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时代

权当序幕 · 猝不及防的开端

很久以前，胶州湾东岸这块布满岩石的土地，并不养育天生丽质的孔雀。傍晚，一只机敏的狐狸，会从稀稀落落的灌木丛中奔跑出来，带着一线影影绰绰的银光，像射出的箭一般窜上山坡，消失在黑暗之中。海边天后宫前的一棵老槐树，日复一日地迎来黎明。树下，隔三差五有一个卦摊出现，长衫者用苍老的即墨官话，有一搭无一搭地占卜着未来。

作为偏僻渔村的青岛，已经在胶州湾畔存在了很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稳固地传承着古朴的北方习俗。而作为金融与商业口岸的青岛，至少在1896年，还是一份保存在德国政府抽屉里的计划书。甚至，究竟是不是要选择在青岛展开一场利益均沾的商业角逐，德国不同的利益团体，并没有获得一致的方向与方式认同。

“很遗憾，德国至今还没有一个那怕是很简陋的维护其商业和航运利益的据点。然而这又是迫切需要的，如果我们不想听任德国的航运和德国的商业下滑，而是希望它们继续向前发展的话。无论殖民性质的愿望和希望如何——它们鉴于其他民族的努力和成功要求德国在瓜分中国（即使暂时仅仅局限于经济瓜分）活动中在北方占领扬子江流域，在南方占领西江流域，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它们接壤的北方和南方省份，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谨请允许向尊贵的阁下以呈文的形式仅仅对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德国据点作为德国航运和商业贸易利益的中心的重要性加以强调说明。”这是1896年5月26日，德国轮船公司业主鲁道夫•瓦尔在给德国首相霍恩洛厄的一封信中表达的意见。

显然，鲁道夫•瓦尔的视野与野心，都不够大。

瓦尔的最大愿望，是在大清国建立一个“德国的香港”，以便在那里“为德国的工商业产品设立货栈，建造德国煤站，尤其是德国船坞和船舶维修厂”。列举香港一事说明，着眼于自身利益的德国船运大亨和商人，赞同德意志帝国依照不列颠的样板，向中国施加一种非正式的影响。这意味着他们坚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的条约口岸体系原则，反对正式的殖民统治和排他性的势力范围。

但恰恰在这一点上，瓦尔和德国政府的看法不尽相同。一年半之后，“德国的香港”以一种突如其来的姿态，锚定在了胶州湾东岸。在让鲁道夫•瓦尔的想象力大跌眼镜的同时，青岛也开始以完全不同的意义，出现在中国近代城市开发史最显著的位置上。

不过，不论是胶州湾畔的青岛新城，还是中山路一度风生水起的银行业，其开端，都不在青岛。（0-1）

1897年深秋两个德国传教士的死亡，导致了11月14日早晨德国海军陆战队在胶州湾口的武装登陆。驻防青岛的登州总兵章高元和他的大清国军队，一枪未发就缴械投降，绵羊一般撤退到了娄山后。对德意志帝国来说，自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肇始的胶州湾开放与开发设想，就此进入快车道。青岛一地的历史，为之一变。接下来，德意志帝国与大清国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来年开春胶州湾租借条约的签订。

1898年3月4日，北京，竟日阴，晨有风即极寒，风止稍和。

这一天，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曹州府两名传教士被谋杀事件的德国政府，终于获得了期待中的《胶澳租借条约》最后修改文件。三个月来，清政府的外交官在寒冷的冬天里想尽办法，一直处心积虑地试图努力将“为解决危机而必须做出的让步”，降到最低点。是日，所有的争执终止，德国公使海靖与北京方面的官员在条约签署前最后一次见面，达成协议。但是，在谈判的中方主要负责官员翁同龢当天的日记里面，显示争执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荫昌云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荫昌是大清国驻柏林公使馆的前翻译官，曾入德国军校学习军事，后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1897年入冬以来参与了大清国与德国关于胶州湾谈判的全过程。在3月4日当日，英国公使也发来了照会，“谓不可使山东利益为德国独占”。

然而，北京连日的“极寒”，显然已经不可能成就次日的“暖冬”了。

3月6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经过了前日昌平一场大雪的洗礼，紫禁城外大清国都的天气“欲雪不雪”。不阴不阳之间，青岛的命运走到了一个历史的临界点。

在翁同龢看来，这是一个“仓猝所办，非夙约也”的结果。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计划，翁同龢并没有说明。

当日，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见起五刻，是日海靖请晤恭亲王画押，于是王请派画押大臣，以李鸿章、臣和充之，臣辞不获，遂承诏往，退时巳初”。被强迫参加下午的画押，翁同龢的心情自然是不怎么好。在都虞司休息了一小会，他匆匆吃了中午饭，看过一个朋友后，径直去了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

3月6日下午，“未正诸公咸集，惟庆邸未至”。这时候，海靖带领着另外三个德国外交官员和翻译已经到了。翁同龢进去，“未与一语”。条约的文本彼此提供，海靖带来了德文，大清国写中文。另一边，双方的助手“荫昌与富兰格互对，十刻始毕”。

在光线明亮的红木案前，这份“笃实”两国睦谊的文件被正式签署。尽管事发突然，但就看到的记载，签署外交文件的过程，没有意外。“和衷商定”的“专条”，是在3月4日已经草拟好了的，一干人的任务仅是校对一下，签上名字而已。

案上，条约文书一共四份，华文德文各二。

条约起首，开宗明义：“山东曹州府教案现已商结，中国另外酬德国前经相助之谊，故大清国国家、大德国国家，彼此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两国商民贸易使之格外联络，是以和衷商定专条。”接下来，进入实质：“大清国大皇帝已允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九十九年为限。”余则涉及租借范围、驻军、纳税、商事、航运和赔偿责任诸项。

代表德国方面签字的是海靖，他在文件上的称谓是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代表清政府参加签字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这是李鸿章，后面一个就是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正式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酉初，画押盖印事毕，双方代表起身离座，各自打道回府。整个过程结束，室外的光明已经散落，桌子上的茶水也早就凉了。

其实，不论海靖也好，还是李鸿章、翁同龢也罢，大家都知道这是演戏，不到终了，不到台后，彼此都不会露出真面目。对这一天前台前幕后的较量，翁同龢后来曾叙述说：“顷困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而实质上，当日更愤惋的，应该是比翁师傅更熟悉胶州湾情形的李鸿章。

1898年3月6日这天，离1897年11月14日早晨720名德国海军士兵登陆胶州湾，时间上仅仅相差了110多天。在戊戌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刻完成签署的这份文件，包括了《胶澳租界》、《铁路矿务等事》和《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共三端十款，除了签名和日期，连标题算上不过1425个汉字。就是这么一个薄薄文本，最终使得胶州湾551.5平方公里土地上274个村庄和接近八万农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0-2）

当天晚上，翁同龢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

翁同龢彻夜难眠，是因为他知道一纸租约的真正意味。字数少得可怜的说辞里面，很大一部分涉及到了两条从青岛出发的铁路的建设。这是“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的所指，也是后来从青岛德国租借地牵扯出的“山东问题”的核心。承认铁路营建的合法性，就意味着从青岛到山东腹地的通道，被一下子打开了。这不仅仅关乎一个山东，影响甚至很快可达直隶。这是大清国的门户，触动的可是王朝的命脉。

对翁同龢来说，这一条最致命。

仔细看全部三端内容的条约，铁路被放到了几乎和租借地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第二端《铁路矿务等事》从头至尾都是关于铁路权益的，前三款直接说筑路，第四款说开矿：

第一款，中国国家允准德国在山东盖造铁路二道：其一由胶澳经过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其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一道，应俟铁路造至济南府后，始可开造，以便再商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此后段铁路经过之处，应于另立详细章程内定明。

第二款：盖造以上各铁路，设立德商、华商公司，或设立一处，或设立数处，德商、华商各自集股，各派妥员领办。

第三款：一切办法，两国迅速另订合同，中、德两国自行商定此事；惟所立德商、华商公司，造办以上铁路，中国国家理应优待，较诸在中国他处之华洋商务公司办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款专为治理商务起，并无他意，盖造以上铁路，决不占山东地土。

第四款：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如胶济北路在潍县、博山县等处，胶沂济南路在沂州府、莱芜县等处，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其矿务间程，亦应另行妥议。德国商人及工程人，中国国家亦应按照修盖铁路一节所云，一律优待，较诸在中国他处之华洋商务公司办理各事所得利益，不使向隅。查此款亦系专为治理商务起见，并无他意。

而第三端《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则解决了一件事，这就是经济优先权：

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中国应许先问该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料物。如德商不愿承办此项工程及售卖料物，中国可任凭自便另办，以昭公允。

在最初的正式文件上，这条从青岛出发的铁路“其一”，被称为山东铁路，后来习惯上被叫做胶济铁路。很快，修筑这条铁路的资本路线图，就在柏林和青岛之间草拟完成，一个未雨绸缪的租借地经济构架，在踌躇满志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的共同谋划下，逐渐形成。尽管利益平衡的砝码还在加加减减中，大把大把的马克，已装进了从汉堡到青岛的蒸汽轮船上，预备一展宏图。

从1898年3月4日开始，一个叫青岛的地方，慢慢浮出水面。

就此，青岛无可选择地被拉入德国海外殖民地扩展史，成为同步与德国、中国发生关系的新兴城市，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了大清国最后十年的政治走向。

毫无疑问，戊戌年一纸《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和青岛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后者，作用力可谓是颠覆性的。德国借口教案租借海防港口，开近代史先例，进而产生连带效应，导致西方掀起了新一轮殖民地扩展浪潮。与此同时，胶州湾事件的酿成，直接促动了戊戌变法的发生，把变法维新从舆论准备阶段推进到实施阶段，极大地瓦解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基础，埋下了使其最终覆灭的引信。而在漩涡中心的青岛，就此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入了殖民化与城市化狂飙突进的轨道。

炮舰之后，对胶州湾东岸的青岛来说，开山辟路的就是花花绿绿的资本了。看上去含情脉脉的金融资本，本质上和炮舰一样无情。金钱堆积出来的青岛新城，从一开始就是个顺应市场的商品。商品上市了，依然要满足资本不断膨胀的胃口，直到资本被更强大的力量摧毁。而作为商品的青岛，大部分时间只能坐以待毙。历史的残酷，莫过于此。

阳光雨露滋润下，荒芜中能够开出牡丹花，也能够让罂粟结果，这个真实的城市史过往图景，并没有在接下来的青岛新城崛起中，幻化成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尘土飞扬之中，狂妄、热情、欲望、野心和种族割裂，给不可预知的未来，撒下了希望与荒谬并存的种子。

第一章 锚地 · 异乡人来了

1898年的早春，几个衣冠楚楚的德国银行家出现在胶州湾东岸的一幕，几乎被历史遗忘了。这个青岛本土金融史的元年，因为时间的阻隔，已经寻觅不到任何具有现场感的画面，在影影绰绰的文献记录里，德华银行面目模糊，来龙去脉都灰蒙蒙一片。然而，就是这几个风尘仆仆的远行者，在一个不具备丝毫规模金融业准备的泥泞土坡上，建立起锚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将德华银行塑造成了风生水起的资本经营样板。

伴随着1898年3月青岛城市化的肇始，两个月后组建的德华银行，成为了开风气之先的本土标准制定者，一个经济运营与城市景气的晴雨表。这个投资引领者的故事，并不发生在早年的中山路，却是后来所有中山路财富传奇的金融标杆。1907年6月15日，当一大批衣冠楚楚的欧洲人和中国人排起队，踊跃兑换青岛德华银行新发行的钞票的时候，一个日趋成熟的殖民地银行业体系，已经在青岛生根发芽。

这个旗帜一般的榜样，沐浴在栈桥东方的海风之中，巍峨并灿烂着，俨然城市的象征。

一份政府文件显示，德华银行是青岛新城最早完成的建筑物之一。1899年10月编制的《胶澳发展备忘录》提及，在过去一年中，营建活动在住宅方面仅限于建造业主本人所需的房屋。值得一提的建筑，是德华银行新建大楼、铁路公司办公大楼、海关宿舍大楼，以及市内和近郊的一系列仓库、帐房和住房。新建造的一些旅馆，则为交往创造了前提。作为20世纪青岛金融业的起点和城市管制权变更的标志，面朝大海的德华银行大楼以一种沉默不语的姿态，矗立在太平路海岸线上，任凭潮涨潮落，兀自岿然不动。但围绕着德华银行历史过往的叙述，已然支离破碎，时间的指针和财富天平，早已不在这家主导殖民地金融服务的德意志银行手上。甚至，对大多数路人来说，德华银行这四个字，已是毫无现实意义的符号，只有在手机搜索的时候，才能略微窥视到这个昔日金融帝国的模糊背影。阳光下面，显示器上形单影只的文字脆弱异常，跟曾经辉煌一时的历史现场，很难匹配。

青岛德华银行大楼，出现在1901年。当时，其所在的太平路海岸叫威廉皇帝海岸。西边的青岛路，叫威廉街。早期的商业邻居，包括有禅臣洋行、海因里希亲王饭店、山东铁路公司和矿业公司。1914年2月18日，客居青岛的前湖南督军谭延闿对这里的描述是，“前临大海，潮声如吼，远岛来帆，皆在槛下。”其身后500米范围内，还分布着胶澳邮局、捷成洋行、美最时洋行、西门子洋行、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美国标准石油、通用电气、祥福地产公司和胶海关办公楼。这些形形色色的商业机构，在青岛新城的早期开发中，无一例外地都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总督府的下面，德华银行与其众多比邻者构成的紧密伙伴关系，繁衍出的几乎是青岛经济开拓史的全部篇章。（1-1）

最初的印象，铁路工程师海因里希·锡乐巴所设计的德华银行青岛分行，类似于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地式建筑。这种设计样式此前在印度、东南亚等英属殖民地被大量使用。英国殖民地式建筑的出现，本是为了适应热带气候而衍生出的一种变异形式，但这一样式放置在冬天极为寒冷的青岛，便有些不伦不类了。德国学者华纳认为，出于对气候的考虑，德华银行西面和南面设有两层高约四米的通风券柱式外廊。这在建筑外观上强调了开放性，并且也很气派。但不幸的是，德华银行外不足十米即是大海，一年中有超过200天雾气弥漫，且冬天西北风会直袭西面的外廊，给使用者带来极大不便。显然，说德华银行券柱式外廊的设计是出于对气候的考虑，理由并不充分。

我们倒愿意相信，锡乐巴或许是从某座意大利官殿那里获得了建筑灵感这一说法。从外观上看，德华银行极似意大利维晋寨古罗马广场旧址南端的市民大会堂，该建筑的设计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后一位杰出建筑师帕拉提奥。帕氏对欧洲建筑史有过很大影响，欧洲的18世纪几乎是帕拉提奥世纪，所以德华银行的设计者锡乐巴应对帕拉提奥不陌生。拿市民大会堂和德华银行相比较，除去后者由长方变成了方形，以及屋顶、基础处理略有差异外，几乎整个是市民大会堂的翻版。在市民大会堂中，开间的构图是著名的帕拉提奥母题，包含着方形和圆形、方柱和圆柱的对比，小尺度和大尺度的对比，虚和实的对比，丰富而又统一，是杰出的创造。当然，也有人指出，塞利欧、勃鲁乃列斯基早有类似的做法，但是，帕拉提奥却把它作为最基本的构图手法固定下来，为后人所大量仿效。

锡乐巴之后于1903年设计济南德国领事馆时，对其立面也采用了类似的处理手法。除青岛分行外，德华银行在中国的其他分行均由在上海的建筑师贝克和培迪克设计。目前的资料显示，锡乐巴的同事路易斯·魏尔勒也参与了德华银行青岛分行的设计。作为铁路工程师，他们一同出现在青岛早期若干建筑设计者名单里，显示出城市化初期职业建筑师的匮乏。德华银行青岛分行的建设投资超过了八万金马克，这是到1901年青岛本地花费最大的单体建筑。以几乎不计成本的方式建筑办公楼，标志着作为德国租借地“中央银行”的德华银行，20世纪黎明在青岛雄心勃勃的事业开端。

与帕拉提奥的习惯做法不同，德华银行两面的入口呈不对称状，其屋顶边缘口栏杆的短分格更加突出了这种非对称性。这样的结果，殊出人意料。大楼的支柱、券拱、墙基、屋檐、装饰线及顶部的细方石，皆用花岗石砌成。这似乎给其后青岛陆续出现的大型公共建筑提供了范例。其标志性的大坡度蒙莎顶，在青岛的德国建筑中堪称独树一帜。银行内部的中央部分，被设计成为一个宽敞的大厅，北侧是一幢设有附属建筑的小楼。

德华银行在1898年10月青岛租借地的第一次土地拍卖中，就购置下了岸边的这块地产。随后在锡乐巴的指导下，成为青岛新城第一批建成的大型商业建筑之一。由堤岸上建于1904年的已故总督叶世克纪念碑，向1906年竣工的总督官署眺望，德华银行大厦和海因里希亲王饭店这两个大体量建筑，构成了一个长视线轴的边框。

但在20世纪的第一年，繁荣且美轮美奂的城市经济图画，还遥不可及。1900年，当德华银行还在建造的时候，华南的帆船由于因骚乱引起的银行停止预付款项，被迫中止了定期来青岛港的航行。1901年春，德华银行办公楼巍峨显现，宁波的商人也重新出现在青岛。只是他们的帆船载来的货物，仍然大部分运往大埠头，存放在那里的货栈里，等候出卖或与花生和豆油等农产品进行交换，以及转运到胶州。这对租借地的德国总督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经济官员认为，将这些贸易活动吸引到青岛十分重要，并且清晰地判断出，如果在本地尚不具备更好的港口设施时，就对大埠头的转运和卸运制造障碍，无疑会招致贸易流失外迁的悲剧性结果。而当局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花大本钱增添足够多的装卸设备，以便把租借地外面的贸易集中过来。总督府方面相信，商人们很快就会理解将生意搬到青岛这样的地方，会给其带来许多好处。因为仅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商人们已经在租借地参与了各行各业的活动，比如在火车站附近建立了一个大型华人旅馆，为与鲁西方面的贸易往来而开设了一个银号，在一座山东会馆中进行着与鲁东方面的银行业务。当局对于把这些勤奋的华商以及他们用帆船进行的重要商品销售吸引过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因为这个“招商引资”计划如能成功，则可防止大埠头进一步发展为贸易口岸，将其生意和货栈移向租借地外面的胶州城，从而产生一个竞争口岸。（1-2）

德华银行并不是因为青岛租借地的建立而衍生的金融工具，其在中国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直至最终在上海建立。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一个大日耳曼银行曾在上海开办过支行，然而生意并不如意，所以很快便关闭了。随后几年，德国政府一直设法建立一个新的德国银行。驻北京的德国公使勃兰特尤其热衷于此事，他时常谈起一个德国银行将会对德国商界做出多大的贡献。他援引英国商人和货物所享有的优越性为证，指出英国银行的贷款常常附加这样的条件，即钱要花给英国商号。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也同意在中国建立一个银行，然而多年以来，这种主张并未受到德国金融界的积极支持。

1885年，一些德国银行和工业财团联合派出一个委员会到中国调查投资前景。尽管该委员会带着一个相当悲观的估计回到德国，然而却报告说要想提高商界在中国的地位，设置一家银行是先决条件。其后数年，政府与保守的财界就在中国开办银行一事进行了长期谈判。直至这些金融家得到政府给予的有力保证后，才开始同意在中国建立银行。最终在1889年到1890年，一些大银行联合起来，代表德国金融资本及海外同业，在上海开办了德华银行。银行拥有资本金500万两，成为英国之后的第二家外国金融机构。到1896年，也就是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事件为借口占领胶州湾的前一年，该银行已有相当发展，以至于英国银行愿意与之签订协议来平均分配给中国政府贷款。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完成对胶州湾的武装占领。1898年2月15日，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棣利士在写给德国海军部的报告中提出：“货币问题有困难，除等待德华银行从速在青岛成立汇兑机构外，别无他途。该行的行员如能乘近期的轮船从上海来青的话，问题即可解决。”从中可看出，德华银行在租借地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898年5月15日，德华银行青岛分行成立，股金750万上海规元，成为上海总行之外与天津、汉口、广州分行平行的新一家分支机构。但与之前建立的区域分行相比较，因为一个独立的德国租借地的建立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城市开发活动的全面展开，青岛德华银行所获得的垄断权利与金融控制力，显然大了许多。

第一章 锚地 · 作为领头羊的大鲍岛

在1898年完成的青岛新城规划蓝图上，大鲍岛的脱胎换骨，本来就是仰仗资本推动的一项计划。来自柏林的规划将这个新的城市一分为二，南边是欧洲区青岛，北面是大鲍岛中国城。从法律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说，欧洲区青岛是主城区，华人区大鲍岛是副城区，一条商业大道贯穿欧洲区和华人区，却是两个名字。依照租借地当局最初的设想，欧洲区和华人区的经济关系，是欧洲区带动华人区，以欧洲区的德华银行和洋行资本作为驱动器，以期在一定时间里形成对华人区的发展示范。不料，与欧洲区长时间不温不火投资状况不同，被放置在效法者地位的大鲍岛中国城，很快就被不期而遇的华人资本涤荡，从天而降的新移民和从天而降的银元，仿佛一夜之间就扭转了青岛新城财富地图的路演方向。来自东西南北的各路华商投资者，不声不响之中，就将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城市商业地理，改变了。

在世纪之交，伴随着关于胶州湾未来发展的法律文件尘埃落定，青岛新城大规模开发的势头，如同箭在弦上，已势不可挡。截止到1900年秋天，青岛总督府根据新城建设的需要，继续有计划地征购土地，以满足商业资本不可预测的胃口。1899年10月，鉴于卫生防疫方面的考虑，当局已经将上青岛村的土地全部购买并拆除了建筑物，为接下来的开发做准备。出于同一原因，政府也预备将中山路西边方向的大鲍岛村购入。因为在这个村庄的里面和周围，已开辟了大型欧式住房的建筑工地，一部份商人已在其中落脚。政府设想，这里的土地一旦到手，就立即大兴土木。客观评价，1900年度《胶澳发展备忘录》的编制者，已对华商纷至沓来大鲍岛的情形，保持了足够的敏感。这份政府报告分析说，华人公司对大鲍岛情有独钟，贸易货栈纷纷迁来的盛况，充分显示出华商的信心，他们相信租借地可以提供长期而有利的机会。（1-3）

事实上，大鲍岛中国城接下来的飞速发展，依然大大超过了租借地当局的估计。1900年，政府报告记录，该华人城区的营建活动特别活跃，已经出现了一片房屋栉比的街区。为了进一步扩展的需要，已不得不把欧洲区青岛和大鲍岛中国城之间的农地全部划作建筑区。到1901年，大鲍岛的房屋求购者更为踊跃，那里几乎所有可用于建筑的地皮都卖完了，在计划的工业区，为建筑欧人住宅所保留的区域，一些土地也被出卖。

从高处看大鲍岛中国城的热火朝天的变化图景，也许就更清楚。德国学者盖特·卡斯特曾在其《青岛鸟瞰图》中，依据不莱梅港航运博物馆收藏的1900年青岛俯视图中显示的信息阐释，青岛建城两年后，大鲍岛华人区的建筑密度已明显高于欧人区。考虑到青岛对工人和帮工的需求非常大，从四周农村成群涌入这个蒸蒸日上的城市的人们，必须在城中和周围的村庄中安顿下来，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盖特·卡斯特认为，没有这许许多多的建筑工、铁路工、工厂工人、造林工、建港工、修路工、运输工、丈量工人、砖瓦厂工人和帮工，新城市青岛不会这么快建起来。而城市生活如果没有许多中国商人、家务帮工、手工匠人、仆人、洋车夫、赶车人、挑夫和驾船者，那也绝对是不可能运转的。

而另外两张同时在1901年完成编制的地图，也相继印证了大鲍岛快速崛起的事实。一张《青岛中部城区和大鲍岛图》和基尔收藏的青岛胶州湾全域俯视图都表明，在1901年度之前，大鲍岛一半地方已建起了许多房子，而欧人区则相反，只能在威廉皇帝海岸大街、弗里德利希大街和俾斯麦大街看到几座完工的建筑。这其中包括新教小教堂、几座教会建筑、一所学校、一家邮局、一家银行、一座火车站、两家宾馆、几座兵营、野战医院的第一批建筑、一家水手之家、一座与中国商业区大鲍岛形成连接环节的市场大厅、几家商铺和市中心及沿克拉拉湾的许多别墅。这些地图标识的地理节点，威廉皇帝海岸大街是后来的太平路，弗里德利希大街是中山路南段，俾斯麦大街为江苏路，克拉拉湾是汇泉湾。也就是说，整个欧洲区在青岛新城开发的初期，就建设速度与规模而言，都无法与大鲍岛中国城相提并论。

伴随着20世纪的到来，作为华人经济领头羊的大鲍岛，已开始渐露头角，而其在土地供应上的激烈角逐，不过是财富集聚的一个突出表现而已。对华商来说，房子从来就不是摆设，而是生财的工具。大鲍岛的房子越来越多，表明这里聚集的商号、财富、移民就越来越多，而这些商号、财富和移民，会千方百计地生出更多的钱来。

1902年，租借地政府发现大鲍岛的房子盖得很多，出现了整条整条的街道。这里几乎全部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已购置殆尽。这让政府甚至开始考虑是否为华人建立一个新的街区，以开拓新的建筑地段。1903年，大鲍岛出现了几座工厂厂房，新竣工了24所住房和商业用房。一位实业家获准营造一所蒸汽推动的粮食加工磨房。

1904年，在大鲍岛的土地全部卖出并盖了房子的情况下，继续开拓建筑用地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政府注意到，资金富足的商人在商号分布的不同地点，不断努力购置地产。1905年，大鲍岛新开发的街区内，不少地方的地产已出售。出让土地最多的区域是位于港口旁边的火车站以南的街区。一些较大的公司把那里的几乎全部地产控制起来，地产价值则因其距铁路及货物装卸地的远近而定。在土地匮乏的情况下，延长了的山东街两侧已被确定出让，这让欧洲区青岛与大鲍岛中国城，眼见着就要联结起来。在这一年度内，很多人开始申请购买这里的土地。山东街，是对从栈桥向北延伸的一条新辟道路北段的称谓，贯通大鲍岛区，其南面欧洲区一段，叫弗里德利希大街。

1906年，除少数辟远街道上的地块外，大鲍岛的土地已经全部卖完。区域内有27幢住房和商业用房已经建成，同时还建成了许多附属建筑。靠小港沿海的马路一带，进行贸易活动舢板沿铁路线往来活跃，沿海马路上的出租地皮常常被长期租用并摆满商品。这使得改善小港通往大鲍岛的街道的要求，更为迫切。通过修建的铁路下穿涵道，这一要求部分得以满足。

1907年，大鲍岛建成19座住房和商业用房、8座库房和52项其他较小建筑，同时建成第二座华人剧院。一所女子学校9月迁至大鲍岛新建，漂亮的校舍在居民中获得好感。与此同时，大鲍岛东部阴沟的加固工程，已延伸了4000米。政府推测，大鲍岛地段接通管道的施工，还需两年才能完成。

1908年，大鲍岛区新建7幢住宅楼、3幢办公楼、33处已经建成楼房的边楼和偏楼，14座仓库等。截止到1909年度的政府统计，蓬勃发展的大鲍岛区域，新建和扩建项目依然不断，包括有19幢住房和商业用房，5幢仓库，8幢附属房屋和2处较大的改建工程。这个时候，大鲍岛已然成为青岛租借地最活跃的经济区域，华人商号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华资规模不断扩大，财富聚集达到了历史最高峰。（1-4）

在大鲍岛山花烂漫一般的商业增长中，玉春号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例。1908年，掖县移民战庆云在高密路以500元开设玉春楼黄酒馆，1918年销售额4330元，有两名店员，三个工人。两年后玉春楼改玉春号，本金增加到1200元，从单一的黄酒酿造，扩大到烟酒杂货经营。1923年青岛回归后，玉春号的资本金再增加到6000元，贩卖黄酒的同时，经营范围扩展到绸缎布趸。

德华银行对青岛本地的投资促进作用，并不是在一开始就获得了全面实施。1899年10月至1900年10月的年度政府报告，就表示出了一种焦虑：“这里还缺少资金提供者。其原因在于，当地的唯一的理钱机构德华银行尚不办理地产贷款业务，德国本土的银行又担心行情的变化或其他不稳定因素。”但随后在下一个年度报告中，政府对德华银行的表现就大加赞扬了：“在克服商业困境方面，设立在青岛的德华银行做出了大量贡献，这家银行的活动令人赞许地考虑到了这个口岸的整个经济形势。”

与银行的立场不同，商人关切的是行业与自身利益。作为野心勃勃的房屋开发商，祥福地产公司1902的年度报告，关注的核心直接指向了利率：“根据我们的合约，所有存款的利率为5%。由于汇率下跌，1902 年马克的存款利率为6%。考虑到楼房每年高额的折旧费，我们希望再一次重申我们去年提出的建议：尽管在繁荣时期情况保持不变，但是否能将年利润作为利息（5% 的利率）和利润按比例分配资金。因为1900 年9月公司正在经历始料未及的困难，而当时公司与总督府签署的协议中的第六条规定，政府应当通过之前定下的利息进行预算，且对不必要的债务负责。”阿尔弗莱德·希姆森领导的祥福地产公司因此向总督府提出建议，用与年利润相符合的利润分配和投资按比例分配方式，取代现在的年度利息-利润分配制度。祥福公司的理由是，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建筑与房屋出租公司，杂费和利息会严重削减收益，尤其是这些费用本不应该和未来的建筑工程预留地产一起成为公司的负担。

祥福地产公司1905年度的报告显示，其在三年前提出的要求，获得了满足。这一年，他们

像往常一样向胶澳总督府寄发出年度报告，称除了所有投资按5%利率支付利息，根据 1905年12月31日年终结算，公司的纯利润率为4%，达到了上一个年度报告中制定的创收目标。同一年度，青岛总督府贷款为994000马克，即487100.34元，土地贷款为40837.73 元，共计527938.07 元。截止到1906年1月1日，阿尔弗莱德 • 希姆森的个人存款金额为100000 马克，即48699.79 元。（1-5）

接下来的时间，祥福地产公司的开发速度与规模与日俱增。其1913年度的报告显示，在1912年抵押金额108500元的基础上，1913年的抵押金额总计已达到219500元。房屋建设的范围，除了业已进行重点开发的湖北路、湖南路、安徽路、中山路、大鲍岛中国城区域，开始向馆陶路、陵县路、包头路、商河路一带扩展。

但就1913年度而言，整体上青岛的地产市场已不像上一年度那么活跃。1912年交易地产319手，479242平方米，交易额2089367元，而这一年仅交易154手，365972平方米，价值为1373143元。《青岛商会1913年度报告》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已开发地产的大量销售，另一方面是因为1913年已购土地的开发，需要大量抵押资金。本年底在土地登记册中共登记了约9000000马克固定抵押贷款，其中约有10%是1913年才出现的。私人投资者愿意以7-8%的高利率、以有关地产的50-60%的抵押贷款额将他们的钱以抵押形式贷出。德华银行的信贷部虽然也降低了条件，然而申请贷款者还是感觉其太繁琐、太多的限制，所以他们宁愿从私人投资者那里获得贷款。对抵押金的需求应该还会继续增加。”该报告同时提及，评估委员会的建立，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1-6）

大鲍岛的繁盛，到1914年早春可谓登峰造极。从谭延闿日记看，从济宁街、黄道街、四方街、平度街到潍县街，德裕里、居仁里、居安里、华侨里、文明里、是亦里、裕泰里、裕兴里、佑兴里等各个里院已星罗棋布，蔚为大观。周围聚成楼、春和楼、岭海春、三阳楼等饭庄密布，周玉山、章一山、王文彧、傅质辰、许耀卿、王文育、隋石卿、周保山、李廉溪、金卓群、赵介如、郑朴生、赵次山等食客络绎不绝。同年5月21日晚上，谭延闿醉醺醺从聚成楼步行回家，成《饮酒楼酬吕满兼示南中诸子仍和前韵》一首，云“高楼能尽醉，何惜岁年徂。短鬓行将老，长镵命与俱。故人同断雁，心事诉啼蛄。携酒还相劝，知君兴不孤。宵沉听玉漏，兴剧倒金尊。灯影兼人语，潮声入市喧。海云低傍槛，山树近当门。念此堪充隐，河心吟注源。”

这样的场面，在1914年的大鲍岛街肆已司空见惯。

第一章 锚地 · 钱是个好东西

1899年6月，就在青岛德华银行筹备建设营业大楼的同时，德华银行青岛分行联合本国银行集资6600万马克，成立德华山东铁路公司和德华山东矿山公司，敷设胶济铁路，并开发铁路沿线三十华里以内的矿产资源。铁路工程师锡乐巴和魏尔勒获得进行青岛德华银行大楼的设计，应该和德华银行参与山东铁路和矿山公司的投资，有很大关系。

德国学者余凯思认为，租借条约签订后，山东铁路建设即提上了议事日程，“德国国家试图把所有私人经济力量都组织和集中起来（决不允许放任自流或受市场摆布）。对于由德国政府出面担保的特许，德国经济界有不少感兴趣者。各种各样的辛迪加成立起来了，它们竞相投标铁路建设和矿山开采工程。若干德国大银行联合组成一个银行财团，诸如礼和洋行之流的较大的中国商行和鲁尔区的重工业企业都参加了山东辛迪加。”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如同山东铁路公司和山东矿业公司一样，德华银行的利润，要向租借地政府纳税。这能够让这个伸展到东方的德国殖民地机构维持财务平衡，并保持正常的运转效率。（1-6-2）

大量史料支持了这样一种判断：德华银行青岛分行恃仗其独有的政治特权，发行银行券和辅币，代收关税和铁路运费，大力组织存款，再以低利贷款支持德国洋行控制青岛和山东的对外贸易，使之成为德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供给基地。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年度的《胶澳发展备忘录》，记录了德华银行青岛分行金融地位扩展的过程和意义：“在海军当局和帝国有关机构共同参加的多年谈判后，现已与德华银行达成了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通过这一协议不但保证了银行钞票在兑换和保险方面的流通需要，又保证了国家机关为实施必不可少的国家监督所具备的必要影响力，最后也保证了国库通过发行特别的银行钞票能够得到适当的好处。1906年6月8日，这家银行得到了帝国总理授予的为期15年的特许权，通过它设于德国领土胶州地区的分行及中国的分行发行银行钞票。”这份租借地政府文件特别指出，“这些规定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纸币的确立方面创造了一套新的制度，这套制度除具体地应用于当地以外，还有可能在德国海外经济发展出现类似需要的情况下，发挥原则性的、具有银行政策指导意义的作用。”（1-7）

实质上，缺乏足够的流通手段所带来的不便，较长时间以来就已经显现出了。这不但表现在较大规模的商业往来中，尤其表现在租借地内部的日常生活中。因为缺少较小的货币，小宗交换就被银元和铜制钱控制着。由于这种货币重量大，欧洲人很不习惯大量携带。鉴于此，青岛也和沿海其他口岸一样，广泛流行支票和债务券，甚至连日常生活中最小的支付也使用这些流通手段。政府方面的相关研究表明，这种支付方式，给一些人带来了超越现金支付能力的机会，尤其会使那些资金不多的经济界人士，陷入某种不稳定的危险境地。

1907年6月17日，青岛德华银行开始发行钞票，标注日期为1907年3月1日的纸币，当天起由德华银行在中国的五个地点发行，其中在青岛发行的是面额为1元、5元、10元、25元、50元的纸币，以1元为主。尽管贸易情况并不景气，但第一天前来兑换的人便十分踊跃。在青岛的欧洲人和中国人，都兑换了大量钞票。至7月20日，在租借地内发行的流通钞票有144878元，8月20日达172251元，9月20日增至251750元。截止到1907年的11月20日，已发行钞票305416元。当年的政府报告提醒说，一般来说7月至9月是贸易淡季，报告指出，在山东铁路沿线以及济南府，德华银行这种新的金钱代用品同样很受欢迎。一个明显的证据是，钞票在内地一些地方必须加价才能买到。在铁路沿线，它多半被用做货运付款付给铁路公司。山东辖区一些中国资本的银行里，也持有很大一批德华银行钞票，并获得了小商贩的信赖。一个值得注意的标志是：在青岛德华银行钞票发行量的增长中，一元券最受欢迎。德华银行青岛分行是第一家发行钞票的德华银行，到1907年底，上海和天津的德华银行也开始向市场发行钞票。到1908年10月，德华银行钞票的流通反馈令人十分满意，总数已达1074862元和40000泰尔，其中青岛的钞票总数为490000元。一年之后，流通中的银行钞票总值是1312074元和11183泰尔。统计显示，仅1909年6月20日一天，在青岛流通中的钞票金额就达603655元。同时补充发行辅币，《胶澳志》有记，清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德人“曾铸发镍辅币，共值七万元”。（1-7-2）

但德华银行发行的钞票，似乎并没有广泛影响到开放口岸之外的地方。因为1913年10月5日京师大学堂教习林琴南，在写给在青岛德华高等专门学堂读书的三子林璐的家书中，曾询问过“青岛有无德国钞票？”作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林琴南不可谓不见多识广者，且辛亥年后北京与青岛的联系愈加紧密，数以百计的前清政治家流亡德国租借地，连林琴南都不知道德华银行发行过钞票，可见“这种新的金钱代用品”的流通范围，相当有限，并且区域集中。

第一章 锚地 · 门脸与门道

作为青岛德华银行的投资合作者与服务对象，这一时期陆续在出现在青岛的德国洋行，数量庞大，诸如禅臣、捷成、礼和、哈利、顺和、西门子、美最时、瑞记、祥福地产公司、亨宝、伯德维希、吉利、林德、备德洋行等，大致可谓代表者。这些涉及多个工商业门类的德国洋行，成为了青岛德华银行的主要客户群体，彼此润滑着一个新城市的经济运转。

而作为城市门面的中山路南段，则聚集了更丰富的行业门类与功能部门。其中包括胶海关公寓、青岛俱乐部、总督府建设管理局、胶州旅馆、魏尔德和奥古斯特·梅尔商业综合楼、青岛新报社、贝格学生公寓、埃米尔·瓦格纳时装商店、奥托·罗斯印刷出版社、伊尔提斯矿泉水厂办公室、阿道夫·豪普特印刷出版社、瑞记洋行、王太子咖啡和糖果店、海军士兵俱乐部、青岛咖啡店、恩斯特·凯宁咖啡、西餐馆、阿诺德·鲍曼商店和梅特罗博尔旅馆、马丁·克洛格公寓、奥托·林克化学医药商店、阿尔弗莱德·希姆森商业公寓、恩斯特·希姆森商业综合楼、汉堡与美洲航运公司、高桥记写真馆、中国银行、马克斯·格瑞尔商店、冯·考斯劳斯基综合楼、刘氏住宅、菲利普公寓楼。这些形形色色的机构，无一例外地都与德华银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检索1914年谭延闿的青岛日记，不过几个月，七七八八和他发生过关系的洋行就有禅臣、捷成、礼和、哈利、林德、西门子、金泷、备德等十几家。每天，他出了门就是两件事，去洋行购物，去饭店吃饭。日记里面，诸如“余同棣松至礼和洋行，见买办余习之，乃见大班某西人，言取款事，谈甚久。乃至德华银行，立折据而归”，“携大生步循俾士马克街，绕青岛街大马路，问风琹、自由车价，绕潍县街至哈利洋行，复乘车觅何生记，皆不得，乃归”，“至林德洋行买发火器，式如保灵手枪，颇精巧。至哈利问表，尚未修竣。至西门子买电灯泡，且要约明日来移电铃”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看上去，离开了大大小小的洋行，谭延闿的青岛日子，大概会寸步难行。他的本地朋友，也不外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银行，一个是洋行，有中国人，也有德国人。（1-8）

租借地时期青岛最大的私人建筑承包商阿尔弗莱德·希姆森，曾在回忆录中叙述，“我们在青岛的许多熟人中也有很多要好的朋友，其中有我的弟弟恩斯特、尼科莱一家、高级牧师温特一家、银行行长施密特博恩一家、主治医师波德斯塔和他的夫人。”而这也恰恰是1900年代青岛新城私人交往中具有象征性的结构。建筑商、牧师、银行家、医生、工程师、轮船锅炉技师、律师、贸易商人构成的联系，形成了日常青岛的一个典型场景。

政府报告显示，到1909年度，青岛租借地的收入总额，已达到2399000.49马克。伴随着同期世界性经济危机，作为德国殖民地的青岛，取得的发展有目共睹。其表现是：比起东亚其他大型口岸，青岛前些年贸易萧条的程度并不是那么严重，克服危机的时间也比较短些，港口增加了79艘150793登记吨位，分别增长18%和29%。1909年10月编制的《胶澳发展备忘录》认为，在评价青岛的经济前景的时候，华人商界的态度，起着重要作用。这在东亚所有贸易口岸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种信心的标志是，同年度里青岛建立了一个华人商会，并设立了大清国官方银行的两个青岛分行。

与此同时，伴随着1909年初一家著名的美国香港公司和上海公司在青岛设置分支机构，越来越多的著名跨国公司公司正着手在德国租借地内设立分公司。在直达欧洲的航线上，许多大的航运公司已开始把船只开进青岛港。青岛港船舶往来，已由1907和1908年的432艘519292登记吨位，增长为1908和1909年的511艘670085登记吨位。1909年度的贸易总值，由1907和1908年度的49704985元，增长为65019877元，增加了15314892元，增幅为30.8%。与以往最好的时期1906和1907年度的51592440元相比，增加了13427437元，增幅为26%。青岛行政当局乐观地估计，这是本地经济前景更为远大的预兆，也是不断开拓远景目标的原动力。（1-9）

景气的表现之一，包括英国东亚最大航运企业半岛航运公司和东方航运公司的船只，已定期来港。日本航运公司的两艘巨型新建货轮和客轮，也更大规模地参与到了直接装货通航欧洲的航运，运输的货物包括草辫、花生米、花生油、豆油以及皮革和猪鬃。而青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贸易，则有了特别大的增长。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所新制定的关税制度，对于贸易没有带来妨害，因为几乎所有青岛出口商品在那里都是免税的。由于牲畜的出口日增，俄国政府不断向1908年起在青岛设立的俄国领事馆派来检疫人员，以保证装船的牲畜，都是健康并符合卫生标准的。

也就是在1909年，德华银行在获授特许权的基础上所发行的银行钞票，流通进一步扩大，并在德华银行内建立了一家劝业银行。同年度的政府报告特别指出，“殖民地劝业银行的创建对保护区的私人地产来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新机构。通过由帝国总理授予的一项特许权（这一特许权在经过长期准备后已经快要生效），德华银行被获准可以向地产主发给典押契据。地产主所得到的典押契据是有保证的，因为银行在典押登记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非常审慎的规定，这些规定的慎重程度有的要超过德国国内，劝业银行的有关规定，使得该契据的持有者可以十分放心。之前主要在德国发放的典押契约，可以使各地产主更方便地在相宜的条件下使用典押贷款。对于青岛以及整个东亚沿海来说，目前因为此种货款的利率还太高，上述货款很受欢迎。不仅如此，这种货款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整个殖民地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在较优惠的条件下把德国金融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吸收过来，为本殖民地的国民经济发展服务。根据特许书规定，除了向青岛租借地提供典押货款外，也为拥有德国法律批准的土地册的天津及汉口的德国企业，提供此项货款。”

第一章 锚地 · 哥俩好

“胶济铁路德人所赖以雄飞于东亚者，其机关有三，即德华银行、山东铁道会社、矿山会社是也。三者先后成立，而其为德意志中央银行等十四家大银行之所投资创立则同。盖如同胞昆弟、辅车相依者也。”这是胶澳商埠局1928年12月出版的《胶澳志》中的一段话，将银行与铁路、矿山的关系，交待的清清楚楚。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关于青岛的租借条约，完成了所有的签署手续，根据这份条约，在北京的大清国中央政府允许德国修筑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线。在这个背景下，柏林各方面的动作都明显加快了。

最初，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商业利益的分配上，核心是修筑铁路的特许权。

在1898年的柏林，青岛新城还是个庞大的纸上计划。所有的机会，都意味着利益，特别是投资规模巨大的铁路和港口。在那里，几个有影响的工业和银行集团，都竞相提出了计划和订单，以最终获得建造这条山东唯一的铁路。其中两个最大的集团，分别是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一开始，两个集团的准备工作是依照各自的部署独立进行的。刚刚让盛宣怀招募的德国铁路工程师锡乐巴，被银行集团委派来山东，着手进行建造铁路的设计。与此同时，山东企业联合集团则委派了另外一个铁路工程师阿尔费雷德·格德尔茨，也开始从事同样的设计工作。锡乐巴和银行集团的关系显然非常密切，这从他同时被委托设计德华银行青岛分行的办公大楼就可以看出。

1899年6月1日，决定性的环节在柏林生成。一个由德华银行、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国民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巴伐利亚贴现与承兑银行、柏林商业银行等组成的商业联合体出现。这个由总共十四家银行共同出资5400万马克成立的联合体，就是专门营建山东铁路和日后进行管理事物的山东铁路公司。无疑，它到了修筑铁路的特许权。

这是整个山东铁路建设早期德国方面进行的最重大的决定。在这之前，分别代表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锡乐巴与格德尔茨两人，都设计了一条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方案。他们作为竞争对手，自是各自为战，方案当然也有很大不同。但双方的目的只要一个，这就是争取独立获得修筑铁路的特许权。不过，柏林政府方面后来显然认识到了这中间的困难，他们认为，银行集团和山东企业联合集团分头如果单干，力量都太弱小了。政府开始将方向转向联合，他们相信这样会强大很多。如是，两个相互角逐的集团，便进行了联合，走上了组建山东铁路公司的轨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次有关特许权的联合行动中，包括德华银行在内的银行集团应该是主导者，也是赢家。结果，锡乐巴成为了这家公司驻青岛和山东事务所的经理和首席工程师，负责对铁路的修筑进行监督。

山东铁路公司的出现，完成了在柏林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这使得山东铁路可以得到完全的投资保障，并尽快进入到实质的建设中。青岛档案馆翻译的《胶澳发展备忘录》，记录了这家公司的使命。根据该备忘录1898年10月至1899年10月期间的记载，山东铁路公司被明确的任务是：将该铁路在5年的期限内修好并付诸营运。以“将山东省北部的最重要的煤炭产地和青岛与济南府之间的最重要的城镇都紧密联接起来”。

作为联合行动的直接受益者，尽管这一次锡乐巴依然经过了和自己的同胞竞争这样的过程，但获得的却是一次干干净净地排除了英国公司的商业机会。作为铁路工程师，在锡乐巴自身的铁路修筑经历中，英国人曾经象影子一样跟随着，使得他经常看不见自己在那里。这一次，锡乐巴开始成为了一条在中国的德国铁路的建设主角。

这个事业在1899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4岁了。一个不缺乏抱负的中年人，终于获得了实现梦想的机会。（1-11）

1899年6月14日，山东铁路公司正式成立。

1899年9月23日，德皇之弟海因里希亲王在青岛主持了山东铁路的开工典礼。当日，铁路正式开工建设，并在青岛和胶州两地同时铺轨。

1901年4月1日，铁路筑至胶州，并于7天后通车。据当时青岛出版的德国官方报纸的记载，铁路开通后，从青岛至胶州大约只需两个小时便可以到达。而在这之前，这段道路需要走上一天半。在锡乐巴的有效组织下，随后的工程是在边建设边通车的情况下进展的。1902年6月，铁路筑至潍县；1903年4月，铁路通至青州府；9月，到达张店。

1904年6月1日，铁路到达济南。当日，山东巡抚和德国青岛总督都参加了庆祝山东铁路全线贯通的隆重典礼。

1901年11月7日，就在山东铁路的青岛火车站大楼刚刚建好时，胶州湾租借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逝世。这成为了一个外交时代结束的标志。1904年7月4日，山东铁路全线通车一个月零三天后，另一个决定了青岛和山东铁路命运的翁同龢，也逝去了。

根据《胶澳发展备忘录》的记载，完成后的山东铁路，包括张店至博山的支线在内全长441.4公里，其中主干线384.6公里，共设有55座车站。整个铁路工程造价为5290.1万马克，平均每公里为11.99万马克。

从投资与收益的角度看，1928年《胶澳志》中的记录，也大差不差：山东铁路公司“创立于千八百九十九年六月，资本五千四百万马克。而矿业公司则成立于是年冬季，资本一千二百万马克。其后二者合并，更名山东路矿公司，矿产作价五百四十万马克，又加新股六十万马克，合为资本六千万马克，嗣又增招新股一千万马克。铁路自千八百九十九年九月开工，至千九百零四年六月全线工竣。每公里之建设费平均十二万一千马克。据德华铁路公司报告，建设费共用五千二百九十万马克，以百分比计之，轨道占二十九分弱，桥梁占二十七分半，石类材料占十二分弱，事务费及股息各占七分半，土工占五分强，车站占四分强，地价占四分弱，工场占三分强。”

《胶澳志》强调，“德人当日之铁路公司虽属商办，然赢利之一部分须报效于青岛官厅。股息分至百分之五以上者，应以超过额之二十分之一报效公家，由此递补增；如股息分至百分之十二以上，则超过额中应提二分之一充报效金，以此充港湾维持费之一部。铁路营业虽甚发达，然千九百零四年之股息仅得千分之三，自千九百十二年以后，仅得百分之七半。而是年之报效金为十一万六千余马克，翌年为十五万四千余马克也。”（1-12）

德国学者余凯思的研究表明，胶济铁路的旅客运输从一开始就运营良好，这主要取决于时效的提高，铁路全线运行时间为12个小时，而在以前从济南到青岛需要10到12天时间，并且舒适度也不可比拟。但是与之比较，货物运输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德国的矿井未达到原计划的运输量，另一方面还在于货运价格定得太高，中国商人宁愿利用其他传统的运输通道，例如通过大运河向南方运输，或者通过小清河到达北京，也不肯付出更多的钱给铁路。这显示出，在铁路通车的初期，传统的交通形式因为价格优势，仍具有强大的竞争和抵抗能力。直到1908年，胶济铁路的货物运输才开始明显增加，因为当时山东矿务公司在博山开采的煤炭，终于需要铁路运输了。这个结果，当然是包括德华银行在内的金融资本，乐观其成的。对老谋深算的银行资本家来说，耗费巨资建设一条山东铁路，既不是含情脉脉的公益馈赠，也不是炫耀工业技术的发达，更不是摆着看的。当然，从《胶澳租借条约》规定的时限长达99年的租借期看，作为战略投资者的银行，对胶济铁路的收益，几乎不需有任何担心。

匪夷所思的是，由于银行集团的把持，很长时间胶济铁路的收益，与青岛地方政府没有一毛钱关系。对此，1910年代早期多次出入青岛的洪深，也甚觉惊异：“胶济铁路，德人号曰山东铁路，中德合资经营之路也。近人皆谓，养青岛者，厥惟此路。然自完工以至今日，于青岛政府之收入，未尝有一丝一毫直接之补助，至为可怪。据个中人言，其先与本国政府订约言明，每年红利，在若干成以上，当分给政府一半。然此事于公司，至为不利。缘每年所入，仅能过规定之数。报解政府，则股东不愿，不报解又恐查出受罚。于是黠者别思一策，每年必有预算表一张，预计添造车辆种植树木修改车站等事，总使入款与出款相抵，不至过规定之数。青岛政府虽知之，无如之何也。”

第一章 锚地 · 被照亮的城市

青岛城市文明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工业化的兴起。工业化和与之相伴的工业文明的出现，颠覆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社会传统，点燃起了人们对新生活的希望。1898年中，德国企业主朴尔斯曼率先投资建立了一个简陋的电灯房。一片荒滩之上，草草设置的厂房装配了两部从别处移来的50马力移动式柴油引擎发电机，每日发电75千瓦。从此发出的人工光明，驱除了数千年胶州湾夜空中的黑暗，开启了公共电力供应的闸门。

对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新城市而言，商业电力的利润想象空间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港口开放和第一批基建项目开始以后，城市对电的需求就十分突出了。1899年，德累斯顿的库麦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克沃特街，也就是后来的广州路，着手进行一处较大电灯厂的建设。较之此前的朴尔斯曼电灯房，库麦尔公司的建设要正规许多，这使得库麦尔公司的建筑在近50年后还是青岛电业局的主要办公场所。但一如同期的青岛厂房，库麦尔电灯工厂并不在追求建筑的艺术性上表现出多少热情，倒是早期注重功能性的一个建筑实例。

库麦尔在克沃特街建厂初期，由于市政规模小，人口少，所需电量甚微。但随后不久，需求就明显增大了，租借地当局于是开始督促库麦尔增加资本，从事于与城市开发相适应的扩张。但这时候，面临资金短缺的库麦尔公司却有些难以为继了。根据德国学者余凯思在《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中的描绘，1901年该公司陷入债务危机，被西门子和哈尔斯凯公司收购。像海军造船厂的情形一样，胶州总督府也曾经竭力动员西门子这个大企业到青岛进行更大规模的经营。但是与克虏伯公司类似，西门子同样认为在青岛拓展业务前途渺茫，对无利可图的前景，西门子选择了在1902年退出青岛的供电业。无奈，政府只好接管了电厂的改造和电力供应事业。据说，总督府收买电灯工厂的费用，高达200万马克。但是，当时的青岛总督府并非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当地的不少企业表示过愿意向供电部门投资的想法。比如礼和洋行就曾呈交过申请，希望得到在崂山建造一个水力发电厂的许可。但是这一申请却遭到总督府的拒绝。1904年，已经属于政府的电灯工厂安装了一个新的发电机。结果，这个依靠燃煤驱动的发电机的生产费用，比水力发电机要高得多。而早些时候礼和洋行提出的设想如果实现，则会以较低的电价形成强有力的竞争。1903年10月1日，这一政府电灯厂建成发电，并随后在1904年正式改为官营事业，成为青岛第一个由政府参资控股的电能企业。由于这个官方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朴尔斯曼此前创办的电灯房难以展开实质性竞争，只好在1904年关闭。

1909年9月出版的政府备忘录记载，青岛电厂的发电量由1907年的1084920千瓦时增长到1908年度的1240893千瓦时，用电户数也由1908年3月31日的424户增加为1909年9月30日统计的539户，其中华人为144户；不包括造船厂和船坞用电的电动机，为38部。文件显示，大港和位于大港的市区，也由电厂供电。1908年下半年的电厂收入，为21607.50马克。

城市电力供应的普及，带来了精英阶层生活方式的变更，陌生化的痕迹随处可见。谭延闿客居青岛期间，各种电器设备成为新宠，检索其1914年日记，诸如使用电灯泡、电壶、电扇、电铃、电话的记录，频频出现：5月12日，“至西门子买电灯泡，且要约明日来移电铃。”7月4日，“西门子电气公司送电扇来，试用良久，此间虽不需此，然如前日午热无风，则觉非扇不可矣。”7月6日，“此两日中，电扇大动而表停，岂为我惜费乎。将呼电局来治之。”几个月的日子，谭延闿日记中关于电、电费、电报、电器的罗列，居然最为显眼，可见电能在其日常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

就1900年代以来的青岛而言，电力供应带来的社会变革意义以及对都市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光明天使般突然降临之后，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城市运转的方式、方向、范围与速度，最终成为须臾不可离的文明坐标。被照亮的青岛，璀璨地出现在20世纪早期灰暗的中国城市版图上，清晰、清新、清澈地进入经历者的记忆。

在近代中国，沿海开放口岸是电力供应的先导者。1879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程师毕晓甫在虹口乍浦路一间仓库里，用一台10马力蒸汽机带动直流发电机运转成功，成为中国最早的发电记录。五个月后，福州马尾船政也开始尝试发电。但零星资料显示，也许在更早时，英国领事官邸已开汉口发电先河，随后英商集资兴办电灯公司，进行火力发电，供给英租界使用。

1882年7月26日，英商上海电光公司乍浦路电灯厂开始发电，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座电厂。乍浦路电灯厂发电后第四年，北京西苑三海大兴土木，营建告竣的仪銮殿安上电灯。再两年，也就是1888年，津门电力工业起始，电灯光亮进入华北。

青岛在1898年夏天完成初步城市规划，当年开始小规模发电，实现城市化开发与电力公共服务同步。如果以1905年提供公共电力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创建为参照，青岛规模化公共电力服务出现的时间，至少要比北京早五年。而当1910年金陵电灯官厂一台100千瓦发电机开始发电的时候，青岛商业街道中山路上的公共照明电灯，已经至少悬挂了十年以上。到1900年代结束时，中国已有20余座商埠城市建有电灯厂，全部发电装机总容量约为2.7万千瓦。但这个统计，显然不包括同时期青岛的发电量。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青岛在1914年的夏末，陷入到希望渺茫的黑暗期。年轻的清华学堂学生洪深记录，“英德宣战后，新建华屋，有尚未竣工者，辄弃之不顾。华人自营之大商店，大半移至济南青州一带营业，余则封锁。市中已无米蔬，鲜果亦缺，牛羊肉尚有售者，惟价极贵。德人所设肆，多歇业，饭肆面包房，每日开一两小时。肆主衣黄色军服，一人奔走，过时则闭户下键，趋往操场演射击矣。一至夜间，全市路灯尽熄。高楼及面海之屋，不准燃灯。恐英舰或来袭击，以是为标准也。”

第一章 锚地 · 勤勉之风刮过来

1911年，伧父在《德国之经营胶州湾》一文中，对德国人的务实、勤勉与专业性，印象深刻。其以德华银行隔壁的山东矿务公司总理蒲尔卸为观察对象，描述了他一天的起居作息：“德人之在胶州湾者，人数不过一千五百，不及我之一村落。而其经营之事业，则伟大如是，殊可惊异。彼虽极大之公司，其职员不过少数之人。而其勤勉之力，则较之吾人，多至几倍。兹举其矿务公司总理兼技师长博士蒲尔卸氏之日常办事情形以为例。蒲氏无间寒暑，每晨五时必起，起后乘马运动一时，至六时周历坑内。七时早膳，八时至事务所。午餐休憩一时，至午后六时，视察各处。六时后巡视仓库，记录其不足之物品，寄书于本国，开单定购，习以为常，其勤果可惊。彼等之习惯，凡负责任之总长，其劳动时间，必较下级之人员为多。此种美风，最为吾辈所宜则效也。”（1-13）

1913年到1914年，在清华学堂读书的洪深，曾四次往返青岛省亲，对一般社会状况，亦赞叹不已：“街上不见有多数巡警植立，然其秩序之佳，乃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况。较之香港旅顺，盗贼辈出者，不可同日语。细论其得力之故，盖有二端：一侦探能尽职，尤注意于码头车站，宵小往来，无有能逃其目者。即使侥幸混入，而户口稽查严密。无正当事业者，不许停留。虽街上不见巡警，而到处皆是侦探。二利用猎犬，青岛警厅中，畜犬百余头。黄昏以后，纵之四出。遇有穿窬之事，报告迅速。其踩缉窃案，赖猎犬嗅觉之力，四出觅贼，得之亦甚易。有此二端，治安不足虑矣。”

洪深对港口航运贸易的记录，虽寥寥无几，却也勾勒出了一个大致轮廓：“北德邮船公司，及亨保公司，在青岛皆立有分局。此外英国怡和公司，日本邮船会社，及中国招商局，皆有往来青岛及沪津间之船只。据海关之调查，一九一三年出入口货，在十三万万两以上，不可谓非巨埠矣。各船赴欧美者皆由此处起碇，出口货以铁及草帽编为大宗。犹忆某次乘邮船自津至岛，船票二十五元，自岛至沪，又出二十元。然自津至沪直达票，仅须二十三元耳。德人之视青岛，不与他埠等，其意可知也。”

在包括德华银行在内的若干金融资本的支持下，都市工商业的攻城略地，根植在青岛城市化开发的全过程。大量进入的外来投资洋行，以多种方式参与了围绕着城市开发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其普遍性和日常化的生长形态，缩小了都市工商业与城市化开发的不适应性，扩大了金融工具变革的可能。在都市工商业的刺激下，青岛的城市形态不断增加新的元素，逐渐形成稳定的标准和尺度。（1-20）

德国顺和洋行1850年成立于香港，1899年在青岛创办分支机。和曾经试图投资水力发电的礼和洋行一样，顺和洋行在青岛的多项投资中也包括一个哥伦比亚蛋厂。这是当时青岛租借地仅有的两家新鲜蛋白加工企业之一。根据德国学者马维立博士的档案记录：“顺和洋行的哥伦比亚蛋厂在兰山路与广西路之间。房子的东侧有条小路从兰山路通向广西路”。从兰山路到广西路是青岛最早的城市商务区，出现在商业核心地带的都市工业，不可避免地与城市的日常经济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城市化开发初期特征显著的城市景观。

顺和洋行董事罗兰德·贝恩，是早期顺和在青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位在1899年就来到青岛的顺和洋行代表，为这家老牌贸易公司最终在青岛创办分支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开始建设顺和洋行霍恩措伦路办公楼的同时，贝恩也在俾斯麦大街平缓的坡地上，着手建造自己的住宅。霍恩措伦路，后来叫兰山路；俾斯麦大街，后来叫江苏路。

顺和在青岛的业务，大致和日常生活有关，零售的百货商品有罐头、食品、洋酒、咖啡、小五金、肥皂、帐篷、彩色玻璃和一般日用品等。检索谭延闿的青岛客居日记，涉及到顺和购物的记录比比皆是，诸如“顺和看铜丝纱发司配水表”、“顺和买草帽、蝇纸及西洋票及杏仁”、“顺和买灌园器”、“顺和买龙头”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顺和经营的货物多由德国运来，而后在青岛销售。顺和洋行办公楼规律排列的拱窗与对面哈利洋行同样处理的窗户相互映照，显现出了一种相同的审美趣味。在整个德国租借地时代，工业和商业建筑设计外挑阳台和夸张的山墙成为流行模式，其根源也在文化背景的近似性。随着经济活动本土化的扩大，这种符号化的都市趣味也不断向本土商人蔓延。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后来多次职掌青岛商会的隋石卿，早年的商业活动曾和顺和洋行有关。隋氏在结束了少年时随德国传教士在烟台的历练后，被引荐至青岛德商顺和洋行，充翻译及买办，同时染指山东银行业务。山东银行在德国租借地的分支为股份制，隋石卿作为法人代表，自然不会仅仅是空手套白狼。钱放进去，目的是赚更多的钱。1914年隋石卿刚刚在小鲍岛盖起新房子，德国就一败涂地，剩下一堆锅碗瓢盆。德侨消散后，隋石卿接掌顺和洋行资财并开设华信木厂，1920年又出资购买德商在天津路设立的一家机械厂，扩建为华昌铁工厂，迅速发展成本地规模最大的铁工厂。华昌承揽水道部、发电厂及纺织厂的机器修理和配制零件，顺风顺水，获利颇丰。青岛回归后的1923年，隋石卿跳跃性地成为新创刊的《青岛晨报》社长，1925年再出任山东银行青岛分行经理，相继把持了制造业、商会、舆论和金融的话语权。从德国租借地到日本控制区，再到北洋政府，隋石卿以其聪明与智慧不断把握时机，一步一个台阶，青云直上，渐入高台，尽享财富风光。这个审时度势的过程，显现了本土商人与城市变迁及经济走向在脉络与趣味上的连续性。

钱是个好东西，在不同的人手上，同样的钱，却能够衍生出不同的价值。在这一点上，青岛第一代移民隋石卿并不是唯一的明白人。

第二章 风云 · 钟声敲响的时候

在表面上，辛亥年的青岛没有一丁点革命气氛。清宣统三年、辛亥年和1911年，这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记年方式，揭示出了一种帝国晚年的脆弱时间逻辑。只是在钟声还没有敲响的时候，大部分人并不觉得异常。

青岛似乎有理由保持正常，因为几乎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往一个方向：这个城市正在不可阻挡地成长为德国的模范海外殖民地。根据截止到1910年底的人口统计，青岛租借地范围内有中国住民34180人；而以德国人为主体的外籍移民，大致保持在1800人上下。在这一年的夏天，青岛的海水浴场持续了以往的旅游热潮，咖啡、啤酒、赛马、帆船、射猎、登山这些有钱人的闲暇光景，充满1911年前十个月的城市现场。尽管中国住民占了绝大多数，但到后来还保留下清晰历史记录的人头，不超过100个，且无一平民。人们并不清楚诸如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胡存约、李德顺、刘子山这些腰缠万贯者，在这个特别年份的所作所为。同时作为中国人和德国殖民地居民这两种并不统一的身份，使得这些财富领袖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惑里。尽管在这个年度结束前，他们尚不需要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一些东西似乎是天生的，也是相互矛盾的，比如之前青岛村原住民胡存约等人参与的对天后宫的保护行动，比如城市西部一个完全由中国学生组成的大清国与德国联合大学里日益滋生的变革情绪。作为地方士绅的代表，胡存约写作的《海云堂随笔》，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乡村青岛，这个青岛，在1911年时已经渐行渐远。

和这些与时俱进的城里人比较，乡村知识者宫仲栶却不肯轻易牺牲旧名声。他在他还不曾预感到的一场革命暴风雨到来前，通过一种自毁方式，捍卫了以大清国为标志的传统道德尊严。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春节后，这位谨守道义的即墨生员，在家乡南屋石村以一种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表达出对所居村庄被划入“德国租借地”的最后抗议。这个默默无闻的老派知识分子离去的日子，距李鸿章和翁同龢在北京签定《胶澳租借条约》刚好六周年。自缢身死前，宫仲栶留下了“死者人之常事，但落个清白可耳”的遗言。

宫仲栶死后七年，革命来了。

1911年，透过德国人管治下青岛的平静外表，大清国的消亡预兆，不能说没有蛛丝马迹。但寻找踪迹的工作，却并非易事。

1911年2月17日，已经出版了十多年的《青岛官报》，改称《胶澳官报》。1900年7月7日由德国总督府创办的《青岛官报》，一直做着官样文章，主旋律文稿多用德文，涉及华人的布告、通知、告白之类，则用德文和中文对照刊出，每星期六出版一号，每期八开四到八页，间或增至十二页。100年后，偶尔在图书馆发现几张滋润过咖啡污渍的报纸，研究者往往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得悉些殖民地真相，岂不知那个年代也有报喜不报忧的坏习惯，结果就不免失望。对长江流域前途不明朗的革命风暴的描述，大致同理，比如想通过这些报纸看清楚辛亥年的政治局势，就不那么容易。德国总督府关心殖民地的既定秩序，和这些秩序的运转温度，官报自然循规蹈矩。（2-1）

从2月开始起，一个叫爱因哈特·舒曼的德国年轻人，开始担任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教师。他的同事中有数位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法学家、病理学家、植物学家和土木工程专家。学校1909年10月5日正式开学，地质学家格奥尔格·凯泊出任校长。设置在火车站西南的高等学堂，1910年至1912年陆续建设的园区一直延展至海边。当舒曼获得教职时，庞大的校园建设计划依然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中。

爱因哈特·舒曼出生于1883年，26岁时申请获得赴青岛的教师职位，1909年9月10日从德国出发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辗转14天来到青岛。舒曼先是在皇家总督学校任教，授课同时兼任学校隔壁的总督教堂的管风琴师，并参与了教堂管风琴的安装调试。1910年10月23日总督教堂开放时，舒曼曾写有颂歌在教堂弹唱。在青岛的五年中，舒曼用一架木盒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一直给在德国的父母邮寄各种本地风光明信片和照片。其中一张拍摄青岛高等学堂的照片，显示舒曼给二三十位穿长衫的中国学生上美术写生课，对着花瓶和烛台练习素描。舒曼在这张寄给父母的照片上写道：“我任教的班级学生在上写生课。那位正在画花瓶模型的学生颇有才华。在教室的墙上，挂的都是学生的优秀作品”。

这一年的夏季学期结束时，青岛特别高等学堂的32名学生首次进行了毕业考试，有20名学生通过。其中18名学生进入高级部，大部分进入工程学科，另有一人到德国学医。与此同时，学校高级部还新开设了医学系。

夏天，一个叫周学熙的官家子弟从市区到了崂山太清宫，每日焚香顶礼检阅《道藏》，三个月后返回青岛。太清宫保存的《道藏》为明万历二十六年刻本，万历二十八年十月初三由皇帝敕谕赐给太清宫，藏于宫内三清殿，计4787卷，4486册，并不轻易示人。而这个埋身《道藏》之中的安徽建德人，除了出身豪门，经历也不平凡。作为前山东巡抚周馥的儿子，其为清代光绪年间举人，光绪二十八年筹办直隶银元局，次年创办工艺局，督办官银号。光绪三十一年任天津道道台，次年任长芦盐运使。1902年和1905年的两次职务变更，让周学熙在铸币、洋务、工艺、金融、盐运、矿务、教育、冶炼、地方行政等不同领域，都历练了一遍，头上置着正四品的顶戴花翎，不轻，也不重。高山之下，道观之中，林木摇曳，山海一色，吐出一口气去，也清新异常。

在45岁的周学熙隐入崂山修身养性的同时，青岛的新式教育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截止到7月1日，总督府学校在校学生增长到162人。学校设置一个三年级的学前班和一个六年级的实科中学。对这些变化，具有官方背景的一张德国报纸认为：“在教育事业的形成过程中，海军管理部门始终给予特别关照，几乎所有部门都有了令人满意的进展。”早在1901年秋天，总督府学校的校舍就已经建成，1907年在南边近海处又增建了一座教学楼。很快，这些来自不同族群的孩子，就成为了一个崩溃的东方王朝的年少见证者，那些在殖民地道听途说的混乱故事，让他们后来对中国的革命面目，一直迷惑不解。

7月里，一些华人学校的德国教师在青岛进行了一次聚会。期间，这些喝着咖啡的男男女女，举行了有关德国在大清国教学活动的目标、目的和有关适用教具、教材的座谈。会议结束时，他们决定1912年再次在青岛聚会。不料，1912年的会还没开，大清国稀里哗啦一下子就没了。不过，1912年4月19日青岛本地出版的一张德文报纸，依然愉快地报告说，这些德国教师的聚会，“表明了青岛开始成为德国在中国进行精神追求的中心。”显然，德国人对一个“德国在中国进行精神追求”的顾念，大于他们对中国革命与否的关心，仿佛这些是殖民地外面的海市蜃楼一般。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个中国的辛亥年，1911年深秋的武装革命，的确与青岛无关。

9月26日，一本收录各种租借地管理章程的德文出版物《青岛全书》，公开面世。全书分上下卷，涉及参议督署德华董事章程、治理青岛、鲍岛、东镇、西镇章程总则、华人民事诉讼择要、保卫地方治安、卫生章程、保护林木章程、取缔烟土吗啡章程、取缔商工各业章程、盖户自来水接紧要章程、正用钱币衡量章程、中华商会章程、船舶码头并码头各栈户章程、保卫滋生禽兽并打猎章程、海关各项章程、买卖田地章程、消事章程、征收课税章程，等等。下卷另有青岛发展史、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组织法、地基方面并界内人数、商务兴盛一览表等。书的封面上，印着四个规范的欧体中文楷书，异常夺目。

9月，英文《泰晤士报》开始在本地发行。这是青岛最早的英文报纸。之前青岛已有《青岛官报》《青岛新报》等德文报纸发行。英文《泰晤士报》的出现，似乎传递出了本地新闻传播业的某种开放信息。而这种迟到的自由表达姿态，试图表明的是殖民地统治的稳定景象。这个局面，是柏林方面喜闻乐见的。

到了秋天，舒曼供职的青岛德华高等学堂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212名。学校自本学期开始设立了第二个工程系，第二个法律社会系和第二个农林科学系。因此学校的高级部，已包括两个工程系、两个法律社会系、两个农林系和一个医学系，总共74名学生。28名学生学习工程自然科学，20人学习法律社会科学，10人在农林专业，16名学生学医。五年教程的初级部，学生的平均年龄23岁，课程设置有德语、历史、地理、绘画、体操、游泳，高年级还有逻辑。用中文教学的内容，包括文字和语法、句子结构、古典著作、哲学、历史、地理、文学、标准汉语。除了中文课程外，教学语言使用德语，辅以中文。高级部包括工程系四年，法律社会科学系三年，农林系暂时施行两年，计划三年，医学系四年。各系均教授德语、汉语、科学、卫生保健和体操。法律系有英语课，医学系则用拉丁语授课。这些学生中间，相当多的家庭都具有雄厚的政治和财富背景。这不奇怪，因为这些中国孩子的父辈，都清楚地知道一个德国大学，在中国代表的是怎样的上升势头。何况这个新式学校，已经获得了大清国最高层的首肯，几乎没有任何政治风险。

10月，青岛俱乐部在前海完成施工。当本地的达官贵人开始谈论一个喝咖啡的新去处的时候，辛亥年的标志性事件在武昌出现了。

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0日。

第二章 风云 · 敞开的大门

武昌起义的一个意外结果，是大清国的卫道士辜鸿铭被赶到了青岛。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里，大致讲了故事的来龙去脉。蔡元培说，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

辜鸿铭的“暂时避居青岛”，恰是因为发生了南洋公学学生诘责事件。热情和权威的对抗，促成了辜的辞职。这个时候，青岛正敞开大门，接纳着一大批慌慌张张逃亡的前清遗老和北洋旧臣，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员、寓公、隐士、道长、风水先生等等，其中不乏辜鸿铭的朋友和对手。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其《中国心灵》中曾这样描述，辜经常来做些或短或长的停留。他总是象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充满思想和各种怪念头，诅咒和诟骂新纪元、革命和该为每一件事情负责的外国人。同时他会对中国文化进行纵览，揭示先哲智慧中最深刻的内涵，富于想象地描绘古时精神活动的画面。他会在中国和欧洲的人及其时代之间作表面的对比。传教士说，坏脾气上来时，他对所有的事情不满。没有一个人他找不出缺点来，因此，他伤害了许多人。

前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学生沈来秋回忆说，1910年他在青岛就读时，奥国教授赫善心博士就一直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后来沈到德国，接触了不少社会人士，包括普通民众，出乎沈来秋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

辜鸿铭始终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并且他坚持这些“人民之声”和青岛的出现有必然联系。在林语堂看来，这些议论在他1901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迷惑中醒觉过来的心态。当然，拳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林语堂相信，在辜鸿铭的《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和《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里面，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

在青岛的卫礼贤，记录了辛亥年混乱的中国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慌乱，并随后在耶纳出版了批判文集《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同时还在报刊上发表大量中国问题研究文章，如《老子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中国动乱的原因》。（2-2）

在辜鸿铭发出尖锐诅咒的时候，一批年轻的革命者秘密进入青岛，试图借殖民地的屏障，组织武装力量。这些年轻人表情沉着，意志坚定，频繁地在华人集中区的街道出入，以图获得更大更直接的资本支持，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在到处闪烁着温暖灯火的殖民地，他们成为一些孤单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黑暗的房屋外面。徒劳无益的努力多没有换回同情，建立秘密根据地的计划，终于沦为有始无终的泡影。这些不无悲情的现场，在重组后形成的连续画面，非常折磨神经。辛亥年后来被戏剧化了的波澜壮阔，很容易让后人将这些细节磨损掉，仿佛没有发生，但这却是1911年青岛的真实。当寒风一阵阵刮过城市的时候，革命遭遇革命利益同盟者的蔑视、冷漠，其实比面对革命反对者的血腥抵抗，更叫人绝望。

如果说1911年的青岛曾经有过光明召唤，这些影影绰绰的人像其实才是真正的共和先声，尽管他们和他们发出的声音，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个日益寒冷的冬天，进入记录的共和先驱者寥寥无几，刘冠三、王麟阁、班麟书、邓天乙、丁惟汾、陈干、吕子人这些名字，仿佛没有血肉的符号，埋藏在城市记忆的最隐秘处，等待发掘。

青岛的平静，令人窒息。当然，这是后来人们对这个德国租借地的习惯性判断。事实是，在中国南北共和革命（就是卫礼贤所谓的中国动乱）烽火四起的时候，青岛的两个教会学校开学了。1911年11月，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在阳信路开办明德学堂，招收40名信徒子弟入学。1911年12月，新教总传教会通过私人捐助募集资金建设的德华女校落成。这个非宗教性学校遵循的目的，是让中国女孩接受欧洲模式的教育。

1911年，在青岛的日本人为312人。四年后，这个数字一下子就被一个扩大了几十倍的移民数据替代了。

1911年过去27天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寒冬腊月时分，有革命党人在即墨武装起事，而后漩涡一般被剿灭。青岛租借地的德国人，成为了熄灭这些火焰的帮凶。

不论在青岛之内还是青岛之外，年轻的革命党人的牺牲，很快就被遗忘了。而诸如盛宣怀这样的大人物的行踪，却始终被关注。历史聚焦点的诡异与不加掩饰的厚此薄彼，在1911年前后的几年，表现得无以复加。回头看，每每到历史的紧要关头，人性的虚伪与虚妄，就如同接连破碎的泡沫一般，令人绝望透顶。

从1910年开始，盛宣怀生命中间的最后六年，注定要在动荡中间度过。是年正月，清廷委派给了这个李鸿章最得力的前助手一个尴尬的职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于是，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熟悉煤铁矿务，督办过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纺织厂、铁厂和公学，管理过财政商务事务的盛宣怀，开始如履薄冰。

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后，盛宣怀重新获得了被起用的机会。七月初十日，盛宣怀到达北京，赴邮传部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十二月初六日，其出任邮传部尚书，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左侍郎，吴郁生为右侍郎。1911年5月内阁改制，盛宣怀由本官简授邮传大臣。受事数月，盛氏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划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

随后，朝廷接受盛宣怀的建议，决定所有在1911年以前批准的干路各案一律取消。盛宣怀主张将先收归国有的川汉、粤汉铁路所招各股，改换官办股票，同时又议订与英、德、法、美各银行600万镑借款合同。盛宣怀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的保路运动，导致中央官员群起指责盛宣怀肇祸。盛氏遂成为众矢之的。8月19日，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各省相继独立响应。盛宣怀电请袁世凯出山，同时向清廷推荐袁世凯。资政院弹劾盛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九月初五日，盛宣怀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盛宣怀漂泊的日子，开始了。

对从1911年到1912年的青岛来说，盛宣怀的到来，是个不小于孙中山到访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孙博士在1912年秋天的短暂访问还具有选择返程路线时的偶然性，那么盛尚书在10个月前的避居，显然就具有了现实的示范意义。这个已接近70岁的洋务老人颤颤微微地迈向德国租借地的步伐，象一个燃烧在烽火台上的溃退信号，迅疾就变成了一个涌往东南海岸的集体逃亡行动。这样乌烟瘴气的浩荡场面，鱼龙混杂的热闹程度，为历史罕见。就此，数以百计的达官显贵的到来，书写出了青岛殖民地晚期时光里面最光怪陆离的政治风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并不知道他具有这样大的号召力量。实质上，这个号召力的源泉，的确也不是来自盛尚书，而是租借地的德国当局。盛宣怀不过是个探路者，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盛给人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号，因为他似乎并无意久留。从1911年开始，盛宣怀在青岛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他就去了日本。（2-3）

两份权威的媒体，对盛宣怀的避居青岛，保持了必要的敏感。特别是由于盛宣怀的出现而带来的开放，是舆论界始终抱有兴趣的。因为，青岛政府不平等的隔离法规，一直存在着。它明确规定，不允许中国人定居在租借地的欧洲区之内。“但是，自从最后一任的满清交通大臣盛宣怀被允许在此居住之后，许多中国的政治难民便前来这个城市定居。德国统治者向他们提供了种种便利，并不去询问他们对对现政府是友好还是反对袁世凯。”1914年11月出版的《远东评论》相信，作为一个庇护所，青岛已经向中国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个党派，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而在更早时的上海《申报》，则对盛宣怀来到青岛后的行踪，进行了更详细的报道，消息涉及了盛氏住处的转换和在青岛获得的待遇，比如出入都有政府提供的武装保护等。

《申报》关于盛宣怀的报道出现在1912年的1月7日，而三天后同样在上海出版的同盟会总机关报，则又披露了盛已于1月3日匿名前往日本的消息，报道同时引述了盛的自白，否认了他在青岛期间的种种传闻。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通过其代表给了盛宣怀一个口信，表示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孙同时说，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9月，盛从日本回到上海。1913年2月22日，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推选盛为总理。这时期，盛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同时相信袁世凯“措置大局，举重若轻，实超秩乎汉、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当革命党人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盛宣怀重新避居青岛，希望袁军获胜。1915年，日本曾利诱盛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遭拒。

1916年3月25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终年73岁。

辛亥年中发生的许多事，后续大都滑出了预定的轨道。蒸蒸日上的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在1914年秋天的日本围困中停止运转。停课之前几个月，翻译家、京师大学堂教习林琴南，在写给三子林璐的一封家书中曾叮嘱，青岛“刻下天气已暖，吾儿切不可贪凉受风，事事小心谨慎，以卫生为第一义，勤学次之。”并说，“膳费何时不敷，即先期写信通知”。林琴南给儿子预备的饭钱，在青岛是用不上了，因为第二年林璐就转回天津德华学堂。1915年9月28日林琴南在给林璐的另一封信计划，“今年天津，明年不定，当往上海。闻上海亦无好教习，最好欧战能平，再往青岛，则妙极矣。”不过，林琴南期待的这个“妙极”结果，在欧战平息后，并没有出现。1914年日德战争爆发之前，教师舒曼离开青岛，途经香港时被英国当局押送澳大利亚，五年后回到德国。在战俘营里，舒曼办过语言学校，给战俘教授中文和其他知识。

辛亥事发后，之前在崂山埋头检阅《道藏》的周学熙，出任财务总长，并在天津、青岛、唐山、安阳投资开办华新纱厂等企业，成为北方实业界翘首。春秋更替，周学熙没几年就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可奇妙的是，不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周学熙似乎都是顺风顺水。而更有趣的是，在以1911年为标志的中国，如周学熙一般从容转身的人物，却又一捉一大把，根本不难寻觅。

第二章 风云 · 老鼠夹子上的老鼠

辛亥年南方革命发生后的青岛，风平浪静。

而青岛的外面，却波涛汹涌，天翻地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2日，孙中山提出辞职五项条件经各省代表会议通过。2月4日，孙中山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讲话：俟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辞临时总统职。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13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声明赞成共和。2月14日，孙中山到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

1912年元旦这天，周学熙的父亲周馥写了一首《青岛元旦》，情绪却显得十分不快乐：“争传民国历更新，白发凄然草莽臣。桂树幸无招隐客，桃源尚有避秦人。羁鸿雨雪无边路，杜宇河山梦里春。老死胶东吾愿足，唐虞自昔有遗民。”这一年，这位前山东巡抚已76岁。

周馥发出“桃源尚有避秦人”的感慨一个月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乞假迁居青岛。陈夔龙是贵州贵阳人，清同治十一年取秀才，光绪元年中举，光绪十二年进士，后历任顺天府尹、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时，其力主剿杀，却无力回天。在听闻孝定景皇后以太后名义颁布《退位诏书》后，陈夔龙长叹“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从此断送，哀何可言”，遂以病告假，退隐青岛。紧跟着，邮传大臣盛宣怀、法部右侍郎兼实录馆副总裁王垿、协理大臣徐世昌、恭亲王溥伟、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翰林院侍讲兼京师大学堂预科监督商衍瀛、翰林院编修商衍鎏、济南知府黄曾源、军机大臣吴郁生、两江总督张人骏、兵部尚书吕海寰、邮传部侍郎于式枚、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劳乃宣，都来了。

颤颤巍巍的一班政治老人，拖家带口，倾巢而出，场面蔚为壮观。

大清国楼塌了，大清国的孝子贤孙却不准备殉葬。他们有钱，他们还要体面的活着。德国人的伊甸园青岛，是理想的目的地之一。

期间一家德文报纸描述：最终在1911年晚秋，中国还是出现了令人记忆犹新的事件。这导致巨大的中华帝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并几乎使商业瘫痪。但在德国保护地青岛的边界前，革命停了下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华北再也找不到如青岛这样可以享有充分安全和平静的地方。尽管中国自然辽阔的广大腹地的骚乱，对德国港口以及所有其他口岸的贸易会产生不利影响，但这个问题却因德国殖民地的一系列客观情况而得以化解。德国租借地通过十多年来由海军行政管理部门系统准备的对各种意外的防护，千方百计地确保了青岛的安全，使得中国资本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大量地涌入德国保护地区。许多中国商人到青岛寻找安全并且获得了庇护，这使得他们试图将其经济分支机构的重点迁移到这个地方。

一大批遗老遗少们避居青岛的一个结果，是德国青岛总督1914年1月15日颁布《更订华人准住西人界内章程》，正式确认华人可在青岛区居住。此前德国总督府规定欧人居青岛区，导致分割废除的原因，是中国显贵移住青岛区者日众，致使限制形同虚设。

青岛新城的崛起，带来了五光十色的都市景观，而大量财富的爆发式涌入，则引发了物价的大肆爬升，生活成本一时居全国之最。有记载云，“青岛物价向称昂贵，当德人租借期间，在青岛购取本国或欧洲之食物，较之上海平均贵百分之十五，奢侈品尤甚。例如德国物品在德国值一马克者，在青岛则售一元；中国物品在上海值一元者，在青岛可售一元五角，当日游青岛者咸以为异。前任胶海关税务司欧美尔以为青岛房租较之上海贵百分之三十，故物价亦因之而贵。”但这并没有妨碍诸如谭延闿这样的富足人口，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持续移入，并尝试体验新式银行的各项服务。

银行的润滑作用，逐渐显现在青岛租借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与新移民中的精英雄阶层，快速勾肩搭背起来。不过，对银行提供的购房信贷这种新玩意儿，即便是谭延闿这类见多识广者，也不免疑神疑鬼，这在其1914年2月15日的青岛日记中清晰可见：“杜老板同许耀卿来，言看房事，言有一屋值万六千，中九千借之银行，岁收租贰千四百元，除付贷息，赢千五百元，率可二分，窃疑其不实也。”然而三个月后的5月10日，谭大人的脑袋瓜就不那么刻板了：“吕满来。棣松来，言是亦里、文明里两处屋可成，共四万五千余元，押款三万，须出钱万五千，岁入六千余元。除押款、利息及他开销，尚可得三千二百余元，合二分二厘许，同决计买之。明日使大武同诸人签字。”

在与德国洋行全面合作的同时，德华银行青岛分行也吸纳了大量本地华人的存款，并且显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直至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现爆发式聚拢。根据1912年秋天的统计，华人存款“实有一千七百余万元之巨”。而截止到1914年，这个数字增长到惊人的七千四百万元。和同时期捉襟见肘的民国新政府相比，因为清王朝的崩溃而蜂拥青岛的权贵华人的财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应有过之而无不及。（2-4）

不曾想，天有不测风云。青岛德华银行的这笔大宗华人存款，伴随着1914年秋天日德战争的逼近，突然就变得危机四伏了。一时间，一个个“富可敌国”者面对关闭了大门的德华银行，开始体味到欲哭无泪的悲凉。“我们就是夹在鼠夹子上的老鼠”，这是一个陷入困境的中国老人对德国传教士和士谦表达的感受。这个刻骨铭心的场面，被和士谦记录在了他的围城日记中。受到青岛围城的影响，济南的德华银行在1914年的8月5日发生纷至沓来的取款风潮。因为此时德华银行发行的纸币已经失去信用，不得不紧急从天津德华银行拨付现洋五万佛郎应对。两个月后，济南德华银行业务全部停止，后续事宜委托中国银行处理。

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影响力的扩大，部分显现在与山东地方政府的合作上。不论在商业利益上，还是在推广青岛德国租借地的成功经验上，这个做法都事半功倍。期间青岛德华在1909年和1911年，先后两次借银给山东巡抚衙门150万两。德华银行青岛分行获得丰厚利润，红利分配从一分左右增加到五分，到1914年则再增至七分，远高出一般银行水平。在德华银行青岛分行第二次借银给山东巡抚衙门的1911年，前德国财政部长铁伦勃比接任德华银行总办。但这个时候，德华银行在中国的黄金岁月，已开设进入终结倒计时。

1914年春天，因为购买房屋和大宗军火的缘故，谭延闿频繁与德华银行发生转账交易，这成为德华银行在青岛租借地日常运作的最后记录。

3月7日谭延闿日记载：“九时起。安德何来，言俾士麦街两屋已说定，每屋万六千元，已代付定银千元，并约今日往面定办法，旋去。山东银行之副手成兰圃来，许幼卿来，刘某来，皆屋贩也。余同棣松至礼和洋行，见买办余习之，乃见大班某西人，言取款事，谈甚久。乃至德华银行，立折据而归。”

三天后的3月10日，是谭延闿的“得屋纪念日”，日记载：“八时半起。安德和遣人来，遂同棣松往按察司署，即旧时胶州镇署也。入则斐尔勒已在，久之，汉保始来，问何不至地亩局，则云地亩局单已掣，至视之，良然。小费亦已代付，则各二元也。有顷，主者呼翻译来，问两西人卖屋碻否，价不误否。又问前作何事业，是否最初买地于青岛，余一一答之，乃取印刷纸注写毕。以德语语两西人，答曰不误，复令翻译读曰，千九百十四年三月十号，西人斐勒、汉保以所有俾司马克街第二、第三号屋售与谭某，得价各万六千元，此后两屋主权属于谭某。又云谭不能德语，以翻译某译之。读毕，余答不误，遂令三人皆签字，翻译亦签焉，并云有税单、地据，一星期后送取，于是事毕。出遇安德和于道，乃使棣老同往银行兑价。”

其间的3月8日，谭延闿日记载：“捷成洋行徐棨订购枪械第一批，并汇水银四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两八钱九分二厘。”谭延闿一笔钱就汇出“水银四十七万”，差不多是德华银行青岛分行两次借给山东巡抚衙门150万两的三分之一了，不可不谓之大手笔。

截止到1914年6月，德华银行在青岛总共发行了2333064元纸币，占该行在中国发行所有纸币的67%。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计划以1914年7月1日为一个新纸币的发行日期，增发100元、200元、500元的三种高面额纸币。然而，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了。

1914年夏历正月，成为了德国租借地经历的最后一个中国年。在青岛度假的洪深，记见闻云，“今年春间，适以事至青岛。岛人新年礼俗，悉如旧仪。至灯节前三日，则龙灯跳狮高跷诸戏，杂以锣鼓，满街皆是。高跷为梨园中人所扮，大都演英雄侠客之剧，尤以武松故事居多。在商店门口，或私人宅中，歌舞一阕，索赏二三元。自正月初五起，上元止，赏金总数，千元以外，较演剧之利为厚。龙灯至夜中而盛，每夜必至督署及臬署前一游，盖以祝德人也。上元过济南，则仅见数处商店，悬挂灯彩，反不如青岛之热闹矣。某君言龙灯跳狮等事，往往因争利而至群殴，然德人不禁止者，不欲强改该地之习惯风俗也。”

第二章 风云 · 危城

1914年7月28日欧战爆发，青岛成为德国孤悬海外的一块肥肉。日本虎视眈眈多年的眼睛，立刻就亮了。

8月1日，德国颁布保卫青岛法令。青岛商业停顿，青岛及胶济沿线大受影响。一位德国传教士在当日的日记中描述，德军“每个步兵工事临时驻进一名军官和5名士兵。第三海军营5连派出第一批前沿巡逻队。”

8月6日，中国对欧洲战事宣告中立。洪深《青岛闻见录》记，“至八月五日，英德宣战。电信至岛，六日行者遂众。余人多主张不走，或有送眷属至他埠，而独身回岛守屋者。不走之人，结团体，约明不闻炮声，不离青岛。后闻日本亦有加入之说。胶督通告华绅，言现在英德宣战，青岛政府，不能作最后之担保。欲行者，请即速行。火车何日停止，亦不能预告云云。于是众人始悟日人来攻之说，将成事实。乃有不得不行之势矣。”8月8日，海因里希亲王饭店设置战地辅助医院。8月9日，谭延闿决定离开青岛，抵火车站“至二等车，门闭不启，云已为外人包去。”

8月15日，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通告德国退出青岛，将青岛交付日本，并限23日正午前答复。德国拒绝。青岛进入到最后的平静期，城内的气氛则一波起，一波平，一波又起。洪深记录说，“溯自日本宣战以来，德人设防，不遗余力，林木桥梁，因之多所毁坏。近又闻境内遍处布设无线电雷，他日兵尽粮绝，必不能守之时，惟有付之一炬，全数毁灭，决不留一丝一毫于敌人。则二十年经营之结果，数千万财产之精华一刹那间，同归黄土。后之治此者虽有重兴之志，盖亦难矣。游人过此，满目荒凉。追念往日盛迹，得无有沧桑之感欤。”

8月20日，德国青岛总督限令境内所有日本人于22日前离开青岛。战事一触即发。

德华银行信誉动摇，钱钞很快就遭遇市面流通屏障。据洪深的现场观察，“欧洲战事初起，青岛谣言颇甚。街肆小摊，不收用纸币。某大洋货店，不收用德华钞票。事为胶督所知，拘入署中。一处以三百之笞刑，一处以三百元之罚金。市上金融，顿复常度。后又经华绅请求，德华钞票归德政府担保，无论何处，随时可向本行兑现。然后市商小民，能放心安卧焉。”截止到1914年夏末洪深离开青岛前，“德华银行，始终未曾止付。惟门口有兵监督，鱼贯而入，不得一拥而进。至于内容及信用，则丝毫与平日无异。”（2-5）

站在战争的门口，人心惶惶自是必然。接下来对青岛街肆的情势演变，洪深亦逐一记录：“维持会者，宣战后华绅会合议事，维持秩序之团体也。会所在德人魏立贤牧师之藏书楼，先是胶督劝人毋须远行，众人大半亦不作行计。即公推魏立贤为代表，向胶督交涉。要求三事，一每日必以德国战电译成华文，印传单分送各人。如有危险，当先期通告，火车送出；一在岛华人之财产（指房产地皮等）及德华银行之信用，归德政府负责；三市上物价，由大众议定。加高数成，不得任意居奇，并拟移李村菜市至青岛。此三事胶督一一照允。惟菜市一层，因有难办之处，未曾实行。华绅之在岛者，大半加入此会。并于魏牧师处，各存相片一张。后数日风声渐迫，自济南至青岛之车，停止载客。惟维持会之会员，在会中存有照片者，因送眷属行李至济，既出尚可复入也。”

9月27日，留守青岛的德国传教士和士谦在日记中描述，“当下，在我们身处的这座城市的城门前，战火正在蔓延。为了能够目睹美洲豹号战舰投入战斗的情况，我和妻子、汉斯早上六点便登上门前那座气象台所在的山丘。不久，执行轰炸任务的两架日本飞机出现了。犹如闪亮的银球，炮弹自蓝色的天幕落下。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10月2日，和士谦记曰，“富有华人的宅院现在都是人去楼空，也许墙上还留有昂贵的真丝织花挂毯，博古架上还陈列着唐宋的珍贵花瓶铜器。突然间的撤离使得他们放弃这所有的一切，为的就是保住性命。之后我又将目光通过昏暗的窗玻璃投向那些穷人的家里。桌子上有把茶壶，地上散落着几件女人的裙子和小小的鞋子，那是可怜的女孩双脚被裹成畸形穿着的鞋子。这些衣物的主人们此刻正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脸上涂抹着白粉和胭脂，妆容是如此的不自然以至于整张脸都泛着有些骇人的苍白。人们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又从晚上一直等到早晨，直到大门敞开，陷入可怕的拥挤的人潮，被推搡，被踩踏，被拥倒在地。终于在一辆运送牲口的火车里为自己找到一点点可怜的立足之地，火车应该能把自己送到北边的胶州、潍县或是济南府吧。”

10月16日，空旷的商业大街中山路上，已门可罗雀。和士谦记录说，“在已改造成野战医院的水兵俱乐部里，我的妻子与天主教的修女负责一个病房，修女们很高兴能与她一起工作。最高兴的还是护士长，因为她感到与我的妻子很投缘。是的，在这样纷乱的日子里信仰新教的基督徒和信仰天主教的基督徒们找到了思想的共同根基。这是黑暗中的一种慰藉，看到主伸出的手臂，彼此劝告：“我不会有事的，主都看到了，主会赐我进入天堂。”世界最后的一块土地一分为二，一块将主否定，另一块则对他坚信不移。”

11月6日，青岛破城，日军进入市区。和士谦在日记中清晰标注出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第一批突破防线的敌军不加停息便穿过街道向总督和政府官员所在的俾斯麦军营冲去。如果有人预计在街上会有一场战斗，恐怕是不可能了，因为除了投降，别无选择。早上六点半，信号山上升起了白旗。又过了一个小时，接近七点半时，如同雷雨渐停时最后几声响过后，战争终于结束了。”

1914年11月，围困青岛的日本师团与英国联合作战部队迫使德国投降后，日本完成对青岛的占领，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及其在山东投资的铁路、矿山公司全部被日本接收。对这一过程，《胶澳志》曾有描述，称“日德战后之青岛，实为衰退时期。而市民所受影响，则以我国人民为最巨。盖自八月初德日双方备战，本埠工商业即已停顿。我国商家消息迟钝，准备不及，且汇兑转运之机关大都握于外人之手，华商所进洋货无从销售，所办土货或因洋商退货不收，或因洋商延期付款，纵或收到货款，平日之支票及德华银行钞票此时大都兑出现洋，运现则无其力，汇票则贴水甚巨。而且战局遽开，炮火尤烈，富室弃产而逃，贫者束手待毙，生命财产直接毁伤于外人炮火之下者不可胜纪。”

1917年中国对德正式宣战，德华银行随即停业清理，青岛和山东以外的资产由中国政府接管。对德华银行在整个德国租借地时期发挥的作用，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盖青岛在德管时代，德人以金融、交通、保险三种机关为其经济侵略之最大武器。”

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德华银行青岛分行次年复业，但业务已远不如昔。而且，复业的德华银行也失去了前海堤岸上的蒙莎顶办公大楼。自1923年起，日本驻青岛领事馆设立在了坚固的德华银行大楼内，青岛城市金融史绚丽的第一章节，就此烟消云散。

1924年5月14日，传教士和士谦在写给阿尔弗莱德·希姆森的一封信中说，“我儿子与科赫一起在银行工作，他是在神户清盘改组德华银行的弗里茨·里特米勒的继承人。日本还没偿付失窃的银行钱款，中国也没履行承诺交出银行对账单，我们仍在等待。”和士谦提到的弗里茨 • 里特米勒，1874年生于斯特拉斯堡，1901年加入德华银行上海分行，之后在德华银行的神户、横滨、上海、天津等分支机构工作，1913年至1914 年任德华银行青岛分行经理。1916年到1920 年作为战俘被关押在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里特米勒续任德华银行青岛、神户、汉口和北京分行经理。1928 年回到德国，任德华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第二章 风云 · 嗟来之食

1911年夏天，当瓦尔达、阿廉斯、布里阿黑尔、拉尔杜、麻尔比五个人出任青岛德华银行的一个独立评价委员会委员时，中山路上的中资银行，才刚刚起步。德华银行是青岛德国租借地的货币发行机关，地位类似于殖民地中央银行。这五个欧洲人分别是新闻经营者、工程承包商、矿务公司总办、建筑师、建筑工程技师，他们受聘进行的工作，是就德华银行附属的房地产贷款银行的抵押债券，展开评估。而这项内容，在当时的谦顺银号、大清银行青岛分号和紧随其后出现的鲁省官银行，都闻所未闻。

一年之后，另一条更具爆炸性的消息被公布出来：“据某政府人员近日调查所言，现住山东青岛中国人贮银于德国银行者实有一千七百余万元之巨额。若就天津、上海、汉口、香港等各银行详细调查，其贮银额或可达数万万元之多。政府能对于此等贮银有善于利用之法，中国虽贫可不必依赖外债以救一时之危急，唯所最尤者在财政整理之实行如何耳。”“某政府人员”话音未落，一位“前清大老”又出语惊人：“中国存于青岛德华银行之款总计约七千四百万元”。从前湖南都督谭延闿1914年3月8日在青岛一次性给捷成洋行汇出水银四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两八钱九分二厘看，这位知情人的爆料，还真是不能不信。

这就是懵懵懂懂的中资银行在青岛租借地面临的生存土壤。

客观地观察，在一个管治角色多变的年代里，徘徊在行政管辖权以外，中资国家银行青岛分支机构的抱残守缺，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个病态样本。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新的金融制度与运行规则的效仿者，如履薄冰的国家银行代表机关，在有限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空间之下，对关税流转、公款储蓄和本地华商的贸易支持，依然令人动容。

1898年5月15日，德国进入青岛仅六个月，德华银行便在青岛成立分行。这之后的很长时间，大清国的国家银行不曾在这个新生的殖民城市中发挥过多少作用。直到1905年在青岛开业的谦顺银号着手代理山东官银号业务，随后在1906年的年初，围绕着胶海关税收存储问题，德华银行与谦顺银号开始发生激烈争执。牵扯到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包括有德国青岛代理总督赛麦恩、山东代理巡抚杨士骧、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德国驻北京公使穆姆、大清国海关税务司赫德、德国首相毕洛夫。这么多人讨论的就是一件事，在德国租借地青岛辖区内行使税权的大清国海关，究竟应该把税银存在哪一家银行里。在利益面前，各方相持不下，自在情理之中。事情的解决，只能是利益均沾。（2-6）

胶海关税银存储争议的尾声，出现在一个月之后。1906年2月13日，农历丙午年正月二十，高尔茨在就关税银行谈判事宜致德国公使的信中，描述了事情的大致走向：“从前青岛没有中国银行，因此整个关税收入均归德华银行清算。这些收入中一部分钱汇给山东巡抚，其余的则汇给上海的海关道台。约六个月以来青岛有了一家中国银行，并且在其成立后代理巡抚杨便在外务部申请，意将整个海关收入汇入这家中国银行。外务部也有过同意这个提意的意图，只有罗伯特•赫德先生对此持异议。德华银行自从成为关税银行以来一直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从事这些业务，如果完全剥夺其缴款业务，将会引起强烈不满。他建议，客户将要缴纳的关税是缴款给德华银行还是中国银行，可以根据关税缴纳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外务部对此也予同意，但其间青岛的海关税务司阿里文根据总督府的意见做了安排，帆船关税缴给中国银行，而所有其余的关税则缴给德华银行。因此外务部昨天再次询问赫德先生，以便使听任各自选择银行的上述缴款方式生效。今天早上他回答说，他已向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做了相应指示。按照赫德先生的看法，由他和外务部考虑过的这种安排是实际的，应优先选择得到总督府赞成的把帆船关税同其他关税分开的办法。因此他请求总督府自行决定，宣布同意他所建议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决定权在外务部，然而，如果总督府坚持其建议，则他也准备根据这种情况向外务部提出申诉。昨天，在中国新年这一天还忙于此事，可以看出，给予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大过年的，德国外交官和大清国海关的一干人还在为钱忙碌，也够忠于职守了。

1909年9月21日大清银行青岛分号在山东街开业，后来的中山路152号建筑，成为大清帝国度支部在青岛最早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也成了国家金融的象征。1910年8月25日《顺天时报》有消息称，“大清银行在青岛商埠设立之分银行自开办后，颇见畅旺，商民等亦甚信用。”但在熟悉现代金融业的观察者看来，大清银行青岛分号的金融作为，极其有限，因为“其业务范围极狭，仅限于政府之税收及公款之存放。”

也就是自这家银行起，大清银行青岛分号总办成兰圃、营业部主任吕月塘等第一代华人银行操盘手获得陆续加入机会，开始在本地金融界崭露头角，并逐渐形成后租借地时代的城市金融业骨干。有意味的是，成兰圃和吕月塘都是胶东人，一个黄县，一个海阳，文化背景大致相同，都是率先接受现代金融规则与范式训练的金融试水者。不过，在谭延闿1914年的青岛日记中，对职业身份为“山东银行之副手”成兰圃的寥寥数语，却似漫不经心。

作为伸向德国租借地经济领域的合法触角，紧随大清银行青岛分号其后，山东省官银行也匆忙在青岛设置了分支机构，以宣示存在。1911年7月22日《顺天时报》称，“鲁省官银行前在青岛并无分行，私立谦顺银号代办。查青岛本系北方巨埠，不但关系鲁省经济，且于华商商号尤关密切，故孙慕帅此次决计在该埠分设官银行分行，以便华商金融之周转，度支部亦允准云。”孙慕帅者，山东巡抚孙宝琦，一个比他的几位前任更熟悉租借地运行规则的前外交家。其1907年出使德意志，曾筹措讨还青岛事宜。1909年孙宝琦出任山东巡抚，在进行立宪活动的同时，以争取胶济铁路路权为着力点，推行与德国租借地的经济沟通，率先打开了山东官府与青岛华商之间的直接金融通道。之后在1913年9月，孙氏出任袁世凯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五个月后兼代国务总理。

看上去，密不透风的青岛金融帷幕，开始透出了一丝光亮。

第二章 风云 · 孤独

常言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通罗马的条条大路，有近有远，有平坦有崎岖，有阳光明媚有疾风暴雨，绝非都一帆风顺。对初来乍到的中资银行而言，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从来就是天方夜谭。因为，事实很快就验证了这一点。

1911年，当一场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青岛的官银行受到了严峻考验。《青岛商会1911年的报告》披露，“对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情况极为不利，而且与内地的贸易不得不在类似金融困难条件下进行。金钱短缺是总的情况并且是持续的，它当然造成了恶性障碍，尤其是在进口生意中。鸦片和满洲大豆在现今总的财政不很强的中国商人中受挫的投机，造成了金融危机的开始。由于此后在上海引发的危机使总的不安和金钱短缺大大加剧，因为山东市场始终强烈依赖于这个地方。上海的公司不能再给予这里的商人以惯常的信贷，而是相反全都致力于要求其到这里来，以致钱大大流向上海，而正是山东自己也急需钱的时候。这些不幸情况的共同作用使本地的所有银行陷入支付困难，而且最终迫使迄今山东最强大和最活跃的银行谦顺银行停止了支付。而后随着革命的爆发在全国出现了动荡，它导致向商品买卖提供资金遭遇了最困难的地步，迫使青岛商人存留其货物。”毫无疑问，由于鸦片投机以及芝罘银行的垮台连累了青岛的谦顺银行，使青岛当地的贸易危机加剧了。关键时刻，青岛总督府和济南府巡抚衙门获得了德华银行及时的救助行动，最终缓解了危机。

情况在一年后发生了转变。根据青岛总督府《1912年胶澳地区年度报告》的记录：“在本报告年度有一万到一万二千人迁居青岛。为了避免麻烦，已放弃了对迁入者的统计，所以不能提供更准确的增加人数。由于迁入了很多数富裕的中国人，租借地的工商业发展获得新动力。内地的好收成同样活跃了商贸，让中国商人可以回味生意不错的一年。山东官银行开辟了在青岛的经营活动，与此同时，资本雄厚的山西银行之一大德通公司，1912年春开设了一个办事处。”这是中国内地大财团设在青岛的新一家银行。

据1913年9月24日《顺天时报》的报道，鲁省官银号在1912年秋天改称山东银行，“今次实行统一财政策之结果，复改称中国银行，以符政府之宗旨。”与之相对应，1913年4月被北洋政府确定为中央银行的中国银行，同年5月15日改组成立青岛分号，通晓西文的浙江吴兴人吴蔚如担任首任经理。由于这时青岛依然为德国租借地，青岛中国银行主要代收胶海关部分关税和办理公款收付事项，对市面影响不大。青岛租借地总督府《1913年胶澳地区年度报告》指出，“青岛已有的非中国银行有德华银行、汇丰银业、俄华银行，在本年度结束时横滨铸币银行也在这里设立了一家支行。这里的中国银行有中国国家银行、山东银行，这是两家可彼此融资的银行，在青岛则始终有两家不同的门面，还有一家裕泰银行，它主要是官僚资本。”在《青岛商会1913年度的报告》中，也对中资官办银行的变更，进行了描述：“5月15日，中国银行接管了青岛的大清政府银行的业务，并与德华银行和山东银行一起被批准为海关银行。它的经营活动大体限于关税收取和适度地给华人提供预付款。据说当时山东银行也应该并到中国银行里，但事情却不是这样。”实质上，山东银行在1913年的秋天或许出现过一次产权关系的重大变更。有叙述说，11月29日新成立的山东银行，系由官办山东银行演变来的商业银行。这次重组之后，张肇铨出任总经理，曹善卿为经理。但这其中的许多细节，尚淹没在时间的灰尘之中，需要有心人专心致志地进行挖掘。

关于青岛的中国银行和山东银行令人困惑的交替设置，到1914年2月谭延闿开始客居的时候，似乎依然混乱。检索谭延闿日记，多次出现“山东银行访隋石卿”、“山东银行之副手成兰圃”的记录，但同时也有中国银行的踪迹。而一份关于其时青岛银行业状况的描述则相信，青岛一地“华商银行止大清银行改组之中国银行一家，以税收关系，孤立境内，如硕果之仅存。”之后若干年，同一家《银行周报》在不同时期，涉及山东银行的信息也不尽相同，1919年5月一期刊登的《山东银行最近概况》，记录山东银行成立于1912年8月，1921年出版的一期则记录山东银行成立于1913年，准备金五百万元，总行所在地济南，在上海、天津、青岛、烟台、周村、泰安、章丘、济南设置有分行。尽管在成立时间上略有差异，但山东银行的现实存在，似已无可置疑。

1913年的青岛，似乎是德国租借地的最后浪漫岁月。年初，京师大学堂教习林琴南把儿子林璐送到了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读书，辄以书信训示，一再叮嘱和气、简朴、勤学、谨慎。如2月12日信曰：“同房之人总要和睦。第一节勿贪便宜，听人便宜，即是自己便宜。须知天下吃亏之事，饮食钱财，均不妨事，唯名誉万万不可吃亏。名誉之吃亏，即听人作弄。如等等起哄之事，切不可一听即发。须知人心不可测，或用话激尔，使尔暴动，便落人圈套矣。夜间切不可出门。青岛妓寮多，有人招汝打茶围之事，即须念到老父及尔母亲关心，一走此路，即是违背父母之训。至一切犯规之事，着意遵守，唯教习之言是听。”

3月10日信曰：“得汝来书，知汉文腐败，吾意初不在是，但专意德文、算学，俟暑假回京，再温古文、《诗经》、《左传》也。读书之楼，三面临海，空气最佳，脑病必愈。余及尔母亲甚喜。汝母亲言，春仲寒暖不时，衣服不可轻脱。须知吾儿在外，余及汝母亲刻刻挂心也。稍燥便须买梨，临饭莫嫌菜坏，总以卫生为第一义，勤学次之，凡事谨慎又次之。同学之中，切须和气。”（2-7）

4月信曰：“由乐铭盘汇去银七十元，银行言自行投赴青岛，留有凭据在家，想不日必到。吾愿上天默佑学堂，不至解散。学生无事，汝名不在首事之中，则老父寝亦安席矣。汝切当体贴老父之心。汝母亲胆小，惟恐有事，汝尤当加意谨慎。”

8月31日信曰：“汝行后，尔母亲防尔衣单受凉，尔道中曾否将洋布小褂穿好，夜中曾否用棉被盖体？风寒切宜慎重。尔母亲常常挂心汝身。为人子第一节，即须保卫身体，免父母之忧。汝母亲尤防赴海洗澡，我想万万不至此，系尔母多心。汝年已十五，当知世事，尤当知父母爱汝之心。节节能自爱，即是爱汝父母。至于朋友，一切均须和睦，不肯占人便宜，不肯与人玩笑过甚，自不至生嫌。来书但述平安，不谈国事，切切！”

日德1914年秋天青岛围困战开始后，青岛中国银行随之停业。几个月后日本完成对青岛的占领，随即一条消息证实，“青岛向设有中国分银行，因战事停办。中国银行萨福懋总裁现拟定将该处分行重行筹立。”这也就是说，一场仗打下来，原来的统统不算数了，一切从头再来。萨福懋的中国银行总裁任期是1914年8月到1915年4月，“重行筹立”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的决定，出现在他到任四个月的1914年12月。而这个时候，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周自齐，恰好正“奉大总统面谕”，一再督促就任伊始的萨福懋对中行职员“严行考核，切实裁汰，以节糜费，而资整理。”

青岛城内，各业改弦更张的节拍，环环相扣。玄贞《青岛之银行业》对1914年青岛易手之后金融业变局的叙述，言简意赅：“欧战发生，日人强占青岛，德华银行停止营业，民国二年来青设立之正金银行代之而兴。其后战事既平，贸易增加，日人银行相继设立。民国六年，设朝鲜银行；民国九年，设正隆银行；民国十二年，更设济南银行。青岛金融几全在其掌握中。”期间日本移民蜂拥而至，一个迥然不同的城市面貌逐渐显现：“自青岛战后，来自满洲日本台海朝鲜者，相望于道。不及半年，达至一万余人。最初来者，多赤手空拳之辈，及原状恢复，嗣后来者，多有确实之企图。民国五年，日人户数达至二千有余，人口多至一万四千有奇。”

如此险象环生的格局之下，中国银行青岛分支“孤立境内”的窘迫状况，丝毫没有改变。据叶春墀《青岛概要》的记录，经过了始自1914年冬天的日本占领期的金融重组后，其时中国银行青岛支店标注为官商合办的股份制机构，法人代表为邬志和；而山东银行青岛支店则为股份制机构，法人代表为隋石卿。

八年前，也就是临近发生日德青岛围困战的1914年春天，隋石卿花费万二千金在小鲍岛的新造房屋刚刚落成，谭延闿的现场感受是，其“屋在山颠，如倚山，左临海，万瓦在下，千松环之，云晴明可见全岛风景。”

第三章 破冰 · 绽放

时间能承受一切，也能检验一切。积蓄已久的岩流，终归会找到一个出口，并试图一泻千里。从大鲍岛高处广东会馆和三江会馆的窗户看出去，经历过了最寒冷也最快乐的日子之后，华人资本的破冰出海，已势在必行。

第一个破冰者，并不是广东人或者宁波人，而是掖县移民刘子山。

在河南路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这个跃跃欲试的财富新贵，用东莱银行这根火柴，点亮了新时代的篝火。

就青岛一地土生土长的华资银行业而言，东莱银行无疑是个先行者。用鹤立鸡群来描述1918年早春诞生的这家金融机构，应恰如其分。但恰恰是这个鹤立鸡群的姿态，后来也让东莱银行体会到伤痕累累的苦疼。一个梦想的自由绽放，是所有富有创造精神的财富追逐者开启新时代的必然过程，不肯轻易丢弃，不会一帆风顺，自然也不忍功亏一篑。在一望无际的冰川上犁出一线生机，目的就是让这条通道成为不断流淌着智慧与财富的康庄大道。毫无疑问，1918年，41岁的刘子山和东莱银行在青岛财富地图上标注出的新方向，清晰铭刻着其里程碑意义。

1919年6月3日，上海香港路四号银行公会编辑的《银行周报》，刊登了《东莱银行七年营业纪略》，这是关于这家诞生于青岛的本土资本商业银行的最早经营记录之一。这里的七年，指民国七年，也就是1918年。这一年的2月1日，丁巳十二月二十，刘子山投资的东莱银行在河南路开办。到1919年，这家领风气之先的青岛华资银行试水者，刚刚满岁。

这一期的《银行周报》，银行个案分析仅东莱银行一家，称“东莱银行系民国七年开办，已收足资本金二十万元，总理为成兰圃君，经理为吕月塘君，总行设于青岛，分行设于济南，而于上海、烟台、大连、天津、南京等处，则均设有分庄，办理商业银行各业务，兼事兑换外国货币及收买有价证券。离开办不过一年，而营业异常发达，所收存款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与银两及金票存款合计约合三百万元，放出款项亦相若，存出金及库存金共约六十万元，故装备亦甚充足。本年所获纯利计十三万二千余元。初办时即获如是成绩，尤称难得。”这份寥寥数语的业界鉴定，对刘子山同样属于“难得”的嘉奖。（3-1）

东莱银行的鸿运当头，与投资人刘子山的审时度势密不可分。自17岁由掖县湾头进入青岛后，20年间刘子山在德国传教士家中当过下人，在山东铁路建筑工地干过翻译，在栈桥操持过轮船货物转运，贩卖过花生、柳编、颜料、鸦片、汽车，开办过木材行、砖瓦窑场，置办下无数房产，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刘子山知道，破冰不仅要有最好的船，还要有最好的水手来维持航行。加盟到东莱银行核心管理层的成兰圃、吕月塘和沪行经理吴蔚如，之前分别服务于青岛租借地时代的大清银行和山东银行，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本土华人银行家。1918年的时候，个个年富力强，意气风发，以合力形成的资源优势、专业经验、职业履历、开拓热情，无人可及。不仅如此，为了迅速打通从业者现代金融知识匮乏的瓶颈，刘子山还在东莱银行创办初期，挖空心思地聘用了一名曾任职青岛德华银行的德国银行家当业务顾问。一段时间里，这个德国人每天下午下班后会拿着皮包来东莱银行营业处，详细讲解现代银行的组织架构、日常业务，工作流程和收入风险。德华银行的本本加华人的智慧，刘子山丁巳年寒冬腊月里从青岛开出的这艘金融破冰船，自然来势凶猛。

刘子山关于资本的想法其实并不复杂，当之前各种贸易利润已经积累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确定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并跳出固有思维模式。他拥抱更为专业化团队的执着与诚恳，以及与陌生投资领域的接触式碰撞，帮助他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刘子山似乎一直相信，他与本地华人银行精英的共同努力，将挑战传统的先入为主的财富增长模式与观念。他希望通过史无前例的参与，使东莱银行的制度创新与利益递增全面结合，以自己在金融谈判桌上所占有的一席之地，促进个人财富持续、均衡的增长。

1918年的青岛，仍然的日本人的天下。截止到1917年底，居留青岛的日本人为18576人。根据高桥源太郎《最近之青岛》统计，1917年底在青日本业户数量为2500家。以购销为业的日本商人共1068人，分布在38个业别，杂货商245人，贸易及中间商297人、旧货商104人、果品商40人、五金机械商23人、药品商35人。

1918年5月31日，黄台路上的日本高等女子学校竣工。学校建筑面积约481坪，工程费银元144970元。同年8月，黄任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名义由北京赴安东、新义州、汉城、仁川、大连、旅顺、吉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调查教育现状后至青岛，称“归途至青岛，欧战大局，尚未解决，日人暂时于青岛，并无伟大之设施。但官营工商业，不知其数。”文终以三语警示：“一、富源被夺而未尽；二、人心未去，但团结力太薄弱；三、华人天赋能力极强，而未尽发展。在教育方面，则智识愈高，体格愈弱，能力愈薄。欲图挽救，非教育不为功。”

1918年伴随着欧战的结束，青岛的前途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1919年4月12日，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青岛及山东权利，并以退出和会为要胁。4月30日，和会议决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概让日本。随后，北京学生爆发街头抗议，形成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

5月11日，《每周评论》第21期刊登《青岛交涉失败史》。5月26日，罗家伦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短文《五四运动的精神》，断言：“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

漩涡的中心，却波澜不惊。青岛像一个没事人一样晃晃悠悠过日子，仿佛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与己无关。夏天的时候客居青岛多年的劳乃宣，去了一趟崂山，“以山中不靖未敢深入，至上下九水、柳树台而返”。几个月后入冬，他给儿子劳健章在礼贤书院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就生起炉子，开始安安稳稳过冬。自辛亥事发，避居青岛的劳乃宣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算是老交情了，卫礼贤在青岛忙不迭地译介中国典籍，劳乃宣帮过不小的忙。卫礼贤在上海路创办的礼贤书院，日本占领后的几年安然无恙，风声雨声木屐声声声不歇之中，这里的读书声依然悦耳。

但另一所美国教会的学校，就没那么幸运了。1919年，明德学堂成为青岛反日情绪蔓延的牺牲品。一张德国报纸报道说，“1919年远东笼罩着一片强烈的反日情绪。日本对此需要采取严厉措施。他们关闭了青岛美国教会办的高中，因为学校的中国校长应对进行反日宣传负责。这所学校三月份才又开学。当时在青岛似乎看不出来日美之间的不和谐。”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试图代替已关闭的德华高等学堂（这所学院在战前大有希望），而由日本人创办的工商学院被证明是一个失策。“中国人抵制了这所大学”。日本人以28万银元的代价，建立了一所日本男子中学。此外还建立了其他日本男女学校，德国的教会学校受到日本人的干扰，它们1920年11月底在青岛以充公的方式得以保留下来。

同一年，一个叫杜宇的黄县年轻人，以青岛为主题创作了一幅《贪食小犬，死不足惜》漫画，画中“政府”将青岛送进比喻日本的小犬之口，而“抵制日货”之手则捏住了小犬的脖子，不准其吞下，暗示出青岛问题的复杂关系。

刘子山并不打算从日本人那里虎口夺食。他知道他没有这份胆识，也没有这个能力，他要的不过是在一片芦苇荡拓出一块平地，种上庄稼，等待收获。他要的是利益均沾。他仔细挑选着种子，仔细施肥，找上好的帮手，仔细看护，小心驱赶害虫，躲避着一场又一次的暴风雨。到了收获季节，他不会一个人坐在灯下，独享一桌子大米白面的晚餐。

1920年的5月18日，《银行周报》发表《东莱银行民国八年份营业纪略》，披露东莱银行的分行设置，已扩大到济南、天津、大连、上海。其中上海分行在本期《银行周报》出版前刚刚改组完成，行址择定北京路仁美里口。在1918年盈利十三万二千余元的基础上，东莱银行1919年又获纯利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七十八元二角二分。

即便不算1918年的十三万盈利，1919年的二十一万这个数目字，已超过了两年前刘子山对东莱银行的全部投入。两年时间，账面收入天翻地覆，刘子山的东莱银行带给20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这份业绩，令《银行周报》不能不刮目相看。

在银行周报社1922年编辑的《银行年鉴》中，记录东莱银行总行所在地为青岛天津町七番地，总行重要职员，为监察人刘子山、总理成兰圃、经理吕月塘、副经理颜矩亭；沪行重要职员，为经理吴蔚如、副经理王子厚、营业主任高和甫，全行生员总数105名。沪行经理吴蔚如，是浙江吴兴人，早年充任电报馆职员，通晓西文，后入职大清银行。1913年5月15日大清银行青岛分号改名，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成立，吴蔚如出任经理，担负起租借地末期青岛华资金融的舵手角色。1914年8月5日谭延闿“归途至中国银行，欲觅青岛报不得”，亦可见吴蔚如供职的中银在青岛华人公共生活中特殊的枢纽作用。刘子山与吴蔚如的交往，应始于后者入职青岛中银之后，1914年刘子山在美国一战政府自由公债市场盈利，让作为职业银行家的吴蔚如，对刘氏敏感的资本运输与市场把握能力刮目相看，这奠定了彼此契合的基础。而两人五年后从东莱银行开始的紧密合作，竟伴随了终生。（3-2）

1922年之前的天津町，在更早的德国租借地时期称为天津街，1922年青岛回归后改称天津路。作为与大鲍岛中国城休戚与共的华人商业重地，河南路与天津路几乎是所有本地金融人才的早期训练场与栖息地，见证了第一代本土银行家的艰难成长。而东莱银行天津路新营业大楼，则在1922年早春被叶春墀视为“区内首屈一指者也”，其爆发式崛起，更让这里熠熠生辉，反射着蛊惑性的奇异光彩。1926年11月徐寄庼编辑发行的《最近上海金融史》，对1923年完成有限公司改组的东莱银行，给出了“专营商业，甚为发达”的评价。

实质上，1923年是东莱银行的一个分水岭，在增资国币三百万元改组有限公司的同时，并设置上海分行。次年总经理成兰圃因病出缺，董事会推举董事刘子山代理总经理。其后在1925年成立储蓄部，1926年改天津分行为总行。1932年改选第四届董事，刘子山以常务董事兼董事长，徐青甫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1933年吴蔚如取代徐青甫成为总经理，增加顾逸农为常务理事兼协理，复以上海为金融势力中心，将上海分行改为总行，移总管理处于上海，并在西藏南路设置支行。1935年全行员生达150人。

但在东莱银行的发轫之地青岛，从1925年2月开始在湖北路21号新楼设置总管理处后不久，虽然聘请了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常勉斋出任秘书长，却陷入经营困境，遂致总行搬迁天津。

破冰者被冰川风暴粉碎，并非空穴来风。上海《申报》1923年1月19日曾刊登《青岛归客谈胶澳近况》，抨击青岛地方最高长官“熊炳琦对于该埠征收机关，皆派军官坐收款项，至于灯台、小轮、马路等应支各费，辄异常吝啬，不肯照付，以致外人屡有责言，百务皆觉停滞。”而政府里面，则更是乌烟瘴气：“青岛自接收以后，凡督办官署大小职员悉由鲁籍人担任，安居前德国总督署之极伟丽洋楼中。据外人言，署员中犹有辫发未剪且吸食鸦片者，甚切。谓其即在公署内开灯狂吸吐云吞雾者，是否确实不敢断，顾止谤莫如自修，鲁人士似宜有以自检也。”

冰川风暴来势凶猛的例证之一，是1925 年11月11日胶澳商埠局向八银行借款的借据，记录“胶澳商埠局今借到本埠八银行大洋肆拾万元，计东莱银行十二万元、中国银行六万元、交通银行六万元、地方银行六万元、山东商业银行四万元、山左银行三万元、大陆银行一万五千元、明华银行一万五千元。”例证之二，也是借据，这次来头更大，是1926年10月1日青岛总商会向东莱银行借支公债款两万元大洋，理由是：“本会案奉山东保安总司令张、山东省长林训令，添募公债十万元，就近拨交胶东护军使毕，以资饷需等因。奉此。本会当即召集联席会议共商积极措办方法。佥以一时筹募不及，惟有先向本埠各银行息借以济眉急。今借到贵行大洋二万元正，订明按照银行借款规定计息。一俟公债收入，即按本息如数清偿。合立正式借据为证。”不论是胶澳商埠局，还是山东保安总司令，东莱银行都惹不起。几番借款下来，破冰者就成了落汤鸡，且伤痕累累，不逃，恐怕连命也没了。

1928年11月15日，青岛东莱银行因“时事多故”停止营业，青行营业部改为清理处，经理吕月塘、营业主任张玉田一并辞职。离开东莱银行前的1925年11月7日，吕月塘以九千八百元的价格，从日本人山口平次郎手中购买了观海一路29号的一栋三层别墅，和他的三个孩子居住在里面。张玉田则在离开东莱银行的同时，作为原始股东，参与发起双蚨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这家本土金融的大胆试水者，经过了十年的市场历练却不服水土，终在一阵阵明枪暗箭的狙击下，黯然离场。与青岛东莱银行“时事多故”的含糊说辞不同，居住青岛多年并熟悉内情的宋春舫，之后在一篇讨论青岛银行界状况的文章中坦言，“东莱既因政治关系而停业”。而青岛正金银行几年后就东莱银行的青岛退场原因，直指为“不堪张宗昌时代的勒索”，并报告该行总行迁上海后“业务逐渐发达”。看起来，1920年代中晚期东莱银行在青岛遭遇的“时事多故”，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政商矛盾，现实压力委实让其不堪重负，不能不断然选择移至南北两个方向拓展事业。

第三章 破冰 · 扑朔迷离

1914年发生的日德青岛围困战，导致德国资本全面消匿，但青岛工商业的发展态势，并未衰减甚至更上层楼。在1910年代日本管制末期，青岛的进出口贸易活动依然呈逐年上升趋势，统计显示：“民国九年与青岛贸易最多者为日本，约占三成三分；其次为上海、大连、香港、英国等处。查该年输出货物最多者，为花生油，计四百余万两，其次为花生米、生丝、铁矿、石炭、烟叶、焦炭、盐、鸡蛋、绢、棉花、豆油、小麦、梧桐、豆饼、生牛、牛肉、牛皮等货，均超过百万两以上。至进口货内大宗之货物，为棉货类，值九百〇二十四万两，烟卷、木材、纸、红糖、绸缎、米、洋油、面粉、白糖等，均超过百万两以上。”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如芝麻开门，启动了中日之间自一战后围绕着青岛主权悬而未决的外交僵局，青岛问题始获破题。胶州湾东岸，一城曙光乍现。

1922年12月17日，《申报》一条发自青岛现场的电讯说，“目下青岛行政虽由中国接收，而市况尚在混沌状态，中国方面各银行依然闭锁休业，即市内物产钱庄(即金银两替商)等业亦皆同时歇业，如青岛取引所钱钞、证券、物产三部市场亦仍无交易，银市亦不确实(约在一百零九元四五角之谱)。大约再过数日，继而秩序平稳无恙，即可恢复原状矣。”

但在“恢复原状”这个时间节点上的青岛，已与十年前大不相同。1923年2月13日，胶澳商埠警察厅发出在四方路洗衣池旁准开鲜果市场的第一号营业执照，称“兹有商民王鸣基等开设某某号鲜果市场营业。经本厅查明，与管理营业规则相符，应准发给第壹号执照，准予营业。”铺掌王鸣基者，住在潍县路77号泰丰里，商号位置在四方路洗衣池旁。经历了青岛接收后的第一个冬天，警察厅通知颁发的这张水果摊执照，仿佛预示着新政府在1923年初春的苏醒。至少在名义上，青岛华商传承已久的大鲍岛福地，开始迈进了一个新时代。

不过，公共舆论对商埠警察厅作为的评价，却差强人意。1923年3月31日《申报》刊登《接收后之青岛现状》，披露说，“青岛本为东方第一港口。去年暑期，愚曾一游此地，觉其道路之清洁、秩序之整齐，且在日本东京、横滨之上。今则除郊外风景不减外，他如山东街、天津街等热闹之区已呈污浊之象。原来人行之道与车马之道划分甚清，今已混乱如内地，小贩卖杂货摊沿路乱设。有营进出口货之周君语余云：‘日人时代已不及德人时代，今则比上海而不如，再待一年，不知糟到如何。’周君在青有二十年之久，据谓在德人管理时代，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云。”大鲍岛的山东街与天津街，都是青岛华人的脸面，自己弄脏了脸，自然没面子。

市街管理不佳，仅是弊端之一例。城市经济的运转，似更牵动全局。这就不仅是脸面问题了，而直接关涉到了一个广受瞩目之经济重镇的生与死。《申报》同期的另一篇青岛现状观察，就直言华人工商金融业卑微的“奴隶”地位：“游青岛者，见街衢之广洁，市廛之稠密，工厂之林立，商业之发达，以为此庄丽繁华之青岛，从此归我有矣！不知细勘其实，我国人民匍匐哀嚎于资本主义下者，初未尝因之移转而有所变更。青岛归还云者，不过两国政府之授受。乃官式的归还，而非实质的归还。乃政治的归还，非经济的归还。故青岛归还以后，与归还以前，同在日本经济侵略之下，毫无二致。青岛商业尚在萌芽时代，已成之商业甚少，银行、交易所均在次第设立之中。日本之正金、龙口等银行之实力，远驾中国、交通、山东、东莱各行之上。实业则如制丝、榨油、发电所、屠兽场、纺织、面粉等类，均甚发达。然较大事业，皆操日人手内。华人所办规模极小，且甚寥寥。华人在工界者，劳工苦力者多，而制造业者少。在商界者，走贩叫卖者多，而真正出资经商者少。总之，劳动者多而资本家少。日本之制造工业也，中国工人为其机械。日货之输入中国也，中国商人代其销售。日商之输出华货也，中国商人代其收实。青岛之华人，直不过日人之工具，助其生产，何足言竞争？供其利用，何足言抵抗？经济上主奴之分，显然判别。而次经济的奴隶者宛转受压于外国资本政策之下，莫然拯拔。即衡其生活程度，较之内地商人丰优且有加。一旦外国资本纵能排除净尽，中国商人亦同时尽失托生之所，真能营业者十无一焉。若此者，谓之外国资本之寄生物。青岛一隅，若发生劳资战争，即谓为中日两国之经济战争，亦无不可。青岛困于经济的奴隶深矣。欲求解放，片面的斥逐外资，既不足为功。必须引进中资，逐渐以代替外资。日本商人又必尽力借经济力，以压抑中国资本之产生。斯时，惟资本力强者得最后之胜利者。青岛领域，将成为两国资本之战场。青岛之究将谁属，亦须视两国资本战斗之胜负结果耳。” 呜呼哀哉，情何以堪。

最初的变化，来自不同行业的商人对“市面和平”的自觉维护，关乎肚皮和面子的餐饮业，便是其中之一。1923年4月，伏泊町五番地中国菜馆何连会、天津町六番地东华旅社王仲三、北京町二十五番地顺兴楼李殿臣、河南町十五番地临风阁赵云亭、河南町一番地新盛楼谢邦田、即墨町十二番地清云阁杨东观、天津町十八番地春和楼吴寿山、山东町十七番地德增合颜锡惠、胶州町四番地三阳楼陈庆泉、白山町十二番地恒顺楼高敬贤、天津町四番地协顺楼韩怀林、广岛町六番地福聚楼冯玉昌、黄岛町六番地聚合栈宋近义、海泊町八番地德顺栈陈焕章、河南町八番地德源茂赵继文、四方町八番地三合栈王得胜计16人，酝酿成立青岛餐业会，事务所设于山东路中通路七号院内，“俾同业者互相亲睦，以期市面和平”。从一个月后形成的报告文件看，接收五个月后，青岛各条街道的日本名称，依然照旧使用，未见政府出面更改。而一城食客的鼻子和嘴巴，却也似乎把这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五光十色的大街上，醉醺醺的食客和饭店老板勾肩搭背，俨然生逢盛世。

关系城市运转的一些重要机构，也开始伺机而动。1923年5月，依据华会条约及中日委员协定条件，并呈请中国政府批准特许，经营胶澳界域“所有界内电灯、电力及一切电汽事业”的胶澳电汽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组建，其中发起人有：王缙卿、牟钦甫、杨玉廷、姜晓岩、梁勉斋、隋鸣凤、张子安、王子雍、包幼卿、隋石卿、宋雨亭、张鸣銮、丁敬臣、邹升三、易振声、宫淑芳、于叙九、唐盖卿、刘术堂、牟子明、樱井信四郎、大塚千十郎、针贝金次郎、副岛高市、佐佐木国藏、石桥藤次郎、上岛清藏、贾仁斋、王心斋、张润暄、王殿臣、管积堂、村地卓尔、中村康之助、仓田敬三、田边郁太郎、铃木格三郎、西川博、高桥光隆、安善甫。而赞成人则包括：于岷山、常宗武、谭辑五、顾少山、刘子孺、李助如、于秀三、王绍坡、成兰圃、傅炳昭、朱润身、辛继圣、孙寿卿、赵德轩、吕月塘、张瑞亭、徐诤臣、吴干圃、张俊卿、董希尧、李渐亭、胡镇东、朱子兴、刘勉斋、徐勋臣、牟巨卿、于东甫、葛升如、梁裕元、田赐之、邵芳艇、候鉴堂、莫季憔。这几乎是一份青岛商业金融界的领袖名录，城市财富的一多半，都在这些人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司章程规定了“中国方面股份永远须占股份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但其中涉及到的日本资本的权益保护，实质上通过文件获得了确认。

经过连记名投票，隋石卿当选胶澳电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村地卓尔，常务董事兼总理王子雍，董事兼协理宋雨亭，外国常务董事兼经理高桥光隆。1923年5月31日，胶澳电汽股份公司当选董事和监案人的股权数目揭晓，其中董事包括：隋石卿六万二千三百六十股，宋雨亭六万一千五百五十五股，王子雍六万零一百三十八股，张鸣銮五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股，张子安五万九千五百七十九股，王心斋五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股，安善甫五万八千八百八十四股，宫岛情次郎五万五千二百股，守屋此助五万五千二百股，上岛清藏五万五千二百股，高桥光隆五万五千二百股，村地卓尔五万五千二百股，西田善一五万五千二百股。监察人方面，梁勉斋五万九千六百一十四股，牟钦甫五万九千四百一十二股，今井吾助五万五千二百股，石桥藤次郎五万五千二百股。

实质上，胶澳电汽公司的承办之事，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早有打算，接收青岛五天后的1922年12月15日，他就已经把控制权交给了隋石卿、马惠阶、包幼卿三个人，准三人随同接收发电所委员前往接收，背后的交易是“惟保证金三十万务于二十日汇交本督办指定银行存储”。接下来的事情，不过是利益平衡而已。结果，熊炳琦和隋石卿，都如愿以偿。

与此同时，青岛屠宰场也确定中日合办。1923年11月27日，中外合资经营青岛屠兽场筹备财团契约签订，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坐办垄积柄和外国财团代表石桥藤次郎、白杵伊三郎签字盖章。石桥藤次郎的名字，出现在胶澳电汽公司和青岛屠兽场两个大型中日混合资本企业中，而这两个企业都具有强烈的垄断性特征。也就是说，在一个可预测的时间范围内，石桥藤次郎所代表的日本财团利益，并不容易被撼动。而从1928年1月7日石桥藤次郎在青岛万国体育会第四届年会上顺利当选新一届理事看，其在城市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力，在1920年代末依然处在上升期。因为除了主持赛马之外，万国体育会还与青年会合办有九处平民学校，1927年共有在读学生323名。石桥藤次郎参与的万国体育会确信，“平民教育乃群众事业，亦本会最荣誉之建设”。

在1923年的青岛，不论胶澳电汽公司副董事长村地卓尔，还是明治制革株式会社代表人白杵伊三郎，亦或是孤山后机器砖窑厂持有人田边郁太郎与安藤万吉是，不过是在青岛的众多日本工商业代表人之一二，其背后牵扯的庞大资本链条，由里到外，盘根错节。

期间在9月1日，东京发生大地震，死亡15万人，青岛“政商各界急起为数十万哀黎呼号，群众响应踊跃输将，立集巨数。”9月19日，青岛总商会代表张鸣銮、吕月塘、邹升三、贾仁斋、王殿臣、于秀三就李春亭为日本赈灾募捐事项，复函青岛日本总领事馆，表示劝募赈款及各种食粮等，为“本埠人士应尽救灾恤邻之义务，乃蒙赐函言谢，参感交并。”与此同时，齐燕会馆、河南路青岛电影院、青岛大饭店也都举行了各种赈灾游艺会，并通过交通银行、明华银行发售入场券。

1923年10月1日，青岛商业公所就成立事宜，给青岛地方检察厅呈报原委，称前因本埠立诚、复诚、合兴利各商号等一百余家，发起组织商业公所，藉谋商业发达。于本年三月间具文呈报督办公署，于四月间奉督办公署批准在案。嗣因筹办伊始，未及向各官厅呈报。刻下布署业已完全，理合将所址及职员名单抄录一份具文呈报钧厅，仰祈鉴核备案。暂设泗水路2号门内楼上的青岛商业公所，附粘单一纸，抄录职员名单如下：

所长：丁敬臣

副所长：苏劻臣、朱文彬

名誉所长：傅炳昭、陈次冶

董事：刘鸣卿、张立堂、张絅伯、朱式文、陈述祖、王廷常、王渭滨、邹道臣、刘叔衡、姜晓岩、孙磐溪、万子玉、杨子生、刘阜南、连秀山、王鹤九、张后卿、郭香圃、李树生、刘友善、于墨林、林玮堂、綦辰卿、綦德臣、王逊卿、孙竹坡、范岳泉、于安卿、马星海、吴善亭。

1914年青岛围困战之后，就一城前途的较量，中日积怨已不可调和。中间经历1919年的北京街头抗议，引发群情激奋，事态就愈加激化。在这个意义上，中日彼此争夺前德国租借地的经济控制权，自是题中之议。问题在于，接收了青岛的北京政府此刻正内外交困，打得不可开交，经历者且各怀鬼胎。而胶州湾畔的自家人也叽叽喳喳，互不相容，仿佛青岛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一般。这便让青岛商民不知所措，求政无门。一城的缥缈，一城的期待，一城的坚守，无处落地，无处安心。1923年一年，各种事，各种人，走走停停，扑朔迷离。一杯凉飕飕的茉莉花茶，从夏天到冬天，稀里糊涂就喝了一年。

完成接收一年后的1923年12月24日，上海出版的英文《大陆报》发布青岛通讯称，“青岛情形日益腐败，据消息灵通者言，不久将发生绝大变化，现唯望变化之来，以其后市政或有改善之望也。迩来市中抢劫频闻，足证地方长官之无力维持治安。省长熊炳琦被人在京控告两大款，其敌党正在搜求证据，然此种证据实亦不难寻觅。青岛市政既腐败若是，挽救之术似怀抱善意之外人对于各事加以相当注意，要可为助不少。此辈贪鄙不仁之武人，专事破坏，正如馋嘴之猫，乘人不在室中，窃食奶油，只须有人叩门作声，则将奔匿不遑。而中外人士之效力于山东与青岛，亦正须若此而已。盖武力实不足恃，且亦不能有所成就。唯事之最可叹息者，青岛重要商人，其势力最足以革除秕政，挽救危局。乃徒知争名夺利，互相龁龁攻击，不谋补苴之方。一似中国全国各分党派，不相统一，不能合力以御军阀之侵陵。如商界中之丁派、隋派，以互争盐业，激成罢市，即商会内部，亦复意见纷歧，不能一致。遂使贪鄙军阀得乘主人翁之不备，大肆其盗窃伎俩，甚至竟有倡言鲁人不反对者。青岛坐办龚积柄，权力不属，事事须受熊氏之支配，因是心灰意惭，日唯研究佛学，以消磨其整顿市政之雄心。青岛现状既若斯，吾人尚能不起而一过问耶？”

癸亥十二月，也就是1924年1月，对青岛情形熟悉有加的老资格同盟会成员陈干，在《题胶澳图》中慨叹，“青岛为胶澳全区之一，以海泊河为界。段合肥主张直接解决时，即其地也。后多延搁五年，日人趁机开拓，是以有全区之展放。即以青岛市内论，德国时代建筑地面共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七百一十四平方公尺，日本时代建筑地面四百七十五万五千二百七十二平方公尺，工场扩张地九十四万五千四百五十二平方公尺，较之德国时代共增加五百七十万零七百二十四平方公尺，于戏!名为延搁，事实放弃，土地断送，系谁之咎？回念往昔，诚有不胜期慨叹者。”

青岛接收之初，陈干也是权利场的积极追逐者，目标是地方政府二把手，并不遗余力争取舆论支持。早在1922年12月24日，《申报》已率先公开了胶澳督办公署职员名单：督办由山东省长熊炳琦兼任；会办刘恩源(直隶)；秘书长吴瑞洪(山东)；总务处长王洪(山东)；政务处长王大桢(湖南)；保安处长梁上栋(山西)；工程处长刘某(直隶)；发电所长孔祥熙(山西)；水道厅长梁上栋(山西)；埠头局长余晋和(浙江)；警察厅长程立(安徽)；森林局长凌道扬(广东)；屠兽场长杨卓茂(湖南)；农事试验场长李方(山东)。但不久刘恩源另就，胶澳督署会办一职就成很多人眼中的肥差。1923年1月有报纸披露，青岛“商埠会办继任问题至今仍喧闹不已。刘恩源虽经被命长财政，尚未就职，而鲁人谋继任者已纷纷而起。就中比较有力者，则一为张肇铨，一为陈干。张以前山东财政厅之资格，与胶澳商民感情尚好，故商会及商民方面迭有电致北京政府请速发表。陈干则谓此次接收青岛，与日人折冲樽俎有功，会办一职，当然非我莫属，现正在该埠设法扶植势力。唯就趋势以观，恐仍不如张氏也。”结果一场角逐下来，陈干和张肇铨，最终都功亏一篑。

1925年伊始，刘法三在《乙丑孟春游古青丘聊赋以纪其胜》中曾漫吟曰：“绝胜青丘地，风光似粤州。岛环三面海，山拥百层楼。酒旆林间出，渔舟天际浮。晚来灯火上，万点挂峰头。”一城仙境一城烟火，其山其水其楼其酒旆灯火，巍巍然，微微然，缥缈且真实。

可以确定的是，刘法三眼中的“绝胜”青岛，并不是世外桃源。两个月后孙中山逝世，青岛各界4月10日举行追悼大会，市民会长酆洗元报告开会宗旨，继奏雅乐、献花，私立济众医院院长李筱坡读追悼文，日领事堀内谦介、青岛大学刘次箫、杨湘浦等宣读追悼文，青岛大学学生唱追悼歌，高春如通告会场全体人员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再奏军乐。继由农林事务所李可良、青岛时报主任高春如、鲁佛民，四方工会代表、女界联合会代表、电话局女子进德会代表和督署梅翻译等相继演说，言辞慷慨，淋漓尽致，追悼之情和盘捧出。追悼大会筹备处收挽联数百，李村师范讲习所挽“双手挽乾坤忆当年革命成功惜未尽三民主义，勋名震宇宙叹今日哲人其萎洵堪教五族同悲”，中国青岛报挽“推翻专制改造共和革命著丰功已呕尽一腔热血，扩张民权主持自治建继成往训不愧为当代伟人”。

1925年秋天，西镇的现状与前途，也开始受到关注，首当其冲的，是对前西镇商会命运的定夺。看上去是奉命而为，牵扯出的无一不是不同利益者的瓶瓶罐罐。一个瓶子打破了，另一个瓶子刚好换上去。瓶子合适不合适，就另说了。反正人不缺，瓶子不缺，利益瓜分就不缺。

10月1日，胶澳商埠局以赵琪名义发布取消西镇商会训令，洋洋洒洒就一件事，引题却文比冗长：“窃维商埠发达，首在道路之整齐，次在房屋之建设。回忆德管时代初，不过一荒岛耳。乃德人经营，不遗余力，遂成海岸一巨商场。岂德人别有异术哉？亦由其保护之备至耳。兹谨将其昔日补救之方法，与现在之困难情形，为我总办分别陈录于下：查德人占领之初，先开水沟以泄积水，次修马路以利交通。其领地建造房屋者，到署则格外优待。其或有钱财不足者，但持房图画示，已领建筑证者，即可到德署取钞。其有拖欠房租者，一经禀明，立即严行追讨。例如债务人共计欠外债至二千元，内有欠房租五百元，但经官署拍卖时仅得洋一千元，即仅先将房租五百元如数扣下，其余五百元再由众债主均分。至于东西镇小房，拖欠房租二、三十元或一、二十元者，房主会同该镇公所限期拍卖家具以偿房租。德署犹以为不便，嗣后则谕令各房租有欠房租者，房主可遂便锁门拍卖，勿庸禀明。盖德人以为房主既有纳税之义务，即有自主之权利。法良意美，商民称便，是以蒸蒸日上，可与津沪鼎足并立。日本踵而行之，沿为定例，所以有余钱者领地盖房，其钱不足者亦将房抵押到银行取钱。讵料我国接收以后，无业游民一拥而至。凡空闲之处，皆可遂意支打土屋。既无增于国课，亦有碍于卫生，徒令外人留为笑柄。官厅无国税之收入，而房主亦间接受其影响，是以西岭一带，闲房特多，近更日甚一日。而租房者结为团体，以拳足交加，为房租之代价。禀明警察署，则推为债务，应至审判厅控诉。伏思西岭楼房每间不过一元有零，使半年不交亦只七八元耳。谁能以有用之光阴，徒费于无用之地？是以含忍不发。而若辈反更张大其辞，谓西岭之房无庸纳租。窃抗债之名，阴行把持之实，而房主首当其冲，后患何堪！设想若不设法挽救，不但地税卫生等费无力缴纳，恐将演成不可思议之困难。官厅将何以善其后哉？为此恳切陈辞，望祈设法挽救，以苏民困而重国课，不胜迫切盼祷之至等情。据此，查原呈所陈称租户抗租之恶习，房主受损之困难，谅系实情。惟所称德日时代处理办法，类如债务诉讼经官厅拍卖其物产时，先仅所欠房租扣还，又东西镇租户拖欠房租，房主得以随便锁门拍卖其家具各节，核与法律人情均有未合。倘租户果有抗不纳租情事，房主仅可据理告官厅，自有公平之处理。何致含忍不言甘受损失？至称无业游民在本埠空闲之处任意搭盖土房，既无增于国税更有碍于卫生，且房主亦间接受其影响一事，如果属实，自当查禁。应候令行警察厅查明办理。再，查前督办公署，曾准农商部来函咨：同一区域三十里内，不得有两商会之设立。东西镇商会因逼近青岛总商会之故，已在取消之列，业经分别行知，遵照在案。是西镇商会名义，在名义、在法律上已不适用，此次该前西镇商会，仍用该会名义呈请，殊属非是。合行令仰该总商会，即便转饬一并遵照，立将该前西镇商会名义图章取消，不得再行沿用以符定事。”

1925年的秋天，西镇是个难题，解题之策，尚在路上。西镇之外，同样哈欠不断，鼾声连绵，一城落叶纷纷。

海岸线上的青岛，看似曙光乍现，风景旖旎，而内里却百弊丛生。看前路，更加扑朔迷离。

第三章 破冰 · 牵一发而动全身

青岛自以城市面貌出现之始，就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在。青岛之牵挂，乃中国之牵挂，世界之牵挂。在20世纪早期，青岛的城市化拓展愈深入，命运愈起伏跌宕，这份牵挂就愈发强烈。这就像是森林里百鸟争鸣杂乱无章，可有一只鸟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啸，周围的鸟类立刻就屏住呼吸，等待一个奇迹的出现。

青岛就是这个奇迹。

“自山东问题两次喧腾于列强会议之后，人人皆知世界上有一个青岛，中华民国有一个青岛，山东省之海滨有一个青岛。简言之，青岛为中华民国山东省属之一岛也，重言之，此青岛有万国公共商港之资格，有万国公共避暑地之资格，且有万国公园之资格。我足迹未履青岛以前，心目中但觉青岛非常重要，而不知其如何重要也；但觉此重要之青岛，必须收回，而不知其如何方可收回也；既到青岛，益恍然此青岛之不可不收回。”这是商务印书馆国文部长庄俞1922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感言。同年庄俞第一次到青岛的时候，这个命运多舛的城市正经历又一次历史性转折。（3-3）

作为旅行记录，庄俞1922年写的《青岛一瞥》，是继1914年洪深写作《青岛闻见录》之后，又一份重要的中文考察文献，对青岛不过20多年的城市开发脉络、街市、港口、房屋、工商、教育、海关、林务，一一进行了描述。1914年洪深在青岛的时候，青岛正经历日德战事的前夜。八年后，北京政府收回青岛的努力，则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庄俞写在《青岛一瞥》末尾的这段话，可谓代表了一国人的期待：“吾国国民，当公认青岛有万国公共商港之资格，有万国公共避暑地之资格，且有万国公园之资格，合全国智力财力以经营之，不达目的不止。”《青岛一瞥》刊出四个月后，青岛完成主权回归。一国人的期待，在经过了1919年北京学生街头抗议的洗礼后，终于尘埃落定。

之后几年，作为“万国公园”的青岛被各界持续关注，国人一睹为快，游人如织，知识人的各种游记在公共媒介上屡见不鲜。

20世纪早期浮光掠影的青岛到游者，杜煐是不太被注意的一位。其1920年代初在清华学校就读，行踪曾出现在清华学校国文与伦理教员汪鸾翔1923年6月4日的《炳烛斋日记》中。是日汪鸾翔记曰：“早乘人力车至校，午后三至四上一课。高二乙，温习，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晚饮酒一杯半，杜煐来谈。”

1925年4月清明节，杜煐乘胶济铁路火车到青岛，在林木致密的第一公园寓所里拜访了凌道扬、凌达扬两兄弟，景气清鲜之中厚蒙招待。青岛接收之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林学硕士凌道扬，出任胶澳商埠农林事务所所长，生活并工作在汇泉湾畔的密林之中，与他的广东老乡康有为时常往来。早在1923年3月31日，《申报》就曾在以《接收后之青岛现状》为题的一篇报道中，竭力赞扬过凌道扬：“青岛督办统治之下，比较未退步者，要算农林事务所。日在整理开拓之中，所有保护林业规则及分区等均已重新更订。据闻自接收以来，日人之来伐木者拘捕有五十余人之多。近该管所长与日领事据理交涉以后，若辈已不敢尝试。所长为凌道扬氏，一林业专家也。”对严格限制青岛民有林自由砍伐，凌道扬拿到的尚方宝剑，是1923年2月27日山东省长兼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给出的一道命令：“据呈已悉。所称民有林巩固砂土、涵养水源，亟宜设法保护，並示以限制，不得任各林主自由砍伐等情，所见甚是。至称日人经管林务，对于民有林每年只准剪伐一次，且须查明是否已达剪伐之期，始给许可证各节，似宜仿照办理。仰该局长查明本埠区域以内民有林实在情形，规定每年剪伐时期。其在剪伐期前，应由各林主呈报，该局派员调查，认为可予剪伐，始给许可证。逐项拟订简明规则，呈候核准，公布施行。此令。”

忙里偷闲，凌道扬很乐意帮助杜煐熟悉青岛。6月7日早上，凌道扬代为约定两辆汽车，由耿作霖导游，领着杜煐等人绕行市内一周，其后同往崂山观光。

杜煐似乎很快就喜欢上了青岛。其一边抱怨这里的昂贵生活费用，一边饶有兴致地东奔西走，感受其中的不同之处：“青岛气候，在春季颇冷，风亦多，惟一日间温度颇平均，绝不感一日三换衣之劳。余等在济，唇干难耐，及至青，均自愈，是青地气候宜人之一证也。青岛倚山成市，滨海为生，故市内起伏无常。惟德人布置经营得宜，街道整洁宽畅，湾多坡陡，尤增兴趣，居高望海，更饶风味也。德人筑屋，喜用红顶，日人效之，中国人效之，故远望青岛，红屋遍山腹，绿林回绕其间，景极幽致。时殖暮春之初，港水虽佳，少人点缀，惟浴室十数座，空待海边耳。”（3-4）

杜煐就青岛城区交通状况的记述，寥寥数语，却也不乏情趣：“青岛市面交通仍以洋车为便，因生活高，故价亦昂。每人每日约须一元二三角。因街道上下不一，行动颇慢。汽车价每钟约三元，车大可坐六七人，青市宽阔，略平，价虽稍昂，乘之确服舒。马车可坐四五人，日价四五元不等。”一辆车一小时三块钱，的确不便宜，1922年版的《青岛概览》记载，当时《青岛新报》一年的订阅费也不过六元，六七个人坐车两小时的汽车，一年的订阅费就泡汤了。

《青岛概览》刊登的1920年代餐饮价格，也非一般市民所能够经常享用，每桌菜价八到二十元，宴会招妓侍酒二元，唱戏加一元。日本人的料理馆，都有侍酒者，每人费用在十到三十元不等。在青岛的日本人，每月平均用于料理馆的支出在二十五元左右，这已是青岛日侨多年保持的习惯。

杜煐青岛之行的前一年，北京大学学生冯至，也被刚刚受聘胶澳中学的顾随召唤到了青岛，两个人在这个陌生的海滨城市，似乎欢快无比：“我们于7月初到青岛。我们这两个土生土长的燕南赵北人第一次看见海，非常兴奋。无论是海，是山，是花木园林以及一些建筑，无处不是新鲜的。”

顾随1924年7月8日在给京师友人的信中，披露了冯至在青岛浴场遭遇的一丝尴尬，“君培在此间，每日下海，洗海水浴，入市作浪漫游，读书作文，都极兴会，惟时见东西洋妇女健如初生乳虎，自惭文弱，颇觉不安。”

与沉浸在“优美而又忧伤”中间的旅行者冯至不同，顾随一开始就有“青岛非我久居之地”的预感，这是因为“此间气候湿润(弟之患湿气，未必不由于此，久当安之若素耳)中和，夏无盛暑，刻下早晚尚可衣夹，夜睡必须盖被。至于大海之壮伟，森林之葱郁，尤为北方所罕觏。而弟总觉与我情调不合。弟刻下之情调，极近于都市生活。”就早期与青岛发生不同关联的异乡人来说，顾随这般“与我情调不合”的表达，并不多见。

作为朋友，冯至对顾随的心性，倒是能够理解：“我是八月中旬离开青岛的。我们朝夕相处，过了四十多天，我对于羡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在众人中间，从来不表露自己，显示才能，正如他后来在一首词里所说的‘处处追求寂寞，时时厌恶聪明’。”

不过，同期也在胶澳中学任教的重庆人陈翔鹤，却对这里湿漉漉的气候，很快适应。1924年7月30日他在给杨晦的一封信中说，“自从来青岛后，因为天气阴湿的原故，紧张的心情也一天一天地松弛下去，接朋友的信倒有八九封，而自己发出的信只不过一两封……”

比杜煐和冯至晚几年见到青岛的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教师陈伯吹，对青岛第一印象，和他们大差不差：“第一次在青岛见面，我这个青年人的的确确给青岛的美丽陶醉了，仿佛是喝了用甘美的泉水酿出来的香烈的酒一般的醉。青岛的蓝澄澄的海水，青岛的连绵起伏的小山冈，青岛的建筑精美的房子，在绿林丛中冒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红屋顶，青岛的微有坡度、弯曲有致的马路，青岛的像长臂一样地伸到海里去的栈桥等等，都给了我忘却不了的如诗如画般的印象。”

其实，冯至和陈伯吹对大海的向往，和早在1914年就进入青岛德华高等专门学堂读书的宗白华很近似，只是当年到青岛的时候，这个出生安庆的常熟少年，比他们两人年龄更小，情感表达更真挚纯粹：“十七岁一场大病之后，我扶着弱体到青岛去求学，病后的神经是特别灵敏，青岛海风吹醒我心灵的成年。世界是美丽的，生命是壮阔的，海是世界和生命的象征。这时我欢喜海，就像我以前欢喜云。我喜欢月夜的海、星夜的海、狂风怒涛的海、清晨晓雾的海，落照里几点遥远的白帆掩映着一望无尽的金碧的海。有时崖边独坐，柔波软语，絮絮如诉衷曲。我爱它，我懂它，就同人懂得他爱人的灵魂与玉体底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微茫的动作一样”

宗白华露骨的坦白，好多年后看上去，甚至让人有些愧疚：“青岛的半年没读过一首诗，没有写过一首诗，然而那生活却是诗，是我生命里最富于诗境的一段。青年的心襟时时像春天的天空，晴朗愉快，没有一点尘滓，俯瞰着波涛万状的大海，而自守着明爽的天真。”

不过，对一个日趋商业化的城市来说，脆弱的“天真”，很容易被摧毁。而摧毁掉“天真”的城市，却并不觉得愧疚。失去“天真”的城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溃烂便不可抑止，一面歌舞升平，一面风声鹤唳，一边闻鸡起舞，一边灯红酒绿。于是，“天真”与毁灭“天真”之间的角逐，最终就成了没有胜利者的游戏。

第三章 破冰 · 被放大的节日

对已分别经历了德日两个管制时期的青岛，叶春墀在临近回归的1922年早春，曾如是概括：“青岛一隅，各省人士，咸汇萃焉，要以山东人为最多，征诸史承，俗尚勤俭。富于取进。与外人接触机会虽多，无浮华轻薄之风。敦信义，重然诺。对于物质上之文明，确已日新月异。而学问上之进步殊鲜，尤缺乏普通法律智识。故一与外人交涉，动辄失败，非无因也。”与25年前相比较，青岛已然破茧而出，一切今非昔比，唯“敦信义，重然诺”的真性情尚存，这是所有审时度势的银行家都不能无视的财富生长资源。

1923年4月26日，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编辑的一份《经济周报》创刊，标志着青岛主权回归后日本资本的工商业，转入一种更具市场竞争色彩的生存时期。而同期青岛的日本资本，已在纺织、印染、榨油、火柴、建筑、土产贸易、酿酒、水产、洋灰、印刷、航运等行业建立了稳定的市场。就商业而言，1923 年11月北京《商学季刊》刊登的《青岛济南商工业调查记》，比较了中日资本的不同组织形态与经营状况：“青岛华人商业组织，资本虽少，但多另有财东，负无限责任，故财力充实，信用亦著，其为公司组织者，比较鲜少。至日人方面，则公司组织数目，自民国四年以来，日有增加，成功者固多，失败者亦复不少，除少数有信用各家外，营业成绩，均为不良，股票价格，均在票面以下。”

1923年1月21 日，距离青岛回归刚好40天，青岛就发生了一起使用中国银行假票案，致使山东省长兼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急忙发出训令，以免事态扩大：“案据本埠码头局呈称，窃职局本日午后二时，征收员宋镜海征收各项纳费，发见中国银行十元假票一张。事关证劵伪造使用，当将纳费之日人绪方久雄扭获，并连同人证，送交水上警察署办理。惟行使假票，虽经职局初次发见，料其行使必久，对于将来，尤应妥为防范，以免混淆金融。应请钧署，迅速通饬治安及征收机关，一体严防，以重市政。所有征收人员，发见假票各情形，理合呈请鉴核备查等情。据此。除令行警察厅严加讯究，并函中国银行查照外，合行令仰该场以后关于征收税费，务须特别注意。”

显然，对熊炳琦和中国银行来说，回归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而对青岛的日常运转来说，假票毕竟容易识别，而真钱的匮乏，却始终是个大问题，令人寝食难安。1924年5月14日，德国传教士和士谦在写给前青岛建筑商希姆森的信中，描绘了一幅令人尴尬的景象：“我无法从中国报道出举世震撼的消息，因为青岛地方政府的第一阶段行动以300万美元的赤字告终，并未令任何人感到惊奇。是的，要是手头还有盈余，我会感到高兴，但在一直缺钱的情况下，人们便不再为之振奋了。北京财政部的开支超过了国家收入的 17倍，公务员已数月未领到薪金，一切可抵押之物都被债权国把持，当权者逐渐被无动于衷的情绪侵袭。”与此同时，和士谦也以无可奈何的语气，表达了对德国失去青岛的遗憾：“春天过去了，带走了一切权势与辉煌。人们仍回忆着在中国北方的这段美好时光。多尔德女士从奥托·里特豪森的遗产管理人约翰内斯•穆勒手里买下了这套膳宿公寓，杜芬贝克女士和海因策尔小姐则分别新开了一家。迈尔花费 1.4万美元拥有了这家德国面包房，一切都为上海的浴场疗养客和美国舰队的到来准备就绪，而眼下这帮人正在烟台进行着大额消费。”

对不同的人，曙光与希望，矛盾与困惑，怀旧与生长，都清晰异常。

1922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地位开始凸显。1923年7月5日交通银行青岛支行成立，与之前业已立足的中国银行很快形成掎角之势，以图一统金融江湖。典型的一例，是1923年11月两行以发行辅币的方式，稳定“日形紊乱”的本地金融市况，《银行杂志》就此报道说：“青岛自辅币充斥，行使贴水，商民困苦。商埠督办公署迭与中交两银行磋商，发行零角纸币，以免兑换畸零，业经双方认可。现已制印通行矣。”中交两行在青岛市面发行的辅币劵，分五角、二角、一角三种，劵面注明满十角兑大洋一元，零角不兑字样，庶防流弊。胶澳商埠督办公署随后通告商会、铁路、海关等各机关，一律严守。

不过，面子有了，里子也得撑起来。1926年10月1日，青岛总商会奉命向青岛各银行借债款十万，中国银行出两万，占五分之一。青岛档案馆保存的一纸青岛总商会出具的借据，将政府、商会、银行的关系，界定的一清二楚：“查本会案奉山东保安总司令张、山东省长林训令，添募公债十万元，就近拨交胶东护军使毕，以资饷需等因。奉此。本会当即召集联席会议共商积极措办方法，佥以一时筹募不及，惟有先向本埠各银行息借以济眉急。今借到贵行大洋二万元整，订明按照银行借款规定计息，一俟公债收入，即按本息如数清偿。合立正式借据为证。右借据请中国银行收执。”幸亏“山东保安总司令张”与“胶东护军使毕”之类地方军阀多寿命不长，否则一个一个十万这么折腾下来，十个八个的中国银行也受不了。

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力的强化，中央银行1929年9月16日正式在青岛设置分行。而在此前两个半月的1929年7月1日，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开始统辖山东境内的中行业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派稽核王祖训兼代青岛分行总理。随后，中国银行通过领导青岛银钱业废除胶平银，打破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垄断局面，一跃而成为青岛的转帐中心。1930年8月，《中行月刊》刊载青岛中国银行编制的长篇《青岛贸易状况调查》，称“本行自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后，负有扶助产业，发展国际贸易重任。”这时的中银已非同昔日，其声势动辄令一条中山路熠熠生辉。

主持青岛中国银行后，王祖训给练习生提出了四点要求，即信用、操守、诚实、周密，并将这四条作为准则，贯穿在青岛中国银行业务拓展的全过程中。王祖训的四点要求，信用为首，而这恰恰也是银行业是立身之本。由此，青岛中国银行以信用为灵魂，以操守、诚实、周密为管理与运转要素，从里到外夯实了发展基础。这让1930年代以青岛中国银行为标杆的中山路金融戏剧渐入佳境，成为了可能。而在这一过程中，王祖训无疑居功至伟。

1932年，鉴于青岛各家银行都有增建营业大楼的需要，也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经年吃紧的压力，青岛市府决定由银行公会出面，开发由中山路、曲阜路、河南路、肥城路围合的第四公园土地，并很快完成招租。领租土地的银行中间，包括中国银行。不料，事情刚刚有了眉目，中国银行领租之地的就横生枝节，引发舆论关注。1932年6月12日，《青岛民报》刊登捷闻社的一条消息说，“第四公园前由银行公会领租，作为建筑地之消息早见各报登载，兹闻中国银行所领之三五六方步现以代价十二万元，卖与义聚号，昨已成立契约云。”将领租建营业楼的土地卖了，并不是小事，一时舆论哗然。六天后，《青岛民报》以“来函照登”方式，刊登了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第三科启事，称“前阅贵报新闻栏内载有中国银行将前租第四公园之地转让义聚一则，经财政局去函词问，据该行函复并无其事。相应抄录原件函请贵报遵照出版法第二项之规定更正为荷。”

一场乌龙下来，证实了中国银行所领之地无恙，也预示着第四公园银行建筑群的开发，将进入设施阶段。就在这几天，有个叫戴涧生的人，也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说他在青岛中国银行开设定期存款所用的椭圆形图章丢了，声明作废。围绕着中国银行的大小两件事，市政秘书处第三科的启事证了伪，储户戴涧生的启事避了险，都算是“亡羊补牢”之举，有张有弛，有得有失。而在中山路上，这不过是每日喧哗不停的新闻消费中，不多不少的蘸料，算不上热点，却也不可或缺。

接下来便是中银青岛的节日了：1934年1月31日，颇有些金融旗舰意味的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大楼在中山路建成。陆谦受、吴景奇设计的具有鲜明现代风格的新楼，位于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数栋银行建筑之首，与同期建成的中国实业银行、山左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青岛银行公会紧密成组团，构成了中山路金融街的完整序列。（3-5）

陆谦受和吴景奇都是广东人，一个出生新会，一个出生南海。陆谦受幼年随父赴英国，1930年毕业于伦敦英国建筑学会建筑学院，并成为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会员。1930年陆谦受回国，主持上海中国银行建筑课。吴景奇年长陆谦受四岁，1931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科硕士学位，1931年11月经范文照和谭垣介绍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1932年进入中国银行建筑课，成为陆谦受的合作者，共同设计了中国银行的大量建筑。1933年两人联合进行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大楼设计的时候，陆谦受29岁，吴景奇33岁。

中国银行的专职建筑师陆谦受和吴景奇，是一个试图将“实用需要、时代背景、美术原理、文化精神”统一在中银建筑中的完美设计组合，而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大楼，恰恰是两人显现时代创新精神的最早实践。完成中银青岛大楼设计两年后，陆谦受与吴景奇联合发表《我们的主张》，直言不讳地表示：“建筑要能充分地显出我们这一个时代进化的特点，不要开倒车，速人家怀疑着现在是唐还是宋。”这份看上去娓娓道来的建筑主张，宣言的意味不言而喻，也在文化精神上与之前建成的青岛交通银行大厦，拉开了距离。

陆谦受与吴景奇的主张，其实并不仅仅适用于建筑变革。就社会演变来看，国人并不匮乏有头脑和创新意识的个体，只是极少形成群体意识。但凡成气候都是群星璀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而陆谦受、吴景奇和中国银行，恰恰处在这样一个觉醒时代的边缘。

或许因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留学背景，在进行青岛中国银行大楼设计的同时，吴景奇与同样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童寯，以及密歇根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徐敬直，共同主持了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可惜该方案因故没能实现。后由美国建筑师茂菲主持设计，芝加哥华人建筑师过元熙负责设计细化和实施监工。由此看，吴景奇这些建筑师的海外经历和开放观念，已经在主流社会中获得了相当的认同。

1930年代伊始，青岛正酝酿一场涉及范围广泛的“城市复兴”，并拟定了纽约、伦敦、巴黎和柏林四个对标城市，试图后来居上。放在这样一个开阔背景下看青岛中国银行大楼的设计过程，就很容易发现其所具有的方向性意义。陆谦受与吴景奇们“不要开倒车”的提醒，既是一代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意识的觉悟，也是鞭策社会向前进的警示钟。因为，就一组标志性建筑来说，中山路1930年代中期破土而出的银行建筑群，所呈现出的清新精神面貌，与马路对面德国租借地时代的因循守旧之风，已迥然不同。

完成了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大楼的设计后，陆谦受与吴景奇继续合作，着手进行大学路中国银行员工宿舍的设计，并邀请徐垚参与设计部分建筑和围墙，由赵诗麟进行工程设计。而之前在中山路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大楼的建设中，徐垚也曾参与工程设计，刘铨法则实施监工。大学路中国银行员工宿舍，与国立山东大学近在咫尺，在山大前后任教的杨振声、赵太侔、梁实秋、老舍、洪深，都居住在附近。老舍写作《骆驼祥子》时租住的房子，仅与中国银行宿舍一墙之隔。与本地金融界的许多头面人物一样，青岛中银经理王祖训也喜欢京戏，于是就在大学路中国银行宿舍成立了一个广厦堂剧社，并在1934年承蒙于振之加入。每逢周末，广厦堂必有演出，院中家家户户去礼堂占座，热闹得如同节日。

作为青岛银行公会主席，王祖训领导的青岛中国银行，给镀金时代青岛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统计显示，1936年末，中银青岛拥有存款1133万元，放款1145万元。与此同时，中银青岛设有保险公司，投资经营义利油厂、中兴面粉厂、华义贸易公司、青岛国货公司、仁丰纺织公司、济南打包公司等企业，成为当时青岛实力最强的银行。

但也就在同一个时期，日本在青岛的经济势力，也有增无减。及至1930年，日本资本在青岛工业企业的投资规模，已呈泰山压顶之势，几乎难以撼动。据东三省官银号《经济月刊》刊登的《青岛日人之工业投资共一亿一千五百万元》的调查显示：“德人占据青岛计十六年，日人占据青岛计八年，至今我国接收亦已八年。而德人在青岛之势力，已消减殆尽，日人之潜势力，至今犹根深蒂固，不论政治上经济上我国处处受其牵掣。推原厥因，日人在青树立经济上之坚固基础使然也。日人在青之商业投资，一时不易调查，至工业投资，据最近调查计一一四、七二三、〇〇〇元，超出于华人之投资于工业者，数十百倍。”

面对日本资本的长驱直入，教师刘少文1929年在《青岛百吟》里面，对馆陶路青岛商品陈列馆的建立，禁不住发出了一声感叹：“果然人造夺天工，花样翻新迥不同。建国正当廿世纪，全凭商战震寰中。”

在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金融资本源源不断的润滑下，从建筑、筑港、发电、屠宰、啤酒、汽水、土产、贩运、蛋业、面粉等都市服务类工商业起步，到以银行、信托、保险、纺织、印染、榨油、物产、盐业、运输等具有开阔市场的综合经济门类的确立与崛起，是青岛城市开发期向城市拓展期过渡性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的不断刺激，都市工商业对传统观念潜移默化的改变，无疑举足轻重。都市工商业的资本趣味慢渗透到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最终成为一种不分彼此的都市集合体。

第三章 破冰 · 安装沃的斯电梯的大楼

在中山路上，与中银青岛比肩的还有交通银行。1923年7月5日，交通银行在中山路21号成立青岛支行，受天津分行管辖。这家1908年3月4日在北京成立，原系清政府邮传部为经理铁路、电报、邮政、航运事业的收付而设立的官商合办银行，在辛亥革命后，已取得了北洋政府国家银行地位。青岛交通银行的设置时间，要晚于烟台、济南，更迟于1915年成立的黄县分支，其业务与中国银行相仿佛，除发行兑换券，经理胶济铁路、青岛邮局等款项收付外，并办理存、放、汇一般业务，但无国外汇兑。据1928年5月18日《顺天时报》的报道，青岛交通银行行长在当天易人，原大连交通银行行长姚仲拔抵达青岛接任。

人过中年的姚仲拔，金融从业经历不亚于任何一个青岛同行，不乏历练，也不乏抱负。很多时候，他更像一个融合了理想信念与理性精神的银行规划师，而不是一个刻板的金融操盘手。这从他之前的一系列作为上，可以若隐若现地看出端倪。其1888年出生在浙江绍兴，比同乡作家鲁迅小七岁。成年后进入上海银行界，与上海银行公会关系密切。1910年代中期以来，其在上海银行公会主办的《银行周报》等杂志上撰写了大量行业动向和分析文章，其中包括《上海银行公会代兑中法钞券纪略》等，并以《银行周报》为平台，与于树德等人广泛参与了欧美银行合并联合理论的传播，以图规避不断高涨的金融风潮。1920年上海银行公会发起创办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杭州、济南、蚌埠、广州等地公会的23名代表，公推陈光甫、李馥苏、钱新之、马寅初、姚仲拔五人为筹备员。同年12月6日召开成立会，设会址北京。

1920年8月，姚仲拔提出《筹设上海银行交换所之提议》。1922年为编订票据法事，上海银行公会组织票据法研究委员会，姚仲拔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副经理徐寄庼负责进行了各省商埠票据习惯调查，为票据立法积累了基础数据。最后由徐寄庼、姚仲拔、徐沧水三人，拟订出上海票据交换所章程草案。

1925年1月，齐白石曾为“仲拔先生”画过一幅《富贵耄耋》。长幅画中，顶端一只黑白花猫卧于褐色石上，碧眼红鼻，神情倦怠地盯着画外。其下为一只蝴蝶和两朵牡丹，款识曰“仲拔先生清正，齐璜制于燕”，左右补题两诗：一为“栩栩穿花蝶梦阑，猫儿得失见心肝。若非画出皮毛异，可乱山中虎子看。白石又题”；二为“看花人密遍长安，二月轻衫未觉寒。花外一拳人不见，牡丹香艳石头顽。甲子冬十二月十又三日，灯昏，白石再题”。

甲子冬十二月十又三日，为鼠年丁丑月辛卯日，小寒第二天，公历1925年1月7日。这一年，在北京声名渐起的湘潭画家齐璜61岁，而在银行界驾轻就熟的绍兴晚辈姚仲拔，也已37岁了。此刻的姚仲拔，看上去应对银行事务的精力与经验，都游刃有余。

1928年夏天，姚仲拔的到来，似乎预示着青岛交通银行迎来了一个扩张期。其显著标志，就是中山路青岛交通银行大厦的建设。

迟到的交通银行似乎比中银更热衷于显示实力。姚仲拔到任一年后的1929年7月，由中国最早的建筑留学生庄俊设计的银行新办公楼，开始在中山路93号筹建。1933年3月16日，蔚为壮观的交通银行大厦建成。巨大的科林新立柱顶天立地，使其几成周边同类建筑的精神主宰。在风格选择上，交通银行与近在咫尺的中国银行显然背道而驰，一个保守的古典主义色彩浓郁，一个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现代主义精神。（3-6）

青岛交通银行大厦建设期间，北平交通银行新屋落成，交通银行董事长卢学溥由上海过青岛转往北平，与姚仲拔短暂会面，指导业务。1932年6月5日的《青岛民报》记录了全过程：“前财政次长现国民政府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暨交通银行董事长卢学溥氏，及董事李弗候氏，昨午由沪来青，交行经副理姚仲拔徐勉之及卢氏亲友等，均赴码头迎迓。卢氏等当至交通银行稍憩，并指示该行业务，晚间该行同人在行内为卢李两氏洗尘，闻卢氏等因急于赴平参与北平分行新屋落成典礼，故当晚即乘一次车赴济转往北平云。”卢学溥祝贺北平交通银行新屋告竣九个月后，丝毫不比北平交行逊色的青岛交通银行大厦，巍峨出现在中山路上，并引来无数赞叹。

在建筑界，青岛交通银行很快成为“应用古典派建筑式样”的标志性设计。1934年3月出版的一期《中国建筑》杂志刊登了《青岛交通银行建筑始末记》，记录下该银行大楼的建设概况：“青岛交通银行，位于中山大马路，交通便利，为自己购地兴建。由庄俊建筑师设计绘图，采纯粹古典派建筑样式。起建于民国廿一年，历程约十月，即告完成。全部工程采用防火材料，门窗尽用钢质，外部面样采用上等芝麻石。全厦共五层，地下层为锅炉房及库房，计分大库，小库，与保险库等。第一层为营业室，二层为会计室会议室及待客室等，以上二层则作出租之写字间。造价及设备，计费国币二十二万元。在规模较大之建筑物中，可称十分经济。全部工程由申泰兴记营造厂承造，水电及暖气为祝礼德洋行设备，电梯部分则为沃的斯电梯公司安装。至于内部家具尽属美艺公司设计，完全采用新式图样，新颖家具与古派建筑映照起来，亦别具风味也。”这篇类似“立此存照”的短文，将青岛交通银行建筑的来龙去脉与里里外外，交代得一清二楚。同期《中国建筑》杂志在一张大厦正面照片的下面，写了这样几句打油诗一般的推广词：“新派建筑也好，古派建筑也好，建筑目的，所为的不过是适用也坚牢；费用十分经济。业主岂不更道好！”有意味的是，新建的青岛交通银行内部家具是新式的，接待室墙上挂的字画，却一派中国传统韵味，相互兼容并存的空间感受，令人印象深刻。联想到1925年齐白石曾为“仲拔先生”画过《富贵耄耋》，楼主人的趣味与偏好，自可在其中管中窥豹。

青岛交通银行安装的沃的斯电梯，1853年由美国人伊莱沙·格雷夫斯·奥的斯发明，并在当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进行了展示。四年后，沃的斯电梯公司在纽约安装了第一台乘客电梯，实现了电梯的商业运营。1900年，沃的斯电梯公司在巴黎博览会推出自动扶梯，随后在1908年为上海外滩的汇中饭店安装了其在中国的首部电梯。斯电梯公司自此进入中国电梯市场，成为电梯工业的标杆。因为之前青岛的工务机构一直对城市建筑的高度有明确限制，所以使用电梯的公共设施并不多。中山路交通银行大楼安装的沃的斯电梯，一时带来了街谈巷议的轰动效应，为业界津津乐道。

青岛交通银行的承造商申泰兴记，前身为前清秀才钱维之创办的上海申泰营造厂。钱氏为江苏吴县人，19世纪末弃文从商，到1900年时已成为京津知名建筑商。1920年钱维之回沪筹办振苏砖瓦厂，聘请德国技师以提高产品竞争力，依此再组建上海申泰兴记营造厂。1926年钱维之去世后，振苏由次子钱郁如继承，申泰由三子钱馨如继承，继续发扬光大。后来钱郁如参与筹建了上海市砖瓦灰石业同业公会，钱馨如则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1932年至1934年完成建造的中国实业银行青岛分行，也是申泰兴记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创始人的庄俊，在完成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创作后，设计思想转向。1935年9月，庄俊在《中国建筑》上发表《建筑之样式》一文，对现代建筑推崇备至，认为是“顺时代需要之趋势而成功者也”。这与此前一年多试图契合“时代之趋势”的中银青岛新楼，在观念上形成了呼应。也许，这也是这两大国家银行在冥冥之中的一种宿命。

第三章 破冰 · 灯火阑珊处

1931年7月1日，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辑出版《交通银行同人录》，显示青岛被列为一等支行，简称岛行，1923年7月开办，地址为中山路30号。主要同人有：

经理姚仲拔，43岁，籍贯浙江绍兴，住金口一路23号；

代理副理徐永年，31岁，籍贯浙江桐乡，住太平路27号；

文书股主任陈福乾，31岁，籍贯江苏淮阴，住观海二路17号；

办事员沈时霖，31岁，籍贯浙江桐乡，住本行宿舍；

办事员陶孝洁，26岁，籍贯浙江绍兴，住观海二路19号；

会计股代主任许国洁，34岁，籍贯浙江海宁，住青城路19号；

出纳股主任汪国辉，40岁，籍贯湖南长沙，住本行宿舍；

仓库主任陆湘，39岁，籍贯江苏宜兴，住青城路19号。

余职员若干，实习生若干，库管员若干，《交通银行同人录》里都有名有姓，有籍贯有年龄有住址。一行行的白纸黑字，透露出的却不乏济济一堂的井井有条。姚仲拔住的金口一路，环山绕坡，面朝大海，北面是国立大学，高处是湛山精舍，海滨公园近在咫尺。从住所到中山路交通银行的新老办公楼，都不过十分钟车程，且一路海风吹拂，风景如画。入夜归途，灯火阑珊。

作为一个踌躇满志的一等支行，青岛交通银行管天管地管风管雨，也管柴米油盐酱醋茶。1932年5月16日，青岛交行奉国府财政部核准另拨资本50万元，设置专部办理储蓄业务，以“辅助民众投资发展社会经济”，开办所有各项定期活期储蓄，并广而告之。当月23日《青岛民报》刊登消息，称效果明显：“本市交通银行储蓄部开幕以来，迄今日适为一周，闻存入储款已超出五万元以上，储款中除活期及整存整付两项外，多以零存整付及特种定期两种存款特多，零存整付之优点在以少积多，利上加利，为按期存二元二角三分，十五年后可得洋一千元，多则类推，特种定期存款之优点在一劳永逸，亦利上加利，为一次存入二百元六角四分，十五年后可得银一千元，此两种存款之所以受人欢迎者，据该行职员云，大都由于为父母者为子女学费及婚嫁费之储备，为本人养老费着想者亦不占少数，故以儿女姓名开户存款者极多云。”

在1932年的这个春天，中山路第四公园春暖花开，万象更新。英国驻青岛领事馆举行仪式，庆祝英皇诞辰，引来一群笑容可掬的道贺者。青岛国货商场的国货运动委员会，正酝酿一场为期一个月的夏季大赠衫活动，以吸引更多国货购买者的注意力。一个叫宫本义的商人，则在沧口路38号开设了一家明星舞场，五光十色，歌舞升平。交通银行的十五年特种定期储蓄规划，看上去美轮美奂，尽管九一八的炮声已打破了东北的平静，但并没有人预测到七年后，这一切会在中山路上成为水中捞月一般的幻影。

与中国银行一样，交行的好日子并没有很快成为过眼烟云。1935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修正《交通银行条例》，增加官股。同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后，交通银行被指定为发行货币和无限制买卖外汇的银行。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交行青岛支行脱离了天津分行的控制，升格为三等分行，统辖山东交行序列内机构，成为交行在山东的货币发行和资金调拨中心。1936年底存款达673万元，放款476万元，在青岛各银行中仅次于中国银行青岛分行。

1930年代，中交两银行对青岛的经济运行与城市建设，贡献良多。两行的责任者并直接参与了市政规划、社会慈善等公共事务，如华新纱厂常务董事周志俊曾回忆，“在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时，曾聘任余参加青岛市政设计委员会，余因建议组织工商界、技术界、学术界共同组织工商学会，以发挥联合作用。当时曾聘中国银行经理王仰先、交通银行经理姚仲拔与余分任正副委员长，并聘大批山东大学教授担负学术研究问题。”

1931年冬，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成立，姚仲拔和宋雨亭、柳文亭、张立堂、梁和璞、董希尧、于维霆等本地工商金融业头面人物21人担任筹备委员，随即开始筹备。这个机构的出现，对打破日本在物品证券交易上的垄断，意义重大。1932年6月15日，青岛市社会局成立工人储蓄指导委员会，姚仲拔和柳文廷被聘为委员。1935年1月27日，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改选，宋雨亭以商会会长身份出任会长，两位副会长分别是姚仲拔和张玉田。

姚仲拔的青岛过往，有若干出人意料的记录。比如1930年8月23日中华农学会13届年会在国立青岛大学开幕，到场会员嘉宾有80人。该会委员长许璇致开幕词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农矿部司长刘运筹、青岛市政府代表汪希、日本农学会代表菊池秋雄、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商品检验局局长牟钧德、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局长凌道扬、青岛商会会长丁锦城、青岛教育局局长韩竹坪、青岛交通银行行长姚仲拔和中山大学代表曾济宽等相继演讲。在这一干讲话者中，姚仲拔是唯一的银行界代表，不知道这是不是与他许多跨行业兴趣有关。

1933年10月《中央银行月报》刊登的《青岛金融机关》调查显示，此期间青岛中国银行经理为王祖训，副经理孙明哲；青岛交通银行经理为姚仲拔，副经理徐永年。从1936年6月的《交行通信》披露的信息看，青岛交行经理姚仲拔此时已是厦门交行经理，他将在京行经理任内的中英文图书168册，一并捐赠给了京行图书馆。其中除大量涉及金融、票据、货币、财政、预算、借款、债券方面的专业图书外，还包括有《六十年中国与日本》《葂丽园诗》《瓦德西拳乱记》等，而这三本书，都与青岛的历史过往息息相关。看上去，姚仲拔似乎兴趣广泛，他先后编著有《经济论集》《票据法研究》《当前货币问题》《四四字典》这样一些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并公开出版，显示出其开阔的视野与知识接受能力。

1934年，在青岛交通银行经理姚仲拔调任厦门之前，青岛中国银行副经理孙明哲，已调往天津，代理中国银行津行经理。很快，曾经在中山路上飘然而过的姚仲拔、王祖训、孙明哲、徐永年们，就淹没在时间的喧嚣之中，落英一般悄然无声。按图索骥地一一敲开老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大门，没有人知道那些发生在大楼里面的种种过往，也没有人愿意钻进故纸堆，去追问一部金融开拓史的来龙去脉。

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相继扎根青岛之后，1928年成立的中央银行也在两年后设置青岛分行。作为名正言顺的国家银行，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为代理国库，收受税款，亦兼营汇兑，存款放款。期间在1935年5月中鲁银行挤提风潮中，中央银行与中交两银行合力挽救维持，三总行与青岛分行频繁与青岛市府沟通，数次协调援助，终无力回天。

蓦然回首，狼藉一片，模糊一片，寂静一片。如果历史只记录光明的部分，那么，不论是对中山路，还是中山路上的国家银行，这段时光的记忆都是无比灿烂的。这种灿烂如果扩大到一个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则尤为珍贵。

第三章 破冰 · 抛物线

钱庄“在金融界上，亦占重要之位置。惟青岛钱庄与他埠之营业不同，不以存放为目的，以买金银票为主要业务。虽似投机，其实并非绝对危险。假如在大连卖出，在青岛买入，上海、大连等处均有坐庄客，探听消息。双方得行市差额之利益。故一方或有损失，一方仍有利益，是为套符。往来全以电报。惟电报费一项，支出甚多。以中等钱庄论，每年亦近万元。而日人之营此业者，多为投机生意。且营业费重，故不易维持于久远。”这是叶春墀1922年2月写在《青岛概要》中的一段话。

对研究青岛城市化早期金融演变轨迹的人们来说，下面这些银号钱庄经理的人名，每一个都可谓一座金光灿灿的奠基石，没有他们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存在和玉汝于成的努力，一部青岛金融开拓史中最基础，最活泼，最坚韧，最具生存适应性的部分，就不可能成立。这份来自1933年《中央银行月报》的调查名单，照亮了本土银钱业财富地图上喧哗无比的路线图：赵镜海、张岳东、张芝坪、刘叔衡、姜砚卿、俞子京、王郁轩、王克仁、曹乾三、范明斋、李春亭、王益堂、王寿山、邹道臣、王升生、王振六、徐锡三、王渭滨、冷宗辉、梁遵五、李际思、俞紫东、张焕文、赵云生。

循着这份名单里陌生前辈们的财富踪迹，去发现本土银号钱庄衍生史呈现的细节，会惊异于民间金融矿藏的丰富，感慨于经营者生命力的顽强。

较之银钱业传统浓郁的内陆地区，青岛在20世纪初叶的地方金融始终处在一种尴尬的边缘境地。这种非核心化使得新城市华人区周边设立的钱庄和地方银行，似乎不能逃脱掉一个幕后乐师的陪衬角色，却也得以使从业者奇异地显现出韧性力量。

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伴随着租借条约的谈判与文本签订，德华银行顺理成章地缔造了对租借地金融业的垄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尽管以大鲍岛中国城为中心的华人商号行栈快速崛起，贸易资本陆续汇聚，但除一些由黄县、掖县、即墨、日照财主开设的小本兑换店外，势单力薄的本地华资钱业却几无拓展余地，无力染指新兴资本市场。直到1905年4月，由烟台谦益丰、顺泰两钱庄合资设立的谦顺银号在青岛开业，成为山东官银号在本地的代理店，租借地的华人金融始露头角。1909年上海金融市场恐慌波及青岛，山东劝业道向德华银行借款100万两，其中50万两存放在谦顺银号，用以青岛、胶州、济南等地的救济事宜。《胶海关1902至1911年报告》记录，华商银行中最主要的是谦顺银号，其在1911年倒闭清算，由山东省银行接管营业。就1900年代银钱业生长的窘迫状况，后来有评论直言：“青岛之钱业在德管时代，因德人对金融取缔甚严，且有德华银行之笼括一切，钱业颇无发展余地，类多小资本之兑换店而已。”

最初的变化是在德国租借地末期出现的，时中山路周边开始有复诚、瑞泰、裕泰、洪顺利等大型钱庄开设，连同经营兑换的小型钱庄，共数十家。随后因占驻青岛的日人提倡使用日金，凡以日金向官府及税费机关缴款者，可享有3%的照顾，商民多购买日金缴纳，经营兑换业务的小钱庄遂逐渐增多。其时中山路上的协源盛、和盛永、利丰号、诚聚泰和周边街道上的义聚诚、和丰德等十数家钱庄的业务较为发达。协源盛1912年创办，资本金27000元，业务种类属存贷汇兑，股东为王渭滨。与协源盛同年创办的义聚诚，资本金要少很多，仅2000元，股东是冷宗辉。

在叶春墀看来，整个日据时期“惟青岛钱庄与他埠之营业不同，不以存放为目的，以买金银票为主要业务。虽似投机，其实并非绝对危险。假如在大连卖出，在青岛买入，上海、大连等处均有坐庄客，探听消息。双方得行市差额之利益。故一方或有损失，一方仍有利益，是为套符。往来全以电报。惟电报费一项，支出甚多。以中等钱庄论，每年亦近万元。而日人之营此业者，多为投机生意。且营业费重，故不易维持于久远。”

对这一转变时期青岛钱庄业的整体面貌，1917年的一期《银行周报》曾描述，“至论青岛金融业势力，则钱业交易较小，因开埠之始，外来各行商号先来营业，钱铺组织落后。故凡做进出口货物之家，大半均含有钱业性质，自做汇兑。所以钱业势力，不甚发达。”多年后，针对本地金融业的薄弱环节，青岛市商会在一份信函中也坦言，“青岛一属于德，再隶于日，在外人势力范围之下，钱业即未得充分发展，故情形与他埠握金融之重心势力者不同。”

1918年6月福兴祥钱庄开业，资本为三万银元，经年吸收市面商号及一般市民存款，经营业绩逐年递增。1922年12月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许多银行次第成立分支机构，钱庄也逐渐增多，业务以买卖日金为主。后因金票用途较少，又逢日本地震，金票暴涨暴落，德义祥、丰泰厚等大钱庄相继倒闭。1925年后开始有以经营存、放、汇业务为主的中鲁银号、义聚合、福聚和、福顺德等钱庄相继开业。福顺德银号初设烟台，后总号迁北京，1925年开设的青岛分号，东主为王益堂，先设址河南路22号，后迁入天津路10号。该号经营存、放、汇等银行业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工商户游资，汇兑业务发达，遇到头寸不足，则辄向汇丰银行等进行拆借，所以很快在青岛各银号中鹤立鸡群。及至1930年代中期，作为福顺德的代表人，王益堂成为青岛钱业的头面人物，连续出任钱业公会的主席委员。

1928年大陆银行青岛支行复业，为招徕业务，开始与银号钱庄对存，其他银行相继效法。从此，各银号钱庄可利用银行头寸增做放款，扩大了业务。值得提及的是，尝试创新的青岛大陆银行后来持续呈现出活泼状态，1934年“为鼓励升学，提倡储蓄”，出台了“奖赠本市本届中学会考办法”，从第一名到第二十名，每人依次奖励60元至8元。

1929至1932年，青岛局势渐次稳定，银号钱庄趋向活跃。检索1932年的一份青岛市钱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单，成员多达37家，另有非会员25家，足见其时行业阵容之强大。

1933年10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青岛金融机关调查中，《青岛银号钱庄调查表》开列出的24家银号钱庄名单，经营范围一律是存贷汇兑，营业情形显示无一亏损，上一年度赢利三万元以上的依次有义聚合、义聚诚、福顺德、协源盛、利元、福兴祥、利丰多家。其中赢利八万元的义聚合远远超过本地同行，被评价为“营业活泼”。

但整体上看，青岛一地银号钱庄的发展仍然未尽人意。1933年8月张䌹伯在《青岛银行界之使命》中曾有切肤之论，“青岛金融界在全国通例下，有一特殊情形，即银号钱庄未尽展布。言其原因，约有三端：开辟之时，德华银行势力笼括一切，正金银行取而代之，钱庄根本既无发展之余地。德日时代对于金融取缔甚严，华人经营银号钱庄动受限制。中国接收以后，华银行次第成立，即获商业之信用，又采本国习惯，便商民之往来，故银钱业未乘机而起。”张䌹伯出生宁波世家，早年就读上海南洋公学，1907年留学日本宏文学院，1922年出任明华银行青岛分行经理，对青岛金融界的真实情形烂熟于心。

银钱号的主要业务是存贷和汇兑，有资深业界人士透露，鲁地银号，以上海、天津、青岛、济南、烟台等商埠为主要目标，汇费涨落，多由上海总其枢纽，营此业者，亦随上海的行情作调拨的标准。可难题在于其时货币制度不统一，货币种类极行复杂，非特有银两、银元、铜元之分，而且各地秤头比例纷歧，价格换算颇为繁琐。“就济南来说，市面通行银两，原以济秤为主，济秤一千两，等于上海规元一千零七十八点五两；天津行秤一千零十四两；天津公砝秤一千零十九两；青岛胶秤一千零十六两；烟台曹秤一千零三十点四两。”经办各地汇兑业务，均须依此比例作计算标准，以凭记账。币制复杂混乱，可见一斑，稍有差错，损失就难以挽回。

可但凡与钱打交道，环节繁复，小心再小心，差错也不可避免。1932年6月26日，有商号华盛益在《青岛民报》刊登声明，称“本月廿五号敝伙在莘县路恒兴德提出银号条洋一只，系利元银号照付，号码〇四〇五〇四，计洋五百二十元；又华美汽车行立协源盛照付条洋一只，计五十元，号码〇〇六四五；又本号之存款簿二本、小戳一颗‘华盛益’益字有点为记发票一张，系义长祥照付计洋七十四元八角二分，因一时不慎致将条洋、存款簿、小戳、发票俱遗失，无论落得士官绅商之手，概作废纸无效，特此声明作废。”一纸声明，涉及利元银号、协源盛钱庄、恒兴德、华美汽车行、义长祥等商号，款项超过六百元，对华盛益来说，应不算件小事。从当天就遣人去找报社刊载声明看，足见当事人心急如焚切切。当时崇德中学校长月薪75元，国立青岛大学办事员月薪30元，博山路百花村西菜馆午晚餐一块钱，山东大戏院一张《旧时京华》电影票四毛钱，比较下来，644.82元委实不是个小数目。1932年6月无棣二路刚刚着手开辟路基及敷设路面，缙记营造厂竞得的工程款，为2140元。华盛益遗失的644.82元，接近修筑一条马路的三分之一。

与钱庄打交道的人，五花八门，因此各种诈骗案就时有发生。1933年5月23日，一张姓者在日商松茂里旅馆打电话给中山路天合钱庄，叫送老头票三百元，当该号遣人送去钞票291元时，张姓者嘱咐稍微等候，便持票进入旅馆。钱庄伙计在门口久等不见人影，遂进去询问旅馆店员，始知张姓者早已从后门逃走。钱庄报案后，公安局第四分局四天后将张姓者拿获，在其身上搜出钞洋205.8元。查该系平度人，叫张昆，为船拉子。由是，钱庄对警方神速破案大为感激，并随后在《青岛时报》专门鸣谢。

始终未能根深叶茂的青岛本土银号钱庄，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很容易被连根拔起。1933年东莱银行就下期营业情况的分析曾指出，“青市用款向以土产及面纱两行为较多，比年因物价跌落，各号咸视存货为畏途，是以用款额少，银根松闲为近数年来所未有，各银行、号放款数目类皆缩小，然此皆受世界经济崩溃之波及，初非青市一隅也。”但即便如此，同期福顺德、宏信两号依然盈余较多。1934年因受经济危机影响，青岛土产出口锐减，物价下跌，中山路上的义聚诚和义聚栈、利丰等庄号相继倒闭，青岛钱业再次呈现衰落现象。币制改革后，银号钱庄业益发困难，德聚隆等也相继倒闭。

实质上，义聚诚和义聚栈的倒闭，是因为两钱庄由上海私运金条赴满洲里，被海关查获充公。而利丰银号事发，则源于兄弟失和。利丰银号1927年在李村路开业，由山左银行协理刘鸣卿和其弟刘叔衡，以及麦加利银行买办张立堂合资创办，资本金为洋五万元，刘叔衡为经理，业务素来良好。不料1933年刘氏手足失和，竟至对簿公堂，导致刘鸣卿、张立堂撤退股份，不再与闻其事，利丰遂成刘叔衡个人事业。而刘鸣卿与张立堂两人都是本地金融界闻人，一经脱离，利丰便陷于瘫痪，恰逢售出申票被退回，只好在1934年7月宣告倒闭。一年后德聚隆元记钱庄的停业，也是资金链断裂。其东主徐日增1935年12月19日向商会报告，受市面金融紧迫影响，周转不灵，委难进行，迫不得已，于12月19日停止营业，清理账目，并定于12月23日下午在商会礼堂召集债权会，讨论善后。

义聚诚、义聚栈和利丰的相继倒闭案，牵扯出人们对钱庄东主职业身份的关注。以刘叔衡为例，其除了操持利丰银号，事实上还是东荣利土产号、中国制杆厂、丽华玻璃号等实业的投资人。利丰银号事发，核查透支17万余，所欠大部为刘叔衡个人持有的实业，而这些经营一概濒临破产，欠项根本无法收回。环环相扣，就是个死结。眼巴巴看着钱出去，却永远也回不来了。

噼里啪啦一阵风，义聚诚、义聚栈、利丰、德聚隆就烟消云散了，可后事却没那么容易了却。转年入秋黑云压城，各业奔逃一城凋零，被晾晒着的刘叔衡、徐日增得以解脱，债权债务就更无从一一梳理了。这一放，就是八年。

第四章 市井 · 传统是一面镜子

青岛进入大规模城市化开发之后，不同年份的人口统计基本是一个上升状况，1910年城市居民中的中国人为34180人；1913年中国人达到53312名，同期外国人仅有2411名。但这个人口数据，并不代表城市文化主流与不同族群人口规模之间的对应。也就是说，城市的话语权与潮流的引领者，并不在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群体中间。回味这期间本土华人执着于传统延续的活动轨迹，其意义便格外重要。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土著文化符号，胡存约是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曾经在德国租借地中心地带生活过的原居民样本。对早期青岛来说，一度声名显赫的胡存约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华人领袖，一个记录了地方状况的随笔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融和的魔术师。胡存约的存在，使得一部青岛早期城市史中的些许章节，变得生动和有趣了许多。

长时间里，在可见的出版物里，胡存约的生卒年月都相当模糊。据胡的后人新近披露的考定结果，胡应该出生在1859年，1916年去世，享年56岁。青岛民俗学研究者认为，这个说法，与《胡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相符。胡早年失父，“事母至孝”。不知道是不是和失父孝母的原因有关，胡很早就弃读从商了，经营土产杂品和航运。这个字规臣的胡氏后代，始终没有功名。可以推断的是，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着他的生长地青岛村这个半径不大的地方度过的。

根据海因里希•谋乐1899年6月编辑完成的《山东德邑村镇志》的记载，青岛村分上下两部分，青岛口称为下村，下青岛；被一个山谷和几块田地区分开的青岛村，则称为上村，上青岛。现有的资料表明，胡存约的生长地，是上青岛村。在这里，胡氏这个“先世经营商业”而逐渐富裕起来的家族，平静地生活在可以看见海口的山冈上，并受到了村民的尊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占领前夕，青岛村已经从原来的大约300至400名居民，发展到了1300人，有房屋229座。

和许多青岛村乡民一样，胡存约人生轨迹的变化，接连发生在1891年1897年两个重要的年份。1891年其32岁的时候，清军总兵章高元率领三千士兵进驻到这里，在青岛村下面建起了总兵衙门，逐渐使胡氏村庄周围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防卫点和交通港口”。而6年后，清军溃逃，德国人来了，接近不惑之年的胡存约，不得不接受新的考验。在1898年晚些时候开始的土地统一收购行动中，胡存约生长地上的几乎所有建筑和民俗、商业设施，被完全摧毁。原居民被以流放的形式，分散在殖民政府依照“华洋分制”原则规划的欧洲人居住区之外，这些区域范围很大，在新城市的东北形成群落。被分散的人群中，包括了胡氏家族的大部成员，后来他们逐渐变化居住地，近至王演庄、庄子、台东镇、阎家山，远则迁至胶县、海阳等处。从1924年编制的《胡氏族谱》上看，胡存约一支，最后生活在胶县徐哥庄。

然而，胡存约却没有离开。他留在了这个新出现的城市里，继续从事着传统的商业交易，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活动在德国租借地中间的社团利益代表，一个可以发出独立声音的华人领袖。在研究者看来，这样一个事实应该真实的：1897年的占领事件和随后德国租借地的建立，似乎没有颠覆胡氏的商业路线，依靠“先世经营商业”的积累和自己的商业天才，胡存约持续了家族的事业，并开始迅速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不长的时间里，胡存约成为了青岛中华商务局董事和参议会成员。在当时，这两个职位均是可以直接参与华人事务管理的重要角色。在《胶澳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记载：“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有意味的是，在这部著名地方史书的《人物志》里，商人胡存约被归入素受尊敬的“乡贤”一类。

表明胡存约贤举的，是其联络民众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依照《胶澳志》的说法是，“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乃止”。在这个最终得到缓解的对抗性事件中，胡存约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焉”。

有资料显示，1912年9月底孙中山到访青岛时，曾在三江会馆和胡存约有过简短接触。这是孙中山在短暂的访问中和本地商人进行的少数会面之一。但真正让历史记忆住胡存约这个青岛村原居民的，也许应该是他写作的《海云堂随笔》，在这些文字简约的个人笔记里，他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乡村青岛。胡存约的这个青岛，曾经很纯粹。

1914年冬天德国战败，两年后胡存约去世。他离开的时候，青岛依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城市。

从人口数量的对比上，可以看出青岛城市化拓展的一个侧面。1923年6月3日《汉诺威-信使报》副刊的一篇文章显示，按照1922年4月30日的人口普查，青岛的总居民数为61591人，其中有40000名中国人，21013名日本人，281名俄国人，101名德国人，55名美国人，47名英国人和94名其他国籍的人。在内地估计还有5000名左右日本人。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前的八个月，青岛中国居民和日本居民的比例，接近二比一，日本居民数量之大，超乎想象。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堆积在一片具有垄断性话语权的大和文化圈的喧嚣中，传承与更新的努力，自然步履艰难。

更值得玩味的是，比较1920年108000人的青岛居民统计，1922年61591人的居民数据，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减少过程。显然，这其中埋藏着一个更真实的城市走向迷津。一年半之间，以人口流失显现出的城市信心指数的急剧滑落，也许跟城市的管制危机，不无关系。而决定青岛主权归属的历史性时间点，就在1922年12月。

完成上面这项人口统计15天后，也就是在1922年的5月16日，阴历壬戌四月二十日甲申，一个叫孟方儒的诸城文人在《笨鸥日记》中，对扑朔迷离的青岛未来，表示出了谨慎的期待：“此埠自租借德人以后，余于宣统二年因游京师便过此地，小作勾留，回首旧游十三年矣，风景犹昔，人物更非，木屐满街，不禁生喧宾夺主之感，今年华会订约交还，完我金瓯，拭目以待。”

1922年秋天在青岛回归谈判过程中，早年曾栖身青岛策动共和革命的陈干，给接收督办王正廷写过一封信，陈述与日本的利害关系：“收青岛之名，去内地之实，实则断乎不可。吾观日人用意，因直接侵略，似有不便，不能不改变方针，表面将青岛交还，而隐操其实，反借此作为第二步侵略。侵略者何？即中国之外交官仰承外人意旨，不顾国家主权，地方利害，假日我自动的开放商埠是也。若如此作法，则大不够本，不若维持现状较为有益。”从陈干给王正廷信中的寥寥数语，可见日本方面左右局势的能力之大。

十年后，一代人已长大成人，并各显其能起来。比如出生并生长在青岛的谭抒真，已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流提琴家”。1932年5月31日，《青岛民报》刊登了一条报道，称“前曾演奏于上海市政厅管弦乐队及个人音乐会之谭抒真氏，现已偕其夫人来青，又闻谭氏将在青创办音乐研究会，并专教授提琴，谭氏正与本市音乐界之王玫及何玉兰女士共同协助，努力发展，提倡欲成功本市之音乐乐队，并闻谭氏或在暑后即可举行扩大之本市音乐会。”《青岛民报》同时披露，谭氏约于不久即将招收提琴之学者。

不过，对都市里更广大的普通人来说，文化传承的责任也许没那么神圣和高不可攀，不过是年复一年的习惯罢了。1935年2月15日，《青岛晨报》报道了于姑庵庙会的盛况，足以证明民间习俗延续的不屈不挠：“从市内到东吴家村通于姑庵的路上，赶会的人们，列着队，不断地向前走着，三个一簇，五个一堆的，说着，笑着，慢慢地向会上出发，你看吧，长袍的男子，西装的男子，短服的男子，漂亮的男子，老态龙钟的老翁，和那些旗袍剪发的时髦女子，短装留髻的乡下姑娘，涂脂扑粉的少妇，白发驼背的老婆婆，形形色色的，满眼里尽是人。”

对年轻的青岛而言，于姑庵已经很老了。其前身为黄德庵，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初建时居住和尚，明代成化年间改建成于姑庵。淅淅沥沥几百年过去，在本地人看来，于姑庵就是家门口的一面镜子，照见过去，照见当下，也照得见未来。如果没有了这面布满灰尘的镜子，很多人会不高兴。（4-0）

实质上，就1935年这个艳阳高照的年份来说，青岛照耀未来的镜子已远不止一面人山人海的于姑庵。正月的于姑庵庙会过去不久，青岛市工务局编制就完成了一份《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方案》初稿，将青岛的地理位置及各种基础设施条件，按照“大都市”概念进行论证，提出了青岛城市发展规模的设想，并规划了8字形交错的两条城市地铁线路。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独立对青岛进行的一次长远、全面的发展规划，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现代城市规划试验。学术界相信，沈鸿烈支持下完成的《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典型反映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从被迫接受到主动学习的演变脉络。

第四章 市井 · 易容术

在20世纪早期，以大鲍岛和中山路为地理核心，以现代金融业的滥觞为加速器，青岛本土商人的城市化转变，经历了一个外来资本和商业经验冲击下的适应期。在这其中，新兴的银行业作为强有力的金融繁衍工具，在都市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培育出一批生财有道商业开拓者。在德国租借地出现之前，胶州湾传统的沿海贸易已有一定规模，福州、宁波、上海等地每年有百余帆船前来贸易，年贸易额300万两，全年税收近三万海关两。1898年进入城市化开发以后，港口贸易开始兴盛。德商先后设洋行20余家，资本总额达2.09亿马克。随后英美日俄等国商人也蜂拥而至。德国商人凭借资本、特权和驾轻就熟的商业渠道，与华商密切合作，大肆收购山东的煤炭、花生、猪鬃、羊毛、大麻、草帽辫等土特产品，继而大量倾销煤油、棉纱、火柴、肥皂、砂糖及五金器材、化学颜料等工业制成品，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禅臣洋行经营的德国亿利登化工厂漂白精，每桶进口价15元，在青岛售80元。青岛猪鬃每担购价360至450元，禅臣转销英美，则每担售1000至1200元。

伴随着胶济铁路的通车和大港、小港配套设施的完善，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港口贸易的兴盛吸引各地华商涌入租借地。以最早经营洋广杂货的元太号为肇始，华德泰、福顺泰、瑞蚨祥、祥云寿、洪兴泰、源裕兴、裕东泰、开泰祥相继开业，在大鲍岛形成鳞次栉比的华商贸易群落。以大鲍岛为基地，许多商人还陆续在台东、台西开设商店和批发商行，从事以土产购销为主的经营。黄县、潍县、掖县和日照等地商人在青岛设点开业，并形成商帮。期间广东、三江、直隶等商人在青岛进行南北各口岸土洋货贸易的同时，还设立会馆，以聚集起更大的地域影响力。（4-1）（4-2）

到1905年时，青岛贸易额较1900年已增长了21倍，达1700多万两。1906年胶海关税收超过烟台，1910年贸易总额也超过烟台。与胶济铁路在济南连接的津浦路津济段通车后，整个华北地区大部一并被纳入青岛的商务范围，贸易总量迅速上升到全国通商口岸的第六位。

租借地初期，外商势力仅限于通商口岸，洋货进入内地或土货出口，必经华商之手。为适应这种需要，华商将资本大量投入行栈业，从中获取高额利润。1907年开业的协聚祥，原经营进口猪肉、牛肉罐头及酒类，后为德商洋行包销进口铁器及金属制品，获利甚丰，到1914年已较开业时资金增加了九倍。此后行栈业深入内地，广布山东城镇。

作为本土华商的根据地，大鲍岛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不断改变着这里的地理与经济格局。接下来的十几年，变化不仅仅显现在华商鳞次栉比的大鲍岛，更是逐步向城市的纵深开拓，曾是“园林旷野”的台东镇，也出现了被刘少文描绘为“鳞鳞万瓦夕阳开，车马通衢声震雷。初上灯时喧笑语，家家儿女放工回”的平民化繁荣。

伴随着地方经济的增长，政治的“慷慨”便呼之欲出，典型的一例，是市长沈鸿烈请市民免费游览崂山。“市长请客”的程序分三天，第一天接待各机关职员，其余两天则招待全市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只要自信脚力强健，可以爬行20里山路，均可不费分文，自由加入。目睹了整个过程的电报局职员李同愈，惟妙惟肖地讲述了人人乐不可支的“哄动”场面：“参加时并无手续，只要一清早走到前海栈桥头上，顺着次序由汽艇运送到预先停泊在海里的几条兵舰上，一直到挤满人为止，兵舰就把这么些人送到崂山脚下。从兵舰下去时，按着人数，各给面包一袋，牛肉一袋，小菜一袋。走进岸上的华严寺，则早有热茶热水，预备在那里。大家既有好茶止渴，又有食物充饥，又有风景玩赏，莫不欢天喜地，盛称市长慷慨。”

商人们知道，市长的慷慨，是要由他们买单的，尽管支付的形式可能没那么直来直去。不过，看着欢天喜地的一幕，银行、商会、商帮、钱庄、行会倒也是乐意合作，毕竟官府、民众、市场都得罪不起。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境遇下顺水推舟，政客驾轻就熟，银行家和商人更烂熟于心。风云变幻中的城市化一路走下来，易容术差不多已经是人人都手到擒来的生存技艺，很多人炉火纯青，熟练到不差分毫。因为，手稍微一哆嗦，机会就瞬间即逝，接下来则不知旦夕祸福。

1932年6月19日，设置在胶州路上的山左银行，借《青岛民报》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广告，表述“本行开办已历多年，各界信孚，专素承理定期活期存放各款，各处汇兑以及商业银行一切，业务手续便捷，利息克己，如蒙惠顾，不胜欢迎。”语气谦和，态度恭敬，一如其缔造者傅炳昭。而作为山左银行的创办人，傅炳昭在最早一批闯荡青岛的黄县人中，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也是本土商人城市化转变的代表。傅炳昭先是在经销德国洋酒罐头的源泰号充当伙友，后自己开设祥泰号杂货商店，专门为德国洋行采购洋酒、罐头、食品、咖啡及五金器材，1902年时曾任过中华商务公局董事，并是齐燕会馆的发起人。这些作为基本铺垫，为傅炳昭在1910年成立的青岛华商商务总会选举中当选会长，开辟了道路。

在傅炳昭的带领下，从齐燕会馆到黄县同乡会，再以诸如山左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为扭带，黄县人经过最初移民时代的风雨磨砺，渐渐形成了广泛的人脉资源，发育为滋养城市繁荣的重要根系。到1930年代，黄县帮雄踞青岛工商界，其中纱布业几乎为黄县人独领风骚，经营此业的大商号如振昌号、泰昌号、裕大号、增顺复、东兴祥等都为黄县人控制。

同样染指于金融业的丁敬臣，也是本土商人城市化转变的一个样本，其曾先后任悦来公司经理、禅臣洋行买办、悦升煤矿公司和永裕盐业公司经理，依托金融资本腾笼换鸟，大量吸纳先进的工商管理经验，吐故纳新并使之本土化。1922年接替成兰圃出任青岛总商会会长的隋石卿，在城市化转变有着与傅炳昭、丁敬臣基本相同的经历。作为本地资格最老的华人银行家，来自文登的隋石卿从烟台被引荐至青岛，历经洋行翻译、买办，经营过木厂、铁厂、银行、盐田、报业，商会任内曾协助鲁案善后督办接收青岛，影响力经久不衰。

本土商人的城市化转变，到隋石卿之后的宋雨亭时代大致完成，开始以商会为中心形成规范的经济运转模式，并建立起适应角色需要的商业市场体系。这时候，新一轮易容术打扫干净昨日涂脂抹粉的痕迹，开始在市场角逐中升级换代成更智慧的表情。

不过到这时候，作为老一代华商起家的风水宝地，大鲍岛的光彩却在一天天退去。1933年春天，商人梁裕元委托执业建筑师王德昌，在济宁路与济宁支路围合的一块五百六十九方步的地皮上，着手进行大规模房屋增建。王德昌的设计，是沿着自东向西的落差，形成一排上下三层的连体别墅，每户并配置独立的厨卫空间、室内楼梯和上下水，这在以传统里院为主体的大鲍岛建筑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高品质住宅。一年之后，项目告成，与恢弘的平康五里构成了新的街区肌理，刷新了黄岛路的立面形象。

黄岛路与芝罘路拐角的平康五里，正式名称为镇海楼，1934年2月20日开业。建成伊始，青岛报纸记者进去一探究竟，描述内部情形说，“镇海楼位于芝罘路之上段，地势尚称市中，为一新筑之高大楼房，共分四层，走廊楼梯均系洋灰砌成，有楼梯四，由下盘绕而上，院之当中为一经租账房，右边为小菜馆。每层设男女厕所各两处，楼之四周，小门栉排，构造极为坚固，惟房间则窄狭不堪，想此四层高楼，其租价当有出乎吾人意外者也。”就平康五里随后广为人知的使用功能而言，房间的紧凑窄狭，似并无大碍，反倒增添了春风一度的情趣。

参与大鲍岛老街区这一轮更新的王德昌，是在青岛注册的第二号建筑工程师，青岛市工务局营造请照单第2243号上填写的住址为广西路20号。1933年版《青岛指南》列有31位执业建筑师，本地的刘铨法、王德昌、徐垚、许守忠、王枚生和异地的董大酉、苏夏轩、罗邦杰、陆谦受名列其中，外籍建筑师则有拉夫林且夫和毕娄哈。王德昌1934年曾负责刘子山的湖南路东莱银行大楼修缮工程，而这个年份，恰与重返青岛的东莱银行获得突飞猛进发展的时间节点相吻合。三年后，王德昌又主持了刘子山浙江路安娜别墅的维修施工，其1937年4月在“浙江路五号地和曲阜路六号地之间”的安娜别墅施工过程中，被青岛工务局要求在厨房地面下铺设防火铁板，以去除消防隐患。

但就区域生态改变来说，一个梁裕元和一个王德昌，加上一排焕然一新的连体别墅，以及同期改头换面出现的平康东里、平康五里、西裕兴里，以私人资本与局部改造为推动力的中国城更新，并挽救不了整个大鲍岛的颓势。这在后来政府倡导的一系列里院整理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

1936年5月12日，《青岛时报》记者通过对平民聚所富润里日常状况的观察，将其中的污浊、龌龊与贫困，记录得异常清晰。记者描述，富润里有南北两个门，南门通四方路，北门通海泊路，里面空间狭小，鸡鸭狼藉，商贩进进出出，居民生活窘迫，日子过得完全谈不上体面。期间，政府在全市范围进行过大规模的里院整理，至于效果如果，就不得而知了。政府津津乐道的是令行禁止，老百姓寻思的是锅碗瓢盆，各说各话，各行其是。一个富润里自然不是大鲍岛的全部，不过管中窥豹，大鲍岛在演变中的生存困境，并非一朝一夕能够焕然一新。实质上，伴随着1920年代以来的城市变迁，日本新街区的崛起，小鲍岛区域城市影响力的上升，荣成路以东特别建筑地的规模开发，1930年代的大鲍岛已非财富天堂，倒是更像“落草为寇”的水泊梁山了。一批批移民进来出去，一波波资本潮涨潮落，不过30年时间，城市格局已大相径庭。

大鲍岛之外，诸如台西镇这样的城市边缘地带，新生的改良态势却日益显著。1936年河南博物馆馆长王幼侨在其一篇《青岛游记》中，敏锐捕捉到了政府行政之手的力量：“聚居此市之平民，率多小商贩及工人，如令分处蓬户草屋间，不特有碍观瞻，亦且艰于保护，沈市长特建平民住所十四处，约有平房五千间，内设自来水管，洗衣场，及男女厕所，房租每间，月仅一元，以青岛普通房租衡之，尚属廉价。又于镇办事处，设小本借贷所，资本共十五万元，平民借款，可由十元达于千元，担保人无须商店，有平民校教职员二人以上作保，即可贷与巨款：月息九厘，较诸日占青岛时，贷款利息由五分至六七分不等，实感便利。故青岛市平民虽多，而失业者绝少，被外人诱惑者亦寡；盖既有户口可稽，复设贷与机关，以活动其经济之所致也。”

第四章 市井 · 角色的腾挪

凡商埠都市，官商苟合，商民交易，无一不以利为先。《史记》货殖列传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论调，堪称颠扑不破。1924年4月8日《中国青岛报》刊登的《运输商行之密幕写真》，足以勾勒出利字下面，本地各色官商人等的离奇表演。个中情节，比之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运输商行在日人手中，每月由苦力身上，能找数万元之巨利。故在未接收之先，欲包办其事者，大有人在。继因权操之于港政局，该局局长吴金声视为发财之不二法门，欲由已出钱包办，归他人出名承包。因与张士恩有同学关系，故使张士恩出名承办，己则操纵其间，已蒙熊督办认可。不意时机不密，被小三角(民治社正谊俱乐部济社)议员所垂涎，由王某出头，向熊督办要求，归伊承包。熊因先许吴金声，且与吴又有同学关系，不好反汙。乃由熊督办主张，劝吴金声使王某加入。王见腿已伸进，当即同吴金声接洽，遂连夜乘胶济车来青。见吴金声后，并不谈运输商行事，每日酒食争逐，联络感情。复秘密由济南唤来相士钓金鳌，暗许以巨利。伪为与王某不相识，并由王出资，使钓金鳌住东华旅社头等房间，一面介绍各伟大人物相面。一日王吴同至，使钓金鳌首先相王某。钓金鳌会意，遂相王阴吾如何发财，将来必富甲一邑。又谓某年走印堂运，某年行眼眉运，一定富贵无穷。吴闻此，回寓后，即延人从中撮合，与王换帖。王以时机已至，遂慨然应允。异日，即以大洋三万元饷矣，并说运输商行归伊承包，每年于所得利益下，尚拨若干红利与吴氏。吴氏以事未办而先得三万元，且每年尚可分红利，并有熊督办之主张，王又系议员，更不敢开罪于省议会。故当面允许王包办，并允港政局每月能津贴二千余元。王见事已到手，遂摒除张士恩于行外。张面质吴氏，吴以事已归王，并牺牲张士恩之同学情面，而专与兄弟套拉拢。官场龃龉，于此可见一斑。王于是催吴向督办公署立案。吴呈请立案呈中，因有熊之主张，并无是否可行，请示核夺字样，即直叙呈请立案。公署秘书长方雨农见里面有文章，即书条于龚坐办，谓其中有把戏。切不可照准。龚见呈亦生疑窦，遂由电话唤吴至督办署，面询以其中情形。吴以议会之势力吓之，并因龚系民治社，又谓不可开罪于民治社。龚为势所迫，遂即批准。方雨农闻之，亦无可如何。吴又欲见好于熊督办，又袖交两万元于总务课长邹靖庵，托其设法向熊督办运动。邹百方运动，终不易说进话去。适有熊之某亲近风言风语，对吴有不满处，并谓吴早干什么来着，如今事已办妥，他就知有督办，不知有朋友，并乘间在熊督办面前，说吴种种之坏处。熊大怒，即蓄一撤吴之意。邹见事已闹得大坏特坏，遂将两万元璧还于吴。吴为酬报邹某起见，特分邹以五千元，又分五千元于某氏(因未探明)，吴实落两万元。故吴由济返青时，即谓：“熊太太使我之钱，督办不能撤我。”事为熊所知，大怒，又欲撤其差。邹以得五千元之故，极为在熊面前为吴说情。熊又以吴为同学，面子上终不忍下手。故电令取消原令者，即以此耳。”

1898年开始的青岛城市化开发，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诸如胡存约、周宝山、古成章、成兰圃、隋石卿、刘子山、傅炳昭、宋雨亭、李涟溪和丁敬臣，都是快速崛起的代表者。在这些第一代华商早期财富扩张的路线图上，买办是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词。

丁敬臣1880年出生在江苏江都，早年捐过监生，后转入上海洋行历练，积累了进出口贸易经验。丁敬臣作为第一代职业移民进入青岛的时候，20岁上下，精明强干。其青岛履历的第一站，是禅臣洋行。禅臣洋行是一家老牌德国进出口商，资本实力雄厚，且浸润中国业务多年。初入青岛的禅臣洋行，最早设置在德华银行旁边的威廉街，宽广的房屋“前临大海，潮声如吼，远岛来帆，皆在槛下。”禅臣洋行在青岛从事的贸易内容和其他洋行类似，不外是进口机械等工业和日用产品，出口肠衣、猪鬃、花生等土产。丁敬臣通过禅臣洋行，将业已熟悉的洋行贸易规则移入青岛，并完成了原始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丁敬臣获得了德国租借地总督府的信任，进而成为胶济铁路物资贸易代理人。

之后，丁敬臣开始独立创业，先后开设悦来公司、客栈和悦升煤矿。期间取得总督府官烟局特许权，经营鸦片。在青岛租借地，同时进行鸦片贩卖的，还有刘子山。这让丁敬臣和刘子山的早期创业史，充满了利益交错的纠缠。

伴随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同乡会组织三江会馆的建立，丁敬臣在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大。1908年德国总督发起公举参议督署中华董事，由各商会举派四人充任督署信任，以协议华人事务，丁敬臣成为其中之一。1908年10月21日至24日，山东巡抚袁树勋访问青岛。10月24日，丁敬臣在三江会馆以青岛商会会长名义为袁树勋举行早餐会，德国总督特鲁泊和两位随员应邀到会。丁敬臣的欢迎词可谓面面俱到，严丝合缝：“今天，欢乐和荣幸充满了青岛商会，我们很荣幸的欢迎两位总督大人，以及诸位官员和商人。贸易非常依赖于商人们自己的经营之道，但是也离不开政府的保护和支持。青岛的贸易由于有特鲁泊大人多方面的促进每年都在上升，我带着对未来的强烈希望，欢迎袁大人被任命为本省的最高领导。袁大人此前有机会在上海的四年任期里，亲身了解了贸易的意义和贸易的需求。袁大人在特鲁泊大人这里作客，将使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牢固、更加友好。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对于青岛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只会起到好的作用。让我们举起杯，祝愿两位总督之间的充满理解的互动，在当前也在未来，能一如既往地促进青岛和山东的商业发展。”

辛亥年后大量逃亡的晚清头面人物进入青岛，丁敬臣通过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总稽查蒋楷的引荐，与这个群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成为他们在德国租借地的利益代表者。与此同时，1912年9月孙中山访问青岛的时候，丁敬臣也在三江会馆主持了对这位革命者的欢迎会。不过，和广东会馆乡人的热情比较起来，参加三江会馆会面的商人，对孙中山的到来仅仅表现出了礼节性的客套，没有任何资本支持上的允诺。

1914年冬天日本取代德国成为青岛的控制者，没有丝毫影响丁敬臣的上升轨迹。随后，其出任青岛中华商务总会和改组的青岛总商会的会长。据《顺天时报》的记录，1915年9月30日，重新组建的青岛总商会曾假春和楼盛宴款待日本占领军长官，极尽逢迎之能事。接下来，在商会这张信奉“有限合作”的商业弹簧床上，丁敬臣和代表刘子山利益的成兰圃，进行了一番角逐。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丁敬臣以永裕盐业利益看护者的身份，又与本地商人隋石卿发生了一轮纷争。双方为争夺盐田，恐吓威胁、请愿游行和法庭诉讼无所不用其极，甚是热闹了一番。不过，商业上的利益攫取是一回事，公共事业的平衡参与是另一回事。就这同一个群体的若干代表者，在1928年赵琪主持出版的《胶澳志》中，将丁敬臣与傅炳昭、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胡存约等华商在“青岛开埠之始”的过往，给予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的评价。

在1929年《青岛行名录》的中，丁敬臣的产业登记信息为丁敬记商行。这一时期时丁敬臣居住在山东路1号。山东路是后来统称中山路的南北商业大街的北段，在地理上与早期华商根据地的大鲍岛不分彼此。在1929年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时间节点上，山东路1号的符号意味，依然不可动摇。（4-3）

其实，青岛本土商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并没有破坏平衡关系。比如在丁敬臣与刘子山被渲染成具有排他性的商业争夺之外，刘子山后来的东莱银行总经理吴蔚如，就收了丁敬臣的侄子做女婿。而为了青岛国货公司的建立，1933年4月19日刘子山的儿子刘少山在乘船抵达青岛的第二天，就在东莱银行青岛分行经理顾逸农的陪同下，专门拜访过丁敬臣。

伴随着1938年1月日军对青岛的占领，丁敬臣的光荣史戛然而止。大阜银行、悦升煤矿、兴发公司作为其“审时度势”的附敌证据，标志了丁敬臣堕落史的开始与终结。一代商业领袖最后的欲望驱动，令人禁不住发出一声长叹。

战后，在国民政府展开的肃奸运动中，丁敬臣因与李先良的流亡政府有过联系，开始并未遭到惩处，甚至成为“接收委员”并一度担任财政局长。后来在一系列复杂的侦讯审判中，给丁敬臣掩饰罪状与说情营救活动一直若隐若现，直至1949年丁敬臣去往台湾，一场汉奸案便也不了了之了。

第四章 市井 · 字正腔圆的商业伦理

就20世纪伊始的青岛租借地来说，瑞蚨祥和谦祥益的相继出现，具有一种暧昧的象征意味，它表明了一种本土资本和商业伦理的韧性生命力。

就位置而言，始建于1904年的瑞蚨祥布店青岛分号在鲍道大街，由此向南以后楼威街，也就是后来的德县路为界，已形成一片蒸蒸日上的华人商业市街。对瑞蚨祥来说，这些市街上的商号既是同道，也是竞争者。最初的瑞蚨祥，俨然财富庄园，建筑占地2800平方米，东至济宁路、西到芝罘路、南起胶州路、北达即墨路，共600余间。如此大的建设规模，就让人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城市化开发的初期，大鲍岛中国城的土地会一夜之间就一扫而空了。而更令人感慨的是，瑞蚨祥的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全部来自之前的自有资本积累。几乎不会有任何一个城市，会不以喜出望外的表情，热情拥抱瑞蚨祥这样的投资者。（4-5）(4-5-2)

瑞蚨祥的蚨字，大有深意，乃《搜神记》中所载之虫，形似蝉，母子相依，分离后必飞回，分别以其母子血涂钱上，使用后亦可飞回。瑞蚨祥采其典故，寓意金钱轮转不息。

遵循“至诚至上，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的宗旨，瑞蚨祥青岛分号开设的时候，经营在华北已成规模。这间1862年由山东章丘县旧军镇孟鸿升创立的布店，先从大捻布创业，由自产自销，发展到定制定染，到孟鸿升的儿子孟雒川一代，已远近闻名。其远方族侄孟觐侯更择机北入京城试水，从大栅栏鲜鱼口抄手胡同摆地摊批发大捻布起步，几至开设门店，一时风生水起。至20世纪初，瑞蚨祥渐成专营丝绸、呢绒、皮毛和一般平民所用的蓝布、白布、花布的多品种布匹专营店。瑞蚨祥的每匹绸缎的机头处，都织有“瑞蚨祥”的字样。较之1870年开设的济南城瑞蚨号布店和1893年开设的北京前门瑞蚨祥，青岛的分号显然年轻，但在1905年秋天的时候，其却无可置疑地成为本地最具规模的布匹、绸缎及皮货专营机构，之后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也算是一路顺风顺水。

作为租借地时代华人社会的首善之区，大鲍岛一直是溢金流银之地，悦来公司、祥泰号、瑞泰号、复诚、合兴利、洪泰号、瑞蚨祥、谦祥益、玉春号、成通、大有恒、义德栈、协聚祥、和记洋行、恒升和、双盛泰、福和永、天祥永、德源永、万利源、裕昌号、福聚栈、周锐记、大成栈、祥云寿、协蚨祥、宏仁堂、洪兴德、顺兴楼、春和楼、聚福楼、洪来盛和其后的亨得利、长春堂、盛锡福、慎德诚，一块块“字正腔圆”的中文招牌，打造出了一个青岛华商的黄金时代。几至1930年代，标注门牌为胶州路17号的瑞蚨祥，依然持续通过本地报纸，竭力推广其“货真价实、信用昭著”的商业伦理，以招揽客户。

华资商号，不论何种行业，个个都有一部含辛茹苦的奋斗史。文献显示，1924年青岛合兴利曾卖给中国颜料股份有限公司火碱45000磅，每磅美金二角，货到交款，当年3月装船，目的地青岛。一份合约，几多欣喜，也几多风险。1925年11月19日，复丰祥、泰兴恒、裕昌号、东升栈、中兴公司、通源公等煤商，就开禁煤斤外运事，递呈青岛总商会转呈本埠毕庶澄总司令，准予煤斤出口，以恤商艰而为维现状：“窃自本年十一月二号，本埠港政局发表案奉省令禁止煤斤出口。其理由一为预防济敌，二防煤船被敌掳去，三防内地燃烧缺乏。自是厥后，遵奉禁令，青埠存煤一概停运。伏查煤斤济敌，在军事期间理所戒备。但青岛煤斤出口多系运往上海，就上海一埠论，每日天津、开平、抚顺等处常有三五煤轮进口，沪上洋栈堆积常有七八十万吨。青埠去煤，不过百分之一，实无济敌之可言。至煤船被敌掳去，以我国现在虽值军兴时期，但以兵舰不多，分驻要隘尚恐不敷，则中途被掳，亦非事实。又预防内地燃烧缺乏一节，查本省博山、黉山、大昆仑等处煤矿出煤颇富，供求相应而有余。端在胶路，但有车辆运输，断无缺乏之虑。伏查本埠煤炭出口始于欧战之后，最初每年出口不过十余万吨，近年最旺时代，每年总额亦不过三四十万吨。自奉禁令之后，本埠煤商、内地矿商，均已入于绝地。呼吁无门，不敢越雷池一步。微闻本埠日商乘此时机，常有经该日领事向当局证明运煤出口情事。以视待遇，华商殊分轩轾，未免向隅。况自经禁令后，路局运费、港局收入均须减少，影响所及非止一方。军政当局禁令煤斤出口原为以上三大防，业经商等报据事实理由，分晰陈明，自可毫无疑虑。而煤商处此坐以待毙之秋，不得不恳乞呈请总商会转陈毕总司令，体念本埠煤商困难，变通省令，准予煤斤出口，俾延一线生机。本埠商业前途，或可稍资补救。势急情迫，恳切直陈”。一一看下来，煤商之艰难，可见一斑。

作为本地孟氏商业网络的一部分，竖立在北京路东端的谦祥益，大致的开业时间是1911年，为章丘旧军孟家的祥字号产业。这座有着欧洲风格山花的商号，在1933年李莲溪的洪泰商场建成之前，一直是中山路北段最高的建筑物。而作为大鲍岛华人商业触角的延伸，这无疑是资本堆积出的一个新的地理坐标。筹备青岛谦祥益的资金为白银三万两，不算多，也不算少。建筑完成后悬挂的门头字号，使用了清朝翰林手书。有回忆说，那时城里的市民，日用所需之米蛋杂粮等多依赖乡民提携出售，谦祥益的隔壁恰巧是杂品规模集散地小洪泰，进城后的农民在小洪泰完成交易后，也会到谦祥益大楼里采购。

在20世纪早些年，孟家的商号分布在北京、天津、青岛、烟台、济南、周村六个地方，孟家本族人称其自家产业为祥字号，青岛当时共有祥字号五家，包括瑞蚨祥、泉祥茶庄、谦益当、裕长酱园和谦祥益，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品牌，在本地具有很大影响力。谦益当、泉祥茶庄、裕长酱园在典当、南茶、酱菜业的口碑，都不亚于瑞蚨祥和谦祥益。尤其1931年组建的谦益当，作为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华商，周旋在日资典当行林立的本地市场中，以诚信、灵活的经营策略，赢得了良好声誉。

孟氏家族的商业理念，传承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传统、保守、谨慎。招牌选拔员工，看重礼义廉耻和道德操守，看重勤勉和知恩图报的品行。祥字号的伙计为清一色章丘人，大部分从小就在店中学徒。招工的时候，孟家会在本店发出通告，凡本县适龄青年，只要身体健康并五官端正，便都有报名机会。报名应招时需首先申报年龄、生辰八字，经测字先生批算测断，凡八字中财运亨通、逢凶化吉、不克他人者才能得到面试机会。给占卜者以生杀大权，也算是孟家祭出的一贴包治百病的化灵丹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神秘莫测，听天由命。农家子弟过了这一关，自然诚惶诚恐，过不去的，也无话可说。至于是不是心悦诚服，并不重要。孟家设置的门槛，看得见，摸得着，却说不清。

据一位1929年从黄县来到青岛谋生的老人的回忆，谦祥益的员工，从进店当学徒开始，待遇逐年递增。平常店里经营所剩的不足六尺及一丈的绸布，都留作年底分红。员工每年可享受探亲假四十天，来往路费全额报销。员工只要不嫖、赌、盗，都可终身在店里工作。如有不适应城市生活者，可返回章丘去孟家花园干活，原待遇一切不变。谦祥益里的员工一律着装整齐，夏天不准穿短裤，春秋冬三季着长袍，头戴瓜皮红顶帽。

谦祥益主要经营棉布、绸缎、呢绒、皮货等四大类商品，其中以棉布数量居多。经营上深谙“不怕不卖钱，就怕货不全”之道，即使已过时的大团花缎子、宁绸等布料，谦祥益也有库存。而备以的水獭、海龙、貂皮等名贵皮货，则可尽显实力。谦祥益号推行开架售货，售货员对商品的产地、质量、特点及用料尺寸都很熟知，服务无微不至。自始至终，谦祥益的每匹布料上都捆有布条，标明货品名称与价格。为刺激消费，谦祥益还曾采用过老尺加一的办法销售。（4-6）

当时，青岛大小商号都保火险，惟谦祥益不保火险，自身设有完善的消防设备，并配专人值班。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有谦祥益近邻一家杂货店仓库起火，待消防队赶到时，火已被谦祥益扑灭，其消防设施之完备可见一斑。相关文献显示，经过青岛市工务局查勘批准，谦祥益曾在1931年6月份大规模粉刷了一次建筑的墙皮。抗战时期，谦祥益的青岛经营活动持续，经理时品三还曾兼任青岛市绸布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及商会会长。

谦祥益作为青岛华商的光荣象征，见证了民族商业在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艰难历程和兴衰荣辱，成为20世纪前半叶华商开拓进取的珍贵印记。

第四章 市井 · 晴雨表

城市与城堡的不同，在于前者始终需要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组织形态，以吸纳人才、资本、技术与物资，增加经济活力，形成可持续的社会循环。这种开放，既是面对本民族的，也是面向世界各个不同民族的。而对青岛这样的前殖民地城市来说，多元性的历史脉络盘根错节，开放并不是问题，在开放中坚持民族性才是问题。

1922年完成主权回归后，对日本人的态度，一直是青岛政治与经济的晴雨表，也映射着社会百态的复杂表情。1929年夏天，当教师刘少文一个劲地惋惜安徽路公园曾经灿烂夺目的荼蘼“自接收后，日渐零落”的现实时，一次新的反日浪潮正酝酿爆发。一城抵制日货的口号下面，南北蜿蜒如带的安徽路公园，则是一幅“花时空忆旧容光，零落残枝对夕阳”的颓废景象。刘少文不由得慨叹，“贵家女子往往持小剪肆意折伐，警士又不敢过问，遂无一花可观。市内公园，除上四五处外，馀则等之自郐矣。”

刘少文描绘的安徽路公园的现状，恰恰就是青岛社会在一场国货运动到来时的现实隐喻。政治与人性相互纠缠，资本与时局起伏跌宕，光明与幽暗来回推搡，正义与投机不分彼此。

依照学术界通常的国货运动开始于1905年的说法，此后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运动无一不是以抵货为重要实现形式，通过抵货，完成自娱、自立、自尊和自足。在一种发泄般的快慰中，商人和普通的消费民众，成为了同盟。透过历史的迷雾，抵货运动这个看得见的敏感标尺，成就了许多商人，也埋葬了许多商人。一代又一代的商业前辈，在一波又一波的国货运动的洗礼中，创造了财富传奇，也筑造了独立性格。

1923年6月7日，青岛总商会与胶澳商埠商品陈列馆，就各商将所出之最优商品送馆陈列事，致函各行会，晓以大义：“窃维青岛一隅，德人经营于前，日人扩张于后。商务之发展，市政之维新，直有一日千里之势。日人又复创设商品陈列馆，搜罗商品，比较良窳，以备游人之瞻览，借供物质之研究。是有裨于工商业者，关系至巨。今者青岛收回，主权还我，对于商品陈列一事，固应广搜博采，以资宏富。彼外国商品亦可收受陈列，借以考镜。而本国商品尤当搜集齐全，以事更新。为此，特留部位以备国货之陈列。兹附上陈列商品规则一份，恳祈贵会劝导贵处各商查照。将所出之最优商品送馆陈列，集成巨观，用作国货发展之津梁，以博外人参观之赞许。素仰贵会热心公益，定荷援助成斯盛举。”

胶澳商埠商品陈列馆以改良商品、发展贸易为宗旨，征集本国重要商品及外国参考品，分类陈列之。商品陈列馆征集的商品，类别依次为： 农产品、染织工业品、制作工业品、药品、饮食品、化学工业品、矿产品、水产品、特别陈列品。

伴随着新一轮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1924年4月7日青岛华新纱厂在《中国青岛报》刊登了一通商品广告，文字活泼，通俗易懂，饶有趣味：“十支纱条色商标、十六支纱蓝色商标、二十支纱红色商标。唉！诸位同胞可晓得，有个华新纺织有限公司么？这个公司是官商合办的，完全是中国人的股本。前几年在天津开了一个纱厂，今年又在青岛沧口地方开了一个纱厂，用的是五子登科商标。这个纱厂的颜色比人家漂亮些，分量比人家重些，条分比人家匀些，尺寸比人家长些，真正是头一等的国货。现在已经分销各埠，用户都很欢迎的。总批发处设在青岛泰安路十四号，济南商埠商也有个分销处，就在纬五路惠通银号内。大家何不去调查调查，买点回去试试呢？”

对青岛来说，华新纱厂的意义举足轻重。一年后的1925年6月4日，青岛总商会在给北京农商部的一份呈文中坦承，“本埠为通商口岸，实业工厂仅有华新纱厂，其余多属于日人”。该呈复显示，华新纱厂地址在沧口，面积计三百官亩，已收资本三百万。总理周缉之，经理周百朋。产品行销济南约每年两万捆，其他各埠一万捆，约共值银四百万两。工人数目计约三千六百名。呈复特别注明，因“日本纱厂新设太多之故”，华新招工困难。

青岛国货运动的发轫，是在1925年掀起的新一波国货运动中。1925年8月12日，北京政府农商部次长莫德惠，就提倡服用国货事宜，知照青岛总商会：“国货为一国之根本，保护国货为唯一救国之良方。世界各国高尚之人，无不以服用外货为奇耻。惟提倡服用国货之入手，应以有责任之方法行之。先望国家有力之分子由织物、烟、酒为实行誓用国货之初步。进而举凡日用各品，皆取用于国货。一面劝设工厂，整顿制造，发扬各地之物产，收纳无业之游民。于维持国货之中，为改良社会之计。恳通令实行，借持国体而利民生等情前来。查国家挽回利权，促进工商，均以提倡服用国货为唯一之枢纽，而提倡之最有力者，端赖军警政学绅商各知识阶级树之风声，以为劝导。该会所称不为无见，自应通行。各界互相劝勉，亟起实行，以期国货之发达，而免利权之外溢。合行抄录原呈原件，令仰该总商会转行各商会知照。此令。”

在青岛，早期的抵货旗舰，是一家以国货命名的联合公司，抵货的对象，则始终是试图一次又一次控制这个城市经济命脉的日本商人。

在全国性的抵制洋货呼声中，1930年成为了本地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民族主义年份。青岛国货运动委员会在《提倡国货歌》的渲染下，公开亮出了拒绝洋货的旗帜。

就是在这时，在包括青岛中国银行在内的本地银行联合体竭力支持下，国货公司出现了。在迎合了国人自尊的同时，青岛国货公司也迎来了这个商埠城市大商业的短暂春天。

最早的国货公司，并不在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山路上。依照普通的理解，作为一条商业大街，商场应该是不可缺少的。但有些奇怪的是，在中山路建成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这条大街上除了一家时装店和几个小型商店，并不曾出现大型百货商店。相关回忆印证：在1930年代前后，中山路南段多是一些银行、商行、机关、团体，只有北段的北京路、天津路和四方路、海泊路、高密路、潍县路、胶州路、博山路、冠县路等一带才是“商店林立”。

然而，“林立”的是小丘，不是山峰。同时，“林立”中间，更不乏掩藏着的难言之隐。很长时间里，在当地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这些密密麻麻“林立”的商店，遇到的都是一个强大的东洋对手。这个对手的背后，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持。在青岛，这只手的力量非常强大。

于是，在很多恭顺的本地商人那里，这个对手最终就成为了合作者。这是一场看不见光明的较量：和服与马褂之间，利益终究是最重要的砝码。在资料搜索到视线里，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青岛这个曾经的殖民地城市并不是没有抵抗者，但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些抵抗者的命运往往就被指引到了两个方向：破产，或者屈服。

1914年12月5日，在刚刚成立的共和政府农商部向各省发出饬文，指出欧战“未始非工商发达之转机，凡各省种种实业，俱应切实整顿，所有大小工厂悉予竭力维持，一面趁外货入口稀少之时，改良土货，仿照外货”的时候，已经在军事上控制了青岛的日本人显然没有理会这些微弱的声音。一天后，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接管胶海关，23天后，青岛向日本本土居民开放。此后来青设厂开店的日本人蜂拥，致使日货充斥市面。就是在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后，这样的局面也没有被根本改变，数万留住这里的日人仍然享有特权，市面日货依然充斥，本地商人与日商交易，“久已成习”。

但是，变局也就在“久已成习”的交易习惯中完成了酝酿。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青岛，改胶澳商埠局为青岛接收专员公署。随后，国民政府确定青岛为特别市，由行政院直辖。1929年11月11日，特别市市长马福祥到任。在马到任前的7月21日至11月27日，本地日商各厂工人爆发了联合大罢工。由于日厂主联合停业，相继导致日商各工厂接连罢工。8月上旬，联合罢工工人已经接近两万人。

终于，本地商人的联合对抗行动开始了。1930年2月7日，经过推举的青岛各界国货运动委员会成立，接受了原胶澳商埠局在河南路东莱银行兴办的商品陈列馆，将其改为国货陈列馆，并同时在天津路开设国货商场。1930年7月，青岛举行了第一次国货展览会，41家厂商参加了这个显示尊严和力量的展览。此后，国货商场以举办国货展览会的形式与厂商结成利益同盟，参展厂商由初期41家，迅速扩大到173家，陈列商品7300种。与此相呼应，本地的一些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如冀鲁针厂、茂昌公司等等，也获得了快速成长的机会。

在1931年秋天，连续出现的两个有计划的事件，将青岛本地的国货运动深化了：8月16日，青岛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成立，议决对日经济绝交，禁绝日货入口；一个多月后的9月19日，由本地商人组建的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在齐燕会馆开业。后来，日本驻青领事以物品证券交易所影响了中日合办的青岛交易所的利益为理由，向青岛政府提出了交涉，要求阻止新设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但是，这一次，青岛方面明确拒绝了日方的要求。1933年6月13日，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经国民政府实业部核准登记，随后，集资40万元的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伴随着1932年6月16日《国货周刊》附于《青岛民报》出刊，一些国货企业开始公开以“国难”为说辞，不遗余力地推销国货产品。如大沽路28号的新丰煤号在经销大同清烟煤、大砟无烟煤、美人香炭的报纸广告中，大字书写“国难当头中”以吸引注意力，声称“本号为提倡国产，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天职，不惜牺牲”，语气抑扬顿挫，声音却近乎声嘶力竭。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随后开始建设的大楼，恰也在大沽路。而一个煤场与一个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对应，显现的正是本地国货运动无处不在的现实焦虑。与此同时，毫不吝啬推广国货言辞的商号品牌，如河南路国货商场、潍县路祥云绸缎百货商店、烟台张裕葡萄酒、济南南洋兄弟烟草、中国山东烟草、双刀牌臭药水、义兴汽水、泰和麦精鱼肝油等等，也一蜂窝地在本地报纸登台亮相。甚至连戒烟药救苦金丹也来凑热闹，一付救苦救难的凛然模样。倒是本地银行业大多还沉得住气，没有把民族主义的情绪，过度倾注在储蓄的招揽上。

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行动，也在准备中。1933年，地方当局集本地官商资金和银行资本，决定在国货商场的基础上，组建青岛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这个开历史先河的国货股份公司开始营业。青岛国货公司的组建资本20万元，年销货款70至80万元。依照当时的说法：“青岛之有大规模国货公司，实以此为嚆矢”。

青岛国货公司的真正突破，发生在和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联合之后。九一八事变后，各地纷纷公布敌货目录，查禁日货。上海工商界先后组建了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国货介绍所和中国百货公司中国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最后，集官商资金，组成了中国国货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全国50个城市建立分公司。

1933年12月12日，上海的织造、化学、珐琅、钢精、电扇、织绸、织布、制帽、暖瓶、赛璐珞厂联合派人到青岛，在中山路37号开设上海国货公司青岛联合营业所，简称青岛国货联营所，随后又有上海的牙刷厂、螺钉厂、瓷砖厂参加。联营所开业后，优质的鹅牌绒衣，三星牙膏及化妆品、蚊香、味精，立鹤牌搪瓷面盆、口杯、盖杯，五星牌钢精锅等日用商品都以廉价畅销，逐渐占领了青岛本地的城乡市场。（4-6-1）

1936年，青岛国货公司与上海联营所合作，在河南路组建青岛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明确规定：运销我国各地货物，经销全国国货工厂产品，有关国货事业之开发与介绍，发售本公司自制货品，承办代理购销国货业务。公司推举1931年12月就职的青岛市长沈鸿烈为董事长，青方股东代表王新三为经理，沪方股东代表柏坚为副经理。公司当年完成营业额80余万元。1936年8月上旬到青岛考察的一位教育界人士，在其《青岛一瞥》中描述，“以中山路为中心，左有河南路，右为浙江路，北至上海路，其间马路纵横，商肆栉比，而洋行林立，外货充斥，对之不无惭色，惟国货公司售品，完全为国产，定价亦划一不二，初来斯地者，如有需要，可至该处询问，颇为方便。”

作为国货运动深化的标志，1930年代中期建筑师许守忠在中山路和胶州路拐角处，受托为国货公司设计了一个新的营业大楼，以形成更稳定的发展态势。1937年4月，公司迁到这个新营业大楼。然而不幸的是，这精心设计的棋局，显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的发展，因为这时离国货运动的目标敌人重新占领这个城市，已经不远了。

1938年初青岛沦陷，国货公司解散，营业大楼先被日本海军机关占用，继由日商白石洋行接收，开设银丁百货商店。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至此完全失去生存空间。

第四章 市井 · 一只看得见的手

对青岛来说，如果将华资银行规模化入市作为传统商业“落花流水”的分水岭，一些新的城市元素便不经意间日趋活泼。公共性需要“登堂入室”的同时，商业组织逐渐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蓦然回首，商会这个竹篮子淅淅沥沥漏下了不少水，却也留下来一个有模有样《锁麟囊》。商会20世纪前50年的青岛之路，由是成为开启都市财富欲望之门的一把钥匙。

这是一只看得见的手。

在公共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青岛本土商会的雏形，出现于1891年大清国决定在胶州湾军事布防之后，其时商号渐多，商众立公所于天后宫，推举瑞茂酒馆胡增瑞为会首。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后迅速展开城市开发，华洋商号纷纷设立，华人商贾便依地域成立会馆。这一时期曾产生影响的主要有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通称三大会馆。作为民间同乡会组织，会馆在城市开发早期商业、文化、教育、慈善上的贡献显著，成为城市移民的情感和精神联系纽带。从1912年孙中山到访时会馆的表现看，其也参与了一些涉及推动政治变革和文化更新的活动。（4-7）

1902年，德国总督府在布莱梅路，也就是后来的肥城路，设立中华商务公局，推举12名董事参与华商事务管理。其后中华商务公局的发展路径，大致和布莱梅商业街狭窄而弯曲的走向类似。1910年清政府公布《商会简明章程》，中华商务公局撤销，成立青岛华商商务总会，通晓德语的黄县人傅炳昭当选会长。租借地早期来青的傅炳昭，和后来陆续成为商总首脑的商界领袖经历相同，都经历过德国洋行的历炼，逐渐成为城市工商业长袖善舞的能手。

1910年各商号公选青岛华商商务总会总理、协理和会董时，山东巡抚孙宝琦曾到青岛临场监视。山东劝业道道员萧应椿1910年在《详抚院设立青岛华商商务总会请咨部立案文》中载称：青岛华洋荟萃，贸易日繁，屡次谆劝该处华商速设总会，联络本埠内地商情。并将此婉告德国衙门。尽管经交涉后租借地当局允许青岛华商商会按照农工商部商会章程办理，但总督府特别附加条件，申明清政府无权干预该商会事务。

1912年1月8日，青岛总督府发布告示：特派胡存约、朱杰、周宝山、古成章四位华人为总督府信任。华人议事会制度1902年4月15日由青岛总督创设，充当租借地关系华人社会事务顾问团。最初由总督任命12人组成。1910年8月18日被废除，其位置由代表华商的四人参议会所取代。这四人由青岛华人商会提名，并由总督任命。

1916年北洋政府公布商务法规，青岛华商总会改称总商会，江苏江都人丁敬臣出任会长。丁敬臣曾先后任悦来公司经理、禅臣洋行买办、悦升煤矿公司和永裕盐业公司经理，对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城市商业模式与规则驾轻就熟。总商会1918年进行第二届改选，成兰圃当选会长，1920年第三届改选时成氏连任。期间在1920年1月，因经费素由德国补助的同善医院，自战事发生后导致汇款不便，存款告罄，运转困难。而该同善医院专为诊治华人，总商会认为华人社会理应鼎力支持。遂就捐款维持事项议决，将该院1920年所需500元归三帮会馆捐助，计齐燕会馆300元，三江会馆100元，广东会馆100元。

1922年总商会第四届改选，文登人隋石卿出任会长。作为熟识德国及日本商业模式的职业移民，隋氏不仅有洋行、银行和制造业履历，更精明过人，商会会长任内协助鲁案善后督办接收青岛，是本地工商业绕不掉的台面人物。隋石卿主持总商会的第二年，其妹嫁给了礼贤中学校长刘铨法，后者作为建筑师，在1930年代早期参与主持设计了山左银行、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青岛市红卍字会大殿等与城市社会经济关系密切的建筑。

1923年6月21日，青岛总商会会长隋石卿以胶澳提倡国货维持会名义，就迅速撤销对日运货以前之优待的规定，致函胶济铁路管理局，称“敝会成立辱承襄助，无任感激。此间铁路局对于日运货，仍照日管时代予以优待，并阻碍国货发运，莫此为甚。除由敝会函送路局请即撤销外，特此奉函贵会，一并去函以作声援，而维国货等因到会。查事关路政，贵局自有规章，敝会未便从事条陈。但现据该会函称，对于日人运输，仍有优先条件，致碍国货发达。相应函请贵局鉴核前因，迅予撤销从前之规定，以示同一待遇，而服公允，至纫公谊。”

但几个月的时间过去，却再传《货捐实行中商人之求免声》。1924年9月18日《中国青岛报》刊登胶澳通信社消息，称“胶济沿线货捐，已将实行。本埠编业公会，曾以草辫一项，寓提倡国货之意旨，请求高督办豁免捐厘。唯督办以此项货捐之订定，乃系与济南省公署，双方核准，督署断难以一方意见，擅自独断。然事关国货运输，未便置之不问。故除据情备文，咨行济南省公署核办外，并知照该会代表，静候复示云云。又青岛通信社云：胶济路营业进项，以货运为大宗。自江浙开火，该路大受影响。又以货捐税出，加之各商反对，运输萧条。昨据车站某友云，自江浙战事及货捐风潮发生以来，每日原有十余次加车（即货车），现在减至四次。货运状况，当可悉见。至每日营业收款税数，约较前减少十分之六七，即客运亦未尝不大受损失。长此一往，实非胶路之幸云。”

1925年1月21日，就青岛总商会呈请免征草编货捐案，胶济路货捐总局局长方作霖呈复胶澳商埠督办，详述前因后果：“前据本埠编业公会请免出口草编货捐，呈奉高前督办，令饬核议。曾经职局将编业历年沿革变迁，并比较运青、运津货捐运费各情形，详细核议，据实呈复在案。兹奉前因，查草编一项诚为土产出口货物之大宗。从前德借时代，岁销额数几达千万。倘能恢复旧观，本埠主见发展。青岛商会既称本埠编业之未能恢复，由于运费增加，货捐并起，一经减免，不特编业复行荟萃，而其他出口土货，皆愿出于其途，将见铁路收入日增，关税亦渐畅旺。该会熟悉商情，所论自当确有把握。伏思提倡国货，人有同心。我督办自兼任以来，对于发展本埠计划，夙夜筹维，无微不至。此项草编之能否挽回，关于本埠之盛衰兴废者至深且巨，实具有特殊情势，与其他商货迥乎不同。兹经职局详细筹划，拟请嗣后凡由胶济路东运青岛之草编，特予免捐，以示优异，而顺商情。至往西改道运输他埠者，加成征捐，俾渐就范，庶于挽回利权之中仍寓兼顾税收之意。似此分别办理，编业旧观，或有逐渐回复之一日。而与钧座体念商艰、该会维持土货之意，均相符合。如蒙俯允，再由职局转饬各经收人员，定期施行。所有遵令核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呈复钧署鉴核，训示祗遵。”

一宗草编，以国货为说辞，商埠督办、商会会长、铁路货捐局长一一出面表态，足见斯事体大，不可等闲视之。

1924年6月19日，青岛总商会召开常务董事会议，决定致函驻青岛美国公使施尔曼和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请求拨给庚子赔款创办青岛大学。总商会给施尔曼的信，简明扼要：“为庚子赔款业经贵国宣布退回，规定用途亦希敝国施之教育，高谊盛情，至为感荷。一、青岛在国际上有重大之价值。二、青岛为最新商埠，交通便利，大学设于此地，亦有发展之机。三、青岛有种种专门设备，如码头工程、铁路工厂、农林试验场、轮船等，均可予学生以练习之机会。四、青岛当局现正计划创办大学，已勘定万年兵营之房（可容学生二千余人，建筑费约百万元）作为校舍，若以赔款办大学于此，自可得有利之协助。五、收回青岛为华会结果，如在青岛设大学，无异在此建一华府会议之纪念品，而永久表彰贵国在国际上之荣誉。”

总商会会长一边琢磨着找钱办青岛大学这些公事，一边也念念不忘“儿女情长”。总商会致函美国公使四天后，隋石卿次子结婚，场面浩大，马路堵塞，成为本地一大新闻。

尽管用心操持过青岛大学的办学钱款，但隋石卿在教育界的公信力，似十分有限。1924年8月31日平民教育委员会选举副委员长，38名委员到会，胶澳中国青年会会长邓洗元得19票当选，隋石卿仅以5票候补。

1924年12月2日，《大青岛报》刊登《商会选举行将实行》，披露12月1日隋石卿对25位到场会董就总商会选举搁浅问题的谈话：“本会改选之期原定于九月四日举行。后以东西镇及沧口三处合并问题，发生许多波折。并因公署前当局种种非法干涉，以致搁浅，至今未能按期举行。现已事过境迁，原无再提价值。但此项意外之波折，当系鄙人德薄能鲜所致，思之诚可愧耳！刻下前当局已去，本会改选之事业已逾期多日。事关法定，何能再延？应请到会诸公重行决定日期，以备进行云。”隋氏提案后，会董依据农商部规定商会法第23条，会长、副会长、董事，均以二年为一任期，议定青岛总商会现届改选，自应依法办理，用单记名投票法，每一票内只填被选举人姓名一人。遂将投票说明及选举手续，连同选举票，一并报送各号选举人，并要求于规定期内将选票填送到会，以便到期开票。结果，隋石卿的会长连任如愿以偿。

1925年7月11日，在新一轮国货风潮兴起之时，为证明维新工厂制造各种颜料确系国货，隋石卿、孙梁臣以青岛总商会 名义致函维县商会，以避免混淆：“前据青岛福顺泰呈称，窃敝号为提倡国货、挽回利权起见，曾于民国八年出资在本埠创立维新工厂，制造丹凤、如意、刀牌各色颜料，曾蒙贵会提倡销售中外各埠，现已七年之久，完全国货，众所共知。诚恐各界不明真相，发生误会，特此恳请贵会函达潍县商会，证明敝厂颜料出品纯粹国货，并乞转知潍县调查团，勿生误会，不胜祈祷之至等情。据此，敝会查该商在本埠创立维新工厂，制造各种颜料，销售各埠，确系完全国货，合亟专函证明，即祈贵会俯赐查照，转知贵处调查团勿生误会，实纫舟谊。”

到1920年代中期，商会组织已包罗万象，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经济角落。1926年8月29日，青岛市商会整理员办事处汇列的商会会员商店会员举派代表清单，涉及到了23个同业公会，数百个代表人。

土产行栈同业公会代表人：柳文廷、陈品三、李树棠、尚景六、方晓峰、梁和璞、战先五、赵吉庵、王尊三(潍县)、黄汉墀、王清齐、王寿臣、孟子衡、马华堂、仉光齐、牛席珍、韩鹤亭、陈朋初、张信亭、徐勋臣、姜顺如。

银行同业公会代表人：吴兴基、黄恂伯、徐勉之、刘少泉、何鼎元、袁鸿超、徐国杰、尚九愻、奚东曙、王伟卿、魏仁甫、周伯英、萧文田、陈伯琴、刘鸣卿、孙章、朱寅忠、卢炳泰、纪经涵、张千里、王逸之。

绸缎布匹同业公会代表人：邹子索、时品三、丁明德、温星垣、孙竹坡、仁荆山、战言五、张默农、葛纪勋、张效中、纪寿山、王新三、李照堂、李益亭、刘友善、马玉珂、马南屏、孙辑五、李来臣、郝彦忱、李光泰。

钱业同业公会代表人：王益堂、王芗齐、纪毅臣、张岳东、邹道臣、徐锡三、金言章、王渭滨、孙振三、王召南、张焕文、王寿山、张芝坪、姜砚卿、赵云生、王振六、刘子盛、王客卿、王升三、迟兰甫、刘贵棠。

棉纱同业公会代表人：田星五、董宝琛、曲子合、赵镜海、石继业、王尊三(潍县)、王正甫、刘益忠、刘英三、王振亭、王慎齐、葛升如、任详生、李世五。

草编帽业同业公会代表人：宋雨亭、顾少山、原伯平、曲峻臣、徐秩卿、赵玉泉、潘新三、曲古村。

运输同业公会代表人：王寿臣、姜顺如、刘英三、张景寓、赵伟卿、单竹亭、赵纯一、谭玉山、王殿臣、张静齐。

轮船同业公会代表人：于维廷、叶玉阶、江立南、郭次诚、李玉祥、丁敬臣、秦善齐、李淑周、贺仁庵、黄盘如、田秉玉、马云青、孙梁臣。

华洋棉布同业公会代表人：邹陆三、唐尽卿、姜香圃、朱子华、马德卿、李子敏、纪毅臣、卢春溥、孙尚之、董希尧、金文亭、刘心安、张子琴、李在兹、李兢驱、曲寰清、李世五、杨子生、苗伟勋、牛淑宏、李协五。

运销牛业同业公会代表人：郭友庆、郭贵堂、毛文澄、王瑞俭、王作福、唐与铎、韩树棠、赵化南、刘晋堂、冯俊卿、曲子阳、王春圃、刘子儒、张其祥、张裕和、江存恭、郝喜清、董廷云、徐崇梓、王德升、李春圃。

杂货行栈同业公会代表人：姜顺如、赵云五、胡范九、刘启明、初炳炎、丁荣廷、杨兴垣、孙岷东、逄福廷、贾文卿、姜吉甫、杨竹明、王约三、曲圣言、赵绘山、焦耕亭、战公选、王慕康、姜紫峰。

建筑同业公会代表人：栾子瑜、王侯东、王云飞、毕荫棠、赵百川、隋子丰、王福盛、王枚生、马铭梁、谭起德、宋振业、宫博之、刘书臣、盖炳臣、刘子绅、宫学德、林天瑞、宫世云、王作堃、张以塘、王耀廷。

煤炭同业公会代表人：孙梁臣、胡友之、李云阶、江干臣、袁钟山、史斐卿、陈鸣舆、张乐山、贺仁庵、范辉亭、李文卿、王葆良、徐宝齐、姜佐臣、李丰年、仵绍武、王振东、张恭廷、王子龙、刘默堂、王诗堂。

饭馆同业公会代表人：王得庭、林焕堂、王云程、崔子运、钱子厚、王华亭、修玉田、高盛之、杨佑臣、唐文杉、田文魁、王向亭、吴滋玉、卢秀齐、陆元吉、王仲三、张桂馨、陈运堂、王云生、胡忠鑫、崔玉珊。

客栈同业公会代表人：邢潞臣、李庆轩、杨炳生、王京挺、李翰臣、魏子盛、李寿山、郑子卿、王子元、邱广顺、张敬齐、钟瑞卿、顾耀廷、姜品一、李玉堂、杨恕堂、王振廷、贾鸿年、于通轩、丁新齐、谢赓沅。

猪肉同业公会代表人：王子厚、蓝先海、辛成强、徐运昌、魏本立、郭金堂、王得庭、王魁卿、萧凤臣、潘凤传、朱品三、姜同昌、刘日升、潘宪清、林峻家、潘凤俶、谭砚池、徐宝珍。

烧酒同业公会代表人：王佐臣、黄寿山、徐几千、庄俊亭、黄子和、胡明德、刘云远、安如九、辛林亭、林子安、华芳全、阎善臣、宗缙臣、刘克仁、石景周、王子诚。

点心同业公会代表人：张根睦、张佑之、臧钦芳、俞桐熙、张志元、法鹏程、庄荣芳、法书堂、庄宝康、曹永康、曹昌彬、王东生、王桐山。

五金同业公会代表人：张子渊、仇子正、张文卿、赵百川、高志云、刘彝泉、彭林甫、王雨亭、孙荫先、王仙亭、李新三、王珍卿。

黄酒同业公会代表人姓名：王佐臣、王桐山、隋少泉、王呈祥、周子芳、周彬之、刘子彦、隋中海、黄联众、李绍周、华文齐、纪信三、王文聚、郝志云、李辛齐。

卷烟同业公会代表人：张侠父、孙竹坡、纪子泉、宋子平、于忠堂、黄干卿、单少卿、张子全、王达三、于兆庆、李玉丰、单警堂。

蛋业同业公会代表人：毛子梁、韩义璋、孙传忠、崔秀臣、刘铁臣、岳景魁。

火柴同业公会代表人：王渭川、曲建堂、李元之、胡俊臣、郭健秋、臧恒甫、周子西、李卓然、王崇五。

1923年青岛总商会迁址馆陶路，1924年迁中山路72号址。1925年6月29日，青岛总商会收到华新纺织公司青岛厂一封为沪案失业工人捐款的公函，称“自沪案发生，全国愤慨。敝厂员司工人深昭大义，俱知爱国，噩耗传来，莫不义愤填膺。兹由厂中员司端节酒席折洋100元，机匠工头酒席折洋36元，又全厂工人零星凑集洋100元，捐助沪案失业工人之用。兹送上中国银行236元支票一纸，请代为汇寄并为登报。即祈将登何报纸及日期寄示，以便转知捐助诸人查照为荷。”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公布商会改组大纲，青岛商会改为委员制，主席团委员为宋雨亭等三人。1931年南京政府公布商会法，总商会改称市商会，主席委员宋雨亭。1935年改选宋氏连任。宋雨亭四届连任，主持商会工作12年之久。期间，有关商会的信息与各种不同的城市公共事务盘根错节，其中包括欢宴中国科学社、中华农学会的青岛年会成员，亚东饭店宴请张伯苓，赴国立青岛大学大礼堂听梁实秋讲演《我的文学观》这样一些“不务正业”的活动。

自1910年各商号公选青岛华商商务总会开始，青岛商会在近乎险峻的不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下，竭力推动本地的经济与商业的稳定与发展，实功不可没。青岛总商会经年的主要会务是：参与社会事务，开展经济活动，举办公益事业，征集摊派钱物等。其中商会参与的组建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和胶澳电气公司，成立至善堂、贫民习艺所，开办商业补习学校，提倡国货和声援五卅惨案等活动，最为人记忆。

第四章 市井 · 营生

作为城市运转的加油站，租借地时代分布在大鲍岛、台东镇、李村的商业市场，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同时也成为文化扩散的重要场所。早期集中进行商品交易的青岛市场、劈柴院、洪泰市场、若鹤市场、汶上路市场、台东市场，无一例外都是信息交流和平民娱乐的中心。此后，市场直接的文化功能逐渐减弱，但文化影响力却持续增长。（4-8）

青岛市场最早设于青岛区和鲍岛区交界的德县路口。1914年日占后在市场二路建立青菜场及劝业场，1919年12月又将青岛市场迁于市场三路，并增设附属卖店，一时间周围居民趋之若鹜。刘少文1929年在《青岛百吟》中，曾描绘过这里“鼻观薰莸要各参，鲍鱼臭味共芝兰”的光景：“劝业场俗称名大窑沟，又曰大菜市，楼下售鱼肉果菜花木，价值较海关后昂三倍，税重也。楼上光怪陆离，尽日货矣！”大窑沟劝业场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长时间被记忆。1930年任教国立青岛大学的梁实秋曾回忆，“父亲慕青岛名胜，来看我们住了十二天。我们天天出去游玩。有一天季淑到大雅沟的菜市买来一条长二尺以上的鲥鱼，父亲大为击赏。”1934年在青岛编辑《青岛晨报》的梅林，与流亡的东北作家萧红熟识，其在《忆萧红》中叙述，“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梅林是广东大埔人，与萧红饮食习惯大相径庭，而大窑沟市场的不同物产，刚好能够粘合两个人的口味差异。（4-9）

就小本经营来说，物美价廉和低成本运营，是市场商贩相辅相成的经营法宝。1932年夏天，伴随着北平路洪泰市场二层摊位的涨价风波，一家南方苏常小乐园点心酒饭店，6月25日在《青岛民报》刊登广告，预告6月28日在洪泰市场二层试营业，聘请苏省名师，专制烧烤挂炉煎炒等菜，并各种粗细点心、花露各酒、诸色面饭，每天早晨六点即可便餐。洪泰市场临近谦祥益绸布店，二三层房间充裕，货色齐全，电灯照明，昼夜营业，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皆有，往日的吞吐量甚大，小乐园点心酒饭店一大早开门，为的就是客流量。一般推测，只要洪泰人来人往，生意自然就火爆。不过，市场经理王玉生月中突然提出订立房单，大幅度提高租金，致使早先进入的22家商号相继停业，联名具呈社会局主持公道，以恤商艰。如此一折腾，洪泰市场鸡飞狗跳，不免让小乐园的经营前景大打折扣。这边洪泰市场小乐园饭店开业的同时，锦州路若鹤市场一些铺面的盘点，也在进行中。戴鸿德所属公义和持有的若鹤市场内12号地址铺垫并缮货一宗，经与债权人日商冲久洋行及华商聚茂永等会商，声明出盘，受盘人为矫毓俊。点缀在新闻纸上的市场资讯，起起伏伏有进有出，令人眼花缭乱，却始终生生不息，而这恰恰是市场的本质。

西镇汶上路市场的消亡与更新，发生在1920年代后期。1927年10月18日，兴业公司的朱文彬、郭贵堂、郭善堂、夏爱溪，就请取消西岭汶上路市场事宜，言辞恳切地呈报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呈为恳请取销市场改租民房，以维商业而便贫民事。窃商朱文彬、郭善堂、郭贵堂、夏爱溪，在本埠西岭汶上路合组兴业公司，建设菜市场。该场地皮系日管时代日人折居丰文等由日本民政署领有许可证。至民国十二年，日人折居丰文等将该地许可证退归商等。由此，建设菜市场，以图利便民食，藉可扩张市面。当该市场成立之始，曾先呈请警厅批准备案。至民国十三年，因市场不见发达，又于市场中间设立乐子园，取导人入胜之旨，以冀兴市场而广招徕也。不意该处地势偏僻，及今数年之久，西岭一带之商业凋敝不堪，菜市场何能发展？所有在该场营业者，始则逐渐倒闭，近则迁徙一空。似此情形，该市场已成有名无实，实无存在之必要矣！计自该市场成立迄今，频年所获租价，尚不敷地税之款，遑论卫生费、修理费、看护费。种种亏赔，担负维艰。商等血本攸关，碍难长此赔累，不谋挽救之法。不得已拟将该市场之虚名取销，仍将原有房舍不另更易，改租民房，尚属合宜。且年来西地贫民，来青作工者，恒因房价过昂，数家合租一室。于卫生、风化、调查、户口等事，诸多不便。若以该市场原有房舍租住贫民，既于贫民增便，并可稍苏商艰。一举数得，有益无弊。否则，恳请钧局将地皮收回，房屋折价，使商等卸却担负，亦无不可。商等以事关改组，未敢擅专，理合将上陈缘由据实呈请鉴核。恳予体恤商艰，垂念下情，将该市场准予取消，以俟该处商务稍有发展之时，何难再行恢复？迫切上陈，不胜待命。谨呈胶澳商埠局赵。”

代表兴业公司的四个具呈人，身份住址等信息如下：朱文彬，北京路东泰号，昌邑籍，年54岁；郭善堂，云南路汇兴栈，潍县籍，年38岁；郭贵堂，云南路东记号，安丘籍，年45岁；夏爱溪，云南路双凤里，即墨人。

政府相关机构很快就有了回应，但结果却大相径庭。1927年11月3日，胶澳商埠工程事务所就调查朱文彬等取消西岭汶上路市场改租民房以维商业事，给胶澳商埠局财政科去函，称“奉总宪发下朱文彬等呈请将原建西岭汶上路市场取消，改租民户作为住室等情呈文一件。查该市场内原有建筑是否曾经官厅核准有案？该商等此次拟请改为住室各节，可否准其改用？相应检同原呈函请查明见复等因。并附原呈一件到所。准此。当饬建筑部工程师王枚生、工程员张瑨迅速查复。去后，兹据复称：遵经查得汶上路菜市场北部四周房屋七十余间，系于民国十二年呈准建筑，原系厂棚式样，并无前墙，有当时核准图样可按。其院内及临西藏路一面尚有木板房及砖瓦房多间，俱系擅自搭盖。有由该房住户向该兴业公司租出地皮自行搭盖者，亦有由其他之人租地搭盖转租图利者。个中情形，亦甚复杂。就目下使用状况而论，内中除还有多数住房外，尚有小本商店数十家。来呈所称迁徙一空等语，未免言之过甚。但行人稀少，状极冷落，营业不佳，似属事实。再就房舍构造而论，除擅筑部分参差错乱，敝陋不堪，按之租地建筑各项章规均不相符，应即从严取缔，勒令拆除外，至其呈准建筑部分概系棚厦，只可用作市场。现在虽有一部业已添加墙壁，强作住房，不过因陋就简，仅于檐下添加厚十三公分之砖墙。室内多系木板间壁，纸糊顶棚，既欠坚固，复易引火。设欲真正改作住房，必须彻底改造。对于内外墙壁，门窗顶棚，各项重另施工，方堪应用。来呈所称仍将原有房舍不另更易，改租民房各节，殊欠合宜等语。并附绘该处曾经核准建筑之房屋配置略图一纸前来。据此，查该处转租地皮，私自搭盖之小房，不但于建筑手续不合，按之租地规则亦相违背，似应即予取缔。其原经核准建筑之厂厦房屋，若欲改变使用目的，但就工程而论，亦须切实改造方可应用。” 工程事务所的调查有理有据，朱文彬等人的计划却只能搁浅，一时难以实现。

西边日落，东部日出。1927年7月台东镇商业代表杨圣训等九人筹集股资五万元，筹备兴建胶澳台东区商业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并呈报北洋政府实业部注册，次年2月获准。台东商业市场面向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娱乐，设有蔬菜摊贩、鱼肉市场、洋杂货馆、估衣铺、饭馆和说书场。作为同时代的经历者，刘少文对台东镇的商业前途，表现出了明显的乐观：“东镇西距青岛八里，德租借时，东镇青岛之间皆园林旷野。日人既来，即楼阁毗连矣。镇上民生多赖工厂，为通李村之大道，车马往来，小本营生亦颇繁闹，近筑有两市场，商业当日渐发达矣！”

1929年4月15日国民政府接收青岛后，开始将市场移于常州路、龙口路交界处，把原有的39号官产房屋由工程事务所投资1000元加以修理，改建成新式市场。1932至1934年间的《青岛市政府三年来行政摘要》载：其间先后落成华北市场四层楼房186间、东方市场二层楼房152间、商业市场二层楼房701间、市场平房86间及新建莘县路三层楼房405间，并开始营业。

东方市场1930年开始兴建，1931年竣工，众商家携家属及伙计同时入住。1933年春天再以四万元投资，由田氏包工进行翻建，以完善功能。市场开放之初一层是市场、商家的住房及仓库用房，二层则是戏场，常年住有一个戏班子唱京剧。1940年代后市场经营扩大，二层隔成一个个小房间供商家租用。市场东门两侧店铺都是一些实力商家，其中以拉福克裁缝店和经营百货的德发东最为有名。拉福克专做洋服，由于收入多以美金结算，店里的缝纫一度开工资也是美金，青岛独此一家。德发东的店主王俊德读书人出身，以诚信起家，附近的几家西式糕点店如玛尔斯、久记面包房和国立青大食堂等，都是这里的老客户。鼎盛时期市场有大小商家二百余，住户二百余家，其中包括瑞芳茶庄、凤珠照相、华丰电器、德田鞋店、桓茂烟糖店、华美沙发店、三泰商店等知名商家。

东方市场东北边，是1930年9月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以及后来演变出的国立山东大学，这无形中使市场与校园文化产生了关联，教员餐桌上的鸡鸭鱼肉瓜果梨桃，多来源于此。梁实秋在鱼山路家中可见市场上的往来人群，老舍所住的黄县路更近在一侧，写作《骆驼祥子》之余，可在市场边上方便地找个熟悉的车夫聊天。1933年10月15日，黄际遇在其《万年山中日记》中抱怨：“卯正即难入梦，盥漱弹冠出走大学之道，辇毂之下有东方市场焉，三月不往，已云集栉比矣。国人不事清洁，殊令人裹足却步耳。”

1933年7月，三位就读于北平中国学院的学生张智忠、孙乐文和宁推之来到青岛，在崇德中学教师乔天华和《青岛民报》编辑于黑丁的赞助下，集资600元在市场龙口路一侧创办经营新文艺书刊的荒岛书店。时在山大任教的老舍、洪深、赵少侯，在中学执教的王统照、汪静之以及《青岛晨报》编辑萧军，都是书店常客。当时萧军刚完成《八月的乡村》的写作，经常去上海采购的孙乐文在内山书店曾见过鲁迅，于是建议把书稿寄给鲁迅，并让萧留书店的通讯地址。萧军把《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寄给鲁迅。鲁迅很快回信，对两萧的作品给予了肯定。

政府对关系市民日常生活菜市场，多有关注。1932年2月1日下午，为明瞭市区施政情形，市长沈鸿烈由市府出发视察大鲍岛。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沈氏一行先至易州路各里门洞、裕兴里新翻修之杂院、昇平一里，又到海泊路、高密路、福建路、胶州路、即墨路、李村路等各里院及菜市场察视。裕兴里、文明里和是亦里，1914年时都曾是谭延闿购买的产业，谭并在裕兴里布置账房，管理在青岛的一切资产。1915年日本占领青岛后，谭延闿返青前往大鲍岛查看物业损失，裕兴里、是亦里、文明里三处，惟是亦里毁坏较重。面对经年积累的脏乱差问题，政府之前已着手进行里院与市场整理，努力做到责任分明，管理到位，看上去颇为用心。

据1937年6月的统计，时青岛共有大小市场12处，除龙口路的东方市场外，还包括市场三路的青岛市场、桓台路和山西路的双合理市场、易州路的广兴里市场、中山路的劈柴院、莘县路的东海楼市场、石村路的西大森市场、西岭的寿张路市场、小鲍岛市场、东镇威海路平民商场和昆明路商业市场。到1939年的11月，青岛的零售市场仅有东方市场和青岛路的青岛市场、锦州路的若鹤市场、莘县路鱼菜市场、台东镇商业市场五处。至1946年2月，各类市场恢复到14处、进入统计的摊商932户。

市场生存和消费活力，基于城市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尽相同的生活需求。在一般意义上，没有一个市场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购买需要，这便让市场交易的多样性成为可能。除了政府设置的固定市场之外，不同时期一些自发的临时性商品摊点，成为买卖的灰色地带。比如1946年秋天志青在《青岛剪影》中描述的美货市场和美钞市场：“北平路口和天津路口相接的地方有座小石桥，石桥的北端便是国民饭店，自早至晚挤满了人们和货物，这便是所谓美货市场。石桥的东南端也有一群人来来往往，热闹一团，那便是有名的美钞市场。这两个市连接在一起，是互有关系的。美货市场上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小到保险刀片，大到衣服被褥，无所不备。食物罐头多是排地摊，也有一部份轻小的物品排高摊，其余的东西都是拿着叫卖。”因为有大量美军在青岛驻扎的缘故，美货市场的物品大多都是军用品，各式各样新旧货物摆了一地。有时美国宪兵开吉普车过来，摊主便一哄而散。志青记述，“听说捉着了，东西是要没收的。但美国宪兵也似永远在和他们开玩笑，只是停下车来望了一望，笑了一笑，便又长扬而去了。又听内行的人说，如熟门路的话，还可以搭上路头来买价廉物美的美军大卡车，不过自然不是在这里交货了。”（4-10）

市场是城市显现出的最日常化的公共表情。青岛各种市场以不同形态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实现了作为商业市场的开放服务和信息沟通功能，同时也是城市日常化生活的典型写照，一种平民样式的社会交往传统，一种城市文化存在形态。作为中心存在的市场，文化形态却是反中心或者多中心的。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与温文尔雅的礼尚往来交错叠加，显现出城市移民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市场现场，俨然一个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混合舞台，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琐碎的人生戏剧，一以贯之地贯穿在市井与家庭之间，并将不同的风俗习惯与行为方式，从家庭反馈到公共空间，造成重复性交叉传播与扩散。

从1930年代开始，青岛市场在改变区域旧有生活节奏和方式的同时，逐渐形成新的交流模式和习惯。在嘈杂拥挤的市场中，买卖双方都不断获得多方面的公共生活体验，久而久之，自然积累成一些特征明显的地域符号。如此推而广之，营生的所在，便具有了一种平民味道十足的公共文化推动力。

第五章 喧哗 · 独角戏

与本地小规模的传统银钱号相比，青岛那些浮云一般飘荡的地方银行，尽管背靠庙堂，风光一时，日子也不见得好过。你来我往，变来换去，久长的没有几个。从短命的青岛地方银行、山东省银行和河南省银行的青岛分行就可以看出，大树下面“靠天吃饭”的地方银行，实质上是一种垄断性政治和军事资源的外延，像一个穿着制服的金融衙门，职能不过是重复性地坐地圈钱。西装革履的银行的操持者，表面上风风光光，背后像狗一样被主子使唤着，不断从口里吐出花花绿绿的钞票。

遇到风吹草动，主子站错了队，走了背字，或者一命呜呼，天就塌了。门口呜呜咽咽一堆走投无路的储户，唾沫也能把银行淹了。操盘手能逃则逃，逃脱不掉的，就等着一番鞭挞。皮肉受苦不说，职业生涯的一半，也就断送了。但欲望往往会阻挡判断，遮蔽洞察力，并唤醒野心。于是风和日丽的日子总不乏踌躇满志的赌博者，不管不顾地把身家性命押在一条千疮百孔的船上，仿佛从没想过这条船究竟能够行驶多远。等到暴风雨降临，哭天喊地也就没人听得见了。

世事难料，有常，也无常。

1924年伊始，有三个人在青岛干了三件不同的事，指向三个不同的方向，相互关联不大，却将回归后慵懒的城市氛围，烘托得活灵活现。元旦这天，一个叫邓恩铭的年轻人，在《胶澳日报》新年增刊发表了一篇叫《今日的感想》的文章，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独立，除了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一齐向本国的军阀与外国强盗进攻以外，没有第二条生路”。这张一年前创刊的报纸，讨论激进的新思想并不是心血来潮，之前已经刊登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列宁传》。青岛市面上的报纸不少，一本正经的言论不少，花边新闻也不少，邓恩铭的《今日的感想》尽管掷地有声，却很容易淹没在花花绿绿的新年应和者寡，并没有引发洛阳纸贵的连锁效应。

年轻人在谋划着未来，年长者则惦记着后事。2月5日农历甲子新年过后，打算长时间栖息青岛的康有为，在李村象耳山买了两亩山地，预备用作墓地。康南海选择象耳山墓地的过程，缺乏更多的细节填充。据说，康氏之所以选择这里为墓地，是因为山名象耳。“康”“糠”同音，“糠”怕风，埋在象耳内，再大的风也就吹不动了。如此看来，这位“三周大地，游遍四洲，住三十国”，经历了一次次大风大浪的变革者，对看不见的风吹草动，也会惴惴不安。倒是三年后康有为在青岛殁去，吕美荪借《葂丽园随笔》一语道破天机，描绘“首俯而末翘，形势略为倒悬，且不封不树”的康墓，概在于“防其毁也”。不过，在1924年的早春的细雨菲菲之中，人们并没有把康有为这个有些奇怪的举动，太当回事。

在城里，客居青岛多年的前清法部侍郎王垿，披星戴月为掖县同乡会撰写了一篇《青岛掖县同乡会记》，云“孟子曰，邻里同井出入相友。夫在乡里且然，况乎相逢异地。所以各县之旅游青岛者，皆立同乡会，而尤以掖县人为最。议创于壬戌之春，会成于是年季秋。举正会长一，副会长二，评议员四十，共议会中善举。若学堂，若济贫，与夫施医施棺，他日力所能及，必次第行之。明年癸亥，购地于无棣四路，建屋三十七楹，庖湢俱备，列植花木。冬十二月，集同乡千余人相与落成，且谋记其事于碑而属余撰言。余尝读《掖县志》，见汉时王扶少修德行，客居不其，人化其德。又宋时林广轻财好施，义声远播，掖之人固到今为烈也。今诸君子固客即墨海滨，又倾资创义举，方之古人，何多让焉。余甚望诸君子永偕同志，共抱仁心，扩而充之，渐推渐广，则施惠溥而乡谊敦，声誉将永永无穷也。余叹羡不置，故乐为记之。会长评议员姓氏附于碑后，其捐资姓名则列于他石。”

碑文的最后，署“甲子季春莱阳王垿爵生甫撰”。

也就在这时，49岁的直系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到青岛来了。山东蓬莱上口高家村人高恩洪，字定安，亦作定庵，出身农民。先后就读于上海电气测量学校、英国津普大学，曾任清廷驻英使馆翻译。回国后，历任参赞、西藏通商交涉事宜督办、东三省军政事宜督办、交通部秘书等职。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高恩洪先后任汉口及成都电报局局长、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驻上海全国电料管理局监督、交通部顾问等职。抵达青岛前两年，高恩洪先后出任过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和任教育总长。

高恩洪遭遇的青岛，正流行着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怪现象。之前在日管时代，大窑沟菜市场所有中日商人，无论房租各费，一律皆缴纳日金，接收后仍前未改。高恩洪一到青岛，即改收国币。华商皆俯首承认，但日商并不服从，官厅亦莫如何，惟听之而已。同在一个市场营业，待遇显分两歧。于是有狡黠之辈，便设法规免。有一姜姓市商，本在一于姓商人处转赁地角一方，售卖鱼类。嗣见日商房租皆缴纳日金，每月可省洋二元，于是暗中向日商村上购得地角一处，将于姓地角辞退，缴租纳费仍用村上名义，以图小利。最终招致舆论抨击，曰“商人牟利，乃不惜挂名日人旗帜之下。虽曰爱国观念过于浅薄，要亦官厅待遇不均有以致之也。”

1924年3月，高恩洪出任胶澳商埠督办，和这个前租借地城市一碰面，就深陷财政困境。为便于筹措行政经费和应付饷需，其第一时间便急三火四地发令催缴地租地税房租，同时着手整顿财政局，筹划开办地方银行。

1924年4月22日，高恩洪以胶澳商埠督办名义发出布告，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限期完纳应缴税租：“查本埠地税、地租、房租、卫生费、车捐、营业税，以及各项包商杂税，莫不积欠累累。甚有一人名下，欠款至数百元之多，逾限至数月之久者。迭经财政局一再催征，其遵章缴纳者固不乏人，而意存观望者仍居多数。本埠百端待理，需款孔殷，举凡维持道路、保卫治安、调剂金融、发展埠务，均恃经费充裕，方足以资挹注。而经费根本所在，则以收入为归。是收入为全埠兴衰之所系，万难任其日久拖延。为此布告各埠商民人等，一体知悉，凡在本埠范围以内，负有完纳各项租税捐费之责者，均应遵章，随时缴清，以尽当然之义务。所有以前积欠各户，限于本月内，各赴财政局如数缴纳清楚，不得稍有蒂欠。在本月以内缴纳者，特准免纳催促费。其以后按月应缴之款，务当踊跃从事，依照告知书期限，如期完纳。自经此次布告之后，如仍观望不前，即属有意玩抗税章国法，两所不容。本督办执法以绳，断难稍事宽假，其各禀遵毋违。切切此布。”

高恩洪对财政局的处置办法，是缩编归并，直接纳入督办公署，以便随时调度。财政局原设总务、税务、房地三课，课下又分三四股不等，每股员司不下十余人，事少人多，虚糜公款。高莅任伊始，即有归并想法，只是各课经办事项一时未能清结，未能即时展开。待各项案卷结束清楚，便于5月2日实施归并，改财政局为财政课，原设总务课取消，税务课改税务股，房地课改房地股，唯其因地皮等事，甚为繁杂，仍在原处办公，暂不迁入督办公署。房地课原分四股，一和三两股即行裁撤，第三股长撤职，第二股为房地股，暂行酌留数人，唯主测绘事的第四股人员不更动。其余各课职员，均依次递降。青岛本地报纸随后探听到消息说，局长胡海云本为高恩洪红人，闻降为课长，肯否再干，尚未敢必。而课长以下各员，则多为饭碗计，降格相就。统计下来，被裁人员约有五六十人。

高恩洪的创办青岛地方银行，也紧锣密鼓。经过一番筹划，资本金定为100万元，官方占51%，商方占49%，投资商有本地财阀刘子山、成兰圃、李连溪、隋石卿、郭大中等。郭大中出任行长，隋石卿为副行长。郭大中者，可查询信息寥寥无几，仅在1924年8月31日成立的青岛平民教育委员会中，有过与刘子山、宋雨亭、王子雍等一并出任理事的记录。而同为理事的隋石卿，则在同一天当选该会候补副委员长。

职掌高恩洪的青岛地方银行，是身为总商会长的隋石卿，继入主胶澳电汽股份公司之后，在本地金融业获得的又一次拓展机会。这让他之前积攒的各种资源，一一都派上了用场。

而伴随着5月2日青岛地方银行的开业，隋石卿还另有一喜。6月23日，其次子结婚，场面浩大，堵塞马路。次日《中国青岛报》刊登《隋宅喜事之热闹》，大肆渲染喧腾的婚庆场面：“人山人海，中外贵宾，将近千人。总商会会长隋石卿氏，定于23日为其次子完婚一节，已志前报。兹见各界前往道贺者人山人海，天津河南两路之间，车马拥挤，几无隙地。”

隋石卿的风光，一时无双。

《胶澳志》对高恩洪倡导的这家地方银行的记录是，1924年5月，“创办青岛地方银行。集股七十五万元，官二商一，以隋熙麟为银行经理。”同时“发行市政公债一百万元。以胶海关二成协款作为担保，议而未行。明年乃陆续持向青岛地方银行押款，嗣即改押为售，抵还借款。均按九折作价，由历年胶海关二成补助费项下陆续拨付还清。”

1924年5月2日在保定路隋石卿的房子开业的青岛地方银行，除发行纸币外，最大的斩获是代理发行百万市政公债。表面上，青岛地方银行光鲜亮丽，也有隋石卿这样的资深银行业“带头大哥”加盟，像加了双保险的金銮殿，完美无缺。但实质上，业界的知情人私底下清楚知道，高恩洪搭起的这个戏台子，唱的都是刘子山一个人的独角戏。

1924年4月25日出版的《银行月刊》，以《青岛组设地方银行近讯》为题，披露了这家银行的来龙去脉，刘子山的独角戏，便被一股脑道出来：“青岛银行事业，本不十分发达。自去年秋后始渐次成立十余家，然多半系分行，遇事须听本行之支配，不能擅行借款，故督办公署对于本埠金融界毫无活动之能力。高恩洪来青后，深感不便，前次警饷由东莱银行借款二十五万，已属格外通融，然当时仍必须严明以港政收入作抵，始能到手。现该行已派行员柏仁甫，实行往港政局监收，预计非两个月不能还清。故督署对于港政之收入已无提用之希望。高氏以来青未满一月，商埠财政已弄得大僵特僵，若不设法活动，如何能维持久远？特以公署名义，发起组织青岛地方银行，为商埠之金融机关。日前邀集官商界要人，在公署开会讨论，高氏略谓青岛在德管时代，有德华银行代理全埠金库，日本接管后亦指定正金银行为地方金融机关，市面赖以调济，财政无枯竭之虞。我国接收以后，对于此种重大问题，付之缺如，致金融时起恐慌。不能指挥如意。兹拟仿照德日旧例。组织一地方银行，定资本四百万元，官商各半。并推定李杜芳、张殿魁、隋石卿、刘子山四人为筹备员，即日着手办理。但官厅财政现已拮据万分。何能筹得巨款为银行基金？闻财政局长胡海云曾献策，请高氏发行公债一百五十万，以本埠官产为抵押。十二年还本。高氏已经首肯，现正积极进行。至于商股，商会方面原无多大力量，全恃刘子山一人。刘为本埠钜富，家资近二千万，即以青岛房产而论，多半均属刘之私产。高恩洪来青，已向刘借过二十万元。此次又想藉此名目，令刘担任一宗巨款，以供其提用云。”

看上去，青岛一地但凡和钱起劲的事，想绕开刘子山，并不那么容易。不过正因为刘子山太冒尖了，这就给他看似顺畅的本土金融拓展之路，埋下了伏笔。接下来他和他的东莱银行，在青岛的处境就变得举步维艰，直到收拾起家当，避走天津。

而失去了刘子山的青岛，并不当回事，依然故我。一地鸡毛的烂摊子不断破败，眼睁睁等着北京政府来收拾。所幸，青岛的霉运伴随着北伐军和国民政府一统江湖，在1930年代到来前戛然而止。

一口浊气吐出来，大把的时间却已滑落了过去。

1924年9月24日，财政部以财政总长王克敏名义，咨复胶澳商埠督办，准予青岛地方银行发行铜圆票，“查青岛市面铜圆缺乏，不敷周转日常用度，几以辅币一角为本位，致小本经营商贾负贩之流生利微而出款巨，大都勉强支持无利发展，市面日见萧条。兹拟仿照平市官钱局办法设立青岛平市官钱局，发行十枚票一百万张、二十枚票一百万张、五十枚票四十万张，共合票额铜圆五千万枚。以青岛现在市价，每一银币兑铜圆二百一十枚计算，合计值银币二十三万余元。筹六成现金十四万元存作兑现准备，其余四成以相当价值之不动产及有价证券为保证准备。由本公署委托青岛地方银行代理发行，请部派员监理以昭慎重而符定章等因。并将拟具发行铜圆票章程抄送到部。查上年八月间，本部平市官钱总局转据王济中陈请在青岛设立支局，虽经批准有案，但该局尚未实行设立。兹既准贵督办咨请，前来自可通融。如拟办理，惟将来平市官钱局在该埠筹设分局时，应令青岛地方银行将代理发行之官钱局铜圆票悉数收回以符原案。至所拟章程，大致尚妥，惟铜圆票兑现准备金定为现金六成未免呆滞。且各种不动产不易变价，亦未便供铜圆票保证准备之用。”

一场青岛地方银行的开局，看似顺风顺水。谁知道，结局竟也近在咫尺。

一喜一悲，一夜之间。

第五章 喧哗 · 浮云一般飘荡

对一些人来说，看得见的日子却也悠闲。1925年11月，《野语》杂志发表了一首《客居南海楼有感》，云“客里闲居百居楼，门临沧海面青丘。夜深屡破思乡梦，卧听湖声到枕头。”无所事事到夜不能寐，也算是这些青岛过客们摆渡出来的一番人生境界了。

这一年，身体欠佳的宋春舫到青岛疗养，百无聊赖中与老朋友蒋丙然攒出个青岛观象台海洋科，引来蔡元培当说客，居然就有板有眼地唱出了一台大戏。其在《海洋科成立之经过》中记曰：“民十四，予自北平归沪。道出青岛。值旧友蒋右沧堂胶澳观象台台务。蒋君为吾国气象学专家，而对海洋学固有深到之研究者。因以所购置各种测量海洋仪器相示，而予乃有剙海洋研究所之动议。”

宋春舫海外生活多年，出身殷实，沉迷戏剧，喜和藏书，长于翻译，了解法律，熟悉金融，在青岛却又阴差阳错地把玩起海洋研究来，并上下联络，终于一发而不可收，弄出一个中国第一的水族馆。而在宋春舫到来之前，康有为和他的小老乡凌道扬的青岛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汇泉湾畔，凌道扬种树，康有为算命，各有所好，各有所得。

1924年的青岛，有动有静。7月20日，丁惟汾与王乐平、于恩波、于洪起拟定了一份《胶澳中学校报告书》，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申请资助，并汇报进展情形，称1923年春着手筹划，由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拨给台东镇德人旧筑骑兵营房全部作为校址，因该地为胶防陆军及日本小学借占用，1923年秋才将校舍东半腾出，即由丁惟汾等筹集开办费三千余元，借款三千余元，并得到胶澳公署补助六百元。其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每月补助三百元。同年阴历六月，周学熙“忧居三载，久废吟詠。今夏重来海滨，读中峰禅师广录，于静中观物，妙动处，悟真源，觉人生，得失荣辱皆属幻缘，苦乐悲欢本无自性。返观内，照烦恼，即是菩提。世人徒自缚耳。长言以詠之。”

与此同时，高恩洪积极推动的私立青岛大学，终于也拨云见日了。

高恩洪的钱袋子，却依然干瘪着。

尽管青岛地方银行在准备金的筹措上捉襟见肘，但接下来的事情看似还顺风顺水。1924年8月5日出版的《银行周报》第360期刊登消息称：“日前国务会议所议青岛地方银行及山东省银行呈请准予发行兑换券案，结果决定青岛银行准发行三百万，山东省银行准发行五百万，其准备金之成数，及一切详细部分，由财政部照章核定。”哗啦啦大幕拉开，一台地方银行的金融堂会，急匆匆登场。

可不走运的是，同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兵败，高恩洪随即下台。青岛地方银行所发行纸币随后不能流通，10月27日发生挤兑风潮，之后在11月16日以限制方式兑现，始见平息。

接下来，青岛地方银行就只剩下哭穷了。1924年11月5日，青岛地方银行致函给胶澳商埠公署，哭唧唧地诉说，“前奉钧署来函以钧署发行之八厘公债一百万元拟交由敝行代为发行，业经敝行函复允为代发并拟按照该项公债之票面总额以九折规定议复价格。去后，兹奉一零四六号函，以‘查此项八厘公债既承贵行认可代为发行，所有九折价格之规定办法尚属可行。相应函请查照如议办理可也。’等因。到行。敝行即拟进行发行，将来发行若干，敝行必随时按照数目注入尊册。惟查钧署往来透支项下刻计欠洋已达六十余万元。该项固属信用透支之一种，但以积欠弗归，每多周转不灵，况际此金融惶恐尤易牵动全局用特，函恳钧署可否将此项公债票面总额充作钧署往来透支担保，以资保证。在钧署，原不难以公济公；在敝行，庶权作信用准备所有。可否之处，尚乞钧署查核见复，至纫公谊。”

1925年1月31日，青岛地方银行代理副董事长王子雍再次就青岛地方银行发行市政公债事，致函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称“案查钧署委托敝行代售之胶澳市政八厘公债一百万元，价格按照票面总额以九折规定，已蒙钧署认可。继以钧署在敝行透支欠款为数过巨，敝行复函请以该公债充作钧署欠款担保，亦蒙复允各在案。兹届年终，敝行按照定章应将全年决算报告书通知各股东，但查钧署透支之款截至十三年十二月底，为数达七十万零一千九百七十五元六角五分。似此巨额，敝行碍难报告于股东会。前者钧署透支款项息率以一分二厘计算后，因钧署要求减为息率九厘，在钧署犹以为钜，而敝行已受三厘之损失，似此办法两无所益。现查敝行营业范围第三章第九条第六项有处置公债之权，敝行为调剂上项办法起见，拟将该项公债四十万元按照规定价格由敝行入账抵作钧署一部分透支欠款。敝行庶可报告于股东会而钧署亦可减轻债额。如此办法两有裨益，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备案。”烟台商人王子雍，是胶澳电汽公司的董事兼总理，为董事长隋石卿的副手，在摇摇欲坠的青岛地方银行，依然惟隋氏马首是瞻，替其擦屁股，处置后事。

青岛地方银行同时给督办公署开出一张“往来账结算通知书”，记录“尊账结至1月31日计欠$341975.65，并欠利息$3180.37，共计欠$345156.02。相应函达，即希核对。如无错误，请将下联回单照填数目，签盖图章，于一星期内示复。倘逾期不复，即作为并无错误。”

到了1925年5月，狼狈不堪的青岛地方银行，似已开始破罐子破摔了。当月5日，其对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大声喊话，“本日敝行开董事会议决，以地方公债三十八万元冲还钧署在本行透支计三十四万二千元。查钧署自委托敝行代销之八厘公债一百万元承销以来，并无索主。嗣经钧署以四十万元抵偿透支一部，并一再由钧署提出售与敝行二十二万元，综共划归敝行六十二万元，均以九折核算在案。现在钧署公债存余三十八万元，复查钧署透支项下尚欠三十五万余元。值此财库支绌，似无归还确期。长此延搁，实属非当。故本日敝行董事会议决，以所余公债三十八万元冲还透支，仍以九折核算，计三十四万二千元。如此，透支无几，缓议归偿。在钧署清缷重债之负担直截了当，计莫若是。坐办到席，亦深以为然。始由公众表决进行，为此理合，函达钧署。即烦查照，准予所请并赐复遵办，实纫公谊。”

常言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只是青岛地方银行从生到死，仿佛瞬间。大幕刚刚拉开，丧钟就呼啦啦敲响了。

青岛地方银行挤兑风潮过后，走马上任山东督军的奉系张宗昌困于山东金融控制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下，遂重敲锣鼓另开张，积极扩充山东省银行，并于1925年7月将青岛地方银行改为山东省银行分行，同时将青银钞票加盖山东省银行戳记继续流通。同年11月1日，山东督办兼省长张宗昌密令胶澳商埠，以市政公债作抵向银行借款，言辞不容置疑：“现在军需紧急，搜罗乏术，拟将青岛省银行所存之市政公债抵押现款，并再以该项作抵续发公债以充抵押而济急需。事关大局，责无旁贷，除派山东省银行会办马官和前往面为协商外，合行令仰该总办遵照迅即会同办理，具报核夺。”与此同时，鲁军第五军军长兼渤海舰队总司令毕庶澄自莅青后，握有海陆军大权，威重令行，大有不可一世之概。《申报》1925年12月6日有报道说，因军事紧急，饷项重要，毕庶澄曾招集青岛各收入机关首领在司令部会议，面论嗣后凡收入各种款项暂时不必解省，亦不必存放外国银行，均暂存商埠局。又令各机关首领速将收入清册及现存款额清册送交司令部查看，并派人监视各收入机关，所有款项无论何人不准提拨挪用。《申报》刊登消息前一日，张宗昌又新委毕氏为胶东一带总司令，军民两政均归节制。毕氏奉令后，已遍张告示，晓谕一般人民知照。作为张宗昌的多年心腹，毕氏人前人后面目各异，面子里子俱不放手，至此在青岛商埠及胶东一带，军政权威登峰造极。而青岛山东省银行也就势水涨船高，成立一年后，开始发行青岛地名十元、五元、一元钞票三种，并声明之前历次发行的三种加印青岛字样同面值钞票，仍一律通用。不过毕氏一时间在青岛的忘乎所以，也为日后的命运转折，埋下了伏笔。

对青岛地方银行的末日，《胶澳志》有过简短描述，云1926年4月，“青岛地方银行改归商办。青岛地方银行原有官股五十万，商股二十五万。嗣以商埠公署积欠行款超过股本，乃取消官股，抵还借款，改为商办。然以经理非人，卒于本年歇业。经理隋熙麟避匿外埠，经手帐款迄未清厘。”

1927年5月18日，青岛总商会就请令地方银行准予照提劝募公债票事宜，呈报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申诉“窃敝会前经奉令劝募第一二三次公债，所有该项公债票除照发给外，其余均存储于青岛地方银行，现值该行因被监视不得提取。为此，呈请钧局迅赐令，知该银行准予照提前存公债票，俾敝会可以随时领取而便分别转发，以清手续，实为公便。”

这次胶澳商埠局的回应很快，却等于什么也没说。5月21日，胶澳商埠局就可在地方银行解除监视后再提取公债事，回复青岛总商会：“查地方银行现因查账，暂被监视，一俟解除监视后，径向该行交涉提取可也。此令。”看见这份命令，总商会一班人的脸大概一下子就绿了。

张宗昌垮台后，山东省银行青岛分行也于1928年6月16日停业。而吴佩孚在开封创办的河南省银行，则在1924年随吴的势力进入山东后于同年8月4日设立青岛支行，派孙为锌充任经理，陆名传为帮理，行址设保定路。不久直系兵败，青岛河南省银行的命运也和青岛地方银行一样，于1925年1月27日被撤销。但实质上，青岛地方银行的后续清算事宜，在停业四年后的1931年尚未完成。当年5月16日，60余股东在齐燕会馆召开清理委员会，推举于维延等九人为清理委员，负责清理善后。齐燕会馆的门前，王垿撰有一联，曰“回首望枌榆，常思泰岱云间，蓟门烟静；同心结莲社，幸值扶桑日朗，溟海波平”。不过，在1931年的夏初，对青岛地方银行的债权人来说，“烟静”与“波平”，都是奢望。

胶澳商埠局1928年12月出版的《胶澳志》，将若干官办银行“人心空虚，金融业之活动范围愈狭”的霉运，归结到日本人头上：“日商之正金银行隐然握本埠金融之重心（正金银行存放款年可六亿，十二年金款二亿二千三百万圆，银款三亿四千四百万元，十三年金款减为一亿八千九百万圆，银款增为四亿四千九百万元，十四年金款减为一亿四千四百万圆，银款增为四亿五千三百万元），加之政局不宁，国人失其自信之力，华商所设金融机关，如青岛地方银行、河南省银行、山东省银行固属倏起倏灭，即较有历史基础之山东商业银行，上年停止营业，迄今尚未整理。”将外部压力竭力扩大以推卸责任，这其实是官府的拿手好戏，正金的金融堡垒固然坚不可摧，可官办银行的结党营私加拔苗助长，更是导致其纷纷落花流水的主因。病灶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一地鸡毛。

各色军政寡头与地方银行的勾连，情节各异，本质上并无不同。行为恶劣者为害尤大，招致天怒人怨，当事者一旦失势，结局可想而知。而青岛地方银行一例，首当其冲者，非隋石卿莫属。

隋石卿之祸，事出有因。早在1925年岁末，被毕庶澄缴械的青岛戒严司令尹德山，就曾发出公开信，痛斥隋石卿结官害群：“闻之名誉为生命之第二，人头畜鸣，不冗何俟。足下为青岛商会长有年矣，以若大之商埠推足下为会长，商界之期望可知，足下之任务可想。秦师袭郑，弦高献牛以解围；晋师求玉，子产抗议而安国。历来商人关国重计，是以敝部曩驻青岛，于足下则加以钦重，于市面则多方维持。庚癸虽呼，秋毫不假，谓予不信，甘为鹰狗，敛金献媚，结官害群，慕甑参议之虚名，削全商埠之脂膏，致众怨（愤），无所告诉，奔我行辕，泣求援助。甫拟去电为商请命，忽我留守官兵闻已包围缴械矣！忽我在青眷属闻受监视，不准随便出入矣！噩耗初来，大惑不解，详探内容，皆出足下挑拨。以怨报德，不必申论，即君自谋，计岂为得？毕军自在青，或者夜郎自大，别蓄意图。明知日暮穷途，故为倒行逆施，囊括众商，歧视敝部。足下向未中痰，胡亦丧心若迷？行同禽兽，名誉云何？毕公一旦失势，则为海上亡命，试问足下尔时能否与之偕亡？青岛市面及我留守官兵、眷属请速注意，虎威幸假，抵死不悟，将来有意外情事，则唯足下是责。德山赋性直爽，恩怨分明，不惮预告，以便裁酌。时驻诸城，请速答复为盼。”

结果，尹德山一语成箴，毕庶澄的报应一年多就到来了。而隋石卿则难逃株连。

1927年5月4日，《中国青岛报》以《质询隋前商会长之续闻》为题，报道隋石卿过堂情形：“前商会长隋石卿氏，因当局调查商办银行账目，致涉嫌疑。昨经由省调回，暂寓中华栈，并派员监视一节，昨已散见各报。适闻隋氏抵青之日，现任总商会正副会长宋吕两君，并商董邹升三君等，以个人交际及商界同谊关系，前往戒严司令部，面见当局官宪，请暂行保出，以备清理一切。闻已蒙许可，惟须俟(昨日午后三时)过堂以后，方能定夺。据访者谓，隋氏系商办地方银行之行长，监视原由，系因该行账目问题，并无其他各案嫌疑云。”

隋石卿之罪，实属毕庶澄厄运的副产品，降临是一定的。对隋石卿来说，咎由自取，也无所谓冤枉不冤枉。1927年5月29日国闻通信一条发自青岛的电讯，大批判的味道就很浓了：“胶东护军使毕庶澄，莅青年余，兼有数职，用胶东一带著名之悍匪马文龙为死党，纵令祸害地方、搜刮商民，所集赃款闻有数百万之多，二人平均分用，因此胶东十余县人民受害颇巨。现有临朐等县商民，赴省联名控告，谓毕马二人，虽已正明典刑，但毕马生前贪赃枉法，抢勒良民财产，约有数百万之多，恳请彻底清查，以昭公允。鲁张据呈后以毕马等如是行为，可谓辜恩溺职，达于极点，特于日前通令本埠行政首领，将二人生前潜存各处现金，或其他财产，无论多寡，务须严查，并另派员赴威海卫查抄毕氏之家产。商埠总办赵琪奉令后，已派员在地方银行清查账目，并令该行停止营业。行长隋石卿，乃毕之心腹，毕所得赃款，皆隋氏一人经手存放。隋氏昨日在济南已被看管，其眷属亦由本埠警厅派警监视。”渤海舰队总司令毕庶澄之死，本质上是一个对主子忠诚度失衡的结果，算不上正义与非正义。作为张宗昌信任的下属，毕庶澄脚踏两只船，关键时刻在蒋介石与张宗昌之间的个人算计，最终导致其一命呜呼。而替毕庶澄保管钱款的文登同乡隋石卿，因为与毕庶澄沾亲带故，等于干了一回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买卖，账目交待清楚，钱财吐出来，脑袋自然也就保住了。

不过，隋石卿1927年挨的这一巴掌，却很疼。

1927年4月4日毕庶澄一死，冥冥之中却也给刚刚合并的东北渤海舰队副司令沈鸿烈开辟了一条从政之路，几年后沈鸿烈主政青岛，开启复兴新局，金融各业一并励精图治，颓废的城市社会面貌逐渐获得改观。

在青岛地方银行死亡前，叶春墀曾任经理。叶父叶沙明从日照来青岛经营航运，同时经营捕渔，曾拥有百吨以上海船五艘，航线远至日本、菲律宾等。叶春墀子承父业，又有发展，其裕泰船行拥有泰升等船七艘。1922年2月，叶春墀曾编辑过一本《青岛概要》八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售，并著有《中国税关制度》《日本国库事务纲要》《山东商业地理》《乙种商业学校薄记教科书》多种。1925年叶春墀短暂出任青岛地方银行经理时，还开办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由农商、高等审判厅注册核准。叶春墀住在无棣一路36号，那里是个安静并不无情趣的处所。但他接手的青岛地方银行，却似乎一直没有安静过。

同样命运多舛的，还有1923年设置青岛分支的天津致中银行，1925年组建的中美合资华懋银行，1935年预备设置分行的大中银行，这些差不多“见光死”的商业银行，呱呱落地，转瞬即逝。甚至连实力雄厚的大陆银行也是来来去去，1923年设置青岛办事处，不久即告结束，而后在1931年再卷土重来。

第五章 喧哗 · 宿命

1923年8月29日，中元节后第三天，青岛交通银行给津行拍了一封14个字的电报，内容是：“致中银行今晨搁浅，敝无来往，请洽。”电报提及的青岛致中银行总行在天津，这是青岛交银急忙给津行通报的理由。但看上去为时已晚，因为仅仅两天后，致中银行天津总行和青岛分行就都停止了营业，津行总理杨某和青岛分行经理张芝庭、金孝麟均携款潜逃。天津警方拘捕了董事朱绍庭，并调查了另外两名涉事董事潘复和袁家骥，青岛警方则查抄了山东路青岛致中银行的账据、款项、杂物。

致中银行涉嫌欺诈的原委很快厘清，青岛第一区警察署当即表示严缉。所幸青岛致中银行当年春天才开业，联系的客户不多，受损严重的有瑞泰号和济南路的裕丰成，未波及一般市民储户，社会危害相对小些。牵扯到的各商号对此鬼蜮伎俩，自是愤愤不平，辄纷请青岛总商会追查，以为公便。据两个月后的统计，倒闭后的致中银行统共有30余万存款无着，初议有股东清偿，遭到潘复竭力反对，各债权人遂向法庭诉讼。

一场喧哗，很快偃旗息鼓。

在20世纪30年代，青岛另外几家地方银行制造出的喧闹，则远比这场致中风波声势浩大，也更复杂诡异，个中情形非三言两语能够道清。欺诈拐骗自然不是大多数银行的初衷，也非业界常态，更为正派经营所不齿。但事出有因，且鱼龙混杂，一团和气的下面，掩盖的往往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暗箱操作。不出事当然好说，即便是出了事，各银行在明面上依然也不会说出自己家的种种鸡鸣狗盗。这是人性，也是惯例，捅破了，就是天大的窟窿。1935年初夏的中鲁风潮一例，虽不像致中银行欺诈一般极端，动静却比12年前大得多，牵扯进来的各色人等，从政府、商会、银行公会到牛商、银号、平民储户一应俱全。一个夏天的众声喧哗，夹杂着疾风苦雨，不可谓不刻骨铭心。更重要的是，从东莱银行、中鲁银号到中鲁银行，青岛本土银行的玉汝于成梦想，多似昙花一现，给风雨飘摇中的一干同业，不间断地敲打着警钟。

中鲁的起始本位准确，小本经营，服务单一，颇接地气的经营方式引发迅猛发展。这家1926年10月在西镇东平路成立的钱庄，资本金仅五万元，经理魏仁甫，缘于以牛商为主体的股东关联的客户群体庞大，顺风顺水。西镇观城路因为早在德国租借地时期即设置有大规模工业化的屠宰场，以致周边牲畜屠宰贩运业异常发达，牛商众多，资金来往频繁。魏仁甫的钱庄市场对路，一时广受欢迎，野心与欲望遂开始放大。运行数月后，钱庄改按公司组织并订立章程，增加资本至十五万元，改称中鲁银号股份有限公司，于1927年3月1日迁至中心区保定路营业。随后追加资本总额至30万元并按期收足，呈请财政、实业两部核准注册。复于天津路购地自建营业用房，于1930年元旦迁入，名义上沿用老的银号招牌，实质上业务则以银行方式运转。当年中鲁银号再续增资本20万元，合计资本金达50万元，一年后正式改为商业银行，依照章程选举董事监察人，同年5月31日经呈请财政部核准注册。1931年1月2日中鲁银号发给交通银行的函件显示，前一天其已实行银行名称。

升级换代的中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王荩臣，常务董事包括王子久、郭善堂、唐与铎、王荩臣、张玉田，董事刘子儒、王瑞俭、王作福、郭贵堂、尚景六、李树堂、战警堂、高湘南、郝子欣、矫明起，监察人徐子才、毛文澄、曲荫三、王积和，资本总额国币50万元，股份数目为5000股，总经理张玉田，经理魏仁甫，副理曹毅民，全行员生65人。

关于张玉田的过往，逗留青岛多年的宋春舫，1933年曾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本杂志中记录说，“中鲁银行总理张玉田氏，本为东莱银行营业主任。东莱既因政治关系而停业，张氏鉴于潮流之变迁，乃将银号改为中鲁银行。此民国二十年事也。”在张玉田的掌控下，并不畏惧“潮流之变迁”的中鲁银行，1933年存放款分别为158万元和207万元，次年增至185万元和235万元，营业上升势头良好，不料随后就遭遇危机，陷入不可救药境地。

中鲁银行急速扩展的并发症，实质上早就埋下了命悬一线的隐患，只是表面的繁荣掩盖了危情，导致一夜之间一命呜呼。政府、银行界与众牛商合力挽回，牛商甚至不惜以执照抵押借款，终功亏一篑，不敌危情。

对中鲁银行影影绰绰的危险状况，之前青岛交通银行已有预感，其在给总行的函件中曾提及，“此间中鲁银行营业头寸不宽，对于同业往来多有轧欠。近日青市市面不佳，岛行对该户早已深切注意。”1935年春，中鲁银行挤兑危机发生，市面一时惊恐不堪。为维系稳定，市府旋召集本地13家银行暂借30万元，以中国银行为借款团代表，扣除借款利息拨付中鲁银行，以维持市民挤提所需。不料，恐慌已不可抑止，救市资金到位后即被提空。眼见面临停业，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与商会代表火急报告市府，请求再施援手。

5月18日，市府秘书长胡家凤与社会局长褚镇连夜召集各银行研究对策。除中央银行经理请假外，东莱银行青岛分行经理刘少泉等在青银行经理悉数到场。胡家凤传达了市长沈鸿烈的关切，表示“市面本已衰败，如再有银行歇业，影响势必更巨，盼各行对中鲁继续维持。”然而，到会“各同业当即声明救急不救穷之本旨，并询中鲁账面如何，贷款手续如何，以及维持后是否即可保全。”在张玉田恳切陈辞下，各银行遂决定再次支持，给予借款共10万银元，担保品是中鲁银行沂水路和禹城路的房产，以及兴源制杆厂、东记商号和德胜福商号的房产。其中东莱银行担负7000元，由刘少泉在《借款议决案》签字认缴。现场议决，各银行所收中鲁支票一概送中国银行转账，每日下班后按照借款份额转交各出借银行。

即便再度紧急借款救援，中鲁依然摇摇欲坠，沈鸿烈不得不再行致电中国、中央和交通三总行，大声呼吁：“中鲁忽告危急，该行有16年历史，若趋倒闭，不特各商牵连众多，即银行放款间恐亦受影响。且该行储蓄存款达数千号，多系孤贫小户，关系范围尤属重要。”这一次，三总行没有继续给青岛市长面子，议决各青行不得再与中鲁发生关系。

土生土长的中鲁银行，死相甚为不堪，痛苦万状，后患无穷。

时间果然是个漏斗，会过滤掉那些虚空的梦想，并使之云消雨散。不过四年，中鲁银行不仅没有创造奇迹，就连重新归零的机会也丧失了。而在1931年元旦的时候，继“老大哥”东莱银行迁往天津后，中鲁银行和山左银行，是仅有的总行开设青岛的地方银行。中鲁银行露脸一周后的1月8日，宋春舫获派青岛市政府参事，其随后关于中鲁银行和张玉田的“出位”描述，终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结局。

在中鲁结局出现之前，一切依然阳光明媚。

银行的生与死，属常态，也似无常。在1920年代，紧盯着银行业这块蛋糕的，不止高恩洪、张宗昌、毕庶澄这些人。在地方军政长官走马灯一般来去的时候，一个叫孙德全的人，也预备成立一家商业银行。1924年8月28日《顺天时报》以《青岛将有中德银行出现》为题，披露了孙德全呈报督署的中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广游欧美”的浙江鄞县人孙德全并非等闲之辈，其1897年受招商局委派担任中国通商银行司理，后被大清赋予绅商花翎四品适用同知，任上海绅商分部员外郎。1903年受派前往日本考察，1907年10月担任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制定了该行会计、营业、准备金、验查、支给薪水、告假、旅费、劝惩、酬劳金分配等一系列规程，随后受命兼任汉治萍公司总稽核。早在1910年，孙德全就撰有《理财考镜》一书，内容包括中央银行考、钞法考、国际会兑考、公债考、币制考、鹾务考、关榷考、邮递考、赋课考、会计考十卷，次年出版《银行释义初稿》，涉及银行性质、效益、种类、组织、资本、管理、业务、簿记八章，1918年完成洋洋大观的《银行览要》两卷，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辛亥革命后，孙氏继续服务于实业与金融界，并出任由浙江商人黄楚九投资的上海日夜银行经理。检索孙德全所著《经济纪要》，自晚清到民国的30年，其参与谋划的银行众多，包括吉林黑龙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海外汇业银行、农殖银行、惠工银行、商业银行、庶民银行、储蓄银行多个，但多未见实施。这家草拟中的青岛中德银行，似乎也很快就胎死腹中，没听见一丁点声响。

第五章 喧哗 · 后起之秀与后来居上

倪锡英在1936年出版的《青岛》一书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青岛的建设势必全国任何一个都市来得晚，而它建设以后的进步却是比全国任何一个都市来得快。”倪锡英说，它是中国一个“后起之秀”的都市，市政的建筑和设备，和其他都市相较，是称得上“后来居上”这句话。

作为青岛华人银行业的开山鼻祖，不知道是对“后起之秀”的念念不忘，还是对“后来居上”的感同身受，移居上海的刘子山，几年后终究还是不肯放弃青岛，遂决定收复失地，“重整旧河山”，他并将这份“复兴”使命，交给了东莱银行大连分行经理顾逸农统筹。1932年10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披露，“东莱银行前曾因故停业，刻正筹备复业，不久即可开幕。”随后来自《民言报》的消息称，“前因时局关系”停业的东莱银行各项手续均已筹妥，确定1933年1月4日开业。

东山再起的青岛东莱银行随后渐有起色，储蓄之进出颇繁，总计户数很快盈千，存额超过20万，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青岛交通银行193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东莱银行突飞猛进的原因，“固不万信誉关系，要亦青岛为存款码头，人民乐于存蓄，东部之繁荣，乃其微小之典型尔。”而倪锡英随后评价青岛一般市民的话，同时可以作为交银研究报告的注解：“青岛一般普通市民的生活，也比别的都市来得生动。他们受了生活环境的感染，对于生活的态度，非常认真进取，在青岛市内，游手好闲的游民是很少的，大半都忠实的从事于自己的职业，空下来的时间，总是消磨在海滨、运动场，或是公园里去。”期间在青岛分行经理刘少泉的调度下，东莱银行还多次参与了本地银行挤兑风潮的救市。

这一时期刘子山已很少在青岛居住，之前其购买的庞大房屋资产，有专门机构管理。1935年的一份房产整理统计显示，同期刘子山个人持有并用以出租的里院，超过20处，包括江宁路吉生里、山西路厚德西里、肥城路福康里、河北路敦厚里、新泰路祥云里、易州路天安里、聊城路东兴里、吴淞路万国里、平阴路仁义里、惠民南路洪圆里、甘肃路富康北里、甘肃路富康南里、甘肃路大生里、青海路忠厚里、泰山路保安里、莘县路成兴和、台东三路东华城里，以及人和路和威海路的无名里院，房间总数为660间，租户545家。其中的中山路周边的吉生里、厚德西里、福康里、敦厚里四个里院，刘子山以个人名义租给了东莱银行。

但机会并没有再一次青睐刘子山和他的东莱银行。这家重返故地的股份制银行，再次拟定的青岛复兴路线图，很快被扩大开来的华北战事终止。（5-3）

1933年5月8日，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青岛市政府联合商会和银行公会筹备十万元，以宋雨亭为董事长，选定储镇、王仰先、张玉田、姚仲拔、苏劻臣、周志俊为董事，郭秉和、傅炳昭为监察，以调剂乡村农工金融为名，在河南路67号创办青岛市农工银行。股份数目为1000股，总经理王仰先，全行员生24人。青岛市农工银行董事的构成，官商一体色彩浓郁，宋雨亭代表商会，储镇代表政府，王仰先代表中国银行，张玉田代表银行同业公会，姚仲拔代表交通银行，苏劻臣代表大陆银行，周志俊代表实业界，方方面面，妥妥帖帖。政府、商会和银行公会几方的联合干预，在这一天显示出了强大的推动力，市长沈鸿烈出席开幕典礼并对全体职员致训辞，大意是，农工银行本为辅助本市农工经济发展而设，此后营业应本救济农工之意努力进行。之后开始正式营业，仅一个上午，各存户存款就达五十四万二千余元。三个存款大户，分别为码头基金保管委员会、财政局、交易所。这一天，对沈鸿烈、宋雨亭和王仰先一干人来说，可谓天公作美，心想事成，甚为畅快。是夜，国立山东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在其《万年山中日记》中，为绚烂一天的结束，锦上添花：卯三刻五十九度，晴丽，月色佳。

五十九度为华氏度，换算成摄氏度，是15℃。不冷不热，穿一件白绒开司米毛衣出门，恰好。

皆大欢喜的开幕过去之后，政府以农工银行为民生整理脸面，辄引人观摩。如中央大学社会经济史教授陶希圣从济南抵青，就曾由青岛市教育局曾昭常、山东大学赵太侔、厦门大学生物学林教授陪同前往考察。

不过，靠政府的脸面生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不用说沈鸿烈时代的地方政府远不是说一不二的“经济警察”。时间稍长，银行的自主发展就唯靠市场选择了。第二年9月青岛农工银行迁入肥城路14号大陆银行新址，之后成为中鲁银行猝死的见证者。1935年夏天，在中鲁面临倒闭之际，牛商股东合力急救，各自以执照作为抵押，商定青岛牛业公会，中鲁银行股东每宰杀一头牛，由屠宰征收处代扣五元交青岛农工银行中转，分次分批付给储户。但牛商这番慷慨之举，不过是杯水车薪的一场挽歌而已，并不能让中鲁银行的僵尸复活。很快，农工银行自己也遇上乡区农民贷款清偿难题，1937年夏天，阴岛乡区各借户多未按期还款，以至贷款无法周转，只好由乡区办事处会同海西清警察分局挨户严行催促，甚至威胁以抵押物处分，但仍收效甚微。几至七七事变，停业便成唯一选择。倒是1946年11月青岛农工银行复业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快乐。由于对公库存款，存不计息，汇不收费，该行头寸较为富裕，营业收益也佳。

1930年代中期，在青岛设置分支机构的地方银行，还有山东省民生银行等。1932年7月组建的山东省民生银行，与青岛市农工银行一样，同属官商合办，负有辅助农工经济之特殊使命。其资本除由山东各县合任三百万元外，复由省财政厅发行金库券三百万元。营业除存放款项外，兼代理山东省金库。总行设置济南，有青岛、烟台、周村、临清、临沂五个办事处。一年后设置青岛分行。

1933年10月1日早晨六点，也就是青岛市农工银行成立五个月后，青岛山东省民生银行在河南路6号开业，市长沈鸿烈、秘书长胡家凤及本地要人300余到场祝贺，恰逢莅青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渠本拟参加，因事未果，派纪参议代表前往。下午有记者采访经理魏金宽（子厚），称该行资本总额三十万元，开业一上午已收入现金二百万元。这一天，是癸酉年中秋节前三天，礼拜日，黄历说，宜作灶、沐浴、平治道涂。

接下来的1936年至1937年两年，山东省民生银行连续在《山东省政府公报》刊登经营广告，以扩大在各地的影响力。不过，比较同时期在青岛的其他商业银行，山东省民生银行的作为寥寥。原因一在于山东省与行政院直辖的青岛市行政关系错综复杂，彼此暗中较劲，金融业合作性薄弱；二是青岛自1898年进入大规模城市化开发之后，现代金融业的业态植入与制度建立一路领先，市场日渐规范，并已基本确立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与山东省会济南的金融需求互补性较差。来自济南的银行，多铩羽而归。但同时期的南方银行分支机构，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加之天津起家的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等，因为业务发展成熟和经营灵活，始终十分活跃，市场占有率甚高，影响力也大。

抗战结束后，山东省银行再度浮出水面，青岛分行经理张振玉以下负责行员有：史绍周、萧觉先、胡绍声、夏兰、王耕春。38岁的张振玉为安东柳河人，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曾任安徽地方银行稽核科长及分行经理。文书股主任萧觉先，曾任青岛社会局科员，代理会计主任王耕春，曾任青岛实业银行会计员。

过去的终究会过去，问题是，在后来近50年的历史中，艰难生长的地方银行依然是个充满了怀旧意味的过去式。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宿命？

第五章 喧哗 · 步步为营

倪锡英1936年出版的都市地理丛书《青岛》，曾就中山路的地位描述说，“青岛全市商业最繁盛的地方，要算中山路和中山路两旁的各市街。这中山路位于青岛市区的正中，是一条南北的大街道。北接馆陶路，与胶济铁路沿海并行，可直通到大港小港，以及四方、沧口。向南却一直伸到前海栈桥。道路非常宽阔，两旁商行林立。掌握着青岛全市金融事业的钱庄银行，大半都位在中山路两旁。此外如大药房、绸缎庄、百货公司、食品店、游艺场等，也都以中山路为中心。因此中山路的市面非常热闹，商业很是繁盛。”

梳理青岛各个商业银行的早期拓展履历表，会发现一个营业场所渐次移动现象，这就是由周边市街向核心区的陆续聚拢，直至将中山路街区推向金融业领袖的塔顶。纵观1930年代在中山路中部一个小规模城市公园里汇集起的商业银行群落，最早多在周边市街起步，并由胶州路、河南路、天津路、保定路依次向中山路、堂邑路、馆陶路一线拓展：

1915年4月，中日合办的龙口银行在保定路设青岛支店，1925年与正隆银行合并后迁至堂邑路；

1918年2月1日，由刘子山投资的东莱银行在深山町十二番地开业。深山町即后来的河南路。后依次搬迁到天津路、湖南路。1928年11月青岛业务清算，1933年1月恢复；

1922年9月22日，由傅炳昭、余立之、刘鸣卿等青岛绅商组建的山左银行在胶州路开业，1934年迁入中山路新建营业大楼；

1922年10月，总行北京的明华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分行在河南路开业，后迁至中山路；

1923年春，致中银行在中山路开业，同年8月29日倒闭；

1923年10月1日，总行天津的大陆银行青岛支行在天津路开业，1934年9月25日迁入中山路、肥城路拐角自建房；

1924年5月2日，青岛地方银行在保定路隋石卿私房开业，1925年7月改为山东省银行青岛分行。1928年6月16日停业；

1924年8月4日，河南省银行在保定路设立青岛支行，1925年1月27日被撤销；

1930年1月1日，中鲁银号迁入天津路自建营业用房，一年后完成商业银行重组，呈请财政部核准注册，正式以中鲁银行名义挂牌经营；

1930年7月16日，周学熙参与创办的中国实业银行在馆陶路设青岛支行，1934年迁入河南路新楼办公；

1931年6月15日，总行天津的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在天津路21号复业，1935年10月迁至河南路新建营业大楼；

1931年2月1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分行在中山路167号开业，1934年6月迁入中山路新办公楼；

1933年5月8日，青岛市农工银行在河南路67号创办，次年9月迁入肥城路14号；

1934年2月1日，总行上海的国华银行青岛分行在中山路前信济银行旧址开业，后迁至中山路91号；

1935年2月，大中银行租用中山路祥泰号房屋预备设置分行，旋因入夏青岛接连发生挤兑风潮放弃。（5-4）

一幅青岛商业银行的地理变更图，一方面显现出城市金融中心地位的逐渐巩固，同时也是一城金融同业步履蹒跚的行走记录。对银行家来说，成也财富败也财富固然不假，成也时运败也时运似更真实。时运不济，到头了不过竹篮打水一场空。鸿运当头之下，横刀立马者，自是非凡。

1934年5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辑的同仁杂志《海光》第六卷第五期刊登宋春舫《英国银行将来的命运》与《别离》两文。同期“行务专栏”亦刊登“青行新屋将成”消息，云“青岛分行之新屋，将次完工，约在六月中，即可移入新屋办公。该行副经理黄恂伯君已通告同人，先行筹。”而作为青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操盘手，黄恂伯以和声社为舞台的京剧票友召集人身份，似更为一般民众熟识。就一个大规模的移民城市而言，相同的文化趣味，拉近了不同地域与经济背景的移入者，彼此隐含的隔膜。而温文尔雅的和声社，恰恰可以成为桥梁。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建成之前，和声社已从保定路迁入三江会馆，进入人丁兴旺的繁盛期。

在青岛，宋春舫是一个难以界定职业身份的社会贤达。长时间居住在“汇泉广莫庐”的这个上海人，游学欧洲许多年后，曾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生过紧密联系，并直接参与了《海光》的编辑。逗留青岛这些年，除了在海边疗养疾疹之外，专注着戏剧写作、海洋科学研究和主办图书馆这三件事。而这风马牛的三件事，如同其身兼青岛政府参事、企业董事、律师、银行职员、藏书家、天文台海洋科长、青岛水族馆筹建推动者的多变角色一样，矛盾地构成了宋春舫青岛经历的核心部分。从其前后撰写的《英国银行将来的命运》和《青岛的银行界》以及1934年12月由四社出版部出版的译作《不景气之世界》看，他对全球经济的风风雨雨，现代银行业的里里外外，青岛银行界的边边角角，都绝不陌生。

《海光》杂志1934年5月披露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分行“新屋”，栖身在中山路银行建筑群中间，由苏夏轩设计，公和兴营造厂承建。从1933年中国建筑师学会公布的会员资料看，苏夏轩出身比利时建筑师，通讯处为上海静安寺路1603弄延年坊47号。而苏夏轩与上海银行在青岛的合作，不过是1930年代早期众多建筑师与青岛各商业银行合作之一例。在城市最繁华的街区，这些“鳞次栉比”的银行建筑，支撑起了一个构筑北方新兴金融中心的梦想。

对上海银行这样的南方银行而言，融入北方文化是一门必不可少的学问。上海银行青岛分行副经理奚东曙，曾用一番大实话教导过行员：“我行同人大多为南省人，所幸山东话易懂，否则山东话必须学。譬如在广东做事，不能不懂广东话，吃山东饭，不能不熟悉山东状况。收用青岛人存款，做青岛人生意，赚青岛人的钱，则不能不明瞭当地情形、商业习惯。与当地人士接近，对各商号当有相当认识。”

与早期上海银行有关的另一则逸闻，则是陈光甫关于经营之道的一番说辞。1930年12月18日，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视察青岛分行，与行员座谈时问：“应如何服务社会？”分行负责人黄恂伯答：“应以和易的态度、平等的精神待客，不论百元之客、一元之客，皆需竭诚接待。”陈光甫摇头：“既无一元生意之客，已需恭慎款接，况有一元之贸易乎？客既来往，其来往之厚意已可感谢。”（5-5，两张）

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士，陈光甫的上海银行的金融服务伦理，不可不谓之精辟。这也似其1915年6月与庄得之、李馥荪、王晓籁等人集资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来，一以贯之的经营理念。而对青岛青年学生来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青岛的最后光荣，却是破城前的一次紧急汇兑服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青岛各界纷纷声援前线抵抗将士。7月23日，山东大学暑期留校同学将近日为29军募集的72.78元捐款送到《青岛民报》，即由该报转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汇往前方。

在中山路银行建筑群里，操着洋泾浜长大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隔壁，是土生土长的山左银行。一南一北，一土一洋，两个背景迥异的银行既明争暗斗，又讲究和气生财，吴语的浊辅音与黄县话的清辅音，相得益彰。

一客一主，看上去岁月静好，各显神通。

在本土金融演变史上，山左银行的作为始终鲜有系统研究。山左是旧时山东别称，山左中的山，指太行山。中国文化信奉坐北朝南，太行山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分界线，“坐于”太行山，则左侧为山东，故称山左。类似的例子有江左，同样以坐北朝南论，长江下游为江左。历史上，鲁地族群多以乡谊结盟，而山左银行的创始者与操盘者，同样有着浓郁的地域联系，并以此为发展根基。这种情形，在商业氛围浓郁的青岛司空见惯，并且盘根错节，形成不同商帮。比如以刘子山为旗帜的掖县商帮，以傅炳昭为领袖的黄县商帮，以古成章为代表的广东商帮，以丁敬臣为核心的扬州商帮、以陈次冶为扭带的即墨商帮等等。

1922年秋天，从大鲍岛华人商业核心胶州路起家的山左银行，比刘子山的东莱银行，晚了四年。但看上去，它也并没有东莱银行那么野心勃勃，不急于一口吃出个胖子。1924年2月25日发行的一期《银行月刊》披露：“山左银行，系张立堂、朱文彬、袁述之等集合股本银一百万元，计一万股。每股一百元，以四千股为优先股，以六千股为普通股。业收四十二万九千元，已逾四分之一。在青岛设立山左总银行，并设分银行于上海、济南、烟台等处。经营国内汇兑，及押汇各种款项；收存各种款项；买卖生金银；收存各种期票；保存各种物品；贷出各种款项、点现；代理收付各种款项。设董事七人，监察二人，总协理各一人，经理一人，副经理一人，曾造具各项书类，呈经山东省长转咨农商部，已核准注册，发给执照，交由实业厅转给具领云。”实际上，山左银行的发起人，除了曾任青岛取引所物产组合会计的张立堂，以及朱文彬、袁述之，还有傅炳昭、余立之、刘鸣卿、王渭滨、邹道臣、张俊卿、张少卿、刘仁甫等。1922年9月22日山左银行开业，总经理傅炳昭，协理刘鸣卿。其中，张立堂、傅炳昭、刘鸣卿，都是移入青岛拓业多年的黄县籍商人，其余的股东原籍也多为距离黄县不远的蓬莱等地。（5-5-2）（5-5-3）两张

以黄县商人为主体的山左银行股东，多浸润青岛经年，不乏本地经济与社会公共领域活泼分子。代表者如傅炳昭，早年即经受日本行商历练，青岛城市化伊始参与商业开拓，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等交往频繁，以祥泰号代理洋酒、罐头、食品及五金器材采购入手，业务从进出口贸易逐渐延伸到砖瓦制造和房地产业，并以齐燕会馆为延伸舞台，广泛积累资源，不断拓展社会影响力，几至租借地末期已成本地华商领袖。张立堂以英资麦加利银行买办立身，相继开办有合兴利贸易行、合兴利油坊和合兴利制杆厂，经营大米、生油、木材等土特产出口，同时加工油料、火柴杆等工业产品，个人资信良好。

山左银行开业一年后的1923年10月，青岛商业公所在泗水路2号成立，山左银行的多名投资人，聚集在了商业公所核心层。傅炳昭出任名誉所长，朱文彬担任副所长，张立堂、刘鸣卿、邹道臣、王渭滨等均为理事。其中，邹道臣、王渭滨是银钱业资深者，张俊卿则是客栈业首领。

刘鸣卿与山左银行的连带关系，在珵口路一块官地的领租上，更显露无疑。1928年10月4日刘鸣卿为建设颜料工厂，呈报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从国家实业说到便利商民，一一陈述缘由：“呈为拟设立工厂承租地皮事。商现以我国使用颜料为数甚多，向皆来自外洋，即偶有一二，亦操诸外人之手。实业不兴，利权外溢，言念及此，实觉痛心。今查本埠珵口路第三号空闲地皮，拟承租约三千坪，建设工场，制造颜料。该处南面昌邑路有日商近藤制燐工厂及火柴工厂多家，同系化学工业，想与定章相符。伏维总办以国家实业为重，便利商民为怀，今特遵章缴费并附图一纸，伏乞核准，实为德便。”具呈人刘鸣卿的职业，注明银行业，年龄48岁，籍贯黄县，住址胶州路68号，铺保为山左银行。铺保并非仅属信誉性质，自有连带责任，一荣俱荣，一败俱损。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刘鸣卿与山左银行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46年傅炳昭亡故之后，可谓长相厮守了。

与黄县籍的傅炳昭、张立堂、刘鸣卿不同，山左银行的创始股东朱文彬，是昌邑县人，经营东泰号多年，并渐成行业魁首。在1923年10月担任青岛商业公所副所长之前两个月，其就创设青岛行栈同业公会事，呈报胶澳商埠警察厅备案，云“窃以青埠为东省商务之中心，内外沟通，货物云集，而为之承揽运转，绾毂其中者，厥为行栈一业。是将来本埠商况之盛衰，尤胥视经营行栈业者有无适当之组织。商等业此有年，夙明斯义。今当接收伊始，百度维新，用集同志，联合全体同业，遵照部颁工商业公会规则，议决规章二十五条，并经依法选举职员创立兹会，以期联合同业共谋发展，从此货物来集日渐增多，对外贸易定操胜算。”具呈人朱文彬的年龄为47岁，住北京路21号地东泰号。之后朱文彬在1928年9 月以青岛总商会董事身份接充杜培周，出任胶澳商埠济良所所长，至1930年3 月因病请辞。而华德医院在1933年则通过《青岛时报》，对山左银行经理刘鸣卿捐洋四百元公开鸣谢。这些良好的社会经济资源与资信，始终以互动形态渗透在山左银行的经营活动中，并由此形成商业伦理与信誉扭带，为其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0年新公司法颁布，山左银行遂如法修改章程，变更资本总额为国币五十万元并如数收足，即报实业、财政两部登记。1933年10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在就青岛金融机关的调查中，描述“山左及中鲁两家为当地银行，故多营本帮业务”，其中山左银行1931年盈利十二万元。截止是期《中央银行月报》刊登的青岛金融调查，山左银行的行址还在胶州路，尚没有搬入中山路银行集聚区。从股东构成看，自1924年成立到1933年的九年间，变更不明显。而1934年的《全国银行年鉴》关于山左银行的记录，与十年前也仅略有差异，资本总额100万，实收资本50万，股份5000，董事长张立堂，董事朱文彬、王渭滨、纪经函、邹道臣、臧克和，总经理傅炳昭，全行员生30人。期间山左银行业务经营获得“较为稳健”的评价。

第五章 喧哗 · 时与势

作为一条提纲挈领的商业大街，中山路的繁荣趋势，在1930年代已经不可抑止。1933年青岛社会局的统计显示，青岛市内共有商店6513家，华商银行驻地以中山路为中心，天津路为附庸；钱庄则分别在中山路、天津路、河南路三条街道上；绸缎店以海泊路占多数，中山路及天津路亦有相当规模。而中山路的餐饮娱乐业，亦占据重要的地位。至此，以中山路为核心的青岛商业金融中心，得以形成。其中：

全市银行总计数量21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13家，占比62%；

全市钱庄总计数量40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30家，占比75%；

全市钱庄总计数量40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30家，占比75%；

全市保险公司总计数量23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9家，占比39%；

全市典当行总计数量34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4家，占比12%；

全市汽车租赁行总计数量33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8家，占比24%；

全市电影院总计数量5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3家，占比60%；

全市说书场总计数量7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7家，占比100%；

全市俱乐部总计数量11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3家，占比27%；

全市台球房总计数量7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2家，占比29%；

全市绸布店总计数量78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30家，占比38%；

全市一等菜馆总计数量11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10家，占比90%；

全市西菜馆总计数量11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11家，占比100%；

全市照相馆总计数量14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6家，占比43%；

全市旅社总计数量47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10家，占比21%；

全市报社总计数量20家，中山路及周边区域60家，占比30%。

在1934年和1935年集中建成的中山路金融建筑，以中山路、河南路、曲阜路、肥城路四条街道围合成一个长方形平面，东南西北四个角，分别是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就建筑的地理识别性而言，中山路一侧，除去南头居首的中国银行，最具特色的应属北边收尾的大陆银行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建筑立面，将急剧变化的时代潮流，清晰显现在商业大街上。

大陆银行成立于1919年，为谈荔孙、许汉卿、葛弼臣、曹心谷等共同注资组建，总行设在天津，1922年与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组成四行联合营业事务行。截止到1922年11月，大陆银行的七个分行，分布在北京、上海、汉口、济南、南京、下关、苏州，并无青岛。次年大陆银行青岛支行开业，刘少泉被任命为经理。1923年9月《为开业事大陆银行青岛支行致津总行函》载，“奉总经理示，青岛支行派刘润诚充任等，因奉此尊即来青筹备一切。”刘润诚，字少泉，之前相继任职大陆银行哈尔滨分行和天津分行。

大陆银行的青岛分支，在开业之后的一段时间，似是接受大陆银行济南分行的管辖。1924年出版的《大陆银行月刊》中，记录的行员进退迁调信息，多经过“鲁行”这个环节，如当年4月24日总行“核准鲁行陈报青行添用助员田文魁”和“核准鲁行陈报青行练习生陈志峰辞职”等等。但到了1931年，青岛大陆银行就已经可以直接向总经理处报告工作了，其当年的一份提案，涉及了建设吴淞路仓库、添设青岛大学办事处、增添行员和请加同仁薪金几项。该提案附录显示，时青岛大陆银行襄理为赵恩寿，1929年薪俸为120元。而刘少泉之后，青岛大陆银行的经理，依次为苏劻臣和萧文田。苏劻臣为鲁籍，从张武1919年出版的《最近之青岛》看，其之前是本地盐商，曾出任立诚号经理，与工商金融界关系密切。萧文田同样属资深人士，其曾作为银行同业公会代表人之一，出现在1926年8月29日青岛市商会整理员办事处汇列的会员举派代表清单中。

统计显示，大陆银行存款来源以个人存款占多数，工商业及对外贸易次之；放款对象以各种工业放款占多数，商业及对外贸易次之。汇出款以上海为多，北京次之，青岛、汉口又次之；汇入款以北京为多，汉口次之，上海、青岛又次之。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制的1934年版《全国银行年鉴》显示，大陆银行其时已设置北平、上海、汉口三个分行，以及青岛、济南、南京、杭州、长沙五个支行，三个分行之外，青岛居各支行之首。进入1930年代之后，大陆银行青岛分支机构的地位已不同以往，中山路一侧巍然的大陆银行新营业大楼，便是证明。就建筑规模而言，苏劻臣时代的青岛大陆银行新楼，已不亚于大陆银行1924年以科林斯壁柱装饰的北京分行。（5-6）

1934年9月，罗邦杰和新慎记营造厂一起营造的大陆银行青岛新营业大楼，在中山路留下了一栋长时间被人评头论足的艺术品。这是用钢筋混凝土筑就的一段记忆，也验证了折衷主义的一种历史真实。回头看，大陆银行青岛分行建筑所具有的古典骨架、西洋装饰及现代风格，正是西洋复古风尚向现代主义风潮脱胎换骨过程的中间形象。而这与苏劻臣的本土蜕变经历，不谋而合。

青岛大陆银行的建筑商新慎记营造厂，由宁波人马铭梁1919年创立，是青岛最早的华人建筑商，办公地址在西康路6号甲。马铭梁则住在金口二路4号。新慎记承建的另外两组和银行有关的建筑，是1932年至1934建造的大学路14号中国银行员工宿舍，以及1942年完成的正阳关路36号义聚合钱庄别墅。

实质上，大陆银行设置青岛分支机构的全部手续，直至1935年10月17日才告完成。就大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补报青岛支店登记事项，实业部长陈公博当天签署商字38241号指令，云“既据该公司补正前来，所请设立青岛支店登记，查核尚合，应予照准。”

银行面目一新的大楼先起了，生意也有声有色，合法身份却姗姗来迟，也算是银行业高墙之内的一桩幕后新闻了。说起来，刘少泉、苏劻臣、萧文田经历的歪歪扭扭的政商关系下面，看似严丝合缝的理财机关，橱柜里不为人知的白蚁，未必就比政府庙堂屋梁上的蜘蛛网更容易打扫。（5-7）

而就建筑的精神面貌而言，在中山路大陆银行的西边相接处，临河南路的金城银行建筑，却难以寻觅到一丝一毫的新风。由陆谦受为主设计的金城银行入口，顶部有一个高耸的钟楼，虽不乏华丽，但终究令人觉着有些不伦不类，像是一个生硬堆砌而成的混合物。设计思想保守的金城银行建筑与陆谦受同期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相比，后者明显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前者则透露出模仿欧洲古典复兴风格的痕迹。这种设计思想上的冲突，不仅仅体现在陆谦受身上，同时期设计中山路交通银行大厦的庄俊，也有相同经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第一代现代建筑师在建筑观念与审美趣味上的矛盾性。

河南路的腹地，一个大不列颠味道浓郁的塔楼，标注出时代的变迁，也透露出选择的困惑。这对青岛、金城银行和陆谦受，都意味深长。

从金城银行的窗口看出去，河南路上的商业银行比比皆是，如1934年9月15日开设青岛支行的浙江兴业银行；1935年10月14日开设青岛支行的盐业银行；1946年4月22日开设青岛分行的中国工矿银行青岛分行等。在更早时的1931年，《中央银行旬报》在一条报道《金城银行将设青岛分行》的短讯中，还提及了“并闻中南银行亦有来青筹设分行之说。”

在20世纪的前50年，时与势始终像一张铺天盖地的网。这张网中，飞在前面的鸟，多是审时度势的资源充沛者，而破网而出的鸟，寥寥无几。和青岛有关的银行传奇中，不乏飞在前面的鸟。在这其中，周学熙可谓代表。作为中国实业银行和众多实业的创办人，周学熙的一生成绩卓著，盛势与南方实业家张謇齐名，获得了南张北周的声威。从周馥开始，安徽建德的周氏家族和青岛的联系，至少延续了三代。除了曼延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的种种瓜葛，连接起这个庞大家族与租借地青岛以及后来的商埠城市的重要纽带，是一些成规模的商业投资。作为本地最早和最大的华人家族投资集团，具有天然政治资源的周氏家族通过包括华新纱厂在内的经营，在很长时间里成功扮演了华人实业领袖的角色，开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周氏财富时代。围绕着周氏家族和这个财富集团的兴衰故事，是解读青岛工业、经济和金融进程的经典样本。

在20世纪的前半叶，青岛银行业波澜起伏的往事，紧要处每每一波三折，不可不谓是惊心动魄。本土老牌东莱银行1926年总行搬迁天津，1928年因不堪地方军政势力叨扰，遂清算青岛业务，关门歇业；中国实业银行自1931年开始到1935年，经历三次挤兑；而中鲁、明华遭遇的挤兑风潮，就不仅仅是伤筋动骨一般能够疗治的小麻烦了。

张䌹伯领导的明华银行，早在1922年10月就进入青岛，见证了青岛回归的最后历程，并得到了接收胶澳善后督办王正廷的关照，起初业务顺风顺水。1922年11月14日，鲁案督办拟定的《胶澳商埠章程》在《申报》公布，王正廷领导的青岛接收事宜，基本就告一段落。在北京政府首个完整收回的殖民地城市，不论是从劳苦功高是顺水推舟计，王正廷的面子自然畅通无阻。

与本地其他银行一样，青岛明华商业储蓄银行也一直受到地方政府和军阀的盘剥。1925 年11月胶澳商埠局向青岛八银行借款大洋40万元，摊派下来，计东莱银行12万、中国银行6万、交通银行6万、地方银行6万、山东商业银行4万、山左银行3万、大陆银行和明华银行各1.5万。1926年10月明华银行再付给青岛总商会五千元大洋借款，以应付来自地方军阀的威胁。不过，比较中国银行、东莱银行借支的两万元大洋，明华银行的负担依然不是很重。从1928年秋月张䌹伯在青岛把玩自藏《二百镜斋藏镜拓本》的心境看，明华银行依然明灯高悬，如鱼得水。不过，有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明华银行得一时的贵人相助，并不能保证一路吉星高照。前路如何，自有赖于张䌹伯的眼界、手腕与时运。而不久的事实证明，张䌹伯在青岛的运气，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5-8上）（5-8下）

张䌹伯1885年出生在宁波一个书香世家，比1882年出生奉化的王正廷小三岁。宁波到奉化40多公里，文化比较相近。张䌹伯的父亲张美翊曾任上海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这让其1906年顺利在南洋公学冬季高等预科毕业，次年赴日本入读宏文学院，毕业后陆续在杭州、宁波中学授课，直到1922年入职青岛明华商业储蓄银行。这一年，张䌹伯37岁。

由于采用了较高利率和灵活的揽储措施，到1930年青岛明华银行的各项存款已达300万以上，除财政局、铁路局、邮电局和地方法院的公款外，储户多为职员、商贩、工人和家庭妇女，户数多，存额小，影响面大。在1930年6月时，明华商业储蓄银行已发生过一次储户挤提存款事件，幸赖政府出面，同业接济，始得以平息。风波过后的1931年5月，张䌹伯给《二百镜斋藏镜拓本》题跋，气定神闲的神态，跃然纸上。明华商业银行的再一次危机，是因为青岛汇泉湾海边一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筑。一个新的地标海市蜃楼一般诞生了，却拖垮了张䌹伯的银行大厦。轰隆隆一声响，张䌹伯的一场青岛金融梦，就破灭了。

1932年12月5日，青岛市警察局就筹议建筑警察住舍一事给警察家属住舍保管会的一封信中，提及了中国、交通、明华三家银行：“本局前次筹议建筑警察住舍，曾经先后呈奉市政府核准，拨给团岛二路、黄台路、大连路公地三段，并会同财政局派员勘明立界在案，嗣由局发出募集建筑基金捐启猥荷。全市绅商暨公司场厂诸执事热心捐助，合之本局共济社同人及晋龢所捐之款，为数已达45000余元。获此大宗款项，足为各长警家族蔽风雨之资，莫不感深挟纩。际兹贵会成立，自应如数移交接收保管，以昭慎重。原拟建筑计划，虽经一度估计，尚未能定妥，应仍请贵会主持。现届隆冬，着手兴工，固待踌躇，惟一切建筑手续不妨即日举办，以期早观厥成。除俟陆续收到捐款随时另达，并分函中国、交通、明华各银行取消本局支款印鉴外，相应抄录捐款数目清册，连同存折及地图并建筑图书，先行一并函送，请烦贵会查收接管，并希见复，至纫公谊。”至少在这一年，青岛明华商业银行看上去仍然固若金汤。

危机出现在1935年春天。因为与滋美银行投资48万兴建汇泉东海饭店，导致明华银行大量资金呆滞，周转不灵，使其再度遇险，陷入挤提存款风潮。

五月的青岛，风和日丽。5月18日晚，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抵达青岛，住进曲阜路瀛洲大酒店。第二天晚上，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在北京路顺兴楼宴请顾颉刚，学校黄际遇、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黄淬伯、王昆玉、方令孺、刘康甫、邓仲纯、陈季超等一干人作陪。吃完饭，闻一多与方令孺陪同至顾颉刚住处，客客气气地聊了一会天。从曲阜路到北京路，必然路过明华银行。夜色迷离的中山路上，大学教授们与明华银行迫在眉睫的劫难，擦肩而过。

5月22日，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的化学博士宋尚节也到了青岛，此刻他的正式身份是美以美会牧师。其记录说，“五月二十二日到达青岛。库尔德教士告诉我们，有姓马者来宣讲方言之道。当天晚上，领我们观看他们聚会的情况，会众唱诗时都闭目摇手，祷告时呼“哈利路亚赞美主”。青岛有许多灵恩派，认为只有说方言、唱灵歌、见异象、做异梦才是圣灵充满的凭据。神召会在青岛已十余年。我在讲道中指出每位信徒要追求最大的恩赐爱，爱人的灵魂，领人归主。不可专靠异象，要专靠圣灵行事。信主者一言一行当持重，不令一个弟兄跌倒。”

宋尚节的话音未落，近在咫尺的明华商业银行就跌倒了。

5月23日下午，明华银行在青岛市政府门前邀集全市银行负责人作最后乞援，未果，只好当场宣布次日停业。消息传出后，全市银钱业及市政府、法院、电报局等公款转存单位，立即将该行库存现金提光。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有二三千明华存户聚集银行与市政府门前，痛哭流涕。当局无奈，遂成立债权团追索，但直到1937年，对一般存户仅清偿了原存款的5%。事件过后，储户眼看着多年积蓄付之东流，有气急成疯者，有或服毒或跳海自杀者。一城之中，伤痕累累。（5-12）（5-13）

但不论是对不甘寂寞的银行家还是新的储户，伤痛很快就被遗忘，接下来的财富诱惑，依然光彩照人。

第五章 喧哗 · 一片秋风里的黄叶

就像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样。城市大了，形态就五颜六色。

1930年代，一些活跃在青岛的年轻人的经历，为“镀金时代”的青岛以及喧哗的中山路，提供了一种面貌迥异的城市经验。这个具有独立性格的小众人群的存在，和他们不依不饶的精神抗争，让财富繁衍在一路凯歌的奏鸣曲中，显现出腐败的内里。

从出现伊始，青岛就是一个气质和需要异常矛盾的城市。但所有的年轻人，一开始都不相信。恰恰是因为不相信，这个城市才在漫长的生长期中显现出了间歇性的纯粹、人性与关爱，以及唐吉坷德一般屡战屡败的创造力。

“青岛局集合了一股有朝气，有精神的青年，到如今，更纯粹，更一色了。”这是青岛电报局职员李同愈1930年1月7日在小说《忆周季申君》结尾写下的结论。李同愈来自北京，是一群生活在青岛的年轻人中间个性突出的一个。李同愈工作的电报局，与中山路的光怪陆离，近在咫尺。

李同愈与其他人的不同，在于他不甘沉落，于是周围就集合起了一班志趣相投的同好。李同愈相信：“无疑地，这班青年人是新时代的先锋队，在这古老的落伍的社会上，他们每个人负着唤醒和推进时代的责任。他们有同一的目的和理想，他们也同时感觉到时代所给予的苦闷。然而他们想接近社会，社会却把他们抛开。他们所活动的只是一个小圈子，他们的喊声也出不了这一个小圈子。”

1930年3月，李同愈在上海《现代小说》发表了以青岛纱厂工人罢工为题材的小说《第四工场》，记录了一次纱厂罢工的起因：“终于，大今纱厂的罢工爆发了。爆发的起点是在第四工场。起因很简单，因为工厂方面的日本管理员不肯发给加工的工资，在先，厂方因销货的旺盛而要增加出品率，于是诓骗工人每日增加两点钟夜工，工资照日工加倍计算。但这样做了十天，平时已经疲劳到不堪的工人，到此更不能支持了。于是有一小部分人便直接向管理员索取加工的工资，但管理员说不满一月不能先给。因为这样，这班工人便说实在身体不能支持夜工，要求不做夜工，专做日工。管理员很强硬的说这是决难答应的，并且把‘不做夜工也不准做日工’的话来要挟。于是一部分因夜工而致病的工人便大大的愤激起来。经过几个工人私下的讨论，他们决定了去要求工会解决。他们到这时候才想起了工会，但工会的委员早从厂方得到了消息，说这是少数工人的故意捣乱，毋庸过问。这班工人又要求委员向厂方交涉发给工资，但他们的回答说厂方等待货物销完后，自当酌量发给。于是这诓骗的真相立刻曝露了出来。这消息传开到全个工场，引起了全体工人的愤怒，他们知道所做的加工完全是白做的，他们也明白了所谓工会只是厂方的一个机关。就这样，一种激昂的，汹涌的，群众反抗的呼声哗噪了起来。”

在李同愈小说的结尾，罢工的工人们胜利了，但却代价惨重。在以生命换来的胜利现场，“无限的欢欣在群众的热烈的呼声中布满了空中，各个脸上都现着兴奋的笑容。一切寒冷，恐怖，不知消失在何处了。”

“资本制度的特征，就是为利润而生产。所以它不得不丢开了同情，毁灭了人道。否则，公司不是要在‘只剩了一条臂肘’，不能做什么的残废工人身上冤冤枉枉的花钱？”这是1934年8月，《青岛民报》在评论李同愈新出版的一本小说集时，直言不讳地的剖析。这本《忘情草》的评论者将同情的消失，明确归结为“资本制度的罪恶”。

这个立场，在李同愈的青岛朋友中，不乏赞同者。

李同愈的朋友，包括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臧克家。因为闻一多的督促，在大学路校园的臧克家已开始诗歌写作，并崭露头角。李同愈在给《新申报夜报•星空》写过的一篇人物速写中，如此描绘了这个年轻人的癫狂：“诗人臧克家的一篇文章里，曾应用过一句仿佛是莎翁的名言：‘诗人与疯子是邻居’。如果一个不知道什么是诗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诗人的俗客，不幸在饭店或是公园里遇见这位诗人，那么诗人之被疑为疯子实是平常事。一身灰布衫裤，瘦得凹进去的脸，黑而枯干的皮肤，一条惹人注意的又尖又低的嗓子。在稠人广众下他会举起手来作势，高声朗诵自己的新作。假使听的人不用别的话岔开话头去，诗人一口气可以背诵十首得意之作使你惊倒。”

在这篇人物速写中，李同愈还记录了臧克家与电影演员王莹的一场“柏拉图之恋”。

臧克家在青岛大学第三年时，在当时文坛地位特殊的《新月》月刊发表了两首短诗，这是作为诗人的臧克家最初问世的创作。诗作者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却惹起了与新诗接近的文学者的注意。而就在这时候，臧克家与王莹开始了一件一直保守的秘密。

“谁还能够记得么？当《现代》在上海以第一流刊物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一个曾经被好几位教授以及编者与导演们追求过的作家同时又是明星的W女士，由于怨恨或献媚，成了各方褒贬的箭垛。但是谁又能料到，《新月》上发表的《万国公墓》一首短短的诗，却发挥了无限的力量，感动了这位女艺人的心。她情不自禁地写了一封信，由《新月》转给了《万国公墓》的作者。这封信落到我们诗人的手里时，他被感动的程度，应该不在W女士之下吧。”因为“秘密”的缘故，李同愈在文章中始终将王莹称为W女士。

王莹在信里说：她哭了！她说她不曾读过比这更可使她哭的诗。她说她在枕头上转侧着背诵每一句诗，而让枕头上浸得一片湿。短短的诗唤起了她灵魂的寂寞。

此后，王莹读着臧克家每一次寄去的新作，每次都表示着她的倾心。然而，臧克家当时不仅已经结了婚，并且已经生过三个孩子。1933年夏天，臧克家在大学最后的一年，王莹随外景队到青岛拍摄电影《同仇》，事前把消息通知了臧克家。“她兴奋地写着如何期望着与他见面，她说她作了一千种见面的预想。她不能仅以读诗为满足，她盼望着有一天他会亲口向她说话。”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王莹在青岛住了20天，臧克家并不曾去看过她一次。直到王莹回到上海，两人的信上才有了这样的问答：

女：“你为什么不要见到我呢？”

男：“让我们就这样做朋友吧！”

女：“你以为我不曾见到你么？我在你的学校门前往来了多少次，我清清楚楚看见你了。”

男：“那么让我也说吧，我在海边也清清楚楚看见了你！你们四个人坐了一辆没有棚子的马车……”

王莹曾主演影片《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自由神》及话剧《赛金花》等。抗战开始后，王莹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达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适臧克家也在该战区工作，二人这才得以面对面叙谈。

这个时候依然年轻着的臧克家，已以《烙印》和《罪恶的黑手》誉满文坛。对此，李同愈的看法倒实事求是：“一个诗人的出世虽有种种条件，但热情却是最主要的条件之一。克家承袭了新月派的诗的技巧，而表现了对人类社会的新的热情，遂使两方面的批评家都与他结了好缘，实在算得徐志摩以后最幸运的新诗人之一。假使我们知道一点关于他个人过去的生活史，以及他在怎样偶然的机缘下做了闻一多先生的入门弟子，再知道一点他与《文学》及另一方面的关系，他的空前的成功实在具备了一切条件而不是稀罕。”

1930年2月1日，也就是李同愈慨叹青岛电报局“集合了一股有朝气，有精神的青年”20天后，年轻人王景西创办《青岛民报》出刊。黄县人王景西和民报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背景，在多大意义上支撑了这家报纸的青岛扩张，一直缺乏证据。但左派组织的持续活动和思想开放，却有案可稽。

几个年轻人主持的报纸，自然不乏朝气，也不匮乏理想主义的执着。《青岛民报》对开三张，日发行量约两三千份，总编先后由邱直清、杜宇担任。在刘芳松的印象中，“王景西当时还是上海大夏大学学生，在青岛他还办了《青岛晨报》。他在青岛《民报》负责编辑工作，至于经济大权则由杨兴勤委派周大诰掌握。王景西不常在报社，总编一职，委请他的黄县同乡杜宇担任。杜宇思想是进步的，小职员出身，遇事十分谨慎，在那惊涛骇浪中，报纸一直没有出事。”

1933年2月5日，民报副刊《儿童乐园》刊登了六年级学生王翠英的《走到中山路》一文，对社会的不平等，发出了尖锐的质疑：“蔚蓝的天空中，挂着一个水银似的月亮。这时，我正坐在桌旁看书，一阵心闷觉着无聊得很，便离开桌旁，信步走到外面，不觉已走到中山路上，观见电灯灿烂，俨若白画，汽车往来不断，一阵阵的歌声，吹入我耳中。许多男女老少都奔往山东福禄寿二戏院去，也有到西洋饭店去吃大餐的，这样热闹的街市，真不愧为繁华场。我看了这种情形，使我感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这繁华的地方，都是有钱的人和时髦的男女的娱乐场，而没钱的人，就不能享到这幸福？唉！这都是金钱的万恶！”

中山路和金钱的另一面，被一个孩子赤裸裸地揭开了。

社会不公平的真相，散落了一地。

1935年夏天《青岛民报》辟《避暑录话》副刊，自7月14日起每周出一期，至同年9月15日共出十期。洪深、老舍分别撰写创刊词和结束语。创办人及主要撰稿人有王统照、老舍、吴伯箫、孟超、赵少侯、臧克家、王余杞、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刘西蒙等，共发表文章67篇。其中，对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的抨击，不绝如缕。

《青岛民报》像个小圈子，半封闭，和外面的联系也是通过圈子，生人不太容易进去。而同时期的国立青岛大学，则是新月派的圈子，也不怎么与外人搭讪。1933年春后，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卞之琳借春假到青岛游玩，沈从文给了卞三十元钱，嘱咐他回北平印一本诗集。1934年卞之琳曾自叙说：去年春假，卖掉十首旧译《恶之花》给叶公超主编的《新月》当路费，“到青岛去找孙大雨沈从文两先生玩，谈起印诗事，从文说他出钱给我印一本。虽然我曾见到他抽屉里有几张当票，他终于做了一本小书的老板了。回北平后，经当时《清华周刊》总编辑马玉铭兄介绍到某印刷局印我在二十一年秋天三个月内写成的十八首诗，即《三秋草》。”晚年，卞之琳再次回忆起沈从文资助印书的事情，并说沈从文还题写了《三秋草》的书名。卞之琳的《三秋草》1933年5月5日出版，发行人沈从文，新月书店总代售。就收入来说，沈从文不比拿教授薪金的国立青岛大学闻一多和梁实秋这些同事，1933年的三十元钱，对讲师沈从文来说终究不算小钱，差不多半个月工资了。

在1930年代的中国诗歌界，波德莱尔差不多是通行证。徐志摩、邵洵美、戴望舒、李金发、冯至以降，包括卞之琳，追随者不计其数。汉园三诗人之一的卞之琳，1910年生于江苏海门汤门镇，1929年上海浦东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接触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诗歌并开始新诗创作，期间师从徐志摩。徐志摩将卞诗在其编辑的《诗刊》发表，并请沈从文撰写题记。卞氏因此被归入新月派诗人，以代表作《断章》中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脍炙人口。

1936年的除夕，是卞之琳与何其芳这两个年轻诗人一起在青岛过的。卞之琳晚年回忆说，“我当时住小青岛对岸一个德国人开的消夏旅馆，正值暑后休冬闲，由看守的中国人廉价租给我一个房间，日夜埋头，以两个月工夫，一鼓作气，特约（实为自选）为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到年底译出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卞之琳说，“其芳趁学校放阳历年短假到青岛看我，带来了不少著名的莱阳梨。他就在我那个房间里住了几天。他对我闲谈的主要话题，就是他所接触到的莱阳学生及其家庭使他惊讶不置的贫困生活条件。但是忧愤情怀还是被刚在耶诞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造成各地人民的欢腾的爆竹声里的吉庆气氛压倒了一时。”

1936年的除夕是1月23日。当天，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长黄际遇在《不其山馆日记》第四册记青岛“淡霠终日”。晚上，在卞之琳与何其芳寄宿的旅馆不远处，国立大学的一群天涯沦落人正“杀鸡储酿，相与为欢，饮此盛情，解我乡梦。”黄际遇“二鼓后穿峽而归，箫鼓声喧，爆竹并响，山鸣谷应，送此残年。”说起来，寒风凛冽中“穿峽而归”的黄际遇和那些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大概算是“装饰”两个诗人青岛“除夕夜”的年景了。不过，当天上午还在“录校清《儒林传》目”的黄际遇终究与新文学隔一层春雾，同夜异梦便在所难免。至于晚上先后和黄际遇一起“觥筹交错”的彭仲铎、贺祖篯、翟吉全、张怡荪、胡鸣盛、李晓舫、罗玉君以及两个山大女学生，终究是桥上的风景还是楼上的风景，恐怕就只有天知道了。

这些相干与不相干的异乡人的青岛除夕夜，不论有没有诗意，最终“装饰”的都是1936年从乙亥到丙子的历史。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个时刻的，还有超过40万的城市居民。诗歌对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来说，显然过于遥远。

诗人与疯子是邻居，这话无大差错。但有时候，社会也与疯子是邻居，并且天天狂犬病发不止，这反倒让诗人变得可爱起来。

实际上，对李同愈、臧克家、王景西、杜宇、孟超这些“有朝气，有精神的青年”来说，与文艺有关青岛的经历以及后来的命运变迁，恰恰类似《断章》的后两句：“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因为，比较起活跃在上海的更具现代主义色彩的诗人们的创作，1930年代在青岛的诗人们，多数还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信奉者，写作手法、生活方式和对现实的态度，都要循规蹈矩许多。

尽管现代主义的锐利种子，始终不曾在青岛生根发芽，也不曾发出更异端的声音。青岛却依然不是“诗人与疯子”的天堂，年轻人于是一个一个离去。1934年春天，孟超在《送同愈之上海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也是一片秋风里的黄叶，谁耐得住这止水的心，心是需要一个震动，孤旷的万年山屋，也听不到狼的嗥声，害的我一等，再等。当风室风太小了，不然，早把我吹出了这寂寞的国，看落霞与孤鹜齐飞。”

抗战结束前，颠沛流离的李同愈在上海亚尔培路怡和医院跳楼自杀。他的朋友说，他“像天边的一颗陨星，临行带走那片光芒”。

“炉子里的煤已经燃尽，房里的空气又渐渐冷起来。”这是1931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李同愈在莒县路他供职的电报局大楼里写下的一句话。一年多之前，他对这个大楼里的年轻同事，曾经充满希望。

李同愈在电报局大楼慨叹寒冷日近一个月后，青岛中华报社就征集新年广告祝词一事，给青岛商会发出了一封函件：称“阳和乍转，凤纪将更。值兹新年在迩之际，适当国难方殷之时，贺岁固勿忘夫救国，团结尤须赖乎联欢。当夫履端之辰，不具祝贺之仪，何表除旧迎新与岁更始之意。本报循例于二十一年元旦之日特刊发新年专号，增加篇幅，刊载祝词与各界以贺岁之便，尚望早颁台衔或兼锡玉照，于本月25日以前赐下，俾便制版刊登，以免届时有误也。”

晃晃悠悠，1932年来了。

第六章 坚韧 · 时节如流

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一些新东西，往往都是突然出现的。比如过了几十辈子的夏历新年，突然就被另一个叫公元年的起始日子替换了。这让人挺不好接受，原因在于“年”本来是祖辈们煞费苦心塑造的灭“夕”之神，替代不得，也扫荡不掉。“年”之所以得人心，全在于这个叫“夕”的怪兽腊月三十晚上会出来害人，神仙“年”便与人联手，以鞭炮齐鸣的方式驱走恶魔。由此“除夕”的气氛就隆重的不得了，热闹了上千年，杯盘狼藉，轰轰烈烈。夕除，年来，遂想象万象更新。

革命如洪水猛兽，却是不太管文化的，甚至釜底抽薪。面对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神仙“年”与怪兽“夕”你来我往的博弈，不免就显得衣衫褴褛了。革命需要新衣服，1912年的时候，这件新衣服叫公元。公元，又称公历、西历或西元，来自罗马。革命者给出的理由是，“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1912年1月1日公元在前大清国颁布之始，称新年。

公元对青岛其实算不上陌生，因为自1897年11月开始，这里就开始使用这个纪年方式了，比如第二年大清国与大德国在北京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落款的纪年便有两种：大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大德1898年3月6日。大德和罗马是邻居，罗马更是大德文化的祖师爷，邻居加亲戚，没理由不发扬光大。大德磨刀霍霍到了胶州湾，新创刊的《青岛官报》第一年第一号，标记的出版时间直接就用了西历1900年7月7日，精神脉络清晰无比。

不曾想，不过十多年，公元也在前大清国“年”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新年的冲动，绵延不绝。可对20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青岛人”来说，青岛是异乡，由是，异乡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怅惘，便倍加强烈。银行家、实业家、医生、律师、教授、流亡政治家如是，商贩、报童、奶妈、车夫、占卜者、舞女如是，一些面貌不同的知识分子，亦概莫能外。不同的是，即便是年头岁尾，银行家依然不动声色地在心里数着钱，政治家继续有板有眼的在人群中表演着舞台剧，洋车夫照旧汗流浃背的在大街上讨生活，知识分子和报人则扯着大嗓门，弄出些危言耸听的声音。（6-1）

1935年元旦，照常出版的《青岛民报》在封面蜻蜓点水地刊登了王景西和杜宇的“恭贺新禧”祝福，接下来就在社论中抨击国政“瞩目四望，无一是处”，督促“国人勿再梦梦，领袖尤宜速醒”。24版的报纸，除了应景文章和贺词，新闻、言论、副刊小品一概报忧不报喜，不像是过年，倒像是丧葬。幸亏有形形色色的商业广告点缀其中，这才没让一脸的苦难相，贯穿始终。国华银行青岛分行、明华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大陆银行几家金融机构的业务广告，散落在内页里，不惹人注目，也一如既往地不问政治，不谈国事，不论是非。

1935年1月1日这一天，对洪深、孟超、黄际遇这三个人来说，都有可圈可点的故事。作为国立山东大学的外语系主任，洪深的散文《烧煤》和译剧《威尼斯商人》第六幕，同一天发表。前者刊登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一号，后者刊发《文学》第四卷第一号，两份杂志，都赫赫有名。而文学青年孟超，当天则在《青岛时报》发表了一首诗，题目叫《新春》，疾呼：“新春是一把火，燃烧起来吧，把灰败的过去烧化，恋些这个干什么？”比较功成名就的洪深和疾风暴雨一般的孟超，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的情绪，则可谓是百感交集。

当天，黄际遇在连续记录的《万年山中日记》里发了一番感慨：“旅青渡年，此为嚆矢。循例贺片可百余通，记室无人，懒写里爵，友朋相过，均属素交，形跡已忘，履綦可数，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过，乡里知交，零落殆尽，萍踪南北，乃友数人，山麓蛰居，门可罗雀。”寒冷的日子里，潮汕人黄际遇的一份孤独，溢于言表。

这一天午饭的时候，山东大学外语系同事赵少侯让肉铺屠夫捎来口信，告诉黄际遇先不要吃饭。随后黄际遇、赵太侔、邓仲纯、李保衡几个人就汇集到赵少侯家，一时间“主人操刀，主妇躬爨，客亦联袂，手助炰羔，置炉室隅，下积以薪，薰及屋邻，笑徹童稚。”黄际遇说这种旧京烤羊肉法，相传以正阳楼为最，他并未亲见过，当年原始牧猎时代，得肉生亨而果之，状必如此，既易得火，又饮其鲜。这个时候，赵太侔在一旁插话，说今天的蒙古人，还是这样吃肉。几个人遂整个下午就消耗在赵宅炉边，直到肉尽酒醺，笙歌四面。

晩上，几个人的聚饮酣战继续。不过地点换成校长赵太侔的精庐，这一次是中文系彭啸咸设席，黄际遇家的厨师掌勺，一晚上“宾客流连，居停缱绻，岂不怀归，畏行多露，鸣钲罢战，犹见晓月，坐以待旦”。

一年后，黄际遇的阳历新年除夕，依旧是在校长赵太侔家过的，当日苦寒，气温零下12度。青岛观象台说，自1916年以来，本地从未有这么冷的天气。如此寒气逼人，报纸解释原因在于三：一为西北大陆高气压之非常发展；二为此高气压迳由东三省一带再南东而行，青岛遂多北风，入十二月来绝少南风；三为华北各地月来降雪区域较广。

1935年的最后一晚，黄际遇一拨人在赵太侔家守夜的方式是下棋。次日黄氏《不其山馆日记》大致记录了过程，“岁次丙子元旦，乙亥十二月初七日大学休假三日。卯正华氏二十一度，竟日霠寒。除夕，太侔御车来邀往荣城路新寓度岁。携弈荈之具以行，至则群贤毕集，多昨夕成局也，虽稍节饮，而逸兴遄飞，祭酒执牛耳以登壇，胜俦亦雀跃而从事，予与承佑周君各据一方，中有一局，攻应几二百合，自戌至子，方告释甲。”整个过程，黄际遇惜旁无记者，他自己又不能强记，失去了值得存记的棋谱。

不知不觉，1936年1月1日就到来了。

因为黎明学校有新年升旗典礼，几个弈者觉也睡不成了，相与觥筹交错一室，坐数五更。天快亮了，黄际遇和中文系主任张怡荪先回宿舍。路上，两个人看见“海边涛静，游车三五迎面而来，计若辈甫出舞场也，天方洊乱，夷风煽方，处势如高屋建瓴耳。”到家门口，黄际遇与张怡荪敲门呼粥，一边吃，一边烤火取暖，场面不乏狼狈。接下来，事情就变得严肃起来。拂晓国旗典礼开始，大学师生衣冠楚楚，整齐集合操场，表情严肃神圣。赵太侔校长登台而盟，这个场面被黄际遇在当天的日记中描述为“沉玮亢厉，朔风之下，髦士助号，气象万千”。

国立山东大学新年升旗典礼的紧张肃穆，并非空穴来风。原因黄际遇一并在日记中记录了下来：“旭光指日，旋闻当市已戒备森严，侦逻密布，虑诸生有陈东之请也。抑以告者，过矣鸦噪，乃获掩扉而睡，时来剝啄之声，度贺岁者屦及寐门之外也。”

风声鹤唳之中的所谓“陈东之请”，是山大学生对“一二九事件”的响应。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大中学生举行反日救国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保全中国领土完整，引发青岛学生和知识界声援。期间，黄台路小学校长王亚平并亲赴北平，感受学界此起彼伏的意见表达气氛。随后王亚平记录经过说，当时“我虽然住在青岛，却不能再沉默地安静下来，马上跑到北平，在那里会见了孟英，他为了参加学生的伟大示威游行，被打伤了胳膊，见面时，他手上还挂着绷带。我们亲切地谈着话，他给我讲说了‘一二九’事变的起因，具体经过的情形，以及一些动人的插曲。”从北平返回青岛后，王亚平旋以“一二九”事件为主题开始创作长篇叙事诗《十二月的风》，次年由诗人俱乐部出版，成为知识界从青岛清晰发出的反抗声音。不过，王亚平随后就“被奸小告发”，自述怀着拜伦“去国行”的心情，渡海去了东京。（6-2）

新年既来，旧“年”和旧文化的盘根错节，却始终挥之不去。1936年是鼠子年，一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生肖。寒风凛冽的日子，一个叫胡亥的人在《青岛画报》刊登了一篇开年评论，拿老鼠说事，嬉笑怒骂，大大咧咧：“鼠子的本领，是东偷西摸，只图一饱，朝入夜出，永无天日，牠决不想自谋食物，只想凑现成，得一些残羹冷炙，便快然自足，而且胆子之小，无以复加，遇到野猫，最大的本领是躲，逃，见形闻声，便吓得瑟瑟抖，绝对没有抵抗的想头，见到同类被噬，牠只有自幸得脱猫口，决不想设法救援，呆笨一些的鼠子，更糟了，遇到野猫，牠连逃的胆也没有，抖作一团，等野猫来张口一咬，便丢了脑袋。”

两年后，指桑骂槐的日子，戛然而止。

第六章 坚韧 · 梦想

1917年5月周作民在天津创办金城银行的时候，青岛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本土银行。一年后刘子山的东莱银行诞生，这个空白被弥补。不到十年，东莱银行搬家去了天津，再不到十五年，金城银行扩展到了青岛。金城银行和东莱银行，本来在彼此的诞生地都各有资源优势，可最终总部都迁往上海，像冥冥之中的命运约定。而经历了类似迁徙路径的金融探险者，却并不止金城银行和东莱银行两家。

在最终离家出走的1920年代，东莱银行和整个青岛弱不禁风的金融业，一同经历了有苦难言的种种磨难。银行业步履维艰的根源，是政商关系的扭曲，本来扭曲也能够长出青岛栈桥堤坡上的针松一样的歪脖子树，结果，因为饿死鬼一般的穷凶极恶，时不时刮起的大风就不免凄厉，时间稍长，连歪脖子树也活不下去了。

青岛接收后，行政长官换来换去的地方政府究竟穷到什么程度，急到什么程度，从1924年6月13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回复给胶澳督办的募款建议中，可见一斑：

“六月十日来示关于筹募公债嘱联效力一节，敬已收悉。联深知自日本交还青岛迄于督办接任以来，其间所有应行改革之处定必甚多，因之督办拟办之事业势非易易，而督办决心改革之魄力联又为之惊叹。不置，窃恐兹事体大，督办不免稍费大力也，联力所能及自愿稍尽绵薄以副盛嘱。

但对于此项债款，联之职权因为中央政府命令所限制致难效力。盖此项命令系命联将进口税二成交付于胶澳市政监督，以充市政经费。联未知何者为胶澳市政监督，倘系督办兼任，则此项税款一经督办收到，所有支配用途自由督办指定。再倘胶澳市政监督系在督办治下，则督办权利可以管辖监督无疑。但按之情形，并未准联饬令税务司签名于债券或将进口税交付于胶澳市政监督以外之人，且政府之命令系指定此二成之进口税充作市政经费。联意是否能依赖此项税款筹募债款乃属疑问，而此项债款又须充诸维持及修理码头、船坞以及类此之公共工程之用。窃意以典质码头收入之款以充维持码头经费，较之典质市政经费以充此项码头用途似更合宜。但此事非联所应表示任何意见者也。

来示并未说明拟募债款之利息，窃意督办不至令人购买八厘息以下之债券。凡公债有正式抵押品而以八厘为利率者必须照额面发行。但此区区一百万元之数目是否值得发行公债，颇堪研究。联意青岛各银行倘有相当担保品，定能用分期交款之办法筹集此数也。联查阅卷，悉贵前任内对于二成进口税款已经筹过债款三十万元，此数未悉已否偿还。倘至今未偿而欲再行筹募债款，则二成进口税定成第二次之押品矣。督办倘欲联饬知税司担任募债事宜，或命其将二成进口税款交付于胶澳市政监督以外之特种银行或收款人，务请先向财政部提议颁发训令，由税务处转命联照办，则联一经奉令定当遵行不误。

秋间拟作青岛游，届时督办倘未公出，极愿趋教。

专此奉复，敬请勋安。”

遇到安格联这样好心的英国人，应属胶澳商埠督办三生有幸，可惜安格联太认真，支的招又不能在青岛落地开花，也就枉费了海关总税务的一片真诚。

商埠督办没钱，就只能用下三滥的办法坑绷拐骗，敲诈勒索，青岛一地的气象，就每况愈下，愈来愈崩溃。时间呼啦就过去了。接下来，刘子山的东莱银行走了，再接下来，周作民的金城银行来了。

一出一进，不声不响之间，时代已然转换。

在今天，除了不多的研究界人士，知道周作民和金城银行的，恐怕没几个人了。生于1884年的周作民是江苏淮安人，早年入读东文学堂，有幸师从罗振玉，奠定启蒙路径。随后由罗振玉相助学费前往广东，进入广东公学。1906年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两年半，因广东官费停发，辍学回国，到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辛亥革命后，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并在次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作民离开财政部，出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长，后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其银行家生涯。后来，人们对周作民，最容易听到的评价就是“银行奇才”四个字。

在已经很陌生了的年代，金城银行曾经是一个希望“金城汤池、永久坚固”的财富故事。由周作民任总经理的金城银行1917年5月创办，成立后仅三年时间，就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1921年开始，金城银行和盐业、中南、大陆银行一起组成联营机构，开拓出了四大私营银行著名的北方联合地图。它们共同演义的银钱业传奇，改写了半部中国现代银行史，也部分地影响了青岛的金融格局。在这四大银行中间，和青岛发生了直接联系的，有金城、大陆和盐业三家。而从1934年秋天开始，有不算短的时间，金城和大陆两家银行是可以相互眉目传情的隔壁邻居。

金城银行进入青岛的时间是1931年。1931年6月《中央银行旬报》一篇报道《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开幕》的消息显示，“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已筹备就绪，定本月十五日正式开幕。经理为孙仲先，字汝为；襄理朱寅忠，字彦彬（由该汉口行调来）。”三年后，青岛金城银行和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另外五家银行一起，获得了建设独立的分行大楼的机会，并且很快就完成了施工。金城银行大楼的建设，是地方政府希望得到银行业支持的一个联合举动，同时也是金城银行的地位在本地呈现上升趋势的体现。

就建筑区位而言，金城银行青岛分行所处的位置略显尴尬，虽与同期建设的大陆银行相邻，与中山路相距也不过百米，但低洼的面阴背阳的格局显然很有些背离中国传统的建筑习俗。所幸面西北的五根爱奥尼式柱下面的主入口正对一个十字交叉路口，使期冀财源滚滚的业主多少得到些安慰。（6-3）

由陆谦受为主设计的金城银行，主入口顶部设有一个高耸的仿欧洲19世纪市政厅式钟楼，即形成夸张的构图中心和建筑的高潮，同时也起到街道的对景作用。很长时间里，这一钟楼不仅是这个交叉路口的标识，同时也与原德国青岛警察公署和地方法庭的钟楼，构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在附近的具压迫性的大规模高层建筑建起之前，这种钟楼与钟楼之间的联系，曾最大限度地展露出了这个城市最具个性和温情的一面。

不知道是不是常年在英国生活造成的影响，金城银行与陆谦受同期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相比，风格差异很大。后者明显贴近现代主义思潮，注重功能与经济，简洁明快，是一次放飞自由的设计结果。而前者则透露出有意模仿欧洲古典复兴主义风格的痕迹，设计者仿佛要紧紧抓住漫长的英国记忆的影子，让其扎根在河南路上，并与街区立面融为一体。虽然有评论描述金城给人有华丽、俊秀且古典的感觉，但终究令人觉着有些生硬，像是一个堆砌而成的混合物。或者，青岛的金城银行本来就是陆谦受的一个英国梦的还原。他把其对一种熟悉的建筑风格的解读，在青岛这个前租借地城市，完成了释放。这似乎也无可非议，陆谦受自幼随父从广东经商赴英，在伦敦建筑学会接受了严格的建筑学基础训练后，成为英国皇家建筑学会的会员。这份履历，让其很快在中国建筑设计界崭露头角。

值得注意的是，金城银行这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楼于1934年4月27日完成设计，1935年9月19日就建成了。从建成时间上看，这是中山路与河南路银行建筑群中最后完成的一件作品。它东面的邻居大陆银行，比它早一年竣工。

在青岛建筑史上，就资源掌控与设计创作，陆谦受都是个值得注意的设计师。1930年其从英国回国后，任职上海中国银行建筑课长。所以，青岛许多和中国银行有关系的建筑，都是他主持设计的。中国银行树大根深，堪称金融业的领头羊，对有抱负的建筑师来说，可谓如鱼得水。1931年1月陆谦受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在完成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大楼设计一年后的1935年，其当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的副会长。除了设计金城银行青岛分行的大楼外，陆谦受还在1946年负责设计了南京的金城银行大厦。

金城在上海和汉口分行大楼的设计者，则都是留美建筑师庄俊。上海分行大楼建成于1927年；汉口分行大楼则于1928年选址，1930年动工，1931年落成，时间上都比青岛分行早。其中，庄俊担纲设计的汉口分行大楼，正面并列八根罗马大柱，中间是高达二层楼的拱券大门，数十级台阶引导直上二层主厅，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显露无疑。金城汉口分行大楼由景明洋行绘图，汉协营造厂施工，连同金城里的银行员工住宅楼，共计建筑费28万元。从投资规模上看，要比后来的青岛分行大许多。

金城银行总行1917年在天津成立，注册资本定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中倪嗣冲17万元，王郅隆10万元，其他军阀投资16万元。倪嗣冲曾任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而因经营粮食发达的王郅隆，则刚刚在1916年的秋天收购了《大公报》全部股权，控制了这张在天津出版的报纸。作为一个典型的北方银行，金城的总经理部设北京，总行设天津。成立之初，王郅隆任董事长，周作民为总经理。后来安福系失败，王郅隆遭通缉，就由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代理了董事长。金城银行的股东构成，和青岛的联系微乎其微。在持有金城银行七万股票的七百多人股东名录中，居住在青岛的仅有陈仲渠一人，其登记住址为青岛黄县路7号。陈仲渠持有30股，每股国币100元。

1931年6月15日，金城设立的青岛分行在天津路21号开业，由总经理处拨给了三十万元的营运基金。金城进入青岛的详情，包括周作民的作为，大部分不被记忆了。当时的天津路，早已是本地的商业重地，几乎所有重要的商业活动，都和那里发生过联系。周作民选择的金城青岛分行的经理孙汝为是四川开江人，日本留学生，学经济。进入青岛金城的当年，孙汝为48岁。从资料上看，孙汝为似乎在日本学习的时间很长，在那里建立了家庭，并于1911年9月在山口县家中生育了一个儿子。在金城设青岛分行之前，孙汝为应该就已经在青岛生活一段时间了。因为早在1928年秋天，他已将17岁的儿子孙泽瀛从青岛送到了杭州，进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在1929年的一份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的行员名单上，我们发现有孙汝为的名字，当时他在交通银行的职位是课长。依照金城在交通系的广泛人脉联系，孙汝为在1931年转移成为青岛金城的负责人，应该顺理成章。孙汝为管理的金城青岛分行设商业、储蓄两部，分别经营存放、汇兑和储蓄业务。金城青岛分行开业当年的9月22日，在国立山东大学设立了办事处，11月又在冠县路开辟了一个仓库。

孙汝为妻子早逝，他在青岛生活的大部分状况，后来多已不为人知。参照金城银行的薪津规定，作为金城青岛分行的经理，孙汝为月收入大致在240元上下。这个收入标准，稍低于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在1930年代的青岛无疑属于高收入。同期比较，1933年7月就任圣功女子中学校长的周铭洗，月薪为160元；青岛大陆银行襄理赵恩寿，1932年加薪后的月俸为140元。而当时一般巡警、银行助员的月工资，多不超过20元。1932年国难检讨期间中央政府和各省办公人员一律减薪，原则上只发生活费，因青岛情况特殊，市府通令各机关职员自50元以上，减发一成。

不过，金城银行和大陆银行均非属公营，经理孙汝为们的收入，应不受影响。照1932年5月13日《青岛时报》刊登的中山路133号大华饭店、中山路曲阜路转角花园饭店的餐费价目，大华饭店早餐五角、午晚餐壹元至壹元二角，花园饭店午晚餐为八角至二元，孙汝为就是天天自己花钱在饭店吃，一个月的餐费支出也占不到收入的四分之一，生活可谓相当安逸自在。接下来几年，青岛饭店的价格变动不大。1935年夏天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的彭望芬，在莱阳路距离市立女中百步的地方，发现过一个两层的亚洲饭店，俄菜餐价分六角，八角，一元三种。彭望芬点过六角一种，计一汤一菜，外有冰激凌一客，咖啡一杯，称赞价甚廉，味甚美。

1933年12月时，住址标明是天津路金城银行的孙汝为曾给财政局呈文，称“因商久离青岛”，希望将1932年10月承租的韶关路13号地展期建筑房屋。从文件批复上看，孙汝为后来获得了展期至1935年的许可。在孙汝为韶关路13号地建筑展期的申请中，铺保方是新慎记营造厂。后者是大陆银行青岛新营业大楼和中国银行宿舍楼的建筑商。

1935年10月，金城银行青岛分行迁至河南路、肥城路口的新建营业大楼办公。而金城银行1930年2月19日独资创办的太平水火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的办公室，则设置在金城新建大楼的肥城路入口里面。七十年后，当新的太平保险公司出现在青岛的时候，周仰城老人回忆，当年在肥城路的太平水火保险公司是个大玻璃门，在屋内就可以看见街上的景色，走上水火保险公司的二楼，左边有一个办公室，右边是经理室。

1930年代中，金城进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1936年，金城总行迁往上海。1937年，周作民当选为金城董事长，同时仍兼任总经理，实现了对金城的完全控制。1937年6月，金城银行全国各地分支行处增至65处。1939年，存款额达23710万元，超过了当时存款额最高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的首位。应该也就是在这时期，毕业于清华大学并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完硕士的王光琦，进入了青岛金城。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人很聪明，也漂亮，“学什么东西都快”。王光美后来曾回忆说，“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王光琦在青岛金城的时间应该不太长，因为据王光美的回忆，他不久就“回到北平，在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了。在北平时，王光琦一度到燕京大学当过教师，教货币与银行学。1940年代末，他还曾受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的经济顾问。

但是，对青岛金城来说，乔迁的兴奋和业务拓展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时局势就开始变得危机四方了。不久，青岛沦陷成为现实。期间，周伯英担任经理的金城银行在青岛的经营被迫收缩，分行改为支行，归津行管辖。周伯英属本地金融业资深人士，其曾作为银行同业公会代表人之一，与黄恂伯、刘少泉、萧文田、刘鸣卿等21人，一并出现在1926年8月29日青岛市商会整理员办事处汇列的会员举派代表清单中。这期间任教于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徐中，曾为金城银行青岛支行的经理，设计了一幢英国半木结构式住宅。由于资料的缺失，尚不知道徐中设计的这个住宅，与孙汝为曾经申请展期的韶关路13号地，有没有关系。

第六章 坚韧 · 河南路的虚与实

河南路上的虚与实，是一种城市空间现实，也似一种虚幻的金融想象。虚与实的纵横交错，构成了这条街的硬朗、迷离与斑驳，沉迷其间，五迷三道，峰回路转。看得见的衣冠楚楚者如姚仲拔、张䌹伯和张玉田们来去匆匆，看不见的衣衫褴褛者一下子熙熙攘攘，一下子又销声匿迹，偶尔用一两个如膏火自煎者作为陪衬，一条街的面子和里子就都有了。

河南路，日据时期曾叫深山町。在中山路银行建筑群披金戴银之前，近在咫尺的河南路，可谓是青岛早期金融的摇篮，大大小小的银行，多有在这条街立足栖息的记录。1930年代中期银行建筑群在中山路与河南路之间的原第四公园建成，青岛金融中心的基本格局便大功告成，置身其中的中国实业银行、青岛银行业同业公会和金城银行，成了河南路上的邻居。而不远处的河南路67号，曾开设青岛农工银行，68号则是盐业银行。比邻而居的，还有浙江兴业银行，其地址在河南路15号。至于沿街开设的传统银号，则以十数记。（6-5）

河南路13号中国实业银行建筑的设计师，是青岛联益建业华行的许守忠，由申泰营造厂施工，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形式。这一标志着建筑观念与技术进步的方式，在1930年代的青岛已经被广泛使用在大型商业建筑中。而在中国实业银行的西南边，城市开发早期建造的各类房屋，大量采用的则是传统的砖木结构形式。但在尺度上，中国实业银行新楼依旧与既有建筑保持着一种谨慎的均衡，没有过于破坏街区的流畅。联益建业华行是本地知名建筑事务所，其建筑师除了许守忠外，还有叶奎书、蒋振南等。同期联益建业华行亦参与了中山路国货股份公司营业大楼和湛山寺的部分工程设计。

中国实业银行青岛分行建筑完成设计的时间为1933年2月，一年后的1月15日建成。中国实业银行的竣工时间比毗邻的中国银行早了15天，大约可算是其地利逊于中国银行的安慰。实质上，中国实业银行青岛分行是在中国银行的背面，一个面东，一个面西，选址位于河南路东的实业银行因地势低于中山路，因而两栋建筑其实并没有办法让人在一个视点上进行比较。但从河南路与曲阜路交叉口的立面上看，中国实业银行建筑感觉上要比中国银行显得规模宏大些。

中国实业银行建筑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平面为条式，其南部尽端设计成一个夸张的弧状，与多叉路口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建筑为平面屋顶形式，在檐口及主入口重点部位饰有装饰性细部。面西的主入口处理成占有二层高度的券拱形大门，显得平实稳定。建筑一、二层间做成分割形式的横向装饰性线条，平面处理时在中部略凹、两侧外突。上部开规则的长方形小窗，底层有顶部是半圆状的窗户，采取装饰性线条作为窗套。建筑墙面为石料，局部为粗石勾勒线角。

基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特性，中国实业银行青岛分行给人十分舒畅的感觉，建筑造型为古典语言与当时已成风尚的现代设计手法相结合的折中主义产物。整个建筑仅在檐口及主入口有些装饰，其余则平白直叙，大致可以认定是受早期现代主义影响的一种类型。这种风格和手法，被普遍应用于1930年代的建筑设计中，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而中国实业银行本身，正是这个新时代“恰逢其时”的一个财富符号。

建立中国实业银行的设想，出现在1917年。刘劲当年在《太平洋》杂志刊登《拟设中国实业银行说明书》，并起草了《拟设中国实业银行章程》。1919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总行在天津成立，一个月后在北京前门内西交民巷组建分行。中国实业银行初为商办，1937年改为官商合办。1930年7月16日在馆陶路设立青岛办事处。是年《中央银行旬报》第2卷第17期刊登消息称，庐映齐已受中国实业银行的派遣，到青岛在馆陶路取引所筹备办事处。

1933年9月1日，青岛中国实业银行改为分行，管辖济南支行。与此同时，中实行也开始拓展在浙江的业务，设立多家代兑处。

1934年春天，中国实业银行青岛分行迁入河南路这栋引人注目的新大楼办公。一年之后的1935年2月27日，中国实业银行在《青岛民报》第一版刊登新屋一周年纪念启事，称为纪念本行新屋落成周年，自3月1日起凡来存款至定期一年以上满二百元者，赠男用皮夹一只，定期一年以上满三百元者，赠女用皮夹一只。

相关史料记载，青岛中国实业银行除经营存、放、汇以及兼办储蓄、信托、仓库业务外，注重发行兑换券，兼收地方库款。1934年底发行额为340万元，发行准备金多数调往总行运用。1935年5月23日清晨，实业银行青岛分行发生挤兑。青岛市政府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行“从权应变，全力维持，救人即以自救，万勿因循延误”。当时由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出面从上海电汇15万元应急，并代收同业开出的中国实业银行的往来支票，使挤兑暂时平息。5月28日，挤兑再次发生。经过两次挤兑，共兑出银元50余万元，占该行当时钞票发行额的1/3。在青岛的中国实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的同时，中央银行国库局总经理胡孟嘉兼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胡孟嘉的前任刘晦之以病去之。任职中央银行国库局总经理之前，胡孟嘉曾担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多年，在金融界口碑甚佳。

实行法币制度后，中国实业银行发行权被取消，由始注重经营一般商业银行储蓄、信托、仓库业务。1937年12月该行停业，1938年在青岛复业，勉强维持。整个沦陷期，委曲求全的中国实业银行惨淡经营，业务乏善可陈。

中国实业银行的河南路邻居，是青岛银行业同业公会。一个讲究面子，也追究里子的地方。1934年10月10日，青岛银行公会的会所建筑在原第四公园告竣，青岛银行公会主席王祖训撰《新屋落成记》，这标志着中山路金融时代鼎盛期的到来。（6-5-2）

青岛银行业同业公会建筑由徐垚设计，华富恒记施工建造，1934年10月竣工，与其西边的金城银行建成时间相当，与东边的中国实业银行的建成期也不过差了八个月。这样，到了1934年秋天的时侯，河南路上的三个金融建筑已连成一片。居中的正是立面异常简练的四层青岛银行业同业公会办公大厦。

同业公会建筑平面为一形布局，平屋顶。并不宏大的方形主入口位路边处，窗采取竖向布置的长方形形式。整个建筑给人质朴庄重的感觉，立面没有任何装饰，平白直叙，可以认定是受早期现代主义影响的一种类型。建成后的青岛银行公会会所建筑四层，中间两层会用，上下出租。

青岛银行业公会组建的很晚。在此之前类似的组织，是1910年代末期在四方町成立的青岛取引所钱钞组合。这是一个中日混合的金融议事机构，组合长王廷常，副委员长高木铁太郎，委员纪经函、王逊卿、郭香圃、吴本庆、片山亥六、关口秉、杉山治郎。四方町在大鲍岛核心，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后，改称四方路。

1931年3月3日，青岛银行业同业公会成立。会员银行有中国、交通、大陆、中鲁、中国实业、山左、上海、明华等九家。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由姚仲拔、张䌹伯、张玉田等九人组成。九个人在这天宣了誓，公会就师出有名了。1932年10月18日和19日两天，银行同业公会在明华银行会议室，讨论救济东北及鄂皖豫难民游艺会事宜，韩强士、彭子明、茅为武、程长林、赵树经、蔡兆鹏、胡景权、王濯溪、赵竹全、田志远、孟信符、王子亨、刘静庵等出席。成立之初，银行同业公会暂设于中国银行内，同时在河南路筹建办公大楼。1934年10月，同业公会大楼落成后迁入。

青岛各银行在同业公会成立之前，就在废除胶平银、抵制正金银钞中有过几次联合行动。同业公会成立之后，即于1932年2月1日通知各银行合力自卫，保存现金，实行互存，不使现金流入外国银行。同年3月22日，为稳定金融，同业公会决定暂停收受会员银行以外的支票。1933年10月26日，中国实业银行发生挤兑，银行公会当即共商维持办法。1934年12月5日，银行公会与青岛市商会、中国银行共商解决现洋不足问题，平抑汇价，杜绝投机。1935年7月1日，同业公会促成了中国、交通、大陆、金城、上海、东莱、国华、浙江兴业等八家银行订立公约，划一抵押放款折扣率、保险费率、栈租标准、信用透支限度和利率，由八家银行轮流值月，在每月例会上决定执行。同年8月，同业公会与青岛钱业公会共商维持汇兑价格办法。

1935年底，青岛银行同业公会改选，会员银行增加东莱、浙江兴业、国华、金城、盐业等五家。是次改选的公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由12人组成。1936年，银行公会在大学路中国银行公舍的广夏堂，举办了同乐会元霄会演出。

第六章 坚韧 · 所向披靡者的末路

任何关于青岛早期金融形成史的叙述，自然都绕不开汇丰银行，七七八八，概莫能外。叶春墀1922年出版的《青岛概要》，曾简要概括过历程：“青岛金融机关之滥觞。始于一八九九年，德华银行之开设。其后贸易额数，逐年渐增。至一九一一年，大清银行谦顺银行，始设分行。至一九一二年，道胜、汇丰、正金，均设分行。日德战后，又有增减。”

不过，大名鼎鼎的汇丰银行在晚清后的中国所向披靡，唯独在青岛的四十年间始终不曾花好月圆。如果说汇丰在这个先后有德日驻占的城市里生不逢时，大约应是恰当的。这好象是一种宿命，成就的则是大英帝国的一些尴尬。但是，在汇丰和德华银行之间，就中国业务开展的合作，一直是存在的。早在德国进入青岛前的1895年7月，英国汇丰银行与德华银行就曾经达成过协议，力图将来在争取政府贷款方面加强合作。

实质上，英国和青岛的各种联系，也并不如英德两国政治关系那样复杂。有记录显示，在1907年的6至9月间，青岛各较大旅馆和客店接纳的425名外国人中，就有180名英国人和54名美国人。而在贸易方面，试图“把青岛作为对华北供应石油的主要基地并正把它建设成这样的一个基地”的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则活动突出。为了皮库尔草辫的贸易，一家英国公司在本地设立了分号，以便和一家法国公司还有中国最大的一些出口公司竞争。

英国在青岛这个德国租借地设立领事代办机构的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英国人在本地频繁活动的记录。7月24日英国油轮埃帕雷奇号由旧金山开来，将其载油抽入标准石油公司新安置好的储油罐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这是在新建成的青岛油码头停靠的第一艘油船。8月20日，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二艘船，英国油帆船加尔各答号也开来了。与此同时，在1908年6月至9月到达青岛的575人游客中，德国人是主要组成部分，其次就是英国人。在这个夏天，到青岛旅游的英国人约200人。而根据1908年9月的统计，在总督府学校的129名学生中间，也包括有三名定居青岛的英国孩子在就读。

实质上，在早期青岛与欧洲的航运联系上，历史悠久的英国航运公司是继德国公司之后最重要的参与者。在直达欧洲的航线上，到1909年时，许多国家的大航运公司已开始把它们的船只开进了青岛港口。这中间，包括了大量英国航运公司的船只。德国的海军管理当局相信，航运的规模发展和港口业务的繁荣，是这个租借地经济前景更为远大的标志，也是不断开拓这一远景的原动力。也就是在这前后，英国东亚最大航运公司——半岛航运公司和东方航运公司的船只，已定期来港。（6-6）

1912年9月汇丰在青岛设立分行的时候，汇丰银行总行已在香港渐成气候，在上海，也是外滩金融街上的旗舰。那时候，英资汇丰在香港、上海的姿态，大约应象德资德华在青岛。但换了地方，境遇就大不相同了。这是一个给人记忆深刻的秋天。依照“苏格兰银行原则运营”的汇丰银行在中山路宣布开设青岛分行的第二天，孙中山到了青岛，而在孙到青岛的第二天，袁世凯则在北京命令各省解散秘密会社。对汇丰银行而言，这都算不上好消息。同样在这个秋天里，赴日本会葬明治之丧路过青岛的海因里希亲王，和显得不那么忙碌的德国议会副议长巴希博士，似乎也都没有注意到刚刚宣布开业的这间银行。

在1912年的青岛，那些不太熟悉亚洲状况的德国人，大概也不想知道由苏格兰人托马斯•苏石兰在香港协助创立汇丰银行的来龙去脉。这个发生在1865 年的故事，对野心勃勃的德国新移民来说，已经过于陈旧。

汇丰青岛分行入住在中山路上的建筑物，即便是在当时，也很容易被人忽略，与前海岸边显赫的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建筑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从中山路上看去，汇丰青岛分行明显处在水兵俱乐部的压迫之下，象是一间受委屈的白色门房。

开业后的汇丰青岛分行，主要业务是为洋行服务，特别是欧美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汇结算。有统计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前后，这类业务有半数以上由该行承做。其中英美烟草公司每年在山东收购烟叶资金约2500万元，均由该行供应。该行所做外汇，不采用青岛的行情，而遵其上海分行的牌价，实际上成为上海外汇交易的一部分。十数年间，汇丰青岛分行还进行了一些工矿企业投资和铁路货运投资。

有迹象显示，德国势力1914年冬天被日英联军清除出青岛之后，英国银行业对这个日本占领区的经济输入野心，并不加掩饰。1919年12月15日出版的一期《农商公报》，曾转载《民业日报》的消息说，“青岛开为公共租界虽尚未见实行，英美各银行近已决定前往开设分行，预备将来商业上发展地步云。”

但一个属于英国人的商业青岛时代，似乎始终没有出现。在1922年版《青岛概要》刊登的青岛商务总会会董一览表中，会长和副会长分别为代表东莱银行的成兰圃、代表山东银行的隋石卿，代表汇丰银行的朱润身，仅为29位会董之一。但作为1923年胶澳电汽公司发起人之一的朱润身，并不是汇丰银行青岛支店的最高责任者，其责任者为阿令氏。到了1923年，英美烟草公司已开始在青岛建设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加工基地，而包括英国潜水艇部队在内的军事活动，也开始出现。

期间英美烟公司与汇丰银行在青岛商业事项上的互动，通过1923年的一份《英美烟公司在青岛开办工厂情况节略》，显示得很充分。该文件围绕着英美烟公司在青岛的土地租权和新建筑物的建造展开，而汇丰银行则成为推进过程的担保首选：“英美烟公司已从日本人买得四段地之租权，计共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五坪，为建设纸烟制造厂之用。按照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条约第六条，日本官宪所许可租出之地，于原有十年租期满了后，得按照同一条件续租三十年。但有数种租地，不能享此续租三十年之特权。至于一特殊地段之租地人，是否可享续租权之问题，可谓全凭上述第六条之解释而定。惟此解释，至今尚未为各正式当局所决定。英美烟公司为慎重营业起见，非现在续租问题确定该公司获得该四段租地，将来三十年续租权之许可或另得其他保证。将来该公司可以现在同一条件，得一相当承租之年限，以适合其现所欲投建厂之大资额，则绝不愿起始建筑制造厂。闻日本官宪所许可出租之地，现在仍须遵照前日本土地章程办理，按照该章程租地，非有完全之建筑物，不能转让。故英美烟公司现欲仅造一临时之建筑物，以便将租权由日人手中转于该公司名下。至正式制造厂之建设，则将延期决定之。该公司所以购买此租地权之意，实为扩充营业而非投机居奇，故其现所欲造，藉以取得该租地之临时建筑物，显为该公司之额外损失，以其将来并不适用也。而于进行上之耽误，亦可想见。据此可见，该公司倘能立时起始建造其永久之制造厂，实为该公司之利，而公司苟能得一将来承租期限之满意保证，亦是愿即刻开工。若上述保证能即时发给该公司，愿取具中国当局所需之担保，或由汇丰银行，或由其他机关，完全担保该公司，以履行其负荷。该公司若即刻建设制造厂，实与中国当局同有利益，因其结果将于早期一定产生一大实业，数千中国工人可获得工做，而本埠收入亦将大增。”

英美烟公司与汇丰银行唇齿相依的关系，昭然若揭。

青岛回归后，英国在青岛的利益依然如故，无本质变化。根据1926年的户口统计，当年有111个在青岛长期居住的英国人进入记录，排在13500个日本人、227个俄国人和219个德国人之后，列第四位。1928年，经过英国驻青岛领事官员的帮助，胶海关调查属实了一艘私运波斯烟土的货船，发现这艘货船从布什尔私运了580箱烟土。尽管这一事件最后并没有在本地处置，但胶海关对英国领事官员的感激，还是被《胶海关1928年统计报告书》仔细记录了。

1933年10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青岛金融机关调查显示，进入这一统计年度的英资银行，只有馆陶路上的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两家，前者记录开办时间是1912年，后者出现在1924年。截止至是期《中央银行月报》出版前，青岛汇丰银行的经理为马尔非，青岛麦加利银行的经理是格兰得。

公开的资料显示，麦加利银行成立于1853年，总行设于伦敦，又名渣打银行。其早期是一家具有殖民地服务性质的国际银行，主要业务是经营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贸易结算，第一任大班名为约翰·麦加利。所以除香港外，设置在中国内地的分支机构，名称一律使用麦加利银行。麦加利银行的青岛分行，设置在馆陶路2号一栋风格不明显的方型建筑里。进入青岛后，麦加利银行经营模式与其他外国资本银行无异，主要操持外汇及存放款业务，早期与买办张立堂关系紧密。青岛麦加利银行与本地金融业最容易被提及的联系，是战前本地中资银行的发行准备金，多存于此。而究其原因，这除了是对青岛日资银行的天然隔膜与排斥外，无疑也与麦加利银行的信用息息相关。毋庸置疑，保证具有充足清偿能力的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救命钱，确保万无一失是基本前提。

在同期青岛，除汇丰和麦加利外，另有正金、德华、朝鲜、济南、正隆五家外商银行。而在1935年《海王》杂志刊登的一篇青岛银行业综述中，除上述七家外国银行外，另外还有美俄资本的信济银行，这也是唯一一家总行设置在青岛的国际资本银行。但另有资料显示，信济银行实质上是一家1927年7月在哈尔滨创立的美资银行，后来触角伸展到呼伦、上海、青岛，1934年总行迁至上海九江路。根据《海王》杂志刊登的《青岛之银行业》的记录，青岛信济银行1933年设立，总行资本金明显小于前面七家银行，为67.5万元。但比较同期山左、中鲁、农工三家总行设置青岛的本土华资银行，依旧具有规模优势。同一时期，山左银行的资本额为50万，中鲁银行为27万，农工银行为10万。而期间汇丰银行香港总行的资本金，则是5000万港洋。

种种迹象表明，尽管有英美烟公司和一定数量的英国居民进行商业活动，也尽管有英国青岛领事馆的许多努力，却并不能改变马尔非领导的青岛汇丰银行业务始终未能充分开展这一事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汇丰青岛被日军接管，停止营业。1942年的8月5日，在青岛的76名英国外交官及侨民，连同烟台的33名英国侨民和威海卫的13名英侨，获准从青岛集中转沪回国。1946年8月，汇丰银行青岛分行复业，两年后其在华设置的分行，已多达11家。但这个时候距离它的又一次消失，已为期不远。

汇丰银行重新出现在青岛，已经是整整五十年后的2000年。这一次选择在香港中路颐中皇冠假日酒店设立青岛分行的汇丰银行，已与马尔非时代的老汇丰，相去甚远。在汇丰银行的相关网站上，看不出一丁点与青岛发生关系的过往痕迹。六个三角形构成的红白相间的标识下面，“创办一家契合国际商贸需求的本地银行”的宣示，扑面而来。

第六章 坚韧 · 一只狗咬死了一个保险商

在非官方的地理称谓中，像江宁路被称为“劈柴院”一样，中山路长时间被称为“街里”。“街里”是个五光十色时代去处，银行、钱庄、金店、饭馆、咖啡馆、旅社、药房、照相馆、眼镜店、绸布店、鞋帽店、洋服店、文具店、茶庄、食品店、百货店、电影院、戏楼、旅行社、书店、报馆、律师楼一应俱全，但凡一有时髦玩意冒出来，这里很快就看得到。其实，单就数量来说，先后在“街里”出现的各种保险公司，并不在银行和任何一类单一的商业行当之下。

作为工商运输各业的风险保障机制，保险在1930年代的青岛已获得了广泛认识。1936年青岛民众教育馆编辑修订《青岛民众教育读本》，其中第三册就青岛市情的简述是：“青岛是中国著名商埠之一。全市人口连年增加，现有五十三万内有外侨约二万人。本国人多从事商贩及农工劳动，大工厂多属外人经营，进出口及轮船保险等业，亦多为洋商把持，尤以日本人为最，几于一网打尽。”短短几十字，将保险与几为青岛经济枢纽的进出口与轮船业并列，可谓意味深长。而字里行间对洋商一味把持的尴尬局面，也习以为常。（6-7）

作为一种契约经济关系的保障机制，保险早在公元前260年至前146年的布匿战争期间，就被古罗马人尝试，1384年比萨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保险单，现代保险制度从此诞生。而保险业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则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中水火险的重要目标城市，就是拥有大型现代化码头的青岛新城。据不完全的统计，1898年至1948年的五十年间，先后在中山路上营业的外资保险公司，就有法国保太公司、日本辰马海上火灾保险、三井水火保险公司、第一生命保险相互会社和代理保险业务的兴亚商事株式会社、华北运输公司等。同期，周边则有济南路上的英资四海与保丰保险公司，胶州路英资老公贸康记水火保险公司、大沽路德国鹰星保险公司，湖北路美资中华平安保险公司和广西路上的日资冈崎合资会社及东京海上保险等等。

1898年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青岛本土城市化开发突飞猛进，1899年到1900年期间，德国的德华银行、禅臣洋行、礼和洋行、北德国轮船公司等开始寻求开发保险业和代理保险业务。新城开发初期，各业对保险投入意识淡薄，华资商号更不重视。保险商的业务范围只限于青岛与德国通邮通航地区的船货保险，保险额最多为5000元。及至租借地末期，在一部分富有华人的日常生活中，保险消费开始被接受。检索谭延闿1914年春天的一篇日记，在其规划青岛居住的预算草案中，已清晰列有保险支出：“男仆七人，女仆八人，乳娘三人，丫头一人，月工赀七十六元。家人十八人，月费三十六元。火食月一百五十元。电每日四度，月卅元。水月十元。保险每月七元年八十元。煤二吨十八元。学费平均月三十元。零用月三十元。共月三百八十八元，地捐在外。”

而这时的房屋买卖、租赁，已均须保险。

谭延闿日记1914年5月22日：“往签是亦里、文明里两处屋。价值四万四千，押款三万，自付万四千，岁租得六千二百元，除押息二千七百及地租、保险，尚可得三千三百元，合息二分二厘也。”

谭延闿日记1914年6月5日：“本屋押款已妥，须往签字，遂偕步至督署旁佛威律师家，待毛友仁者久之乃至。同见律师，出所具合同，每屋皆九千元，年息八厘五，五年乃还，以保险单与之。云每付保险费，皆须以收单畀彼，遂签字而出。”

本土最早的华人资本保险公司，出现在1908年。当年5月15日，傅炳昭、李涟溪、周宝山、万耕畬、成兰圃、郑翰卿以华太保险有限公司承办人身份，在《青岛时报》刊登广告，称“自泰西创立保险一途，公司林立，无论水站险、火险均可承保，法良意美。本公司爰集同人，备集股本洋一百万元，拟在青岛创设华太保险有限公司，寓谦顺银号为总行，专保本埠房产、各通商口岸轮船平安。倘遇不测，赔款迅速，保费亦格外克己，并上海、广东、烟台、营口、大东沟、清坭洼、海参威等埠皆有友人代理，特此布闻。”

青岛早期的保险业，与阿尔弗莱德·希姆森密切相关。作为租借地时期青岛本地最大的房屋建筑商，希姆森还兼任着青岛保险协会的名誉主席，这应该取决于1879至1884年他在上海禅臣洋行进口部与保险部的从业经历。之后，希姆森在上海祥福洋行的经营活动与业务内容，也大多与保险业有关，比如货物进出口、火灾保险、人寿保险、海上保险、木材交易、轮船帆船代理和钢筋混凝土生产等。在青岛，希姆森与保险有关的另一个兼职，是志愿消防队的名誉主席。由此可以看出，进入青岛之后的希姆森，以建筑形态的移植与改良为契机，在诸如价值标准、保险意识、消防观念、财产止损、房屋借贷、技术推广方面，都引入了新鲜的经验与做法。其中的相当部分，逐渐获得本地华人的认同。

而德国商人奥托 • 里特豪森，则是早期青岛从事保险评估的一个样本。1871年里特豪森出生于德累斯顿近郊的维尔斯德鲁夫，1898 年作为第一个进入租借地的德国商人，在青岛开设大森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居住在伊伦娜大街一栋独立建筑中的里特豪森，后来为希姆森所属的祥福地产公司工作，从事房地产、财产险和意外险评估。1914 年11月其作为战俘，与另外一些德国人一起被羁往日本关押，一直到一战结束。1919 年里特豪森获释后回到青岛，继续从事房地产买卖和保险业务。1923 年因被一只狗意外咬伤，里特豪森死于狂犬病，结束了从维尔斯德鲁夫到青岛的一生。

在里特豪森的青岛经历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许不是其涉及保险评估的职业身份，而是他特立独行的个人生活选项。作为独身者，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中国女性一起生活，并且生育了孩子。因为观念、肤色、语言上的种种差异，欧亚之间跨种族的异性结合，在早期的青岛并不多见。里特豪森伊伦娜大街的房子，最早由1899年从烟台来到青岛的美国传教士保尔•卑尔根建造。不知道后来发生的这次房产转移，是不是得益于其对行业的良好判断。

因为青岛新城各项建设的扎实推进，德国租借地时期青岛保险业的基础已经建立，整体发展态势稳定。《青岛商会1911年度报告》认为，“青岛的保险对于所有欧洲公司来说都是喜欢的，因为我们幸亏有宽阔的道路，广泛分布的上下水道系统，经过良好训练的消防队并且因此在国家建筑监督下建成的牢固建筑物，所以在近几年中仅发生过几次大的火灾，因而将来也可以保证有健康的保险生意。”

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后，日本保险业的三菱、三井等六家公司借机进入，业务对象以日商为主。1922年青岛回归后，德美英法等国也相继在青岛恢复或者新开办保险机构。这一时期保险业虽有多国参与，但仍以日资居多，占据市场优势。期间英商太古、仁德、怡和、和记等船行也都代理保险，只要通过其轮船装货，均须由其承揽保险。

1924年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公布商业公司注册规则，划定本埠各项营业分为甲乙二种，分由公署及警察厅许可注册。17类甲种营业在商埠公署注册，依次包括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钱业或贷金业、担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堆栈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业、代理业、典质业。而在本埠警察厅注册的乙种营业，也是17类，分别为：.新开杂志及其他出版物之发行营业、枪枝火药类之制造贩卖业、烟花爆竹制造贩卖业、石油贮藏贩卖业、酒精挥发油及其他易于引火物之制造贩卖业、兽医及蹄铁营业、制药业、医药贩卖及其附属品贩卖业、工业药品贩卖业、栈房业、澡塘业、古董业、车辆业、剧场游戏等营业、各种饮食品营业、宿店及行商等、其他小本之营业。将保险业和银行金钱业、典质业一并归属甲种，原因应在于营业关涉大局和不具有直接的公共危害性。

就业务内容看，同期本地各个保险公司承保的主要险种，为水险、火险和寿险。保险金标准平均每保险额1000元收取保险金6元。及至1930年代，各个国际保险机构的代理商持续增加，经营日趋灵活，服务日趋完善。1932年春末莘县路21号的中美号失火，旋即得到保险公司如数赔偿，5月23日遂借《青岛民报》头版刊登鸣谢广告，表达对中国保险公司和华通商行经理的老公贸康记保险公司遇事敏捷可靠、赔款迅速的感激，称赞信用卓著。同在莘县路的汇丰和，遭遇火灾后通过报纸鸣谢的，则除了老公贸康记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还包括合兴利经理的的脑威佑宁保险公司，东泰经理的永宁保险行、联保保险公司，以及三井保险公司、太古保险公司。

而这个时期各保险公司的代理商，在业务推广上也花样百出，不遗余力。亨利洋行一条招请保险跑街广告，几句话就将要求说得明明白白：“本行经理英国极大保险公司，资本充足，赔款迅速，久为各界所称许。拟聘请熟识保险事务，交游广阔，能抖揽保险生意，有妥实保人者为合格。自问能胜任者，请驾临鄙行面议，如不合格，望勿尝试，免多麻烦也”。

伴随着华人市场的扩大，各大保险公司在1930年代持续进入青岛开拓业务，细分险种类型。1933年2月25日，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在馆陶路15号设置分公司，聘请朱丽生为山东全省华人投保部事官。永明人寿保险在本地报纸刊登的广告宣称，公司创立于1865年，为全世界十大寿险公司中最有声誉者。作为专业寿险公司，永明人寿的进入，显示青岛保险业市场分工初步形成，保险销售逐步向专业化服务转变。

青岛一地，保险意识的增强，与现实教训密不可分。所谓水火无情，一旦灾害降临，有无保险兜底，可谓冰火两重天。1932年7月10日凌晨三点，高密路25号四明楼租差铺突发火警，现场火光冲天，燃烧猛烈。经消防队竭力施救，天亮时分扑灭大火，过火现场涉及多家商户，其中出租红差物品的韩氏一家烧死一人伤两人。损失约7000元。事后查明，仅旁边受到波及的义兴永在礼和洋行保有8000元火险，得以降低损失。两年半后刚过农历春节，胶州路协祥鞋庄半夜发生火灾，烧毁楼房四间及货物材料机器全部，所幸潍县籍房主田某在太古洋行保有火险四万元，协祥号在太平、永宁两保险公司保有火险一万元，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6-8）

作为后来者，华资保险业也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拓展日益增多，并不断健全业务内容，形成具有本土竞争力的经营模式。因为比外资企业更熟悉风土人情，华资保险公司在经营上就更“接地气”，更容易被本土工商企业接受。1912年后，陆续有华资永宁、华安、先施、上海等保险公司进入青岛设立代理处，后又陆续增添了一些分支机构。业务也随着工商业和进出口的发展而与日俱增。1922年青岛有华资保险机构10家，而伴随着1929年11月太平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的成立，华资保险业在包括青岛在内的重要经济城市快速崛起。至1936年，青岛各类华资保险机构已增至18家。

统计显示，1933年至1949年间，中山路上的华资保险公司则有：62号的中国保险、68号的保丰保险、70号的华孚保险、87号的肇泰保险和长城保险、91号的大公、南丰和平安保险、92号的保安保险、93号的中华保险、133号的四明和宁绍保险、194号的先施保险等等。而周边集中在芝罘路、济南路、天津路、山西路、湖南路、肥城路上的保险公司，亦更多达30余家。而这些蜘蛛网一般的道路的两侧，多商号林立，各类保险公司置身其中，如鱼得水。1932年一家青岛报纸在报道济南路预备改铺小方石路面时，就曾用“车马行人，昼夜不绝”来描述这里的繁忙。

1930年代前六年是青岛华资保险公司丰源湿润的成长期，一些资本充裕的商业银行率先试水，引领投资导向新兴行业。这其中，自然包括不甘人后的东莱银行，并且从一开始就先声夺人。

1934年2月5日，由东莱银行作为投资主导的青岛安平水火保险公司开幕，该公司设置在湖南路18号东莱银行内，以资深金融业者为主体的董事会阵容庞大。刘子山请出的安平保险公司董事长，是上海中央造币厂厂长卢涧泉，董事依次为：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上海中国银行行长贝淞孙、上海东莱银行经理王子厚、东莱银行总经理吴蔚如、上海交通银行襄理赵叔馨、四行储蓄会总理钱新之、大陆银行协理叶扶霄、东莱银行董事刘文山、东莱银行董事长刘云碧、东莱银行董事徐青甫，监察则有宝大裕钱庄股东徐晓霞、大陆银行经理沈籁青、东莱银行董事常勉齐、徐峄山，经理张伯耆，副经理宋聿青。十个董事，东莱银行占了五席，刚好一半。

安平水火保险公司开业前，经理张伯耆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称“自离青岛瞬将十年，回溯旧交，时深怀念。兹承安平水火保险公司聘任职务，得以重游旧地，倍觉欢愉。用特遍访故知，冀罄別愫，顾睽离既久，人事多迁，登门走访必有遗漏。用特启告，藉白谦忱，并希知我者随时枉临指教，尤所欢迎。”听这彬彬有礼的口气，就是说，故旧好友来一趟，有茶水伺候，必不枉行。而这个张伯耆，似也有资本这么说话，因为在德国租借地时期，其就是德华银行的买办，当属本地华人金融业的资深人士了。张的身份，在1914年谭延闿的青岛日记中，很容易找到线索，如3月8日“道遇德华张买办伯耆，同看督署后一屋，风景至佳，云须三万许。复导看福利医院前一屋，祇万余，则甚廉也。”

到1934年的春天，张伯耆早年曾如鱼得水的青岛，已物是人非。德国人败了，北洋政府垮了，人口增加了，城市扩大了，日本人却来来去去，经济势力有增无减。沿着安平水火保险公司走出来，一城之中，普通人的日子，有花好月圆的欢愉，也有度日如年的辛酸。

第六章 坚韧 · 有高柜台的铺子

1936年，旅行作家倪锡英在其撰写的都市地理丛书之《青岛》中，描绘了一个新兴城市阳光一般的日常生活，感慨“青岛一般普通市民的生活，也比别的都市来得生动。他们受了生活环境的感染，对于生活的态度，非常认真进取，在青岛市内，游手好闲的游民是很少的，大半都忠实的从事于自己的职业，空下来的时间，总是消磨在海滨、运动场，或是公园里去”。不知道倪锡英这些话是不是有讨好的成分，亦或是以偏概全，感动过后却会很容易发现，青岛的另一面，全然不是“消磨在海滨”一般闲适。

穿街过巷，透过一个个当铺的幌子和进进出出的，刺穿城市表面光鲜亮丽的假象，轻而易举。

在20世纪早些时候的中国，典当是一个有相当利润空间的行业。经历了德日和北洋政府以及国民政府多个管制时期的青岛，由于底层民众生活动荡不安，导致这一与银钱业的抵押贷款近似的行业一度兴旺，为生活所迫的贫困市民春当秋赎，实属平常。

以大鲍岛中国城为核心，中山路、河南路、天津路一带，早期出现的典当行并不多，有史料可查的仅有1925年3月开业的顺天当和1932年1月开业的德裕当，以及先后陆续出现的共和当、东发当、东顺当、中和当等。（6-10）

早年，青岛的本地民间当铺一般对物品按时价六七成受当，由当铺估值折成后，即可交当，由当铺给予当票，以此为赎当凭证。典当业最盛时期，大都为春秋两季，夏冬为淡季，遂青岛有“春当秋赎”之说。一般说来，所当之物不外是衣服、首饰、金银铜器等。

一如租借地初期的许多不平等法规一样，在经德国殖民行政管理当局核准的典当业规则中，亦有明显含有歧视性的约束。1904年11月当局发布的《开设中华当铺条规》，其中就规定：凡西人衣服及他项需用各物，非西人自己来当，不准收当。

1914年日本以战胜者姿态进入以后，日本典当商乘势挤入青岛。同年，松仓三平以日金一万元在乐陵路81号开设起青岛第一家日商当铺，名为越后屋。1916年以后，又相继出现了胡屋、木村屋、高桥商会、沼津屋等日商当铺。日商当铺利率比华商当铺高出一倍多，但因华商当铺少，且资金不足，使日商在青岛占有了大部分市场。日商制定的当价利率标准是：120元以上4分，120元以下5分，60元以下6分，12元以下7分。这样高的利率，无疑使底层贫民雪上加霜。

一般来说，青岛本地民间当铺利率比日商稍低，一般月息2分，加保管费1分共3分。因本地当商不懂古玩、字画等，所以此类物品不当。初始当期稍长，18至24月为限，1924年又改为12月，最多再宽限一个月。平民当户中，有不少人因过于贫困，当出的物品到期无法赎回，最终被当铺变卖。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曾说过一句“不入耳”的话，“始于均富，终于均贫”，就是说，许多重新分配财富的尝试，都以重新分配贫困告终。如果去除掉那些从一开始就居心不良的贪婪动机，用这句话去丈量1922年之后几年的青岛社会经济政策，就不难勾勒出各种社会矛盾的前后因果关系。但就事实而已，完全排除掉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各种复杂的施政动机，关于同期历史的叙述也就无法自圆其说了。甚至阐释的意义，也就一并消失了。

青岛接收后，典当业重新洗牌，并试图以此平衡利益分配。1923年12月27日，胶澳商埠财政局就核定公布特种营业税征收规则呈报督办公署，标明当铺为特种营业之首，余之依次为旅馆、客栈、菜馆、饭铺、烧锅、酒铺、咖啡店、药房、戏园和临时演剧、窑场。1924年4月11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颁布《胶澳商埠典当业取缔规则》，确定“典当业为本署公布征收特权营业捐暂时规则所定特种营业之一”，且“典当业之利率不得超过月利三分，月利满一年后，并不得叠滚计算。”四个月后的8月13日，再行公布《胶澳商埠典当业管理规则》，规定“凡在本埠区域内营典当业者，均须呈请督办公署核准发给执照”。典当业者呈请注册时，除依照商业注册规则及施行细则规定外，须觅具殷实铺保，并详细开列资本金总额、典当利率、取赎期限、营业时间等事项，呈请督办公署核办。

新规则出台，风潮骤起。1924年8月27日《中国青岛报》刊登《青岛当商止当后消息》，援引青岛日新通信社报道称，“此次公布之本埠当商条例，利息三分，期限一年，较之全国各处当店，实系优待已极。乃本埠之当商，不惟不遵照实行，反以歇业要挟。具呈督署，拟改利率四分，定满期为八月，闻督署正在拟批中。不意该商等昨复群赴督署，面谒陈民政科长，交涉修改方法。闻陈科长云，利息过三分，实为法律所不许。期限定一年，并为内地所皆无。此次所颁条例之优先，实属蔑以复加云云。讵该商等，援照海参崴之例而要求，且谓如不俯允，决不开业。当又经陈科长驳之云：该处并非中国领土，何能援引其例?青岛既已收回，自当按照国内情形，酌为办理。现在各商虽不干，又焉知他人亦不干?幸勿自贻伊戚，以致后悔无及。不料该商等终未觉悟，乃于二十五日又具呈督署，并附有该商等探询海参崴当例之复电。据云，该埠典当质业，利率多至五分、六分不等等语。刻闻督署以各当商固执难化，为谋国民经济之流通起见，拟即开办一官当局，定为每月利息二分五厘，以十六个月为满期，并闻业经着手起草拟订章程云云。”

时值军阀混战，青岛一地的行政长官走马灯一般晃来晃去，平民生活缺乏安定感，典当业空前发展，日商猛增。青岛日商资本雄厚，人多势众，使华商典当业无形中归于日商势力之下。1924年前后，一些本地当铺苦于张宗昌系的军界强要高价抵押或强以赃物入当，便借名与日本人合伙，以其名义来营业。时山东印发的钞票和军用票证在青岛不兑现，各种纸币充斥市面，本地典当商号亏蚀严重，无法维持。到1925年，连市面仅剩的两家华商当铺也为形势所迫，登报联合休业。胶澳商埠局责任在身，急忙致函青岛总商会，规劝华商“以时局为重，体察民情，务于近日开市营业”。1928年，在胶澳商埠局倡议下，本地商号成立谦益当，并相继开设了五个分号，形成一定规模，打破了日商对青岛典当业的垄断。

1931年，青岛共有当商35家，除谦益当和谦益当合记两家华商外，其余全是日商。且两家华资当商资本总计不过7.5万元，在规模和财力上远远不能满足本地市民的需求，使大批典当者不得不走入日商当铺。日商恃仗资金雄厚，又乘本地华商不懂古玩、字画等而不收当品，使一批珍品流入日商当铺。日商在青岛开当利率比华商高两倍，满当期限也只三个月，是华商的四分之一，而青岛市政当局却无法干涉，贫苦市民只得任由日商低当高息，重利盘剥。据统计，1936年的华商当铺中，谦益当营业额6万元，义昌当营业额2.5万元，东顺当营业额10万元。

日资的横行霸道，不仅止于典当业，甚至已渗透到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935年7月20日中午，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的彭望芬，在中山路百花洲菜馆就餐，刚刚称赞过物美价廉，就乘兴“向侍者索啤酒，嘱勿将日货来，唯唯应诺，久之持一黑瓶至，称系德国货。询其有无中国货，答称无有；时瓶塞已开，无如之何，于是相与畅饮；讵知酒尽，瓶底标记现露，俨然日货也。余因以知日本经济势力，早已漫布青岛全市，在青岛，根本不能言抵制日货，然亦痛心矣！”此一例，绝非特殊。

1933年10月出版的《中央银行月报》，就当时青岛典当业的状况，进行了大致描述：“青市典业资本极小，在民十三四年间，省钞及军用票等不兑现，纸币充斥市面。各典亏蚀，无法维持。乃纷悬日商牌号，由日人出面经营，于是青地典业，无形中归于日商势力之下，华商典当竟至绝迹。其利率之高，恒在月息三分以上，条件异常苛刻，一般平民所受经济压迫，达于极点。自民十七以后，市政当局鉴于典当一业，于平民生计关系至切，因筹设华商典当，以资抵制，并取缔高率。迄今已成立之华商典，计有谦益、德裕两家。其余日商，虽尚有二三十家，多系停当取赎，纷纷结束矣。”

《中央银行月报》的调查显示，谦益当1931年5月成立，资本六万元，股东华芳荃、杨玉廷，经理华芳荃；德裕当1932年1月开办，资本两万元，股东为威海日盛德、德昌盛等，经理梁和璞。同时期的那“二三十家”日商典当，名称分别为：第一协丰当、第二协丰当、第三协丰当、天顺当、福丰当、宝屋当、大和当、信泰当、益丰当、福来当、横滨当、大泰当、松本当、三好当、白藤当、楠佳当、仁和当、木村当、逍津当、瑞丰当、朝日当、高桥当、方野当、金融当、东发当。

看着这份一边倒的行业记录，不能不为谦益当和德裕当的担当而慨叹。

在统计数表里看典当，往往看不出个子丑寅卯，而当时在青岛邮电局供职的业余青年作家，恰好有一篇小品，写了自己进进出出“有高柜台的那种铺子”的经历，并把这种地方称呼为“娘舅家”。他很佩服最早叫“娘舅家”的那个聪明人，说似乎在一本外国书上，也见有称作Uncle home的，大约就是一种直译而已。为什么要叫作“娘舅”？因为娘舅比较亲近，这比方着说，你没有钱时可以找人帮忙的，当以娘舅为最可能。

这篇叫《高柜台》的短文章开宗明义：“我的半生和高柜台是结下了不解缘的。我说实话，我的全副财产都在‘娘舅家’留守过一次二次以至六七次之多。新做的衣裳不说，日常用得着的表也长年地寄宿在‘娘舅’家中。有时候，一双较新的皮鞋也免不了去看看‘娘舅’。在北平的那年，连钢笔（自然是PARKER的，这是一件重要的财产，犹如成衣匠的针线）也送上过高柜台。若果我的身体‘娘舅’也肯收留，说不定我会押卖了我自己的。”

接下来，出现了心理描述：“表面看来，我的日子一定很苦恼，其实则未必如此。向‘舅’家走动，既然成了习惯，也就很觉坦然。从前是多少有点局促不安的，正如一般人那样，踏进那个门口时脚步很急促，眼睛还要向四面溜看，怕会碰见熟人。现在呢，我会在大马路上掏出当票来计算利钱，我可以同朝奉先生讲价钱，这些朝奉都已同我做了朋友。对于货物的估计，我的眼光不但比朝奉先生强，他们中间各人的心理我都分得清楚。谁家爱皮货，谁家爱金器，我心上有一个精密的统计。”

最后，小品文的高潮出现了：“在我们这个岛上，大部分‘娘舅家’都不是‘华商’，虽然站在柜台内的，一样是‘华人’。这般人大都对于货物的价值不大认识，‘不怕火’的‘真金’是犯不着送去受他们的委屈。近年来这里也开设了几家本国的铺子，利息低了许多，而朝奉先生之蔼然可亲，也大异于外商手下的同胞。因此我也仿佛明白了王道与霸道之不同处。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黄帝子孙，即使是‘娘舅家’的买卖，也不失其谦恭多礼之范围的。”

《高柜台》的作者叫李同愈，曾在1935年在青岛参与发起《避暑录话》周刊的出版，是跻身在王统照、洪深、老舍、王亚平、孟超、吴伯箫、赵少侯、臧克家、刘芳松这些成名作家中的一个新人。因为陌生而“接近”李同愈的赵曰茂后来考据，李同愈1903年出生在江苏常熟，常年生活无定，以电报局报务员起步，先后在烟台、汉口、郑州、青岛电报局工作，后来短期从事过图书管理员、教员、编辑等职业，一直过着近乎潦倒的日子。他1927年由郑州调入青岛电报局，1938年青岛沦陷前几天离青赴沪，后转香港。1943年因患伤寒并发肺病，化名在上海怡和医院治疗时坠楼身亡。

回头看一个年轻的天才作家与“娘舅家”的一生纠缠，不免令人一声叹息。

第六章 坚韧 · 试验场

作为1930年代“中国制造”屈指可数的工业试验场，青岛无疑被寄予厚望。

1934 年，陈秉直在《青岛工商季刊》撰写《青岛市与工业》一文，直面中国制造业的困局：“吾国既成工业无论何地，均非常不振，其原因虽非常复杂，然可归纳于内外两因之中，技术不精，生产失度，组织不善等，是其内因也，外商摧残，捐税过重，运费过高等，是其外因也，内因之来，由于业界之改善无方，政府之鞭打无策，学界（或专家）之扶助不足，外因之来，由于业界之自卫不足，政府之保护不周，人民之援助不力，故欲改进工业，须业界，政府，人民及学界一致起而为之，方得除其内外各因，而速收改进之实效。”

显然，站在更开阔的视野上看，青岛工业破冰之旅下面的生存之路，并非前程似锦。面对复杂的发展局面和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诸多问题，陈秉直的坦白，显示出一种清醒的焦灼。

在陈秉直开出的改进药方中，业界、政府、人民、学界共同负起责任，统一立场，被视为“重中之重”：“是以凡站在业界之立场者，应以利国福民主旨，而本相互扶助之精神，共策事业之发达，即对外应一致进行，共同防护，对内应力图改善，多求援助，不可自私自利，相入厄途，而为外商造机会；站在政府之立场者，应以保护产业为职责，而实行减轻税收，减低运价，制止外商，跋扈，融通急需资金，奖励改良研究，提倡产业合理化等保护政策；站在人民之立场者，应于实质上援助业界，即于资金之借贷，原料之购买，劳工之招募诸点，应多与业界方便，俾事业进行顺利；站在学界之立场者，应于技术上扶助业界，即于计划设计及改良研究上，应力加指导，使技术时有进步，如此齐力以图改进，则不期工业发达而自发达，必矣，青市工业之改进，即非以此群策群力之法为之不为功。”

青岛的本土工业开创，是城市化推进的一个必然结果。发生在这其中的种种创业传奇，增添了青岛工业文明版图上动人的成长细节。1901年，一个叫李在惠的人在台西四路13号设立德盛洗衣局，成为青岛第一家洗染企业。1919年9月，经营洋杂货的福顺泰商号东家杨子生投资两万银元，在台西镇创办维新化学工艺社，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化学染料厂，同时也标志着青岛化学工业的诞生。李在惠和杨子生的故事，仅仅是众多本地华人尝试工业化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突出事例，而他们所代表的，则是青岛最早的本土工业文明。

1918年夏天，当一个中年男人率领着另外30个赤露上身的男人，在城市西北一块坡地上开始瑞祥和事业的时候，他们显然并不知道，一干人在太阳底下着手铸造的，并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机器零件或铸管，而会成为整个城市华商工业的动脉管壁。这些随着天气的变化稍后穿起了粗布短衫的劳动者，成为了一条泥土路上最早的产业工人，也成为被记录下来的青岛第一批创业者。瑞祥和铸造厂起家的地方，后来陆续出现了兴成油坊、谦益当、新文化印刷社和景春楼、四时春等大小商号，共同组成平滑肌发达的弹力纤维组织，搏动起一个起起伏伏的工商时代。几至四方铁路工厂、华新纱厂、振业火柴股份公司、双蚨面粉股份公司、冀鲁制针厂、利生铁工厂、中国石公司等民族资本工业企业日见壮大，青岛制造的成长局面，始得以显现。

1925年，本地政府提供的一份《青岛工业经济概况》，叙述了区域内除手工业外，总计不下五六百家华资工业企业中“荦荦大者”的状况：

纺织业。青岛吾国人所办之纺织业，仅有华新纺织公司一家。厂设市外沧口，固定资本二百七十万元。自民国十二年开办，专纺各种细纱，由二十支至八十支，出品均极精良，行销域除本市本省而外，河南、河北、江南、广州、南洋等处，销路亦颇广。该厂之发电机为一千一百启罗瓦特，有细纱机四万五千锭，纺线机九千锭，男女工人三千余名，均用最新或科学方法管理，生产多而消费少。虽在日厂包围之下，尚在努力挣扎。近复添设织布机三百部，附带漂染，逐渐扩充。若经济稳定，颇有日趋发展之望。

制蛋业。此种工业青市仅有三家，纯粹华资办理，完善者则推茂昌股份公司。厂设本市商河路，资本雄厚，设备完全，专用最新机械、最新方法烤制冰鲜鸡蛋。出品清洁，适合卫生，行销外洋，素著信誉。各大都市均有分庄，并制造机冰，附设冷藏，营业颇佳。此种新颖工业，本市尚不多见。

制针业。青岛制针业仅有两家，均系华资创办。一系冀鲁针厂，厂址设于利津路，资本雄厚，设备完善，出品精良，销路亦颇广。自该厂开办后，外资已形绝迹。一系兴华针厂，厂址设于昌邑路，最近才开办，一切办法与冀鲁大致相同，此亦本市新颖事业之一。

火柴业。青岛火柴业共有七家，除青岛火柴厂、山东火柴厂两家系日人创办者外，其余五家均系华资。规模最大、出品精良者，则推华北火柴公司，厂设利津路，资本雄厚，设备完善，此项工业裨益社会发展经济亦非浅鲜。

烤烟叶业。此项工业，青岛仅有两家。中国烟叶公司，厂址设于大港一路。厂址宏阔，规模伟大，资本数百万元，每年烤制烟叶约在五十万吨以上。此项烟叶，由高密路东鲁烟叶公司总代理。此外尚有日人办理之烤烟厂一家，规模甚小，营业亦不发达云。

面粉厂。青岛面粉厂共有三家，一恒兴面粉公司，厂设辽宁路，每日出品约在五千袋。一双蚨面粉公司，厂设大港一路，每日出品约在四千袋以上，营业近颇发达。此外尚有一家系中日合办，厂设邺县路，规模亦不小。

制油厂。青岛小规模之制油厂有数十家之多，但多行销国内，唯有义利油厂资本雄厚，纯用最新机器、最新方法制造精油，所有出品，多半行销外洋，此亦本市之新颖工业营业，亦甚发达。

制石业。青岛仅有中国石公司一家。此项工业，即其他都市，亦所仅见。该厂设于蒙古路，资本数百万。又专用机器解割琢磨各种石头，出品坚美，专供社会大规模建筑工程之用。家庭所用桌几陈列物、碑碣等物，制造尤精，上海、广州均有分厂。上海四行储蓄库二十余层之大楼外部石料，均系该厂出品，先彩夺目，中外赞美。此亦本市最新工业之一。

颜料业。中国颜料公司，厂址设于市外四方湖岛村，资本五十万元，专用矿质原料制造各色颜料。管理完善，出口优良，年末获利甚丰，前途大可发展。此外尚有数家，规模较小，不及备述。

胶皮业。福字胶皮厂，专由新嘉坡采购树胶为主要原料，制造胶皮精，行销于华北各省市。厂址设于团岛二路，资本雄厚，设备完善，管理亦甚得法。生产日渐增多，现在每月可出胶皮鞋十万双左右，营业亦颇不恶。

制盐业。永佑盐业公司，厂址设于青岛小港，资本约本千万以上。用最新方法制造精盐，因条约关系，多半销于东洋。此项工业，本市仅此一家。

染织业。青岛染织业有数十家之多，专造各种布匹、汗衫、襟衣、抢绒、棉毯等类，出品均甚坚美耐用。自染自织，各厂情形大致相同。

铁工厂业。此种工业本市最多，约有数百家，惟多系修理厂，能自行制造机器者，则仅有利生铁工厂及东益铁工厂两家。

该报告描述，“青岛位居华北中心，气候温和，交通便利，市容整洁，设施完善，风景美丽，港湾优良，内地工业原料之丰富，附近居民性情之朴实，尤为他埠所不及，确为最适当之工业区域。径前国人对于青岛尚未具有深切之认识，一切优良特点，均多未加注意。近年以来，青岛吾国之工业，稍具规模，虽在世界经济恐慌，均感不景气状态之下，犹在努力挣扎之中，此亦市政当局整饬之得法，救济努力，始有这种比较好的现象。”

1928年，薛相臣、马子厚、王焕文、张玉田、高湘南、赵证因、王珍卿、成贻之、杨志甫、孙梁臣、高子平、袁述庭、逄子开、纪有云、陈祝三、王子珍、徐尧臣、张新起、张俊卿、周芹堂等发起创办青岛双蚨面粉股份有限公司，以机器磨制各等面粉供给各省需用为宗旨，呈请实业部核准后开业。与同时代的众多企业不同，其章程特别规定，“本公司入股之股东，以中国人为限。如有蒙混情事查实，将股金没入公积金。”在青岛一地，如此旗帜鲜明的举起民族主义的工业旗帜者，并不多。双蚨面粉的面目，一时熠熠生辉。

不过，旗帜不能当饭吃。双蚨面粉公司总经理薛相臣，很快就感受到了冬天的寒冷。1928年3月9日，开办不到一年的双蚨公司就房捐估价比较过重，恳请青岛总商会转知胶澳商埠局网开一面：“呈为房捐估价比较过重，恳予恤商艰，据情转请胶澳商埠局、胶东防守司令部、征收房捐办公处俯察情形，量为核减事。窃双蚨面粉公司，前奉征收房捐办公处房捐通告，指为甲等，每月按七百四十四元缴纳，三个月计二千二百三十二元。伏以估价比较过重，当经据实胪陈，吁恳减轻在案。兹奉复函内开：来呈具悉。查房捐等级，系奉司令部、商埠局会同估定，本处未便擅自核减，望速遵照缴纳可也，各等因。奉此。查敝公司属台东区辖治，适设于地势荒僻之工厂地。兼以房舍统计不过九十五间，按估价计算，则每间几合八元之多。复查左右比邻，均在二三元之价格，相形之下，未免过巨。矧以敝公司正在组织发轫，所有建设，尚未完备。今捐税负担，反较其他为重。揆诸情势，尤属非宜。为此，理合迫切陈词，伏冀贵会鉴核，主持公道，并乞分别转陈商埠局、司令部、房捐办公处会同复核地址及间数，详实比较，量为递减，以恤商艰而重实业，是为公便。”

瑞祥和铸造厂1918年夏天的开拓之举，到1931年结出的果实同样喜忧参半。就本地铁业工厂的发展来说，一方面是华资胶济铁路四方机厂、海军铁工厂、源盛炉铁工厂、德盛荣铁工厂、合顺成铁工厂、增利炉铁工厂、源成铁工厂、正祥和铁工厂、复盛铁工厂、万顺铁工厂的叮当之声不绝于耳，一方面是日资胶东铁工厂、津野铁工厂、梅泽商会、铃木铁工所、昭和铁工所、日进铁工所、松山铁工所、原田铁工所的突飞猛进。尽管华资铁工厂在数量上勉强占据了优势，但除了四方机厂和海军铁工厂外，多规模不大，无法真正与日资铁工厂抗衡。

根据1931年6月《检验月刊》的数据，栾宝德领导的胶济铁路四方机厂，资本金为227 1900元，职工1494人，远远超过了其他华资、日资铁工厂的职工总数，是名副其实的行业龙头。之前刘少文曾在《青岛百吟》描述，“四方机厂公园，近日大事布置，亦可玩赏，中有四望亭，联作：‘龙蛇兴大陆，鱼鹿跃灵台’云。”并称赞这里“叠山引水巧安排，四望亭空眼界开。十亩莫嫌园圃小，居然鱼鹿跃灵台。”一本《青岛百吟》里面，除了对自然风光的讴歌，刘少文向工业文明致敬的文字，寥寥无几。胶济铁路四方机厂的一方田园风光，差不多凑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全部骄傲。而在这一点上，国立山东大学教授黄际遇与刘少文的感受，可谓异曲同工。

从中山路繁荣一时的都市风景看出去，作为制造业的业界代表，李在惠、杨子生、丛良弼、尹致中、栾宝德、周志俊、薛相臣这些人，无疑都可被视为青岛工业化的重要坐标，也是“中国制造”青岛试验场的早期尝试者。在一个风云突变的时代，中山路的金融业与城市工业化实践的关联，虚虚实实，丝丝缕缕，剪不断，理还乱。原因一如陈秉直在《青岛工商季刊》中的分析，也在于日本先进制造业的示范与压力。在1930年代，对青岛或者整个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来说，日本就如同魔鬼一般的影子，绕不开，躲不了，赶不上，只有一步一步学着走，以求几率不高的后来居上。

以丛良弼为例，这个山东蓬莱人年青时远行日本，出任天津东顺德驻大阪公号经理，后在烟台开设东顺泰商号经营火柴生意，并设分号于天津、青岛和大阪。1913年丛良弼在大阪集资20万元，选址济南开办振业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鲁地火柴工业的创始者。之后丛氏有多项乐善好施的记录，如1922年7月在新泰路创办世界红卐字会青岛分会，从事放赈施医等慈善事业。该会1935年迁至大学路与鱼山路口后，续设有慈幼院、慈济医院、职业学校、女子小学和救济队，清晰标注出一个城市相濡以沫的温情。

青岛的火柴生产起步于1916年。此前市民所用火柴部分来自外省，部分来自国外。1916年日本大阪磷寸株式会社首先在青岛创办山东火柴公司，1917年日商又建起明石磷寸工场，1924年华祥磷寸株式会社也投入生产。1916到1924年，日商在青岛开办的这些火柴企业，基本上垄断了当地市场。1922年3月出版的一期《银行周报》在《日人经营青岛工业之概况》中显示，已成立的日资青岛火柴制造工厂，有青岛磷寸株式会社、山东火柴公司、东鲁磷寸株式会社、福隆磷寸株式会社，同时一家复有济鲁磷寸株式会社也在筹备中。已有日资四厂，总出品每日达130吨，并且所有一切原料，咸由日本输入。

1925年丛良弼投资30万元，在曹县路29号开始筹建振业青岛分厂，1928年投产。企业有职工千余人，生产蜘蛛牌和三光牌硫化磷火柴。振业青岛厂区还设置了仓库、宿舍、医务室和澡堂。1930年，济南、济宁、青岛三厂组成振业火柴股份公司，董事会设在青岛，丛良弼任董事长，丛贯一任总经理。1931年后青岛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商在青岛开办的火柴制造业受到冲击，不仅华商振业和华北两个厂产量销售有增加，且又有信昌、明华、振东、鲁东等厂相继投产。到1934年，青岛已有火柴厂13个，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一份完成于1934年下半年的统计显示，1932年全国销售火柴总计555402箱，青岛为212104箱；1933年全国销售690062箱，青岛为223066箱；1934年上半年全国火柴销售较上一年同期略有减少，青岛所占数目，仍为全国之冠。

与华商火柴制造业照亮的“中国制造”青岛版图遥相呼应的，是尹致中在青岛创办的冀鲁制针厂。这家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制针厂，不仅使尹致中成为华商制造业的一代榜样，也让青岛成为抵制洋针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人们相信，从1924年东渡扶桑进入广岛制针厂起，这个来自山东莱阳的青年人，从未丢失过对“中国制造”所抱有的希望。

1929年尹致中先创办忠记针厂，后在筹得天津、济南等商号的四万元股本后，选址青岛利津路8号筹建冀鲁制针厂，1931年底正式投产。多年的探索经历使尹致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仅仅靠引进技术换不来真正的市场，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方能自立自强。他高价购得日本最新发明的“连三制针速度机”图纸，组织人员反复研究改进，研发出新型CCY式制针机。该针机能将过去需要三台机器分别进行的砸鼻、穿孔、切断等三道工序独立完成，提高效率200倍，同时节省原料，大大降低成本。此项发明获得国民政府注册专利，被实业部授予一等奖，还被铁道部授予全国铁路工业展览会超等奖。

在将由日本进口的各种原材料逐一进行国产代替后，尹致中开始瞄准制针模型技术。他以优厚的条件从日本聘来制针模型技师真田，并挑选徒工胡慎五到真田家里当佣人。每天晚上从真田寓所家出来，胡慎五就到尹致中家中练习试制针模，然后再把试制出来的针模拿到厂里去实验。经过半年多时间，制针模型实验成功。

正是通过技术引进和革新，冀鲁制针厂趟出了一条华资工业的自立之路。冀鲁制针厂生产的“警钟”、“黑龙”、“兽王”等品牌民用和工业钢针，行销全国，并出口南洋、印度一带，是当时中国少有的能赚取外汇的产品。从青岛出发，尹致中实业救国的路线图相继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开花结果。

丛良弼、尹致中两人，一个生在蓬莱，一个家乡莱阳，早年经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在日本直接积累工业化经验的过程。“远行日本”和“东渡扶桑”让两个人比其他国人更容易近距离地清晰观察、判断中日两国悬殊的制造业技术与工艺水平，更清醒彼此之间在制度、文化、观念与国民性上的差距，并就此奋发图强。从中国来，到日本去，再回到中国制造的本土试验场中励精图治，正是丛良弼、尹致中这一代实业家摆脱落后困局的本能选择。就个人抱负与责任实现而言，他们应算是无愧于时代的奉献者，为青岛民族工业的励精图治，增添了具有榜样力量的“精气神”。

与火柴制造业、制针业比较，青岛烟草业的“中国制造”道路更加艰辛。抗日战争爆发前，青岛共有七家烟草公司，其中英、日、朝商各一家，华商资本四家。在英商公司资源垄断、技术水平、员工素质、生产能力、市场推广占绝对优势的极端不利条件下，鹤丰烟草公司、山东烟草公司、崂山烟厂、泰东烟草工厂等华商卷烟工业含辛茹苦，同样积累了不凡的履历，为青岛工业史写下了步履清晰的篇章。

以青岛的地理形势来说，如果丛良弼、尹致中、栾宝德、周志俊这些工业领袖是一个一个性格各异的点，行业是一条一条环形交叉的线，那么本土工业光荣的最后聚成，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扇面：以具有灵魂意味的中山路为起点，沿着铁路线，沿着丘陵的谷地，沿着河流和道路，沿着前人探索出的经验路径，向陆地的开阔纵深探索、生长、扎根。

尹致中晚年曾描绘青岛1930年代的工业布局说：“工厂区並无严格之划分，但亦非散漫无定，大致市区工厂及各业制造场地多建立于登州路、台西一路、朝城路、四川路、巨野路、贵州路、团岛一路、团岛二路、昌邑路、昌乐路、青海路、曹县路、劳山路、泰山路、宁海路、顺兴路、华阳路、洛口路、寿光路、广饶路、辽宁路、诸城路、滨县路、孟庄路、佛涛路、珵口路、蒙古路、沾化路、归化路、营口路、大名路、台东八路、利津路、和兴路、西山路、长春路、桑梓路、浦口路、云门路、威海路等或一部或数部。”几十条道路铺设出来的本土工业地图，不可不谓之波澜壮阔。

与此同时，经过了工业化的规模扩展之后，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开始了由工业化流水线上的零配件，向具有自主性选择的产业工人的历史性过度。

第七章 迷雾 · 一条延长线

在旅行者倪锡英看来，1936年的青岛都市地理，以中山路为提纲挈领者，而“中山路全线，又可分为南北中三个段落：南段是欧西的商店区，那里靠近海滨，多设咖啡馆、酒排间及各种俱乐部，专供去青岛避暑的外国水兵们取乐的地方。中段完全是中国商店区，银行、钱庄、百货公司等，都开设在那里，市面最为繁盛。北段却全是日本人开设的商店，以玩具店及百货铺为多。”倪锡英概括的中山路“三段式”，正好涵盖了青岛1898年进入城市化之后经历的不同管制时期与不同的文化影响。

堂邑路，1922年之前叫所泽町，是中山路向北的延长线，也是青岛现代金融史的阶段性焦点。其标志之一，是1919年7月31日竣工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拥有八根方形花岗岩壁柱的银行大厦，显示出一种“舍我其谁”的霸道。

1914年以后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对于青岛的意义，一如此前声名显赫的德华银行。而这两间银行所处的位置，也大致代表了各自最早的影响范围：德华银行处在风景极佳的欧洲区中心，横滨正金银行则根植于新兴的日侨集中区域的门户。在这一被称为新町的扩建区域中，由日本商社和侨民投资的商业建筑迅速出现出现在纵横交错的街区之中，并在其后很长时间里得到了稳固的发展。这一点，国立山东大学1934年编辑出版的《科学的青岛》表述的十分清楚：“外人居此者在全部市民中所占百分率虽不甚大，然在经济上，商业上之势力极为雄厚，内中尤以日人为最。日人在青岛，兴学校，办新闻、洋行、会社、银行、取引所、托拿司，鳞连瓦接，为数难稽。正金、朝鲜两银行，远受日本政府、东京商界之扶住，近揽本市日商之金融，利用中国落伍政客及奸商恶劣心理，营业之盛，远在我国中国、交通等银行以上。他如英国之麦加利、汇丰，德国之德华，势力亦不复小。”（7-0）

短短的一条堂邑路，一个横滨正金银行，对青岛一地的经济运转而言，既是标杆，也是障碍。

根据大隈重信等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银行志》的描述，1880年成立的横滨正金银行最初是依照日本国办银行条例组建，“专为外国贸易之融资机关，兼办政府对外理财之用”。这家总行设在横滨的外汇专业银行，以经营对外汇兑、贴现为主要业务，189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后陆续在中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

横滨正金银行抵达青岛的时间，实质上要早于德国人溃败的1914年冬天。尽管在这一被视为观察期的短暂时间里，这家日本贸易融资银行并无大的作为。但日本记者田原天南在其1914年出版的《胶州湾》中，却为正金银行在这个短暂过渡期对日本企业的帮助，提供了佐证：“从前德华银行独握青岛之金融之大权，不与日商以融通之便，重为日商发展之障碍。迨千九百十三年十一月正金设支店于青岛，日商乃大有生意。据千九百十一年调查，在青岛日人已有五十一户三百十二名，其中正当之商人盖有七户三十四名，而日本对青岛之贸易，亦属与年俱进，在千九百十三年，日本输入青岛之货税关估价已有八百三十万两，青岛输出日本之货亦有二百十一万两。是时在青之重要日商，即为前述之三井等七家，其中惟三井得加入欧美人组织之商会耳。”

搜索1911年横滨正金银行在《顺天时报》连续刊登的广告，在涉及区域异常广泛的分支机构和代理点目录中，并没有青岛。在这份东交民巷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发布的广告中，总办实相寺贞彦的名字清晰可辨。直到1913年8月，《顺天时报》刊登的横滨正金银行广告中，依然没有涉及青岛。三个月后的1913年11月，横滨正金银行设立青岛办事处，不足一年便在1914年8月因日德交战歇业，同年11月随日军占驻青岛而复业，并与朝鲜银行等一跃而窜升为本地金融业主宰。1915年11月，横滨正金银行以日本旧银元为本位，发行七种面额的青岛地名银元券，强制流通。到1918年9月，银元券发行额达873万元，成为青岛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青岛全市经济活动，完全在正金、朝鲜两银行掌控之内。

1914年之后，由于日本全面接收了德国在青岛的一切特权，这使得存款余额已高达800余万日元的横滨正金青岛办事处，在1919年上半年顺理成章地改为支店。而这时，正金银行发行的兑换银元券也由青岛流通到胶济铁路沿线。这个路径，与青岛德华银行十年前通过发行纸币进行金融控制的方式类似，差异只在影响力的强弱上。据1922年2月叶春墀主编《青岛概要》的记录，是年横滨正金银行青岛支店的代表人为野原大辅。

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都是发钞行。叶春墀描述，“日本货币有金票及银币之二种。金票与日本国内同，分十钱、五十钱、一圆、五圆、十圆、二十圆、百圆各种。有日本银行及朝鲜银行发行者。银币之兑换券，兑换日本之旧银元，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各种。市面之普通交易，及铁路地租等之收纳，均以此为本位。”

应该是在青岛横滨正金银行升为支店之后不久，青岛横滨正金占地7.17亩、有着红牛舌瓦面的营业大楼，便在青岛大港和小港之间的东面建造完成了。从日本建筑师长野宇平治的设计意图上看，建筑面积1787.35平方米的银行大楼，正立面造型明显含有强化合法性的努力，但以八根方形花岗岩壁柱和凸檐金字塔型山花展现的仿古罗马神庙的手法，却又透露出建筑语言来源上的虚假，反倒让人觉得是枉费了一片心机。建筑上部大厅高5.5米，厅内有方型藻井，置身其中，宽敞壮观。二层的大楼整体呈长方形，建有阁楼和地下室。从目前已获得证实的材料看，长野宇平治在青岛设计的建筑不多。史料显示，横滨正金银行这栋大楼的施工，由华胜建筑公司完成营造。1923年6月3日出版的一期《汉诺威信使报》曾报道说，“日本人为了扩建青岛所花的数百万金元——这些支出被国家和城市的收入所弥补，给了人们这个城市发生很大变化的一个总印象。于是产生了一个新商业区，这个区中在保持德国风格的建筑中有日本横滨银行，三菱和其他大商家的分支机构。”

与《汉诺威信使报》的消息相呼应，两年后三菱垄断性霸权的不断蔓延，在本地商民中间激成连番抗议。1925年7月5日，胶澳民户盐田联合会代表万耀卿、矫述法等人，就迫在眉睫的临时输出积盐一事，与永裕公司及三菱公司的矛盾不断激化，遂上书青岛总商会疏通，以求解决之道：“胶澳盐业自经野心永裕蓄谋垄断，蒙蔽中外，独霸输出，盐民为保生命，奔走呼号，群起力争，迄今三年，案悬未决。盐积如山，丝毫未售，数万穷黎惨淡流离，目不忍睹，乃迫不得已共推代表晋京请命于盐务当局从权变通，恩准临时输出，以救目前危亡之急。已蒙政府俯体民艰，咨请日本驻京公使据情转达日本当局，双方谅解，交涉有绪，准予盐民临时输出在案。此诚我数万盐民九死一生、日夜焚香所祷祝者也。唯闻日商三菱公司为输入问题与永裕有连带关系，竟敢以资本豪力运动日方当局，极力破坏恩准民户之临时输出，必欲促成垄断非法之永裕，借资交受其利，以致日政府对我盐务当局迄无具体之答复。伏思我盐民困苦万状，迫不及待，其息奄奄，势将坐毙，对此临时输出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假使三菱公司果有此武断动作，必欲置我盐民死地而后已。我盐民岂肯坐受其害，势必走于极端，群起反抗，实于该公司营业前途大生障壁。试思该公司资本雄厚，将何往而不可致富？又何必持此鄙污毒辣手段，陷吾盐民于水火之中，致失亲善而伤邦交？而况吾盐民得此输出非为数万盐民仰为生活，即输出盐价较之独霸输出盐商又必从廉，而对三菱公司之输入问题非唯无丝毫芥蒂之处，且有莫大利益。该公司即为权利起见，又无破坏之必要。伏思吾方输出无论谁属，对日方之输入本无关系，三菱公司岂不知此？抑或传闻失实，致生误会，如果属实，实与盐民生命攸关。为此吁恳贵会转咨日本驻青领事及驻京公使，据情转达日本当局鉴怜民困，恩准临时输出以示体恤而敦邦交。并转谕三菱公司总理岩崎久弥对吾临时输出予以谅解，婉成其事，不胜感激企祷之至。”

三菱总理岩崎久弥的反应，不得而知。

三菱风潮，仅为被记录的商业纷争之一例。比较本地层出不穷的此类事件，三菱甚至不是最极端的。在主权回归后的青岛，日本势力正肆无忌惮的与日俱增，形形色色的日本移民充斥在大街小巷。《青岛山东见物》有如下记录，“盖自民国三年日军占据青岛，以迄民国十一年杪中国收回为止，其间经过八年有余之久，在青日人所经营之工场、商店、学校、教堂、航运、渔捞、园圃、职工苦力以及供人娱乐之妓馆、遗毒社会之私贩，无一事一业不为长足之进步。据民国十一年末之调查，在青日人已增至六千四百九十一户计二万三千五百六十六人，其中老弱妇女家属不列户主者一万四千一百十八人，供职官厅之军人军属及佣役合计二千七百七十一人，从事于银行会社之事务员九百零三人，男女仆役一千二百六十七人，僧侣、俳优、看护妇等一百八十四人，艺妓、酌妇酌妇：女侑酒（劝人饮食、进酒）员。一千零五人。此外之三千余人，则属营业之主人或持一定之职业以为生活者。此类更细别之，其中贸易商及牙行牙行（旧时在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抽取佣金的商行或组织），经纪人三百八十三人，包工之建筑家一百八十六人及附属于此之土木匠一百二十八人，杂货商一百四十八人，类似妓馆之饮食业一百六十九人。”

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青岛回归，但日本银行对区域金融的控制力，并未发生颠覆性改变。回归谈判过程中，接收督办公署为筹集胶济铁路巡警经费，向青岛商会借款，金额为济南通用币五万元和青岛正金银钞五万元，青岛商会自身无力出借这么多钱款，便由商会以“担负完全责任”方式，向东莱银行借济南通用币五万元，向青岛山东银行借正金银钞两万五千元，向青岛中国银行借正金银钞两万五千元。由此可见，1922年前后横滨正金银行发行的青岛地名银元券，在流通市场持续的影响力。接收半年后，鉴于胶澳商埠辅币充斥的混乱局面，1923年5月7日，以山东省长兼任胶澳督办的熊炳琦曾致电北洋政府财政部，请求维持青岛市面金融。作为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利益代表者，熊炳琦在直鲁豫也算是个头面人物了，连他也奈何不了以正金银行为象征的日本金融财团体系，地方行政权在市场掌控上的窘迫，可见一斑。

北洋政府时期，青岛作为山东金融中心，省内银元大多集中于此，期间青岛金融的操控权，持续掌握在横滨正金银行手中。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1927年，青岛各日本银行存款总额为日金574万元、银元1157万元；放款总额为日金374万元、银元486万元。其中横滨正金银行约占半数以上，而当时青岛中资银行的存款总额尚不抵正金一家。骄横导致横滨正金不仅拒收银元和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而且规定凡使用该行钞票，每千元需加水六七元之多。期间撰写有《青岛之银行业》的作者玄贞，曾报名在一家日本夜校补习日语，缴纳学费时他拿出中央银行的钞票支付，被日本收款员拒绝，要求调换，玄贞坚持以中央银行钞票付款，双方争执不休。直到玄贞表示放弃支付，日人恐现场的买卖逃脱，这才表示可以通融。这一幕令玄贞长时间难以忘怀，遂作为亲身经历，记录在《青岛之银行业》中。

1929年以后，伴随着国民党训政体制的确立和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建设的开始，青岛各银行采取措施抵制横滨正金，从而使横滨正金银行钞票逐渐失去流通能力，前往挤兑者络绎不绝，发行额逐月下降，到1935年10月末只剩七万元。加之此时国内币制改革，横滨正金在青岛的势力才逐渐减弱。但据1935年的一份统计，有总行或者分行设置在青岛的八家外国资本银行中，总行拥有一个亿日金资本金的横滨正金，依然一家独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12月，沈鸿烈预备实施大规模的焦土抗战策略，青岛成为危城。一个从青岛逃往德州的外国商人，12月10日将目睹的市内混乱状况向报界描述称，“银行自十二月一日以来全部停止实施付款，南方派银行已全部闭锁，金融界已呈黑暗状态。”1月18日，青岛海关易手，海关关长英国人查贝尔被新任命的日本人山本恒三郎更替；1月21日，包括银行职员在内的498名日侨，乘邮船返回青岛；1月22日，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开始恢复营业。伴随着日军的进入，横滨正金银行在青岛业已失去的金融控制权逐渐回归，并登峰造极。

1943年，日伪华北临时政府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与横滨正金银行青岛分行建立互存关系，并向正金银行提供所需的联银券，再由正金以贷款方式大量提供给日军田中部队交易营团青岛事务所，在华收购棉花、磷、铁矿石等军需物资，以支持日本不断扩大的战事。与此同时，横滨正金银行青岛分行还全面参与本地的日资华北运输、日棉实业、东洋棉花、三菱公司、三井洋行、三兴公司、江商洋行、东和公司、东邦电业、大仓洋行、白石洋行、三晶玻璃贩卖组合等各类工商企业的金融服务，维系其在占领区银行业的旗舰地位。作为推广窗口，“日本银行代理店”横滨正金银行青岛分行的形象广告，一直持续出现在《青岛大新民报》的显要版面上，直到日本投降。1945年抗战胜利后，横滨正金银行被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接收。一面畸形岁月飘扬在城市上空的金融旗帜，黯然坠落。

第七章 迷雾 · 从所泽町到叶樱町的光景

作为引领性的日资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叶樱町，也就是馆陶路，与横滨正金银行八根花岗岩壁柱建筑相距不到500米的地方，日资朝鲜银行始终和其遥相呼应。

朝鲜银行成立于1909年，系日本取得朝鲜以后，改组韩国银行而成，总行设置汉城。1913年朝鲜银行总裁由市原更换为野田卯太郎。从1916年到1919年朝鲜银行在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投放的广告看，1916年时朝鲜银行的分支机构主要分布在日本、朝鲜和满洲，而到1919年，其关内分支已出现在上海、天津、青岛、济南四个城市。其间朝鲜银行总裁一职多次换人，1916年的总裁为胜田主计，到1919年已换成美浓部俊吉。《顺天时报》1917年9月17日有消息称，经过朝鲜总督的认可，朝鲜银行预备设立青岛分行，并已着手进行筹备。（7-1）

1917年10月20日，青岛朝鲜银行在馆陶路2号实现开业，支行长为大连朝鲜银行员片桐笃太郎。朝鲜银行青岛支行主要办理外汇业务、发行日金流通券，兼营储蓄和抵押放款。开业同时，朝鲜银行青岛支店发行七种俗称老头票的金券，流通额超过100万元。据1922年2月叶春墀主编《青岛概要》的记录，是年朝鲜银行青岛支店的代理代表人为林德一。（7-2）

货币发行权的掌控，像吃春吃药一般令人癫狂，而流通币种的混乱，则更令使用者叫苦不迭。叶春墀描述，“青岛流通之货币，大别之为中国货币、日本货币之二种。然市面以日币为主体，中国货币对于内地流通之必要上备一格而已。至中国货币，则内地商人欲携款往内地，必须兑换，以免阻滞。而最通行者，为新造国币，北洋次之。其他各种，折扣甚大。银元、纸币通行中国山东交通各银行之兑换券。故现洋与正金银票，每日有兑换行市。大洋兑换券与正金银票，又有兑换行市。由土产及洋货移转出入，需要供给之关系，而价值不等。如有宝银，须经公占局之鉴定，乃通行市面。山东市面存现银之多，青岛当首屈一指。铜元则通行无阻，与各地同。”

1924年7月11日，朝鲜银行移管案在日本下院获得通过，六天后再获上院通过，标志着该银行完成了完全日本化的最终手续。朝鲜银行进入关内十年之后，开始在满洲加紧扩展，1929年11月5日出版的《银行周报》第13卷第43期披露，朝鲜银行收并满洲各附属小银行，其中包括开原银行和哈尔滨银行。

从馆陶路2号到馆陶路8号不过咫尺之遥，朝鲜银行十多年的飞黄腾达史，却昭然若揭。

馆陶路8号的朝鲜银行新营业厅，1932年5月10日竣工，随后投入使用。15天后，一场狂风刮过青岛，沙土飞扬，遮天蔽日，最大风力达到每秒9公尺。狂风掠过青岛后，转往朝鲜，虽风势已弱，但余威之烈，仍未熄止。以风暴为开幕式，自非朝鲜银行可设计，却不无象征性。诡异的光景，往往令人印象深刻。而接下来朝鲜银行在金融市场的作为，激烈之时，亦不亚于狂风大作。

与堂邑路上象征着日本新町门户的横滨正金银行青岛支店大楼一样，朝鲜银行营业厅所处的位置也十分重要。其处在与胶济铁路平行修建的叶樱町南端，与上海路交叉。除大窑沟和港口入口处的跨路铁桥外，后者是近处唯一可以穿过铁路线的道路。这让朝鲜银行新楼像一个哨位，不声不响地看护着铁路线、码头与取引所里的财富风景。从黎明到黄昏，仿佛所有的风吹草动，都尽在掌控之中。（7-3）

朝鲜银行新楼建造之前，这一带已有相当数量的日侨居住，随着一些横滨正金银行、青岛取引所、三菱公司、日本邮船公司、大连汽船株式会社、商工会议所等日本金融、航运、营造、保险、期货、商业贸易机构的建立，人口密度逐渐加大，开发区域也有所扩大，遂成为青岛市区最早形成的日本资本集聚区。1914年伴随着占领军的到来，一些著名的日本商业会社裹挟着大量资本进入，并在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之后依然繁盛不衰，这无疑让朝鲜银行如同置身于财富运输线的核心。

然而，和唯恐被淹没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比较，同样拥有发钞权的朝鲜银行在1932年春天建成的独立营业场所，却似乎不怎么张扬，并浸润着日益主流化的现代主义风格。单从由日本设计师三井幸次郎设计的支店营业部外观看，留给人们的印象多是理性、平易和亲切的。临叶樱町的银行主体略微后退，让出一块长方形空地，主立面呈舒缓的对称式样，以大门为中心，依次向两边展开。一层开有与大门同宽的窗洞，上圆下方，边缘用花岗岩条石装饰。二层则并排开有小窗洞，无任何装饰，与一层形成明显对比。由大仓土木株式会社施工的整栋朝鲜银行建筑，仅在顶部檐口有些琐碎的条石雕花装饰，大面积的立面外墙则被处理成细致的水平凹线，简洁并富有细节变化。与此类似的外墙处理手法，在同期青岛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公共建筑中，已被大量使用。日本合名会社大仓组，包括大仓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大仓商事株式会社、大仓土木株式会社等，其中大部分企业都在战前已与青岛发生过频繁的业务联系。

从三井幸次郎的设计目录看，这位日本建筑师在青岛设计了数栋建筑，如1925年竣工的青岛取引所、1930年4月完成设计的安徽路1号内的一栋库房，1931年冬天竣工的福山路8号陶善欣宅第，以及荣成路24号念劬堂的耕馀别墅。较之青岛取引所和福山路陶宅，朝鲜银行的设计比较另类，强调功能性的新建筑观念得到了充分体现，不知道是否代表了三井幸次郎风格的转变。但可以确定的是，朝鲜银行青岛新营业厅投入使用后，强力扩展的势头有增无减。

据1934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辑的《全国银行年鉴》显示，同一年度朝鲜银行青岛分行的经理为M.Saito，代签G.Nameki。1935年3月2日，青岛朝鲜银行支配人斋藤作为发起人及总干事，在迎宾馆举办了一次中日学士联欢会，40名日本人和30名中国人参加。这从一个侧面上能够窥探出朝鲜银行与本地社会各个阶层的紧密联系。

据1935年的统计，朝鲜银行总行拥有4000万日金资本金，资本规模为横滨正金银行的40%。从外资银行总行资本额比较，朝鲜银行排列青岛第三，前面是横滨正金银行和英资汇丰银行。1936年，朝鲜银行在天津青岛收购两地的正隆银行，扩充了其在华北的影响力。次年又入股上海银行，开始在华中华南进行有计划地扩张。（7-4）

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时期，朝鲜银行积极支持日本企业在青岛地区的扩张并代理日本银行收解军款及杂税。1938年3月15日长沙出版的《战时经济》月刊第1卷第4期刊登消息称，敌朝鲜银行拟在华北增设分所。实质上，截止到1944年，青岛朝鲜银行除了在馆陶路8号设置分行营业处外，还在日侨集中聚居的奉天路与日资纱厂扎堆的沧口设置有办事处。奉天路与沧口，由近及远，恰似馆陶路的朝鲜银行向外伸展的两个触角。社会经济运转的任何风吹草动，很快就会传递到银行营业中枢，并形成对应决策。

日本投降后，风云一时的朝鲜银行被中央银行青岛分行接收。1947年9月8日《青岛市政府公报》第5卷第10期刊登的《青岛市地政局土地登记公告》显示，此时馆陶路12号原朝鲜银行青岛分行的房屋，已从中央信托局转移到中央银行青岛分行手上，经手人为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副理黄蟠普。

自1917年之后数十年，朝鲜银行经历了多次兼并重组，这其中包括日资正隆银行和英资麦加利银行。正隆为在华日商1906年于营口创办，1920年9月在青岛设支店，1922年支店代表人为松本正平，店址先在招远路，1925年总行合并龙口银行后迁至堂邑路，1936年10月并入朝鲜银行。先并入正隆后又一同纳入朝鲜银行的龙口银行为中日合办，1915年4月在保定路设青岛支店，1922年支店代表人为泽原静卫，1923年10月因受大连总店亏损牵连而停业，次年年终并入青岛正隆银行。

而根据1922年2月《青岛概要》的记录，同期在青岛设立的日本资本银行，还有以石井久次为代表人的青岛银行和以石藤市胜为代表人的日升储蓄银行。关于主持青岛银行的石井久次，胶澳商埠农林事务所长凌道杨1924年5月呈报给督办公署的一份文件显示， 日人石井久次和福田和三、菅真人等在日据时期各租用过湛山附近的一部分草地，经营农牧业，被指违法华府会议《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第23条及《协定条件》第11条“本埠不准外人经营农业”的条文，且不符合《细目协定》第6条第3项“条约批准交换后，日本官宪之出租许可，一律取消”等约章，迄今亦未另换新租约，建议核准张景芬等承领。

日本金融业对在青岛扩展业务的企图，一直持续。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亦有多家日本银行尝试在青岛建立支店，如1943年5月大阪储蓄银行常务董事沼野廉专程来青岛，与青岛支店开设筹备委员长松本信一到山东路6号拜访了青岛大新民报社。但到此时，日本经济已深陷战争泥潭不能自拔，金融业扩张能力逐渐萎缩，诸如大阪储蓄银行之类同业在青岛施展大东亚财富梦想的企图，多昙花一现。

以日资朝鲜银行为中心，从所泽町到叶樱町的光景，既光鲜亮丽，又扑朔迷离。幽暗的时间隧道里，埋藏着无数过客，和那些难以尽数的细节，深入其中，潮气扑面。前前后后，朝鲜银行牵扯出的青岛中外资本的金融业可谓不少，时间跨度也不短。鼎盛的时候，朝鲜银行纵横本土工商各业，意气风发，气定神闲，直到日本投降，一切化为乌有。

第七章 迷雾 · 镇静与癫狂

从堂邑路向北不远处，馆陶路2号是一座通体由块状石材构造的建筑，资料显示了其1925年至1937年间的主要用途：1925年10月，由英国人创办的麦加利银行在这里设立青岛分行，其经营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该行被朝鲜银行接管。战争爆发前，青岛中资银行的发行准备金，多数存在该行。1944年，一支日本宪兵队驻扎进麦加利银行，将内设仓库改建为拘留所，辟出对面排列的11间监房，中间设置过道，出口处由宪兵看守。至此，东莱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的办公楼，都成为了维系战时秩序的大本营。死亡的气息，不断从这些坚固的城堡建筑中传出来，令人闻之色变。抗战胜利后，作为同盟国所享有的权利的一部分，麦加利银行的青岛分行于1946年再度开业，直到1949年2月停业。与此同时，由法国人设立的万国储蓄会山东总分会也在1927年迁来青岛后不久，也租用了馆陶路2号大楼为会址，直到1937年分崩离析。这样，在大约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间，这座两层的钱柜模样的石头大楼里，至少有两家背景不同的金融机构在此借地生金。

人们猜测，在麦加利银行的青岛分行出现前，这座风格显然与德国租借地时期主流建筑样式不同的大楼应已建成，但其建造者和建造年代不详。大致可以认定，这是一座日本占领时期由一位有着良好职业训练的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其风格混合了演变中的欧洲建筑语言的部分变异原素，入口和窗口的装饰已大为简化，斜坡屋顶的处理明显具有东方意味，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隐约的受约束的镇静。比较周围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陆续出现的大量日本仿欧式建筑，如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取引所，这一后来成为了麦加利银行的方形建筑所透露出的独特性和从容，无疑值得称道。相信这种不事张扬的风格，为其中的金融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可信任的基础。而由于其所处的明朗开阔的位置，也使其在建成后即成为了通向馆陶路这一新的城市商务区的显著标志。

麦加利银行的总行设在伦敦，1925年10月设立的青岛分行有资本金300万英镑。在馆陶路2号的这座大楼里，该行除办理外汇业务外，还经营一般存放款业务。抗日战争前，青岛中资银行的发行准备金，多数存在该行。1946年复业后，麦加利银行的青岛分行业务没能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三年后，运用状况一般的麦加利银行停止了所有业务，从此销声匿迹。

与行事规范的麦加利银行比较，万国储蓄会则是一个异类。其在1912年10月间由法国人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设立，采取有奖储蓄的办法，大量吸引民间资金，风行中国长达20多年。根据1927年的资料，该会董事会由五个法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组成，董事西比门兼任总经理。上海大亨叶琢堂，是英商摩利洋行的董事及买办，又是汉保勒洋行的总买办。万国储蓄会聘任叶琢堂为董事，是希望借用他在华人中的号召力。为方便开展业务，储蓄会还雇佣了章鸿笙为华人经理。储蓄会的经理部之下设有新会、借款、出纳、会计等部门。经理部之外还设有推销部，是推广业务的主要部门，由叶琢堂推荐其女婿李叔明担任推销部经理，招聘一大批熟悉储蓄业务的人员担任推销员。推销员可以享受一定的扣佣。万国储蓄会出现五年后的1917年进入青岛，在北京街设置分会。

为方便推广，储蓄会印刷了大量的宣传材料，如1926年春，山东省总分会的宣传材料中曾介绍说，“去年9月份开奖得特奖储户曹县李酉山及东明县李筵升等，入会仅年余，各缴储款四五十元，即各得特奖6854.5元。又本年2月份开奖得特奖的青岛储户蓝记君入会仅10个月，缴款只30元，即得7272.25元，何幸如之。”诸如此类的诱惑，其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想见。

根据自1923年至1935年在该会任职的王宜奄回忆，1927年北伐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在济南的外国人纷纷避难来青岛。万国储蓄会山东总分会也迁来青岛，改为青岛分行。山东全省的重心，也由济南移到青岛。起始，青岛万国储蓄会设在北京路66号，不久因业务扩张，遂租用馆陶路2号为会址。1930年代早期，万国储蓄会的开标广告在青岛报纸随处可见，活跃度极高，与青岛万国体育会的赛马消息交相呼应，几成刺激城市平民日常生活的灵丹妙药。

1926年，酷爱小提琴的19岁临沂青年王玫，随万国储蓄会迁入青岛，在馆陶路按部就班地上班。之前，王玫在家乡学堂毕业后考进万国储蓄会，随后经历储蓄会扩张，得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展开了另一种人生。两年后的春天，其与杜宇、王卓等同龄人发起成立光明剧社。在平度路新舞台演出话剧《卞昆岗》时，王玫现场用小提琴伴奏，一时为人瞩目。这是青岛第一个本土话剧团体，一班年轻人无怨无悔，嗨皮的如痴如醉。1930年王玫脱离万国储蓄会，转去青岛市立中学担任音乐教师，期间结识本地小提琴手谭抒真，并一起参加了一个由俄国人担任指挥的业余交响乐团，多次演奏贝多芬、舒伯特的乐曲，音乐素养不断丰富。1935年春，28岁的王玫开始自己制造小提琴，到秋天终于成功制作出中国第一把小提琴，成为本地一大新闻。

进入青岛后，万国储蓄会在山东的业务由巩固到发展，十年来直线上升，从1924年的每月收入储款数千元，增加到1934年极盛时代的每月收入储款13万余元。这期间，万国储蓄会在山东各地共设立了48个分会。而在全中国，万国储蓄会的影响则遍布了各省市县以及较富庶的城镇，已可谓是无孔不入。1935年的一份房产信息显示，刘子山投资建设的吴淞路万国里，在1930年代成为万国储蓄会的宿舍，由万国储蓄会青岛分行经理凯义出面经租，内有37个房间，住有19户，入住率为51.35%。

也就是在业务发展的极盛时代，万国储蓄会的丧钟开始敲响。1933年，在朝城路青岛民众教育馆举行了一次关于“利用外资”的公开演讲之后，经济学家马寅初首先在报纸上对储蓄会的内幕给予了揭露和抨击。一时舆论波涛汹涌，许多人现身说法，力陈弊端。在民众不断升温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取缔该会。据王宜奄回忆，自1935年7月1日起，万国储蓄会青岛分行停止招揽新会业务，挤兑风潮亦随之而起。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骚乱记忆，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本地利益关联者人人手执会单，到看似坚固的馆陶路青岛万国储蓄会提取现款。从现场记录看，挤兑的情况非常混乱，一直拖延半年之久，事件方才稍为平息。1937年青岛万国储蓄会经理凯义辞职，后继者法国人巴贝纳继续负责办理结束事宜。

巴贝纳曾任法国驻青岛副领事，万国储蓄会挤兑风潮告一段落后，他的坐落在太平山南麓郧阳路上的私人别墅，也完成建造。这栋离群索居的二层房屋，依山面海，建筑面积636平方米，有阁楼和地下室，视野十分开阔。

巴贝纳为万国储蓄会的善后时间并不长。1937年冬，华北局势日趋危机，青岛方面发还会本的工作基本结束。此后部分尚待清理的储户，则移归上海总会办理。至此，这个法国投机者的谋利工具，始告灭亡。但馆陶路这座石头大楼带给人们的阴影，并没有很快消除。

第七章 迷雾 · 大事变

1937年早春的青岛，嗅不出战争即将发生的气息。

樱花还没开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许宝驯夫妇值春假侍陪俞平伯的父母，游历了一番青岛。俞平伯留下一首五言一百八十五韵《丁丑青岛纪游诗》，算是镶嵌在平静春天的一个标记。

还有三个人也在准备着青岛的行程，一个是出家人李叔同，一个是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另一个是落魄的文学青年王度庐。李叔同4月在厦门南普陀寺给性常法师写了一封信，说“朽人先允万石、中岩之约。然后乃得青岛电报，故未能变动也。前已有信，复湛山寺。慈公处。乞仁者代复之。” 熊希龄与毛彦文赴青岛，是一个长住计划。毛彦文回忆：“四月底，秉应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邀请，由平赴青岛，筹商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事宜。秉拟长住青岛，故选赁住宅。此时适孔祥榕先生亦住青岛，他在崂山有一石造别墅，邀我们去参观。此别墅凉爽舒适，四周风景尤佳，诚理想避暑处所。孔君劝秉也照样建造一幢，一切由他负责代办，不劳我们操心。”

旗人王度庐和妻子李丹荃赴青岛，是来投奔李丹荃伯父的。夫妻两人先暂居李丹荃伯父家，后在宁波路借住一间斗室。一年后，王度庐开始长篇言情小说的写作并在《青岛新民报》连载，影响日隆，与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社会反讽派白羽、帮会技击派郑证因、奇情推理派朱贞木共称北派五大家。

接下来，另外三个人也经历了青岛的五月，他们的身份分别是教师、漫画家和作家，三个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樱花上。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泳修4月30日下午自周村乘火车赴青，“十时四十分车抵青岛，顿觉气候寒冷，海风吹来，凛冽难禁，即片刻亦不能支，乃速乘车至中国旅行社，其设备之整洁，为经历之旅馆所未有。”第二天，高泳修“赴海滨观小南海，碧波荡漾中，一小岛孤峙其间，景色秀绝，上有亭屋数间，有乘小舟往游者，沿海滨行约三里许，经山东大学而至中央公园，园中樱花繁茂，爽蔽行道......”

漫画家陈孝祚是樱花盛开时节随上海美专到青岛写生的，几天下来，记录了青岛的水天一色、海水浴场、樱花树街、平康里妓院、马车与汽车、街头招牌、布制鱼幌子、木屐声声得街市风景。笔名马午的陈孝祚是宁波雅士陈寥士长子，系刘海粟弟子。1930年代末曾在上海华懋饭店举办漫画展。陈孝祚青岛之行的系列漫画《旅青印象记》，随后刊登在朱锦缕主编的《中国漫画》杂志上。

也许是因为长住的关系，作家老舍笔下的青岛樱花，就细致多了：“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或绣成儿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围墙既矮，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樱，丁香，都能在墙外看到，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

1937年6月28日，青岛大陆银行经理萧文田和复盛栈北记经理陈珍山的代理人，就芝罘路12号陈珍山私有地及房产抵押事宜，在青岛市财政局完成了土地权利及定著物抵押权登记。26岁的张圣本受萧文田委托，在登记声请书上签名。芝罘路12号陈珍山的房产，东至通路，西至芝罘路，南至黄岛路，北至杨松白，是一栋四层楼房，共计260个房间，现值98000元，权利价值60000元。

六月，老舍、李叔同、王度庐、熊希龄与萧文田、陈珍山们相安无事的青岛，转瞬即逝。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的台静农仿佛有先见之明，六月一结束就离开了青岛。后来台静农回忆：“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余自青岛到平，寓魏建功兄处之独后来堂。又三日，芦沟桥事变起，余遂困居危城，不得南归。”

台静农刚走，端木蕻良就来了。

1937年7月8日白天，东北青年端木蕻良到达青岛的时候，刚好赶上一个重大事变的发生。前日晚，驻守宛平卢沟桥的中国守军与一队在附近演习的日军发生冲突。8日凌晨，已完成了对宛平县城包围的日军突然攻城，卢沟桥战事由此开始。

坏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青岛一下子变得不安起来。端木，这位留着长发的东北作家刚来，青岛人却已开始向外逃难了。端木说，这会儿的青岛“从南方各大都市到那儿避暑的刚刚快来齐了，顶迟的几班也都在那几天懒懒的登陆了。这又忙着向南，回到汉口、牯岭、莫干山、上海。因为青岛的确是没有租界的”。

此时的青岛，正处在声誉日隆的沈鸿烈治下，中日之间，交战前的最后平衡被这位前东北军的智囊艰难维系着。然而，宛平的冲突发生后，危急明朗化了，各种消息传至，迅速就被放大了。所以的人都明白，青岛是死路，陆路被堵了，如果海上走不了，怕就只有等着挨了。一时间，仿佛战争就站在屋门口，甚至连回头都来不及了。

也许，后人应该庆幸作家端木意外地置身青岛的危情之中，并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在敏感而又易伤逝的端木眼里，遭遇这一历史性事变的青岛，戏剧性地表现出了其应有的对抗和惊慌：第二天晚上，我们收复丰台廊坊的捷报传来了，“号外”到处传递着。有的将《青岛时报》的号外，贴在中山路日本人办的《大青岛日报》的对面。路上的人都出来，互相投以会心的笑，这也正是上海大放爆竹的时候。街上的人拥挤着，无线电广播着捷报。

端木蕻良说，他和一个朋友向栈桥走去。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在跑。三秒钟工夫，电灯复原，街上又照常了。他们向南走着，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来，仔细一听，没有枪声，也没有什么响动，只是人向北跑。端木的朋友试图制止慌乱，而端木则凭着半瓶醋的军事常识，知道子弹的速率比人跑得快，所以没有动。广播没了，铺子忙着熄灯关门，一霎时，街空了。端木和他的朋友继续向前走，问前边的人为什么跑，有的人说前海放大炮了，有的人说听见一个老婆子在歇斯底里喊“日本兵来了”，又有人说是洋车胶皮胎炸了，还有人说德县路堆沙包了，“不出五分钟，人言人殊”。

1937年7月9日中山路之夜的混乱，直接显现了整个城市的惊慌，这种混乱已非沈鸿烈的个人威望所能制止。甚至，一些传言还被传媒扩大了，于是，惊恐更甚。经历其中的端木蕻良说，阅看次天报纸，也是这样报道的。

显然，飘荡在栈桥南端大海深处的阴云，正黑沉沉地压过来。据曾任东北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部英文秘书的张万里回忆，此刻，日本陆军正由津浦线向南推进，海军舰艇及飞机也已集中在旅大待命。这时的山东，已被匆匆划为第三路军防区，东北海军出身的市长沈鸿烈任青岛海陆军总指挥，隶属第五战区。在青岛，沈鸿烈布防如下：一、以舰艇和鱼雷、水雷网封锁了青岛港口。将所有东北舰队所属镇海等舰自行沉没，堵塞港口，在青岛附近洋面上布置了鱼雷网和水雷网，阻止敌人登陆。二、把所有舰上的火力和兵员集中陆地，建立舰炮总队。三、加固青岛的三道防线，即：市区海防线，李村、沧口、四方防线，沙子口、即墨、崂山防线，并增添海岸炮台。四、改编战斗系统，成立三个支队。同时，拿一个舰炮大队换了韩复榘的一个步兵旅，共有兵力约二万人。

危城之中，“菜场连菜也买不到，据说鸡歇伏了，不下蛋了”。很多人想逃，但“前五天预定船票都很困难”，大餐间头二等舱都为买办们包空了，统舱也光了。这时，飞机不飞南京了，只飞上海。

也就是在这种紧张的情形之下，令局面突然恶化的德县路事件发生了。实质上，心情郁闷的东北流亡者端木蕻良，并不知道1937年8月14日发生在中山路东边一条小路上的日本海军士兵被杀事件。此前七天，他已离开青岛去了上海。

端木走后的第二天，日本警察在青岛登陆，而在这位作家到上海后的第四天，淞沪之战也已打响了。

1937年8月14日后的中山路，已非月前。

而在北平，台静农的接下来的逃亡经历，也是颇费曲折：“廿六年七月一日，我离青岛去北平，接着七七事变，八月中我又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

8月31日，日本方面全部关闭了在青岛的各大工厂，日侨撤退回国。

9月7日，李叔同在湛山寺给夏丐尊写了一封，叙述说：“青岛平安如常。书店等久已闭门休业。须俟他日开门，再往商酌领取可也。朽人于中秋节后动身否，暂不决定。倘动身者，所缺路资，亦可向同居某师借贷，俟将来时局平定时再偿还，乞仁者勿以是为虑也。湛山寺居僧近百人，毫无恒产，每月食物至少须三百元。现在住持者不生忧虑，因依佛法自有灵感，不至绝粮也。”

12月18日，沈鸿烈下令进行破坏性爆破，陆续炸毁日本纺织厂、仓库和港口内的起重机械。九天后，沈鸿烈通令撤退，青岛陷落。

第七章 迷雾 · 逆行

1937年12月2日，《金融周报》刊登青岛消息称“此间因恐日方有派军队在青岛登陆之企图，颇有恐慌现象。路透社近日探悉，青岛所有各华商银行均已停业，中国银行亦在其列云。”黑云压城，暗淡无光，一时间，空气仿佛凝结了。12月18日晚，青岛市长沈鸿烈指令驻军炸毁青岛日商各大纱厂，沉船航道，实行焦土抗战。李先良战后在其《抗战回忆录》中记叙，当时山东已大半沦于敌手，胶济铁路西段亦为日军进占，青岛已陷孤立境地。“沈氏乃于1937年12月18日下午8时一声令下，爆破队即奋勇效命，9大纱厂悉予焚毁，大火6日，尽成灰烬。其他日本在青之工厂如啤酒厂、铃木丝厂、丰田油坊及太阳橡胶厂等，亦复继续彻底摧毁。”（7-5）

一个苦心积虑渲染过的青岛复兴时代，倏然落幕。

1938年新年伊始，青岛沦陷，中交两行业务停顿。1月30日天津《庸报》刊登“青岛中交两行最近即将开业”消息，称“急速复兴中青岛之金融界。中国、交通两银行，最近即将开始营业，使中国银行以四百万元、交通银行以二百万元为限度发行纸币，对金融之统制整理上将举其全力，但业务以小额交易为主，对存款之提出当加以限制。”《庸报》青岛专电的最后两句话，勾勒出了“金融统制”的实质。除去做做样子，青岛中交两银行的鼎盛时代，一去不返。一年后，日本人松崎雄二郎在《青岛的现势》一文中描述，青岛的中国、交通、中央等南方系银行，已完全与南方断绝关系，同时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则占据了金融界的王座。

一个冉冉上升的港口贸易与工业城市的金融控制权，旋即被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和日本横滨银行夺取。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务总署王时璟出面组织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38年2月11日在北京创办，两个月后的1938年4月8日，设置在中山路原义聚合钱庄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开业，这里也曾是原大清银行的办公地点。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分行负责人黄恂伯，出任联银青岛分行经理。一年后，黄恂伯还兼任了联合准备银行济南分行投资的鲁兴银行常务监察。也就是在这期间，刘子山以150万元持有了鲁兴银行6万股额，每百股价值2500元。而鲁兴银行的资本总额，为国币300万元。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资本额定为5000万元，伪北平临时政府以从日本兴业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借入的1250万元出资，同时迫使中国、交通、大陆、金城、中南、盐业、河北银行和冀东银行联合出资1250万元，并将原华北各银行1935年法币改革时未及上缴的发行准备金，一并列入股本。野心勃勃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成立一个月后，即1938年3月10日，开始发行黄帝百元券、关公十元券、岳飞五元券、孔子一元券四种元券，6月发行角券，12月发行分券，实施联银券为惟一“法币”政策，意欲以此统一华北货币，同时出台多个《旧货币整理办法》，对法币和各种商业银行、地方银行、私帖等纸币加以收兑、限制，直至禁止通行。松崎雄二郎在《青岛的现势》中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938年8月31日，青岛的货币流通券已有联银券600万元；朝鲜银行券150万元；日本银行券20万元，共770万元。（7-6）

1939年3月11日青岛中国银行在致总管理处的一份信函中陈述；“此间本月11日起，华北各旧钞票一律禁止流通。是日，宪兵队赴各银行查库加封，旧钞票不准动用，鄙处发行库存本券、津券、沪券、角券共510284.70元，正在切角销毁之中，现被封不能办理。又存有现洋16088.50元亦被查封，用特函陈。”一个月后，宪兵队通知青岛中国银行将16088.50元现洋交联合准备银行兑换，每百元加四元，计16732.04元。

截止到1940年6月底，根据青岛交通银行的统计，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计已发行联银券7400余万元。1941年后，联银对日本、朝鲜银行券及伪满州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也禁止在华北流通。1941年底，青岛海西警察分局特务警根据线报，在小港码头查获胶字第1525号风船私运的旧法币38170元，并逮捕了薛家岛船主和驶船人。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开业一年后的8月23日，以丁敬臣为董事长的大阜银行青岛总行完成组建，在山东路64号山左银行原址开业。大阜银行资本定为联银券300万元，由联合准备银行认半数，余之强制本地银行、商号认股。其中山左银行房产作价45万元，青岛市农工银行股本25万元，均被一并转入，殷露声出任常务董事，聘任贾韫华为经理。

爬上大阜银行第一把交椅的丁敬臣，自非等闲之辈。作为扬州商帮领袖，其早年经历过德日两个管制时期，与数任德国总督、逃亡青岛的晚清政治家、访问青岛的共和革命家孙中山、1914年冬天取代德国成为青岛控制者的日本占领军长官，都保持了十分良好的交往关系。闯荡青岛历35年，其经营着丁敬记悦来公司和永裕盐公司等实业，把持着赣皖苏浙会馆，当过商务总会会长和青岛取引所物产组合组合长，在本地工商金融界资源极为丰富。早在1919年，哲学博士张武便在其《最近之青岛》中，提及过丁敬臣与青岛盐业的渊源：“青岛所产之盐，以输往南方及仁川、釜山等处为主。从事盐商者，中国方面以复诚号、大有恒号，及丁敬臣、高子安、苏劻臣等为最。日本方面以铃木商店、三井洋行、榎本商店等为最。”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丁敬臣以永裕盐业利益看护者的身份，曾与本地商业金融界重量级人物隋石卿发生了一轮纷争。双方为争夺盐田，恐吓威胁、请愿游行和法庭诉讼无所不用其极，甚是热闹了一番。不过，青岛本土商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并没有破坏平衡关系。比如在丁敬臣与刘子山被渲染成具有排他性的商业争夺之外，刘子山后来的东莱银行总经理吴蔚如，就收了丁敬臣的侄子做女婿。而为了青岛国货公司的建立，1933年4月19日刘子山的儿子刘少山在乘船抵达青岛的第二天，就在东莱银行青岛分行经理顾逸农的陪同下，专门拜访过丁敬臣。

青岛沦陷后，丁敬臣在第一时间的输诚，无疑具有示范意义，并且实际上也真正发挥了作用。其后，福兴祥银号经理邹道臣接任大阜银行董事长，同时在威海路6号设置台东镇办事处，以隋雪峰为主任，形成拓展态势。这一次，丁敬臣历史上的两个重要商业竞争者，依然现实的政治选择上，与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7-7）

1939年，对青岛的银行来说，已经不是慨叹“几家欢乐几家愁”那般闲适。就这一年的金融形势，青岛中国实业银行在一份年度报告中陈述，“本市同业，除中央、盐业仍未复业外，本年九月间大阜银行正式开幕，系市银行性质，其营业方针为兼收并蓄主义，广事招徕，尽量放做，故开幕后业务比较任何商业银行为发达。其余各同业因各存保守主义，收益甚微，以致坐蚀开支，本期决算均告亏折。”

接下来，大阜银行大踏步攻城略地。到1942年夏天，以青岛总行为中心，大阜银行除了建立起大港和小港的仓库，开设烟台、潍县、海州支行或办事处外，并通汇天津、济南、开封、商丘、徐州、德州、济宁、博山、周村多地，形成北方及山东敌占区的辅助性金融辐射力。期间在1941年3月，青岛商会与大阜银行等还大张旗鼓地为东文书院募集开办中学基金捐款。

青岛中国实业银行1940年度的营业报告，坦白描述了本地同业尾随联银和大阜银行的畸形状况，指出：“现握华北金融枢纽者，厥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其次则大阜银行为地方银行性质，对于存放各款，在本市除中交两行分文未放外，其他商业银行均瞠乎其后，此为事变后新兴同业之特殊情形也。”

截止到1943年12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资本总额5000万元，已收2500万元，青岛分行存款2742.5万元，放款926.6万元。同期大阜银行资本总额300万元，已收150万元，存款1780.2万元，放款1900.6万元。而此时戚仁亭担任董事长的复丰银行，资本总额2000万元，已收1000万元，存款690万元，放款1310万元。

早在大阜银行成立之前的1939年1月，伪青岛特别市公署业已组织成立了一个股本总额10万元的青岛金融合作社，专务理事为吕月塘，理事为邹道臣、吕振文、杨玉廷、袁钟山、刘墨塘、王荩臣，监事为姚作宾、尹援一、王乡斋，除经办社员存放款业务外，还办理票据贴现和保险代理，到1943年积累有会员1050名。从大清银行青岛分号到东莱银行，再到青岛金融合作社，青岛第一代金融家吕月塘走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本土银行演变之路，这路是吕月塘自己开辟的，也是时代筑就的。

及至1944年5月2日，威海卫复丰银行亦在保定路33号设置青岛分行，通汇城市包括青岛、北京、天津、济南、烟台、威海卫、济宁。随后华北储蓄银行在河北路23号设立青岛分行，一年后撤销，于原址再设立华北工业银行青岛分行，派嵇纯复为经理，旋日本战败，随即停业清理。截止到1945年8月，青岛银行公会会员银行登记情况为：

大阜银行，山东路64号，行员98人，代表人殷露声；

大陆银行，山东路70号，行员18人，代表人萧文田；

金城银行，河南路17号，行员18人，代表人陈景虞；

上海银行，山东路68号，行员11人，代表人王昌林；

国华银行，山东路91号，行员9人，代表人许啸桐；

中国实业银行，曲阜路11号，行员10人，代表人卢映斋；

东莱银行，山东路70号，行员10人，代表人徐希文；

复丰银行，保定路33号，行员21人，代表人陶贯一；

华北储蓄银行，河北路23号，行员8人，代表人赵超九。

1945年秋天，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从陪都班师回朝，李先良领导的青岛地方政府全面接收青岛，联合准备银行和大阜银行顷刻间土崩瓦解。老银行家们坐着飞机重新回到久违的城市，拂去玻璃窗上的尘埃，让光亮投射进开阔的营业大厅里。

1946年7月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发起创办高级工业学校，青岛交通银行王绍季和青岛市工业会会长尹致中、华新纱厂总经理周志俊、中纺青岛分公司经理范澄川、青岛市造胰公会理事长陈从周、青岛市建筑同业公会宫子谦等15人成为董事会成员。同年9月，中国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就高级职业学校捐款事致函工矿银行，云“本会为造就工业技术人才，以供国家及各大公私事业之需要起见，爰发起举办青岛市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惟事体庞大，独力难支，经呈准政府当局拨给前日本小学校（四方奉化路27号）作为校址，并蒙绅商各界慨然输捐，力予赞助，不惟莘莘学子有所利赖，即本会同人亦深为感激。兹为便于支取起见，拟请台端将所认捐数目送交河南路中国工矿银行青岛分行，存入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户头，以资应用。既承宠惠于前，后请任劳于后，深觉抱歉，当此乞原谅为荷。”9月19日及10月18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二次缴存工矿银行2000万元捐款。接下来，中国国货公司青岛分公司也捐赠300万元，声言“戋戋之数，聊尽绵薄”。一年后，青岛大福染织厂、永裕盐业公司、大信化学工厂等亦相继捐款100万至300万元。

1946年1月，隶属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也跑步进入，在人头攒动的中山路上设立青岛分局，力图分一杯亮灿灿的金融羹汤。但好景不长，没过多少时日，这个喧哗之地的财富光环，已然开始褪色。

伴随着瞬息万变的时局，所有的好梦与坏梦，很快都落花流水。

期间，原义聚合钱庄在八大关正阳关路的一栋别墅，成为了中国银行的招待所，1947年10月蒋介石来青岛，就住在这栋房子里。当年10月22日青岛《民言报》对此地的描述是：“洋房前临碧海后依山，除去汽车的喇叭之声，不时车子在寂静的空气里滑过以后，只有风涛海浪，萦绕耳际，清幽可人”。

历尽沧桑之后，中山路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建筑都完好无损，前两者的牌子依然是银行。不过，此银行与彼银行，已没有一毛钱关系。同一个建筑里面，不同时代繁衍着的不同故事，令人想入非非。

这后续的变化，大约也超出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设计师庄俊、陆谦受和吴景奇们的想象。三个建筑师中的庄俊，1953年出任上海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1958年退休，1990年4月25日在上海逝世，终年103岁。两年后，陆谦受也去世了。他1949年后赴香港，1950年代与甘铭、周耀年及李礼元等建筑师一同参与了香港大型村屋的设计。

第七章 迷雾 · 老面孔与新面孔

青岛沦陷后，之前在河南路的青岛银行同业公会自然解体，公会大楼里开设起一家名叫蓬莱阁的饭店。1940年后，蓬莱阁饭店在《青岛新民报》大量刊登短期旅行与宴会小吃广告，延续整个沦陷期。期间蓬莱阁也曾广告雇用女子司账员，并不断在此举办琴岛画会、美术同仁会的展览。1944年3月27日，大阜银行董事长邹道臣转函乔智金，约定3月29日在蓬莱阁设宴送丰田副经理。邹道臣1942年3月出任伪青岛特别市商会会长，乔智金为常务董事。蓬莱阁宴后数日，乔智金被青岛保安总队辛成清等劫持到山东头村枪杀，蓬莱阁的一顿饭，成了蓬莱人邹道臣送给乔智金的最后晚餐。

1942年5月17日，青岛重新组建日伪治下的银行同业公会。会员银行除原有的大陆、金城、上海储蓄、国华、中国实业、东莱等六家外，先后增加大阜、复丰、华北储蓄等三家银行，及福顺德、义聚合、福兴祥、中庸、天成、青岛商业、福聚和、立诚、裕昌等九家由银号改组的银行，共计18家。公会章程规定，银行业同业公会主要办理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地方官厅金融方针之应办事项和委托事项。除以青岛市普通银行为会员银行外，须函请联合准备银行为“客员”。根据1943年12月《华北金融机关一览表》的统计，期间大陆银行青岛支行的经理为萧鸿富，金城银行青岛支行的经理为陈肇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分行的副理为王昌林，国华银行青岛支行的经理为许国洁，中国实业银行青岛分行的代理经理为庐炳泰，东莱银行青岛分行的经理为徐希文。其中老牌商业银行的青岛分支机构负责人，多是陌生面孔。

战前青岛金融界的熟面孔张玉田，此时已变得有些神出鬼没。作为1931年当选的青岛银行业同业公会的第一届执行委员，张玉田在经历了中鲁银行和青岛农工银行的经营挫折后，返回家乡掖县，以驾轻就熟的方式重操旧业，力图覆盖从业履历上凌乱的职业记录。他为驻扎在此的中共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筹备建立起一家北海银行，并鼓励过去跟随的中鲁银行老职员加入。北海银行总行设置在掖县鼓楼街大十字路口，下辖蓬莱、黄县两家分行。为发行北海币，张玉田随即潜回青岛，找到光华摄影制版社经理班鹏志，完成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四套货币的工艺制版，印刷后发行。之后张玉田脱离掖县，出任隔壁的莱阳县长和国民党陆军暂编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亦曾以驻青办事处主任身份滞留青岛，秘密与日军联络，建立沟通渠道。张玉田这一动机诡异的危险动作，终致战后被李先良当局查处，命丧黄泉。李先良在崂山组织抗战多年，东奔西跑，风餐露宿，对城里边端着咖啡的通敌者，自是咬牙切齿。一朝操起生杀权，恨不得将饥寒交迫的狼狈日子，一口气都吐出来。

张玉田的结局，本在意料之中，只是伴随他一同消失的许多战时秘密，已不可复原，令人对他的彼此冲突的行为选择，莫衷一是。而在青岛金融界，经历过如此矛盾的人生经验者，并非张玉田一个。

在一定意义上看，错综复杂的履历缠绕，恰恰是一个幽暗时代的不常之常，是非曲直，并非简单答案能够解决。张玉田如是，更著名的金融附逆者丁敬臣、吕月塘、黄恂伯、邹道臣、王荩臣、王乡斋亦如是。在寻求正义与遵循政治正确的历史叙述中间，不擅长也不适宜为落水者脱罪，于是黑与白，是与非，就泾渭分明。阳光下面时间匆匆而过，没有人会再去探究这些被吊死在耻辱柱上的人，究竟何以至此。（7-8）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于1945年12月6日召集各银行开会，组织成立银行业临时同业公会。1947年4月，以“加强全国银行同业之联系，团结全国银行同业之力量，图谋银行事业之发展改进；协助政府经济政策之推行及维持增进全国银行同业之公共利益”为宗旨的中华民国银行业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青岛选派代表参加。会后正式成立青岛市银行业商业同业公会，中国实业、中国、山东、交通、金城、大陆、上海、国华、青岛农工、中国农民、东莱等银行及中央信托局、邮政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一锅烩，算是重打锣鼓另开张。光复之后，青岛的老牌银行多数班师回朝，重新回到了老地方，只是去了一些旧面孔，换了一些新面孔。新与旧，去与留，上升与沉浮，由不得金融家自己选择，也不能排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欲望膨胀。大是大非面前，一些人看得开，一些人看得远，一些人不管不顾，也有一些人却始终糊里糊涂。

时代很快划出了新的边界线。只是在这之前，许多衣冠楚楚的金融人，并不真正体味到疼痛的滋味。

第七章 迷雾 · 在夹缝中喘息

青岛沦陷后，本地银钱业与保险业的境遇，可谓冰火两重天。

本来就已捉襟见肘的华资银钱业，面临国破家亡的乱世，单打独斗的生存就更为艰难，不得已，多另辟蹊径。青岛交通银行1940年的一份行业分析报告，披露了夹缝中生存的银钱业状况，青岛“钱庄银号自事变后改营土产，兼为取引所经纪人，稳健者均有盈余，如义聚合联络主顾甚多，年来获利甚巨，亦属出乎意外焉。”至1943年情况愈加趋向不乐观，银钱业还能维持开业的只有九家，中山路上唯存义聚合一家。面对颓势，当年5月11日勉强成立银号业同业公会，推举邹道臣为会长，邹道臣、王乡斋、王寿山、李砚农、王子谦、刘松如、王纯一为董事。一班人尽管多是本地银号业老江湖，无奈被禁锢在日伪战时经济的过山车上，做做样子的亡羊补牢之举，除了在报纸上涂抹些配合战事的表面文章，无多实际作为。

根据1943年12月出版的《华北金融机关一览表》所示，截止到统计时间还运转的青岛银号，包括如下九家，主要投资人基本被纳入几个月前成立的青岛银号业同业公会董事。

河南路68号天成，1943年开业，经理张叔兴，籍贯掖县；

北京路81号中庸，1943年开业，经理王纯一，籍贯即墨；

北京路34号立诚，1931年开业，经理王寿山，籍贯青岛；

河南路51号青岛商业，1935年开业，经理纪毅臣，籍贯青岛；

河南路98号裕昌，1923年开业，经理刘松如，籍贯黄县；

山东路78号义聚合，1928年开业，经理王乡斋，籍贯掖县；

海泊路82号福兴祥，1918年开业，经理邹道臣，籍贯蓬莱；

保定路7号福聚和，1928年开业，经理王章斌，籍贯掖县；

天津路10号福顺德，1929年开业，经理李砚农，籍贯招远。

在寒气逼人的1943年冬天，银号业的抱团取暖，的确是迫不得已。九家银号里面，租借地时代的早期试水者悉数出局，青岛回归前的仅剩邹道臣的福兴祥一家，最年轻的开业还不到一年。颤颤巍巍之中，几个以胶东半岛为经验背景的银号业者，除了经营上的彼此照应，籍贯与城市地理上的紧密联系，也容易形成具有关联性的惺惺相惜。如果以王乡斋在山东路78号的义聚合为圆心，这些在经济管制环境下苟延残喘的银号，距离最远的不超过1000米。但这终究不过是一场没有依托的黄粱梦。

和零零散散的银钱业比较，保险业则是另一番景象。1938年青岛陷入敌手后，日资再次控制本地保险业。这一时期有外资保险机构42家，其中日本占31家，其他各国的保险机构在日资排挤下，经营维艰。馆陶路上的三菱公司保险部，代理日本最大规模的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业务，种类涉及火灾、海上、运输、汽车多项。三菱公司保险部在《青岛大新民报》刊登的广告显示，东京保险拥有资本金八千万，资产三亿八千万。这个庞大的资本规模，远非中资保险公司可比拟。

统计显示，1938年11月在《青岛新民报》刊登广告的本地保险机构，有大港沿3号福昌公司保险部、高密路62号法商安全保太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山东路183号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保险部青岛代理店、保定路37号美商美隆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等。这些保险机构基本都涉及火灾、海上、仓库、运输、汽车保险业务，其中日资国际保险的合作机构，包括帝国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朝日火灾保险株式会社、扶桑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日本海上保险株式会社。而美隆保险新添的险种，则是邮政包裹保险。有趣的是，在《青岛新民报》的广告中，连青岛地毯公司，居然也代理玛德堡·家定保险公司的水险业务。青岛地毯公司的迁移启事显示，1938年11月其已从广西路33号搬迁到费县路72号，主业依旧为销售、清洗各式地毯，兼营德国药品、进口商品、文具、瓷器。

1940年深秋之夜，大港附近的多国联合企业祥泰木行因为楼上电线漏电，厂区发生了一次毁灭性的火灾，导致惨重损失。这场青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火连续燃烧了几十个小时，地上的一切全成灰烬。祥泰在上海英国皇家公司保有火险，公司特派老资格公证人来现场作调查，结论是漏电引起。于是，工厂凡烧成灰烬的，以账据为凭，全部由保险公司赔偿。祥泰因此获得赔偿费125万美元。

与沦陷期青岛银钱业比较，典当业的境遇似乎稍微好些，因为市井萧条，同业便有所发展。1942年青岛共有华商当铺12家，连同分号共18处。这些当铺的利率比银行高出一至两倍，但许多城市贫民为生活所逼，只能任其剥削。战后时局动荡，本应留给典当业一定的生存空间，唯因货币急剧贬值，风险增大，无利可图的当铺大都关闭。到1948年，全市仅剩惠民当、德盛当、泰丰当、骏丰当、荣兴当、义信当、东新当等七家。至此，一度兴旺的青岛当铺终于迟暮零落。

第八章 夕照 · 山海重光

1938年青岛沦陷后，本地商会、同业公会、银行公会多名存实亡。期间当局曾指派前土产行栈同业公会代表人、商会委员兼救济院副院长柳文廷为伪商会会长，柳未到职。一年之后，韩鹏九辞商会常务董事及总务部长两职，出任特别市教育局局长兼海务局局长。记录显示，早在1925年3月，韩氏已被青岛总商会录用为日文秘书，并在11年后的1936年9月，获实业部核准为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棉纱部经纪人。

1941年底，日军在青岛体育场关押数千名战俘劳工，红卍字会会长曹承虔、贺善果，烟台惠通船行经理王浩生，商会副会长崔岱东，医师公会会长陈志藻，青岛政记轮船公司副经理乔智金等代表红万字会、商会、医师公会等青岛本地团体参与营救。各方捐款10万余元，捐衣捐物若干。期间每天定时向受难同胞舍粥放饭，组织医疗队进入诊病送药，使难胞死亡率大为降低。最终棉布代理商戚志诚出具四个保条，救出600 多人。

1942年3月，银行业的活跃人物邹道臣出任青岛特别市商会会长，日本人上砂平次任顾问，常务董事为乔智金等。1944年3月29日，邹道臣、乔智金在蓬莱阁设宴送丰田副经理。宴后数日，乔智金被青岛保安总队辛成清等劫持到山东头村枪杀。 4月7日，商会通知乔智金“急逝”举行会葬。

日本投降后，青岛商会在1946年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李代芳当选主席。李代芳是崂山夏庄李家沙沟人，曾先后在礼贤书院和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学习，毕业后任职烟台农林事务所。在金陵大学的时候，参加中华森林会金陵大学支部，并成为1921年中华森林会编辑出版的《森林》季刊的主要撰搞人。1922年参加鲁案善后接收青岛工作，次年出任青岛农林事务所所长。1928年李任济南苗圃主任，同年返回青岛协助周子西创办华北火柴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在四川建立华北火柴厂重庆办事处，1945年回青岛任华北火柴厂董事长，住荣成路2号甲。战后除主持青岛商会外，李代芳还曾担任青岛市参议长、联合国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总务组长。

东莱银行的青岛复兴计划，1937年被全面爆发的战事终止。八年苦难，东莱银行的体会尤其深刻。

青岛沦陷期间，东莱银行房屋被日本宪兵队征用，银行运营机构被迫迁至大陆银行三楼，后又于1943年8月再搬迁到蒙阴路6号刘子山别墅办公。时除经租刘子山在青岛的房地产外，银行业务基本停止。据青岛东莱银行1944年11月15日报给天津厚德堂的数据，当年5至8月，青岛东莱银行房产收租实数为117708.73。以此推算，年租金平均收益应在33万上下水平，与同期由东莱银行前经理吕月塘领导的青岛金融合作社的放款规模相当，而后者则拥有超过1000个工商业社员股东。至于青岛东莱银行的金融业务本身，则几近空白，极端者如1945年定期放款仅80元，不及1933年在青岛恢复营业时31.3万元的四千分之一。对任何金融机构来说，这个数字都像一个笑话。相比于1939年9月刘子山对济南鲁兴银行一次性150万元的投资额，除房产收租外，青岛东莱银行之后的经营收益，还不够员工的烟酒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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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样栖身沦陷区的东莱银行上海总行，情况似好些。1940年代资本增加至伪中储券1200万元，战后200作1折成法币6万元，同时现金增资补足法币300万元，1946年秋现金增资为法币3000万元，并成立信托部，领财政部银字第1861号执照。与此同时，1946年青岛东莱银行的定期放款也达到了1300万元，创造下新的历史记录。但伴随着创办人刘子山在1948年的病逝和接下来瞬息万变的时局，昔日东莱银行的鼎盛，已不可复制。

幸存者有伤疤，死亡者只有坟墓。刘子山不是上帝，他的智慧与世故，让他和他的东莱银行没有死在起跑线上，但也没有树立起一块纪念碑。从掖县、青岛、天津、上海一路走来，所有围绕着刘子山的故事，很快就淹没在伴随着社会巨变的喧腾中，他自己和那些不着边际的传说，最终被丢弃在黄浦江郊野的乱坟岗里，与萤火虫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

有那么些时候，人们会想，历史的轨迹为什么有时候会近似圆形。这个念头，在大名鼎鼎的刘子山志得意满的时候会不会想，我们不知道，但到了晚年，到了这位似魔术师一般暴富的资本投机高手客死他乡的时候，我们猜想，他或许该有深切的领悟。通观20世纪前50年的青岛金融进步史，人们发现，从上海、天津开始学步的现代商业银行，到了青岛的时候，依然不曾成为一种纯粹的金融工具。于是，自20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陆续出现的青岛商业银行，其起始自有一番步履蹒跚的甘苦历程。也正是这一历程，最终造就了这些成分复杂的商业银行的财富地图。

毋庸置疑，在青岛的本土商业银行中，东莱银行是不应被忘却的。1918年刘子山独资创办东莱银行，开辟了一个“他乡”淘金者的现代银行探索之路，也树立起本土金融业的标杆。此后一路南征北战，到战后几年东莱银行惨淡支撑，无奈垂垂老矣，回天无力。到了这会儿，刘子山个人的时与势皆已告终结，宿命已成定局。东莱银行伴随着缔造者刘子山起伏跌宕的光荣与梦想，渐行渐远。颇有象征意味的是，1946年5月东莱银行青岛分行在清理天津路旧址房间时，意外发现了20余箱石陶器，政府接报后确认“具考古价值”，遂令教育局前往接收。呜呼哀哉，一堆死气沉沉的石陶器，最终成为了东莱银行终结前的见证者。

时与势中既随波逐流又自强不息，这是刘子山自己用一生填写的拓业履历，也是他所参与的银行业共同面对的现实境遇。回望青岛进入城市化之后的历史，所谓商业银行的财富聚集之势，所处的始终是一种不曾真正市场化的金融环境，那么诸如刘子山、傅炳昭、苏劻臣、张玉田这样的银行家所有的过关斩将，取得的不过是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短暂快慰，唾手可得，转瞬即逝。纵横江湖，让财富强人辈出，上演纷呈传奇；江湖险恶，则平添千难万险，终了覆水难收。成也江湖，败也江湖，金灿灿，黑黢黢，潮乎乎，一枕黄粱梦，人性四分五裂，而江湖依然故我。透析斑驳的历史图像会发现，好些顽疾，早在我们这些往事拼接者还不曾出世的时候，已根深蒂固。

同为青岛起家的山左银行，也在青岛沦陷时停业。1946年1月，82岁的傅炳昭和儿子傅敬之并刘鸣卿一起自上海归来，2月24日上午九时山左银行复业筹备处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预备恢复，同时督促政府返还原山左银行的行屋和仓库。9月5日在中山路原址复业。两个月后，傅炳昭在上海逝世。

复业后的山左银行，曾在1948年遭遇了一次盗窃案，警方出动后三小时破获。《平民报》以“两工役解职后合伙作恶，银棺未启开劫去千余万”为题，详细报道了窃案发生过程。1949年10月，山左银行青岛总行被要求重新登记并核实银行资本金，1950年5 月金融部停止运营，召开股东大会清理，至此退出金融业。

一家地方银行的青岛发展路线图，嘎然而止。

沦陷期间虚与委蛇的中国实业银行青岛分行，战后恢复常态经营，并参与了城市的战后经济复兴。出任青岛实业银行经理的孔祥勉，1945年从一个叫做沃尔特·奥维恩的德国人手中，买下了青岛路1号德国领事馆的房子，并在里面恢复了京剧票社和声社，由孔祥勉出任社长，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出任副社长，青岛市长李先良担任名誉社长。

和声社1928年在保定路28号成立，社长为后来的上海储蓄银行经理黄恂伯，总干事陈晓初。徐振方为净角兼司鼓，谭派老生吴铁庵为老生教师，冯子和为旦角老师，老生票友有李幼云、司子云、张风栖、李小莲，净角有江衡甫、苑向宸，旦角有叶晓梅、张纫秋，琴师有杨树森、李长青等。1932年4月底，和声社与红十字会、青年会、物产社、风雅社等社团机构，联合举办过救济上海战区难民游艺会，于4月30日和5月1日两天，在新舞台表演京剧。1933年和声社迁至三江会馆，利用会馆戏楼演出，进入繁盛时期。会馆门口汤寿潜撰联“接壤指田横旧岛，五百人未沫音徽，流寓正多材，天联东箭南金，四省一堂真尽美；隔岸望箕子遗封，二千年又悲禾黍，男儿皆热血，地共吴头楚尾，前车后鉴倍惊心”下面，戏如人生和人生如戏的对应，活灵活现。三江会馆东面的三江里配置有客房，可提供给外地票友安静舒适的住处。当时，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教授洪深、老舍，山大校长赵太侔夫人俞珊和袁立干、王振金、李砚农等都是和声社票友。

青岛沦陷后，和声社停止活动。恢复后的和声社，票友多拜京剧大家为师，如秦元芳拜梅兰芳，袁立干拜程砚秋，季砚农拜尚小云，曲学海拜马连良，于振之拜裘盛戎为师，声望渐高。

金融与国剧，如同海洋与潮汐，金融为本，国剧水涨船高；国剧为本，金融随波逐流。和声社的20年本土史，国粹、财富、战争、浮华、逃亡、追逐，都经历了。锣鼓喧天与噤若寒蝉之间，仅一步之遥。而兴盛与沉沦，上升与坠落，也不过一念之间。

青岛获得山海重光，各路人马蜂拥而至，大肆搜刮敌伪物资，各种金融资源不断汇聚青岛，得复原之天时地利人和，福顺德、福兴祥、孚民、裕昌、义聚合、义成、裕孚、福聚和、立诚、天合等银号钱庄大肆扩展，取得不凡业绩。喧腾的中山路上，似乎一个人见人爱的财富艳阳天正冉冉升起，并喜洋洋地准备长时间享受一杯美式咖啡的好日子。

看上去，这并非痴人说梦。据青岛中央银行1947年全年的检查报告显示，2月22日，福顺德各项存款总额15亿元；5月9日，义顺钱庄存款总额9.8亿；7月18日，义聚合银号总额8.5亿，福聚和银号总额6亿；8月7日，福兴祥总额10亿；8月9日，裕孚银号总额超过15亿；8月25日，裕昌银号总额6.3亿；8月29日，天合钱庄总额7.7亿；9月13日，协聚泰银号青岛分总额11.8亿；9月16日，立诚银号总额10亿；12月31日，孚民银号总额13.6亿。没有人预料到，这一大堆明晃晃、光灿灿的数字和背后代表的财富，很快就成了废纸。

一片凯歌声中，青岛银钱业一班人抱着金盆银碗刚刚缓过一口气，不料局势又紧，一纸《青岛市银钱业限发本票办法》，将银钱业趋利避害的手脚，紧紧捆了起来。

这一捆，就是终结。

第八章 夕照 · 由里到外的仓皇

战后四个月，青岛本地银行业组成临时公会，支持同业复业。一年后的1947年1月正式恢复银行同业公会，以中国实业银行孔祥勉为理事长，中国银行杨康祖、山东省银行张振玉、交通银行刘欢曾、中央信托局沈铭盘为常务理事，金城银行陈图南、大陆银行萧文田、上海银行吕䌹德、国华银行许啸桐、邮政汇业局沈熙亮、中央信托局胡雄定、交通银行沈慰之、中央合作金库杜元信、青岛农工银行卢映斋、中国农民银行王宜庵为理事，中国银行胡明理为常务监事，东莱银行徐希文、邮政汇业局杜纪戡为监事。会员银行除以上列名的14家外，后又增加工矿银行。

同业公会的头头脑脑里面，新人老人混杂。大陆银行萧文田、国华银行许啸桐、东莱银行徐希文、青岛农工银行卢映斋都是老人，中国银行杨康祖、交通银行刘欢曾、中国实业银行孔祥勉、上海银行吕䌹德、金城银行陈图南、山东省银行张振玉，则是新面孔。

暖风徐徐之时，一场“复兴”城市光荣的金融堂会，重新开场。

就与金融业“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工业状况来说，希望之花也含苞欲放。战后各业恢复，到1947年年中，青岛的火柴企业已增加到20家，有工人2481名。就工人数量而言，除去占绝对优势的纺织、染织业，仅次于钢铁业的3004人。一年之后，另有统计显示，青岛的新老火柴厂已增加到37个。1946年9月，一篇题为《青岛剪影》的城市观察曾描绘说，“自蒙古路到沧口，一路上烟囱林立，红色的房屋都是工厂。有酒精厂、卷烟厂、机器厂……等。但最多的还是纺织厂。而且大多数都集中在四方和沧口附近。沧口北端楼山旁边的一所不知什么工厂，那么十二枝烟囱都没有烟。”

截止到1947年夏天，青岛进入统计的工业企业总计有1097家，产业工人37467人，涉及纺织、染织、面粉、胶皮、化学、电业、钢铁、木材、造纸、皮革、蛋业、酱油、被服、烟业、磨坊、印刷、酒业、肥皂、油业、火柴、窑业、棉业、骨胶、玻璃、点心、营造、草绳、西药等接近30个工业类别。工人集聚区有统计的工人数据，四方人数最多，为10142人；沧口次之，8324人；台东5466人。其余地区，仲家洼708人，小村庄668人，吴家村978人，太平镇685人，大港104。大略看出去，一个由企业主、职业、工人、工人家属、工人居住区、车间班组、后勤服务、子女教育、公共医疗共同构成的工业社会网络，已经星罗棋布，包罗万象。

但与此同时，伴随着不断膨胀的城市人口，乡区贫困化趋势则愈演愈烈。1947年10月25日，青岛市冬令救济委员会成立。在社会局长张宝山主持下，包括银行公会戴翘霖（俞诚学代），工业协会青岛分会尹致中（朱建亭代），青岛市商会赵镜海、段文订、于纯璞（于广济代），青岛红卍字会贺善果（杜润凡代），天主公教救济会布格熙（刘玉璘代），基督教救济会王德仁（王绍文代），社会救济事业协会朱学塾，市立救济院韩质生在内的机构团体代表，在市政府会议室参加会议，拟具并通过了青岛市冬令救济委员会组织规程，决定办公地址设中山路72号社会救济事业协会。并随后展开冬季救济行动。在下一年持续的冬令救济会中，赵镜海、尹朴斋、孔士谔、丁綒庭、于普天、赵士英、贺善果、孔士劝、崔景三、奚恒如、王绍季、范澄川、沈铭盘、陈从周、王葆仁、杨天毅、姚公凯、王晴初、郭有光、乐心圃、乐健峰等各界人士，都是积极参与者。

自1905年以后的四十年中，中山路周边你来我往的银钱号，这些始终不曾左右市场的金融配角，随着动荡的社会经济彼此消长，起伏动荡，却也成为商民触手可及的润滑剂。

1945年抗战胜利后，青岛的日资一夜之间撤离，其他外资保险公司也所剩无几，这使得华资保险公司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48年，在青的保险机构已达40余家，为最盛时期。这些保险公司与银行有密切联系，有些是银行投资，有些则委托银行为其代理。青岛的太平、安平、丰盛、天一保险集团即由金城、大陆、交通、国华、东莱、中南等六家银行共同投资；宝丰为上海银行所有；永宁为中国实业银行所设。另外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所设的中国、中农、中信、中合保险公司，在青岛都有分支。这些保险公司一般设在其所属银行内，与银行的放款、仓库业务组成一条龙。时设在馆陶路的英商太古洋行保险部，一直维系到1952年，终因经营不利，自行歇业。（8-5）

战前担任山东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周绍濂，日本投降后任教上海暨南大学，并兼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员，期间在发表《中央银行月报》有《论保险单印花税率与保险业之管理》。这是金融学者在时局动荡时刻，为保险业的发展所进行的不懈贡献。

一般说来，青岛各保险公司持续下来的业务，主要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但多数以财产的水、火险为主。为了争揽业务，各公司都大量招用经纪人，给予优惠佣金。实收保费有的为八折，有的为九折，还有的仅收对折。华孚经理杨建五，自1926年至1949年，曾先后为华商的永宁，日商的海上、住友，法商的保泰、安全等数家保险公司代理业务，所收保费50%上交，40%付给经纪人，自己留10%，收入可观。1947年上半年，青岛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为46亿多元，赔偿费为2.44亿元，占同期保费收入的5.26%。

至1940年代晚终，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保险的作用日益缩小，各公司无法维持，纷纷歇业。到1949年时，随着中山路62号中国保险公司这家青岛最大的保险机构最后申请停业，中山路上符号意义极强的保险业的光荣终于也一一散去。

中国保险公司的死亡，终止了至少两代人的保险经验。五十年后，当人民保险和平安保险一一亮相的时候，人们对保险业的懵懵懂懂，就像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桑拿天之后，突然撞见了太阳，强烈的光照，让人半天睁不开眼。耐人寻味的是，平安保险最终将青岛拓展的出发地，选择在湖南路老东莱银行的办公大楼里。这份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也算是冥冥之中的一次历史回响了。掖县移民刘子山的青岛金融梦想，在几代人之后开花结果，不知道应该是悲伤，还是欣喜。

1947年3月，金城银行再度恢复青岛分行，直属总经理处管理。前经理孙汝为的名字没有重新被写在金城银行行员名单中。在对孙汝为战后去向的搜索中，发现他的名字出现在1947年的中央合作金库重要人员动态清单里面，只是孙汝为此时已不在青岛，而是出任了中央合作金库芜湖支库的营业部主任。中央合作金库同样在青岛设有支库，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和保险等业务，和一般的银行似乎没有大的区别。

恢复后，出任金城青岛分行经理的陈图南，是一个有美国留学经历的洋派人物。据说，周作民看上陈，不仅仅因为陈为留美学生，懂外文，而且还因为陈是曹汝霖的女婿，而曹与洋人的关系，众所周知。陈的履历和背景，对金城银行的青岛分行在结束沦陷的非常年代的生存和发展，无疑非常重要。这期间，一度以管理严格著称的青岛金城，也遇到了象副理张子云设立暗帐非法经营这样的挫折。在检索到的大量关于青岛金城银行的档案文件中，包括《青岛金城银行和青岛市市立医院特约诊疗合同》、《金城银行行员子女教育费贷款办法》、《青岛金城银行及附属机关全体员生捐资助赈暂行办法》和《青岛金城银行杂志更新办法》等记录，则可以让人们稍微窥探到这个庞大的金融集体里面更人性化的一面。

的是我吗

这是1948年底在青岛出版的一本诗集中的一首诗。诗的题目叫《黄昏》，不长的几行，前辈诗人卞之琳的影子历历在目，可透露出的却是更浓烈的悲观主义情绪。一个循环的悖论，让失去方向感的年轻诗人的怅然，显得无比荒谬。

《黄昏》的作者圣野，本名叫周大康，浙江东阳人，1948年26岁。他与青岛的联系，是这一年由他牵头与青岛《民治报》编辑主任黄耘、《青报》校对员杨唤和在一家公司上班的田地等几个同龄人，在青岛编辑了一套《星诗丛》，圣野的《列车》是其中一本。在2019年2月2日去世的“青岛诗歌化石”黄耘，生前曾回忆说，他们当时很穷，有时生活都朝不保夕，大家凑了一点钱，但只够买一部分纸张。黄耘就利用报社工作之便，先在副刊上将诗集内容作为“诗专页”，分上下两次刊载，之后请印刷工人帮忙，把报版改拼成书版，偷偷印刷成书，这样一共印出来五本诗集。圣野、废丁的两本先完成，李瑛、杨唤和黄耘的三本还未装订齐备，就被发觉，报社把大部分诗集扣留并销毁。黄耘不得不逃离报社，匿藏在杨唤伯父家中。杨唤的父亲早逝，一直跟随在青岛山大医院的伯父生活。黄耘说，这五本诗集是对光明发自内心的挚爱，对黑暗的愤憎。而半个多世纪之后，圣野则说，这是出于真诚的良心的承诺。

狗和黄昏的意象，与青岛这个城市的契合，恰如其分。在即将结束的1948年，年轻的黄耘们经历的青岛，正是一个踌躇在海岸线的窗口上，怀疑着“自己的影子”的孤独者。潮起潮落之中，上帝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人开始不认识自己了。

在1949年降临之前，风声鹤唳的青岛，正变得愈来愈陌生。狗和黄昏的撕咬，亦或是黄昏和狗的撕咬，都已不能完成彼此的唤醒。蓦然回首，像一场春梦，慢慢沉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日子磨成茧，习惯成自然，青岛的茧磨了50年，却半生不熟。青岛是一个近乎全部由移民构成的城市，从1898年夏天城市化规模开发开始，城市人口的基本成分，是以德国人为主体的欧洲移民、日本移民、白俄流亡者和来自广东、长江下游开放口岸的技术移民，以及北方区域和山东境内的投资移民，余之是大量蔓延涌入的劳工。就人口比例来说，从青岛周边乡村持续进入的无产者劳动力，占据了最大数量。辛亥年革命发生，跑进来一堆失业的晚清遗老遗少，没多久就走散了一多半，剩下几个垂垂老去的长者，看着日本人来，各路军阀来，国民党来，日本人再来。咔嚓一声，光复了。

临近日本人投降的前几个月，供职青岛商会的复旦大学会计学毕业生郎万法在青岛居无定所，就投奔旧识王文涛家，搬入暂住。在郎万法的记忆中，王的“住所是独门独院，二层楼，楼上卧房，楼下客厅、餐厅、厨房，还有个相当大的院落，从大门到房门是石板路，两旁各有果树数株。”为了郎万法入住，王太太将门房打扫的干干净净，换上床铺被服，关怀起居，无微不至。令郎万法最感动的是，每次下班回到王家，孩子们总是喊“郎叔叔回来了”，而从不说“郎叔叔来了”。一字之差，让郎万法觉得无比温暖。粗略看上去，以1945年秋天为界，战前战后不过八年，青岛还是那个青岛，城市人口的成分与密度，却大有差别，社会结构与氛围也不太一样了。战后的青岛，基本人口由四部分组成，中央政府派来的军政警宪和知识分子及家属、经年积累并已本土化了的市民阶层、流亡难民、大学生和驻军。这几类人口里面，除了市民阶层这部分有本土延续性，余者多初来乍到，摘桃子、分果果、镀金、投靠、寻机会、找出路者不一而足。一城之中，早些年富人和穷人之间积攒已久的隔膜，战后非但未除，阶层划分却更加清晰，贫富差距如崇山峻岭。

坐着飞机到来的公教精英，一付踌躇满志的样子，并不把当地人放在眼里，一揽子分包了政府职位后，毫不客气地搬进老的欧洲人城区和荣成路以东特别建筑地，或者是日本人开发的新街区。如政府秘书长姜可训住黄台路30号，参事张宝山住信号山路1号，人事处长芮麟住观象二路7号，民政局长石钟琇住观海一路8号，财政局长孔福民住齐东路4号，教育局长孟云桥住广西路7号，社会局长曹沛滋住福山支路2号，卫生局长郭致文住黄县路21号，工务局长张益瑶住金口一路21号，警察局长王志超住湖北路1号，自来水厂厂长孙斌住江苏路40号。青岛驻军第54师师长叶佩高，选择在教会山东侧僻静的济阳路居住，客厅里挂着徐悲鸿画的飞马水墨。这些房屋要么是战后返还的私人资产，要么就是政府没收的敌产，所处位置、视野、规模与建筑质量，都属精华，礼仪与实用性兼顾。在家里打开窗户，立刻海风拂面，开阔的海景一望无际。楼外多带有院子，地上植被茂盛，繁花似锦。门口的车库，直通街道。出了家门，公园、浴场、商场、餐馆、赛马场、电影院、俱乐部，应有尽有。除了舞厅不能去，其他就没什么娱乐禁区了。

一场伤痕累累的战争下来，即便青岛不是前线，却同样满目疮痍。深入到一条条街道的深处，一栋栋楼房的产权演变史，就成了城市权利角逐史的缩影。诸如1921年6月由上海永豫纱厂许石生领租的平原路2号，战前属于日本人中村长三郎的莱芜二路2号，战时属于王克敏的莱芜二路1号，都早已改换门庭。1931年时，律师郑再时拥有了平原路2号装饰着仿木构架山墙的二层房屋所有权，1933年其在这栋同仁会医院西南角的院子里增建楼房三间，以完善功能。战后同仁会医院归属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改称山大医院。平原路2号院内的一棵榛树与岁月风雨相伴，战后依然郁郁葱葱。榛树喜欢阳光，并被认为是一种有灵性的神奇乔木。用榛木制作的魔杖，通常能映射出持有者的情绪状态，与主人配合默契。如果榛木魔杖持有者心情沮丧，榛木魔杖就能够吸收这种能量，并毫无预兆的释放出来。

曾经属于王克敏、中村长三郎的莱芜二路1号和莱芜二路2号，院子里都没有榛树，却同样冷暖自知。战后，中村长三郎不知所终，而作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则于1945年12月以汉奸之身死在北平狱中，终年73岁。早在1923年11月至1924年10月，王克敏署理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他的继任者，是王正廷；1935年6月，王克敏出任天津特别市长，之后商震继任。而不论是自1908年就在德国租借地积蓄共和革命力量的商震，还是1922年参与接收青岛谈判的王正廷，前前后后几十年，都与青岛打断骨头连着筋。一个城市的温度，刻在一栋楼的里里外外，也印写在楼主人各不相同的人生履历上。春夏秋冬，上升坠落，生老病死，无一例外。只是这其中大部分的真相，都被封存在记忆的最深处，不见天日。（8-6）

这就是历史永远的幽暗。

最早移民的一批工商业精英，在青岛深耕有年，多已成为本土化的财富象征，家业盘根错节，资本积累充盈，自是如鱼得水，遇到风口浪尖，也容易找到遮风避雨的办法。每每到了紧要关头，这个实力阶层的一举一动，都具有标志性。青岛一地，自来就是藏龙卧虎的深潭，不乏遇水搭桥的各路神仙。从青岛起家的银行家刘子山，1948年10月在上海逝世，家族统计在册产业，仅青岛一地的房产股票，折合下来就是天文数字。刘子山以降的本地工商金融航运各业富绅，粗略计算千余不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父亲供职在万国储蓄会的王伟华，曾在个人回忆录《变迁》中描述过童年时代伏龙山脚下家里洋楼的阔绰：“楼分上下两层约四百平方米。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客厅，饭厅，书房，厨房。院子很大，花岗岩的石阶下花砖铺成的长廊，长廊的右侧是一排排丁香树；左侧是一排排剪的整齐的松树；院子的中央矗立着一颗十人环抱的大松树；围绕着松树的四角是苹果树桃树；房子的东窗外是两颗洋桃花树；右边窗下是一架秋千；秋千前面是一颗柳树。春天来到的时候，满园的红花绿树，香飘四溢。”

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一城之中实力阶层的阔绰，从来就不仅仅是物质性表面的光鲜亮丽，而蕴含着更丰富的内容。一旦有风吹草动，与之盘根错节的各种枝蔓，就会闻风而动，将利益聚合成趋利避害的诺亚方舟。在没有找到新的财富伊甸园之前，这艘满载真金白银和三妻四妾的救生船会一直漂洋过海，向所有贪婪的同类动物，发出休戚与共的信号。至于抵达彼岸之后的资源再分配，就是另一个跑马圈地的新故事了。因为只要找到了落脚点，欲望的花朵就会重新绽放，元宝里长出南瓜不足为奇。而一群聪明人的新一轮利益平衡，很快就会达成。

至少在过去的经验里面，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前提是，人要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切。

城市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恰恰在于其所能够提供的众多机会。这是一种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被放大，城市发散出的光芒，就变得无可抵挡。俄国建筑师弗拉基米尔·尤力甫自1924年开始，在青岛大范围参与了各种房屋的设计建造。他的侄子乔治·尤力甫回忆，叔叔弗拉基米尔·尤力甫是1930至1940年代青岛最有名的建筑师。1924年他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许可证，并成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在1924年到1948年的二十几年时间里，他在青岛设计建造了差不多700座房子，这其中既包括圣保罗教堂、台东镇圣路德教堂、青岛水族馆等公共建筑，还包括八大关和太平角的许多私人别墅。尤力甫在当时所有由他建造的房子的主入口，都留有一块英文铜牌，刻着“由弗拉基米尔·尤力甫建造”字样。作为一个有良好职业素养的建筑师，尤力甫期间与许多本地知识界新潮人士保持了顺畅的联系。在1935年前后编制的一份青岛法文协会会员名录上，尤力甫和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以及热衷于推动水族馆建设并酷好戏剧的富家子弟宋春舫，都在其中。

弗拉基米尔·尤力甫的青岛建筑设计生涯在1948年结束，日益萧条的青岛建筑业迫使尤力甫乘船远渡美国，寻找新的机会。而他的侄子乔治则留在了青岛，经历了一场事先张扬的大事变。

乔治·尤力甫1937年出生上海，在十里洋场居住了五年之后，1941年底随父母迁往青岛。尤力甫回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开始进入上海公共租界的非军事区。大肆拘捕来自西方各国的侨民。为了避免被日本人送进集中营，父母带着我被迫离开了上海，来到青岛。虽然当时的青岛也处于日本的军事占领之下，但是由于我父亲的叔叔亚历山大·塔塔利诺夫上校是法国驻青岛领事馆的领事，而法国当时和日本并不是敌对国家，因此，这顶外交保护伞使我们都逃脱了日本人的拘捕，住进了设立于栖霞路5号的法国领事馆内。”1940年代弗拉基米尔·尤力甫在青岛海边给有钱人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房屋，乔治·尤力甫大都记忆犹新。包括法国领事馆对面的一幢红色别墅，也是弗拉基米尔·尤力甫在1936年设计建造的。后来，这里成为乔治·尤力甫的家。

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乔治·尤力甫被父亲送进韶关路苏联学校读书。乔治回忆：“那时我在韶关路的苏联学校读书，别人都亲切地叫我的小名尤拉，设在天津的苏联领事馆会定期送来新的课本和课程表。我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这里以及住所后面青岛山德国堡垒的历险中度过的。多年后我把这段记忆和青岛的历史写成了一些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这其中包括1897年的事变，1914年的日本围困，1945年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光复，直到青岛被解放。”

苏联学校所在的韶关路以碧桃为行道树，战后陆续设有青岛苏联公民协会和青岛要塞司令部的一个机构。中央通讯社1947年7月13日发自青岛一条消息显示，在青岛的600余俄裔侨民，仅有一老年女性持有苏联政府护照，余者的苏联国籍均未获得承认。包括青岛苏联公民协会理事长李柴斯基在内的俄侨，都在青岛拥有财产，衣食无忧。

1945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让一些被搁置的内部矛盾，更突出了。窥探夜深人静时刻的俄裔家庭，在斯特拉文斯基扑朔迷离的《火鸟》衬托下，李柴斯基和乔治们如同迷失者，遥望着魔法庭园的光怪陆离，只能任凭风吹雨打，祈祷在异国他乡的日子能够维系的长一点。

乔治家所在的栖霞路，在喧闹的汇泉跑马场西北，距离中山公园和万国公墓一步之遥，被一片片绵延的茂密树木包围着，异常僻静。跑马场边上的海水浴场，夏天是青岛最著名的旅游天堂。尤力甫家族三代人的青岛时光，尽享了这里红瓦绿树、海天一色的旖旎。他们的邻居里面，不乏康有为、凌道杨、宋春舫这样的显赫人物。

不过，比较几十万普通市民，千余青岛翘楚很容易被芸芸众生的熙攘淹没。这几十万普罗大众，尽管存在文化背景、职业分工、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差异，因为本乡本土住久了，各种资源得以储蓄，也大部算得上稳定。比如1923年从天津到青岛的少年郭士奇，和调职胶济铁路会计科主任的父亲郭凤翥一起在费县路生活，尽管因为母亲早逝导致“怯懦”和“孤独”的性格，却也从12岁开始一路在台西镇小学、铁路中学读书下来，课余时间跟着一个叫孙沾群的老师学绘画，毕业后谋得肥城路《正报》漫画记者一职，勤奋的勾勒着漫画故事，还在全国首届漫画展览会上展出过作品。郭士奇的父亲郭凤翥，过去是津浦铁路医院的外科医生，嗜好烟酒茶，闲暇喜好搓麻，平日对孩子缺乏关爱，这让郭士奇一直到晚年都记忆犹新。在某种意义上，郭士奇通过《正报》走向自立和抨击时弊的激情，恰恰是对自己少年时代苦闷经历的一种不可遏止的反抗。1938年初日本人进来，郭士奇报社的饭碗没了，他就去小学教书，业余时间给《青岛新民报》主持《艺术专页》，并以绘制《教书生活三部曲》这样一些贴近现实的漫画，发泄一下不满。1945年日本投降前，郭士奇给《民民民》月刊画过两张漫画，一幅描写小职员困苦生活情形，画了一个人力车夫和一个手拿皮包衣服破烂的小职员，图说是“小职员说，拉车吧？又没力气，当职员又挣得不够吃”；另一幅描写夫妻离婚，说明文字是“妻：你既养不起老婆又何必要老婆？夫：你既知我养不起老婆又何必嫁我！”日常市井生活的尴尬与荒谬，跃然纸上。

郭士奇的父亲这些普通市民的生活，多年按部就班。战后除了门前的路名改了，其余一切似乎照旧，大家继续过着和昨天一样的日子，赚钱吃饭，走亲访友，饭馆里推杯换盏，麻将桌上海底捞月，电影院里卿卿我我，把节余的钱放进信得过的银行里，以备不测。甚至连聊城路上的日本居酒屋，也只是换了老板，经营内容没任何改变。不过，热衷于绘画的郭士奇却不安于现状，供职市立中学并与平度籍女子孙桂珍结婚后，他涉及公教生活、金融通账、民生困顿方面的漫画，讽刺性越来越强，社会干预程度也越来越高。1946年他绘制的《阿Q画传》由青岛爱光社出版，请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撰写了序文。徐不吝啬溢美之词，一上来就说丁聪和丰子恺画的阿Q，都不及郭士奇。而郭士奇也不客气，不仅原文照登不误，还笑呵呵地对人说，这个阿Q，是他照着镜子画的自己。

更多的时间，郭士奇喜欢在城中转悠，描摹他已耳熟能详的城市。从市立中学所在的西镇，画到四方的铁路中学。所到之处，不乏同学同事栖息的房前屋后，山势街肆，犄角旮旯，一一记录。郭士奇笔下的青岛，也妩媚，也平凡，里面外面，气息相通。

几十年下来，青岛市民阶层几十万人，分布在西镇、小港、海关后、大鲍岛、日本新街区、波螺油子、大庙山、台东镇、太平镇、海泊桥、吴家村、小村庄、四方、水清沟、沧口。住的房子形态差别很大，临街连体住宅、别墅、里院、公寓、职员宿舍和民众大院，兼而有之。例如嫩江路的中纺宿舍，建设在青岛山下一片落差极大的坡地上，原是一组供日本海军陆战队军官使用的建筑群，以不同的建设式样分为三个区域。一村为六栋并立式住宅有24户居民，三村是独栋三层，每层楼两户，共6户。二村则是一栋庞大的L形外廊式三层公寓，依坡而建，分别在嫩江路、安东路和辽北路设置三个大门，住户众多。中纺宿舍所有房屋均为木地板，厨房、厕所一应俱全，房屋内设有上下两层的壁橱。家中孩子多的住户，多让孩子在壁橱里面睡觉，橱门留出一些空隙，相对封闭，舒适惬意。孩子们在家捉迷藏，壁橱经常是藏身的好去处。宿舍大院四周设置围墙，院内设有传达室、幼儿园、花园、食堂、锅炉房、澡堂、职工班车车库等设施。中纺宿舍的住户，多是中纺青岛分公司经理范澄川引进青岛的技术人才，如浙江大学毕业的电机工程师吴怡廷、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毕业生汪静、毕业于南通学院的工程师张世新、毕业于中山大学建筑系的言乘万等。连中纺宿舍幼儿园的第一任园主徐宝福，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前是中纺青岛分公司业务科的调查员。中纺宿舍出身显赫的房客里面，还包括有前山东巡抚张曜的后人。之前在1891年6月，张曜陪同李鸿章视察胶州湾的一次行程，直接促成了次年清政府对胶澳的军事驻防，开启了青岛城市化的预备式。

1947年夏天坐着《民言报》社长杨天毅的吉普车逛游了一天的某游客曾感慨，“在青岛，无论大街小巷，路总是一样的平滑整洁，所有建筑式样容有不同，大小或有互异，但都是一样秩然有序地排列着……”（8-7）

循着街道深入进去，街坊邻居多彼此保持着和睦的交往，举手投足之间，不乏教养的熏陶。一碗饺子，一盘春卷，一付手套，一张电影票的来来往往，构成一种日常化的邻里风景。城市氛围的养成，依靠的便是这种相濡以沫的积累。这是一幅风俗画，也是一份光荣。而所有的光荣背后，不免掺杂着千疮百孔的丑陋。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关上门窗，温良恭俭让的表皮里面，密密麻麻的螨虫就会蠢蠢欲动。各家各户都有难言之隐，就如同欲望的病毒，一旦遇到适宜温度，便泛滥成灾。不过，逾越公序良俗的事情，在青岛还是很容易招致谴责，这让一份本土伦理的维系，保持了尊严的底线。

1948年夏天，住登州路23号的北平某私立大学学生卢善铭，因另结新欢虐待发妻，被原配诉至法院，引发舆论关注。故事的原委迄无新意，卢善铭和原配郭金蓉1943年在原籍高密乡下结婚，卢家是木匠，郭家开设乡村医院，起初两人恩爱有加。战后卢家因曾与日本人在青岛合作木材生意而暴发，卢家公子得以考入北平某大学深造。期间卢善铭与其邻居摩登女子王凤英关系暧昧，卿卿我我，遂欲结不解之缘。自此卢氏一改过去面目，时常借故打骂原配。暑假期间，冲突升级，终致7月1日卢家母子将郭金蓉毒打致残，引起公愤，郭女遂起诉至青岛地方法院。卢案的审判结果，不得而知，因为伴随着城市司法精英的不断出离，审判的效率和公平，都已残缺不堪。

城市的治安情况，也每况愈下。1949年开春，韶关路上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受害人损失金戒指两只，价值银元八元。舆论立刻指向警察局，嚷嚷着城里到处不安全。长久以来，青岛市区的偷盗抢劫事件鲜有发生，治安状况之好，每每令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惊奇。青岛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城市卫生管理的严苛。1946年8月5日恒茂号一个叫马义宝的伙计，半夜里在马路边上尿尿，当时就被举报让警察逮进了局里。第二天，这事还被《民言报》晚刊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如此下来形成习惯，城里住着的人想不讲究也难，因为街上溜溜达达的警察对这等事，素来就不是吃干饭的。

战后城市发生的最大麻烦，是难民。难民一进来，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同乡找上门投靠，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二十几号人。本来住的房子就不大，一下子几家人挤成麻花，经济日见拮据，戾气不断上升，各种矛盾遂层出不穷。

这活脱应验了一句青岛土话，省着省着，窟窿等着。

的是我吗 · 衰弱的神经

城市令人迷惑的繁衍性，多在于其饱满的灰色张力，即便是在泥菩萨过河的当口，仍然不乏生机。政府行政之手的夹缝中，始终存活着一些蠕动的活泼细胞，像老鼠一样出没无常，像狐狸一样嗅觉灵敏，像魔术师一般变换花样。城市的内在肌理因此而层峦叠嶂，也因此柳暗花明。

1946年秋天的一篇青岛观察记录说，中山路西边，北平路口和天津路口相接的地方有座石桥，桥的北端是国民饭店，门口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和货物，这便是人所共知的美货市场。桥的东南端也有一群人来来往往，那是美钞市场。两个自发市场连接在一起，互通有无，微妙地拨动着城市运转的节拍。美货市场上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小到保险刀片，大到衣服被褥，无所不备。食物罐头多是排地摊，一部分轻小物品排高摊，其余的东西都是拿着叫卖。这些物品大多属军用品，新的旧的各式各样，没人知道是从哪来的。有时美国宪兵开着吉普车过来，人群就一哄而散。人被逮着，东西会被没收。但美国宪兵似永远只是停下车来看看，嬉笑一会便长扬而去。

美货市场上的商品，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士兵。有报道显示，在青岛的美军待遇优厚，一个士兵除了至少80美金的薪水，还有配给的各种必需品，例如51型派克钢笔。80美金在黑市上合法币1500万元，每支51型派克笔在美国的标价是美金15元，但军队的配给价仅需7.5元，其他的诸如手表、奶粉、水果、罐头，以及许多日用品，都是以售价对折配给。士兵得到配给的东西再卖出去，所赚的钱有时还会超过薪给。如此一来，美货市场上的货物自是源源不断。

不知道当局是因为自顾不暇，还是故意网开一面，北平路和天津路口的这两个灰色的自由市场，一直有滋有味地存活着，美国宪兵熟视无睹，国民党宪兵也习以为常。1947年的《军民日报》还曾以《国货公司与美货市场》为题，讨论过彼此的联系。1947年5月，海军总司令部警卫第五营迁驻北平路国民饭店87号办公，门口的熙来攘往似也未受影响。不过，面对着市面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美钞日常化的私人买卖愈来愈频繁，交易也就不再限于一地，1947年的《青岛公报》曾公开抨击说，中央银行门前俨然已成为美钞市场，投机份子无孔不入。青岛中央银行的营业部在馆陶路，从济南路斜穿过去，到北平路天津路口不过一袋烟的距离。《青岛公报》所谓投机份子无孔不入的川流不息，在沿途一览无余。

1948年2月14日山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尹文敬到青，次日接受职守青岛的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宴请，席间提及美元话题，“谓青岛美金在市面流通，每月约五十万元，由中央银行发行美金代用劵，劵面金额一如美钞，交美军总部换取美钞，以代用劵在青岛市使用，限期向央行兑取法币，如此可消灭美金黑市，并可于每月为国家赚的外汇五〇万美金。”尹文敬的想法不错，不过却并无实施可能。战后政府的这劵哪劵不断花样翻新，无非是想方设法把老百姓腰包里的钱装进政府口袋。老百姓吃一堑长一智，政府的信用就日落西山，再说得天花乱坠，也没几个人相信了。

把美钞这样的硬通货攥在手里，人就踏实许多。

美钞不是人人都有，平价日用品却是大多数家庭必不可少的需要。城里的几家日用品平售店，可以依户口凭券配售平价日用品。但奇异的是，店里挤满了人买东西，门口则挤满了人卖东西。店内有的， 外面也有，价钱自然要贵，却也比普通店便宜，挤不进去的人，便在门口买一二样，毕竟也算是“平售”。

熙熙攘攘的美货美钞市场和平售日用品店外面，更多的难民蜂拥而至。

人挤人，人挤城，城市仿佛要爆炸了，戾气四溢，纷争泛滥。所有人都怨声载道，所有人也都惶恐不安。“像气候般，每个人的神经在衰弱下去；每个阶层都有他独特的谣言，以非乱真。”这是1948年10月24日《青岛晚报》刊登的一篇《深秋话青岛》发出的一声叹息。作者佩兰恻然描述，“目前的青岛，已经被物价和生活的重担，压迫着每个市民窒息不安……”

1948年10月15日，71岁的青岛老资格银行家刘子山，在上海静安寺路住宅病逝，身后遗留下一时难以统计的巨额财富，遍及多个繁华城市。出身掖县农家的刘子山少年到青岛谋生，一跃成为一代资本大鳄，其传奇故事，辄为本地人艳羡，以为榜样。青岛因为刘子山的存在，增添了许多不可知的可能性，也极大地丰富了本地的财富传奇履历。

刘子山逝世前几个月，青岛《青报》刊登过一篇题为《十年后，满街尽是刘子山》的文章，慨叹本地物价飞涨，人人俨然都成了一代富豪刘子山。

这份感慨，从两个故事展开。其一，某男去胶州路一家商店买面粉，谈好一包价格560万法币，等他回家拿钱返回时，价格却已涨到600万。双方遂发生争执，买方将店主打破了头。其二，济南路某商号去银行存储21亿法币，因为太多太沉，只好找来三个苦力用大车搬运，满满装了七麻袋。由此，市面上就新添出个“装卸法币业务”的奇特行业。

两个看似荒唐的真实故事，让《青报》的这个作者禁不住拿刘子山出来调侃了一番：“据说战前的青岛第一富户刘子山先生的财产值三千万银元。了不起，这是如何惊人的数目！但只有十年的时间，肩挑负贩之类，莫不超过这个数目，满街都是刘子山了。不知刘子山先生作何感想？”

在1948年的这个深秋，刘子山已经不能对任何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进行“感想”了。他和他的时代，正无可奈何地滑入坟墓。而对遍地荒唐的故事发生地青岛，不着边际的“感想”则毫无意义。几个月后的己丑春节前，刘子山被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因为落叶归根的考虑，墓穴挖得很浅，也没有立碑。

稳定一旦被打破，落花流水就不可抑止。不论在岸上还是在水中，无论曾经沧海还是初出茅庐，都无法置之度外。苍老的时间，正在敲打命运脊背上的每一根神经。刻骨铭心的疼痛，逐渐被麻木埋没。

1948年11月中旬，城中最触目惊心的场景，是馆陶路中央银行门前兑换法币的人群。上海《远风》月刊主编李白凤1934年曾在青岛客居，其1948年底在《远风》约请的一篇青岛通讯描述，济南被解放军占领后，从济南流入的大量法币进入青岛，大肆套购物资，市长龚学遂被迫下令兑换法币，每天只限取金圆10元，规定11月20日到期，导致中央银行门前瞬间出现人山人海的长蛇阵。为维持秩序，当局紧急采取了分流措施，规定每天下午三点在央行门前先发兑换牌号，第二天到励志社收兑处兑换。但兑换牌号的人太多，每天从黎明开始馆陶路央行外面就挤满了人，摩肩擦背，混乱不堪。因为男女混杂易生摩擦，排队形式遂被要求改成男左女右两队。女队人多，从抱孩子的少妇到十几岁的女孩，形形色色，因拥挤而发生的骚乱，每天频频出现。警察没有办法，就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胸前写上数字编号。央行门前的空地上，弯弯曲曲的队伍里面人人寸步不离，周围的小商小贩就蜂拥而至，贩卖烧饼、油条、花生、地瓜这些吃食，一时间让馆陶路的中央银行门庭若市。一般兑换10元的金圆券，需要两天工夫，穷人只能自己排队，有钱人则可以雇人代兑。队伍里面，以换牌号来卖钱的，也有不少。（8-8）

一条长蛇阵，直到11月20日才偃旗息鼓。

同一天，美联社发自青岛的一条电讯说，美国海军中将白吉尔当天证实，来自关岛的1250名美国水兵在赴青岛途中。这批水兵的任务，是协助美国平民撤退，并在必须时保护美侨财产。随后见诸报端的一张照片显示，搭乘运输舰来青的美国海军第九陆战队抵达时，该队司令休斯上校和青岛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汤玛斯准将，在岸边合影留念。

十几天后，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卡尔·迈当斯访问青岛，拍摄了一些街肆日常状况的照片，诸如美军连队穿过市区街道和难民排队等待领取一碗稀饭的情形，清晰可辨。大窑沟市场上的人群，依然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意味的是，一张照片仰视拍摄了福田汽车经销商仁德公司设置在闹市路边的大型广告牌，画面正中是一辆流线型新款福田轿车，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个摩登女郎搔首弄姿，车头号码牌位置写着具有诱惑性的“1949”四个阿拉伯数字。

广告牌上的一句“All-New！”对1949和福田汽车，都恰如其分，但对青岛来说，这个时候福田汽车画片头顶上写的“for you”，却像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广告牌下面的人力车上，戴礼帽的中年车夫木讷的表情，仿佛是给一场即将到来的闭幕式，预置舞台布景。同样面临终结的，还包括在青岛经营福田汽车已超过十年的仁德有限公司。阴差阳错的是，仁德公司让这幅“全新的”街头汽车广告图画，涂出了一个资本时代的休止符。

的是我吗 · 末日狂奔

1948年8月，中央大学毕业生刘禹轩来青岛报到，他对这个“比旧金山还美”的城市，最突出的感受就是，“除了山水之美外，青岛可以自豪于全国的就是物价之高了。和南京不同，这里谈到钱大半都是论美钞的。”一个外来的大学生对花美钞缺乏经验，对花出去的大票面法币，却知斤知两。

8月16日，刘禹轩和两个朋友在街上吃了一次中午饭，点了一个冷盘、一个冷拌海蜇、一个拔丝苹果，21个锅贴，花费1300万元法币。这在来自南京的刘禹轩看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拔丝苹果最贵，要500万元。吃完饭三个人到青岛电影院看了场电影《青梅竹马》，走出电影院，路上淅淅沥沥落起一阵冷雨。

刘禹轩当天经历的冷雨，是岛城前一天瓢泼大雨的尾声。这场破纪录的暴雨，被中央社记者以《青岛大雨》为题，发往全国。消息称，15日凌晨，青岛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一小时内降雨66.2公厘，雨势之强，创本市历史记录，贵州路积水齐腰。到中央社记者当天发稿时，大雨仍未停止。

这场大暴雨，将街道冲洗得干干净净，却涤荡不到五脏六腑的沆瀣一气。钱堆积出来的城市，一切以利益为驱动，并不信服脉脉含情的《青梅竹马》。南京初来乍到的大学生嫌拔丝苹果贵，偏偏有人不以为然。这就像是刘禹轩不用美钞，却挡不住别人趋之若鹜。

美钞在青岛的通行无阻，刘禹轩到来之前市井已司空见惯。一篇两年前见报的《青岛剪影》见闻，就记述过“真不知道我们已到了美国还是尚在中国”的光景：酒吧舞厅用美钞，一般的商店甚至街头的摊子小挑都也用美钞。高尚些的店家，会把货物美钞的价格标出来。舞厅里汽水每瓶美钞两角，舞票每张美钞两角，舞女坐楼子每小时美钞两元等等，都以美钞做标准，如付国币，就以时值来折合计算。美钞市场上，见天一群人熙熙攘攘着穿插过来穿插过去，看涨望落，忙活得不亦乐乎。

甫一照面，刘禹轩遇到的就是一个面临绝境的“矛盾之城”。这个外表光鲜亮丽的城市，正犹如一只被束缚的兔子，一丁点惊吓，就会战栗不止。没有人真正知道，希望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出路在哪里。

青岛的物价狂涨，已非一日，这就像一面黑丝绒帷幕，一层一层落下来，落一层，真实的黑暗和寒冷就逼近一份。可问题是，人们并不知道，接下来的黑暗和寒冷，会到什么程度。1948年3月6日《华北日报》的一篇青岛直击，记叙伴随着城市大面积停电，“在黑暗中物价却开足了马力大跑——这比抓兵与停电更普遍的威胁着每一个人。从过了旧年以后物价出人意料之外的上涨，自旧历年（二月十日）到阳历二月底二十天中上涨一倍半强，如兵船面粉年前不过八十多万一袋，至二月底就涨到二百万元，零售价格有售至二百二十万元者。”

城市外部交通的梗阻，是青岛物价狂涨的最大原因。陆上交通遭封锁，来源断绝，海运方面又因为各处统制食粮出口，购运手续异常严格繁琐。而城市内部，居民一下子由60万増为85万并快速向90万奔跑，加上难民源源不断的汇集，消耗与日俱增，到处供不应求，粮价高涨便自然而然。

物价，是城市安定与否的晴雨表。物价不断波动，居民寝食难安，市场就抽风一般愈加摇摆。为解决通货膨胀，政府在执行金圆制货币改革上就格外用心，企图杀出一条血路。至少，这比坐以待毙的死相要勇敢些。1948年8月19日币改开始，全国一刀切，一金圆兑换300万法币，一两黄金等于金圆券200元、一两白银等于金圆券三元、一美元等于金圆券四元。第二天青岛报纸登出消息，刘禹轩说“大家为之沸腾起来，终天讨论合多少金银面粉等问题。”以刘禹轩三个人三天前在街上的中餐花费计算，1300万元法币，也就4个金圆券多点。

8月25日上午刘禹轩拿到市立女中的八月份薪水，按照七月份生活指数270万倍折合新币，核41.40元，扣除半月伙食6元等，计得35.33元。下午上街大撒金圆券，2.5元买面盆一个，0.4元买玻璃杯两个，1.15元买热水瓶一个，1.75元买发蜡、肥皂、镜子、肥皂盒各一。刘禹轩感慨道，“对于惯于百万千万数目字的我们，乍听几块几角几分，真觉得像是耳朵出了毛病，又仿佛回了战前的太平年月去了。然而，然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啊！”

但“沸腾”的好景不长，币改维系的金融信用就开始崩溃，不可抑止的贬值与日俱增。1949年1月1日，高密路78号青岛同济大药房诊所的中医徐开五，在一张处方上写下了一段备忘录式的告白，将一场昙花一现的币改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勾勒得首尾相接：“自民国三十七年翁揆组阁，九一八改革币制，以法币三百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当时值物价一跃数涨之际，偶尔稳定物价，凡人力生活者，皆举额称度。当时银行公布兑换金银，黄金二百金圆一两，银元二圆金圆一块，面粉十元左右，小米两百上下，诊费公会定为门诊一圆、出诊二圆。每日可能诊例所及，买一袋面粉。谁想好梦不常，仅维持月余，抢购之风各地烽起。政府虽严厉制止，仍不能制服商人操纵矣。随之翁揆倒阁，物价开放，又孙科组阁，头一天各货更大涨矣。十二月份，年底三五日间，面粉六百余元一袋，黄金万余，白布八百余一匹，猪肉五十元，白菜三元多。处此之际，诊费亦随之而涨。然虽涨，已不能跟上物价平等矣。”写完这段话，徐开五给自己开出了新的价码：门诊卅元，出诊六十二元。老老实实说，如果徐大夫的病号不是排着队应诊，这个门诊费是养不活一家人的。

以徐大夫一家七口人吃饭计算，徐家在1949年一月份的活命公式，必须符合下面这些条件：每天保证六个病号得180金圆券，收现金不记账，一个月可买八到九袋面粉，每袋面粉45斤，一个人一个月吃一袋，不买衣服，不吃肉蛋少吃鱼，只以清水煮萝卜白菜土豆佐餐，勉强能够度日。病号一旦少过这个数，或者面粉再涨价，这个平衡立刻就被打破，徐家就只能再节衣缩食。（8-9）

套用同一个公式，放到三个月前，徐大夫家则会宽慰许多：每天六个病号计得六元金圆券，同样是收现金不记账不打折，一个月可购买18袋面粉，这样的日子便宽松逍遥，既能逛街买衣服看首饰，也能吃鸡鸭鱼肉并几两烧酒，还可以抽烟喝茶打打麻将，不节衣缩食，日子也挺滋润。不料，好梦不长，旧病就复发了。

元旦涨价的，不止青岛同济大药房诊所的徐大夫一个。高密路历来商号密布，数九寒天定眼一看，玉春号、宏新号、隆兴号、春兴楼、同和祥、天顺福鞋店、裕源商行、成文堂书局、中华池的各门生意，都奄奄一息，眨眨眼喘气的，就算是活着了。门外的大街上，物价魔幻般疯涨，如同过山车。1949年1月1日，在距高密路一条街外的四方路瑞芬茶庄买一斤茶，要花80元金圆券。到了2月份，80元一斤的茶叶，涨到480元。转入3月，瑞芬茶庄的茶叶已经是6400元金圆券一斤。3月的最后一天，9600元金圆券，才能够买一斤。

34岁的作家贾植芳偕同妻子任敏，1949年年初拿着上海卖稿所得的两万金圆券，乘船抵达青岛。其晚年回忆：“我们这次到达的时候，它是已经陷入混乱之中，街面上也凌乱不堪，与我记忆中的青岛恍如两个地方，北方的难民逃往南方，南方的难民往北逃，都涌塞到青岛。我们本来乘船到青岛后，再设法去解放区，但现在青岛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得与铁桶相似，看来不可能再走了，只好在青岛暂时住下。”两万金圆券显然不够贾植芳和妻子的生活费，好在贾植芳伯父的商行在青岛有办事处，紧要关头能接济一些，这才让一对年轻夫妇勉强把肚子填饱，不至于流落街头。

过去的几个月，对市立女中教师刘禹轩来说，生活的压力自然咄咄逼人：“近来青岛的物价涨得不象话，看样子，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许多同事们都唉声叹气，惶惶然有朝不保夕之慨；但我们几个（我是说我们几个相好的校友）还是处之泰然，而且越来越起劲，越过越痛快，天塌大家顶，我们怕什么呢？一个人能在渺茫的现实里看到希望而不惧不惑，这人是幸福的。我们虽非仁者、智者、勇者，但也绝非刽子手、胡涂虫和懦夫，我们又有什么顾虑的呢？”

的是我吗 · 困兽

但夕阳西下的青岛，气息奄奄，已焕发不出一丁点活力。一座城，笼罩在暮气沉沉之中，像极了斗兽场里疲惫不堪的困兽，预备将最后的气力，填进一场长睡不醒的春梦。来自泰安的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学生李恒彰1997年回忆，“什么都不对了，政策开始紧缩，币制也很不稳，早上领了钱，下午就买不到东西，政权摇摇摆摆，老是听到共产党打下这里，又打下那里……”官员在撤，有钱人在移，知识分子在躲，流亡者在逃，外国人在迁，伴随着出离名单的不断加大，物价的过山车，更是加速度狂奔不止。

1949年2月20日，己丑年正月廿三，中央社自青岛发出一条“青岛封结大量游资”的电讯，称“青市物价一周来上涨三倍，全由于游资作祟所致，十九日午沧口机场检查站在由沪飞青之民航机上查货现钞二十七麻袋，数额达九千四百余万元，运输市区时满装一卡车，该款系颐中烟公司张凤萧与中英人士伙同自沪交民航局包运来青者，闻警备部顷将该项游资全数封存英商汇丰银行，暂予冻结，听候处理。”同月25日出版的《青纺旬刊》第二卷第六期刊登简讯说，“近来因为物价节节上涨，员工原领膳费，不能配合这种‘三级跳’，以致菜蔬等等，都走着下坡路，食不果腹之现象，亦间有发生。”鉴于此，中纺总公司专门为青岛出台了新规定，将员工膳费基数各按原数增加若干，以图改善窘势。但这些措施，并未赶上飞涨的物价，到了4月11日，青纺公司库存食米业已告罄，12日不得不自行组织一个以徐宝福为主委的“职员膳食委员会”，分采购、会计、督查三组，合力度过难关。而摆在面前的现实是，之前三元二角一分一斤买入的大米，这个时候已上涨到三千金圆一斤。这让几乎是“无米之炊”的青纺职员膳食委员会负责人只好借《青纺旬刊》苦诉，“吾人目前虽不具备任何成功条件，但有承认失败之勇气。”

1949年4月1日，政府公布财政金融改革案，规定黄金白银准许人民自由买卖。城市日常交易中，声名狼藉的金圆券被要求兑换成银元结账。4月11日，国华商业银行青岛分行签发出一张本票国币改金圆券壹佰万元的支票，印证了金融混乱的现状。4月18日湖南路四十号大美汽车行的一张票据上，清晰盖有“付款时按当日银元价格折合金圆收款”印章，并同时加印“因印花无从购买容候补贴”字样。也就在这几天，甘肃路一户人家的厨房灶台下面，发现了一颗生出黑芽的土豆，表面粗糙的土豆皮面上，几株黑芽剑戟一般破皮而出，狰狞着扩散，让人看着不禁心惊肉跳。

滥发纸币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破坏了城市的所有平衡，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统计显示，中央银行青岛分行1946年上半年纸币发行额为97.7亿元，到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107808亿。1948年8月，由于法币信用破产，当局被迫再次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及黄金、白银、外国币券。不料，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油墨味十足的金圆券随即紧步法币后尘，面额越印越大。1949年3月30日，中央银行增发面值1000元金圆券，4月24日再增发面值10万元金圆券，随之在5月10日又公告发行50万元大钞。当局允许银元自由买卖后，青岛军政人员的薪饷，也开始改发银元和部分实物。

5月4日，青岛市政府向各银行、厂商等摊借细布6000匹、银元24500元，以发放员工薪饷。第二天，政府允许各银行开立银元存放款账户，但实已无力回天。5月8日，中央社的一条电讯直接说，青岛金融业已无业务可做。5月14日，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使出最后一招，以中央银行名义，发行五分、一角、五角银元辅币券，票面上空空荡荡的栈桥，被海水包围着，孤零零伸向远方。一盏路灯，将“银元辅币券”的凄然，烘托的惟妙惟肖。

一座困城，已无路可走。

侯健作为青年军复原保送生，1946年进入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其将1949年春天的青岛经历，称为“中国货币史上的奇观”：“卅八年春，金圆券是烫手山芋，谁与不肯留在手里，在青岛用的是美钞、银元、铜板（包括战前已不能用了的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镍币，以及自一分至半圆的美国硬币。银元使物价恢复到战前标准，而零钱不足。于是，美金一元，折银元八角，银元一元，可换得美国硬币八角，坐使美金一元，谨合辅币六角四分。辅币而高于本位币，实在是异数。更异数的是，山大自治会为‘解民倒悬’，自发辅币钞票，规定拿银元来换，没人只限两元。市面上居然一致接受，直到绥靖区司令部与青岛中央银行协商，由后者发行辅币，山大自治会的钱即刻收回才罢。”

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和青岛中央银行同在馆陶路办公，距离不过50米，大声咳嗽都能听得见。但上演在温水煮青蛙一般的城市闭幕式上的这一场末日合作，却是彼此发生的最紧密的联系。根据赵建修在《青岛银元辅币券》中的记录，“以应急需”的青岛辅币券虽然以中央银行名义发行，但设计、印刷等全由十一绥靖区主事。此券5月14日发行，采取“现兑”及“兑现”制度。市面可以银元自由兑换零用，兑入现银则专案保管，中央银行青岛分行不作一般营业支付。因时间仓促，十一绥靖区一印完辅币券，就交由青岛中央银行公吿，同时开始“现兑”，到5月25日止，兑出辅币券81000余元。翌日“兑现”收回20000余元。到5月31日，三种券面共印制830000张，合银元111000元。计五分40万张20000元，一角31万张31000元，五角12万张60000元。

青岛中央银行5月14日发行的三种辅币，在青岛市面上流通了不到20天，咔嚓一声就成了废纸。历史上最短命的货币“奇观”，让一城人手捧着花花绿绿的票子，泪湿半城。票面上路灯下的栈桥，保持着探入海中的姿态，一声不吭。

四方路福隆绸缎店的店员尚友贤，1945年日本投降后从平度来青岛，投奔姨家。他晚年回忆，1949年初几个月，市面物价飞涨，尤其是生活必需品，像大米，一天一个价儿。出门去买东西，得拿着大包袱装钱。没有人敢存现金。有钱人家就兑换成金元宝，富裕家庭就换成银圆，普通老百姓就存面粉，44斤一袋，都存不少。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米面的记忆往往最深刻。纺织女工于桂芳1950年代初听四方大康纱厂的老工人说，几年前那会，纱厂女工“发了工资就跑到大门那去，家属在那儿等着。把钱递过去，拿着钱赶快去买粮食。买晚了，又涨钱了。”于桂芳1934年出生在青岛，父亲那一辈从掖县辗转到青岛打零工。1949年她刚小学毕业，父亲就不让她继续上学了，原因是供不起。1951年17岁时于桂芳被招工进入国棉一厂，两年前“跑步买粮”的故事，她是听老职工讲述的。1919年建立的大康纱厂，是国棉一厂的前身。很多年里，老职工一直习惯称呼国棉一厂为大康纱厂。

事情的诡异在于，青岛街市上探头探脑的风萍浪迹，并不显现1949年春夏之交海岸锚地的真相原委。自始至终，己丑舞台上面和舞台下面跑龙套的角色，都不知道舞台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块从上面垂下来的幕布，脏兮兮的耷拉到地上，一直不曾完全敞开过。

一个己丑年，一城沉浮者，大半活生生的命运波折都深陷在海滩的泥沙之下。海涛一年年滚翻出来的，不过碎片尔尔。拼接起来的想象，距离真相千里迢迢。

不是尾声 · 改天换地

改变很快到来。

1949年6月2日，风尘仆仆的解放军依次进入青岛。

6月2日下午，青岛市军管会和青岛市人民政府驻入沂水路前国民政府青岛市政府办公楼，宣告青岛解放。这栋面对开阔的胶州湾入海口的行政建筑，最早是德国租借地的总督府。

6月2日，青岛市军管会在入城后第一时间发布第一号布告，称对青岛实行军事管制，同时接管包括军事驻地、行政机关、广播电台、中央银行、海关、码头、发电厂在内的城市所有重要设施。

6月6日，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本位币，北海币为辅助币，废除金圆券。金圆券以20万元折人民币1元兑换。

6月13日，新华社济南电讯称，“青岛市军管会金融部于二日派出军事代表，召集青市伪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与中央合作金库的员工，宣布接管。并于三日宣布伪金圆券及伪中央银行青岛分行所发的银元辅币券非法，授权由北海银行胶东分行（兼理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分行）限期五天收兑，同时并按牌价开始收兑黄金、银元、外币等。当该行于五日开始收兑时，市民前往兑换者极踊跃。”

6月15日，军管会工商部发布了一份“仰各周知”的通告，称素为著名商港的青岛业已解放，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实行对外物资交流，特决定当日起开放对外贸易。在新的贸易管理办法与税则税率尚未颁行前，暂决定：当前解放区对外汇兑关系，尚未正式建立，故一切物资出口，必须先有等值之物资输入，方可申请输出，否则概不准出口。海关之一切报结关手续及税则税率，暂仍照旧不变。除分令外合行通告。

6月27日，军管会金融部一份接管工作简报提及，已完成接管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银行原有职员869人，前来报到的672人，眷属515人。其中“上级职员顾虑能否被录用，担心生活水平降低后难以养活眷属，担心不能和我们同样吃苦。他们之中有的为迎合我们则脱去西服换上长衫，有的减少菜食表示清苦，有的避开我们乘坐洋车。下级员工要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事制度。”过去一些被辞退的员工，亦前来要求职业。

6月29日，军管会就青岛金融货币政策做出指示，认为“入市以来，对金融货币工作分作两步进行的。第一步宣布人民币为本位币，收兑了伪金元券，伪银元辅币券，禁止美钞、黄金在本市场流通，由银行挂牌收兑。因为本位币尚未占领市场部与合作社，大批的抛售粮食、布、纱，支持人民币；并决定机关、部队、公私企业，收费开支一律实行本位币制。以上措施，是收到了成效。一般的说，青市金融货币波动不大， 物价较平稳，因而人心较为安定。”但军管会同时承认，由于内部动员还不够深入，各种措施还不够有力，对市民的宣传还不够普遍，以致人民币的威信，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银元、美钞、黄金的威信，还没有打垮。就此，要求银行要挂牌收买银元、美钞和黄金。为了便于市民兑换，除了银行所属单位负责兑换外，在各个大的市场以及汽车站、火车站都要设立兑换处，进行兑换。同时办理折实储蓄，消除市民对本位币的顾虑，减少物价波动。

7月1日，以稳定市场、安定民生和发展生产为理由，青岛市军管会布告严禁金银、外币计价行使或私自买卖。消息指这一措施获得民众拥护，拒用银元运动已在全市展开。工人、学生连日在街头进行拒用银元和反对金银投机的扩大宣传。有市民包围宣传卡车，呼喊“取缔银元贩子！”等口号，《胶东日报》则开始刊登各界支持军管措施的投函。新华社证实，“许多市民已开始将银元与外币向银行兑换人民币”。但实际上，杜绝金融黑市的工作耗费了大量精力，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仅四沧区一地，到8月10日就在对金银贩子进行的大搜捕中追查了48人。当月，人民银行北平分行营业部开始承作北平青岛间汇兑业务，汇率每日挂牌公布。

接下来的几个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更多的接管人员很快被填充进来，这其中包括从胶东军区武装部后勤部研究室调来的李生信，他的任务是接管西镇的一个骨粉厂。令李生信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开工资的时候，一拿到工资，工人都跑了，跑去买东西。物价涨得太快，开工资的时候能买一袋面粉，跑的慢了，到市场弄不好连半袋都买不到。“工人家里，有点东西的，都是买两匹布。外地工人在床底下基本都有点布，发了工资，买点布，没有地方搁，就放在床底下，到时候再拿着回老家。”

李生信说，“国民党时候都是法币，开工资的时候有一麻袋，但是买不着东西，我去接管的时候就不用法币了。1949年末那时候币种很多，像渤海币什么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货币，比较混乱。”（9-1）

1949年12月8日，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发布“外所字第一号”通告，称“兹遵照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及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施行细则第十四条之规定，组织青岛外汇交易所，定于十二月八日正式成立，所有外汇存单即日起一律在该所交易，并经制定青岛外汇交易所规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汇农银行、金城银行获得“暂准办理指定银行、业务银行”。

1949年冬季和1950年春季，对于刚刚改天换地的青岛来说，实质上依然是个面临“风云变幻”的季节。工厂开工不足造成的大范围失业，导致居民收入来源减少以至断绝，市面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许多家庭发生了严重的生活困难。冬日明晃晃的阳光下面，新政权与贫穷的博弈，迫在眉睫。时任市委副秘书长的章若明回忆，市委书记向明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就紧急通知民政局长崔介汇报各区春荒灾情，交代组织生产自救和以工代赈。期间政府先后发放救济粮200余万斤，救济盐8万多斤，救济款近18.6亿元，救济人口8.8万。

对一个80万人的城市来说，即便是十分之一的贫困人口，200万斤的救济粮其实也是杯水车薪，每人一两食用盐，倒是能勉强对付头晕乏力和腹胀，不过终究是缓兵之计。新旧交替时刻，政府资源的匮乏，可见一斑。从1950年初发放的救济款依然以旧币计算看，1949年6月6日军管会宣布的以人民币为本位币，金圆券20万元折人民币1元的方案，仍然在路上。

佐证币改过程性的另外一个例子，是1949年12月《胶东日报》发行部开出的一张订报凭单，上面显示中纺青岛针织厂第二工场订报四份，期数为30期，订费18000元，结算使用的依旧是旧币面值。

1950年春末，日见抹去尘埃的青岛京剧舞台，重新开始粉墨登场。当年5月6日，程砚秋和程剧秋声社弟子与青岛名票于振之、袁立干、季砚农、王振金等人，在河南路18号的明芳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照片中人多一袭正装黑衣，站姿讲究，表情严肃。这是程砚秋第四次到青岛，与本地众票友早已熟识有加。程氏与青岛的第一次相遇，是1927年2月受东莱银行刘子山的邀请，从掖县转道而来。是行本专为山东军务督办兼省主席张宗昌的父亲祝寿，名伶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高庆奎、筱翠花、程继先、王又辰遂悉数出场，接下来青岛献演三天，隆重异常。程砚秋后来两次莅青，分别受本地和声社与程剧研究会的专门邀请，一票人眼巴巴看的就是程戏，待遇自然与之前大不同。1950年5月6日照片上的青岛票友，都是早年追捧程门的旧人，尽管老态毕显，执着却似不输当年。

冬去春来，不论是程砚秋和秋声社，还是一众青岛票友，都已饱经沧桑。宾主一番抚今追昔，不无“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的依依不舍。太阳底下海风习习，明芳照相馆外面的河南路马路上，沿街庭院深深，房屋依旧，老面孔却消失了不少，红旗疾舞的城市气象更是今非昔比。

和声社同仁耳熟能详的旧年月，不知不觉就成为了背影。

1948年高中毕业的郑宝珩，1950年9月进入青岛人民银行，成为试用人员，三个月之后转正。此后几年，“人很好”是郑宝珩对银行共事的入城干部的大概印象，在他的记忆里，“他们其实对工作有些似懂非懂，没多少真正内行的人。主要依靠的还是一些留职的老班底。”

郑宝珩上班的青岛人民银行大楼，在馆陶路，设营业部和辽宁路、堂邑路、河南路、东镇、四方几个办事处。馆陶路南边的中山路，习称街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银行、金楼、照相馆、眼镜店、药房、理发厅、餐馆、电影院和各种各样的商店。1949年10月11日，观象一路19号的蒋伯英曾经在中山路131号的天真照相材料行，买过20卷7×125尺的大胶卷，合计人民币26万元。买了胶卷，蒋伯英在一张从记事本撕下来的纸上，用钢笔写下了规格、数量和单价，签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时间，并在大小写的金额上面，盖了私章。检索蒋伯英信息，集中出现在1947年到1948年的《青岛晚报》《大中报》《青报》上，跟一个叫“大中华”的字号密切相关。当时风头正劲的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老板，恰是蒋伯英，其投资拍摄的《满城风雨》和《龙凤呈祥》，是这期间热映的华语电影。而战后青岛本地涉及“大中华”的商家有两个，一个是大中华钟表眼镜行，一个是大中华书局。大中华书局在1946年最卖力推销的一本书，是《纳粹德国兴亡史》。1949年秋天在中山路天真照相材料行购买胶卷的蒋伯英，究竟是不是拍电影的蒋伯英，则还有待证实。

依照1951年的统计，中山路一条街，仅百货商店，自海边就依次排列有益新、公利号、王顺昌商行、达礼百货店、中和商行、联合商店、怡和祥、信诚商行、前进商行、恒昌商行、永安百货店、大安百货店、协成百货店、协昌百货店、大华百货店、世界商场、宏大商店、永丽、华成绸缎局、中安百货店、建新百货店、青华、瑞大、祥云寿、康顺公司、新华百货店、大众商店、中国国货公司、友谊商店、环球、同兴百货店、共和商场、公益百货店、大新商店、新新百货店、裕民商场、联谊百货店、六合百货店、新聚昌、鸿聚昌、三聚福、远东百货店、北京商店、群众商行、红星百货店、新昌百货店、世界商店、永康、新亚商行等，可谓洋洋大观。大部分商店的名字、经营内容和店内陈设，还依旧延续着过去的模样。一些商家的门口，挂起了红色的旗帜，商家对客人的称谓，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更多的改变，在路上。当福禄寿电影院《列宁在十月》的紧张情节还让人牵挂不已的时候，“为了迎接胜利第二新年”，北京路上的谦祥益绸缎百货店重修了门面并整新内部，特设廉价部，自1951年1月4日开始“各货削本牺牲一星期”。两天后的1月6日，中山路196号甲的宏仁堂乐家老药铺在《青岛日报》刊登了一则启示，庆祝本堂劳资协商会议胜利成功，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表示监制的所有成药，一律提高质量，减低售价，并希望批评指导。劳资平起平坐新姿势下的阵阵削本降价声中，隐约透露出一丝风雨欲来的信息。谦祥益和宏仁堂，都是街里老店，稳坐钓鱼台几十年，标杆作用不言而喻。

新的城市风尚，也开始在街里日积月累。穿制服的新入城者，对中山路的三类去处最感兴趣，一个是照相馆，一个是理发店，再一个就是点心铺。诸如金山、艺光、其美、泰昌、万象、美丽、永丽、天真、鸿新、环球行、博爱这些照相馆，生意一时间爆增，每天熙来攘往。糕点商号，传统客户和入城人员兼有，洪源号、新成号、中发号、万大号、振业制果厂和志成食品店这几家点心门店，多门面依旧，鬓发未改。

一些人和一些事，则志得意满。峰回路转的快意，淹没了很多的蛛丝马迹，只剩下面向未来的笑容。一时间，风光绚烂无比。

1951年，一路坎坷的金城银行青岛分行随总行实行公私合营，1952年12月加入公私合营银行青岛分行。金城在青岛的历史，从设置分行到结束独立经营刚好是二十年，前后经历了两次国民政府派系复杂的统治和沦陷的围困。金城的命运，很多时候并不在缔造者周作民的掌握中，尽管他已经有了好多妥协，尽管他是个金融诡才。金城的荣耀，仅仅在历史的一些瞬间，发散出了灿烂的光芒。许多时候，它更清楚的表情，被各种迷雾遮掩住了。

周作民和金城银行青岛分行的设计者陆谦受，都活着看到了这家私营银行的消亡。1955年3月，71岁的周作民在上海病逝。病逝前，周曾担任过全国银行业公私合营董事会的副董事长。据说在周作民生前参加的一次国宴上，周恩来特意走过来给自己的这个淮安同乡敬酒，三杯之后，周恩来迈近一步，靠在周作民耳边说了一句话：“这酒不好喝哟，还望别怪小弟勉强了您。”周作民听到这句话的感受，没有人知道。

在金城在青岛的故事中，缺少关键人物孙汝为后来的资料。孙汝为1928年秋天从青岛去杭州上学的儿子孙泽瀛，后来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读完了博士，先后主持筹建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和江西大学数学系，撰写有《解析几何学》和《近世几何学》等教材，并创办了《数学教学》杂志。后来，孙泽瀛倡导了在大学开设运筹学课程，并翻译了莫尔斯与金布尔的世界上第一部运筹学专著《运筹学讲义》。然而，孙泽瀛的这个数学故事，已经和青岛，以及金城银行，完全没有关系了。

: 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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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水《青岛闻见录》，1915年《小说月报》第六卷第第一号。

:马维立-王栋《在波恩关于青岛开发史的通信（1897-1914）》，王栋译，未刊稿。马维立掌握的资料显示，哥伦比亚地块西侧的土地属于王守文，再往西的地块属于玛特维希，后者在1913建造了玛特维希旅馆。

:罗兰德•贝恩没有和其参与投资的顺和洋行一同等到1914年的秋天离开青岛，之前他将俾斯麦大街的住宅出售给了在津浦铁路征地筑路过程中暴富的铁路总办李德顺。而诸如贝恩与李德顺这样的地产转换，也正是租借地时期投资变化频繁的城市常态。

:韩同文《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传略》，《山东文献》28卷3期（2002年12月），第14-24页

: 钟兆云《解读一代狂儒怪杰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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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青英领祝英皇诞辰》，1932年6月3日《青岛民报》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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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志俊《我的家世与个人经历》，《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 《社会局举办工人储蓄指导委员会》，1932年6月22日《青岛民报》第六版。

: 1930年9月8日镇江《农矿通讯》第五十一期、《中华农学会报》1930年第78-79期。

: 《姚经理仲拔赠送京行图书室书籍目录》，1936年6月30日《交行通信》第8卷第6期P15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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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大陆银行奖赠本市本届中学会考办法》，《青岛教育》1934年第2卷第4期。

: 张经伟《解放前的济南金融业》，《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 《鸣谢公安局第四分局破案之神速》，《青岛时报》1933年5月1日第三版。

: 1923年6月3日《汉诺威-信使报》副刊，见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胶澳志·人物志·乡贤》

: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李东泉、周一星《1935年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的背景、内容与评析》

:参见青岛市史志办编青岛史志《商业志》第二章《外商企业》相关记录。

: 《焦土抗战的沈鸿烈》，1938年8月16日广州《宇宙风》第七十三期。

: 1922年傅炳昭与黄县同乡刘鸣卿合资开设山左银行，对同乡创业贷款抵押颇多优惠，使山左银行成为半个黄县银行。

: 《平康五里内容一瞥》，1934年2月20日《青岛时报》第六版。

: 王幼侨《青岛游记》，1936年《河南博物馆馆刊》第二期。

: 台北近史所存《谭延闿日记》。

: 1908年10月31日《山东汇报》（德文名称《胶州邮报》）。

: 《青岛商会之燕谢日军》，1915年10月7日《顺天时报》第4253号。

: 《胶澳志•人物志•乡贤》。

: 贺伟《风雨半城山•刘子山传奇》，青岛出版社2017年5月版。

: 1932年6月21日《青岛民报》第三版。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56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74卷。

:青岛市工商联《青岛绸布商业沿革纪略》，《青岛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49页。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28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85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70卷。

: 1932年11月北平国货陈列馆陈列并出版《提倡国货歌》词曲。段鹤卿作《提倡国货歌》见1934年上海国货月报社《国货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 1932年6月5日《青岛民报》第五版。

: 吕文泉《国货运动与青岛国货公司》。

: 姚明甫《青岛一瞥》，郑州明新中学校1936年12月出版。

: 萧应椿后参与收回山东各路矿权谈判。见《清史稿》志一百三十二。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53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26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9全宗1目录第4040卷。

: 中国民主建国会青岛市委员会、青岛市工商业联合会、工商史料工作委员会编《青岛工商史料》第四辑，1987年5月版P178。

: 《平民教育委员会纪事》，《胶澳商埠教育汇刊》1924年。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70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423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50卷。

:参见吴坚《劈柴院的批发市场》，《青岛晚报》2008年1月6日。

: 1932年6月30日《青岛民报》第六版。

: 1932年6月29日《青岛民报》第三版。

: 青岛档案馆馆藏档案：B30全宗2目录第353卷。

: 青岛档案馆馆藏档案：B30全宗2目录第353卷。

:转引青岛市史志办编青岛史志《工商行政管理志》第四篇《市场管理》第一章。

:1932年4月15日青岛市政府市有土地房产整理委员会签署的《东方市场改建办法》开始使用东方市场称谓。东方市场整个布局呈曰型环绕，开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每个门的正上方镌有四个半米见方的颜体“东方市场”大字。

: 《东方市场翻造将动工》，《青岛时报》1933年3月17日第六版。

: 1933年到1934年在青岛上学的黄宗江曾回忆，那时侯每逢星期六、星期天，都要到荒岛书店买书看书。

: 《市商待遇不均之怪现象》，1925年4月8日《中国青岛报》。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9全宗1目录第4365卷。

: 《青岛财政局实行归并》，1924年5月5日《申报》。

: 《胶澳志》，胶澳商埠局1928年12月版。

: 《青岛组设地方银行近讯》，《银行月刊》1924年第4卷第4期P131-131。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9全宗1目录第1819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9全宗1目录第1819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9全宗1目录第2151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9全宗1目录第2151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9全宗1目录第947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9全宗1目录第2530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414卷。

: 《青岛地方银行实行清理》，《中央银行旬报》1931年第3卷第15期P28。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66卷。

: 刘声木撰《续补汇刻书目》卷25。

: 玄贞《青岛之银行业》，1935年《海王》第7年第17期。

: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1937年出版。

: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4》，1934年6月出版。

: 参见贺伟《风雨半城山》，青岛出版社2018年版。

: 《东莱银行定期开业》，《青岛民报》1932年12月29日

: 张庭光《青岛各银行储蓄规章之比较》，1934年《交行通信》第5卷第2号。

: 《青岛拟设农工银行》，《中行月刊》1933年第6卷第1-2期P162。

: 《青岛农工银行开幕》，《银行周报》1933年第17卷第18期P5。

: 《鲁游追记》，1935年《食货》第2卷第1期。

: 《农工银行乡区贷款市府训令严催》，1937年7月21日《青岛民报》第六版。

: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

: 《民生银行昨日开幕》，《青岛时报》1933年10月2日第六版。

: 《山东省银行董监事会人员名录》，1947年《山东财政年刊》P147-148。

: 倪锡英《青岛》，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 中国建筑师学会《中国建筑》1933年第一卷第一期。

: 贺伟《风雨半城山》，青岛出版社2018年版。

: 《山左银行注册批准》，《银行月刊》1924 第4卷第2期P7。

: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A39全宗2目录第62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1全宗1目录第554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13卷。

: 贺伟《风雨半城山》，青岛出版社2018年版。

: 1924年4月25日《大陆银行月刊》第2卷第4期。

: 1931年《民国二十年青岛大陆银行报告总经理处提案》，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大陆银行档案史料选编》。

: 1935年11月23日实业部总务司印行《实业公报》二百五十三、二百五十四期。

: 《金城银行将设青岛分行》，《中央银行旬报》1931年第3卷第16期P32。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3目录第1610卷。

: 1930年2月《中华全国电政同人公益会会报》第57期。

:李愈《第四工场》，1930年3月15日上海《现代小说》第3卷第五六期合刊。

: 1934年8月21日《青岛民报•每周文艺》第十三期。

: 《诗人臧克家》，1942年9月15日上海《新申报夜报•星空》第三期。

:卞之琳《我的〈印书小记〉》，郑振铎、傅东华合编《我与文学》，1934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

:《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 1989年《新文学史料》第3期。

: 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一期。

: 1934年6月3日《青岛民报•每周文艺》第二期

:焚稻《哭李同愈》，1943年7月8日上海《太平洋周报》第一卷第72期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594卷。

: 《东方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刊于1904年3月，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文学》月刊1933年7月在上海创刊，郑振铎主编，傅东华、郁达夫、茅盾、鲁迅、胡愈之、王统照陆续参与编辑，1937年11月停刊，共出版九卷。

:王亚平著《永远结不成的果实》，文通书局1944年版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9全宗1目录第1819卷。

: 《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开幕》，《中央银行旬报》1931年第3卷第18期P29。

: 1937年《金城银行股东名册》，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

: 1930年《金城银行职员薪津规则》、1936年《金城银行待遇章程》，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金城银行档案史料选编》。

: 《各机关奉令减薪》，1932年6月4日《青岛民报》第六版。

: 彭望芬《青岛漫游》，1936年2月生活书店出版。

: 刘劲《拟设中国实业银行说明书》，1917年《太平洋》第1卷第10期。

: 《北京中国实业银行开幕广告》，1919年5月6日《顺天时报》第5501号。

: 《中国实业银行设青岛办事处》，1930年《中央银行旬报》第2卷第17期。

: 《中国实业银行在浙设代兑处》，1930年《中央银行旬报》第2卷第23期。

: 《胡孟嘉兼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1935年《银行周报》第19卷第21期。

: 叶春墀主编《青岛概要》，1922年2月版。

:《青岛银行公会成立》，1931年《银行周报》第15卷第8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3目录第1008卷。

: 叶春墀主编《青岛概要》，1922年2月版。

: 《青岛设英美银行》，1919年12月15日《农商公报》第6卷第65期P45。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22全宗1目录第75卷。

: 《青岛金融机关》，1933年10月《中央银行月报》。

: 《青岛之银行业》，1935年《海王》第7年第17期。

: 芮麟《编辑青岛民众读本的计划及经过》，1936年12月1日《青岛教育》第四卷第六期

: 《阿尔弗莱德·希姆森回忆录》，青岛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49卷。

: 1934年2月1日《青岛时报》第三版。

: 《祝融肆虐高密路四明楼被焚》，1932年7月11日《青岛民报》第六版。

: 《协祥鞋庄遭火焚毁》，1935年2月20日《青岛时报》第六版。

: 《济南路改铺小方石路面》，1932年5月23日《青岛民报》第六版。

: 1934年2月2日《青岛时报》第一版。

: 1933年10月《中央银行月报》第2卷第10号。

:拜金《高柜台》，1936年10月10日天津《诗歌小品》创刊号。

: 陈秉直《青岛市与工业》，1934 年《青岛工商季刊》第2卷第1期P150。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1888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42全宗6目录第1卷。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462卷。

: 1931年6月30日《检验月刊》第20期P30-35。

: 《日人经营青岛工业之概况》，1922年3月28日《银行周报》第6卷第11期P26。

:玄贞《青岛的火柴工业》，1935年《海王》第7年第36期P648。

:孙保锋《青岛民族工业百折不挠》，《青岛日报》2011年5月。

:参见徐畅著《鲁商撷英》（第六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版。

: 尹致中《靑岛浮雕》，1979年3月20日《山东文献》第4卷第4期

: 倪锡英《青岛》，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 转引自《胶澳志》，胶澳商埠局1928年12月版。

: 叶春墀主编《青岛概要》，1922年2月版。

:青岛市档案馆编《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年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8全宗1目录第371卷。

: 转引自《胶澳志》，胶澳商埠局1928年12月版。

: 《熊炳琦请维持青岛金融》，1923年5月8日《顺天时报》第6888号。

: 玄贞 《青岛之银行业》，1935年《海王》第7年第17期。

: 《青岛民众陆续逃避已充满恐怖气象》，天津《庸报》1937年12月12日

: 叶春墀主编《青岛概要》，1922年2月版。

: 《本市狂风骤起之由来》，1932年5月26日《青岛民报》第六版。

: 许世英《日本之工业》，上海日报社1937年出版。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32全宗1目录第518卷。

: 《大阪储蓄银行设青岛支店》，1943年5月6日《青岛大新民报》第二版

:俞平伯《丁丑青岛纪游诗》，1940年发表于天津《庸报》，1948年12月13日再题《丁丑胶海纪行一百八十五韵》刊天津《民国日报》。

: 《李叔同集》，东方出版社2008年8月。

:毛彦文《往事》，商务印书馆。

: 高泳修《漫游记残》，1937年6月30日《现代读物》第2卷第33、34期合刊。

: 老舍《五月的青岛》，1937年6月16日《宇宙风》第43期。

: 台静农《跋自书鲁迅诗卷赠方重禹》。

: 台静农《我与老舍与酒》。

: 《李叔同集》，东方出版社2008年8月

: 《青岛各华商银行停业》，1937年《金融周报》第4卷第23期。

: 李先良《抗战回忆录》，乾坤出版社1948年6月版。

: 《复丰银行青岛分行开幕启事》，《青岛大新民报》1944年5月3日第一版。

: 《银号业同业公会昨举行成立大会》，1943年5月12日《青岛大新民报》第三版

: 1936年9月19日《实业部公报》第297期

:周凤英《李代芳其人》，《青岛文史资料》第八辑，第54页

: 联合征信所编《上海金融业概览（三十七年版）》，1948年出版。

:王伯条《青岛工业与工人》，1947年7月25日《中国劳工》第7卷第7期P12

:王伯条《青岛工业与工人》，1947年7月25日《中国劳工》第7卷第7期P12

: 青岛市档案馆馆藏：B38全宗3目录第1135卷。

: 青岛档案馆编辑《青岛解放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

: 青岛档案馆编辑《青岛解放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