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沧口和李村

青岛城市化变迁中的北部记忆

从胶州湾这只蝴蝶的翅膀扇动开始，沧口与李村进入城市叙事。铁路、工业、乡建、乡土、时间轴线，青岛北部城市化的深层记忆。（注：原稿第四章暂缺）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故土一梦 (21段)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遥远的风暴 (10段)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被淹没的焦虑 (19段)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临界点 (15段)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微弱的喘息声 (38段)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 (19段)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信仰者的种子 (39段)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东风破 (26段)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光怪陆离的风景 (15段)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方向 (17段)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修筑铁路的人 (23段)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无处祭奠的亡者 (15段)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火车魔方 (21段)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万花筒 (24段)
第二章工业曙光 · 沧口前史 (19段)
第二章工业曙光 · 迈向欧洲的脚步 (11段)
第二章工业曙光 · 新文明的花朵 (7段)
第二章工业曙光 · 开弓没有回头箭 (17段)
第二章工业曙光 · 蒸汽锅炉涂抹的天空 (20段)
第二章工业曙光 · 周氏家族的时代表情 (8段)
第二章工业曙光 · 城市脊柱 (29段)
第三章乌托邦 · 家园牧歌 (20段)
第三章乌托邦 · 李村之变 (24段)
第三章乌托邦 · 以民为邦本者 (28段)
第三章乌托邦 · 影响深刻的转变 (17段)
交响不泯灭的歌声 (39段)
交响不泯灭的歌声 · 乡区建设样板 (33段)
第五章乡土 · 引入城市的水 (30段)
第五章乡土 · 市集 (15段)
第五章乡土 · 李村之盛 (13段)
第五章乡土 · 先行者 (18段)
第五章乡土 · 承前启后 (9段)
第五章乡土 · 农事探索之路 (31段)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石头堆积的记忆 (18段)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大人物和小人物 (16段)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戊戌年的改革 (17段)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康有为来了 (17段)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改革者一棺长闭 (18段)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师徒 (18段)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故土一梦

任何关于青岛的叙述，都离不开胶州湾。城市化之前的青岛，胶州湾是休养生息之海，城市化之后的青岛，胶州湾是开放的依托与象征。没有胶州湾，一部千回百转的青岛史便没有了源头，也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胶州湾，即《水经注》所称少海，新石器时代传有不族和其族在东岸繁衍生息。夏属莱夷，周属夷国，春秋属齐，秦西汉分属琅琊郡和胶东郡，遂又称胶澳。半封闭的海湾位于黄海中部，近似喇叭形，口宽3公里，南北长32公里，东西宽28公里，《胶澳志》载1928年胶州湾的水域面积为560平方公里。从地图上俯瞰下去，胶州湾就如同一只蓝色的蝴蝶，镶嵌在胶东半岛南岸的咽喉处，给曲折的海岸线增添了无限想象力。

胶州湾周边大部陆域，长时间属不其管辖。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置琅琊郡不其县，汉吕雉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81年，太后吕雉封宗亲吕种为不其侯。太始四年，即公元前93年夏四月，汉武帝巡行至此。隋开皇十六年，即公元596年，废不其县，复置即墨县。胶州湾东岸广阔陆域，均属即墨县仁化乡南曲社。

胶州湾这只蝴蝶的东翼中心腹地，便是沧口、南埠、双埠和李村，数十村落日复一日守护着海湾东岸，像一把伏羲古琴的共鸣箱，连接起海洋与陆地。陆地之上，丘陵绵延，千百年宁静如初。

港口，往往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就胶州湾区域来说，随着琅玡港的衰落，湾底西北的密州板桥镇海港，在陏唐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遇。唐宋两代，板桥镇海港以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迅速取代了登州港和莱州港的地位，发展成为南北交通与贸易枢纽，一跃而成北方唯一开放大港。胶州湾这只蝴蝶扇动起的翅膀，将华夏历史上一个强盛时代的北方海洋贸易乐章，演绎得活灵活现，并延续数百年。

从南方运达胶州湾的大宗货物，多是粮食。灾荒年间数量更大。例如1017年天禧元年的8月11日，“诏江淮发运漕米三万硕，由海路送登潍密州”。由此可见，胶州湾作为海运枢纽，在宋朝政治与经济版图上的地位。

到了宋哲宗元祐三年，也就是1088年春，伴随着板桥镇市舶司的设置，胶州湾港口一时活跃非凡，车船辐辏，商旅如云，百货集散，贸易繁盛。各路商家通过板桥镇港，与明州、杭州　泉州、广州等港往来频繁，进出口物资种类繁多，其中不乏丝棉织物、盐产、茶叶、钱币、干姜、金银矿产、珠玉等重要经济门类。

作为开放港口，胶州湾海港的对外贸易，分南北两路，北路通高丽，南路有南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诸国。出口货物林林总总，有金、银、铜、铁、铅、锡、杂色帛、纺织品、丝织品、瓷器、药材、纸、书籍等；进口的物品，则有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满、苏木等。

胶州湾空前的港航贸易活动，给北宋时期的胶州湾沿岸民众以及区域经济，带来了积极影响，城镇建设方兴未艾，市井街肆人来人往，百姓生活风生水起。与此同时，民间信仰也绵延不绝，香火渐盛。胶州湾东岸山峦起伏处，继北魏、南北朝陆续建立佛寺清凉院、清华庵之后，唐广德年间建太乙元君祠，至南宋，又相继出现了十梅庵等道观。

宋南渡以后，淮河以北被金占领，胶州湾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但海运并未中断。金海陵正隆四年，也就是1159年，胶州湾被封锁，南北海上通贸断绝。1161年宋绍兴三十一年秋，金完颜亮伐宋，50万士兵分四路进军，海军有战舰600艘，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都统制，益都尹郑家副之，将水军由胶西泛海袭宋临安。”这支海军自胶州湾出海，大队舰船驻泊湾口唐岛一线待战，结果与宋将李宝统领的海军遭遇，金军一战覆没。

进入元明时期，经济中心南移。元开凿胶莱运河，原板桥镇胶西港淤塞，接胶莱河口，外移于塔埠头，遂成漕粮驳运站和货物中转站，之后辉煌不再。胶州湾的繁盛帆影，就此成为历史记忆。

胶州湾海上帆影渐去，陆地却香火未了。明洪武年始置莱州府三卫、八所、七巡检、十六寨、一百四十七墩堡，浮山所墩十八，有翁窑、楼山、孤山等。胶州湾畔屯垦戍边的南腔北调，凸显出外患内忧的焦虑。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林、张、赵、庄四姓人陆续自云南大槐树迁入胶州湾东岸，建立楼山后、湾头、十梅庵数村落。六年后，同样来自云南大槐树的数姓移民续入，建立安家埠，后改名南渠。

15世纪胶州湾东岸的生活现场，已很难进行细节还原，人们只能在其后的一些旅行记录中，大致了解这片新移民区域的日常状态：“房屋都是花岗岩建造，附近的山全是这种石山。这种花岗岩的质地相当柔软，纹理毕露，极易被雨冲刷，这样就形成了许多峭壁千仞的山谷，石壁上爬满了长长的绿色蔓须植物。这些石头极易加工，一个人垒堵墙绰绰有余。地面系干打垒而成。门闩也是木制，窗棂糊纸，夏季逐渐撕之，以利通风，冬天来临之际重糊。房屋前墙一般用芦苇和泥土为皮，里面三间互相贯通。院子以墙环绕，形成一个打谷场。谷物用连枷脱皮，用簸箕吹糠。院子一边是牛圈，这是一种小型的微红色牲畜，不产奶，也不杀了吃肉，只帮人干农活。另外还有几匹小驴，不甚听话，但并不愚蠢。大姑娘小媳妇磨谷之时，这毛驴就蒙了眼，转圈拉磨。院子另一角是猪圈，皱巴巴的几只黑毛猪挤在食槽边争食，食槽里尽是残羹剩水。一只卷尾杂种狗朝着路人狂吠，如果你看着不像坏人，自有人投石于它，让它住嘴。母鸡咯咯咯叫着，到处刨食吃。村里的池塘浮着几只鹅，其黄色喙部有一奇怪隆起。猫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较为罕见。孩子们在院门口玩耍，小男孩在夏天通常全身赤裸，小女孩则穿条小红裤子。”

细心的旅行者，注意到了女性衣服的颜色，“她们的衣物由棉布制成，通常染成靛蓝色，或者天蓝色，这和黄土绿地构成中国农村景观的主旋律。男子也穿着类似的织染衣物，要么是浅蓝色，要么是深蓝色，而姑娘和媳妇不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显得光彩照人。只有在家族服丧期间，他们才不穿不染的麻布衣服，并散发不结。”

伴随着移民村落的出现，沧口、李村一带，裹挟着生命渴望与死亡慰藉的山神庙、七神庙、虎神庙、石佛庙、卧云庵、竹子庵、玉皇庵、三官庙、三清宫、文昌阁、天后宫、狐狸庙、明真观等祈祷之地，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生，将普通人的信仰寄托与生命观，诠释的淋漓尽致。缥缈的钟声中，几百年转瞬即逝。

不幸，漫山遍野的佛寺道观，并不能保佑胶州湾东岸这些移民的人丁兴旺。在经历过地震、水灾的苦难之后，明万历二十二年和四十三年的两场大饥荒，让人性的幽暗显现出极致的恐怖，光天化日之下的“人相食”现场不断悲怆上演，随之而来的瘟疫流行，更令死亡率刷新历史记录。接下来在清康熙、乾隆年间，“饿殍相望，草根树皮殆尽，人相食”的悲剧，又再度出现。

这个时候再听佛寺道观那些时断时续的钟声，不禁悲怆无限。

对胶州湾一代一代的经历者来说，一边是海，一边是陆地；一边是改朝换代带来的开与禁、兴与衰、移入与逃亡，一边是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与无休无止的仰天长叹，普通人面临着周而复始的生存考验。一步步走下来，历史一下子就满目疮痍，伤痕累累。至明万历年间，即墨知县许铤推行“垦荒田、招流移、筑堤岸、通商艘”政策，辟女姑口源为通商口岸，遂“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既通，农商之利益普。”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许铤奏准即墨沿海开禁，女姑、沧口、青岛等口通商闽浙苏淮，使得胶州湾的海运贸易再趋活跃。

死去活来，大概是胶州湾这只蝴蝶的宿命。活一回，筋骨通畅，翩翩起舞；死一次，痛不欲生，刻骨铭心。据清同治《即墨县志》的记载，至清末，除了金家口、青岛口两个较大码头外，沧口和胶州湾口外的沙子口、登窑三个小口，也依然有小规模的货运，“装载花椒、梨果”。不过，这点土特产贸易和当年商旅如云的熙攘，已不可同日而语。花椒、梨果，都是崂山一带山民自康熙年间引入的经济作物，产量不大，自沧口、沙子口、登窑出口外运，路途便捷且成本不高，自顺理成章。

1896年丙申新年，距离沧口40里的青岛口，正经历着几百年里常态的年景，乡绅胡存约在他的《海云堂随笔》中零星记录：年除日、正月十五、三月十五，口上“商家循例至天后庙上香，叩拜财神、天后、观音、吕祖诸神佛。此时庙中香火最盛，四乡村镇民妇人等来者亦多。天后庙则设台耍景，或一台，间或两台，多时两台，多时亦常设于总镇衙门南侧。至三月初，渔航各船云集口内，许愿奉戏，尝延至四月或端午。”至少在胡存约看来，这是一幅向往多于颓废的年景，一个期待着日子一年年好下去的乡村现场。这个时候的胡存约，心情大致是愉悦的，他和他几十里外的沧口乡亲一样，并不知道老祖宗约定俗成的规矩，会被打破。

胶州湾海面的平静，仿佛在等待下一场暴风雨。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遥远的风暴

1869年夏天，胶州湾这只蝴蝶进入到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视线，由此，这只蝴蝶扇动的翅膀，一点一点地积蓄着能量，最终在柏林聚成了一场风暴。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的旅行故事很长，他1868年到1872年间在中国进行的七次远征，使他成为中国地理和地质学界最知名的探索者之一。而其中他和山东以及胶州湾的联系，则让他的身份、动机和所发生的作用，在后来的占领事件中受到了广泛怀疑。从1897年的晚些时候开始，作为一个嫌疑者，李希霍芬成为青岛早期殖民史上一个长时间被放在聚光灯下拷问的对象。

实质上，在1897年11月14日720名德国士兵在胶州湾实施登陆之前，和胶州湾有过接触的德国人，并不是李希霍芬。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李希霍芬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过胶州湾，他对这个海湾的种种描述和分析，并不是实地考察的结果，而是根据周围资料进行的地理总结。

一般看来，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所有记录，仅仅是他在中国漫长并且地域广泛的地理考察的一小部分，也是他的许多个人行走中似乎并不足道的一个过程，这一后来被政治和外交行为扩大的涉足事件，和他真正关心的地理学的动力与方向，似乎没有本质的联系。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这个说法依然存在争议。或许，如果不是后来巨野教堂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导致出的占领行动，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记录，大概就和他在其它地方的旅行笔记一样，最终会成为布满了灰尘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一次，他的这个意外扩展开的“发现”，却成为了一个预谋中的军事计划的原始蓝图。

李希霍芬出生在1833年，早期所留下的背景资料不多。据说，他可能在奥地利的提罗尔和罗马尼亚的德兰斯斐尼亚受教育。在1860年到1862年之间，李希霍芬就已经开始在亚洲的许多地方旅行。1863年到1868年间，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做了大量的地质勘查，间接导致了加州后来的淘金热潮。1868年到1872年间，他转到中国进行了七次远征，主要贡献包括指出了罗布泊的位置。后来西部甘肃走廊南缘山脉，曾有一些名称就是依李希霍芬的名字命名的，如Richthofen Range，也就是今日的祁连山脉。

李希霍芬在中国的活动，在开始时期曾受到过清政府的限制。1868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到来进行实地考察。这期间，他又获得上海外商会的资助，精心设计了七条考察路线，范围北抵辽宁沈阳，西到四川成都，南到广州和香港，东到舟山群岛，时间之长，地点之多，均非他人所能及。

李希霍芬和山东以及胶州湾有关的考察活动，是在他选择的第三条路线中逐渐完成的。从 1869年 3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他行迹涉及了山东的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和芝罘。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知识和一些判断，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考察时陆续获得的。1877年，他曾专门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强调了青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了可以在胶州湾筑建大型港口的关键性观点。他还建议，应该同时“建设一条与内地衔接的铁路线”。李希霍芬的这些工作，在退役少校Herm von Detten1928年完成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部分印证。他认为，这个旅行家“曾赞许地阐述了这个港口的天然优点”。这份报告相信，李希霍芬“为德国的占领行动”进行过地理上的指导，包括“优先推荐了”一些地方。

1865年，清同治四年，也即李希霍芬发现胶州湾的前四年，东海关设置金家口、青岛口两处分卡，并在女姑口、沧口、沙子口、登窑设常关分卡。但这些传统口岸和李希霍芬的宏大港口构想比较起来，已完全不在一个评价标准之上。

有证据显示，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后来被德国政府视为是有关中国的“科学的、值得信赖的”知识基础。当德国的占领考虑开始出现时，李希霍芬对胶州湾的评价就又被重新提起。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海军建设顾问弗朗裘斯的研究报告中，曾多次援引了李希霍芬的论述。

其实，李希霍芬对胶州湾建设海港的建议，不仅影响了德国政府，同样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886年，驻德国外交使节许景澄向朝廷陈述了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报告，并且建议立即开始海湾的建港工作。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了。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被淹没的焦虑

在李希霍芬开始扇动胶州湾这只蝴蝶翅膀的时候，历史并没有给许景澄机会。

历史，同样也没有给大清国机会。

在有关清廷对胶州湾军事准备史的断断续续的描绘上，许景澄是最容易被注意到的人物。他在41岁时的一次言事作为，被认为是导致了后来中央政府在这里一系列设防动作的开端。

和李希霍芬一样，许景澄并没有到过胶州湾，他也不是胶州湾军事价值的最早发现者。人们一般认为，他对这个海湾的了解和关注，部分原因是他在德国发现了李希霍芬男爵的一份调查报告。李从1869年 3月开始，前后用了半年时间对山东进行了详细的地理和物产考察，并在1877年完成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男爵提出了胶州湾适宜筑建现代港口的观点。获得这个信息的许景澄相信，包括德国人在内，西方先进军事国家对山东东部这个海湾表示出的热情，他们的“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的背后，隐含了更大利益动机。他不十分确定的是，这个危险会在什么时间出现。

从1877年李希霍芬的山东报告出现，到1886年许景澄上书言事，这中间经过了九年时间，许选择在中法战争开始后发出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建议，应付危急的考虑是明显的。因为，法国已“屡次声言将由胶州进图北犯”。从视野上看，许景澄长时间出使法、德、意、荷、奥、比利时及俄国公使的经历，使他和清廷的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政策制定者相比较，对局势、利益关系的把握以及认识，要敏感、清醒和开放许多。

关于胶州湾，许景澄的描述是：“查该处为大、小沽河、胶莱南河会流入海之处。前明于此设立卫所，东曰浮山所，西曰灵山卫，以资控扼。其外群山环抱，口门狭仅三四里，口内有岛中峙，实为天然门户。周湾之地约数十里，水深八、九拓至四拓不等。当烟台未开口岸时，航海商舶凑集颇盛，本非散地荒陬可比。且地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江浙，均一二日可达，声气足资联络。若酌抽北洋、江南海军，合以山东一军扎聚大枝，则敌舰畏我截其后路，必不敢轻犯北洋，尤可为畿疆外蔽。其胶莱河与北河海口通连，元时海运曾由此取道避成山大洋之险，将来浚治淤浅，使雷艇小轮船在内通行，则与直隶海面号令策应更为灵捷。溯自浙之温州以北至于青齐滨海各处，非口门坦漫，即港路浅狭，惟该湾形势完善，又居冲要，似为地利之所必争。”

许景澄认为，“外国屯扎水师必不与通商之埠同在一口，则有事封港，无所牵制，其规择形胜必取外口严密，内澳深广，盖先令我之师船屯藏安固，乃可蓄以击敌船，兵法所谓自立于不败者也。”许景澄的结论很明确，这就是“山东之胶州湾宜及时相度为海军屯埠”。他同时建议，应该由南北洋大臣会同察看胶州湾，有计划地渐次经营，用十年的时间，将这里建设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海军基地。并且，许景澄还把他收集的洋人描绘胶州湾的地图翻译了出来，希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交海军衙门，以备查核。

严格地说，许景澄和胶州湾的联系，仅仅是他阅历丰富的“奉使外洋”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一次职责冲动。或者，如果没有李希霍芬的报告，他也不会产生出和胶州湾有直接联系的军事设想。就是出现在1886年3月13日的这份《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条陈海军事宜疏》，里面涉及胶州湾的内容，也不过是他“不敢安于缄默”的“治兵之制”建议的一小部分。弄出这么个报告之后，他似乎象了却了心事，不再怎么花费更多的心思去关心这个弹丸之地的命运了。后来，倒是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的《敬陈海军事宜疏》继续推动了许景澄的设想，使得许景澄的改革声音，不再显得特别孤独。

清廷把许和朱的建议交给了督办北洋海军兼新成立的海军部侍郎李鸿章去“详复核办”。之前，李鸿章其实已曾于1886年2月末派管理鱼雷营道刘含芳去了一趟胶州湾查勘测量。后来，李又派水师统领丁汝昌会同英籍总兵琅威理“再行详细审度”，反反复复下来，最终决定了设防构想。对“肘腋之患”始终保持警惕的李鸿章明白，胶州湾的“地利在所必争，若我不先置守，诚恐海上有警被人占据”。

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许景澄建言的正确。德国人占领胶州湾3年后，许景澄终于因为直言义和团是“心腹之患”，被杀于北京。1900年的七月二十八日死去的时候，这个浙江嘉兴人才55岁。

接下来，一个叫刘含芳的人出场了。

在和胶州湾最早的军事设防准备有关系的两个人中，作为直接调查者出现的刘含芳，和建议的提出者许景澄，经历上有很大的不同。许先后奉诏出使法、德、意、荷、奥、俄和比利时，曾经多次在时局的紧要关口上书言事，并参与了德国等处造船厂的现场调查，撰有《外国师船表》。最后，许也是死在了上书言事上，思想不可不谓之开放，命运不可不谓之不济。

而刘含芳则一直追随着李鸿章，在军队的后勤和装备职位上耗费了自己的大半生。投靠李鸿章淮军幕府后，刘含芳先是在攻打太平军和捻军中司运粮械，后在天津治军械，仿制西洋热兵器。1875年李鸿章创立北洋水师，委派刘含芳负责建武库、开军械制造局，并设电气水雷学堂和组编水雷营。1881年，他又兼职了沿海水陆营务处。刘含芳对胶州湾军事设防的考察，就发生在这期间。

刘含芳是安徽贵池人，许景澄是浙江嘉兴人，年龄上刘含芳比许景澄大5岁，刘生在1840年，许生于1845年。本来，他们之间也许不会发生什么联系，可历史恰恰在胶州湾这个地理接点上。让他们纠缠在了一起，并且兆示了各自的命运走向。但是，在胶州湾设防这个核心问题上，刘含芳却始终不是许景澄的支持者。

这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含芳的调查和许景澄的条陈之间，有没有联系。或者，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存在着刘含芳和许景澄都是各自行事的可能。如果事前刘含芳并不知道许景澄的看法，那么，刘许之间的观点对立，就不具有特别的针对性了。从简单的时间序列上可以看出，许景澄的《条陈海军事宜疏》出现在1886年3月13日，而刘含芳依照李鸿章的指示进行勘察胶州湾的行动，则发生在这之前的2月。但是，这中间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这就是李鸿章通过另外的渠道事先知道了许景澄的想法，让刘含芳捷足先登了。或者，也可能李鸿章在7月16日的《为筹议胶澳事致海军衙门函》里面，将刘含芳勘察的时间提前了。

从胶州湾勘察回来，刘含芳认为，“此口地势偏僻，断非目前兵力饷力所宜用也”，他依然主张应着力搞好旅顺、烟台、威海之门户，以卫京津。李鸿章同意了刘含芳的条陈，此议于是搁置。后来，出使大臣许景澄的上疏出来，说明“西国兵船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达，每艳称胶州湾为屯船第一善埠”，“且地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江浙”，遂建议“渐次经营，期于十年而成巨镇”，随后就是御使朱一新在当年7月的上奏，认为“欲固旅顺、威海，则莫如先固胶州”，“南北洋地势辽远，宜建胶州为重镇，以资联络，兼以屏蔽北洋”。这样，两个力陈胶澳设防必要性的观点，就和刘含芳的调查形成了对立。

诸多相互矛盾的奏疏，使朝廷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此事。随后，李鸿章便电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偕英人总教琅威理再次勘察胶州湾。丁汝昌和琅威理勘察后的报告就和刘含芳不一样了，称，胶州湾“实为海军之地利，南北洋水师总汇之区”，应予设防，并提出了设防的具体方略。这样，就形成了李鸿章于1886年7月16日向慈禧太后的上奏。他回避了矛盾，称丁琅之议，“与许星使（指许景澄）所拟及刘含芳勘度情形大略相同。自来设防之法，先近后远，旅顺与大沽口犄角对峙，形胜所在，必须先行下手”。李鸿章最后认为，等到旅顺防务就绪，如有余力，方可议办胶州。

1891年6月1日，李鸿章和北洋海军帮办大臣、山东巡抚张曜，乘船赴威海卫视察海防设施和水陆操练。中途突然赴胶州湾查看，最终确认应即在此设防，随后于1891年6月11日上奏朝廷。指出：胶澳设防，实为要图，堪度形势，未可再缓。

1888年，在经过了居天津14年、驻旅顺口11年的繁忙海防军务后，刘含芳署津海关道，被授甘肃安肃道，但仍留治海防。1893年，刘含芳始领二品衔到山东登莱青道上任。1894年7月到1895年初，由于平壤统帅叶志超、大连守将赵怀业、旅顺统帅龚照玙等不战而逃，威海卫铁甲舰道员朱昶炳战败而降，日军相继得手，随后攻陷刘公岛、宁海，其前锋直逼烟台仅十余里。时有外国领事劝刘含芳退逃，他回答说：巡抚大臣也，可去。某守土吏，去何之？甲午战争后，刘含芳告病归里。1898年冬，因背疽发作，刘含芳辞世。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临界点

1891年6月6日，时任直隶总督并负责督办北洋海防的李鸿章，突然由威海抵处山东半岛南岸的胶澳。实质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确定这位68岁的朝廷要员，在这个夏日造访这个海湾的真实动机，只知道若有所思的李鸿章在山东巡抚张曜的陪同下，仔细地考察了胶州湾的地形地势，认定：口门系属湾形，从东至北，环山蔽海，形胜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也许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李鸿章才第一次了解了他眼前这个560平方公里的海湾。这个形成于11000年前，古称少海的半封闭式海湾，现在是直隶总督的一块心病。

我们相信，李鸿章在这阳光灿烂的一天里始终眉头紧锁。整整一天，李没有哪怕是礼节性地向他所率的和小心陪同他的官员们笑一次。以今天所了解的史实推断，心有所隐的李大人绝不是到这一块少有人烟的土地上消暑度假来了。是夜，李鸿章与张曜还有过一次灯下长谈。人们揣测，这个晚上，李鸿章的一种预感的不安，加剧了。

6月7日，李鸿章打发山东巡抚回济南。独自一人又在这块陌生的大清领土上逗留了一整天。史迹没有留下这一天李鸿章的行踪记载，但可以推断，负有重责的直隶总督这一天一定心情沉重。6月8日，少言寡语的李鸿章依然走海道，去了山东半岛最北端的商埠烟台。

6月11日，李鸿章终于对三天前的出行有了确定的行动，当日，他在一份看似平常的报告中，表示出了清醒的焦灼。奏称：胶州海澳宽深，口门紧曲，在此设防，实为要图。李同时报告，已与山东巡抚筹计，在烟台和胶州择定基址，建筑炮台。所需经费，拟请山东海防捐截留，虽数极微，可分年兴办。

那么，可否这样推断，6月6日晚，李鸿章与张曜一定说出了一个不情愿出现的预感。这个预感导致了李的胶州湾之行，也导致了6月11日给紫禁城的紧急报告。

那么，李鸿章是否也知道早晚会有6年后的11月14日这一天？而稍后成为事实的派驻清军，仅仅是徒劳无益地表示一个忠于职守的大清官员对皇权的道义忠诚，和对于主权的最后眷恋？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远在数万公里之外的德国人，对胶州湾已注视了很久。1896年11月3日，德国海军司令官克诺尔与正在德国休假并奉令协助李鸿章访德的一位中国海关德籍职员，进行了一次关于胶州湾的谈话。12月14日，德使海靖晤会李鸿章，要求租借胶州湾50年。这一要求很快就有了“不可以”的回音，理由是：恐各国援照，事实难行。遭到拒绝的德国人并不善罢甘休，45天后，即1897年1月29日，海靖再度受命向总署要求租借胶州湾。

此刻，德人的企图已使大清的官员们着实不敢轻慢了，1897年2月13日，亦即11月14日前的整整274天，清廷再度决定于胶州湾设坞驻兵。但是，这个动作，显然已经晚了。

11月1日夜，有悍者手持刀棍冲入巨野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两名德国神甫，酿成命案。11月13日上午，德国舰队出现在胶州湾。11月14日上午，720名德国士兵登陆。

李鸿章在11月15日知道了胶州湾事件的发生，此刻他已离开权力中心。当天，他去了俄国驻华使馆。这是一次私下的行动，并非朝廷的派遣。李鸿章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俄国人依约干预。但李鸿章出来的时候，依旧心事重重。

此刻，李鸿章已无力回天。在回府的路上，李鸿章不知是否记忆起280天前的一幕，正月初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和李鸿章在谈及德人对胶州湾的企图时，两位权高一时的政坛老人竟长泣不止。

一切，已无可挽回。1898年3月6日，清廷与德国签订条约，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99年。这一《胶澳租借条约》，代表中国政府的签字人正是李鸿章与翁同龢。

1922年，英国人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写道：1897年，两位德国传教士的死使他们名噪一时。若他们活着也只不过多了几个皈依者，而他们这一死却使基督教道德昭示于世：德国占胶州湾为基地，并取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力。

罗素后来看到的，李鸿章当时应该也看到了。但是，罗素可以说，李鸿章却没机会说。或者，这个已在一天天老去的长者，已不再愿意说什么了。1901 年11 月7 日，李鸿章逝世。他的离去，成为了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

李鸿章死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05年10月6日，带着许多非议的李希霍芬在柏林逝世，终年72岁。实际上，在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李希霍芬依然在《普鲁士年鉴》等出版物上撰写了多篇论文，试图把他对山东的见解大众化。这时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已集中在了对山东文明传统的认同上。在青岛主持制定《青岛土地法》的德国翻译单维廉，曾评价过李希霍芬1898年出版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指出“李氏著作的令人感动之处，是赞扬了中国文明和承认中国伟大的高尚精神”。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微弱的喘息声

在历史的深处，人们时常能够隐约听到一些微弱的喘息声，这些声响被时间的屏障封闭着，音调缥缈并且诡异。

在胶州湾的临界点上，山东巡抚李秉衡和登州总兵章高元的角色，也如同暴风雨中的蝴蝶。不过，这两个大清国的地方官员，却已无力扇动起任何波澜了。

1897年冬天的胶州湾事件，是李秉衡命运的转折点。从巨野教案开始，这个有廉吏之称的山东巡抚，就不可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成了一个棋子，放到哪里，需要看德国人的脸色。然而，李秉衡的霉运，似乎在1894年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就注定了。中日甲午战事期间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的失落，以及后来对收复威海卫的迟疑，使他广受谴责。至此，这个1885年中法战争军事胜利的缔造者之一，再也没有品尝过胜利的快慰。

升任山东巡抚后的李秉衡，并非无所作为，甚至，他的故事一直存在着在另外的局面下转变方向的机会。他的努力，包括了大力扩建山东机器局，新建洋式大枪厂，并在济南无影山一带建立了20座军火库。1892年，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在一份上奏中，建议在胶州湾建立一个造船厂，设立船坞和大仓库以及停泊船舰等。在皇帝批准该计划后，李秉衡受命进行军事建设经费估算。1897年5月，李秉衡把估算结果交给了一个被派往青岛的中央调查团。李提供了三个费用不同的方案：两个费用巨大的计划需350至500万两白银，包括购买大炮和建造一个现代化的造船厂。比较节省的方案需150万两白银，包括购买新式大炮和建造停船位和煤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认为第一种方案更理想，李秉衡还是从尴尬的财政状况考虑，倾向于最后一种方案。通过对李秉衡书信的解读，有学者认为，其实，胶州湾自强计划的主要障碍，实质上并不是保守派官员的反对或者对现代化的普遍无知，而是国家财政的短缺。

对李秉衡来说，突然出现的1897年胶州湾事件，原本也可能是个有希望翻身的机会。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机会却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李秉衡。

1897年11月1日，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巨野县被杀害之后，作为山东巡抚的李秉衡，不可不谓之忠于职守，也不可不谓之战战兢兢。可忠于职守也好，战战兢兢也罢，终究都不可能扭转胶州湾被改写的历史。在一个大时代的临界点上，相信一只蝴蝶翅膀的力量，无疑像相信神话。

1897年11月14日，章高元退出胶州湾营地之后，李秉衡大为不悦，即电章：“德棣提督借端寻衅，断非口舌所能了。尊处四营，务须坚谕勿动。”与此同时，他一方面电奏朝廷，主张“非与之决战不可”，另一方面着手调兵退敌。15日，朝廷旨电李秉衡称：“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借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唯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喝，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17日，清廷再次旨电问责：“敌情虽横，朝廷断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决战，致启兵端，必至掣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

然而，这一次李秉衡的决心似乎又恢复到了1885年，他即日复电京师，言辞开始激烈了起来：“德借口巨野教案为词，此案已派司道大员查办，获盗四名，续又获盗五名，认真办理，不为不力。而德人当此案一出，不待查办，即称兵占地，任意欺凌。现在教堂布满天下，一处如此，他处效尤，中国何以自立？”李秉衡说得很明白，这么明白的道理，李秉衡不说，紫禁城内外的军政要员们也明白。但是，明白的道理下面，却不意味着就有向同一方向集中的行动。在1897年11月17日，清廷并不准备支持李秉衡。

在17日的这份电报中，李秉衡还弹劾了章高元，要求朝廷对其擅自退兵予以惩罚。如此，一味言战的李秉衡，机会迅速就丧失了。被认定“不喜谈洋务，深恐办理未能妥协”的这个山东巡抚，旋即被张汝梅替代。

德国人并不罢休，在胶州湾事件的谈判中，德国公使海靖提出了六款要求，首条就是“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对此，朝廷虽称“此等事总由中国作主”，而实际上还是将李秉衡降两级调用。于是，山东巡抚这个棋子，就彻底成为了政治牺牲品。

被黜徒督四川的李秉衡，并未到任。在1898年和1899年，寓居河南安阳的他有机会总结了从1879年任冀州知州开始的政治生涯。1900年时，李再被起用为长江巡阅水师大臣。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李秉衡奉命由江苏率兵北上保卫北京，在杨村与联军激战一昼夜，败退至通州。8月11日通州失陷前夕，作为前敌统领的李在张家湾吞金自杀。这一年，李秉衡整70岁。

从1830年到1900年，包括经历刻骨铭心的胶州湾德占事件，奉天海城人李秉衡一步一步地见证了一个王朝的没落，他的晚年经历，和他服务的国家一样令人慨叹。最后，在另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他终于把自己也葬送在了其中。他的死亡，成为了帝国落日中的凄凉挽歌。

在这一曲挽歌声中，李秉衡的同僚章高元，同样只能仰天长叹。

章高元的胶州湾故事，和李秉衡紧密相联。他和这个山东巡抚的是是非非，尽管没有改变胶州湾故事在1897年这个关键时刻的走向，却影响了彼此的政治方向。此后，两人一个以病辞免蛰居南京，一个拒不上任寓居安阳，均在落寞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和年小13岁的章高元比较，李秉衡的死虽然悲壮，但也仅剩下了个建威将军的忠节外壳。

在任登州镇总兵之前，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章高元最显赫的经历，是光绪初年随刘铭传、孙开华在台湾抗法，基隆一战立功。这个光荣，最后使章官升台湾镇总兵。章高元率淮军四个营的士兵移防青岛口的时间是光绪17年，也就是1891年。进入胶州湾的章高元在青岛村设立了总兵衙门，四个营的兵力则分别驻扎在这个指挥中心的周围。此后，他开始了建立三个炮兵阵地的工程。作为基础项目，一座作为军用码头栈桥，被首先投入了使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章率兵移防至辽东盖平，被乃木希典击溃。1895年，他受命重新驻防青岛。

当时，胶州湾军事设施的建设经费，来源只有山东省海军预算一处，财力明显不足，这样就使得章高元的炮兵阵地建筑工程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897年才建好第一个炮兵阵地。但是，根据后来的调查表明，就是在建好的胶州湾炮兵阵地上，有的大炮甚至也完全不能使用。即便在如此糟糕的财政状况下，根据恭亲王在胶州湾建立造船厂和设立船坞、仓库以及停泊现代船舰的建议，山东巡抚李秉衡还是受命提交了一份胶州湾现代化建设的经费估算。可惜的是，这份计划接受核准的时候已经到了1897年5月，不论是李秉衡也好，章高元也罢，他们都不可能再有机会去实现这个纸上的军事现代化梦想了。六个月后，他们自己的命运也随着胶州湾事变的出现，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章高元的到来，给胶州湾的原居民带来了他们期待的繁荣。军事防御工事的建筑和军队士兵给养的供应，都曾给人们带来了很好的挣钱机会。不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因此举家迁居胶州湾，并在那里建造了一些舒适的房屋。至1897年德国占领前夕，整个胶州湾已经有64户手工业者家庭在这里从事着制鞋、小商品生产和黄豆制品生产了。少数成功的商人甚至过上了十分富裕的生活。

所有的平静，到1897年11月14日的早晨是个终点。

早晨7时至7时30分，在胶州湾的海面上，五艘德舰和720名德海军陆战队士兵来了。时正晨雾迷蒙。此后五个小时事态的发展，史迹与史著至少有三种说法：

说法一：德军突然登陆，然后列队分兵出击，一部分迅速占领了章高元总兵衙门背后的山头，架起钢炮，炮口直指清军指挥中心；一部分将总兵衙门和小泥洼营地团团包围，切断清军电线；一部分占领了前海炮台，同时还有一部分直奔小鲍岛的火药库。

说法二：德军以借地操演为名登陆，上至前沿栈桥时，竟见清军在桥端排队欢迎，便立即逼住清军，下令搜索清守军所贮存的弹药，同时陆续装运军火上岸。顷刻间，登桥德军便抢占山头，割断电线，挖沟架炮，直逼总兵衙门和各营房、炮垒。

说法三：德舰驶近海湾炮台，时章高元正与部下打麻将，经查无事，便继续赌将下去。至有部下向外张望，这才发现德兵已满街都是。章匆忙传令整队迎击，这时才惊悉士兵的枪里没有子弹，急返军火库取弹药，则为时已晚。

这时大约已至中午11时，此后的情形是：德军给章高元送来最后通牒：限清军下午３时以前全部退出女姑口和崂山，48小时内退清为限。这时，章高元已大梦初醒，以贤者状亲自与德军谈判，请求缓撤，德军坚执不允。

我们没法知道章高元与迪特里希在14日中午都讨论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章在这个中午的心态。史料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中午过后，章高元即令清军撤退至四方、沧口一带。清军后撤时，德海上军舰鸣起了21响炮声。

章高元1897年11月晚些时候在胶州湾的面貌，一直没有一个可信任的解读。我们不愿意简单地看待他的作为，又不能不面对德军不役而夺一地的事实。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章战了，成了英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吗？

1897年12月9日，章高元记录了胶州湾事变后的所见：“沧口常泊兵轮一艘，往来游弋，彻夜放电，灯火不绝，合并奉闻。”这差不多是章高元对胶州湾的最后印象了，八天之后，他奉命率全部守军撤离青岛驻防地，退避烟台。据说章高元接到的这个撤退命令，是李鸿章直接下达的。1897年最寒冷时刻的胶州湾，对章高元而言无疑已是一个死亡之海，一个冰冻三尺的屈辱之地。他的离去，使得大清国的黄龙旗，从此失去了在胶州湾海风中飘扬的机会。

章高元后来的故事，很少被记录。在德军最终从他曾防卫的青岛溃逃的前两年，他孤独逝去，卒年71岁。

胶州湾的陷落，并非雪落无痕。很快，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以生命作为传声筒的抗议，成为了胶州湾尊严的象征。这个人，叫宫仲栶。宫仲栶的家乡南屋石，和白沙河以南到青岛口的大片区域一样，在1898年3有6日《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之前，属即墨县仁化乡。之后，成为德国租借地李村乡区的一部分。

宫仲栶的故事接近一个背景。73岁的时候，这个谨守道义的即墨生员，将自己在老宅树下的死亡，演变成了一次悲痛的殉国行动，使宫仲栶这个名字，最终成为了一首挽歌。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的春节过后，这个默默无闻的南屋石村老派知识分子，选择了以一种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表达了对所居村庄被划入“德国租借地”的最后抗议。宫仲栶离去的日子，距李鸿章和翁同龢在北京签定《胶澳租借条约》，刚好是六周年。对宫仲栶来说，这是个祭日。

宫仲栶的生平，遗留下的记录非常粗糙，人们大略知道其生于清道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31年，少年时代以孝顺闻名，“醇谨沉默，踽踽守古道，家贫力学，尝然火代膏，彻夜诵读”。后来，宫的职业是塾馆教师。宫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贫而酷读的至性，而淡泊名利和“不一味追求仕途进取”的评价，则象是后人对他一生行为的推断。但是，不论就酷读还是淡泊名利，都是传统的中国乡村知识群落最普遍的阶段性行事方式，所以我们并不能从中看出宫仲栶的特立独行。

出于对宫仲栶入庠即墨生员这个符号性身份的联想，我们联系起了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的评价：士子的大多数常沉滞于初级或中级考试阶段，称为秀才或举人，更大多数的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则称为诸生，即为生员之意。“许许多多这样的生员受地方官府的廪食，成为群集四乡的变相游民”。其实，对于生员，另外的读法也许更真实。顾炎武曾有一篇《生员论》评论说：“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嚣讼逋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

和“嚣讼逋顽”者比照，宫仲栶无疑属于操行高尚的一类了。但“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的宫仲栶，和“不一味追求仕途进取”的价值取向之间，却无疑存在着差距。以一种“变相游民”的状态生活在即墨乡间，宫生员的“淡泊名利”实在是无奈的事实。

从66岁开始，宫仲栶生命中间的最后七年，似乎都是在不懈地独立对抗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行动中度过的。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看不到希望的抗争过程中间，宫仲栶超越了被顾炎武轻蔑的“比比而是”者，从而使自己成为了一个道德传奇。

宫仲栶的对抗行为，直接原因是在1898年3月6日签定的《胶澳租借条约》里面，包括了他居住的村庄南屋石。实质上，真正规定了胶澳租借地边界及界石位置的时间，是五个多月后的8月22日。为此，中德签订了《胶澳租地合同》。但是，我们在海因里希•谋乐1899年6月编辑的《山东德邑村镇志》里面，并没有发现南屋石村的名字。谋乐的调查报告中，收录了259个进入到德国租借地的村庄的基本情况。

皇帝的子孙沦丧为他国属民，这对宫仲栶是个不能接受的打击。耻于以亡国之徒的身份继续居住于德国租借地内的宫仲栶，开始表达他的愤怒。宫先是“为此累日不食，誓必死，既亲族苦争，遂暂留”。后他便长时间深居家舍，足不出户，叹息不止。与熟人相见，则“一直相互欷虚不已”。接下来，试图“非暴力不合作”的他做了两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先是倡导村民向即墨县衙纳粮，誓为大清属民。随后他“弃家而无所眷恋”，只身奔往北京、盛京等地，寻找忠义之士，谋求救国救民道路。结果，前事因响应者寡，后事则因更难找到可行出路，均一一流产。最后，宫到了曲阜，拜至圣墓，“雨诉而泣”。

根据《胶澳志》和《皇清庠生伊真宫先生事略》的记载，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日卯刻，即1904年的3月6日，在给孙子完婚之后，谈笑弥日的宫仲栶突然自尽于神祠松桧之下。这个行动，被认为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维护最后尊严的义举。关于宫的死亡时间，还有另外的说法是1904年的4月9日，即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夜。自缢身死前，宫留下了“死者人之常事，但落个清白可耳”的遗书。

宫仲栶的死亡，成为了一个事件。据说，安葬那天，惜别者不绝于途。然而，宫仲栶终究是个孤独者，一个不曾实现抱负的游落者。在即墨、李村、沧口，在德国租借地青岛，宫仲栶的离去，并没有带来他希望的变化。

不过，宫仲栶“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的遗言，在后来几十年中的南屋石村里，依然得到了继承。1940年代的一份李村区私塾调查表显示，在南屋石村，一个叫刘丕沼的私塾先生，兢兢业业地对20个学生持续着传统文化的传授，坚守着乡村启蒙的最后一丝尊严。1941年的时候，刘丕沼45岁，一个月的收入，为16块钱，每个学生每月交学费八毛钱。这个自身读了十年私塾的乡村施教者，俨然成为了传统启蒙教育的挽歌，在时代转变之际，转瞬沉入历史，消失的无影无踪。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

宫仲栶死去的时候，传教士卫礼贤眼中的胶州湾东岸大片土地，依然保持着千古不变的节奏：“田野里长满了玉米和高粱。高粱在夏季的雨水里长的如此之高，骑在马背上都望不过它的顶。我还看到了大豆、花生等各种各样有用的作物，果树也很多，有又香又甜的山东鸭梨，红光闪闪的柿子，这玩意和中看又中吃的西红柿还不一样，它们长得到处都是。地平线上村庄相连，全都被又高又密的树木包围着。”

但卫礼贤看到的风景，差不多已是胶州湾最后的田园风光。

伴随着对宫仲栶死亡的悲泣，作为城市化样板的青岛，正以不可抑止的冲动，开始了现代化的奠基历程，并将一种新的城市文明与生活方式，从青岛主城区向沧口、李村、即墨渐次推进。青岛之变，乡土之变，观念之变，依次成为现实。

就20世纪早期的青岛地理而言，从团岛经过沧口到女姑口连接成的胶州湾东岸线，与以白沙河为北部分界线，蔓延的海岸线为南部陆地边界，依托崂山西麓沿沙子口、旱河、五龙山、牛儿山展开的东部山地，最终与白沙河交汇，构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在1898年之前，这一区域属即墨县仁化乡南曲社，村庄过百，人口数万。这个四边形的城市源头，在西南角的栈桥码头和胶海关，而地理核心，则是李村。实质上，在20世纪早期几十年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运动中，青岛主城区与沧口、李村的关系，接近一颗樱桃、一株葡萄与一张煎饼的关系，主城区是发动机，沧口是推进器，李村则是开阔的社会试验田。

实质上，在20世纪到来之前，李村在整个青岛城市化中的定位，已获得确定。

1899年10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记载，“去年提出的在纯华人事务方面进行司法和行政权力的分散一事现已获得进展，已在青岛以及其北部边界李村区都专门设立了按察司。根据中国人的观点，他们不习惯把行政和司法严格加以区分，所以区按察司的行政长官──有基本的法律常识的德国翻译官──同时也是区法院的法官。”该年度的租借地政府备忘录同时记录：“由第三海军营一名指挥官、青岛的8名中国巡警、李村的20名中国巡警组成的警察局，在本报告年度内做了不少的工作。除了各地段的日常事务外，警察们主要进行了建筑和卫生方面的治安工作。班疹伤寒的出现使他们大大忙碌了一阵子，这个病的控制与制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又向警察局援派了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军队下级军官和士兵。”

与此同时，李村也成为了邮件寄送的中转站。1900年10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表述说，“向驻守在李村以及李村以远的部队寄送邮件的方法是：由青岛邮局根据需要（通常是在邮件到达后，但至少每隔三天）派出邮差，由那里再经巡逻部队继续传递。”

第一任德国青岛总督罗绅达，在短暂的任内完成了租借地的立法准备，设立了青岛和李村两区法院，并参与了租借地边界及界石位置的谈判。李村法院的设置，至关重要。这个针对大量本土人口的审判机构，涵盖了租借地核心区之外的几乎所有人群，管辖着大片区域。

但在青岛租借地建设初期，对许多被匆忙划入这一德国管理区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并不愿意承认设置在李村的这个德国法院的管辖权。1902年12月访问青岛的山东巡抚周馥，也提出了对这一普遍对立状态的关心。周馥坚持认为，在德国管理的青岛，清国居民的事务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周馥曾极其认真地对罗绅达的继任者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

作为大清国政府的代表，山东巡抚周馥的声音，在1902年的李村无疑令人欣慰。在那些老实本分的胶州湾乡人看来，他让一场变故带来的伤害，一时间减弱了许多。

不论是早年作为李鸿章幕僚的熏陶，还是后来作为袁世凯同盟的历练，周馥在1902年选择对德国青岛租借地进行史无前例的破冰之旅，都是一个合乎其政治逻辑的行动。这个有些冒险的举动，使周馥把自己和同时代的政治家，拉开了距离。

1902年，周馥是在一场流行霍乱被平息后到达青岛的。霍乱造成了176人死亡，其中有170名中国人。但周馥的到访，却和霍乱和死去的中国人，没有直接关系。1902年5月，周馥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在这之前，他已有四川和直隶布政使的政治履历。主政山东后，他继续了袁世凯的新政，其中包括修整大运河和小清河的工程，希望通过改善山东基础设施的举措，使之与青岛海港和山东铁路抗衡。

周馥1902年青岛之行的许多细节，可以从德国学者余凯思引用的一些档案中获得印证支持。这为描述周馥在青岛的活动，提供了帮助。

1902年12月周馥提出的访问要求，令青岛总督特鲁泊深感意外。因为周馥是第一位提出这种要求中国高级官员。而在这之前，山东和青岛的联系，都是在非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的。建立一种常规沟通的尝试，无疑和青岛的利益吻合。特鲁泊在致德国海军部长蒂尔皮茨的信中，描述了在获悉周馥这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后的惊诧。根据传教士卫礼贤的说法，特鲁泊在“采取了一些秘密的防备措施”后，接受了周馥的访问要求。

对周馥来说，沟通的压力的确迫在眉睫。他不能容忍对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德国占领区保持长时间的无知，特别是这个地区已开始以一种令他吃惊的方式迅速发展了起来。前往青岛的目的，周馥在此后致军机处的报告中，已有表述，即试图“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了解德国对租借地发展的规划。

周馥在青岛访问期间，和特鲁泊举行了几次会晤，周馥谈了一些关于济南与青岛关系的具体问题。鉴于机构联系的缺乏，周馥希望通过外交访问的方式，加以弥补。值得注意的是，周馥在青岛期间所发表的谈话，不仅表达了中国想要收回丧失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的基本意图，而且也显示出对当下普通这个居民生存状态的关心。在接见中国商人时，周馥提到了在青岛设立领事机构的意义，他还提议派遣一位官员到青岛，调解商人之间的争端或者协助处理诉讼。随后，周馥向特鲁泊再次提出设立中国领事馆和派遣官员来青的必要性，同时希望后者出面调停中国人之间的争端。对此，鲁泊表示了异议。

周馥访问青岛的1902年，李村的公共安全和卫生防疫，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记录。根据德国免疫法，租借地政府对具有广泛传染性的天花病采取了对症免疫措施，在李村进行了限期半年的志愿公开防疫接种。周馥抵达青岛前两个月完成的1902年度《胶州备忘录》记录，“李村区管理局审理了240宗民事案件，大部分通过调解而结案，只有30宗进行了宣判，处理了214宗刑事案。在这个区局的工作中，本年度没有发生特别的事件。”

1902年12月31日，周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表示，德国人已经把租借地当作自己的国土来看待了。条约签订后，生活在租借地的中国人受制于德国的统治，对此很难提出异议。周馥建议中央政府：必须通过工业和商业关系，对在青岛的德意志人加以控制。

1902年周馥短暂的青岛之行，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李村法院管辖权的合法性上，尽管他的努力后来被证明是徒劳的。但这个态度鲜明的姿态，无疑成为了一个主权不平等时代温暖人心的政治象征。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信仰者的种子

胶州湾演变史的叙述边缘，始终掺杂着诸如黄宗昌、黄坦、蒲松龄、顾炎武、袁荣叟这些不同时期的知识人的道听途说，一边是“大蝗蔽日”的现实压迫，一边是海市蜃楼的虚幻残影，普通人的真实状况，多一星半点地被放置在清规戒律的黄铜标尺之下，看不到任何活灵活现的人生。

而这同一块土地， 1901年在一个德国政府翻译的笔下，同样一付“不食人间烟火”模样：“山东旧隅，德属新邑。东枕崂山，南涉沧海。西襟珠山之翠，北带胶水之流。群峰青松罩顶，苍苍翠翠，山不高而秀雅；众壑白水澈底，盘盘曲曲，地不广而崎岖。邻口一岛，团圆似珠；对岸诸峰，环绕如带。山巅奔结，羊角沟无比形胜；洋河汇流，虎头崖逊兹奇异。况乎澳之广可容战舰数千，地之广可伏雄师百万，纵横百余里，回环数十程鸡犬相闻，里巷不断，海渔山樵，民获渔盐之利，陆运舟载，商通洋海之财。舟达江淮之滨，道通齐鲁之地。三面镜清，诚古今之胜迹；四周屏列，洵胶即之雄关。乃历代无戍守之卒，列邦乏往来之宾。地虽险要，隅究荒凉。乾隆初年，迁移之居民渐伙，往来之渔舟益繁。商贾均至，群立庙宇以享神，官府继开，始设海关而征税。其后气运渐衰，贸易日少，舟船鲜至，街衢多败。”

在胶州湾东岸，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纳入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内容。对世世代代的乡民来说，这中间包括在土地上的生计奔波，包括对风调雨顺的祈求，也包括了生活方式和信仰的改变与转移。骆金铭的所谓“湾内风景，与湾外又自不同”，大致描绘了一个逐渐变化的图像。在这个过程中，三个德国传教士的履职故事与不停止的行走，都与李村、沧口息息相关。他们是福柏、昆泽与和士谦。这三个信仰传递者与胶州湾东岸广阔腹地日常生活的广泛联系，让我们后来重新发现19世纪最后两年和20世纪第一个十年李村、沧口原始面貌的途经，变得稍微通畅了一些。

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道听途说地发现青岛的地理价值，到植物学家福柏在这块土地上一点一点地逐个调查物种，两个不同身份的德国人的行事背景，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同。但是，他们身上执着的探索精神，对科学的尊重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对东方文化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却是共同的。

从纯粹的科学发现角度看，植物学家福柏可以被认为是青岛早期城市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1839年出生于科堡的福柏，23岁在巴门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巴塞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读书，在歌塔地质学研究所彼得曼博士门下受业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1864年或者是1865年，福柏作为礼贤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4月26日到达香港，随后辗转广东。这时期，福柏除了办学及办诊所外，还在1873年写出了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西国学校》，两年后又出版了《教化论》。十多年后，福柏脱离礼贤会，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独立活动。1885年，福柏加入同善会（AEPM），次年的5月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动。作为写作者，福柏最著名的文字是《自西徂东》，这是一本在今天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文化论著，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成《自西徂东》15年后的1898年4月5日，福柏“作为第一个德国新教福音传教士”，从上海移居到青岛。

最初，福柏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随着他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开展的基础性工作的进行，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最后，福柏使自己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一个开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一个献身精神的代表。

作为AEPM派遣的传教士，福柏在青岛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这就是：一方面他需要完成AEPM委派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则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调查。在青岛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福柏对青岛至李村、崂山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完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在当时，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开拓性工作，缺少必要的资料，也没有更多的帮助，所有的徒步调查和物种的分类整理，都需要逐一独立完成。我们可以相象，在居住、饮食、气候和地理状况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福柏在一个广阔地域进行探索性调查时的艰险。后来的实践证明，福柏在有限的时间里夜以继日的努力，对本土植物学的开创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相信，福柏把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都用于了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

福柏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文献印证，在1899年5月福柏自己向AEPM的一份报告里发现，他当时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福柏向教会报告说：“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也就是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了他的年轻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福柏依然在进行着的植物调查被突然中断了：1899年9月20日，这位植物学专家在青岛去世，终年60岁。这是1897年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的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的记录。

在福柏去世之前，1897年至1898年度的《胶州备忘录》收录了他的《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另外一份1899年10月完成的政府文件则显示，福柏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持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

传教士昆泽的青岛故事，是一个混合了奉献和经受不幸的经历。一方面，他成就了主的事业，而另一方面，他却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了失去亲人的苦痛。在试图将昆泽还原到当时环境进行描述的时候，我忍不住会去体验某个时刻，体味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阿道夫·昆泽生于1862年，1884年来华，1898年4月15日抵达青岛，这时距德国海军进驻不足五个月。这样，柏林信义会就成了随着占领军最早到来的欧洲差会之一。昆泽和他的两个同事，是从遥远的广东赶来的，从1856年开始，昆泽加入的这个差会就在客家人中间传教。昆泽受到委派进行的这次旅行，目的是要把信义会的影响扩大到一个新的德国保护区。

实际上，风尘仆仆的昆泽几乎没有完全洗脱身上的灰土，就进入了角色，他和他的同事进入临时的军队兵营中，开始传递主的声音。而这个时候的青岛，如同另外一个传教士所描绘的那样，晚上能够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睡上一觉，就是主的恩赐了。

从1898年的春天至第二年的晚些时候，昆泽和他的两位同道一边学着北方官话，一边以他们认为有效的方法来进行传播福音的准备。直到一个小教堂和学校建成前，昆泽们的工作显然要比在广东时辛苦得多，这使得与他一同抵达的一名客家籍何姓牧师，因劳累和不习惯北方生活，在两年后客死异乡。

和昆泽一起到达青岛的，还有一个叫寇雷克的传教士。好象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广东。后来和昆泽一同工作的，是在1898年的圣诞节到来的和士谦。1899年9月2日，昆泽在大鲍岛附近租用了一个“简朴但却结实的教堂”。这个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教堂，成为了德国保护区内的第一个基督教堂。到1900年柏林传教会住宅楼完成的时候，昆泽和他的同事们，才逐渐具备了开展日常工作的必要条件。1901年1月2日，柏林传教会举行了在青岛的第一次圣洗典礼。与此同时，昆泽还在台东镇的中心，主持兴建了第二座礼拜堂。

柏林传教会和魏玛传教会的距离很近。著名传教士福柏和卫礼贤，都属于后者。据汉斯•魏克尔1908年在柏林出版的《胶州，德国在东亚的保护地》介绍，昆泽加入的柏林传教会和卫礼贤加入的魏玛传教会，实质上有很大区别。柏林传教会“沿用自古以来的传教方式开展教务活动。传教士通过个人交往和慈善事业如学校、医院来努力深入人心。欲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先申请受洗，接受为期一年的洗礼教育。”而魏玛传教会则不同。青岛柏林传教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德国青岛租借地和临近的几个县建立一个基督教区。设在大鲍岛、台东镇和李村的几个小教堂，均隶属这一教区。此外，传教会还兴办了一所德华学校，开设了德语、算术、地理、古汉语、圣经史和教义学等课程。

早在1905年，昆泽就已辗转李村等乡郊传教，他在即墨先后购地数亩建造住宅和礼拜堂。1908年，昆泽到了胶州，建起一处可容400余人的教堂。直到1911年，昆泽才重新返回青岛。

对柏林传教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昆泽，1922年8月在青岛去世。这一年，他刚好60岁。昆泽的一家，在青岛遭遇了一系列的不幸。在他去世前12年，他的妻子在一次探访即墨信徒家庭时，不慎被感染了伤寒，并传染给了他们四个孩子中两个较小的。昆泽的妻子和孩子，不久都相继死去。

和士谦的青岛故事，同样具有悲剧性。

1907年2月7日下午，当和士谦的婚礼在青岛如期举行的时候，现场包括卫礼贤太太在内的许多人，都为这个带着两个半大孩子的鳏夫的第二次结婚，感到欣慰。这个就要到来的春天，已经是和士谦在青岛度过的第八个春季。他有理由为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生活高兴，也有理由为柏林传教会所取得的成就高兴。

和士谦1859年生于安特卫普，并那里接受基础教育。自1884年开始，他就和昆泽、劳艾施纳一起共事，1898年圣诞节来到青岛德国租借地。

整体上看，和士谦介入殖民地生活很深。到达青岛后，他先后和昆泽在大鲍岛、台东镇和李村滨河路建立了教堂，同时也在平民教育和医疗方面展开了工作。这个时期的和士谦，和他的同事昆泽一起，在缺少必要物资的情况下，为柏林传教会的事业发展，贡献着力量。

李村的柏林传教会教堂，广泛介入了当地日常生活，包括一般性的慈善事务和紧急性灾难救助。也曾在1914年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灾害中，接纳过难民。当时，日本联合英国对青岛德国卫戍部队的进攻，正逐渐白热化。和士谦在其日记中，记录了9月26日发生的这一事件的过程：两名德国士兵驾车经过李村河河床的时候，遭遇了从崂山汹涌奔来的洪水，连人带车被一起冲走。大水很快淹没房屋。有一个士兵整夜困在洪水之中，一段时间水已经淹到了脖子。山洪导致李村半部被淹，灾民涌入教堂寻求庇护。

和另外一些传教士不同，和士谦并不拒绝评论青岛的公共问题。和士谦的一些观点，后来被广泛地使用到对当地事务的评价上，比如他在《德国人在山东》中间关于“德国殖民化的工作，也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的说法，就非常有影响。和士谦同时也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发表过意见，他认为，青岛的海关，实质上已成为德国租借地预算的资金来源。

和士谦和传教有关的工作，还包括了一些灵修书籍的翻译。他和陈建勋合作，把马丁路德的著作《基督徒的自由》翻译成中文。这本被认为是“宗教上潜思默想的结晶”和“一种轻微恬静之声”的路德早期最重要作品，和士谦和陈建勋可能是最早的中文翻译者。因为和士谦和陈建勋的努力，路德的“因着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管辖”的声音，被普及到了中国信徒心中。

1914年的秋天，和士谦开始经历一场近在咫尺的战争考验。尽管他并不知道，在以后不久的日子，他需要为这场残酷并没有希望的战争，付出儿子的生命。

和士谦的青岛围困日记，大量记录了发生在李村和沧口的战斗细节。比如9月27日，德日双方对沧口的争夺战一直持续到下午。德军的机关枪威力巨大，日军伤亡达上千人。德方有两人阵亡，约15人受伤。德军伤者除两人头部负伤外，其余均为手臂或腿部中弹。和士谦记述说，第一批德军伤员运送到医院时，竟然还高唱着歌曲。如此的乐观自信，让和士谦惊叹不已。

为了运输兵力，日本人自王哥庄经流亭到东李村，修建一条双道窄轨铁路，靠人力拉行的一百辆小型车厢，在上面穿梭不停。由于对伤亡估计不足，致使李村的日军主营地弥漫着强烈的恐慌情绪，许多士兵意志消沉。德军密探报告说，军营时常传出哭泣声。10月11日，一个德国中士侦察到日军在李村附近配备的重型装备，迅速通知炮兵将其摧毁。随后，日本的军舰开始向前沿阵地和市区俾斯麦山实施炮火报复，炮弹轰鸣了半个小时。连续的炮击，导致李村周围地区损失惨重。到了10月中旬，李村的许多地方，已被烧成灰烬。

发生在李村的一条更令人恐慌的消息，涉及到了饮用水安全这一敏感话题。一名日本间谍试图在李村水源地投掷传染病毒，被发现并抓获。执行死刑前，德方向这个日本人出示了日本国旗，并鸣枪致礼。但他却始终面露讥讽，直视枪口。和士谦说，虽然事实很难确认，但街头巷尾，人人都在传播这个故事。

1914年11月4日，和士谦的儿子盖哈德阵亡。11月5日晚9点，和士谦在极度的悲痛中埋葬了儿子。他和送葬的人们一起，站在海边唱“你期待着，我的灵魂”。他知道，这是儿子最喜爱的歌曲。在送葬的现场，一口棺材也没有了，他和送葬的人们用白色的床单，将死者裹上，并装饰上花环。和士谦后来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孩子，在黄海之滨，你这样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你热爱青岛，你的全心系于中国，你生在中国，它的语言和习俗，就是你的家乡。”和士谦知道，盖哈德已经永远失去了一个梦想。因为，盖哈德原来计划在欧洲接受教育以后，到中国就业居住。现在，他已没有机会了。

因为上帝，也因为儿子盖哈德，和士谦的一生注定和青岛分离不开了。

在胶州湾，在胶州湾的东岸的沧口、李村、楼山后、女姑山、丹山、湾头、十梅庵、南渠、上王埠、杨家上流，更多的生命留存着，更多的生命故事被记录了下来。而这个时候，千年之中的胶州湾之变，依然是个持续的过程。夏末秋初，芝麻开花，秋天的胶州湾东岸，风光迷离。

1932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叶良辅与喻德渊合著发表《山东海岸变迁之初步观察及青岛一带火成岩之研究》，以岩性为基础研究地貌，指出胶州湾与青岛一带地貌构成主要受花岗岩、火山岩的岩性影响，并就唐县期侵蚀面的研究，否定了日本学者海岸上升论点。

叶良辅的地质学视线，让胶州湾之变的时间长度，远远超越人们能够记忆的生命极限。这也让胶州湾这只蝴蝶，愈加神秘莫测。人在其中，无论飞黄腾达还是郁郁寡欢，都不过转瞬即逝的浪花，渺小而卑微。

:卫礼贤《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7月版。

: 卫礼贤《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7月版。

:海因里希•谋乐《山东德邑村镇志》。

:杭县骆金铭编《青岛风光》，兴华印刷局1935年6月。

: 载法思远编《山东》，1912年版。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东风破

卫礼贤在19世纪末尾看见的宁静的胶州湾东岸，很快就被颠覆了。扮演颠覆者角色的，是一条从青岛出发的铁路线。作为一条改变胶州湾地理格局的大动脉。从1899年秋天开始，在向济南延伸的胶济铁路钢铁轨道上，沧口担负了重要的地理节点，并发挥了最早的示范效用。

从胶州湾东南海角开始的胶济铁路，在抵达蓝村之前，一直是以弧线形状沿着胶州湾东岸行进的，以青岛作为始发站，依次修建了大港、四方、沙岭庄、沧口、女姑口、城阳、南泉、蓝村、李哥庄、胶东十个车站，在1901年4月抵达胶州，随即通车，实现了山东历史上近现代革命式交通方式的落地。青岛到胶州的11个车站，正好形成了对胶州湾东北两个方向的环绕。从胶州开始，胶济铁路摆脱了胶州湾弯曲的地理限制，浩浩荡荡地驶向济南。

在铁路完成青岛和胶州的连接之后，沧口车站依托出海口的优势，随即扮演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除了作为中转站，支持了胶济铁路后续建设物资的转运之外，沧口最早的工业化资源、建筑材料、劳工吸纳，都是通过铁路完成的。胶济铁路如同沧口的布谷鸟，嘹亮地飞过千年不变的胶州湾东岸，在20世纪早晨的烟墩山上，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沧口的命运，就此转换了方向。

铁路出现在大清国之前，已经轰轰烈烈地运行了50年。50年的时间距离，是不是大清国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新工业文明的差距，始终是一笔糊涂账。涂账就涂账在，紫禁城的里里外外，并不真正认为这也是一场“中国梦”。

“开眼看世界”者，不是没有。林则徐在其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中，就曾介绍过洋人修建铁路的情形。《四洲志》的母本，是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而英国恰恰是铁路和蒸汽机的诞生地。后来，地理学家徐继畲编著《瀛环志略》，也提到洋人修建铁路的状况，称“熔铁为路，以速其行”，并赞其“可谓精能之至矣”。太平天国洪仁玕在1859年完成的《资政新篇》中，则明确主张制造“外邦火轮车”，并计划“先于21省通21条大路，以为全国之命脉”。可惜太平天国的“命脉”太短，没等到看见“外邦火轮车”呼哧呼哧的模样，就一命呜呼，连本带利一起告老还乡了。六年后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条几百米的铁路当样板，不想帝国官员依旧一副疑虑重重的表情，眼睛眨都不眨，就当废铁毁了。

糊里糊涂的，并非仅仅是大清国官员，朝里朝外的知识分子也来凑热闹，经典的记录如俞正燮的描述：洋人虽然比中国人多了两个肾，心脏上却少了三个窟窿眼，华人心有七窍，而西夷仅有四窍。在中国知识界看来，缺少这么多心眼的洋人，注定不成大器。

但是，偏偏是“不成大器”者，来势凶猛。

继吴淞铁路、唐胥铁路、大冶铁路、台湾铁路之后，山东铁路、滇越铁路、沪宁铁路、广九铁路、卢汉铁路、汴洛铁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粤汉铁路和广三铁路相继建成通车。这些铁路线，分别属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俄国等等。

铁路，开始以一种无可置疑的姿态，深入到大清帝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从山东铁路的建成通车到大清国的消亡，这中间不过八年。帝国的死亡，导火索和核心推动力，都和铁路权益息息相关。

一代王朝死亡在铁路上，这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只是在1899年夏天山东铁路开建的时候，还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到这个结局。

1898年3月4日，北京。德国公使海靖与大清国官员在《胶澳租借条约》签署前最后一次见面，达成协议。但翁同龢当天日记里面，仍然记录着“荫昌云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显示争执并未完全消失。当日英国公使也发照会，“谓不可使山东利益为德国独占”。

3月6日，经过前日昌平一场大雪的洗礼，紫禁城外大清国都的天气“欲雪不雪”。不阴不阳之间，青岛的命运走到了临界点。下午，“未正诸公咸集”，一份“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的文件被正式签署。条约文书一共四份，华文德文各二。

代表德国签字的是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海靖，代表大清国签字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后面一个是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条约第二端，基本上都是关于山东铁路的，前三款的规定依次是：

第一款中国国家允准德国在山东盖造铁路二道：其一由胶澳经过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其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一道，应俟铁路造至济南府后，始可开造，以便再商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此后段铁路经过之处，应于另立详细章程内定明。

第二款盖造以上各铁路，设立德商、华商公司，或设立一处，或设立数处，德商、华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员领办。

第三款一切办法，两国迅速另订合同，中、德两国自行商定此事；惟所立德商、华商公司，造办以上铁路，中国国家理应优待，较诸在中国他处之华洋商务公司办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款专为治理商务起，并无他意，盖造以上铁路，决不占山东地土。

在最初的正式的文件上，这条铁路的“其一”，被称为山东铁路，后来被习惯性地叫做胶济铁路。

胶济铁路东起青岛，北行绕过胶州湾，西抵济南，全长384.6公里，是山东省境内最早的铁路，也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其名称取胶澳与济南之首字。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的租约签署完成，柏林方面关于铁路建设的动作便明显加快了。几个有影响的工业和银行集团，都相继提出计划和订单，以最终获得建造这条山东唯一的铁路。两个最大的竞争者，是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一开始，两个集团的准备是依照各自的设想独立进行的。铁路工程师锡乐巴被银行集团委派来山东，着手进行铁路设计。与此同时，山东企业联合集团则委派了另外一个铁路工程师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也开始同样的设计。

1899年6月1日，决定性的环节在柏林生成。一个由德华银行、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国民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巴伐利亚贴现与承兑银行、柏林商业银行等组成的商业联合体出现。这个总共由十四家银行共同出资5400万马克成立的联合体，就是专门营建山东铁路和营运管理的山东铁路公司。无疑，它到了修筑铁路的特许权。

这是整个山东铁路建设早期进行的最重大决定。在这之前，分别代表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的锡乐巴与格德尔茨两人，都设计了一条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方案。作为竞争对手，他们各自为战，方案有很大不同。但双方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争取独立获得修筑特许权。不过，柏林方面后来显然认识到了这中间的困难，他们认为，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集团如果分头单干，力量都太弱小。政府开始转向联合，相信这样会强大很多。如是，两个相互角逐的集团，便走上了联合组建山东铁路公司的轨道。

最终，锡乐巴成为公司驻青岛和山东事务所的经理和首席工程师，负责对铁路的修筑进行监督。

完成了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后，山东铁路公司在青岛诞生，这使得山东铁路可以得到基本的投资保障，并尽快进入到实质建设中。在1899年10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中，山东铁路公司被明确的任务是：将该铁路在5年的期限内修好并付诸营运。以“将山东省北部的最重要的煤炭产地和青岛与济南府之间的最重要的城镇都紧密联接起来”。

1899年9月23日胶济铁路开工，当日在青岛和胶州两地同时铺轨。德国皇帝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在青岛主持了铁路的开工典礼。胶济铁路采取建成一段通车一段的方法。当年修建沧口火车站，次年完成青岛至沧口段的轨道建设。

接下来铁路的进展，变得步履艰难。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光怪陆离的风景

1900年3月21日，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麻烦之后，刚刚正式就任山东巡抚不到一个月的袁世凯，在济南与山东铁路公司经理锡乐巴订立了一份正式的铁路章程。尽管1898年3月6日的租借条约上，已经有“两国迅速另订合同”的约定，但合同的签署，事实上还是被拖延了。

造成拖延的，不是锡乐巴，也不是袁世凯。

在柏林的山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菲舍尔后来披露，袁世凯和锡乐巴在济南签署的这份协议，得到了清政府驻柏林公使荫昌的很大帮助。而荫昌这个前天津武备学堂总办，则是袁世凯专门从柏林请回来指导谈判的。

明达洋务并熟悉德国法律的荫昌，在朝廷直接与德国交涉的前沿阵地济南，帮助袁世凯完成了谈判路矿章程的大部分细节。在柏林的菲舍尔相信，正是袁世凯的到来和这份28款协议的签署，奠定了山东地方当局与山东铁路公司之间建立“双方均感满意的交往关系”的基础。

但是，3月21日当天在送走了锡乐巴之后，袁世凯的心情似乎并不轻松。人们想象了这位后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和83天的洪宪皇帝在当时的所有表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只是冲天打了一个哈欠。

袁世凯的心病并不在菲舍尔或者是锡乐巴身上。

袁世凯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反对修铁路的那些人身上。

1899年的夏天，本来风调雨顺。6月1日，德国政府特许建筑铁路，6月14日山东铁路公司设立。9月23日铁路开始动工兴建，青岛与胶州通过沧口完成的连接，似乎呼之欲出。

与铁路建筑相呼应，这一年的4月，德国公使海靖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签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这使胶海关得以在7月1日开始征税。与此同时，筑港工程和李村、海泊河水源开辟工程，相继开工。如此一来，一个由铁路、港口、海关、邮政构成的现代化城市体系，呼之欲出。

给1899年的青岛之夏增光添彩的事情，还包括市区电话局的开设，26个用户成为了这一现代化通讯设施的最早使用者。入夜，电灯电话旁边，一杯温润的茉莉花茶，似乎能够很好地装饰起这个新城市的时尚门面。也是在这个夏日，毓贤开始出任山东巡抚。

和毓贤的到任相衔接，在青岛与济南之间，围绕着铁路的兴建，麻烦却出现了。并且一发而不可收，直到袁世凯出面收拾乱局。

1899年的夏天到秋天，因为土地问题，德国筑路公司与沿线农民在高密等地陆续发生了一些规模不等的流血冲突。后来，事态被扩大了。1900年的1月，高密武生李金榜两度率兵拆毁枕木，阻止铁路的修建。1月11日，李金榜更率持有各种武器的3000人再度冲击筑路公司的施工现场，并向德国人开炮。事情到了这个份上，袁世凯只好电达锡乐巴，请其暂停工程，以待商办。然而，正是因为这些麻烦的出现，使得在毓贤之后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充分地显现出了作用。

经过了袁世凯在济南发出的一个锐利的手势，事态开始向另外的方向发生了转变，这成为了袁世凯和锡乐巴得以订立具有“华商、德商会同办理的胶济铁路公司，由华人、德人共同集股；地方官员帮助公司办理购地、租房、招工事项；由山东巡抚派兵保护铁路；铁路公司不得妨碍居民利益”等内容的铁路协议的基础。

铁路的出现，本来仅仅是一种运输方式的革命。但在1899年和1900年的山东，铁路同时成为了观念、利益、外交、政治图谋和洞察力的杠杆，许多人裹挟其中，将一条铁路线的建设，派生出光怪陆离的风景。

从检索到的资料上看，包括巡抚袁世凯、周馥在内的许多山东地方官员，对这条铁路的铺设，态度相对明朗。仅仅就袁世凯和周馥来看，他们对这条铁路的认识，不仅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任，也超过了北京的许多同僚。甚至，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已经显得有些迫切。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方向

1903年2月晚些时候，已经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委托驻柏林公使荫昌转交给了山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菲舍尔一封信。这不是周写给菲舍尔的第一封信，在几个月前，他已经请荫昌转交了两封信。当时正青岛的周馥在锡乐巴的陪同下，亲自感受到了先进的德国铁路的力量。他在2月份的这封信中说：“铁路像是为了永恒不朽而建的，但乘车旅行却相当节省。在铁路官员和地方当局之间存在着良好的融洽关系。一旦将来铁路完全建成，无疑会使商贸腾飞。”

3月24日，菲舍尔在给周馥的回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去年的旅行让我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坚持我们的铁路建设是一项很有益处的、将为山东省带来巨大福利的事业。在山东各地我都为人们的勤劳而感到钦佩。在这块土地上，无数的老百姓以这种勤劳耕种着他们的土地，并经营与之相关的手工业。然而，我也难过的看到，道路的缺乏严重的阻碍了这些勤劳的人们销售自己的产品。从其一些土地上经过的我们的铁路，肯定而且会大大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菲舍尔使用了一种肯定的语调断言：“人民和政府都会从铁路的这种影响中得到好处。”

那么，包括袁世凯和周馥在内的山东地方官员，果真相信菲舍尔的话么？

毫无疑问，袁世凯和菲舍尔不会是同路人。在铁路作为各种力量的杠杆发生作用的同时，铁路也成为不同利益的攀附者。如此说来，袁世凯和菲舍尔的各取所需，就显而易见了。

围绕着开建从青岛出发的铁路对山东经济格局的影响，德国利益的代表菲舍尔1903年曾预言：“它将不仅会为商贸创造一个新的和如我所希望的持续和有利的繁荣局面，而且它也将通过开辟其他销售地区和新的市场，大大促进工、农业产品的生产。”

山东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说法，显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2005年3月20日，在即将被撤消的青岛铁路分局的官方网站上，人们通过似乎已许久没有更新的版面，依然可以搜索到关于山东铁路早年建设时期流血冲突的内容。在这个网站的《青岛铁路史话》里面，作者通过当时德国驻上海领事的话，证实了殖民当局“雷厉风行”地修筑铁路的动力：“盖我铁路所至之处，即我占地之所及之处。”

显然，聪明绝顶的袁世凯不会不了解这一点。在这一刻，人们突然明白了，1900年3月21日在济南打的那个哈欠，袁是做给人看的。

因为，这里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回答：从1900年春天开始的短暂日子里，袁世凯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袁世凯，山东铁路会不会驶向另外的方向甚至夭折？还有，为什么袁世凯在山东铁路问题上所持有的开放姿态，没有最终在北京险峻的政治旋涡里成为改变上升方向的暗礁？

人们相信，袁世凯1900年在山东铁路问题上所进行的选择，并没有十成的胜算，如果不是在赌博，那么，结论就只要一个。这就是：袁世凯渴望变革，袁渴望通过变革改变山东和整个北方中国的命运。而山东铁路，恰巧就是袁的变革手段。袁世凯相信，德国人的铁路，最终会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财富和进步阶梯。

显然，在这一点上，袁世凯和菲舍尔的立场不同。

1904年6月1日，当尖锐的火车汽笛开始有规律地划破胶州湾的宁静的时候，山东铁路就永远地将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荫昌和海靖、菲舍尔、锡乐巴等人的名字凿刻在了从柏林运来的铁轨上，供后人去评说是是非非。在这些显赫的人中间，袁世凯和锡乐巴的名字是被凿刻的最深的。因为，是他们两人在最关键的敏感时刻，改变了混乱。然而，或许因为时间流逝掉了过多关键词的关系，在后来的公共记忆里面，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荫昌们统统被简化成了“腐朽的清政府”符号；而海靖、菲舍尔、锡乐巴们则一起被笼统地划分到“德帝国主义”的行列。于是，历史在这充满了戏剧性场面的一页里，就抽象成了前者“打躬作揖”，后者“趾高气扬”的幽默漫画，只有身份，没有了表情和细节。

好在铁路是个不怎么容易拐弯的东西。所以，关于“清政府”和“德帝国主义”的是是非非，没有影响山东铁路上的列车在以后一百多年里的继续前行。同样的道理，在1904年6月1日这列“帝国主义”的火车从青岛正式开出的时候，早在1901年晚秋就已修饰一新的青岛火车站这个铁路的起点，也就必然地成为了青岛作为一个城市的起点。

在100年前的那个雾气弥漫的早晨，青岛火车站所经历的或许正是一种戏剧性宿命的开端：在一个新世纪的黎明，目睹转变。从这里出发，一场城市化实验，在这片已经不能被一个正衰老着的庞大帝国所左右的551.5平方公里的海滩上，有声有色地蓬勃展开了。

这并不是一幕喜剧，但是，这个并不是喜剧的开端，引导出的却是一幕现代化的正剧，一个非典型的城市化快速成长故事。在这个情节复杂的戏剧故事中间，山东铁路始终扮演着具有方向意味的角色。

山东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开通四年后，《东方杂志》发表《青岛调查记》，对这条铁路的未来，给予了极大期待：“山东铁路起点于青岛。经沧口胶州潍县青州府周村而达济南。将来津浦竣工。又得联络于南北之干线。冬季封港之时。除秦皇岛不计外。北方航路。惟青岛不冻。可以停船。故津浦路成。则胶州之位置。将视今日更为重要矣。由伯林乘铁路经西伯利亚至大连。共需十五日。大连至芝罘十四五点钟。芝罘至青岛二十二点钟。若天津济南线吿成。则由伯林陆行直至青岛。只须十八九日耳。”

一个从柏林到青岛完全贯通的的陆路通道，这才是山东铁路在20世纪黎明担负的真正使命。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修筑铁路的人

山东铁路故事的主要角色，是以锡乐巴为代表的德国铁路设计师，和千千万万已没有姓名可以考证的普通山东劳工。

锡乐巴和山东铁路以及其起点城市青岛的联系，开始于1899年。但实质上，锡乐巴和中国以及中国铁路的联系，则要早很多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锡乐巴，中国一部早期铁路史的好多情节，都要改写。

海因里希·锡乐巴生于1855年，成年后他被培育成一名铁路设计师。31岁的时候，锡乐巴的命运开始和中国发生联系。大概在1886年，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投资商在经过考察后表示，他们很快将开始在中国修筑铁路。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工业企业，都希望能从中国政府那里拿到订单。同年，德国首相俾斯麦派遣四名铁路工程师到北京学习语言，以为日后中国政府准许建造铁路时做好准备。锡乐巴是这四个人其中之一。在这个情节上，锡乐巴和他后来在山东的幕后谈判对手荫昌很相似，不同的是，锡乐巴在中国学习的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和交流工具，荫昌出洋留学接触的则是现代制度和先进技术。

学会中文之后，锡乐巴很快就得到指令，建造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但锡乐巴很不走运，这条中国最早的营运铁路建成不久，便由于中央政府一些保守官员的强烈反对，最终被拆毁了。从1892年至1898年，锡乐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设计铁路，他设计建造了从汉阳到湖北大冶铁矿的铁路。1895年7月，张之洞先后向总理衙门提议修建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铁路，同时派锡乐巴勘测线路。翌年2月14日，张之洞根据锡乐巴的勘测结果奏准清政府，实行分段筹办。不幸的是，锡乐巴这次完成的沪宁铁路设计，订单并没有交给德国企业，而是给了一家英国公司。

后来，锡乐巴又设计了京汉、汉渝等铁路方案。但锡乐巴所有已经预先做过勘测和设计的铁路，没有一条最后交给德国公司建造。因为，北京政府的部分官员不喜欢张之洞在修筑铁路方面的成绩，他们害怕这样会让他变得更有影响力。1898年，中央政府任命盛宣怀领导和监督中国的铁路建设，锡乐巴随后成为盛的技术顾问。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锡乐巴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不过，带给锡乐巴好运的，并不是盛宣怀。

1899年，作为山东铁路建设联合体的直接受益者，尽管锡乐巴依然经过竞争了过程，但获得的却是一次干干净净地排除英国公司的商业机会。在锡乐巴的铁路修筑经历中，英国人曾经象影子一样跟随着，使他经常看不见自己。这一次，锡乐巴开始成为一条在中国的德国铁路的建设主角。

这个事业在1899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4岁了。一个不缺乏抱负的中年人，终于获得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1899年9月23日，青岛、胶州两地同时铺轨。1901年4月1日铁路筑至胶州，并于七天后通车。据青岛出版的报纸记载，铁路开通后，从青岛至胶州大约只需两小时便可以到达。而在这之前，这段道路需要走一天半。随后的工程边建设边通车。1902年6月铁路筑至潍县，1903年4月通至青州府，9月到达张店。1904年6月1日，铁路到达济南。当日，山东巡抚和德国青岛总督参加了庆祝全线贯通的典礼。

在山东铁路的全线，锡乐巴的影子无处不在。

从1899年至1908年，锡乐巴一直在青岛担任山东铁路公司的经理。显然，在锡乐巴的漫长的中国经历中间，参与山东铁路的设计和修筑，是他成为职业铁路设计师之后最稳定也最为成功的事业。在这个位置上，他实现了一个铁路设计师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戏剧。

在修筑铁路的人中间，掖县青年刘子山的经历，也颇为有趣。根据贺伟在《风雨半城山》的记述，1901年刚从掖县来青岛不久的时候，这个后来的知名银行家，也曾参与过胶济铁路的早期修建工程。

刘子山在胶济铁路获得的工作，是给德国工程师做翻译。这时，他刚刚在一家教会德语学校毕业。刘子山的择业有些另类，因为同在德语学校毕业的同学，大都去当了华人巡捕，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主要在沧口、李村一带履职。据说刘子山不去当华人巡捕，是因为华人警察的制服不伦不类，留着辫子，戴着帽子，一副滑稽模样。刘子山对这种打扮感到可笑，晚年他曾经用浓重的掖县口音，给孙儿念过一首打油诗逗乐：“洋兵进文庙，圣人吓一跳，你几时进的学，俺怎么不知道。洋兵打一躬，圣人你是听，俺是洋童生，月拿八块整。”

1899年9月23日，铁路开始由青岛向西修筑。当年11月因高密境内爆发了大规模农民阻路事件，工程被迫停工。1901年4月，铁路才从青岛经过大港、四方、沙岭庄、沧口、女姑口、城阳、南泉、蓝村、李哥庄、胶东火车站，修至胶州。刘子山工作的起点，是修建胶州李哥庄铁桥。

刘子山受聘的翻译工作，非常辛苦。铁路的野外施工现场，到处是荒野、尘沙、枕木，需要不停地翻山越岭。他的翻译任务，伴随着胶济铁路到丈岭为止。根据《山东铁路公司业务报告》的记载，当年蓝村站以西到丈岭车站的铁路建造工程师，是赫尔曼·罗登贝格。

初当翻译，刘子山对德国习俗不熟悉，导致闹出不少笑话。老年时他给孩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施工马队带着粮饷路过清军驻防地，士兵听到嘈杂声音，以为是土匪，就开枪警告，吓得工程队急忙喊停。这些清军的任务，本来是防止筑路施工被干扰。头领走近一看，有洋人在马队中，立即上前讨饶，说：“大人我瞎了眼，瞎了眼！”。

德国工程师问刘子山这个军官说什么，刘子山说“他说他眼瞎了”。德国人仔细看了看军官的眼睛，立刻反驳说：“你说谎！他眼睛没瞎，他的眼睛不是好好的吗？”刘子山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不过，几番阴差阳错的尴尬下来，刘子山的翻译能力改善不少，效率也就提高了。

筑路工地条件恶劣，经常需要露宿，吃饭也没有规律，饥一顿饱一顿，包括德国工程师在内的施工人员，经常挨饿。刘子山慢慢就跟德国人学会了抽雪茄，以此转移注意力。后来这成为他终生的嗜好，只是在他发达起来之后，没有人会想到这一习惯的形成，是因为早年在铁路工地的饥饿记忆。

1902年，距离青岛127公里的丈岭火车站通车。这是从自青岛出发，经过大港、四方、沙岭庄、沧口、女姑口、城阳、南泉、蓝村、李哥庄、胶东、胶州、芝兰庄、姚哥庄、高密、康家庄、蔡家庄、塔耳堡后的第19个火车站。在这里，刘子山完成了两年的翻译工作，开始远走高飞。

山东铁路公司经理锡乐巴的兄弟皮特，也是山东铁路的修筑参与者。作为区段工程师，他直接参与了铁路的修筑。在这期间，协助锡乐巴设计青岛火车站的路易斯·魏勒尔，负责建造一号区段，锡乐巴的兄弟皮特·锡乐巴则建造五号区段。

离开盛宣怀的铁路顾问团之后，海因里希·锡乐巴从1899年至1909年一直住在青岛，1909年他回到德国。之后，他的弟弟皮特从1909年到1914年担任山东铁路公司的经理，直到德国战败。

离开青岛后，锡乐巴在德国并没有呆多久。1910年他作为铁路方面的顾问，被铁路大臣盛宣怀再次招回中国。但是，随着在辛亥革命的受到的巨大影响，盛宣怀病了，锡乐巴和盛宣怀的合作，就此终结。锡乐巴不得不在1912年再次返回德国。也就在这一年，有两个人坐火车到了青岛。一个是6月3日抵达的徐世昌，一个是9月28日傍晚莅临的孙中山。

锡乐巴后来担任了圣卡特琳娜铁路公司的经理，直至1925年8月29日在柏林去世，终年70岁。

锡乐巴去世的时候，他一手建设和管理的山东铁路，正发生着激烈的劳工权利运动。他去世的前一天，胶济铁路总工会的一份呼吁书，刚刚在一家工人杂志上发生。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无处祭奠的亡者

整个山东铁路接近五年的建设过程，波折不断。

铁路的建设，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这就是人和物。廉价劳动力山东当地就有，但物资却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

在当时，铁路建设的几乎所有物资，包括建筑材料、桥梁、机车和车厢，都是山东铁路公司的柏林经理处在德国采购的。经过菲舍尔的努力，这方面并没有遇到大的麻烦。1899年夏秋两季，柏林经理处签订了一系列合同，使施工所需全部地上建筑材料、桥梁、车辆的供应和运输，得到了保证。有四家德国工厂负责生产铁桥及涵洞部件，这些部件重6000吨。总量65000吨的小铁器，交付给一批德国企业加速生产，以在数年内完成。与此同时，全线首批所需的24部机车、65节客车车厢、10节行李车厢和655节货车厢，也在1899年向一批德国工厂进行了定货。这样，到铁路建设初期，所需物资合同定货总量已达105000吨，价值2300万马克。

紧接着的工作，是这些大小货物的运输。把一整条铁路的所有建设物资和机车、车厢从德国各地集中到遥远的青岛，显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这些物资路途漫长的船运，大部分委托给了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和汉堡─美洲航运公司。这是当时德国最大的两家航运公司，其中的汉堡─美洲公司，始终活跃在青岛早期的铁路、港口和城市建设中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流通角色。依照合同，包括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在内的两家公司每年派六艘轮船由汉堡、不来梅或经过比利时的安特卫普，驶来青岛。货物到达青岛临时码头后，再通过人力搬运到铁路工地。

为了能使货物主要在德国海港装运，在普鲁士国家铁路管理局的合作下，山东铁路公司与供货工厂达成协议，使大多数工厂同意将货物寄到一个北德港口。在这些港口中，一开始就把埃姆登考虑在内。建于公元800年的埃姆登，16世纪末曾是拥有欧洲船只数量最多的港口，后来使它闻名的则是大众汽车和埃姆登艺术馆。为了使这个古老港口重新繁荣，这里修建了适于停泊远航东亚巨轮的设施，当这一工程完工后，1901年8月1日，一艘为山东铁路公司运送物资的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载货轮船在埃姆登港开港仪式中，首次启航驶往青岛。到当年年底，共有16艘轮船为山东铁路运载了60000吨物资，其中三艘由埃姆登出发。就这样，通过汉堡─美洲公司，位于埃姆斯河注入多拉尔特湾处的埃姆登，和一个开发中的遥远东方城市，发生了意外联系。

但实质上，在1899年底以前，载有4000吨路轨和铁枕等部件的第一批货轮，就已运到了青岛。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不值得用昂贵的轮船运输的铁路建筑材料，是通过帆船运送的，这些货物包括混凝土、电线杆、建筑用木材等等。就在这里，麻烦出现了。

根据已发现的资料，在大规模的冒险远渡中，为山东铁路公司运货的帆船，发生了多起不幸事故：1899年7月，由汉堡出航的运载了10245桶水泥的享尼·埃列门号失踪；1900年5月初驶离汉堡，装有3200根电线杆的苏特兰舍尔号，7月底在苏门答腊以南海域粉身碎骨，1900年5月由汉堡出发，载有6000桶水泥的苏柯特拉号在航线上着火；同样载有5000桶水泥的奥西登号，1900年7月中旬由汉堡启航，11月底驶抵斐济群岛时货物着火，那些水泥不得不卸到海滩上。

在海上，在路上，死亡阴影始终幽灵一般跟随者，和时间与生命赛跑，并发出狰狞的警报。这些噩耗一个一个传递到青岛，然后锁入铁路公司的文件柜。

在通向青岛的海上，死亡无处不在。

1899年夏天的享尼·埃列门号失踪事件，没有细节，也没有善后消息。一艘船和一些人，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历史的视线，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祭奠。比较埃列门号和苏特兰舍尔号的悲剧，1900年苏柯特拉号和奥西登号当时的危情，也许带给人们的记忆更为深刻，因为，巨大的恐惧就写在水手们的脸上。在翻阅那些陈旧记录时，阅读者觉得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呼唤声音。那些声音顽强地穿过时间和空间的屏障，反射在电脑屏幕上，意义表达的依然清晰。人们知道，沉船及运输事故造成的损失，山东铁路公司可通过保险得到赔偿，但死难者的生命，显然没有办法通过保险而复活。五年里，从汉堡到青岛，在漫长的航行中间，有多少脆弱的船只经历过类似的恐惧，现在已没有办法完全统计，就是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悲剧，也缺乏基本的过程描述。但显而易见的是，悲剧和死亡，终究没有阻止冒险航行继续下去。

对帆船公司和帆船主，新的利润诱惑依然在前面闪烁出金属的光芒，而对山东铁路公司，山东铁路和矿山的利益，则是更大的驱动力量。很快，死亡事件成为过去。

整个筑路的过程，同样充满不幸。有资料说，在由德国工程师组织和指导的分段施工中，每天约有2.5万中国民工参加筑路。工程采用了包工形式，包工费按土方量计算。施工中，除石质路堑采用爆破方法外，均用人力挑抬土方。曾经历了铁路修筑的邹升三老人在晚年回忆，沿路各村出来修铁路的人“整日劳动，口渴了不给水喝，逼得他们到处找水，喝的净是生水。”诸如邹升三这样的叙述，在关于山东铁路的口述资料中间，是数量最大的。这种异常深刻的记忆，最大的推动力量在于德国作为异族进入者的非道义，其次也来源于施工条件的艰苦和恶劣，以及监督者不加节制的职权泛滥。这中间，同时也还有昨天还是土地耕耘者的农民，在突然成为劳工后必然出现的行为被动和排斥因素。大量的资料证明，在当时，这种不适应所产生的对抗反应是强烈和具有针对性的。无需置疑，一种稳定的农耕传统习惯被粗暴破坏后，反抗便不可避免，尤其是当这种主导力量来自陌生和令人难以接受的洋人的时候。

在德国主导者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农民之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释放的方式，除了物质的诱惑，还包括被逐渐改善的交流和管理方式。后者是具有天然优越感的日尔曼人在接受了许多教训以后，才醒悟到的。从本质上说，山东铁路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条中国人的铁路，是由千千万万的山东父老乡亲用苦难和坚韧筑造的铁路。尽管在主观上，他们当时并不愿意这条铁路在祖祖辈辈生存着的土地上出现。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火车魔方

刘少文在《青岛百吟》的一句“忽惊脚底一声雷，千里游龙铁道开”，将铁路开辟的新与旧的现实界限，划分的一清二楚。一个轰轰烈烈的铁路时代，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1917年的时候，撰有《中国铁路形势论》的林传甲，从济南乘胶济铁路火车赴青岛，记录下了他途经的沧口情形：“车道沿海行，望见胶湾蔚蓝一色，与晴空相应。所经铁桥颇多而长，俯视则黄沙一片，是海枯石烂之痕。风帆出没波涛中，令人呼吸海气，增益精神。英人法人皆在沧口设招工局，派医士验华人身体，检查合格即由此出洋。”

从胶济铁路的火车上看出去，胶州湾畔的一个新沧口，呼之欲出。

在相当意义上，铁路和沧口，沧口和铁路，密不可分。

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共设59个车站，自青岛起为大港、四方、沙岭庄、沧口、女姑口、城阳、南泉、蓝村、李哥庄、胶东、胶州、芝兰庄、姚哥庄、高密、康家庄、蔡家庄、塔耳堡、丈岭、岞山、黄旗埠、南流、虾蟆屯、坊子、二十里堡、潍县、大污河、朱留店、昌乐、尧沟、谭家坊、杨家庄、青州、普通、淄河店、辛店、金岭鎭、张店、马尚、周村、大临池、王村、普集、明水、枣园、龙山、郭店、王舍人庄、黄台、济南。各站为求便于记忆，取其站名第一字，被编成了五言诗，即曰：青大四沧女，城南蓝李胶，胶芝姚高康，蔡塔大岞黄，南虾坊二潍，大朱昌尧谭，杨青普淄辛，金张马周大，王普明枣龙，郭王黄济南，朗朗上口，有趣，易记。

在毕业于铁路中学的沧口学生赵建修看来，胶济铁路的大部分车站，都过于简陋。“德人建路，原乃简陋，除青岛、济南二站略为雄伟外，济段站高密、坊子、张店亦不过尔尔。” 赵建修回忆，青济车站有大型雨棚，但除了四方站在1934年建了一个小雨棚外，其余各个车站都无此设施。整个胶济铁路车站，仅四方有一个地道。但四方车站的位置，隔四方机厂与四方市面又极为遥远，进出都不方便。一般小站，候车室不到十个座位，一个售票窗口，所幸当年车次少，旅客不多。反倒是潍县车站平房墙壁上的“至大至刚，矢勤矢勇”八个大字，给赵建修留下来深刻印象。

胶济铁路拥有百座桥梁，多桁式，美观异常，乡人呼之“黄瓜架”。桁式桥梁利用平行四边形对角线原理，省力又节省钢材，缺点就是弹性过大，车速较快，极易反震跳跃。后来改换重轨，桁式桥梁便都改为钢板桥梁，仅淄河桥一座桥保留下来。

据《胶澳志》载，德方修筑胶济铁路共投资5290万马克，大部分用于购自德国器材和机车，征用土地所用仅占总投资的4%，近似无偿。据不完全统计，自1905年至1913年间，胶济铁路共运送旅客812.7万人次，运送货物556.7万吨，利润为1950.6万银元。

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后，控制了这条铁路。自1915年至1921年间，胶济铁路共运送旅客1598.8万人次，运送货物1035.7万吨，日本由此而取利润为1885.6万银元。

1922年12月5日，中日签订《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规定中国政府须付给日方4000万日元，方可将胶济铁路赎回。1923年1月1日举行交接仪式，成立胶济铁路管理局，但这条铁路的运输和财务大权，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胶济铁路的客车，分一二三等。三等车箱有106个座位，全为木椅，对背而坐，每排五人，左三右二。车窗二层，外为玻璃，内为百叶，木制行李架，有厕所。1935年前后，车窗下添置了小桌。二等车箱设70个座位，皮沙发椅，同样对背而坐，每排四人，比三等车箱更宽大舒适，网状行李架，橡皮地板，厕所之外，另有盥洗室。窗分三层，外面纱帘，中间玻璃玻，内加百叶。头等车箱约40个座位，分左右二排，各为一个大沙发，并附有书桌，分有无间隔二种，车箱铺地毯，三层车窗再加窗帘，厕所和盥洗室分别有两个，供应冷热水。车箱夏无冷气，但通风良好，并不炎热，冬有暖气，车中温和如春。票价二等为三等的一倍，头等为二等的一倍。1914年2月13日，刚刚被袁世凯撤去湖南都督之职的谭延闿乘胶济铁路二等车自济南赴青岛，车票八元。到1930年代，青济间三等车票五元，二等十元，头等二十元。在同时期，头等所花费的二十元，正好是小学教员一个月的薪金。

1931年11月22日，沈从文从青岛乘夜三等车赴济南，过遭遇空难的徐志摩送行。“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节已整八点钟，我始终光着两只眼睛。三等车车厢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脸上刻着关外风雪记号的农民！我只不曾见到我自己，却知道我自己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客，想估计是不是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认识徐志摩，知道徐志摩。我想把一个新闻告给他，徐志摩死了，就是那个给年青人以蓬蓬勃勃生气的徐志摩死了。我要找寻这个一个说说话，一个没有，一个没有。”当日夜10点，沈从文乘火车返青岛。

初期，胶济铁路的火车备自磨电，车行光明，车停黑暗。1933年开始，火车陆续装配了蓄电池，车停下来也就光明不止了。胶济铁路的站车人员，每人都有一只瑞士订制的“铁路表”，以保证不误分秒。路局要求，每天中午12时正，要依据青岛气象台的标准时间，拍一信号，全路大小车站，铃声大作，一律对表，校正时间。司机按所订时间开车与停车，站长严格控制，车如早到，不可早开，按规定时间放行。如有迟到，则由司机在中途加速赶点，以不误不超为绝对原则。日常运营，几乎无一“晚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胶济铁路会平安无事，1933年2月，巴金在新出版的小说集《电椅》代序中说，“在青岛的静寂的山居中我想到你”，并提及“十天前”在胶济路上“几乎因了火车出轨而遭难”。

实质上，在巴金的“几乎遭难”经历之前，胶济铁路已发生过一次伤亡惨重的撞车事故。1927年3月9日凌晨，济南至青岛的第6次混合列车，在四方和沧口两站之间临近湖岛村处，与第4次快车相撞。快车将混合列车的三节车厢撞出轨道，血肉横飞，死伤惨烈，当场轧死31人，伤40余人，因重伤致死者5人。罹难者全是计划经青岛北上谋生的鲁西南灾民。山东青岛地方法院民事诉讼状称：“民等籍历岱南一带，因连年兵匪灾难并至哀鸿遍野，树皮草根以充饥饿。不得已，典子卖妻稍凑川资，拟赴关东以求生路。故搭胶济车来青，由青达轮赴关东。不料祸生不测。”不知道后来胶济铁路站车每人一只的瑞士表，是不是湖岛撞车事故带来的“防微杜渐”举措。

山东铁路的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山东经济地理的面貌，就此被改变。沧口近水楼台，自不必说，货运、客运、邮政、劳务、贩卖、信息传递都尽得地利之便。推而广之，昌乐“地瘠民贫，商业萧条，自胶济铁路通车以后渐有起色”。潍县“自胶济通车，烟潍筑路，本县在交通上享有种种运输之便利。兼以商民性格机巧，喜于摹仿，勇于投资，故商业年有进步。除县城外，坊子、二十里堡、南流、蛤蟆屯、大圩河，皆以接近铁路，顿成商业中心。其他如寒亭、眉村、杨角埠、望留、固堤、马思等，虽僻处乡曲，亦各有其重要地位。”

青岛周边海域盛产海鲜鱼虾，其味鲜美，名重一时。但因为路途遥远，山东腹地一直不易获得。胶济铁路开通之后，铁路方面便尝试将30吨八轮双门棚车，改装为冷藏车，装上新鲜海产品再敷上冰块，加挂在夜车之后。第二天早晨，济南市面就可方便购买了。济南的黄河鲤鱼、大明湖的莲藕等，也可用同样办法迅速运至青岛，进而连鲜花水果也开始托运。

山东铁路的另外一个影响，则是“青岛日盛，烟台日衰”。铁路未建设以前，烟台是山东唯一贸易港，“胶济铁路通而分其一部分东走青岛，津浦路通又分其一部分北走天津。顾烟台之贸易额，当光绪二十七、八年间已达四千五、六百万两，自光绪三十年胶济全路通车，青岛日盛，烟台日衰，不数年而贸易额退至三千万两以内。”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火车改变的现实，远比一些数字深刻且广阔。

1937年4月底，一个叫王葆祥的年轻旗人离开青岛回北京，路过沧口时，被胶州湾的惊涛拍岸感染，不禁哽咽：“车过沧口时，车窗外的海波雪堆似的向滩上拍卷，又似追赶着向我送行，我不无眷恋地怅然于暂别的海波。”

两年之后，王葆祥以笔名王度庐在青岛文坛崭露头角，一口气写出了《河岳游侠传》、《宝剑金钗》、《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等长篇武侠小说，一时名声大噪。1939年《宝剑金钗》出版单行本，王度庐自序曰：“昔人不愿得千金，惟愿得季布一诺，侠者感人之力可谓大矣。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一时豪俊，如重交之管鲍，仗义之杵臼程婴，好客之四公子，纾人急难之郭解朱家，莫不烈烈有侠士风范，为世人之所倾慕。迨于后世，古道渐衰，人情险诈，奸猾并起，才智之士又争赴仕途，遂使一脉侠风荡然寡存，惟于江湖闾里之间，有时尚可求到，然亦微矣!”

许多年后，李安把《卧虎藏龙》拍成了电影，让当年鹤立鸡群的王度庐，重新江湖。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万花筒

早在胶济铁路建设期间，一个推动铁路管理中国化的计划便在青岛开始形成。菲舍尔通过锡乐巴，将这个实际需要变成了行动。为了培养所需的华人车站职员、检票员、货车押车员和线路安全检查员等，山东铁路公司在1899年秋“开设了训练班，年青的华人通过实地指导在那里学习铁路开业后所需知识和业务。这些最后统一在青岛进行的课程包括德文、算术、发报以及铁路和车站业务规程。这些课由几位可望以后担任铁路业务职务的公司职员担任，在语言课上则由传教士进行翻译协助。”记录显示，参加训练的一共有13人，除1人外，全部来自山东当地。

实际上，菲舍尔的计划在以后的10多年中间，始终被贯彻下来了：铁路通车后，全线除四至五个最大车站交给德藉站长负责外，那些中等和较小的车站以及停车站，都由中国人管理。1906年来青岛的黄桂五老人1984年也回忆说，山东铁路公司曾在四方设立车辆修理场“培养华人子弟为技术工人”。

关于这条从胶州湾开出铁路的林林总总，1931年考入胶济铁路中学的赵建修，晚年在《胶济铁路杂忆》中曾有许多详细记录。赵建修家住沧口，搭火车是家常便饭，在他的眼睛里，铁路就像是个奔驰在陆地上的万花筒。

当时的铁路中学，在胶济铁路四方火车站东边，铁路中学宿舍楼上为高中学生，住在向阳一面。每晚十点一次特别快车由青岛车站开出，过大港穿过一个小山谷，折而北向，将近四方时，机车前面的巨大灯光照射到宿舍里面，如同白昼。铁路中学强制十点熄灯就寝，用功学生时常偷偷点蜡烛读书，教官因此约法三章，此车一过，必须入睡，否则严罚不贷。赵建修回忆当时客车班次极少，早晨为五、六次普通车对开，中午为三、四次寻常快，下午三时为青岛潍县区间车，晚十点一、二次特别快，仅此八班而已。平时旅客寥寥无几，尤以特快为甚。住在沧口的赵建修，经常搭乘由济南开回青岛之二次快车，一车之中，他与路警一路相对无语。

初入学时，学生制服尚未发下，赵建修仍穿着母亲手缝的土衣、土裤、土鞋、土袜，顶着一个和尚头，再加上常年在老家耕耩扶犂，日晒雨淋，面目黧黑，不免一付地道乡佬模样。一个星期六下午，他随众同学搭乘快车回沧口，碰见车上有穿着白制服，制帽附双金线者，众人便都不上车，等待下班混合车。懵懵懂懂赵建修却不管不问，上车而去。后来才知道，白衣人是客票总稽査。总稽査高于査票员，是査票员的査票员。最要紧的是此人铁面无私，铁路员工无票乘车，照补照罚不误。当时赵建修胸前佩有一枚盾形校徽，以斜线为间，上蓝下红，镶“铁中”两个白字，别无任何证明。白衣人询问赵有否购票？赵对曰无。出乎意料，白衣人竟然未加斥责，仅嘱咐下次勿搭乘快车，态度和蔼，并抚摸着赵建修的肩膀，含笑而去。这件“乡愚无知”的事和白衣人的宽容，让赵建修记忆了多半生。

赵建修上学时的铁中宿舍，每室八人，铁床四张，分上下铺。几个人同室而居时间长了，感情加深，谊同兄弟。1936年春假，即墨同学盛万顺任室长，他体魄粗健如牛，拙脸笨腮，被同学戏称“馒头铺老板”，简称“馒头铺儿”。但在赵建修看来，盛万顺的为人极为忠诚。某日，几个同学商量去青州旅行，当时査票甚严，不便搭乘快车，遂相偕乘39次混合列车出发。所谓混合列车，即货车之后，加挂一节三等车箱，与守车相接，车队长兼査票员。这趟车乘客无几，车长对学生并不过问。但每站皆停，挂车甩车，费时颇多，深夜才到潍县。可几个年轻人一路吃喝玩笑，虽经八小时却也不觉得寂寞。到了青州，已是第二天早晨。接着畅游古城，登云门山，到下午才搭另一货车返回。两个白天一个晚上，回校上课时候几个人还兴奋不已。

赵建修回忆，他有个同级而不同班的同学叫隋皋同，是诸城隋即吾的长子，喜欢制作机车模型，得了一个“火车头”的绰号。通过隋皋同，赵建修获取了很多铁路常识。比如，机车锅炉下面的导轮、动轮、后轮，以排列不同而有区别。胶济路货物机车多为2-8-0的巩固式，客运机车为4-6-0的十轮式及4-6-2的过山式。好多年后，赵建修还记得4-6-2机车有十辆，编号自401至410，全为特别快车之用。在赵建修的印象中，该车动轮直径高过人头，英姿挺发，雄伟可观。驾驶室下的圆形路徽及煤水箱的胶济二字，白铜镌制，闪闪发光，富丽堂皇。1936年庚款归还了四台日本机车，轮列4-8-2，编号601至604，赵建修却始终看着蠢笨丑恶。日本机车装有自动添煤机，但不好用，后来就一一拆除了。

1936年的时候，出现青平、青京通车的联运业务。青岛寒暑兼避，山青水秀，花园都市，街道整洁，治安良好，向往者众。当时旅行者搭平沪或平浦通车，仍需济南换车，携家带眷，再加行李，颇为不便。南京当时是首都，青京间交通的梗阻，令人叫苦不迭。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始尝试青平、青京通车。当时胶济客车全涂褐红油漆，津浦诸路则为深蓝。为求调合，遂将车改漆蓝色，挂在三四次寻常快车上，与津浦快车衔接，一票而至南京或北平，减除了中途购票换车的烦恼。胶济客车的编组，机车之后分别为一节零担货车，五节三等客车，一节二等车，一节头等车，一节守车。有时会加挂餐车或卧车各一，每列十节左右。如加通车，就有些像“万点红中一段蓝”了。

在赵建修和胶济铁路发生密切联系的时代，一批大知识分子也通过这条铁路，和青岛发生着关系。根据可以简单完成的统计，集中在1930年代繁忙进出青岛的各色文化人士中，除了来往南方的时候多搭乘轮船外，如康有为、鲁迅、萧军与萧红、端木蕻良、千家驹，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使用火车。在沟通和北方的交通方面，这是当时最为便捷的工具。这些通过德国铁路进出青岛的人们，在60年后被重新发现，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里的精神财富。这份很长的名单中间，包括有蔡元培、胡适、马寅初、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洪深、老舍、王统照、沈从文、巴金、冯至、郁达夫、卞之琳、台静农、吴伯箫、汪静之、陈翔鹤、王亚平、王度庐、艾芜、蒲风、陈荒煤等等。在大雾弥漫胶州湾的某个早晨，放大想象力去揣测一次，如果没有这条便捷的铁路线，大概就不会在同样的时间节点上出现《骆驼祥子》、《边城》、《山雨》和《卧虎藏龙》之类的经典文本，那么，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篇章，恐怕就得改写了。好在历史是揣测不得的，所以时间也就不会倒退回去，接下来尤凤伟、刘海军、杨志军、李洁这些人接着在铁路边上写作《中国1957》、《束星北档案》、《藏獒》以及《文武北洋》，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再放大想象力去揣测，如果果真没有这样一条铁路，20世纪整个中国北方的演变方向，大概也就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胶济铁路初建时，轨条每码60磅，属于轻轨，又因为当时枕木供应困难，一律使用钢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铁路”。1904年全线通车，到1936年已逾30年，轨条磨损严重，钢枕多已破裂，为提高行车速度并策安全，路局将全线换为87磅重轨，并更换上美国榨枕木。1937年8月，赵建修由南京返青岛，体会到了一番快速平稳的舒适。谁知道这么大的投资，使用不到一年，因为1937年12月日军渡河，铁路就被国民政府迫不得已而全面破坏，钢轨埋于地下，崭新的枕木被用来烤火。战争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1937年9月，赵建修由南京返回青岛，辞别父亲后赴济宁参加梁潄溟主办的乡村建设训练班。这时战事已延及鲁北，局势更为紧张，火车班次已不正常，多为军队征用，人心惶惶。难民逃难，不知何处为安全之地。济南逃青岛，青岛逃济南，东行与西行之车，无不人山人海。

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已然降临。

1937年12月18日晚上，沈鸿烈命令国民政府的青岛驻军，炸毁了设置在胶济铁路沿线四方、沧口一带的各日商纱厂，同时沉船航道，实行焦土抗战。李先良《抗战回忆录》记载：“沈氏乃于1937年12月18日下午8时一声令下，爆破队即奋勇效命，9大纱厂悉予焚毁，大火6日，尽成灰烬。其他日本在青之工厂如啤酒厂、铃木丝厂、丰田油坊及太阳橡胶厂等，亦复继续彻底摧毁。当时山东已大半沦于敌手，胶济铁路西段亦为敌军进占，青岛已陷孤立。”

1938年1月，胶济铁路为日军占领，改路名为华北铁道株式会社。之前因为车辆已被转移后方，日本方面只能自南满诸路调拨车辆，外部油漆全涂黑色，一望黑漆漆一条线。

战后国民政府交通部将全国铁路划分十区，胶济路不再专设一局，划归津浦铁路区管理局，局设济南，原青岛管理局改为办事处，陈舜为首任局长，全线通车的时候，陈氏在黄旗埠钉下最后一钉，张灯结采，极一时之盛，遂成历史镜头。

接下来，一个新时代到来了。和胶济铁路休戚与共的沧口，同样面临着历史性的命运转变。

: 1908年《东方杂志》5卷第8期《靑岛调查记》。

:林传甲《青岛游记》，1918年《地学杂志》第9卷第1期。

:赵建修《胶济铁路杂忆》，1978年6月20日《山东文献》第4卷第1期。

:沈从文《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 《青岛新民报》1938年6月3日。

: 赵建修《胶济铁路杂忆》，1978年6月20日《山东文献》第4卷第1期。

:李先良《抗战回忆录》，乾坤出版社1948年6月版。

第二章工业曙光 · 沧口前史

百度说，人的脊柱由33块椎骨借韧带、关节及椎间盘连接而成，在功能上支持躯干、保护内脏和脊髓，并进行运动。侧面透视，脊柱是略微弯曲的N多脊椎组合，这一点与在20世纪前期沿着胶济铁路线展开的沧口布局，在地理形态上类似。另外一个类似，是被寓言化了的脊梁骨一词多指脊柱，这和沧口自青岛城市化开发伊始扮演的挺拔角色，同样吻合。作为青岛早期工业文明的希望与载体，作为产业工人的大规模聚集地和粗犷的诙谐文化发源地，一个人们曾经熟悉的沧口，和一个人们早已陌生化了的乡土沧口，其实大相径庭。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两个连接20世纪早期青岛与沧口的关键词。一如青岛城市化起始的标志年份是1898年夏天。沧口前史，指向的是进入工业化之前的零散文献信息。

沧口的起点，遥远并缥缈。

以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沧口在秦属琅琊郡不其县。隋复置即墨县，沧口所在地域纳入。1898年3月《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之前，属即墨县仁化乡南曲社。仁化乡地域广阔，西自胶州湾口的小泥洼、青岛、包岛、会前起，向东沿着海岸线过石老人、登窑至大河东，东北由石原、葛村、留村、厓下到温良，抵胶州湾腹地。根据清同治版《即墨县志》七乡图的描绘，沧口周边，沙领庄、盐滩、闫家山、河东、刘家、王家、李村、大村、石沟、南曲、枣园、湾头、南渠、漏山后、仙家寨、宋哥庄、南埠前、双埠、女姑、后楼等村庄密集。检索《即墨县志》，所记“沧口”，与“仓口”并用，而沧口周边若干村落的名称用字，也前后不一，显现出了不同时期非规范化的真实历史记录历程。

传沧口之沧，为伸展之海，而仓口之仓，则与海口的货物储存有关。大略看上去，这两者都与海洋贸易唇齿相依。作为胶州湾东岸的传统出海口，沧口为本地诸如花椒、梨果这些土产的贩运，发挥着中转站的作用。这一人居区域虽然移民来源不一，却多对一处便利商贸海口的持续繁荣，抱有期待。一座斑驳的天后宫守护神一般停留在胶州湾的东岸，扮演着保佑本地渔民和商人风调雨顺的角色。

20世纪黎明时刻，青岛开始进入大规模开发期，沧口出海口的作用被重新发现。当时，胶州湾内一个现代化港口的建设准备正在进行，前期环型防波堤需要投入大批石料，沧口码头以北的采石场，是筑港石料的主要开采地，采石工开采出来的石块，每天由民工驾着舢板，从沧口码头运向南面的港口施工作业现场。一时间，沧口码头一付老当益壮的模样，挥汗如雨，热火朝天。但因为深水港对防波堤石料的需求量太大，局促、简陋的沧口码头无力迅速扩大输送能力，只好寄希望于修筑一条从青岛通往沧口的公路，以配合运输。可这条计划开通汽车的南北公路，一年后才推进了两公里。无奈，港口的建设方只好舍弃从沧口采石场开采石料的选项，转而在俾斯麦山北麓开辟出一个更大规模的采石场，以轨道运输的方式解决石料供应。

零星的文献显示，沧口的500多原住民中间中，农商混杂，海口设置有储存货物的贸易中转站。在秋天，这些货栈会被装满，以通过水路进行贩运。1859年开始，这里设立了一处东海关税站。青岛德国租借地建立后，1899年由胶海关在原东海关税站建立了新的关税站。税站外面，开始修筑连接四方、流亭的大马路，开辟水源地，开设蚕丝厂，设置警察支局。1901年，胶海关又在沧口火车站设立海关办事处。与此同时，蒙养学堂和初级小学相继创立，沧口现代基础教育雏形初显。

一系列的制度设置与城市基础设施陆续完成后，到1920年代沧口已逐渐取代沙子口，成为近海贸易和铁路运输相互连接的出口。由此刘少文在《青岛百吟》谓叹：“自青岛沿海而东七十里到沙子口，当旱河入海之处，众流交汇，港阔水深，李村南部之货物出入会萃于是，春秋渔舟岔集，海物纷陈，登窑一带产梨最多，每届熟时，由此出口，堆积如山，颇繁闹也，近日为沧口所夺，顿形冷落。一日往游见颓垣断瓦，行人寥寥，二三老妓徙倚穷门，不禁起今昔之感也。”

20世纪的第一年，因为山东铁路的建设和部分开通，观念更新必然强烈冲击着传统的农耕习惯，而这个过程在其始，带给人们的更多却是惊慌失措。赵建修描述的沿线农民的感受，便惟妙惟肖：“每値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城隍诞辰，四方农民进城赶集，顺便观看火车。站前站后，人山人海，睹此怪物，品头论足，盲目推测，有言机车庞然大物，系神牛之化身；或言异龙之驯服，喷云吐雾，可资证明。大吼一声，惶恐万状。诚然孤陋寡闻，滑稽可笑。”然而很快，这个“蜿蜒以行，墨烟缭绕，一日千里，快何如也”的工业化体验，就为人们接受下来了。

从烟墩山和楼山之间轰隆隆驶过的铁路，使沧口开始变得日趋重要。从青岛出发的第一个大车站，设置在这个传统的出海口的意义，不言而喻。就地理而言，从沧口很容易到达李村、崂山边缘地区以及租借地的富庶村庄。作为管治与秩序的象征，进入城市化之后，租借地当局在沧口派出了一队水兵，并建立了住房。

沿着山东铁路青岛起始点自南至北的大致走向，青岛城区通往沧口的陆路通道，要经过若干村庄，比如小村庄、上滕姓四方、下四方、湖岛子、孤山、水清沟、大小瓮窑头等。小村庄东北为上庄，即上方村子，也叫韩家庄。其西通往沧口的路上有若干村庄。上四方住有滕姓人家，也称滕四方。下四方的两个村子有1000人。1900年末租借地当局着手在该处建设营房，自1901年夏开始由德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分队驻扎。湖岛子村在胶州湾边上，是小船停泊处，村后是孤山村，茂盛的树木装点着到处是山脊裂隙的一座座山丘。通往沧口的路边，差不多一半掩映在果园中。过了有720人栖息的水清沟，沧口的味道就清晰可闻了。

根据海因里希•谋乐在1901年8月增订的《山东德邑村镇志》描述，沧口附近的村庄，有营子、板桥房、小庄、石沟、文昌阁、李家庵子、艾儿涧、王埠庄、麦坡、侯家庄、郑町、庄子、卧云庵、呼儿崖、长涧、臧町、下河、上流庄、北窑、葛子庵等村庄。

谋乐相信，营子之营，指兵营，但并没有依据支持这里曾住过兵。在古地图上这个村子叫茔上，为墓地之意，村中有200人。营子身后的北河岸，是板桥房。板桥房的板，为木板之意，桥为桥梁，房则是住宅。村中有260人。从“桥梁的房子”向西北走，便到了小庄。小庄有100人。其东南为石沟，有90人。

谋乐显然对文昌阁抱有好感，他说文昌为文神，文为文学、艺术、美好，有与粗暴的武斗相反的平和之意。昌为繁荣、优美，阁为房子、藏书室。文昌阁村中有50人。其东北为李家庵子。李家庵子是李姓人家的庙，有20人。艾儿涧的艾，是艾蒿，儿也许是儿化后缀。从长有蒿的山谷，能够走到王埠庄或望埠庄。人们也把王埠庄的“王”，写作希望的“望”。这里有三处居住点，都是同一名字，分为上王埠庄、东王埠庄、下王埠庄。下王埠庄是一个多花园的村庄。谋乐统计，这三处共计1200人，再向东，是麦坡。麦坡是麦田的坡地，位于卧狼匙山坡上。谋乐解释，卧是躺着之意，狼即野狼，匙为铲状勺子。

接下来是侯姓人家的侯家庄，有320口人。东边不远处的郑町，有1500人。旁边的庄子，有130人。庄子北边为卧云庵，谋乐望文生义地描述为“呆在云上的庙”，倒也有趣。谋乐说这也许是指给圣地遮荫、造福于人并且有奇异作用的云。它赋予这座庙以神话般的名称。但谋乐同时承认，这里也还是更神奇的意思，即这座庙宇是漂浮而来，并落脚到了这个虔诚的地方。1898年3月到6月，一支德军曾驻扎在这座庙的院中。

呼儿崖，220人。长涧，100人。臧町是三个小村落，总共有800人。山坡旁的上山谷中小点的村子有100人，另一个远在下坡交叉路口旁的有460人。南边的村落是两个居住点，有220人。这些村里有一个竹子庵，即竹子庙。再往南，通到下河、上流庄、北窑、葛子庵等几个村子。下河有八个房屋群，每个都按姓氏取名，合计1200人。顺着河向上，便到了上流庄，有八个居住点1800人。北窑，15口人。从葛子庵西行，还有爱儿涧、卧驼、石门庙。从“石门旁的庙”往东，便到了七口峪。谋乐在现场描述，从这里有一条路经关口进入白沙河山谷，向东就进入李村河的侧山谷。

沧口早年的信息凌乱并缺乏方向感，涉及整体状况的记录相对匮乏。进入公共媒体视线的，多是奇形怪状的边缘新闻。1899年3月18日的《山东时报》曾登载一则消息说，基督教长老会一美国少女归国途中经由沧口赴青岛，遭到德国士兵的无礼对待。《山东时报》由此斥责德国士兵纪律松散。对此，青岛总督府官报《德华汇报》迅速回应，指责该消息缺乏根据，是“危害德人利益的行为”。《山东时报》遂于5月13日再次出声反驳，而《德华汇报》也不示弱，两报的舆论战前后纠缠近两个月。

在中国的公共舆论一边，关于德国的另一种声音，似也日益获得知识界的承认，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1911年刊登的《德国之经营胶州湾》，应算是典型的说法：“德人之在胶州湾者。人数不过一千五百。不及我之一村落。而其经营之事业。则伟大如是。殊可惊异。彼虽极大之公司。其职员不过少数之人。而其勤勉之力。则较之吾人。多至几倍。兹举其矿务公司总理兼技师长博士蒲尔卸氏之日常办事情形以为例。氏无间寒暑。每晨五时必起。起后乘马运动一时。至六时周历坑内。七时早膳。八时至事务所。午餐休憩一时。至午后六时。视察各处。六时后巡视仓库。记录其不足之物品。寄书于本国。开单定购。习以为常。其勤果可惊。彼等之习惯。凡负责任之总长。其劳动时间。必较下级之人员为多。此种美风。最为吾辈所宜则效也。”

在一大堆看似相互矛盾的信息之中，沧口前史经年累月积蓄的边缘化困境，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突破的临界点。

第二章工业曙光 · 迈向欧洲的脚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日本获得了夺取青岛的机会，也使沧口不经意间成为了向欧洲输送中国劳工的节点。一时间，在沧口有限的几条街巷里，成千上万贫困农民迈向欧洲的脚步声，不绝于耳。以当时沧口人口的绝对值来比较，超过40000万人的民工潮蜂拥而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突破。熙熙攘攘的场景，绝非沧口码头鼎盛时期的人流量可比拟。

战争中的欧洲，成为了祖祖辈辈守望乡土的山东农民改变命运的新希望，这份残酷的现实魔幻，让所有试图还原历史现场的叙述，突然就变得苍白无力。

那些从沧口出发的背影，执着、孤独、坚韧。

1917年林传甲在《青岛游记》中所谓“英人法人皆在沧口设招工局，派医士验华人身体，检查合格即由此出洋”的说法，在一年后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里面，获得了更充分的叙述：“招募华工之事。大正五年（民国五年）六月。法商惠民公司在上海开始办理。其后因图西部战线之军备充实。仅募集职工尙未能满足。乃更招募足供搬运及其他使用之苦力。英人知山东人口稠密。人民勤勉。宜于苦力之征募也。于是年秋在威海卫开始募集。英国官宪更扩大其规模。托英商和记洋行代为办理。和记乃在青岛附近之沧口地方设收容所。对于收容之苦力。施以必要之训练。经由香港美国。以输送于欧洲。而法商惠民公司亦复步英商后尘。在沧口设立收容所。从事于山东苦力之募集。是则本年（六年）由青岛出发之苦力。当比去年大为增加。且本年麦收不良。出外谋食者人数必伙。现下客栈及空屋已为苦力所占满。查本年（六年）一月至四月。由青岛出发苦力之人数。计四万零一百七十二人。其家族人数计五千五百十七人。合计为四万五千六百八十九人。而其输送于欧洲方面之人数。则经北美温哥佛者三千人。经由香港者一千八百六十人。经由威海卫者六千数百人。”

几年后，《东方杂志》一份更详细的报道，披露了劳工募集的过程，“有志应募者，可往沧口招工处应募。凡年在二十岁以至四十岁之间，身体强壮者，皆可应募。录用决定以后，即行给与工资和补助费。年限为三年；满了一年，契约主即雇主可以任意取消契约，但须在六个月以前通知苦力本人。”“报名所先须检查报名应募者的体格，而后输送到沧口的收容所，或直接到收容所应募，更行严密的体格检查。合格者将姓名，籍贯，及家庭状况等记入登记录。使苦力剃发，沐浴，给与一定的衣服穿着。打指纹种痘以后，更给他们戴上记入号码的手镯。经过这种种的手续以后，即令他们集入于一定的房间内。”“青岛往欧洲的，工事做完回青岛，来往的船费，由英国政府负担。苦力的食品，被褥，住所，茶水，灯火及医药等皆由工局供给。”

匆忙之中，沧口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劳工输出口岸，也在德国一泻千里的逃亡中，又一次拉近了胶州湾与欧洲的距离。自1897年到1917年不过20年，沧口一个弹丸之地，从撤退的大清国政府军到德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来来去去，不一而足。一战结束，巴黎和华盛顿接二连三地分田分地，直到1922年冬天才衍生出一幕“青岛回家”的正剧，可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把纱厂数以万计的纱锭，撒种子一般堆在从四方到沧口的铁路线上了。

到了1920年代，伴随着大量日本纱厂的建立，自青岛城区通往沧口的风景，已非20年前模样。铁路沿线道路整洁，房屋绵延，机器轰鸣，人流如织。但这些现代化的工厂，在饱读诗书的刘少文眼中，却并非一味善类：“自台东镇迤邐至四方、沧口，皆工场会萃之区，率为日人有，工人二三万，劳顿终年，所入无几，却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也。”在《青岛百吟》的描述中，这些日本纱厂女工的日常劳作，更是茹苦含辛：“尺馀高髻，紧裹双缠，远者距工厂十馀里，夜半即兴，趋跄而往，至则鹄立门前,或坐卧树下，天尚未明也。亦良苦矣，奉天路一带多见此辈足迹。”

新工厂一个一个落地生根，新移民一波一波潮水般涌入，在城市化和资本的裹挟下，沧口的嬗变，一时间不可抑止。到了1930年代中期，在骆金铭编撰的《青岛风光》中，一个与《即墨县志》描绘的景象大相径庭的沧口，已经轮廓日益清晰起来：“沧口位于市区之北，李村之西，沧口区建设办事处及公安第五分局在焉，距市区界线约十公里。西滨海湾。自台东镇至四方以达沧口，悉为工场荟萃之区，以棉纱厂占大多数。胶济铁路由此傍海蜿蜒而北，本市自来水厂之白沙河、李村、海泊河三水源地，悉在区内，故交通之繁盛，甲于其他乡镇。而李村河、白沙河贯注其间，女姑山遥峙于北，东则丹山、少山法海寺诸地，罔陵起伏，村落错综，西则胶湾浅滩，与阴岛遥遥相对。湾内风景，与湾外又自不同，其中部最长之路线，为四流路，南自四方、北至流亭，为青岛市与即墨县交通之道。四流路之东，有阎白路与小阎路，阎白路、南起阎家山，北至白沙河，小阎路、南起小村庄，北至阎家山，与阎白路连贯，为自来水送水管路线，关系全市用水，至为重要。北部通九水区之路线，为毕塔路，东起九水区之毕家村，西至沧口区之狗塔埠，与四流路连接，东部通李村区之路线，有李塔、李沧、李坊、李大、河清、等路，交通均极便利。”

骆金铭编撰的《青岛风光》，出版在1935年6月。这是青岛城市化发展的新一轮鼎盛期，从青岛主城区到沧口、李村，在环环相扣的城市化拓展中，各种新生事物正层出不穷。

回望沧口嬗变史，不论是作为城乡结合部行政区的沧口，还是作为工业化发生地的沧口，亦或是原住民与新移民不断融合的沧口，都令人百感交集。一个一言难尽的沧口如同一只暴露在魔术师手上的魔棒，上下翻飞的眼花缭乱，掩盖了钢筋水泥的冰冷，也遮蔽了空气中弥漫着的乌烟瘴气。历史聚光灯的光亮处，一种充斥着布鲁斯气息的低调、忧伤、震颤与谵妄，扑面而来。

但是，沧口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

第二章工业曙光 · 新文明的花朵

1914年2月13日下午，是个晴天。花费八元大洋乘胶济铁路二等车赴青岛的谭延闿，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对这个陌生城市的第一印象：“过仓口，入德国租境，山皆种树，马路平迤。入疆所见已觉不同，及过四方，则傍海岸行，落日在西，光景奇绝。”在谭延闿眼中，似乎过了沧口，车窗外的风景便与经验迥异，味道大不一样了。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看见的，仅仅是个开始。

在20世纪初，沧口极具象征性的工业存在，和青岛的城市化息息相关。发生在这其中的种种传奇故事，令人向往，也令人感怀。没有这些坚定、坚决、坚持着的沧口人的持续努力，青岛的工业历史版图上面，就会缺少最动人的生长细节。

青岛的一系列城市规划和经济扩张计划，显现了20世纪前50年，沧口作为青岛工业化脊柱的成长、演变过程。从1898年进入城市化开发之后，伴随着1900年推出的第一个城市规划，沧口在青岛区、大鲍岛区、港埠区和别墅区之外，出现了以1902年诞生的德华丝绸工业公司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曙光。德国青岛总督府华人事务专员单维廉1904年撰写的《青岛的港口运营和管理》，从区域拓展的角度，记录了这一历史性奠基的最初形态：“限于自由港区极有限，所以不许可和不必要发展工业。现在已有一部分工厂落户于沧口，另一部分落户于大鲍岛和台东镇。” 也就是说，在青岛城市化开端的草稿本上，距离规划城区大鲍岛和台东镇至少20公里的沧口的工业旗手角色，就已经被规定。而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青岛租借地总督府给柏林的年度报告，则通过“还有一些地皮是沧口附近靠近枯山的一块，用于工业设施”这样的明确描述，扩大了人们对“这一块”土地的期待。那个时候，所有的城市化想象和城市经验，对沧口来说还一无所有。甚至连素以坚忍不拔著称的传教士，也似乎不怎么乐意涉足这里。柔软的太阳下面，稀稀疏疏的农民鞠躬尽瘁，在田地上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前辈的命运，生老病死，循环往复。

继轰轰烈烈的蒸汽火车在西边的海岸线上划出第一道钢铁彩虹之后，德华丝绸公司巨大的直立烟囱，1902年出现在开阔的沧口农田之间，打破了一如既往的乡土宁静，也打破了相濡以沫的伦理平衡。在当时，这根象征着现代工业的烟囱给人们带来的震撼是可以想象的，它给人带来了紧张、惊恐和慌乱，也在懵懵懂懂之中给了人们一种希望，而这种希望则是旧式的传统经验所无法制造的。实质上，正是这间工业公司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远离市区的沧口的命运，也逆转了难以尽数的普通人的人生方向。面对非个体意愿所能左右的工业化选择，对第一代置身其中的遭遇者来说，其中的艰难如同疾风暴雨中的战栗，被伤害的体验与种种不适宜的反应，长时间难以愈合。

回头看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巨变史，几乎所有发生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的工业化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侵害了发生地的原住民利益，不论在情感与精神上，还是在权益与公平上。但实质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阻挡这种波澜壮阔的转变，也很少有人有能力在最初的时间就对这一转变的核心意义，做出清晰判断。一瞬间，大机器来了，清净与空旷没了，人的行为方式，也为之一变。不幸的是，在种种气势磅礴的叙事里，难以尽数的随波逐流的芸芸者，最终并没有被历史记录。依据1900年的规划，德国主导的新城市沿胶济铁路自南向北以带状形态扩展，而里程碑式的丝绸公司，恰好就建在离沧口火车站不远的铁道边上。铁路和工厂的唇齿相依，烟囱和大生产的休戚与共，不言而喻，不谋而合。实际上，对铁道边上的沧口来说，具有工业导向意味的烟囱，并不止于丝绸公司一处，这便让一曲工业化的大合唱，充满了咄咄逼人的压迫感。30年后在上海出版的一本《人言周刊》曾刊文回忆说：“以前，沧口还有一所洋灰厂！已倒闭了！至今经过胶济路的，还可以瞧见那洋灰公司的红烟筒高高地孤立在空虚的厂屋旁呢！” 高高孤立着的红烟筒在天际线上涂抹出的空虚，恰恰可以成为沧口的精神写照。

沧口工业化萌芽的启蒙意味，并不仅仅体现在速度、效率、利益和规模化这些方面，也包括了人口的迁徙流动方向，包括了劳动者的契约观念改变和权益意识的培育。1905年9月8日出版的第36期《远东劳埃德报》，在报导德华丝绸公司发展情况时认为：“沧口的企业不顾忌妒，克服了不利因素，将为创建者带来预期的利润。青岛有种种理由为这些工厂骄傲，尤其是它是在远东开设的第一家以恰当方式移植德国工人待遇的企业。” 1906至1907年度的总督府报告，则提到了“对沧口四郊民众进行引导，以使他们适合工业化的需要”。实现这个“适合”目的所采取的措施，是通过继续建造集体和家庭宿舍用房来完成的，以将在丝绸公司丝厂工作的大批工人定居在工厂附近。至1907年10月，这项工程已经可为1500名工人提供住处。政府报告认为：“实际情况说明，一大批工人已经认识到不必再把工厂的工作看成是副业——这是他们在开始阶段共同的想法——，而把它看成是维持生活的保证，以致可以在工厂干一辈子。”

青岛商会1911年到1913年的报告，则披露了城市核心区域和沧口之间通过铁路完成的人员年度流动状况：1911年的统计，从青岛站、大港站和四方到沧口的有26822人，从沧口、四方、大港站到达青岛的有25438人。而到了1913年，从青岛站、大港和四方向沧口运送的旅客，增加到43052人次，从沧口、四方和大港向青岛方向运送的旅客，增加到51746人次。青岛租借地主城与沧口的频繁人员往来，显示了两个区域不断增长的紧密关系。而在这其中，德华丝绸公司和后来的华新纱厂所发挥的引领作用，旗帜般嘹亮。

第二章工业曙光 · 开弓没有回头箭

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句老话，套用到1920年代沧口风生水起的工业布局上，可谓恰如其分。垄断性资本这张弓，搭在青岛工业化的脊柱上，瞄准深不见底的巨大日用纺织消费市场，箭箭落地开花，处处机声隆隆。一场日资的狂欢，就此拉开帷幕。

1914年11月日本取代德国控制青岛以后，沿铁路线的四方和沧口一带形成集中工业区，内外棉、大康、富士、宝来、同兴等数家日资大型纱厂相继建成运转，纺织工业基地的产业格局逐渐形成。期间胶济铁路接连辟有七条支线，连通七家纱厂。一些纱厂1921年开始筹建，数年后才竣工投产，跨越了1922年青岛治权收回过程，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统计显示，仅在1921年的前十个月，就先后有三家日商纱厂在胶济铁路沿线开工建厂，或着手进行规划设计。推进速度与扩展规模，都开创了纺织产业史上的新记录。

1921年2月，日本钟渊纺绩株式会社社长武藤山治赴青岛考察，选定在沧口街南侧建设纱厂。规划厂区西临大海，邻近胶济铁路，占地26679坪。1922年面临青岛主权回归，武藤山治唯恐投资受损，专门让日本当局确认了土地所有权契约手续。1922年钟渊纱厂开始破土动工，由日本大仓建筑公司承包第一期工程。1923年4月第一纺纱厂建成，装设纱锭42000枚，次年4月第一织布厂建成开工，有布机865台。钟渊在建厂的同时，开始在四方、沧口及即墨、平度、潍县、昌邑、高密等地招收破产农民进厂，同时还招收一批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练习生，送到日本神户、大阪等地纺织厂学习。钟渊纱厂采取边建厂，边招工，边安装机器，边生产的方法，至1925年前已拥有3500多名职工。其中日本职员143人，中国工人3400人。工人除家属住沧口附近以外，大都住在工厂宿舍。钟渊投产后，日产“花蝶”牌棉纱95捆，“双飞龙”牌细布1900匹，产品主要销往中国沿海城镇，部分远销印度、澳门。

1921年10月，同样贴着铁路线的青岛富士纱厂，在营子村南开建，门前就是四流路。富士纱厂全称为日本富士瓦斯纺绩株式会社青岛工场，总厂设在日本东京。纱厂投资4550万日元，占地44万平方米，1927年3月投产。开工时有聘有日本职员26人，雇用中国工人850人。富士有纱锭31360枚，年产棉纱2.9万件，持有“五彩星”牌商标。

同样在1921年10月，日清纺绩株式会社的隆兴纱厂，在下四方村西北角开工建设。总部设在东京的日清纺绩株式会社，投资有六个工厂，其中五个在日本。青岛隆兴纱厂占地191891平方米，资本金2700万日元，1923年4月投产。初期招募日本职员28人，中国工人1073人。初建时，隆兴有纱锭26360枚，年产棉纱20400件，持有“宝船”牌商标。

沧口小瓮窑头处的日本长崎纺绩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是日商在青岛开办的第六家纱厂。1923年11月10日建成投产，占地面积56151坪。这一地块是日商以每亩36至60银元的价格，向当地农民收购的。因为长崎青岛支店使用“宝来”牌注册商标，所以人们多称其为宝来纱厂。宝来纱厂开工初期，资本为538万元，日本职工45名，中国人1900名，每天分两班工作，每班11小时，上午9时和下午3时，各有15分钟吃饭时间，生产16支、20支“宝来”牌棉纱，日产40捆，年产量14400捆，主要销售于山东和天津、上海、香港一带。1924年5月，宝来纱厂改为日本国营，平井太造出任经理，产品仍沿用“宝来牌”商标。

北京政府收回青岛后，知识界去日本化呼声日隆，但也不过是将大小街道的日本路名换成了中国称谓，四方和沧口日资企业的产权关系、运转秩序和产品销售，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同期完善沧口区域社会功能开始获得商埠当局重视，1923年在大马路设立了沧口寻常高等小学校，算是去日本化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个结果。但这个故事同时还另一半，那就是同一年沧口日本普通高等小学也一并开学，这便让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的论述，变得迟疑起来。

商业组织的建立，是沧口区域社会功能寻求完善的另一个例证。1923年，沧口商会完成组建，着手促进沧口商业发展。之后沧口信源胜烧锅王佐臣脱颖而出，对被视为“青岛门户”的沧口区域商业经济的繁荣，多有贡献。

不过，工业化在一个狭长地带的突飞猛进，也带来了权益纷争的难题。1927年的《东方杂志》披露，8月6日“青岛附近之四方沧口日纱厂六家停工，工人失业者一万三千人”。而这不过是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劳资矛盾的开端。纱厂凑堆的沧口，在冉冉升起的工业旗帜下面，产业工人的秩序感、群体性与权益意识，也在日复一日地增长。

一个主要由新移民构成的新的年轻沧口人概念，已经与老一辈沧口人，大不一样了。

一个诞生在工人宿舍区的新沧口，正不知不觉地在消匿掉旧乡村时代的慵懒与惰性。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青岛后，市区规划向北扩展至沧口、李村，青岛早期工业化的脊柱布局日趋完善。这期间，一些新的工业企业和传统手工作坊陆续出现，大量新移民进入到工业化生产之中，使沧口的工业系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生长态势，工业文明与移民文化相互融合的气息也愈加浓郁。伴随着沧口商会和各个产业公会的建立，具有自治色彩的区域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逐渐进入常态化运转。

与此同时，沧口的城乡基础设施也加快了建设。1932年8月，在已于沧口大马路的若干纱厂、学校、饭店门前，以及沧台路的胶海关分关、商号门前分别设置了11处消火栓之后，青岛市政府令沧口乡区建设办事处会同公安、工务两局，查勘在振华路、永康路、石门路、柳林路增设消火栓事宜。与此同时，筹备设置公共厕所和拟定清洁夫服务办法，也相继提上政府议事日程。官商民共同合力推动并维系运转，是这一时期解决环境卫生难题的重要途径。

道路工程的开建速度，更是日新月异。仅在1933年，沧口就新开辟了坊西路、仙源路、南湾路、罗源路、楼坊路、大山支路、乌塔路等7条道路。一年之后，罗圈涧至源头之间的罗源路，因条件具备，再次进行了展宽施工，道面在原宽三公尺的基础上，再加宽一公尺。为不妨碍农时，施工在3月23日开始，月余竣事。这些接二连三的道路建设工程，使沧口乡区的城市化基础设施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1933年初，青岛市政府社会局长在兰山路礼堂与沧口区乡老谈话，除因本年收成不佳，这些乡里年高德劭者对生计表示出担忧，声言生活困难外，在治安、廉政、风俗、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收费、税费、失业人员救济、公共设施建设等七个方面，政府都获得了满意反馈。 1933年12月，沧口乡区建设办事处筹设卫生常识训练班，第一期登记培训60人。1934年《人言周刊》第1卷第34期读者信箱刊登《关于“沧口近状”》，描述说：“沧口虽属市外，距青岛约三十里，到底是附属于都市的地带，商业繁兴，交通便利，汽车由青岛直达于此，马路统是柏油的。”

1933年底沧口飞机场投入使用，使沧口成为青岛与上海、南京、天津、北平进行联系的重要航空枢纽，沧口在工业、经济、交通和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35年1月完成编制的青岛市实行都市计划方案初稿，将沧口正式纳入规划，明确城市工业区从四方东部沿胶济铁路线向北至沧口，这使得沧口最终成为城市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二章工业曙光 · 蒸汽锅炉涂抹的天空

嬗变中的沧口，不再是旧日模样。在一台台蒸汽锅炉吞云吐雾的天空下，一个新的沧口，连叫卖声似乎也清脆了许多。

在1930年代，沧口作为青岛模范工业区的样本，迎接了众多到访现场的观摩者。如1930年8月26日午后，中华农学会年会与会者参观了沧口工商部商品检验局农产商品研究场；1933年3月下旬，编译有《罗素论思想自由》和《市县行政研究》的朱枕薪来访；1935年7月16日，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五届社员年会的156名代表赴沧口小学和华新纱厂参观。 1936年3月14日下午，青年会参观团30余人赴沧口参观华新纱厂、沧口小学。

中华农学会专家参观考察的工商部商品检验局农产商品研究场，1930年刚刚在沧口建立。与会的农业与土壤学家包伯度参观后，记录了这个研究场起步阶段的作为：“该场设在沧口。本年五月十五日开办。租得民地八十四亩。租金每年二百十四元九角。职员四人长工四名。开办费二千元。现在所试验之种类，棉有株距、摘心、肥培三种。花生有品种、株距、播种法。大豆有品种、株距、播种量。烟草有驯化、株距、摘心等三种。因开办过迟。故收得之品种棉，仅脱里司一种，花生二种，豆七种云。”

这期间，作为工业聚集地的沧口，平民文化建设亦得到了充实与提升。1933年，沧口区统计有初级小学9所，完全小学10所，122个班级，4027名学生，经常年额59463元。 1935年，在归并沧口大马路原胶澳商埠公立通俗图书馆的基础上，设置有讲演、游艺两部的市立沧口民众教育馆及图书馆在下街设立。该馆同时编辑有每期四开四版的《沧口民众》旬刊公开出版，为当时全国定期民众教育五种杂志之一，在受众中有广泛影响力。次年，沧口民众教育馆与市立沧口小学合并组成设备完善的社会教育中心区。

1935年，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和丰田纺织株式会社分别在四方沧口间建设工厂。次年，同兴纺织株式会社在沧口建厂。这样到1936年底，持续扩张的青岛日资纺织企业，发展到了战前的最高峰。沿胶济铁路从南向北延伸，四方沧口海岸线上烟雾缭绕的工业风景，已蔚为壮观。

统计显示，厂址位于四流南路的上海纱厂，1935年5月开工生产，装备有日本丰田式纺机，纱锭4.05万枚，织机720台，自备4800千瓦发电设备。至1937年，纱锭扩展为5.5万枚，织机1440台。之前一个月，厂址在大水清沟村西北侧的丰田纱厂投产，工厂占地35万平方米。有日本职员73人，中国工人2000人。机器设备有纱锭37908枚、织布机540台，年产“丰鸟”牌棉纱2万件，“燕喜”牌棉布47.5万匹。上海纱厂开工两个月后，营子村和板桥坊村西南海边的同兴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工场开始建设。占地35万平方米的同兴纱厂1936年10月开工投产，初期有日本职员50名，雇用中国工人2000人，有纱锭37020枚，织布机1152台，年产棉纱1.5万件，棉布56万匹，持有“喜鹤”牌商标。

在这一时期，先期投建的日商六大纱厂的生产规模，也在迅速攀升。到1937年时，大康纱厂已拥有纱锭137573枚、织布机3000台，成为青岛规模最大的纱厂。持有“童鱼”、“金货”、“宫女”牌棉纱商标和“花鸟”牌棉布商标。棉纱主要在中国境内销售，棉布除内销外，还销往日本、朝鲜和香港。钟渊纱厂1931年改名钟纺公大第五厂，到1937年底，纱锭增至133496枚，织布机增至4412台，持有 “花蝶”牌棉纱商标和“双飞龙”牌棉布商标。1932年富士纱厂扩充织布工场，安装织布机480台，工人增至1600人。到1937年时纱锭增至90980枚，并有织布机1472台，持有“桃”牌棉布商标。宝来纱厂继1932年将纱锭增至32768枚之后，到1937年7月再增至46832枚。

到1936年末的统计显示，青岛纺织业时有纱锭56.84万枚，占全国总量的10%以上，其生产规模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统计数据是沧口工业发展的晴雨表，却不是日常运转的万金油。蒸汽锅炉涂抹的天空下面，也埋藏着种种危机。“九.一八”事变后，青岛日资企业劳资矛盾一度呈现出尖锐态势，屡屡发生劳资纠纷。青岛市长沈鸿烈顾虑事件扩大，势必波及大局。遂嘱令各区工会务必隐忍持重，切勿义气用事。同时严饬社会局提高警惕，一旦出现劳资纠纷要及时介入。但如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俗话一般，该来的麻烦，终究躲不过。

1932年11月15日，日商铃木丝厂工人周锡居、宋志林因伙食纠纷，被日本庶务鹤田殴辱，并拟行开除，致使工人愤激。青岛社会局当即出面与厂长交涉，所幸事情处理的还算顺遂，几番斡旋下来，最终厂长同意向工人道歉，取消开除决定，并将鹤田调离庶务岗位，避免再与工人发生接触。一场风波，始获平息。

1933年12月18日，富士纱厂工人纪家训、胡保晴、王立成等与把头刘仁德，因口角发生斗殴，厂方拟开除肇事三人。社会局派员查明，厂方对打人的把头刘仁德不予处分，而将被打的工人从重处分，殊不合理。建议对把头刘仁德及参与打人的王姓蓝姓两工人，应暂停出勤，纪家训、胡保晴从轻处分。厂方开始对王姓蓝姓两工人的处分，并不坚持反对，对纪家训、胡保晴的开除决定，则坚持不改。多次谈判下来，厂方才同意暂不开除，等在外地的厂长回青岛后再商定。12月20日政府得到消息说，富士纱厂工人怠工，工会理事有煽动嫌疑。社会局随即召集工会理事谈话，责令切实负责整顿工作。十天后富士厂长表示，必须开除纪家训、胡保晴。政府再派员交涉，富士方面答应发给纪家训、胡保晴退职津贴各90元，纠纷遂告解决。大冷的天，政府在沧口几番急出一身热汗，也委实不容易。

1930年代的沧口城乡浑然，但乡村人口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根据1933年的人口调查，其时沧口区统计户口总计16814户，91605人（男54384，女37221）。这其中尚不包括相当数量的外地招募工人、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商贩、自由职业者等流动人口。一并计算下来，区域总人口超过10万无疑。实质上，到1937年底青岛沦陷前，在工农业两元混合结构下，在大量自足生存的乡土村落之外，一个生机勃勃的工业沧口和一个能够安家立业的人居沧口，已经显现出了一种高度自我循环功能，吐故纳新，秩序井然。

但这时，战争的威胁，已近在咫尺。

1937年底，沈鸿烈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撤离青岛前，组织实施了对以日本企业为重点的城市工业摧毁计划，日本纱厂一夜之间悉被爆破。四方、沧口一带爆炸引发的大火，数十里外都清晰可见。被炸毁的日本纱厂中，邻近沧口机场的宝来纱厂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围墙倒塌，之后厂内物资大部分被哄抢。

青岛沦陷后，沧口商会随即恢复，王佐臣、高精一两人勉强维持了几个月，随后改选。与此同时，大日本航空株式会社在沧口飞机场开始营业。日本占领军当局随后在1940年底拟定《青岛特别市地方计划》和《母市计划》，设想将市区向北发展至白沙河，沧口及其以北至白沙河填海地及平坦地，建设集中工业区。期间包括富士纱厂、上海纱厂、同兴纱厂、丰田纺织、公大绢丝在内的若干日本纺织企业，都相继进行了恢复和扩建。如1940年12月，富士纱厂请租海面若干公顷，以恢复“适逢事变发生”而中断的扩张贮水池计划。除此以外，诸如大马路3号的东亚重工业株式会社、四沧路的鑫和护谟株式会社、振华路1号的日华酿造株式会社等新办企业，也在这期间陆续建成投产。

1938年1月，富士厂主在废墟上开始重建。1939年8月完成细纱机32720锭、布机600台的安装工程，并恢复生产。因为沧口宝来纱厂遭到彻底破坏，日商国光株式会社在1938年4月向青岛平安公司收购了华新纱厂搬迁剩余部分，在此基础上恢复生产，改名为新宝来纱厂。1938年4月21日，同兴纱厂也开始在被炸毁的厂房西侧重建新厂房，工程于1939年2月竣工。

1939年12月16日上午在沧口小学礼堂进行的沧口商会改选，有沧口各行业代表300余人和50余村长参加，以147票选举王佐臣为会长，选举董云卿、侯伯平为副会长，高精一、侯延生、张仲三、周仲琼、宋善堂、于耕臣、邱吉生、王子真、冷子昶、李安甫十人为常务委员。

战后的沧口，经历了短暂的希望之光的沐浴。1946年1月25日，沧口民众教育馆在沧口大马路重建。经初步恢复，沧口民众教育馆设置了教室、文体活动室和办公室。同年8月24日，教育局委任前沧口社会教育中心区推广部主任陈立先为沧口民众教育馆代理馆长，主持日常工作。

战后的沧口工业，却很快陷入利益再分配中难以自拔，直至旧政权崩溃，无从重整昔日辉煌。1950年代，决定沧口走向的新的谋篇布局水到渠成，1957年《青岛市城市初步规划》制定完成，在市区继续沿胶州湾东岸、铁路两侧向北呈带形发展的同时，规划开辟楼山后、大村庄区、女姑口和城阳四个工业区，工业区面积急剧扩大，青岛工业化脊柱的扩散效应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的显现，挥发出新的活力。

沧口的几家日资纱厂，后来都陆续改换门庭，钟渊纱厂改为青岛国棉六厂，富士纱厂成为青岛国棉七厂，同兴纱厂改名青岛国棉八厂，宝来纱厂改为青岛国棉九厂。新时代的朝阳之中，上班下班的纺织女工，依然是沧口街头最靓丽的风景。

第二章工业曙光 · 周氏家族的时代表情

其实，就沧口的工业化演变来说，在周馥、周学熙和周叔弢、周志俊这些显赫一时的名字之外，找到另外一些更平民化也更具新工业创始精神的样本作为坐标系，也许更有意义。但是，至少就目前发现的文献看，这个冲动并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也就是说，在排除了日本垄断资本之后，华人资本在沧口工业化进程中的真实面目，涂抹了一层相当浓郁的官僚资本色彩。

从前山东巡抚周馥开始，安徽建德的周氏家族和青岛的联系，至少延续了3代。除了蔓延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的种种瓜葛，连接起这个庞大家族与殖民地青岛以及后来的商埠城市的重要纽带，是一些成规模的商业投资。作为本地最早和最大的华人家族投资集团之一，具有天然政治资源的周氏家族通过包括华新纱厂在内的经营，长时间扮演了华人实业领袖的角色，开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周氏财富时代。在今天，尽管作为样本的华新纱厂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围绕着周氏家族和这个纺织企业的兴衰故事，依然是解读青岛工业和经济进程的重要坐标。

周馥和青岛最早的联系，发生在1902年。是年12月，他完成了对德国青岛租借地史无前例的政治破冰之旅。之后，周馥即上疏奏请在山东铁路、矿山购买华股，1904年促成了济南和周村两处商埠的开放。1905年出版的《大陆》杂志第三年第三号，以《德皇以宝星赠周馥》为题，报导柏林电云：“德皇已将第一等普鲁士华冠宝星，送赠前山东抚台现江督周馥氏。”由此看周馥与德国高层通过青岛租借地建立起来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1912年前后，周馥曾有举家迁居青岛的计划，并事实上在青岛生活了一些时间。周氏在青岛进行的投资活动，包括周馥与儿子周学熙购买沧口德华丝绸工业公司的土地和厂房，建立的现代化华新纱厂。

周学熙的次子周志俊，参与了周氏沧口华新纱厂自始至终的全过程。其1918年任华新纱见习董事，1925年升任常务董事，主持厂务。周志俊回忆，创办初期，华新由周学熙主持，周志俊和堂兄周叔弢共同襄助。嗣因周父年高，周叔弢又调往唐山华新纱厂，遂由周志俊个人主持。后来鲁案交涉解决，日本退出青岛，由胶澳商埠督办王正延接收。当时日本有意捣乱，招来崂山土匪孙百万、马文龙入驻市内三升店设总部，门口由悍匪荷枪实弹站岗，并绑架商会会长隋石卿，准备于接收日起事。那时周志俊住厂内，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

当时，四方和沧口已有6家日本纱厂，形成对华新纱厂的包围。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周志俊在华新厂废除封建式管理，推行科学管理制度，同时在山东高密、安丘等地开办植棉试验场，推广美国斯字棉种，建立可靠的原料基地。1928年华新订购瑞士1800千瓦汽轮发电机，自行发电；1932年引进英国大牵伸纺纱机，产品质量明显提高，60支棉纱和80支股线等新品种获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优秀产品奖。1933年周志俊出访欧美10国，引进设备，延伸工艺流程，并设立布场，1935年又增设印染场。在“不景气之状况中相奋斗”的华新纱厂，同时“对于职工及其家属之福利事业，未曾稍一疏忽”，举办有完全小学、幼稚园、劳工学校、职员进德会、消防警卫队、俱乐部、医院、寄宿舍、工人储蓄等等，另外到1936年夏天时，还有机工培训班和消防警卫人员训练班在筹备中。

但是，沧口华新纱厂夹缝中的拓展，并非一直顺风顺水，同时期许多企业遇到的时代性困扰，华新同样难以避免。1935年8月4日晚上，华新纱厂700工人突然罢工，形成严重局势，经多方调解，第二天基本平息，500余工人复工。当时汪精卫正在山海关路休养，一夜难眠的青岛市长沈鸿烈，很害怕华新工人人声鼎沸的吵吵闹闹，会扰乱了行政院长的仲夏夜之梦。也算是天随人愿，经周志俊苦心经营，逐年扩充，到1937年底青岛实施焦土抗战前，华新纱厂已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棉纺织全能厂。

1938年4月，华新纱厂被日资收购，改称国光纺织株式会社青岛第二工厂。1941年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编辑的《青岛银行会社要览》记录，国光纺织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所在地，为青岛市外沧口大马路3号，股东3727人，代表人平井恭造。据《北支那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和川口佐市著《八一三事变后中国纺织业之变迁》的资料，收购华新后到1939年底，日本在华纺织联合会已依照拟定的复兴计划，在青岛恢复纱锭38万枚、线锭31844枚、布机7100台。而战前巅峰时期，华新拥有纱锭4.4万枚、线锭8000枚、布机500台，考虑到焦土抗战针对日资企业所实施的大爆破并没有影响华新，所以青岛纺织业在1939年底恢复起来的这个生产规模，还是非常可观的。

战后，华新纱厂恢复，不料随后局势瞬息万变，周志俊遂曾携家人去香港，预备留居该地。后在信和纱厂董事长颜惠庆电召下，并因堂兄周叔弢已滞留天津，便于1949年初返回上海。这时候的青岛华新已风雨飘摇，在经过了诸如1950年1月的劳资双方年终奖纷争后，踉踉跄跄走到1954年的公私合营。其后，周志俊放弃华新纱厂总经理职务，将企业完全委托给公方管理。而在1966年6月15日国营青岛第九棉纺织厂正式取代华新纱厂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名称前的若干年，一个毋庸置疑的新沧口早已昭然若揭。

第二章工业曙光 · 城市脊柱

沧口的嬗变，在一次次的不期而遇中成为现实。如同许多新城区一样，经过30年工业化积累的沧口，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符号，这便是鳞次栉比的大烟筒。1934年10月出版的《人言周刊》在通讯《沧口近状》里描述说：“从青岛沿着胶济铁路向北，经过四方的路局的修机厂，便可以瞧见许多巍峨的冒着乌黑的煤烟的大烟筒，高高地伸展在半空！这烟雾迷漫的周围就是青岛的工厂区沧口镇了。沧口！这名字听上去是多么生疏啊！可是，朋友，你别以为这名字的生疏而小觑了它，沧口在胶济路旁也占着一个相当的位置呢！” 接下来，抗日和太平洋战争爆发，沧口巍峨的冒着乌黑煤烟的大烟筒会在，但气息已迥然不同。战后，政府接收大员的胃口还没填满，局面已经就不可收拾。

1948年8月1日，刁抱石《青岛难民救济工作剪影》在南京《社会建设》复刊第1卷第4期刊登，披露青岛流入难民25万。青岛临时赈济委员会设置难民收容所83处，设置沧口、惜福镇等粥厂9处，并获社会部分配粮食1100吨，布匹22吨。

沧口的颠覆性命运转折，发生在1949年。是年6月1日，作为最后一批从青岛撤离美军的一员，Tom Gentry带着一大批照片进入沧口机场。这时，解放军已经到达他们背后500码处。对他来说，这一次的离别，也许意外着不再重逢。而在他之前，已经有更多的人从这里登上飞机，仓惶而去。6月2日上午10 点，新华社播发随军记者台旭电文：青岛前线人民解放军连日乘胜追击青岛匪军，1 日占领青岛市正东40 里的重要港口沙子口，2 日拂晓先后占领了青岛市重要工业区沧口及其以南的飞机场，以及东边的李村重镇。与此同时，胶东区党委安排担任青岛电台接收队副队长兼支部书记的林明，也夹杂在由莱阳向青岛进发的最后一段路途中。他回忆：“6月2日，近午时到达沧口，登上大卡车，在枪炮声中向市区方向时急时缓地行进，下午二时左右，到达胶州路中山路，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当车队行至中山中路南端，电台接收队转路西行，几分钟就来到朝城路广播电台大门前。”此时，林明手表的时针指在15时40分。

历史的轨迹，至此为之一变。

1950年代，作为青岛早期工业化脊柱的沧口，着手丰富区域功能。1957年3月编制完成的《青岛市城市初步规划》，设置了包括市中心部分、水清沟、沧口和楼山的四个生活居住区。此后，沧口开始大规模的工人宿舍建设，分布在主要街道上的模式化建筑相继建成分配，产业工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一些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也在之后十余年中陆续进入在这里生活，如武侠小说家陈悒翠、曾就读东京大学美术科的王仙坡、水彩画家晏文正、音乐人林寅之等等。

收藏家王鹏在一篇关于藏书家张镜夫千目庐的考据文章中叙述，张镜夫的长子张振中，1911出生，山东大学毕业，后在沧口国棉厂职工学校任教，1958年因为“反动”言论被定为右派，1962年左右遣返大台村，并和妻子离异。王鹏通过赵曾获得的一些资料中，有一则1957年3月4日张振中写在一本讲义上的跋语，可以让人一窥他的灿烂人生：“忆少从丁山先生学史，有远古文化及商周史二科，时余方一力为诗，未遑多务，虽领订讲义，而淬厉殊少，遗之箧笥，匆匆廿载，其存其亡盖久忘之矣。比行年渐长，性癖嗜古，进而研求考据，参证陈编，虽以海陬迂生见闻谫陋，既失良师并稀益友，坐穿藜床，苦乏建树，然向往之情，初未能已。顷者，偶捡求学时之旧籍，忽睹此册，封识宛然，幸无残损。乃重加拂拭，详读一过，念古之情油然以生，夙之不屑一顾者，今则视如拱璧矣。去岁文汇报载先生著作出版，以遗著称是，倏忽之间先生已归道山，今捧诵此篇，觉体长而颀，音高而吭者，犹仿佛在前，督我靡懈。把卷低徊，弥增哲人其萎吾将安仰之痛已。”

实质上，楼山居住区的建设周期，比沧口居住区略迟并持续的时间更长，篆刻家卫滨曾经回忆说，1965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全家乘坐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拉着全部家当，从观城路33号4808厂宿舍出发，一路北行，到达青岛化肥厂新建职工宿舍，在楼山南麓安家。新家在宿舍区的最前排，视野好，宽敞明亮。南面是青岛第三园艺场的大片苹果园，当地人称果木园，每年五月空中飘着苹果花香，再向南步行十分钟，就是郁郁葱葱的沧口公园。东面是大片绿油油的菜地，还有一个灌溉用的大水库，北面是巍峨的楼山，也是我儿时撒野的地方，槐花盛开时节，我叫它“香山”。

卫滨的“香山”记忆，近乎一个浪漫童话。而对此时的沧口来说，工业化梦想的实现，才是人间奇迹。远在整齐的职工宿舍成规模出现之前，一些新的化工、橡胶、制碱、化纤、制革、塑料、酿造企业，已星罗棋布地连续繁衍。依据《乡村建设月刊》1933年的统计，时沧口包括赵哥庄沙河、徐家宋哥庄、女姑山、西蓝家庄、双埠、石家宋哥庄、刘家宋哥庄在内的若干村落的70950亩荒地、海滩，在30年后多数已经进行了工业化开发，不再是旧日模样。卫滨回忆，1958年，他的父亲接到重工局一纸调令，作为筹建青岛化肥厂的首批技术骨干，从海军4808厂设计科（当时称海军301厂）来到楼山后，踏上一片荒草地。卫滨的父亲是年32岁，195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是机械设计工程师。在搬家到化肥厂宿舍之前的七年，他每天乘坐拉货物的“马笼子火车”上下班，往返于青岛老站与沧口火车站之间。从沧口站下车，需要向北步行45分钟，才到达厂区。卫滨的父亲每天随身带一个六厘米高的自制小板凳，在晃晃悠悠的车厢里看书。

接下来，更狂热的全民工业化浪头席卷而来，1958年9月底，青岛开始钢铁大会战。全市600座炼铁炉和数以万计的小土炉投入生产，42万人投入其中。仅沧口区，就有3000个小土炉和134个通天炉。青岛三中操场一地，同时有354个小土炉点火炼铁。这个荒谬的现实场面，对所有的经历者都毫不陌生，不可不谓之刻骨铭心。理性一步步丧失，决定了荒唐的登峰造极。于是，历史的天空就此污浊不堪。

在沧口工业化大幅度扩张时期，新的化工与重工业与传统的纺织业比邻而居，形成具有标志色彩的国家复兴符号，其舍我其谁的气质和翻身再造的精神气息，塑造出了一种性格化的城区传统。就此，这个功能齐备的工业区坚韧地以规模化方式存在着，并不断扩大着自身的繁殖力、辐射力与影响力，书写下青岛城市化进程中一段不可磨灭的工业成长记忆，数以十万计的沧口人以令人难以忘怀的方式，铸造了工业化之路上最质朴、最活泼、最具生命本色的篇章。

1950年代末在国棉八厂宿舍出生的雕塑家贾真耀，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夏季天天洗海澡”。他回忆，八厂宿舍靠近西海沿，这里的孩子从小闻着海腥味长大，家里大人做完饭找孩子们吃饭，跑到海边大声喊几嗓子就行了。贾真耀说他刚会走路时就会游泳了，小时候爱潜水，像个小青蛙，每年夏天总要掉一两只塑料凉鞋，都丢到海里了。夏天沾着海水的皮肤，晒出个泥鳅。贾真耀后来的性格，也有些像泥鳅，但却一直保持着带着咸味的朴素与本分。走在沧口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他早年做的纪念性雕塑，平民化的味道十足。

对1963年出生的卫滨这一代来说，童年的生活尽管单调，却也始终是新鲜的，周末在化肥厂礼堂看电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实质上，在沧口的工业化运动于20世纪尾声发生全面终结前，这里的城市拓展（工业化的社会延伸）和村落延续（传统乡土社会）始终是并存的，正是这种两元格局下的不断消解割裂的社会融合过程，形成了沧口区域特征鲜明的社会文化生态。这里孕育出了许多原创性的音乐、绘画、文学，和诸如够级这些具有对抗性元素的大众娱乐游戏，其精神的纯粹与冲突，其本源性、变异性与抵抗边缘化的挣扎，历历在目，不绝如缕。这让一部青岛工业化的脊柱演变史，增加了些许人文主义的沉思与怅然。殖民主义的工业烟囱和后殖民主义的集体狂欢，改变了沧口的历史，却不曾真正从本源上颠覆本土文化的延续，于是，在社会和文化身份上的“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的追问，便永无终了。

在贾真耀的记忆中，1980年代的城乡结合部沧口，始终是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那时，老感觉沧口的天灰蒙蒙的，文化娱乐比市里少，所以有个文化馆，显得尤其突出和重要。那时李村和沧口没有合并，文化馆在老沧口的中心，四流中路和振华路的交界，马路对面是青岛第二十二中学，西面临海，是有名的下街。文化馆是一栋两层临街旧楼，破旧的木结构楼梯走上去吱吱作响，一楼是图书馆，二楼有书法、音乐、绘画三个班，每晚上课总是挤得满满的人，画累了，在破走廊上走走，看看远处的海。”

贾真耀1977年顶替母亲进国棉八厂当纺织工人，对其艺术启蒙发生过影响的有张湘生、王立庆、李正东、刘德维、王寒光等老师。在他的印象中，“对自己的衣着穿戴不太在意，常年戴一个鸭舌帽，穿一件老头衫或旧白衬衣，到冬天就是一件旧皮衣，衣服上总是沾着颜色”的王庆平，始终是沧口文化馆美术组的核心。贾真耀在《沧口文化馆的学画经历》中记述：“最让我难忘的是听王庆平老师上大课，谈德勒克罗瓦、伦布朗、俄罗斯的绘画，谈贝多芬等等。王老师修养高，读书多，开口能背诵很多诗歌，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听不够，回家后兴奋地睡不着觉，想碰到有水平的老师真是很幸福。”

好多年后，贾真耀很愿意邀请朋友去吃沧口老街的锅贴，吃的过程中，他会提醒食客仔细寻找着早年的味道，表情异常诚恳。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他对一些老工业厂房的规模化消失，则会唏嘘不已。间或，贾真耀也会提及诸如够级、摇滚、萨克斯这些具有沧口符号的平民娱乐内容，盘点着过往时间里铁路、营子、板桥房和下街上的人与事。王庆平则很少再回到沧口，在他保存的几千幅写生作品中，有不多的几幅是画沧口的。看着王庆平的小尺寸写生，那个时代的粗狂气息就扑面而来。

一直住在小瓮村果品公司宿舍的王耀东，似乎对沧口的变化熟视无睹。这个生在1950年代的老沧口，看着沧口和李村逐渐消除的地理与心理界限，无动于衷。他有修理汽车的手艺，了解汽车就如同自己的五脏六腑一般，却不愿意开车。他对家门口的地铁车站，情有独钟。从永平路地铁站到李村，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这在过去，不可想象。王耀东不是那种试图追赶时间的人，他相信按部就班的日子能过出滋味。

而时间却包裹着贾真耀、卫滨和王耀东们，渐行渐远。

在一般意义上，历史描述如同早晨的坦白，往往遮蔽了凌乱不堪的潮湿，却去除不掉进程中影影绰绰的喘息。时间不会停滞，变化不会停止，思想也不会停歇，不论是20世纪的最后岁月，还是21世纪的开端。长时间里，沧口在工业化退化、边缘化荒芜的惊慌失措和躲躲闪闪中滑来滑去的瞬间，光亮已然穿透灵魂，照亮废弃的厂区、大街小巷和宿舍区里的每一丝渴望、灿然、澎湃和卑微。站在抚今追昔的顶点，遇见狂奔的痛快淋漓，也看见了终点。无可逃避。

:刘少文《青岛百吟》。

:赵建修《胶济铁路杂忆》，1978年6月20日《山东文献》第4卷第1期。

:伧父《德国之经营胶州湾》，1911年《东方杂志》8卷第11期。

:高劳《山东之苦力》，1918年《东方杂志》12卷第7期。

:徐恒耀《满蒙的劳动状况及移民(续)》，1925年《东方杂志》22卷第22期。

:刘少文《青岛百吟》。

:杭县骆金铭编《青岛风光》，兴华印刷局1935年6月。

: 1938年12月17日《青岛新民报》载《沧口商务会改选》。

: 1927年8月《东方杂志》26卷第19期《时事日志》。

:包伯度《青岛参观小记》，1930年8月《中华农学会报》第78-79期。

: 1938年12月17日《青岛新民报》载《沧口商务会改选》。

第三章乌托邦 · 家园牧歌

桃花源一般的乌托邦生活，是中国乡村千千万万“坐井观天”的耕种者的千年梦想。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让乌托邦的想象梦牵魂绕，密密麻麻地攀附在春秋更替的田间地头，愈加坚韧不拔。作为胶州湾东岸一个普通乡土村落，李村始终不乏北方乡村的天堂渴望，并且在几百年里矢志不渝。

一边是世外桃源的梦想，一边是风调雨顺的向往，李村家园牧歌的节拍，缓慢着伸展，弥漫在一个一个的瓜田李下。只有在寒风凛冽的日子，冰冷的刺痛深入骨髓，才让李周的后人们在牌九麻雀的癫狂之后，感受到现实的逼真。

一下子，日子就惶惑起来。

至少在清同治《即墨县志》的编撰年代，李村在胶州湾东岸的经济与社会版图上，并没有与周边村庄拉开很大的距离。这个自15世纪开始形成的村庄，与同时期因为相同缘由的迁徙而聚集起来的栖息地一样，长时间以田园牧歌般的缓慢节奏，平静地生存繁衍着。这如同孟浩然《过故人庄》叙述的经典乡村现场，自然朴素：“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李村河与河床上逐渐形成的集市，是这个北方村庄最著名的标签。

据《李氏族谱》记载，李村李氏祖先李周于明朝正统年间从云南迁居至此建村，以姓氏命名为李村。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十四年，发生在1436年到1449年间，以英宗用兵云贵高原西南的麓川始，以英宗在河北土木堡之变中被俘止。和李村建村同时期的事件，有以“崇文德也”和“武节是宣”的名义始修北京崇文门与宣武门，大规模整修会通河，以及铅活字的发明。这些事，和李周一族的迁徙，说有关系也有关系，说没关系也没关系。

到了清同治年间《即墨县志》七乡图中描绘的李村，已经如一棵灿烂梨树上的果实，枝叶繁茂之间，果实彼此依存，呼吸着自然天地的真气。风雨之中，相互照应，荣辱与共。一眼看上去，李村周围王家、刘家、张家、侯家、苏家、牛家、董家、崔家、臧家、毕家、杨家四邻环绕，湾头、枣园、河东、黑涧、东庵、石沟、盐滩、瓦窑头、漏山后形态各异，一幅“布谷催耕，飞泉流响，鸣驺入谷，村犬吠风”的花好月圆。仿佛在梨树下面晃悠一下，成百上千个故事就堆积如山。家长里短，生老病死，卑微苟且之中，也不乏一段荡气回肠的传说。

一时间，李村这棵梨树上的果实，就虚幻成图腾，仿佛百毒不侵。

李村的家园牧歌，伴随着盛夏中蝉的呜叫，保持着千年不变的姿态。一波一波“知了、知了、哇悠、哇悠”的喧闹，打破了酷夏的沉闷，也让驱赶炎热的节拍，源远流长。蝉的呜叫声中，田间地头的千变万化，也洞察秋毫。万蝉竞鸣枝头时刻，突然会戛然而止，一场暴风雨便来临了。这边天色还阴晦着，蝉声又相继而起，刹那间，天幕就徐徐拉开了。

从收割小麦之时起，颜色灰黑的小蝉“娘蜩”和大而黑的“黑蚱”就接踵而至，嘹亮饱满的“咋、咋”之声噪响不止。中伏“福德罗、福德罗”的鸣叫，开始变得清脆悦耳，仿佛预告着夏天的逃亡。初秋加入的“哇悠、哇悠”声未歇，深秋寒蝉“素了、素了”的鸣叫，已充满了一种凄凉气息。

秋深，蝉去雁来。嘎嘎的雁鸣划破长空，将寒意一层层涂抹在胶州湾东岸的田野之上。一时间，李村河畔“数声飘去如秋色，一字横来背晚晖”的寂寞，便潮水般涌来。

数百年里，李村的变与不变，就如同后来卫礼贤的旅行描绘，恒久又千变万化：“不一会儿，峻峭的山脊和广漠的平原都被我们抛在了身后，崂山的顶峰，在夕阳紫金色的光芒里熠熠生辉。”这个原生态的日常景象，一直延续到1897年胶州湾占领事件的出现。

这一年，是李周和李姓族人迁徙到李村460年之后。

1896年丙申正月十三日，在距离李村40里的青岛口，一个叫胡存约的中年人从街上溜达回家，在他的《海云堂随笔》里面，记录下外面人头攒动的“耍春”场面：“口上新正赌风极盛，称谓耍春，商氏玩叶戏、扑老鸡。”三天后胡存约再描述曰：“升官图、打满地锦者，在在皆是，官衙皆然，概不加禁，称为公赌。至有设场于肆街以广招泛诱。”如此下来，“倾家折产，富有之家，瞬成穷棍”者，便屡见不鲜。有长者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官不加禁，以其与共利也”。

既然是“新正”，看得出“极盛”赌风并不是延续下来的老年景，或者参与规模不在一个量级上，要不然随笔撰述者也不会专门记上这么一笔赌账。不过从“富有之家，瞬成穷棍”引发出的警惕看，明摆着乡绅胡存约已将这个群体性公共事件，看成是一个不小的社会隐患了。“倾家折产”与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这份有背于祖宗教诲的街肆疯狂，让胡存约心存忧虑，在所难免。冥冥之中，在青岛口的乡村史即将结束的时候，乡民的沉迷与官衙的麻木，富有残酷的象征意味。这像是一首流放地的遥远牧歌，委婉的旋律早已经听不到回响，潮水的涨落与瞬间爆发的欲望喧哗，甚嚣尘上。只是此刻在愈演愈烈的“广招泛诱”之中，并没有人察觉缓慢的自然演变，就要发生一次颠覆性转折。

1897年11月14日，伴随着720名德国士兵的登陆行动，家园牧歌戛然而止。

1898年前，李村属即墨县仁化乡郑疃社管辖，清同治《即墨县志》的七乡图中，李村周边的村落星罗棋布，不乏生机。1898年3月《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使李村的命运开始发生方向性变化。李村的意义，也与李周迁徙之初的喘息未定，大相径庭起来。几年之后，青岛租借地政府翻译海因里希•谋乐在《山东德邑村镇志》中描述的李村，恰恰处在一场变化的前夕：“李为水果李子之意。在这个李姓村子中，农历每月的初二、初七、十二、十七、二十二、二十七为集。在宽大的河床上，呈辐射状交汇至此的路上聚集有400-1200人，备有多种生活必需品。‘集’这个汉字的意思是集会。人们去赶集不仅仅是买卖货物，而是过节，与朋友和熟人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谈谈新闻。在集市上可以听到各种故事。甚至还有说书人，讲述长久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和神话。”

谋乐记录，李村附近的村庄，还有南庄、东李村、杨哥庄、大村庄和西流庄。李村“南边的村庄”南庄，有130人。李村东边的村庄东李村，有680人。李村西南的杨哥庄，有200人。李村西北的大村庄，有两处聚居区，地图上叫东大村庄和西大村庄，总共320口人。

对不远处的西流庄，谋乐的解释是，西为西方，流为流动的河流，意为向西流的河边村子。在老地图上这些村落叫新入庄。新为新旧的新，入为进入之意。谋乐揣测，很可能这三处居住区正处于新建期。但实质上，新入庄在进入谋乐视线之前，已经有了200年的建村史。沧口区政协1992年版《沧口文史资料》曾载，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统治青岛后，日本驻沧口的衙门办公事行文时，错把新入庄译为“西流庄”，地保刘维忠将新村名告知乡亲，大家不敢去衙门纠正，就默认了“西流庄”这个村名。但从谋乐1901年8月《山东德邑村镇志》的记叙看，西流庄的称谓，其实在之前就已经存在。日本文员的粗心大意和地保刘维忠的信息传递，很像是一场记忆乌龙。后来西流庄分成分成褚家西流庄和姜家西流庄，倒是事实。不过，这个时候的李村和西流庄，在1930年代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中，早已经历过了暴风骤雨一般的洗心革面。

集市依托的李村河，是李村的命脉。据《胶澳志》记载，“亚于白沙河之水为李村河，发源于石门山之东南方，自上流庄至苏家下河，折而西南流。合臧疃河，经庄子郑疃，蜿蜒至东李村之西。自卧狼匙山南流之水及自李村南山北流之水均汇焉。由此西流，经杨哥庄、曲哥庄、南至阎家山。枯桃山南方之张村河来汇之，北折至李村水源地北西流，合王埠疃河入于胶州湾。”

冬去春来，李村河畔生生不息的家园牧歌，伴随着村头悲喜交加的肘子鼓，曾长时间被记忆，直到好多年后，诸如“梨树已荫，杨槐初绿，禾油麦秀，海碧天高”的描述，依然是乡土李村的日常写照，触手可及，令人陶醉。这如同一枚深入骨髓的岁月标签，飘扬在李村河畔的梨树枝头，缓慢地隐入历史深处。

第三章乌托邦 · 李村之变

李村之变，在1898年之后的几年，已初见端倪：从沙子口，“一条宽敞的商业大街经过李村直通沧口。李村在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后期发展成为最大的集贸市场。每周一次的集市，光顾者达6000人之多。李村因此发挥着经由沙子口和沧口而至的舶来品——国际和国内商品——的周转地作用。在李村的入口有即墨县和广袤肥沃的胶莱洼地。李村南边商业贸易十分活跃，而在青岛后来形成了一座德国人城市。整体上说，这个地区居民不多。小小村落里的居民主要靠捕鱼为生。捕获的鱼虾则被运往女姑口、沧口和阴岛。”

李村在疾风暴雨般的城市化开发中，逐渐获得了乡村中心的地位。其影响力的确立，最早是以行政权的建立来体现的，整个德国胶澳租借地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由这些机构组成：李村区、青岛区、土地局、公共工程局、港务局、码头管理处和总督府野战医院。从这个民事管理的组成系统，可以清晰看出李村的重要性。

1899年4月，地方官制度颁布，确认：“租界以内在青岛、李村两处设立地方官署，专理华人词讼。其居住青岛、大包岛、台东镇、台西镇、湛山、浮山所、辛家庄、丁家庄、麦岛各村、大窑、小窑、田家庄、亢家庄、仲家洼、吴家村、错埠岭、小村庄、四方、湖岛子、阴岛、红石崖、黄岛、海西文、灵山、竹岔岛，以上各村所有词讼案件皆归青岛管辖，其余境内各村则均属李村。至地方官之权限所及者，民事诉讼如物产钱债则管至250元，如在250元以上之案件有审判厅管理，设有人欲行上控，其案必在150元以上方可，否则不准上控。刑事诉讼可罚款至500元，监禁至3个月，笞责100板，亦可罚逐出境外。如案情再重，亦有审判厅管理，设有人欲行上控，其罚款必至250元，监禁必至6礼拜，方可赴审判厅控诉，由高等审判官定断。”

1899年12月30日，胶澳总督发布公告，把李村区（中国农村居民区）与青岛区（中国城市居民区）相互界定开来，两个区的区长掌握着与区内中国居民相关的所有事务的行政管理权。由此而形成的农村地区包括274个村子，共计大约132.000人。两个区的区长，受德国区政官员领导。后者均为出自外交署的翻译人员，就是说，他们都在柏林东方语言研究所学习过，受到系统的翻译训练。

李村区公署主管租借地内的纯乡村社区。李村区区长的职责范围和职权，近似于中国的知县。此外，区政府还仿照英国殖民地地方民事管理的样板，任命一位地区专员负责日常事务。除了行使针对农村居民的司法权和警察权外，李村区区长还拥有一系列广泛的行政管辖权，如基础设施的维护、水坝的建设、土地的平整、可用树木的栽培等等，他借助在各大村庄选定的“委托人”进行工作。这些委托人，应当使官方章程在各村家喻户晓。

区长们需要对传统的社区首领（地保）和大家族首领（族长）的选举表示尊重，并把他们视为共同体的合法代表：居民们同先前一样自己选举地方首领和族长，雇佣看林人和看港人，夜间巡察打更的规矩也保留不变。同先前一样，若干个体家庭结成家族，自行选举族长，由后者负责调解家庭关系。自1909年起，每年举行四次村庄大会，征求意见，制定新的行政管理措施，改善经济状况。除了与司法和税收相关的事务外，由地方首领负责地方事务的自治制度基本未受到干扰，像清朝各地通行的做法一样。若干日常事务和争端，尽可能多地由共同体首领自行处理。

也就是在1899年里，胶澳德国总督在李村设置副臬司衙门，民间称“北大楼”。“北大楼”为二层楼房，每层有三个房间，另有一层地下室。随后，又陆续建立巡捕房、华人监狱、滨河路基督教堂、李村学校、消防队以及公路、实习农场、苗圃、厕所、电话机房等近代城镇设施。一番经营下来，李村从一个普通村庄，一变而为区域行政中心。

1910年，德国人帕默在旅行笔记《青岛》中写道：“从沧口步行一个小时便可到达李村，或者可以由青岛沿植林的公路到河西，那里有一条翻修过的公路可到李村。流向西南方的李村河西岸有一个巨大的集市。1898年这里设立了按察司，坐落在李村西北600米一个小山上的漂亮的楼房里。此外，这里还有基督教会、教堂和华人监狱。李村山，风景秀丽，在东北角的一座226米的山上有一道古战壕，以北可以看到大片的果园。”

1914年秋天，日德青岛战事爆发。9月18日，日军崛内支队在崂山仰口湾登陆，经劈石口抵李村，与9月3日先期在龙口登进军到李村的师团本部汇合，完成对青岛德国租借地的包围。10月6日，日军控制胶济铁路全线，10月31日发起青岛总攻，11月7日青岛德军投降。11月19日，日军独立18师团发布第一号军令和《军政实施规则》，宣布在青岛、李村两个政区实行军管，范围承袭《胶澳租借条约》规定的德国租借地境域。

1917年1月，日军设置青岛民政署，李村设民政分署。李村分署辖区为：从孤山、水清沟、大山口子、浮山后、山东头南方高地线以北，至原德国胶澳租借地境域以南地区。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权益后，城市沿循德国租借地时期的腹地方向拓展，以城市辐射拉动周边经济。沧口、李村、辛家庄、麦岛被纳入城市功能区，崂山风景区纳入旅游功能区。1929年9月，青岛行政划分为第一区、第二区、台东区，由四方、沧口合并的四沧区，以及李村区及海西区。规定第一区、第二区为市区，其余皆为乡区。1932年3月，青岛市政府在李村、沧口、阴岛三处设乡区建设办事处。

自帕默记录《青岛》之后20年，杭县人骆金铭在《青岛风光》中叙述的李村，已大为不同了：“青市最大之乡镇，厥为李村，距市区界线约十一公里，位居本市大陆之中心点，设有乡区建设办事处，由市政府暨所属各局台所派员合组，为乡区一切建设事业之总枢。此外并设有公安第六分局、医院、监狱、中学校。当李村河之中游，为四通八达之地，乡村贸易，咸集于是，河涯有集市，每逢阴历二七等日，乡民临时张幕营业者，恒千数百家，集会人数，不下二三万人。附近有农事试验场，足供游览。本市东部各乡区之重要道路，莫不辐辏于此。其中部最大之路线为台柳路，东通九水以至柳树台，西南通台东镇以达市区，西部通沧口区者，有李沧路、河清路、李坊路、李塔路、李大路、东部通九水区者，有毕埠路、黄毕路、李沙路、张南路，南部沿海最长之路线，有湛沙路，东至沙子口，西至湛山以达市区。”

实质上，进入1930年代以后，李村的意义与影响力，便在不断扩大。下面这些零星访问记录，可以大致作为李村之变“管中窥豹”的例证：

1930年8月18日，在青岛参加中国科学社第十五届年会的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文灏、蒋梦麟、蒋丙然、宋春舫等人参观李村水源地，并游崂山。

1930年8月26日，中华农学会年会与会者参观李村农林事务所、李村水源地、沧口工商部商品检验局农产商品研究场。

1931年5月21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顾颉刚乘车赴李村游览农林事务所，晚7点半在国立青岛大学演讲《黄河流域访古之经过》，介绍其月余考察经历。

1933年5月5日，国立青岛大学教授黄际遇与游泽丞、姜叔明、张怡荪、张王夫人夏游李村。其当天的《万年山中日记》记：“三十里至李村，南折乌衣巷，梨树已荫，杨槐初绿，禾油麦秀，海碧天高，布谷催耕，飞泉流响，鸣驺入谷，村犬吠风。”

1933年5月20日，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右昌参观李村及九水建设办事处。

1933年11月14日，教育部视察专员郭有守抵达青岛，陆续视察市立中学、李村中学等学校及市体育场。

1933年3月下旬，前上海《民国日报》记者朱枕薪进行青岛十日游，储铁生、储晋芳、姚伯华、魏步微等人陪同。行有崂山九水、李村、沧口、会全炮台、阴岛等地，记康有为、洪述祖、南亩闲人、李村仙女、图书馆、济良所、戒烟所、民生工厂、平民住宅、老爷庙等地方人事。其《青岛纪游》，1933年2月1日发表在《旅行杂志》第八卷第二号。

1934年8月1日，作家郁达夫《避暑地日记》记：“晨九时去崂山，约定之杨金甫不来。经李村，九水等处，十一点到板房，步行上山，凡三里，至柳树台之崂山大饭店，午膳。”

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文灏、蒋梦麟、蒋丙然、宋春舫、顾颉刚、黄际遇、游泽丞、姜叔明、张怡荪、黄右昌、郭有守、朱枕薪和郁达夫的道听途说，固然不能显现李村之变的全貌，却能够扩大这个北方新型乡村中心的影响力。

李村之变，由是不再仅仅是青岛家门口的风景。

胶澳副臬司衙门的“北大楼”原址，位于现在北山一路与源头路交汇处的北侧。1937年底，它和一些日商企业在青岛市长沈鸿烈的“焦土抗战”行动中，被炸毁。

第三章乌托邦 · 以民为邦本者

李村之变，不仅在于地理面貌之变，更在于观念之变，精神状态之变，民风民俗之变。

1930年代中期，青岛以李村为中心的乡区建设实践，迅速成为全国乡村建设典范的事实，是一场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国家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李村之变的实际操作经验，具有相当的可示范性，也具有广泛推广的可能。这就让李村之变，具备了焦点特征。

1934年夏天，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副主任李宗黄携考察团视察江宁、定县、邹平、青岛四处的乡村建设，对李村乡区建设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由此进一步确立了青岛乡区建设在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样板地位。

1934年9月24日，李宗黄在国民党中央149次纪念周作《考察各地农村后之感想》报告，分别对5月20日开始的江宁、邹平、青岛、定县乡村建设考察，就理念、方法、内容、成绩、问题等作介绍和评价。认为“据实而论，邹平定县，似有独创一格，自成一种学说之趋势”，“则县市单位建设，应以江宁青岛为张本，区村单位建设，应以无锡昆山为模范。无论其为平民教育，乡村建设，民众教育，乡村改进，统不为过”。报告结尾提醒：“认清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无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有职务无职务，互相观摩，互相策励，各尽心力奔赴复兴农村之一途，为乡党尽瘁，为自己努力，政府党部，以是为考成。……少谈空论，多干实事，坚定主义，勇往直前，勿视为时髦，勿假公济私，屏除身居都市高唱农村之投机分子，接近胼手胝足可爱可怜之劳苦民众……”

李村之变，遂成为国家之变的微观标杆。

李村乡区建设实践高潮期的出现，是在1931年12月沈鸿烈就任青岛市长之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佩国的研究表明，同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乡区建设的先行者相比，沈鸿烈以地方行政长官身份发动乡区建设，理论色彩稍淡，但仍有其独特的理论与方法。毫无疑问，沈鸿烈对“民为邦本”的推崇，是其推动以李村为样板的乡区建设的核心思想。而就实践层面观察，沈鸿烈则首先是对“都市之繁荣，实以乡村为基础，若四境不治，则市区亦决不能永保繁荣”的城市发展道路，有着深刻认识的地方首长。

在沈鸿烈波澜起伏的一生中，主政青岛的六年，构成了他政治活动的最精彩的部分。尽管由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历史没有留给这个湖北天门人更多的施展抱负时间，但他在青岛的作为，却足以使他长时间被记忆。

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之后，沈鸿烈即针对青岛的现实，颁布了十条施政纲要，其中包括“励行自治，充实民力；禁绝恶习，改良风俗；建设乡村，施惠平民；普及教育，以求实用；力图建设，输入文明”等要务。他明确提出，青岛“不但为本国重要商港，且为国际都市，非努力物质建设，不足以应国内国外之需要，同时青岛以向日之渔村，多年被外人管理，自无本国文化可言，故文化建设，亦非常重要。更进一步言市内多数平民，常处于艰难困苦，及不知不识之中，故物质文化之初步建设，与此辈尤为重要，此其一。又青岛虽名为都市，实则乡区面积什倍于市区，故乡区之物质建设文化建设，与市区同属紧要，此其二。此两者，均为下层重要工作，未可忽视。”矢志不移地将现代文明从城市延伸到乡村，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的步伐，是沈鸿烈执政理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人们记忆中的细节，并没有政府记录一般的面面俱到。然而，对沈鸿烈的深刻记忆，却借由这些细节流传了下来。如：普及乡村小学教育，整治乡村卫生，取缔赌博陋习，建造平民居所，建造供车夫休息的亭子座凳，展宽乡村道路，进行系统性乡区建设规划等等。这些或是雪中送炭，或是着眼未来的措施，无不是以人为本，以发展为本，至今仍被青岛老辈人传诵。

为有效地实施乡区的物质文化建设，沈鸿烈将原来的乡区划分为若干个区，每区设立一个乡区建设办事处，由市政府及各政府机关分派职员组织，直接在乡区服务。所有进行步骤，均有详细指示。1932年12月10日在接收青岛十周年纪念日时，沈鸿烈决定，每年在这一天召集各乡区耆老来市政府垂询民隐，了解地方官吏有无贪污渎职者，并了解民众负担多少等。

以民为邦本者，民则铭记。

大张旗鼓地推动乡区建设，是沈鸿烈的重要政治作为。今天，人们从沈鸿烈市长1932年6月17日对乡区办事处职员的一番训话中，可以看出其乡区建设思想的脉络：

“大多数的人民，是在乡间。我们如果只知注重城市的建设，而忘了乡村，那就是舍本求末。所以本府急于成立各乡区建设办事处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解决本市市政的一切问题，必须先要从解决乡村的各项问题入手。

乡区建设办事处成立之后，第一要注重各乡村之农产如何改良，园艺如何发达，工商业如何提倡，道路如何修筑，以解决人民之生计问题，而使之能以自给。第二要注重各乡村之户口如何稽查，保卫团如何完备，身体如何强健，以解决人民之治安问题，而使之能以自卫。第三要注重各乡村之道德如何增进，风俗如何改良，教育如何普及，以解决人民之知识问题，而使之能以自治。所以我们建设乡区的目的，就是要改良从前，努力现在，启发将来，而实行训政时期的职务，以完成自治。

但是我们，要想达到使人民自给、自卫、自治的三种目的，必须以下列的几种办法。对于乡村，有确实之调查，恳切之指导，而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然后可收效果。

第一、要到民间去，乡区建设办事处，不是办公事的衙门，是要实在替老百姓做事的，所以办事处人员，不要坐在桌子上办事，要到外面去办事，凡事必须眼到口到足到，才算办实在事。

第二、不要用文吿，乡下老百姓认识字的不多，一切事情都要用口头仔细与之说明，不必用文吿。就是对于上级机关，也可以用口头常常报吿，不用书面的虚套，可以省去多少烦文。

第三、要将就人民，乡下老百姓，看见衙门，就怕进去，所以无论调查或指导的事，都要我们去将就人民不要人民来将就我们。……

第四、办事要简单，乡区建设办事处，旣是把社会、公安、教育、工务、农村等局所，全在一起办事，凡事总要简单明了，互相接洽硏究……

第五、调查要确实，凡调查一件事，不能说槪括的话。……

第六、要因势利导，乡下种种不良的风俗习惯，固然都要改革，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反生阻碍，总要与民相习，权衡轻重。……”

沈鸿烈乡村建设的理论与方法，对当时乡区建设实践，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1933年3月，青岛市政府主编的《乡村建设月刊》创刊，其发刊词对乡村建设“民为邦本”的阐释，通俗易懂：“拨筹市款，辅以民力，增建校舍，充实学额，调查学龄，施行义教，延长村道，增扩汽车，修筑堤坝，预防水灾，建立船埠，以利停泊，鼓舞造林，奖励家畜，筹集贷款，推行合作，严禁烟赌，取缔缠足，选练团丁，以资保卫，兴利除弊，劝善惩恶，经营半载，渐有端倪，……因势利导，先其所急，求其所以保民、安民、教民、养民，以立民主政治之基础而已。”

张佩国认为，青岛有别于其他都市的独特之处，是“一个田园化的都市，而又是一个都市化的乡村”。例如上海市，则由上宝两城市划出，乡村则仍属于上海、宝山两县。南京市则由江宁县划出，而乡村仍属江宁。惟青岛由德国划分出即墨、胶县290余村庄为租借地，除收买11村庄民地辟为都市，其余则仍为村落。1922年接收后，疆域一仍其旧。就面积言，全市陆地面积551.753平方公里，乡村面积约占70%；就人口言，1934年10月份统计全市男女451184人，农民约占总数50%以上。

1932年4月，青岛市将乡村划分为六区，即李村、九水、沧口、阴岛、薛家岛、水灵山岛，创办乡区建设办事处五处，分驻于李村、九水、沧口、阴岛、薛家岛，并于水灵山岛附设分处。据各乡区建设办事处的调查，由以上六区组成的乡区人口合计有43395户，男女（未成年者在内）共240018人，平均每户六人弱，农地面积合计120138亩。

各乡区办事处人员，由社会、公安、工务、教育四局及农林事务所共同选派组成，通力合作，而由市府置一主任，以总其成。并由市长督同各局所长，以及主管人员，每周一度轮流视察，督促指寻。四局及农林事务所为乡区建设的主管机构，负责制定乡区建设的方针、计划、方案，以交付各乡区办事处具体执行。在乡区建设办事处辖下，各村镇长、若干学务委员和财务委员及保甲长，协助乡区建设办事处，推进乡村建设各项事务。

对乡区办事处的设置及工作成效，李先良在《沈鸿烈长青岛庶政述略》中的评价是：“创立乡区办事处与市区联合办事处，以求地方自治之循序实行。其中对劳工之安置与奖励，贫民之救济与居住，莠氓顽徒之感化，鳏寡孤独废疾之抚恤，以及卫生保健之推行，无不设施周到。”

但是，乡村建设的实际效果，也许并非参与者们一厢情愿的“莺歌燕舞”。1935年发生在褚家西流庄和姜家西流庄的械斗，便是一例。据民国二十四年《警务月刊》记载：“该村原为二姓，各具独占形式，相距甚近，以两姓不睦办事困难，划为两村，即褚家西流庄和姜家西流庄。”文中的“不睦”，居然就是乡村建设引发的：当时每年冬季农闲时，乡区办事处要组织青壮年“站队”操练，可大家都不愿意参加，村里只好按名额分配褚姜两姓各出一半人员。1934年冬分配下来的是单数，多出来的这个名额，两姓都不肯接受，几次言来语去就发生了争吵，以至械斗。姜家一群年轻人冲进褚家祠堂，将祠堂打了个稀里哗啦，矛盾由此升级，最后导致分裂，一村变二庄。据说褚姜两姓分了村，相处反倒融洽起来，过去都是一个西流庄，毕竟近水楼台，男娶女嫁姻缘不断。

第三章乌托邦 · 影响深刻的转变

乡村建设的历史，可追溯到1904年米迪刚在河北定县翟城创办的“村治”。同一时间，李村也正经历乡村变革的准备期。辛亥革命后，“村治”在山西以更行政化的方式获得延续。十年后，余庆棠、陶行知、黄炎培等发起以改造中国为目标的乡村办学尝试，南北各省闻风而动。一时间，乡村教育、乡村改造、乡村建设方兴未艾。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入高潮，以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和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两个试验区影响最大。这之后，便是李村这个政府主导的乡区建设试验样板了。

1934年6月15日，李宗黄《考察“邹平”“青岛”“定县”后的感想》在《众志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李宗黄带领的七人考察团，5月20日出发历时34天，先后考察了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一时间，李村作为青岛乡村建设的发生地，频繁出现在乡村建设的光荣榜上，连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主任郭葆琳，也禁不住自谓“俱得有相当之成绩，揆其进展之速，殊出意料之外。”

郭葆琳在《李村乡区建设记要》中，屡次提及市长沈鸿烈的“励精图治”与“热心毅力”，而这在李宗黄等人的相关考察中，也获得了印证。客观看，青岛的乡区建设，的确在沈鸿烈主政时期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卓越成效，对以李村为中心的乡村社会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

整体看，1930年代的乡区建设运动就如同一场暴风雨，试图将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污垢，彻底涤荡干净。对李村来说，这份全面的革新经历，自明朝正统年间李氏祖先李周从云南迁居以来，闻所未闻。革旧布新，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功亏一篑者十有八九，可推动者往往无所畏惧。革新的成与败，推动者的决心至关重要，当矢志不移的推动者层层责任加身的时候，结果自然泾渭分明，至于是不是水到渠成，一时半会没人关心。

现代政府像一架机器，通上电转起来，威力巨大，非一般农耕社会的效率可比拟。这一次，政府放在乡区建设上的注意力，显然是搭接上了高压电，速度非比寻常。政府的行政之手，在乡区建设实施的整个过程中，无处不在，无所不包。

青岛乡区建设伊始，各主管机构均制订了详尽计划，并具体代拟建设方案。根据《乡村建设月刊》的记载，各机构拟办乡区建设事项分别有：

社会局：严办赌徒（进行办法为严密查察，拘送法院，依法处办，如有受罚较轻而确系惯作赌徒者，得送感化所感化）、禁卖烟赌器具、严禁吸食鸦片注射吗啡及其他毒物、禁止辫发缠足、查禁不良戏曲、实行烟赌连坐、严禁私娼、禁止巫卜星相、提倡节俭、厘定婚丧礼物限度、禁止不合时宜礼节、取缔风水迷信、设仓积谷、筹设救济分院、推广职业介绍、分设游民感化所、保护慈善团体、取缔假冒慈善、提倡国贷、奖励工业、调节物价、新制度量衡器行用办法、调查当地出产品、改良旧式农具、讲求水利、改良肥料、硏究籽种、调查农人种地亩数、促进果品产量、改良捕鱼方法、仿造新式渔具、调查鱼产数量、取缔非时狩猎、奖励改良饲养、供给优良配种、选择适宜牧场、调查各种矿产、指导采矿方法、取缔采取石山、广设民众补习学校、筹设平民阅书报室、训练团技、实行新历、奖励礼教、设立公共运动场、指导农村组织、改良劳动生活，提倡劳工储蓄、审核雇佣契约、调查劳动状况、提倡劳动教育、检查饮料、注意屠宰、扑灭蝇蚊、清洁街道河渠、规定生熟食小贩办法、厉行防疫、训练旧式助产士、实行卫生运动、注意儿童卫生。

公安局：添设四方沧口消火栓以防火灾、扩充乡村通信、筹添乡村警报汽车、保护沿海村庄渔民安全、严禁烟赌及违禁毒品、取缔游民、取缔暗娼、取缔乞丐以维公安、调查乡村壮丁及枪弹、查察乡村反动分子及刊物、筹添沙子口山东头及阴岛巡船、取缔李村河河南河北两街及四沧等处病犬野犬、禁止辫发缠足、规定乡村警报办法、检查饮料、清洁街道河渠、取缔售卖生熟食物商贩、添设公厕、取缔暴露棺木、取缔私宰牲畜、检查牛乳、取缔无照行医、预防传染病、扩展乡区公共汽车路线、筹设市乡干路之路灯、保护已完成之乡区道路桥梁、调查筹备地方自治各种事项、调查乡人口及交通状况、调查海面小岛有无居户可能情形。

工务局：道路、桥梁涵洞、堤防、桩橛牌号、开井、筑坝、整理街道、改善建筑、注重卫生，举办公益。

教育局：学校教育状况调查、社会教育槪况调查、视察事项、指导改进教学训育、计划扩充学校组织及设备、充实乡区小学名额、增设职业课程改进职业教学方法及增添职业设备、筹款添设校舍或新建校合、利用学校推进乡村社会教育、民众识字运动、放足运动、破除迷信运动、改进不良风俗仪式、清洁运动、防病运动。

农林事务所：分发优良籽种、指示种子预措、指导防除病虫害、调查农业经营、改良施肥、提倡制造骨粉、改良农具、指导耕地整理及土质改良、保护有益动物、提倡疏菜栽培、提倡花卉事业、分发优良果苗、指导果树剪定整枝方法、指导产品包装运输贮藏法、流行配种、分发种豚及种鸡、改良饲养法、指导牛乳加工、保护森林、奖励造林、指导疏伐剪枝、举办村有林、限制烧炭、举行农产比赛、训练技工、举办冬期讲习会、禁宰耕牛、完成乡村行道树、取缔非时狩猎。

政府各主管机构拟办的乡区建设事项，虽各有侧重，但也不乏有相互重合部分，因此各单位要在项目表格中注明与某机构会同办理，以区分责任。乡区建设需要花钱，需由政府筹拨款项的，自然离不开财政局签字画押。这样下来，一桌子菜，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乡区建设的所有计划事项，须通过具体方案，以便于执行落实。一般来说，各局所乡区建设方案，均围绕初拟事项陈列案由、展期、经费、用工等具体环节，极为周详。如《乡村建设月刊》刊登的公安局“修筑小埠东至朱家洼道路案”，“案由：查李村管区由小埠东至朱家洼之路原甚窄狭不能通行汽车拟请利用民力开修为土胎马路以利交通计划：本案计划拟分两项办理，第一期为准备期以四月底止，第二期为实行期自五月一日起实行开修，第一期召集附近各村长会议征集民夫办法，又因该路两旁多有山石，势非用火药轰炸不可，拟请由工务局估计数量发给并斟定路线，第二期实行开修。”

在政府之手的推动下，乡区建设的成就，很快显现了出来。有外来参观者如此赞誉：“车过李村，也是绿林红瓦，房屋整齐，许多白壁蓝字表示的‘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李村中学、小学、医院、农场、憩游所、讯鸽所、公安分局、合作社、农行办事处、市集、邮局，……’新建筑，新组织，不一而足，若无四野园田，我几疑为不是村了。”

不过，并非所有社会民俗改良事项的推进，都顺风顺水。据前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叶恭绰《青即游历》记述：“市府积极劝人放脚，声明若干时候，须派人查验，曾否实行，及派女职员查验，竟有畏验而自缢者，又曾拘至期不放脚者之父兄，罚银十元，归后迁怒女子，逼之自尽，市府因此只可缓进。”对此，曾在青岛客居的作家艾芜感慨道，“北方人的朴实，是可敬的，但顽固的程度，却令人可怕。”

1947年1月，胶州出生的年轻诗人废丁的一首《家乡》，发表在《青岛时报•海歌诗刊》第37期上。这个“大地的孩子，驮一身日月风尘”，“温存在大地的摇篮，像偎依在慈母的怀抱”。废丁眼中的胶州乡土，一如20年前的李村，正被不断地追问：山河的容颜可曾衰老？

要用多少滴心血？出几身汗

交响不泯灭的歌声

废丁1918年出生，1988年病逝故里。在他十几岁的时候，胶州家乡对岸的李村，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更新，触及到了传统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恰恰是1930年代的乡区建设运动，使胶州和李村这两个被胶州湾分割开的乡村，逐渐显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面貌。

李村之变，由此渐入佳境。

李村乡区建设的转变，首先彰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仿佛是给百年乡土洗脸，蓬头垢面的历史尘埃一朝尽去，房前屋后恍若隔世，废丁童年记忆中的家乡，也就面目全非了。这场面类似十几年前年轻气盛的民国政治领袖给大清国剃头，一把剃头刀下去，千千万万被废除的辫子，纷纷扬扬飘散了多半个中国。一时间，在村犬吠风的乡间，大兴土木的锐利声响与孩童朗读叶圣陶《三只牛吃草》的读书声，不绝如缕。没几年过去，一辆摇摇晃晃在乡间行驶的雪佛兰和一只狗的狂吠，再加上满地的毛驴粪干，就成了乡区建设之后的乡土标配，城里人上看过去，荒谬并真实。

青岛地方政府推动乡区建设的策略，显然经过了仔细考量。办法之一，就是从建设模范村入手，以作表率。这个办法的事半功倍，自古以来就颠扑不破。被选定的李村、张村等村庄，多交通便利，户口繁盛，人民富庶。李村当时已经拥有自来水、电灯、医院、学校，基础条件比较好，成功率自然就高。选定模范村建设点后，政府各部门规划了各种方案，不遗余力地推动进展，诸多成绩便很快显现出来。1933年7月的《李村乡区建设纪要》，汇总了林林总总的成果：

翻修李村河南街东西马路；

李村河北街南北马路；

修筑李村医院前东西马路；

修理路旁排水沟；

扩充李村医院设备；

规定各街分组每日扫除办法；

辅捉野犬病犬；

设立李村调解委员会；

筹设李村公园；

督催学龄儿童入学以实行义务教育；

筹设公共运动场；

补植各街行道树；

修理公共厕所；

修筑李村河北河南各街垃圾箱并规定担任扫除办法；

成立李村公所；

整理李村集场设置市牌；

设立指路牌标写村名；

彻底肃清村内毒品及犯人；

取缔妇女缠足并组织劝禁妇女缠足委员会；

筹设李村邮务支局；

设立李村民众阅报室；

建设村民会堂取缔不良建筑；

整理村容；

添设李村饮用井水；

添设李村河北十字街警察岗位；

设立李村商办织布工厂。

道路建筑，是乡区建设的形象工程。李村乡区道路分为公路、村路两种，公路宽五米，村路宽三米。几年下来，工务局的计划均建筑完成，李村道路四通八达，可以往来行驶汽车。路基建筑，通过征工办理，桥梁涵洞建筑，则由市政府拨款，总计长159862米，面积649643平方米。

同时进行的兴修水利工程，也有声有色。李村周边，疏浚了李村河支河河身、修筑了大劳村东支水坝及汉宅路支水坝、新辟13眼水井。

就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操办方式及成效，李先良在晚年叙述说，“如以工务言，由工务局督同各乡村办事处拟定建设乡村道路办法，再由各办事处发动人民义务劳动，市府则拨专款选派技术人员，鸠工选材，于各区辟建干路支路，再次及于村路，使乡区交通便利，四境道路纵横完成之后，昔日往来艰难，赖手推小车装运货物于羊肠小道之上，如今可以动力车辆直驶于各乡村之任何一隅。”

李先良的说法，在1930年代大量赴李村乡区参观者的记录中，不难获得印证。道路的四通八达，让新城市文明与传统乡村生活的距离，不再遥远。

1937年1月，青岛市政府招待处编纂《青岛概览》，辟一章专门叙述乡区建设概况，字里行间不乏敢为人先的快慰：“复兴农村，建设乡区，实为今日吾国当务之急，不容或缓。然究其实际，果能切实励行，经极短之时间，而已见多量之成效者，惟我青岛耳。慨自青岛在德日经营时代，以迄于接收之后，虽当局对于港湾修筑，道路工程，已具规模。然对于乡区建设，则毫无设施，亦未遑顾及，以致市乡发展，演成畸形状态。迨沈市长莅任后，首先规定实施乡区建设方针及计划，所有关于教民养民利民保民之各项事业，均予规定次第施行，并先后成立乡区建设办事处八处，负责进行。”

实质上，对乡村建设与文化改良，关心的始终不止于政府，1931年又赶上东北事变，青年学生下乡宣传抗日的冲动，便不可抑止。1932年参与国立青岛大学海鸥剧社演出活动的崔嵬，后来曾记录了当年尝试在李村等地给农民演出的经历：“从‘九一八’之前，我在戏剧学校读书，到‘一•二八’的时候，在青岛这个时间里，常常是在都市里演戏。当时我们一伙人觉得抗日的主力在农村，就想以戏剧做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具。1933年春天，我们就往青岛乡下去。山东农民的文化极低，想把都市中间用的剧本拿去演，一定不会懂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剧本，就决定自己写，仿照《放下你的鞭子》的形式，因为上海友人寄去的一份，这时丢失了，我和建地君合作了一个《饥饿线上》。”

不过，接下来“洋戏班子”的乡村经历，却与想象不尽相同。剧社颠簸半天到了村上，刚刚在村西庙前空地上打开留声机，忽然人群闪开了一条道，一个手握二尺长旱烟袋的白胡子老头走进来，沉着脸问：你们大年初二到这儿干什么？剧社负责人黄敬觉得这是村中长者，便迎上前说，我们是来给老乡演新戏的。并指着正在化装的演员说，今天演《乡村小景》。长者摇头，说这戏没听说过，一不敲锣，二不打鼓，三没有刀枪剑戟，就配演戏？黄敬正要解释，不料长者从腰里掏出一块袁大头递给黄敬，说这是赏钱，我们不看这戏，请到别村演吧。他的话斩钉截铁，不容分辩，也不再听黄敬的辩解。崔嵬、杜建地过来帮忙也无济于事。几个女演员气得要哭，连妆也没卸，提着皮箱兜包，背上留声机就走了。

吃一堑，长一智。到了下一个村子，剧社先是联络感情，还把半天里学来的方言土语，即兴揉入台词里，赢得了乡民的回应。仓促排练的活报剧《饥饿线上》，把演出推向了高潮。杜建地，李云鹤饰演卖艺父女，崔嵬扮演冲上台去阻止父亲鞭子的热血青年。三个年轻人总算是把观众抓在了戏里，让新戏下乡有了收获。

崔嵬、黄敬几个大学生的乡土经历，和政府信心饱满的“多量成效”报告，自然都是各说各话。不过，由此看乡村建设运动目标与乡村现实的距离，一时半会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缩短。如果不是随后爆发的抗日战争，诸如李村这样的乡村改良，也许还有机会再来一次加速度。但很不幸，伴随着青岛沦陷的倒计时，历史的窗口，一下子就关闭了。

交响不泯灭的歌声 · 乡区建设样板

作为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人”的问题。只有打好“人”的基础，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要建立“人”的基础，必须明白中国人的毛病：“愚”，最大多数人目不识丁，缺乏知识；“穷”，在生和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弱”，病夫，又没有科学治疗，不讲公共卫生；“私”，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训练。要克服这些缺点，晏阳初认为只有在教育方面下功夫。中国人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所以要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就有希望改造中国。针对农民的四大病症，他主张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以实现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再造”。

李村乡区建设的模式，尽管与晏阳初探索的定县经验不尽相同，但在乡村教育的认识上，却殊途同归，实践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在1930年代，李村乡村教育方面的种种转变，尤其引人注目。

首先是李村中学的建立。1930年10月，谭建之校长主持开始李村中学建校施工。费用获市政府拨款及工商团体筹款资助，学校基地由李村农事试验场划地14亩解决，动工后因款项不足，建筑计划未能全部完成。1932年青岛市政府又复拨款，另加地方开明人士再度捐资，建成两座四合院平房校舍。同年教育局任命赵枚为校长，正式定名李村中学开始招生。当年招收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同时附设乡村师范班、速成师范班各一个。翌年又增设师范速成班和农业专修班各一个。1934年6月立建校纪念碑记：“……溯自青岛设市，教育勃兴，市属乡村小学林立。每年由高级毕业之学生无虑数百人，近处无相当之学校供其升学，远道负笈寒酸，又力有未逮，以故地方人士有创立李村中学之建议……”

乡区建设运动全面展开后，李村在乡村教育方面随之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良。比如由乡区办事处调查学龄儿童，涉及学龄儿童数、就学儿童、失学儿童数额等，均详尽了解。1932年10月，教育局制定充实乡区学额办法，由乡区建设办事处执行。要求在学校能容纳范围内，选择学龄儿童中年龄较长者，及家境较富者，劝导其家长，送之入学，如不服劝导，科以十元以下一元以上罚金，交公安分驻所执行，倘处罚后，能遵令入学，仍退还其罚金。该办法实行后，李村一区新增学生千余名。

李先良在《沈鸿烈长青岛庶政述略》回忆：“如以教育言，乡村儿童青年所以就学困难，主要原因为没有学校。乃由教育局拟具乡村教育计划，督同各乡区办事处普设小学，使每一大村有一完全小学，每一小村有一分校，儿童可以就近入学，免远道奔走之劳。新建校舍则以官民合作之方式而成，即政府出钱，群众出工。学校既立，复调查学龄儿童，实行强迫教育，否则科以1元至10元之罚金。倘受罚后即遵令入学，则退还罚金，使当时群众畏威怀德，争遣子弟上学。学额充实之后，更收普及教育提高乡民知识之效。其次，复创办乡村中学及师范学校与职业学校，使小学毕业者有升学之所，有造就师资之所，有学习农业技艺之所。由是使乡村既免于穷，又免于愚。”

乡村教育改良的重头戏，是校舍的建筑。1934年李宗黄率团赴李村等区参观十余校，看到各学校的校舍多属新建，整洁美观一如城市，为他市县乡村所不及。李村乡村校舍的建筑经费，由市政府补助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则由乡村自筹，或照地亩多寡分摊。

除了建立学校，政府还通过开办民众学校和民众教育馆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新生活方式的培养。民众学校是一种专为乡村农民而设的培训机构，附设在乡区小学校内，教员由小学教师兼任，授课时间为四个月，到1934年底开设有50余校，举办七期。由专门机构人员负责的民众教育馆，经常举办通俗讲演，开设有巡回文库和民众阅报牌。

1934年9月1日，市立沧口简易民众教育馆在下街开馆，李文晟就职馆长。第二年设立沧口图书馆。图书馆由原设置在沧口大马路的公立通俗图书馆归并。沧口民众教育馆设讲演、游艺两部，并编辑出版《沧口民众》旬刊，此为全国定期民众教育刊物五种旬刊之一，每期四开四版，在受众中有广泛影响力。

乡区建设的社会转变，在社会公益方面，也有突出表现。李先良曾自谓：“市社会局督同各乡区建设办理改良风俗，肃蓄发、缠足、赌、酗酒、吸毒之恶行。复成立息讼会、敬老会及改良婚丧仪式等规章，由办事处就各中心地区分别设立督导机构，认真推行。市府复于每年对年逾70之老人开敬老会，令其子弟扶持到府，馈以礼物，饷以酒食，俾使乡民皆知忠孝仁爱为立身之本。”除了改良风俗、禁革恶习、厉行清洁卫生，调查社会及人口外，直接有益于民生的，还有农民银行与乡区医院的设立。

1933年5月8日，青岛市政府联合商会和银行公会筹备十万元，选定宋雨亭、张玉田、王仰先、姚仲拔、苏劻臣、周志俊为董事，傅炳昭为监察，以调剂乡村农工金融为名，创办青岛农工银行。财政局股本三万元，银行公会商会分任七万元。政府、商会和银行公会几方的行政干预，在这一天显示出了强大的推动力，市长沈鸿烈出席开幕典礼之后，仅一个上午，各银行钱号就存款达五十四万二千余元。农工银行在各乡区办事处内附设银行办事处，执行银行业务，贷款最多以一百元为限月息一分，偿还期为六月，以地契为抵押品。至1934年底，李村一处即有贷户120余户，到期未还者仅三四户。农工银行业务的开办，使农村借贷利息由原来的高至五六分，降至一二分。不过，农工银行靠政府的脸面生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不用说沈鸿烈时代的地方政府远不是说一不二的“经济警察”。时间稍长，银行的自主发展就唯靠市场选择了。农工银行四年后遇上七七事变，停业便成唯一选择。1946年11月农工银行复业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快乐，由于对公库存款存不计息，汇不收费，该行头寸较为富裕，营业收益也佳。

乡区医院的普及，同样是乡区建设的重要成果。在励行乡区建设以前，乡村中仅李村有市立分医院一所。1932年由社会局竭力筹备，于沧口、台东、阴岛、薛家岛四处，各设立分医院一所，并于九水及水灵山岛两处，委派医生携带药物，成立诊疗所。乡区医院的陆续建立，使得之前原始状态的乡村医疗状况，得到了积极改善。对此，李先良晚年回忆：“除扩充原有李村医院外，复于沧口、阴岛、薛家岛各乡区分别新建医院。另于四方、夏庄、九水、王哥庄、水灵山岛等六处各设诊疗所，分隶于附近医院，使乡村病人可就近获得医治。沈氏又令李村医院设“巡回医疗汽车”一辆，每日往来于偏僻村落，作为救急之用。各完全小学也设简易治疗箱，以供轻易疗病之需。此举除为顾念民瘼之外，另一用意即是祛除农民因病求神问卜滥用药物之陋习。”

乡村公安状况，亦发生了转变。

公安局所属第三、四、五、六分局负责乡村公安工作。每四五村均有一警察分驻所，未设分驻所村庄也装有警备电话。各分局都备有警备汽车，能在接警报后五分钟内出发，一小时内合围。李村区95村，18村属第四公安分局，77村属于第六公安分局，有五处分驻所，九处派出所，一个马巡小队，一个保安队，230名官警，两辆警备汽车，两只巡船，31辆自行车，22部警报电话。每闻警报，警备汽车一般能在20分钟内抵达出事地点，匪徒不易漏网逃脱，故乡村极安定。李先良在《沈鸿烈长青岛庶政述略》中的叙述，也印证了当时乡村治安的情形：“如以治安言，沈氏对于乡村警卫网之布置，完成点线与网之警戒。加以海军陆战队之择要扼守，使治安巩固闾阎无惊。同时户口清楚，匪徒绝迹；更由于保卫团之成立，使各乡壮丁纳入自卫组织，寓兵于农，更使警备配合灵活，治安无虞。”

与此同时，清理乡区民有土地工作，获得了积极进展。

清理乡区民有土地，连同市政用地，以及市民私有地清丈，均由财政局负责推动。本来，这不属乡区建设工作范围，但与农村经济事关重大，自然也就与乡区建设发生密切关联。1932年1月，财政局拟订清理乡区民有土地暂行规则，派员分赴各乡区清理，由产权人填具声请书，连同土地证件，交由该管村长汇转财政局，核发查验证书，不收任何费用。嗣后，乡区民地即以查验证书为主要证件，财政局根据清理结果，重编清册。全部民地于1935年底清理完毕。每一村庄清丈完竣，即行次第依法登记，发给权利书状。

张佩国认为，总括起来讲，以李村为中心的青岛乡区社会经济在沈鸿烈主政时期有稳定发展，原因除地方安定无兵匪之灾，接近市区、农产易于推销等客观因素外，地方当局积极推动乡区建设的主观努力，也是重要原因。李宗黄在比较江宁、邹平、青岛、定县四处的乡村建设时，发现青岛乡区建设当局推动多，乡民自觉少。但张佩国以为，恰是地方当局的主持与推动，才反映了青岛市乡区建设的独特之处。

1937年底青岛沦陷，乡区建设戛然而止。战后的1946年2月13日，受中央特派视察东北九省及华北各省市接收工作的沈鸿烈路过李村，逗留一小时，“成千成万的农民簇拥在道旁及广场上”，场面感人。到了下河，沈鸿烈再次下车，逐一慰问前往的村民。陪同访问的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芮麟感慨万千，禁不住口占一绝：“渐觉岚光扑面来，白云朵朵好花开。十年阅尽兴亡恨，终古男儿不解哀。”

一块石头投下去，回声终究是有的。1946年1月，在筹设沧口民众教育馆的同时，郑庄中心学校也在向政府申请将李村河北320号房产收回，设立民众教育馆。这大致算是李村乡区文化改良建设的香火延续，闪烁着蜡烛的光亮不大，毕竟没有完全熄灭。

:卫礼贤《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7月版。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 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杭县骆金铭编《青岛风光》，兴华印刷局1935年6月。

: 1930年8月15日《时事新报》。

:张佩国《沈鸿烈主政时期青岛乡区建设述略》，1997年3月20日《山东文献》第22卷第4期。

: 见《乡村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3月出版。

: 青岛市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编印《李村乡区建设记要》，1934年9月。

: 1935年4月17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刘明。

: 崔立新《大帅崔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

: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第167页。

: 《青岛拟设农工银行》，《中行月刊》1933年第6卷第1-2期P162。

: 《青岛农工银行开幕》，《银行周报》1933年第17卷第18期P5。

: 1947年《青声》月刊创刊号。

第五章乡土 · 引入城市的水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传教士卫礼贤曾经对胶州湾东岸的河流，有过一次近乎冒险的体验：“一条宽阔的白带突然出现在地面上，在夜色中闪闪发亮。这是中国北方那种夏季常常干涸的河流，宽阔的河床只有在雨季才会涨满水。我们的坐骑穿过这些砂石小径。夜色更加深沉。地平线上的石头越来越奇怪，越来越模糊，眼前的树枝也显得更加奇形怪状。路边不时有石碑出现，那是贞节烈妇或虔诚少女的纪念碑。交错盘踞在碑顶的石龙，在迅速暗下来的天色映照的最后一抹光亮中，呈现出奇妙的剪影。”

“夏季常常干涸的河流”，是卫礼贤对这块土地的深刻印象。

青岛是个建在海边的城市，三面环海，却一直缺水。蔚蓝色的海水千百年潮起潮落，远不及海岸上一口淡水井沁人肺腑。这份焦虑，直到城市化之后的几十年，依然挥之不去。诸如1933年魏镜在《青岛指南》中关于本地“壤多砂砾，不宜蔬圃，一片旱象”的说法，始终魔咒一般困扰着城市的决策者。

举目四望，一代一代移民的本土化生存，依靠的都是凿井而饮的古老方式，坚韧并苦涩地传续着村庄家族的历史。太阳底下，从被海风浸泡的青岛村到沧口、李村，一桶水一桶水提上来倒下去，日复一日地浇灌着胶州湾畔的生命繁衍地图。直到20世纪初，在被本地历史学者于佐臣称为“文明清流”的人工引水缓慢注入城市之前，160多口“古井”的存在史，几乎成为了青岛原住民原生态生存的经典象征。而实质上，今天进入统计的大多数“古井”，除了老村庄残留下来的“遗孤”，也都是作为城市化的起始标志，由租借地行政当局斥资掘建的。接下来，从城市核心区布局的自来水供应范围逐渐扩大，城区水井慢慢废弃，渐成陈迹。这些城市化的早期设施，或存于市肆院落，或隐于店铺柜台之下，成为一个快速演变时代的温暖记忆。但对乡村而言，凿井而饮的选项却没有那么快进入历史，直到1930年代还持续出现的“新辟李村区水井十三眼”等记录，便是城市化缓慢扩展的凭证。

将纯净水引入城市，是胶州湾城市文明开启的第一缕曙光。

而这份光亮，并不是从天而降的雨露。

1899年秋天，一场突发的霍乱和流行伤寒在租借地造成了24人死亡，这让当局异常紧张。起初，市区刚刚建立的政府医院通过新打三口水井的办法，暂时解决供水问题。工程建设部门借助压力泵，将一口水量充沛的井水注入蓄水器，再供给低处的建筑物用水。当年的政府报告希望，在自来水工程完工后，这些管道可进行接驳。

来自德国的市政专家认为，饮用水污染加上大颗粒的地表花岗岩碎屑对病原体的过滤不良，是瘟疫突发的主要原因。当局于是决定加快敷设服务主城区的供水系统，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传染病的威胁。经过勘察，第一个城市水源地目标确定为海泊河。总督府的年度报告说，海泊河的地下水储量十分可观，进入自来水管道的水甚至连水质检验都可以忽略，但从水源地的卫生条件考虑，海泊村340人的迁徙势在必行。

最初开辟海泊河水源地，是在河床上凿出五眼井，井下通上管道，用水泵把井水汲入主井，再沿直径350毫米的配水管道，输往观象山的贮水池，然后送水入户。从海泊河到观象山的距离，长达4.2公里。观象山贮水池容积400立方米，配水能力恰好满足欧人区的需求。当局对欧人区实行“配置优先”，对于大鲍岛和台东镇，水道局送水之初在沿途开放公共水栓，免费向附近居民供水。

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青岛最早的市街开始在人口稠密地带出现，在铺设柏油之前，尘土飞扬的道路洒水令官方十分头痛。海泊河水源地的开辟虽然暂时缓解了城市供水的燃眉之急，但随着城市人口激增，海泊河之水已供不应求。工部局急中生智，推出海水洒街的节水措施，用新式马车加载一个水箱，车后带喷水龙头，以解决普遍性的扬尘污染。

为了给洒街马车供水，前海海岸设置了公共抽水泵站，用水泵把海水抽取上岸后输入沿路的唧筒，洒水马车通过唧筒供水口汲满水箱，依次进行道路降尘。海水洒街，不仅节约了来之不易的淡水资源，且能够使路面保持湿润。后来中心市街虽然都陆续铺上了柏油，但海水洒街的清洁习惯久而不衰，成为城市街道的独特风景。

随着胶济铁路通车和大港码头的建成，青岛的港口贸易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供水服务捉襟见肘，公共水栓只好暂时关闭。

水道局探查新水源地的任务，开始变得日益紧迫。在这种局面下，李村河作为城市开阔水资源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历史学者于佐臣的研究表明，1904年水表转配入户，成为一道载入青岛城市史册的供水措施。这年4月，总督府出台城区供水规条，停止连续四年的免费供水，实行用水收费，规定从当月起，各个公共水站直径350公尺以内的住户用水，一律需交纳水费，以水表为缴费依据。工部局随即开始入户安装统一定制的水表，以租用的方式配备到自来水用户。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黑匣子，装在水龙头与水管之间，通过流量计算费用。工部局规定，20～125毫米水表的租金由用户缴纳，水表维修和更换由工部局负责。水费缴纳以三个月为期，凭水表显示的数据计费。工部局派专人登门查表，下单索费。此法后来一直在本土沿续，并陆续被引入到其他城市，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城市传统。

1906年，李村河水源地开工建设。同一年，一个叫王献唐的年轻人进入到卫礼贤创办的礼贤书院求学，这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后来却对城市地理格局与文明传承，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影响。当1913年王献唐从上海路毕业的时候，李村河之水，已然与青岛城市化的运动节拍环环相扣。而王献唐洞悉历史的眼界，也豁然开朗起来。

自然之水与文明之水，其实都似一条深藏不露的暗河，不彰不显，半醉半醒，却灵魂一般铭刻在城市的细枝末节之中。城市的每一次发动与日常精神气质的培养，都与此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1906年正式纳入城市饮用水开发的李村河水源地，建在李村河与张村河交汇的阎家山村，西距李村四里，北距青岛20里。阎家山村建于明朝初年，差不多与李村同时代出现在胶州湾畔。据说永乐年间阎氏四家由云南迁往山东，分别栖息在青州、昌乐、莱阳和即墨。入即墨一族因在山丘之上建村，故名阎家山村。也有传说，此“云南”是山西“小云南”，所谓“晋，阎邑大夫，以邑为氏”。这个说法，让历史的追根溯源一下子就到了春秋晋国的世袭贵族，这让始自山西的阎姓一支，立刻就荣光了不少。德国政府翻译谋乐在1901年8月增订的《山东德邑村镇志》中描述，“这个村庄有500人”，从阎家山过河，是曲哥庄。

在阎家山村北的水源地开发方式，也是打井，一口气打了14口。开工之初，横向截断李村河，随后在河床上凿井，收集地下水，然后输入海泊河水源地转送市区。一日之给水量，达1800立方米。这个规模，已数倍于观象山贮水池400立方米的容积，同期建设新的贮水池便刻不容缓。

三年后李村河水源地告成，铺设供水管道向市区供水。连接李村河水源地的新贮水池，建在凤台岭，山上的贮水池用钢筋水泥浇铸，容量2000吨，贮水山由此而得名。到1916年，李村河水源地的日给水量，已增加到3000立方米。从李村河到贮水山的供水管，将李村和市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930年8月上海社会局的包伯度在参加中华农学会青岛年会后，撰文《青岛参观小记》叙述，“李村水源地，现有抽水机二部，以百四十磅之压力，压水至相距十英里之若鹤山上。地管管径为十六寸，每小时可送水百吨。另有电压机三部，各有百五十马力每小时可送水二百吨。在东林掘井二十五处，南林掘井十三处，井深九公尺。是为取水之基本另备贮水池，容积为三八○立方公尺，天旱无水时吸用其水云。”

包伯度文中的若鹤山，就是贮水山。

由李村河水源地转送贮水山的水，长时间保证了城市的日常运转。尹致中在《青岛浮雕》中描述：“贮水山在信号山东北，与观海山成鼎足之势，海拔九十余公尺，有两峯相对峙，中作凹形，形同马鞍，故又有‘马鞍山’之名，上有‘贮水池’二，东西並列，以容海泊、李村、白沙等河各水源地送来之水。贮水池高出李村水源地六七公尺。高出白沙河水源地六一、四公尺。两池之总容量为六千吨，为青岛全市自来水之总源。”

城市用水稍作缓解之后，当局恢复了一度关闭的公共水拴，实行收费供水，水栓遂改称“水井站”，站点一直覆盖到沧口、四方、东镇一带的居民密集区。水井站用唧筒从管道井的深处汲水，唧筒的活塞用铁链穿成一溜，市民们称“水溜子”。

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管制青岛后，日本开始大规模移民并同时进行城市扩张，市区人口大幅增加，1918年达到7.8万人，五年增加近百分之五十。李村河流入的城市之水，再一次显现出囊中羞涩的尴尬。1919年，位于白沙河左岸的第三个城市水源地开工建设，一期凿井15眼。白沙河水源地的功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向市区供水，而同时转向更大范围的公共服务，预示着沧口作为一个新兴工业中心区域的枢纽地位，获得确立。

白沙河水源地的送水管道，经沧口街交叉路口、西南曲、坊子街，在枣园附近分支，成Y形走向，一支通过石沟、文昌阁、西流庄、南山到达李村河水源地，转送贮水山，另一支经小瓮村、窑头到达沧口，专供沧口附近工厂、居民用水。白沙河水源地的二期工程，再度扩充供水能力，在白沙河下游加凿12眼供水井，使总供水能力达到6400余吨，加李村河水源地，日供水量可达11000吨以上。至此，依次以海泊河、李村河、白沙河三大水源地为主体的城市供水体系，基本形成。

李村河水源地建成后，一些阎家山村周边村民陆续被吸纳进来，参与了水源地的看护管理。白沙河水源地开辟后，这些村民因为有了水场工作经验，也被派往服务。

作为城市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象征，李村河水源地自建立以来，一直被视为公共服务的标志。1930年夏天，在青岛举行第十五届年会的中国科学社和参加中华农学会青岛年会的与会者，相继参观了李村水源地。

参加中华农学会年会后，供职上海社会局的包伯度给《中华农学会报》撰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称“德人最初在海泊开辟水源地，每日可给水一千吨。旋以用水不足，复在李村辟之，每日可给水六千吨。日人占领后，在白沙河再辟一大水源地，每日可给水七千吨。故青市现有水源地三处，夏季每日需水一万四千吨，已无不足之虞。冬季仅需八千吨云。”

水井作为城市公共饮用水系统的一部分，为应对河流枯涸可能发生的意外，防患未然，依然难以使市政管理者释怀。青岛学者于佐臣的研究显示，三大水源地实现供水多年之后，水道局把一度废弃的“古井”重新修复，配上井盖，沿市区主要干线、居民区和旅游线路统一编号，一一落上“户口”，标注在《青岛市井图》上，以备水源断绝时就近取用，市民给它起了个吉祥的名字，称“太平井”。后来的经历证明，太平井的确在一些关键时间节点上补充了青岛人的饮水太平。一直到1989年全长290公里的引黄济青工程通水，青岛人喝上了黄河水，水井才渐渐淡出公共记忆。而这个时候，本地水源地的“一方水土”，依然在海风吹拂之中，按部就班地滋养着胶州湾畔的人们。

后来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继续学业的王献唐，渐成一代学术传人。他的《炎黄氏族文化考》，从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个角度，利用中国的经书、纬书、神话传说和其他典籍文献，对炎帝和黄帝两个不同氏族进行了系统考证，成为研究中华文明史的重要著作。

从王献唐引《泗志钩沉》的“穷桑在鲁北泗水之阳，循水北山南而东，数十里皆穷桑地”延伸，在胶州湾之阳的青岛、沧口、李村，循李村河之水数十里的沧桑演变，可谓是“皆传奇地”焉。

第五章乡土 · 市集

市集，多指在固定地点定期举行的贸易活动。《元史·刑法志三》所谓“诸在城及乡村有市集之处，课税有常法”，描述的就是市集的一般形态。为方便交易，传统市集多以约定俗成的时间确定集日，乡村以自然村落空地为址，而城镇则依托街道广场设置。集市一般进行多种类物资交易，如生产用具、日常生活资料和用品，并附带民间娱乐活动。也有相对集中的药材市、木料市、蔬菜市、水产涂货市等。《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北宋汴京街市场面和15世纪的克里姆林宫教堂广场，都是经典的市集。

集市历史，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由最初的物物交换，发展为货币购销，经历了漫长岁月。西周时代，集市的规模已相当可观，《周易》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其繁盛形态大致形成。

由于地域和习俗关系，集市的名称和期日各异。《五杂》说，“岭南之市谓之域，言满时少，虚时多也。西蜀谓之亥……山东谓之集。”由此遂有“趁虚”、“赶集”等不同叫法。唐人柳宗元所谓“绿荷包饭趁墟人”的叙述，展现的就是人们携带午饭奔往集市的忙碌景象。至于集市的期日，或三日一集，或五日一集，或逢五为集，或逢十为集，地点则多选交通便利的宽阔地段。李村、流亭、法海寺等地的河滩，历来就是集市场所。

作为一个乡间贸易和公共交往的集市，李村集可谓闻名遐迩。

李村集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万历《即墨县志》，其建置篇记：“市集，在乡十二。李村，在县南六十里”。据此可知，在明朝，李村集已属周边乡间著名市集之一。清同治《即墨县志》，对李村集续有载录。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即墨县内有城集4个，乡集39个，李村集为其中之一。至清末，李村集已形成辐射百里的规模。

1898年德国青岛租借地建立后，将租借地全境划为市区和乡区，李村成为乡区中心之一。1898年10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对李村市集的描述是：“李村已成为租借地比较重要的集镇。在这里交换农产品，诸如牛、驴和猪等牲畜的交易很活跃。在逢集的日子里，离此数里远的小贩和商人都到这里来赶集。四面八方通往李村的道路上云集着独轮推车、大车、肩上挑着物品的挑担者和两侧鞍边挂有装满物品的大筐的驴子。”另据1902年至1903年的调查，春节前夕赶集者多达15000人，在淡季每集也有4000人，货摊有时高达2000个。

作为乡村中心，李村的示范性和李村市集的繁荣这一事实，加大了胶澳总督府对这样区域的关注度。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和增加税收，租借地当局1908年开始向李村集市的商贩收取摊位费和过秤费，并将所得用于道路、桥梁、学校、医疗诊所的建设和植树造林等市政公益投资活动。

李村集市以夏历二、七为集日，以李村河的开阔河床为交易地，买卖繁盛时间，可谓人声鼎沸，场面如沈从文所描述一般：“倘若你是由远远的另一处地方听着，那种喧嚣的起伏，你会疑心到是滩水流动的声音了！” 这里长时间以自由交易为主。交易的商品有粮食、海产品、手工制品、木材、禽蛋、蔬菜、水果等。交易品本地自产为主，辅以自外地贩运种类，如煤油、火柴等洋货。

李村集每年72个集日，万余赶集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商贩千余家，且鱼类、杂货、种子、古衣、钱摊、食物摊不计在内，陈列物品的总值，每集不下9000银元。农事闲散且逢天气晴朗时，场面更是红火，物价总值可达上万银元。

在1910年代日文版《李村要览》中，罗列有每集日主要商品的平均总值，并注明产地，如：小麦，1150元，属城阳赵村产；棉纱900余元，属日本产；布匹800元(土布占4/10、洋布占6/10)；茶叶700余元，属潍县产；豆饼500元，属沧口、流亭、大村庄产；总值在200元以上的，为海州产豌豆，大连产玉黍；总值在150元上下的，为海州产黄豆，李村产高粱、地瓜干，宋哥庄产柳条筐，上海运来的火柴；在百元以上的，有泰安、莱芜芝麻，上海粗纸，安丘苇笠，赵村粟米等。

统计的其他物品还有即墨黄酒，李村猪肉，外洋煤油，上海棉花，崂山松柴，乐安炕席，平度鸡蛋，下庄陶器。更有靴钉铁锅笤帚竹篓，木扒、锄柄、锅盖、箢斗等等。加上沙子口、沧口运来的海产品，李村集全年商品总值不下70万元，按交易3成计，交易额可至21万元。

从《李村要览》的统计可以看出，当时李村集物品以农产品、日用品为主，品种已相当丰富。透过这些商品的日常交易数量，可以清晰看出集市的热闹红火。

1914年冬天日本取代德国管制青岛后，在李村设立军政公署，颁布《李村市场暂行规定》，基本沿用德租借地时期旧制，规定李村河岸道路和河滩为市场区域，任何人都可以在此设摊卖货，但需按章纳税，每个集日一等摊位交税二钱，二等摊位交税一钱。集市禁止喧闹争斗，军政署派宪兵和地保进行巡查。

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李村集发展迅速，在“各集市中期买卖之繁盛首屈一指”。据1928年《胶澳志》记载，1926年李村已经成为市属乡村中枢，常住人口为1958人，乡区交通路线，悉以此为中心点。李村集上乡民纷纷设店，米粮、布匹、木器、农具、家畜、家禽应有尽有，赶集人数达到两三万。1927年7月，俄国人开办的青蚨汽车公司开通由市区至李村的汽车客运专线，使市民乘汽车赶李村集购物更加便利。

据1928年《胶澳志》的统计，当时李村辖区有影响的市集有李村、枣园、沧口、浮山所几处。与李村毗连的流亭、华阴和附近的胶州，也时常在此购买所需。

第五章乡土 · 李村之盛

文人眼中的集市，往往不仅仅停留在一种表面叙事上。刘筠1929年夏天集中创作的《青岛百吟》，就在繁华之外，描述了“日斜人散”后的乡村静谧：“乘马耕牛集此间，李村重镇傍浮山。日斜人散市声寂，古寺长林相对闲。”作者在附记中记述：“李村距青岛市三十里，当村河之中流，为四通八达之地。有地方分院农林试验场、山东第六监狱。自德国时即视为重镇。二、七日集会。百里内辐头面凑并进，不下二、三万人。枣园、流亭、华阴等处皆百里内之大市镇，概不如李村之盛。市南有清凉寺，正当浮山。日斜人散，幽雅绝伦。”

不过，《青岛百吟》附记中对“李村之盛”的说法，恰也印证了《胶澳志》的记录。

1930年代，李村集开始按货类分市，集市地位和影响力逐渐扩大。据《李村乡区建设记要》的记载：“李村集设置肉市、鱼市、菜市、等市牌20个，划区入市设摊。”有回忆显示，从集市西头往东，依次排列为：柴草市、鱼市、面饭市（支取篷席的炉包、饺子、面条、馒头饭铺），干山货、干海货市，中医、中成药市，瓜果、蔬菜市，布市，衣裳市，鞋袜市，东饭市（露天炸油条，煮牛、猪，脂渣炖火烧和地方小吃），小农具市，铁匠市，破烂市，猪马牛羊市，及河南侧的牲畜屠宰市。附近流传的所谓“郑曈的糖球、庄子的火烧、苏家的鼓手、编筐编篓在大杨树里头”之类说法，反映出了彼此村落间不同的风土人情与民间技能。

除了物品贩卖，李村集的民间娱乐也引人注目，内容丰富。集市西侧、北侧河滩空闲处，多聚集打把式卖艺卖药、说渔鼓大鼓书快板书、拉土台子唱柳腔茂腔、穿行过市讨小钱的各色人等。熙熙攘攘之中，四弦胡琴在唢呐的帮腔下，把集市人声鼎沸的喧闹，渲染的淋漓尽致。辛亥年后，诸如江文兴、江文龙、董乾三、范友山、蓝德先、刘作廉、杨立达等民间艺人，时常能够在李村集成为公共话题。蓦然回头，看见吃着郑曈糖球或者庄子火烧，在《罗衫记》和《绣鞋记》的起伏跌宕中招摇过市的故人，也算是李村集市繁荣史上的经典一幕了。

戏台的长盛不衰，在于情节的扣人心弦和表现的声情并茂。而集市的鼎盛，则在于吸纳能力的伸展自如。1930年代的繁荣期，李村集市吸引了远在青州、潍坊、莱阳等地的商贩，尤其是逢年集，潍县爆竹、泊里草席、胶州白菜、平度木板年画及本地对联、剪纸、福字应有尽有，一派生机勃勃的其乐融融。

作为公共交往交易的地域窗口，李村集市同时也反映出时代变革的痕迹。1930年代中期涤荡李村全境的乡区建设运动，就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李村集的面貌，比如整理市场秩序、改用新制度量衡、查禁不良戏剧、取缔乞丐、改变卫生习惯等等。据1934年9月《李村乡区建设记要》记录，“李村五日一集，市场设在河滩，每逢市期各商任意陈列货物，道路为之拥塞。经本处呈请社会局发给木牌费十四元，制定木牌二十个，书明肉市、鱼市、菜市等，由本处指定地点，派工依次排植，以作各市标准，并会同公安分局，每逢集期莅场指导，俾成行列，则交易既便，秩序亦整。”

期间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的乡村整治内容之一，包括取缔李村市场简陋的便所。“李村河直通李村水源地，原以供给饮料之用。该村市场设在河滩，每逢市期，村民随地安设溺器，以致群众任意便溺，不但有伤风化，且于饮料关系甚钜。已饬村长地保一律移于河边，并设围箔以资掩蔽。”

李村集市井然有序的交易节奏，在1938年青岛沦陷后被逐渐打破。为防止抵抗武装的袭扰渗透，日军1941年开挖了一条由山东头经李村到沧口，长达16华里的壕沟，沿壕沟修筑了12个配有碉堡的“卡子门”，切断了李村和板桥坊两条进出市区的要道，驻守盘查过路行人和货物，水陆交通障碍重重，贸易秩序遭到破坏，李村集市逐渐衰落。每集日仅有三五千人，设摊陈列物品总值万元左右，成交额降至500到1000元之间。

战后的1940年代末，青岛成为孤岛，难民大量涌入，时局紊乱，货源奇缺。在物价飞涨的市场状况下，李村集严重萧条。据1948年8月的统计：时食盐每市斤已高达10万元，玉米每市斤44万元，猪肉每市斤360万元，随后又相继几倍几十倍增长，市场无以为继。

1950年代初，李村集市场日趋稳定，年成交额逐年上升。1954年起，粮油实行统购统销，自由交易被限制，集市贸易略有下降。1958年，农村自留地被取消，家庭副业被禁止，李村集交易品种明显减少，集市由李村河底迁至河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自由市场重新恢复，农副产品及家庭加工产品上市，李村集又趋活跃，但交易品种有限，交易额与1950年代相比大幅下降。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李村集交易额开始回升。1970年代，集市搬到李村广场。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体制改革，农民收入增加，李村及周边城乡购买力提高，李村大集再度进入繁盛时期。

传统集市，粮食交易颇盛，随着李村周边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集市物品的需求结构开始发生变化。1990年代，政府对集市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河南岸硬化了地面，设立了固定台式摊点，辟为海产品市，改为全日市场。河北岸全线建设了两层楼房，部分摊点退河进室，同时也吸引了更多行业参与集市经营。

进入21世纪，李村集已发展成综合性市场，摊位设于李村河底及两岸，东至东李村，西至杨哥庄，南北百余米，东西绵延三公里，盘地500多亩。集市被三座桥梁自然划分，辟为四大地段，自东向西，东李段为汽车、摩托车交易市，每集上市车辆2000余辆，汽车、摩托车各半。东北庄段主要是服装市、鞋帽市、旧货市，约有摊位600个。河北段为固定市，设有大棚，主要经营蔬菜，海鲜，粮食，肉类产品，摊位400余个。杨哥庄段主要有花鸟市，农产品市，木材市，日用品市，自行车市，摊位达千余。除河北段为固定市外，其他三段皆为集市场所，集日逢二排七，为露天市。整个集市年交易额达两亿多元，辐射青岛七区五市，以及潍坊、安丘、寿光、日照等地。

2015年，伴随着李村集搬迁工程的启动，一个摩肩接踵的旧市集时代，已渐行渐远。新李村集，方兴未艾。

第五章乡土 · 先行者

在1925年1月3日统计的一份《青岛清华同学录》中，有两个人的履职机构与农林业有关，一个是凌道扬，任职第一公园的胶澳农林事务所所长，一个是陈宰均，任职李村胶澳商埠农事试验场主。

从德国人托马斯、马尔特到凌道扬、陈宰均，经过20多年不间断的积累，青岛本地的农林业科学研究和推广实践，已成绩斐然。

这个开端，在1898年。到1902年马尔特出现在青岛的时候，造林工作已井然有序地开展了起来。

对31岁的德国林业与植物学家马尔特·哈瑟斯来说，1902年12月4日显然是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娶了25岁的艾米莉·库勒为妻。到今天，人们依然不十分清楚马尔特的婚礼是不是在青岛举行的，只是粗略了解从这个似乎很普通的年份开始，马尔特一生最后16年中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将和青岛发生联系。而对艾米莉来说，通过马尔特与青岛的不期而遇，应该是她生命中间最奇特和富于冒险色彩的经历之一。

马尔特之所以来到青岛，是因为林业专家托马斯在1902年的离去。1898年，马尔特的前任托马斯成为了第一个来到青岛的林业专家。他到来的时候，德国租借地政府，正为这个新的山地城市大量的沙石流失所困扰。在这里，他的工作具有开拓意义，在制定了公园，以及道路、造林、池塘等规划之后，他开始在山上组织造林。

依据可以采信的说法，在1898年晚些时候至1900年初之间，租借地的德国总督府陆续收购了会前村的大片山地，随后拆除了村庄建筑，开始进行一些欧洲引进物种的种植试验。收购土地的工作，是依照华人事务委员单维廉在1898年4月至6月间草拟的青岛土地法规进行的。人们相信，单氏在困难时期受命进行的购地工作，为在这里从事大规模物种试验，提供了基本保障。

政府方面急于进行种植实验的理由显然是充分的，据1898年度的《胶州备忘录》记载，由于缺乏能够阻挡泥水从高处流失的树木，便形成了许多深陷的山谷和山涧荒滩。城市建设专家认为，要合理的填堵山涧荒滩，才能使上游的沙石不致流失并淤积胶州湾。这份备忘录显示，除此以外，政府还计划在高处造林，希望可以在几年后解决对木材需求的显著增加问题。

和托马斯一样，马尔特也是柏林方面向总督府委派的专业官员。隶属总督府民政部的林务局，在托马斯离开青岛之前就成立了。文件显示这个机构出现的时间是1901年。在完成规划并着手在山上造林之后，马尔特继任了这里的林务官。很快，这个林务机构，以会前村周围大片滩涂为基地，成立了森林试验场，着手进行森林物种试验。

这期间，马尔特主持的林务局继续引入了世界各地植物品种，进行了大量的初始性驯化繁殖试验。稍后，这一工作便被证明是功德无量的了：在引入的树种中，洋槐和法国梧桐得地利之势，繁衍最快，最终使青岛成为一个以其为特色的城市。史料显示，当时，青岛引入的苹果有73个品种，梨有78个品种，葡萄、山楂和无花果等品种亦为数不少。

马尔特和艾米莉在青岛生活的具体细节，已被时间淹没。1910年4月8日，马尔特的儿子在青岛出生，取名汉斯·约阿希姆。根据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提供的线索推测，或许马尔特还有几个孩子，但到现在为止，人们只发现了汉斯·约阿希姆这一个名字。马尔特在青岛一直工作到1914年8月，这个德国管理的东方城市，成了他生命后期最重要的记忆。马尔特在1916年去世，但人们不知道，去世的时候他在哪里。在他47岁的生命历程中间，青岛的14年占据了总长度的接近三分之一时间。

据统计，到马尔特离开前，青岛共有林务局经营的官林39000亩；民有林100000亩；海岸防风沙林1300亩；水源涵养林30000余亩。这些数据，在同时期的中国，具有无可置疑的示范性。100000亩民有林里面，包括了不少经济林，其中沧口大户胡子宏在板桥坊的村子里，就有好几处果园。胡子宏出生在1890年代，1910年代板桥坊胡氏的果园，应该是胡子宏父辈的产业。而胡子宏父亲一代，差不多与40里外青岛村的乡贤胡存约同龄。

就全国范围而言，青岛的现代农林业研究试验与推广实践，要比其他地区早许多年。

租借地时期，除了太平山区域的大规模植物驯化、造林绿化、果树栽培、苗圃培育外，俗称德华大学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还在李村建立了农科实习农场。1914年日本从德国手中接管青岛后，德华大学人去楼空，李村前德华大学农科实习地被改为李村农事试验场，作为种子培育、开展农业试验的场所。之后农场面积由原来的80亩扩充为350余亩，开辟果园、增筑房舍，并多次举办农产展览会，以图推动本土农业的科学发展。

1922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建立农林事务所，直属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从事林农的试验推广工作。凌道扬、李可良等在此任职，并广泛参与了相关的前沿性试验工作。农林事务所掌管官有林的计划、经营，民有林的监督、奖励，树苗的培育、试验，林木砍伐及整枝，农产、畜产计划、经营，种子改良试验，农业气候观测，市内公园及行道树管理等。这个时候的植物试验场，被诸城学者孟方儒在《笨鸥日记》里描绘的已如同植物大观园：“集世界之花草木树共百七十种。日本樱花二万株，自德人时代移植于斯，不意竟成符兆，噫！”

在青岛任职期间，凌道扬大力宣传林业科学，在青岛报纸上发表了《山东造林浅说》等系列专栏文章，向市民普及林业知识，宣传造林的意义。他把青岛作为试验基地，扩大造林面积、恢复李村苗圃、每年植树节前向市民提供免费树苗，创建林内义务小学，普及学生的林业知识。凌道扬把在青岛的工作经验写成《森林学大意》等著述，成为中国近代林学的奠基人之一。

成立之初，凌道扬主持的农林事务所即在辖区推广造林奖励办法，规定凡在胶澳商埠区域以内，无论个人或团体申请造林，经农林事务所许可，属勘定的造林区域以内，均可享受造林奖励办法。奖励办法有三种：一是无偿给予树苗或种籽；二是派技术人员指导造林作业；三是为其造林地配备森林警察或请当地乡董地保担负保护之责。

1929年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农林事务所改隶社会局。第二年3月经市政会议议决，改隶市政府。设所长一人、科长三人、技正二人、技士五人、科员二人，并可酌用技佐办事员及雇员，据记载，当时全所有职员26人。

农林事务所内部设总务、农务、林务三科，科下设股，该所职能进一步细化和深化。总务科主要职责是文书处理、编撰统计、保管产品、交换给予售出事项、会计事务等。农务科下设农艺、园艺、畜牧、推广四股，主要职责是作物园艺畜牧的试验改良指导推广事项、动植物病虫害的研究及防治事项、公园设计改进及管理事项。林务科下设造林、育苗、保护三股，主要职责是苗圃的计划及管理事项、官林计划经营及保护事项、民林的奖励及监督事项、全市行道树的设计管理及保护事项。

第五章乡土 · 承前启后

许璇的李村之行，是对许多青岛先行者的一次具有专业精神的致敬。

1930年8月23日，中华农学会13届年会开幕典礼在青岛大学举行。50余会员和30余嘉宾到场。中华农学会委员长许璇担任会议主席并致开幕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蔡元培、农矿部司长刘运筹、青岛市政府代表汪希、日本农学会代表菊池秋雄、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商品检验局局长牟钧德、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局长凌道扬、青岛商会会长丁锦城、青岛教育局局长韩竹坪、青岛交通银行行长姚仲拔、中山大学代表曾济宽等相继演讲。8月26日，中华农学会年会的与会者参观了李村农林事务所、李村水源地和沧口工商部商品检验局农产商品研究场。与会者对多年来青岛农林业的本土发展模式和取得的经验，给予了相应的积极评价。

1930年8月中华农学会委员长许璇的青岛之行，是他生命最后四年中的一次重要行程。作为著名农学家、农业教育家和农业经济学先驱，许璇对早年李村的农林印象，已依稀老去。一个50多岁长者在烈日炎炎之下的表情，连同他“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创建农村建设实验区的梦想，一起深埋在了李村的乡土中，伴随着农林事务所的洋槐、法国梧桐、水蜜桃、苹果、葡萄和樱桃逐年生长，郁郁葱葱地滋养了一个城市。

许璇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执掌北京、浙江等高等农业院校，最早开设农业经济、农村合作和粮食问题等课程，毕生为农业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短暂的青岛过往之后，他辗转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和浙江大学农学院。1932年他拒不接受浙大当局的无理要求，愤然辞去农院院长职务，引发全院60多位教师辞职，学院所在地览桥一带的农民，数百人往前送别，场面动人。1934年11月9日，许璇脑溢血逝世于北农经济主任任内，终年59岁。

许璇逝世后，原定次日举行的北平大学农学院院庆及农民联欢会停止举行，以示哀悼。北平大学校委会决定，12月16日为许璇教授举行公祭和校葬，梁希等中华农学会代表和京郊农民等300余人到场祭奠，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主祭，许寿裳、白鹏飞学者等陪祭。随后，许璇卜葬于校园邻近的普会寺村，由马叙伦撰写了墓志铭。

许璇生平涉及的农业政策、农业金融、农业关税、租佃制度、农村合作、土地问题、粮食问题等课题，后来在李村的乡村建设中，都一一获得了本土实践。

推动李村乡村实践的力量，来自地方政府。1931年沈鸿烈就任青岛市长后，对农业、造林和农林科研十分重视，对乡村建设、移风易俗、森林保护、种植行道树、扩建苗圃等都有具体的要求，并以报纸宣传、举办演讲会等形式，对市民进行普及教育。政府组织林业公会，研究造林方案，通过荒山植树、扩建公园等措施，使青岛的绿化面积大大增加。1930年代，市民欲在荒山种植树木，只要向农林事务所递交声请书，即可领取免费的苗木予以种植。据统计，1933年到1936年，农林事务所免费发放了黑松、赤松、刺槐、侧柏等树木，共计282万余株。

与此同时，由于沈鸿烈之前在崂山驻军多年，了解青岛乡区山陵起伏、农地少、土质薄、人口多，农民生活十分艰苦。农民又占全市人口80%，故解决乡区民生问题，实为当务之急。李先良在《沈鸿烈长青岛庶政述略》中回忆，“沈氏认为首先应注重农林畜牧品质之改良与推广。关于品种之改良，应以本市亟需而能生产者为主，先择甘薯、小麦、玉蜀黍与棉花等，集中于李村农业试验场作试验研究，将所得优良品种分别于适中地区大量繁殖，普遍推广于民间采用。其次为园艺作物病虫害之防治。由政府置备大量药品及喷射器，动员民众，普遍喷射。青市乡区，本以产水果著名，因而产量大为增加。此外，更动员群众造林，以培养水源，鼓励饲养鸡猪牛羊，以为家庭之副业，所收成效更宏。除上述试验选种之外，更推广机构及方法，亦深受农民欢迎。如优良之荷兰牛种，则由农林事务所在各乡分设配种站，就近免费配种，以节省农民远道配种疲劳。再如优良巴克夏岳克猪种，先自繁殖至改良激增后，再分送配种站免费交配以广繁殖。同时，农林事务所规定《免费分发种畜暂行办法》，农民可向李村农场请领牝牡猪种一对，不收代价，惟该猪生产后，须还报幼牝牡猪一对，农村事务所再以之转发他户。因提倡得法，迄1935年青市猪种已完全改良。饲养利益，高出土种猪50%。如鸡蛋一项，本为青市出口之大宗。农林试验场亦扩充优良来杭鸡推广之设备。采用前项办法，将孵成之小鸡一雌九雄为一组，农民可请领一组或二组，亦不收费用，俟后依所领鸡数交回鸡蛋10个或20个，以便孵化之后再发给其他农户。自此以后，青市出口鸡蛋，不复再有供不应求情况。市面供应，亦复取之不尽，因此农民副业之收入亦为之大增。”

青岛农林事务所为改变农家传统的意识，建立了青岛农林推广的本土模式。主要采取两方面的方法：一是采取行政手段，指导农业生产。农林事务所与社会局合作，成立农村指挥办事处，指导农家改良技术；二是推广特约农田，由农林事务所将新种苗、新技术在农田运用，并担保收获数量。如果收获多，则由农家所有，如果收获少，就由农林事务所予以补贴。从而使农户放心接受农林事务所的指导和试用种子新品种，农业新技术得以在乡村推广。青岛农林事务所推广的农林畜牧优良品种，有公园水蜜桃、苹果和葡萄、樱桃；家畜为巴克夏猪种和荷兰奶牛与本地杂交品种。1936年，青岛农林事务所发放果苗57800株、以小麦为主的作物种子28990株，分发蔬菜种子559斤，蔬菜苗655000株，种鸡20000只，种猪160头。

第五章乡土 · 农事探索之路

李村农事试验场，在租借地时代属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农科实习地。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是德国总督府向大清国提出开办的。经商定为中德合办，管理规则由清政府学部宣布，开办经费为64万马克，其中德国政府支出60万马克，余由清国协筹，常年经费之大半也由德国支付。1909年10月25日，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德方担任监督，中方出任总稽察。

德华高等学堂的体制，在较大程度上受控于清政府礼部的政策。学校分为两大部分，即传授基础知识的初级部和修学专门学科的高级部。在这两个阶段中，除引入西方课程外，还并行教授中国传统课程。初级阶段为时六年，所教课程为德语、历史、地理、数学（分为算术、代数、几何）、逻辑学、生物学（分为植物学和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和绘画课。同时教授的中国课程是古籍、历史、地理、伦理和文学。高级阶段由几类学科构成：国政学、医学、科技学和农林学。此外，学生开始为时三年或四年的定向专业学习，但各系仍开设德文和中文课。年龄在13到15岁的学生由清政府地方教育机构选拔，均住校学习。毕业考试通过者有资格进入京城的国子监，在那里实现取得文学学衔的愿望。学校所有的教学活动，均处在一位中方官员的监管之下。校内禁止宗教宣传。到1914年秋季，已有高300多名学生在此就读。

20世纪初，在政治维新的影响下，清朝的教育体制开始改良。来自英美的传教机构相继在中国开办中学和大学。除少数例外，这些学校大部分未能得到中国当局的承认。1909年开办的青岛高等专门学堂，是第一所设立在中国并得到清政府承认的德国大学，它和中国的其它高等学府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中国政府还承担了其中的部分教学经费。1912年德国亲王曾来高等学堂参观。同年9月，孙中山被学堂请去参观和演讲。

设置在李村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农林科实习地，面积80余亩，主要进行农林植物种植试验。1914年冬天日本取代德国管理青岛后，在高等专门学堂80亩实习农场的基础上又收买民地，面积增加到200余亩，建立农事试验场。

1922年12月15日，李村农事试验场接收完竣。李方琮为中方接收农场主任委员。定名胶澳商埠农事试验场，后改组为胶澳商埠农林事务所试验场。李方琮为山东荣成人，早年留学英国。青岛农事试验场接收完竣后，1923年4月27日李方琮获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外交秘书，1926年5月任胶澳商埠外交科长。后相继任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科长、青岛水族馆主任、国立青岛大学讲师。1938年任青岛水族馆馆长，1940年任青岛市立图书馆馆长。

《胶澳志·食货志》载：“接收时，家畜计有种牛三十头、种羊十七头、种豚十一头、洋鸡四十九羽。牛属荷兰种、法兰西种，硕健倍于凡牛，每头重量二千磅以上。植的有葡萄二百余株，莓五百株，桃百余株，苹果三百株，柿五十株，梨八百株，梅、樱、杏、李各十数株。办公室、房屋、仓库、厩舍大小共二十三栋，建筑面积占地五亩三分。”

李方琮接收李村农事试验场完竣，就回城里另谋高就了，剩下一个烂摊子，像个摆设。资料显示，收归国有后的李村农事试验场到1930年时，“分农艺畜牧园艺三股，有职员八，工人二十余。面积共三百五十六亩，大部分种牧草。牧草作物方面，有棉、花生、番茄、大豆、玉蜀黍之栽培。园艺方面，有苹果、葡萄、梨、桃之培养。家畜方面有乳牛（日人运入Holstein 牡牛一头德人运入Jeveland 牡牛一头。另有雌牛三十头。每日可出乳二百斤）绵羊及豚骡之饲育。惟果棚倾倒，畜体瘦弱，品种又多失名，似欠整理。而花房无花，气象室无仪器，更觉阙然。闻其原因在乎接收时无专门人才，中途几呈停顿状态。目下又因经费不多。未能周偏管理。故致如斯现象云。”上面的记录，出自农学专家包伯度，字里行间的无可奈何，溢于言表。

李村农事试验场，承担着指导山东全省农业研究及推广工作。在种植业上，对棉花、烟叶、花生、蔬菜、果品及农作物进行种植试验和改良推广，在畜牧业上，进行育种、饲料的研究，培育本地优良品种的种猪、山羊、鸡等家畜。为青岛乃至山东的本地化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科学基础。农场通过举办农产展览会，介绍优良作物品种，指导农民采用先进耕作技术。农场的试验及推广项目，畜产以乳牛、豚、卵用鸡为主，农作物以小麦、粟、棉、马玲薯、甘薯为主，果树以桃梨、苹果及樱桃为主。林场官有林地20处，面积共37318亩，民有林地202137亩。

李村、九水等乡区，素以产梨为大宗，当时因罹赤星病，产量锐减。李村农林所1932年施行喷洒硫酸铜石灰液，因器械人手太少，且为时太晩，收效甚微，梨树叶大半已脱落，农民损失不下20万元。第二年，由农林事务所和李村农事试验场全体动员，购置了60具喷雾器，6400磅药品，集中为民有梨园喷药，同时宣传指导制药液方法，使当年病虫害大为减少。之后每年春天去李村、沙子口一带看梨花，成为城里大学教授的风雅之事。1933年4月29日，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与杜毅伯、刘重熙来看梨花，记录“岩阿山麓，皆作银色，淡妆素服，别饶风情。”

李村农事试验场在推广改良种畜上，同样不遗余力。试验场所养荷兰种牛、巴克夏种猪、美利奴种绵羊、萨纳种山羊及洋鸡等，均为良种。农民有饲养家畜的需要，都可前往交配，免费分发。

在乡区建设运动中，政府设置农业推广实验区，由乡区办事处和李村农事试验场派员巡回指导，所有应用种子苗木肥料药品，均免费供应，并分期发给租金，由土地所有权主负责管理。分布在登窑、九水、丹山、仙家寨、板桥房、吴家村、湛山、薛家岛、阴岛的试验区成果显着，受到农民欢迎。另外还设置两项特约农田，一为采种田，在农事试验场指导监督之下，栽培特种作物，由农林事务所保证其最低产量，并收购产品，以供推广；二为试验田，以栽培珍贵品种的蔬菜果树为主要经营范围。

有文献显示，李村农事试验场到1930年夏天时的运行状况，并非尽如人意，甚至多有不堪。1938年8月现场考察的上海市立农事试验场场长包伯度，曾有较详细记录：“农林事务所之农艺科分设于李村，故名李村分所。乃德日管理时代之农事试验场也。范围颇大，布置亦甚周到，如办公室，研究室，陈列室，会客室，各式畜舍各种花房，以及职员住宅，均坚实雅致。惜吾国接收之后，未能继续整理，不但空具形式，即果树家畜及一片场地，多荒萎不全。而化学实验室中之空无所有，尤为可叹。闻当时日人创设化验室，布置设备，煞费经营。曾调查各地土壤肥料，分别试验。闻其研究已逐渐就绪。当接收之日，日人曾大哭一场。因恐无人继续，功亏一篑耳。不意接收之后，当局因化验糜费太大，以另设机关为名，择其重要者运去市内。经三十里之颠簸，多所折损，其余者亦皆荡失无存。该室精华，完全破坏，竟不出日人之所料。临场追忆。能不令人叹惜耶。”

1933年出版的《青岛指南》，就青岛农业科研情况描述说：“农林事务所对于农家生产，极想改良，故于家畜特备各种优良壮畜，以供农家匹配。……对于农产，亦选在李村农林实验场分区，就其成绩最佳，栽培较易，分发农家种植，以资推广。并将苗圃中所育幼秧，亦随时无偿给予农家，以为改良品种之张本。”

1938年青岛沦陷后，农林事务所初附属于治安维持会。1939年发行《青岛市森林面积全图》，对青岛市区和郊区森林进行了分类标注图示。这一时期，李村农事试验场划归华北农事实验场青岛支场，农林事务所改隶建设局。

抗战胜利后，恢复战前体制，李村的华北农事实验场青岛支场与农林机构合并为农林事务所，隶属于市政府。下设三科两室，一科为总务，计分庶务、文书两股，二科为农务，计分农艺、园艺、畜牧、推广四股，三科为林务，计分林务、管理两股，两室为会计室、人事室，再加森林警察队。后又有调整，将总务科由两股调整为文牍、会计、庶务、售品四股，同时分设东镇、李村、崂山、阴岛、薛家岛、夏庄等处苗圃和行道树苗圃，并设崂山分所一处。

1949年6月之后，军管会实业部接管农林事务所。员工158人中有150人留驻所内，辖有李村农场、湛山木场，若鹤山、青岛山等数处山林，东镇、三台、陈岛、崂山等六个苗圃及中山、海滨等五个公园，树苗180余万株。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村农林事务所的故事正烟消云散，这个在1930年代乡区建设运动中时隐时现的专业支撑点，也许可以作为乡村公共服务的历史纪念碑，镶嵌在城市文明缓慢并曲折的进程记录中，预告并见证着后来的种种变迁。无论历史怎么评价这其中的是是非非，人们依然能够在托马斯、马尔特、蔡元培、凌道扬、陈宰均、李方琮、许璇身上，隐约捕捉到那些依稀的职业精神与专业执着。这份从幽暗的历史隧道中发散出来的光亮，会照耀着后人不断矫正探索的方向。

:卫礼贤《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7月版。

:包伯度《青岛参观小记》，1930年8月《中华农学会报》第78-79期。

:尹致中《靑岛浮雕》，1979年3月20日《山东文献》第4卷第4期。

: 1930年8月15日《时事新报》。

: 包伯度《青岛参观小记》，1930年8月《中华农学会报》第78-79期。

:青岛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第19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 青岛市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编印《李村乡区建设记要》，1934年9月。

: 见1930年9月8日镇江《农矿通讯》第五十一期、《中华农学会报》1930年第78-79期。

: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数字全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包伯度《青岛参观小记》，1930年8月《中华农学会报》第78-79期。

: 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第九册。

:包伯度《青岛参观小记》，1930年8月《中华农学会报》第78-79期。

:武康魏镜编《青岛指南》，胶东书社1933年版，第5-6页。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石头堆积的记忆

胶州湾东岸丘陵起伏，绵延至崂山，不乏登高望远之地。其中的烟墩山、楼山、女姑山、丹山、少山、象耳山、老虎山、十梅庵和牛毛山，不乏被一些旅游指南津津乐道超凡脱俗的幽丽。不过，比较起自然景观的奇异，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人世间的传奇过往，仿佛这些神乎其神的传说，能够将一望无际的平庸人生，激发出一段淋漓尽致的高潮。

离胶州湾最近的山，属烟墩山，貌不惊人，却踏踏实实。烟墩山海拔63米，西边是胶州湾，东边是作为现代化标志的胶济铁路，与楼山隔路相望，南面有一大片国棉八厂宿舍，成千上万的纺织人，在这里编织了工业化的个人史。北面的楼山后工业区，则以后起之秀的姿态，丰富了沧口一地的布鲁斯气息。

烟墩山的履历似乎铁板钉钉，很容易满足江山永固的梦想。教科书一般的文字，阒然透露出丝丝缕缕保家卫国的凛然：明朝永乐初年，东南沿海一带时有倭寇威胁，为抗倭寇御敌，烟墩山顶建起了烽火台，驻有守军。遇有倭寇来犯，白日举烟，夜晚燃火。烽火台俗称烟墩，以此得名烟墩山。烟墩山的山体早年直入胶州湾，山下惊涛骇浪，山上刺槐成林。刘少文1920年代在《青岛百吟》描述的海风山势，放到守望着胶州湾的烟墩山，也惟妙惟肖：“风帆叶叶远浮空，海色天光上下同。好是雨馀东望处，红楼翠巘夕阳中。”

有趣的是，叫烟墩山的地方，不止沧口一处，稍微百度一下，香港九龙、广东中山、福建石狮、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淮南凤台，比比皆是。烟墩山如同一个遥远时代的国防标配，烽火连天之中，想象着金戈铁马的血雨腥风。

沧口烟墩山的东方，是楼山，早先又称漏山。清朝同治年的《即墨县志》中，有“楼山，县西南五十里”的记载。楼山由东西楼山、小枣园山和坊子街山四个山头组成，主峰海拔98.2米，一眼看去，比烟墩山高出一大截。楼山山体生长混交林和黑松。1940年代晚期，山上构筑了不少防御性军事工事，树木遭到破坏，山体光秃。后经多年植树绿化，大量种植刺槐、黑松，植被始获恢复。

楼山西北，有女姑山。1935年6月杭县骆金铭所编的《青岛风光》，对女姑山与女姑祠的记录是：“女姑山位于沧口区之西北部，距沧口约八公里，山上有女姑祠，为汉武帝建立明堂故址太乙仙人祠之一，四时香火甚盛。山下为女姑口，白沙河由此入海。西与阴岛对峙，海湾之内，风景幽丽。宋姑路自该山向东，经双埠至徐家宋哥庄，与板赵路连接。”清人杨士钫，曾在诗中描绘夜雨女姑山的清寒：“女姑山北海重围，一带清寒压板扉。人坐空堂燃柏子，打窗风雨夜来归。”

骆金铭记录的丹山与少山，也不乏情趣：“该两山位于沧口区至东北部，丹山在丹山村之东，少山在源头村之东。附近一带，果木繁盛，花时如火如荼，灿烂夺目，春季游人甚众。山上均建有风景亭，以为游人休憩之所。入山道路，均修治平坦，计有丹台、丹山亭、少源一二等路，丹山路、自丹山村向东经河崖，至彭家台，与仙源路衔接，丹山亭路，自李塔路中段向东经丹山村，以达丹山亭。少源一路、自源头向东至少山亭，少源二路、自少山亭向西，与夏源路衔接。”

关于老虎山，故事就开始扑朔迷离了。《崂山志》载，崂山石门山支脉有一块红灰色奇石，由两块巨石摞成，远看极像虎头，故名“虎头石”。虎头石所在的地方是一座由九个山头连成的山峰，由东南向西北迤逦绵延十余里，老百姓叫其“老虎山”。因九个山头接踵而至，又得名“九顶山”。山下有大村庄、石沟、文昌阁、南岭、大枣园、十梅庵等一串古村落，繁衍生息的历史，长达600余年。

老虎山的神秘莫测，在于传说这里埋葬着韩信的母亲。

青岛地方史学者刘锦，非常熟悉“韩信葬母”的传说。据她讲述，淮阴侯韩信年少时家庭贫穷，父亲早亡，剩下他和母亲孤苦伶仃过日子。因为安葬父亲，家里仅有的一点土地也卖掉了。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母亲便带着韩信逃荒。有一天，娘俩来到崂山西边一个叫九顶山的地方讨饭，被山南坡下村庄的财主收留，住在看场院的小屋。一日韩信在山上放羊，看见两个人在山上走来走去，疑似寻找东西。韩信跟在后面，一直走到山南坡山凹，才听明白两人是来勘察风水的。好像在讨论立脚处的地利，一人说此地落葬后世会出王侯将相，一人则说地气已尽。两人争执不下，就折根树枝插在地上，约定明晨卯时来看能不能发芽。韩信回到财主家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来到山上，一看，柳树枝果然发出新芽。韩信遂把发芽的树枝移走，另外插上一个树枝。天亮后，两个外地人来到山上，一看树枝没有任何发芽迹象，以为此地宝气已尽，就郁郁寡欢地走了。

骗过了两个风水先生之后，韩信又隐瞒东家，把插树枝的地方索要成母亲的坟地，东家见韩信年幼却有孝心，自然应允。这时韩信的母亲还很健康，韩信为了尽快发迹，便在石坡上深凿出一个石窖，里面放了油灯和干粮，把母亲诓入窖中，最终饿死。

母亲死后不久，韩信果然发迹，成了刘邦麾下叱咤风云的人物。后来大村庄的老人推测，韩信之所以不得善终，就是大逆不道所致。

对于“韩信葬母”传说的来由，刘锦介绍：早年每到冬闲，那些走街串巷说书的盲人，最爱到大村庄弹三弦，因为村里人会安排住处，轮流管饭，临走还会凑些粮食。“韩信九顶山前活埋母”这段书，就是由盲人这么传下来的。

韩信母亲的“井口坟”，在老虎山的菊花岭上，具体位置已不可考。据说1940年代，农人下田路过这里总要去看几眼，后来人们随手向井里投石，久而久之就看不出井口，只见一堆乱石。

老虎山关于韩信的传说，并不限于“葬母”。还有诸如老虎山南端靶子山曾是楚汉交战场之类。有村民信誓旦旦，以在坡上多次挖出生锈箭镞为证。山西麓蚕场山一片青石坡，被认为是韩信的“点将台”，石人山上一块人形石头，被描述成是韩信的守山将士。

传说多有鼻子有眼，甚至连细节都栩栩如生。比如说大村庄后山坡，曾有石马、石炕、石寿器等奇观。石马作昂首长嘶状，方正平坦的石炕较石崖的颜色石质不同，却严丝合缝地镶嵌在石崖里，上面还有“上天书”三个大字，凭添了一丝神秘。石马毁于150年前，传说大村庄一个外号叫“一丈八”的蛮夯汉子，逞一时之能把石马砸碎，只留下几个石蹄印迹。老人相信那是每年除夕夜韩信回淮阴故居，坐骑发力腾空时踏下的。传说中的石炕、石寿器，都在20世纪70年代被村民们切割成石条，砌进自家的墙里。

老虎山属石门山支脉，它也有个余脉，这就是海拔65米的牛毛山。据1995年编篡的《沧口区志》载，晓翁村北面有一座不高的山，三个小山头紧密相连。明朝永乐年间，一位叫刘忙的男子自云南大槐树迁徙过来，见到这座无名小山，遂落户，在南山向阳坡上开荒种地，后来人们就称这山为“刘忙山”或者“刘家山”。几百年下来，刘家的后人陆续搬到了晓翁村，“刘忙山”则以讹传讹，成了“牛毛山”。

另外一个说法，是源于山坡上长满一种矮细的浅红色小草，状似牛毛，故名“牛毛山”。每当红日西沉胶州湾的时候，这些细如牛毛的小草在夕照中波浪一般起伏，别有一番景致。20世纪30年代，“牛毛夕照”由此成为“沧口八景”之一。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大人物和小人物

“中国的夜不只是没有光，中国的夜是一种特殊的实体的东西。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隐藏在墙和门之后。星星闪着古怪的光。奇怪的黑影在空中掠过还有嗖嗖的蝙蝠和无声的猫头鹰。地里的坟头乱七八糟地聚在一起，狐狸和黄鼠狼神秘地蹿过草丛，不知在玩什么鬼把戏。这是莫名其妙的事物出现的时刻，鬼火在地上盘旋，又一下子掠过坟头。”这是卫礼贤在他的《中国心理》中记录的胶州湾东岸的一个日常夜晚，看上去，像极了温瑞安武侠小说的现场。

温瑞安小王度庐一辈，和李安同龄。在制造情节的传奇性上，这三个人彼此不分伯仲。

实质上，李村和沧口的历史轴线里面，并多少没有李安的《卧虎藏龙》亦或是纪里谷和明的《最后的骑士》这样金戈铁马传奇。排除韩信葬母的人性幽暗姑且不论，就是民间津津乐道的大枣园村王氏八世孙王懿，也不过是亦步亦趋的“与时俱进”者，光荣与末路，都是一份“顺应天命”的时代背书。纪里谷和明自称是经历给内心的“黑暗时代”，他的《老虎和乌鸦和绚子的梦》，便和王度庐、温瑞安、李安这些前辈，拉开了距离。

而纪里谷和明理解的人性，也许更接近韩信和王懿。

王懿，字文子，号巨峰，生卒年不详。1670年代从大枣园村开始的仕途之路，波澜不惊。康熙十一年拔贡，二十年副榜，二十三年举人，二十七年进士，殿试，翰林院请书庶吉士，敕授征仕郎。三十年改授编修纂修政治典训，三十六年会试同考官敕授文林郎，四十四年授户科给事中稽察户部工部钱局刑科堂印给事中。四十五年转户科都给事，殿试弥封官掌登闻鼓院士。五十一年转顺天府府丞兼理学政，诰授中宪大夫。这一年是1712年，距离王懿的科举起步，已经整整过去了40年。

康熙五十二年，王懿充万寿科顺天文武乡试提调转大理寺少卿，五十三年科顺天文武乡试监临经筵侍讲顺天府府尹。五十四年升大理寺正卿加二级，五十五年奉命差往湖滩河所监收军需米石，五十六年转工部右侍郎奉差盛京审理参案兼察驿站，五十七年会试总裁，五十九年钦命总督巴里坤屯田，诰授通议大夫，例授资政大夫。

康熙六十一年，也就是1722年，康熙帝驾崩，胤祯继皇帝位，年号雍正。胤祯即位后念及自己的老师王懿，着即调回京。这时王懿已73岁，长途跋涉劳顿，病死兰州。灵柩运回家乡，葬于渠哥庄，也就是曲哥庄。雍正元年钦谕祭葬崇祀名宦乡贤祠。

海因里希•谋乐在1901年8月增订的《山东德邑村镇志》中描述，“曲哥庄意指曲家大哥家园，它有四处居民点共计650人。在这个村庄附近有一位王姓巡抚的中文墓碑，其后人住在枣园。墓碑和雕像是权力和荣誉的象征，它是在雍正皇帝（1723-1736）时建的。”

关于王懿之死，还有一个稍具传奇意味的传说。胤祯登基后，一日忽然想起王懿，想千里迢迢，见一面吧易，于是连下三道金牌，十万火急调王懿进京。时王懿在新疆，接旨后惶恐不安。来龙去脉，都在王懿当年执教宫中，胤祯不求攻读而被他罚跪，康熙看到后曾斥：吾儿学亦天子，不学亦天子。王懿对答：学为尧舜，不学为桀纣。这一下不得了，王师父就被贬到新疆“八里昆”治野民，风吹雨打也罢，一大把年纪了，人还算是活着。是次王朝更替的敏感时刻，王懿接旨不知何故，便派飞毛腿王章先进京探听，相约某日在芦沟桥聚会。王章到京后，探知皇上召王懿进京是赏赐封赠，狂饮而醉。王懿等不见王章来报，认为大祸临头，遂吞金而亡。这个结尾魔幻现实主义与黑色幽默交相呼应的荒谬味道，令人半天缓不过气了。一口气吐出来，眼珠子还是绿的。

王懿是胶州湾本乡本土清代仕途官职最高者，著有《奏议》、《竹里楼诗集》。大枣园现立有王懿塑像，算是对一位杰出人物的礼拜。

说起来，大枣园王柱今一族自清以降也算是龙腾虎跃了，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大枣园村王氏八世孙王懿辛辛苦苦走在从举人到进士的仕途路上的时候，大枣园立起了一处功德石牌坊。这一年是1685年，农历乙丑，肖牛。清廷立牌坊的表彰对象，是三次升迁并教子有方的王柱今及其子孙。

同一年，在大清国的版图上，开放的氛围重新显现，康熙帝早春下令废除明朝以来的禁海令,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开始四口通商，但由于贸易量有限，外商大多只在广州一口贸易。年末，上海设立江海关。一头一尾，大清国的门，也算是开了一个缝。风乍进来，凉飕飕的。大枣园的牌坊，在大清国毛毛雨一般算不上大事，放在大枣园村里面，可就顶天立地了。

牌坊是康熙皇帝钦谕设立的。起因是大枣园村王柱今祖孙三代都有功名，皇帝听了一耳朵，认为堪称榜样，遂御批立牌坊，表彰王柱今教子有方。皇恩浩浩荡荡，榜样的力量于是也就有了飞翔的翅膀。

大枣园牌坊为一处两座，间距约80米。形制及大小相同，皆为四柱三间，全石雕筑，顶部牌楼为斗拱承檐之仿木构型，精雕细刻，气势不凡。东牌坊坊额两面均横刻“龙章三锡”四字楷书，下层横额竖刻王柱今履历。西牌坊坊额两面均横刻“义方式训”四字楷书，下层横额竖刻王柱今的三个儿子及孙子王懿科举应考的名次。

大枣园牌坊是青岛一地惟一幸存的功德石牌坊，也是山东省仅存的两处功德牌坊之一。20世纪60年代被破坏，顶部的牌楼及雕饰神兽被砸毁，只残存两个框架。李沧区政府于2002年进行了修复，恢复了其巍峨挺拔的原貌。

比较起来，王柱今、王懿三代，是大人物，也是小人物。比较的标准不同，结论就不同；欲望与野心的大小不一，结果也就不一样。当然，欲望与野心也可以换成悲悯与抱负，这是御用文人驾轻就熟的路数。几百年过去，大人物小人物都归于尘土，后人已难以看清楚历史的本来模样。但无论如何，王柱今的一份循规蹈矩的功名心，一番教育传家的远见卓识，一场鹤立鸡群的乡土梦想，在后世还是不乏感召力的。于是，牌坊的榜样力量，也就世代相传了。当时间的流逝过滤掉了几乎所有生命细节之后，大枣园的牌坊，也就成了一段诗书传家的现实样板，巍峨着，挺拔着，俨然历史轴线上超凡脱俗的坐标。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戊戌年的改革

1936年秋天，李村青岛市立农业职校一个叫六如的学生，面对着四周是一层橙黄色山岭的“幽静山洼”，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大家还记得我国现代史上‘戊戌政变’的一回事吧？也知道领导那回政变的领袖吧？他在黑暗中领导了复生的运动，他勇毅沉着，博学多能，感动了多少人！”

六如当时伫立的地方，是李村象耳山的康南海先生墓。这里埋葬着六如敬仰的一位改革者。而康有为与胶州湾以及青岛的渊源，则发生在38年前。

这是一个试图实现“一饮一啄”梦想的开端。

1898年的戊戌正月初三，当40岁的康有为和大清国的一干政治精英，在京师就胶州湾事件开始口诛笔伐的时候，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最终会埋葬在这块北方海边的土地上。这个时候，他其实并不确定青岛未来的意义，更不知道李村这个陌生的村庄，会成为归宿。对康有为来说，这个时候的胶州湾，不过是个实现其政治变革目标的一枚棋子，他紧紧攒在手里的目的就一个，这就是打击京师那些反对改革的政治老人。

于是，戊戌正月初三这个寒冷的日子，宿命一般预示了康有为29年后的结局。胶州湾这枚棋子，砸中了大清国，也砸中了康有为自己。

1898年的戊戌，之所以被许多国人记忆，是因为发生了流血的政治变革。而戊戌之始，胶州湾就已然成为这场局变的导火索。回头看，民族、民权和民主；自主、自立和自决；农耕思想的日落西山与现代性思潮的咄咄逼人，形形色色的时代谜团相互缠绕，令戊戌变局的爆发，迫在眉睫。自戊戌始，由胶州湾亦或是青岛串联起来的诸如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张之洞、周馥、康有为、孙中山、盛宣怀、徐世昌、丁惟汾这些面目各异的权力符号，已足够将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版图，涂抹得眼花缭乱。

1898年1月23日，戊戌正月初三，在京师过年的鞭炮声依然此起彼伏的时候，围绕着两个月前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狂甚”的民间变法领袖康有为和皇帝的师傅以及李鸿章等一干人马，已开始在总理衙门激烈地争辩起时局。作为持续发酵的变法冲动的意外刺激，胶州湾事件的出现突然增加了火药味的语言较量，显然比外面劈劈啪啪的爆竹，更具威胁性。被“传”到总署的康有为，一股脑给皇城的权力精英们，摆上了“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等一桌子眼花缭乱的改革菜单，把大清国的命运和胶州湾的困局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唇枪舌战中的戊戌之变，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纸上谈兵了。

到了这时辰，大清国的政治老人们终于开始觉醒，胶州湾果然是条危险的船。现在，这条着火的船，摇晃着向他们驶过来了。

忙活完回家，已是灯后，尽管翁同龢“愤甚惫甚”，一进门却又被告知，仆人范升死了。小人物范升之死不是大问题，但他的离亡给了主人一个不祥的暗示。翁同龢仿佛觉得天有毛病了。

戊戌正月初六，翁师傅依旧没心思送年，一天处理的公务，大半都和“皆难事”的胶州湾局势有关。当日，他获知德国“似已添兵到胶”的新事态。也许，对胶州湾的命运转变影响更大的，还不是洛索夫中校率领1458名德国增援士兵的抵达，而是当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批准将胶州湾占领地，置于了帝国海军部的管理之下。

总理衙门和德国公使就胶州湾的谈判还在胶着中，张之洞的电报来了，声称坚决反对德国染指胶州湾铁路。1月27日翁同龢日记里面，“张之洞阻胶路”几个字，似乎字字千钧。当日，京师发生着的另外一些事情，则更具政治变革的方向性，这包括从严复奏，设立经济特科以内政、外交、理财、格物、考工、经武之学取士录用，命中外保荐堪与特科者，等等。

戊戌伊始，京师上下可谓是溪云初起，风雨欲来。城里城外，气氛异常。

实质上，围绕着胶州湾事件，在戊戌正月过后的一百多天里，德英俄日等帝国的力量角逐；总理衙门在处理事变上的习惯性优柔寡断；京师决策核心的利益争执和勾心斗角；皇家中央内部以及张之洞等地方势力在康有为上书压力之下发生的意见分裂；改革者野心勃勃的运筹帷幄，已经把戊戌年中国政治的大致走向，提前进行了预告。

在东堂子胡同的谈判链条上，一千公里以外的胶州湾命运抉择，几乎没有悬念。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4月27日，德国宣布胶澳为其保护地，设立胶澳督署；8月20日，中德签订《胶澳租地合同》，勘定胶澳边界及界石位置。李村和沧口，都被圈在了租借地的里面，这也包括康有为未来的坟地。一个孤零零的山坡上，苍凉和灿烂，相互依存，互为因果。

与此同时，康有为不遗余力推动的京师政治变革，也在如火如荼地上演。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维新开始。一连串的变法措施走马灯一般上下翻飞，摆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阵势。胶州湾牵引出的世纪变革，终于让康有为这些变革者们痛快淋漓了一回。但局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21日临朝宣布戒严，废除新政，一百零三天的清国维新气喘吁吁，终功亏一篑。接下来，康有为逃了，六君子死了，新政废了，皇帝成傀儡了。

胶州湾那边的动作，却依然快马加鞭。9月2日，德国宣布胶州湾为自由港，向各国开放，同日公开青岛城市规划。10月12日，德国皇帝命名胶澳租借地的市区为青岛。戊戌深秋，在京师“克己复礼”的惶惶之中，作为曙光之城的青岛，如同一只兔子，开始在新的起跑线上奔跑。

也就在1898年的这个夏天和秋天，伴随着皇城各个政治力量的彼此消长，遭到张之洞竭力反对的胶济铁路，也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眼看着这条铁路在1904年建成通车，自青岛出发的铁路沿线潍县、周村、济南等地相继开埠，渐次改变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得痛定思痛的“光宣新政”之利的齐鲁开放，最终让直隶总督袁世凯“以期中外咸受利益”的目标，开始逐步实现。与此同时，昙花一现的戊戌变革，刻骨铭心的疼痛，蔓延了多半个世纪。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康有为来了

康有为与青岛的联系，始于1897年11月14日的胶州湾事件。这一事件在翌年3月6日以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作为结束，却同时成为了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的理由。可以说，从德国占领胶州湾行动一开始，这个军事与外交事件在康有为心目中，就已成为他一直等待着的改变中国走向的突破口。这个处心积虑的广东知识分子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分水岭，是历史给予他各其他改良派知识分子的绝好机会。

1898年6月2日，经过紧张的准备，康有为的变法改革方案出台。这中间连同戊戌春节在内，一共是6个月零14天，在这关键性190多天里，胶州湾事件在一群以康有为为首的并无多少政治资源的知识分子手中，终于聚发成一场得到了光绪皇帝支持的改革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岛是引发这场几乎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和政治走向的短命政治变革的导火索。

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9月21日，变法失败，六君子遇难。而此前一日，“外祸亟，吾策行矣”的康有为，则一个人逃掉了。

从6月11日到9月21日的日子，康有为没有再记忆起胶州湾，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胶州湾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并不知道他还会回到这个起点，更不曾想到他的生命会在这座城市划上句号。如果的确有所谓的宿命，那么，作为一个地理接点的青岛和康有为的人生在冥冥之中的关联逻辑，恐怕连他自己也透析不明白。实际上，在经过了十多年的逃亡回到国内的早期，康有为也依然不觉得他会真正遭遇这个充溢着浓郁德国情调的中国海滨城市。那个变法改革的起因，他已经忘记了。他在忙着写字卖钱，忙着把自己的圣人形象，打扮的更时尚。

1917年底，因参与张勋复辟，康有为被北洋政府通缉，躲入北京美国公使馆。美国人派专车把他秘密送至天律。在返回上海途中，康有为第一次有机会来到青岛。在这里，他恭敬地拜遏了恭亲王溥伟，并开始被这个陌生城市的海滨景致吸引。康盛赞青岛“绿树青山，碧海蓝天，中国第一”的说法，就是出自此时。

在康有为终于有机会目睹胶州湾的前两年，于式枚病故。作为李鸿章的多年幕僚，于式枚曾在1896年参加康有为倡设的保国会。1906年任广东提学使，广西京官联名上奏荐其兼任广西铁路公司总理，规划建筑广西境内铁路。1907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上奏反对立宪和召开国会，维护皇权专制。因得皇族支持，擢升邮传部侍郎、礼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悲愤憔悴，隐居青岛。期间活动频繁，其潜史楼和黄曾源黄潜志堂、刘廷琛潜楼，并称青岛三潜藏书楼。民国成立后百度维新，国民政府授于式枚参政，其坚辞不受，并撰联贴于宅门：“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见者以为隽语。

根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的记载，1919年7月，康有为曾就日本占领青岛事，电请犬养木堂转日本内阁撤兵交还。

康有为第二次到青岛是在1923年夏天，6月27日胶澳商埠警察厅侦探队报告康有为由济来青。期间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接待了康。暂在客栈栖身的他四处游玩，似乎有些喜欢上这里了。康同壁《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旋赴青岛，游崂山，并在青、济两地成立孔教会，以后改为万国道德会。”康偕友游崂山后，撰330字五言《劳山》并附长跋。后诗跋一并刻太清宫后巨石。

1923年5月27日，康有为有青岛家书曰：“青岛气候佳甚。顷得一官产屋（前德提督署），名为租，实则同买（长租二三十年，可望海）。园极大，价极少。候数日（一礼拜）可得。今各人住客栈极费（人多则不妥）。俟得屋，当电告，至时可来青岛，实远胜沪矣。沪无可恋。”括号中的文字，系寄信人的旁注。

终于，康有为获得了购买一幢前德国总督副官住宅的机会，题名天游园，使之成为了他在上海和杭州之外的第三处房产。1923年6月15日，其在一封家书中雀跃：“青岛此屋之佳（甚大，多人亦足住），吾生所未有。加以有大学办（已有五十万，璇知之），吾欲在青岛办之，以有现成大学舍也。吾俟收款即办（先收其八万），则当长住青岛。”

青岛这幢“吾生所未有”的佳宅，康有为似是用不太合法的手续贱价买下的。但契约尚未订妥，胶澳督办换了负性倔强的高恩洪，结果康又增加一万多元，才买下房子。1924年，他曾在家书中抱怨：“押契及租单收。青岛官与银行皆重收谬诈奇甚，若不存此单，须再纳。今寄来者去年七、八、九月租，是纳租告知，非收租给据也。可再检寄，至要。”康有为说，“此屋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碧波仅距百步”。康有为在这个山坡住宅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其一生的最后岁月。因康家住客太多，他曾将原总督马厩改造，加建为二层，供居住。

在青期间，康有为的公开身份是万国道德总会的会长。他在青岛开办大学计划，因选中的俾斯麦兵营时正被北洋五师占用，故未成功。其时，康有为有几个子女在青岛一所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

1924年春，康有为以银洋购得李村山场两亩备作墓地。这个有些奇怪的举动，冥冥之中为三年之后“一杯柠檬红茶”的中毒案，作了铺垫。同年8月31日，《顺天时报》刊登《高恩洪兼充青岛大学校长》消息，称“青岛大学，前有以康有为为校长之说，兹据青岛电讯，该大学招生八十名，推高恩洪为校长云。”

1925年8月，康有为到青岛。康同壁《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八日初旬，同薇偕子女来青岛，家人相聚，娱侍承欢，诚有乐叙天伦之感。”次年8月29日，康有为再游太清宫，写《重游太清宫》七绝。刻“青山碧海海波平，汗漫重游到太清；白果耐冬多阅怯，崂山花闹紫薇明。”诗碑立于太清宫前，阳为诗文，阴镌360字自注，文中提及有同游者吕振文、吕敬靖等12人。

1927年2月某日的一封家书，可视为康有为的绝笔信：“告楠可查六太之会已供不？未供应供。或在青岛、大连供可不？至要。即复。今寄归吾写之谢恩折，可点石一千（交有正），与诗同送作谢礼。”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70寿辰，原来打算在济南祝寿的他，后来改在上海设宴。前一天，徐良由天津抵达上海，带来末代皇帝溥仪题赠的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和玉如意一柄。康有为则起草了一千多字的《谢恩摺》，石印千份，分赠给了祝寿贺客。

这时，正当北伐军闻风披靡，从安全上考虑，康有为想把全家转移到别处，以避北伐军锋芒。3月18日，康离开上海去青岛。据康同壁的记载说：“先君离沪时，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前，巡视园中殆遍，且曰：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改革者一棺长闭

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赴英记酒楼参加广东同乡宴请。饮柠檬红茶后腹痛如绞，同席吕振文用马车将康送回寓所，急请医生诊断，有日本与德国医生断为食物中毒。苟延残喘20多小时，终在3月31日清晨5时断气，死于门生李微尘怀中。传康有为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真正死因，终无定论。

《大青岛报》随后刊登《康公馆康南海先生于丁卯年二月二十八日晨五时三十五分寿终》讣闻，并发《张效帅赙赠康南海丧费两千元》消息。其后康有为被埋葬李村象耳山下。英记酒楼乡宴同席者吕振文，1929年4月辞胶澳商埠局秘书长职，青岛沦陷后出任伪职，战后被处汉奸罪。康有为门生李微尘后在香港与张国焘、顾孟余主办《中国之声》，再后转往新加坡。

康有为去世后三天，他三岁幼女康同令亦夭殇，同葬于他生前择定的墓地。

康有为的死亡谜团，层峦叠嶂。康的女儿康同壁认为，父亲是“被国民党特务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另一个说法也是投毒，但投毒者则换成了国民党的敌人。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曾派出四个刺客刺杀康有为。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曾下诏赦免了一批戊戌获罪人员，但康梁二人均不在赦免之列。于是，持续的政治追杀作为国家行为，在大清国消亡之后，也并未停止，第三种说法，召主角换成了日本人，还是下投毒。不过，环绕着这个扑朔迷离的投毒案的种种说法，均无实据可查。这让康有为之死，始终不清不白。

康有为死后半个月的4月17日，梁启超等在北京畿辅先哲祠公祭康有为。北平《世界日报》次日以《昨梁启超等公祭康有为洋洋洒洒一篇大祭文》为题报道“北京他的一般徒子徒孙梁启超等”活动。梁启超撰写挽联：“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本坏之悲。”并在公祭仪式上宣读祭文。

青岛这边，除了1924年春“以银洋购得李村山场两亩备作墓地”这寥寥数语，康有为选择李村象耳山为墓地的过程，缺乏更多的文献支持。据当地老人说，康有为之所以选择这里为墓地，是因为山名叫象耳山。康有为姓康，“康”与“糠”同音，“糠”怕风吹，埋在象耳山内，再大的风也吹不动了。看来，这位“三周大地，游遍四洲，住三十国”，经历了一次次大风大浪的改革者，对看不见的风吹草动，也会惴惴不安。

李村象耳山，又称南山、枣儿山。吕美荪《葂力园随笔•康有为梁启超》载，康有为“殁于青岛，葬李村不远，墓埋一坡垞之上，首俯而末翘，形势略为倒悬，且不封不树，询于人云：其遗命防其毁也”。

康有为在李村象耳山埋葬后，刘少文曾为诗慨叹：“忧国离谗遍五洲，归来意气未全休。可怜地老天荒后，留得南山土一抔。”并注“康南海先生墓，先生既客死青邱，即葬李村南山之麓，一棺长闭，意气都休矣！”

1936年11月，青岛市立农业职校一个叫六如的学生，在《新少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短文，描绘了前戊戌领袖的墓地：“多么幽静的一个山洼啊。洼的四周是一层山岭，现在正呈着橙黄色，大概这就是墓墙吧。洼中的一堆黄土，现在几乎看不清了，上面印满着羊的脚印和一股被蒸发的屎臭气。肃静！这土丘底下埋着一位先进的思想家‘戊戌政变’的首领康有为先生的遗骨。”

对康有为的身后寂寞，六如同学突然就有些愤愤不平：“死后是平地一抔黄土，虽然他有灵，也绝不会计较这些的，可是与现在‘国葬’的人们比起来，他不是太远么？”

康有为的公葬，迟至16年后才举行。荒谬的是，此时的青岛已经沦陷于日本占领军，发起公葬的头头脑脑，无一不身份可疑。1943年9月，康南海先生公葬筹备会确定发起人。10月8日，康南海先生会葬筹备处函告，10月20日为康有为举行公葬。当日，康有为亡灵正式落葬李村镇东象耳山。墓碑刻“海南康先生之墓”，落款新昌吕振文。

吕振文氏为康有为死亡见证人之一。

对象耳山康有为墓来说，种种“防其毁”的努力，最终都没能够抵御一场新的社会变革的涤荡。十年动乱期间，一帮学生爬上象耳山，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

1966年，有在学校组织下参观康有为头骨的当事人回忆，康白色骷颅上粘着一撮黄头发，标签上写着“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美工王集钦暗中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于浮山。1985年秋康有为墓重建。康门弟子刘海粟为新墓题写了墓碑和墓志铭。迁葬仪式上，90余岁老人朗读了连夜创作的《南海康师迁葬志感》，以铭南海史迹，署“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弟子刘海粟年方九十”。

其一：华夏疮痍痛陆沉，公车忧愤集松筠。一书上阙原非妄，万卷罗胸学是真。海北天南思国泪，春花秋月故园情。更新青史新人出，莫为前驱抱不平。

其二：常把真知启后贤，诲人不倦忆师严。春风满座花如海，秋水连云月在天。功过分明载史册，诗文彪炳胜当年。无才愧我空头白，勉写新碑立墓前。

关于康有为的一生，1936年秋天结束在李村象耳山墓地怅惘的学生六如，在“回来的路上”，默默地这样想着：“康先生的晚年虽然被人们骂为遗老，他多次的想复辟，那种不折不挠的精神是可钦佩的。只是他不懂得历史是进步，他落了伍还不知道。这是对于我们新少年的一个最好的教训：怎样保持我们的思想永远年青。”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师徒

康有为死去的时候，他的老师吴郁生依然生活在青岛。

在晚清的官制改革中，1906年11月6日成立的邮传部，统辖铁路、轮船、电政和邮政，是朝廷“预备立宪”的部院改组计划中间唯一新组建的一个机构。史学界一般认为，以邮传部的出现为标志之一的中央行政制度传统格局的解体，完成了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过渡。然而，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六年之后，大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涤荡下灰飞烟灭，前后躲避到青岛的政治沦亡者里面，就有三个是邮传部的尚书或者大臣。

和徐世昌和盛宣怀这两个邮传部的前任首长比较，吴郁生仅仅是邮传部的暂行署理大臣，并且，在这个被徐世昌描绘为“权限不一”，“用人犹如此掣肘”的职位上，他只短暂地停留了半个月。可是，后来在青岛这个共同的地理接点上，吴郁生却比徐世昌和盛宣怀停留的时间都长许多。

作为康有为的老师，吴郁生在历任了编修、礼部侍郎和广东、浙江的副考官这样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后，就因为戊戌事变后康有为的出逃而止步不前了，直到慈禧死后，他才蜻蜓点水地触摩了一下邮传部大臣的办公桌，最终将仕途停止在尚书和军机大臣的职位上。

包括吴郁生在内的许多曾经踌躇满志的政治家，本来并没有遭遇青岛的必然。甚至在最后的关头，他们也依然没有作好在那里栖息的准备。在他们规划的各个版本的政治蓝图上，青岛压根就不在注意的范围之内。但是，情况在1911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历了整个帝国的分崩离析之后，这些风云人物已经不可能从容左右自己的命运了，而这个时候的青岛，其作用不亚于挪亚方舟。尽管，这条木舟漂流的方向，同样不被逃亡者自己掌握。

后来的事实证明，青岛这个方舟，承载了吴郁生很长时间，到1940年吴病故青岛前的接近30年，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随波逐流的城市上度过的。人们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曾经孕育过他的希望，但是，人们却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在此被时间慢慢腐蚀的过程。不论是对吴郁生，还是对吴郁生曾经服务过的王朝，这个过程都很残酷。尽管和其他的政治逃亡者比较，经历过官场失意的吴已经有了些断欲的准备，但正如挪亚方舟是条不归船一样，吴郁生在熙熙攘攘的街市悠然见南山的青岛版本，同样不可能平静。在他的湖北路二层住宅的里面，吴郁生的寂寞和无奈，并没有暴露在阳光下面。透过窗口在一个又一个夜晚依稀释放的灯光，人们大致可以度量出他的孤独身影的长度，而那些被压抑了的咳嗽声，则是一个逐渐老去的前军机大臣的最形象的代表。

作为清代进士和光绪三年的翰林，吴郁生显然不是等闲之辈，无奈青岛咫尺天地，可以提供给他施展才智的空间实在是小的可怜。纵然不是重新回归政治角斗场，就是身心放松地纵情山水，吴郁生可以选择的去处同样不多。于是，客居者吴郁生只好专一地钟情崂山，在其中“遍历其胜”成了他打发时光的最好方式。在已有的记录里面，诸如吴郁生1913年和徐世昌等同游这样的场面，后来还曾多次重演。吴郁生和他人不同，穷极无聊，就千方百计弄出些花样，凡所游崂山名胜古迹，他不仅摄影留念，还驾轻就熟地将每一处风景传说都用文字作扼要记述，积累下来，就编列出了《崂山名胜目次及旅行须知》，从狮子峰至崂东马山32处风景，每地都有照片和介绍。后来，经吴郁生的次子吴曾勤编纂，影册定名为《中国名胜第二十二种·崂山》，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吴郁生在扉页题写下“崂山胜景”四字，并撰写了序言。

1913年吴郁生和徐世昌等同游崂山十年后，学生康有为也去了一趟崂山，并在太清宫后巨石上赋诗写记，曰“天上碧芙蓉，谁掷东海滨。青绿山水图，样本李将军。神仙排云出，高台照金银。芝旗与松盖，光景蕤五云。群贤能冒险，渡海咸欢欣。楼船两飞轮，破浪入山根。山下太清宫，万竹夹道分。道人多道气，长须迎缤纷。殿前两百果，老树霄汉干。阶前一耐冬，千年尚郁蟠。蔽山弥万绿，涧流屈潺湲。直上崂山巅，夹道万卉繁。奇石起攫搏，或作虎豹蹲。老熊当道卧，异柏挂岩丹。苍松亿万千，漫山洪涛翻。应接目不暇，清赏心所安。欹岖过岭后，荦确石山赞山元。盘蹬登上清，惊看飞瀑喧。渐度山兀山臬山献，峰头草成茵。至正余摩崖，抚起感心颜。虽赏丘壑美，稍惜草木删。俯望碧海浸，超然十洲仙。吾生诸天游，世界等微尘。方士采药来，自此求神山。云昔秦始皇，登道随山刊。方壶与园峤，水中浮碧寰。白银为宫阙，仙人缟衣冠。楼阁倚缥缈，度劫亿万春。今岂有真人，玉宇琼楼寒。深恐六鳌动，铁围漂荡艰。龙伯国大人，提掷出九关。且游播耨迦，复欠晃昱还。何处非天际，暂复留人间。”

康有为跋记：“癸亥五月康有为来青，偕张志易吾、崔世善修如自济迳来。与邹文蔚敬安、王大祯艺生、方作霏雨农、丁延龄晓帆、秦曾源云稼、王天伟幼云、戚运机愚勤、门人陈干明候、江希、张慕渠游崂山。警察厅长成维靖逸广率警卒三十余人护行，调金星轮船及一小轮，自沙子口渡海，电局牟钧德幼南，通电预办，乘月乃归。康有为赋诗写记。”

吴郁生晚年喜欢听戏看电影，还间或以书法消磨时间。深居简出的吴郁生不象王垿，不怎么喜欢以文字示人。但是，四方路上的瑞芬茶庄和平度路上的玉生池，还是留下了他的遗墨。80高龄以后，吴郁生书写过一幅七字对联，被收入了商务印书馆的《楹联墨迹大观》。1934年与湛山寺后殿同期兴建的小鱼山湛山精舍，山下有两座石坊，前书湛山精舍，为叶恭绰手书，后书回头是岸，则是吴郁生所题。吴郁生也曾给王垿最小的孙女写过字，这副对联，至今还被王垿后人完好保存着，成了今天人们对一段落寞往事的怀念。

不知道“回头是岸”的体会，在晚年的吴郁生那里是一种怎样的感悟，不过这一切在1940年随着吴郁生的病故，都归于平寂了。吴郁生在青岛老去的时候，年87岁。这一年，距离康有为的意外死亡，已过去了13年。

吴郁生离去三年后，青岛方面在象耳山为康有为举办了一次正式的公葬。

死亡给师徒之间、同志之间、理想与信仰之间的是是非非，画上了一个句号。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罢，泪飞化作倾盆雨的顷刻间，一切都烟消云散。连象耳山的墓地，实质上也不坚固，非常年代，几个年轻人嘁哩喀嚓几下子，一代改革者就尸骨分家了。历史相去不远，疯狂过后遗留下的斑驳轨迹，值得清晰辨别。

:杭县骆金铭编《青岛风光》，兴华印刷局1935年6月。

:卫礼贤《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7月版。

: 六如《访康有为墓》，1936年11月《新少年》第2卷第10期。

: 李云光《康有为家书考释》，香港汇文阁书店1979年版。下同。

: 六如《访康有为墓》，1936年11月《新少年》第2卷第10期。

历史深处的沧口和李村

目录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故土一梦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遥远的风暴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被淹没的焦虑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临界点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微弱的喘息声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

序篇：胶州湾这只蝴蝶 · 信仰者的种子

第一章 一条铁路线 · 东风破

第一章 一条铁路线 · 光怪陆离的风景

第一章 一条铁路线 · 方向

第一章 一条铁路线 · 修筑铁路的人

第一章 一条铁路线 · 无处祭奠的亡者

第一章 一条铁路线 · 火车魔方

第一章 一条铁路线 · 万花筒

第二章 工业曙光 · 沧口前史

第二章 工业曙光 · 迈向欧洲的脚步

第二章 工业曙光 · 新文明的花朵

第二章 工业曙光 · 开弓没有回头箭

第二章 工业曙光 · 蒸汽锅炉涂抹的天空

第二章 工业曙光 · 周氏家族的时代表情

第二章 工业曙光 · 城市脊柱

第三章 乌托邦 · 家园牧歌

第三章 乌托邦 · 李村之变

第三章 乌托邦 · 以民为邦本者

第三章 乌托邦 · 影响深刻的转变

交响不泯灭的歌声

交响不泯灭的歌声 · 乡区建设样板

第五章 乡土 · 引入城市的水

第五章 乡土 · 市集

第五章 乡土 · 李村之盛

第五章 乡土 · 先行者

第五章 乡土 · 承前启后

第五章 乡土 · 农事探索之路

第六章 在时间的轴线上 · 石头堆积的记忆

第六章 在时间的轴线上 · 大人物和小人物

第六章 在时间的轴线上 · 戊戌年的改革

第六章 在时间的轴线上 · 康有为来了

第六章 在时间的轴线上 · 改革者一棺长闭

第六章 在时间的轴线上 · 师徒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东风破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光怪陆离的风景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方向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修筑铁路的人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无处祭奠的亡者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火车魔方

第一章一条铁路线 · 万花筒

第二章工业曙光 · 沧口前史

第二章工业曙光 · 迈向欧洲的脚步

第二章工业曙光 · 新文明的花朵

第二章工业曙光 · 开弓没有回头箭

第二章工业曙光 · 蒸汽锅炉涂抹的天空

第二章工业曙光 · 周氏家族的时代表情

第二章工业曙光 · 城市脊柱

第三章乌托邦 · 家园牧歌

第三章乌托邦 · 李村之变

第三章乌托邦 · 以民为邦本者

第三章乌托邦 · 影响深刻的转变

第五章乡土 · 引入城市的水

第五章乡土 · 市集

第五章乡土 · 李村之盛

第五章乡土 · 先行者

第五章乡土 · 承前启后

第五章乡土 · 农事探索之路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石头堆积的记忆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大人物和小人物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戊戌年的改革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康有为来了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改革者一棺长闭

第六章在时间的轴线上 · 师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