并且指出铁路学校主要培训中国人到铁路部门供职等等。1903年10月的政府记录说：“青岛德中神学校目前已有70名学员。由于房子受限，尽管要求入学的人很多，却不能吸收更多学员。值得提出的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官员界的学员。课程由三名德藉，五名华藉教师担任。学校的教学计划得到了扩大，科学系的课程延长为七年。年限与新建的中国学校制度相结合。学校的计划与一所县级学校的公立中国学校的计划相适应。特别重视基础德语和汉语知识的学习。为了不至在汉语基础方面花费很多时间，学生在入学时都经过汉语考试。”上面的文字，对判断当时教会学校的状况，无疑十分重要。（03-07）

大致可以相信的是，安娜别墅东边德县路上的一所天主教人士主持的学校，是青岛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同时也是进入城市化开发之后青岛最早的正规学校之一。在当时，青岛这样的学校（包括官办学校、教会学校、修道院女校）不超过5所。这个情形后来得到了改善，并以发展的态势持续到1914年。1915年之后，情况逐渐开始变化。FelixBaumann发表在1923年6月3日《汉诺威-信使报》副刊上的报道曾提及，在1919年左右，“德国的教会学校受到日本人的干扰，它们1920年11月底在青岛以充公的方式得以保留下来。”

1923年3月，德县路的教会学校更名明德小学，学校有2幢楼房、3间平房和一个礼堂。这个房屋设施的配置，符合圣言会早期建设的记载。明德小学始办时设3个班，学生60至70人。1926年时学生增至200人。麦国培收藏的王国栋1928年毕业证书显示，胶澳商埠私立明德丙级小学校长为周国屏。（02-08）1931年8月明德小学教务改组，校董事会聘请圣言会修士彭玉麟接办。1935年彭玉麟借明德小学房屋2间，创建明德中学，始设2个班，后因经费困难停办。青岛沦陷一年后的1939年，明德小学因故被日军查封。作为知情人，马元敬回来回忆了明德小学遭查封的来龙去脉。事发的起因，居然是沦陷后重庆国民政府派出的一个情报小组的内讧。1938年5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谈明华化名马信义秘密来到青岛，在曲阜路消防队以书记身份潜伏，并将一部电台设在马路对面的明德小学。此时的明德小学，实际上是以教会为掩护的中统秘密联络站。电台由明德小学校长彭玉麟负责看护，该校教员韩亚夫、戚胜生和市立中学教员侯汉卿分管报务机务。他们平常把电台机件拆开放在学校的理化仪器橱里，使用时再组装起来。1938年8月期间，韩亚夫因为向谈明华借钱被拒绝，便怀恨在心，生发出卖谈明华的念头。稍后韩亚夫在烟馆结识日伪情报人员柳某，遂向日本海军特务部告密。日军当晚即包围明德小学一带，将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等人逮捕，戚胜生越墙逃跑。同时被捕的还有消防队、天主教堂、明德小学的职工100多人。审讯后，无关的人员陆续获释，谈明华、彭玉麟、侯汉卿等人被判刑，关押在李村监狱。一年多后的1940年5月，谈明华三人经与监外的国民政府崂山游击队密谋，成功出逃。监狱当时关押了400多人，劫狱时大约跑出一半。谈明华等人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由李村经双山逃往台西镇四川路海边，乘小船经过海西，辗转逃至临朐吕匣店子，受到驻扎于此的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接见和奖赏。

电台风波过后，明德小学在1940年8月复课，由圣言会修士何致中接办。1943年扩充校舍，学生增至600人。1944年，教务主任张春隆修士接替患病辞职的何致中继任校长。抗战结束后，明德中学于1946年复校。1949年1月，修士宇焕荣出任明德小学校长。到这个时候，这家设置在离上帝最近的山坡上的教会学校，已经气息奄奄。接下来，上帝的召唤声，很快就淹没在了历史颠覆者铿锵有力的革命救赎中，一发而不可收。至1951年3月时，明德小学有教职员工25人，学生1036人，以学杂费收入维持开销。每天上课放学，1036名学生至少有一半会经过安娜别墅透空的围墙，叽叽喳喳的欢笑声和院子里面的冷寂，形成鲜明对照。不论是早晨还是黄昏，安娜别墅的东西一侧总会投射出一片巨大的阴影，放大了这个路角建筑空旷着的诡异。（02-09）

1951年无疑是个符号性明显的年份。到了这个时候，作为安娜别墅的第三代主人，刘子山家族这个曾显赫一时的财富帝国，已分崩离析。经历了德国商人罗伯特、朝鲜外交官闵泳瓒和民国传奇人物刘子山之后，刘子山长女刘景隋所居住的安娜别墅，里里外外都缺少生机。

安娜别墅出现在1901年，以1951年走过别墅门前的明德小学生作为时间参照，倒回来看恰好50年前建成的这栋房子，一扇涂抹着难以尽数的历史陈迹的时光大门，慢慢打开。

03：一座别墅的里面和外面

【罗伯特的创业史】

青岛像一块半透明的积木，不论是一百年前，还是一百年后。积木的纤维组织，维系了城市的形状，却没有保留住日复一日积累下的城市气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一个现场和另一个现场，淹没在了时间的焦虑中，不能生还。猛丁回头，看见的景象绚烂异常。

一座别墅成为城市史的坐标，的确意味深长。除却这其中的偶然性，仔细想想，一个早期移民修建的安娜别墅之所以为人牵挂，不外是它的人性化与日常性。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份正常的亲情寄托，最终成为了抵御暴力、政治、种族和时间隔膜的象征，这的确是一种温情的回归，也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记忆起点。

1901年，安娜别墅（Villa Anna）的出现，奠定了柏林街和卢伊特波尔德街路口的街区格局。今天，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曲阜路与浙江路口，安娜别墅完好无损的存在，如同深入历史的探照灯，照亮了幽暗的时间隧道里面的种种过往，投射出一个个陌生的表情。这些表情，或许就是安娜别墅时代呈现的日常青岛，一个生机勃勃的曙光之城，一个漂洋过海扩散着对新生活无限向往的栖息地。尽管我们没有机会以那个年代一员的身份穿越其中，却可以试探着剖开认识的偏差与时光错位，将一些真实的呼吸打捞出来，晾晒在安娜别墅的庭院里，说一声，你好！

这个动作，仿佛一次对历史现场的膜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些人对一个城市的青春期。恍惚之间，一些隔阂消除了，一些新鲜的讯息飘落下来，将中午的时光装填得鼓鼓囊囊。走在斑驳的路上，晃晃悠悠，想入非非。（03-01）

作为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安娜别墅的名字来源于对亲情的寄托。这是房子的建设者罗伯特·卡普勒为了表达对不在青岛的女儿安娜的爱意，而特别命名的。安娜对卡普勒家族的意义，我们没办法获得更多的细节，或许这是个包涵了感人情节的欧洲版传奇，或许，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家族故事。然而，安娜所带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却使得这个并不烂漫的刻板建筑，立刻就变得生动起来了。穿过时间、地理和种族的迷雾，我们似乎可以放松下来，在虚拟的背景上任意涂抹一个暖意的景象，像1902年春天的某一个平常的早晨，罗伯特和他的儿子汉斯，在安娜别墅前的柏林街上所经历的一样。

这个景象，在1914年前的青岛，意味深长。

1899年早些时候，罗伯特和他的儿子汉斯·卡普勒作为商人来到青岛。罗伯特生于1851年，汉斯生于1880年，两个人来到这个新的德国租借地城市时，罗伯特已经48岁，而汉斯才19岁。长时间海上旅行的疲惫和焦虑，不加掩饰地涂抹在这对新移民的脸上。如同大部分的欧洲来客一样，他们期待着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可以改变命运。到达青岛的时候，罗伯特已经丧偶，在他的6个孩子中间，有一个女儿的名字是安娜，但是，她并没有随同罗伯特来青岛。也许，这正是后来罗伯特父子将自己的新房子命名为安娜别墅的理由。罗伯特的大女儿，在青岛居住了数年，她的名字是芭芭拉。芭芭拉另外还有一个弟弟，他的名字叫卡尔。在青岛，当时还有一个小罗伯特•卡普勒，他是老罗伯特的一个侄子。

从时间上看，罗伯特父子应该是较早进入到这个德国租借地的欧洲侨民的一部分。在1899年，青岛对这个有着6个孩子的父亲来说，无疑意味着创业生活的又一次开始，尽管这里面有很大的冒险性。罗伯特最初的职业培训是木工，但他在青岛却从事了不同的职业。开始，他曾尝试制造如马鞍和室内装潢品之类的东西，但不久就开始经营起了卡普勒砖瓦厂(the Kappler brick factory)。这个砖瓦厂在大鲍岛和大港之间的大窑沟海滩上，约在1899年投入生产。卡普勒砖瓦厂的出现，为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开发的新城市，增加了大量机械方式生产的标准建筑材料。卡普勒砖瓦厂前后，在大窑沟海滩上相继出现的还有迪德里希森·叶布森砖瓦厂。后来，罗伯特又在沧口附近的孤山，开办了第二家砖瓦厂。

从现有的资料看，包括砖瓦厂、采石场、石灰窑在内的建筑材料生产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1898年这个殖民地开发的初级阶段里，显然得到了政府的鼓励。行政管理当局试图通过对“营建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许多其他部门”的引导，加快刺激城市房屋建设，以迅速缓解紧张并非常糟糕的住房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罗伯特和汉斯父子面对的暴发式的商业机会，无疑是极富诱惑力的。从他们随后就着手建设的安娜别墅来看，这对共同投资的父子，显然获得了期待中的成功。

安娜别墅所在的位置，正好和1902年建成的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在路口形成对角，但地势却要略微低些，建筑也离开街口远些，这使其可以沿街修起围墙。一般说来，在1889年至1900年的时候，这一区域的西面土地已由当局划拨给了天主教会，面积超过了3万平米。由这片教会用地再向西北，就是华人商业区了；而转向东、南、北，则是欧洲区的行政、住宅和商业用地。（03-02）

从风格上分析，这个完成于城市早期的安娜别墅，手法熟练却也无甚大的创意，想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设计师的循规之作。罗伯特和汉斯父子的企业，为建筑材料的连续供应，提供了充分的保证，这在部分意义上加快了施工的速度。很快建成的安娜别墅，南向立面辟有敞开的观海阳台，临卢伊特波尔德路的东立面，建有一个四角的塔楼。阳台和塔楼之上各为山墙，南面的山墙则较东面的繁琐些。在该建筑建成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南面二层以上的阳台和窗户，都可以看到大海。在1901年的时候，安娜别墅的塔楼，恰如其分地渲染了这块临近天主教会空地上的房屋的温暖色彩，并确立起了一个标志。

然而，似乎时间并不漫长，安娜别墅的这个地理标志就失去了方向。1905年，罗伯特离开青岛去了慕尼黑，他的儿子汉斯继续留在青岛管理工厂，直到德国溃败。1905年罗伯特离去的时候，青岛正进入城市大规模开发的高潮期，一大批新的建筑物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改变着城市荒凉的面貌，接下来汉斯在两个砖瓦厂的工作，并不轻松。他和大窑沟、孤山这两个尘土飞扬的砖瓦生产基地的联系，还将持续若干年。

在经历了1914年的改变命运的战事变化之后，关于安娜别墅的信息一度被阻断。别墅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故事，一个依稀的家族纪念符号。但如同安娜别墅的坚固性一样，人们对安娜别墅历经者的探询热情，一直持续不减。围绕着发生在安娜别墅里面和外面的故事，最终成为了瞭望并还原一个时代的窗口。

【大窑沟的意味】

罗伯特和他的儿子汉斯·卡普勒的创业史，和大窑沟息息相关。而大窑沟对青岛早期营造业的意义，一如建筑的根基和命脉，支撑起的几乎是整个城市的光荣。我们不怀疑存在过的大窑沟窑厂对这个新兴城市的生长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甚至认为，这些早已消失了的带着一个个烟囱的砖体窑厂建筑，实质上可以被视作开拓速度令人惊异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纪念碑。人们相信，在青岛早期开发史中，没有任何一种非永久性的建筑会比营造了一个城市初始的大窑沟窑厂带给人们的记忆更为长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陆续出现的被冠名为“捷成”和“复合永”的窑厂们，就是早期青岛城市生命的母体。（03-03）

按一般的做法，供营造使用的建筑窑厂因为污染的原因，多不会离市区中心太近，但出于节省运输成本和缩短工程周期的考虑，初期一般也不会离建筑所在地太远，这样，处在大鲍岛北部且西边临海的大窑沟，便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依照1898年9月2日首次在德国通过媒介公开的最早的青岛城市规划，这里已接近新城市边缘。而随着德国管理当局把西边的鲍岛与陆地相连，并开始建造小港码头，这里的土地供应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显然是充裕的。

依照一本德国出版物的说法，大窑沟窑厂的建立是1904年5月至1906年4月间围绕着修造规模宏大的总督官署而进行的，但有史料显示，早在此前的6年，即1898年，德国商人便已在今中山路与堂邑路的接壤处设立了一个捷成窑厂，引入机器生产，成为青岛的第一座轮窑。随后，诸如罗伯特·卡普勒这样的跟进者陆续在此建窑。就此，大鲍岛西北的这一片烟火缭绕的低洼区域，亦开始被形象地称为大窑沟。据1898年度《胶州发展备忘录》记载，根据总督提议，私营公司当年已经开始在大鲍岛华人区建造中国工人的宿舍，这些宿舍可以居住500人。该备忘录指出，政府相信这样可以使那些因冬季到来时缺乏住处而离去的大批工人居留下来。这一备忘录在1898年度至1899年度的建筑活动记录中说，在去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今年各地区进行了十分活跃的地面与地下建筑活动。这个发展阶段决定了建筑活动的特点是，尚不能够在工地投入很大的人力与物力，更多的是准备工作，即运料、备齐各种设施、安装机械和搬运装置、招聘工人并给予安置等等。我们猜测，没有进入政府备忘录编撰者视线的私营大窑沟窑场，应该也就是在这时完成了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准备。（03-04）

除却捷成窑厂、迪德里希森·叶布森砖瓦厂和卡普勒砖瓦厂，我们没有找到大窑沟更多窑厂的确切文献记录。所以，对此地砖瓦生产的兴盛情形，无法具体描绘。只是粗略地知道，大窑沟至德县路的中山路北段得以开辟，主要的目的就是将大窑沟生产的的砖瓦运转至观海山麓建造总督官署和官邸。这样看来，从1898年开始出现的大窑沟窑厂，其黄金时代应该在1904年至1908年间，此后逐年衰落迁移。而其进入记录视野的事业尾声，则是1914年刘子山在这里建立的复合永窑厂。此后，大窑沟的窑厂散尽，成为主要服务于小港码头的一个华人商业和居住区域，而大窑沟便也成了一个纯粹的地名。支持这一判断的文献有1913年出版的《胶州湾》，田原天南在当年由大连日日新闻社出版的该书中叙述说，过大鲍岛区北行，即到达码头区，在两区中间的低地上，现时有两家砖厂，当在最近拆除。估计不久两区的住家就可连成一片。田原天南说，该区与大港相接，前临新建港，由高地和平地构成，而且空地也多，作为实业地区正在不断发展。1914年末全面占领青岛后，日本殖民当局扩建了大窑沟等新城区，新辟道路两旁同时栽植了行道树。

许多零散资料显示，青岛地区的砖瓦生产开始于城市化开发初期。窑工以木质砖瓦模手工操作制坯，以柴草为燃料，用马蹄型小土窑焙烧，主要生产青砖和小弧瓦。在大窑沟引入机器设立捷成窑厂的同一年，德国买办魏希成亦在胶县麻湾河口开办大成窑厂，用德国瓦机制作平瓦，再用德式轮窑焙烧，所生产的平瓦，专供城区建筑楼房。这一时期，德国商人还在孤山、沙岭庄分别设立了砖瓦厂。统计显示，至此已初具规模的青岛机制砖瓦业，年生产砖瓦600万件。（03-05）

后期修订的专业史志资料披露，1913年3月，华商刘明卿投资2.6万元在湖岛村开办了有90亩窑田的祥利窑厂，年产砖170万块，瓦30万页。资料同时确信，该厂是山东最早的华商机制砖瓦厂。第二年，刘子山亦在大窑沟建立复合永窑厂，后因周围土源用尽，窑厂迁至红石崖。迁至红石崖后的复合永窑厂有职工70名，有占地20亩的小土窑5座，可容纳砖坯100万块的砖棚2座。复合永以手工制作砖坯，再经土窑焙烧，年产砖300万块。1918年则采用沽河的泥土开始生产瓦，年产瓦30万页。资料显示，复合永所生产的砖瓦，皆用船运往青岛市区销售。而在这方面，刘子山显然驾轻就熟。

第一次日占后，日商开始设厂经营砖瓦窑业，参与市场竞争。统计显示，1914年至1919年，先后建有孤山窑厂、青岛地所建物株式会社、东华公司青岛支店、岩城商会、村本炼瓦工厂等。至1921年，华商的同风、永记、春记、裕兴和、德源泰、义和祥等窑厂先后建立。1922年至1924年，华商谦盛合、泰记、玉昌、公兴义等8家窑厂又相继设立，共建有土窑30余座。其后，由于竞争激烈，谦盛合等8家窑厂先后关闭。1930年代，随着市区大规模城建的需要，一批规模较大的砖瓦窑厂相继设立，1930年至1935年，先后有益丰、福兴、和丰、永盛和、全盛、双合盛、春和、有利和、大兴、三盛窑厂和万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砖瓦业进入兴盛期。

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后，大规模控制中国人开办的砖瓦窑厂。为保证军备需要，1939年10月当局强制30多家砖瓦窑厂投资525万元组建窑业组合。加入组合的砖瓦窑厂的产品按统一定价，统一调配销售。与此同时日商也乘机开办砖瓦厂，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至1940年，日商先后独资和合资开办了光正、青岛、祥裕、谦和窑厂等10余家砖瓦厂，雇用中国劳工500余名，1942年最多时雇用1820名。在日商的控制下，华商砖瓦窑业日益萧条，新开办的砖瓦厂寥寥无几。日占末期，日商开始将经营的窑厂转让给中国人。1944年秋，日商尾成一二将裕兴窑厂全部资产作价联币100万元，转让给黄方亭等人。1946年10月至11月，日商继续将窑厂投资以折价和招标形式出售。之后由于内战发生，当局无暇顾及城市建设，青岛的砖瓦窑厂大部歇业，到1947年仅存砖瓦窑厂11家，职工46人。

至此，拓荒之地大窑沟的窑厂烟火已整整散去了30年，当年新建道路两旁的树木，也已长大成林了。然而，大窑沟却没有被忘却，它作为几代人的记忆，已被深深植入城市的历史肌理之中。

而与此同时，由早期大窑沟海滩上的卡普勒砖瓦厂而引发出的安娜别墅故事，却通过中山路，在城市的另一头延续了下来，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闵妃后人闵泳瓒】

不论对青岛这个城市还是城中这栋叫安娜别墅的建筑，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许多过客的面目早已烟消云散。恍惚之间，透过时光斑驳的空隙，人们会发现一个屋顶之下不经意间的一次更替，往往出乎意料。深入进去，看似曲径通幽处，却依旧迷雾重重。

据《中国近代建筑总揽·青岛篇》的编著者调查，安娜别墅在1918年曾有过一次产权变更，也就是在这次交易中，一位闵姓人士将这栋大楼出售给了刘子山。这一结论的依据,是1935年的一份《土地登记》。那么，在1915年至1918年这三年间居住在前安娜别墅的闵某，便成了连接罗伯特和汉斯父子与刘子山之间的桥梁。接下来的检索下来发现，这个过度人物并非等闲之辈。

这个曾迷雾重重的闵姓人士，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朝鲜名门，叫闵泳瓒。根据刘子山传记撰写者贺伟的考据，闵泳瓒出身朝鲜望族，父亲是李氏朝鲜王朝高宗王妃闵兹映的堂哥。因为闵妃的关系，期间闵家成为朝鲜李王朝的外姓第一门阀。

朝鲜和日本一样，历史上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19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广泛接受西方文化；朝鲜则抱残守阙，拒与西方接触。结果日本变法强大，而朝鲜仍故步自封。1864年朝鲜王哲宗去世，死后无子，乃立王族李昰应之子李熙为王。李熙年幼，即位后尊生父李昰应为大院君。大院君有雄略，但极守旧，对日本维新不满，遂下令断绝两国通商，与日人交往者处死。当时日人顾虑朝鲜乃清朝藩属，所以屡次向清廷探问是否管理朝鲜的内政外交，清廷则表示不过问。经过多种方法试探，日本已摸透清廷态度，遂积极安排干预步骤。

高宗15岁时，兴宣大院君决定以其内侄女闵氏为国王立妃。闵氏出身贵族又是孤儿，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遂顺利获选入宫。是年为1866年，闵兹映16岁。

闵氏通书史，好读《左氏春秋》。尽管起初并不热衷于政事，但因高宗对朝政缺乏兴趣，闵入宫数年后就开始搭手替代高宗处理一些政务，逐渐老到。20岁时闵妃因为经常出宫干政，引发摄政的兴宣大院君不满。双方后来因册封太子问题矛盾激化，引发政局混乱。

大院君摄政期间，朝鲜继续采取闭关锁国路线；而闵妃则另辟蹊径，鼓励高宗采取开化政策并引入日本势力，在朝野扶植亲信。两派互斗不断。闵妃击败大院君后，乘机专政。对内重用族人，对外推行开国政策。在1876年缔结与日本修好的江华岛条约，确立朝鲜为自主之邦，有与日本平等之主权，同时请日本顾问帮助建立新式军队。这一策略实施过程中，闵妃与亲日的改革开化派渐行渐远，日趋偏向亲华，多次利用清朝势力扫除政敌。

1882年大院君谋划壬午军乱，闵妃事先获得音讯，仓皇变服出宫，携子逃至忠清道族人闵应植家中。后借助袁世凯和驻朝清军成功脱离险境，而大院君则被带到保定幽禁3年。1884年，甲申政变发生，亲日派金玉均等夺权，袁世凯趁机平乱，闵妃重掌政权。1885年袁世凯升任大清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遂与闵妃交往日频。期间，闵妃将其妹妹碧蝉许配袁氏。

1894年东学党之乱发生，清军和日军介入，随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后，日本所支持的大院君一派得势。闵妃转而推行亲俄路线，试图借助沙俄把日本势力赶出朝鲜。1895年10月8日清晨，日本人把大院君挟持到皇宫，在玉壶楼搜出闵妃，将其杀害烧尸，残骸丢入水池。当时在宫中的美国军事教官和俄罗斯技师，目击了这一过程。

闵妃被害后，高宗感伤异常，一直拒绝签署其父和日本人提出的一系列条约。1897年，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行称帝，将闵妃追谥为明成皇后。

明成皇后的长相，一直不为人知。其照片，曾公开在1910年李承晚在美国刊行的著作《独立精神》之中。但照片刊出后，立刻有人质疑称“皇后不可能穿着百姓衣服拍照”。尽管如此，后来还是出现了以此为蓝本的许多照片，就连闵泳瓒在回忆录中也使用了类似照片。朝鲜杂志《三千里》1933年9月号上，曾有“没有人见过明成皇后面容”的叙述。（03-06）

闵泳瓒的父亲闵谦镐（1838-1882），字允益，出身两班贵族，本贯骊兴闵氏，是朝鲜的名门望族。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衰，后来由于族中出了一个王妃，闵谦镐因此得以外戚身份参与朝政。闵谦镐的父亲闵致久，是闵妃叔父。因为闵谦镐的胞兄闵升镐被过继给闵妃之父闵致禄作养子，所以闵谦镐和闵妃两房非常亲近。不仅如此，闵谦镐的姐姐还是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之妻。闵谦镐的仕途因此非常顺利，可谓穷极富贵。1865年闵谦镐以荫叙入仕，次年参加科举考试，获谒圣文科状元及第。此后历任应教、吏曹参议、成均馆大司成、礼曹参判等职务。

当时闵升镐、闵谦镐兄弟活动频繁，深得闵妃信任，并在扳倒大院君的政变中有很大功劳。1874年十一月，闵升镐一家被炸弹炸死，闵谦镐遂取代闵升镐成为闵氏家族头号人物，闵妃也更加重用闵谦镐。1877年闵谦镐被擢升为刑曹判书，跻身中枢，此后又多次担任实权职位。他与其堂兄闵奎镐风光一时，成为当时朝鲜最有权势的人物。1881年初，闵谦镐参与组建统理机务衙门，掌管军务、边政，并兼任总戎使，掌握兵权。

在闵妃的默许下，闵谦镐和领议政李最应肆意妄为。期间闵谦镐出任兵曹判书，以日本人堀本礼造为总教官组建别技军，同时兼任负责俸禄的宣惠厅堂上，大量克扣军饷，引来众人不满。当时朝鲜发生大旱，而闵谦镐的巧取豪夺使士兵处境雪上加霜。京军五营军的士兵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粮饷，人心不稳。1882年夏历六月五日，闵谦镐同意下发一个月军饷，士兵们蜂拥至宣惠厅仓库都俸所领取军饷时，发现大半掺杂糟糠和砂石，根本不堪食用。闵谦镐的家仆正好是都捧所的库直，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便和他生发争执，闵氏家仆被群殴，都俸所的粮食被抢夺殆尽。闵谦镐闻知后大怒，命令汉城捕盗厅逮捕为首的金春永等四人，并准备斩首示众。士兵们遂群情激愤，拔刀击地起誓，决定六月九日（阳历7月23日）哗变。

壬午兵变爆发后，外戚巨头闵谦镐自然成了攻击对象。士兵们本想进闵府理论，进门发现府内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一时积怨爆发，便冲进闵府杀了库吏，闵谦镐“逾垣走匿阙中”。士兵们在闵府搜出无数金银财宝和锦绣、珠贝、人参、鹿茸、沉麝，一气之下将这些奇珍异宝悉数焚烧，“芳烈闻数里”。闵谦镐闯下大祸，旋即被罢免官职，但这已无济于事。士兵受到大院君的蛊惑，誓死要推翻闵妃，杀死闵谦镐等一干闵姓外戚。第二天早晨，数万名愤怒的暴动士兵和民众冲进昌德宫王宫，四处追杀闵妃和闵谦镐。此时，高宗急宣大院君入宫收拾乱局，大院君在起义士兵和暴民的簇拥下进入昌德宫。闵谦镐自认大院君是自己姐夫，便冲出重熙堂，揪住大院君衣袍求救。随即，大院君身旁士兵将闵谦镐踢落阶下，剁成肉泥。此后闵谦镐被弃尸御沟，炎热夏日中，尸体很快腐烂。

壬午兵变平息后，闵谦镐得以恢复名誉，追赠为吏曹判书，后改为领议政。高宗赐谥号忠肃。

闵谦镐的两个儿子闵泳焕和闵泳瓒，都是大韩帝国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其中哥哥闵泳焕在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后自杀殉国，被视为韩国民族英雄。从1933年“倡导韩国独立运动”社团在南京出版的《革命公论》杂志刊登的《韩国殉国先烈闵咏焕遗书全文》看，闵咏焕的壮怀激烈，的确如早年“精卫填海”的汪兆铭一般令人动容。一句“欲生者死，欲死者生”，足以让万千苟生者汗颜百年。（03-07、03-08）

作为闵谦镐和闵妃闵兹映的政治晚辈，闵泳瓒不乏开放意识。闵泳瓒和李范晋等人，是首批赴法国了解欧洲的朝鲜人，对欧洲社会和生活方式，如数家珍。后闵泳瓒出任驻法公使，1903年参与高宗发起的谋求韩国中立化的国际支持，奔走游说法国政府与海牙国际法庭，可谓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但闵泳瓒兄弟的驻外经历，并没有成为闵氏家族在朝鲜进行势力扩张的法宝，却冥冥之中标注了一个显赫时代的结束。闵氏家族的上升轨迹，到闵泳瓒一代嘎然而止。末代朝鲜李王相定的皇后，原本是闵泳瓒侄女，不料这门亲事后来被日本统治者否定，闵女随即流亡上海。日本于1910年迫使韩国签定《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李氏王朝终结。之后，闵家开始流亡。闵泳瓒本人不知何时和什么途径来到青岛，购入安娜别墅躲避。闵泳瓒在别墅短暂栖息几年，1918年把房子卖给刘子山。就此，由老罗伯特开拓的安娜别墅故事，开始进入纯粹的本土时代。

贺伟记述说，在刘子山后两辈中，对青岛天主教堂前边的这处楼产，他们从小知道的来历并不是安娜别墅，而是朝鲜李王府。在他们的记忆中，民国中后期这处别墅的门牌号一直是曲阜路1号，而非浙江路26号。

【那些朝鲜人】

作为一个自1898年诞生之日起就确定了自由港身份的年轻贸易城市，青岛的早期移民包罗万象。诸如闵泳瓒这样不显山露水的隐秘客居者，在安娜别墅周围并不鲜见。稀罕的，仅仅在于他是个朝鲜人。

在1914年前的租借地时期和1915年至1922年的日本统治期，较之大量移居青岛的欧洲和日本侨民，青岛的朝鲜侨民数量不多。此时，受日本控制的朝鲜汽船会社有1580吨和1010吨的平安丸、会宁丸两轮船，经营釜山、木浦、仁川、青岛、上海间的航运，成为这期间青岛与朝鲜半岛的小规模经常性联系的纽带。但这一情形在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很大变化。1927年在青岛的朝鲜侨民为94人，到1935年时已增至672人，8年间增长6.1倍。

1932年1月9日，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以《韩国不亡义士李霍索炸日皇未遂》为题，报道朝鲜复国运动志士李霍索刺杀日皇事件。消息称：1932年1月8日晨，“日本天皇在结束新年阅兵礼完毕后回宫的路上，突遭一人向他乘坐的马车抛掷炸弹，但炸弹落在了马车后面，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只是马受了轻伤。目前，凶手已被逮捕，是一名朝鲜人，三十二岁，名叫李霍索……”《民国日报》刺杀新闻所占篇幅不大，位置也属角落，但在青岛却引发一系列麻烦。

报纸出版当天，日本青岛总领事川越茂派人将抗议书送至青岛市长沈鸿烈，认为此文有意侮辱天皇，提出要《民国日报》公开道歉。《民国日报》创刊于1929年，是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后确认由国民党市党部管理的机关报。沈鸿烈稍后与《民国日报》社长杨兴勤电话磋商，次日派参事周家彦前往市党部接洽，就同意日本总领事馆来函要求达成一致，依照沈鸿烈意见有原则地道歉。

次日晚，中日双方代表在日本总领事馆首次交涉，日本总领事川越茂再提出要求：须市长沈鸿烈亲自道歉，并令行禁止《民国日报》出刊。沈鸿烈与杨兴勤为息事宁人，决定答应日方要求。但日方仍不善罢甘休，蓄意扩大事态，暗中组织日侨暴动。1月11日夜，沈鸿烈召集紧急会议拟就应急方案，通知海军陆战队及警察紧急布防，严防日方军事行动；继续与日总领事馆协商，以求和平解决；同时提醒商铺严加防范，提醒市民减少外出。

1月12日，在青日侨数千人武装集会，随后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上午9时，《民国日报》社发行处闯入两名日本浪人，一人把守房门鸣枪示威，另一人将数瓶油弹投向火炉，发行处内顿时烟火四起。附近岗警闻声赶来，纵火日人有恃无恐，迎面向警察开枪拒捕。下午2时，沈鸿烈与川越茂再次会谈，中方对日人鸣枪纵火提出抗议，最终达成四项协议：《民国日报》社长向日总领事馆道歉；《民国日报》停刊10日；《民国日报》复刊时公开登报道歉；今后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同日晚，日侨再冲进中山路《民国日报》社，将门窗和家具砸烂。之后涌入太平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大楼，砸开门窗，抛撒火油等易燃物纵火焚烧，导致大楼四层以上悉成焦土。与此同时，驻泊前海的日舰派出近千名陆战队员武装登陆，分布在领事馆及各交通要道，保护行凶日侨。在这一过程中，日舰始终将炮口对准市区，形成威胁。在日本武力胁迫下，国民党青岛市党部被迫停止工作，《民国日报》宣布停刊。（03-09）

事发后，青岛市政府续与日本领事馆交涉，但日方拒不承担责任。1月21日，日方向青岛市政府发出公函，指责青岛方面应负全部责任。青岛市政府则于2月24日发函日本驻青总领事馆进行辩驳并抗议，文函来往延续到10月份。

青岛市政府对日方的蛮横逐一驳斥：一、“该报记载事件系属一事，焚毁党部又属一事”，不能混为因果。“该报记事一节，当时业经贵我双方协议解决。而贵国侨民竟蔑视双方官宪，无端横行，以致酿成如斯重大案件。其为故意扰乱治安，破坏建筑物，实属毫无意义”，“贵馆对于该项极端暴乱之行为，不以为非法，而直认为事理上应有之结果，此诚大惑不解者”。二、“取缔贵国侨民，贵馆既迭函声称负有应尽之职责，是日侨之一切越轨行为，贵方应即予以适当之措施，自不待言。本府为尊重贵方职权起见，向未直接予以处理，何独对本案反咎我方放弃其职责”。三、“本案人犯既经贵馆查明分别法办，是该犯等犯罪行为业经贵馆审实，其因犯罪行为所发生之损害，自不能免赔偿之责，此理所当然者（本案情节异常重大，迥非寻常交涉可比，总计损失595607.29元，决非公以处罚二字了之）……关于惩凶一项希将处办详情明示外，其关于本府要求道歉、赔偿、保证等项，请迅予照办”。

日方称：“我方之见解，迄今已反复说明在案，确信嗣后毫无推翻从来见解之余地。”青岛市政府对于日方“抹煞事实，锦词推卸”态度，表示“不胜遗憾”。

在青岛《民国日报》停刊同时，上海《民国日报》亦因1月9日在国际版头条刊登《韩人刺日皇未中》消息，1月26日通告停刊。3月29日，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对青岛日侨暴乱，捣毁青岛市党部与《民国日报》社事件做出妥协，决定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暂以秘密方式领导下级工作”。

实质上，围绕着朝鲜复国运动的一系列活动，在当时已成烽火燎原之势。1933年11月，一份“倡导韩国独立运动”的中文杂志《革命公论》开始在南京发行，陆续刊登了《韩国革命势力重新建造论议》、《客观的韩国研究》、《韩国革命利在急进》、《韩国两大革命势力体之结合》、《韩国革命建国的标准问题》、《韩国革命在极东及太平洋问题所占地位》和《最近韩国国字运动》等文章，并刊发了《韩国殉国先烈闵咏焕遗书全文》。其中《韩国革命在极东及太平洋问题所占地位》一文，将1914年日本对青岛的占领和后来的青岛回归进行了系统梳理，把青岛问题和韩国独立运动纳入到一起考察，以吸取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期间，居青日朝侨民较前继续增加。1943年时仅日本侨民就高达43653人。这一年，成为了青岛历史上外侨人数最多的年份。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居青朝侨人数较前亦急剧增加，跃居第二位。与之前闵泳瓒的青岛行踪深藏不露一样，众多朝鲜客居者的作为多在公共视线之外。零星的资讯，停留在了一般治安事件的范畴，且缺少细节。除了1929年8月有查获9户朝侨秘密销售毒品和1934年发现有144户朝侨非法出售毒品的记载外，关于朝鲜侨民在青岛的商业活动，进入记录的仅有朝侨玉宗民等在1939年合资创办华北印刷工厂这一孤例。战后到1946年时，青岛的朝鲜侨民便迅速减少至12户。（03-10）

青岛与朝鲜的联系，还显现在文学创作中。1934年3月，作家舒群从东北来青岛，同年秋被捕。在狱中，舒群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评论者认为，描写了一个朝鲜儿童在日本军队迫害下的悲惨遭遇的小说，“歌颂了主人翁果果善良的心灵和敢于向日本兵拼搏的勇敢精神”。出狱后，舒群离开青岛去上海。1936年5月，《没有祖国的孩子》在傅东华主编的《文学》上发表。

早在1917年10月闵泳瓒还居住在曲阜路安娜别墅时，朝鲜银行已在青岛设立支店，主要办理外汇业务、发行日金流通券，兼营储蓄和抵押放款。开业伊始，发行了7种俗称老头票的金券，流通额在100万元以上。这家由日本政府1911年3月将韩国银行改组的银行，总行设在汉城，控制权一直在日本人手上。自1917年至1945年间，青岛的朝鲜银行经历了多次兼并重组，涉及日资正隆银行和英资麦加利银行等多家商业金融机构。1932年5月10日，由日本建筑师三井幸次郎在叶樱町（今馆陶路）设计的青岛朝鲜银行办公楼竣工。这栋现代主义风格明显的建筑，是三井幸次郎在青岛继1925年竣工的青岛取引所、1930年4月完成设计的安徽路1号库房、1931年冬天竣工的福山路8号陶善欣宅第之后，风格转变的另类设计。

朝鲜银行出现在青岛的同一年，朝鲜长老会亦有派传教士洪承汉、朴尚纯来山东的记录。经济上受制于北美长老会的朝鲜长老会，总会设在朝鲜平安北道。1917年该会来青岛后不久，长老会的东海区会和胶东区会即分别将莱阳、即墨划属朝鲜长老会差会，定名为莱阳区会。这之后的20年，没有朝鲜长老会在青岛活动的详细记录，只大致知道该会的存在。此后，重新露出水面的朝鲜长老会的大略活动的影像是在1938年。是年，朝鲜籍牧师方之日来到青岛，在北美长老会驻青差会的支配下，奔走于市区几个教堂布道传教。日本第二次占领后，来青岛的朝侨渐增，包括布道在内的各种活动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在青岛的日本军方管理当局发出公告，限定朝侨只许在市内活动。显然，这对朝鲜长老会在本地的事业发展殊为不利。于是在1939年12月，朝鲜长老会总会又派出了一个叫金明执的牧师来青岛，并于翌年在合江路10号建立了一个礼拜堂。至此，朝鲜长老会在青岛的教务分成了两部分：朝侨信徒250余人，由金明执负责；中国信徒120余人，由方之日负责。方氏是朝鲜长老会在青岛地区的代表，并担任中华基督教山东大会副干事和胶东区会执行委员。相关资料显示，方之日在青岛的时间很长，在朝鲜长老会的其他牧师经过了1949年的制度变更先后回国后，方之日直到1957年才离开青岛返朝。至此，朝鲜长老会在青岛长达40年的历史结束。

朝鲜长老会选择在僻静的合江路10号建立礼拜堂的来龙去脉，没有可信任的文献记载。想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由于日本军方管理当局不信任所造成的人为限制。较之礼拜堂对面后来在1942年由日本兴发公司设计开发的体量巨大的兴龙庄公寓，长老会礼拜堂则显得极为平常，这和其在合江路上的大部分邻居相似。礼拜堂建筑处在坡度很大的合江路的低谷处，临近安东路。在更低处，合江路与安东路形成了十字交叉。据青岛市工务局1946年7月份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合江路曾经过了一次改名。该文件说，从当月开始，将欧阳路改为合江路。那么，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合江路实质上是以欧阳路的面目出现的。这个时间段，应和1940年出现的朝鲜长老会礼拜堂相符。

1945年10月1日，由理事长李达荣主持的韩国民会在合江路10号里举行了成立大会。1949年7月，这间又名韩侨民会的总务理事改为朱锡裕。同年11月，崔达河出任会长，会址改设到冠县路93号。与此同时，文永浩任会长的朝鲜人会也在胶州路15号成立，起初有会员14人。

作为一个先期抵达青岛的朝鲜人，闵泳瓒后来的去向扑朔迷离，其和在青岛的朝鲜教会、社团、反日人士以及包括朝鲜银行在内的各种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亦缺乏记录。他像一个孤零零的栖息者，隐蔽在青岛的闹市之中，唯恐发出一丁点声响。

【刘子山来了】

1918年的青岛，波澜不惊的大街小巷里深藏着种种诡异。这个缺乏方向感的城市，雾气弥漫，前途未卜。

仅仅才过去几年，包括安娜别墅在内，城市在阳光下面的表情已恍若隔世。生机、梦想和真实，被隐藏了。在这之前的1916年，罗伯特已经在慕尼黑去世，而这时，汉斯也早就不见了踪迹。这个迷离的时光，是属于另外一些人的，这中间，包括安娜别墅的新主人刘子山。关于奇迹般崛起的刘子山，在1918年的青岛已几乎是路人皆知。一个暴发式的砖瓦商的私人纪念品，终于完成了和一个暴发式资本攫取者的奇妙连接。这中间的曲折，或许多少透露出了一些诡异的城市宿命信息。只是到了这时候，我们依然不知道，对安娜别墅来说，这是新生，还是沉沦。（03-11）

其实，对刘子山来说，罗伯特和他的儿子汉斯操练的行当，他并不陌生。1914年，刘子山也曾投资建立了一个复合永窑厂，直接参与了本地砖瓦业的市场竞争。在数以千计的各色屋顶上，铭刻着刘子山制造和复合永窑厂字样的舌头瓦，比比皆是。

刘子山1898年来青岛，至1918年已整20年。经过参与山东铁路的修筑施工和给张之洞当翻译的历练，并通过经营福和永美国松木的生意，以及砖瓦厂、铁工厂、别克汽车专营、鸦片贸易等等积累的大量财富，刘子山和刘家渐成气候。应该说，1918年对刘子山是重要的一年。此前，刘用所赚取的巨额利润投资房地产，已拥有了天津路、肥城路、武定路、甘肃路、无棣二路等多条街道的房产。甚至有传言，当时全市的每条街道上几乎都有刘子山的房子。而在这一年，他又开设了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东莱贸易行并创办东莱银行。仅东莱银行一项，刘子山就投资300万银元，按当时比值，这相当于4万两黄金。显然，购买曲阜路上的安娜别墅，对刘子山在资金上不成问题。问题倒是，自1918年后便属于刘子山名下的这栋大楼，是否给刘家带来过福泽。根据贺伟的考据，在1918年买下曲阜路安娜别墅后，刘子山家中便连年不顺。先是夫人林氏去世，后又在别墅内发生煤气中毒导致女佣丧命，刘子山由此认定此地不吉。稍后筹划购买太平路37号大楼，入手后全家搬入。由于此楼距海太近，住过一段时间后家人觉得过于潮湿，就又搬到了蒙阴路居住。因为安娜别墅的关系，刘子山的儿子刘少山一直对带有尖顶的楼房抱有成见，认为会带来凶兆。后来修复被日本人焚毁屋顶的太平路大楼时，刘少山执意将四个角楼和塔冠拆除，由坡顶改为平顶。

在1918年刚刚搬入安娜别墅的时候，刘家的里里外外，不乏祥和。每日起床，刘子山都会在家里用餐，他的早饭非常简单，多是一小盘咸菜和一碗面粥。入城多年后，刘子山一直保持着山东口味的饮食习惯。每餐的菜品，多是一小盘烧鲅鱼籽、一小盘清拌去皮黄瓜、一牛眼碟的醋泡海米，最多加一小碟鸡丝。主食则是枣面粥，做法是把小米和红枣晒干，然后磨成粉煮粥。后来家人为了提高口味，就先用小磨把小米磨碎，加入红枣搓成米条，晒干后再磨，然后煮粥。每日餐间，刘子山会喝一点老酒，他将这种老酒叫做“山东黄”。刘子山的孙辈，后来一直延续了这种对山东老酒的称呼。

尽管意外频生，安娜别墅却也成为一段情意的见证。1920年刘子山夫人林氏去世后，国民党元老谭延闿曾以湖南省长身份写了匾牌，放置在安娜别墅灵堂中央，使林氏夫人和刘府哀荣倍具。谭延闿和刘子山1914年在青岛结识。当时谭因在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时发檄文讨伐袁世凯，被袁驱逐避居青岛。在购得江苏路一处房产之后，不知何种原因得罪了刚刚占领青岛的日本当局，房产随即遭查封。谭托一位在青岛的粤商找到刘子山，辗转讨回了房子，两人由此结为好友。谭延闿做过国民政府主席，善书，是民国书法大家，黄埔军校牌匾及中山陵“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皆由其所书。

搬离安娜别墅后，这里在短暂闲置后对外出租，其后刘子山将别墅送给了长女刘景隋。

1937年4月，安娜别墅曾经有过一次维修。是次施工，登记维修费为15000元，这个“元”是尚未贬值的法币。所用工程材料有美国松、瓦石、砖石等，由青岛注册第二号建筑工程师王德昌负责设计施工。在是年的档案中，安娜别墅的地块标注是“浙江路五号地和曲阜路六号地之间”。在施工过程中，青岛工务局还发来一份整改通知书，指出修缮中没有按照规定在厨房地面下铺设防火铁板，易带来消防隐患，要求返工以“符合图样”。施工方在整改后，即向工务局报告了结果。

1937年负责安娜别墅维修工程的建筑师王德昌，1934年也曾参与过刘子山湖南路东莱银行大楼的修缮工程，此后他在1935年被推测参与了恒山路5号姜如心医生住宅的设计。之前，他还于1931年在胶州路瑞蚨祥的东侧设计了一座新式二层楼房。1934年东莱银行的修缮图纸上，标注有执业建筑师王德昌的名字。《青岛指南》所载王德昌办公地址和住址，分别为广西路20号和龙山路新6号。而作为安娜别墅的维修负责人，王德昌不过是和这个建筑发生过短暂接触的众多关系人中间的一个。关于这份关系人的详细名单，今天已经难以一一查找排列。（03-12）

刘子山从1918年的购买安娜别墅到1948年的病故上海这30年间，尽管庞大的金融帝国逐渐扩张到了济南、天津、上海，但他在青岛的事业依然持续运转着，这是他最后的日子。在这些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日子里，树大招风的刘子山一直左右周旋，尽量避免落入涡旋。如1929年国民政府入主青岛后，刘子山旋将太平路上的大楼让与国民党市党部。而此后在日本第二次占驻青岛后，刘子山又将湖南路39号的大楼割让。后来围绕着这两栋大楼的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或许正和刘子山的命运息息相关。

从1898年到1948年，刘子山从一个来自掖县的无名之辈，最终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金融传奇开拓者，得于天时地利和机缘，也失之于天时地利与机缘，其中的幸与不幸，不知1948年病故前的刘氏自己有几多体会。

后来住在安娜别墅的刘子山长女刘景隋，1955年后在青岛去世，当时的身份是街道义务居民调解员。刘景隋和母亲林氏葬在一起。刘景隋二女儿卞韵羲的丈夫张恩源，一直照料着岳母和老岳母的这处墓地。

04：中国城

要看清楚安娜别墅时代的青岛，不能缺失大鲍岛中国城。这块毗邻城市欧洲区的坡地，由于广东、宁波和山东周边投资商的广泛参与，在城市化早期以远远超出德国租借地当局者想象的速度，魔术师一般缔造出了不可复制的成长传奇，其中诸如周宝山、刘子山、宫世云、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成兰圃、高秩臣等华人商业领袖，成为了能够与老罗伯特这样的德国投资者争奇斗艳的本土榜样。

从安娜别墅所在的曲阜路向北，依次是德县路、平度路、黄岛路。这四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在1900年代完成了青岛欧洲城向大鲍岛中国城的过度，并在黄岛路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

实质上，黄岛路对于安娜别墅时代的早期青岛的意义，犹如欧亚之交的土耳其，一边是欧洲文明踌躇满志的扩张，一边是本土文化步履维艰的坚守。黄岛路一路过来的绵延，没有成为保守主义的屏障，也不曾培育出理想主义的种子，却让平民化的节拍，积累成日复一日的风景，平常、顺畅、斑驳，最终成为了流动着的城市纪念碑。

【亡羊补牢的陌生人】

黄岛路和其所依附的大鲍岛华人社区的源头，肇自1897年11月德国海军对胶州湾的占领。1901年8月海因里希•谋乐编辑的《山东德邑村镇志》记载，历史上的大鲍岛村位于胶州湾青岛的北面。有王姓和于姓居民680人，都是渔民和农民。村中建有一座带学校的祠堂，和一座成规模的士绅庄园。谋乐考证，“鲍”字指经干燥腌制的海生物，鱼、牡蛎等。此前地图上也将这里称豹，就是豹子、豹猫。豹岛是海湾中离村子不远的一个岛。德国占领军随后将大鲍岛老村庄收购，1900年冬拆除了这里的茅棚等建筑物，开始在这个区域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城。

1898年3月，中德在北京签订条约，确定德国有期限租借胶州湾海岸，租期99年。就此，青岛租借地形成基本框架。期间在柏林制作完成城市规划，新城分为欧洲区青岛和华人区大鲍岛两大部分，中间以自然地形设置隔离带。此后出现的黄岛路，就在这条沟谷状隔离带上。欧洲区和华人区的设计，基于具有歧视性的“种族隔离”理论，主要体现在居住权的限定上，两区域间日常的商业、社会活动与人员流动，不在限制范围内。大规模城市化开发之后，华洋分治的局面并没有制约大鲍岛华人区的爆发式扩张，随后几年华人区土地相继告罄，向隔离区域寻求发展空间的需要，成为现实选择，黄岛路由此诞生。

1905年酝酿成熟的青岛关税修改，成为推动大鲍岛地理扩张的契机。此次改税，显现了华人经济圈日益增长的巨大活力。是年，黄岛路连同平度路像两个亡羊补牢的陌生人一样，出现在一片规规矩矩的“井田制”布局的边缘，担负起单向度沟通的责任。实质上，这两条贸然切入的新街道，与其说这是在完成一种“沟通”，不如说更像一道屏障，其让无形中的缓冲区依靠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理阻碍。因为当道路两旁的建筑物陆续建成后，如果想从传统的大鲍岛华人社区行进到欧洲区，需要很费功夫地绕过一大片密不透风的隔离建筑。基于同样的原因，从欧洲区进入大鲍岛华人区，一样也颇费周折。举个例子，本来从安娜别墅经过天主教保留地到大鲍岛，通过依次穿越平度路、黄岛路的街道或者建筑空隙，可以很容易抵达，但因为屏障一般的联排建筑的阻挡，却让这个简单的行走路线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迷宫历险，所花费的体力和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了。1913年华洋分治的限制废除，黄岛路已经形成的地理屏障，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这一诡异的城市布局，依然清晰如昨。（地图02-A 局部）

1905年黄岛路建成，次年，刚刚进入青岛发展的浙江商人周宝山便购买了黄岛路上的几块大幅土地，成为这条具有分界线意味的街道欣欣向荣的象征。周宝山的出现，恰在一开始就暗示了黄岛路的未来。周宝山又名周季芳，祖籍浙江慈溪，约于1905年进入青岛，兴办周锐记，经营木材生意。周氏1906年在黄岛路与平度路之间购入两块土地，奠定了黄岛路街区土地所有权格局。就是在这一年，苏皖浙赣四省商人在青岛筹建三江会馆，周宝山成为首任会长。1907年的5月，德国总督和山东巡抚杨绪祥出席了三江会馆在大鲍岛核心建造的会馆建筑落成典礼。和声鸣盛中，周宝山陪同着一群中德官员和各路盛装前往的华商，把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渲染得风光无限。此后在1912年，周氏再将广兴里所在街坊收入囊中，进一步扩大了其在青岛华人社区的影响力。同年周宝山与胡存约、朱杰、古成章4位华人获总督任命，成为总督府特派信任。至此，周宝山以黄岛路为中心的青岛财富扩张地图，得以确立。在1928年12月出版的《胶澳志》中，周宝山与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成兰圃、胡存约数人，被认为是青岛开埠之始，“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

就在1912年周宝山将广兴里街坊纳入周氏财富谱系的同时，莱州籍建筑承包商宫世云也在黄岛路着力搭建自己的规模化里院建筑群。宫世云1878年生于莱阳县城厢，19岁进入青岛学习建筑施工，快速成为建筑承包商。据金山在《大鲍岛》中的研究结果，1905年宫在芝罘街组建公和兴工程局，与山东铁路公司合作承建胶济铁路沿线桥梁、土木工程，并在黄岛路与芝罘路的交叉口投资建造里院建筑。此后又承揽了市场三路公立市场、江苏路青岛病院、鱼山路青岛中学等公共建筑以及大康、内外棉、富士等纱厂厂房的施工。1923年公和兴的一则建筑广告称：“本局自开办以来，历有廿余年，工务日见发达，信用昭著。设总局于青岛，设分局于济南、大连，专承揽各种土木工程”。（04-02）

实质上，就如同周宝山、宫世云们的商业活动与产业分布并不仅限于黄岛路一样，在1914年前和以后的很长时间，黄岛路始终不曾脱离过整个大鲍岛社区的文化系统而独立存在过。指出这一点，对厘清黄岛路与周边街区的关系，保持黄岛路叙述的完整性与客观性，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将包括黄岛路在内的整个大鲍岛社区视为一个整体形态，才能够看清楚本土华人经济与社会的活力，发展路径，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化创新精神。1913年青岛租借地政府的年度报告记录：在这一年度“大鲍岛和大港间的市区开始合为一体。在大鲍岛建筑的空隙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大部分殖民地开初几年投资建的老房子已被拆除，为更壮观的建筑物腾出了地盘。许多建筑物上又加盖了第二层。若干大公司将其业务部门迁来大鲍岛。来自中国的业主无论是在青岛还是在港口区都开展了生机勃勃的建筑活动，建成的房子不仅表现出了迄今（风格不同）的中国建筑方式，而且更多地仿效了开放的欧式农村房型。”黄岛路的日趋繁荣和周宝山们投资的日趋扩大，恰恰印证了德国青岛总督府年度报告的叙述。不论对政府方面还是华人投资商群体，经济的活跃与社区繁荣，都是符合需要的趋向。（04-03、04-04）

周宝山时代之后的黄岛路，平民化色彩日趋浓郁。魏镜编著的1933年版《青岛指南》显示，分布在这里的至少有大同书社、东盛和银号、宝屋典当、德兴里三等妓院、宝兴里三等妓院等商业服务门类，以及火柴同业公会等社团。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黄岛路逐渐发展成为露天市场，密密麻麻的摊位占去一半马路。平原路至安徽路一段，大多经营日用铁器、陶瓷器、木器；安徽路至芝罘路一段，多贩卖禽蛋、肉类、海鲜；芝罘路至四方路一段，主要卖蔬菜、水果。

作为前租借地的地理缓冲地带，秩序、法治和竞争，早已是黄岛路的正常逻辑。比如在1930年的春天里，包括黄岛路在内的大鲍岛，不徐不疾的节奏一如既往。几个月前李姓和于姓两名便衣警察包庇潍县路泰兴里烟馆暗娼被法院惩处的余波刚刚消散，3月10日，同一条街上的华芳成衣局又给商会递了封信，情愿出会。10天后，青岛特别市工务局给黄岛路9户的林耀天发来了通知书与查勘单，同意他修改房屋门窗。而在邻近的博山路上，复丰永商号的改组，已箭在弦上。这一切，在这里早就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从四方路看步步高升的黄岛路，顶端的开敞处恰好和望火楼交相辉映，形成街区的景观高潮。而从平原路向下，通过石板路缓慢的亦步亦趋，则可将市井气息和海天一色一揽子装下，慢慢走，慢慢看，慢慢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长时间里，这个独特的空间感受相互交错，成为无可替代的行走经验。同为人们熟悉的，还有一些更日常化的公共设施，如黄岛路与四方路、易州路交界处的一块三角地，有一处公共水栓，老青岛人叫它水龙池子，早些年这一带的店铺、居民用水，都由此用水桶打回去。一排水龙头前面，接水、洗衣、洗菜、洗漱的人流不断。自来水入户以后，这里逐渐闲置，成了市场的一部分。每逢过年，水龙池子就成为杂耍场，有套圈、打棋谱等游艺，也有拉洋片、唱琴书等演出。水龙池子的旁边，是著名的四方路大茅房，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日常方便处。以此为标志，黄岛路与四方路完成分歧。一个公共水栓和一间公共厕所构成的地理坐标，穿越迷离的时光屏障，始终牵引着活灵活现的平民记忆，粉碎了达官贵人的庙堂传说，也驱除了种种一泻千里的烦恼。

【不可抑制的向往】

黄岛路的绵延，是里院积累的。这里，不仅仅是里院这种独特民居形式的发源地之一，也是青岛多元文化创新的集大成者。黄岛路的气质、性格、节奏，和里院的平民化生长环环相扣，休戚与共。我们知道，里院文化的核心，是它的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它的平民化的温存，是它的和衷共济的风格。里院的秩序，是一种城市文明和传统理性的混合产物，它本身就是多元的，它既表现出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不可抑制的向往，也保留了农业文明的纯粹、简约、实用和单一性。在这里，生存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也是最简单明了的人生哲学。而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里院实现的居民交流形体，也就最真实、诚恳、直接。在围合起来的小环境中间，人际关系的融洽和互助，是里院文化最显著的标志。根据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邓夏团队的最近调查，黄岛路数十个里院的名称，几乎都有文化渊源。后来有些里院产权变更，名字也随之发生过变化，但基本脉络依然是清晰的。这个现象，印证了传统文化在里院发生和演变过程中的深厚力量。（04-05）

比较殖民色彩浓郁的欧洲区青岛，黄岛路里院是个非常重要的本土城市单元，这个单元的社会意义和对居住者的影响，大于家庭、街道、学校、单位。它不仅仅是个物理意义上的中间环节，更是平民生活最重要的掩体和表现。里院不仅仅是家、邻居、空间，还是方向和限制。就黄岛路而言，居民的思维、情感、习惯、行为方式，都是里院这个城市单元的直接和间接的结果。回头看，黄岛路的里院层峦叠嶂、气象万千，一步步呈现出青岛本土文化日积月累的光荣。德兴里、宝兴里、和平里、庆余里、安康里、华侨里、鼎新里、瑞蚨里、三兴里、积善里等等鳞次栉比，每一个里院单元，都曾经生机勃勃；每一扇窗户里面，都弥漫着亲情和执著的希望，慢慢走过去，迷离一片。

德善堂，黄岛路28号至38号五边形三层里院，语出《道德经》 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副“宁人负我，莫我负人”的宽厚，透露出里院文化的仁德与本分。很多人记得32号德善堂道士庙的道士，小孩子生病，他会拿张纸，写些字，一边念着经文，一边烧掉写好字的纸，再给生病的孩子一粒小药丸，吃下去，病还就真好了。道士从不收费，把小庙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还有个“红本”，证明自己的身份。“文革”之前“破四旧”，道士被赶走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年纪大些的老人后来会时不时提起这个道士，透露出些怀念。

鼎新里，黄岛路36号至50号三层里院，取义于《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内有三个院，由黄岛路36号院门进入向里分为一、二、三号院。一号院建有雕花蝴蝶的土地庙，每逢年初一十五，都十分热闹，惜文革时期被拆除。每逢过年过节，鼎新里的女人们，会嘻嘻哈哈在院里做灯笼花、剪纸等等，攒着劲儿显手艺。1947年《军民日报》曾刊登鼎新里居民哭诉，称“房东任意增房租，每间每月索二袋面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鼎新里居民丁氏的父亲，是三新楼浴池的老板，当年花了好多米面买下房子，所以他家就跟每月交房租的住户不太一样。2012年青岛理工大学学生走访鼎新里，三号院二楼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说，自己年轻时是纺织女工，退休后信耶稣基督，每周六去江苏路教堂做祷告，唱圣歌。

余庆里，黄岛路56号至60号两层里院，语出《周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和平里，黄岛路82号三层里院，《易经》第三十一卦彖曰：“咸，感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方形地段中由甲乙两栋建筑组成，中有L型狭长过道连接。甲楼每层有一个卫生间，内层乙楼有一个卫生间。青岛剧作家高思国记述，和平里的房东，是广东商人高秩臣。高早年在烟台开饭店，后又经营广东土特产，开过当铺，贩卖过鸦片，积累了资本后到青岛发展，成为青岛城市化以后最早进入的粤商之一。1914年后高先后买下即墨路12号房产和黄岛路74－82号房产。即墨路12号租给高学曾开办聚福楼饭店，黄岛路房产自住和出租经营结合。在此经商时间较长的商号有74号万香斋酱肉，76号元兴皮革，78号和兴泉烧酒，80号的兴宾饭店等。

黄岛路84号高两层，为长矩形庭院，院内空间舒适。南部相邻三层建筑，采光和视野略受影响。门头房78、84、86号早年是三聚城营业店，红火一时。88号与84号相似，以矮墙相隔，两院呈对称格局，风格一致。

转头折返，黄岛路以单数排号的的另一边，同样风光无限，生机勃勃。67号高三层，与四方路36号为一个院，后被分割开来，独立成院。黄岛路49号至65号两层里院，名罗康里，由黄岛路65号大门可入，五边形建筑围合中间庭院。

黄岛路39号至47号里院，名安康里，两进，与芝罘路相连通，前院为两层矩形，后院为三层不规则四边形。这里曾为洋车夫居所，住户里有很多妓女，老人说直到1952年还灯红酒绿。一荣姓老人讲述，她老家即墨，1931年12岁的父亲来青岛讨生活，和另外两个打工的人合伙，用三袋面买了安康里前院二楼一间5平米房子。她听父亲说，当时安康里的租住人“有做买卖的、开店的、拉地排车的、拉小车的，后院的三楼上还住着两个妓女，可以说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院里人杂，穷苦人占多数，所以5、6人合伙租一间房子很普遍。到20世纪50年代，妓女改良搬走了，有技能的人被招到工厂里干活也搬出了安康里，很多房间就租给外来打工的人住，两家合租一间房，用木板在中间隔开，这时家家搭起吊铺，院里盖起很多小房，使得原本宽敞的院子变得狭小。33号亦是有名的情色欢场，一条狭窄楼梯接通芝罘路26号。据说这里的来客多是外国人，留下不少混血儿，后来这一带就被称为华侨里。

【情色】

黄岛路的风情，多和这里的情色场所有关。1934年夏天郁达夫到青岛避暑，就曾好几次跑到黄岛路，领略青岛的情色绚丽。当年7月17日郁达夫记：“晚上萧君请吃夜饭，在潍县路的可可斋。今天读日本杂志上的短篇两篇，觉得杉山平助这位新作家，将来很有希望。向晚天气忽转凉冷，似二月中旬，青岛真是怪地方。晚饭后上黄岛路（中国三四等妓馆密集处）及临清路（朝鲜妓馆街）等处去走到了十点回来睡觉。”郁氏是前些日子到青岛避暑的，没事就跟着朋友满青岛闲逛，名胜古迹和犄角旮旯，去了不少地方。黄岛路的情色光景，对这个习惯都市夜生活的前创造社激进骨干，并不陌生。（04-06）

作为青岛情色服务业的重要区域，黄岛路一度令人趋之若鹜。黄岛路上一等妓院有天香楼；二等妓院有平康五里，内有乐户14家，妓女100多人，知名乐户有艳芳书寓、同庆书寓、福祥书寓、连升班、同庆班、艳红班等等；三等妓院有乐康里和宝兴里，有乐户34家，妓女近百人。1933年版《青岛指南》显示，黄岛路德兴里和宝兴里均为三等妓院，分别有妓女66人和31人，乐资为“关门五角、拉铺一元、夜度二元”。

早年在海泊路、四方路开设药房兼诊所的韩风岗老人回忆，旧青岛的妓院大体分高中低三类。比如朝阳路的怡红院，是高级妓院。有次一位朋友带去见名妓，只啜了一杯香茶，点心几块点心，就花了两人10块现大洋。若留宿，就得每人20块现大洋。那时，一般工人月工资不过2块现大洋。邱县路和朝阳路交汇处的平康二里，也是高级妓院。属二类的，则有易州路的平康五里、黄岛路和芝罘路的天香楼和平康东里。韩风岗介绍，青岛的三类妓院，有河北路的东海楼。由于临近小港，整天在海上漂泊的船员靠岸，便是这的常客。除此，聊城路、临清路上多是日本妓院。至于什么半掩门、卖大炕的，在黄岛路、西广场也屡见不鲜。照韩氏的说法，黄岛路的色情业，还是划分了不同等级的，服务的阶层也不尽相同，显现出需求的庞大。韩风岗说早年在四方路开诊所，进口过一批盘尼西林，解救了不少妇女。

检索报纸，关于妓楼的报道屡见不鲜。1934年《青岛时报》曾刊登启事，称收租人王儒堂因亏用公款潜逃，并携走宝兴里、德兴里、恕德里及张葆堂记图章，声明此四章在外发现一概无效。围绕着宝兴里，各种花边新闻层出不穷，1940年警察巡查宝兴里，将因未登记藏匿床下的嫖客抓捕；1947年更频频发生“宝兴里吃醋冲突，孽艳女遭受痛打”以及“嫖客起盗心图劫妓女金戒，终被捕入警局”等事件。而在平康五里，多年来亦不乏离奇窃案、伙友外逃、怪汉打人等诸如此类的社会新闻。

娼可公开，赌与毒却非法。在青岛市档案馆，保存有1927年胶澳商埠警察厅在安康里抓赌情形的报告，透露出情色黄岛路的灰暗一面。1946年，鼎新里破获烟窟一处的新闻，则更深层次地反映了这里被遮挡的颓废与欲望。

情色与政治，在黄岛路也上演过荒诞剧。1940年1月，汪精卫召集华北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和伪内蒙自治政府的代表在青岛会谈，酝酿成立傀儡政府。传重庆国民政府派特工秘密潜入青岛伺机破坏，不料一潜伏者因迷恋黄岛路妓院露出马脚，被敌伪情报人员跟踪逮捕，最终供出重庆计划，迫使行动流产。1月20日，《青岛新民报》以《汪通电劝蒋，促最后觉悟》为题发表评论，称“今新中央政权酝酿将届成熟之际，犹复顾念蒋氏，予以最后劝告。”1月21日，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偕齐燮元、王揖唐、朱深等人抵达青岛；22日上午，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代表李守信乘机到达；22日下午3时，汪精卫偕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一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偕陈群、温宗尧一行，亦搭乘日本奉天丸轮船由上海驶抵。1月23日，《青岛新民报》报道会谈开始，称“以中国新中央政权之成立具体的检讨历史的重要会谈开会地点青岛，今也于新中国建设史上占重要地位。所谓新生中国发祥地，全市民之欢欣，已达最高顶。”1月26日，青岛会谈完成计划议题，汪精卫下午在迎宾馆接见记者，通报会谈结果，称“此次青岛会谈，实可称为和平运动之一大进步与发展。”汪精卫青岛会谈成功，固然非情色黄岛路可尽罄竹难书之责，但扭转时局的一个机会，却是真真丧失掉了。历史拐点的诡异，莫不如此。

与习惯中的负面信息不同，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妓楼乐善好施的资讯。如1940年妓楼公会曾在平康五里前设置施茶处，救济贫民。

妓院的税收，是地方政府的一大税源。有娼妓为逃税，不愿进入妓院，单独接客，称为野鸡。黄岛路上过去有流莺集中的院落，人们叫野鸡院。因其私下向警察行贿，虽人人皆知，也能一直存在。娼妓易成为性病传播者，所以政府对从业者的卫生防疫极为关注，1939年《青岛新民报》曾报道有宝兴里妓女等“不知清洁经警送分局”的消息。性病的传播，也促生了医疗的兴盛，仅黄岛路就设有多家性病防治诊所。1932年的《青岛时报》和1934年的《平民报》上，也分别刊登有黄岛路花柳医社医生董书田、瑞蚨里德善堂医师陈显庭治疗花柳病的广告。1940年，《大青岛报》也刊登有黄岛路福海药房经销参蓉百补肾中灵药物的广告。

民间素有“劝赌不劝嫖”的习俗，但嫖也并非一味其乐融融，捉襟见肘的尴尬，亦是平常风景。因有迷人的女子，客者为娼筹钱而当卖物品时有发生，妓院附近便多了当铺营生，典来当去，无非声色犬马。作为关联产业，黄岛路附近也不乏饭店、酒馆、首饰店、理发店。1940年《青岛新民报》刊登消息称，兴宾菜馆即开市黄岛路益臻繁荣。

档案显示，政府对本地色情业的管理与培训，始终不曾懈怠。期间，举办过不同类型的女子补习班，由政府出资聘请教师，提供校舍，各里班主，为妓女上学提供方便。学生上课，一律穿着制服，不得无故缺课。1938年6月30日，青岛伪治安维持会发布委曹佩兰为第一女子补习学校校长令。第一女子补习学校设在四方路平康东里，并设有黄岛路平康五里分校。青岛市档案馆保存有1946年12月21日卫生部门发放的《黄岛路宝兴里乐户领家负责人呈报表》，显示出政府对妓院的日常监管情形。

黄岛路的热闹与浮华，直到1950年代早期戛然而止。老青岛至今都记得，1950年初黄岛路最大老鸨于小脚被枪毙的情景。一声枪响过后，黄岛路顿时花容失色，情色传奇随即烟消云散。香消玉殒后的黄岛路，多了宁静，少了妩媚；多了目不斜视，少了东张西望。回头看，曾经的风情、绚丽、糜烂与堕落，繁衍出平民青岛的歌舞升平，也记忆了一个畸形时代的世俗表情。

【平民气质】

曾经的隔离带也好，曾经的情色也罢，终究不是黄岛路的归宿，俨然过眼云烟，慢慢都散了。唯独蔓延下来的平民气质，薄雾一般缭绕，经久不散。黄岛路的平民化如和风细雨，一路飘飘洒洒，湿漉漉的氛围不比周边的路段多，也不比邻居们少。这种日常的世俗味道，填满了一代又一代青岛人的记忆。

平民黄岛路，和吃息息相关。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三聚成酱园、泰兴祥酱园和万香斋肉食，都在黄岛路设场经营。黄岛路84号的三聚成酱园创业于1930年，由锦州人黄继福投资。酱园委托郑昌一掌柜，自制自销各种酱、酱菜、酱油、醋，同时经营各种食用油、粉丝、木耳、香菇、干海带、纸张、土产杂品等。由于加工制作的酱菜风味独特、三聚成遂逐步转为以经营酱菜为主业。酱菜用自制甜面酱、黄酱进行酱制，低盐、低糖、鲜、甜、嫩、脆。所制酱黄瓜、酱茄包、玻璃什锦菜、虾油黄瓜、五香疙瘩皮除供应青岛外，还销往上海。作为馈赠品，三聚成的五香疙瘩皮每年春节前都集中运往济南，成为年三十的餐桌必备。泰兴祥酱园的故事，在1932年出现曲折，当年《青岛时报》披露，该酱园因假冒双鹿商标被拿获。万香斋于1932年由平度人张秉忠创建于烟台，1948年在黄岛路74号开设分号，前店后厂。以酱猪头肉、砂仁宝肚、五香扒鸡、熏鱼闻名，另外还有酱猪下货、酱脂渣、酱驴肉、鲜宝肚、酱鸡杂、圆火腿、红肠、牛肉干、肉松、香肠、汤油、腊头肉等制品。（04-07）

1950年代青岛酱园业实行公私合营，三聚成意外地保留下来，直到1968年改为四方路菜店。尽管酱园变成了菜店，老传统却也没束之高阁，菜店里依旧摆着几个大缸制售酱菜。计划经济年代，菜店里经营的多是白菜、萝卜、土豆等“当家菜”。一到冬天，抢购冬储大白菜的队伍能排出老远。1986年菜店“转型”，10年后恢复三聚成字号。或许是为了证明合法性，三聚成老店一直保留在三角地，成了日趋破败的老城一景。其实，后来陆陆续续“恢复”的一些老字号，多有冒名顶替嫌疑，像欺世盗名的把戏。家族传承、资本联系、文化脉络都没了，“恢复”的仅仅是个念想而已。

吃在黄岛路，少不了饭馆。1930年代，这里有满氏开设的天津馆，有黄岛路21号的恩元德，有黄岛路59号的山东馆等等。青岛人“谈笑风不生”回忆，19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黄岛路一度萧条，私人经济和小摊小贩销声匿迹,。至自然灾害时期，政策开始松动，黄岛路再度成为自由市场，恢复熙来攘往的喧闹。这条青岛的“土耳其”街，成了公家店、私人摊、大小贩子和乞丐、小偷、抢劫者，鱼龙混杂的地方。至此，从最早东西文化的冲突，到公与私的暗渡陈仓，黄岛路因体制惯性，完成了所谓的脱胎换骨。

出生在1946年的赵青回忆：黄岛路大台阶那一段路，“两旁都是卖小吃的店铺，我记得有一家是卖芝麻小火烧的，小烧饼约玻璃杯口大小，两面沾满了白色或者黑色的芝麻，夹着白糖、红糖、豆沙、枣泥的各式馅料，鼓鼓的、酥酥的，咬一口满嘴留香。还有一家是卖糯米糕的，如中指般长短粗细的糯米糕里包裹着玫瑰、桂花酱馅，粉嘟嘟的摆放在枣红色的小笼屉里，小笼屉下面套着一个精致的小竹筐。店主是一位南方人，看到有路人走过，便甜甜糯糯地喊一声“脑米告”，每次走到此处，这几千块钱（旧币，一千元等于现在的一角钱）父亲是必掏的。当用纸袋盛装的美味小点心交到我的小手里时，我便会一路走一路吃到家，不用爸爸背了，所以父亲给我买吃的东西是很情愿的事情。”

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物质供应紧张，人们都严重营养不良，好多人得了肝炎。上小学四年级的“谈笑风不生”被查出肝炎，休学一学期。每天一早，他就怀揣着各种票证，去黄岛路的菜店副食品店排队。经常是商店还没开门，门口就排起长队，也不知卖什么。有一次他看到一个长队，就赶快排上了。问前面的人是卖什么的，都不知道。等后面有人又排上了，他便让人家留着位置，跑到前面打听。一看是卖烂梨的，不要票证。回来一说，大家伙都挺高兴，算是没有白排了队。

虽计划供应匮乏，但自由市场上却什么都有，只是价钱贵得离谱。“谈笑风不生”在他的博客撰文说，记得最清楚的是花生米一毛钱八粒，并引出“杨保华卖花生米”的掌故。杨保华原来是青岛明胶厂工人，传曾经在黄岛路上卖过花生米，文革时成了造反派头目，1967年3月当上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期间对立派送他外号“杨八粒”。黄岛路这个“杨八粒”的故事，尽管不入正史，却获得坊间活灵活现的传扬。文革传单上还曾经有过“重要辟谣”：澄清杨保华当时卖的花生米不是一毛钱八粒，而是九粒。实质上，从“杨八粒”到“杨九粒”的调侃，不仅增加了一场政治暴力的诙谐色彩，也瓦解了“革命”的神圣。

在黑暗的10年，黄岛路的日子阴霾一片。金石家苏白夫人孙蕴才曾回忆，学人王苍暮年沦落于此，斯文扫地之窘迫，令人垂泪。王氏1956年9月入职山东大学任图书馆资料员，1961年离职。检索有王苍大跃进时期写给在北京的外甥海默信札二纸，惊叹“各方面大跃进风起云涌，成果不可思议”，并委托代购中国书店《甲骨文编》等。1964年王苍所著《中国乐律史》以油印本形式传阅，文稿包括古代乐律、雅乐乐律和燕乐三部分，对《管子·地员篇》的五音、《吕氏春秋·乐律篇》的十二律、《淮南子》的乐律学、《史记律书》的乐律学、三分损益法系统的发展情况、雅乐的管律、荀勖的笛律、何承天的十二平均律、京房律准的仿造、刘焯的律吕论、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及燕乐的流变、燕乐的旋官、燕乐的音阶高度、燕乐与古琴等都有详尽论述。惜因非正式出版，终未获得广泛流传。文革中，王苍被迫由江苏路谭延闿旧寓迁至黄岛路，居所不足十平米，仅有一窗通光。王氏着衣褴褛，沉默寡言，每每“修躯平发”蹒跚于黄岛路，虽“正襟直立”，却无人辨识。1970年夏王苍书《散氏般名释文》长卷，古文字学之功力，深透纸背。今天我们能看见的王苍晚年文字，有一篇是对晚辈苏白的治印推荐，全文不足600字，却俨然汉文字传播史考略。1974年8月，75岁的王苍在“黄岛路寓舍”撰《苏白印稿》序，纵论之后云：“友人烟台苏白治印师邓散木，散木破旧印之锢以为教，苏白从游十年未逾垣墙，今乃追逐时贤，为所欲为，兼岁以来，治印多方，以新起之锋，肆力所业，吾将以垂暮余年，刮目待观胜概也。”王苍是牟平人，疑毕业于烟台山东省立第八中学，与同好者苏白根脉互连。处“革命洪流”之中，王苍在后人难得一见的行文中惜字如金，令人感慨系之。1977年8月18日，王苍因急症被送入广州路29号的市南区人民医院，当日亡故。

实质上，黄岛路旧街如王苍一般经历者，难以尽数。不同经历的人，在相同的社会境遇中，以泪洗面，苦难挣扎。许多人，今天我们已仅仅能够面对一个抽象的名字，长时间发呆。在1959年10月的一份《政协青岛市市南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里，标注为“社会人士”的黄岛路2号傅淑涵，被列入“特别邀请人士”的17人之中，而对他的过往，我们却一无所知。同样也在这份名单中，作者还发现了自己的姑姑，一个一生孤苦伶仃的产科医士，她的名字，出现在“医药卫生界”6人中。而在作者的记忆里，姑姑似乎从没有和“正面”政治发生过联系。1960年代晚期，童年的作者曾随家人在黄岛路里院探望长辈，入院看到处书写张帖的大字报、传单、口号、通缉令如满目疮痍，一双高跟鞋悬挂在门梁之下，风过摇晃，气氛萧瑟。这个场面，至今难以洗脱。与黄岛路的王苍近在咫尺，画家梁天柱亦匍匐在潍县路一处14平米的阁楼里。爬上狭窄的楼梯，房顶随瓦檐倾斜下来，最矮处无法直身。这块狭小的空间，是梁氏的卧室、客厅、厨房、画室，十几年间完成了大量作品。王苍、梁天柱、苏白们的存在，让理想主义的艺术种子，在一条斑驳的街道上生长出本土最璀璨的文明花朵，成为了一个黑暗时代的反证。

杨保华们登峰造极的劫乱转瞬即逝，而后去除禁锢，再后青岛处处“旧貌变新颜”，黄岛路这条城市历史分界线上的日常风景，渐行渐远。同样远去的，还有关于黄岛路的种种传奇与光怪陆离的记忆。发生在这里的所有故事，令人喟叹，亦令人温暖。

05：罗伯特的邻居

【斯蒂尔洛先生和路德女士】

从1901年到1914年的13年中，罗伯特父子安娜别墅的邻居，五花八门。这其中有奥托·斯蒂尔洛先生、海伦·路德女士和威廉·舒勒牧师，有张勋将军、军谘大臣徐世昌和福柏医院的女护士，还有希姆森公寓的住户们。接下来的30年，王正廷的基督教青年会、青岛狮会、青岛青年会的年轻人，扶轮小学的孩子们，也相继成为了改换门庭的前安娜别墅的近邻。圣歌与阴谋的交汇，隐居者与幻想家的交替，生意经与公民课本的重叠，构成了相互冲突着的凌乱的城市影像。（地图02-A，局部）

船舶机械师斯蒂尔洛1870年1月2日生于德国北部城市罗斯托克（Rostock）。1906年，36岁的斯蒂尔洛来到青岛，在蒸汽船泰坦尼亚号上工作。同年10月18日，斯蒂尔洛与20岁的明娜·君特尔（Minna Günther）结婚，儿子维尔纳和奥托相继在1907年和1909年出生在青岛。根据本地学者王栋的考据，斯蒂尔洛所在的泰坦尼亚号（Dampfer Titania）蒸汽船，是一艘往返汉堡与青岛的货轮，1895年12月19日在英国纽卡斯尔下水，开始为芬兰船舶公司所有，后为亨宝轮船公司购买，并于1901年3月成为第一艘抵达青岛港的轮船。1910年，泰坦尼亚号成为德国远东巡洋舰队的补给船，携带供应舰队的煤炭、食品及其他必需品。1914年11月沉没于南太平洋。

1901~1914年连续出版的《德属胶澳通讯录》显示，斯蒂尔洛来到青岛后，开始暂住在伊伦娜大街（今湖南路），后搬至霍恩洛厄街（今德县路）。1913年7月出版的通讯录显示，此时的斯蒂尔洛已经与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住在阿尔贝特大街，也就是今天安徽路。斯蒂尔洛的花园别墅临街而建，主立面朝东，方正的两层建筑上覆四坡屋顶。建筑南侧设置一处凸出建筑主体的敞廊式阳台，可远眺青岛湾的海景。（05-01）

王栋的研究表明，泰坦尼亚号在1914年11月中旬自沉后，包括斯蒂尔洛在内的船员在南美港口上岸，并滞留在美洲。直至1920年，斯蒂尔洛才与妻儿团聚，回到德国。1923年，斯蒂尔洛返回青岛，为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1937年11月23日，67岁的斯蒂尔洛过世。

斯蒂尔洛滞留美洲期间，他的太太明娜和两个孩子一直留守青岛。回到德国后，斯蒂尔洛夫妇唯一的女儿玛丽-莱丝（Marie lies）在1921年出生。1923年，明娜随丈夫返回青岛，两个儿子留在了德国，两岁的幼女则被带在身边。1934年，斯蒂尔洛太太在今福山支路10号开设了一家名为德国之家（German House）的旅馆，许多来青岛游览观光的德国人都曾在此暂住。1943年，经营10年之久的德国之家歇业关闭。1949年之后，斯蒂尔洛太太与一些留下来的西方人一起，被遣返德国。1960年9月19日，明娜·斯蒂尔洛在威廉港去世。

海伦·路德女士管理的出租公寓，则是一家和安娜别墅同时代的旅馆。路德公寓所处的霍恩洛厄街，被认为是青岛最美丽的街道之一。依照既定的城市规划，此处规定只准建花园住宅。公寓座落在一片面积2700平方米的有落差的坡土地上。设计者被认为是库尔特·罗克格。这一说法来自一位德国学者的考订。但是，将公寓与罗克格此前后在青岛设计的许多青年风格派建筑比较，人们发现之间的风格差异较大，老成对称的面目和毫无顾忌的直线的使用，似乎与罗克格的联系少了些。如果这一考订是可靠的话，推测这一设计结果应是受到了两种情况的影响，一是严格遵守了业主海伦·路德女士的要求；二是在1905年时已成为职业建筑设计师的罗克格，面对如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医药商店等重要的设计订单无法独自一一完成，遂请人代笔或与他人合作。这就使后人难以仅仅从风格上寻找到罗氏富于激情的独特身影了。（05-02）

海伦·路德女士的出租公寓为一栋二层建筑，立面简洁而富于变化，这种变化由中间虚空的外廊和两端触目的实墙共同完成，巨大的红色坡顶，成为明显的标志。公寓朝向霍恩洛厄路的东立面的严谨的对称性，是这栋建筑给人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居中的主入口和开设在坡顶中部的阁楼窗洞，构成了主立面的核心部分。公寓主入口面对一条有坡度的幽静山路，通向隔着一座小山的总督野战医院。在这中间，政府规划机构已许可沿着山势建起了一些住宅。

公寓的一楼有四间带敞廊的客房，北面是客厅和餐厅，其下方的地窖里设有厨房。宽敞的主楼梯通向二楼，上设两间套房和五个军人间。除了一间军人房外，其余军人间内均无浴室和厕所。公寓的南面有一座网球场，西边则设有车房。没有更多的史料说明公寓以何种方式向客人提供服务，但可以找到的些许记录表明这里曾给许多住客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路德公寓实质上是海因里希亲王饭店、海滨旅馆、车站饭店等短期住宿场所的补充，它给欲较长时间逗留的过客提供了便利。

1910年11月18日出版的《德文新报》曾有天津一家英国商人的青岛行旅实录，文章记叙了他1901年的路德公寓印象：“我们在港口向一家公寓订了房间。幸运的是我们在路德公寓拿到了房间。我们在那儿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这座德国风格的宽敞公寓堪称一流，具有舒适的现代化设备，价格也很适中。公寓女主人和蔼可亲，对待英国客人殷勤周到。”

【舒勒牧师】

1900年的9月29日，当威廉·舒勒（Wilhelm Schueler）从总督夫人的手中接过由在青岛的德国妇女赠送的教堂台布装饰时，他后来一度租用的德县路3号才刚刚开始建设。赠送仪式上的应酬和紧张施工的工地之间，没有构成任何必然的联系。在这个忙碌的上午，舒勒并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这里的短暂房客，当然，他也不会想到一个世纪以后，自己会被戏剧性地指认为是这里的主人。

由于托尔斯顿·华纳在他的著作中间的误解，德县路3号建筑曾经长时间被认定为“德国总督府牧师住宅”。因为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在青岛早期城市建筑研究上的广泛影响力，导致这个误导的结论被大量使用和流传，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约定俗成。证明华纳错误判断的是波恩大学的马维立博士，他是华纳青岛早期建筑研究的指导者之一。他在《波恩评论》中认为，是华纳“发明了这个误导的称谓”。事实是，这所建于1900至1901年的房子，属于商人哈拉尔德·克烈纳（Harald Kliene）。

商人哈拉尔德·克烈纳的被发现，不仅仅是推翻了一个莫须有的推断，更在于纠正了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认识上的偏差。实际上，这种偏差的持续，则可能使得人们离事实越来越远。同时，马维立老人在搜索德县路3号的真正主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追问真相的执着，同样令人感慨。

遗憾的是，哈拉尔德·克烈纳的青岛行迹，现在依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发现，而和这个经营进出口的商人一起被时间淹没的，还有德县路3号房子的设计者和早期匆匆来去的过客。根据马维立教授提供给王栋的资料，克烈纳的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他的办公室在大鲍岛，他自己也居住在大鲍岛。克列纳在德县路买地建房的目的，并不是供自己使用，而是为了出租。1900至1901年时霍恩洛厄街和周围区域蓬勃的建设景象，成了人们想象哈克烈纳和他的房客青岛生活的唯一真实背景。在这个背景中间，同样可以信任的大约就是这栋房子了。不知道在建造住宅时，克烈纳本人参与了多少意见，但在城市大规模开发初期建成的这栋私人建筑，以一个很大的敞开式外廊为标志，透露了主人一种开放的姿态。对被设计成一种轻松的样式，并且立面富于变化的这栋楼房，华纳相信设计者运用了大量德国文艺复兴复古风格的建筑形式。一楼巨大的老虎窗和敞廊，与二楼造型别致的装饰山墙竟相争奇的情形，被这位远道而来的研究者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其实，对哈拉尔德·克烈纳来说，使用的适意很快就淹没了风格分析的热情，如果房子的主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热情的话。我们猜测，在不怎么繁忙的商业活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克烈纳或者他的房客应该可以松弛下来，透过二楼南边的窗户，眺望威廉皇帝岸外的前海。就在不远处的海滩上，规模很大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和克里普恩多尔夫旅馆，已经在稍早的时候建成。房间里，咖啡的香气和窗外的风景交相辉映，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殖民地气氛。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克烈纳的房子都有非常好的采光，整个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特别是下午，房间里的感觉令人心旷神怡。在明显枯燥的早期殖民地生活中，出现在这里的许多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的谈话，无疑是去除孤独的快乐记忆，无论这些谈话是关于政治的，还是文化的，或者纯粹是关于气候和健康状况的。这样的谈话，使得客居者在陌生之地的不适和紧张，得到了部分的缓解。或者，在这里的房间里面，还可以找到诸如阿·施尼茨勒的《古斯特少尉》和托马斯·曼的《去墓地的路》这些刚出版不久的德语读物。它们从遥远的地方被输送到这里，所产生的精神慰藉作用大约相当于半个牧师。尽管，在克烈纳的房客名单里面，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牧师。

其实，除了对拉尔德·克烈纳的青岛行迹缺乏基本了解外，人们对魏玛传教会（Weimar mission）的威廉·舒勒牧师，也就是后来拉尔德·克烈纳的房客，也仅仅是一知半解。他在青岛的表现，和许多他的同胞的作为一样，大部分并没有被完整记录并保存下来。但是，作为威廉·舒勒魏玛传教会同事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却由于自己完成的大量文字笔记，使得他个人的一些青岛生活的细节，得到了清晰的展现。

威廉·舒勒的到来，相信是为了减轻卫礼贤工作的负担。有一段时间，卫礼贤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病得很重，后来幸亏及时去了上海治疗，才得到恢复。也许正是因为卫礼贤健康状况的糟糕，才使得魏玛传教会下决心再增派威廉·舒勒到青岛来。

从1900年5月起，魏玛传教会的威廉·舒勒成为青岛的新教牧师。他的薪水由总督府支付一半，另一半则由魏玛传教会支付。当年的秋天，舒勒在向魏玛传教会的报告中说：“迄今每星期日10点在总督府新教教堂举行弥撒。最近除了海军炮兵的蓝色外衣和水手的军服上装外，也出现了不常见的正规军尖顶头盔和制服。这些人以其家乡着装的方式，透露出他们是刚到亚洲的新人。去年夏天因为很多人被调到外围兵站和疾病，整队前来参加弥撒的连队数目常常锐减。”在威廉·舒勒看来，通过珍贵的圣台新台布的装饰，小教堂的外装饰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是青岛夫人们的礼物。这个礼物在1900年的9月29日，由总督夫人交给了舒勒。

从1900年2月开始，舒勒住到了传教山魏玛传教会新盖的“可以容纳两个家庭”房屋里（今上海路），与卫礼贤是同一座房子里的邻居。卫礼贤住在东翼，舒勒住在西翼。随后，他们俩人的未婚妻也分别从自己的家乡来到了这里。1902年，舒勒成为了新教教区的全职牧师，这时开始由总督府支付他全部薪水。因为他居住在小鲍岛的上海路，离欧人居住区太远，总督府便为他租用了德县路3号哈拉尔德·克烈纳德住宅里面的一套公寓。

由此，威廉·舒勒牧师开始和德县路3号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但舒勒在那里只从1902至1904年居住了一年半。后来他辞去了牧师一职，并回到了上海路的魏玛传教会。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了。舒勒离开后，德县路3号房子仍然存在着，并在许多住客的来去中跨越了百年。这中间，包括了一些经历过传奇人生的人物。考虑到在百多年中，这个建筑作为牧师住宅的时间只有18个月，所以马维立认为，将这里称作“总督府牧师住宅”是不确切的，对早期的德县路3号建筑，正确的称谓应该是：商人哈拉尔德·克烈纳的私人住房。

仔细追究下来，造成华纳误读的原因，可能是1904年出版的一本《青岛导游》。这本手册曾描述说：由总督府广场向西北方向拐入传教站后的霍恩洛厄路，可见几处漂亮的别墅。第二幢是总督牧师的住宅，由此可远眺城市与港湾的风景。但华纳同时也注意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就是这本导游手册的续版和该作者1906年第三版的《青岛及其郊区导游》，却对总督牧师的住宅只字未提，由此华纳推断，总督牧师在此的居住时间有可能极为短暂。

在青岛，城市管理当局和教会机构，一直是一种彼此依赖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作为殖民地的青岛的出现，本来就和教会的一次意外劫难有关，而更在于在一般意义上他们也有着一些相同的利益需要。这样的需要，保证了双方对彼此事业的理解和尊重。但是，这种相互的依赖关系，不意味着始终的融洽合作，实际上，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双方的摩擦是相当多的。这在一系列后来陆续被发掘出来的文件中间，已经得到部分证实。现在看，到1914年德国人离开青岛之前，历任总督和青岛主要教会的神职人员，基本上保有了持续的良好联系。

有意味的是，新教牧师舒勒在1902至1904年的一年半时间里面，实质上也是天主教的邻居。德县路3号房子不远处，便是规划中的天主教建筑群，在这位魏玛传教会的牧师供职的时候，这些位于欧洲区和大鲍岛华人区临接处的天主教建筑，已渐成规模。1898年来到青岛的兖州教区传教士白明德，在1900至1902年间取得了大面积的地皮，使这里成为了青岛天主教的活动中心。

1900年庚子事变后，德国政府对以“仁慈的劝告”驱散的猜疑的传教士的赞扬声已变得弱小和不那么张扬了。德国在上海的一家报纸警告说，神职人员不得从事宣传教义和知识以外的工作，违者予以处罚和驱逐。

较之那些在偏僻乡间供奉神职的同道，作为官方牧师的舒勒在城市开发初期的生活该算是安逸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安逸对这位牧师似乎很短，旋即我们便找不到了他的踪影。传教山魏玛传教会的房屋和德县路3号的克烈纳住宅，成为了人们搜索威廉·舒勒本地生活的两个实物坐标。

华纳认为，德县路3号这幢楼房或许由设计海恩大楼的同一位无名建筑师设计。但是，这一次华纳的结论没有那么肯定。这是容易理解的。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之后，许多结论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得到了。在德国租借地时期，德县路3号的最后信息截止在1912年。在这一年里，克烈纳把房子卖给了一位名叫雅可布·杜克尔的政府职员。通过克烈纳、舒勒和杜克尔的连接，我们仅仅粗略了解到德县路3号在1914年之前的大致情况，尽管这已经是难得的收获了。之后，人们便失去了关于这栋建筑物主人的大部分信息。实际上，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寻找体验，在尝试着去追溯青岛残存着的老房子历史的时候，一直在困扰着我们。

【徐世昌兄弟】

德国租借地时代的末尾，安娜别墅毗邻的住户里面，出现了一个行为低调的大人物，这就是军谘大臣徐世昌。隔着曲阜路，徐世昌的房子几乎和安娜别墅面对面。

徐世昌到青岛的时节，正桃花盛开。

徐世昌是个聪明人。尽管聪明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但聪明的帽子还是需要给人家戴的。人们也许会猜测，这个曾经官至内阁协理大臣的体仁阁大学士，这个袁世凯的老朋友，这个后来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在青岛躲避风暴的日子，会是一幅如何的隐君子模样。

徐世昌的青岛隐居，发生在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在这之前，协理大臣徐世昌已成为1911年5月清廷设置的皇族内阁中间，仅有的四名汉人成员之一。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袁就任大总统后，徐决定向清室请辞。

徐世昌到青岛的时候，熟悉许多晚清流亡政治家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正好也在青岛。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像窥探猎物一样观察着这个暂时平静下来了的中国人，推测着他的下一步动作。在卫礼贤的《中国心灵》中，传教士描述他的这个“隐居在青岛靠海边小山上”的朋友时相信，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在袁世凯众多出谋划策者中间，徐世昌是最出色的一个。

然而，在青岛的日子，脱离了政治前沿的徐世昌似乎很悠闲。他和胞弟徐世光一同住在曲阜路8号，那里离斯泰尔修会、卡普勒的安娜别墅和一家知名旅社很近，并且和张士珩是对面邻居。徐世光是从烟台携眷逃亡来的，到青岛的时间比徐世昌长些。从徐世光所绘的《双隐读书图》，人们略微可以窥视见徐氏兄弟的另外一面。曲阜路的房子不是很大，离熙熙攘攘的街肆也不远，这不免使徐世昌的隐居生活少了些诗情画意。不过，对这些徐世昌好像不是很在意，仿佛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日子不会太长。

据说，徐世昌在曲阜路居住的时候，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曾专门赴青拜访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奕劻父子口碑太差的原因，徐世昌一直避免扩大载振访问的影响。并且有传闻说，徐曾表白载振1913年的青岛之行，主要是为了处理自己的私产。依照一般的判断标准，徐世昌的这个举动应该合乎他的隐居逻辑，因为，任何不彻底的隐居者，都不希望自己设计的退隐轨道被突然出现的意外改变了方向。对在青岛的徐世昌，这个问题显然很现实。不用说声名狼藉的奕劻父子不是什么好鸟，就是看见了飞到家门口的凤凰，这时的徐世昌也会选择不睁眼。看看徐世昌的所谓“古今名士谒陵墓，歌功颂德千万年”的唱吟，就知道这个聪明的流亡者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犯糊涂。

表明徐世昌并不糊涂的，还有他对政治联盟的认同。在青岛，他一直是这个联盟的连接者。后来被袁世凯封为“嵩山四友”中的赵尔巽和李经羲，在这个德国的保护地都和徐保持了通畅的联系。1913年的5月，徐世昌和境遇类似的吴郁生、李家驹、于式枚、李经迈、张士珩一起去了一趟崂山，一番“俯仰兴叹”加听琴谈元之后，铭石纪念。崂山归来的日子依然平静，但味道就有些不同了。再后一年，徐终于同意出任了袁世凯的国务卿。对此，卫礼贤的说法是“为了帮助朋友，他只好老大不情愿地再次出山”。只是到了这时候，徐世昌已经不怎么费心去想是聪明还是糊涂了。随后，在日德交战青岛时，徐世光也匆忙迁居到了天津的英租界。

从1915年后的3年，徐世昌几进几出，继续变换着聪明人装糊涂或者聪明人真糊涂的角色。袁世凯推行帝制后，徐遂在1915年10月辞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自号水竹村人，又一次过上了隐居的日子。但是，这一回徐世昌却似乎清醒了许多，慨叹：“人各有志，志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如此态度，和水竹村人的淡泊，形成对照。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徐再次出任国务卿。袁和徐的政治纠缠，一直持续到了袁政治生涯的终了。袁对徐的信任，在袁生命的最后时刻，则通过“郑重托其家事”表现得淋漓尽致。1917年，在张勋以天计算的复辟日子里，徐世昌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并晋太傅。1918年，徐世昌终于在段祺瑞控制的安福会当选为民国大总统，直到1922年6月被逼下野。也许，到了这个时候，徐世昌才真正开始寻找起另外的东西。洗脱了权力后的徐世昌，迁居到了天津英租界私宅，重新和胞弟徐世光聚居在一起。徐世昌活到85岁，晚年以著书遣兴，直到1939年6月6日病逝。

【走回头路的张勋】

一部混乱的中国近代史，不能没有张勋；而说到张勋混乱的政治活动，也不能没有青岛。辛亥年前后，张勋虽带兵驻防兖州和徐州，却也一如其他失落的晚清显贵，开始靠拢平静的青岛。这时，张勋在靠近斯泰尔修会圣言会的山坡下面觅到了一处小有规模的住宅，这里离栈桥不远。张勋的栖息地，风格上接近斜对面的安娜别墅，完成于租借地中后期的房屋设计手法熟练，也应是一位有经验的设计师的依命循规之作。与安娜别墅不同，这一建筑的南向立面对称，东西建有四角塔楼，二层中部辟有敞开的观海阳台。在该宅建成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南面二层以上的阳台和窗户，都可以看到大海。经百年沧桑，张勋住宅的外部原貌一如其西北那栋在1918年成了刘子山住宅的安娜别墅，幸运地未多改变，得以为历史见证。（05-03）

1854年生于张勋江西奉新的张勋原名和，字少轩。行伍出身的张曾参加中法和中日战争，因谋勇，升参将。后张加入袁世凯小站练兵，充工兵营管带，随袁至山东参与了对义和团危急的平定，升至总兵。后张又多次跟从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行保护之责任，累官至江南提督。辛亥革命后，张坚持“忠清”立场，所部禁止剪发，张被称为“辫帅”，他手下留着辫子的官兵也被称为“辫子兵”。

张勋和青岛的联系，始于清王朝的消亡。1913年，初驻兖州的张勋与居于青岛的恭亲王溥伟联络，预谋起兵发动恢复旧制的“癸丑复辟”。事先，袁世凯获得消息，切断了铁路，并派人在青岛监控恭亲王，终致复辟流产。二次革命中纵兵大掠的张勋占领南京后，任江苏都督。驻防徐州时，张勋召开了一次著名的徐州会议，联络各地军阀，再度谋划复辟。袁世凯死后，张勋于1917年联络在青岛的逊清学部副大臣刘廷琛等人又策动复辟。张勋率军入京，以调解北洋军阀内部的府院之争为名，驱逐总统黎元洪，重拥废帝宣统溥仪即位，刘廷琛被任为议政大臣。12天后，这一再度恢复旧制的努力即以失败告终。刘廷琛逃回青岛，执意走回头路的张勋逃至东交民巷荷兰使馆避难。

晚年张勋隐居天津，1923年终故。晚时，张曾自著《松寿老人自叙》解释自己眷念清室的因由：“袁公之知遇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如是而已，无他语也。”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参与谈判的中国督办王正廷，是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分会的总干事。时值张勋病故，王正廷便以他的旧居做了基督教青年会青岛分会，以后又在这里开办了青年中学。1927年青岛狮会成立于基督教青年会内。狮会设晚会和临时讲演会，并附设眼科治疗所。

青岛青年会筹备处1908年由美籍牧师德位恩、巴乐满和中华基督教自立会长老刘寿山发起在北京路创立。1920年迁德县路20号，并正式成立有会员400余人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923年迁至浙江路7号张勋宅。抗日战争期间该会活动停止，1946年8月开办青年初级中学，设6个班，有学生363人。同时开设职业补习学校，设簿记、英语、无线电通讯、汽车驾驶、缝纫等课目，另有1个信贷部，从事黄金和美元交易。

在1950年的革新运动中，青年会终止接受北美协会的津贴并停止办学。这时参加各种学习的青年男女有500～600人。1953年3月因经济拮据，董事会决定解雇全部职工，使会务全部停顿。在此情况下，全国协会派员来青岛，先后办起文化补习班和阅读室，通过象棋比赛、音乐欣赏等多种形式，进行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活动。该会1951年以团体会员资格参加青岛市各界青年联合会，但这并没有挽救其在1958年的终结。接下来，原来的张勋住宅改为第五中学，后为青岛教师进修学校使用。

在早期青岛市区的学校中，胶济铁路青岛小学校离商业中心最近。依照铁路小学校建立于1924年的说法，这时的中山路早已是一条繁华街道。在它的西边，湖南路和中山路的交错口，分布着著名的胶州旅馆、商店、银行、公寓、咖啡馆、餐厅和几家报馆。没有资料说明这间学校在这里出现的理由，在距离上，这里离着铁路职员集中的青岛火车站不近。1925年学校迁至的湖南路29号校舍，并不是新建筑，似是铁路管理当局为应付“学生增多”做出的临时性选择。

胶济铁路青岛小学校1924年9月由胶济铁路管理局创办，开办时6个班，有学生174人，多为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初设广西路58号，翌年因学生增多迁至湖南路29号。同年冬，同时设立的胶济铁路青岛中学与小学分设。1928年春，铁路青岛中学临时移至明水路海伦·路德女士开办的路德公寓，夏天又另租用了浙江路张勋旧居的房产，增设高中，学校规模发展为10个教学班，学生354人，教职员40人。1930年铁路中学改租国立青岛大学的第四校舍。1935年时，铁路中学在校学生588人，有教职员53人。同年9月，铁路中学高中设职业班，并成立了一个商业班。

到1929年时，在湖南路29号址的铁路小学校的教职工已达30人，学生1200余人。对这个闹市中的学校而言，平静的日子仅仅持续了14年。1938年，这里被日本占领者以卫戍理由据为兵营，设备也遭洗劫一空。1939年学校复校，更名青岛扶轮小学校。相关记录表明，在1947年的4月，济南区铁路局曾举办过有青岛扶轮小学教员参加的第二期扶轮小学职教员训练班。在可以查阅的文献中，也曾发现过一份1947年4月由青岛市卫生局、山东盐务管理局和交通部津浦区铁路局青岛办事处发出的《关于山东盐务管理局、交通部津浦区扶轮小学配售药品清单》。1949年以后，青岛扶轮小学校改称为青岛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

一次次走回头路的张勋，最终成为了混乱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笑话，但回头看这个笑话的前因后果，那些笑便突然有些苦涩。没有人能够脱离历史的局限，上帝也不能。张勋没有改变的历史，王正廷的基督教青年会、青岛狮会和青岛青年会，同样没有能力改变。在安娜别墅的下面，这一幕幕跳动着的岁月活报剧，随着时间的辗转一步步走到了历史变革的临界点。只是到了这时候，安娜别墅的三代持有人都已相继老去，没有机会目睹转折了。

06：总督府的大人们

【沂水路上的电闪雷鸣】

安娜别墅的邻居里面，总督府声名显赫。在青岛老城，沂水路城市核心部位的这座虎踞龙盘一般的建筑，很像一张脸上突出的鼻子，鼻子下面，日常行政的零零散散都收拢在一起，日出日落，把握着城市的脉搏和呼吸。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这里积攒下的电闪雷鸣，究竟孕育了多少能量，也没有人知道发生在这里的哪一个一刹那，最终改变了城市的方向。（地图02-A，局部）

实质上，在1906年这座从柏林漂洋过海而来的大楼出现之前，青岛寻找方向的罗盘，放置在距离这里600米开外的东南海岸线上。这个被称为总兵衙门的军事指挥中心，预测了一场暴风雨的来临，也显现出大清帝国的日薄西山。光绪十七年，也就是1891年，章高元率淮军四营士兵移防青岛口，在青岛村设立指挥中心。此后，他开始筹划包括三个炮兵阵地在内的海岸防御工程，一座作为军用码头的栈桥，首先投入使用。（06-01）

由于建设经费的不足，章高元的炮台工程进展缓慢，直到1897年才建好第一个炮兵阵地。几个月后，随着胶州湾事变的出现，清王朝的主权瞬间分崩离析，一场不可逆转的方向异变，就此开始。胶州湾海岸线上的所有宁静，终止在1897年11月14日的早晨。这一天的早晨7点至7点30分，青岛湾海面上的5艘德舰和720名德海军陆战队士兵以借地操演为名，迅即完成登陆。5个小时后，不战而降的清军撤退至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总兵衙门易帜，德军不费一枪一弹，宣告占领青岛。自此，青岛口的总兵衙门，成为了德国占领军的临时指挥部和行政中心，直到1906年沂水路上的这座德国租借地行政大楼竣工。

在发生下一次变迁的1914年前，青岛的这座总督办公地，是从柏林派来的德国总督行使行政权的地方，所以，这里更多时候被叫做总督府。这个给租借地量身打造的城市功能配件，一如既往地高高在上，也一如既往地仪式化。根据1906年10月《胶州发展备忘录》的记载，在这个年度，总督办公大楼已经建成并交付使用。早在大楼开工多半年的时候，总督特鲁泊回德国度假了，海军上校赛麦恩代理总督职位。接下来，在整个1905年大楼高密度建设期，特鲁泊都不在现场。1906年9月3日，当特鲁泊结束漫长休假回到青岛的时候，巍峨的总督府已经建成，租借地政府机构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个月。（06-02）

1906年4月8日，除了姗姗来迟的特鲁泊先生，青岛租借地的头头脑脑们，都忙不迭地从600米之外潮湿沉闷的清军总兵衙门，搬入宽敞明亮的海景办公室。这里南面的所有窗户，都能够一览无余地观赏到青岛湾海天一色的烟波浩渺。这一天如果某个政府翻译官，比如谋乐突发奇想，还可以下到新大楼西边的地下室，阅读胶州图书馆订阅的东亚与中亚历史文化期刊《通报》，或者新创办的《人类学杂志》。同一天，在800公里之外的北京，线装十集的《绘图京都三庆班真正京调全集》由铸记书局石印出版，收剧目48出，《捉放曹》、《铡美案》、《定军山》、《秦琼卖马》、《空城计》等等悉数收入。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直到若干年之后，才稍微显现端倪，隐约透露出城市命运走向的一种必然。在1906年夏天的时候，总督府大楼西翼地下室的相当一部分，分配给了拥有超过9000册图书和80份报纸杂志的政府图书馆。这样的安排，部分显示了代理总督赛麦恩以及教育官员，对输出德国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视。

然而，在一个军事扩张的时代，文化显然不是救世主。从总督府大楼建成到最终的溃败离散，特鲁泊和他的继任者瓦德克在里面行使权力的时间，没有超过8年。从地理形势上看，平面成中轴对称状的官署建筑座落在观海山南麓，面向青岛湾，前方为一个小规模政府广场。成弧形的沂水路和德平路，与笔直的青岛路交汇于此，后者构成了通向大海的开阔视线轴。其顶端，是一座已故总督的纪念碑。当时，沂水路和德县路，分别被称为霍恩洛厄街和迪特里希街，青岛路则叫威廉街。1897年11月14日早晨，也就是在这个轴线尽头的海面上，德国士兵完成了一次没有硝烟的征服。但是，德国人不曾预料的是，17年后，在同样的地方，穿着臃肿冬装的日本军人宣告，自己成为了这里的主宰者。（06-03）

从顺序上看，具有很大象征意味的总督府的建造时间，要稍早于在东北方向修造的奢侈官邸。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此前已建造了一个临时性的总督住所。我们猜想，在离开原章高元的清朝总兵衙门到1906年的春天办公大楼建成的这段时间，总督的一部分公务，应是在城市东部的私邸里进行的。那里被习惯地称为瑞典木房。但是，在已大量展开了的城市建设中，总督府用地显然是依照规划预留的。据1899年4月20日出版的《胶州官报》的记载，在当年中，总督行政大楼就已被列入详细编制的城市规划里。1902年10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曾有记录说，开始曾计划将总督宿舍也设计在总督府内，后来，这个设想被取消了，因为里面一方面没有足够的地方，另外也似乎不可能将办公、会客和居住都接合在一起。这样，在信号山东南另外建造总督寓所的计划，开始出现。

总督府这座中轴线极为鲜明的庞大建筑，始建于1904年春夏之交，立面为横三纵五对称模式，有两层券廊和方形爱奥尼壁柱。也就是在这些地方，这个出现在20世纪开端的建筑，被建筑师马尔克部分地展现出了古典主义色彩。平面呈凹形的官署总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高20米，分四层。大门外依地势被设计成二层花岗岩台阶，上层为18级，下层为15级。这一处理尽管有适应地势的需要，但无疑也增加了建筑的高大感，使总督府的中心地位被强化了。这样的感受，在大楼完成后不久，就被普遍渲染。在1910年出版的旅行笔记《青岛及其近郊指南》中，记录者帕默和克里格曾表述说：总督大楼“以朴实无华的现代建筑风格和宏伟的规模以及适当的位置，显示出了它的威严和辉煌。”再后，供职于国立青岛大学的梁实秋对这里的印象则是“像堡垒似的，有俯瞰全市傲视群山之势”。

在1906年的时候，来自德国的建筑师已经熟悉了青岛的潮湿气候。所以，在材料的选择上，总督府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钢材和石材被大量使用，而早期建筑中经常出现的土砖和木头，则仅仅被当成了辅助材料。总督府建筑的钢材，是著名德国钢铁企业克虏伯公司的产品，它们和修筑铁路以及码头的钢铁一样，被轮船公司从德国运来。而建筑立面中使用的花岗岩方石，则完全在本地开采。这种坚硬的自然材料在青岛随处可见，被认为是够砌出干净墙面的永久性建材。

为修建总督官署，当局招募了大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并开辟了几处采石场。在此之前，在大鲍岛北部已经设置了包括卡普勒砖瓦厂在内的许多窑场，用以烧制砖瓦。来自德国的资料显示，参与总督府工程采石的劳工工作一天，有两角五分钱收入。但是，由本地劳工和历史研究者搜集的记录则显示，这些劳工的劳动强度和所遭受的待遇，并不公平。据统计，当时在多处采石场从事石材加工的石匠，有240人。有关工程细节的记录显示，当时要将沉重的方石块砌入墙体，须搭建松木脚手架，上面设置道轨，供起重装置运行。

总督府工程向参与施工的中国工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期间他们出色的表现，令严格的德国建筑师频频吃惊。建筑师马尔克对这些匠人曾倍加赞赏，认为他们建成了其生平未见的两层式大厅和券廊内的凸出圆拱顶。在当时，许多建筑在重要空间的顶部，都采用这种圆拱或十字拱。总督府的凸出圆拱，甚至是正立面的一个重要部分。

总督府的屋顶，覆盖了在大窑沟窑场烧制的红色筒瓦，坡度很大。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些筒瓦保证了这里不受风雨侵袭。有意思的是，层顶上的高处边缘，被巧妙地围以了作避雷针用的铁栏杆，同时起到了装饰作用。总督府的一层和四层，均为窗户较小的辅助性房间，主要办公室和会议厅都在二、三层朝阳的南面，走廊则放在背阴的北面。办公室宽敞明亮，门窗很大，办公室外还有类似阳台的长廊。总督的办公室，在东面最顶端。建筑内主要的大厅，是二层的门厅和设置在三层的会议厅，都很高大。总督召集的各种会议，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后来，这里还召开过一些在部分意义上影响了中国进程的会议，与会者包括孙中山、韩复榘、王正廷、孙科、张群、沈鸿烈，还有后来成为了叛国者的前国民党领袖汪精卫。

出于节简的考虑，总督府室内一般没有什么装饰，只装有深褐色的护壁和厚重的门窗。依照设计要求，门、窗等木工皆用柚木做成，原因是此种木材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变形。在帕默和克里格1910年的旅行笔记里，还提到了建筑入口的大理石。这种材料美观，且经久耐用。

截止到1909年秋天，总督府机关除法院和卫生管理部门外，已经都迁出了临时办公处，被安置在这个新办公楼里。实质上，早在前一年，“若非有必要为其特别公务在现场设立工作站”的机构，总督府各机关都已集中在大楼里。

到1914年夏天的时候，在总督府以及政府广场的四周，已经依照规划建造完成了包括高等法院、律师和公证人办公楼、第三海军营部和几家旅馆、公寓在内的许多公共建筑。范围再大些，则还有监狱、官方教堂、总督府学校、野战医院和德华银行、铁路公司、矿务公司、胶州邮政局等建筑。在它们之间，则有政府官员、传教士、外交人员的官邸以及大量私人住宅。另外，广场东面一个博物馆的建设计划，也已经在着手准备。

汉堡阿尔托纳区施密特公司，承担了总督府的施工。在这之前，这家建筑公司已建造了码头和包括总督私邸、德国啤酒厂、俾斯麦海军兵营和邮政局在内的许多工程。在施密特公司的工程目录里面，与总督府同期施工的项目，还有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此后，青岛福音堂和1912年春至1914年4月在总督府旁边建造的高等法院大楼，也是这家公司施工的。但从另外一些资料看，整个总督府工程的施工，应不止一个建筑商。《胶州发展备忘录》曾记载，为包括总督府在内的各项工程施工的德国建筑商，因为名声极好，开始受雇于其他一些建筑项目，例如上海的大型码头及库房、济南府的德国领事馆、天津的德国俱乐部，以及北京、天津和济南府的德华银行。

作为一个象征着殖民统治威权的建筑，1906年的春天是总督府的开端，但1914年的秋天却远不是它的结束。这期间，特鲁泊、赛麦恩、瓦德克依次作为德国青岛租借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见证了一段畸形政治的存在。作为末代总督，瓦德克经历的，则是德意志帝国青岛统治权的崩溃。而不论就青岛还是更大范围的势力扩张而言，1914年的这个秋天，还远非殖民地时代的尾声。（06-04）

德国人走了，德国人的这个政府大楼却依然在以后的日子里见证着青岛阴霾不断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变局。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占驻青岛后，这里成为日本守备军司令部。1919年春天之后，经过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艰难谈判，1922年12月中国政府终于收回青岛，沂水路上的这座大楼变身为胶澳商埠督办公署。

作为中国第一个收回主权的殖民地，这个时候，青岛的这座虎踞龙盘的建筑，不折不扣地成为了振奋国民精神的象征。之后若干年，每年的12月10日，这里都会举行一个接收纪念仪式，并摄影留念，以向争取国家权益的前辈致敬，历久，成为传统。1925年7月，这里改为胶澳商埠局办公地，1929年4月成为青岛接收专员公署，同年7月成为青岛特别市政府所在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大楼的走廊，偶尔会听见轻声哼哼的《空城计》或者《八郎探母》唱词，没人会觉得奇怪。

1933年11月26日，天气睛丽，国立山东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在日记中写到：余腥壅鬲，神思瞆瞆，独步在大学路上，遵海濒而行，眺望市政府前接收青岛碑一侧的绝佳风景。时朝岚未开，渔舟隐约可辨，数十市民携鸟笼至此，振翼竟鸣。遥望栈桥，兀出海岸，蜿蜒里许。领略清景的这位数学家不禁感慨，凡能早起至此舒锻身体者，决非甘于坠落之人。

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和一些享受生活的市民，开始成为后殖民地时代青岛的日常风景。

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前总督府大楼成为青岛特别市公署和后来的青岛特别市政府驻地，青岛重新回到风雨如磐的日子。黄昏时刻，不知何处去的困顿，萦绕在城市上空，不绝如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山河重光，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再次将大楼作为青岛市政府的所在地。1949年后，这里开始成为新政权的政府办公地。现在，它则是地方人大和政协的工作场所。

在2016年燠热异常的夏天，这个就要度过110岁生日的建筑面目依旧。人们会发现，从大楼的最上面看青岛湾，景色依旧动人。在这个大楼里办公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提及曾经存在于大楼地下室的那个图书馆，也没有人记得1914年秋天的那场激烈的战事，以及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2年的主权回归，1945年的山海重光，仿佛这一切不曾发生。时间在改变了建筑里面的许多细节之后，也改变了习惯、方式和判断力，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没有什么东西比时间更有生命力，包括这个似乎坚不可摧的大楼，包括大楼下面的文明说词，也包括这个大楼里的所有曾经有过各种幻想的过客。

在我们围绕着安娜别墅搜集青岛租借地时代的不同资料的时候，走过安娜别墅东边安徽路的老舍公园，一位老人正在清唱《定军山》的西皮流水：

这一封书信来的巧，助我黄忠成功劳。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儿郎听根苗：头通鼓、战饭造；二通鼓、紧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锋交。上前个个俱有赏，退后项上吃一刀。就此与爷我归营号，到明天午时三刻成功劳。

这个平平常常的青岛早晨，舒展、自然、和谐。

【青岛不是勃兰登堡】

在安娜别墅时代，大街小巷里的城市史，映照着城市化日新月异的符号，也托浮着漂泊者的种种梦想。在这其中，包括手握权柄的大人物。

作为德国的帝国海军军官，不论是罗绅达、叶世克、特鲁泊，还是瓦德克，他们从1898年到1914年在青岛陆续履行的租借地总督使命，和他们各自体味不同的东方生活一样，都近似一次没有彼岸的漂泊。从柏林出发的这次旅行，注定是一场迷失了方向的赌博，不可能看到最终的希望出现。尽管，同时从柏林输送过来的口味纯正的咖啡，在某些关键的时刻，缓解过这些殖民地领袖们的神经。透过历史的烟雾，在1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隐约看见这四个德国海军军官的不连续的活动影像，看见他们某个中午的阳光下面或者灿烂或者抑郁的表情，却看不见他们的灵魂。显然，四个德国总督在青岛的故事，是一个失败的帝国扩张神话的政治包装，也是一些记忆深刻的个人经历碎片，在这里面，我们试探着发现一些真相。

罗绅达的海军战舰指挥官生涯结束在勃兰登堡舰上，这是他离开青岛到最后退役的一个桥梁。然而，对罗绅达来说，青岛并不是他的勃兰登堡，在这里他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对“商人的港口”的想象，他的殖民地管理者的使命就完结了。而在他的出生地哥本哈根，“商人的港口”最终却成为了一个贸易繁荣的“勃兰登堡”。其实，这也许不是罗绅达个人的过失，因为对曾经的德意志帝国来说，青岛最终也没有成为柏林的“勃兰登堡”。

从1898年4月到1899年2月，罗绅达的首任青岛总督的任期很短。尽管这看上去有些唐突，但却可以清楚地透露出柏林方面的在推动青岛开发上的焦虑。作为一个总督，罗绅达在新殖民地的前期准备工作，显然没有令柏林海军部的主管蒂尔皮茨满意。在导致罗绅达很快去职的一系列原因中，最主要的是罗绅达没有把“商业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方针贯彻在他的工作中。而作为青岛这个德国新殖民地的政策制定者，蒂尔皮茨从一开始就希望在这里“实行一种积极的、有利于商业公司和工业企业到租借地安家落户的政策”。这样，没过多长时间，蒂尔皮茨就对罗绅达这个来自“商人的港口”的海军军官失去了耐心。

1852年9月2日，卡尔•罗绅达（CarlRosendahl）出生于哥本哈根，一个从小渔村逐渐成长起来的海上贸易中心。在丹麦语里，哥本哈根的本意就是“商人的港口”或“贸易的港口”。在哥本哈根，罗绅达的父亲是丹麦财政部的官员，但父亲的这个职业，却没有对罗绅达构成任何吸引力。根据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2005•波恩）中提供的资料，1869年，17岁的罗绅达以海军候补少尉的身份加入了德国海军，1873年晋升海军中尉，1876年晋升海军上尉，1883年晋升海军少校，1890年4月15日晋升海军中校。从1891年5月至1894年9月，罗绅达了担任第二鱼雷部的指挥官，1894年10月至1895年9月任海岸装甲舰哈根号舰长，1895年9月至1898年1月任弗里德里希•卡尔号舰长。在罗绅达担任弗里德里希•卡尔号舰长期间的1896年，他被任命为上校。

此后，罗绅达上校的命运开始和一个东方殖民地发生了联系。他在青岛被德国海军占领的两三个月后，被任命为租借地的首任总督。1898年4月15日，罗绅达抵达青岛。和他在一起到来的家人，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

罗绅达和后来的青岛总督，执行的是德国皇帝在1898年3月1日的指令。在这份和1月27日的指令有联系的文件中，德国皇帝决定：

青岛租借地的军事和民事行政最高长官由一位海军军官担任，称作总督。该总督是租借地驻军的最高指挥官和所有在该部队服役的军事人员及军事与民事管理机构中的官员的上司。

授予总督对受其领导的驻军和其他在租借地任职的军事人员和官员一种海军部领导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休假的权限。

总督和德国海军部队的指挥官地位平等，无上下级之分。如果有必要青岛地区的海陆军采取共同行动的话，由资历最老的指挥官担任总指挥。总督的副手为青岛地区驻军中年龄最大的指挥官。只要副手是校级军官，他在代表总督执政期间便可以代行总督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休假权。

授予德国海军部国务秘书对受其领导的青岛地区驻军和其他在这个地区的权限相同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假期的权限。凡属青岛地区驻军事务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炮兵部队检察官均受帝国海军部的国务秘书领导，其隶属关系不因受派遣前往青岛租借地而发生改变。

罗绅达的出现，导致了一系列的占领措施开始以政府规定的形式出台。这其中，就包括了惩罚性的《订立充当跟役苦力告示》和粗糙的《征收课税章程》。出现在中文文件中的罗绅达是大德钦命水师总统，和这个称谓同时使用的，则还有总督胶州“文武事宜大臣”这样的职务描述。1898年7月1日颁布的《订立充当跟役苦力告示》声明“仰各懔遵勿违”，其中规定：“出示晓谕事照得华人凡充西人跟役或苦力以及各项工人者，如时常不按时操作、懒惰成性、或不遵吩咐、或无故不辞而逃，以暨唆使同伙逃逸，一经觉察准其东主投报副按察司署核办，审实即罚半月薪工，或责打至五十板之多，或监押至三礼拜之久。”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总督告示，罗绅达所代表的政府意志，在这个简短的文件中得到了最初的体现。

实质上，早在1898年9月2日，柏林方面在明确制定自由贸易原则的时候，就希望通过对自由港制度的快速宣布，来安抚国际商业集团，特别是英国的商业集团，并鼓励他们到青岛开展经营。在青岛，职业自由意味着这个租借地容许各种形式的商业或工业活动。虽然工商业经营一般不需要申请执照，但是当局实际把持着颁发许可的权力，也据此保留了政府对一些主要部门的监督权。比如，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守建筑和健康检查条例。而某些事关公共福利的商业活动，如交通、酒吧、旅店、药铺、当铺、钱庄等，则必须向总督申请营业执照。然而，在对“自由贸易原则”的贯彻上，罗绅达并没有达到柏林方面希望实现的目标。

罗绅达青岛总督任内完成的工作，包括了保护区的立法准备、设立青岛和李村两区法院、参与保护区边界及界石位置的谈判、制定土地税征收依据、制定抑制投机活动的土地标售办法、颁布《青岛地税章程》并开始征收地税，等等。

1898年10月11日，第一次土地拍卖后不久，《青岛城市设施建设临时管理条例》获得颁布。这些条例为青岛市内三个不同区域的建筑密度和建筑方式作了明确规定，并且一直到1914年都继续有效。青岛市内的三个区域分别是：宽敞或者说完整的建筑区（欧洲人的居住和营业区）、乡间别墅式建筑区和中国人居住区。中国人居住区允许较高的建筑密度（75%）。别墅区和“欧洲人城区”则要求建筑物之间保持宽阔的空间。青岛湾以北，欧洲人市区部分则与民宅、商店以及政府机关大楼紧密相联。在大鲍岛设立了一个中国人的居住和商业区。在大港和大鲍岛之间，紧挨着海港为德国和中国工商业企业设立了专门营业区。还为欧洲人住宅中间设计了特定街道，作为居民区街道。此外，在海港附近建起了两个工人居住区，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是中国工人。

据说，导致罗绅达去职的直接原因，是一些早期进入在租借地的德国商人的抱怨。他们认为总督在土地标售工作上拖延并且不公平，这其中就包括了1898年7月2日《柏林日报》旅行记者邬尔夫披露的华人事务官员单维廉舞弊事件。邬氏指责单氏借代表政府负责征购土地之机，私自违规购买了一片山地，这令德国国内舆论哗然。罗绅达保护了单维廉，并让单氏在他受到攻击的1898年4月至6月间，专心草拟了青岛的土地法规。随后，罗绅达和单维廉一一去职。

在去职前的8月27日正午12时，罗绅达在衙门大厅邀请各界发表谈话，声明：“我受皇帝陛下的信任被派来此，只要我仍拥有皇帝的信任，任何恶意攻击都不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是我的部下受到了恶意的攻击，我却有义务干涉”。罗绅达同时表示，他对于在青岛的每一个阶层的人，都一视同仁。对于租借地的开发观点，他也和大家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生意人希望自己的事业因租借地的开发带来繁荣，而政府则以能够促进租借地的繁荣为自己的义务和荣誉。

蒂尔皮茨对新任总督保罗•叶世克海军上校的任命在1898年10月10日就下达了。但因为叶世克在1899年2月19日才抵达，所以罗绅达在青岛就一直工作到了那时。随后，回到德国的罗绅达再次担任一艘军舰的指挥官，这艘战舰的名字便是勃兰登堡号。他从1899年9月开始他的任期。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德国在7月将一些军舰派往中国，其中就有罗绅达指挥的勃兰登堡。

1900至1901年，罗绅达重返中国，他与他的军舰一起访问了青岛。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包括1901年4月8日举行的青岛至胶州铁路的开通剪彩仪式这样一些活动。1901年8月，罗绅达再次来到青岛，但只住了一天就和青岛“再见”了。1902年1月11日，罗绅达以海军少将的身份退役。1917年8月11日，他在特兰托去世，时年65岁。

【伤寒断送了归路】

1899年的2月19日，在叶世克终于到达青岛的时候，他显然不会预计到他回不去了。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从这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按天计算的倒计时。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寒冷的时刻沿着崎岖的殖民地道路向前走，上帝留给这个德国总督的时间，已不超过2年。

和曾经与青岛发生过密切联系罗绅达和特鲁泊一样，叶世克的一生也都是在海军度过的。有一些人，仿佛生下来就是给军队准备的，而他们三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代表。作为第二任的青岛总督，叶世克本来也可以在任期结束时重新回到海军，继续他自己的纯粹的军人生涯。但是，恰恰是在这最具连续性的环节上，他和他的前任以及后继者迥然不同，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因为他在并不曾完成任期的时候就病倒了。最后，他死在了青岛，成为了1897至1914的17年间唯一将生命终了在租借地的德国总督。

在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叶世克所走过的路程：1851年8月4日，保罗•叶世克（PaulJaeschke）出生于布雷斯劳。他是银行职员奥托•叶世克的儿子。叶世克中学仅读到十年级就不再上学了，1868年4月，17岁的叶世克以候补海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从1868年7月至1869年6月，叶世克随教练舰尼奥比号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活动，1872年晋升为海军中尉。在1872年至1881年之间，叶氏按命令有规律地变换着在陆上或在舰上职务，并于1881年在西印度晋升为海军上尉。同年，他改任鱼雷试验仲裁。1886至1888年，叶氏在东亚成为狼号炮艇的指挥官，并在1888年晋升为海军少校。1888至1892年，他在基尔成为鱼雷局的负责人，1892年至1895年在柏林成为海军部中央局长官，并在1894年获得晋升海军上校。

1895年4月，叶世克被任命为大巡洋舰皇帝号的舰长，并率领该舰从德国到达东亚。1896年5月他被召回柏林，担任了海军最高统帅部外事局长官。1898年10月10日，在罗绅达上校在青岛遇到了一系列麻烦的时候，他被匆忙任命为租借地的第二任总督。这时，他47岁。

而实质上，早在1896年春天的时候，叶世克就曾经访问过胶州湾。他在那个春天在胶州湾的活动情况，没有被记录下来。17个月后，蓄谋已久的德国人就占领了那里。1898年10月关于叶世克的任命并没有马上被执行，发生拖延的原因，我们不知道。直到1899年的2月19日，叶世克才到达青岛，开始履行他的总督职责。

在叶世克就任不到一个月的1899年3月11日，总督颁布了一项新的决定，这就是在参议重要的租借地公共事务时，平民团体的三名代表将被吸收参加总督府议会。这三名代表参与议事的时间是一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由总督在听取总督府议会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第二名由在商业登记中的非中国公司选出，第三名则在土地登记中的地产主产生。第三名代表不分国藉，但应是至少缴纳土地税50元以上者。这个类似咖啡圆桌会议的做法，应该是对前段时间商人们非议政府施政不公平的回应。

但是，各方面对青岛租借地政府的指责，并没有停止。1899年4月10日，驻伦敦的德国公使哈茨费尔德报告说，德国商界人士发表了很多批评租借地的言论。他写道：“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德国人认为，在那里实行的‘军事—官僚政体’，严重阻碍了自由的和可带来好处的发展”。

叶世克很快就不需要应付这些批评了，因为接下来，他就遇到了另外的麻烦。这些新的矛盾，迅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先是筑路公司和当地民众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演化成了一个血腥的军事事件。这使得在1899年夏天时，叶世克就开始相信已经与中国处于“潜在的战争状态”了。叶世克的这个观点，在7月27日给驻北京德国公使克林德的信中，已有了相当清楚的表达。11月7日，叶世克在致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信中确信，“我们正面临新的、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教会的麻烦也出现了。应克林德发来的应付危机的请求，叶世克先后派出了两支特遣队前往北京和天津。后来在1900年的6月19日，第三海军营又派出了一支新的特遣队赴大沽。北京危机的高潮，是6月20日克林德的被杀。而这个德国公使的死亡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则决定了冲突已经离着结束不远了。

筑路冲突最终在1900年10月由叶世克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达成的协议获得解决。这是年初克林德和叶世克根据柏林的指令，强迫铁路和矿务公司与山东巡抚缔结协议的延续。此后，在50公里地带以内的德国工程，开始由青岛方面和山东当局一起加以保护。而派去北方保卫教会和外交官员的部队，也在局势平稳以后陆续回到了青岛。然而，在这过程中，叶世克已身心疲惫。

令叶世克头疼的，还不止于筑路和北京方面的冲突。在租借地本身，危机也已显现了。在1900年冬，青岛的各项建设工程几乎完全停歇了。原因是本地劳动力的严重匮乏，而这中间的原因，则很复杂。为了防止工人离散，德国企业主采取了类似强迫寄宿的办法，就是工人必须在受到监视和周围用高墙围圈起来的工地里，进行居住和劳动。劳动时间冬天为12小时，夏天为15小时。

1900年8月7日，叶世克在给海军部蒂尔皮茨的信中认为，企业主对待中国工人的方式方法，是导致后者返回故乡的主要原因，他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战事和山东省内地的骚乱，并没有对工作的继续产生值得一提的干扰。在大企业的车间，尽管有几个来自上海的铁匠走掉了，但并未出现大批中国工人因为上述原因一去不回的问题。相反，在较小的企业中，中国人却多次逃到了内地。他说，这种危机甚至到了有一天有超过职工总数的60%的中国工人放弃工作。叶世克表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据他的观察，主要在于对待中国工人的不同方式和方法上。

面对这样的窘迫局面，变化就是必须的了。因为叶世克已经开始明白，中国工人并不完全听任德国企业主的摆布，原因在于他们对殖民政权的经济和社会依赖性很小，他们在内地大都有谋生的可能性，并且这些可能性还可以被充分利用。1900年10月，德国企业主开始把中国工人的工资从每天20分提高到25分。但即使这样，仍阻止不住工人继续离开青岛。从1900年10月起，租借地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运输建筑材料了。到了1901年1月，建筑工程几乎完全陷入停顿。总督府不得不向中国包工头们商讨运输建筑材料和用舢板运送石料筑坝的工价，并要求企业自己承担这些工作。最终，在工程建设得以继续进行的时候，疲惫不堪并且已经病入膏肓的叶世克，已经没机会知道这些进展了。

在叶世克被迫结束他在青岛的工作前，他领导的殖民政府的秩序化运转模式，正尝试着建立起来。从1900年7月起，一份每周出版的政府公报开始发行，它被用来刊登总督府的全部法令和通告。其中较为重要的和所有涉及华人的内容，除了德文外，还被要求同时用中文刊出。

对叶世克抱有希望的，包括了英国人。1900年11月19日出版的《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曾经发表过该报记者撰写的一个关于青岛的报道。在文章中，采访者清楚地表达了对“很少对民间团体施压”的叶世克政府的惊讶，并认为这和“访问这个港口前的想法不一样”。这个电讯增刊的记者在评价“思想开放、诚实，力争把这块年轻殖民地的治理做到最好”的海军上校叶世克时说，看起来他是一个很适于管理这个港口的人。但是，《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的这个记者却不知道，报道发表出来的时候，叶世克已经就快走到生命的终点了，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履行“管理这个港口”的职责了。

早在1900年的3月24日，叶世克已在香港迎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海伦•沃琳。但是这之后他就进入了最受困扰的时期，并最终在1901年1月27日死于斑疹伤寒症。

德国方面在叶去世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1900年那段困难时间里，“他不顾健康，全力以赴的工作，才加速了生命的结束”。一份政府文件赞扬说，他给自已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因为殖民地的繁荣将使他的名字不会被忘记。

1901年3月29日，巡洋舰司令本德曼在呈给德皇有关青岛和胶州湾的报告中建议，在整个殖民地对因长期患病而去世的总督叶世克深感悲痛和哀悼之时显示出，这里需要立即任命一位多年来熟悉情况的合适副手。

【一个渲染扩张的声音】

叶世克的突然逝世，使特鲁泊的生活轨道在1901年发生了转变。

奥斯卡•特鲁泊（OskarTruppel）生长在德国中部的图林根，那里有良好的绿色植被覆盖，被称作德国的绿色心脏。从图林根出发，特鲁泊77岁的一生中，到过了这个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通过海洋，他获得了丰富的个人体验，也堆积出了自己的事业履历。在表示着人生不同阶段的方向坐标中，图林根、柏林和青岛，是和特鲁泊有关系的三个最重要的地理标志。

和前两任青岛总督分别出身于财政官员和银行职员的家庭背景不同，第三任青岛总督特鲁泊是一个牧师的儿子。然而，他整个的一生，却和父亲虔诚信奉的职业没有关系。他1854年5月17日出生在图林根的卡茨胡特，在鲁道尔施塔特读中学。从1871年以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到1901年2月20日被任命为青岛总督，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为海军服务。

1871年至1886年之间，特鲁泊稳定地变换其在陆地和舰上的职务，并参加了下列的航行：1871年至1874年西印度群岛、北美和地中海；1876年至1878年西印度群岛、中北美；1879年至1880年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1883年至1886年环球航行。1894年10月至1897年12月，特鲁泊在柏林的海军最高司令部。1897年7月1日，在胶州湾占领事件出现前的4个月，特鲁泊被任命为海军中校。

在成为青岛总督之前，特鲁泊就已经和这个德国的占领地发生了紧密的联系。1897年12月，在占领行动出现一个月后，已离开柏林海军司令部的特鲁泊，在青岛被任命为轻型巡洋舰威廉王妃号的指挥官。随后他回到德国，护送第三海军陆战营乘坐达姆施塔特号运兵船离开威廉港，并于1898年1月底到达青岛。从1898年2月开始，他担任了租借地的司令官，直至1898年4月15日首任总督罗绅达到达青岛。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威廉王妃号担任指挥官。1899年3月22日，特鲁泊被晋升海军上校。1899年7月，他离开威廉王妃号，在柏林出任海军部军事司长官。

特鲁泊再一次回到青岛并出任青岛总督，是因为叶世克在1901年1月27日的突然逝世。23天后，他被任命为叶世克的继任者。然而，或许恰恰是因为叶世克的意外，使得特鲁泊成为了在青岛任期最长的一位殖民地总督，到1911年5月离开的时候，理论上他整整在青岛工作了10年。尽管这期间他有过一些诸如休假、述职和另外原因的外出，但其大部分时间依然是在青岛度过的。在青岛任职期间，特鲁泊的军衔获得了稳定提升，1905年4月3日他成为海军少将，1907年9月17日成为海军中将，1911年1月27日晋升为海军上将。

实际上，1901年的时候，特鲁伯似乎在柏林海军部多逗留了几个月，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显示，特鲁伯海军部军事司的工作到4月才结束。1901年6月，他抵达青岛。

特鲁伯在青岛的作为，需要很长的文字篇幅来叙述。总体说来，他在贯彻蒂尔皮茨关于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具有“商业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的殖民城市方面，获得了部分成功。1905年6月，他在回答《每日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德国并不谋求在胶州建立一个强大的要塞。它仅只是在同日本发生冲突情况下服务于战争，而且即使在那时，由于日本就在邻近，也将不会保卫得很久”。特鲁伯认为，德国追求的是贸易，而在青岛这个向贸易、铁路和航运开放的自由港，一些特许权实质上适用于所有的投资者。他说，在他担任殖民地总督一职期间，他把欢迎外国企业到青岛投资视为一种光荣。

在特鲁伯的任期内，青岛基本完成了一个“模范殖民地”的结构，这其中包括了城市建设、港口和铁路建设、关税改革、繁荣商业、协调和山东的关系以及制度、法律、移民、教育、卫生、旅游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在青岛商会1911年制作的一份的报告中，商人们对特鲁伯10年中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04年3月6日，在青岛大港的竣工仪式上，当冠以罗绅达名字的山东铁路第一辆机车驶到为青岛建造的第一条船叶世克总督号旁边时，特鲁伯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讲话，他说，1898年3月6日是德国保护地的政治生日，这块保护地6岁了。不久之后，大家肯定会看到在整个远东长长的海岸上，这里将出现从赤道到极地最好的港口。

特鲁伯说，我们要以今天的庆典为殖民地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立一块碑，一块应该同时是牺牲和年轮的纪念碑，为感谢全能的上帝迄今给予的护佑，并祈求他将其护佑和支持的手，保持对这项工程的始终。我们要为所有以其才智和双手奉献过和正在奉献于这些工作的人立一块工程纪念碑。我首先以殖民地的名义向站在我面前的建筑管理局和施工公司的各位先生表示感谢；而且我们同时也将以感激的心情记住所有先前的同事们；我们将记住前两位劳苦功高的总督罗绅达和叶世克，我们将把他们的名字冠在青岛制造的第一辆机车上和为青岛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上，我们在今天的庆典上已经做了。

特鲁伯说，为了评价近5至6年来保护区的工作，可以把目光对准面前的这些设施，广阔的港区、航标、轮船，和作业车辆、附属建筑物和岸上的修理厂、堤坝，以及正好在这些天达到了终点的山东铁路，请想象一下，现在我们人山人海站着开庆祝会的地方，几年前还是一片死水！这个地方，是以勤奋、才智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夺取和重新创造的。它同时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在六年前，当签订那份租借条约时，我们对中华帝国一无所取，而今天我们在这里被所有的花费全都给了中华帝国，尤其是山东省，带给他们的好处，和带给我们自己的同样多。可以正确地评价这个事实的，还有今天就在我们之中山东的代表，他就是来参加庆典的巡抚周馥阁下，我以殖民地的名义衷心欢迎先生的到来。就在大港开港仪式这一天，先生目击了两艘中国轮船停靠在这个防波堤旁，它们满载着供应给你的人民的粮食大米，将从这里经几百公里铁路，快速完全地运抵省城济南，希望先生把它看作是一个好兆头。请先生在返回时把它作为一个好兆头来宣布，从德国的青岛带给中国人民的，将只是善意。

这里摘录的并不是特鲁伯1904年3月6日讲话的全部。我们有意删除了一些文字，那些东西令人很不舒服。但是，就是在保留下来的文字中间，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见特鲁伯的一部分真实表情。这是一个忠诚的姿态，一个渲染扩张和强权的声音。这个时刻的特鲁伯，对德国的这个殖民地，对大清帝国，对1904年这个时间符号，无疑都具有象征意味。同样的姿态，周馥那里也一样，只是我们听不见他说什么。然而，这或者并不是真实的特鲁伯的全部，他隐藏起来的东西，他自己知道是什么。

对周馥或者山东来说，港口、铁路所带来的变化，是慢慢出现的。1909年4月16日，特鲁泊在致帝国海军部的报告中断言：可以看到，腹地内的中国民众现在已经认识到铁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也开始明白，他们的产品可以通过铁路向外运输。而在以前，这些产品由于附加费繁多，通过陆路交通外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特鲁伯来说，他在青岛长时间的工作所带来的批评，并不比赞扬少。比如，关于殖民地“机构臃肿”，行政开支巨大，而且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的指责，就不时出现过。1909年3月27日，中央党国会议员拿肯在国会里的发言中讥讽殖民地政府奢侈腐化，并尖锐批评了特鲁伯的总督府“东一点，西一点，到处揩油”。

在1891年5月13日，也就是到达青岛的前10年，特鲁伯在不来梅与安娜•穆勒-萨乌瓦勒结婚。安娜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不来梅。特鲁伯夫妇育有了两儿一女。不幸的是，他的长子海因里希在只有13岁时就死去了。

1911年5月，特鲁伯结束了他在殖民地的工作。5月14日他搭乘格奈森瑙号军舰离开青岛。当年的8月19日，特鲁伯退役，并在同日被授以爵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柏林的弗洛瑙，1931年8月20日，他在那里去世。

特鲁伯1901年6月7日至1911年5月14日在青岛担任总督。但是，这期间，他两次回到德国，并在那里逗留很长时间。在特鲁伯不在青岛期间，菲利克斯•芬克海军中校自1904年10月起至1905年2月出任了代理总督。而从1905年2月起然后直到1906年9月，青岛的代理总督为恩斯特•凡•希莫恩海军上校。从1909年4月6日起直到1910年4月2日，出任代理总督的是阿尔弗雷德•迈尔-瓦德克海军上校。当1911年5月14日特鲁伯明确要离开青岛的时候，威廉•霍普夫乃尔从1911年11月22日开始担任代理总督，直至迈尔-瓦德克回来担任正式的总督。

瓦德克，一个德国文学教授的儿子，最终成为了青岛的末任总督。

【主使人富人穷】

1911年11月22日，海军上校迈尔-瓦德克抵达青岛的时候，当然不会知道他将成为这个德国殖民地的末任总督。他是来接替特鲁泊海军上将的，他的这位前任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10年。自1897年青岛成为德国的保护地开始，这里从没有发生过战争。

然而，这个记录很快就将被打破，并且，德国军人将不再有机会在这里取得任何意义上的军事胜利。历史在瓦德克再一次到达青岛的3年后，让瓦德克代表德国向日本宣布投降，并交出了这个曾经是德国希望之地的港口城市。

仿佛是宿命，迈尔-瓦德克没有选择。

阿尔弗雷德•迈尔（AlfredMeyer）1864年11月27日出生于俄国的圣彼得斯堡。1928年8月28日在基兴根海滩去世，并被安葬于海德堡。他死在了他的前任特鲁泊的前头。差不多整整3年后的1931年8月20日，特鲁泊去世在柏林的弗洛瑙。

阿尔弗雷德•迈尔的父亲叫N.N.冯•迈尔，是德国文学教授，并且在圣彼得斯堡的《德意志报》担任编辑。他母亲叫多罗西亚•冯•鲍希。他们1874年举家迁往了海德堡，父亲成为了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阿尔弗雷德在波恩和海德堡读中学。并在1883年毕业。

在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后，阿尔弗雷德在以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帝国海军。他参加了两次西印度群岛的航行，1887年成为海军中尉，1890年晋升海军上尉。从一八九三年秋开始，阿尔弗雷德在海军最高司令部工作了两年。1897年他成为海军少校，1897至1899年进入海军学院学习。1898年之后，他与约翰娜•尼•妮结婚。1899至1901年，阿尔弗雷德在轻型巡洋舰盖耶号的甲板上任大副。盖耶号舰开始活动在美洲西部，但当义和团运动开始后，即被派往了中国。从1901年秋至1905年，阿尔弗雷德在柏林任海军部参谋。1903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尔-瓦德克（Meyer-Waldeck），并被晋升为海军中校。1905年的上半年，瓦德克在军舰魏提恩号上任大副，从1905秋开始至1908年，他在魏特尔斯巴赫号甲板上任第一舰队军事参谋。1907年瓦德克成为指挥官，1909年晋升海军上校。

1908年6月24日，瓦德克被任命为青岛参谋长。当年的12月24日，他来到青岛。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还在1909年4月6日至1910年的4月2日，代理了胶州租借地的总督。此时，特鲁伯总督正在德国。1911年2月22日，迈尔-瓦德克经西伯利亚乘火车回到德国，但仅仅在几个月之后，他就取代1911年5月14日离任的特鲁伯，被任命为青岛总督。

1911年11月22日迈尔-瓦德克抵达青岛。在他重新回到青岛之前，从1911年5月至11月期间，参谋长霍普夫奈尔担任了代理总督。

在青岛3年的总督任职，瓦德克在1912年接待了中国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博士，并在1914领导了对日本的防卫作战。这是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使瓦德克在不同的环境下，成为了历史变迁中间的一个记号。

1912年9月最后3天孙中山对青岛的访问，是这个革命领袖第一次有机会接近这个德国殖民地，出乎瓦德克预料的是，在9月28日的会见中，孙中山表现得非常礼貌。他没有和瓦德克讨论任何敏感的政治话题，而是非常认真地评价了青岛的积极方面。他仿佛不在意这里的官僚政治以及种族主义政体，甚至把它视作中国“特殊道路”的一个样板。在瓦德克看来，孙中山明显地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殖民地社会。他感兴趣的是建设和社会组织的方法和技术，他注意到了城市的合规则性和秩序、干净整洁以及卫生设施。瓦德克认为，总而言之，孙中山对被他当作样板来看待的青岛的社会组织技术和统治技术，表现出了由衷的赞叹。

1912年10月14日，瓦德克在写给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信中说，孙中山肯定了德国在短短12年间所做出的业绩。孙认为，街道、房屋、海港、卫生设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巨大的勤奋和努力精神。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进行的演讲中，孙要求在青岛学习的所有中国学生，应当把在这里看到的东西当成鞭策自己的动力，使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即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同样完美。孙的这个态度，后来被淹没了。许多常见的历史叙述，显现出的孙中山青岛之行，是另外的一副表情。直到后来瓦德克的许多历史文件被发现，人们才知道其实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事实。

孙中山在青岛逗留了3天，就离开了。直到逝世，他再也没有重新回到过这里。

而这时，青岛离着新一次沦陷，也为期不远了。尽管这个时候瓦德克依然不知道，他和他领导的德国军队，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转变。

战争的硝烟，很快就开始考验瓦德克的意志。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迈尔-瓦德克在整个日本围攻期间，组织了青岛的防卫作战。11月7日，日本军队占领青岛。11月9日的早晨，传教士卫礼贤去看望了瓦德克和从北京逃亡来的恭亲王，和他们告别。他觉得，这个结局“没有任何崇高感”。晚上，他写下了自己的围困日记的最后一句话：主使人富人穷，上下沉浮。随后，迈尔-瓦德克成为了战俘，被羁往日本，一直到1920年获得释放。

1920年5月，瓦德克乘坐南海丸返回德国。同年8月31日，他在被提升为海军中将后退役。从1920年至1928年，他一直住在柏林。在1928年的夏天，瓦德克因病去了基兴根海滩疗养区，并在那里去世。后来，他被安葬在海德堡的家族墓地。

07：新城市的生长

【律师齐默尔曼和他的新房主】

关于安娜别墅时代日常青岛的描述，并非没有边界。但即便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城市地理范围内，可以寻找到的历史过客，依然不乏精彩的经历。许多时候，人们会喟叹时光倒错，可回头一看，老卡夫卡早就预言过：我们清醒地穿过梦境，我们自己只不过是过去岁月的一个幽灵。

沂水路14号或者是湖南路17号的房子，和德国律师曼弗雷迪·齐默尔曼（Manfred Zimmermann）有关，也和英国在青岛的外交事务有关。作为房屋的原始所有者，齐默尔曼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的离开，同时伴随了一个德国法律时代的结束。然而，德国人的溃败，并没有给英国人带来黄金季节。许多年后，在前齐默尔曼律师楼履行外交职责的日子里，英国人脸上的表情，时常象弥漫在这个房屋周围的迷雾，让人看不清楚里面的真实景象。

总督府广场东面的这个建筑在1910年出现的时候，广场南边的开治酒店和西边的法院都还没有进行建设。开治酒店在1913年4月7日开始建造，法院新办公大楼的建设时间则在1912年春至1914年的4月。这样，总督府广场的边界，实质上首先是由北面的总督办公大楼和东面的这个私人建筑规定下来的。一直到西南两个方向的法院大楼和开治酒店陆续建造完成，这个开敞的行政广场才被完全围合起来。（地图02-A，局部）

也许是土地拍卖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总督府广场周围的建筑并不完全为政府所有，这里既包括了私人住宅，也包括了商业用途的建筑。广场东面这个在后来一个时期成为英国领事馆的朴素房屋，最早就是律师和公证人齐默尔曼建造的办公室和住宅。他的房屋附近，还有一个官方博物馆的建设计划。齐默尔曼获得土地的途径和交易情况，没有记载。在他进行房屋的建设之前，这块土地似乎已经闲置了10年。（07-01）

1879年出生的齐默尔曼来到青岛的时候不到30岁，除了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他还相继担任了福柏医院的董事会主席和登山、狩猎等多个民间协会的负责人。

在当时，作为受到许可的律师和公证人，齐默尔曼的工作和他给城市所能提供的服务，无疑是维护这个德国模范殖民地正常的法律秩序的重要环节。但是，对青岛来说，齐默尔曼却显然不是这个领域的最早的职务履行者。在他之前，已经有至少一位德国职业律师获得过本地从业的许可。

早在1899年10月至1900年10月的政府备忘录里，就涉及了殖民地专业律师的匮乏问题。1901年7月，青岛已经有一名律师开业。这样，在上一年备忘录中提及的这方面的需要，得到了部分的满足。1901年8月14日，总督府颁布了关于律师费用的法令。规定青岛德国保护区内律师雇请费，原则上银元数与在德国本土收取的马克一样多。这一原则后来也适用了各项费用的收取，包括法院、法院办事人员、证人及顾问人员等。同一年度的政府报告同时期望，第二位律师会比较快地出现在这个殖民地。但是，后来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却并不象政府方面所期待的那样顺利。尽管第二位律师很快就出现在了青岛，但是前面到来的唯一的一位德国律师却离开青岛，去了上海。1902年10月至1903年10月的政府备忘录有记录显示，在长时间不曾在青岛活动之后，青岛帝国法院已准许那位驻留上海的德国律师放弃了在青岛的权利。也就是在这一年度，两名律师被任命为公证人。实际上，到1903年的晚些时候，青岛本地依然只有两个律师，他们同时也是公证人。通常，在较大的民事案件中，双方都雇请律师代表。尽管只有两个律师，但政府方面相信，“这种人事上的稳定对于司法的运行具有良好的影响”。

从现有的材料看，包括执业律师在内，青岛面向大众的法律普及工作，一直是持续进行的。1905年秋季，新组成的统一的青岛商会，举办了关于法律秩序和经济运行方面内容的报告会。记录显示，这个报告会上的报告十分通俗易懂。

到了1906年，青岛本地一共有四位律师获准开业，其中一位同时兼任了公证人。但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能够持续地在本地工作，获准开业的四人中间，有二人的经常住址是上海。根据规定，律师获准开业需遵循的原则是，他们必须是在一个德国联邦州中能胜任法官工作的谙熟法律的人。在这一年度，由于原先的一位律师返回了德国，另一位律师则来到青岛了代替他的工作。

1908年1月24日，青岛法院的首席法官宣布，对德国租借地法院律师职权的任免已经作出了新的安排。与以往相比，这个“新的安排”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今后将不再批准律师授权申请，在某些赎职的情况下撤销律师权力的规定，只适用于那些经屡次提醒仍不悔悟者。

1910年，律师和公证人齐默尔曼的办公室出现在威严的总督府旁边，他的办公室和住宅的对面，就是未来的高等法院的新办公大楼。尽管，法官和齐默尔曼几乎还没有完全熟悉那里的环境，它就不属于德国和德国法律了。1914年11月，日军攻占青岛，齐默尔曼成为了战俘并被羁押在日本的俘虏营，直至1920年才获释。回到德国后，齐默尔曼继续了他的律师生涯。他先是住在柏林，后又迁往斯图加特。1961年，82岁的齐默尔曼去世。

在曼弗雷迪·齐默尔曼和帝国法院的故事里面，没有传奇。然而，对继承了齐默尔曼的办公室的英国领事馆来说，青岛，同样没有传奇。

关于早期的英国驻青岛领事馆，来自德国方面的原始记载似乎很少。人们一般相信，在德占青岛的一部分时间中，英德之间的关系已很微妙，这种微妙且不正常的博弈，无疑直接导致了英国利益在德国保护区的被抑制。这种情形，在更早时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则正好相反。但是，实质上，英国和青岛的各种联系，并不如英德两国政治关系那样复杂。仅仅是英国在青岛德国租借地设立领事代办机构的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英国人在本地频繁活动的记录。1908年7月24日英国油轮埃帕雷奇（Appalachee）号由旧金山开来，将其载油抽入标准石油公司新安置好的储油罐中。这是在新建的青岛油码头停靠的第一艘油船。8月20日，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二艘船，英国油帆船加尔各答号也开来了。根据1907年10月至1908年10月《胶州发展备忘录》的记载，在1908年6月至9月到达青岛的575名游客中，德国人是主要组成部分，其次就是英国人。在这个夏天，到青岛旅游的英国人约200人。而根据1908年9月的统计，在总督府学校的129名学生中间，也包括有3名定居的英国孩子就读。

英国政府驻青岛的责任机构建立的时间是1907年的5月17日。在德国官方文件中，有当年“接受了一位英国领事代办的证书”的记录。人们一般认为，这一设立时并不在德国人具有绝对话语权的沂水路上的英国外交机构，初为领事代办级，首任领事代办为艾克福。这显然是一个具有过度色彩的简单架势，但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英国领事代办处的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这其中包括了1914年至1922年和盟友共同分享战争成果时期。有记录显示，艾克福到任后的六至九月间，在青岛各较大旅馆和客店接纳的425名外国人中，就有180名英国人和54名美国人。而在贸易方面，试图“把青岛作为对华北供应石油的主要基地并正把它建设成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则活动突出。为了皮库尔草辫的贸易，一家英国公司已在本地设立了分号，以便和一家法国公司还有中国最大的一些出口公司竞争。

实质上，在早期青岛与欧洲的航运联系上，历史悠久的英国航运公司就是继德国公司之后最重要的参与者。在直达欧洲的航线上，到1909年时，许多国家的大航运公司已开始把它们的船只开进了青岛港口。这中间，包括了大量英国航运公司的船只。德国的海军管理当局相信，航运的规模发展和港口业务的繁荣，是这个殖民地经济前景更为远大的标志，也是不断开拓这一远景的原动力。也就是在这前后，英国东亚最大航运公司——半岛航运公司和东方航运公司的船只，已定期来港。

1911年，因“领务扩展”和“商务侨务”的发展，英国驻青岛领事机构升格为副领事级，艾克福则同时升任副领事。如同我们上面的疑惑一样，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英国人在1914年的冬天与日本共同获得了对德国的青岛争夺战的胜利之后，英国驻青岛的外交机构的级别和规模，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而是到了1922年，才升为领事级，同年12月，艾克福升任领事。

关于这期间英国驻青岛领事馆的作为，我们没有多少了解。和1907年以及1911年比较，这一时期英国人在青岛的利益，显然是扩大了。早在1923年，英美烟草公司已开始在本地建设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加工基地，而包括英国潜水艇部队进口在内的军事活动，也开始出现。根据1926年的户口统计，当年有111个在青岛长期居住的英国人进入记录，排在13500个日本人、227个俄国人和219个德国人之后，列第四位。1928年，经过英国驻青岛领事官员的帮助，胶海关调查属实了一艘私运波斯烟土的货船，发现这艘货船从布什尔私运了580箱烟土。尽管这一事件最后并没有在本地处置，但胶海关对英国驻青岛领事官员友情支持的感激，还是被《胶海关1928年统计报告书》仔细记录了。

1922年后又经过了13年，1935年10月时，英国驻青岛领事馆正式升格为总领事馆，同时兼管驻济南领事馆的事务。此前3年的1932年，英国领事馆曾一度迁至湖南路9号。随着级别的升格，1935年领事馆又移至沂水路14号。又3年后的1938年，领事馆迁入沂水路12号，1939年再度搬回沂水路14号。（07-0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12月，该领事馆被日本军事占领当局封闭。英国方面随即委托瑞士驻青代表艾格尔代理权益。但是，在青岛的76名英国外交官及侨民，连同烟台的33名英国侨民和威海卫的13名英侨，实质上是在1942年的8月5日才集中从青岛转沪回国的。英国外交官离开的4个月后，瑞士驻青岛领事馆建立。战后的1945年12月，英国驻青岛领事馆恢复馆务，代理领事依然是艾克福。应该就是在这一次的馆务恢复中，英国领事馆搬迁到了前齐默尔曼律师楼办公。然而，经过接近30年的时间跨度和战争考验，对英国人来说，齐默尔曼早已是个没有现实意义的遥远符号了。恢复后的英国青岛领事馆，参与了包括受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委托代查三菱油坊设备、为侨民请求发还寄存物资等在内的一些战后事务。1949年，当新生政权获得青岛后，兼理着挪威、比利时、瑞士、法国、美国5国权益的英国驻青岛领事馆曾一直谋求与中国建立“事实上”的外交关系，但遭到了拒绝。随后，这个存在了44年的大英帝国的外交机构于1951年4月21日奉命闭馆，馆舍被青岛地方政府收回。同年8月25日，44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青岛度过的职业外交家艾克福奉命回国。

在1923年3月15日美哲继任青岛领事馆领事到1947年2月艾克福最后一次任总领事之间，任职英国驻青岛领事馆领事的还有钦资、德瑞、雅裴乐，总领事则有万乐思、韩垒德、美哲、卞德特、高贺禄。

从1910年开始的齐默尔曼律师楼，到1951年4月21日结束的英国驻青岛领事馆，沂水路14号或者是湖南路17号的这个普通房子，在经历了许多我们今天依然不能了解的故事之后，走完了它的前40年。在以后的岁月里，故事依然在发生着，但这中间既没有了齐默尔曼，也没有了艾克福。

【殖民地司法史的残片】

显然，在整个德意志帝国发生于青岛的司法事件中，这样的经历无疑是非典型的：一个帝国法院建筑，却几乎和所有的司法活动无关。早从包括执行1899年3月13日颁布的《关于平民团体参加行政管理的法令》等地方法律开始，晚到1914年4月公布的《征收地皮税章程》、《新开东西镇地准人购买章程》、《民船暂订章程》和《订立征收酒税章程》等等法令出现为止，这个标志着德意志帝国殖民地“良好和公平”秩序的法院办公大楼，还没有建设完成。实质上，随着这个司法大楼的建成，一部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司法史，也就临近结束了。

就一种司法制度而言，以军事形式进入的德意志人，带给青岛这块几乎被大清王朝遗忘了的海湾的记忆异常深刻。尽管大陆法在德国租借地青岛仅仅实行了十余年，但其复杂的构造和存在的意义，至今仍时常为中国司法界在非实践层面论及。制度和程序本身的先进性，使得昙花一现的青岛法律宿命式地给缺少现代司法观念的末代清王朝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在100年后，依然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之下，青岛帝国法院这栋德意志精神色彩浓郁的建筑和其所承载的司法制度，以一种不文明的方式开端，最后也不曾把司法文明书写完成。这就象一个人的奔跑，姿势正确，速度很快，并且也符合规程，但是，方向却错了。在方向错误的奔跑中，奔跑者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拯救的可能。但是，在开始甚至是整个过程的进行中，殖民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者，显然不曾预见这个方向性错误的结局。至少，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缺少崇高感”的终结会在1914年的秋天，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因为，从时间上看，这个标志着殖民地最高司法秩序的法院建筑，在完成后不到半年，德意志帝国在青岛租借地的整个统治体系，就突然崩溃了。仿佛是一夜之间，帝国法院大楼和它所代表的所有内容，烟消云散。

然而，在梦结束之前，所有的设计却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不仅于此，体现在选址上，青岛帝国法院代表的恰恰是一种新兴的政治与法律文明格局：面对开阔的总督广场，具有适当的开放视野。其北面和南面，分别是霍恩洛厄路与伊雷妮大街的各种楼房。而背后，则是整个欧洲特权地区的商业精华部分。实质上，法院面对的，是已经形成了的以总督广场为核心的行政中心。这里包括了总督办公大楼、政府图书馆、海军营部、外交机构、监狱和总督府各主要部门官员的官邸，同时还计划建设一个博物馆。在法院大楼开始建设的前3年，设置在总督府大楼里面的图书馆，已经拥有了超过11200册的图书。

建筑师汉斯·费特考尔应该很清楚这个租借地法院的地位。一方面，它代表了帝国法律，另外一方面，它又受到青岛总督的节制。在总体上，它需要维护德帝国在青岛的利益。所以，在最后完成的设计中，两层的法院建筑水平视觉上明显低于总督府。从建筑面积看，3126.53平方米这一数字也不及总督大楼的一半。

法院的主入口设于立面的南半边，为一拱形大门。主立面与北侧面转角处有一设计独特的角便门，以供特殊用途。北侧面延续有一大坡面屋顶的两层建筑，与建筑南部构成完整的E形平面。一如同期的许多建筑，法院大楼亦为红瓦蒙莎屋顶，黄色拉毛墙面附浅壁柱，蘑菇石勒脚。建筑的东向正立面开敞，辟有敞亮窗户。立面的窗体深入墙体50公分左右，并用花岗石做纵向，间或亦做横向分割，构成良好的遮阳设施。很多人相信，这种处理手法赋予整个立面以立体感和生动性。

托尔斯顿·华纳在《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中说，为适应复杂的城市建设布局，汉斯·费特考尔用几组建筑体自然地组合成法院大楼。法院朝向广场的一侧，展示出了某种纪念意义，同时又尽量避免与总督办公大楼竞相争妍。因此，设计者对建筑物的立面和高度都采用了不同的处理。主入口朝向广场，并精心地布置在了庞大的厅堂建筑体与相对见小的侧翼办公楼的交汇点上。（07-03）

汉斯·费特考尔给法院布置了31个大小不同的房间，并设计有地下室和阁楼。引人注目的是，室内使用了大块的毛面花岗岩装饰门框，这样的做法，在本地很少见。在走廊上，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些石头的力量。人们后来在进入现场考察时发现，通往二层楼梯口的墙体上，嵌有一块黑色的大理石板，但上面的文字，已经不知在什么时间被抹掉了。

1897至1898年的《胶州发展备忘录》记载，德国青岛保护区对法事有如下规定：租界内所有居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均受德国法律条文、规定的制约。诉讼由皇家法官一人或皇家法庭审理。后者由一名皇家法官和两至四名陪审法官组成。皇家法官由皇帝任命，具有绝对的独立性。陪审法官选自当地德高望重的商人或民官，由法官任命。”

在1898年租借地建立初期，鉴于德国公民法律事务的范围极小，为了使租借地的官员数量尽量精简，德国法院只在青岛进行第一审，第二审则在上海的德国总领事馆进行。但随后不久，情况就变了，事务的繁杂使得这种安排明显不再适宜。经济利益的巨大增长，带来了对法律交往需要扩大和加深的要求，并迫切要求设立一个像其他殖民地那样的常设法院，可以就地进行二审和终审。根据1901年10月至1902年10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的记载，本年度内法院的事务大大增加，以致除去四位法律规定的陪审员外，还不得不任用不少于十二人的助理陪审员。陪审员出席合议五十二次，处理案件234宗。该备忘录披露，司法官的事务已达到靠其个人力量几乎无法行事的地步。因而，“最近期间将派来另一位法官，他将首先代理一些事务。”

自1900年1月1日起，新制定的德国法律的一些规定大部分在青岛生效。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涉及到在青岛租借地有自主性，但在处理时又必须考虑德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的地区性法规，特别是在地产登记方面，开始着手进行一些更改。1900年11月9日起，关于德国租借地法律问题的帝国法令，开始生效。1901年6月1日，德国总理府颁布了一个新的《关于在胶州保护区执行裁判权的工作指示》。

从1901年7月起，青岛已经有了一名来自德国的律师在本地开业。到1905年时，一共有四位律师获准开业，其中一位同时兼任公证人。批准律师开业需要遵循的原则是，他们必须是在一个德国联邦州中能胜任法官工作，并谙熟法律的人。

在1900年的1月至11月的不长时间里，德国行政当局便颁布了如下较重要的法令：《关于进口和检查鸦片的法令》（1月23日）；《关于保护测量标志物的法令》（3月14日）；《青岛市区华人守则》（6月14日）；《关于青岛公安秩序的法令》（6月14日）；《关于必须报告传染病的法令》（7月5日）；《关于药房及医药买卖的法令》（11月7日）。与此同时，从1900年7月起，每周出版一期的《青岛官报》，被用来刊登总督府的全部法令和通告。其中，较为重要的，以及凡涉及华人事宜的，除了德文外，还被严格要求用中文刊出。

在德国青岛租借地内居住的华人，需要服从德国法律。1899年4月15日，总督府颁布了经德国首相认可的《关于华人司法问题的条令》，使当地居民有了一个可以凭借的司法基础。1898年10月至1899年10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有记载说，由于“该条令生效时间不长，所以对其各项规定的实际效果尚无法做出结论性的评断。但是，有一点现在可以确认，中国人一般对于这种由外部输入的、但又尽量照顾到其原有法律概念的法律规定，已经十分习惯了。”

德国租借地当局在青岛和李村两地设立了地方法庭，由通晓中文的德国审判官受理华人诉讼。民事诉讼以中国当地法律为准绳。由于欧洲人视中国法律过于严厉，刑事诉讼则按德国法律，同时尽量兼顾中国的法律观念。对男人施以体罚的惩罚方式得以保留，而对清律中的一些酷刑及死刑予以废除。

从1905年4月1日起，青岛法院新增加了二名编制，包括一名法官和一名书记。法官的位置给了一位海军军事法院法律顾问，他同时经管总督府军事法院的事务并担任总督府军法管理处的负责人。

根据普鲁士法律管理部门的要求，从1905年夏季开始，两名普鲁士候补司法官被派来青岛帝国法院培训，时间是一年，这段时间也算在他们在普鲁士的预备见习期内。这种被保留下来的见习措施，既开扩了法院年青职员的眼界，又加强了对殖民地事务的了解。与此同时，青岛租借地当局也有机会结识了那些有希望补充空缺职位的官员。

1907年9月28日德国颁布的一个帝国法令，被认为是在青岛租借地司法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这个法令规定在1908年1月1日起，为青岛设立了一个专门的上诉法院。这一措施的施行，使得司法的组织结构开始接近完善了。青岛方面的行政当局相信，这是租借地各界人士长时间以来，特别是1905年青岛商会上书总督府的文件中所急切盼望的事。在这些要求中间，曾包括了将上海的上诉法院迁来青岛的期待。

从1909年开始，青岛开始加紧进行两项德国殖民地法律的起草工作，这些草案内容包括了对殖民官员的法权做出固定的法律上的规定。这样，就可保证在完成保护区各种关系重大的管理工作方面后继有人。另一项草案涉及的内容是，在德国建立一所最高级殖民地法院。

青岛的行政当局很早就认为，“适用于公民权利、刑法、法律程序和法院组织机构方面”的整个德国殖民法，需要重新修订。以往的法律是依据德国国外领事裁判权所遇到的名种主要情况制定的，这种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能再保持下去了。必须努力制定一种独立的，适合租借地发展的特殊情况并简易明了的德国殖民地法。

对于殖民地法律在东亚地区的研究工作，被交由在青岛新建的德华高等学校去执行，不久，这项研究就得到了富有成效的结果。殖民法研究工作，则主要在德国的高等学校中进行。青岛行政当局认为，殖民地法的研究工作，不但对于那些到殖民地去的人是重要的，在德国国内，也有很大一批法学家愈来愈重视这一工作了。因为，随着租借地与德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在法律关系方面也越来越多，德国的法院及有关部门必须越来越多地过问殖民法方面的问题。

作为德国人在青岛完成的最后一批建筑的建造师之一，汉斯·费特考尔在设计建造青岛帝国法院的同时，还担任了胶海关的房建总监。后者也在1914年4月完成建设。在经过了17年的适应和调整之后，这栋试图最终建立起一种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建筑，在其刚刚诞生不久，德国人就连同其法律一起，回家了。留下的，仅仅是这栋孤独的，始终朝向东方的大楼。（地图07-A）

很快，日本人成为了这栋孤独大楼的主人。

1914年11月，日本占领青岛后，废除了实施了十余年的德国法律，在原帝国法院设立了青岛军政署，实施军事统治。1916年，日本当局设立守备军法院，审理刑事、民事案件，并实行一审终审制。1917年1月，军政署撤销，设立以秋山雅之介为民政长的青岛民政署，但刑事案件和较大的民事案件，仍由设置在德县路2号的日本守备军法院审理。较小的民事纠纷，则由各区的宪兵派出所处理。（07-04）

1922年12月北京政府接收青岛主权后，在这里成立了胶澳商埠青岛地方审判厅。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青岛，审判庭改称青岛地方法院。1935年7月，青岛地方法院分为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青岛地方法院。1938年1月，日本再次占领青岛，于12月成立青岛地方法院和青岛高等法院，实行一审终审制。

日本战败后，南京国民政府在1946年1月恢复了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青岛地方法院。1948年1月，山东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改山东高等法院青岛分院。

1950年7月11日，青岛市人民法院正式成立。1956年1月，改为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到20世纪的末尾，这个中级法院一直在这里办公。

【被纪念的福柏】

第一次看见埃·福柏的照片，是一个天气炎热的下午。照片放在靠近窗户的一张小桌子上，强烈的光线，照射在了这个几乎没有表情的老人脸上。岁月的流逝和现实的阳光，似乎依然没有破坏掉照片主人的专注和平静。这使得这次相隔了100多年的意外相识，变得没有了时间的距离。这是2004年的秋天。这一年，福柏已逝去了105年。（07-05）

在青岛的早期历史上，德国植物学家福柏博士被公认为是一个学识渊博并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物。到达青岛之前，作为传教士的福柏，已经在中国南方工作了30年。1839年出生于科堡的福柏早年受过科学和神学教育，专修过植物学。25岁时，福柏参加了基督教礼贤会，1865年受委派来华传教。同年4月26日到达香港，随后辗转广东。十多年后，福柏脱离礼贤会，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独立活动。1885年，福柏加入同善会（AEPM），次年的5月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动。作为写作者，福柏最著名的文字是《自西徂东》，这是一本在今天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文化论著，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成《自西徂东》15年后的1898年4月5日，福柏“作为第一个德国新教福音传教士”，从上海移居到青岛。

最初，福柏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随着他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开展的基础性工作的进行，他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直到最后，福柏使自己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一个开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代表。

作为AEPM派遣的传教士，福柏在青岛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这就是：一方面他需要完成AEPM委派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则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调查。在青岛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福柏对这里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完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在当时，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开拓性工作，缺少必要的资料，也没有更多的帮助，所有的徒步调查和物种的分类整理，都需要逐一独立完成。我们可以相象，在居住、饮食、气候和地理状况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福柏在一个广阔地域进行探索性调查时的艰险。后来的实践证明，福柏在有限的时间里夜以继日的努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相信，福柏把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都用于了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

福柏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文献印证，人们只是在1899年5月福柏自己向AEPM的一份报告里发现，他当时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福柏向教会报告说：“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也就是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了他的年轻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福柏依然在进行着的植物调查被突然中断了：1899年9月20日，这位植物学专家在青岛去世，终年60岁。这是1897年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的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的记录。15个月之后，德国总督耶施克也在这里逝世。1899年2月，耶施克接替罗绅达继任青岛总督的时候，福柏的工作刚刚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

对于福柏的逝世，许多人表示了哀悼，并认为应该在青岛纪念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学者。福柏的遗体被埋葬在了政府墓地。1901年9月，教会在市区建设的一间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使用了福柏的名字命名。因为人们相信，这个机构的设立是死者的夙愿。

这家最早的福柏纪念医院，设在大鲍岛和小鲍岛之间的一块地皮上（今武定路），拥有三幢二层楼房，一共可收容60名病人，另外还有一座可收容50名传染病人的临时棚舍。医院的候诊室、诊疗室和手术室，设在了一座私人住宅里。因为病人主要是贫困民众，所以在福柏医院看病大多免费。在开业的最初几天里，这个医院就收容了60名病人，而前来就诊的则有200人。

1905年，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的侨民集资5万银元，在安娜别墅和斯泰尔修会的东北（今安徽路）坡地上，着手创办一所新的医院。为纪念受AEPM派遣最早进入青岛的福柏，这所1907年竣工开业的欧洲人医院最终也被命名为福柏医院，而原福柏医院则改称花之安医院。花之安，是福柏一个使用广泛的中文名字。

福柏医院的开业，使青岛增加了一处具有重要意义的医疗设施。与政府医院不同，福柏医院中的外籍医生，多以传教士身份参与工作。这使得这里的工作，更接近了福柏毕生追求的理想。

在福柏去世之前，1897年至1898年度的《胶州发展备忘录》收录了他的《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另外一份1899年10月完成的政府文件则显示，福柏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持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

1898年德国租借地建立初始，总督府就设立了医务部，统辖青岛地区的医药事宜。到1911年，通过设立医院监理部和医院检查官，对医院的管理明显加强了。此时，医院管理均按德国医院模式。

1899年，在德国东亚海军野战医院的基础上，青岛租借地开始营建总督府野战医院，边建边使用，至1906年初具规模。此时，随着西医的传入，防治手段如Ｘ线机、细菌及化学检验、手术器械、西药等也相继传入。在初期，青岛范围的医院只能诊断治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一般疾病和疟疾、天花、肺结核、性病等传染病，并对法定传染病施行隔离。这一时期，肺结核的治愈率很低，而外科也一般只能做阑尾手术。在野战医院建院过程中，总督府还陆续派出海军军医，1898年前往胶州；1900年前往济南；1906年前往衮州等地，建立医院。与此同时，各教会也先后建立了一些医院和诊所。1901年，基督教同善会在今武定路建立福柏医院，1905年，基督教信义会在即墨建立柏林医院，天主教设立了天主教医院。

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侨民集资筹备的新福柏医院，1906年始建，1907年开业。整个医院建筑占地8432平方米，建筑面积1363平方米。最初，砖木石结构的福柏医院为两层大楼，南面和西面分别设计有山墙，并建有开老虎窗的阁楼和地下室。1946年冬，医院阁楼因失火焚毁，遂于次年用4万美元将阁楼改为平顶式三层楼。该楼有拼花水磨石地面，双层门双层窗，外墙在建成后不久便被一层厚厚的植物紧密地包裹住了。值得提及的是，医院大楼在西入口处墙壁间镶嵌有1907年建成时的钢制模型，这是青岛唯一被发现镶嵌有本楼模型的建筑。（07-06）

据《胶州发展备忘录》1906年度至1907年度的记载，出于为公民行善目的而创办的福柏医院，建成后由德国人主持院务，医院的医生、女护士也多是欧洲人。1930年代，医院开设电疗室，设备有中波、短波、超短波治疗机，用于治疗骨关节炎症、软组织损伤和炎症。

【一个时代的迷雾】

1900年代，先后矗立在海因里希亲王大街和阿尔贝特街路口的两栋建筑，涵盖了租借地时期青岛通讯、商业、时尚与公共交往的基本面貌。尽管在今天的广西路与安徽路口，早年争奇斗艳的沸热现场已不复存在，但透过德国邮政局大楼的褐色外墙，人们依然可见一个历史过往的依稀背影。（07-07）

建立青岛租借地的一开始，德国就坚信：在中国开办邮政是德国事业的开路先锋，不是为了一般邮件的经转传递，邮局的不断扩建，对于德国的利益有极其重大的价值。1897年，占领青岛后，军方即设战地邮站。1899年德国邮政部成立帝国青岛邮局，发行邮票，业务由上海的邮政管理处管理。很长一段时间，租借地管理当局对于营建新邮政大楼厅由邮政局还是总督府出资，以及为邮政局租房是否更为实用这些问题一直争论不断。最后，由总督府为邮政局租下了海因里希亲王街与阿尔贝特街路口的一幢商业大楼的底层。

属于冯·提帕斯基希公司的这家私人商业大楼，立面为红砖墙体，护墙和拱券则做成浅色清水粉墙。角部高起塔楼，突出了面向街口的转角。两处山墙体强调了建筑的侧面。临街的屋顶覆以红砖，背面的平屋顶则用铁皮铺成。这座三层楼的建筑一楼辟为邮局，其左翼设医药商店，二、三楼用作宿舍。胶州德意志帝国邮政局开办邮政、电报、电话业务，经营国内外的印刷品、贸易契类、货样类、包裹、汇兑等。后在胶济铁路沿线设立胶州塔埠头、高密、藏口、潍县、青州、李村、济南等17处邮政代办所、邮政分局或邮政点。1903年时，帝国邮局函件出口量为102.49万件，包件2564件。

胶海关1905年12月2日颁布的青岛德境以内征税办法章程规定：凡有运入德境之邮政包裹，若系境内住户自用之物，倘按照该包裹随单上所注之情形，应完税不过一元即应免税，但若遇随时查考之处，允由海关启验。

海关当局的征税办法规定：邮寄各物由邮政局随时派员上船收送。凡欲由邮寄送包裹，须先领有关照，一并送交邮政局转递。凡有包裹寄到时，即由邮政局交与海关征税，转发该包裹运单，迳交收主，即与他项邮寄物件无异。收主持此项运单，驰赴海关完税，领取包裹。惟包裹应否完纳税项，仍应照条办理。收主如在德境他处居住，亦可禀请邮政局代为完纳税项，另应缴费洋二角。洋药、军械、火药、炸药等类一概禁止由邮局寄送。

早在1898年德国建立租借地的第一年，市内就架设了一直通到李村的电话56部，总督府公用电话38部。1899年，公众市内电话局设立，初装时有用户26个，全部使用磁石式电话。

在德国1897年11月占领青岛之前，驻防的清军已有一条通往济南的电报线，它接在由北京通往上海的线路上。这使得清朝总兵章高元在寒冷的1897年11月里与清政府的紧张联系成为可能。1898年，德军在狄特立克山（今信号山）建立无线电台。同时，因德国在胶州的邮政业务由其在上海设立的邮政管理处管理，为了摆脱不可靠的陆路联系，邮政局由青岛至上海铺设了一条海底电缆，于1901年1月1日启用。

1914年日占青岛后接管德国邮电机构，设立战地邮便局，自定邮资，发行日本邮票。因日德争夺青岛，电话设备多毁于炮火。1915年2月，市内电话恢复，民用143户。1920年6月改为共电式。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时，市内有共电式交换机2200门，磁石式190门，市区实装电话2126门。

冯·提帕斯基希公司商业大楼的建造期是1900年至1901年5月，而对面的伯德维希商业大楼的建造期，则在之前的1899年至1900年，刚好早了一年。（07-08）

最早是由伯德维希（Bodewig）公司建造的这栋大楼，是本地第一批设施完善的标准商业大楼，其适时地适应了商业和贸易发展的需要。一如同期青岛欧洲区的其它物业一样，这个设计讲究的建筑完成后，伯德维希公司并没有独立使用，而是出租了部分楼层空间。这个情形，和其对面的邮政局租用的大楼情况类似。在冯·提帕斯基希公司的这座大楼里，除了邮政局以外，还有另外一些商业公司在其中。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了广西路和莒县路口的商业大楼里。

根据波恩大学教授马维立博士掌握的一些文献记录，大概从1900年至1907年或者是1908年，卡比施有限公司（Kabisch&Co）租用伯德维希大楼的一楼，开设了一家百货公司。在1901年度的一份政府文件中间，发现有这样的记载：“1901年秋，欧洲的消费商品大量充斥青岛市场。这是由于一个德国商人对军队的供应计算过于庞大，因而不顾警告从德国大量定货而造成的后果。”这样，在1901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青岛本地的一些公司就开始过多地承担了债务，使得消费品销售受到了很大局限。我们没有找到卡比施公司和这次消费商品销售危机之间曾经存在联系的资料，所以也就不能判断这一事件对其产生的影响。从其它资料分析，卡比施的百货公司应该具有一定规模，在当时，这样规模的百货公司并不多。关于卡比施百货公司经营情况的详细资料，后来被证明寻找困难，这就使得这个发生在伯德维希大楼的财富故事，在叙述上显得有些苍白。后来，卡比施公司从青岛消失了。这个过程似乎很匆忙，使人们有理由猜测，这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应该是在卡比施百货公司离去后，青岛俱乐部租用了伯德维希大楼的一层。1911年，这个俱乐部搬到中山路1号自己的房子里。在一张当时的照片上，人们还发现奥托·林基药店也曾经租用过伯德维希大楼的一层进行营业，只是不知道奥托·林基药店是出现在青岛俱乐部承租这里之前，还是之后。

1911年至1912年4月，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设计的吉利百货公司，在伯德维希商业大楼的西面着手建设。虽然在风格上，吉利百货公司比10年前的伯德维希大楼简约了许多，但是在这时，马克斯·吉利却不用担心与卡比施有限公司的竞争了。吉利百货公司的规模显然要大于以前的卡比施百货公司，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商业时代在青岛的开始。

伯德维希商业大楼在1914年以后的一些细节，和此前消失了的卡比施百货公司一样，近乎迷津。在1914年到1939年之间，关于这个漂亮建筑中间的故事，被深深地湮没在了时间的废墟里面。应该是在1940年，有着满铁和日本大仓系财阀背景的中日混合企业鲁大矿业公司，在这里建设起一座新的建筑物。这是一个具有明显包豪斯风格的现代建筑，精神面貌和以前的伯德维希商业大楼完全不同。在1940年代，这样的新建筑在青岛已随处可见。

中日合办的鲁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矿产，包括了山东矿产品的开采、运输和销售。其中，淄博煤矿和金岭镇铁矿，1914被跟随日军侵入山东的满铁派遣队占有，而大仓系财阀，则一直和满铁唇齿相依。1915年2月，大仓财阀向日本陆军大臣申请了经营淄博煤矿和金岭镇铁矿的许可证。战后，根据华盛顿会议关于交还山东的决定，淄博煤矿和金岭镇铁矿交由中日合办的鲁大公司经营。在作为日方为投资鲁大公司而特别设立的山东矿业株式会社，满铁成为了最大股东，拥有55%的股份，大仓则拥有7%的股份。在我们的视线内，最早关于鲁大公司的记录涉及了1923年8月胶澳商埠鲁大公司接收淄川煤矿的情形。在周学熙后人的一份《青岛华新纱厂概况》的回忆中，也大略地记录了1922年后的青岛“中国接收的只是行政方面，至于经济方面，胶济铁路、鲁大公司煤矿、青岛电厂仍由日人控制”的复杂情况。

1923年8月12日，鲁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总公司在青岛。公司实收股本250万元，中日各半，日本方面的全部资本，来自山东矿业株式会社。在山东有相当人脉资源的北洋名宿靳云鹏，代表中方出任了公司的理事长兼总经理。但因靳当时远居天津，故青岛公司由董事田中末雄掌握。曾任山东督军及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并在1919年与1921年两度出任国务总理的靳云鹏，是在1921年12月辞职寓居天津后，开始参与和满铁及大仓财阀合办鲁大矿业公司活动的。其间，除了参与鲁大公司的事务外，靳还在济宁和济南等地广置房宅田产，并与人合伙投资了济南鲁丰纱厂、济宁电灯公司、济宁面粉公司等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08年到1926年的18年中，靳云鹏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企业有二十多家，拥有资产6500万元之多。

在1935年时，鲁大公司淄博煤矿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水灾袭击，有700余名工人淹死。这一悲惨的事故发生在当年的5月13日。3天后，驻济南的日本领事西田井一匆忙到达青岛，与青岛日本领事坂根及鲁大公司方面的人员，进行紧急恢复生产的商谈。此后，山东矿业的资本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山东矿业株式会社在1939年12月增资时，被华北开发会社通过投资纳为子会社，满铁资本退居第二位。山东矿业的子公司，除鲁大公司外，还有旭华公司、官庄公司和山东煤矿公司所属各公司，并直营在博山的黑山和万山等矿区，同时还控制了胶济沿线中方各煤矿的复旧开发。1941年，胶济煤矿集团产量达402万吨，为当时华北煤炭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1945年后，鲁大矿业公司的资产包括其青岛总公司的办公大楼，一并被国民政府接收。后来，这里成为了青岛市总工会的办公场所。20世纪末，原鲁大矿业公司的绿色建筑被纳入青岛日报，随后被拆除，开始着手在建设一个大规模的报业大楼。在风格上，报业大楼的设计做了一些和伯德维希商业大楼靠拢的努力。

至此，我们围绕着安娜别墅展开的青岛租借地与后租借地时代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在略微停滞之后，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一个让梦想变成现实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迷雾的时代。我们希望前面的文字，能够让后来者大致了解这个城市的生长过往，并向前辈们不间断的努力，鞠躬，致敬。打开窗户，看见中午的阳光迷离异常。也许，我们真正能够清醒地穿过梦境，成为过去岁月的一个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